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1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 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 在这" 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 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 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 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8]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 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 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2
其次，论述精辟，结构完整。全书26万余字，分九个章节展开。第一章民族高等教育与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定义概说、发展脉络和基本功能进行了阐述，概括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兼顾性、抵御性和差异性的特性，总结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和而不同、开源引流和相互协调三个规律。第二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观四个视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是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并借鉴了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探讨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和西方德育思想对我国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第三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讲述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核心要求与原则，归纳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立德树人、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四个基本理念，以及可靠性为中心、零距离换乘、非手术“综合美容”三个特殊理念。第四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内涵、功能、形式三个方面阐释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论述了原则方法、基本方法和特殊方法，并就方法的运用提出了准确定位、立体建构和创新发展三点要求。第五章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探讨了“五观”教育的基本内涵、内在联系和教育现状，提出了针对性、及时性、主动性、系统性和主体性“五观”教育的五个原则，介绍了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加强和谐校园建设、抓好维稳关键时期教育、注重民族学生骨干培养，重视非正式群体的管理、拓展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和抢占网络新媒体阵地的“五观”教育的七个措施。第六章民族大学生科学发展观教育，从基本内涵、教育重点和实施途径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七章民族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概括了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内涵，即科学理论指导思想、共同理论引导追求、爱国创新凝聚理论、知荣明耻培养新风，以注重与“五观教育”、与党员发展、与情感教育、与民族特色教育的结合，坚持贴近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特点、现实需求和民族特点，重点抓好入学教育、毕业教育和特定时期教育三个环节作为具体要求，采取四种途径开展民族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第八、九章分别探讨民族大学生管理机制与服务模式，从微观操作层面就民族大学生的管理与服务进行具体论述，提出了组织保障先行，刚性柔性并举，学习帮助、经济资助、生活关怀、心理辅导和就业扶助“五位一体”的民族大学生管理服务模式。文章既有宏观把握，又有中观论述，还有微观描述，确属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著述之精品。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2-0064-03
生态意识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生态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主渠道
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课程教学、社会实践，也包括校园文化、大众传媒等。在众多渠道里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4+l”的教学模式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以下简称为《原理》《概论》《纲要》《基础》等）。
1.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哲学意识
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刻地论述，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首先，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前提，而且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依赖于自然界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类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要懂得尊重自然。其次，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自然界，不断改变自然界。但是自然界有其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懂得顺应自然。最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科学技术等因素都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因对高额利润的疯狂追求而极力掠夺自然界，另外，科学技术的应用不当也会给人与自然的平衡带来消极的后果。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进行报复”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问题，要懂得保护自然。
2.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发展意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面，无论从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到发展目标规划都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发展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将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在发展上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临着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发展、生态发展的重要性。首先在发展理念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其次在发展内容上，党的十上提出“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要放到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最后在发展目标规划上，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长远目标中国梦的实现都融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
3.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伦理意识
在思想道德修养的学习中，积极引导大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使同学们能够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与如何对待人生环境有重要关联。”科学对待人生环境，除了自我身心的和谐、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热爱自然、保护环境是当今时代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它是对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利益的维护，也是对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通过对社会公德的学习，要求“大学生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意识，身体力行，带头宣传和践行环境道德要求，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法制意识
在当今中国，法治已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中，大学生不仅要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还要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思维，具有良好法律素质。其中，在学习公共生活的主要法律规范中就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而设立的。“环境保护法主要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的方针、任务、原则、制度和措施”，“强调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的现状与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容。尤其是党的十以来，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融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而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实际效果如何，值得关注。
从本课题组对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调查来看，86.63%的调查对象认为生态意识是大学生必须拥有的一种素养；但是81.19%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的生态意识薄弱，必须加强生态意识的培养。在生态意识的培养渠道中，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获取生态知识、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主渠道，但是影响力不如网络大，64.42%的调查对象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实际效果尚不理想。究其原因，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在教学理念上还不够重视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容，但是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就是少讲或者不讲。在调查中有学生反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只有《概论》课会讲生态文明，其他三门课不怎么讲。一方面由于生态内容分散在各章节，使其在教学中被边缘化，没有引起老师和学生的重视。另一方面，老师和学生本身缺乏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间缺乏沟通和整合，没有形成教育合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缺乏沟通和整合，在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方面存在讲述内容重复和不衔接现象。首先在教材上存在重复的现象，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中会讲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科学把握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原理》第一章也要讲述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概论》再次论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并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章节都有重复论述。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讲述过程中，所举事例也存在重复现象。这样的重复讲述会让大学生产生厌烦，失去学习兴趣，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另外，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受各自课程内部体系的影响，即使在同一问题上也各自为政，衔接不够，没有形成教育合力。
3.课堂教学吸引力、感染力不足
关于课堂教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学材料老旧，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泛泛而谈等。首先，在调查中有学生反映，老师运用的案例和图片老生常谈，不如网络中事实材料新鲜，缺乏吸引力。虽然老师们也在努力更新教学材料，但是比起网络材料的更新速度，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新鲜度需求。其次，在教学手段上受课堂规模等条件的限制，主要还是以讲授为主，学生的参与度不够。
4.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
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需要把理论认知和实践践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要求课堂教学的系统讲述，也需要实践教学的及时强化。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都很重视实践教学，关于大学生生态意识的实践调查是重要内容之一。调查显示，大学生有进行生态意识实践教学的需求，但由于生多师少、经费无保障、实践资源缺乏等原因，导致存在着流于形式、实效性不足等问题。往往老师布置好任务，让学生分组自己找时间去调研，然后提交实践报告了事。认真的学生象征性地在校园做一个调查，拍几张照片，证明做了这个事情。不认真的学生直接挂个名，或者到网上找一下资料，交个报告完事，这样实践教学的目的和功能难以完全实现。
三、提高大学生生态意识培养的实效性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进行专题培训，使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不断提升
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历史使命以及课程特点，要求老师能够跟上时代的要求，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不断提升。首先，要对我国国情以及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学习，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美丽中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教学理念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材料上需及时更新。现实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往往担负着极重的教学任务，在时间上无法保证及时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要增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生态专题培训和调研，这是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大学生生态意识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之间增强协作性，进行集体专题备课
进行集体专题备课可以有效避免重复讲述，是形成教育合力的重要途径。通过集体专题备课，首先使老师们全面掌握生态方面重复的内容，了解各自讲述的重点和重复程度；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集体探讨，确定重复交叉教学内容的取舍承接、讲授角度和教学技巧，避免教学过程的内容重复，注重各门课程的配合衔接。这种集体专题备课使生态意识内容在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相互贯通、相得益彰，有利于提升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
