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实用13篇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1

牢牢筑基于中国国情和国家发展实践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可以说是在切实把握国家总体建设的规模化成就与阶段性发展目标变迁基础上得以创设，并依据我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依靠可靠的科学范式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初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政策体系，并在政策体系基础上形成了战略性实施框架，继而通过政策实施对贫困治理实践产生了巨大指导作用，达到了切实的、规模化的、历史性的减贫成就。因此，这些被验证的扶贫模式以其科学的指导力和强大的解释力，构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价值导向，也构成了中国减贫事业的宗旨。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总书记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指明了“民生工程”与扶贫工作的关系，从而准确把脉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价值导向，也就是我国减贫事业的宗旨：落实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基本国情出发，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致力于减贫脱贫，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2016年10月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掷地有声地阐明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人民性、民本性。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曲折但持续不懈向贫困宣战，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单纯从国家行为讨论，中国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签署确认国家，无疑也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为突出的国家，也是完成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的减贫成就一方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切实彰显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民生导向和民意关切。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以勇毅笃行的政治担当，以排除万难的坚定勇气，以落实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为核心问题，着眼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断满足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望。道路的创设和举措的实施，真正使得中国扶贫开发理论有了确定的价值导向，也因此创造了中国的减贫奇迹，创造了中国脱贫攻坚的辉煌成就。

二、严挺核心要素：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基准体系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是对我国扶贫体制机制及政策体系的系统概括，但要使得理论具有确定的话语主张，特别是在国际减贫事业层面。那么，对理论的阐释就不仅仅是导向性的提法，而是需要解析其核心要素，并将之构造为可以具体理解的确定要素体系。从理论上讲，这些核心构成要素使得扶贫开发的各类关涉行为有了实践导向，并使得扶贫开发的举措方略成为互相关联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正是这些核心要素影响着我国扶贫开发的决策导向和施策效能，并最终成就了我国的减贫奇迹。因此这些核心要素构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基准体系，对这一基准体系的界定有三个要点：一是核心构成要素属于中国扶贫开发理论的根本内容；二是核心构成要素不仅彼此关联而且决定施策导向；三是核心构成要素从根本上规范我国扶贫开发的政策行为。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党中央首次将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施扶贫开发工作的起点定位于新中国成立之时，从而切实建构了中国国家减贫事业的历史渊源表述；同时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总书记针对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部署强调，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基准体系要求，这种要求是切实建立在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科学定位，也是对中国脱贫攻坚战所面对的时代主题的精准判断。因此，这些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必须严挺在前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是以坚持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为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扶贫工作事关民众切身利益，也事关在基层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使广大人民更公平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多次明确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艰巨任务。因此脱贫攻坚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事，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只有坚持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制定扶贫开发大政方针方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最终胜利。

第二是以坚持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必须着眼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导向，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包含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党始终认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扶贫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也就是坚持了全面促进贫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落实，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切实践行，坚持了完整兑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坚持了力求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消除绝对贫困的共同美好愿望。

第三是坚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引领目标。我们党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在十以后将之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高度，体现了党对脱贫攻坚的特殊重视，因此在理论完善方面必须良好把握脱贫攻坚总体目标与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引领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而引领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中的具体体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彻底解决贫困问题，高瞻远瞩地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因此，将坚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构造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引领目标正是丰富理论的切实之举。

第四是以坚持加快发展经济为带动力量。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部署脱贫工作，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优良传统。从”三西”专项扶贫计划到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我国扶贫事业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阶段性切实部署和长效科学发展，创新扶贫工作的体制机制，务实求真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效保障。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以坚持加快发展经济为带动力量，有利于体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在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方面的动力解释，有利于凸显理论在促进减贫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权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统筹兼顾、有机联动和协调发展的特殊意义。

第五是以坚持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以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鼓励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倡导协作扶贫和内源产业扶贫相联动、实施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确保自力更生与政府扶持相衔接，使得我国脱贫攻坚战持续拓宽了前行道路。因此政府主导主要是擎旗引导、组织动员、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平等参与；开发扶贫关键在于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造就脱贫的内源动力。正是坚持了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为根本途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方才取得规模成就。因此，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正是因为将政府主导的开发扶贫宣示为根本途径，才有效涵养了中国扶贫的模式化经验，也使得这些经验被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所吸收借鉴。

