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理财方法实用13篇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1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界定。“未成年人”是一个与成年人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将法定成年年龄规定为18周岁，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概念的年龄上限一致。①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是指不满18周岁者对其所有的财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适当处分等权利。与成年人的财产权相比，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权利主体是不满18周岁的公民；二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未成年人财产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发展；三是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通常分离。我国法律将未成年人定位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其财产通常由监护人代管。

社会生活中，未成年人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其财产来源主要有：一、通过法定义务人应尽的抚养义务而获得的财产。子女未成年期间，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物品和费用由父母提供，这部分专供其个人使用的物质生活资料和费用构成未成年人最基本的合法财产。二、通过劳动、营业所获得的收入。我国法律以16岁为劳动就业、参军的最低年龄，民法将凭劳动收入自食其力的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第十一条第二款）。未成年人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受法律保护。此外，部分未成年人因具有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而被特定行业、部门招收录用，像运动员、演员，所获收入理应属于自己。三、参加各种竞赛、评选活动，以及因无因管理、悬赏广告、抽奖、有奖销售等完成规定行为所获得的奖金和奖品。四、未成年人在掌握一定知识、技能后，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或者小发明创造而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拥有知识产权，对相关收益享有财产权。五、接受赠与或遗赠的财产。生活中未成年人常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赠与，如亲友给的压岁钱、父母以未成年子女名义的储蓄、社会各界对贫困学生或残疾儿童的捐助等等。时下未成年人拥有房产已不是新鲜事，父母出于规避税收、逃避债务、减少交易成本、为子女上学提供便利等方面的考虑，将房屋产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的名下，民间也把这类房屋产权人称为“娃娃房主”。孩子虽未成年，但在法律上房屋已是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六、继承的财产。根据继承法规定，未成年人是父母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还可以代位继承其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遗产，并且可以成为遗嘱继承人。即使尚未出生的胎儿，法律亦明确遗产分割时须为其保留必要份额。七、按照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给予未成年人的财物。如房屋征收与补偿时，按法律、政策规定所发放的补偿款中属于未成年人名下的部分。八、行使人身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所获的赔偿金，以及行使保险关系中的利益求偿权得到的保险金。九、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从事经营、投资活动所获的各项收益。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保护现状。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他人不得侵犯。但事实上，由于年龄、知识和社会经验的欠缺，未成年人在民事交往中常处于弱势地位，现实生活中忽视或侵犯其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父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随意处分子女财产；由于未成年人的财产多与父母等家庭成员的财产混在一起，导致离婚案件中常将未成年人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混淆或忽略不计。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法律极少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给予重视和关注，现阶段民事、经济领域内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立法保护方面。目前，我国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相关法律规范，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中，相关立法之间缺乏系统性、协调性，规定得过于概括、粗糙而欠缺可操作性。民事法律领域一直欠缺相关的具体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设置监护制度以弥补未成年人能力的不足，但对如何管理未成年人的财产没有规定，也缺乏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的规定。《婚姻法》对家庭成员中夫妻财产的范围予以界定，但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范围不予明确。至于未成年人凭借其劳动、经营、发明创造等形式所获财产的归属问题，法律更是没有涉及。专门立法方面，2006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扩大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范围，确认了其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但这种规定仅是原则性的，只有对相关民事立法进行修改补充，方能真正确立起未成年人独立财产权的法律地位。

司法保护方面。现有法律无法适应纷繁复杂的审判实践的需要，导致司法保护不力。最高人民法院颁行了不少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却一直欠缺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特别是财产权方面的规定。目前，少年法庭作为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审判机构，主要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方面的案件尚未达到专业化审判的要求，案件管辖、适用程序、审判管理和指导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财产权的享有能使未成年人从社会经济交往中体会到责任的承担，对培养他们为自身利益做决断的成年理性和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意识至关重要。当前的保护现状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滞后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现实要求。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刻不容缓。

国际上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比较考察

195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提出，为维护儿童利益的目的而制定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为督促国际社会在保护儿童权利问题方面能够普遍承担义务，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中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应当履行保障公约规定得以实施的国际法义务。立法确认并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已成为当今各国的通行做法。由于英美法系国家采取广义的监护制度，不区分亲权和监护，而且取消了人身监护和财产监护的区分，关于被监护未成年人的财产管理规定得较为简单。因此，本文主要介绍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体例编排上，大陆法系国家多将未成年人财产问题放于亲属法中，通过亲权和监护两项制度予以保护。其中尤以德国法和法国法的规定最为详尽，现归纳总结如下：

明确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范围。一般包括：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劳动、营业等方式有偿取得的财产，供子女个人使用的衣服物品，以及其他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②

父母对子女的财产照顾。德国现行民法用“父母照顾”一词取代过去的“亲权”，以强调父母对子女人身和财产的照顾义务，更好地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一、财产管理方面。父母须就未成年子女受遗赠或赠与而无偿取得的财产编制目录，并呈交监护法院。法国法规定，由父母共同享有对子女财产的无条件的管理使用权，在单方行使管理权的情形下则须接受监护法官的监督；清点子女的财产并制作财产清单；在亲权解除或终止时，父母不再享有财产的法定管理权，应将财产账目交还给子女。二、使用收益方面。法律允许父母为子女利益而使用子女的财产收入，如子女的生活、教育费用；出于经济原则的考虑可以进行投资。但对子女通过劳动取得，以及附禁止父母用益条件的赠与或遗赠而取得的财产不享有使用收益权。法国法还规定，未成年子女结婚或者满16岁时，父母也不再享有收益权。三、限制财产处分，并规定损害赔偿责任。处分权决定着财产的命运，在所有权各项权能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必须坚持“为子女利益”原则。德国法规定除尽道德义务或礼仪需要外，父母不得代子女为赠与。未经监护法院的批准（德国法）或者监护法官的许可（法国法），不得以子女名义为下列行为：开展新的经营，土地、船舶等不动产和商业营业资产、债权、有价证券的处分、借贷，为抛弃权利的意思表示。法国法还规定，非经监护法官允许，父母不得协议分割未成年人的财产。如果父母的财产处分行为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父母要承担连带责任。

监护人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保护。同亲权相比，监护由于没有父母子女间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受到更多的限制。一、财产管理方面。监护人在监护开始时就要清点未成年人财产并制作财产清单，有监护监督人时应与监督人共同为之；定期向法院报告财产管理情况，一般每年至少一次。法国民法还规定，监护法官可以随时要求报送财产管理账目，以及向16岁以上未成年人报送的决定。二、使用收益方面。禁止监护人受让被监护未成年人的财产，也不得将财产用于自身或监护监督人；可以将货币作有息投资，如投资于有价证券、公共储蓄机构或信贷机构；为保证财产安全，对现有营业予以维持；将无记名证券转换成记名证券或寄存。三、严格限制处分财产。未经监护法院（德国法）或亲属会议（法国法）批准，不得以未成年人名义为下列财产处分行为：涉及土地、土地上权利、船舶等不动产和商业营业资产、有价证券等重要动产的；开展新的营业或终止现有营业；放弃受领归属于未成年人的遗产。至于无损于未成年人利益、数额小且非金钱或有价证券给付的行为，无需批准。法国法还规定了监护人提起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利诉讼的内容。四、监护人的报酬请求权。德国法规定，除青少年局或社团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外，监护法院可以准许给监护人适当报酬。监护人应谨慎稳妥地管理未成年人的财产，对因管理失当而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五、设置监护监督人，以监督上述义务的履行。德国民法规定由监护法院选任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也要接受监护法院的监督。法国民法则要求亲属会议从其成员中选任监护监督人。

上述规定，对完善我国立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我国应顺应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国际化趋势，真正树立起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立法理念，确认未成年人享有独立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较为完备的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立法的完善。首先，明确未成年人财产的范围，这是保障其合法财产权的基础屏障。家庭保护立法应当成为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主要领域，应增设“未成年人独立财产的范围”的相关规定，以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对财产的形态及取得的途径予以界定。

其次，区分亲权与监护，对这两项制度分别立法。我国民法把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归于监护之下，将父母等同于一般监护人，这种做法颇受诟病。在未来的法律修订中，宜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规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之亲权人，为不在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设置监护人。在亲权制度中规定父母对未成年人子女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在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则规定更加严格的财产管理职责，并以利益作为驱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动力之一，规定相应的报酬请求权。

第三，增设监督人或监督机构，以及责任追究机制。对未成年人财产的重大处分行为，须经监督人或监督机构许可后才能实施。而且，父母或监护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管理失当且主观上有过错的，对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明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照顾保护职责。主要包括：一、强化未成年人权利主体的观念，尊重未成年人合理、适当的财产处分行为。在家庭关系中，区分父母和子女各自所有的财产，父母应妥善管理和保护子女的财产。要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本人并听取其意见。二、基于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享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法定权。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货币财产可以做合法的有息投资，对不动产、证券等财产予以维持或增值使用，由未成年人财产所得的收益归未成年人所有。非为子女的利益和需要不能动用其个人财产，不能将子女的财产用于偿还父母的债务或者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三、在当今社会经济制度下，财产处分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等诸多问题，立法对此应作出细致周到的规定。比如，切实贯彻“为子女利益”的处分原则；禁止受让未成年人的财产；对不动产、贵金属、证券等重要财产的限制处分等等。至于非为子女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宜以处分行为的有偿与否来确认。四、教育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财产权观念，帮助其发展认识自我的能力，给他们适度的自由和自主抉择、自负其责的机会。比如，可以采取概括准许的方式，个别降低年龄界限、放宽行为能力的限制。在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其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财产保护职责，除上述规定外还应当加入：对未成年人的财产进行调查核实，制作财产目录，必要时予以公证；对财产的收支和管理情况，接受监督人或监督机构的监督；在财产处分上，监护人应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

法律保护的加强。除立法贯彻外，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应当在与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相关的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始终，以强化司法保护的职能。笔者对此有两点建议：一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针对保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司法解释和实行案例指导，来更好地指导法官谨慎处理涉及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案件。比如，出于尊重未成年人财产权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不能一概认定未成年人的财产处分行为无效，应当综合未成年人的实际能力状况和交易的客观因素予以判断。在离婚案件中，为保护因父母离婚而利益受到威胁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应注意区分子女的个人财产和父母的共同财产。二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需要，在案件审理中，注重提升案件审判人员的专门化程度和专业水平，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的程序和审理方式。（作者单位：安阳大学文法学院）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2

一、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度的历史沿革

十月革命后，前苏联苏维埃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到1926年11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这是一部具有社会主义烙印的婚姻家庭法，开创了婚姻家庭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先河。受其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在建国后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是独立于民法典之外。该法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这一法定财产制是典型的一般共同财产制，其共同财产的范围极为广泛。关于约定财产制，该法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做出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约定”的规定，该法承认各种在维护男女平等基础之上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1980年的《婚姻法》与1950年的《婚姻法》相比，相同点是仍然维持了共同财产制的原则，从法条数量上来看也仍只有1条。但从法条的内容上来看，则进步不少。

1980年代后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年代，人们的观念逐渐开放，夫妻财产的数量和种类都有了显著的丰富，各种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在一场全民性的大讨论后，对1980年的《婚姻法》做了一次大的修改。从条文数量上来说，从1条增加为3条，从规范的内容上，一是将夫妻财产约定制做明确的规定，效力优先于法定效力，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私权自治的原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符合世界各国夫妻财产制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二是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夫妻一方可依自己的意愿独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行为，有利于提高夫妻双方各自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同时也排除了第三人与夫妻一方的交易顾虑，增强了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三是充实了夫妻财产制的内容，新的《婚姻法》不光在法条中，而且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将夫妻财产的有关范围、争议的处理都做了较为明晰的规定，既有助于婚姻当事人自由处理财产，也有助于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和善意第三人的交易行为。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3

名称：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名称：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

注册资本：_________

营业范围：_________

组织形式：_________

营业期限：_________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业务资格证书编号：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甲方是设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乙方是依法成立具备受托管理资格的公司，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甲方委托乙方为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从事此项受托管理业务；双方同意本着真诚合作、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此项合作。

为明确甲、乙双方在企业年金基金财产账户的管理等相关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及职责，确保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实现企业年金基金保值增值，维护受益人和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章　定义和释义

在本合同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解释或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1　本合同：指编号为_________号的《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合同》及对该合同的任何修订和补充。

1．2　受托管理：指甲方基于对乙方的信任，将自己合法支配的财产委托给乙方，由乙方按甲方的意愿、以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年金基金财产的行为。

1．3　企业年金基金：指_________企业根据《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归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1．4　初始受托财产：签订本受托合同时双方约定的信托财产金额。

1．5　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或受托财产：指本合同期限内由甲方交付的全部财产和本受托管理期限内获得收益的总和。

1．6　受托财产托管专户：指根据乙方指令托管人以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的名义在托管人营业机构开立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专用存款账户，用于归集企业年金的缴费、投资运营收益和支付企业年金受益人的退休待遇等。

1．7　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指根据乙方指令托管人以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或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证券组合的名义在托管人营业机构开立的，专门用于委托投资资产交易清算的托管专用账户。

1．8　受托当事人：指根据本受托管理合同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甲方、乙方和受益人。

第二章　受托的名称

本受托的名称为：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

第三章　受托的设立

3．1　受托当事人

3．1．1　委托人（甲方）：_________

3．1．2　受托人（乙方）：_________

3．1．3　受益人：由甲方提供的《受益人名册》确定（详见附件1）

3．2　受托声明与承诺

甲方自愿按照本合同将其合法拥有的按照《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归集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委托给乙方，甲方对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来源及用途的合法性做出书面承诺，保证本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没有设立任何担保，也没有任何其他限制性条件妨碍乙方对该财产的受托管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以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乙方承诺：管理本受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3．3　受托目的

依靠乙方的专业管理能力、优质服务以及透明化、规范化的操作，实现企业年金基金保值增值，保证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独立性，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行效率，降低综合管理成本，为受益人提供补充养老保障，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3．4　受托财产

3．4．1　初始受托资金为_________万元人民币，甲方须在合同生效后的10个工作日内汇入乙方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专户。

3．4．2　甲方在合同期内将按月增加或减少受托财产，增加的受托财产金额以实际到账的金额为准，减少的财产以甲方确认的企业年金待遇支付金额为准。增加的财产与初始受托财产及其投资运营收益一并归属于受托财产。

3．4．3　受托财产独立于甲方、乙方和其他任何为企业年金基金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固有财产。

3．4．4　乙方因受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归属于受托财产。

第四章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甲方的权利

4．1．1　有权向乙方了解受托财产的管理、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乙方做出说明。

4．1．2　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受托财产有关的受托账目以及处理受托管理业务的其他文件。

4．1．3　乙方违反受托目的处分受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受托管理业务不当致使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甲方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受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项规定的申请权，自甲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

4．1．4　乙方违反受托目的处分受托财产或者管理、处分受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甲方有权解任乙方。

4．1．5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4．2　甲方的义务

4．2．1　甲方有义务承诺甲方建立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4．2．2　甲方有义务承诺交付的全部受托财产的来源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甲方有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缴纳受托资金及合同期限内追加资金的义务。并承担由于未按时缴纳资金而引起的一切责任。

4．2．3　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信息、职工基本信息、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凭单、监管部门要求提供的材料等相关资料及证明。甲方有义务确认所提供的任何形式的信息材料准确无误；并保证无故意隐瞒。

4．2．4　甲方同意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管理、处分受托财产。

4．2．5　甲方有义务向受益人披露企业年金基金定期报告。

4．2．6　甲方有义务承担按照合同约定的各项管理流程填制表格、确认数据、加盖公章的职责。

4．2．7　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人员变动信息，遇重大人员变动情况应及时通知乙方。

4．2．8　甲方同意按本合同第8．2条的规定从受托财产中支付费用。

4．2．9　甲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向账户管理人支付账户管理费。

4．2．10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章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乙方的权利

