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价值篇1
“金石字画”，在诸多收藏品之中，排在首位的“金”指的便是青铜器，青铜器的价值源于其悠久的历史渊源。
“贵贱之分始于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代，青铜器不仅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被铸成礼器，教化万民。
先秦之后，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和铁器的广泛使用，青铜器逐渐被取代。而到了汉代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青铜器都因为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而失去了存在意义。基于此，有研究者表示，自汉代以后，再也没有青铜器，之后的青铜器皿，都是仿品。
所以，收藏青铜器，不仅拥有一件千古传奇的物体，更是体会一段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群分类的起始。一个收藏家如果开始收藏青铜器，那其应该算是站到了收藏的顶端。
在今天，虽然因国家政策法规的限制，青铜器收藏处于低谷，但其价值依旧在一路攀高，甚至一些重器能够如房产等一样当成银行抵押物。
但是，青铜器市场也如同整个收藏市场一样，鱼龙混杂，仿制品、赝品充斥其中，许多商家开始打出回流文物的“幌子”，但事实上，回流的青铜器真假混淆，造假现象猖獗。
一些不法商人用旧铜部件拼凑成整器，或用旧薄铜片贴在器物上，这种类型的假货成交量可占到真货的70%上下，但是购买者花的却是真品价格。
此外，目前高仿品技术也大大提高，过去认为红锈斑不能造假，因红锈斑里由结晶体组成，而这一难题也已得到突破，令水锈斑、蓝锈可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
由于市场没有细分，文物出处不明，也助长了仿造青铜之风，出现了市场假货比真品多的现象，一般的古玩市场很难买到真正的青铜器。无可估量的空间
2006年，西周青铜器“周宜壶”在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640万元成交，创下内地青铜器拍卖纪录。2007年，纽约苏富比推出了纽约水牛城Albright-Knox艺术博物馆旧藏品专拍，其中商代晚期青铜带盖方幸810.4万美元的高价成交。也是在同一年，香港苏富比征得当年圆明园流散的十二生肖马首铜像，拍卖成交价高达6910万港币。
事实上，青铜器受国家文物部门保护，不准随意在市场交易和上拍，其市场并没有放开，每年少之又少的青铜器拍卖，是相关部门依据《文物法》操作的，上拍必须是1949年前出土的，并有明确的流传著录，再者，便是从国外回流的青铜器件。
青铜器的价值篇2
春秋、战国后期，随着铁矿的发掘和炼铁技术日渐成熟，使青铜逐步而让位于性能更优的铁，大量器物、兵器广泛选用铁来锻造；不过，青铜仍是日常生活及装饰材料的重要选项，继续呈现灿烂的光彩。
1 青铜器物纹饰呈现动物状态
青铜器物纹饰始于夏晚期，勃于商中期，西周、春秋时呈鼎盛景象。器物纹饰多以浅浮雕直接雕于壁上，极具装饰美感。
青铜器物纹饰分为植物纹、几何纹、动物纹三类，动物纹饰占主导地位；青铜器动物纹饰以怪兽纹、动物纹划分。
怪兽纹饰意取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凶悍动物纹样，包括饕餮纹、龙纹、凤纹等。
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重要纹样，源于《左传・宣公十八年》，“饕餮是贪于饮食、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龙纹是青铜器物上最为普遍的纹饰，体态蜿蜒者皆可归类于龙纹。不过，商代还没确定龙的具体形象，各个区域都按自己的解读塑造纹饰。进入封建社会后，龙象征天子，龙纹使用受到严格界定，只能在皇家器物中体现。
凤是存在于传说中的神鸟，源自东周《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被誉为自然界鸟类中羽饰最华美、鸟冠最瑰丽的典范。西周早期凤纹达到鼎盛，被誉为青铜史上的凤纹时代。
青铜器动物纹饰指能传递动物具象的塑型，其种类繁多，主要形态有虎、鹿、蛇、兔等野生动物，也有羊、马、牛等家畜及蟾蜍、鱼等小动物。最著名的虎纹青铜器是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商代晚期司母戊大方鼎，2011年被更名为“后母戊鼎”。该器物造型雄浑凝重，周边饰有兽面纹饰，其耳部还铸有对称双虎噬人首纹饰，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古代青铜器。
2 青铜器纹饰政治属性与精神传达
青铜器饕餮纹传达着“威力和狞厉”的精神内核。在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以饕餮纹为主，食器、礼器居多，也作盛酒器，承担祭祀功能。饕餮纹饰威严凶悍、神秘诡异、恐怖残酷的外观塑型，传达着深邃的精神力量。由于商代生产力低下，生产生活中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人们只能寄托于精神慰藉。
青铜器文化被誉为帝王文化，只有帝王士大夫阶层才可享用，青铜器型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意志，纹饰则传达出“狞厉的美”，统治阶级利用青铜鼎器暗喻的精神力量，强化其威严崇高，以此来恒定统治地位的不可侵犯，并开启以“礼”治国的安邦之路。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铁的出现，青铜器慢慢走下坡路，器物应用向生活用器延伸，多为钟鸣鼎食组合，也出现兵器和食器。青铜器纹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窃曲纹，这是将动物纹样简化和抽象的新审美形式。这种纹饰摆脱了宗教的神秘，逐渐涉足几何图形，还出现对战争、狩猎及社会生活的描摹。
3 青铜器纹饰的审美价值研究
研究青铜器纹饰，主要以出土实物和历史资料来考察。由于夏、商、周三代的文字不成熟，研究青铜器物纹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艺术象征和生活模式，对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研究美学特征，提升现代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器物上饕餮、龙、虎、鸟兽等纹饰，以高度浓缩的手法和极富夸张的想象力，创造出概略美学。青铜器纹饰在内涵和形式上体现出本质与审美的统一，体现出精湛技艺与丰富形态的统一，呈现王者风范。夏、商时期青铜器物的怪兽纹、夔纹等都是生活中动物的抽象，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纹饰审美上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羽状纹、垂叶纹等。铸造技艺的创新促进青铜器纹饰的发展，印模法的推广使蟠虺纹、羽纹得以广泛应用。且此类纹饰的单元纹样上下左右相联，形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使青铜器纹饰在结构上产生出精细繁密的装饰花纹，提升青铜器纹饰的装饰美感；此外，铭文字体也被图案化成为纹饰的组成部分，形式上更富于抽象趣味。从春秋晚期开始，青铜器物纹饰表达方式渐渐显露新意，出现以写实手法描摹人和动物的趋势。其一为以利刃在铜器薄壁上线刻纹饰图像；其二为使用异色金属或镶嵌红铜装饰工艺，形成多层图像；其三为减底平刻图像。到战国中期，青铜器物流行起素面铜器，并附加鎏金或彩绘，突出青铜材质特性，彰显器物形式感。研读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其器物造型，纹饰水准，还是形式美感都达到巅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时期的青铜器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传承中占有崇高地位，也在世界文明史中享有无可比拟的美誉。
我们对夏、商时期青铜器的器物精良、凝重庄严、纹饰多彩的技艺赞叹不已；对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富丽堂皇、雍容辉煌的气派赞叹不已；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繁缛精细、抽象趣韵、华美精丽的艺术效果赞叹不已。
青铜器的价值篇3
纽约苏富比春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瓷器和工艺品”专场中来自纽约水牛城（Buffalo）Albright-Knox艺术馆收藏的中国艺术精品。Albright-Knox艺术馆是全球最知名的现代及当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其珍藏的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品系美国著名化学教授兼收藏家亚瑟米高（Arthur Michael）（1853－1942年）捐赠。此次拍卖的收益也将全部用作该馆未来征集艺术品之经费。
由该馆提供的28件拍品大部分是馆藏级精品，流传有序，以青铜器、石雕和墓葬陶器为重点。成交23件，成交率82.14%，成交额1813万美元，占整个专场总成交额的51.36%。而在这28件拍品中，青铜器又是重中之重，共9件，成交8件，仅一面铜镜流拍，成交价超过10万美元的精品有5件，即商晚期青铜^纹方小⑽髦苤衅谝鬲、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商晚期青铜兽面纹小⑸掏砥谇嗤方彝，成交价最低的商晚期青铜方彝亦达14.4万美元。 如此骄人成绩再次向证明了中国青铜器无与伦比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也是青铜器的市场价格向价值理性回归的重要一步，为投资者增加了信心。
一
下面逐一介绍本次拍卖中最重要的4件青铜器。
商晚期青铜^纹方校估价200万至300万美元，以810.4万美元成交，创全球青铜器拍卖第二高价。全器通高30.7厘米，器身长20.4厘米， 宽18.8厘米，此形长方圆体，侈口束颈鼓腹，器身下承四条三棱锥足，口沿上立两个四坡屋顶形柱，器身一侧有兽首形，器口覆以长方形盖，盖面中心饰由两个相背而立的鸟组成的鸟形纽，器身四角和三面均饰有扉棱。器身三面（除了带的一面）饰有以^的正面脸部形象为中心的^纹，间饰龙纹和蛇蚊，特别强调了^的大圆眼、有力的尖喙和宽绰的双翅，形象生动地塑造出^机警凶猛的神态，十分传神；带的一面口沿下饰相背的龙纹一组，中间饰四个横列的涡纹，下面饰兽面纹；四足均饰蕉叶形兽面纹；通体以细密的雷纹为地，器内底铸有族徽一枚。此性煨投俗大气，纹饰奇特华美，立体感强烈，体现了商代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是商代青铜礼器中出类拔萃的精品，堪称艺术瑰宝。
惺巧檀晚期流行的一种酒器，为盛酒行礼之器，或云兼可温酒。出土的青铜写蠖嗍为三足圆校方兴见甚少，极为珍贵。和其它青铜礼器一样，如尊、、鼎、爵等，方器比同类型的圆器要少得多，且大都出土于王室或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因此，这件^纹方杏Φ庇邢院盏纳矸荩从精美程度来看极有可能是王室之器。与此行沃苹本相同的方写媸懒考少，笔者初步统计有6只，5只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只见于英国著名古玩商Eskenazi 2006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题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精选”的展览中。此外，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过方校但形制与此不同，体形硕大且修长。
此件^纹方兄所以弥足珍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奇特的纹饰。^一作枭，学名鸱鸺，俗称猫头鹰。以^纹为装饰的青铜器集中出现在商晚期，主要有尊、卣、觥、小Ⅵ5绕魑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模仿^的立体形象，如^尊，著名的有妇好^尊、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尊、美国塞克勒艺术馆所藏^尊、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所藏^尊等，又如^卣，多为两^相背的造型，河南博物院、日本泉屋博古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等均有庋藏；另一类是此件方猩系柠^纹，即以^的正面脸部形象为中心的平面^纹，具同类装饰的器物有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纹觯、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纹方彝、美国塞克勒艺术馆所藏^纹卣等。以^纹为装饰的青铜器大都是极其精美的礼器，且并不多见。此次拍卖的方惺窍纸袼见的唯一一只饰有^纹的方校属孤品，珍稀程度不言而喻。
第二件珍贵青铜器是西周中期尹鬲，估价60万至90万美元，成交价102.56万美元。 此鬲通高35厘米，口径29.8厘米，平唇、短颈、鼓腹，三柱足粗矮，口沿上有两立耳，腹部饰三组兽面纹，雷纹为地。这件青铜鬲在同类器物中属较大的，加上浑圆的造型，非常少见，显得庄重沉稳，气势非凡。从其形制和纹饰看，当断为西周中期之物，但具体属于哪一个王世，学界尚存异议：唐兰先生判为恭王，马承源先生断为孝王，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定为穆王。
此器之所以珍贵，更重要的是器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在此器内壁一侧口沿下的部位铸有8行共65字铭文：“穆公作尹宗室于繇林。惟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望穆公圣明弼事先王，各于尹宗室繇林，君蔑尹眩易玉五品，马四匹，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作宝R鼎。”铭文大意为：穆公为其妻尹在繇林建造了大屋，休天君没有忘记穆公弼辅先王，建立功勋，在六月既生霸乙卯这一天，她亲临尹在繇林的大屋，勉励尹并赐给她五块玉和四匹马，尹叩拜并赞扬休天君的伟大，制作了这件珍贵的宝鼎。
铭文中的尹是穆公的妻子，休天君为先王的王后。从铭文看，穆公应是位辅助先王、屡建功勋的大臣。此篇铭文之所以极其重要是由于其中提到的休天君，类似这种记述皇族遗孀活动的铭文，还见于一件日本私人收藏家收藏的青铜鬲上，弥足珍贵。
