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1

总体现状农业是苏锡常三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呈现出逐步衰落的态势，在地区经济中比重较小。调查显示，农业产生的生产总值仅为区域GDP的1%～3%左右。2010年，太湖流域（特指苏锡常）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40.68亿元，第二产业为7999.12亿元，第三产业为5083.2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81∶60.04∶38.15。苏州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8.86亿元，第二产业为4155.54亿元，第三产业为2436.89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60∶62.00∶36.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太湖流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45.23％。无锡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3.50亿元，第二产业为2546.07亿元，第三产业为1809.93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40∶57.60∶41.00，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流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6.38％。常州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8.32亿元，第二产业为1297.51亿元，第三产业为836.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3.10∶58.92∶37.98，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占流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8.39％（图1）。从农业产业结构来看，太湖流域苏锡常三市的种植业和渔业是支柱产业类型，其次为畜牧业、林业（表1）。具体三市均以传统种植、生态农业、水产养殖、畜禽养殖等为主，其中常州利用溧阳和金坛等丘陵地带在经济果林、花卉苗木等领域有了一定的发展，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现状

（1）种植业。太湖流域农作物主要有粮食作物、油料、棉花、麻类、糖料、药材和蔬菜瓜果。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共有农作物种植面积68.207万hm2，其中苏州27.242万hm2、无锡17.613万hm2、常州23.352万hm2，分别占流域种植总面积的39.94%、25.82%和34.24%。在农作物品种上，太湖流域共有粮食作物44.416万hm2，占种植总面积的65.12％，在三市的空间分布比重为36.57∶27.32∶36.11；油料作物4.976万hm2，占7.30％，三市空间分布比重为35.57∶16.40∶48.03；蔬菜瓜类14.813万hm2，占21.72％，三市空间分布比重为52.07∶27.37∶20.56；其余棉、麻、糖、药等作物种植面积占5.86％，主要分布在苏州和常州（表2）。

（2）林果业。太湖流域林果业主要有蚕桑、茶叶和梨、橘、桃、苹果、葡萄等多种水果。从产业产值上来看，太湖流域林果业虽然不是整个流域农业产业的主要支撑，但凭借流域优越的自然水土条件，林果业成就了太湖流域一批特色产品，如无锡水蜜桃、苏州丝绸、茶叶等。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共造林14245hm2、四旁植树2395万株、育苗15795hm2，年末拥有各类桑园、茶园、果园面积分别为7104hm2、15326hm2、30270hm2；全年共收获蚕茧3530t、茶叶11012t、水果299915t。在空间分布上，桑园主要分布在苏州和常州，分别占流域桑园总面积的54.24%和40.92%；茶园主要分布在无锡和常州，分别占流域茶园总面积的37.34%和48.26%；果园分布较为均衡，三市均在30%左右（表3）。

（3）畜禽养殖业。畜禽养殖是太湖流域农业产业中相对重要的产业，“十一五”期间，太湖流域畜禽养殖业发展较快，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9.29%。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畜禽养殖年产值为87.25亿元，占流域农林牧渔总产值的35%。全流域全年共出栏牛6100头、猪约290万头、羊约23万只、家禽约8698万只、兔约30万只，至年末尚存栏牛5.22万头、猪178.86万头、羊12.52万只、家禽2151.45万只、兔子6万只（表4）。

（4）水产养殖业。凭借太湖流域丰富的水资源，水产养殖是太湖流域农业的第二大支撑产业。根据资料统计，太湖流域共拥有淡水养殖面积14.393万hm2，年收获各类淡水产品53万t，会同少数海水产品共实现产值115亿元，占当年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5.65%。在养殖品种上，整个流域淡水产品较为丰富，有青、草、鲢、鳊、鳜等多种淡水鱼和河蟹、青虾等甲壳类水产品，此外，“太湖三白”、“太湖珍珠”等水产品已成为整个流域的特色水产品。

气候变化对江苏农业产生的影响

根据江苏省气候变化中心1961—2007年全省气象观测资料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已成为客观事实。全省年平均气温每10年上升0.16~0.45℃。由北向南增加的幅度加大，苏北每10年上升0.16~0.39℃，苏中每10年上升0.19~0.45℃，苏南每10年上升0.21~0.43℃。按照二氧化碳当量计算，江苏省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82445.71万t，农业生产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约为43.9万t甲烷，折算为922.4万t二氧化碳当量；固体废弃物和废水处理排放温室气体总量为43.9万t甲烷，折算为921.5万t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全省稻田甲烷排放量为36.2万t，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量为6.2万t，动物粪便管理系统甲烷排放量为1.5万t。气候变化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由于受温、光、水、气及其变化的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呈不稳定变化趋势，冬季变暖将导致病虫害大暴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还可能会给农业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破坏。同时，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如春季气候变暖会导致湖泊蓝藻大规模暴发，影响生态系统平衡，进而影响农业生产。资料显示，太湖流域平均气温每升高1℃，农作物生育期缩短10~15d，导致产量降低。以水稻为例，双季稻区早稻平均减产约为16%～17%左右，晚稻减产平均14%～15%[4]。

太湖流域发展低碳农业对策分析

低碳农业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排放最少的温室气体，同时获得最大收益的农业发展方式，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以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为手段，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做好病虫害防治、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实现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高碳汇、高效率的农业。从理论而言，低碳农业是一种资源节约型、效益综合型和生态安全型农业，与其他农业发展实施相比，除具有生产功能、生活功能之外，还具有生态涵养功能、气候调节功能、农业碳汇功能。因此，在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应当大力发展低碳农业。低碳农业的实现途径分析农业既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也是温室气体的吸收主体。农业如何实现由高碳向低碳的发展方式转变，如何在生产管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减少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减少对气候的负面影响，减少对生态环境的面源污染，对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3-6]。根据调研结果以及碳的源汇理论分析[1-3]，江苏太湖流域低碳农业的实现途径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储备两大类途径，其中减少碳排放途径又可以分为直接减少碳排放和间接减少碳排放的2种途径，增加碳储备途径又可以分为直接增加碳储备和间接增加碳储备的2种途径；从微观上可以分为生态健康养殖途径、农用化学品替代途径、立体复合种养途径、农村清洁能源途径、废弃物循环利用途径、新型农作物育种途径、农田间歇灌溉与清洁栽培途径、节水节能途径、平衡施肥途径、提高反刍动物饲料利用率途径、污水生态净化循环利用途径、病虫害综合防治途径、植树造林生态屏障途径、草地保护性管理途径、加工与营销环节清洁生产途径、农业低碳消费途径等16种具体的实现途径。不同低碳农业模式对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效果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江苏省在低碳农业发展方式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在本省原有的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实践和发展创新了一批具有江苏特色的低碳养殖和低碳种植的低碳农业新模式，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成效。这些低碳农业模式主要包括：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农业面源污染物生态拦截模式、乡村生活污水生态净化模式、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种养复合生态循环模式、三品生产基地模式、环湖生态农业圈模式、农用化学品替代模式等（表5）。

太湖流域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强化低碳农业发展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低碳农业发展的源源不竭动力，也是江苏省低碳农业得以不断发展创新的原动力。一是要鼓励低碳农业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创新；二是要加强低碳农业的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三是要加大低碳农业示范点的建设与规范；四是要开展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五是要加强低碳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六是要加强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研究。

（2）完善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加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江苏省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从制度上规范和引导江苏省低碳农业的发展。一是要加快制定与低碳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地方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体系；二是要建立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市场碳汇机制；三是要制定低碳农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设立低碳农业建设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和财政贴息资金。

（3）加强低碳农业的金融支持。发展低碳农业需要本省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建立适宜本省低碳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大低碳农业建设项目的投入力度，支持高碳农业的低碳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基本建设项目和种植养殖方式与耕作制度调整；二是要建立低碳农业的生态补偿机制，支持因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发展形成的部分产量损失和经济投入；三是要通过投资、税收和价格等优惠政策引导社会、企业、农民积极投资低碳农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0013-06

引　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研究问题延伸成国际事务问题。从总量上，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面临着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为实现我国碳总量控制的目标，各行各业都要根据各自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潜力，制定切实措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旅游业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产业替代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设计一套完整的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并提出具体的战略措施，有助于推动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降碳目标的实现。

一、旅游业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明确指出，旅游业是资源消耗低的战略性产业。这里的“资源消耗低”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旅游业作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而且是传统产业的重要替代产业之一，是节能减排、建设“两型社会”、落实“调结构”和“促转变”战略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旅游业能源消耗低、污染少。我国能源消费的部门结构以工业为主，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比例始终稳定在70％左右。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耗统计项没有设置旅游业或服务业的能源消费。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主要的能源消耗部门，两项能耗共占旅游业总能耗97％以上。对照统计年鉴中的统计项，即旅游业的能耗主要散落在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统计项中。而这两项能源消耗总比例仅为5.29％，显然这个总和是远大于旅游业能源消耗的，也就是说，旅游业能源消耗占总能源消耗比例很低。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仍是环境污染主要源头，约占总污染比重的70％；农业污染占到总污染的近1／3。相比工业和农业，包含旅游在内的服务业几乎无污染。因此，从旅游业自身的产业特征来看，旅游业是降低节能减排的优势产业，也是当前最适合于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域。

在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兴起的背景下，旅游业应该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受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惯性思维的影响，旅游业被认为和减排没太大关系，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中没有旅游主管部门。但事实上，旅游业也排放了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据世界旅游组织最新研究显示，旅游业对全球温室气候排放负有5％的责任，除去飞行，贡献值为3％；2005年，来自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192Mt(10度吨)和284 Mt；2035年以前，来自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以2.5％的年均速度增长，至2035年，旅游业、交通及住宿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36 Mt和728Mt。

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旅游业在气候变化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认识到尽管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但同时也排放了相当量的二氧化碳。有效减少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助于我国碳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旅游业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领域之一，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二、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面临的问题

减排政策框架是要制定减排目标并设计减排措施，解决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不明确、排放的途径不清晰、减排的目标不全面等。