5．1．1　依据本合同约定从受托财产中收取受托管理费；依据《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合同》《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合同》从受托财产中列支托管费和投资管理费；依据《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合同》约定通知甲方向账户管理人支付账户管理费。

5．1．2　依据本合同的约定通知甲方将企业年金月缴费划入受托财产托管专户。

5．1．3　依据本合同约定的方式，管理、处分受托财产。

5．1．4　当甲方的指令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时，乙方有权拒绝执行。

5．1．5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5．2　乙方的义务

5．2．1　乙方从事受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如遇国家政策重大调整，应及时通知甲方，各方应就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和调整。

5．2．2　乙方管理、处分受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其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乙方管理、处分不同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

5．2．3　应当遵守本合同的约定，本着忠实于受益人最大利益的原则处理受托管理业务；乙方管理受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5．2．4　不得将受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乙方将受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必须恢复该受托财产的原状；造成受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2．5　除经甲方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之外，乙方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受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受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

5．2．6　为受托财产提供专门的财务管理，与乙方固有财产以及不同的受托财产分别记账，在托管银行开立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及时与托管人核对受托财产托管专户余额、企业的缴费到账情况和向受益人支付待遇等信息。

5．2．7　及时通知托管人将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入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

5．2．8　支付受益人企业年金基金待遇时，通知托管人将资金从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划入受益人的银行存款账户或专门用于支付受益人企业年金待遇的法人存款账户中。

5．2．9　保存处理受托管理业务的完整记录，保存期限自本受托生效之日起至本受托终止后的15年。

5．2．10　本受托合同终止时，如甲方选任了新受托人，在完成与新受托人的交接工作之前，乙方应继续负责本合同受托财产的管理、确认和分配等。

5．2．11　当出现甲方选任新受托人的情况时，乙方有义务妥善进行交接工作。在完成与新受托人的交接工作之前，乙方应继续负责受托财产的管理、确认和分配等事项。

5．2．12　如果出现对受托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乙方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的清算程序，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参与清算。

5．2．13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六章　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

6．1　受益人的权利

6．1．1　受益人有权对其企业年金基金个人账户余额进行查询，并要求乙方做出说明。

6．1．2　如受益人死亡，由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获取相应的受托利益。

6．2　受益人的义务

6．2．1　受益人不得转让企业年金基金受益权，不得将企业年金基金受益权用于偿还债务或设定担保。

6．2．2　受益人有义务提供本受托相关的资料和信息。

6．2．3　对甲方、乙方以及处理受托管理业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第七章　受托财产的管理

7．1　企业年金计划

7．1．1　《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是甲方制定的关于其企业年金具体操作的指导性内部文件。本合同中第7．2、7．3条中的有关规定，将按照《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中的有关条款执行。

7．1．2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应尽快将经甲方盖章确认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交给乙方。甲方有权根据甲方的实际情况修改《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的部分条款。在合同有效期内，如《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的条款发生变更，则甲方需要在发生变更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新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连同书面通知送达给乙方，乙方在收到新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后，下一个月按新计划实施。

7．1．3　甲方修改《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的条款，如涉及乙方受托管理内容，应与乙方协商达成一致。

7．2　受托管理职责

7．2．1　乙方应将受托财产与乙方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与其管理的其他受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

7．2．2　乙方应在充分考虑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遵循谨慎、分散风险和专业化管理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投资政策。

7．2．3　定期汇集和编制受托财产管理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相关报告，并通过合同约定的信息披露方式通知甲方或受益人。

7．2．4　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流程，负责定期核查受托财产的投资运营情况，并将运营结果及时通过账户管理反映。

7．2．5　在受益人达到支付条件时，按照合同约定的规则和流程，负责办理向受益人支付企业年金待遇的事项。

7．2．6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及时向甲方、受益人和监管部门报告，接受甲方、受益人和监管部门的查询。

7．2．7　根据本合同和企业年金计划规则，办理企业年金缴费。

7．3　受托管理的方式

7．3．1　乙方在保证受托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应当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处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托管和投资管理等事务并予监督。

7．3．2　甲方不得干预乙方行使对其他机构的选择权。如甲方干预，导致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损失由甲方承担。

7．4　账户管理

乙方应委托专业账户管理机构代为处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事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7．4．1　企业年金账户的建立

乙方需要委托账户管理人为甲方的企业年金基金建立相应的企业年金基金账户。企业年金基金账户包括企业账户和职工个人账户，记录企业和职工的基本信息及缴费、投资运营收益分配、支付、未归属权益和余额等信息。

7．4．2　记录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内资产变化状况。

7．4．2．1　委托账户管理人记录每个受益人的个人账户中的企业缴费部分余额和个人缴费部分余额。

7．4．2．2　委托账户管理人计算受益人应享有的企业年金受托利益，并记入其账户。

7．4．3　根据甲方提交或确认的相关文件，账户管理人计算受益人的企业年金应支付的数额。

7．4．4　对甲方和受益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变更登记。

7．4．5　委托账户管理人根据企业年金账户信息的变化，提供阶段性报告；根据甲方的需要提供账户相关信息的查询服务。

7．5　托管

乙方委托商业银行等托管机构处理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事务，应包括以下内容：

7．5．1　乙方选择符合具备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等机构作为企业年金基金的托管人。

7．5．2　乙方指令托管人在其营业机构为乙方管理的受托财产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并为受托财产的委托投资开立专门的银行账户——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

7．5．3　乙方委托托管人对受托财产每日或每周进行估值，并及时接收托管人上传的交易数据、账务数据和估值数据。

7．5．4　托管的具体内容见《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合同》。

7．6　投资管理乙方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处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事务，应包括以下内容：

7．6．1　乙方在投资管理过程中以控制投资风险为首要投资原则，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及战略资产配置；

7．6．2　乙方选择符合具备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机构从事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

7．6．3　乙方依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安排投资管理事项。

7．6．4　投资管理的具体内容见《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合同》。

第八章　受托的财务管理

8．1　处理原则

8．1．1　乙方办理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业务，应建立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业务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办法。

8．1．2　乙方对不同的企业年金计划，应建立单独的会计账套分别核算，应在托管人开设单独的银行结算账户——受托财产托管专户。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开设与管理由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业务规则执行，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预留印鉴由托管人保管。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财产应与其他受托财产、乙方固有财产、托管人的其他资产分别管理、分别编制报表。

8．1．3　乙方指令托管人在其营业机构开立的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用于：归集企业年金缴费、与托管账户相互划拨资金和支付企业年金待遇等。托管人每日根据乙方的指令办理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拨和核算。每个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财产托管专户资金相互独立，各结算账户资金不得相互占用。在委托投资管理人投资前，乙方应及时通知托管人将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入委托投资资产托管专户。在支付受益人企业年金待遇时，乙方及时通知托管人从受托财产托管专户的资金划入受益人的银行存款账户或划入由乙方指定的账户中。

8．1．4　乙方负责审核并确认企业年金缴费、投资运用、收益分配、支付等环节的合规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定期对账户管理信息进行账务核对，保证受益人权益记录正确；对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的记录进行核对，使账证、账账、账实相符。

8．2　受托财产承担的费用

8．2．1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的报酬

8．2．1．1　受托费，收取金额按本合同第十二章有关约定。

8．2．1．2　托管费，收取金额按《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合同》有关约定。

8．2．1．3　投资管理费，收取金额按《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合同》有关约定。

8．2．2　处理受托管理业务所发生的下列费用可在受托财产成本中列支：

8．2．2．1　可能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如审计费等。

8．2．2．2　受托终止时的受托财产清算费用。

8．2．2．3　受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和佣金等。

8．3　账户管理费

账户管理费按季由乙方通知甲方支付给账户管理人，不在受托财产中列支，具体收取方法见《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合同》的规定确定。

第九章　受托的监管

9．1　甲方可根据监督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账户查询、账务查询、投资管理情况查询。

9．2　甲方在对投资情况等有疑问时，可以要求进行外部专项审计，外部专项审计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章　风险承担

10．1　风险承担

10．1．1　乙方管理受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乙方作为本企业年金基金管理的最终负责人，承担本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中所产生的违约风险。

10．1．2　乙方应通过风险声明书揭示风险，风险声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10．1．2．1　受托人依据受托文件的约定管理、运用受托财产，受托财产仍有可能受到损失。

10．1．2．2　受托人依据受托文件的约定管理、运用受托财产导致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损失由受益人承担。

10．2　乙方的赔偿责任

10．2．1　乙方违反受托目的处分受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受托管理业务不当致使受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10．2．2　乙方采取本合同约定之外的方式运用本受托项下的受托财产，由此产生的收益，归受托财产所有；由此给受托财产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10．2．3　由于其他当事人未履行职责造成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损失由乙方代为追索，同时乙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十一章　信息披露

11．1　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时间

11．1．1　定期报告：乙方应在每季度结束后15日内向甲方提交季度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并应在每年度结束后45日内向甲方提交年度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其中年度企业年金基金财务会计报告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1．1．2　临时文件：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遇重大事项严重影响受托的执行，应在知道该事项发生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报告甲方和受益人。

11．2　信息披露的方式

11．2．1　乙方依本合同的要求定期向甲方提交受托管理报告，受益人可向甲方查询。

11．2．2　乙方向甲方和受益人提供互联网等信息查询手段。

第十二章　受托人报酬

12．1　依据甲乙双方约定，乙方按年率_________%从受托财产中提取受托费。

乙方应收取的受托费，由乙方指令托管人逐日计提，按季支付。托管人应在次季初2日内（节假日顺延）将受托费清单报送乙方，并根据乙方的指令从受托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12．2　日受托费按前一日该受托财产净值和本合同约定的受托财产年受托费率计提。其中：受托财产净值等于委托投资资产市值（银行间市场债券按市价）加上未委托投资财产净值，日受托费计算方法如下：

T=E×R×1/当年天数。

其中：T为每日应计提的受托费；

E为前一日受托财产净值；

R为本合同约定的年受托费率。

12．3　受托费应分别对委托投资资产和未委托投资财产进行计提和支取。

12．4　甲乙双方对受托费的计算与支付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受托费率发生调整时，甲方应及时将调整后的年受托费率通知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

第十三章　受托的生效、变更、终止和清算

13．1　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甲方和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13．2　受托期限

13．2．1　本合同受托期限为：自初始受托资金汇入受托财产托管专户之日起________年。

13．2．2　受托期限到期日为________，若遇公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3．2．3　在受托期限届满前壹个月，甲方与乙方就《_________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合同》是否续签达成书面协议。

13．3　受托变更

13．3．1　当甲方和乙方权利义务、受托期限、受托核算等条款发生变化时，视为受托变更。

13．3．2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和乙方均不得擅自变更。如需要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13．3　受托的终止

13．3．1　本受托因下列原因终止：

13．3．1．1　本合同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

13．3．1．2　受托期限届满；

13．3．1．3　本合同的受托目的已经实现或不能实现；

13．3．1．4　本合同经甲方与乙方协商同意终止；

13．3．1．5　本合同中双方的受托关系依法被撤销；

13．3．1．6　本合同中双方的受托关系被解除。

当发生以上任何情形之一时，本合同设定的企业年金基金受托即告终止。提前终止受托应以书面协议或书面文件为准。

13．3．2　本受托期间，甲方不得擅自提前终止本合同，否则由此给受托财产或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应负责赔偿，且甲方须向乙方全额支付乙方的报酬。

13．3．3　本受托期间，乙方不得擅自提前终止本合同，否则由此给受托财产或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应负责赔偿。

13．4　受托的清算

13．4．1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不属于甲方或乙方的固有财产，若甲方或乙方依法解散、依法被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时，受托财产不属于任何一方清算财产或破产财产。

13．4．2　受托终止，乙方应负责受托财产的管理、清理和确认账户余额等。

13．4．3　乙方应在受托终止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编制受托财产清算报告，报告甲方和受益人。

13．4．4　甲方和受益人如对清算报告有异议，可以提出复核要求。当无法取得协商一致时，可以聘请外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受托财产进行清算审计，有关费用由受托财产承担。

13．4．5　甲方和受益人在收到受托清算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乙方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13．5　受托终止后受托财产的归属

13．5．1　受托终止时，本合同项下的受托财产归属于《受益人名册》中的全体受益人，每名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资格和比例根据甲方提供的受托终止前执行的《_________企业年金计划》确定。

13．5．2　本合同期满受托终止时，甲方指定了新受托人，乙方应协助新受托人接管受托财产和受托管理业务；甲方未指定新受托人时，乙方按国家相关政策履行其职责。

13．5．3　通常情况下，本受托财产不因甲方破产而终止。但因甲方破产致使本受托合同终止时，乙方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履行其职责。

13．5．4　因乙方破产致使本受托合同终止时，甲方指定了新受托人，则乙方应协助新受托人接管受托财产和受托管理业务；甲方未指定新受托人时，乙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履行其职责。

第十四章　保密条款

14．1　保密义务

甲方、乙方和受益人于本受托设立和管理中所获得的对方商业秘密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未经许可，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自己使用或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和使用，但根据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要求应当进行披露的除外。前述“第三方”包括本合同任何一方的当事人有关联关系的法人机构、其他组织和个人或公众。

14．2　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第13．1条的约定，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十五章　文件档案的保存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及本合同终止后至少15年内，甲方和乙方各自完整保存与本合同有关的各项全部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册、交易记录和各项合同及重要协议。

第十六章　违约责任

16．1　若甲方或乙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或一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声明、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视为该方违约。本合同的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16．2　如因为乙方的过错，违背管理职责、管理受托管理业务不当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致使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损失，或造成实际年收益率下降，乙方应给予赔偿。

16．3　如甲方违约（包括擅自变更合同、未按约定方式提前终止合同等），甲方负责赔偿乙方处理违约事务而支出的费用及所受到的损失。

16．4　如甲方的受托资金来源不合法致使本合同约定的受托关系无效，以及由此发生损失和费用或引起债务，其责任全部由甲方承担。

第十七章　免责条款

17．1　乙方按甲方的指令并依据本合同约定行使相关权利义务所产生的风险责任，乙方免除责任。

17．2　甲方和受益人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给乙方处理受托管理业务带来的风险责任，乙方免除责任。

17．3　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如因不可抗力，致使任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或继续履行本合同将会对甲、乙双方或其中一方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双方可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17．4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17．5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受托财产及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17．6　“不可抗力”为甲乙双方不可预料、不可避免亦不可克服的如下事件或者类似事件：国家法律法规修改、战争、自然灾害等。

第十八章　争议的解决

18．1　本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解释、修改和终止等事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

18．2　甲乙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设于某地的某某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18．3　当任何争议发生或任何争议正在进行仲裁时，除争议事项外，双方仍有权行使本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应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章　通知和送达

19．1　甲方与乙方在本合同中填写的注册地址为受托当事人同意的通讯地址。乙方按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以专人送达、挂号信件或传真等有效方式，就处理受托管理业务过程中需要通知的事项通知甲方或受益人。

19．2　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被通知方：

19．2．1　专人送达：被通知方签收单中所显示的日期；

19．2．2　挂号信邮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国内挂号函件收据所示日后第7日；

19．2．3　传真：收到成功发送确认后的第1个工作日。

19．3　一方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化，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如果在受托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内发生变化，应在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19．4　如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化的一方（简称“变动一方”），未将有关变化及时通知另一方，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变动一方应对由此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承担责任。

第二十章　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20．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另行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2　合同一方当事人被兼并或被收购，其在本合同中所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由兼并方或收购方承担。

20．3　本合同一式伍份，由甲方、乙方各执贰份，上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0．4　在本合同期限内，如国家出台企业年金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本合同条款将做相应调整。

20．5　在本合同期限内，如国家、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企业年金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而导致本合同需要审查或相关部门批准由乙方负责办理。如果乙方因此而丧失受托管理资格，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有义务按照甲方要求将有关资料向新受托人交接。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4