第三件重要青铜器为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估价30万至50万美元，成交价28.8万美元。此壶体形较大，通高48.2厘米，盖J顶，置四环钮，敛颈、溜肩、鼓腹，两侧有铺首衔环耳，平底，圈足。器身主体纹饰为菱形纹，每个菱形内用红铜错出钩连纹，最为奇特的是每个菱形的中心都饰有一个鎏金的半球体乳钉，菱形之间的间隙也饰有精致的钩连纹，壶身纹饰间隙中原来可能嵌有绿松石，因年久而全部脱落。这件方壶高大雄伟，装饰华丽，体现了战国时期高超的青铜错嵌技术，是难得的青铜艺术精品。此壶原为一对，另一只现藏于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博物馆，与此形制、装饰类似的方壶，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等均有所藏。
第四件重要青铜器是商晚期青铜兽面纹校估价20万至30万美元，成交价27.6万美元。此型ǜ36.5厘米，侈口，束颈，深腹分段，兽首，菌状柱，三锥形足。腹部上、下段均饰兽面纹，雷纹为地。这件三足圆惺巧掏砥谇嗤械牡湫褪窖，同类品并不少，但其纹饰清晰、流畅，器体厚重，保存完好，较为难得，在目前的市场中亦不多见。
二
我们再来谈谈青铜器的投资技巧。要想在青铜器投资中获得理想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正确选择增值潜力相对较大的藏品，并合理地控制价格；再者就是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笔者结合自己的经验简要的介绍几点青铜器投资的心得，求教于方家同道。
品相完好。青铜器投资首选品相完好的器物。所谓品相完好，主要是指保存完整，无破损、无变形、无修复，锈色美观，无恶锈和有害锈。青铜器由于在长期埋藏地下，受周围环境中各种化学成分的腐蚀，以及墓穴塌陷、地壳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极易损坏，所以有“十铜九补”的行话，完全完整无破损的青铜器非常难得。正因为数量少才珍贵，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愉悦，增值潜力也较大。在市场上以高价成交的艺术品，不管是瓷器、青铜器、玉器、杂件等，大都是品相完好的精美器物，可见品相对于艺术品的重要性。
工艺精良。工艺精良主要是指青铜器纹饰精美，造形独特，制作工艺繁复，能代表同时期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此类器物具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工艺价值，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例如此次拍出的战国中晚期青铜错红铜方壶集错、嵌、鎏金工艺于一身，充分体现了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高度成熟，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存世量稀少。存世量稀少是指同类器物现存的数量极少，这样的器物历来是藏家关注的焦点，所谓物以稀为贵，早为业界的共识。例如这次拍出的^纹方屑词蔷典例证，现存仅此一只，独一无二。越是稀有的东西价值越高，也越能激起藏家的兴趣和占有欲望，所以在投资时要尽量选取存世量少的器物。如何了解一件器物的存世量则并不容易，拍卖公司由于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经验，了解拍品的存世量相对容易一些，但个人在进行投资时如何判断一件器物的存世量呢？笔者认为要多到博物馆参观，多看各种图录（包括国内外公、私博物馆图录、拍卖图录等），多观摩拍卖会，多比较，多总结。但要了解那些没有公之于众的私人珍藏，则要靠投资人自身的人脉资源去挖掘和发现，实非易事。总之，要对藏品的存世量作出准确的判断，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绝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
流传有序。流传有序是影响一件青铜器价格的重要指标。所谓流传有序指的是一件藏品的来历和每次易手都有清楚、准确的记录，详尽的反映了该藏品的流传过程。流传有序的青铜器历来都是藏家竞相追捧的热点。此次Albright-Knox艺术馆提供的青铜器都是流传有序的佳品，每件均有完整的收藏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追溯至1942年或更早的时间，其中包括一些很详尽的收购和遗赠日期，结果这些青铜器大都以高出估价的理想成绩成交。为什么流传有序的藏品如此受到藏家亲睐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流传有序的藏品历史清楚，市场认可度较高，特别是那些在流传过程中曾被著名收藏家或知名公、私收藏机构收藏并见于著录的藏品，这类藏品的真实性和价值早已被业界公认且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名人效应的附加值，在眼下鱼龙混杂的文物市场中无疑给投资人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合乎法律，因为青铜器属于出土文物，国家严格监管，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只有是在1949年以前出土的，有明确著录的青铜器才能上拍”，足见流传有序的重要性，在海外市场环境相对宽松，但随着国际间打击艺术品走私和非法贩卖的合作日益密切，来源不明的艺术品的流通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所以流传有序的艺术品将会越来越受到藏家的关注。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铭文上，铭文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些具有长篇铭文的重器都是国内外各大收藏机构的重点收藏对象，其经济价值亦十分可观。但并非所有的青铜器铭文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战国中期以后的青铜器铭文大多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此类铭文并无多大的历史价值。在青铜器投资活动中，对于有铭文的器物要详加考证，因为铭文的历史价值是和器物的经济价值和增值潜力成正比的。哪些铭文的历史研究价值大呢？简要的说就是那些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活动、王室生活、以及其它重要社会活动的铭文。此次苏富比春拍推出的西周中期的尹鬲以高价拍出，主要就是因为其铭文珍贵，此类记述皇族遗孀的活动的铭文罕见，具很高的研究价值。
青铜器的价值篇4
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青铜器的民间收藏情况并不那么透明。那么，和国外相比，国内青铜器收藏市场现状如何？民间收藏家对青铜器市场有怎样的呼吁？青铜器研究对当代有怎样的意义？
中美收藏差异大
“美国主流收藏家对青铜器的珍视，超过任何一件文物。”记者在弘钰博古玩城采访时，偶遇美中收藏家协会会长周德昭，谈及美国青铜器收藏现状和中国民间收藏的情况，周德昭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周德昭表示，在国外，涉及中国的文物，藏家们无不以收藏青铜器而自豪。他们认为，“青铜器代表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智慧的象征，属于高档藏品，从这里面能了解到中国的文化，欣赏中国的艺术。”
常年在国内外拍卖市场走动，周德昭十分清楚国内外拍卖市场的情况。20年前，周德昭刚去国外的拍卖现场时，前面几排的位置几乎没有中国人，而现在，中国人已经占据了国外大部分拍卖市场。藏品的拍卖也更加国际化。但有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国外的收藏家从不把青铜器拿出来卖，他们只会卖一些瓷器、字画等紧随市场热度的藏品。
难道是青铜器不值钱吗？并非如此。“美国的藏家一般都是收藏10-20年，然后才开始有收益。”周德昭解释说。
而反观目前国内的青铜器市场情况，却有些寒心。
从拍卖市场看，自中国拍卖伊始，青铜器便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门类，按照文物法的规定，上拍青铜器必须是1949年前出土、并有明确著录的才可以。因此，拍卖市场上出现的青铜器很少。直到2014年，西泠印社才开启“中国首个青铜礼器专场”，开了青铜器礼器拍卖先河。
从青铜器数量上来看，有两种来源：祖传和出土文物。祖传的很少，出土一定程度上也有限制。因此，能透明交流的青铜器数量有限。
“但这并不是国内青铜器的真实场景。地下交易，从国内转手到国外，然后再回到国内等都真实发生在青铜器市场。”周德昭表示。
青铜器修复复制鉴定专家王大奇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王大奇师从国内著名专家贾文忠，从事青铜器收藏、研究、修复、复制实践有20多年，几乎是零失误。他向记者解释说，出土的青铜器都有一定程度的损坏，因此他能接触到各种拥有青铜器的人。王大奇表示，“政策的限制使得青铜器交易基本都在私底下操作，目前他看到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内有青铜器的人私下把其卖给国外收藏家，中国人再从国外人手里买回来。二是，国内挖墓或者交流的人，把青铜器卖给中间人，中间人卖给国外的拍卖公司，中国的收藏家再从国外的拍卖公司拍回来。”
从这几年的情况看，虽然青铜器的拍卖市场没有书画、瓷器火热，但实际上，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始在慢慢收藏青铜器，“我认为青铜器是一个大漏，只要有财力和眼光，任何时期的青铜器都有精品。”王大奇说。
李米佳对此也持赞同意见，他表示：“青铜器作为收藏来说，其地位、经济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远胜于明清瓷器。”
取之于民，需藏之于民
面对国内青铜器市场现状，王大奇、周德昭、李米佳不担忧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希望“青铜器能迎来开放的一天。”
采访过程中，王大奇拿出一件汉代的青铜器，向记者展示了这件青铜器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他称这件青铜器为“便携式军灯”，目前网络上、书上都未曾出现过。像这种情况，需要他们来给这件青铜器取名字。这个灯可以像易拉罐一样方便携带，也可以拆开分别使用，具有多功能性。其难点和特点便是整个灯的构造和设计，比如如何使之保持平衡，两个相连接处的衔接度等。
王大奇对这件青铜器爱不释手，他几次感叹，在汉代，其铆钉可以做工如此精细，说明当时的机械工艺很高。而且整件青铜器的艺术价值也很高，体现了当时设计者的独特用心。“我也在一直研究这件器物，现在猜想，可能是某个重要人物所用。”
王大奇表示，他现在已经不再研究单单的一件鼎这样类似的青铜器了。青铜文化浩瀚博大，还未发现的器物有很多，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艺术内涵、历史价值都不可预知。他现在还在研究曾在日本出现过的青铜器龙头马。
诚然，如果不是此次采访的机会，也不是正好聊到这个话题，这件灯也许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那这其中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研究价值怎么能“活”起来？
谈及此，周德昭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海外华人希望青铜器在国内能达到取之于民，藏之于民。同时希望藏家和藏家之间，政府和民间之间能经常交流。”
的确，凡事只有透明化了，大家都知道这件藏品在谁的手上，才能一定程度上避免造假之风，整个青铜器市场才能渐渐走向正轨。而且，没有流通就没有研究，没有研究何来传承。因此，中华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也是在交流中得以广泛应用。
国之重器
青铜器需要真心喜欢它并能够了解它、欣赏它甚至崇拜它的收藏者，其“高冷”的姿态并非人人可以亲近，但一旦深入了解后，便会发现，那高古的气质会为生活注入不同凡响的品位。在收藏圈内，都一致认为，要遴选“高大上”的藏品，青铜器绝对毋庸置疑会当选。其年代久远、品格高古、造型经典、底蕴厚重，是国之重器。
从史料来看，我国上古历史文献资料非常贫乏，但有铭文的青铜器中往往记载着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一手资料，远比书本资料更为重要。
了解青铜器的人都知道，铭文、形制、纹饰是研究青铜器的三大切入点，从这3点可推断出当时的社会现象与人文思想，而纹饰则是研究青铜器艺术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法国19世纪杰出的美学家泰纳曾说过，时代、环境和种族是艺术品形成之要素。也就是说，艺术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反映着社会现象。同样，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产生也源于社会意识、和审美追求。例如青铜礼器总是反映着当时祭祀活动的内涵，是社会化的产物。
而且，每个时期艺术风格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都受着当时社会风气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相对政治因素而言，对艺术的影响则更大，因此，从春秋到战国，楚国青铜器上的装饰艺术的演变背后深藏着当时人们的精神觉醒。东周青铜器则能给观赏者以美的享受。
青铜器的价值篇5
苏富比2006年3月30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中国艺术品专场中推出15件中国青铜器, 其中5件为铜镜, 成交9件, 成交率60%。 此次拍卖的青铜器大都为一般器物, 只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261号, 成交价40.8万美元)堪称精品。此件圆通高43.8厘米, 平唇, 圆肩, 肩上有一对兽首衔环耳，腹斜收, 颈饰一周波曲纹，肩饰交替的火纹和龙纹, 腹饰垂叶形龙纹, 整器形体端庄, 纹饰精美且保存较为完好。
苏富比 2006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中国艺术品专场, 青铜器本来是此次拍卖的重头戏, 推出27件不同时期的青铜器, 估价超过50万美元的有5件, 包括曾被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收藏过的西周晚期的师鱼莹、商晚期兽面纹尊、春秋战国之际鹰首提梁壶等精品。但后经鉴定，3件重要拍品为赝品:147号青铜方、155号青铜错红铜卧鹿形器座、156号青铜牺尊(此消息来源于ORIENTATIONS杂志, 2006年11/12期, 未经笔者亲自验证)。拍品的真伪一直是市场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影响拍卖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虽然这3件器物后来撤拍, 但还是极大的影响了买家的信心, 使得本场所有的青铜器只成交了13件，成交率仅为54%, 并且卖出的都是一般器物, 拍前倍受关注的重器无一成交， 最高单件成交价仅为8.64万美元。