(一)排放现状不清，总量不明

熟识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是设计减排政策内容最基本的条件。然而，由于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时间尺度上的不匹配，导致无论旅游学界、气候学界还是产业界对二者相互关系的关注都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和旅游业是两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两者都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机制复杂，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认识都不深刻。从全球来看，我国旅游总产值在GDP中的比例仅占4％强，历史文化、观光旅游占主导地位，受气候变化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国内对二者关系的关注和研究相当薄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负反馈作用到底有多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至今仍是空白。总体来看，中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不清，排放总量不明。

(二)排放途径不详，抓手不实

要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总量，就必须厘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这样才能找准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制定有针对性的减排措施。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如民航、公路等交通部门，餐饮、住宿、娱乐、通讯、零售业等，均与碳消耗联系在一起排放温室气体，有的甚至是高耗能产业。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随着大众、散客旅游时代来临，旅游活动的方式更加多元、灵活，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更加多元。复杂的产业体系、多元的排放途径，使得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准确计算排放总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到目前为止，除美国、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在排放途径不详尽的前提下，确立卓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减排目标不全，安排不周

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总量不明，就很难制定全面、具体的减排目标，只能是泛泛地提一些目标，或者仅就某几个行业领域提些具体指标。这样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仅有的、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对旅游业减排潜力的影响及完成总目标的作用有多大?会不会出现真正需要大力减排的领域却没有实施相应的减排措施?以酒店和 景区为例，往往高星级的酒店和景区因资金雄厚，理念先进，对技术的运用程度较深，其减排潜力及净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比那些星级低的酒店、景区要低得多。二是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会不会在限制了某个行业发展的同时打击了其他行业，难免有不公正之嫌。并且旅游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链条上的每一个产业相互衔接，一旦某个行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会迅速波及整个产业。如果是这样，那么政策的安排就显得不够周全。

三、政策框架设计

按照公共政策学理论，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各项环节能否正常运转直接决定了政策目标能否有效实现。而优良的政策设计则是一项政策的良好开端，甚至有人认为，制定出优良的政策就等于政策成功了一半。本文对于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就是本着这一初衷进行的。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政策框架设计只作为概念模型。

(一)总体目标

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总体目标就是根据自身现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切实制定相关措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国家实现碳控制总量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提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利用旅游业是窗口行业的优势，推动我国低碳教育，传播低碳理念，向世界有效展示我国在低碳行动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二)原则

1　差异性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区域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不同，对二氧化碳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尽相同，各地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差距也是存在的。旅游业减排政策的出台不仅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相适应，与产业、行业的现实相适应，而且政策的制定必须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达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行业发展的目的，否则就是一种极为不经济的行为，所酿成的损失与浪费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因此，需要打破传统政策框架，设计更为科学和贴近区域和产业实际的减排政策，而且需要设定一条最能够适应当地及产业实情，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特色资源、环境的发展路径，从而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

2　综合协调原则

合理的减排政策，需要符合全面、协调的原则，既要强调以减排二氧化碳为核心，同时也需要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人才、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要素，将减排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人才政策、环境政策等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促进减排政策系统化和诸要素的一体化。另外，减排政策要处理好旅游业和上下游产业的关系，门槛高了，会影响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旅游产业发展；门槛低了，则无法实现减排目标。

3　灵活性原则

为保障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旅游业减排政策的深度要适宜。因为减排的总体目标是一个中长期规划，尽管政策在出台之前经过了多方反复论证，但仍存在一些难以预知的因素，政策定得太死不利于根据不同阶段的重点进行适度调整。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源头，既要重点突出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理念，同时要注意政策内容的灵活性、可行性、可持续性，并且执行力度和深度需切合实际。

(三)设计重点

中国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明确中国旅游业减排具体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结合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旅游业现状，在政策框架设计方面除常规的必须符合元政策的规范及法规体系的要求，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争取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是指导全局的总原则，是各行各业制定减排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明确提出了实现减排目标的政策、资金、技术保障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旅游业减排政策纳入国家政策框架体系，才可以分享国家资源，更好地利用财税政策，运用部门协调机制、减排技术和专项资金等，解决旅游业一己之力难以突破的瓶颈，从而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

2　制订中长期规划

明确旅游业在未来5年或5年以上的减排目标和主要任务，纳入国家旅游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总体目标和任务逐年、逐行业分解，逐年落实、评估，并对下一年工作安排进行相应调整与细化。

3　摸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潜力

熟识自身的状况是政策内容设计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旅游业需要厘清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做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真实数据的统计与整理，并且数据要及时更新，以供参考。基于排放数据，旅游业可在全国开展一次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审查工作，对于确定是高排放的行业，准确做出评估，提出限期整改要求，严重的甚至可以采取查封措施。

4　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从全球看，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旅游交通、住宿业、相关旅游活动及旅游装备制造业。由于我国尚未系统地进行此类研究，因而无法准确判定旅游业排放量较大的行业或领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区域，其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对污染物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同；不同领域，产业组织水平不同，其排放途径、排放方式、对减排技术运用的深浅程度千差万别。因此，在政策设计时，要区别对待，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5　引入调整机制

按照公共政策学者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观点，可以将决策(包括政策)看作前后衔接的不间断过程。同理性决策模式相比，渐进决策模式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由于各种资源的局限，任何政策制定者制定出的政策都不可能是最优的，都需要不断调整，以使其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样，按照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设计出来的政策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进行不断调整与改进，因此，具备有效的评价与调整机制之于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有效性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保障。

四、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战略措施

旅游业减排需要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者“四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各级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要通过规划、法规、政策等的制定和实施，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及价格机制，为发展低碳旅游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机制；旅游企业应从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等方面提高企业减排水平；旅游经营者应从管理角度提升效能，开发低碳旅游模式及低碳旅游线路；旅游者则以实际行动实践低碳旅游，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政策推动和引导

发展低碳旅游，必须依靠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的推动。

1　统筹协调，创新推动

低碳旅游是个整体的经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统筹协调。

首先，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制定一个完整的低碳旅游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确定旅游业降碳和节能减排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目标，并对重点行业降 碳和节能减排做出具体安排。

其次，要建立协调机制，明确各相关主体责任，对启动、实施、宣传教育及成果推广应用等具体行动做出计划。

最后，要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构建一个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低碳旅游国家工程实验室或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研究开发基地，重点研究建筑节能、酒店节水、新能源利用、低碳交通工具研发及控污减排等关键技术，为低碳旅游提供技术支撑；建立节能减排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体系；建立合作平台，特别是国际合作平台，共享先进的技术和低碳管理模式。

2　规范引导，做好试点

低碳旅游需要政府和主管部门在政策、规范上予以引导和支持。

首先，政府要运用财税政策、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等手段，加大调控力度，激励企业发展低碳旅游，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在公共财政预算中要单独安排旅游业节能减排资金，对低碳旅游示范城市和绿色环保旅游企业试点要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支持，引导社会投资和民间资本投入。充分发挥政府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将节能减排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其次，制定标准，规范发展。尽管低碳旅游已在旅游业的各个方面初见端倪，如自费北极低碳旅行团、绿色酒店、景区内的低碳交通，上海、保定等低碳概念城市等，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小众化和非系统化状态，因此，亟待制定《低碳旅游标准》来引导并实现体系化。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组织国内外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旅游等方面专家及旅游企业、民间绿色组织人士，研究、起草行业标准，择期试行，待成熟后申报国家标准。

最后，组织实施示范项目，做好试点推广工作。低碳旅游推广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旅游客源市场、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旅游企业、旅游支撑和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难度较大。可遴选重点景区、酒店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分别遴选旅游城市(如深圳)、旅游小镇(如乌镇)、旅游景区(如九寨沟)等，从不同层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和模式进行推广。

3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政府和旅游行业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旅游企业、旅游者，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低碳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由中国旅游协会向全国旅游行业发出低碳旅游倡议书，鼓励旅游企业形成低碳联盟，推广、交流节能减排技术，并从旅游经营环节开始推行低碳旅游方式及低碳旅游线路，共同营造良好的低碳旅游氛围，迎接碳总量控制时代的到来。

向旅游者低碳旅游手册。收集、整理国内外低碳旅游小窍门和实用方法，按旅游六要素分门别类地总结，形成便于旅游者携带和操作的低碳旅游手册。如“食”，调整饮食结构、自备环保餐具、优先使用当地食材；“住”，不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行”，共乘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游”，自带垃圾袋，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购”，不买带塑料袋包装的旅游商品，优先购买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娱”，选择喝茶、读书、观赏等低碳活动或种下一棵低碳纪念树。开发、推广和普及基于互联网的低碳旅游节能减排计算软件，让旅游者在每次旅游结束后，计算低碳旅游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碳排放，从而提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发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积极性。

(二)旅游企业：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

1　提高运行效率

目前，中国旅游企业中类似电话沟通、手动记单等科技含量较低的业务仍普遍存在。旅游企业要转变管理和运营模式，采用信息化技术开发智能化管理，开发在线旅游、电子商务等，提高运行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　开发低碳旅游产品

旅游企业要大力设计、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如旅游“碳中和”产品，即旅游企业在出售旅游产品同时附加出售配套服务，要求游客付费用于环保、低碳项目建设；生态旅游、自行车、徒步旅游等产品；三大低碳旅游景区(云南香格里拉、东部大兴安岭、贡嘎山燕子沟)等低碳旅游线路产品。

3　技术创新

技术转让、技术创新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非常关键的措施。旅游企业要注重减排技术的创新，加快研制更高燃效的旅游交通工具，使用清洁能源，采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新技术代替高碳化能源，以及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酒店业也积极采用节能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争创绿色酒店，加强旅游企业减排技术改造等技术的创新。这些技术往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需要通过转让机制和市场化运作实现转让。重要的是，旅游企业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创新，带动旅游产业升级转型，提高节能减排水平，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三)旅游经营者：开发低碳旅游模式

旅游经营者转变现有旅游模式，鼓励旅游者以共乘方式出游，旅游景区内禁止外来车辆、景区私家车、公务车及出租车的进入，景区内设置环保旅游观光车、电瓶车、畜力车、人力车等少污染或无污染的交通工具以保护生态环境；对凡响应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落实垃圾分类回收、不主动提供包装塑料袋的景区内的商家标示“低碳营业商店”；配置专职低碳导游；在景区设置“碳减量计数器”，计算游客所从事的活动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二氧化碳等。旅游经营者可根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种植相应数量的树木作为“碳补偿”。