三、立足基本国情：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实践基础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2

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我国减少贫困人口的速度明显趋缓。20世纪80年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90年代年均减少620万，进入2l世纪年均减少只有150万。于是，对如何解决剩下的2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问题，有关讨论提出了多种解决办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已不适应新阶段的扶贫形势，扶贫应以救济救助为主。目前农村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只要国家财政给每个贫困人口提供1000元生活保障，也就是每年拿出200多亿元，农村的贫困问题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农村贫困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简单地用低保的方式解决现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否定开发式扶贫方针，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农村目前贫困问题的实际，也不符合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基本方针，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笔者在同意后一种观点的同时认为：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表明，开发式扶贫方针是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坚持。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完善与拓展。

一、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必然性

回顾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根据推动减贫的主要手段，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我国基本采取传统的社会救济扶贫方针，政府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和制度变革实现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平均化，总体上避免了贫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大规模减缓贫困，这一阶段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逐步形成了我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即开发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是对过去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经多年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2001年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指出，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据此，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农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国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赈资金，鼓励、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3)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重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促进增产增收；(4)开展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5)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后劲。

从国内外实践看，二十多年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扶贫方针的正确性。现阶段乃至一个更长的时期，我国扶贫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

首先，开发式扶贫符合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构成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农村2000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只有7％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救济救助的。而93％是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开发式扶贫脱贫致富的。同时，这2000多万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其中87％在l亿多人的群体中波动出现。国务院扶贫办通过建档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贫工作对象的总量为10698．9万人。只有逐步提高这1亿多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才有可能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其次，开发式扶贫不仅是为了解决贫困农户的温饱问题，而且是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救济救助为主，显然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而且，过于强调以救济救助为主，不利于贫困人群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3

一、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现状

根据我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民族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文化环境、健康卫生医疗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民族地区贫困呈现出的三个明显特征不容忽视：

第一，我国贫困人群向民族地区集中，呈现大范围和群体贫困化现象，贫困程度深。2010年底，按照1274元贫困线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有2688万，其中，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达到1481万人。2006—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分别为44.5%、52.2%、52.5%、54.3%和55.1%，呈逐年上升趋势。在60个国家重点扶贫边境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扶贫县有54个，占90%。

第二，贫困率高。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尽管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但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相比，远远高出全国同期水平。2006至2010年，民族贫困地区贫困率分别为18.9%、18.6%、17.6%、16.4%和12.2%，高出全国水平12.9、14、13.4、12.6和9.4个百分点。

第三，返贫率高。2010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因灾因病返贫人群为226.4万人，返贫率为15.3%，比2009年上升了1.2%。一些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目前有1870.8万人存在饮水困难，缺乏基本生存条件需要异地搬迁的人达71.4万人。

针对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地理约束、资源约束、文化约束、能力约束、资金约束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索。20世纪50年代，空间经济学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存在相关性，是地理因素导致了空间贫困陷阱。例如，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贫困县位于国界、省界和陆界的三界地区，贫困连片集中。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部级贫困县的案例研究发现，这些地区资源尤其是水资源极度贫乏、自然环境恶劣，教育落后导致了贫困（尚明瑞2011，欧阳玲等2012，朱金鹤等2011）。鲁建彪（2011）、徐贵恒（2012）独辟其径，从文化角度对民族地区贫困进行了诠释，文章认为我国扶贫政策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对民族地区文化贫困的内生性没有正确的认识。而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成为一种自我复制的固有力量，因此贫困存在一种自愿性倾向。印度经济学家森从能力不足重新定义贫困，认为贫困是由于贫困人群获取收入的能力被剥夺，因而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构建了反贫困的发展理论体系。森的理论对全球产生了重要影响，1997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从基本生存能力、健康生育能力和接受教育获取知识能力重新衡量贫困。