苏富比2006年于7月和11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两次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中, 推出12件中国青铜器, 绝大部分为普通器物, 只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嵌宝石豆形熏炉较为引人注目, 为咨询价, 但最终流拍。
佳士得2006年在中国青铜器方面表现平平, 没有值得一提的精品推出。 以其2006年9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中国艺术品专场为例，这是2006年佳士得推出的青铜器最多的一次拍卖会，共22件（组），成交16件（组），成交率73%，拍品大多为普通器物，最高单件成交价仅9.6万美元。
二
与2006年欧美青铜器拍卖市场的一般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崇源国际拍卖（澳门）有限公司在青铜器拍卖上取得的良好成绩。上海崇源2006年初进驻澳门并分别于5月和10月举行了春秋两次大型拍卖会，均推出了不少的青铜器精品，成绩斐然。在5月2日举行的澳门首拍上，青铜器是一大亮点，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收藏家，众多精品都以高价成交，较重要的有商晚期^卣（成交价862.5万港元）、西周早期蜗身兽纹方座簋（成交价437万港元）、西周早期兽面纹鼎一对（成交价109.25万港元）、西周早期兽面纹方鼎（成交价109.25万港元）、商晚期平底爵（成交价86.25万港元）、商晚期兽面纹角一对（成交价86.25万港元）。
崇源10月5日在澳门举行秋季大拍，更是一次难得的青铜器盛会。在首先进行的“千石藏金”专题中，39件拍品全部以高出估价数倍的价格成交，在近年来的青铜器市场中是十分少有的。35号拍品战国错金银云纹鼎以517.5万港元的价格成为全场之最。该件拍品器、盖相合呈扁球形，盖面有三个环形纽，上有乳钉，可却置，附耳上端折角外侈，短兽蹄足。此鼎通体以金、银错成细腻、精美的云纹，几何纹，装饰华美，金壁辉煌。虽经两千多年岁月的侵蚀，仍然保存完好，风采依然，实属难得。陕西咸阳也出土过一件错金云纹鼎，两者相似。其他成交价超过100万港元的拍品有43号西周早期鸟纹扁足鼎以207万港元成交、53号商晚期兽面纹方彝（图6）以322万港元成交、54号商晚期^形幸264.5万港元成交、55号西周晚期凤鸟尊以322万港元成交、61号西周中期波曲纹壶以402.5万港元成交。
崇源2006年在澳门拍卖青铜器取得的巨大成功，改变了以往海外青铜器拍卖市场由苏富比和佳士得把持的局面，是一次重大突破。这也是亚洲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拍卖高等级青铜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中国艺术品拍卖格局-即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高古文物历来在以纽约、伦敦为代表的欧美市场拍卖，以香港为中心的亚洲市场则以官窑瓷器、书画、玉器等为主。导致这一市场格局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与中国大陆近几年青铜器市场的逐步升温是密不可分的。回顾2003年以来的大陆青铜器拍卖市场，崇源成功推出了商晚期父己祖辛尊（成交价550万元人民币）、西周中期周宜壶（成交价2640万元人民币）等精品，加上中国嘉德铜镜专场的良好成绩，极大的刺激了市场，使得青铜器在国内市场开始逐步升温，市场需求量增大。但国内对于青铜器上拍的政策极其严格，很多流失海外的青铜器精品不能在国内上拍，所以崇源选择在澳门进一步开拓青铜器市场是明智之举，既充分利用了澳门在艺术品交易方面的宽松环境和紧靠大陆的地缘优势，又得益于大陆青铜器逐步升温的市场契机，势必会吸引国内外藏家的注意力，2006年的成绩足以证明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三
再来看古玩商市场方面。2006年，欧美重要古玩商推出了不少中国青铜器精品，其质量远高于2006年的欧美拍卖市场。这些古玩商在欧美青铜器市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长期的经营和世界各地的藏家建立了稳定、良好的关系，有着畅通的征集和销售渠道，而且较之拍卖更为灵活，所以他们推出的青铜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和拍卖行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提到的这些古玩商是欧美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青铜器经营者。
2006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亚洲艺术节”期间，欧美重量级古玩商纷纷推出专题展览，中国青铜器成为一大亮点。英国著名古玩商ESKENAZI于3月27日至4月8日在纽约举行名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精选”的专题展览，共展出8件（组）青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商晚期的青铜带盖方校器高34.4厘米，重7.6公斤，口微敞，口沿上立两伞形柱，器身微鼓一侧具附耳，4足粗壮有力，柱、足和口沿饰蕉叶纹，口沿下饰一周长喙鸟纹，器身主纹为兽面纹，雷纹为地。方薪现圆懈为少见，是珍贵的青铜礼器，加上此卸俗厚重，品相良好，十分难得。ESKENAZI展出的其他精品还有一对西汉铜鎏金嵌琉璃板和长46.5厘米的西汉鎏金铜龙等。
美国著名古玩商J.J.LALLY于3月27日至4月12日在纽约推出题为“古中国艺术”的专展，青铜器是此次展览的核心，在展出的23件（组）中国艺术品中，青铜器占15件（组），3件青铜器堪称精品：一是战国青铜宴乐狩猎水陆攻战采桑纹方壶，壶高44.5厘米，壶体四面饰有宴乐、狩猎、水陆攻战、采桑等纹饰，内容丰富，画面精美，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二是西周早期青铜提梁壶，含提梁总高37.5厘米，此壶腹部光素无纹，仅有突起的十字形棱脊加以划分，盖口、器颈、圈足各饰有以雷纹为地的鸟纹一周，提梁饰以雷纹为地的蚕纹，两端为筒角龙头，器内底有铭文7字，此壶品相、铜质堪称一流；三是一件殊为别致的西周晚期青铜卧虎轮盒，高10.8厘米，长14厘米，盒身四角饰立鸟，盖面中间有立熊扑虎状锁头，盖面饰龙纹，器身主体纹饰为波曲纹，盒下四角设四卧虎怀抱的四轮，此器虽小但设计独具匠心，铸作精美。
比利时知名古玩商GISELE CROES于3月28日至4月6日在纽约举行“中国珍稀早期金属器第三部”特展，其中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有商晚期青铜角、西周青铜车形方盒、一组四件西汉铜鎏金神兽（高15.9厘米，长 22.9厘米）等。
青铜器的价值篇6
1.乾隆五年（1740）以后开炉情况
随着清统治者对矿业开发的有限度地解禁，铜、锌等铸钱原料供应日趋充足，乾隆五年后，很多省份开始鼓铸。据《清朝文献通考》：乾隆五年（1740），开福建宝福局、江苏宝苏局、浙江宝浙局，增开云南省城及临安府局炉座，合计年增青钱348 846 000文；六年（1741），开云南东川府局、湖南宝南局，合计年增青钱113 773 700文；七年（1742），宝泉宝源局每年各加二十卯，开广西宝桂局、江西宝昌局，年增青钱410 458 800文；八年（1743），开湖北宝武局，云南大理府局，年增青钱140 130 200文；九年（1744），增江西宝昌局炉座，贵州宝黔局加卯鼓铸，京局也因钱价高而加卯，年增青钱52 892 200文；十年（1745），开广东铸局、直隶保定府局，年增青钱90 044 100文；十一年（1746），增四川宝川局炉座，年多铸青钱62 200 000文；十二年（1747），湖北宝武局添炉鼓铸；十三年（1748），开山西宝晋局、陕西鼓铸局，年增青钱115 124 000文；十四年（1749），增广西宝桂局炉座，但减云南省城及临安府炉座，合计比上年减少青钱5 755 900文。②
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乾隆五年至十四年增加铸钱的数目平均每年达10亿文。《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是各局应铸数目，实际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有可能不能如数。按布维纳先生的研究，乾隆六至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铸4.5亿文，比乾隆一至五年平均增长约24%。数据虽然不一致，但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各省先后开炉，京局、云南省局加卯鼓铸，铸钱数量增加了很多。
2.改铸青钱后的银钱比价
乾隆五年（1740）前，铜钱的价格较高，银钱比价偏离官定比例较大。按“私销说”的观点，铸青钱后钱价应该有所好转，可事实怎么样呢?
注：1.《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3.王光越《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4年第二期。
表中有些数字较大，如乾隆十年，贵州一两白银兑钱900文，这是特殊情况，由于贵州铸料丰富，铸钱较多，故钱价相对较低，云南兵饷按1∶1200发放也是这个缘故。
钱局和铸钱数目在增加；同时，铜钱的重量、含铜量没变，而铅锡的加入对成本影响不大，即铜钱的总成本几乎没有差别。然而，改铸青钱后钱价并未平减，这说明铸青钱政策没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该政策没达到平抑钱价的目的。
二 “私销”问题
乾隆四、五年，私销是钱价高的原因几乎成为定论。改铸青钱后，因钱价不见平减，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中黑小钱仍很多，很多人仍认为是私销造成的，如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分析：“是以京外各省年年鼓铸而不见其多，翻见其少。若非销毁，钱归何处？”③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也是为防止私销。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上谕：朕思私铸固当严禁，而私销之罪浮于私铸，乃地方官惟是查获私铸以邀议叙，而拿获私销者甚属寥寥。乾隆认为私销之危害比私铸更甚，说明他对私销问题的重视。
前面已经谈到，加锡后的黄铜性能改变，不宜打制铜器。为什么他们还认为私销很严重呢？如是，说明改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如不是，则私销不是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各种迹象表明，乾隆初年私销情况不是很严重。
大臣们认为私销存在之证据不外乎以下几个理由：一、官钱越铸越多，流通中却不见其多，若非私销，钱归何处？二、官钱太重，毁钱有利可图，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三、铜铺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私销钱币是其来源之一。其中前两条尤为重要。 “私销说”提出后，上述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事实并不是这样。
第一，年年铸钱，不见钱多，的确容易联想到钱被销毁，但是，也有可能被储藏起来了，且后者可能性更大。
乾隆初年，市面上行使的铜钱种类很多：黄钱、顺治康熙时之青钱、④各类私小钱等。顺治康熙之青钱与黄钱同价。私钱又分为两种：私人铸钱和钱局私铸小钱。本来私钱是清政府禁止行使的，但雍正至乾隆初期，钱价日渐昂贵，乾隆元年后，清政府放松了对私钱的管理，如，两广总督鄂弥达等因广东官铸制钱较少，使用小钱相沿已久，恐禁之于民不利，且交易不便，奏请免禁小钱，乾隆也支持这种做法。⑤因此，私、小钱得以合法地使用，而且其价几乎与大钱相仿。如乾隆三年（1738），广东地区银钱比价：大官钱为1∶800，黑小钱近1∶1000；⑥四年（1739），两广民间所用多为黑小钱，其价也颇不贱，闽浙等省使用的铜钱，“计算银一两止兑七百一十余文，较之康熙年间大为悬殊，且系不堪杂钱，内字样模糊、薄小、穿破类如鹅眼者甚多”。⑦这种情况到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并没有改观。乾隆五年（1740），湖南巡抚张渠奏：“臣查湖北各处日用钱文，贯陌之中大半皆低薄轻小，绝少青黄大钱，由来已久，莫可究诘。向来钱价每钱一千仅值银一两及一两零几分，迩来竟值银一两二三钱不等。”⑧可见，大半是黑小钱的铜钱，比价也在1∶800左右。乾隆六年（1741），江西的小钱“向卖（白银）五六钱一千者，今则每千需银一两二钱以外，而且半系砂铅、漏风（破烂不堪之小钱）、鹅眼、剪边、锤扁以及无字铜片等项，每百长不及三寸，每千重不过三斤（每千文钱的标准重量为七斤八两），低薄丑恶，莫可言状。”⑨乾隆十四年（1749），湖北“彼此交易多用钱文，乃制钱之外复有剪边、v孔、砂壳、鹅眼、锤扁、京墩（康熙小制钱）、铅铁等项概行使用，竟与制钱无异。……但京墩与八分重之钱，从前行使与大制钱毫无分别……”。⑩这里清楚地指出当时地私小钱在使用时与大钱无异。发展到后来，人们不仅使用黑小钱，即使有大钱也要将其剪边后才行使。由此可知，乾隆初，青、黄大制钱及各种私小钱同时流通，混杂使用，而且价格都很高。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人们在交易时尽可能夹杂黑小钱，那些较大的官钱就会被持有者储藏起来或剪边后使用。如，乾隆三年，湖广镇m镇总兵谭行义注意到，当时小钱多的原因是“因官钱价贵，所用尽属小钱”，“民间亦因黑钱价贱，多用黑钱，少用官钱。”(11)因此，黑小钱越来越多，而大官钱越来越少，这主要是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之所以大钱中青钱多于黄钱，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黄钱，将之视为“良币”储藏起来，从而多被“劣币”驱逐出市面流通了。
由于钱价很高，对私小钱的管理比较松，促使了私钱的大量生产，这也是黑小钱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销毁铜钱铸造铜器利润未必很大。
按张若震的说法：(12)较大的铜器论斤出售，利润较小，而小铜器仅能打制，但论件出售，利润很高，因此，私销者私销铜钱多打制小铜器。但毁钱铸造大铜器利小，说明毁钱为铜本身并不能带来利润，否则，铸大器也应该利大。为何打制小铜器就利大了呢？
