古代教育方法实用13篇

古代教育方法篇1

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但有不少思想家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论述最为丰富，其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虽然其中大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蕴藏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谓硕果累累，内容丰富。

1.奴隶社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夏商周时代，就已有了伦理与军事方面的教育。整个夏朝，道德教育也主要局限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产的行为规范教育。殷商时期，虽然仍迷信自然，但开始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周朝时期强调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 “明人伦”，把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确立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别，教导人们安于本分，切勿犯上作乱，以维护社会秩序并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当时国学的德、行、艺、仪四教，就是以明人伦为主要目的的。可见，这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

2.封建社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及没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就儒家而言，孔子的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是最为丰富的，其影响也是最大的。根据孔子的论述，“仁”和“礼”的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虽然结合其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的特殊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不同的强调、补充和发展，但大多未离开孔子规定的基本思想。例如，汉儒董仲舒注重 “三纲五常” 的伦理教育。实际上 “三纲五常” 是孔子所谓 “忠恕”、“孝悌” 等规范的精致化;后来，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纲常礼教思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赋王权”，“君权神授”等理论，系统论证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绝对性。

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落时期，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面对这种局面，再也拿不出像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来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它的没落。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只选取一些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的主要方法列举如下：

1.灌输式教育。统治者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使儒家的经典《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得以普及。历代统治者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来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如《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神童诗》、《增广贤文》等等。这些读物均为当时学童的启蒙教材，不管其是否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只要求其奉读铭记，无条件接受。当然，统治者编写的这些读物容易背诵，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使其在民间大量推广流传，从而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目的。

2.化民成俗。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本地区的为民法式的人和事，一经发现，就会奏报朝廷，以门庭悬挂荣誉匾额大事宣扬以示表彰，树立典范加官晋爵，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建立家谱家规等。通过这些方式营造出统治者所需要的社会氛围。随着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积累，形成了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社会民俗。

3.言传身教。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他们认为“言教为后，身教为先”。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教育者应该是伦常的完美体现者，是学生的道德楷模，要以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知来教育学生，感化学生，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为学生树立好典范，以此实现道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

在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的研究中，其角度是多元的，涉及原则、内容、途径、方法等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原则上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在教育内容上注重目的性和针对性;在教育途径上重视教书育人和训教合一;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传承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强调道德教育及其方法的运用，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把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首位;强调对人仁爱，对父母孝道；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培养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是知行结合。

表面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人的价值和现实利益，实际上道德已沦为统治的工具，道德被做作知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道德中的人饱受封建道德的压抑与束缚。但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德育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史上，这个思想却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四、结语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方法在其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有其参考借鉴的价值。立足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大胆借鉴利用其精华部分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继承历史优良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

版社，1985年.

[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

古代教育方法篇2

一、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本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历代统治者特别重视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个人与家庭、宗族、国家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建设和强化，而伦理道德也在论证和巩固这种政治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古代从统治阶级到庶民百姓都特别强调道德教育及其方法的运用，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核心内容将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划分为外在的教化方法和内在的修身方法两大类。“教”在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指统治阶级的“教育、训诲”；“化”指“具体化、感化”等。教化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种“上施下效”的教育活动，因而教化方法是指用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理论灌输并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原始社会教化主要表现为由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通过耳口相传、观察模仿等方式向青少年传授生产技能和道德规范；进入奴隶社会后，甲骨文中对教化已有记载，孔子是古代教化思想的承前启后者，明确指出“上化”“下习”这两种具体教化方法的主要途径。修身方法是中国儒家强调的自我修养、自律自教的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如思维自律修养的自省方法、言行自律修养的克己方法、习惯自律修养的慎独方法等。

二、两种教育方法的确立依据及其关系：

教化方法的确立依据教化方法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其本质是使人们在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之后，明智自觉地进行社会规范的选择。意识的能动作用、对人性的认识和灌输理论是教化方法的确立依据。在方法途径上，修身方法强调的是内心思想的转化，其实质是一种内化方法，其确立依据主要包括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教化方法与修身方法之间的关系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教化方法强调教育主体从外部对于教育客体进行正确思想意识的灌输，是一种外化方法；而修身方法更注重强调教育客体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化，是一种内化方法。修身方法是内因，教化方法是外因，两者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修身方法是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水平变化发展的根据，教化方法通过修身方法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水平的变化发展起作用，两者护卫条件，同处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三、两种教育方法的功能及其特点：

教化方法和修身方法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为宣扬统治阶级思想、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巩固统治阶级地位服务的，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受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影响，两者又都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消极作用。教化方法是一种注重外在思想灌输的外化方法，在原始社会，其功能具体表现为使青年人掌握生产技能和道德规范；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其功能具体表现为通过对百姓进行政治规范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培养一代又一的顺民。因此，教化方法的功能是通过强调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运用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等教育方式，将本社会、本阶级的思想意识由外向内地对人们进行教育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统一，以达到维护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目的。而修身方法以教育客体的内心活动为特征，注重其内心思想转化；本质是强调人们进行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自觉性，从而开发教育客体的内在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以充分发挥内因的作用。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推行这种方法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自觉用统治阶级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要求检查自己约束自己，以便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同时，统治阶级还将修身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并作为治国的手段之一。由于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深受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同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比，其具有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相结合、教育内容具有历史继承性、方法途径选择具有内在性、方法使用过程具有强制性和浓厚的渗透力这五个特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属于政治伦理，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统治相结合的产物，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思想既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伦理思想，又是一种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思想，这既是等级制度的基本要求，又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巧妙地将伦理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以忠孝为基本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导致了伦理专制。伦理专制是政治独裁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政治独裁专制则是伦理专制的前提和保证，主要表现为一种追求内在价值的教化方法，是征服人心的内化方法。