近年来，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多维贫困概念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例如，英国南岸大学发展研究部Taylor教授认为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公共产品缺失成为农村居民贫困的突出因素，在公共产品短缺背景下形成的新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要建立多维贫困指标对个人和家庭贫困进行核算。哈佛大学Perkins教授指出中国的投资和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差距，集中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都非常昂贵，按照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计算，贫困人口脱贫资金每年需要2180亿元。王海明认为多维贫困是福利不足或缺失造成的贫困，把社会包容、经济福利和个人发展分解为30个指标测算多维贫困，指出我国中前期要关注医疗卫生、加强多维贫困知识和文化传播。国家统计局关冰认为多维贫困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基本福利不足或基本权利缺失产生的贫困问题，即将传统的经济贫困（收入或消费贫困）扩展为涵盖了能力发展需求、社会公平机会等社会因素的贫困概念。在我国扶贫政策导向上，政府正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能够利用本土文化和传统社区组织，发挥他们在整个社区的决策和减贫中的作用。因此，对贫困定义的扩展隐含了政府扶贫政策目标的转向。

事实上，我国民族地区贫困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种资源约束合力产生的结果。如果遵循传统的减贫政策，外部冲击很难打破固有的贫困均衡。因此，要减少我国重中之重的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要确立多元化的政策目标。

二、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效应分析

1978年，我国实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政府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解决2.5亿人的温饱问题。分田到户的土地承包经营体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从1978年到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民族地区贫困作为我国减贫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享受到了体制改革带来的益处。

在1986年到1993年的大规模扶贫开发中，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扶贫行动。在这一阶段，国家重点扶持的331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141个，占42.6%，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贵州、云南、青海等十四个省区。针对贫困地区现状，1989年，国务院专门批转国家民委、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有关政策问题请示的通知》，对民族地区的扶贫进行部署，提出我国扶贫的主战场要放在民族地区，从资金、产业发展、减负等多个方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1994年到2000年我国扶贫的攻坚阶段，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扶贫开发行动纲领，我国确定了重点扶持的贫困县592个，其中257个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整个国定贫困扶贫县的43%。“八七计划”给予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政策重点倾斜和特殊照顾。根据2001年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从1994年到2000年，国家共向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投入的扶贫资金432.53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38.4%。其中，财政资金194.15亿元（含以工代赈资金127.22亿元），占全国的40%；信贷资金238.38亿元，占全国的37.8%。到2000年，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144万人。

在新世纪初期，我国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国家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并在上述四类地区确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过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对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聚居区投入各项扶持资金37.51亿元人民币，集中力量帮助这些民族脱贫。

在实践中，我国主要采取救济式扶贫、迁移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多种模式落实政府扶贫政策。从总体上看，1978年至2010年，我国长期扶贫政策效应比较明显。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大幅度减少。图1反映了我国2000年以来民族八省区贫困人数绝对数下降情况。但从相对的角度，民族地区贫困依然严重，与全国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

新阶段的贫困特征促使我们对现有的扶贫模式进行反思。救济式扶贫主要对遭遇自然灾害、疾病的贫困人群直接给予物质和经济帮助。这种扶贫模式可以在短期内脱贫，但不具可持续性，容易养成贫困救济文化，导致自愿贫困产生。

开发式扶贫试图通过产业化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增加贫困地区综合实力。在实践中，通过瞄准贫困县、贫困乡镇、贫困村、贫困农户，利用财政资金、小额信贷、以工代赈等方式结合项目与当地优势资源，推动各级政府与贫困户参与减贫。目的在于通过扶贫提高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能力。作为扶贫开发的主要途径，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遵循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理念，通过政府干预政策强制性减少贫困。但对这种模式的长期效应，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会给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带来好处，但政府的干预政策无法影响穷人的收入，反贫困政策的中心在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对我国贫困减缓效应分析，经济增长的弹性在逐步下降。罗楚亮的研究显示，在2002-200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不具有穷人收益性。根据国定贫困线和加权贫困距，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穷人受损的，不利于极端贫困人群的福利改善。李石新研究发现，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但收入差距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农业、非农就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对农村贫困减少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多种资本的约束，仅仅依赖资金投入扶贫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贫困人群边际收益逐步递减。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可以发现，我国民族扶贫县在开发式扶贫中更注重发展第二产业，但贫困人群并没有从第二产业发展中获益太多。根据贫困监测数据，在2002、2005和20i0年三个不同年份，民族八省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分别为38.9%、31.1%和21.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9.3%、35.2%和4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1.6%、33.7%和33.5%。而在民族八省区农民纯收入构成中，仍然以种植业收入和牧业收入构成的家庭经营收入为主，2010年，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为59.4%。克里斯藤森等（2010）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利用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内蒙和甘肃的农户脱贫过程分析认为，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直是农村地区扶贫工作的关键因素。而农村多样化并未对减贫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研究结论强调农村落后地区扶贫规模的扩大主要应在农业领域，地区文化和农业生态对扶贫具有重要影响。