我们以乾隆十年（1745）安徽按察使都隆额所奏数据为例：“今即以每钱一文重一钱二分计算，每钱一千重七斤八两（七斤半，一斤为十六两），各省时价大概值银一两三钱有零，计每斤值银一钱七分三四厘。若一经销毁，铸造粗重器皿即每斤可值银二钱四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一两八钱；若打造细巧器皿，每斤可值银三钱一二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二两三四钱……。”(13)大钱一千值银一两三钱余，而销毁大钱一千可制造粗重铜器（即张若震说的论斤出售的大铜器）能卖到白银一两八钱，看起来利润还有五钱，实际上也不是这样。都隆额完全是理论上的计算，而忽视了几个问题：第一，毁钱、铸造和打磨均有铜料的折耗。按《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14)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铸造生铜大器皿“每正铜一百斤加耗铜十斤”，“v磨大物件每斤折耗四钱”。据此计算，毁钱一千铸成大器后只有约6.27斤，值银一两五钱余。第二，制造铜器用工问题。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熔化红黄铜每“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铸造大式器物重二三斤以外者，每正耗铜一百斤用：铸铜匠六工、拉运夫三名；每正铜一百斤用：v铜匠六工、铮磨匠五工、碹匠三工、嵌补匠一工六分；做子儿番砂托模，每正铜一百斤用：子儿匠二工、番砂匠四工八分、捉麻匠二分。”经折算，毁钱一千铸大器用工约2.2个。康熙九年，河工的工食费用是每天折给银四至六分，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每天给铜钱十五文，(15)按市价折银近二分。而乾隆初一碗面的价格是十六文（合银二分），因此，作为技术工的铜匠每天的工钱应在二分以上，按每天二十个铜钱计，2.2个工需工价50文，折银六分多。第三，熔化铜钱需要木炭、煤等燃料、化铜砂罐及制模材料等。通过以上计算，销毁一千文钱铸大器，除去折耗和工钱后还有一钱三分多的盈余，再除去材料费，剩下的利润已远低于五钱。实际上，当时流通的铜钱中有很多私小钱，即使是官铸的大钱很多也是不足重的，一千文钱的重量少于七斤半；同时，雍正五年后铸钱合金比例为“铜铅各半”，黄铜器的合金中铜的比例多为60％，铸器时还要加入红铜，更增加费用。因此，最后的利润恐怕不及一钱，利润确实不多，这也正好印证了张若震的观点。
再看打制小器问题。用铜量相同的情况下，打制细小铜器的确比铸大器贵多了，按都隆额理论上的计算，毁钱一千有约一两白银的利润。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精小铜器折耗：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打造“每铜一斤折耗九钱”，“v磨小物件每斤折耗八钱”。我们看到，除去折耗后，销钱一千仅剩铜6.35斤，值银二两三分余，表面上赚银七钱三分余。再《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小铜器用工：“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打造“各项零星小什件，……，每铜一斤用打铜匠一工八分”，“凡成造门神、门对、帘子、雨搭上一切什件，并碎小素活、零星物件，v刮出细，内务府、制造库俱无定例，今拟每v刮一斤用铜匠二工。” 这里仅将熔化、打制、锉刮三个程序的所需工时列出来。通过计算，私销铜钱一千打制小铜器需工约26.5个，工钱估计不少于铜钱530文，合白银六钱六分。如果再除去燃料、器具等费用，其最后利润还不足一钱。由此看来，毁钱打造小铜器利润比铸大器还小。
从上面计算过程可以看到，打制的小铜器之所以卖价相对高于铸造的大铜器，主要是所需的工时更多、技术更高。张若震所谓的毁钱打造小铜器利大，这里的“利”应是需要更多技术、工时的结果，与铜料本身没什么关系，即使购买铜、锌，打制小器一样“利大”。乾隆十年，户部尚书海望的看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打制小器虽然需铜不多，售价较高，但主要是打造工价倍于铜价，(16)而不是利润高。
实际上，直接购买原料较毁钱更有利。乾隆五、六年，钱价很高，我们按一两白银兑钱800文计（都按大钱计，事实上并非如此），1000文钱重七斤半，值银一两二钱五分。乾隆五年（1740），铜质最好的洋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17)每斤合银二钱；六年（1741），湖广的锌（当时各省鼓铸用铅、锌多至此以市价购买）运到江西后每百斤值银四两七八钱，(18)每斤合银四分七八厘。我们按铜钱的比例铜、锌各半计，直接购买铜、锌配制七斤半黄铜（铸造、打制黄铜器不加锡，这里只按铜锌两种金属算）仅需白银九钱三分，较私销铜钱节省银三钱二分。乾隆十年，广东巡抚策楞等奏称，广东省铜匠的铜料“皆系商人从云南、广西等省采买，运至佛山镇投行发卖。上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五两，中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四两，各铺户按价收买F造器皿已有利息，若大制钱不可多得，而各项小钱又质轻价重，得不偿失。是以现在并无销毁钱文情弊。”(19)我们按上等黄铜计，购买七斤半（1000文大钱的重量）黄铜需银1.125两，而1000文钱时价是1.2两。因此，铜匠们销毁铜钱不如直接购买黄铜，何况毁钱所得的铜不是上等铜。再如，乾隆十一年（1746），湖广红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六钱八分，每斤二钱六厘八毫；锌市价每百斤值银五两六钱，每斤五分六厘。(20)配制七斤半黄铜合金（铜锌各半）需白银九钱八分五厘五毫，而1000文钱当地市价约值银一两三钱，可见，直接购买铜锌较销毁铜钱仍节省银三钱有余。
我们比较铜钱的名义价值与本身材料的价值也能得到上面的结论。乾隆初，各省陆续申请开铸，留下很多铸钱成本的资料。如，乾隆三年六月（1738），四川巡抚硕色奏称：“……每年铸出之钱，按季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每银一两给钱一千，是又有益于官兵。再现今开炉八座，其买运铜铅等费共需库项工本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铸钱三万六千一百余串，除将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易出之银归还原项及支放内员役工费外，尚盈余钱三千三百余串。此鼓铸有便兵民，而无亏国帑也。”(21)我们看到，铜钱的搭放按官定比例（1∶1000，实际上当时铜钱1000文兑换一两二三钱白银），剩下的铜钱仍按1∶1000进行计算，铸钱利润达到12.3%，铸钱工料花费在15%以上，因此，铜钱中所含铜锌的价值至多是名义价值的73.7%。乾隆十三年（1748），浙江：“滇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三分三厘有零；洋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一钱八厘有零。今搭放兵饷，以千钱作银一两，原于成本不敷。至现今市价每钱千文兑银一两三钱零，若照官价采买商铜，每百斤价止十七两五钱，以之铸钱出兑，则赢余尽多。若照市价采买商铜，如每百斤价在二十两及二十一两以内，以之铸钱出兑，约计赢余，可较市卖钱文稍增，以资平减；如商铜市价至二十二两以外，则鼓铸工本与民间钱价相 ！(22)我们看到，滇铜价格低，铸钱利润较大。即使是按市价购买铜（其它原料多是以市价到汉口采买），铸钱后按市价兑换也不亏本，何况这里面也包含了约15%的工料费用，铜钱中含有的铜铅等金属的价值仍低于其名义价值。其它省份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知，铜钱的名义价值较本身的材料价值高，从经济利益来说，铜匠们没必要私销钱币。
第三，铜铺铜料的来源问题。按当时的说法，铜匠们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却并不购买铜斤，而是依靠毁钱为铜。如，乾隆五年那苏图奏请铸青钱时说：“至今行用黄铜钱文易于销毁，民间需用甚广，即如烟袋、钮扣、铜丝等项，为物虽微而货卖者遍于街市。若辈并不购买铜斤，悉皆毁钱为用。”(23)这种说法纯属于臆测，几乎没有实据。果真如此，全国大小铜铺都在收买铜钱，然后销毁为铜，他们保密措施再好，不可能没人知道，也不可能一次次躲过政府的稽查，何况他们是稽查的重点对象。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的控制也没发现私销，而且市场上钱价、铜价、铜器价格均无变化，这些说明铜铺的铜料有其它来源。事实上，乾隆时期全国的铜、锌供应比较充足，鼓铸之外有剩余，并作为商铜出售。如，云南就有10%的铜允许矿民自卖，据《皇朝政典类纂》：“（乾隆五十九年）滇省办铜各厂，除抽课交官外，向有一成、二成准令通商之例。”(24)洋铜一半官买，一半市场上出售；还有各地偷采的铜等。这些都是铜铺的铜料来源。广东省就从云南、广西购进黄铜；云南、贵州本省有铜铅产出，市场供应也较充足。
第四，当时官吏也不是全都支持“私销说”。
乾隆六年（1741），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称：“夫钱之贵由于钱文之少，而钱文之少，议者谓由于奸民之销毁与富民之埋藏。但臣阅历所至，其私销制钱耳虽闻有其语，目实未见其人，即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至于藏钱不若藏银，富户之智岂不及此。”(25)乾隆十年（1745），大学士讷亲奏：“臣等查上年京师钱文昂贵，恐有不肖奸民将钱文私行销毁，制造器皿。业经酌议设立官房，令打造铜器铺户在官局F铜制造，并严查出入铜斤以及制器铜数。行之数月，详加确访，钱文未见私销，铜价亦不昂贵，是民间原有铜斤可用，未必销毁制钱。且臣等议覆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请改铸青钱案内，将所铸青钱试行F化，较原本亏折甚多，毁钱并无利息……。”(26)同年， 大学士张廷玉也认为，各铜铺搬入官房以来，钱价未平，细察情形似无私销之弊。(27)同时，各省也派员对铜铺进行监督，也未发现有私销现象。如，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奏称无私销现象；川陕总督奏该省无大铜铺，即使小铜铺也少，铜器来自于外省。我们知道，对“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一事，当时有似乎合理的解释。但乾隆九年（1744）加强了对铜铺的管理。其做法为：进入铜铺的铜料经过称重，出铜铺的铜器也称重，如果重量相符，说明没有私销，如果生产的铜器重量大于铜料的重量，则认为存在私销钱币，就要治罪。如此严格的监督管理，私销的确不易，何况一旦被查获，就要治罪，利润不大的情况下，铜匠们也没必要冒这个险。因此，更进一步说明铜铺私销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以上分析知道，销毁铜钱制造铜器，无利可图，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私销说。改铸青钱后，私销青钱得到的铜不适于打制小器。可见，当时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毁钱打制或铸造铜器，不是因为青钱的缘故，而是毁钱不如买铜。因此，铸青钱防私销的意义不大。
三 结论
乾隆初年，鉴于“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销，欲清其弊，当先绝其源”的认识，提出铸青钱以杜私销的办法。然而，由于乾隆朝矿业政策的变化，铜、铅、锌、锡等原料供应比较充分，其价格也不是很高（相对于销毁钱币来说），销钱为器无利可图。虽不能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前后绝对没有私销，但可以说即使有私销，也不是普遍现象，对钱价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私销不是引起钱价高的主要原因。因此，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意义不大，同时，钱价也不能得以平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政策基本上没达到目的。
铸青钱政策本身也存在不足。私销铜钱不外乎有以下几个用途：制造铜器，其中又分为打造铜器和铸造铜器；改铸劣小钱；铜价很高时，卖铜获利。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确能够防止私销打制小铜器，但是，在技术上看，铸青钱不能防止铸造铜器。同时，乾隆朝私铸铜钱的现象非常严重，各地流通的铜钱中大量私钱足以证明。铸青钱也不能防止私铸劣小钱，私铸者在铜料价高或急缺时有可能私销铜钱。如，清人乔光烈在“禁私销议”提到：“又定例：鼓铸钱文铜铅各半，每铜铅百斤加入点铜（锡）三斤。其质柔脆，不能打造响器，立法已属周详。但不能为打铜尚可为铸铜，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事件等碎小器皿均可私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以手工，往往不计分两取值，每易子倍于母。是以铜少之区，虽钱质甚轻，而不免有私销之弊。”(28)当然，这里不是说乾隆朝的私铸和铸造大铜器者一定会私销铜钱，但从铸青钱政策本身来说，它是很不完善的。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青钱的成功试铸是对黄铜合金性能认识的一个进步。乾隆五年部定铜钱的合金比例就是其集中体现：首先，工匠们开始有意识用四元合金铸钱；其次，合金中各种金属含量的控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铜、锡尽量减少以减少铸造成本，而锌、铅含量尽可能大却又不致引起钱币质量下降。再次，青钱的铸造的确可以防止私销打制铜器，只是当时私销不是很多。
注释：
① “青钱”即乾隆五年开始铸造的铜、锌、铅、锡四元合金钱。此前清政府铸造的是铜锌二元黄铜钱，钱法至此进行了一次大变革。
②(17)《清朝文献通考》钱币，第4996-50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③《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胶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陈宏谋奏。
④ 这里的青钱指清初铸出的铜钱，由于铸钱时铜料来源较杂，带入一部分铅锡，从而使钱呈青色。
⑤同③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⑥(11)同③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广镇m镇总兵谭行义奏。
⑦同③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郝玉麟，浙江总督卢焯奏。
⑧同③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湖南巡抚张渠奏。