(四)旅游者：低碳旅游实践

1　充分认识旅游者个体对减排的作用

研究表明，如果中国13亿人口积极参与节能减排36项日常生活行为，则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亿吨，可见个人生活点滴中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尽管目前没有详细计算旅游者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但参照以上研究，减排空间也是巨大的。因此，旅游者要充分认识到个体在对减排方面的巨大作用，并积极主动采取低碳旅游方式。

2　积极主动实行低碳旅游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3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4

当下,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雾霾问题严重等诸多危机，“低碳经济”这一全新议题被提上议程。作为减缓和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农村地区，随着其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对农村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化肥的大量使用、森林的无节制砍伐和草原的沙化等现象，结果是这个区域的总碳排放量甚为庞大，导致了区域气候变化乃至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议题，那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向来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而根据低碳经济的原理，经济较好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排放量基数和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因此，由于农村地区碳排放量很低与农民的收入很低，故应该大力发展经济，这也是目前的现实状况。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应该进行革新，生态、环境应该被加入到发展农村经济的路径思路当中，因为农村也出现了很大生态、环境以及影响全球变暖的重大问题。本文所采用的“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是指通过低碳经济方式来使农村区域经济达到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可接受的一种模式。

二、农村低碳经济低径的探索

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三种：政府途径、市场途径和自发组织。1.政府路径。在空气中碳排放量市场负外部性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当中个人消费碳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和农村经济当中的个人为生产、消费碳产品所支付的成本决定的竞争均衡是无效率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的有效分配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是这个定理是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完成的，从现实与短期角度来看，对于农村经济的实行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一般思路是市场均衡需要从竞争均衡点移动到效率均衡点。通用的做法是政府需要以第三方的身份在农村CO2碳排放市场上采取行动。但是为了获得配置效率，即MC=MR，政府应该设定一定的标准改变农村居民行为结构、经济结构等，采取这样的结构途径才有可能解决既减少CO2排放量又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政府设定的标准是广泛意义上的标准，由于政府不是效率驱动的与准确的估计成本和收益是较为困难的，实行起来就更加困难。虽然如此，为了这个目标，设定一定的标准和路径仍然是非常有效的，同时还具有很强评价与监督作用，调查中发现针对农村地区的类似低碳的路径较少涉及，如科技支持、提供信息和执行监管等途径。下面提到的因素又会使政府实施上述路径受到影响。政府制定的经济环境标准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如：立法限制，信息不充分，地区差异。所以政府途径所设定的目标和采取的途径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农村低碳经济路径的现状是政府路径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和具有长期性，效果不明显且不具有长期性，市场路径几乎较少出现。市场方法由于目前农民的短期效应和收入压力，很多农民的支付意愿较为低。2.市场途径。尽管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本身解决环境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农村解决生态问题可以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市场途径主要运用价格或其他经济变量激励碳排放产生者削减碳排放。市场方法的目的是将CO2排放所引起的外部成本内在于农民、厂商、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当中，这样一来，农民就能够根据市场中的变化做出决策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构，从而具有成本收益的原则。本文在此期冀探讨出市场途径的优势。世界各国都借助以市场为基础的途径控制碳排放。主要的三种途径为碳交易、碳税、生态补偿。最近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采取更多的预防手段，也就是将上述三种途径更加具有预防性。如碳交易倾向于保证金/还款制度。农村CO2排放市场值得开发，同时又必须进行严格保护，可以交易，并同时增强其碳汇能力。但是必须在农村可承受的规模之下。3.农村结构路径——农村结构存在问题。由于农村的地理特征、房屋高度、人口密度等，决定了农村生态系统的村镇、农业、自然子系统结构，那么低碳农村的空间性路径从自身角度来看便需要在这三个结构性变量上改变。3.1从村镇子系统来看，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性结构途径，目标是使农民的消费行为的外部性成本减少。大部分地区的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秸秆、煤和汽油为主，具有低碳型的能源较少，因此，低碳能源结构应该朝着低碳型发展，比如沼气、生物能、太阳能等，在政府的带头作用于扶持下，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最初更换能源结构的交易成本，同时结合宣讲活动等使农民明白改变能源结构的成本收益特征。3.2农业子系统中的农业结构，而农业结构一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二是农田基本制度，包括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灌溉、秸秆。目前农民在行使这些农田基本制度时并未考虑低碳、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农村低碳经济要求改变农田基本制度结构。这样的结构维持了几十年，违背了低碳经济的很多原则，市场自发的破坏这里的结构，但是这里依然没有政府组织、自发组织去改变已受到破坏的农业市场。3.3是自然生态子系统：从地面角度来分析，具有草地植被稀疏、土地结构单一、土壤面积很大、地形此起彼伏的特点。这个结构也需要改变，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的途径需要采用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综合应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农村经济要始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贯穿始终的目标和线索，综合上述所有低碳行动途径，而其根本途径是改变农村结构，甚至是改变农村聚居区的密度，乃至人口迁移。同时需要结合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来共同改变农村结构。由于人们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决定了农村结构，那么如果改变农村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消费行为趋于自然化。这时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于农村的布局、乃至城市对其产生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我们需要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层面上寻求其转变的路径。目标和途径已经基本清楚，接下来就需要定量评估每一项的成本和收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通过发展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来改变农村经济路径。根据外部性分析，以前的路径和现有的结构不具有效率均衡，比如家电下乡、种粮补贴，增加这些供给是提高生活水平，但对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似乎并没有显现，农村低碳经济路径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去调整。同时，对这些地区而言，碳排放具有尚未发掘的潜力与面临紧迫的压力，也许潜力更加巨大。确立了目标与路径，接下里所需要做的就是实施时间表、成本收益分析，最后要做跟踪报告和相应的评价，可以科学研究、试验推广相结合，建立一些长期的农村低碳经济、低碳农村试验项目。

作者:孙思萌 单位: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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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宪英.我国低碳农业解读及其发展路径初探[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3）.

[4]张景云.基于低碳经济角度的新农村建设思考[J].经济研究，2011(24):35-37.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5

对于低合金渗碳钢，零件渗碳工艺流程一般为：加热渗碳降温淬火回火，零件组织与性能均能保证。但对于中高合金渗碳钢为了得到合格的组织与性能，常规的零件渗碳工艺流程中需要增加二次加热工序甚至再增加高温回火工序，工艺流程为：加热渗碳降温高温回火加热保温淬火回火。20CrNi3、17CrNiMo6、SAE4820H（20Ni4Mo）等材质通过工艺改进，严格控制渗碳浓度、淬火温度，实现了渗碳后直接淬火的工艺。

3.科学生产节能降耗显著

热处理电能消耗占各企业电耗的50%以上。在日常生产中，热处理设备如果频繁地升降温，不仅电能浪费大，而且对设备造成的损害也很大。对于渗碳设备在每次开炉后还要恢复炉气，不仅造成了辅料的浪费，而且增加了废气的排放。实现科学生产，合理调整生产组织是节约能源的重要途径之一。科学生产的途径如根据产能合理配置设备类型、数量，均衡生产，提高有效渗碳时间，以及减少空耗等。管理中将提高每台设备的有效利用率、减少空耗，强制纳入每位热处理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中，使每位热处理工作者的出发点是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做到节能、降耗、降低劳动强度。有周期炉和连续炉的单位，为了提高有效渗碳效率，将深层零件尽可能安排在周期炉上生产，浅层零件安排在周期炉生产，有效渗碳时间对比见表2、表3。从表2可见，渗碳有效时间随层深的加深而增长。从表3可见，有效渗碳时间只与连续炉结构有关，和层深深浅无关。

4.催渗工艺的使用

在不降低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零件的渗碳速度也是实现节能降耗的有效途径之一。催渗工艺可实现两个目的，一是提高渗碳速度，减少渗碳时间，提高产能10%～15%；二是降低渗碳温度，减少零件变形，提高产品质量，在强渗时间相同下温度降低20℃。附加优点还有节能降耗，减少废气排放，减少设备、厂房、人员的投资。

5.提高零件强度，提高零件使用寿命

通过合理选择零件材料，合理选择热处理工艺规范，制定最优化的工艺参数提高零件的强度和硬度等，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如果能够提高零件寿命一倍，就等于产量翻番，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热处理消耗的能源，而且也节约了材料成本，省去了零件加工过程如机加工、锻造加工、锻热加工、运输等环节的费用，也充分体现了热处理环节的重要性和热处理工作者的责任。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6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的碳税途径研究和经济低碳化下的碳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碳税征收经验

收录日期：2013年1月31日

一、引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国际上普遍开始注意环境对经济的反作用力并着力采取环境政策来改善环境状况。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既然市场机制是分配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途径，那么只有将环境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把污染环境的成本加以经济的约束，那么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资源配置，促进节能减排。基于这种经济思想，环境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被国际普遍接纳并用于各种环境污染下的环境保护。

环境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强调存在环境负外部效应下政府采取的征税环保措施。目前，学术界对环境税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但从其根本目的广义地来看，只要具有环境保护、消除不利环境因素的税收或补贴政策，都属于环境税范畴。随着不同时期的环境问题和保护治理目的的不同，环境税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呈现不同。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全球气候变暖为特征的“温室效应”成为新一轮的环境挑战，因而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碳税成为新时期最主要的环境税之一。

二、国际上的碳税征收经验

从1990年开始，以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和挪威等为代表的一些北欧国家陆续开征碳税，并在此领域取得一定经验，从而为其他国家考虑征收碳税提供了操作上的借鉴。

（一）丹麦。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丹麦就开始了针对家庭和非增值税纳税企业的能源消费税征收。为了将200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刺激能源节约和替代消费，丹麦于1992年将其碳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除了石油、天然气等以外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中去。后又经过对碳税收入的合理利用，不仅逐步提高了碳税税率，还促使更多的家庭和企业加入到自愿减排的计划中来。

（二）芬兰。1990年芬兰为了在九十年代末实现碳排放0增长而正式引入二氧化碳税收，并以含碳量为税基对矿物燃料征税。在之后的实践中，芬兰逐步调整税率和征税范围，根据二氧化碳排放不同对不同燃料分项分税率征收，实现了一定碳税减排的目标。