80年代初期，人们的年均工资不足千元，仅够日常消费支出，根本无过剩的财产予以支配和利用，婚前财产公证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一片空白。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不知不觉间人们拥有了较多的物质财富。同时，随着人们自主意识的普遍增强，开始对婚前财产公证有了认识，并逐渐接受。据上海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统计，上海自90年代初开办婚前财产公证业务，它的业务量逐年递增，到1999年底，全市已办理457件，其中，1993年办理了7件，1999年办理了163件，6年间增长了23倍。上海近年平均登记结婚的人数接近9万对。在1996年公布的一项对京、津、沪三大城市的调查表明：未婚男女青年中有65%的人赞成并愿意在结婚之前对财产分割等事项“有约在先”。[1]从现有数据看，虽然能够真正“签约”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人们已在逐渐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去考验和见证自己的婚姻。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婚前财产的增多和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得人们对自己的财产权利更为重视，婚姻法修正案草案也于2000年10月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随着我国离婚率的逐年上升，离婚案中涉及的夫妻财产分割成了最终聚焦在法庭上的矛盾最尖锐点。因此，婚前财产公证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理性地接受。

我国的婚前财产公证的现状如下：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的当事人之中以再婚者居多。在经历过感情波折的基础上，他们在选择伴侣时不仅要考虑到感情因素，也要顾虑到自身或其子女的利益，用公证的形式划分双方各自的财产，对今后的婚姻生活无疑是一种保护，这是一种理性思维。其次，再婚者办理婚前财产公证的又以老年人居多。老人再婚一般都涉及到全家利益重组，若是财产归属没弄清楚，家庭内部纷争将使矛盾升级，这样的婚姻不可能顺利。若再婚老人愿意办理婚前财产公证，那么婚前财产归个人所有，不受结婚影响，不少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再次，在办理婚前财产公证的当事人中，一些欲结婚的双方经济条件相差悬殊者也占多数。经济条件不好的一方，不愿别人说自己是想通过婚姻达到致富的目的，做了婚前财产公证就能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经济条件好的一方，也不想对方与自己在一起是出于金钱的目的，把婚前财产公证作为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敢于接受婚前财产公证，正说明夫妻感情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更纯洁、甜蜜。[2]

二、婚前财产公证的概念

婚前财产公证是指公证机关依法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和债务的范围和权利归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证明的活动。婚前财产公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未婚夫妻在结婚登记前达成协议，办理公证；第二种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达成协议，办理公证。广义的婚前财产公证还包括夫妻财产约定，即夫妻对婚后双方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做的约定。[3]

婚前财产公证具有下列特点：

（一）自愿性。虽然《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应当依法到公证机关对各自的财产、债务的范围、权利归属问题进行公证。但法律中规定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婚前财产公证属于男女双方的协议行为，是否向公证机关申请公证完全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且由男女双方自愿选择和决定，任何人不得强行逼迫其进行公证活动。公证机关应当尊重男女双方提出婚前财产公证的权利，并给予其一定的帮助，告之办理该公证的程序及所需的材料,对其意愿不得阻拦。婚前财产公证同遗赠公证、遗嘱公证一样，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变更或撤销。如果经过公证的个人财产，双方婚后愿意共同使用、分享，任意一方可在自己享有的权利范围内对已确立的婚前财产公证内容进行变更，或经夫妻双方协商予以撤销，这与财产公证制度并不发生矛盾。

（二）选择性。男女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可对法定的婚前财产范围进行选择性的公证。就目前情况看，婚前个人财产划分为：1、婚前已购的房屋、家具、家用电器及个人所有的物品等，均应属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2、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再婚的，对再婚前所继承死亡配偶的遗产，应视为再婚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3、婚前双方的个人积蓄，应归个人所有。4、婚前双方各自接受自己或对方亲友的馈赠，应归个人所有。婚前财产公证的选择性就在于对上述财产标的物的公证法律并未作统一规定，而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商定。男女各方可对上述财产标的的全部予以公证，也可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公证，而放弃对其余财产的公证。

（三）合法性。婚前财产公证是公证机关对申请公证的夫妻双方就婚前的财产及债务等情况的权利归属问题所达成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出具公证文书的一种法律行为。从公证所要具备的条件看，未婚双方应达到法定婚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双方是以即将成立婚姻关系为前提和目的进行的财产公证；从办理公证的程序看，该公证是由当事人本人亲自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书须经公证双方和公证处三方签名盖章，并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只要是经过公证的个人财产，其所有权就应依法受到保护，一方就享有该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并依法保障不受另一方的侵害。

三、婚前财产公证的利弊

（一）婚前财产公证的优越性

婚前财产公证确保夫妻二人在金钱上的独立地位，减少离婚时的财产纠纷，提高了司法效率，同时也保证了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1、通过婚前财产公证，对未婚男女进行一次法制教育，使其了解《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明确什么是婚前财产和婚后夫妻财产，促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家庭义务。未婚双方在决定申请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时，首先需要解读《婚姻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使其充分意识到现代人应该懂得独立、自尊和自强的道理，促使其明确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其职责，以本做事，各尽其责，保持家庭的和睦。这样，他们会真正认识到公证和感情深浅没有关系，这只是对夫妻双方感的一种理性的约束。婚前财产公证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敢于接受婚前财产公证，正说明夫妻感情跨出了坦诚相对的第一步，表明此份感情绝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2、明确分清了财产所有权，可以避免和其他家庭成员在财产使用上、分配上发生纠纷。虽然说婚姻仅属夫妻双方的事，父母及其亲属无权干涉。但在现实生活中，婚姻纠纷的引起以至夫妻关系的最终破裂夹杂了太多人的因素。尤其是在再婚老年人群中，因为其财产关乎自身及儿女利益的重组，所以子女们对父母的再婚意向一般持反对态度。若再婚前双方能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就能使财产关系更加明晰，避免家庭矛盾的激化。即使双方在短期内婚姻发生裂变，也可按照公证内容将财产明晰分配，从而避免一些因财产分配问题引起的其他不必要争端。这是使婚姻从纯粹的感进化为理的理想选择。如社会学家所说：“婚姻是人们感情发展的高级形式，婚前公证则体现了现代人对自己今后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一旦婚姻附上理性分析，婚后问题在能够预料并提前解决的前提下，婚姻进程可谓是顺利进行，甚至将永久进行。”[4]

3、办理婚前财产公证后，当某种诉讼发生时有利于人民法院分清婚前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更好地处理讼案，以保护夫妇各方的合法权益。婚前财产公证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了男女双方对未来生活的理性而谨慎的预期；其次，婚前公证行为即承认了未来选择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结婚是自由的，但离婚也是双方具有的权利。因婚前公证对婚姻和财产归属做了肯定，即婚前财产从一开始公证就是明确的，当夫妻双方决定离婚或一方坚决要求离婚时，婚前财产公证便成为最可靠的法律依据，助于法院明确夫妻婚前财产的数量、范围、价值和产权归属，财产的分割即显得尤为简单。例如，在财产处理上涉及到的家庭债权债务问题，若夫妻婚前办理了财产公证，法院即可以通过公证协议的内容做出其债务是否以夫妻共同财产或家庭共同财产抵债的准确判断，保护了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不被侵占，这样也就避免了当事人因诉讼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减少了政府和社会为界定各自财产利益而进行的大量调查、取证、判断、执行等麻烦，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和摩擦成本。[5]

（二）婚前财产公证的局限性

婚前财产公证之所以还没有被大家所完全接受，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婚前财产公证在法律上还存在缺陷。

1、婚前财产公证与爱情的撞击

每个人有其对婚姻的独特期望，有的人因相爱而结婚，有的人因家庭压力而结婚，也有的人因贪图对方的财产而结婚……不管怎样，两个人从浪漫的初恋、热恋到即将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这一切的感情历程均是对两人感情的验证。若此时为了财产问题划清界限，会使对方产生猜疑及误解。即使一方辩解到这仅是运筹帷幄、双方受益平均的合法行为，但却会使对方认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感情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财产放在第一位，你没有为如何让感情更深做好更远的打算，而是一味地为分手后做着详细的计划；会使对方觉得这样的婚姻实质没有多大的“安全系数”，这样的婚姻无论维持多久，双方其实也都是在无感情或者感情极少的情况下为了履行“纸”约，而彼此相互尽责任、尽义务，那是对原本美满感情的怀疑及对婚姻的失信及伤害。所以，婚姻应遵守“婚姻信任原则”，不需要靠办理婚前财产公证来保障。当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现代人的爱情也变得越来越现实起来。也许婚前财产公证是为失败的婚姻寻找一个庇护所，更是为个人的利益寻求一种保障，可那并不代表爱情也需要婚前公证予以保护。因此，婚前财产公证面对着情与利的撞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伤害着两个人的感情。

2、婚前财产公证与传统思想观念的撞击

婚姻是一种最高的信任，是基于夫妻双方对彼此信任而产生的一种亲情。深受我国“妇从子孝、夫唱妇随”等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如果男女双方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彼此尊重，共同经历风雨的变迁感情得到了积累，固然稳定。若在此情正浓时，便已处心积虑的划清财产归属，必然会使双方原本一如既往的信任感消失，使本来现实的现代爱情和婚姻关系变得更现实，并不益于今后马拉松式的感情长跑，这对双方的感情无疑是一种伤害。因为一纸婚前财产公证书让婚姻更容易发生预期的故障，夫妻双方时时刻刻都要为花钱而动心眼，这样的婚姻更像一桩特殊的“买卖”，这样的夫妻更像商业伙伴，这是对圣洁的感情的亵渎。这充分体现了婚前财产公证与婚姻观念的冲击，同时也表现出其与我国传统美德之间的碰撞。婚前财产公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因贪图财产的婚姻提供了一个保护伞，而并不是为婚姻提供保护伞。

3、婚前财产公证与法律的撞击

当今社会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作为先导的时代，即以无形财产作为竞争的重要财富。婚前财产公证仅能界定夫妻婚前的财产和婚后双方共同创造的财产，即有形财产，对个人或夫妻间的无形财产却无法做出明确的界别。所以，婚姻财产的分配仅限于有形财产是远远不够的。如夫或妻一方的知识积累，双方努力创造的产品、品牌等无形财产，凝聚着双方的努力和帮助，如何保护这部分财产，目前的婚前财产公证还无法在技术上做到合情合理。此外，婚前财产公证因无年限限制，在平衡双方利益时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再次，夫妻双方因躲避债务而申请财产公证，钻取法律的漏洞，这无疑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四、对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完善意见

（一）完善方式及理由

针对婚前财产公证存在的弊端，建议以立法的方式对婚前财产公证做出强制性规范，主要理由如下：

1、解决未婚夫妇的信任危机，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

夫妻互敬互爱，同甘共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但处在现代社会，完全凭借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信念维系婚姻的愿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站在理性的角度，婚前财产公证的确可以避免在夫妻感情破裂之后又在财产分割问题上再起纷争。但为什么大多数人签不下这一纸“公证书”呢?这完全是信任危机在作祟。很多人认为，财产的归属涉及到良心和品德问题，如果双方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又何必走进婚姻的殿堂呢?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婚前财产公证的确是今后夫妻共同生活的一把“保护伞”，但如何向另一半开这口，最后会不会因为双方意见不统一而分手呢?种种顾虑，让婚前财产公证最终被大多数人拒之门外。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法律要求每一对新婚夫妇都做一份公证，如同履行婚姻登记的手续一样，他们是否会欣然接受这份保障各自合法权益的公证书呢?

2、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婚姻自由不仅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过去夫妻之间不管感情是否破裂都得凑合着过一辈子，大多是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压力等客观因素而表现出的一种无奈。如今人们更加追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夫妻感情不合就可能提出分手，离婚率逐年上升，而且大多涉及到财产纠纷。在律师或法官接手这类离婚案件时，最头疼的就是夫妻个人财产以及共同财产的界定，于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调查，取证，在无形中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降低了司法效率。试想一下，如果每对想要离婚的夫妇都能拿出一纸公证，法官只要据此裁量即可，根本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连律师费也能免则免。另外，婚前财产公证确保夫妻二人在金钱上的独立地位，进而保证了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人格，对我国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制度保障。

3、构建我国完整的夫妻财产制

目前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财产制是以法定财产制为基础，约定财产制为补充。基本规范了约定财产的表意形式，财产制的选择范围，约定的内外法律效力，配设了约定分别财产制时的补偿制度和约定无效制度。但约定财产制是以夫妻二人自愿为基础的，而且缺乏公证的约定协议书是很难判定其真实有效性的。因此，确立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就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有利于更好地规范婚姻中的财产关系。

（二）完善建议及内容

关于婚前财产公证的具体法律规范应如何设置，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婚前财产公证进行完善：

1、在立法上适当的介入公权力，应让公证机关对婚前财产协议进行适当的介入。尽管我们承认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法是对平等主体之间婚姻关系的调整。但是，婚姻和家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在承认婚姻法属于私法的同时，也应当借助公权力予以保护。同时，我们也需要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加强管理。对此，公证机关应加大对婚前财产协议的审查义务。虽然婚姻财产公证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通过理性的思考而做出的行为，但当当事人所作协议不利于对方时，公证人员有权予以制止，提出合理建议，并对此份协议进行调整，使得婚前财产公证对夫妻双方都受益。若事后经公证人员查证，当事人中的其中一方在申请公证前即存在借此公证逃避债务的表象，公证人员有权撤销该份公证，视其无效。因婚前财产公证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债权人也可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公证无效。

2、婚姻法中加强有关婚前财产公证的强制性规定。

一些法学专家认为，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原则，对婚姻生活中的一些财产关系可用任意性、授权性和倡导性原则加以确认和调整，因此不宜对婚前财产公证作强制性规定。但某些法律规定也体现了民法中的一些强制性规定，如《收养法》第9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差距应相差40周岁以上”。由此可见，婚姻法对婚前财产的公证也应当有强制性的规定。例如将婚前财产公证作为结婚的必要程序纳入法条，规定“男女双方结婚登记时应当出示婚前财产公证书”；确定婚前财产公证的年限，规定“婚前财产公证的期限为七年，七年后该公证无效，除夫妻二人可亲自共同到公证机关办理新的财产约定公证，但也可不办”。[6]只有这样，才利于平衡双方的利益。

3、扩大婚前财产公证的范围。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形财产也属于夫妻财产的领域，如夫或妻一方的知识积累，双方努力创造的产品、品牌等无形财产，它们凝聚着夫妻双方的努力和心血，带来的利益不可小视。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我国加入WTO，特别是知识产权，其作为人们自身的智力成果（著作权、商标权几专利权）和精神财富具有无形性，法律对此更应加以规范和保护。虽然目前的婚前财产公证还无法在技术上做到合情合理的保护这部分财产，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相信技术上的问题能够迎刃而解。所以，婚姻财产的分配仅限于有形财产是不够的，只有通过立法对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均做出公证才能真正减少纠纷。

尽管婚前财产公证使我国的传统婚姻观念难为情面，但法律对于财产关系的明确划分确实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财产关系不像其他的法律关系，它是个复杂而又烦琐的关系，对于财产关系我们需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去讨论，特别是法律对婚前财产的公证更应该有具体明文的规定及相关解释。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有利于更好地规范婚姻中的财产关系，从而减少现实社会中有关财产纠纷引起的夫妻双方反目成仇的局面，同时减少司法实践中由于找不到有关法律规定作为依据而引起的尴尬现象。总之，加大婚前财产公证的力度是必然的，对于社会只有好处，它的发展，健全，将会促进社会健康的发展。

注释:

[1]2000年10月28日《羊城晚报》第5版登载的《婚前财产公证坦荡登堂》，载2000年12月29日

[2]2000年5月27日《中国妇女报》第五版登载《修订婚姻法民意调查》。

[3]邹沛颜陈卫平著：《婚前财产公证--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5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对财产享有的权益和负担的义务,是夫妻财产关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包括法定夫妻财产制、约定夫妻财产制和特有财产制。在此财产制下，夫妻的财产权的类型可以分为：法定夫妻财产权、约定夫妻财产权和特有财产权。法定夫妻财产权是法律强赋予婚姻家庭当事人所享有的权能；夫妻约定财产权是法定财产权派生出的一项全能，并与法定财产权处于同等地位，其兼有法定夫妻财产权和特有财产权的内容。特有财产权是夫妻对各自的财产享有独立的全能。

二、法定财产制中的财产权

（一）法定财产权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长期按照“男尊女卑”、“同居共财”、“夫权吸收妻权”的封建思想，有家长掌管家庭的一切事务。无所谓的夫妻平等，更无所谓的夫妻共同财产存在。尽管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夫妻对财产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平等的义务。它仅仅主流思想中昙花一现。但这种平等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颁布的《民法•亲属编》里规定夫妻财产制为联合财产制，妻的财产有夫管理，孳息也有夫所有。其片面维护夫权，也没有实际上的平等的夫妻财产权。

在中共苏共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后共同经营所得财产为共同财产，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应有夫妻双方共同处理，离婚时平均分割。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强调男女平等，财产平等。至此我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夫妻财产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分权。”（其把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归为共同财产，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决定的）1980年的婚姻法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但没有体现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自治原则。修订后的《婚姻法》体现了当事人的自治原则，此时的夫妻财产关系才比较完善。

（二）夫妻享有的财产权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法定财产制还处于主流地位，尽管现行《婚姻法》强调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平等。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到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安全及交易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所有权，并强调对财产的处分权。这是因为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最高表现形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地17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照这些法律规定，夫妻对法定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1、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权。占有是指权利主体对财产的实际管领和控制的事实。对物的占有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占有权可以在所有人的同意下并不消灭所有权的前提下为他人占有。否则为非法占有，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有损失人赔偿。夫妻对共有财产的占有是平等的，也是夫妻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如购买的家庭用品，为夫妻共有。

2、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使用权。使用是指特定权利主体根据财产的性能和用途，在不损坏物的本身或其性质的前提下对财产加以使用。对物的使用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实现权利人的利益。其是所有权的核心权利。使用权以对的物的占有权为前提。夫妻行使使用权不受他方的阻碍或排斥。比如对夫妻共有的摩托车，双方有平等的使用权。

3、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的平等的管理权。对夫妻共同财产在原则上有夫妻共同管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由一方单独管理或双方轮流管理。这是因为婚姻当事人在管理能力、管理时间及方式和从事的职业不同。如配偶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一方长期在外工作等。在农村，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有妇女管理，因为男性多长期在外务工，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在一方代管共有财产时，如管理方做出不利于共同财产的，配偶他方有权要求管理方停止行为。如因管理方的故意不当管理所造成的损失，应有管理方以个人财产补偿。

4、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收益权。收益是指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等取得其新增利益的权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的财产愈来愈商业化，从而取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夫妻对共有财产的孳息与利润，享有平等的收益权。如夫妻将共有的房屋租赁出去，所得租金为夫妻共有。

5、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处分是指权利主体对其财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进行处理。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核心和基本权利，为所有权的最高形式。其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对物的消灭，法律上的处分是对物所有权的转移。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也存在通过交换获得利润。依据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如果是为了日常生活，任何一方都有权处分；如不是为日常生活，进行处分时，应协商一致，否则处分行为无效，由此行为损害共同财产的，损害人应以个人财产补偿，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夫妻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负对等的义务，即不阻碍或干扰配偶他方平等地行使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否则，配偶他方可以侵权或以其他方式要求阻碍方停止不当行为，恢复其应有的权利。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下的夫妻财产权

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有着很长的历史，《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004条规定：“夫妻得于婚前或婚后，以契约所定之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1950年的《婚姻法》未对夫妻约定财产作出明文规定，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指出，婚姻法“对一切种类的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为约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另一具体表现”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专门强调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在这种观念指引下，我国的夫妻财产财产立法长期以约定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的补充”。强调“法定”的权利，轻视意思自治的权利。1980年的《婚姻法》在第13条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需要。但其规定不易把握，易造成家庭矛盾和交易不安全，而带来不利的影响。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明确了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并赋予其与法定财产制的同等地位。这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了人文关怀。但现行婚姻法未读夫妻约定财产权详细规定，在实践中不易操作。

根据现行《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有。”可以将夫妻财产权分为一般共有财产权、限定共同共有财产权和分别财产权。

（一）一般共同共有财产权。其是指夫妻双方对婚前或婚后的全部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特别财产除外的全能。夫妻对共同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其权能的实现同法定夫妻财产制。

夫妻在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所负担的义务：其一、夫妻各方均有义务如实地将自己拥有的出特有财产外的全部财产纳入共同财产，任何一方不得隐瞒财产，故意减少或漏报财产，以图私利，损害配偶他方的应得利益；其二、夫妻任何一方都应尊重对方对共有财产享有的权益，并协助对方行使权利和履行财产义务，不得无故拒绝对方处理夫妻财产关系上的合理要求；其三、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所负债务负平等的清偿责任。

（二）、限定共同共有财产权。其内涵为，夫妻约定一定范围内的财产由夫妻双方共有，之外的财产归个人所有所享有的权能。夫妻对约定为共有的财产的权能同一般共有财产权。财产归个人所有的，即个人财产，其权利和义务均有所有人本人单独承受，与配偶他方无关系。但夫妻此约定不能是为了规避债务，对抗善意第三人。如债权人不知夫妻的约定或夫或妻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个人债务的，应有共同财产清偿，待债务人有了个人财产能力后，应返还于“共同财产”。

（三）、分别财产权。分别财产权是指夫妻双方约定婚前及婚后个人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的权能。夫或妻对本人全部财产单独享有占有、使用、管理、收益、处分等权利。配偶他方不得干涉或妨碍其权利的行使。对个人债务应有个人清偿。为保护交易安全，但债权人不知夫妻之间的约定或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配偶他方有以个人财产给予垫付的义务，因此而享有要求对方补偿的请求权。

夫妻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及个人财产对家庭生活所需负有经济或财产责任。如一方无个人财产而负担了料理家务，照顾老少，协助对方工作，其劳务应视为对共同生活负担的完成。如一方有个人财产而为以上行为，在分割财产时，享有补偿请求权。对作为婚姻家庭共同生活基本条件的个人财产，所有人不得擅自作出危及婚姻共同生活的处分，否则，另一方有权阻止。

四、特有财产权

特有财产权是指对专属配偶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享有的权能。在唐朝之前，妻的人格权和财产权被夫所吸收，没有个人财产之言。唐朝开始出现个人财产。《唐律疏义*名例律》规定：奴婢犯罪要追赃的，只能就奴婢的自己的拥有的财产执行，不得涉及其主人的财产；唐《户令》允许奴婢以财产自赎。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妻已经有个人财产。在近代，随嫁财产，妻可以不交于夫，“夫不与妻商量，就将那土地（胭脂田）卖掉，可以吗？=不可以” 。妻子可以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夫不可以随意侵犯。

昔已如此，今则更加明确。夫妻对各自的特有财产享有所有权，配偶他方无权干涉。这种财产一般对第三人比较明确。个人对特有财产所负债务，由个人负担。

五.我国夫妻财产权中存在的弊端及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有经济的比重加大，公民的生活也日益丰富，财产来源及性质也发生巨大变化。市场经济的七月自由，公平分配，个人本位思想逐渐树立。这一切都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发展。使婚姻家庭的财产关系出现新的问题。以致使《婚姻法》显现“不力”，而影响到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

（一）、一方无偿受赠、继承的财产的归属

现行《婚姻法》第17条第4项规定：“继承或增与财产，但本法第18条第3项规定除外。”为夫妻共同所有。这种规定有失妥当。理由有二：其一、把通过法定继承的财产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与《继承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的原则相违背。以致把个人权利变为事实上的共同权利。如《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限于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其直系血亲以及最近的旁系血亲。作为被继承人的姻亲，只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和女婿，才能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条件相当严格。如果确定继承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等于法定继承人的配偶无条件的继承财产。这与《继承法》的立法精神是矛盾的。其二、任何遗嘱和赠与，其财产承受人都明确的，即财产承受人为原财产人指定的，并且遗嘱和赠与都是单方、无偿的法律行为，体现了原财产所有人处理财产的自由权利。如把应有个人承受的财产变为夫妻共有，有悖于遗赠人的意志，不符合保护公平合法财产所有权的原则。因而，在《婚姻法》中做出“除外”的规定，是不合理的。鉴此，《婚姻法》第17条第4项应改为：有偿继承或赠与所得财产，无偿继承或赠于合同中明确归夫妻共有的财产。第18条第3项修改为：无偿继承或赠与所得财产。

（二）、夫妻分居期间及离婚诉讼期间对各自所得财产享有的权利

我国现行《婚姻法》未对夫妻分居期间的婚姻当事人各方所得财产的所有权作出规定，但根据《婚姻法》第9条的立法精神，夫妻分居期间各方所得归夫妻共有。对此，我国许多学者有不同意见。其理由如下：其一、在理论上难以立足。一些长期分居的夫妻在分居期间或离婚诉讼期间，尽管形式上还保持着夫妻关系，其实质上已经中断。他们以自己的合法收入，购置一些财产，并对其占有、使用、管理、收益和处分。在与他人经济交往中，也以个人名义进行。客观上形成两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此时，他们之间仅存的是一种纯身份关系。在此情况下，将分居所得，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由夫妻共同行使财产权。是有悖与民法物权的取得原理。其二、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夫妻关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统一，在夫妻关系中，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是对等的。分居期间双方互不履行义务，如将分居前的权利认定为夫妻共有，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相违背。

笔者认为,在夫妻分居期间及离婚诉讼期间对各自所得财产,双方可以约定其权利的归属.如果没有约定的且是以个人名义取得的财产应视为个人财产.

（三）、无形财产的期待权问题

无形财产是人通过脑力劳动而得的成果，一般具有很高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形财产也渐入家庭，且逐渐增多。其也成为婚姻家庭的财产的一部分。新《婚姻法》第17条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这些规定解决了知识产权收益的部分问题，但对尚未明确可以取得财产收益的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期待权没有作出规定或解释。未明确可以取得财产收益知识产权，在将来可能取得收益，如一幅图画，现在没有价值，但过一定时间可能取得很高的收益。如果在分割这部分财产时不考虑其将来的价值，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不公。因为，在婚姻存续期间，知识产权的形成一般投入大量的夫妻共同劳动或共同财产。

为此，建议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无形财产规定期待权：离婚后，一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无形财产在产生价值后一年内，有对所生成的价值分割的请求权。（四）、对配偶财产继承权的保护问题

我国《继承法》赋予婚姻当事人无限的遗嘱自由权。这样规定是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同时也存在抹杀夫妻一方的权利的隐患。有一案例佐证。杨某在死亡之前立遗嘱：其个人财产有他们的保姆李某继承。杨某死后，李某要求行使继承权，但杨某之妻王某及其子女以遗嘱是假为由拒绝李某的请求。为此，李某以侵权将王某及其子女诉至于法庭。最后，法庭判李某胜诉。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夫妻是家庭的管理纽带，使亲属关系得以扩展的。夫妻在一生中相互提携，同甘共苦。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其他人不能比的。夫妻一方死亡后，为了补偿生存方，而法律规定其有权利对夫之财产享有继承权，这也是对夫妻间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认定。保姆李某与杨某一家是一种劳务关系，其与杨某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杨某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赠于李某的行为不违法，但其行为却否定了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对妻不公平的，也可能会给妻的今后生活带困难。

笔者认为,鉴于此情况,在审判实物中,应保留夫妻一方的特定权利,也就是说死者虽然写有遗嘱.但是为了照顾困难的夫妻另一方,应该保留另一方的部分特定继承权.

（五）、取消婚前个人财产婚后转化为共同财产的问题

新《婚姻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解释完全符合民法物权取得原理，但对婚后如何管理和使用为加规定。如对一方婚前的房屋婚后管理和使用而支付了一定的费用，依法律规定，此时的房屋仍为共同财产。这就剥夺了婚姻当事人对增值部分享有合法的权益，违背公平的原则及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也不利于财产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依民法添附原理，非财产所有人的一方对他方的原财产投入了一定的财产，从而使原财产与他方投入的财产放生混合或负荷，形成一种不可分离的新财产，或一方投入劳务，对另一方的原财产进行加工改造，从而使另一方的原财产成为具有比原财产更具有价值的财产”。投入一定财产或劳务的一方有权与原财产所有人分享新财产的合法权益。因此，对夫妻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经营、修缮、投入而使该财产增值的，增值部分为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双方共享其权益。所以，应该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补充一条：“夫妻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修缮、经营并使该财产增值的，增值部分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结语：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立法重心不应再强调身份关系，而应该注重财产关系，注重夫妻的财产权。因为在新形式下，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睦。为了维护婚姻家庭，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完善夫妻财产权的立法，完善我国的法律。

注释

1. 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P102

2. 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P88

3.《夫妻财产制度之研究》，林秀雄（台湾）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婚姻家庭法》，张安民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1、《婚姻家庭法》，杨大文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婚姻家庭法》，巫昌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亲属法》，杨大文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杨隧全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蒋月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中国家族法原理》，日本•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P421；

7、《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出版；

8、《中国法制史》，叶孝信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1999年版。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6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近几年离婚率呈直线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因为种种原因而选择远离婚姻。这样就使在财产的处理上引起了严重的分歧。有些人因为担心以后的婚姻出现问题在结婚前就做了婚前财产公证，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做法，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这样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夫妻双方的感情，已经为日后的感情裂缝埋下了“炸药”。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可以避免夫妻财产处理不当的问题产生。而一般的人是不会在婚前考虑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一旦婚姻出现问题，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如何分割。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问题不会产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不愿意面对而选择逃避。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确定的夫妻财产为一般的共同共有制，就是说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的婚姻法则对此作了重大调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修订案及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夫妻财产再次做出了修改与完善。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没有个人财产的不足。

二、婚姻财产制度的类型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是指除夫妻特有的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归双方所有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形式。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1．在夫妻部分共同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夫妻各拥有一部分个人财产；2．夫妻双方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按共同共有的原则行使财产权利，承担财产义务；3．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婚姻关系终止时，才对共同财产加以分割。

(二)夫妻联合财产制

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是财产联合在一起，由夫管理。其特点是：1．夫妻各享有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双方财产应联合由丈夫管理；2．夫对妻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甚至处分权；3．当夫妻关系终止时，妻子的财产才由本人或其继承人继承。这是建立在夫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采用了。

(三)夫妻分别财产制

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特点是：1．夫妻双方婚前与婚后的所得财产均归各自所有，夫妻对其财产单独行使占有、管理、使用以及处分的权利；2．在夫妻分别财产制度下，夫妻双方也会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的存在；3．在特定条件下，妻子可以以契约的形式将个人财产的管理权交给丈夫管理。这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的，充分肯定了已婚妇女的个人财产权利。

三、对夫妻个人财产范围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无形财产的问题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7

通常认为，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涵盖了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法律制度[1]，是调整国家财政活动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各种法律制度构成的统一整体。建立完整的财政法律体系，有利于规范财政管理，有利于保障财政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建立稳固的财政税收，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深化依法治国的必经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党的十四大曾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为响应这一号召，全国、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及地方政府分别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共同构建起财政法律制度的体系。

一、现阶段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我国现阶段已构建起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节上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该体系的缺陷和弊端也逐渐显露。通体来说，我国现阶段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由财政基本法律制度、财政收入法律制度、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和财政管理法律制度[2]。