⑨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包括奏。
⑩同③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唐绥祖奏。
(12)同③乾隆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
(13)同③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按察使都隆额奏。
(14)《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中国古代匠作资料业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16)同③乾隆十年四月初四日，海望奏。
(18)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布政使陈宏谋。
(19)同③乾隆十年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那苏图，广东巡抚策楞奏。
(20)同③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湖北巡抚开泰奏。
(21)同③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巡抚硕色奏。
(22)同③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浙江巡抚方观承。
(23)同③乾隆三年七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
(24)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第八十八辑卷六十六，钱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
(25)同③乾隆六年二月十五日，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
青铜器的价值篇7
关键词 ：明清时期；盐商；扬州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39-04
一、青铜器分类的必要性及其原则
容庚曾说过：“……罗福颐撰《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卷首载藏器家姓氏录，公家藏器者凡十七家，私家藏器者凡一百八十七人，可谓盛矣。然无百年不败之藏家，近者及身，远者及其子孙，三世希不失者。国外藏家，挟其多资，来相购取，花纹之美丽者，相率而归之海外。”[1]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青铜器收藏、流传的大致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国家、省、市、县各级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青铜器，加上流失海外的、私人收藏的，再加上新出土的青铜器，青铜器的数量难以准确计算。可见，青铜器本身是复杂的，笔者认为体现在这几点：1.产生、使用的历史悠久，数量众多。2.器形复杂。3.用途多样。4.存在形式多样。
基于以上几点，就有必要对青铜器进行有效的分类。青铜器分类须遵循以下三个分类原则。
（一）遵循同一标准。如以价值高低为标准，就要以国家对青铜器定级的标准作为尺度，把青铜器按三个等级分类。
（二）一种分类法只能依一个标准把同类青铜器划归为一类。在采用某一方法分类时，不能同时用两个标准或交叉使用两个标准，只能用一个标准。当然，在经同一标准划分出来的大类中，采用另一种标准和方法将大类逐步又分为小类是可以的。比如，青铜器按用途标准，采用功能分类法，把青铜器分为：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雕塑品、其他类等。还可按铸造时间的不同，采用时代分类法，把其中的礼器区分出不同时代的青铜器。若区分出了某一时期的青铜礼器，还想知道它们是哪来的，就可以来源为标准，采用来源分类法，区分出发掘、采集、拨交、捐赠等来源。如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出时，鸟兽龙纹壶就标明：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公元前476年），1923年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出土；齐侯匜就标明：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公元前771年），顾榴先生、沈同樾女士等捐赠；梁其盨就标明：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公元前771年），194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捐赠；工觚就标明：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吴清漪女士捐赠。
（三）对复合体青铜器进行分类，以约定俗成为原则。复合体指以明显不同质地的材料（不仅指含金属材料）制成的器物。约定俗成指在长期分类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原则，并以器物的主要质地和复合材料中某种材料对器物功能所起决定作用，作为划分的科学根据。如河北藳城台西出土的一件商代铁刃铜钺，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铁足铜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牛，它们的器形主体是青铜，其他材质只起次要或装饰作用，所以应归入青铜器[2]。另外，对珍贵而残损严重的青铜器修复补配后，有可能大部分材质已改变，但仍归入青铜器类。如秦始皇陵陪葬坑的十二号青铜水禽[3]出土时，残破成大小十八块，锈蚀很严重，局部几乎已经完全矿化，也就是说整个金属都变成了氧化物、碳酸盐和其他盐，经修复补配后，从材质上来说已大部分不是纯青铜，但还是应归入青铜器。
以上三个青铜器分类原则，是我们在进行分类时应遵循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保护青铜器。
二、现行分类法评述
前面我们讲到青铜器分类方法由分类标准所决定，也就是有几种分类标准就有几种分类方法。一般来说，青铜器分类方法主要有：
（一）时代分类法。指以青铜器铸造的时代为标准进行的分类方法。这就涉及到青铜器断代和分期问题，青铜器断代通常参照田野考古层位叠压次序的状况，建立各种青铜器形态发展的标准和序列，其中主要是青铜器铭文、形制和纹饰，这就提供了对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尺。有了这个标尺就能判定或宽或狭的相对年代的间距，我们还应结合来断代。断代的时间幅度可区分为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可分为两种：一是具体标明年、月、日；一是标明所属的王世。能断定具体年、月、日的需有铭文记载。青铜器的相对年代范围较宽，属于一个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时期，所以是个分期问题。青铜器分期工作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发掘的成果和青铜器铭辞学研究的成果。首先对古代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是郭沫若，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基础上，写出的《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提出了青铜器发展的五个时期。1滥觞期，大率当于殷商前期；2勃古期，殷商后期周初至昭穆之世；3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4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5衰落期，战国末叶以后。他的依据材料全是传世青铜器。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把有关各家考定青铜器时代的方法，分为商、西周前期、西周后期、春秋、战国。马承源认为：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代晚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4]。华夏族以外地区青铜器可根据出土层位、器形、铭文等参照这十三期进行断代。如冀、辽、吉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青铜器，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到春秋早期，被称为“鄂尔多斯文化”的各青铜器，大体相当于春秋晚期至秦汉。这种分类法也有不足，由于大多青铜器没有铸刻具体年代，而它们距现在年代久远，传世品多，赝品也多，对青铜器断代只能凭器形、铭文、纹饰，专业性强，主观性也强，自然会有不准确之处。如马承源就曾把出土于二里头的网格纹鼎定为商早期器，后来他在《中国青铜器》（修订版）里修订为夏晚期器。
（二）区域分类法。指以青铜器所在地点为标准，进行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研究、了解某一地区的古代青铜文化。这里的所在地点既指出土地点，也指收藏地点。前者如前面讲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它为研究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历史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对于研究古代蜀文化有积极的作用。殷墟青铜器、妇好墓青铜器对于研究商代青铜文化更具有重要作用。后者，如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宝鸡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馆藏中国青铜器等。这种分类法能确定出土地点或收藏地点，但有时却难确定铸造地点。如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铸造水准很高，工艺极为精湛，并不是本地所能铸造，如果按区域分类法把它们归入当地铸造的青铜器明显是不准确的。
（三）质地分类法。指以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为标准，对器物进行分类的方法。把青铜器分为：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等，就是用这种方法。这种分类法对于区分质地明显的器物是很实用的，如区分红铜器和青铜器，只要根据它们的颜色就可区分出来。但如果要区分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就非得有科学仪器用科学方法不可，当然要把它们区分这么清楚，除了研究它们的铸造技术外，也没有其他需要。
（四）功用分类法。指以青铜器的用途为标准，对青铜器进行分类的方法。这也是众多青铜器研究者最常用的。如吕大临编著于1092年的《考古图》收录了商周青铜器148器，秦汉63器，就是按器物用途分类的，每器摹刻图像，有铭文的摹刻铭文。此后，王黼等的《博古图》，收录839器，梁诗正等的《西清古鉴》收录青铜器1436器，镜93面，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收录4831器，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都使用了这种分类法进行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把青铜器类别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四类。马承源把青铜器分为兵器、饪食器、酒器、盥、水器、杂器五大类，杂器中又分生活用具、车马器、货币、度量衡、符及玺印。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分为：1.食器。①烹煮器，下有鼎、方鼎、鬲、鬲鼎、甗、斧、锜；②盛食器，下有簋、盂、盆、簠、盨、敦、盛、豆、鉶、俎；③挹取器，下有匕、柶、毕。2.酒器。①温酒器，②煮鬰器，③盛酒（水，羮）器，④饮酒器，⑤挹注器，⑥盛尊器。3.盥器。4.乐器。5.杂器。这种分类法虽然常被研究者使用，但也有不足。古代青铜器中很多器物，我们已经不知道它们当初的功能或用途，如果仅用这种分类法，就会使许多青铜器无法归类或归类错误。如容庚曾说过：吕大临的《考古图》就是按功用来定名，所定器名就有一些错误，如父己鬲、方乳曲文大鬲、方乳曲文次鬲其实是鼎，匕旅鬲、四足鬲其实是盉，中朝事后中尊、象尊其实是壶，持戈父癸卣、父乙卣、木父己卣、父己足迹卣其实是觯[5]。而且有的青铜器一器多用，有时并不容易区分清楚。特别是礼器，如果它们不特定在祭祀、礼仪性场合使用，实际上都可做为生产、生活、军事用具。
（五）来源分类法。指以青铜器来源为标准，对青铜器进行分类的方法。此法适用于博物馆、纪念馆等文物保管单位和研究机构。青铜器来源主要有这么几种：考古发掘注明详细的出土地点，这类青铜器来源最可靠最重要。考古调查采集，征集，方式有收购、自愿上缴、赠送、动员交出。如刘肃曾向国家捐献了“虢季子白盘”，潘达于向国家捐献了“大盂鼎”、“大克鼎”,杭州钢铁集团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越王者旨於睗”剑[6]。拨交，指单位间互通有无或一个单位支援另一个单位的青铜器。如公安、海关将没收文物走私犯窝藏的青铜器拨交各文物收藏单位。拣选，指从废品收购站冶炼厂中拣选出青铜器，如商晚期的人面纹方鼎[7]，就是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仓库拣选出来的。这种分类法有助于确定青铜器的时代、器名、原属地、价值。但对于流传很复杂的青铜器，却没法一一列出。
（六）价值分类法。指以青铜器价值为标准，即以青铜器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纪念价值为标尺进行的分类。这种分类需先对青铜器进行鉴定、评估。对青铜器评估采用三级评定，即依其价值高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种分类法也存在不足，如鉴定者有可能会把一级青铜器定为二、三级，甚至定为赝品，也有可能把二、三级青铜器定为高一等级，甚至把赝品定为正品。