古代教育方法篇3

一、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源远流长，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方法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时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诸多方法中，一直较为受统治者推崇的主要是社会教化方法和自身修养方法：

1、社会教化方法

原始社会的口耳相传，观察模仿，奴隶社会周公倡导的“化民成俗”、“以礼正俗”，孔子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集大成者，他特别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后天培养，希望通过后天的教育，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都能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成为贤人君子。

1.1理论灌输

古代统治者为了系统地传播、灌输有利于统治者自身的伦理道德，除了在课堂上对这些伦理道德进行系统地讲述之外，还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让统治者的伦理道德思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1.2教化百姓

各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定乡约民俗，推进化民成俗。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清朝在全国乡村广设乡约，集中宣讲《上谕》，最后进行评比鉴定。通过这样的方法，在乡民中普及统治者的思想，在百姓中形成风俗，以顺利达到教化的目的。

1.3重视统治者和教育者的言传身教

儒家特别重视统治者的师范作用，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做好道德和伦理的表率，做万民心中的贤者，这样在百姓心中起到模范作用，才能教化百姓，开启民智。

1.4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

古代道德教育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认为“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近君子，远小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他们都看到了客观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的德行方面的差异是受客观社会关系的影响的。

2、自身修养方法

2.1学与思相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强调，个人在修身的时候，既要重视学习，又不能忽视思考，将学与思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将前人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内在修为。

2.2积善成德

个人要通过学习和践行圣贤的优秀品德，使自己的道德境界得以提升。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人非圣贤，只有通过后天的不断学习，才能达到社会道德的要求。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困境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但是随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经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近段时间以来，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被弱化；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等等。

三、如何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1重视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在当代中国，课堂依旧是进行国民教育的主渠道，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想取得实效，就必须抓住课堂。要针对各个阶段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升国旗、唱国歌、播放爱国主题教育视频、参观红色革命胜地等等。

3.2不断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尤其是思想政治素养

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一个好的教育者能对受教育者一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随着大学不断的扩招，大学生的素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师范类院校作为培养教师的主阵地，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要想提高教师素养尤其是思想政治素养，必须不断提高教师的准入门槛，要制定严格的教师选拔标准。与此同时，也要提高教师的各项待遇，真正把教师培养成社会的高端人才。

3.3重视榜样的力量

对于民众中德先进事迹，模范典型如要加大宣传力度，达到家喻户晓。在民众中形成人人争做模范，个个争创典型的氛围，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利用榜样的力量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3.4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传播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不仅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介，还要充分利用微博、论坛、网页等新的传播媒介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

言而总之，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东西，我们要真正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顺应时代潮流，让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1] 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2010.12