（一）财政基本法律制度

《财政基本法》《税法通则》《财政监督法》是财政法的主体法，对单项财政法律有统筹指导的作用，但是至今我国尚未制定这些基本法。我国有关财政活动的基本原则、管理权限和职能只在《宪法》《会计法》《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中有相应的规定。1993年由国务院制定颁发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重新划分了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建立了“中央—地方”税制。1994年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继出台，使得分税制更加规范化、体系化。

（二）财政收入法律制度

我国的财政收入法律制度可分为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政府债务收入三类，是为调整财政收入筹集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做的法律上的制度性安排。

1、税收收入法律制度。税制改革后，国家对工商税收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各税种中，相继对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制定了暂行条例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随后又制定了烟叶税暂行条例（2006年）、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7年）、车船税法（2011年）等，先后修订了和增值税（2008年）、消费税（2008年）、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11年）等暂行条例。19个税种形成了完整的财政法律体系。

2、非税收入法律制度。根据《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2004年），政府非税收入，是由各级政府及政府职能的单位或集体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等以满足公共需求的税收之外的财政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之一。根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2001年），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和单位预算的资金收支情况，以“收支两条线”的模式进行管理[3]。目前，某些省区已出台并实施了《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如湖南、广东省等。而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

3、政府债务收入法律制度。政府债务收入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迄今只有《国库券条例》对政府债务收入有相关规定。

（三）财政支出法律制度

财政支出法律制度调整各种分配关系在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之中的相互作用。我国在财政支出方面尚未制定统一的立法，在《预算法》其他经济法部门法中，规定了相应的财政支出要求。

（四）财政管理法律制度

财政管理与各个行业都有密切的关系，财政管理法律制度对各领域的税收都有相应的管理手段，涉及财政预算、国库管理、会计管理和财政监督等领域。

首先，预算管理法律制度调整的是国家及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在财政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1993年税制改革后，《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实施，为预算管理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加强对于征税的管理，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相继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完善了征税的法律依据。

其次，《国家金库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为政府财政支出的统一规划、国库制度的健全提供保障。财务管理法律制度调整的主要是国家及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及基本建设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以《企业财务通则》为核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国有资产、金融业等行业进行法律上的监督和管理，如《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最后，财政监督法律制度的目的主要是纠正财政主体和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以保障财政管理工作的进行，从而维护财经秩序。中央并没有颁布统一的财政监督法，只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05年）为开展财政监督和财政违法行为之处分提供法律依据。山东、福建、辽宁等地颁布并实行了《财政监督条例》，为财政管理提供规章上的依据。

二、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财政法律体系框架，但就目前财政单行法律而言，仍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从立法角度来看，重要立法存在缺位现象。虽然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已构建，但该体系并不健全，一些基本、细节性的财政法律法规并无相关规定，仍存在法律缺位的现象。尤其是在非税收入、财政补贴制度和财政监督这些重要领域没有专门的立法，财政管理的过程中无法可依，各地区的实行办法不一为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同时，一些财政法律制度存在过时滞后现象，严重滞后于实际情况，成为隐性的法律空缺。

其次，从法律效力角度来看，法律层次较低。我国财政法律体系较为完整，但从法律效力上看，国务院的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性规章的数量要远多于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文件。低层级的规章和行政法规使得其权威性和约束力不受国家最高公权力之保护，从而影响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和效力。同时，《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9条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在经济法的税法范围内，目前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四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最常见的税种制度规定。

再次，从法律的可操作性来看，可执行性不强。从法律的本质特征来讲，法律的出现永远滞后于现实问题的发生，因此法律允许执法、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但是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是应当受限制的，否则会产生执法的随意性。从法理上讲，法律规则的使用优先于法律原则，然而在很多财政法律的规定中，对于法律原则过分依赖，自由裁量权膨胀，也就不能公平有针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除此之外，有些财政立法过多的借鉴了国外的立法模式，过于超前，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从而影响到了实际的贯彻执行。总体来看，对于整个财政法律体系的设计和研究还需要加强。

最后，从立法内容上来看，法律之间冲突明显。由于没有基本的财政税收法，在各个财政法之间出现矛盾时对于法律适用问题的确定就无法可依。这种现象在部门法之间以及法律实行过程中都曾出现。如，《预算法》明文规定，如没有法律和国务院的其他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但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都发行了各种政府债券。如2009年，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地方政府债券。这种地方政府作债务人，中央政府作“信誉担保”的 “不代还”的举债方式亟待寻求法律依据和支持[4]。

三、完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现阶段中国财税政策等基本国情，对于完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一）填补立法空缺，完善财税法律体系

首先，财政基本法律是财政法律体系的核心，政府从事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决定都应从其规定，是其他财政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财政基本法》在长期看来是必不可少的。以基本法的地位，规范财政职能，规定财政活动的原则、方式和程序，受宪法领导，最终形成多层次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同时，弥补非税收入、财政补贴制度和财政监督等领域的法律空缺，完善财政基本法律制度。

其次，完善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的财政收入法律制度。税收方面，应逐步将土地使用税、燃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单行税收法律制度；国债方面，规范国债发行、交易、托管、兑付等各个环节的国家与个人的行为；统一各地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条例》及单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并制定《政府性基金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文件。

最后，完善财政管理和监督法律制度。财政管理方面，加快修订《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二者的实施条例。由于这两个部门法设计问题范围广，难以一步到位，因此可以多频的修订逐步完善；同时，《国家金库条例》的施行早已落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尽快制定新的修正案。财政监督方面，尽快统一全国各地的财政监督条例，或以《财政监督办法》，作为过渡，逐步完善财政监督法律制度，为全国统一的执法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二）提升法律层级，提高财税法律效力

财税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是根据财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财税法的许多单行法律并没有成型。因此积极把较成熟的财税法规、条例、办法逐步上升为法律能够进一步提升财税法的级次和效力，提高财税法律制度的综合效力。目前《增值税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经过多年的实施，已经较为成熟，可以进一步制定《增值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三）明确财税原则，限制任意性自由裁量

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构建财税法律的基本原则，应重视财政的民主性、法定性、平等性、全面性四个基本原则[5]。财政民主是宪法人民理论在财税法律制定方面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制度上规定的体现。权为民所用的财税制度要求重大财政事项应经过全国人大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财政法定要求在财税法制建设中，首先应符合财税宪定，其次要以财政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为财税法律的统领，解决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法律冲突。财政平等性既要包含形式公平，也要实质公平；既要程序公平，又要实体公平，这也是其他国家一致认可的财税原则。（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闫鲁宁，现阶段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构建若干思考[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6）

[2]财政部条法司，构建适应公共财政体制要求的财政法律体系[J]. 中国财政，2003，（7）.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8

1950年《婚姻法》共27条，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寥寥几条，关于夫妻财产平等处理权的规定仅第10条，简单表现为“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年《婚姻法》相较于1950年《婚姻法》，内容更加具体与完善，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条款也有所增加。1980年《婚姻法》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同时允许夫妻自由约定。但是，关于夫妻对于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也没有做出更为详尽的规定。历经20年，1980年《婚姻法》在2001年被修正，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至此为止，夫妻财产制度得以完善，但是，如何落实夫妻财产平等使用权，仍然需要在实践运用中不断探究。

二、夫妻财产平等处理权的主要内容

《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对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做出了解释，此条款说明，夫妻对财产的平等权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对内的日常生活中，任何一方可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分共同财产；另一方面对外关系中，效力及于善意第三人时，夫妻双方相互，一方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另一方不能以不同意或者不知情而撤销已成立的合同。

《婚姻法》解释（三）第4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隐藏、转移财产等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一般情况下，共有人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不得请求分割共有财产，此条款则允许共有人在特殊情况下分割共有物，突破的传统民法的共有理论。虽然《婚姻法》第17条规定了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但此条款之规定过于抽象，既没有具体实现该权利的手段，也没有保障该权利的救济措施，而在现实家庭中，夫妻一方独掌家庭财政权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因此，《婚姻法》解释（三）赋予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特殊情况下的财产分割权，以达到支配家庭财产的目的，即赋予了家庭关系中弱者的救济途径，从另一方面保障了夫妻财产平等处理权。

三、存在问题及争议

（一）夫妻共同所有财产的认定

《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知识产权等收益为夫妻共同所有。第18条规定婚前财产，医疗费、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等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但是第17条第5款规定“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与第18条第5款的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都是开放性条款，都可以做出扩张解释。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处理？

为避免法律适用可能引起的混乱，《婚姻法》解释（二）中第11条、解释（三）第5条均做出补充规定。第7条则结合近几年实践中频繁出现的不动产归属争议，详尽地规定了在不同条件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问题。然而，法律有着其本身的滞后性，关于夫妻财产认定问题将层出不穷，因此建议实行日本、德国等多数国家实施的推定共有原则，即无法明确其归属的财产均推定为夫妻共有。

（二）“日常生活需要”的界定

所谓“日常生活需要”在法律上是很难做出具体统一的规定的，不同消费水平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日常生活需要。一般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及夫妻双方的收入情况来确定，然而，在不同的家庭中存在着不同消费观念，即使收入水平相当的家庭，对“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也不同，所以在处理相关案件的时候，认定“日常生活需要”是关键的一步。

四、平等处理权的内在含义

（一）夫妻之间相互

夫妻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也称为家事权，即夫妻一方在一定限度内，有条件的可以单方处理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单方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对另一方是有约束力的。夫妻财产关系日益复杂，财产价值增大，各种财产种类繁多，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财产的途径日益多样化，日常家事权是维护财产交易安全、保障第三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第三人的善意取得

实践中，常常出现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家庭财产，另一方以不同意或者不知情来主张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况。如果第三人是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则应当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若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造成侵害另一方权益的事实或对家庭财产造成损害，则行为人与第三人承担共同责任。第三人明知行为人无权处分而仍与之发生交易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给另一方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参考文献：

[1]孙莉.从夫妻财产制度的沿革论男女平等原则的逐步实现.中华女子学院报，2010.10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9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10

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2001年修改)两次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进行的若干司法解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财产制度发展的进程，呈现出如下两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

一、“个人化”趋势

与其他国家的财产制度的发展演变相似，中国历史上的财产制度也经历了由团体所有逐渐向个人所有演进的发展过程。www.133229.CoM婚姻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其财产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将家庭财产制度的类型分为夫妻财产共同制，夫妻财产分别制，则它们所体现的财产所有关系似乎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前者具有家庭集体或团体所有的特征，而后者体现为夫妻个人分别所有的特点。由家庭团体所有向夫妻分别所有即个人所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财产所有关系的“个人化”演进。

从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到1980年《婚姻法》(含2001年对其修改和增补的内容)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看，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个人化演进”即个人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它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扩大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

这主要通过对婚前财产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来。1950年《婚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似乎旨在以排除对离婚的女性一方婚前财产进行约定，既用法定的方式限制婚姻双方对女方婚前财产的意思自治，以保护离婚的女性一方婚前的财产权利。换言之，不论男女双方的意愿如何，均不得对女方的婚前财产进行约定。1980年的《婚姻法》关于男女双方婚前财产的规定取消了这一限制，从而扩大了双方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其第十九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不难看出，新制定的《婚姻法》虽然更为明确地规定了可以作为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法定内容，但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可以作为对抗法定财产所有形式的依据得到了立法者的充分尊重。夫妻双方可以用契约的方式约定婚姻任何一方或双方的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夫妻财产制的适用原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即约定财产制可排斥法定财产制优先适用，前者具有优先于后者适用的效力。

第二，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逐步缩小以及法定夫妻个人特有的财产范围逐渐扩大

如上所述，1980年的《婚姻法》取消了1950年关于女方婚前财产不能进行约定的限制，从而扩大了夫妻双方个人的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局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其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一规定用不言明的方式，修正了1950年《婚

姻法》中所暗含的丈夫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可以说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新的规定而缩小了。

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4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方面，直接相关的内容由原先的(第13条)一个条文增至3个条文即第17、18和19条。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了夫妻的共同财产范围。其列举的种类有：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第18条第3项)；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与修改前的第13条的内容相比，新的规定更为具体，如果排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共同财产的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夫妻双方的劳动所得；而原13条规定的共同财产范围囊括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全部财产。

从上述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实践及其发展情况似乎不难看出，法定的夫妻财产共同制和分别制的规定日趋细化，且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新的规定而日益缩小。与此相应的是，法定的夫妻个人财产范围逐步扩大。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夫妻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最早见于1950年《婚姻法》第23条关于女方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解除时的处分方式。1980年《婚姻法》没有对夫妻个人财产作专门而明确的规定，但把夫妻共同财产明确限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而意味着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应归属与各自的个人财产。比之于前述23条，夫妻的个人财产延及男方的婚前财产。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又进行了扩展。其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归一方的财产。其中除第(4)项可能包含夫妻共同劳动、生产和经营所得之外，其他几项法定的个人财产均非夫妻共同劳动取得。这显著的区别于此前的法定个人财产范围而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二、“法治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它对各种商品交换行为的规范以及为人们合法的行为预期提供保障，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前后学术界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导致持续不断的对法治的探索和追求。至1999年最高立法机关终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策写进宪法。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凝聚着整个社会长期以来追求法治的意愿。应该说，自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要求时，中国追求法治的努力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于宪法层面，还体现于包括各部门法的全方位的法制建设，其中《婚姻法》由于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最广泛而显得尤为重要。《婚姻法》的发展所反映的法治要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本文仅就以下两点进行讨论。

第一，通过新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950年的《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规定较为笼统，虽然其相关规定也承认可以以约定的方式对夫妻财产进行处分，但由于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规定的不具体，当夫妻双方不能就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处分达成一致时，其23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一规定赋予法院以非常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因为该法仅用第10条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而用第23条的部分内容规定了女方婚前的财产为法定的女方个人财产。综观1950年《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的规定，较为明确的法定的个人财产即女方婚前的财产。也就是说，该法为法院提供的可依法定财产判决的夫妻财产仅为女方的婚前财产。其他所有的财产一旦离婚的双方不能就其达成一致，则法院可以“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就其行使自由裁量权。

30年之后新的婚姻立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似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程度相联系。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仅就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作了规定，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与1950年婚姻法相关规定比较，1980年婚姻法取消了过去法定的

女方婚前财产不能由双方约定而由女方所独享的规定。其31条有关离婚时对财产的处理不再强调女方婚前的财产不能进行约定，而是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1980年的《婚姻法》制定之时尚处于改革开放之初，不论是财产制度改革，财产所有制的种类还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都还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探索性阶段即“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大概是该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显著地区别于此后同类立法的“时代局限性”，是这种局限性使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未能有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一情况到了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修正时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2001年对《婚姻法》的改革虽说是修正，然其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与过去相比恐怕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仅就夫妻财产在离婚处分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而言，此前两次婚姻立法所规定的，或暗含的相关内容即自由裁量的空间被新增的几个条文急剧地缩小了。这主要体现在新的立法明确地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以及夫妻间对财产的约定与法定财产制之间的关系即“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因为有了明确的法定的共同和个人财产范围，法院在受理对财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案时，只能根据法定的财产范围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自由的裁量离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任何家庭财产的归属——女方的婚前财产除外。

法治的要义之一，是制定的法律应尽可能的满足人们所期待的公平和正义要求，同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不确定性，或者对法律规定的误解甚至曲解。适用法律时过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极容易导致裁判权恣意使用或者滥用，从而有碍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婚姻立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所涉及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及其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原先享有极大空间而后逐步受到限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宪政要求在婚姻立法中的贯彻执行，而且这一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可以预见夫妻财产制方面的法治状况随着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将不断地得到改善。

第二，增加夫妻财产的法定内容，从而为人们提供更为可靠的行为预期

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缩小相关的是，由于新的婚姻立法较为明确的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以及夫妻对财产约定的效力，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规定对自己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作出较为自信的预期。这也是法治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之一。只有当人们可以根据既定的法律规范为自己实施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较为可靠的判断时，人们才能较自信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和理想，并能与他人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及和谐的社会也才能因此而实现。