民族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缺乏使现有扶贫模式受到挑战。从长期看，靠外部输血的开发式扶贫在多重资本约束条件下难以实现可持续减贫。本文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讨论民族地区多种资本约束下的扶贫路径。

三、多重资本约束：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把民族地区贫困诱因界定为三个方面，即生产资本约束、地理资本约束和社会资本约束。生产资本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人力资本等与生产相关的因素；地理资本包括：生态气候、环境、距离、基础设施等与空间相关的因素；社会资本包括：政治、教育、文化、宗教、社会保障、能力等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因素。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中，可以表述民族贫困地区受到不同资本约束下的生产可能性组合和消费组合。如果不存在交换，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用于消费，则可以运用预算约束讨论民族贫困地区居民的消费和福利。

如图2（a）所示。在不同的资本约束条件下，生产有各种可能性组合AB、A181、A1B和A282。根据经济学基本假定，生产可能性曲线离原点越远，表示一个社会越能生产更多的商品，则A282产出最高。假定A282为富裕地区的生产可能性组合，则AB、A181、A1B和A282的差距可以表示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生产状况。如果生产全部转换为消费，与生产可能性曲线AB、A181、A1B和A282对应的预算约束线分别为CD、C1D1、C1D和C2D2，不同的预算约束线，对应不同的消费者效用线，分别为U1、U2、U3、U4。在预算约束和效用线的切点处，实现消费均衡，均衡点分别为E1、E2、E3和E4。根据假定，效用线离原点越远，表示消费者越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则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最高。

那么，在多重资本约束状态下，民族地区的贫困均衡如何体现？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民族贫困地区受生产资本和地理资本约束，所有资源用来生产两种产品X和Y，则所有商品组合为生产可能性曲线AB。AB线对应的预算约束线为CD，消费者效用曲线U1，在E1达到均衡，假定消费组合为（X1，Y1）；同理，在社会资本约束条件下，生产可能性曲线为A181、消费效用曲线为U2，在E2点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消费组合为（X2，Y2）。但在既受到生产资本或地理资本的约束又受到社会资本约束时，两个约束同时存在下的生产可能性集为OAEOB1，消费集为四边形OCEOD1，此时消费者效用线为U0，在E0点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消费组合为（X0，Y0）。上述分析显示，在单一资源约束下，贫困地区生产和消费高于多种资本约束下的生产和消费。如图2（b）中的单一资源约束下的均衡点E1和E2处的生产和消费高于多重资源约束下的E0点处的生产和消费。E0成为多重资本约束下的强均衡点。

如何突破贫困均衡点？从理论上分析。可以通过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扩大地理资本和生产资本投入。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强调扩大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扶贫的重要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扩大农村基础实施建设，缩小与外界空间距离，生产资本投入与扶贫结合，生产资本或地理资本线从AB移动到A1B，经济增长突破了原来的贫困均衡点E0。消费者在新的预算约束线C1D与新的效用线U3处实现均衡，在新的均衡点为E，处，贫困人群消费效用提高、福利增加。

第二条路径：充分利用地理资本和生产资本，扩大社会资本投入。在实践中，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贫困人群公平教育的机会，从而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克服贫困文化的影响。社会资本扩大可以使A1B1移动到A1B，通过社会均等化突破原来的贫困均衡点E1，同样达到新的均衡点E3，贫困人群消费效用提高、福利增加。社会均等化扶贫路径会缩小贫富差距，为贫困地区后续经济增长积累人力资本。但这种方式需要较长的时间。