古代教育方法篇4

一、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及其特色

（一）经学教育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具有价值观属性的经学教育是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指导人行动的灵魂，是社会运行发展的精神核心。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必然是统治者的价值观。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价值观被社会成员接受认同，就要进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儒家的价值观，它集中体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所谓的经学也就是儒家经典著作之学。从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经典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性即灵魂性内容。西汉开始的经学教育包括《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礼经、春秋和《孝经》、《论语》，通称为《七经》。经学不仅成为汉代学校教育的内容，而且也成为官考入仕的内容，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更是如此。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统治者的不同需要，以及统治者认识程度、主观偏好的差异等因素，经学的教育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有所变化发展。西周原来的《六经》到西汉变为《五经》乃至《七经》，唐朝时期把《七经》扩展为《九经》和《十二经》，而到了宋朝，经学的内容发展为《十三经》。从宋朝开始的经学包括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也都被包括在经学之中。经学之所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因为经学中具有统治者所需要的价值观念，诸如《春秋》中的“大一统”观念，突出强调重视国家统一，不能分裂。南宋学者喻樗说:“六经数十万言，只十个字能尽其义，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而已。”(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六)。喻樗强调“五伦”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内容，所谓五伦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统治者特别看重的是五伦中的君臣有义。（二）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社会生活中要有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没有规范的约束和对行为的规范，社会生活就不能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就无法保证。封建纲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社会经过长期积淀和总结提炼出来的处理上下尊卑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原则或原则性的规范。礼仪规范包括礼仪和规范两个部分，前者是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礼仪的规定，后者则是社会生活中带有强制性的规范。礼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的规范，规范是告诉你不怎么做所要承担的后果，二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把规范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如何让社会成员认识接受社会规范上花费了心思。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把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纳入教学的内容体系，在基础层面对人们进行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入仕的途径进行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纲常的原则和礼仪规范的具体内容是入仕考试的重要内容，这在实际上是通过入仕的途径强化纲常和礼仪规范的教育。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还不忘用社会教育的手段来实现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活中，乃至通俗读物中贯穿渗透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以臣忠、子孝、妻顺为代表的三纲五常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2]从西周的萌芽阶段到西汉的完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是以封建纲常和礼仪规范作为基本内容，而中国封建社会所以能够延续两千多年，与纲常和礼仪规范教育的深入与普及不无关系。（三）不同层次的道德楷模教育增强了教育的感召力中国古代社会格外重视道德楷模和典范的教育。首先是选择不同层次的楷模。古代社会的楷模和典范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典型和楷模。对于统治者来说有统治者的楷模，士人阶层选择的是士人的楷模，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有普通民众的典范。比如，尧、舜、禹、周公等，这是历代君王所要学习的楷模；孔子、孟子等圣人则是士人或者书儒需要学习的楷模，成圣教育则是典型的象征；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楷模则是那些遵守封建礼教和规范的人。其次是通过楷模典范的推选过程进行教育。推选典范楷模集中体现在士人和百姓的层面上，每一次对楷模和典范的推选，实际上都是一次现实的教育过程。推选要有推选的标准和条件，明确这些标准的过程也是对人们进行教育的过程；而按照这样的标准去选择对象的过程同样也是一种教育。谁成为典型和楷模，是因为他具备了什么条件；谁在推选中落马则是说明他不具备什么条件。古代社会的道德楷模教育作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推选过程实现的。第三是对道德楷模和典范进行广泛地宣传和旌表。一方面通过有效的途径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他们的事迹；另一方面，对典型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赏，有的甚至被加官进爵，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中的一员。道德楷模和典范教育的作用在于，对于被推选的人来说，由于推选和宣传过程，使他们自身受到鞭策而更加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于目睹典型楷模被推举的过程和社会给予的肯定旌表来说，也会增强典型的感染力，不同程度地成为效仿的对象。应该说，中国古代社会通过典型楷模教育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了在实践领域引领人们行为的效果。此外，中国古代社会还突出强调社会的教化。教化的要义之一就是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能够成为百姓效仿的榜样。这也是楷模和典范教育的应有含义。（四）修身教育强调内心感悟修身教育是让人们寻找修炼途径的教育，它同样在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修身是古代社会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们找到的有助于人们按照社会要求去做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修身突出的是自我教育或自我修养，它是通过自我对社会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理解体悟，从内心生成的按照社会要求做事的自觉性。修身强调的是“优良的道德品质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逐渐培养起来的，即使是圣贤也概莫能外。道德品质的养成，不仅要靠社会、家庭的教育，更要靠自我教育、自我磨练，这就是修养的功夫。”[3]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统治者告诉人们：修身是成人之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强调修身的根本价值，只有修炼好自己，才能成大事；而要成大事者，就必须修炼好自己。修身的内容包括立志、为学、重行、改过、自省、慎独、重微、日新等。立志，即确立高尚、远大、明确的奋斗目标；为学，即学习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知识；重行，即高度重视道德伦理知识的实践；改过，即自觉、勇敢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自省，即自我反省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慎独，即在自我独处的情况下也要遵守道德；重微即重视生活中细微的小善和小恶的道德价值；日新，即不断进步，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修身强调的是人向善的本性不能丢掉，而不丢的有效举措就是不断反省自我的人性，按照人性来修养自己，也即修心养性。古代社会强调修身教育，注意在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接受，不仅调动了人们内心修炼的自觉性，而且大大节省了社会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本。修身教育是古代社会面对所有成员倡导的教育方式，君主要修身，官吏要修身，普通的士人甚至百姓也要修身，尽管不同境界的追求有不同要求但都要进行修身。因此，修身是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一直贯通的内容。自孔子在《大学》中提出修齐治平以来，一方面它成为圣人君子贤人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一方面成为统治者面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教化的内容。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自我修养是一个人在社会中谋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我修养的水平从总体上决定着一个人发展的前景。当然，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状况。总之，强调自我修养，是统治者为社会教化找到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它通过为人们的发展进步寻找路径的办法，使人们自觉接受社会的要求和统治者的意愿。

古代教育方法篇5

（三）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联系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古代教育中强调师生平等和师生的和谐相处，并且教导学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也要互相学习和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保证教师将最全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用积极的态度消化知识，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保证了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中学语文教学要从古代的师生平等关系中获得启迪，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建立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诗化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借鉴古代教育智慧，帮助学生形古代教育智慧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吉林省四平市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莹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古代教育中强调诗化教育，诗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语文教育而言，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像诗一般涤荡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思想，所以进行诗化教学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学语文教学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诗化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进行诗化教学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诗篇，首先要了解诗人，因为诗人是诗篇的创造者，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性情特点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时代的烙印，诗人的情感会跟随自己的情感变化，了解诗人之后再去阅读诗篇就可以充分读出诗人的心境和诗篇的内涵，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提升，因此，诗化教学是有效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二）进行反思教学将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应用到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将古代优秀教育理念渗透进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对中学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古代教育强调教师要因材施教，也是对反思教学的强调。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语文教学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可以给学生创造应用的情境，用提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第二，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好的教育学生。古代教师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培养优秀的人才。教师要注重自我提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提升综合语文素质。第三，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环境良好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的建立依赖于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成效，优化中学语文教学环境要做到：第一，教师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态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减少师生间的隔阂。第二，教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第三，教师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的认识，用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建立和谐愉悦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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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视的原因

(一)政治基础――孩子是未来的劳动力和兵源。

中国古代社会及家庭对孩子的重视,从文字记载上看,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各诸侯国互相吞并,而争雄称霸的主要条件是实行“耕战政策”,富国强兵。[2]此时劳动力和兵源就成为国家兴衰的重要问题,对孩子的重视即表现为“慈幼”思想,以及对其进行教育。