3.教学内容进行专题探索，可补充生态选修课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4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发展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同年，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把政治工作的理论形态——关于政治工作的学说看作一门科学。随后，理论界在报刊和学术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尤其是1983年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何建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建立。从此，思想政治教育走上了学科建设的规范化发展阶段。
检索从1984年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教材、专著和研究论文，经对成果内容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经验积累与理论探索、理论形成与开拓、理论发展与创新三个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探索阶段（1984年至1989年）。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刚刚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式多为搜集、罗列和实践总结，侧重对具体方法的经验研究，成果内容以介绍各种方法为主要形式。例如：张洪华、杨亚平的《思想工作方法纵横谈》，范印华等的《艺术·快感·磁力：思想工作方法谈》，刘国彬、张运德的《古今思想工作方法例析》，姚毅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集锦》等。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是：事例集锦、方法介绍、以实践经验概括为主要内容。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玄武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这一时期一部不多见的理论研究著述。这本著作可以看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全书共有9章：思想信息的获取、分析、决策、实施、综合教育、检查总结等，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框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思路，为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理论形成与开拓阶段（1990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形成与发展的标志是：在学界形成了一个广为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框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本：一本是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全书共设12章，其内容更加全面细致地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该书以“节”和一级标题阐述的主要方法约五十余种。一本是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郑永廷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全书分为五篇十四章，按概论、认识方法、实施方法、调节评估方法、研究提高方法五篇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其内容更为丰富、方法之间整合更为合理，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更加系统和完整。该书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对以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起了理论的引领作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在一些教材中也有讨论。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戴耀荣教授编著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比较研究》，分别按与教育主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客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介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环体相关的方法，构筑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基本结构。1992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邹学荣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作用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分别以理性教育法、感性教育法、行为激励法和自我教育法为线索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1998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韩玉芳、林泉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按工作决策、工作方法、工作艺术、工作形式、工作途径、工作载体、方法的综合运用、工作方法效果的评估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阐述。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理论发展与创新阶段（2000年至今）。经过二十余年辛勤耕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2000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蓉生教授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看法：“方法论”应侧重关于方法的理论方面研究。主要有方法的价值、方法的理论依据、方法的科学原则、方法的应用理论、方法的操作系统、方法理论的未来走向等。这本专著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新庚教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突出了“现代”特色，秉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注重实效性、经验性、开放性的研究逻辑，着力论述了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更深入地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途径、方式、步骤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从信息方法、网络方法、调控方法等现代手段上丰富了各种现代方法的具体运用程序，对传统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承传和发扬。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万美容博士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是近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出现的一本非教材类的专题性专著，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主要内容、发展的实践根源、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方法发展的具体样态，进行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讨论，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发展、借鉴发展、理论转化发展、实践探索发展，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方式的规律性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成果与不足
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从所获得的各种论文和书籍的发表情况来看，可作如下基本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范围逐步扩展、数量逐年增加
1984年至1989年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最初六年，这一时期出版了大约11本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论的书籍，发表的有关文章约24篇，直接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文章只有2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理论形成与开拓时期，公开出版了大约18本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书籍，发表有关文章约158篇。新世纪到目前为止，大约出版了15本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论书籍，发表有关文章约350余篇。可以看出，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科研成果数量上增长迅速。从公开发表的成果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范围和视阈，从一开始的实际工作领域逐渐扩展到理论研究领域；在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的基础上，逐渐丰富了方法的外延研究，不仅有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梳理，而且开拓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不仅承接传统道德教育方法，而且对新时期、新领域、新方法给予了充分的理论关注。[1]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飞跃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逐步由故事型、事例型、经验型向理论型、研究型、学科型转变；研究内容抽象层次提高，许多专著不仅仅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而且对方法的产生条件、作用功能、类型特点、层次结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探索研究；理论研究成果在质量上从粗疏到细密、从宏观向微观发展，其理论发展不断由浅入深、从相对不完善走向相对完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增加，理论研究不断科学化和学科化，体现出理论研究质量上的明显提升。
在二十余年短暂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遵循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形成、发展、创新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评估体系的设置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模式采取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和框架的建构思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主导性思路。由于教育活动过程的不可倒错的顺序性，与事物进行发展性相联系的不可重复性以及事物特定环节区分的特殊性，以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建立的方法体系具有自然顺畅、概括全面、便于理解接受的特点而为大多数学者采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共识。[2]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需充分的理论争鸣
由于学科建立时间尚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还未进行充分的争鸣与讨论。其原因一是某些领域、某些问题没有形成研究者群体。所以，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我们反复读到的只有少数学者的文章。二是研究领域遍地开花，研究问题没有向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集中。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忙于“开荒建设”，无暇旁顾别人的“庄稼”。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快速发展使学科的科学研究彰显局促。据最近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全国设立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0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453个。从长远来看，大批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建立，必然会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蓬勃发展。但是，无庸讳言，教师每年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量，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研究精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论坛滞后于讲坛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中，许多事关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被长期搁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对学术的不同见解，无论在学术杂志的讨论及学术会议的交流都还没有达到更深入的层面，这可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窥见一斑。1985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和1999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探讨人们如何掌握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取得最佳效果的规律”，2000年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侧重关于方法的理论研究”，2006年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可见，大家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对象的理解是不同的。值得提出的是上述著作中对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对象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或学说。但是，对于方法论研究对象的具体阐述却不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介入这一领域研究的首要问题，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有重要意义，但这个问题的不同见解并没有引起学界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阐释。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具有三种情况：一是创造出以前没有的理论学说，二是对以往理论的修正，三是在以往理论基础上的升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从“无学”到“有学”，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建构的体系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飞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使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促进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科学化的认识，为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奠定了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的、崭新的理论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创新性研究。但无庸讳言，对学科建设的很多重要问题讨论还不充分；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和现实社会中各种思想问题，而以梳理学科发展轨迹、厘定学科概念、探索学科本身发展为主旨的成果还显得十分缺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应从以下四方面拓展：基本概念需进一步精准，基本理论要更加深化，研究领域需继续开拓，研究方法应把理论的、抽象的、学院式的与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
1.基本概念需进一步精准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些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和科学的界定，大家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有些基本概念关乎对学科整体的理解，如果内涵不清，外延不确定，将影响学科的整体建设。“方法论”这一概念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中需要尽精微考量而致整个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