第三条路径：同时扩大生产资本、地理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在贫困地区的所有资本得到合理配置时，可以实现E0点向E3点的移动。在E3点，消费者福利水平得到提高，但与富裕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长期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E3点向E4点移动，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

在单一资本约束下，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相对容易实现贫困均衡的突破，但在民族地区多重资本约束条件下，仅仅从生产资本和地理资本投入实现扶贫可持续性会受到制约。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必须调整扶贫思维和扶贫模式，构建多维扶贫理念，根据民族地区贫困特征与农户意愿，通过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扶贫。

四、民族地区减贫对策

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看，我国已经具备了通过第三条路径解决民族地区大范围和集体贫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减贫规划，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行动。尤其是在2011-2020年扶贫刚要中，我国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关注连片特困地区，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些都为我国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2011年GDP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储备达到3万亿美元。这为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奠定了经济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向民族贫困地区更多地转移财政支付的能力，可以通过利用公共财政为民族地区贫困人群提供公共服务、减少贫困带来的冲击。在长期的扶贫活动中，我们已经积累了扶贫经验，政府、行业、社会、国际组织等各界力量达成了扶贫共识，为民族地区扶贫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我国民族地区生产资本、地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现状看。政府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进行了大量投资，自然村通路、通电、通电话、接收电视广播节目比例分别从2005年的75.5、93.5%、62.2%和82.2%提高到2010年的87%、97%、90%和94.4%，与全国差距很小。公共基础实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民族贫困地区与外界的空间距离，能够有效推动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外移。

因此，针对我国民族贫困地区扶贫短期效应、教育、文化和自我发展能力等与社会资本相关的投入不足、贫困人群的贫困文化和贫困心理薄弱等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把扶贫资金投资重点投向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和个人能力培养、社会保障等与社会资本相关领域，为民族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等公共产品，改善贫困人群的自愿贫困文化和心理依赖。同时，实施一个既符合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又符合民族地区资本特征和贫困人群意愿的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利用农业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4

但是，从以上数据中不难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慢，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曰不到100万人。与此同时，贫困地区与全国农村、贫困农民与全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从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与全国农村比较看:2001年重点扶持贫困县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指标分别相当于全国 1985, 1987, 1985年的水平，落后15年左右。从全国贫困农民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看：1992年，全国10%最低收入的农民“收入上限”是320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其2.45倍，2002年则扩大到3.95倍。

造成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明显减慢，扶贫工作难度加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因素、环境因素，也有贫困人口自身因素，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使得贫困地区近几年在低水平上循环运行，扶贫工作没有较大进展。在诸多原因中，由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容易导致返贫现象发生；扶贫资金缺乏有效监管，难以确保扶贫资金合理高效使用；扶贫评定制度的缺失和不公，抵消部分扶贫效果；扶贫工作的法制化建设与实际脱节，难以巩固扶贫成果等问题尤其突出。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希望有助于加快农村扶贫工作进展，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加强农田基本建设，防止返贫发生

农村出现返贫现象，多数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例如，2003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一年，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2002年增加80万。由于2003年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438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5.4%，其中成灾面积3251.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9%，绝收面积854.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30.3%，造成当年全国农村有1540万人返贫，占当年2900万贫困人口的53.3%。所以自然灾害严重是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增加80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农村贫困地区抗灾能力较弱也是造成返贫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农村扶贫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农田基本建设，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抵御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返贫发生，巩固来之不易的农村扶贫成果。

二、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近20年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安排的专项扶贫投入不断增加。2000年中央各项扶贫专项资金达到了248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30倍。我国政府安排的扶贫专项资金累计达到了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800多亿元（含以工代赈资金390多亿元），信贷扶贫资金880亿元。按照中央要求的配套比例（1996年以后为30%-50%），地方政府扶贫投入的力度也相应加大。这么多扶贫资金的投入使用，贫困地区是否做到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值得关注。