另外,中国古代的官学其存在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相连。王朝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使官学处于不稳定状态,“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状况普遍存在。与其相比,家庭教育更为稳定,其不拘泥场地,教育方式激动灵活,执教与受教者的亲属关系保证了双方长期紧密的联系。[3]

(二)文化基础――视“齐家”为治国的根本之道。

《周易・家人》这一卦的卦辞中较早提到了家教在治国的作用,其中提到“教先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中有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即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因此,确立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经济基础――家庭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世袭家传。

春秋战国之后,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式的家庭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是在科技、传统手工作坊之类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是一种家庭谋生手段的传递与继承。管子就曾指出:“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因而得出结论:“故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此结论虽过于绝对,却充分说明了古代家庭生产、生活方式对年轻一代的发展有极大的制约作用。[4]

二、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及方式方法

(一)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1.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德育首位,以“孝悌”为核心,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6]另外,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要继承家族传统振兴家门,因而孝悌之德的另一层含义便是要求晚辈自强自立,光宗耀祖。

2.综合知识的灌输及学术技能的培养。

关于这一点,主要是指蒙养教育与在此基础上的专经教育。所谓蒙养教育,即对子弟儿童时期的启蒙教育,包括吃饭、说话、缝补等生活技能,识字数数等基本知识,男女礼让等基本礼仪规范。其次就是进一步的专经教育,除传统经学教育外,还有很多世族家学内容,即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世袭家传的技能。

3.立身处事的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历来重视对儿童的立志教育,认为立志是修身之基,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在我国古代的家教历史中,诸多位有眼光的家长还均对其子弟进行了以耕读为主的处事方式教育。从事耕读者,边读书,边种田,进可以应科举以出仕,光耀门庭;退可以力田以为生,抚保妻子;可出可伏,可显可隐,实在是一种最稳妥不过的处世方式了。[7]实际上,更多的古代家长教子弟读书,倒不一定是为了做官,主要是为了教其做人。

(二)古代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1.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由于人的资质禀性不尽相同,兴趣爱好相差更远,因此要因其材而成全、造就人才。西楚霸王项羽就曾在其叔父指导下,学文不成改学武,终成一代帝王。如果不做区分,一律看待,势必会埋没人才。

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如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就对此进行过介绍:“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

2.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历代家庭教育重言教,但更重身教。老子所谓的“不言之教”,正是以自身的行为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教育。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广泛使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认为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子女大多是在活动中无意识地接受教育。

3.训诫引导,慈严结合。

凡善于教子弟者,并非只是一味的训诫,也很关注对子弟的循循善诱,在情感交融中申训诫大义。孟母“断杼”,曾子“杀猪”,都是因势利导,诱使儿子勤学向善。训诫与引导相结合,恰恰反映了为家长者严与慈的一致。

当然,我国古代家庭中也不免会存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思想。“凡怒子弟,小则骂,大则笞”。[8]更有甚者,将宋濂在《元史・王冕传》中所谈到的“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视为一种家教典范。[9]这是将大家长权威的训诫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我们在当今社会不予以提倡。

三、古代家庭教育的特点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拥有许多特点,其中不乏积极的先进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同时也存在一些落后的,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需要我们在现代家庭教育中予以摒弃。

(一)重胎教和童蒙教育。

《三字经・训古》中就曾提到胎教问题,孕妇“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朱熹也曾针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力求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制定了《童蒙须知》。

(二)重环境的作用。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证。颜之推也曾强调:“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10]

(三)重“惜时”教育。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对子女进行“惜时”教育,教导他们珍惜青春时光。[11]

(四)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贯穿其中。

男尊女卑的思想首先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同时也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及男女在生产中的分工相联系。在当代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摒弃这种传统封建思想,另一方面不要否认客观存在的男女差别。

(五)古代家庭教育有抹杀儿童天性的倾向。

家长们只知道以长者的模式规范他们,灌输承认的思想,而不去了解和研究儿童。这一点也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相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也有其独特的一些性质。比如说,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连贯性。西方世界,子女长大后父母便准其独立,对其一切不加干涉。而中国家庭则不然,只要父母或长辈健在,就要对子女负责到底。再有就是传承性。有些家族的家风、家教,甚至可以由先秦一直传到近代。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绝无仅有。[12]

四、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在作为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辅助手段的过程中,培养出大量的杰出人才,同时也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绚丽的一页,其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同时随之形成的各家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文献形式,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这几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所积淀的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的丰富理论,以及独特的教育方法和优良传统,直至今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中国现代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不可否认,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社会应运而生的教育形式,存在着不少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强调血缘宗法制度的陈旧思想。但就其当时存在的年代,其进步性不可抹灭,因此我们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参考文献:

[1]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局,1997:2.

[2]尹德新.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父母必读,1983,(12):34.

[3]姚红艳.浅谈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家学.中国成人教育,2007.6:104.

[4]李雅娟,王丽新.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初探.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4):27.

[5]杨伯峻.论语・学而篇.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5.

[6]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2):100.

[7]张崇琛.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山东教育,(Z2):24.

[8]郑珍.母教录.中国古代教育名著选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26.

[9]马存芳.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方法探析.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2):53.