（七）器形分类法。指以青铜器的器形为标准，即以青铜器的形状、大小、铭文、纹饰为标尺进行的分类。如有的青铜器以现有的条件没法确定它的用途，也没法知道它的确切名称，就只好根据器形与存世的青铜器对比，进而定名归类，这样的青铜器不在少数。有的研究者纯粹以器形为标准来分类，如日本的梅原末治的《古铜器形态之考古学的研究》，把青铜器按器形分为十三类，李济的《记小屯出土的青铜器》，其礼器一类也是按器形分，这种分类法会混淆器物的性质，我国当代考古界一般不采用。这种分类法一般只能配合其它分类法使用，或在其他分类法基础上再细分类时使用。如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修订本）里，按功用分出的饪食器中的鼎类青铜器，又按时代区分出夏晚期、商代、西周、东周青铜鼎，又按器形的不同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如商代分出圆鼎十四式（此处第一式已确认是夏晚期网格纹鼎似不应该再归入商代）、鬲鼎六式、扁足鼎四式、方鼎六式等，西周分出圆鼎二十三式、方鼎十一式、异形鼎八式，东周只有圆鼎，但有二十一式。再如崔岩勤老师在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器时，先按功用把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分为装饰品类、工具类、武器类、礼仪类等，又按器形把装饰品类分为铜耳环、铜指环、铜环、铜笄等[8]。
可见，以上七种方法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笔者认为如果要对包括青铜器在内的一堆古器物进行分类，可先按来源分类法确定器物来源，接着按质地分类法把青铜器从其它器物中分出，再按时代分类法判定其所属时代，再按区域分类法确定属地，再按功能分类法确定器名，再按器形分类法确定式样，最后，按价值分类法确定其价值。在实际分类时，要按检索、收藏、保护、宣传、研究的实际需要,按一定标准，采用具体的分类方法。总之，“正确把握器形和用途的一致性，是青铜器分类工作的基础”[9]。
三、青铜器分类法在博物馆布展中的应用
上文已谈到，青铜器分类是非常必要的，下文将结合赤峰博物馆“古韵青铜”展厅里的青铜器，谈谈分类法在陈列展出中的应用。
首先，从展厅名称“古韵青铜”就可知道：这里展出的文物肯定是青铜时代的器物，而且以青铜器为主。这就使用了时代分类法，把展厅里的青铜器与其它展厅的铜器、青铜器区分开来。如“契丹王朝”展厅就有出土于赤峰地区属于辽代的铜铎、铜钺、铜盆、鎏金铜带、鎏金铜缨罩、鎏金铜枕托等，“黄金长河”展厅就有出土于赤峰地区的属于金元时期的铜钵、铜权、铜炉、铜奶桶、铜奶壶、铜法号、铜烛台等。
其次，在展厅第一单元“方国崛起”的第一展柜里，陈列着出土于赤峰市松山区大西牛波罗乡属于商代的青铜甗[10]。把这个青铜甗放第一个展柜单独展出，体现了时代分类法，提示观众这是这个馆中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把它用单柜展出，体现了价值分类法，提示观众这是这个展厅中最珍贵的青铜器。青铜甗的下方标明出土地点，体现了地域分类法，即使不能说明三千多年前这个地方的人已会制造青铜甗，至少也能证明三千多年前这个地方的人已拥有青铜甗。
第三，展厅的第二单元是“金戈铁马”，这里展出了六大展柜的青铜器，从布展的青铜器来看，主要使用了功用分类法。第一展柜展出的是一把青铜矛、一把啄戈、一把青铜管銎斧、一个头盔、两把一大一小的青铜直刃短剑、一把蛇纹柄青铜剑、一把夔龙纹柄青铜剑。第二展柜第一组展出的是两把一大一小的銎柄曲刃剑；第二组展出的是一把双虎纹柄青铜剑和一个青铜双联剑鞘；第三组是一把銎柄曲刃剑、一把青铜直刃剑、一个剑鞘；挂壁左边一组两排青铜镞，上排七个小些，下排八个大些；挂壁右边一组三排青铜泡，上排和下排小些各四个，中排三个大些。这两个柜青铜器可归入兵器类。第三展柜第一组展出的是一把镐，第二组是一把锤斧，第三组是三把大小不一的斧、两把凿、一块青铜包边砺石；第四组两把虎首青铜刀、一把青铜刀；挂壁上还有四把青铜柄齿刀、三件羊首青铜饰件、一把马形柄刀。这个柜青铜器可归入生产工具类。第四展柜第一组上层是三排连珠双尾垂饰，上两排各十二个，最下排十五个，第一组下层是三排动物纹牌饰，第一排圆形七个，第二排双虎纹八个，第三排山羊形四个，这组可归入杂器中生活用具类装饰类。第二组是一串石串珠、一只玉虎、一个金环，这组器物不是青铜器，但它们是装饰品。第三组是青铜动物纹钩环、青铜马衔、蛙形饰件、半月形车马具，这组青铜器应归入车马具类。挂壁左边是三排青铜动物纹方牌饰，上两排各十个，最下排九个。挂壁右边是三排形状不同的青铜挂饰。这组也可归入杂器中生活用具类装饰类。所以，这个柜总的来说可归入装饰品类。第五展柜展出的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铺、一个簠、一把壶、两个匜、一个瓿、一个簋。第六展柜青铜器属于夏家店文化上层，第一组一个四联罐、两个一大一小双联罐、一个青铜圆底罐、一个青铜盖罐；第二组一个觚、两个耳杯；第三组一个钵体鼎、兽耳青铜鬲、青铜鬲；第四组是一大两小青铜祖柄勺；第五组是一大两小青铜豆。这两柜可归入生活用具类。这个单元六大展柜的青铜器，既遵循了传统青铜器分类法，又进行了灵活处理，较好地体现了这个单元、这个展厅的主题，通过这些器物，能使人联想起距今三千年前后，赤峰地区先民曾有过铸造、使用青铜器的历史。
第四，展厅的第三单元是“战国、秦汉遗珍”，属于青铜器的只有一个展柜，其它大多是精美的灰陶器。第一组有一块兽纹铜牌饰、三块兔纹铜牌饰、一个鎏金兽面纹铜带钩；第二组是一串料珠（蜻蜓眼）；挂壁上有两排铜币，上排是七个战国布币，下排是七个战国刀币。这个柜的器物分类比较特殊，第一组的铜牌饰、铜带钩属于青铜器杂器中的生活用具类，第二组的属于装饰类，第三组的布币、刀币属于青铜器中的货币类，这三类归在一柜，可能主要考虑到它们的时代、质地、数量多少、形体大小等因素。这个单元与前一个单元相比，青铜器急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精美的灰陶器，不由不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前一时期出现的青铜器在这时大多消失了？这儿曾上演过怎样的悲剧呢？
综上所述，赤峰博物馆的“古韵青铜”展厅布展青铜器时,或多或少用到了上文所说的七大分类法。当然，博物馆文物的展出既要突出它的主题，又要在陈列艺术风格的完整统一下体现多样性和感染力，自然不能单一使用一种分类法。如第二单元第四展柜第二组展出的是石、玉、金三种不同材质的装饰品，第三单元青铜器展柜第二组是料珠，如果按质地分类法就不应该出现在青铜器展柜中，笔者认为布展者除了考虑时代因素外，可能是为了对比不同材质，进一步突出青铜器，而选择了这种布展方式。再比如按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中提出的青铜器分类法，第五展柜和第六展柜中的铺、簠、壶、瓿、簋、罐、钵体鼎、鬲、豆都属于青铜器中的饪食器，第五展柜中的匜属于水器，第六展柜中的觚、勺属于酒器，耳杯属于杂器中生活用具，布展时并没有完全按这种方式归类，笔者认为布展者综合考虑了青铜器的大小、多少、高矮、长短及相互关系这几个因素，使展出的青铜器既美观又能突出主题。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青铜器的分类方法将会越来越科学，也将越来越有利于博物馆的布展。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发现，深埋地下的青铜器将越来越多地出土，只有我们准确地对它们进行分类，我们才有可能逐步接近这些珍宝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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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价值篇8
在这个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被满足的时代，设计中蕴含的文化性与精神性日渐成为讨论话题中的热门，而这热门中的兴奋点，就是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日益关注。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世界在对于民族文化与舶来文化在碰撞交汇的过程中变得日新月异。在设计者的视野中，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然而，文化的交融虽加速了中国设计的发展，但绚丽多彩的形式下隐患也日益显露。混合着西方审美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理解的乱用，产生了相当一部分不伦不类的“本土文化设计”。没有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和内涵设计作品，在欣赏这类设计作品时就会感觉乏善可陈。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中国人祖先灵魂的积淀，不能只追求形式与技巧，更要注重其中的内涵与精神。
青铜纹样的类型
1.几何型纹样
在我国古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中，几何纹样能有非常庞大的比重，基于设计中平面构成的点、线、面的几何形式，用排列组合的形式来表达美的规律。用几何形式构成的纹样形态，辅助其它类型的纹样使用，在青铜器发展中后期多用于边框或辅助花纹，可以规整复杂的纹样，既有变化、又有规律。和谐的装饰效果完美的体现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线条所表达的内在意蕴与审美情趣被完美的体现。
2.动物型纹样
一些专家学者因为动物型的青铜纹样以变形为主，又同时带有神秘色彩，所以把青铜纹样称作为“神秘的世界”。常见的动物型青铜纹样有兽面纹、龙纹、凤鸟纹、蚕纹、蝉纹等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一种具有圆眼、巨口、獠牙、面目狰狞的“饕餮纹“，亦称“兽面纹”，大部分都应用于青铜礼器之上，代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皇权阶级神秘、威严的形象。动物型青铜纹样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形式多样。
3.植物型纹样
植物型纹样在青铜纹样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它大多居于纹样的陪衬地位，并且种类和数量也有限，但其表现手法和种类比史前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与成熟，这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植物类题材装饰艺术的结果，奠定了之后植物纹样的进一步发展。从这方面来看，青铜器上的植物类题材也是值得注意的。
4.文字型纹样
文明发展到一定层次，视觉范围内各种符号传达方式各自逐渐形成体系，就派生出一个个新型的符号系统。文字是纹样在符号在传达方面的最高形式；纹样则是文字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随着中国书法的逐渐发展，文字作为有权势者的事迹永久流传的手段被记录在青铜器上，即有文字的阅读功能，又是精美的艺术纹样，成为了一件高超的艺术品被永久流传。
青铜纹样的价值
如今，设计者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的祖先为后人留下了巨额的文化遗产，青铜纹样作为仅出现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王朝社会的转型时期的青铜器上，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与应用实践的实际价值。
1.青铜纹样的历史价值
青铜纹样因为只存在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鼎盛时代的文化杰作，同时也代表当时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古代青铜器是我国先秦时期灿烂文化艺术和生产力的代表，它数量大种类多，蔚为大观，尤为可贵的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在先进的冶炼技术打造下，其外观雕刻极为美观，精巧的造型，或细腻或粗犷的线条勾勒，成就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
2.青铜纹样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提升艺术价值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商品功能的需求也逐渐倾斜于满足情感需要与商品的审美特征。通过将青铜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有助于设计工作者更好地把握商品包装审美价值。
青铜纹样的种类繁多，图案精美、古朴、大方，它的美不会局限于的青铜器的物之美中。这种美之中蕴含了奴隶制社会祖先们丰富的想象力、情感、以及思想。同时，那些精美的纹样激发现代人的设计潜力，将青铜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中能大大提升包装设计的艺术价值。
实现文化价值
将青铜纹样完美结合于现代包装设计中，不仅能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更能加强现代包装的本土文化特征。第一，青铜纹样作为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转型时期，代表一种只有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感，而且有身后的人文艺术价值。它产生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时期，具有皇权、祈福、祭祀、颂扬功德的文化功能，是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青铜纹样的文化价值是人类自然本性在特定时期的表现。把青铜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之中能够很好的实现包装设计的文化价值。
促进经济价值
优秀的包装设计作品可作为艺术品供展示欣赏，所以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如果一件包装设计作品不仅制作工艺精湛，同时又具有独特的设计创意，那么这件包装作品本身就具有比较好的收藏价值；包装作为运输与保护商品的用途可以循环使用，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青铜器上精美的装饰纹样，是整个中国纹样史上的一颗奇葩，因青铜纹样本身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同时又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其视觉识别功能可以被应用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去，不仅仅可以提升商品本身的人文价值与艺术价值，而人文价值与艺术价值恰恰能够进一步提升商品的经济价值，表现出人们对文化与美的向往与追求。
青铜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趋势