对方法论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界定是：“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根据这一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说或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对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诸多方法进行总结、提炼和概括的理论形态，是条理化、规范化、系统化方法的体系。其内容包括方法的内在结构、方法的本质特征、方法的来源和发展、方法的分类、价值、方法的功能评价、理论依据、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等。
对方法论还有另一种界定，方法论即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这个界定告诉我们：方法论是人们运用相对抽象的理论形成一种观察认识事物的视角。比如系统理论提供给我们对事物的系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等。所以，一切理论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理论提供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角，运用这种理论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时，这种理论就转化为方法论。
按照这个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应该被解释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具体运用，体现了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一种方法不足以影响一门学科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主流，方法论则体现的是方法系统背后的理论宗旨，方法论的取向可能会根本改变学科的方向。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作为方法论它们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
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两种理解可能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结构的构建有不同的理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析方法不发达，理论阐述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用词多歧义，没有明确界说，缺乏详细的论证。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中，“方法论”等一批基本概念的确定意义需要讨论、规范，并取得学界的共识。
2.基本理论要更加深化
（1）关于方法的层次。在整理、分析、评估各种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功能、地位、作用、性质的基础上，确定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的位置和层次是研究的重要方面，它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划分的客观标准。当前研究中冠以基本方法、根本方法、原则方法的界限不很明确。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遵循“原则”，涉及确定原则的标准问题，对是否所有方法都必须遵循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这一标准的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对方法所遵循原则的讨论有泛化趋势。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功能、作用研究，涉及三个相邻概念的区别及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如何进行分析和进行比对。
（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基础、发展方式、运行条件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因素和规律研究。
（5）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践效果的评估体系，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科学地设置评估体系的要素和权重，提出公平、简单、便于操作和易于普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方法问题。
（6）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系统，其内容是否可以划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运用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技巧等，如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方法、实施方法、评估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方法的研究对象、理论依据、方法的本质、方法的层次建构、方法的原则、方法功能的实现条件、方法的生成基础和发展方式及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与创新）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等。
3.研究领域需继续开拓
（1）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拓展。如危机干预方法的研究。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社会危机事件，因其突然性、复杂性、危害性等特点，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影响，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如何采取合理方法预防和解决这些事件，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薄弱点之一，应成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
（2）对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新开发。如何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网络的集成性、自由性、自主性、开放性、快速性、变幻性等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教育方法研究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不断发展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教育方法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趋势。
（3）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新认识。有研究者进行了体育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使人耳目一新。由此，各种文化载体的运用、主题教育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管理活动的运用还大有研究和开拓的空间。
（4）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新把握。如心理咨询方法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早期已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的心理咨询法的工作模式、特点还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论证，未能进行系统性、学科性研究，研究成果还带有浓重的学科借鉴痕迹。
4.研究方法应把理论的、抽象的、学院式和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学及方法的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抽象的、理论的层次；一个是具体的、实证的层次。抽象的理论层次研究是需要的，作为一个学科体系，需要对在学科发展总体进程中的某些问题做“形而上”的反思，给出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学科建设不致陷于纷繁杂多的现象而不得要领。只有清晰的理论思考才能使研究真正跻身于学科之林，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具体实证层次的研究是时代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及方法必须贴近现实的需求，非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及方法的研究就没有实际意义。但目前具体实证层次的研究缺少问题意识和实证分析研究。这方面研究的应然色彩较浓，单纯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设“普遍性”的情况还经常出现。占有第一手资料，进行多角度的“以问题为取向”的实证分析较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需要把理论的、抽象的、学院式研究与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研究相结合，以适应社会实践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它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能分离的事实，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应该成为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学术讨论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王玄武，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2]郑永廷，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黄蓉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罗洪铁，董娅.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5
党的十以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系列讲话立意高远，博大精深，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严谨的求实精神。特别是去年年初在我省考察指导工作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__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对__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纲领性、战略性的指导意义。按照会议安排，结合自身实际，现就我就学习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作如下汇报。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既包含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富于鲜明的时代内涵，既是认识论的科学思考，又有方法论的辩证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系列讲话既全面体现和贯彻十精神，又结合新的实践作出进一步阐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部署，为我们完成好十提出的历史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党的十精神的丰富和拓展。二是系列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回答了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一系列重大课题，集中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前进的政治宣言，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三是系列讲话坚持以宽广视野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紧紧立足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们面临的各种复杂环境，科学规划了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一整套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了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为我们增强发展信心、赢得发展新优势指明了科学路径，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遵循。四是系列讲话阐明了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开创、怎么走过来的，阐明了在新的征程上将往哪里走、怎么走的重大问题，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五是系列讲话集中反映了时展、实践深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是凝聚力量、开拓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系列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论述精辟、富于创新，从历史的大视野和发展的大趋势考虑问题、分析问题，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勾画了党和国家走向未来的宏伟图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的最新进展。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深入学习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住关于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的重要论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论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论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关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重要论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关于贯彻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论述，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论述等12个方面的科学内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
学习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__重要讲话精神，贵在贯彻落实，重在推动实践。作为人大机关的一名干部，要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自觉的行动、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科学的方法，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统一，使学习贯彻的过程成为发挥作用、推进工作开展的过程，自觉用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一是要坚定政治信念。要自觉增强理论修养，积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深入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和系列讲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背景和深远意义，用科学的理论认识分析改革发展的困惑和矛盾，坚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时刻保持政治清醒，坚守党员干部的政治原则和行为准则。二是要强化法治意识。各级人大负有监督法律实施的重要职责，在依法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大机关干部必须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言、正行、正身，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依法办事、遵循法定程序。以实际行动树立起人大工作的权威性、法律性、严肃性。三是要勇于担当负责。要牢固树立担当意识，坚定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牢记职责，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摆正位置，分清角色，认真履行好岗位职责。要根据岗位实际，超前谋划，协调沟通，对阶段性工作提出有见解的工作方案和思路，为常委会整体工作开展出谋划策，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四是要踏实干事创业。要把良好的干事创业作风作为抓好工作任务落实的关键，要结合工作岗位实际，突出重点，在抓好政务、服务、会务、事务、内务这“五务”上做文章，在抓好调研、抓协调、抓落实、抓管理、抓创新“五抓”上下功夫，在提升做精、做优、做严、做细、做强这“五做”上见成效，不断开创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的新局面。同时，牢固树立廉洁自律观念，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以实际行动维护好人大机关干部良好形象。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6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C-0040-02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今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和政府引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新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途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以下简称“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最为密切、最及时反映和总结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理念与方针政策、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课程，它在实现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中起着关键作用。为此，高校在推进“四个全面”有效“三进”工作中应以本课程为抓手，从本课程的教师培训、教学设计、教学素材补充、课堂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