（三）荷兰。荷兰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实施环境税，但真正开征碳税始于1992年。其二氧化碳税的征收范围包括任何使用能源的行业，包括家庭和小型能源的消费者，但一些大型天然气消费者在征收碳税的基础上可豁免一定能源税。通过税收调整和自愿减排协议，芬兰在能源替代使用上取得一定成效。

（四）瑞典。瑞典的二氧化碳税是作为能源税的部分补充和替代于1991年引入的。为了维持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瑞典决定对私人家庭和各产业消费的含碳燃料征收一定碳税，但出于企业竞争和技术革新的考虑，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部分的税收减免或全部豁免。鉴于国际经济竞争的压力，随后瑞典又适当地对工业碳税税率实行一定下调，对私人家庭税率实行上调，对工业部门减免力度也进一步加大。

（五）挪威。挪威维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划也是始于1991年，但最初的征收范围仅限于汽油、天然气和矿物油，直到1992年才又扩展到煤炭类燃料。挪威的碳税征收更为细致，不仅在含碳燃料类别上有较多种征收税率，在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也都有不同的征收标准。

除了上述国家，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也在国内能源消费的基础上相继开征碳税，不仅在二氧化碳减排上取得一定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企业环保技术革新和新能源替代使用。Nakata和Lamont（2001）基于偏均衡模型对存在碳税情况下的日本能源体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碳税除了有降低碳排放作用外还使得日本能源利用结构由煤炭向天然气转移。Wissema和Dellinke（2007）也对碳税在爱尔兰二氧化碳减排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经CGE模型量化的指标数据表明，与同一价格的单一能源税相比，碳税导致碳排放更大程度地降低。此外，美国和部分欧盟国家甚至考虑是否要对来自没有强制减排国家的进口品实施碳关税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国际二氧化碳减排趋势下的碳税改革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三、我国的碳税途径研究

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国际承诺使我国在二氧化碳减排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碳税改革也是我国环境政策实施的重点研究方向。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关注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在治理环境污染（尤其是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实践中，除了采取社会公益宣传和自主激励措施外，我国还从行政命令的角度制定了有关碳排放约束措施。2009年正式出台的燃油税既是我国积极致力于二氧化碳减排的一方表现，也是我国碳税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

基于国际经验，学术界对我国碳税改革也有较多的研究和探索。贺菊煌等（2002）对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究，通过CGE模型对我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他们认为碳税的征收将对我国GDP没有较大影响，只是会造成煤炭等燃料价格上涨，能耗下降，进而促使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劳动力也由高能耗工业向低能耗工业及第三产业转移。林柏强和何晓萍（2008）估计了我国油气资源的耗减成本，并据此分析对油气开采业征收资源税产生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20%以下的资源税征收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大。王金南等（2009）也研究了碳税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研究得出低税率的碳税方案不仅能大大减缓二氧化碳碳排放增长，而且很小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的结论。姚昕和刘希颖（2010）探究了我国最优碳税征收路径，结果表明，碳税征收在节能减排、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使用等方面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碳税的开征虽对我国经济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大，且碳税的环境效应却是可观的。所以，未来我国碳税改革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但是，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证研究均表明，碳税的实施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征收对象到税基税率都必须符合国家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特征，由窄到宽，由低到高，逐渐推进，而操之过急或准备不足只会适得其反。由于一国的碳税体系不仅会直接影响产业、能源政策的调整，还会影响一国消费、财税和金融体系，所以选择正确的碳税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四、我国经济低碳化的碳税政策选择

碳税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手段，因此确立我国合理碳税途径，实现经济低碳化，政策实施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可确定碳税的开征主要涉及家庭、产业、能源、国家财税和经济等几个方面因素，从这几个主体出发，可总结出我国开征碳税、实现低碳经济的宏观政策选择。

（一）家庭碳税政策。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碳税征收范围之一，因此合理实施家庭税收政策是碳税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燃气等消费虽是维持家庭正常生活的必要消费，但征收一定合理碳税不仅能够引导家庭节能减排，也能起到引导家庭低碳消费的理念。因此，制定家庭碳税政策主要以引导为目的，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倡导低碳消费风尚，进而引导企业的低碳化生产。

（二）产业碳税政策。工业产业是我国碳税征收的重点对象。目前，我国的工业多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因此针对我国工业产业制定合理碳税是实现我国碳减排目标的最直接手段。产业碳税政策应以征收为主、奖励为辅，不同产业区别对待，实现“谁排碳，谁交税，多排碳，多交税”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重点产业实施税收减免用于低碳排能源替代使用研究。除此之外，通过碳税的征收可提高高碳排产业的进入门槛，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二氧化碳减排的市场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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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排放交易目的与会计计量属性的内在联系

1.碳排放权交易的计量属性特点分析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主要在购置或形成碳排放权时进行初始计量。由于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处于探索阶段，采用历史成本进行核算可以避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会计处理的复杂性和不可靠性。但是，历史成本忽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的价值是会波动的，这样有可能会低估或高估资产负债表中各项目的价值。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能更加公允的反映财务报表经济利益的流入流出，较好地反映企业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或是支付对价很少取得的碳排放权的价值。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相两者处在不同的时态。在一定程度上，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更能反映可交易的碳排放权的经济实质。但是，我国目前还处在碳减排量交易的初级阶段，未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交易市场，有时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难以计量，企业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核算。

2.不同碳排权交易目的的会计计量属性选择不同交易目的的碳排放权会计计量属性选择如表1所示。由于企业的持有目的可能会因为管理层的意图或者企业的发展趋势而发生变化，企业应该应该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相结合的多重计量属性以减少碳排放权交易估值的不确定性。

三、不同碳排放权形成途径的会计计量方法

1.企业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企业取得政府机构无偿分配的碳排放权，应当按照公平市场价格确认无形资产和递延收益，递延收益在以后期间平均分摊，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如果碳排放权不存在公允市场价格，先暂时以名义金额(1元)计入当期损益，待以后公允价值能够可靠估计时再做调整。企业通过对外购买方式获得的碳排放权初始计入“无形资产”等科目，金额为企业购买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以及相关税费，在借方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同时，贷记“银行存款”。

2.碳排放权减值的处理碳排放权的价值会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科技进步等因素影响，未来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不确定，可收回金额无法准确计量，所以应当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对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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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的软约束与气候变化的硬约束，都对实体经济的变革与转型提出迫切要求，变革与转型的要求是：新经济增长既能为业已庞大的虚拟经济体创造足够的需求，还能将自身发展与改善全球气候环境相结合。要满足这二个条件，其关键在于如何将碳减排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有理由相信，建设以低碳为目标的经济体系，成为后危机时代里新实体经济增长的前途与方向。

首先，低碳技术进步有全球应用价值，收益效应明显。

如前所述，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无法进行国家和地区间的污染转移，这使低碳技术进步效应基避免了内部收敛的可能，有着较强的外部正效应。也就是说，一项有效的低碳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国推广使用，既可以帮助各国实现减排目标，同时技术本身在这一广泛使用过程中又可以获得较高的盈利。这与致力于传统污染控制的技术进步相区别，后者只能适用于局部地区的污染控制，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使用，在经济上便体现为负产出。

其次，低碳经济体系有着较长的产业链，产出效应明显。

从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出发，减少和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意味着原有经济体系在要素投入、技术研发和产出形式等方面的大变革，概括起来，以低碳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有着显著的产出效应。

第一、源头治理实现低碳目标。

减少碳排放是目前对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低碳治理的主要方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结构，从高到低依次分别为能源供应、工业、林业（毁林）、农业、交通、住宅与商业建筑、废弃物和废水等7个方面，其中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了56.6%，主要集中在能源供应、工业、交通、住宅与商业建筑、废弃物和废水等5个方面。因而，积极改变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实现低碳目标的重中之重，在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在各国争相投入研发和应用的推动下，已经形成相当的生产和市场规模，是低碳经济的首要产出。

第二、过程治理实现低碳目标。

节能是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低碳化来实现低碳目标的第二个途径，节能是在利用化石燃料的过程中降低产出的能耗水平，这在能源结构未能迅速转换的情况下，比较符合碳减排的短期需要。近期关于节能方面的研究显示，无论是从技术、服务还是制度等方面，其发展都开始趋于成熟，显现出产业化发展特征。节能实现低碳目标主要包括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通过技术进步来节能,另一种途径则是通过管理服务来节能，两种途径的应用领域广泛分布在各类工业生产、消费生活和建筑物中。

第三、末端治理实现低碳目标。

在经济层面实现低碳目标的最后一个途径，就是对已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末端治理，末端治理包括对二氧化碳的生产性利用和废物性回收两个方面。在生产性利用领域，二氧化碳可以在某些生产过程中作为原料和辅料加以利用，在废物性回收领域，主要是利用碳捕捉和封存（CCS）技术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以上分析表明低碳经济衍生于实现低碳目标的过程中，在市场化导向下，每个治理阶段都可以派生出完整的产业链，并不断自我强化，最后形成全新的低碳产业，并进而实现整体经济的低碳化。从中可以看出，低碳经济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着相当广泛的发展空间，是后危机时代里足以支撑虚拟经济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新经济形态。

“低碳金融”呼之欲出

实体经济的变革与调整既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对虚拟经济的发展提出要求，金融体系应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转型。在现阶段，低碳金融是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备内容。具体而言，低碳金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低碳金融的首要目标便是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低碳经济目前仍处发展初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有的产业部门仍存在规模有限，收入较少，周期较长和风险较高等问题，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担保条件，较难得到资本市场传统贷款的融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忽视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就产业规模和范围而言，低碳产业必然成为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新宠。仅在新能源领域，最新预测表明10年内我国新增投资将达4.5万亿人民币。低碳经济显然可以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近期国内外多家银行机构推出的“绿色信贷”项目便是低碳金融的有益尝试。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9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项目（编号：NCET-11-10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1076117）资助

作者简介：田原宇（1969—），男，陕西武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低碳能源化工工艺设备一体化方面的教学与研发工作。中图分类号：TQ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7015603