1950年的《婚姻法》第10条笼统地规定了夫妻对家庭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但除23条规定女方婚前财产为女方个人财产外，没有对个人财产作出具体的划分。与其比较，经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法定范围。这为人们处理与婚姻相联系的财产关系提供了较之以前更为明确的依据。

三、对夫妻财产制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公民文化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男女平等意识，自由支配财产意识也会日益增强。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以上所论夫妻财产制的个人化和法治化发展趋势也得到了体现。例如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相互转化的司法实践经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而呈现出日益个人化的发展趋势。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如果夫妻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就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比如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双方共用的生活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以视为夫妻共有财产。不难看出这一解释强调的是共同财产的保护，它鼓励和支持个人财产向共同财产的转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件是在1980年《婚姻法》被修改之前作出的。2001年对《婚姻法》进行修正时，未对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相互转化进行规定，但强调了夫妻双方可以就两种财产制可以随时进行约定，以解决这两种财产制的相互转化问题。然而，司法实践过程中似乎仍然要求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明确地解释。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婚姻法》修正不久的2001年12月对此进行了解释：“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比最高人民法

院的以上两个不同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同一问题的司法实践因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其趋势是由支持夫妻共同所有向支持夫妻一方个人所有发展。从这一情况看，司法实践也印证了立法中夫妻财产制的“个人化”发展趋势。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11

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股份公司迅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商品供不应求。公司普遍存在如何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筹措资金的问题。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的职能主要是预计资金需要量和筹措公司所需资金，融资是当时公司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财务管理问题就是融资管理问题，融资管理问题就是财务管理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称为融资财务管理时期或筹资财务管理时期。

适应当时的情况，各个公司纷纷成立新的管理职能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独立的公司理财活动应运而生。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融资问题。1910年美国学者米德（Meade）出版了本世纪第一部专门研究公司筹资财务管理的著作《公司财务》，1938年戴维（Dewing）和李昂（Lyon）分别出版了《公司财务政策》和《公司及其财务问题》。这些著作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卓有成效地筹集资本，形成了以研究公司融资为中心的“传统型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学派。索罗门（Solomon）认为这种“传统财务研究”给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完善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财务理论忽视资金使用问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和30年代西方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众多企业破产，投资者损失严重。为保护投资人利益，西方各国政府加强了证券市场的法制管理。如美国1933年和1934年出台了《联邦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对公司证券融资作出严格的法律规定。此时财务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金融市场制度与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财务管理首先研究和解释各种法律法规，指导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组建和合并公司，发行证券以筹集资本。因此，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守法财务管理时期”或“法规描述时期（DescriptiveLegalisticPeriod）”。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也使如何维持公司生存成为投资者和债权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危机使许多公司意识到，财务管理的任务并不仅是融资问题，还应包括对资金的科学管理与使用，只有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持资本结构的合理性，严格控制财务收支，才能使经营立于不败之地。这样，30年代后，财务管理的重点开始从扩张性的外部融资，向防御性的内部资金控制转移，各种财务目标和预算的确定、债务重组、资产评估、保持偿债能力等问题，开始成为这一时期财务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些专家、学者根据30年代后出现的这种趋势，认为30年代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实际并非如此。直到40年代未，公司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没有实质性进展。财务管理的重点仍停留于外部融资，财务理论的内容仍以介绍法律、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为主。至于怎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强化内部控制等问题，尚未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因此笔者认为，筹资财务管理时期长达50年。

二、资产财务管理时期（1950-1964）

50年代以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买方市场趋势的出现，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财务经理普遍认识到，单纯靠扩大融资规模、增加产品产量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财务经理的主要任务应是解决资金利用效率问题，做好资金利用的决策。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与融资相关的事项已退居到第二位。这样，公司财务决策与生产决策、营销决策一起，构成决定公司生死存亡的三大决策支柱。美国各大公司纷纷设立财务副总经理，由其制定公司的重要财务方针和计划，编审财务控制预算和评估重大投资方案等。基于这一原因，西方财务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内部决策时期（InternalDecision-MakingPeriod）”或“综合财务管理时期”。

在此期间，资金的时间价值引起财务经理的普遍关注，以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的资本预算方法日益成熟。最早研究投资财务理论的美国人迪恩（JoelDean）于1951年出版了《资本预算》，对财务管理由融资财务管理向资产财务管理的飞跃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此后，财务管理的中心由重视外部融资转向注重资金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使公司财务管理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这一时期资产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称之为资产财务管理时期。

这一时期，西方财务理论获得较大发展，主要的财务管理学家有美国的洛夫（Lough）、英国的罗斯（Rose）、日本的古川荣等。

50年代后期，对公司整体价值的重视和研究，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另一显著发展。实践中，投资者和债权人往往根据公司的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股利政策、经营风险等一系列因素来决定公司股票和债券的价值。所以，遇有重大决策时，首先必须评估决策对公司价值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由此，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1958年至1961年米勒（Miller）和另一财务学者（Modigliani）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即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上，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与其证券价值无关。西方财务界对此反响强烈。最初该定理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但今天它已被学术界公认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大多数财务学者认为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贡献，奠定了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

总之，在这一时期。以研究财务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财务论”已经形成，其实质是注重财务管理的事先控制，强调将公司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联系，以资产管理决策为中心，将财务管理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投资财务管理时期（1964-19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国际市场迅速扩大，跨国公司日益增多，金融市场日益繁荣，市场环境日益复杂，投资风险日益增加，企业必须更加注重投资效益，规避投资风险，这对已有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60年代中期以后，财务管理的重点转移到投资问题上，因此称为投资财务管理时期。

早在1952年，马考维兹（H．Markowitz）就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的

基本概念。1964年和1965年，美国著名财务管理专家夏普（WilliamF．Sharpe）和林特纳（J．Lintner）在马考维兹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IAssetsPricingMode1，简称CAPM）”。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财务管理理论的又一飞跃发展。

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揭示了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受到投资界的欢迎。它不仅将证券定价建立在风险与报酬的相互作用基础上，而且大大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策略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资本预算决策。其结果，导致财务学中原来比较独立的两个领域——投资学和公司财务管理的相互组合，使公司财务管理理论跨入了投资财务管理的新时期。

70年代后，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公司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认股权证、金融期货等广泛应用于公司融资与对外投资活动，推动财务管理理论日益发展和完善。70年代中期，布莱克（F．B1ack）等人创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tionPricingMolde1，简称OPM）；罗斯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在此时期，现代管理方法使投资管理理论日益成熟，主要表现在：一是建立了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二是形成了完善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三是建立了科学的风险投资决策方法。

一般认为，70年代是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丰富成果，财务管理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于一身，以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活动，并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1972年，法玛（Fama）和米勒（Miller）出版了《财务管理》一书，这部集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之大成的著作，标志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已经发展成熟。

四、财务管理深化发展的新时期

80年代后，企业财务管理进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殷，并朝着国际化、精确化、电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1．通货膨胀财务管理一度成为热点问题。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普遍遭遇了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价格不断上涨，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财务活动。大规模的持续通货膨胀导致资金占用迅速上升，筹资成本随利率上涨，有价证券贬值，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公司利润虚增，资金流失严重。严重的通货膨胀给财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70年代未和80年代早期，西方各国开展了关于通货膨胀条件下怎样进行有效财务管理的研究工作。严酷的经济现实迫使企业财务政策日趋保守。财务管理的任务主要是对付通货膨胀。21世纪一旦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财务管理仍将大行其道。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12

（一）1989年-1996年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1989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法（司）发〔1989〕25号）。《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基本上构建起了1989年到1996年期间的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第一，诉讼费用坐收坐支制度。根据《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考虑到当时的财政困难，拨给法院的业务经费还不能完全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暂不上交财政，以弥补法院业务经费的不足。

第二，高级人民法院统筹制度。根据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收的诉讼费用，可按一定比例上交给高级人民法院，用以统一购置必需的业务设备和适当补助其它困难地区法院的业务经费。

第三，财务监督制度。根据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于诉讼费用的收支，应接受财政、

审计部门的监督。并定期向上级人民法院和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诉讼费用收支等情况。

（二） 1996年-1999年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1996年1月16日，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财文字[1996]4号），该办法自1996年1月1日起实行，《关于加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暂行管理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法院财政制度进入新的阶段。

《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诉讼收费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该办法在诉讼费用的收取、诉讼费用的使用和管理、诉讼费用的监督和检查三个方面对1989年以来形成的诉讼费用管理制度都有较大的改变和发展。

第一，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

《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任何部门和单位均不得另行制定收费办法，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由主管院长批准；诉讼费用的收取实行确定收费部门（即审判业务部门）同具体收费部门（即财务部门）相分离的原则。这些规定基本上搭建起我国诉讼费用收取方面的基本框架。

第二，诉讼费用的使用和管理制度

《暂行管理办法》开始在诉讼费用领域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取的诉讼费用扣除该案必要的办案费用支出后，应按期将结余及时上交同级财政专户，由财政部门按核定的数额拨付，并与预算内资金结合使用。《暂行管理办法》对诉讼费用的使用范围作出规定，诉讼费用主要用于补充办案所需业务经费和事先征得同级财政部门同意的其他支出。《暂行管理办法》对诉讼费用使用的审批制度，诉讼费用收取和使用情况的审核制度作出规定。在沿用《暂行规定》的高级人民法院统筹制度外，又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制度。

《暂行管理办法》在《暂行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诉讼费用的监督和检查制度。

这一时期诉讼费用管理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诉讼费用坐收坐支制度向诉讼费用收支两条线制度的转变。这种变化是在国家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政法部门将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数字报财政，坐收坐支，实行“一条线”管理的制度暴露出很多弊端。“从法院系统看，一些法院不严格执行诉讼费收费和管理规定，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难度小的案件愿意受理，难度大的案件不愿意受理；诉讼标的大的案件抢着办，诉讼标的小的案件拖着办。有的接受当事人的赞助，对帮助过法院建设的当事人给予”关照“。而经济、民事案件审理和执行中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的”三同“行为，更是严重损害了审判机关的声望和信誉，对公正审判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行为既是对司法权的扭曲，又是对财政权的冲击。”[ii] 司法的本质精神是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法院是公正的殿堂，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院的基本职责就是公正司法。如果不实行收支相分离的办法，而是采取坐收坐支诉讼费，弥补经费不足，必然造成法院利益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交织在一起，导致利益驱动，损害司法正义。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对司法行为的干扰，从制度上为公正司法提供有利条件，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和尊严。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就做出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指示，但是因为没有具体的配套制度“收支一条线”的财务管理制度并没有大的改变。1998年是“收支两条线”制度的“贯彻落实年”。在一年内，财政部联合其他国家机关相继颁发了四个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和通知，使“收支两条线”真正成为一项制度实践。在这四个办法和通知中，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被当作“行政性收费”纳入到“收支两条线”管理中。1998年6月8日，财政部颁发《公检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监缴暂行办法》（财预字[1998]221号）。该办法就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缴中央预算的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解缴方式和财政监缴方式作出规定。按照该办法作为“行政性收费”收入的诉讼费用必须及时、足额上缴同级财政专户。　该办法对隐瞒、截留、转移、坐支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以及利用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私设“小金库”和贪污私分、应收不收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收取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不使用合法票据的、拒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规定的、拒绝或阻碍财政部门监缴工作的行为的处罚措施作出规定。该办法对监缴工作责任制也作出了规定。 1998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公检法工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该规定就严格行政性收费的立项审批工作、加强票据管理，严格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的制度、加强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上缴国库和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的工作、建立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统计报表制度、完善预算核定办法、加强支出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几个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定。法院的行政性收费项目是指诉讼费用。1998年10月9日，财政部颁发《关于认真做好公检法工商四部门“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公字[1998]106号），强调了及时报送统计报表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严禁收支挂钩，及时核拨经费，要根据公、检、法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经费开支范围及有关预算定额标准，按照预算内、外资金结合使用的原则，统一核定部门预算。严禁将预算安排与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入数额挂钩，或采取其他“明脱暗挂”的做法。对上述部门的经费申请，要在核定预算数额和上交财政专户总额以内，根据用款计划和预算外资金使用计划，及时予以审核拨付，不得无故拖延；该通知明确规定要进一步加大经费保障力度，为支持贫困地区公、检、法部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当年增拨了部分专项经费。号召各地也应积极采取措施，筹措资金，配合中央专款，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要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建立起对贫困地区的经费保障机制，尤其要保证编制内人员经费的按时发放。

1998年12月3日，财政部联合国家计委、监察部、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工作的通知》（财公字[1998]267号）。该通知确立了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的两个标准，一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工商行政管部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标准；[iii] 二是财政部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标准。[iv] 这一年，财政部、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工作进行专项部署。为了做好全国法院贯彻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肖扬院长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和《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通知》，表明了我国法院实施“收支两条线”的决心，对具体实施办法作出部署。同时，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的出台埋下伏笔。

（三）1999年以来的诉讼费用管理制度

1、“收支两条线 ”的进一步落实

1996年制定《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1996《暂行办法》）时，“收支两条线”还处在政策意识的层面，实践中处于探索状态，尚未完全成为一项制度实践。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决定，改进和加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的管理，更好地促进法院业务建设，1999年7月22日，财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公字[1999]406号）。该办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原《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财文字[1996]4号）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集中部分诉讼费用的实施办法》（法字[1996]81号）同时废止，标志着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1999《办法》）在1996年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具化了“收支两条线”制度。该办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财政性资金，诉讼收费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诉讼费用的收取、诉讼费用的管理和使用、诉讼费用的监督和检查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第一，诉讼费用收取制度

按1996《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1996《暂行办法》）的规定，审判业务部门确定收费的适用标准和具体数额后，由法院财务部门统一收取。1999《办法》明确规定诉讼费用的收取实行收缴分离。人民法院按照受理案件适用的诉讼费用标准确定具体数额后，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当事人凭人民法院开具的交费通知到指定银行交费，并以银行开具的收据作为已预交诉讼费用的凭据，到人民法院换领诉讼费用专用票据。按1996《暂行办法》的规定，人民法庭收取诉讼费用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将收取的诉讼费用和收费票据一并上交基层法院即可。1999《办法》规定，人民法庭收取诉讼费用，也要实行收缴分离。个别不便由指定银行收取诉讼费用的特殊地区，可由人民法庭直接代收，但需经省级财政部门和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按1996《暂行办法》的规定，地方各级法院的收费专用票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会同各高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收费专用票据由财政部印制发放部门未作出规定。1999《办法》严格了票据管理，诉讼费用的专用票据包括预收、退费、结算三类，实行全国统一式样。地方各级法院的收费专用票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编号后，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向同级人民法院发放；最高人民法院的收费专用票据由财政部印制发放。

第二，诉讼费用的管理和使用制度

按1996《暂行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要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单位预算，统一核算和使用管理。地方各级法院的收取的诉讼费用扣除该案必要的办案费用支出后，应按期将结余上交同级财政专户。很明显，“先扣后缴”的办法，还不算完全意义上的收支脱钩。1999《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全额纳入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由省级财政专户集中管理，实行分级使用与省级统筹相结合的方式；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要由当事人直接全额交入省级财政在当地指定银行开设的省级财政专户分户，由省级财政专户集中管理；省级财政专户集中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由省级财政专户分户的银行，按规定比例就地及时分别划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在的同级财政专户和省级财政专户；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入分级使用和省级统筹的具体比例，由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其中省级统筹的比例不得高子各级地方法院所收取诉讼费用的30％；省级统筹的诉讼费用由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使用计划，经省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共同下达执行。资金通过财政专户核拨，用于统一购置辖区内法院系统必需的业务设备和补助贫困地区法院业务经费，不得用于高级法院本身的支出；纳入地方各级财政专户管理的诉讼费用，由各级财政部门按审批的诉讼费用收支计划，作为“业务补助经费”按月核拨给同级人民法院使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定银行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直接全额划入中央财政专户。财政部根据审批的收支计划和诉讼费用缴入财政专户的进度，作为“业务补助经费”定期核拨给最高人民法院使用；诉讼费用的收取和划拨事宜委托国有商业银行办理。