一、抓教师培训学习，实现教师对“四个全面”的“真懂真信、科学把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宣传员，其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把握程度和相信程度直接影响其对学生的宣传效果，要实现“四个全面”有效“三进”，一个首要的前提是教师对“四个全面”的“真懂真信、科学把握”。为此，第一，从教育部到各厅、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专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讲和培训，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解上做到全面、科学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应组织教师进行专题学习研讨。如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采取分工负责制，设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和任务、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和任务、全面依法治国的意义和任务、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和任务、‘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四个全面’在教材中的体现和处理”6个专题，由6名老师负责研究，并以部门业务学习的形式在全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进行解读，在专人解读的基础上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由此加深教师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解并达成共识。学校通过抓培训学习，使“四个全面”先进入教师头脑，从而有利于“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二、抓教学设计，突出“四个全面”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形成，2015年8月，、教育部组织教材课题组对“概论”课教材进行了修订。这次教材修订的主要目的就是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教材的修订已体现了“四个全面”进教材，但要真真正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并从而进学生头脑，必须依赖于各高校对新教材内容的把握及在教学设计上的对“四个全面”的重点关注，为此需要各高校在完全读懂新教材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处理的基础上加强对其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设计。
（一）理论教学设计。“概论”课本身就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必须向学生全面、深刻阐述好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所以各高校应根据新教材的修订意见，在以下章节突出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讲授。
第一章第三节关于“四个全面”总述：总体介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过程、思想内涵、逻辑关系和历史定位；第六章第三节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评价指标、具体要求；第七章第二节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意义及目标、任务；第八章第二节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点阐述全面依法治国必要性、意义及目标、任务；第十二章第三节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点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意义及目标、任务。
（二）实践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加深学生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的理解并贯彻、支持新时期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从而真正实现“四个全面”进学生头脑。为此，必须根据“四个全面”内容精心设计与之相关的实践教学项目。如要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设计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家乡的变化等实践活动，体验我国小康社会变化过程及进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领域；如要体现“全面深化改革”，可以开展时政评论活动，让学生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评论及提出解决之道，从而明确为何要全面深化改革；如要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可以组织学生对班级、学院学生进行社会公德调查、法律意识调查等活动，体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如要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题为“党员领导干部用自己的积蓄买好车洋房可不可以”的辩论赛或者开展“假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演讲比赛，让学生明白为何要从严治党。
三、抓素材补充，增强“四个全面”理论教学感染力和说服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理论体系，要使学生认同、支持和坚信这一治国理政新方略，必须以丰富、生动的素材来补充教师的理论教授，为此各高校要善于发挥全体思政教师的力量和智慧，收集、整理与“四个全面”教学相关的各种素材（图、文、音、视频等），以增强“四个全面”理论教学说服力。如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收集关于全面小康的十项指标、现各指标实现程度的数据，让学生相信2020年全面小康是有可能实现的，同时，也通过一些软指标的未实现，让学生明白现在全面小康面临的主要任务。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可通过收集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变的素材让学生明白改革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同时也可通过社会各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素材，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还可通过减少、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供给则改革等案例素材说明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推进。如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可通过一些影响重大的冤案素材说明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及全民守法上存在的问题，从而说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可通过一些冤案的重新审理让学生看到全面依法治国不是在喊口号，而是在努力推进着。如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一些触目惊心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说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性，通过党和国家这几年对的强力惩治及在全党所开展的一系列整风活动让学生看到党在管党、从严治党，从而增强对党执政的信心。总之、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论是为了说明其重要性还是为了说明其在实践中如何推进和执行，我们都应用素材用事例来说话，这样对学生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从而也增强学生对党和国家的未来的信心。
四、抓课堂教学方法，使“四个全面”真正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和行动
“三进”中，“进头脑”是根本目的，要想让“四个全面”战略理论扎实进学生头脑，除了需要教师通过丰富的素材、生动的讲述外，还需要教师善于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在课堂中采用“讲、读、、论”的参与式教学方法，实现“四个全面”的“入脑、入心”。
（一）让学生“讲”。在讲授“四个全面”内容时，可给学生设定一个主题，让学生登台来“讲”。如可设“全面小康离我们有多远”、“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民守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我了解到的十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举措”等这样的主题。为了讲好，学生需要去收集资料，去研究讲述内容，通过这一准备过程，可实现学生对“四个全面”的理解和掌握。
（二）让学生“读”。教师要善于利用微信群、QQ群等与学生进行交流的平台，课前把一些与“四个全面”有关的文章分享给学生阅读，并设一些小问题让学生思考，然后在讲述到相关内容时让学生结合阅读材料分享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这样的方式，不仅可增加学生对“四个全面”的关注度，而且能让他们通过这些阅读材料更好地了解社会现实，同时通过思考和分享阅读体会还能加深学生对“四个全面”的理解和掌握。
（三）让学生“论”。辩论、讨论最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讲述“四个全面”内容时，可设定“小康全面不全面，关键看老乡”、“改革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德治比法治更有利于社会进步/法治比德治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强力反腐有利于经济发展/强力反腐不利于经济发展”等这样的话题让学生展开讨论和辩论，通过讨论、辩论，让学生的思想、观点在碰撞中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让学生更能充分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并用实际行动支持“四个全面”的实施，从而实现“四个全面”治国理念化为学生的思想和行动。
总之，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使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三进”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努力通过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精湛的教学艺术在大学生当中宣讲好党的最新方针政策，以培养出一代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1]编写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潘献奎.“四个全面”“三进”工作的教学设计[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5（2）
[3]任永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宣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J].湘潮，2015（8）
[4]人民日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N].人民日报，2015-02-25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7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的理论创建之初就有了如何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去宣传、教导广大的工人群众的迫切现实问题。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的概念，但他们却对如何宣传马克恩主义，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理论如何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并从哲学意义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做了原则上的重要阐述。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充分重视科学理论对人民群众的巨大指导作用，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体的、零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而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最基本、最一般规律和原则的抽象和总结。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基本思想和论述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有关方法论的哲学理论之中。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3〕而一定的世界观原则在具体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就表现为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当然，在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时，我们还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区别开来。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构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的。这表明我们在运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种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立场；同时要联系社会历史与现实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树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做到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的统一。
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方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不断获得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形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成发展和宣传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性认识。