社会多元化的深入导致国内商品必须抵抗来自于国外同类商品的压力。商品包装设计开始满足消费者精神与美的追求，并不再单纯局限于对产品的保护功能。将我国的文化精髓之一――青铜纹样融合在现代包装设计中，不仅可以赋予商品功能更多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势必会增加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文化价值。所以将青铜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中是未来包装设计的趋势。
纹样抽象化的趋势
传统青铜纹样线条多、图案复杂，有些不利于现代包装设计的制作工艺，所以需要设计者根据传统青铜纹样的图案进行整体或者局部的简化抽象与提炼的艺术加工，同时要结合现代的制作技术手段，使青铜纹样得到发展与延续。
抽象化后的青铜纹样不再具有原始纹样狰狞、凶悍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美的追求与没血的延伸。抽象加工过的青铜纹样又不失现代感，可以不断地应用于不同类别的产品包装设计之中。
符号艺术化的趋势
符号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表达和交流沟通的载体，是人类进化发展的产物。将青铜纹样的图案进行重新构建、解析、抽象、或变形，使其成为一种具有特殊的内涵或意义的象征符号，并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加以运用，进而使现代与古代纹样产生密切联系。这种符号艺术化的设计方式使青铜纹样走向了符号艺术，把传统的青铜纹样符号化艺术化，直接融合于现代包装设计中。
嫁接与移植化的趋势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将青铜纹样进行嫁接与移植，使其成为一种新的表现手法。青铜纹样经过提炼加工后，已经具有现代设计的风格特色，运用于有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商品包装设计中，可以使整体视觉形象更加具有特色增加识别力，起到引领时代风格特色的作用。
以人为本的趋势
在包装设计中，挖掘人性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因为设计就是为人的生活更美好而服务的。在保证包装设计功能与结构科学合理的前提下，注入设计者或消费者的心理、情感、道德等因素，使人产生无限想象的情景与丰富的韵味享受。达到包装设计在满足保护商品的基本功能的同时，给人带来愉悦的心理及情感体验，给包装设计作品更富于人情味与生命力，更加丰富人们的生活。
小结
青铜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之中，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于精神与美的物质追求，还可以提升商品的文化、经济价值，增加商品的市场竞争力，达到双赢的结果。总的来说，将青铜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不仅是古代青铜纹样于当代的再生，更是现代包装设计民族化、特色化的再生。
参考文献
[1] 陈望衡.狞厉之美：中国青铜艺术[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1
青铜器的价值篇9
这里再强调一下，对青铜器与铭文进行真伪鉴别，其真正目的是明确的，正如已故郭沫若先生所讲过的，如果没有把器物时代弄清楚，“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我们对青铜器与铭文辨别真伪的目的，就是要用那些真实的、有价值的资料，用这一历史载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发展观，为研究古代历史、艺术、文字、科学等多方面内容服务。而伪器、伪铭，那就是另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了。青铜器与铭文的辨伪研究和结论，对进一步保护、宣传和研究这些实物资料，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 论伪作与仿制之区别
中国古代青铜器与铭文，主要盛行在商周时代，通过近年考古发现和研究，又表明了秦汉时代仍存余韵，并有发展创新，与商周铜器与铭文形成了下延链接。从礼乐制度、制作技术、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等多方面看，这一传统文化，历朝历代都可谓受到重视，例如：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一书中云：“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反映了对夏商周三代礼乐之崇拜。两宋时代，青铜器与铭文不断被发现，受到了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重视。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说到当时的情况：“宣和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计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因古铜器经济价值高，一些不法之徒，为牟取经济利益，伪作、仿作古青铜器与铭文油然而起。从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文献看，较多的伪作和仿作是从宋代开始的。今人常常在实际工作中对青铜器与铭文的伪作和仿制混为一谈，不明内里，有时虽在理论上弄明白了二者之区别，但遇到实物时又模糊了。
青铜器的仿制与伪作的主要区别是，两者虽都对先秦两汉青铜器与铭文的造型、花纹、文字等方面进行模仿，但仿制是因某些需要，如：宗庙祭祀、制礼作乐、日常生活品的需要，模仿古制而制作的，即是为实用目的而作。所模仿的青铜器物或文字等方面，不必完全与被模仿的物象一致，而是大体相似即可。有些仿制品无论是在器形上，还是纹饰、文字等方面有时还有一定的创新，常常反映了作仿制器物的时代风格特点。从文献记载来看，古铜器之仿造可能要上至唐朝，但从实物资料考察一般要到宋朝，而以北宋“宣和”时期最著，这与徽宗嗜古、好古密切相关。最负盛名的仿古铜制品，莫过于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前者为徽宗时铸，其造型是以当时发现的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式，制作名为“大晟”的一套编钟。大晟钟对了解宋代乐制，了解仿古青铜乐钟和铸造技术都有着重要价值。宣和三年尊是徽宗宣和三年制作，铭文26字，其中有“宣和三年……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句，可知该尊是置放在方泽祭祀神祗用的。由此可见仿制品只是模仿或借鉴某种古器的基本特点，并标出新器名、制作的时间，等等。客观反映了为实用而作器，本身无一丝作伪之嫌，为世所允许。宋代以后有的铜制品本身虽为铜质，但从器形、装饰、铭文等分析，其主体完全是制作时代自己的风格特点。在全国铜器与铭文鉴定中，江西萍乡市博物馆收藏一件铜，外底铭文有“至正甲申岁，傅氏梅隐置山谷书院用”等字，至正是元惠宗年号，甲申岁为公元1344年。该明确标明是元代至正时所铸，因而应为仿制品。所见这种情况亦很多。
伪作器则不同，它不是真正好古博雅，而是作假古董，欺骗世人，破坏古代传统文化，其目的是获取厚利，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应允许的。因为要造假铜器和铭文，制作者在其本身水平的基础上，心怀叵测地下功夫，以掩饰伪作不被识破。希望所作伪品伪铭与某种先秦两汉的真器真铭完全一致，以达到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程度。伪作实物告诉我们，再好的伪造“高手”。伪作的铜器与铭文，在铸造、造型、装饰、铭文、锈蚀等方面，总会露出破绽，正如古人云，伪作“气质自恶”。铜制品和铭文的赝品之作，文献记载已很早，《韩非子・说林》：“齐伐鲁，索缠鼎，鲁以其赝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后的一些文献，也有一些零散记载。前已论及较多的青铜器与铭文的伪作，是从两宋开始的。主要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理学，以巩固封建统治，用金石文物来粉饰太平，这无疑使古铜器与铭文在经济价值上也会越来越高，在利益趋动下，不法古董商人开始大量作伪，充斥市场，欺骗世人。明清以至民国，伪作铜器和铭文连绵不绝，式皆法古，使真伪铜器与铭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铜器与铭文的造伪，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历史遗留下来的伪作青铜器与铭文较多，从对全国青铜器与铭文鉴定看，在一些博物馆和文物机构一般都有保存。从一定角度看，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文化财富，应很好保存研究。但从伪品制作性质、目的看，又玷污了传统文化的圣洁，这是应该予以认识的。笔者曾在一次有关文化艺术品市场的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目前在文化艺术品市场上，伪造、伪作的古代艺术品较多，如果是成批生产的，这些产品在生产和进入市场之前，一定请厂家在物品上标出有关新生产的等字样，以免被商贩用来坑害顾客。”今天我们在国家文物政策的指导下，应努力净化文化艺术品市场，对那些伪劣产品加以限制。
三 青铜器与铭文伪作溯源和历代伪作主要特点
青铜器的价值篇10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青铜器的价值篇11
商代晚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种类包括礼器、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工具、乐器、杂器等。这时的铜器制作精良，胎壁厚实，给人以凝重、庄严的感觉。纹饰多彩，形制精美，显示出处于发展鼎盛阶段的气派。且其广泛使用浮雕装饰，韵味无穷。那个时代有铭文的器物不多，有较长铭文的铸品也不过二三十件。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风气更趋繁缛，精雕细刻，艺术上可谓精丽，但相比商朝，器物多少缺乏一些生气。那个时候的青铜器物铸铭成风，长篇巨制不断出现，有的青铜器物上的铭文竟长达400字，字体刚劲有力，线条流畅，世界罕见。周昭王、周穆王以后，青铜种类略有增加，如、F、编钟等青铜器逐次出现，铸造工艺水平慢慢成熟。铭文水平也大幅提高，每篇铭文皆韵律清晰，笔锋劲拔而不失圆润，多为书法艺术杰作。
由上可以看到，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就已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如今大约经历了15个世纪。自古以来，青铜器历代都被称为国之重宝，位列收藏之首。民国时期，金石学兴盛，青铜器收藏达到顶峰，相关的著作不胜枚举。
墙内遇冷墙外热
在海外，中国青铜器作为一种世界艺术，一直是世界藏家追捧的焦点。
我们先来看几个案例。2001年，在纽约佳士得春拍上，一件中国商代的青铜器“皿天全”方衅魃恚创下当时青铜器拍卖最高价――924万美元。这件青铜器于上世纪20年代在湖南出土，拍卖的是器身，器盖现藏湖南省博物馆。据说当时国内也有博物馆筹集巨款，赴美参加竞买，终因法国买家出价超过我方预算近四成而没能买下，这件青铜器只能身首分离。
2007年3月，中国青铜器拍卖的历史纪录再次刷新，在荷兰马特里斯特举行的欧洲古董博览会上，伦敦著名古玩商推出一件战国青铜错金嵌绿松石貘尊，工艺精湛，华美异常，最终以12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目前成交价最高的中国青铜器。
2010年，纽约佳士得推出的“思源堂中国古代青铜器珍藏”专场拍卖，总成交价达到了2075.1万美元，是近年来中国青铜器成交额、成交率最高的一场专场拍卖。
相较书画等国内火热的其他艺术品门类，青铜器在国内拍卖市场的处境却有些尴尬。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有大量的高古铜器被盗劫或贩卖到海外市场，国内高古铜器一直是国家文物法规重点保护的对象，只有1949年以前出土且有明确收藏传承记录的传世青铜器才能交易。严格的管理限制了青铜器在国内市场上的炒作空间，青铜器拍卖会寥寥。上海崇源2005年秋季拍卖会上，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周宜壶”以2640万元人民币创下了内地青铜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近几年，虽然出现部分中国企业家和藏家在海外市场高价竞购，但限于政策，并不是所有海外回流的拍品都能在国内竞拍。
除了政策的影响之外，文化底蕴不足也是国内青铜器市场不受关注的主要原因。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刘幼铮说，“就拿宋瓷来说，宋瓷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达而著称，其审美亦达到巅峰。但如今收藏主体却偏好明清官窑，使宋瓷备受冷落，这亦是因为文化准备不足造成的结果。”他认为，中国人对于皇权的崇拜是中国长期的传统，植根于民众之中。很多收藏者在有钱之后首先感兴趣的就是搜集与皇权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直观感觉华丽繁缛，但与宋瓷、青铜器相比则显内涵不足。改变和提升欣赏品味需要一段时间的文化补充才行。
总而言之，一方面是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文化准备不足，导致青铜器的收藏被冷落。毕竟收藏是有钱人的行为，有钱人的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收藏方向，也给整个艺术市场带来一定的倾向性。
文化素养决定收藏方向
近来，一系列的事件将人们的视线引向青铜器。无论是海外拍场青铜器频繁现出高价，或是佳士得、苏富比及一些顶级艺术品商人主推青铜器，再加上皿方的高调回归……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一个灿烂的青铜时代开启在即。青铜器再次受到市场关注，收藏状况如何？如何进行收藏？
对此，刘幼铮认为，目前中国的青铜器收藏状况并不乐观，大量的仿制品、赝品充斥市场。原因有二，其一购买者对于青铜文化的学习、研究和准备不够。第二是常有的侥幸心理。淘宝、捡漏等心理往往让买者掉入卖者设计的圈套。“出土”、“不能公开”等说辞让人讳莫如深，正好给卖假者编造各种故事创造了氛围。“同时，中国的买家需要提高警惕的是，拍卖行不保真这个做法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不要盲目认为国外市场上的青铜器都是对的。”刘幼铮如是说。
要防范风险首先必须要做足功课――备好自己的文化库存。毕竟作为收藏家来说，买的是文化，不是机遇。当然，从相对牢靠的渠道购买会比较安全，但依然需要警惕，如果有流传、有著录会比较理想。
青铜器的价值篇12