又根据国家审计署消息，2004年国家审计署审计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用于平衡预算4.28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经费等1.5亿元；扶贫贴息贷款投向不合理，主要投向交通、工业、电力、通讯等基础性和竞争性行业，而扶持农户的小额贷款逐年减少。根据上文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明显减慢，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却是逐年增加，也就是说，我国扶贫资金的投入使用，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在当前农村扶贫工作中，必须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首先，从管理机制上，各级政府要学习借鉴人民法院将立案、审查、执行、监督四分离的办案管理模式和农业银行审贷查三分离的贷款管理办法，要改变各地在扶贫资金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立项投放和监督检查融为一体的管理机制，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能和监督行政行为的职能完全分开，扭转自我监督的局面，从体制上切实强化对扶贫资金投放使用的监管。其次，从管理步骤上，要把对扶贫资金的监督检查贯彻于扶贫资金投放使用的全过程，做到早介入、早防范、早纠正，扭转资金使用后出现问题才查处的被动局面，使扶贫资金的监管工作在保障扶贫资金合理使用中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

在农村扶贫资金的管理中，各地要改变过去只重视扶贫资金的立项投放工作，必须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要使扶贫资金的立项投放和监管紧密结合，互相制约，逐步减少甚至避免扶贫资金的违规使用和不合理使用，最大限度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

三、完善扶贫评定制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005年9月2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因盛产煤炭而著名的内蒙古准格尔旗，预2005全年财政收入将达到23亿元，号称“内蒙古第一县”。然而这个“日进斗金”的首富县，从1993年以来至今仍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不仅如此，对诸多“国贫县”来说，摘掉“贫困帽”是傻子，保住“贫困帽”反而是政绩。如此咄咄怪事的背后，是我国扶贫制度的缺陷和不公。

目前国家评定“贫困县”的依据主要是贫困人口数量占乡村人口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以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多项指标。但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评定原则是国家确定各省名额总量，具体贫困县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这种评定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既“视情而定”，缺乏科学的统一的标准，又缺乏动态的监控，缺乏及时有效的贫困状况评估体系和贫困资金绩效检测体系。因而，不能对贫困县的财政状况、脱贫状况进行准确评估，不能及时调整扶贫力度、并根据考评结果建立淘汰机制。结果自然是一些贫困县的帽子常常一戴数年无人过问，或者扶富不扶贫，导致扶贫制度性的社会不公。同时，也导致了扶贫资金的低效甚至挪用、贪污等腐败行为的不断发生。

因此，目前亟待解决的，首先，国家扶贫评定标准的科学化、刚性化。要由国家制定科学的农村贫困状况评估体系，并通过统一的评估，重新确定国家重点扶贫县。既不能平分贫困县指标，也不能任由各省区视情况而定，否则，评定标准不科学，要实现扶贫制度的公平公正就很难。其次，要实现国家扶贫政策的公开化和监督的社会化，只有公开化才能确保扶贫政策的落实处于公众的监督制约之下，才能防止扶富不扶贫，防止扶贫资金的暗箱操作和违规挪用，提高扶贫的效果。再者现行国家扶贫政策要从政策制定的理念上加以更新，既加强对贫困地区与人口的救助和帮扶，又加强政策和舆论导向，反对不思进取和“等靠要”思想，引导贫困地区自立自强。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完善现行扶贫制度，加强动态跟踪管理，及时准确地掌握贫困状况和扶贫开发工作情况，尽可能减少“富县”戴“贫困帽”的怪现象。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5

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9），按照人均年纯收入1 196元的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从2001-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 030万人下降到4 00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01年的9.8%下降到2008年的4.2%，平均每年下降0.8%。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同期贫困人口居高不下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农村减贫工作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当我们把贫困人口看作是陷贫与脱贫两种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比较静态两个不同时点整体贫困人口的数量变化，就不难发现，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的相关资料表明，在2001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6.4%在2002年脱贫，而2002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1.4%是当年的返贫人口；在2005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8.8%在2006年脱贫，而在2006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8%是当年的返贫人口；在2007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9.1%在2008年脱贫，而在2008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6.6%是当年的返贫人口［1］；在2008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6.2%在2009年脱贫，而2009年3597万贫困人口中，则有62.3%是返贫人口［2］。这就是说，从2001-2009年，我国贫困人口脱贫率大致在67.6%上下波动，而脱贫人口返贫率也一直徘徊于64.6%，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客观现实启示我们，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不能仅仅局限或者满足于当期贫困发生率的下降，而必须着眼于长期考察其动态的减贫绩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与大多数现有相关文献把研究焦点聚集于当期贫困发生率这种静态的贫困事实不同，我们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而不是像大多数现有文献那样的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单方程模型，试图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以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并根据结构冲击响应曲线分析政策冲击影响农村减贫的动态机制。