首先，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前提条件。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都曾一再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社会及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是行动的指南，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结论，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理论。这是人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时必须首先注意解决的一个重大方法论问题。当马克思还是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青年学者时就曾明确地宣布说：“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4〕恩格斯也曾一再地批评过人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的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的态度，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很多曲折和重大的失误都是与人们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使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种科学态度对于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政治工作是理论教育与思想工作的结合，而人们的理论和思想必须以符合客观事实为基础，与客观情况和现实实际相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根本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理论与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分析和看待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其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是建立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以及实践与认识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根据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客观要求，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曾经指出：“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6〕这说明理论与“经验的事实”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理论通常是建立在“经验的事实”之上的。马克思同时指出：“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7〕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8〕“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9〕。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科学理论与鲜活的社会生活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宣传教育并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核心要素。
最后，实践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本质特性。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最主要的特征，实践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1〕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2〕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己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3〕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观上，强调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在认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对认识起决定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历史观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所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本质所在。
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理论工作和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方法的精彩论述，提出了进行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原则，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对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它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具体展开和运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系列基本要求、经验和规律的高度总结与概括，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分析思想认识问题和制定各种思想教育与宣传政策的方法论基础，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方法，对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方法论指导意义。
第二，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述通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体方法的描述，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基本原则的阐述，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阐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深刻的理论洞察分析能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后来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原则的指导和借鉴。
第三，积累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基本经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方法论的基础和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方法论原则，而且在他们长期的理论工作和革命建设过程中，也实际从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实践活动，积累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方法和经验，对于推动我们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总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科学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但其中所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内涵、实质和方法论原则却能延续下来，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原则和基础。
〔参 考 文 献〕
〔1〕〔2〕〔10〕〔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5， 60， 58.
〔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 35.
〔5〕〔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254.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8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8]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注释：
[1]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5]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
[6]刘晓：《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线装书局2001年版。
[7]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倡导"反对方法"。他认为论证最成功的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理性主义方法进行的，不应该要求科学家遵奉某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该以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取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他就此提出一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参见氏著：《反对方法》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9
1.认清形势，强化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形势日益发展，近些年，我国企业政治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我国企业中传统的道德标准以及职工价值取向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等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等发生了冲突，我国企业部分干部以及职工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想信念也随之有了动摇。当今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拜金主义的影响下，我国企业中出现了众多损人利己、假公济私现象的发生。为此，强化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下文将从加强理论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加强道德法制教育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1.1加强理论教育
根据我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依据，根据我国企业市场经济的特点，对企业职工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教育，从根本上改善企业职工的思想内涵。这是从加强理论思想方面进行教育的简单概述。
1.2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上文提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我国企业中传统的道德标准以及职工价值取向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等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等发生了冲突，我国企业部分干部以及职工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想信念也随之有了动摇。因此，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至关重要。根据上述情况，应当不断对企业职工灌输正确的信念和理想的知识。学习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共产主义的利益结合起来，从真正意义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上是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简单概述。
1.3加强道德法制教育
上文提到，当今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拜金主义的影响下，我国企业中出现了众多损人利己、假公济私现象的发生。因此，加强道德法制教育迫在眉睫。针对以上种种现象，应当不断向企业职工灌输道德和法制知识，加强其职业道德，培养起社会公德心。并且不断向企业职工讲述违法乱纪的后果以及惩处措施，使其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到犯错的严重性。以上是从加强道德法制教育方面进行的简单概述。
2.抓住重点，从领导干部做起
领导对一个企业起着带头作用，他的行为和思想直接影响着企业职工的行为。因此，要加强企业思想政治的提高，必须从领导做起。领导廉洁则职工廉洁。如何对企业领导进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需要做很多工作。首先，领导是企业廉洁的象征，因此，要从领导做起，经常对领导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其讲述企业里腐败现象和对这种现象的惩处力度。对领导进行党内思想教育，使每个领导都能真正意识到其权利和责任。另外，要加大企业领导对企业职工的监督。领导作为企业职工的管理者，应当对企业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同时要从根本上保证企业员工的利益，在兼顾企业合理向前发展的同时，将员工利益放在首位。最后，企业领导要对员工的生活做到基本的了解，关心每一个企业员工的生活。从内心激励每一个员工。对于生活上出现困难的员工，要积极帮助，热心鼓励，把思想工作落实到人民群众中去。以上是对抓住重点，从领导干部做起的详细阐述。
3.拓宽渠道，使职工群众变主动
新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由最初的传统台上讲台下听和领到自己说，企业职工象征性的听听，变为现在的由企业职工主动学习新的思想政治观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思想政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就要求企业职工通过自主学习，拓宽思想政治学习的渠道的基础上，加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提高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水平。下文从不断提高企业职工自律意识、增强企业职工的参政意识和健全企业民主监督的管理制度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自律意识有助于使企业职工从本身意识到学习思想政治观念的重要性。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例如《劳动法》等。企业通过与企业职工签署劳动合同等相关劳动协议，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从而增进企业职工的自律意识，使职工有主人公的意识，其次，在企业职工的参政方面，要加大企业职工的参政意识。通过企业职工对企业的领导阶层进行监督，保障腐败现象少发生。最后，民主管理有助于营造企业的廉洁氛围。为此企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不仅仅要增强企业职工的自律意识，还要增强企业职工的民主参政意识，从而对整个企业进行监督，强化企业的民主化管理。这需要实施相关措施。例如：可通过建立纪委工会组织协调等进行企业的监督机制。另外，可通过积极加大对企业相关信息的对企业员工公开，使员工能够了解企业的全部，从而对企业进行更彻底的监督。企业处于被企业员工全面监督的体制下，有助于保障企业职工个人的利益，也有利于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从而切实保证到企业职工的利益和企业本身的稳定发展。以上是对拓宽渠道，使企业员工便主动的具体概述。
4.总结
总而言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是每一个企业得以平稳发展的基础，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做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上文提到了强化教育、对领导进行思想教育和在职工群众方面，使其由被动变主动的方法，相信我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会顺利进行。 [科]
【参考文献】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10
曾经读到政治学家俞可平先生的《政治与政治学》一文，其中将政治哲学分为几个阶段，主要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强调神性与世俗性的统一）到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神学主导政治哲学的视野）再到近代尤其是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之处（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性的光辉，突出世俗性，从神走向人），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亨廷顿的《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兴起以及政治哲学著作（诸如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以及代表后行为主义时代兴起的政治哲学大作即罗尔斯的《正义论》）丛生的20世纪。