古代教育方法篇7

以贵族子弟为主要对象的“六艺”教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礼记》乐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六艺”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天文、历算、医术、匠造等技艺、技术，则通过学校以外的途径，由从事相应职业者，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并且世代继承。《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这些“执技以事上者”，社会名誉不高，“不贰事”即不能迁业，“不移官”即不能入仕，“出乡不与士齿”，与“士”相比，他们没有地位。由此，规定了中国古代百工的基本身份，三千年大体不变。在先秦礼仪典章制度规范之下、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要原则的百工美术教育，在整个先秦社会教育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

《考工记》篇首开宗明义提出了“百工”的概念，指出了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并规定了百工的职责范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中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中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后面的两句话，显然是告诫百工要安守本分，有明显的正名定份的教育意义。随后，指出了工艺精良的最高境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部分总论文字，从百工的身份本职和专门技艺两方面，作出了规定和要求，体现了明显的进行专业意识教育的目的。

总论之后，《考工记》划定出六类共三十个工种。分工的详细，反映出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为技艺教育的单一化和具体化规定了界线。

这样一来，美术教育就相应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高踞于社会阶级上层的贵族的教育，重在教育艺术鉴赏力，一种是对工匠，艺人等百工的教育，重在进行专业技能的教育。从这两种美术教育方式中，不管是收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还是靠师传徒、父传子的方式，都要遵循典章仪轨，通过不同的美术教育途径来反映“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二、“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尚礼好古”、以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教育思想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的教育历史，成为我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无论百工、宫廷画师或是贵族、文人，莫不以此为入门手法。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诗》大雅蒸民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正义云：“古训，先王之遗典也。式，法也。”凡古训、古典、古雅、古道、古义、古意、古风之谓，不惟在时间上追溯仰慕古人，更重要是强调其典则、经典、肃正、典雅、雅正的品格，并归乎于礼。孔子“信而好古”其所谓古者，要义在此。这一“信而好古”、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主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又表现为对“为人师表”的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大略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儒效曰：“有师法，人之大宝也。无师法，人之大殃也。”《荀子》大略曰：“言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师云亦云”是基本的要求，未可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相诋讦。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孟子.离娄上》曰“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礼记.玉藻》“周还中规，折还中规”；《荀子.劝学》中说“其曲中规”。做人的“礼”在美术教育中转化为一种“中规”的要求。要合乎规范，就必然要求崇尚古代的范本，也就是“好古”。《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后世论画论书，凡所鉴评，高古、古雅、古邈、古香、古风、古意，俱为上品。无论百工伎匠，宫廷画师，或是轩冕贵胄，士子文人，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与最普遍的观念。

古代教育方法篇8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WWW.133229.COm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古代教育方法篇9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1] [2] [3]

。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古代教育方法篇10

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古文经典不应该是为古人而停留于古人之上，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链接起来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只要古文经典教育教学的改革，从根本上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只要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争夺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将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积极动力和强大后盾。而且，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确立扎根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扎根当今时代社会现实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牢牢把握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古文经典教育教学的改革，方能开展出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上，以“社会现实”克服“为古而古”，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方向，并由此展开对经典尤其是古文经典的当代意义的历史分析。再是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确立“沿道垂文”的辩证观，尤其是古代文学经典，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的关注，更应该有“道”的提升，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正确看待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中传统价值观，由此展开古今之间交流对话。

两者之间能够建立链接关系，主要在于古文经典教育教学中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古代文学经典能够在当今社会继续作为“经典”而存在，必然有其与当今社会价值观一致的地方，在文艺座谈会说，“传承中华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以，可以通过梳理古代文学经典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处在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历史阶段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辩证关系，以解决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主导方向的具体问题。

例如，古文经典中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历史与逻辑上的统一性，主要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以古文经典在过去现在能被认可的根本原因作为立足点，可以知道古文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特别是其所普遍呈现的价值观念、精神灵魂或风骨(即中国精神)，由此归纳出传统价值观中一些主要的成分。古今时空差异甚大，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有共通的情感价值与理想和精神，这是一脉相承的。古文经典中普遍呈现的“民胞物与”情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可以构成脉络相通的中国精神价值体系。

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中，应该适应时展的趋势，有效地结合互联网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平台，丰富教育教学手段，扩大古文经典的传播面，还可以通过现实的或者网络虚拟的读书会、宣讲会等，交流心得体会，借势培育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社会，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方法、手段方面有很多新颖的做法，但目的性方向不能改变，就是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与行上来。我们如此提倡，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第一，社会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需要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沟通和链接中，建立中华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逻辑联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或风骨，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中，专门提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这就是探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向的典型意义。

第二，学理意义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多体现在古今文学经典中，要在古今文学经典生成路径以及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辨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关系。如从逻辑上讲，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往往体现在古今文学经典作品中，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逻辑的统一;而从历史上讲，在古今文学经典作品中体现出的传统价值观又“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展现当今时代精神，实现历史的统一。

古代教育方法篇11

作为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罗马教育，在教育实践、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方面上也表现出其独有的特色。古代罗马的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变化而显现出不同特征。共和早期体现的是家庭教育的特征，即典型的家长制教育。共和中期教育发展表现的特征即罗马传统教育向希腊化教育转变。共和晚期至帝国初期教育进一步发展完善，给后世西方教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目的就是结合古罗马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从纵向剖析古罗马教育的新特点。

一、兼容并蓄，百家争鸣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古罗马就通过不断征战扩大其版图，逐渐成为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国，教育方面也积极吸收来自东西方不同文明而得到多样化的发展，体现出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特点。