1 引言

以减排CO2为标志的绿色、低碳发展，正成为全球性的浪潮。这是因为CO2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现象，它的负面影响更受关注，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低碳经济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举措。在国际环境和我国内在需要的综合作用下，我国正走向低碳发展的时代。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08年CO2排放量已达到60亿t，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CO2排放国。根据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未来几年内CO2排放量仍将以3%的速度逐年递增。中国已经制定了2020年单位GDPCO2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在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相当突出，摆在首位的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降低CO2排放强度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减少CO2的排放总量，有助于降低资源环境的约束。另外中国还面临粮食安全和18亿亩耕地红线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土地需求，能源安全、结构和效率，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和以工哺农体系不完善的三农问题，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

针对上述难题，笔者提出了减碳和固碳结合、以生物固碳为主的低碳化原则，构建以源头和过程碳减排、终端生物固碳并建立国内碳市场实现工农结合的低碳发展模式。

2 从源头避免高碳排放

在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绝大多数产品的原料都有多种来源，同时也对应着多种不同的匹配性工艺过程。不同的原料和工艺过程对应不同的CO2排放，针对具体的应用对象开发和选择适宜的原料和工艺，能够从源头上避免产生不必要的CO2排放。这是目前CO2减排最有效的途径，主要通过国家政策和税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和能源产品价格来引导实现[1]。

以燃煤发电为例，选择低灰精煤和合理的过剩空气系数就能有效降低烟气量，减少无效热量外排，从而提高煤的利用率、减少CO2的排放。同样采用循环流化床燃烧发电、RGCC和多联产发电、超临界发电等均能达到上述目的。

以合成甲烷工艺为例，选择褐煤和长焰煤采用燃气型的鲁奇炉气化和循环流化床分级热解气化要比合成型的气流床气化生产的合成气甲烷含量高（约10%左右）、氧耗低；合成甲烷时产生较难利用的低温热源减少10%以上。从整个合成甲烷工艺核算，前者煤的利用率高、能耗和氧耗低，同样规模的合成甲烷，自然就减少了CO2的排放。对于循环流化床分级热解气化，固态排渣相对换热容易，水封用水量较低，加之循环流化床分级热解气化相对鲁奇炉气化合成气不含煤焦油，不会产生含酚废水，因此循环流化床分级热解气化合成甲烷的工艺过程能耗更低，更有利于避免高碳排放。

另外煤化工发展含氧化合物燃料和多联产工艺、民用燃料采用天然气、大力发展核能、水电、风能和生物能、化工行业大力实施循环经济、发展纯电动汽车等均能实现从源头避免高碳排放。

3 过程减少碳排放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开采、生产、使用和终端产品消费等各个阶段都需要能耗，都存在能源使用效率。我国目前万元GDP能耗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物理能耗水平约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30%左右。例如2007年，我国每千瓦时供电耗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4g标煤，每吨钢能耗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高58kg标煤，每吨水泥综合能耗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高31kg标煤，分别高出14%、10%和24%。另外生产的产品利用率偏低，又变相地增加了能耗。通过优化设计，使用高效节能的工艺设备、高效适宜的催化剂和合理使用优质产品均能实现节约能耗，减少终端产品的使用量。减少终端产品的使用量就是相应减少了产品生产量，避免生产这部分产品产生的能耗。节能降耗自然就减少了CO2的排放，这是目前CO2减排最容易实现、成本最低并且具有较大收益的途径[2]，在国家政策强制下均能通过企业自身调整和改造来实现。

对于现代煤化工的龙头——大型煤气化来说，空分是投资和能耗均占气化工艺50%左右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其产品主要是液氧，副产的液氮只需使用部分产量，其余的均被低效利用或排放。如果采用深冷分离为主的梯级分离工艺，大部分氮气组成在低压端就作为产品气外送，无需经过空气压缩机高能耗加压，最终产品主要是液氧和部分液氮，工艺所需的高压氧气通过泵液体低能耗加压即可满足。这样大大降低了空气压缩机的处理量和能耗，从而达到降低气化工艺投资和能耗的目的。

利用化石能源花费巨大的能耗和成本生产的氮肥，由于我国化肥产品落后、使用工艺不当和不合理施肥，利用率仅有30%左右，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如将现有的化肥改造为缓控增效肥料，并采用相应的耕作模式，就可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以及化肥使用效率，从而减少了肥料的消费量和生产这部分肥料的所产生CO2排放。

化工行业合理选择高效催化剂以及分离、反应、换热和泵送高效节能设备，采用调频技术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蒸馏是化学加工工业中首选的均相体系分离技术，也是目前总能耗最大的化工分离过程。如将梯形垂直长条帽罩与规整填料有机结合的NS倾斜长条立体复合并流塔板用于改造F1浮阀塔板，阀孔动能因子高达34，开孔率高达40%以上（国内外目前塔板最大开孔率仅为20%左右），提高处理能力2倍以上（目前国内外最高提高70%）、降液管通过能力3倍以上，降低板压降30%以上，同时提高板效率30%以上，操作弹性为4倍，解决了塔器大型化塔内件结构和安装难题，这在国内外尚属首例[3]。

各行各业节能降耗技术和产品枚不胜举，这是目前我国实现CO2减排的最有效途径，仅需要相关部门和协会优化集成，加大推广力度。

4 终端的固定与储存

经济活动只要消耗资源和能源，必然会产生碳排放，没有绝对的零碳排放过程。由于化石能源使用量剧增，自然界碳循环每年出现约257亿tCO2的过剩，逐年累计引发了日益变化无常的全球气候问题。目前国内外相关企业和学者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普遍关注、研发和实施CO2的捕集与封存，这是迫不得已和最终解决CO2减排的方法，也是实施起来成本过高，并且技术不成熟，存在诸多的风险和次生灾害。

实际上，解决人为排放的CO2过剩，除了被动地减少CO2产生量，更为积极的措施是加快碳利用，增加CO2消耗量，主动减少CO2的过剩，从而在碳循环中实现碳平衡。这是突破碳减排对经济发展影响，实现工农业同时快速发展的积极有效途径。这既是个技术问题，也需要建立国内碳市场，通过合理的碳交易，对企业间、行业间和地区间CO2排放的不平衡，找到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目前尽管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但人均很低，仍处于发展中，经济还不完善，生活还不富裕，然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并逐年递增。发展经济与减排成为我国两难的选择，加之存在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与城镇化和工业化、以工哺农、三农问题和环境保护等战略性难题，被动采取减少CO2产生量的捕集与封存措施，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上述诸多难题的解决带来限制和障碍。

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发展的现状，结合国际碳减排的机制，不同CO2浓度的工业排放可采用不同的减排与固碳措施。现阶段，对于工矿企业主要排放源的低浓度CO2，可以采取低成本的异地生物固碳减排措施，加快碳循环和碳固定。这样不仅可以实现CO2实际排放量的减排，同时可以改良土壤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大量增加粮食和生物质能，从而在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低成本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同时兼顾解决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与城镇化、以工哺农、三农问题、淡水资源不足和环境保护等战略性难题，满足我国今后较长时间的减排要求，提高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际能力和国际地位。

对于如煤化工和石灰等行业排放的高浓度CO2（90%以上），采用捕集技术回收，通过制造干冰、用作合成尿素、水杨酸、环碳酸酯和聚碳酸酯等的原料以及CO2驱采油、农业大棚CO2气肥等，都是成本和能耗较低、减排和经济效益较好的方法。

对于数量多、分布广的如发电和中小锅炉等排放的低浓度CO2（小于16%），工矿企业现阶段无需采用集中固碳处理，可以利用国内碳交易实现异地化低成本固碳。根据我国目前的土地分布、土壤组成、农业现状和生物能源地发展，以及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和剪刀差等具体情况，对于低浓度CO2烟气，工矿企业可按照CO2排放量，将用于集中固碳处理的投资和操作费用，拿出来反哺农林业。政府或相关机构把这部分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食单产、品质和生物质产量；改良非耕地、盐碱滩涂、沙漠化和重金属污染等退化土壤，利用现代农业技术种植适宜的速生能源植物和农作物，发展碳汇林和牧草或改造退化草原，充分利用太阳能，加快碳循环，增加CO2消耗量，主动减少CO2的过剩，从而实现循环平衡。同时又大幅度提高有效耕地面积和生物质能源产量，热解生产生物原油，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降低了企业CO2减排的成本，从而实现工业、农业、政府和社会的多赢。这个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条工艺路线：企业出资形成碳汇基金——投资农林业——改良土壤、增强碳汇能力——增加粮食和生物质产量——通过工业热解生产生物质原油——多方受益。

将生物质转化为能源燃料时，无需考虑生物质作为食品时所需顾及的转基因和有毒有害微量物质问题，转基因物种在产量提高、种植地域和污染土壤修复中均能产生巨大的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生物质快速热解液化技术是最好的碳利用出路和产品，从而加快了碳循环，实现了碳循环平衡[6]。

另外，利用生物质不到7d的快速腐化生产腐植酸，作为有机肥提高土壤的腐殖质，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和保肥保水性，进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将我国绝大多数土壤腐殖质含量不足1%提到2%左右，这也将是一个千亿吨级的土壤安全储碳方式。

2013年7月 绿 色 科 技 第7期5 结语

（1）针对具体的应用对象和原料提出了开发和选择适宜的原料和工艺，从源头上避免产生CO2排放的措施，是目前CO2减排最有效的途径。

（2）提出在能源开采、生产、使用和终端产品消费全过程中节能降耗，从过程减少CO2排放的措施，是目前CO2减排最容易实现、成本最低并且具有较大收益的途径。

（3）针对不同浓度CO2废气采用不同的适宜捕集、利用和固定措施，提出了我国现阶段工矿企业通过国内碳交易，利用异地生物固碳的低成本减排措施，在确保经济增长、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工农业合作，合理利用CO2，发展低碳经济，兼顾解决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保护耕地与城镇化、以工哺农、三农问题、淡水资源不足和环境保护等战略性难题，实现工业、农业、政府和社会的多赢，能够满足我国今后较长时间的减排任务，从而提高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地位。

参考文献：

[1] 田原宇，乔英云.高碳能源低碳化途径的探讨[M].武汉：美国科研出版社，2010.