西方政治思想中充斥着诸如自由主义、契约主义、无政府主义、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等诸多理论流派。而诸多理论流派中思想承前启后的并且对现代政治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可谓契约论了。契约论的基本论点，把国家的产生说成是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相互订立契约的结果，即国家是共同协议的产物。这种学说既用来说明国家起源的必要性，也说明国家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合理性。这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最有影响的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明确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思想，认为国家和法都是基于契约的产物，是关于人类福利的约定，目的是免除人们相互之间的侵害。伊壁鸠鲁堪称契约论思想的最早表述者，后来伊壁鸠鲁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古罗马杰出的无神论者和契约论者卢克莱修又用契约论的观点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并且第一次详细的描述了原始的自然状态。契约论思想到启蒙运动时期又开始引起政治学思想家们的注意，十五六世纪一些反暴君派的贵族思想家系统地论述了契约论思想，把它看成反抗非正义统治的根据。契约论最盛行的时期是十七八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J.阿尔色修斯、H.格劳秀斯和B.B.de斯宾诺莎，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德国的S.von普芬多夫、法国的J.-J.卢梭。其中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其政治学思想包括社会契约论的思想；霍布斯的《利维坦》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从不同的人性视角和理论假设出发对国家起源前的自然状态进行论述。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激进的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则认为建立国家是理性的需要，这可以指导人民过和平安定的生活。斯宾诺莎的社会契约论比格劳修斯以及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不仅在形式上更加完整，而且内容上也更加进步。正因为如此，他和费希特一起被马克思称作“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当然契约论思想的阐述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两位政治思想家，即卢梭和罗尔斯，他们分别在《社会契约论》和《正义论》中阐述了自己关于自然状态的观点以及契约论思想。我在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后发现，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路线，从不同的自然状态描述手法与内容出发演绎自己的契约论的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注重实践价值，而罗尔斯则更倾向于理论的精密性和逻辑的严谨性，罗尔斯的理论演绎更为精巧。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这一人类生存状态的变迁，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到市场经济发展的理性主导，社会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卢梭认为，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跨越标志着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及一个公共的“大我”的产生。卢梭进一步认为合法的社会绝不是建立在强力或强制服从基础之上的，因为强力并不等于“权力”，也不等于“权利”，只有公正平等的社会契约，才能为国家的权力和权利的合法性提供基础。
卢梭对于“公意”的论述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对“无知之幕”的论述一样，构成了各自社会契约论思想的重要理论假设。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契约论从根本上是关于国家起源的一种理论假设，该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色，内容和形式上都逐渐得以完善。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可谓契约论思想的新颖成果，代表了当前政治哲学发展的较高水平。
契约论的实践意义更应该体现于其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贡献，无论是卢梭还是洛克或罗尔斯等人的契约论思想都反映了一种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细心阅读后会发现，这也许是众多契约论思想家的共性。哪怕是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在强调君主统治的主权不可分割时，也同样坚定的主张“人类是平等的”这一基本论据。因此，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贯穿于契约论思想发展脉络的大部分，并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后的西方政治思想中得以凸显。契约精神在当代或许早已或本就不是国家起源的正确假设，而只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理论演绎的一种理论假设而已。科学的国家起源思想应该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找到正确答案。但是这不能成为否定契约论价值的论据，因为我们知道契约论产生之初的时代是古希腊时代，契约论的论据中关于自然状态的唯物主义的论述已经颇有实践与理论价值，此外从某种层面上说契约论思想为国家的合法性寻求了在那个时代较为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因此，我认为评价契约论需要从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加以分析，并公正的阐述其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之所在。
二、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他山之石——契约论的中国式阐发
关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贯穿于政治思想史的始终，直到21世纪的今天民主依旧是政治发展的理想追求。民主从最早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城邦时代最原汁原味的“大树底下的民主”，到现代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的建构呈现出民主的价值的同时，更让我们清晰的看到政治发展的实际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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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按照政治学家俞可平的见解有三条路线：第一，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第二，从较少的竞争到较多的竞争；第三，从基层民主到较高层次的民主。自从马克斯·韦伯以后，民主不再过分强调实体民主，而把民主的视线转移到程序民主上来。一般而言，民主需要符合以下标准：第一，普选制；第二，公共部门的分权制衡；第三，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与监督等。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当前乡村选举中出现的大步乡改革和“两票制”以及“公推公选”都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切实进程，也真实的展现了民主政治演绎的路线图。当然，学生认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依赖与其他诸如契约论以及各种与之相类似的诸如公共选择学派“委托与”等理论的发展。因此，笔者更愿意将契约看做一种人民与国家的“合同”，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是建立在维护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的彰显。这也符合卢梭等契约论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
根据契约论的思想，笔者对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或许还较为粗陋的建议：第一，更多的维护少数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同样是“契约”的制定者，他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第二，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的结构需要与社会结构相适应，不能仅仅代表少数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占社会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诸如农民工等。第三，各种“契约”的制定（这里尤指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需要体现“公意”，需要彰显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的同时，真正实现其制定过程和制定结果的民主与公正。这需要在程序民主和程序公正等问题上做更为合理有效的政治设计。第四，契约的维持需要民主做合法性支撑，民主的彰显不仅是一种政治价值，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实际权益，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承诺兑现，是客观的利益分配格局与机制的构筑。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11
据笔者统计，从1990年至今国内已有学术论文400多篇，专著2部。但是，现代的学者凡是治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专家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对贾谊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其中专著有王兴国的《贾谊评传》[1]、梁安和的《贾谊思想研究》[2]。特别是，199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王兴国编著的《贾谊评传》，填补了国内没有全面地、系统化地研究贾谊思想专著的空白，该书对贾谊的生平、著作及各种思想进行论证，是我们当前研究贾谊思想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专著。贾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这四个方面对近二十年来其主要研究成果予以概述。
一、政治思想
贾谊主张实行仁政，“礼治”和“民本”是贾谊政治思想的核心。正如王兴国所述，“贾谊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及其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是他政治思想中两个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方面，二者缺一不可。”[1]（P111）王子今认为，贾谊政治思想对于西汉初期的政治风格有重要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文景之治的成功乃至西汉王朝政治方向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3]赵敏、吕巧英认为，贾谊的政治思想是对西汉初期“无为”的否定，贾谊的主张为“有为”政治开辟了道路。[4]
关于“礼治”。邵金凯认为，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此，重建“礼治”，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5]刘永艳等认为，贾谊构建了以礼为本、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体系，丰富了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他的礼治思想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6]贺春健认为，贾谊礼治思想为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其提出的部分礼治主张，如 “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是一种倒退的不平等理论。[7]
关于“民本”。“贾谊论政，以民为其最后之目的。”[8]（P267）杨育坤认为，贾谊的治国方案，大都切实可行，说明他是一位务实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反对刑罚和暴政，主张“以民为本”，有利于安定政局。[9]薛俊武认为，贾谊的“民本”思想，实质为爱民、富民、利民、教民，有利用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10]马军认为，贾谊把“民本”思想贯穿于施政的各个方面，他主张仁政，就是要爱民、惠民、富民。[11]颜叙认为，安民思想是贾谊民本思想的核心，贾谊民本思想的积极合理因素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重要启示。[12]
维护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是贾谊的重要政治主张。杨育坤认为，贾谊继承了前秦的“大一统”思想，主张众建诸侯，以亲制疏，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中央统一有重要的现实效果。[9]王兴国认为，贾谊主张“大一统”，却又不反对分封制，这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另一方面，又主张给亲子‘益壤’”。[1]（P164）徐复观认为，贾谊理想的政治形态，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并没有主张根本废除分封制，而只是主张将一国改为多国，且在制度上加以各种限制，以扩大中央的集权，巩固天下的统一。[13]马晓丽认为，贾谊的“大一统”观，在我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发展先进的文化和文明。[14]陈蒙认为，贾谊主张削弱诸侯王及功臣集团势力，目的是建立尊卑上下井然有序的统一国家。[15]
二、经济思想
贾谊为了实现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对很多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经济家对农业生产都十分重视，把它视为立国之本，贾谊也不例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贾谊的经济思想是以农本思想为中心的。
贾谊处于历史的大转折、大过渡时期，贾谊的经济思想体现了统治者经济政策的大变革。郭旸认为，贾谊的经济思想，如重农抑末思想、义利观和他的货币理论等，是西汉王朝由“无为”走向“有为”的重要开端。[16]李秀丽认为，贾谊《谏铸钱疏》一文，通过反对私人铸钱，从而体现了西汉经济上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17]
贾谊的经济思想对西汉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汪耀明认为，贾谊经济思想中注重农业、积贮粮食、禁止私铸等观点，体现了其十分关注国计民生。[18]张秀敏认为，贾谊提出了以农为本、重本抑末、“积贮”、反对私人铸钱等经济思想为西汉时期的经济繁荣、“文景之治”，为巩固西汉封建中央专制统治起到了促进作用。[19]徐志祥认为，贾谊为维护统一的封建政权，他的经济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对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诸侯和豪强富贾的经济活动，使他们不具备对抗中央政权的经济实力。[20]许云钦认为，贾谊的经济思想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通过经济上的“富民”来达到政治上的“安民”，进而实现西汉封建王朝长治久安。[21]
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贾谊的经济思想有其局限的一面。梁安和认为，贾谊把工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重农抑末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影响较大，使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缓慢。[6]
三、哲学思想
贾谊的哲学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其基本特点是揉合儒道为一体，将道家的虚静清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结合在一起，以儒家为归宿。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道论、方法论、社会观三大部分。
关于“道”。管峰认为，贾谊以“道”为最终依据，建立了以儒法并用为特征的政治哲学。[22]杨希强认为，贾谊对老庄以来“道”这一哲学范畴的扬弃，赋予了“道”新的哲学内涵，“道”是万物的根本，“道”是认识万物的根本法则，“道”是人生的境界，“道”是天地万物始基的真实存在。[23]李珺平认为，“道”是贾谊哲学思想的核心细胞，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并不是其他学者认为贾谊所论述的“道”是唯物主义的。[24]
关于方法论。易永卿认为，贾谊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矛盾是普遍的。[25]王德裕认为，贾谊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和思维方法，矛盾论等。[26]殷明耀认为，贾谊的《鹏鸟赋》一文，阐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文章中既有唯物的因素，也有唯心的杂质。[27]
关于社会观。赵敏等认为，贾谊仁政思想的哲学基础，可归结为以民为本的社会史观和“人性非甚相远”、习成恶善的人性论。[28]崔波等认为，贾谊的“理势”观强调客观形势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否定有所谓天的意志以及个人的能力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29]
四、教育思想