首先，表现在对古希腊教育的继承方面，3世纪中叶，罗马征服意大利中部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成为意大利境内的最强者。2世纪中叶又扑灭了希腊的反罗马运动，从此成为地中海的主人，文化教育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罗马在征服希腊后，大量吸收模仿希腊的文教政策，希腊的语言、教师、学校类型、教学内容等被奉为珍宝，竞相追求，差不多被完全承袭下来。后来在罗马就出现了几乎平行的两种学校系统，一种是希腊式学校，一种是拉丁语学校。其次，这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体现在多种教育思想的交互融合。一方面“希腊三杰”的教育思想对罗马教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罗马本土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例如，西塞罗和昆体良的雄辩术教育思想，以及奥古斯丁的宗教教育思想等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更好的发展了古罗马的教育。第三，笔者认为在古罗马教育中存在着多种教育方式的并存发展。例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存、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并存、公立学校和私立的法律学校并存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古罗马教育史上，无论是对待战败国的文教政策、五花八门的教育思想还是类型迥异的教育方式，其都采取了兼收包容，互相促进的政策，这无不体现了其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特点。

二、物我两用，推陈出新

尽管罗马教育是以接受和继承希腊教育为基础，但这种继承并非简单的模仿和盲目的重复；而是在有意识地保留自己民族教育特点和长处的前提下，结合自己国家的现实状况，进行吸收和融合，在改造并发展希腊学校教育的前提下，推陈出新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变化。

在教学内容上，无论是从初等、中等甚至到高等教育，罗马人都是有针对性、有选择地接受希腊教育中适应本民族发展的内容。这一点在当时的“文法学校”中表现地较为明显。虽然罗马的“文法学校”中继承了许多希腊式“文法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例如算术、几何、天文、历法等。但这些科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带有“注重实用”的拉丁色彩，就像算术用来训练人们在商业和贸易中精于计算、几何用于丈量土地和规划建筑设施、天文用于制订日历、音乐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以便在讲演时能更好地掌握语调。

对希腊的“修辞学校”，罗马人也是作了一些保留性的发展。一方面，继承希腊修辞学校中培养雄辩家所需的课程；另一方面，又根据社会实际，开设法律、医学、建筑、机械等课程。形成了与今天职业大学类似的法律学校、医学学校和建筑学校等，以培养大批实用性人才。

昆体良对教学论的研究恐怕是罗马在发展学校教育过程中做出的最大“新”贡献。他在所著的《雄辩术原理》一书，可以说是集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经验之大成，是欧洲古代教育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他的分班教学、学科并进、早期教育、重视教师作用、反对体罚、强调对学生天生禀赋的了解等教育思想如果和古希腊时期一些教育家的观点相比较，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罗马出现诸如西赛罗、贺拉斯、昆体良等文学巨匠和教育大家后，希腊式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才逐渐在罗马受到冷落，后来更适于保持和发展本国文化教育的拉丁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在罗马纷纷建立。罗马在既继承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适应自己本国教育发展的独特拉丁文化教育。

三、文武并济，休戚相关

这里的“文”是指古罗马的教育在对学生文学修辞素养方面的重视。在罗马共和后期以及帝国时期出现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发展，都是文科性质浓厚的办学方式。文法学校起初以学习文法为主，教学方法是讲解、听写和背诵，目的是掌握读写说的能力。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文法学校的教学逐渐趋向形式主义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学分析教学法。修辞学校在古罗马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精通修辞和文字的雄辩家，主要课程是学习希腊作家的文学作品。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教师与学生致力于在文字上咬文嚼字，在辞藻上争奇斗巧的学习风气。就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专门教授法律的私立学校，其主要教学方法也是以阅读和背诵为主。古罗马教育的这些现象无不体现出重视文科教育的特点。

但是，古罗马在重视文教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武”教的发展。这里的“武”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第一是指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教育形式主要是“农夫——军人”教育，然而这种教育模式以古罗马长期征战的社会背景为存在依据，由于罗马城邦与毗邻城邦之间的平凡战争，所以这种类似“武夫教育”的教育形式在共和早期确实为其版图的扩张，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第二，“武教”就是指古罗马的“体罚”教育。体罚与教育自古以来就形影相随。尤其在古代阶级社会，人们往往把两者模糊笼统地混为一体。而古罗马是民族性格暴烈而又尚武、视权力意志为圭臬的国家，所以体罚在教育中表现的就更为淋漓尽致。古罗马以它的“家长制”出名，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威，掌握子女的生杀大权。共和时期和父亲主要对儿子进行作为农夫和军人的实际教育，相对的文化教育占的比重很小。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体罚”教育又是被教师所利用。古罗马的儿童似乎在这种“武夫”教育原则下，练就了坚忍不拔，英勇善战的品质。就是后来出现的基督教教育中的禁欲主义教育思想，即通过斋戒和鞭笞自己身躯的办法来达到禁欲的目的，也是“体罚”教育在奥古斯丁教育思想中的体现。