[2] 谢克昌.重视高碳能源低碳化[J].中国人大，2009（18）.

[3] 乔英云，田原宇，谢克昌.NS倾斜长条立体复合塔板在工业中的应用[J]，石油化工设备，2009，38（3）：78～80.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10

（一）实现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以电解铝生产为例，我国目前年产电解铝产量约1300万吨，全年仅电解铝生产一项就需耗电约1950亿度，约合300兆瓦发电机组74年的发电量。如果通过加强管理、改进设计、引入先进技术节电1%，全年电解铝生产就将节电19.5亿度，依火力发电1亿度约需消耗3.39万吨标准煤计，不仅可以节省约66.11万吨标准煤，而且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8.5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5.3万吨。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管理创新 从工业企业内、外部两个方面，并依据强制性、市场性、自愿性环境管制以及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工业企业实现低碳生产的机制和途径，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三）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有利于我国低碳经济体系形成 基于“持续改进”以及“动态平衡”的思想，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的全过程探索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现途径，有助于推广节能技术，并通过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与低碳技术，促进我国低碳工业、低碳农业、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等低碳经济体系的形成。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特征与实现途径

与大量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以高能耗、高碳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高碳生产”相比，低能耗、低碳排放、低污染应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基本特征。

（一）低能耗 工业生产中的能耗包括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两部分。前者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煤、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消耗和电、煤气、蒸汽等二次能源消耗；后者是指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设备、厂房等在其取得或建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两者之和称为全能耗。产品生产的全能耗示意图如图1所示。

在全面研究能源消耗、实现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问题时，应同时考虑直接能耗与间接能耗，既要千方百计降低单位产品或单位产值的直接能耗，又要千方百计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充分发挥设备、厂房的作用，使单位产品或单位产值的间接能耗最低。低能耗既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又是工业企业实现低碳生产的前提条件。

（二）低碳排放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低碳排放，即努力降低或减少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必须是低碳排放的生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低碳生产，也就失去了低碳生产的意义。低碳排放可以分为“相对低碳排放和绝对低碳排放两个方面”。前者基于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成本效益原则而言，如果生产过程中单位碳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利益的相对增加，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幅度低于生产产出（可以一定时期的生产总值或销售收入表示）的增长幅度，则可称为相对低碳排放；后者则强调一定时期内一个企业碳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然而，即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实现了相对低碳排放，由于过度追求生产发展，碳排放总量依然可能大幅度增加，从而无法遏制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因此，低碳排放不应仅是相对低碳排放，而应以整个国际社会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为目标，在相对低碳排放基础上实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绝对低碳排放是低碳生产的基本特征。

（三）低污染 “在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超过三分之二来自能源使用和工艺排放，其中约有36%来自工业；而在工业生产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中，钢铁、水泥、塑料、纸和铝等5种主要原料的生产排放占到了56%以上。”实现工业企业的低碳生产，即通过不断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会使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危害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得到明显抑制。

然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论是降低能耗、还是减少碳排放，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做到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改进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是持续不断地降低全能耗以及碳排放的改进过程。因此，应该基于“持续改进”以及“动态平衡”的思想，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探索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现途径，具体包括：减少碳源排放；提高机器、设备的能源效率；减少浪费，主要指减少机器、设备的闲置时间、等候时间及排队时间，杜绝或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等；有效利用人、财、物各种资源，包括原材料的有效利用、减少排队及等候时间、生产优先等。

三、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综合成本效益是指为实现低碳生产而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与取得的各项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工业企业实施低碳生产的综合成果的体现，包括经济效益（主要指财务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指资源、环境效益）两个方面，并且可以从企业内、外部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一）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经济（或财务）效益分析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经济（或财务）效益分析主要指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低碳生产成本与收入的比较分析，通过计算为组织实施低碳生产而发生的费用增加或节约额以及资源有效利用而增加的收入额进行经济效益或财务效益分析，其结果表现为企业会计利润的增加或减少。

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实现低碳生产的财务成本包括：为组织实施低碳生产而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以Cj表示；低碳技术研发费用，以C d表示；采用低碳生产新工艺、新技术而发生的设备购置或改进成本，以C p表示；低碳运行费用，以Cr表示等。

内部财务成本C为：C=Cj+Cd+C p+Cr。

工业企业内部微观层面实现低碳生产的财务效益或收益包括：由于水、电、汽等各种能源节约而降低的费用，以Re表示；由于减少机器、设备的闲置、等候时间及排队时间而节约的费用，以Rg表示；由于有效利用人、财、物各种资源而节约的费用，以Rm表示；由于废弃物回收、重复利用而增加的收入，以Rw表示等。

同理，内部财务效益R表示为：R=Re+Rg+Rm+Rw。

则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经济（或财务）效益ΔP=R-C。

对于通过改进工艺、采用新技术、使用新设备以及合理组织生产等方式实现的低碳生产而言，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财务成本与收益容易区分、便于计算分析。例如，在电解铝生产中，通过运用新型生产技术、加强综合管理水平延长电解槽的使用寿命就可以大幅降低电解槽大修费用。对于拥有172台的306kA大型预焙铝电解槽、年产14万吨铝锭的电解铝厂而言，每次、每台槽的大修理费用大约100万元，未改进前槽生产寿命为1000个槽昼夜左右，在技术改造将其使用寿命延长至2000个槽昼夜的情况下，则每一年内可节省的修理费用为：（365/1000-365/2000）×100×172=3139（万元），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逐项计算，即可得出企业一定时期内实现低碳生产取得的经济效益。

对于实施低碳设计、低碳施工、低碳生产的新建企业来说，其成本效益或经济效益分析则可以通过不同模式下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对比来进行。

（二）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社会效益分析 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社会效益是指实现工业企业低碳生产对社会所作出的综合贡献，是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外部效应，主要包括：各种能源、资源消耗量的减少从而节约社会资源；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低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在当前能源、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两者都体现为正外部性而使外部社会成本降低。

（1）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节能、降耗情况分析。工业企业通过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而使能源、资源节约的分析可以采用技术分析法、线性规划法等从多方面进行。以电解铝生产为例，按照当前铝行业普遍采用的冰晶石-氧化铝熔融盐电解法，其能源消耗主要取决于平均槽电压（V平均）电流效率（CE），电解生成1千克原铝所耗费的电能计算公式为：

式中，A表示生产作业系统中一整套机器（1，2，....φ）， 代表机器的最大编号；B表示一整套产品（1，2，...，N），N代表产品类型的数量； E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所使用的能源系数；δ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所使用的剂系数；C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消耗电能系数；Sij表示在j机器生产i产品的完工时间：Pj表示在j机器完工产品需求量；L表示生产设备每加工周期所需剂；E表示生产设备每加工周期所耗电能。

（2）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碳减排情况分析。工业企业可以通过绘制生产流程图、划定系统边界、确定优先顺序以及数据整理等步骤，构建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低碳排放计量模型，对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准确地测定与计量，它是加强碳排放限额管理和控制、实现碳减排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工业企业的碳减排情况分析主要有情景分析和蒙特卡洛分析。前者也称最大最小值测试，用以测算参数发生最好和最差情景时的碳排放水平，计量思路及过程较为简单。后者可通过附有该分析的软件包或专业的寿命周期分析（LCA）包来完成，通过确定并输入每项参数的概率密度、分布类型（如正态或对数正态）、具有可信度的输入值上限/下限以及相关系数等，经过多次重复的计算过程，可以得出不同生产状况下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全面了解工业企业低碳生产的碳减排情况。

以年产14万吨的我国某电解铝厂生产情况为例，参照情景分析方法，并将电流效率（CE）统一取值94%，开工效率按照全年不间断运转（即开工效率为100%）计，采用直流预焙槽，综参考文献：

[1]王君：《中国微小企业融资进展与前景》，《银行家》2007年第10期。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11

1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由于受制于能源结构、资金技术等,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着一些障碍:一是现阶段中国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很难迅速改变。实施低碳经济需要比较长的周期;二是需要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需要技术的创新、技术进步和突破,才能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三是高排放的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尽管通过优化结构和节能能够相应地减少碳的排放,但是总体低碳仍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因此,对于现在国内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热炒作和许多省(区)和城市提出建立低碳省(区)、低碳城市的构想,专家提出要防止“新瓶装旧酒”,避免“赶时髦、贴标签”等现象的出现。

目前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试点和讨论大都集中在工业特别是能源领域,而最有潜力的林业(增汇固碳)却被忽略了。面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各种障碍和专家的告诫,根据中国的现实,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功能与作用,应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内容。通过林业措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成本低、综合效益好,而且不会像有些所谓的低碳工业项目,在设备生产过程中又会造成新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林业措施是安全的,可以真正实现吸碳和减排,因此林业措施是促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证人类福祉的“低碳”选择,而不是“低碳假标签”。因此,积极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提出的“实施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增强碳汇能力。继续推进植树造林,积极发展碳汇林业,增强森林碳汇功能”是发展低碳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2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目前,许多地方在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划中,考虑最多的是工业部门,如果考虑林业,也只是把增加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纳入其中。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低碳经济中大有作为。林业纳入低碳经济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促进碳吸收和固碳;保护森林控制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减少林地的征占用,减少碳排放;大力发展经济林特别是木本粮油包括生物质能源林;森林作为生态游憩资源,为人们提供了低碳的休闲娱乐场所;使用木质林产品、延长其使用寿命,可固定大量二氧化碳;保护湿地和林地土壤,减少碳排放。此外,森林固碳具有工业减排不可比拟的低成本优势,能够增加绿色就业、促进新农村建设等,还有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等适应气候变化的功能。

3建议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独特作用已得到公认,增加森林面积和提高森林覆盖率及森林蓄积量,是控制温室气体减排重要因素之一。面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能耗高、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现实,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3.1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全面推进生态建设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加大生态建设投入。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及长江和沿海防护林体系、防沙治沙、湿地及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商品林基地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制定和实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油茶等木本粮油等林业重点工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实行木材加工产品“下乡”补贴试点,推动低碳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在增加森林面积的同时,增加森林碳汇。