2. 组织多元的学习方式，发现艺术品独特的美感价值
教师引导的小组讨论形式。我把学生分成小组，并给每组一张印有各种不同的青铜器图片。学生观察图片，并辨认图片中的青铜器哪些是用来装食物的，哪些是用来盛酒的。然后我引导学生赏析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感知青铜器的外形之美，在小组讨论中说说自己对青铜器的认识。教师通过自己的介入、讲解和姿态，传达给学生“一种意识，一种在艺术作品中寻找真正潜在价值的意识，一种寻找有意义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和培养一种真实品位的意识”。而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方式进行独立思考，展开想象，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学生主导的表演形式。两位学生以说唱的形式表演了《我们眼中的青铜器》，向全班同学展示两件古代的青铜器。学生在乐曲声中播放课件，展示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流行音乐、熟悉的伙伴、模仿电视人物的表演，引起了其他学生听觉和视觉上的共鸣。通过主持人与听众的互动提问，全班不知不觉的进入青铜器美感价值的课堂辩论状态中。学生在自由的欣赏和聆听过程中，感受到青铜器的另一层社会、文化的含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不但有精湛的工艺、精美的花纹和形状，更是根据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审美观念而铸造的，它体现了特定的精神目的和神权思想。
在活动中，我也不时引导学生加深对青铜器美感的认识。我问：“铜何尊是周朝时期的青铜器，你们认为它与商朝时期的尊有什么不同呢？”学生们利用之前小组讨论和表演中获得的知识，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了：“周朝的尊是圆的，造型独特，看上去美观又别致。商朝的青铜器造型凝重、朴实，庄重典雅，而四羊方尊是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不同点是四羊方尊的羊脚部分像龙的形状的就是兽面纹，还有细雷纹，而且是遍布整个尊的。”“这不是羊的外形吗？”“四羊方尊的外形顾名思义是由四只卷角的羊头组成，并用手指轻触幻灯片中的羊头，它让我想起藏羚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高图足上。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其实，我想这件四羊方尊是因为制作者看到了四只羊十分兴奋活跃，才制作出这么生动的形象，把四只羊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不但理解了古代青铜器的独特美感价值，还逐步融入了自己的看法和感情。
3. 通过评述和模仿撰写评论，提高对艺术作品欣赏的层次
初步学会欣赏评价。教师在指导学生写欣赏评论的初期，可以先教学生欣赏借鉴别人的评论。教师摘抄一些不同的艺术评论，让学生分组讨论学习。比如，为什么要写评论？他们觉得哪个评论比较好？为什么那个评论写得好？写得好的评论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些不好的评论有什么不好，哪里可以改进等等。或者教师可以对同一个艺术作品列出几种不同解释，让学生分辨其中的优劣。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在观赏艺术作品时更加接近作品的特殊本质，学会明白清楚地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及其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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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随着允许邮票收藏之后又放开了钱币的收藏，那时候我的朋友陈业，是原商业部的一名处级干部，现在是马未都观复博物馆的副总经理。他喜欢收藏近代钱币。十多年前，他编著的《陈说钱币》一书中提及笔者乃钱币收藏与鉴定的高人。陈业在笔者钱币收藏理念的影响下，收藏颇有成就。在那个正是大量钱币走私出境的年代，陈业不愿看到中国近代珍稀钱币不断流向境外，往往以高出台湾币商成倍的价格买下许多珍贵银币，甚至还从台湾币商那里订购许多珍稀银币回来，回购的银币凡通过笔者鉴定确为珍贵的真品才钱货两清。其中最珍贵的有“民国二十一年金本位币半圆”银币(图2)，该币光边精致，存世为孤品，当时用了1万美元购藏，如今同那些400多万元成交的“大元帅银币”(存世近10枚)，以及“湖北本省银币”(存世20多枚)比，确是更为难得。
中国近代金银币产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后，正是这个时期，当手工艺面临机械工艺替代的时候，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近代机制币，这些半手工半机械的经典之作，大部分是中国政府委托英国造币厂及美国，意大利等外国的雕刻师代为手刻的钱币钢模，其工艺水平达到了世界造币技术的顶峰，几乎每一款钱币都是一件艺术品，这种荣誉维持了近100年。这些精湛极致的金银币，连英国人后来自己也无法再现昔日造币的辉煌，那种非凡的手雕钢模的技艺从此消失，不过总算这批由世界顶级手雕钢模大师雕刻产出的金银币，还是给世界工艺美术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所以收藏半手工艺的中国近代机制币，也算赶上了收藏手工艺品的最后班车，这种被称为世界最后手工艺品之一的经典钱币，它价值连城且又不显张扬，成为财富浓缩的最佳选择之一。除此之外，钱币的小巧玲珑又集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掌中雅玩，令人回味无穷，是不为炫耀的最高收藏境界。
当我们回顾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品收藏投资走过的30年时，发现许多收藏的艺术品已经升值千倍乃至万倍，比如1980年发行的面值8分的猴年生肖邮票已升值到4000多元，涨幅5万多倍；第一套人民币从20元升值到200万元，涨幅10万倍；还有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画作，30年前每平方尺不过三五元，如今30万至50万元，涨幅10万倍；所见明清官窑瓷器30年前也只是几十元1件，当下已是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涨幅达10万倍至100万倍；还有高档的明清家具每件现价也是几千万元，相比30年前涨幅同样高达100万倍。即便是按20世纪90年代初文物商店内销文物的清雍正珐琅彩官窑瓷器为例，单件过墙花卉小碗售价2万元左右，现在已是2亿元的价格，为当初的1万倍。可见，凡是早年选择投资上列艺术品的企业或个人，无疑是收藏界的成功者。
了解销售渠道并作市场价比较
中国的艺术品向来分成内销与外销两种，通常是高档的清三代官窑器、宋元及近代大名家的书画、唐以前的青铜器、战汉的古玉器是一定不许出口的内销文物。外销文物可以通过中国各地的文物商店、友谊商店卖给境外人士。外销的文物一般都是艺术品里的普通品种，比如清后期及民国的瓷器、玉器、鼻烟壶、鎏金藏佛、“景泰蓝”铜器等等。所以目前境外拍卖公司推出最多的就是这些中国几十年前的外销文物，因此这类物品的价格也被境外古玩商炒得最高，境外古玩商拥有的这批原先中国的外销文物，现在正在被中国玩家用几十万倍的高价买回来。当然中国许多玩家尚处于艺术品收藏的初级阶段，就算交点学费买一些境外藏家淘汰的艺术品亦在所难免。尽管有一些财大气粗的中国玩家用上亿元拍得鎏金佛像一尊或买回“景泰蓝”铜器一个，甚至有用几千万元购藏未经历史检验的当代画一幅。总之无论他们花掉再多的钱用来收藏的只是一堆等级与品质不够的中国工艺品，他们在世界高等级艺术品收藏圈里永远无法沾边。全世界最新统计列出艺术品收藏大家30名，除了已故藏家之外，目前作为华人代表的只有台湾以收藏青铜器为主的曹兴诚名列其中，由此可见中国青铜器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的地位之高。
中国艺术品曾经拍卖成交上亿元价格的有鎏金藏佛、清代铜雕兔首和鼠首、元代“鬼谷子下山”青花罐、清代珐琅彩瓷器及景泰蓝铜器等等，就是不见青铜器和古玉器卖过上亿元的，其实青铜工艺与古玉工艺远远超过其他艺术品千百倍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和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裘卫四器上的铭文，来了解一下古代青铜器与玉器当时的价值。其中西周时期的青铜“卫盂”与“卫鼎”的铭文内容大意是：恭王三年，周天子举行建常大典，诸侯王皆送贺礼，有一个矩伯为了筹办礼品，向裘卫订购一组装饰在马车上的青铜件，以及一片玉璋二片玉虎加配套用的鹿皮，矩伯以1300亩良田和一大片林地相交换，可见青铜制品及玉制品在当时的交易价格已是千亩土地的等价，由此充分显示了青铜器与古玉器今天的价格几乎还低于上千年前的原始交易价。所以比较那些升值已经多少万倍的其他艺术品，显然应该重新考虑从今往后所制定的收藏投资的目标，因为目标的正确往往比努力更重要。
几年前有两位接受我收藏观点的黄晓祯和黄洪彬。他俩虽然文化低又完全是外行，但悟性极高。笔者在极短的时间里教会他们一生受用的青铜镜鉴定真假的要点，于是他们着手收集被人为低估了艺术价值的青铜镜，并在6年时间里一跃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青铜镜收藏家和获利巨大的艺术品投资赢家。
应选择各历史时期的经典艺术品
爱好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朋友们，都有可能成为一流的收藏大家，都有可能在收藏投资中获取巨大的回报，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对不同时期不同种类艺术品的选择。那么当下又将如何来选择呢?第一，未经历史检验的肤浅的艺术品坚决不要，第二，涨幅超高的艺术品不必追涨，第三，永远选择中国各时期最好的经典艺术品。
那么各历史时期最好的经典艺术品是什么呢?首先可以排列出各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品，然后比较同一时期的各种艺术品得出最好的，这样就知道了各时期最好的艺术品，继而再将各时期最好的艺术品比较世界上相同门类的艺术品，从而得出最好的那才是世界顶尖的艺术品。例如中国商周时期的艺术品种类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等等，它们之间进行相比较后则显见青铜器的工艺美术更为优秀，之后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制作的青铜器相比较，结果中国青铜器仍是最上等之作，由此决定了中国青铜器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的最高地位。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各时期都有最好的艺术品。除了新旧石器时代较为原始粗糙的手工艺品之外，中国辉煌的工艺美术史，即便从商周的铜器时代算起也有3000多年的历程，继商周鼎盛的青铜礼器(图3)以后，战国、两汉、隋唐时期的手工艺品更是琳琅满目，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秦砖、汉瓦、唐三彩以及画像砖、瓦罐、陶俑，另有战国的兵器、唐朝的金银器，甚至有更具艺术魅力的战汉玉器，然而，工艺最精美的、制作难度最大的仍是青铜浇铸工艺达到极致的青铜镜。作为创造青铜浇铸工艺最后辉煌的青铜镜，尤其王室所用的铜镜除了照容功能之外，必须兼顾把玩欣赏的艺术品位(图4、图5)。正因为是照容的器具而距离视觉感官最近最直击，所以任何细小的工艺瑕疵都会带来感官上的不舒服。以至于从齐家文化发明铜镜起，经过长达2000年和多少代制镜高手的反复实践探索，铜镜制作终于到达了青铜浇铸工艺的顶峰，其精品工艺之精湛已是再近的视觉距离都几乎无可挑剔，并且中国的青铜镜工艺之精美，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制作的铜镜无法相及的。不过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室使用的铜镜且成功制作的概率几乎也是万分之一，于是上万次的失败而产生的一件成功作品便不难料想它的珍贵程度了。
铜镜以外，战汉的玉器可算中国7000年玉雕艺术的扛鼎之作，“她”的那种精、气、神的体现，“她”的那种力度与柔美的结合，令人神往，通常是玉雕高手几十年的心血，这一时代的玉器已根本不是其他时代“花拳秀腿”的玉雕工艺可以相比的(图6)。有一位叫于泾的当代部级玉雕大师认为：现代的玉雕工艺可以模仿明清的玉雕，甚至可以超越乾隆玉雕工艺，然而要仿制战汉玉器的“神情”那是绝无可能的，可见战汉玉器的艺术精髓所在，顶级的战汉玉器乃“神器”。
要说唐朝的金银器虽有金银之光华，纹饰大多模仿西域文化，做工也不错，但是相比金银器的发祥地古埃及、古罗马金银器的工艺之美，唐朝的金银制品只能屈居其下了，再说金银器的工艺后来许多朝代及近现代早已超过了唐朝的制作水平。
战国的青铜兵器质优器利，但素器为多，工艺之美自当欠缺，艺术品最讲究的是工艺美术，常言道：满工满价，半工半价，没有好工艺就没有价值可言。再说古代战争之需，各国的军火开支自当最大，一个国家往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铜用来制作兵器，故兵器留存至今也最多，因此兵器相对物以稀为贵的收藏宗旨而显得数量多了一点。
对各时期的艺术品逐一比较分析，必然能够认清最好的艺术经典之作品。接下来，宋以后青铜工艺被逐步发展成熟的陶瓷工艺替代，宋朝出现了哥、官、汝、定、钧的五大名窑单色瓷，元朝明朝有了青花瓷，清三代有了彩色瓷；相对好的还有宋元时代的文人山水画，以及明清的皇室家具。至于不为主流的艺术品杂项，如竹木牙雕、铜香炉、鼻烟壶、铜雕鎏金藏佛、景泰蓝铜制品也不乏艺术精品，各藏家见智见仁，自当取舍。比如想收藏中国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者，建议先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看希腊4000年前的彩陶之精美，这之后收藏取舍自然更会分明。
在各时期各种艺术品之间通过比较得出最好的艺术精品，然后再与世界上同一门类的艺术品相比较而胜出的，才是世界顶尖艺术品，才是最好的收藏品。收藏艺术品好比盖楼房，每一栋楼房无论是盖十层、几十层乃至几百层之高，只要不见盖上房顶，下面起了多少层依然属于基础建造，唯有盖上房顶才算大功告成。收藏艺术品同样有这个道理，就像许多艺术品收藏者收藏了一辈子、一屋子藏品，但都是不入流的低档艺术品，到头来还不如别人一件顶尖的艺术精品即赢得收藏圈敬重。所以收藏“房顶”的理念是艺术品收藏得以成功的最佳良方。收藏艺术品还有一个要点是必须对全世界艺术品有所了解，比如你喜欢收藏石雕艺术，邶么你首先应该知道希腊2000多年前的石雕像维纳斯之荑，之后你才能明白自己收藏的石雕艺术的等级与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