“文教”和“武教”刚柔并济，在古罗马教育发展过程中互相结合，共同使教育向前发展。

四、重器轻道，顾此失彼

罗马人偏爱战神玛斯，而希腊人最爱智慧女神雅典娜，可见一方偏于行动，另一方偏于思考。许多史学家认为罗马的历史便是一部战争史，罗马的形成乃至最后成为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无不是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来实现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像罗马那样，有效地统治着广阔的区域和众多的人民，有着大规模的政治机构。同时，罗马人清晰的思想和发达的法律机构，是与罗马人的实践精神分不开的。“她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她是一个物质奇迹的建造者，而不长于哲学系统；她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虽然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曾经光辉灿烂，但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随着希腊奴隶制的崩溃，希腊的哲学发展也进入暮年期。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都不再寻求客观世界的奥秘和规律，却游离于现实与社会之外，转而把追求心灵的平静、摆脱尘世间的烦恼作为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把个人幸福和快乐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这对视国家民族利益和家庭、宗族荣誉高于生命的罗马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总之，希腊哲学之花不适宜生长在罗马土壤上。

也许是古希腊教育教学思想的光芒过于耀眼，相比之下古罗马在思想精神生活方面就略显逊色，基本上是在古希腊灿烂思想光辉的遮掩下注重“雄辩术”“角斗术”等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且没有很好地把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有力的结合起来，是罗马教育发展的一大憾事。在文教政策上体现的这种特点，使得思想界、文化界丧失了创造力，社会精神生活死气沉沉，日趋简单化、模式化。笔者觉得是古罗马教育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

五、遐迩文明，源远流长

在各古代文明当中，罗马的文明更加直接、广泛、深远地影响了后世西方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虽然说西方社会文明在渊源上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时期，但它却是通过罗马所传承保留下来的。罗马文化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起希腊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语言文字上，现在西欧各国使用的语言均建立在古罗马的拉丁字母基础上；在建筑上，古罗马的建筑样式和风格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仍广为流传；古罗马还对西方历史，甚至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均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教育作为罗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所以古罗马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的源头地位是无可厚非的。很多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教育实践和教学思想，不仅为其自身文化教育的繁荣发达、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经济实力的不断巩固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对以后欧洲社会和世界教育的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同时，我们依然可以从古罗马教育发展的特征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对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所具备的历史功能加深认识。使我们更积极自觉地肩负起促进教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民族昌盛的历史重任。努力建立起光辉灿烂、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型文教政策。

参考文献：

[1][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上＼下卷）[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古罗马]昆体良.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任钟印，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英]R.H.巴洛.罗马人[M].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M].姜瑞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5]杨共乐.罗马史纲要[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6]曹孚，腾大春，吴式颖，姜文闵.外国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古代教育方法篇12

一.蒙学识字教育理念研究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特别注重识字教育，这一理念从蒙学出现一直传承至今。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指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1]可见，对于蒙学识字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清代时期就已得到了认可。黄嫣婵《明清蒙学及其对现代语文基础教育的启示》概括出了明清时期识字教学的理念和方式：1、集中识字，循序渐进；2、注重儿童对汉字的整体认知。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中也明确提到：“在古文教育中，重视读写基础训练，这是一条重要的思想准则。识字、写字常常是读写基础训练的第一步。古代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开始的。”[2]并通过对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课本进行列举，总结出蒙学教育进行识字教育之早；识字教材编写者的地位之高；以及识字教材流传之广泛，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古代蒙学教育重视识字教育这一理念。

二.蒙学识字教学方法研究

1.集中识字法

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采用独立的章节，对蒙学教育中的识字教学方法进行了集中的论述。首先，他提出：“识字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功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3]对蒙学教育中的集中识字作了界定。然后，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进行了研究，论述了集中识字在教材编写上的运用；第二部分，对集中识字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述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集中识字教材在编法上的显著缺点。吴昌凤《传统蒙学在小学教育中的方法论镜鉴》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传统蒙学的识字教学方法，充分地运用了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所发现的遗忘曲线规律，对蒙学教育中集中识字法的科学性进行了说明。[4]

2.其他识字教学方法

集中识字法是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然而，除了集中识字法外，近年来的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识字教学方法。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归纳了几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字源教学法，即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进行汉字教学。以汉字的义符或声符为识字线索，把同一义符或同一声符的字排在一起，以便记忆。（2）字义教学法，即将意义相近的字编在一起，通过一个意义线索来识读一系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其长处在于把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的字编到一起，使字的认识和词的掌握成为一体，便于记忆；也使得儿童的语言丰富化。（3）意义识字法和韵文识字法，即把字组合成有一定意义、押韵的句子或者是单纯的押韵。王筠在《教童子法》提出了三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在此概括为卡片识字法。（2）“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能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浆汁，不至滑过。”在此概括为逐字讲解法。（3）“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隐身，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辗转流通也。”在此概括为联想思维法。[5]王阳安《宋元蒙学语文教学之研究》也有相关论述，总结了四种蒙学识字教学的基本方式和方法：（1）蒙师口授，是宋元时期学童认识汉字字形，特别是读音的主要方法。当时的识字教材，之所以都刻意追求语句整齐、押韵上口，这种教、学读音的方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2）学童诵记，在蒙师口授过后，学童要反复每类诵记。待到学童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之时，所需之字顺口就能背出了。（3）通过读书认字，在学童通过集中识字，掌握了一定量的汉字之后，宋元蒙学就开始让学童读书，通过读书来进一步扩大识字量。（4）在伦理道德与知识教育中扩充识字。[6]