3.2启动实施森林经营工程

目前,我国大多数森林属于生物量密度较低的人工林和次生林,森林蓄积很低,这是增加森林碳汇的最大潜力之所在。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将森林经营作为我国林业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既符合国际林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也是中国未来气候谈判增汇减排的重要筹码。因此,应尽快启动《全国森林经营工程》,同时应积极发展农林复合经营,提高森林蓄积量,增加森林碳汇。

3.3开展碳汇造林试点及计量监测

在现有造林规划的基础上,开展碳汇造林试点。碳汇造林即在设定了基线的土地上,对造林和森林经营以及林木生长的全过程都进行碳汇计量和监测的营造林活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营造林模式。建立与“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相匹配的碳汇计量监测技术体系,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增汇固碳和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开展“三可”奠定基础。

3.4加大科学研究,提供科技支撑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12

基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特定税种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成本、产量、价格、利润等一系列环节的分析来展开的，其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看待。

(一)碳税对经济总体的影响

1.短期内增加经营成本短期效应一般指的是直接影响。由于碳税主要是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根据所含碳量的比例进行征税，因而它对经济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具体来讲，开征碳税就是用征税的手段人为提高了资源的价格，使用资源变得更加昂贵，当商品价格不变即税负不能转嫁的情况下，势必会加重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带来利润的下降以及企业的减产。某个企业是这样，由此推及整个行业，乃至国民经济也是如此。另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碳税通常会增加产业成本，降低相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因而对投资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我国，征收碳税会使一些外资企业，尤其是某些高耗能企业撤回投资，进而寻找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进行投资，从而造成了外资的减少。究其实质，征收碳税就是对国民收入的一次重新分配，从理论上讲，势必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2.长期将提高生产效率尽管从短期来讲，征收碳税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经济增长等都会造成抑制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生产技术和效率的改进提高，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掉增加能源成本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是有利于鼓励企业探索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工艺，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二是有利于推进能源、资源领域以及财税体制的改革，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清洁能源开发，以及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三是还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环境质量和生产效率。

(二)中国环境经济的CGE模型(AMOSENVI)

1.模型的一般属性特征AMOSENVI模型是一个涉及能源经济以及环境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某一个国家在进行产品生产时，通常会投入人力、资本等。这些投入就会涉及到国家的内部与外部机构。通常而言，国家的内部机构主要包括企业、家庭以及政府行政部门。而外部机构的范围就相对广泛了很多，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本国内部除了三大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较弱，那么他就不会影响到国际价格和区域内部的市场，这时候的外部机构就成为了外生性因素。该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对近期状况进行预测，也能够对远期进行预测。缺点是该模型比较单一，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模型，无法从中获取外生性溢出效应。

2.模型视角下的生产结构生产的结构模型由多层次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构成。生产总值的总输出由附加值与中间投入构成，附加值由资本和劳动力构成，中间投入分为能源投入与非能源投入，而后会将能源投入或者是非能源投入分为石油、天然气、电力等。最终，我们会将这些能源分为高碳能源与低碳能源，区分这些能源的标准就是每单位能源所产生碳排放的高低程度。中间投入的获取途径有内部方式与外部方式，分别是当地采购或从他国进口。运用CES函数可以实现区域生产的货物与国外进口的货物的联系。总之，自主生产或者是进口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成本最小化。

3.消费者效用与投资效用用效用函数来表述消费者一生的最大化效用消费如下，其中Ct指的是t时期的消费量，β指的是时间偏好的恒定速率，λ指的是边际效用弹性。居民在消费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情况不能超过家庭总财富的总预算。

三、碳税政策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思路

文章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并通过整理获得。基于上述经济模型的相关分析，我们首先分析碳税政策的制定对经济的影响，其中涉及到11个变量，分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就业总量、名义工资总额、税后实际工资、资产重置成本、劳动力供给、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所得税税率，分别测算了变量值在不同的碳税使用路径下的变化。其次，我们通过运用敏感性分析，测度出能源生产结构弹性的替代值。

(二)碳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假设研究的基期水平确定在2005年，2020年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个百分点。定义基期为2010年，2020年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35%左右。碳税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100元。税收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其用途也较为广泛。我们也假设了两种税收的使用方式，首先是将征得的碳税归政府所有，用于扩大财政支出，即财政用途;第二种方式就是用碳税收入来减少企业的所得税，即减税用途。并且我们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来探讨，碳税对经济体的影响，结果见表1。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碳税制度的建立对于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碳税收取的用途方式不同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讲，碳税制度建立之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得到了大幅度下降，生产总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碳税收入用于财政支出，能够更好地帮助财政体制，提高国家的财富;碳税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方面，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解决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能够促进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具体而言，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100元做财政用途，预期到2020年，短期内会使得失业率上升2．42个百分点，但从长期看几乎没有影响，就业量会缩减。刨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居民的税后实际工资将会增加近4个百分点。不论长期或者短期，家庭消费大约缩减2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将会大幅度提升。如果将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100元做减税用途，短期内失业率会下降1．96个百分点，但是长期几乎没有影响，就业量会增加。居民的家庭消费短期内会增加6.77个百分点，长期内会增加8.15个百分点。

(三)碳税政策对能源的影响分析

企业都是寻求利益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增加了碳税制度，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企业必然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量不同，必定会对能源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采用了敏感性分析来分析能源使用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企业经济利润造成的影响。通过敏感性分析，给出了能源生产结构弹性的替代值。能源与非能源、石油与非石油、风能和潮汐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能源生产结构弹性替代值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只有电力与非电力的弹性替代值发生变化，而且其结构弹性替代值下降很大，由默认值的1变为0．6。这表明，基于当前我国大部分电力来源于燃烧煤碳的火电厂的基本国情，碳税制度的建立对于电力能源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即减少化石能源，降低碳排放还有很大的空间。当然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也会通过适当调整能源利用结构，从而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四、碳税制度的路径选择

(一)坚持制约与激励相结合

碳税作为一项复杂系统的制度设计，不应当是单方面的制约或控制，理应是制约和激励两方面的互动。所谓制约，就是通过对化石能源以及以化石能源为原材料的产品征税，限制“三高”产业的发展;所谓激励，就是通过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等多重手段，激励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二)采取差别税率

由于我国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能源、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差异，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采取统一税率的方式，应当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目标，实行多级税率。在征收初期实行低税率，然后分时间段逐级累进，这样可以给企业充分的时间加以应对。另外，针对差异税率可能带来的逃税行为，还要采取方法加以防范和规避。

(三)保持税收中性原则

与其他税种一样，碳税的征收不应当改变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它更应当是一场深刻的税制改革，也就是在开征碳税的同时，还应尽可能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并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以减轻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最终实现税收中性的原则。另外，碳税收入还应对有志于低碳技术研发企业进行补贴，从而不断缩小因征收碳税而扩大的贫富差距。

(四)实施税制优惠政策

征收碳税并不意味着单方面的索取，还应注重给予必要的优惠或补贴。一是依据国际的通行做法，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实行较低税率，这样做有利于保持基础原材料价格的稳定，防止发生通货膨胀;二是对于碳排放量不超过政府统一标准，或采取先进技术保证排放量逐年下降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三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低收入者或贫困群体，应当给予财政补贴。

减少碳排放的途径篇13

收稿日期： 2011-01-13

作者简介： 卞家涛（1983－），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能源金融、 金融机构管理。

余珊萍（1949－）， 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金融机构管理。

一、 引 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 碳减排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其中， 全球碳减排方案（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由于关系到各国的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2排放大国， 今后的长期排放数量及排放路径被全球广泛关注， 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日俱增， 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因此， 对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文献梳理， 以厘清研究脉络和进展、 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对于公平的确立“后京都时代”的全球碳减排格局， 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 高效实施节能减排、 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二、 全球碳减排方案述评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危害， 减少碳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但由于涉及经济代价、 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一个覆盖世界各国的碳减排方案始终没有达成， 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界定或分配各国的碳排放权”， 对此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一）主要国际组织、 国外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曾静静、 曲建升和张志强（2009）通过研究主要国际组织、 国家、 研究机构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情景方案后， 得出：温度升高的控制目标总体以2℃为主， 即到21世纪末， 将大气温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前2℃的范围内； 一般都倾向于在2050年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10-6～550×10-6 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内， 但各个方案中有关具体的减排责任分配、 减排措施和减排量分歧仍然较大。［1］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提出《公约》中的40个附件Ⅰ国家， 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40%， 到2050年则要减排80%-95%；对非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拉美、 中东、 东亚以及“亚洲中央计划国家”， 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减排（可理解为大幅度放慢CO2排放的增长速率， 但排放总量还可增加）， 到2050年所有非附件Ⅰ国家都要在BAU水平上大幅减排。 ［2］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提出全球CO2排放在2020年达到峰值， 205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 发达国家应在2012―2015年达到峰值， 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 到2050年则减排80%；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达到峰值， 到2050年则要比1990年减排20%。［3］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08）提出以2000年为基准年， 2030年全球应减排3%， 其中OECD国家减排18%， 金砖四国排放可增加13%， 其他国家增长7%；到2050年全球减排41%， 其中OECD国家减排55%， 金砖四国减排34%， 其他国家减排25%。［4］GCI（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2004）提出了“紧缩趋同”方案, 设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逐步向人均排放目标趋同，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下降， 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上升， 到目标年都趋同于统一的目标值， 实现全球人均排放量相等。［5］Stern（2008）提出到2050年，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应该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0%， 即2050年排放量应该减少为每年不到20 Gt CO2e， 以后进一步降到每年不到10 GtCO2e。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应该控制在2tCO2e左右， 发达国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到2050年至少减排80%；多数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应该承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6］Srensen（2008）提出在2100年比2000年升温1.5℃目标下， 对2000－2100 年期间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空间直接作了分配， 同时为各国匹配了明确的年人均排放额度。根据“人均未来趋同”（即当前排放高者逐渐减排， 低者可逐渐增高）的分配原则， 到2100年左右时， 达到不同国家人均排放相同。［7］Browne和 Butler（2007）提出创建一个国际碳基金组织（ICF）来解决减排问题。ICF的首要任务是设定减排量， 将碳浓度保持在参与国一致同意的上限水平之下， 然后通过政治磋商来分配减排目标比例， 以反映目前人均收入和排放水平的变化。［8］（二）国内学者关于上述方案的评价