贾谊担任太傅长达八年，作为教育者，因此对于如何进行教育有切身体会。国内学者从贾谊教育思想的历史渊源、特征、内容、历史价值等进行探讨，或将贾谊的教育思想与其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梁安和认为，贾谊做过太傅，在教育太子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其教育思想具有普遍意义；礼教和道德教育是贾谊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6]张江洪等认为，他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礼教为中心，以道德教育为目标，从而建构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30]林文昌认为，贾谊以人性论为依据，提出了后天教化的重要性和分阶段教育理论。[31]王松涛认为，贾谊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一些观点，如教育的作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人、环境与教育的关系、胎教以及儿童教育等，有独到之处，对当代教育也有重要价值。[32]
综上所述，关于贾谊思想的研究，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还有涉及到贾谊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近二十年来关于贾谊思想的研究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目前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重复研究较多，创新研究较少，特别是对贾谊教育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缺乏对贾谊教育思想的整体研究。研究贾谊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拓宽贾谊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发掘其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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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12
通过目前对学生的调查来看,教学方式过于单调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都持肯定态度,但对课堂教学的形式过死大多感到不太满意,它抽象的理论内容,加上教师单一、呆板的“一言堂”授课方式,使得理论课气氛沉闷已成为一个通病。这与学生所追求的生动有趣、深刻全面的要求相比,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改变目前“说教”的教学方式,运用更加丰富多彩、贴近生活、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式是思想政治理论改革实践的一个重点。而研讨式教学法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教学方式。
1 研讨式教学法概述
根据以人为本的认知学习理论,人的认识不只是由外界影响直接给予的,而是外界影响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学习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态度、需要和兴趣,并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对外界影响做出主动的、有选择的信息加工过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从孔夫子到朱熹,从宋代二程到梁启超,以至当代的叶圣陶,在他们的教学实践论着中,无不贯穿着“点拨”二字,可见从古至今教育学家们都主张教师应站在引导的层面上,尽量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这种把主动权更大限度交给学生的教学方式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就更为迫切了。研讨式教学法就是一种充分发挥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的教学方式。研讨式教学模式是在教师具体指导下,通过学生的研究、分析和讨论,进行知识建构和价值认同的一种学习过程,这种模式不单纯追求学生的学习结果,而是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纯粹要求学生知道什么是标准,而是有针对地引导学生自己找到正确的思路。这种教学方式的特点就是重视发展学生的自主行为和个性特长,促进学生自主创新学习,改变过去的“一刀切”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这在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中,是值得尝试的。
2 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
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大致分为五步,是五步循进、自成体系的教学模式。
2.1理论导论:教师用两三周时间先讲理论导论,使学生对该课程的整体理论体系有所了解。这一部分的教学跟传统的模式基本相同,主要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与平常的教学有一定的区别,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不用将所有的细节都一一表述,而是让学生对这一理论课程有初步和整体的感性认识。导论主要就是将开展此课程的意义、课程包含的主要理论、基本框架等作一初步的阐述,让学生对课程中主要涉及的理论和侧重有一定的印象。
2.2分成小组,设置选题:在理论导论的基础上,将理论课的主要内容设置成不同的选题,这些选题可以是论点,可以是关键性主题,也可以是提问,甚至可以是正反对立的一组观点。多种形式的选题其目的是以新颖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关注,同时在设置上可以兼顾引导的方向。然后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通过自主选择、抽签决定或教师分配等多种方式让每个小组选定一个主题,指导学生如何查找和收集资料。
2.3收集资料,撰写发言稿:各个学生按教师传授的方法到图书馆或通过网络查找和阅读资料,围绕选题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筛选,撰写发言稿。要求发言稿写出选题的基本情况、本质意义和历史地位,形势政策选题还应包括政策分析和影响。
2.4小组交流和制作课件:学生在小组内将独立探索的知识和心得以讲课评课的形式进行交流,展开讨论,学生先内部协商,即在本组内部争辩究竟哪个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再相互协商,即针对当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将大家共同认可和补充的内容进行汇总,并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最后每个小组推选1-2名同学将大家的共识在大班进行讲述。
2.5大班讲评:选择时间让各小组推选的学生在全班登台讲述各自的选题。每人讲35分钟左右,然后让其他组和本组学生进行讲评或展开辩论,教师根据所有学生发言情况对这一选题进行总评和综述。教师在综述中一方面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同时根据学生的讲述和讨论情况补充和深入阐述,纠正学生的偏颇或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思想理论认识。
3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践的体会
通过实践,我们发现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特别是文科类学生的欢迎,其教学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的运用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生动了课堂,也充实了课程内容,其作用和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研讨式教学法改变了过去“一言堂”“一刀切”的单调的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全面深刻。研讨式教学模式在教学方式上,完成了从“讲授式”到“研讨式”的转变,打破了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授课制,而代之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小组交流、大班讲评几者结合的教学新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没有预定的真理、知识、经验或价值,教育的过程是种探讨、交流与对话的过程。整个教学过程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为始终,能够诱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高涨的学习热情。而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从“一言堂”到“群言堂”的转变,学生在课堂上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倾听者,而成为课堂发言的主体,讨论、辩论的主体。这种群言纷争的情况方面使课堂变得活泼,也使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轻松地被接受,同时也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和透彻。而在师生关系上,研讨式教学法完成了从“主客”关系到“主一主”关系的转变,教学过程不再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作为客体的学生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而是作为主体的学生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自主探索、合作研讨、相互沟通、解决问题的过程。研讨式教学法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创造了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从而易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学生对学习的被动态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使学生视学习为乐事,主动学、积极学。而使教师直正变成了以学生为主的、合作的、探索性的帮助者的角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使得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论的影响,对学习的效果产生显着的影响。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怀有好意的基础上时,评分才能成为促进学生进行积极的脑力劳动的刺激物”。
3.2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打破了过去静态的封闭型的教学过程,显示了动态性的教学过程,使课堂的涵义得以延伸,使理论教育的效果更加显着。课堂不再只是教室、黑板、教师、多媒体,而是延伸到了资料室、图书馆乃至电子网络,从而扩大了教学活动的场景,缩小了学校与日新月异变化的社会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支配的学习时间,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既成的结论与事实,而是可以通过自己主动的探索,分析、归纳选择自己所需的东西。
关于法治思想的重要论述篇13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而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以话语的有效性为基础和前提。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种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相互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更趋激烈，提升话语有效性并掌握话语权面临全新的挑战。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正消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不仅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和前提，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研究不仅应成为美丽的“理论悬壶”，更应找到立德树人的“济世良方”。因此，聚焦话语有效性，系统梳理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夯实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西方话语理论中有所涉及，其中，哈贝马斯在普通语用学中关于话语有效性论述最具代表性和理论借鉴意义。
（一）还原理论逻辑：话语有效性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
话语有效性理论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具有奠基石的重要作用，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普通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还原哈贝马斯的理论逻辑，批判理论之“批判”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切入点。他超越了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批判局限，在批判社会之前反思批判理论本身，由此通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为切入，确立了交往理性合理化的理性重建，进而确立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由此对交往行为理论在生活世界理论和商谈伦理学的二维展开。而普遍语言学恰恰是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正如《交往与社会进化》英译本作者托马斯・默伽塞所评价的那样，普通语言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社会批评理论的“最基层的层次”，是“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2]。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的本质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的“合理化”凸显，劳动越来越“进化”为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进而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某种“准独立性”，“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主体”关系降格为物的“主体――客体”关系，使人“异化”为符合技术社会要求的工具，全面屈服于技术社会的统治。因此，要扬弃科学技术的异化关键在于恢复交往行为应有的地位，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来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理论和传统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消解科学技术的准独立性和异化。
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何以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创立了普遍语用学。因为交往行为与劳动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是一种语言理解行为，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以语言符号为中介，以语言普遍性的规范为基础的交互性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以语言普遍性的规范为基础，以语言符号为中介，通过语言符号、对话来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共识，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见，普遍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石。
再深入一层，主体之间又是如何通过语言符号来达成共识和理解，如何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呢？这里有一个必备前提条件就是主体之间在交往过程中遵循相互认可的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因此，哈贝马斯的普遍语言学中关于话语（或者说言语）有效性的理论是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话语有效性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见，话语有效性理论不仅是普通语用学的基石，更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
（二）剖析理论内涵：话语有效性理论的四点思考
哈贝马斯的话语有效性理论开启了话语有效性研究的新视野。他围绕说者、听者、言语、语境等要素对话语有效性进行了系统阐述。哈贝马斯的话语有效性理论是以话语者主体必备的三种“交往性资质”为前提，以话语者在四个对应关系中的“四点要求”为基础，以“理想的言语情景”为理论边界，以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
1.话语有效性的前提：说者应具备“三种交往性资质”