本文余下结构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第三部分建立SVAR模型，选取相应的变量指标，并根据实证分析的需要进行数据处理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第四部分是关于SVAR同期影响关系和脉冲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其政策涵义。

1 文献综述

一般而言，影响减贫的因素来自四个方面：①经济增长的自然分润；②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③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④政府扶贫政策。其中，第二项收入分配状况一方面由增长过程的初次分配决定，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府干预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归根到底，推动减贫的最终动力源是经济增长与政府行为。对于减贫而言，经济增长是一种自然的市场力量。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不完善等特殊性，经济增长产生的自然向下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有限，甚至会产生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向上聚敛效应(trickleup)［3］，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在扶贫中发挥巨大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特别关注包括发展政策和扶贫政策在内的政府干预在农村的减贫绩效。沿着不同的减贫路径，国外文献关于政府减贫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旨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②旨在促进生产投入的政策；③旨在完善农村市场、促进农业产业化的政策；④旨在抵御风险、降低不确定性的社会保障政策；⑤旨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政策。比如，Khandker、Bakht 和Koolwal［4］根据孟加拉的农户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村道路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减贫效应，其平均6%的减贫效应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路径实现的：农村公路可以降低交通成本，使农户更容易获取技术，参与市场；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工资收入；增加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儿童的入学率。Dercon、Gilligan、Hoddinott和Woldehanna［5］的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亚政府在贫困地区道路的投资使贫困发生率降低6.9个百分点，同时令消费增长16.3个百分点。Fan、Gulati和Thorat［6］在印度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期公共资本积累、农业研究和推广、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是促进农业增长和减贫最有效的三种政府支出。Fan 和 Zhang［7］认为，政府政策是促进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减贫的影响具有协同作用。政府支出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增加个人的经济机会，改善不平等状况［8］，Kenworthy［9］的研究表明，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再分配来实现减贫。Fan和Zhang［7］的实证研究发现，乌干达政府各项投资的减贫效应大小依次为农业研发、公路、教育和医疗。

国内关于政府行为对中国农村减贫绩效的研究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简单的统计性描述方式分析农村扶贫开发资金的瞄准、分配和利用效率［10-15］；另一类则是利用单方程计量模型考察扶贫资金的投向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减贫的影响［16-21］,估计了财政扶贫开发资金的投向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改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种养业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财政扶贫开发资金的投入产出弹性分别为0.43、0.09和0.35。

这些实证研究在估计政府干预行为的减贫效应、刻画政府扶贫路径等方面的确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①绝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已经发生的、静态的贫困事实，而鲜有研究者考察脱贫与返贫这种动态的贫困人口结构变化。这种研究状态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观，一些学者开始用动态的眼光去研究贫困人口的动态结构［22-24］。②由于许多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与农村贫困本身都要受到某些共同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单方程模型估计容易产生偏误。③在研究政府行为的减贫绩效时，只注重开发式扶贫开发资金的减贫效应，忽略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对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农村整体发展的影响。这也是估计偏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克服现有文献之局限：第一，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纳入到减贫分析框架之中，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第二，利用SVAR模型不仅弥补了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而且能够基于经济理论施加短期或者长期约束，分析系统中变量之间的同期影响，从而更方便解释实证结果的经济意义；第三，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根据结构冲击响应曲线，分析政策冲击影响农村减贫的动态机制。