1999办法规定了“备用金”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用财政拨给的“业务补助经费”，按全年诉讼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或数额建立备用金，专门用于支付应退还的预交诉讼费用和其他诉讼费用的支出。备用金的具体比例或数额，由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备用金支出后，应及时予以补充。

1999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统管的原则，将各级财政部门核拨的“业务补助经费”与同级财政部门核拨的预算内业务经费相结合，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对加强对“业务补助经费”的管理，1999《办法》仍沿用1996《暂行办法》的规定，如继续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等。

第三，诉讼费用的监督和检查制度

1999年办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是法院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各地要采取措施确保其真正用于法院的业务工作，其他部门不得调用。各级财政部门要依据诉讼费用收支计划和法院实际工作需要及时核拨，严禁占压、挪用。

1999年《办法》在1996《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严格了诉讼费用的监督检查制度，如1999办法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的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关制度，规范收支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应及时提出、限期纠正。对情节严重或未按规定时间纠正的，财政部门有权在违反的数额以内，适当扣减业务经费预算，并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各级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定期对下级法院诉讼费收入和“业务补助经费”支出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反规定的，应立即提出纠正意见。对情节严重的，上级法院有权在本辖区内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2、法院财务管理的进一步加强

为规范和加强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和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和《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财经政策。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28日《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行[2001]276号）。该办法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1985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的通知》（法（司）发[1985]23号）同时废止。

《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法院财务管理，当然也涉及到诉讼费用管理的规范化运作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它规定了人民法院财务管理的原则，即分级管理、分级负担；依法理财、厉行节约；量入为出、保证重点；注重资金使用效益。《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即通过资金的领拨和运用，对本部门的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全面管理。[v]　人民法院预算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其职责、工作任务和业务发展计划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人民法院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预算管理的依据、预算管理的要求作出规定。人民法院的收入是指人民法院在预算年度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人民法院的收入，包括财政预算拨款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收入管理的要求作出规定。支出是指人民法院为履行职责所发生的各项资金耗费。人民法院的支出，包括基本支出（经常性支出）[vi]、项目支出（专项支出）[vii]和自筹基本建设支出[viii]. 《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人民法院支出包括的内容作出详尽的规定，并对人民法院业务经费开支范围附表列举。同时，也规定了各项支出的管理制度。资产是指人民法院占有或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是保障人民法院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资产管理的要求作出规定。《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编制的要求、财务监督、财务机构及财会人员几个方面也作出规定。

诉讼费用是各级人民法院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要纳入各级人民法院的单位预算。诉讼费用管理状况、经费保障水平与诉讼收费制度实施效果的密切联系可想而知。通过上述对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变迁与发展的考察，可以看出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每一步变迁与改革都是由诉讼费用征收制度领域的问题和不规范行为引致的，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促使诉讼费用征收规范化而服务的。可以说，诉讼费用管理制度改革是诉讼费用征收制度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考虑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对诉讼费用征收制度改革的制约性，诉讼费用征收制度的改革很可能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操作中。

二、我国诉讼收费制度改革： “囚徒困境”与“诺思悖论”

我国诉讼收费制度改革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要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降低诉讼费用；二是要保障法院经费，提高法官待遇，优化法院审判工作条件。第一个目标是法治国家的政府获得其正当性的必然选择；第二个目标是法院和法官群体的现实要求。低诉讼费用意味着政府要增加财政投入，保障法院经费，提高法官待遇，优化法院审判工作条件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增加诉讼费收入。这也是当前在诉讼费用升降问题上，学者和法官群体的争议所在。最理想的结果降低诉讼费用，法院经费的缺口由政府财政支付。然而，作为两类都要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在众多的财政需求的压力下，政府会选择尽可能少地向法院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为了获得其正当性还要降低诉讼费用；法院和法官作为被动接受制度安排的主体，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佳选择就是将自身的需求转嫁到当事人身上。这样的结果就是正式的收费虽然减下来，非正式的收费却可能潜滋暗长，法官向当事人的寻租现象可能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生司法腐败，进而，也动摇了政府的正当性。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主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主体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政府与法院之间在围绕审判的资源获取与分配领域的行为事实上也是一种博弈。上述围绕审判资源的获取与分配的最理想的结果与两主体各自最佳选择的结果的脱节现象，是博弈论的经典范例“囚徒困境”[ix]的体现。

为了走出“囚徒困境”，片面地强调增加政府对司法的财政支持，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政府作为理性人，从本质上是追求正当性（Legitimacy）最大化的，即政府追求长治久安。但是，诺斯（1991）曾经明确地指出：政府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是“诺斯悖论”。政府之所以面临两难选择，关键的一条在于社会目标是长期的，而财政目标是短期的。在长期的制度建设和短期的政策操作的博弈中，面对“囚徒困境”式的两难选择，作为理性人，政府选择后者是必然的。[x]因为，如果不能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即期的负面效应便会便会立刻凸现，直接影响到政府认为必须调整的重要关系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具体到司法领域，财政困难会导致司法系统失灵，正常的审判工作无法有效的进行，司法改革的思路和设想无从落实；另一方面，在社会资源既定的约束下，市场和政府是有活动边界的。如果政府为实现某个社会目标而在短期内获取的公共收入过多，或者说超过了社会最有效率要求的公共产品的范围，市场的效率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失，从而根本上动摇了财政的基础。[xi] 解决“诺斯悖论”的根本方法就是政府要选择一种有利于长期制度建设的改革之路。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诉讼收费制度所陷入的“囚徒困境”，是一个蕴含着“诺斯悖论”的困境，如果政府为了满足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类公共部门的财政需求不顾经济规律地增加财政收入，最终会损害经济的正常发展，而经济发展受损又会动摇公共财政的基础。要解开“诺斯悖论”带来的困惑，就要为寻找一条有利于长期制度建设的改革之路而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一）降低诉讼费用与诉讼费用在法院经费中的重要性

降低诉讼费用与诉讼费用在当前法院运转中的重要性显然构成一组尖锐的矛盾。降低诉讼费用是公众接近司法的必要条件，然而，降低诉讼费用又会影响到法院的正常运转。公众接近司法的程度不足将使司法的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司法的公信力影响的范围也会受到限制，但是，倘若，法院不能正常运转司法的价值更难体现，司法的公信力也更难确立。因此，能不能降低诉讼费用，如何确定降低幅度的合理界限与诉讼费用在法院运转中的重要性密切相关。诉讼费用在法院运转中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按照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生产正义的成本”分为“审判成本”和“诉讼成本”的学说，这个问题就转化为诉讼费用在审判成本中究竟占多大比重的问题。根据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规定，我国法院的审判成本即法院的支出主要由三大块构成，第一，基本支出（包括机关经费支出、外事经费支出和业务费支出），其中机关经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第二，项目支出，其范围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项目计划予以确认，其项目申报、审核、实施、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按财政部门的有关项目管理办法执行。第三，自筹基本建设支出包括法院业务用房、人民法庭等建设支出。法院的审判成本是由人民法院的收入来支付的，人民法院的收入也由三块构成，即财政预算拨款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其中财政预算拨款收入，是指各级财政部门核定给人民法院的年度财政预算资金；预算外资金收入，是指暂未纳入预算管理，由财政部门从财政专户按照规定核拨给人民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和经财政部门核准由人民法院按计划使用，不上缴财政专户的少量预算外资金。从人民法院的收入结构来看，不上缴财政专户的少量预算外资金和其他收入在人民法院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甚微，人民法院的收入主要由诉讼费收入和财政拨款（即预算内收入）构成。对已公开的法院收支情况统计数据的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结论，诉讼费用在维持法院运转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统计数据，江西省各级人民法院预算外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97年的65.6%，1998年的64.3％，1999年的62.5%，2000年的49.1%.预算外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逐年递减，从1997年的65.6%跌至2000年的49.1%，但仍然占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见表1）诉讼费收入是预算外收入的主要部分，这种诉讼费收入与财政拨款并重的法院经费来源结构，决定了当前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必须审慎地有计划地进行，具体而言采取下列措施实现降低诉讼费用的目的较为适宜，即采取通过明文列举诉讼费用种类设置堵塞“乱收费”的漏洞；调整诉讼费用的计征方法，对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变更之诉的计征方法应区别对待；就有请求金额案件的征收比例，根据我国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居民收入水平和法院实际开支对有请求金额案件的受理费征收比例适当下调；对不应收取程序启动费的情形，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予以适当扩展；细化规则，落实“备用金”制度，切实做好退还胜诉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的退还工作等措施。

表1：江西省法院预算外收入（主要是诉讼费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预算外收入

6451.2

7909

9785.4

13671.8

财政拨款

12300

14218.8

16304.3

13184.9

总收入

18751.2

22127.8

26089.7

26856.7

预算外收入比例

65.6%

64.3%

62.5%

49.1%

财政拨款比例

34.3%

35.7%

37.5%

50.9%

（二）增加财政投入与财政的风险与危机

国家设立审判制度，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提供司法服务，需要持续地支出费用。而这些费用作为审判的成本或支撑审判的资源，又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向社会获取。从审判资源的供给方式上看，大抵有两种，一是国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向法院投入从别的地方取得的资源以支持其审判，二是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收费来自行解决其审判成本的支出。前一种选择为“公共负担原则”，后一种选择为“当事人负担原则”。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实行纯粹的公共负担原则或纯粹的当事人负担原则都很罕见（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民事诉讼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事例）。因此问题实际上应理解为：究竟是以公共负担原则为主，当事人负担原则为补充，还是相反？[xii]

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降低诉讼费用是我们步入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因此，建立以公共负担原则为主，当事人负担原则为补充的审判资源供给机制是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努力的一个大方向。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统计数据看，法院经费中公共负担的部分（即财政拨款）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就目前来看，公共负担部分与当事人负担部分平分秋色，公共负担原则与当事人负担原则难分主次，基本上处在一种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均衡，进一步加大审判资源的公共负担部分必然要考虑到公共财政的承受力问题。我国公共财政的承受力究竟如何呢？

1、国家财政与司法投入。如果把我国公共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那么，我国的国家财政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税赋负担即财政总体负担十分沉重。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23%左右；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为30%左右。按照国际标准，财政赤字占当年GNP的3%是一条警戒线；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5%又是一条警戒线，这样的警戒线，中国在1994年就已经超过。[xiii] 还有学者认为，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正在逐步加强。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几近十成的速度迅猛增长，似乎看不出我国有什么财政危机的迹象。然而，从经济决定财政的基本理论出发，我国财政的运行基础不无隐忧。恩格尔系数（EM）是政府公共投资（预算内）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从时间序列看，1980－81，1987-89，1992，2000年，EM1，政府公共投资属于优等品。政府公共投资性质的时间特征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此外，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消费畸形；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经济运行风险难控诸因素加大了中国财政的风险系数，中国财政背后隐藏着一些不能不正视的公共风险问题。[xiv]在这样的状况下，期望国家财政在增加司法投入方面比现在更有作为，着实有些勉为其难；如果极力为之，有可能陷入“诺斯悖论”，影响经济发展，损害国家财政的稳定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78～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5.1倍，而财政支出中的行政费用增加了17.8倍，几乎是每四年翻一番。财政支出几乎每三年半就翻一番，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廉价政府，而是一个最昂贵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之所以昂贵，其中主要原因是需要养活4000多万吃财政饭的人。[xv] 在这4000多万吃财政饭的人中间，法院占了二十分之一强，在政府各部门精简机构的浪潮中，法院的冗员裁撤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尚未见具体统计数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法院的冗员裁撤力度不强，很难期望国家财政承担起支付全国法院编制内人员工经费的重任，也很难期望国家财政在保障全国3000多家法院业务经费方面大有作为。

2、地方财政与司法投入。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成本主要是有地方财政支付的。言及地方财政，首当其冲的是“钢丝财政”问题。我国《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因此，地方政府不存在财政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xvi] 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极大的成本。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山东省某县著名的“秦池酒厂”衰败的前后，当地政府的公共收入亦成云泥。[xvii] 地方财政的不稳定性以及全国各地地方财政的不均衡性和差异性是当前法院系统出现的基层法院工资、业务经费得不到保障，各地方法院“苦乐不均”现象的主要原因。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古兆圣的调查、统计，欠发工资的法院达到1423个（占全国法院总数的39.98％），欠发工资月累计达5536个月，欠发工资人数122403人（占在编人员的39.92％），欠发工资总额达2.29亿元的情况下，全国仅有北京、天津、上海没有拖欠法官工资的情况。“ [xviii] 以江西省为例，全省法院普遍存在人员经费未拨足的现象，财政只保证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物价补助、医药费超支部分、遗属补贴只能依靠预算外收入解决。1998年中央决定增发的工资和江西省确定的菜篮子补贴没发，有的地方出现在职干警与离退休人员收入倒挂现象，2001年的国务院发文全国公务员增资，基层法院没有按期到位，增资只是档案工资的增加，政府给法院干警开了”白条“。截至2000年底，全省112个法院（不包括专门法院），欠发工资的法院有87个，约占法院总数77.68%；其中欠发补贴、津贴的法院77个，约占总数68.75%；既欠发基本工资又欠发岗位津贴、补贴的法院10个，约占总数的8.9%.还存在少数法院，连续几个月只发生活费，不发工资的现象。全省法院欠发工资人数3836人，欠发工资1398万元。[xix] 基层法院的工资问题，是法院经费保障最基本的问题。保障基层法院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是对法院经费保障的最基本的要求。基层法院工资大面积、长时间的欠发对于基层司法工作乃至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的不利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法院人员经费存在问题的地区，往往也存在教师工资问题、政府公务员工资问题。法院人员经费的保障水准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息息相关，基层法院的经费问题是地方财政实力不均衡、近年来部分地区财政状况不佳的一种反映，也反映了”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法院财政体制在整体调控方面的不足与困境。如果最基本的人员经费尚且得不到保障，业务经费的保障从何谈起呢？如果业务经费得不到保障如何能避免诉讼费用征收规范进行呢？如何保证降低诉讼费用、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的司法理念的实现呢？

综上所述，在我国公共财政的现有状况下，继续大幅度地增加对法院的投入实在是件困难而又不无风险的事情。是不是除了从公正审判、依法治国的高度，呼唤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步伐更快一些，更稳一些之外，在这一领域就无所作为了呢？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强调“制度挖潜”，应用到我们分析的话题上，应该相信由于制度安排上的不妥当性的客观存在，国家财政预算体制、财政收付体制、审判资源的管理和使用上还有尚待“清理”和“压缩”的空间。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看，从1997年到2000年财政拨款数逐年递增，其年均递增率为28.63%，预算外收入也逐年递增，但增幅远远低于财政拨款的增幅，其年均递增率为3.71%.该省法院系统总收入年均递增率约为12.93%，相对于该省法院系统10.35%的年均支出递增率，收入递增率略有高出。但是，从总体收支平衡状况来看，该省法院系统经费缺口仍然很大，分别为1997年的2074.8万元，1998年的1391.7万元，1999年的311万元，2000年的1097万元。[xx] 为什么收入总赶不上支出增长得快呢？为什么拨款越多支出越多呢？该省法院1998年到1999年业务经费支出的增长额为854.5万元，1999年到2000年业务经费支出的增长额为1609.9万元。[xxi]究竟是审理案件增多，耗费增多呢？还是暗示业务经费支出与收入的增长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个案证明了“制度挖潜”的可能性。