三.蒙学识字教材研究

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蒙学识字教材也日趋完备和成熟，出现一些针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成果。在大陆方面的研究中，集大成者当属张志公先生，他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发展过程、编排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魏爱婷《古代蒙学书中的汉字教学思想》把涉及汉字教学方面的蒙学书分为六类：1.集中识字类2.杂字类3.辨似、辨误类4.文字理论知识类5.习字类6.教法论著类。并针对每类教材通过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篇目，论述各类教材的发展历程、教材编著的特点以及教材编著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提出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特色：1.“道器并重”，把识字和修身结合起来；2.识字和阅读结合；3.识字与辨似、辨误结合；4.识字与写字结合；5.识常用字和识俗杂字结合。最后，从编排方法上、思想内容上、形式上、各教材的识字量和字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规范。[5]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详细论述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概况，并提出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的特点：多为名家大儒编撰；语言整齐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内容涉及广博，识字与实用相结合；蕴含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6]王阳安《中国古代蒙学首编语文教材体系述评》论述宋元时期中国古代蒙学首次编写出具有完善、配套、稳定且自成一体的语文教材体系。此时识字教材的编写，在吸取前人的蒙学教材编写经验的同时，也有对新的编写体式的探索，既有对前人的模仿，也有此期的创新，写出了许多符合儿童特点，适宜蒙童学习的材料。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研究》提出了三点关于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界定的依据，并绘制了我国历代蒙学识字教材简表，更为清晰地罗列出中国传统的蒙学识字教材的篇目，通过对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发展的历史及其有代表性教材的研究，总结出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今日小学识字教材中的应用价值。张功荣、李选秀《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发展概述》把传统启蒙教材的发展分做四个阶段，并结合传统蒙学识字写字教材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出我国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的发展大致遵循由单一的识字向类型化的识字，辨字，辨音及杂字类方向发展，并且随着教材的发展，实现了蒙学教材发展包容、综合的特点。另一方面，香港台湾地区的研究则更具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蔡若莲女士的《〈三字经〉与汉字识字教材》。在这篇文章中，她对“三、百、千”中的字量以及用字频度进行了统计，并与当代内地、香港、台湾小学儿童的识字量进行了比较，对为什么儿童识字量要限定在2502-2862之间进行了分析；她又根据汉字造字识字规律、字义的演变对《三字经》的选字，编排方式进行了研究。她的这种研究引入了教育学、心里学的理论，从而使识字教材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说服力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某一本或几本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教材为例，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教材内容、教材类型及其科学价值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如《识字与训诫：从〈急就章〉到〈千字文〉》、《古代识字教材〈三字经〉之研究》、《从“三、百、千”看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科学价值》、《“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浅析“三、百、千”内容及教育意义》等。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多数重于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即便如此，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也只是体现在一些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专著对我国古代蒙在在识字教学方面作专门性的研究。

注释

[1][清]王筠：《教童子法》，见周洪宇主编《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84页。

[2]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6页。

[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3页。

[4]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43―44页。

古代教育方法篇13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优化高校文学教育实效

前期，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古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偏重于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对课程理念、课程内容缺乏研究，对课程设置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推动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课程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对培养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加剧，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目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强高等课程竞争力，提高教学效率。

(三)有助于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二、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教学方法、手段，缺乏改革理念和目标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偏重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对中国文学教学理念研究不够。虽然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丰富课堂，提高课堂的活跃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和手段，或者经常性的变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势必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对于长期不重视教学理念和目标的研究，不利于学生找到认同感，学习的目标意义不明确，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上，没有目的性，对学习程度界定模糊，取得的效果鉴定不明确，都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重实训技能培养，缺乏相应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时相应减少，更多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很多高校在对学生考核评价时偏重于课程实训，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由理论为主，转变为实践教学，给学生增加了相应的实践学时。高校普遍认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应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开展实践教学。很多高校会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引导学生学习，通过观看影片的方式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虽然教学方式有所变化，但是取得的教学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长期发展，对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实践技能仍显不足。

(三)重文学作品学习，缺乏国学经典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程内容设置主要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一般是历史传唱，文学色彩浓厚，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这类作品得到了高等院校的重视，在安排课程时对于课时的安排就相对多一些，研究力量也强一些，各高校也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学院，开展国学教育，开始重视国学经典诵读。高等院校在开展课程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时，在国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比重更加偏重一些，平时就要求大学生要开展国学阅读主题活动，列出必读科目，将平时的表现和最终考核结果综合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学生的阅读主动性不强，疲于应付的思想还存在，笔记报告流于形式，取得的效果不明显。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一)科学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科学设置本课程的目标，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掌握基本的文学作品知识和文学史常识，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悠久传统和主要特点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对于基本常识要熟练掌握，对于文化常识能够正确判断。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艺术特点，能运用文学、语言学、美学、历史等相关知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进行分析和评述，在宏观上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高等院校在加快推行古代文学教育教学手段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技术在高等院校非常普遍，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很形象的展示教学内容，让学生很容易接受理解。使用很普遍的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声光画的方式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很深入的了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为教师提供诸多素材的条件，因为在制作这些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如果没有便利的资源和条件，会极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做出的多媒体资料借鉴意义也很有限，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对资料的选取要本着实用，能够扩大大学生的文学视野，能够形象的说明问题，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克服过去单纯的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学习，深入的研究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在研究古代文学课程时要结合其内容和特点，在网络化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检索和收集相关学术最新研究成果显得日益重要。将过去那种传统的古代文学与现代网络文献检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展现在大学生面前，可以有效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为他们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很多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被文化部门，广电中心拍成了优秀影片，在全国各大剧场进行放映，这又为大学生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使得大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得到学习，激发研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