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有效性的实现具有主体资质要求的前提。成功的交往行为要求交往参与者必须具备遵循这些话语的有效性要求而进行交往的“交往性资质”（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也是达成话语有效性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话语参加者主体必备的前提要件。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选择陈述性语句（to choose the propositional sentence）的能力;二是言说者本人的意向（to express his intentions）的能力;三是实施言语行为（to perform the speech act）的能力。哈贝马斯指出：“在这些决定并非依赖于特定的认识性先决条件，以及改变关联域就将导致一般性语句中渗入呈示、表达和合法性人际关系等普通语用学功能的程度内，上面三条表述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交往性资质，为此，我才提出了普通语用学的研究建议。”[2]这关于话语者主体的三种交往性资质阐述对于我们着力提升话语者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话语有效性的基础：对应关系中“四点要求”
哈贝马斯从宏观视野对话语有效性进行了审视，认为话语有效性基础涉及四个基本领域：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并在言说者的四个对应关系中阐述了话语有效性基础的四个要求：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一是在话语者与语言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可领会性，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二是在话语者与外部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真实性，即言说者必须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三是在话语者与内部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真诚性，即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四是在话语者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可见，话语有效性的生成基点在于话语者遵循话语有效性基础的四点要求。
3.话语有效性的边界：把握“理想的言语情景”
在现实生活中，话语有效性生成涉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而哈贝马斯普通语用学中话语有效性阐述则是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只是在语言运用上所做的抽象思考成果，带有一般和基础的性质，是排除了其他影响因素的“理想的言语情景”，这是哈贝马斯话语有效性理论的边界。话语有效性是哈贝马斯在“理性的言语情景”范畴中论述的。因此，借鉴哈贝马斯话语有效性的理论成果的关键在于理解把握“理想的言语情景”。理想的言语情景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话语参与者必须遵守话语有效性的四点普遍规范要求和话语参与者所必备的“三种交往性资质”。
4.话语有效性的目的：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
哈贝马斯强调话语的四个有效性要求涉及四个基本领域，即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依据上述四大要求而展开的语言理解活动包含着三重交往关系：一是言说者“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二是言说者“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三是言说者“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这三重交往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即确立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的人际关系是特指确立言说者的主体性，通过语言并遵循话语有效性的普遍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的交往关系。哈贝马斯指出：“这里直觉式给出的，乃是一种交往模式，在其中，语法性句子通过普遍的有效性要求，被嵌入人与现实的三种关系之中，并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语用学功能：呈现事实，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2]
二、国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基本成果
截至2014年12月19日，国内系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专著有三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与文本话语体系构建》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以论文题名中包含“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相关学术论文有109篇，其中包含“有效性”的相关学术论文只有四篇。
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成果比较少，缺乏系统，而且散见于各相关论文附带阐述中。这些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奠定了有益的基础。系统总结国内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重点在话语有效性和话语实效等两个大方面进行探索。
（一）聚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相关成果
国内学者们聚焦话语有效性，主要从话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接受角度、话语重构等相关角度进行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有学者从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因素入手，认为话语传播过程是由话语传播者、话语受传者、话语讯息、话语媒介、话语反馈五大显性要素构成，并提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对策：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最佳传播者”队伍，强化传播话语优势;注重话语传播的环境影响，强化对话讯息把握，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整合能力;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运行体制，实现话语传播工作程序化[3]。有学者认为，从接受视角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主要在四个方面：满足话语需要、优化语境、准确表达信息和及时提取反馈信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话语发出者只有在全面把握并合理满足接受者的话语需求，在优化话语语境的基础上准确表达教育信息，话语接受者才能正确理解并有效接受发话者的话语意义和话语意图，才能给发挥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反馈，及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的有效性。”[4]有学者则从有效性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进行了探索。她阐述了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的必要性和过程。她认为，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过程，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者、教育对象及教育方法等参与的全过程。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构主要是三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从“旧我”走向“真我”，应从“迷离”走向“自醒”，应从“被动”走向“自主”[5]。有的学者则是从普通语用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陈述内容上失去其真实性、在言语意向上失去其真诚性、在人际关系上失去其正当性。并指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三点对策。从文本范式到人本范式：回归生活世界;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变革思维方式;从独白灌输到对话交往：提升交往能力[6]。
（二）聚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的相关成果
国内学者们聚焦话语实效，主要从提升话语实效的话语逻辑、话语转向、话语体系建构等相关视角进行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
有学者从增强实效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主体、话语和语境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的基本单元，主体相适、话语建构和语境契合是其内在运行机制;话语转译是话语单元之间的关系力量。并指出：主体相适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向实效的核心;表达构建是其通向实效的基础;语境契合是其通向实效的要求;话语转译是其通向实效的关键[7]。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话语体系不完善的归因主要是教育者的话语霸权和话语专断。实效性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在于构建和谐共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解决的策略在于：一是回归现实生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二是消除话语霸权，实现受教育者的话语权的回归;三是涵容优秀话语，增强话语体系本身的实效性;四是加强话语融合，拓展网络思想教育阵地[8]。有学者认为，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实效缺失”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转向：生活关怀、理论魅力、平等沟通、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9]。
三、结论与展望
系统梳理中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以往理论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而问题关键是如何对以往中西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批评吸收、继承和发展。这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理论批判吸收，即理论性“扬弃”;二是实践性“完善”;三是围绕话语有效性，统一理论性“扬弃”和实践性“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集成”建构。基于前面所述得出以下结论和展望。
（一）理论性“扬弃”存在许多空白
中西方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理论性“扬弃”亦存有许多空白。首先，当前研究对西方话语有效性理论和德育有效性理论的理论性“扬弃”存有许多空白。一是西方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无疑开启了一个新视角。西方话语理论中关于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提供借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仅属于意识形态，更属于教育话语范畴，梳理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发现，对西方话语理论的批判吸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二是西方在德育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无疑提供了多元视角，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并未太多聚焦话语有效性，这需要我们从话语视角努力探索并加以批评吸收，而这方面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其次，系统梳理总结国内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批评吸收存在许多空白之外，还存在不少研究空缺和不足。一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概念界定存在空白，概念不清，有待深入研究。二是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运行机制研究有待深入。三是从主体间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不够，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生成要素认识不清，有待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四是系统总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历史，阐述党关于话语有效性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待加强。五是挖掘中华民族特色的话语历史传统，用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方面有待深入。
（二）实践性“完善”尚需努力
实践性“完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导向，增强理论研究成果对具体实践的指导完善;二是确立实践升华的理论化研究。首先，从确立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角度看，一是纯理论研究偏多，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不够，针对学校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实践性研究不够深入，聚焦话语有效性研究有待加强。二是紧扣时代和社会发展，对高校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微媒体里话语有效性的研究不够深入，亟待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其次，从确立实践升华的理论化研究角度看，针对实践中的问题、理论实践检验问题和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等方面，有许多研究空白。因此，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实践性“完善”上尚需努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集成”任重道远
目前中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具备相当丰厚的基础，围绕话语有效性，统一理论性“扬弃”和实践性“完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初见曙光，但距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系统“集成”仍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可谓任重道远。首先，理论性“扬弃”上主要涉及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西方话语有效性理论的德育化“扬弃”。二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西方德育有效性研究成果的话语化“扬弃”。三是基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基于中国实情，系统总结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扬弃”。四是既基于中国国情、文化传统背景，又对接世界时代话语传播趋势，彰显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的系统性建构。显然，在这四个方面，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其次，实践性“完善”有待深化。如何把理论性“扬弃”的成果，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升华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理论构建，并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检验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科学建构。其三，尽管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理论性“扬弃”、实践性“完善”以及在统一前两者基础上的“集成”等诸多问题，系统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可谓任重道远，大家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李璐，元林.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因素与对策[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3（3）：118-121.
[4]何理.接受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分析[J].学术论坛，2010（11）：28-30.
[5]孙丽芳.论有效性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5）：26-29.
[6]洪波.普遍语用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9）：116-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