丁仲礼、 段晓男、 葛全胜等（2009）认为IPCC、 UNDP和OECD等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 倍的事实， 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以上的人均未来排放权， 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并指出IPCC 等方案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因此没有资格作为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参考。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从确定全球及各国减排比例出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的做法， 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 并最终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 认为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 从分配排放权出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 最符合公平正义原则。［9］潘家华、 陈迎（2009）认为GCI提出的“紧缩趋同”方案， 从公平角度看, 默认了历史、 现实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趋同过程中的不公平， 对仍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构成严重制约。［10］吴静、 王铮（2009）采用MICES系统对Stern方案进行模拟， 得出Stern方案虽然能明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 但不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均排放的角度来看， 均牺牲了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世界上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认为Srensen方案的设置较为激进， 在实施上存在技术困难。［11］黄卫平、 宋晓恒（2010）对Browne & Butler提出创建ICF的提议给予了肯定， 但认为ICF必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 实行一国一票制（基金以消费基数形成认缴义务）， 并主张ICF初始资金的认缴必须考虑历史因素， 不能根据各国的经济规模来确定， 即初始资金发达国家承担50%， 剩下的50%再由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消费基数认缴。［1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发现： 在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方面， 有些缺乏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 有些则充满实用主义和主观价值判断。这些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13］（三）中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陈文颖、 吴宗鑫和何建坤（2005）提出了“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法：一个趋同是 2100 年各国的人均排放趋同（或不高于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 另一个趋同是1990 年到趋同年（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趋同。趋同的1990－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以及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将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不同的水平这一目标来确定。并认为：在这种分配模式下， 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发展空间， 其人均排放在某一时期将超过发达国家从而将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14］丁仲礼、 段晓男、 葛全胜等（2009b）根据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 通过计算各国的排放配额和剩余的排放空间， 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 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 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 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国家。［15］樊刚、 苏铭和曹静（2010）基于长期的、 动态的视角， 提出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 并根据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关系， 通过计算两个情景下1950－2005年世界各国累积消费排放量， 发现中国约有14%－33%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别国消费所致， 建议以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16］潘家华、 陈迎（2009）设计了一个同时考虑了公平和可持续性的碳预算方案， 即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 设为刚性约束， 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 满足基本需求， 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碳预算方案涉及初始分配、 调整、 转移支付、 市场、 资金机制， 以及报告、 核查和遵约机制等， 建立了一个满足全球长期目标、 公平体现各国差异的人均累积排放权标准。［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假定T0代表工业革命时期， T1代表当前， T2代表未来某一时点（如2050年）。首先， 根据目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总的累计留存量以及人均相等的原则， 界定T0―T1期间各国的排放权。各国排放权与实际排放之差， 即为其排放账户余额， 从而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并将超排国家模糊不清的“历史责任”明确转化为其国家排放账户的赤字， 欠排国家的排放账户余额则表现为排放盈余。其次， 科学设定T1―T2 期间未来全球排放总额度， 并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分配各国排放权。每个国家在T1―T2期间新分配的排放额度， 加上T0―T1期间的排放账户余额， 即为该国到T2时点时的总排放额度。方案既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的优点， 又克服了其覆盖范围小、 发展中国家缺乏激励， 以及减排效果差等缺点。是一个具有理论依据且能很好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后京都时代”公平减排方案。［13］通过对碳减排方案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的分配原则。在此原则上形成的方案， 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减排方案相比， 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具有公平性、 正义性、 合理性。

在今后的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中， 我们可以将我国学者提出的方案作为谈判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同时， 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使国外相关主体能够逐步了解、 认同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以便在“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分配中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三、 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作为CO2排放大国， 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 深入剖析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 积极寻找减排途径与对策， 既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 又是高效实施节能减排、 加速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与碳减排对策

王锋、 吴丽华和杨超（2010）研究发现： 1995－2007年间， 中国CO2排放量年均增长12.4%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GDP、 交通工具数量、 人口总量、 经济结构、 家庭平均年收入， 其平均贡献分别为15.82%、 4.93%、 1.28%、 1.14%和1.11%， 负向驱动因素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 交通工具平均运输线路长度、 居民生活能源强度， 其平均贡献分别为－8.12%、 －3.29%和－1.42%， 提出通过降低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来实现碳减排。［17］

王群伟、 周鹏和周德群（2010）对我国28个省区市1996－2007年CO2的排放情况、 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CO2排放绩效主要因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 平均改善率为3.25%， 累计改善为40.86%；在区域层面， CO2排放绩效有所差异， 东部最高， 东北和中部稍低， 西部较为落后， 但差异性有下降趋势， CO2排放绩效存在收敛性； 全国范围内，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能源强度和所有制结构则抑制了CO2排放绩效的进一步提高。作者建议： 既要注重科技创新， 又要大力加强管理创新、 制度创新和提高人员素质， 以更有效地控制CO2排放； 针对区域CO2排放绩效的差异性， 可加强节能减排技术、 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交流和扩散； 把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和降低能耗结合起来， 并考虑所有制的变动， 以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作为改善CO2排放绩效的重要举措。［18］陈劭锋、 刘扬、 邹秀萍等（2010）通过IPAT方程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 在技术进步驱动下， CO2排放随着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 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 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依据该规律将碳排放演化过程划分为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 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 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等四个阶段， 发现在不同演化阶段下， 碳排放的主导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 依次为： 碳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 经济增长驱动、 碳减排技术进步驱动、 碳减排技术进步将占绝对主导。并指出： 碳排放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不能脱离基本发展阶段， 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由于发展阶段不同、 起点和基础不同， 发达国家应以人均和总量减排指标为重点， 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减排行动则应以提高碳生产率或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导向。提出中国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 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来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19］除了上述文献在研究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之后， 提出的针对性碳减排对策， 学者们又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一些碳减排的途径。

魏涛远、 格罗姆斯洛德（2002）研究发现： 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 但CO2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 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20］高鹏飞、 陈文颖（2002）研究也得出： 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1］不过， 王金南、 严刚、 姜克隽等（2009）认为征收碳税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 但对减缓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22］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系统应始终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工作， 要从强化金融机构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建立有效的信息机制、 对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能力配置给予市场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理顺价格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等角度入手， 运用金融市场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3］梁猛（2009）提出通过转变资金的使用方式， 将直接投资于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转变为项目的坏账准备；完善配套的运行机制、 建立二级市场； 发挥保理工具在节能减排融资方面的独特作用等途径来加强金融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24］彭江波、 郭琪（2010）认为金融具有的资金、 市场、 信用等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创造金融工具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创造流转交易市场、 改变微观主体资信等级等途径支持节能减排市场化工具的创新与应用， 从而助推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25］潘家华、 郑艳（2008）认为减排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利用； 充分利用各种市场机制： 进一步拓展CDM的范围和规模， 发挥其在引进国外资金、 技术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设立一种作为个人消费性排放标准的碳预算， 对于超过标准的碳排放征收累进的碳税， 对于低于碳预算的消费者进行适当补贴， 从而约束奢侈浪费性碳排放；在积极自主研发的同时， 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成本较低、 更具适用性的一些成熟技术推动减排。［26］陈晓进（2006）提出： 在近期， 通过节能降耗， 尤其是大幅降低建筑能耗和提高工业用能的效率， 能有效地减少CO2排放； 在中期， 发展和利用CO2捕集和封存技术， 是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最佳途径之一； 在远期， 调整能源结构， 用低碳燃料或者无碳能源替代煤炭， 是减少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途经。［27］（二）碳减排与中国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和工业增长

林伯强、 蒋竺均（2009）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得出， 中国CO2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 即2020年。但实证预测表明， 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 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后发现， 除了人均收入外，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都对CO2排放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工业能源强度。提出降低中国CO2排放增长的关键是，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强度， 建立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 引导能源的合理消费和提高效率。［28］林伯强、 姚昕和刘希颖（2010）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满足能源需求的角度， 将CO2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通过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 并通过CGE模型对能源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城市化进程以及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 决定了中国目前重工化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所以， 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 应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径来节能减排。［29］张友国（2010）研究得出： 1987年至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的GDP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6.02%。指出：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投资政策、 贸易政策等政策措施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并降低碳排放强度。建议进一步加大投入， 通过引进、 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 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整个生产部门的能源利用技术。［30］张雷、 黄园淅、 李艳梅等（2010）研究发现： 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始终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部地区碳排放在全国的比重表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 西部地区比重虽较小， 但基本保持着上升趋势。通过分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发现： 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基本空间格局， 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成熟， 其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速越减缓； 缓慢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导致难以降低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原因。提出： 积极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的演进速率； 推行现代能源矿种的资源国际化进程， 最大限度地改善地区、 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次能源供应结构； 加大对非常规一次能源开发利用的研发力度。［31］陈诗一（2009）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作为与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列的投入要素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生产率， 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研究发现，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 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 甚至为负。指出为了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完全可持续发展， 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32］陈诗一（2010）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从2009－2049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了模拟， 认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 通过均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 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在2039年达到最高峰， 其后继续均匀减排至2049年的－1%的减排率”是通向中国未来双赢发展的最优节能减排路径。在此路径下， 节能减排尽管在初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但从长期来看， 不仅会实现提高环境质量的既定目标， 而且能够同时提高产出和生产率， 最终实现中国工业未来40年的双赢发展。［33］通过对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启示我们： 在制定我国碳减排目标时， 需要综合考虑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能源利用效率、 技术水平、 发展阶段、 地区发展等具体因素， 从战略高度系统性地实施碳减排行动，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努力实现保护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四、 展望与结语

综上所述， 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碳减排面临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加强定量估算以增强全球碳减排方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的研究； （2）以人民币为碳交易结算货币， 争取碳定价权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的研究； （3）碳减排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 （4）碳减排与碳政治的关系研究。

何建坤、 陈文颖、 滕飞等（2009）为我国当前碳减排行动指明了方向， 即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在对外要努力争取合理排放空间的同时， 对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 减缓碳排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 统一认识， 提前部署。推进技术创新， 发展低碳能源技术， 提高能源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消费方式， 走低碳发展的道路， 是我国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的根本途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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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Forecas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IAN Jia-tao, YU Sh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