（三）法院财政体制的非化问题

在第一部分对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梳理和概述中，我们没有发现作为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身影。这是一个偶然吗？如果联系财政权，这一重要的国家权力，非化的事实，应该承认这绝非偶然。

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履行其管理公共事务职权的基础。因此，近现代国家都通过宪法对财政权作出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财政监督体制。财政权在民主中占有重要地位，规范财政权是近代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和基本人权原则的体现，规范财政权是民主和法治的保障。财政权既与立法权有关，也与行政权有关，因此它不能属于某一个国家机关的专有职权，因此，它属于混合型的权力。我国宪法学家对财政权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分散配置进行了归纳和研究。具体来讲，货币的发行、财政立法、税目和税率的确定、财政支出的规模以及财政监督属于议会的权力。而预算法案的提出、政府经费的使用及监督属于行政部门的权力。议会的财政权是一种决定权，与行政部门的财政权相比，它拥有对财政的实际的控制权，这种权力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由代议机关控制财政是民主制度稳定的手段之一，如果财政权完全由行政部门控制，那么国家权力的配置将会不利于代议机关行使其职权。宪法在配置财政权力的同时，也规定相应的限制手段。宪法对财政权的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限制，第二是建立国家财政监督体制。[xxii]该学者从的高度阐述、分析了宪法配置财政权的重要性，立论深刻、意义重大。美中不足的是该学者没有将法院财政权纳入到的视野，综观世界上法治国家的法院财政，大都是独立性显著，不受制于行政的。一般而言，由法院预算、议会批准、财政部门执行。我国与世界上的法治国家在法院财政方面的制度建构上大相径庭，法院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作出预算，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管理监督，使地方政府得以通过财政决定、分配权主宰法院的经费保障，损害法院经费保障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独立。

法院财政体制的非化在法院财政运行流程中造成诸多不可视而不见的制度“黑洞”，是法院经费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根本上实现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并使其产生实效，必先从法院财政体制化入手。

三、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问题所在与改革的构想

诉讼费用的管理制度是诉讼收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诉讼费用的征收有着很大影响。本部分在考察法院诉讼费管理制度的运行绩效与法院财政体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思路。

（一）对人民法院征收诉讼费用的监督

《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曾规定，诉讼费用的收取、使用要纳入财政管理范围，并接受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对于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方式未作明确规定。取而代之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仅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收取诉讼费用，不得另行制定收费办法、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对人民法院征收诉讼费用的监督主体未作出规定。我们认为当事人是对人民法院征收诉讼费用的最适合的监督者，建议在交给当事人的票据上应列明项目金额，写清楚所收诉讼费用的计征方法，进而完善当事人对诉讼费用征收金额有异议情形下的救济途径，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有义务及时作出答复并妥善处理。

（二）中央统筹缺位、省级统筹效果不彰，贫困落后地区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间接导致诉讼费用征收中的不当行为。

诉讼费用最终要转化为法院的业务经费。当前我国法院业务经费保障水平极不平衡。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案件数量多，标的数额大，法院诉讼费收入丰厚，某些省份法院年诉讼费收入达到几亿元。在这些地区，法院的诉讼费收入不仅可以完全弥补法院的业务经费支出，还有大量的剩余。这些地区的财政部门几乎不给法院拨款，作为一种补偿，财政部门放宽对法院“业务补助经费”使用范围的核拨。贫困落后地区不仅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甚至人员经费也不能按时发放。这就形成法院系统内苦乐不均的现象，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地区存在的诉讼费用征收中的不当行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中曾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制度，在《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被取消。《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规定，省级财政专户可以按不高于各级地方法院所收取诉讼费用的30％的比例建立省级统筹；省级统筹的诉讼费用，用于统一购置辖区内法院系统必需的业务设备和补助贫困地区法院业务经费，不得用于高级法院本身的支出。从目前的情况开，诉讼费用中央统筹缺位，省级统筹制度贯彻不力，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三）“收支两条线”制度在法院系统中推行的问题点

经1989年、1996年、1999年的发展与完善，我国形成了以收支两条线为特征的诉讼费用管理与分配制度。十四届中纪委二次全会根据中央决定，明确提出：“任何地方和部门不能擅自下达收费、罚款的指标，也绝不允许把法定的本应上缴的收费、罚没收入与本地本部门的经费划拨、职工奖金福利挂钩，坚决禁止上缴提成”。党的十五大又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明确要求“继续落实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制止党和国家机关违反规定搞‘创收’”。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诚然，收支两条线制度在将收费与部门自身的经费、利益相分离，杜绝法院系统内“乱收费”、“私设小金库”等现象，克服法院利益最大化倾向方面，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 “收支两条线”只是一种形式性的“两条线”，法院多收，财政多退，法院少收，财政少退的常规作法使得“收”和“支”仍然变相地挂着钩。这种当前普遍存在的制度失效现象使得“收支两条线”制度在法院系统推行的预期效果并未完全实现。

其次，收支两条线制度在实际的运作中，在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普遍存在诉讼费用被同级财政截留、调剂的现象，使原本拮据的法院经费供给更加紧张。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诉讼费用实行银行代收制以后，不低于70%的诉讼费用交纳给同级财政，同级财政应将所收诉讼费用全额返还法院用于法院的业务经费支出。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查，全省75%的法院诉讼费收入不能按时足额到位，不仅52%的基层法院被同级财政调拨10—25%不等的诉讼费收入，就连省高院也被省级财政调拨30％左右的诉讼费收入。[xxiii] 换言之，收支两条线在法院系统中的推行，在相当多的地区，未建司法公正之效，先增司法拮据之弊。

再次，备用金制度贯彻不力。备用金制度是《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中贯彻“收支两条线”的重要制度。它解决的是预收诉讼费用退还和其他诉讼费用支出的问题。其他诉讼费用是法院审理活动的实际耗费，不属于财政收入，在执行“收支两条线”过程中，存在其他诉讼费用要不要入财政专户，入财政专户会不会影响案件审理，如不入财政专户又怎样管理和监督使用等问题，对此，法院内部和外部、各地各部门在认识上和做法上都不尽相同。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全额纳入财政专户，同时规定各级法院要建立备用金，专门用于支付应退还的预交诉讼费用和其他诉讼费用的支出。在司法实践中，备用金制度贯彻不力，仍有相当多的法院代收其他费用，甚至从中牟利。

最后，从制度文本看，收支两条线制度将诉讼收费纳入到行政性收费的范围之内，混淆了行政性收费与诉讼收费、行政机关与法院的界限。

（五）改革思路

1、改进型改革思路

改进型改革思路即在维持法院现有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对收支两条线制度的充实与完善。

在贯彻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过程中，过去过多强调的是各级法院在诉讼费用的收、管、用三个环节上加强管理，没有预料到克服财政部门的“占压、挪用”诉讼费用问题的严峻性。为克服这一弊端，建议将诉讼费用纳入国家正拟建立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中，及时开展试点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门的“占压、挪用”诉讼费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各级财政不能作出较为合理的财政预算，出现支出缺口所致。缺乏有效的财政监督，也是财政部门的“占压、挪用”诉讼费用问题的重要成因。因此，从更深层次看，克服这一弊端还需国家财政预算的科学化，财政监督的化的保障。财政预算的科学化，意味着财政预算体制应由传统预算向部门预算转变，由基数预算向零基预算转变。财政监督的化，意味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资金所有者的职能，意味着行政化审计要向国家化审计转变。

在维持法院现有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对收支两条线制度进行充实与完善，实施起来组织成本较小，阻力较小，但有赖于更深层次改革的支撑。

2、变革型改革思路

变革型改革思路是以法院现行财政体制由财政预算、决定型转变为法院独立预算型的变革为前提的。法院独立预算型法院财政体制是指法院独立对法院的收支作出预算，报同级人大审议，人大审议通过后，由同级财政执行的财政运行机制。

（1）诉讼费用最高法院统收统支方案。当事人将诉讼费用全额交纳同级国库，集中于中央国库，财政部按全国人大通过的最高法院预算案全额划拨，由最高法院按照各级人民法院的收支计划统筹、核拨，用于补助各级法院的办案经费。

（2）诉讼费用省高级人民法院统收统支方案。当事人将诉讼费用全额交纳同级国库，集中于中央国库，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省级人大通过的省高法院预算案全额划拨，由省高法院按照本省各级人民法院的收支计划统筹、核拨，用于补助本省各级法院的办案经费。

法院独立预算的法院财政运行机制是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能使法院财政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独立，进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能够统一保障法院必须的业务经费开支，从而避免法院因经费不足而通过不当收取诉讼费用的方式来侵害当事人的利益。诉讼费用最高法院统收统支方案、诉讼费用省高级人民法院统收统支方案相比较，前者更为彻底也更为理想，后者更为现实。就当下的实际状况而言，实施两个方案中任何一个都存在的共同的制度制约和操作难点。需要现有财政体制实现意义上的调整，因此涉及的部门多，关系复杂，需要投入较大的组织成本、技术成本、信息成本；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预算审核及预算执行监督职能；需要法院内部财务部门的职能转化，由现在的领拨、管理为主的职能向预算、管理为主的职能转变，同时要强化法院内部的财务审计。

四、小结

诉讼收费制度是关系到国民接近司法的程度，关系到法院运行的经费保障的重要制度。它以诉讼费用征收制度为中心，涵盖诉讼费用的管理制度。诉讼收费制度改革既涉及到诉讼费用征收中的费用种类、计征方法以及相关司法政策的调整，也涉及到法院财政运行机制的合理化问题。诉讼收费制度改革是一个实现诉讼费用征收制度、诉讼费用管理制度乃至整个法院财政运行机制各自完善、相互配合的复合的制度良性化运作的过程。本稿从既要促进国民接近司法，又要保障法院独立运营的财政基础的基本理路出发，探索了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与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一般原理，并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从司法独立的高度提出改革的思路，以期对我国的诉讼收费制度改革有所助益和推动。

参考文献：

[i] 参见：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18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版；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第280—281页，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综观世界各国的诉讼收费制度，实行无偿主义的有法国和西班牙诸国，其依据是，法律既禁止私人自力救济，显系认为保护私权为国家的责任，因此裁判费用应由国家来负担，而不再向诉讼当事人收取。参见钟凤玲：《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比较法研究》，第3、4期。根据王亚新教授的考察和理解，在特定时期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一种相当纯粹的公共负担原则，与法国、西班牙等国诉讼无偿主义制度的立法初衷或者“路径依赖”是不同的。我国之所以要实行一种相当纯粹的公共负担原则，且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维持这种作法，取决于很多历史的、社会的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民事诉讼基本宗旨在于通过解决纠纷来防止矛盾激化以维护社会治安。在对民事诉讼这种“刑事性”的理解下，民事审判所发挥的外部性效果在本质上与刑事审判并无二致。与刑事审判在今天依然实行完全的公共负担原则一样，当时的民事审判采取公共负担的作法也是顺理成章的。

[ii] 柏春：《落实“收支两条线”的重要意义及应注意的问题》，《人民司法》，1998年第7期。

[iii] 1、所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必须按规定得到批准，国务院、省政府明确规定取消的收费项目全部取消，要求降低标准的已作降低，没有发生违反规定越权新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问题；2、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执行罚款决定，无乱罚款行为。做到执行罚款决定与收缴相分离；3、收费要凭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做到亮证收费。收费和罚款使用中央或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监制）的票据，无自行印制票据（或无票据）行为；4、按规定将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和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无截留、坐支、私分等行为；5、罚没物品的管理符合国家规定，无占用、私分或低价变卖罚没物品行为；6、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和管理诉讼费，无乱支、滥用诉讼费行为；7、单位财务收支由财务部门统一归口管理，所设银行账户符合规定，财政部门核定撤销的账户已全部撤销，无擅自开设银行账户和私设“小金库”问题；8、按规定期限填报《行政性收费收入统计月报表》和《罚没收入统计月报表》，真实反映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缴情况；9、本单位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方面制定了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和有关规章制度。在加强管理和监督方面采取了得力措施；10、对违反“收支两条线”规定的行为，能够及时依法依纪作出处理。

[iv] 1、财政部门按照预算内外资金结合使用的原则，统一核定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算，预算安排与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脱钩。2、在核定部门或单位预算时，对编制内人员经费优先保证；对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的公用经费，按照高于当地一般行政机关一倍以上的标准安排；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常运转所需公用经费，按照高于当地一般行政机关的标准安排；对办案、装备和基础设施经费，根据工作任务专项予以安排。3、对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经费申请、拨款，在预算核定数额内，及时审核拨付，无拖延行为。4、按规定印制（监制）票据，发放及时，按规定委托罚款缴纳代收机构。5、按规定上报统计报表，真实反映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解缴情况。

[v] 人民法院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主要包括： 1、合理编制人民法院预算，统筹安排、节约使用各项资金，保障人民法院正常运转的资金需要； 2、定期编制财务报告，如实反映人民法院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财务活动分析； 3、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对人民法院的财务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4、拟定装备、物资配备标准； 5、加强人民法院资产管理，防止资产流失； 6、对人民法院直属单位及辖区内下级人民法院的财务活动实施指导、监督； 7、依法管理诉讼费和罚没收入。

[vi] 基本支出是指人民法院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vii] 项目支出是指人民法院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viii] 自筹基本建设支出，是指人民法院经批准用财政预算拨款以外的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

[ix]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的经典范例之一，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个人都抵赖，各判1年；如果其中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赖，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刑10年。这里，每个囚徒都有两种战略：坦白或抵赖。结果是，每个人都选择坦白，各判刑8年。两个决策主体最理想的结果和各自最佳的选择结果之所以脱节，是因为在无法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和协商的情境下，他们能且只能作出使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x] 2001年7月至10月政府为筹集区区几十亿社会保障资金而减持国有股对整个证券市场的破坏给我们带来“诺斯悖论”的感性认识。参见魏凤春、于红鑫：《中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xi] 参见魏凤春、于红鑫：《中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xii] 参见：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167页，175页、17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xiii] 张木生：《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xiv] 魏凤春、于红鑫：《中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xv] 张木生：《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xvi] 如红塔集团每年提供的利润和税收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70%；山东省蒙阴县银麦集团、鱼台县孔府宴集团都大约提供当地财政收入的90%左右。参见：魏凤春、于红鑫：《中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xvii] 魏凤春、于红鑫：《中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xviii]《来自基层诉心声》，《人民法院报》，2002年 3月14日。

[xix] 参见：薛江武、张勇玲：《法院经费保障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江西法院经费保障情况调查报告》，《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

[xx] 数据来源：薛江武、张勇玲：《法院经费保障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江西法院经费保障情况调查报告》，《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

中年人理财方法篇13

一、“个人化”趋势

与其他国家的财产制度的发展演变相似，中国历史上的财产制度也经历了由团体所有逐渐向个人所有演进的发展过程。婚姻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其财产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将家庭财产制度的类型分为夫妻财产共同制，夫妻财产分别制，则它们所体现的财产所有关系似乎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前者具有家庭集体或团体所有的特征，而后者体现为夫妻个人分别所有的特点。由家庭团体所有向夫妻分别所有即个人所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财产所有关系的“个人化”演进。

第一，用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扩大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

第二，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逐步缩小以及法定夫妻个人特有的财产范围逐渐扩大

姻法》中所暗含的丈夫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可以说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新的规定而缩小了。

二、“法治化”趋势

第一，通过新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治的要义之一，是制定的法律应尽可能的满足人们所期待的公平和正义要求，同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不确定性，或者对法律规定的误解甚至曲解。适用法律时过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极容易导致裁判权恣意使用或者滥用，从而有碍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婚姻立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所涉及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及其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原先享有极大空间而后逐步受到限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在婚姻立法中的贯彻执行，而且这一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可以预见夫妻财产制方面的法治状况随着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将不断地得到改善。

第二，增加夫妻财产的法定内容，从而为人们提供更为可靠的行为预期

三、对夫妻财产制未来发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