数据和模型

如前所述，影响农村减贫的因素来自四个方面：①经济增长的自然分润；②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③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④政府扶贫政策。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视作政府对农村贫困的干预行为，选取政府支出（表征政府干预行为，包括财政惠农支出和农村扶贫开发资金两类）、农村居民收入、收入不平等、农村贫困率五个指标，通过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分析中国政府行为在1990-2008年期间的农村减贫绩效。利用SVAR模型，不仅可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以单方程模型回归研究农村减贫的缺陷，而且还能基于经济理论施加短期或者长期约束，分析系统中变量之间的同期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期望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并根据结构冲击响应曲线分析政策冲击影响农村减贫的动态机制。

2.1 数据处理和变量说明

由于缺少1990年以前扶贫开发资金数据，本文以1990-2008年作为考察的时间区间，从《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相关年份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农村基尼系数和国家财政的农业支出数据，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选取相关年份的农村扶贫开发投入总额等数据。为了得到计量分析所需要的农村贫困率、农村居民纯收入、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五个数据指标，我们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

第一，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90年不变价格调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扶贫开发资金额和财政惠农支出。

第二，根据每年的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将扶贫开发资金投入总额进行人均换算；根据每年全国农业人口规模，对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进行人均换算。

第三，从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数据中剔除它所包含的政府扶贫开发资金，称之为财政惠农支出，以表征普惠式农村发展政策。

第四，采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分组数据，运用世界银行提供的PovCalNETThe online tool for poverty measurement developed by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of the World Bank..工具估计中国农村FGT贫困指数（1990年至2008年）。由于PovCalNET是根据收入分组数据估计收入分布函数继而度量贫困的，因此，本文FGT指数表达式是连续型的：

Pα＝∫z0z-xzαf(x)dx

（1）

其中x是个人收入，f(x)是收入分布密度函数，z是贫困线，α是不平等厌恶指数（parameter of inequality aversion），反映了穷人受剥夺的程度。当α=0时，该指标就变成了贫困发生率(Headcount Ratio)，记作h；当α=1，该指标就是贫困缺口率(Poverty Gap），记作pg；当α=2时，该指标就是贫困强度(Severity of Poverty)，记作fgt2。

第五，为了消除贫困线变动带来的影响，本文以中国政府2008年公布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贫困线为标准，根据价格指数依次消胀得出1990年至2008年各年的贫困线。

2.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必须都是平稳的，因此，在利用SVAR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各个时间序列变量(见表1)进行单位根检验。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for unit root）检验采取放入变量的多个差分滞后项来控制序列相关问题，会损失很多变量观测值，特别是在小样本下，对变量做单位根检验容易产生过度确认的问题；而PP检验法（PhillipsPerron unit root test）则采用NeweyWest（1987）稳健标准误来控制序列相关问题，更适合于小样本时间序列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本文研究的是19年时间序列，适宜于采用PP单位根检验法，而不是ADF检验。

表2列举了每个数据指标的对数和对数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其中，每个序列的随机游走类型检验包括三个选项：c（constant）表示序列是否存在常数项，c=0表示不存在常数项；t（trend）表示序列是否存在趋势性，t=0

示不存在趋势性；p表示滞后阶数。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分别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

2.3 模型

SVAR模型结构设定如下，B×Yt=Γ0+Γ1×Yt-1+εt

（2）

其中：Yt=［dlpt,dlyt,dlginit,dlfundt,dlfinat］,Yt-1=［dlpt-1,dlyt-1,dlginit-1,dlfundt-1,dlfinat-1］, dlp表示贫困变化率，dly是收入增长率，dlgini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率，dlfund扶贫开发资金投入增长率，dlfina财政惠农支出增长率；下标t和t-1分别表示当期和上一期。

令各要素之间的同期影响关系矩阵为

B=1b12b13b14b15

b211b23b24b25

b31b321b34b35

b41b42b431b45

b51b52b53b541，白噪声向量εt=εpt

εyt

εginit

εfundt

εfinat，其中，εpt、εyt、εginit、εfundt和εfinat分别表示来自各变量的随机干扰对当期系统的影响。

根据SVAR模型的识别条件，如果方程中有n个变量，则必须对短期关系矩阵施加至少n(n-1)/2个条件，才能保证方程可识别。该模型中共有5个变量，因此必须对矩阵B施加至少10个约束，才能保证方程能够被识别。该模型设定11个约束条件。

根据政府干预农村贫困的行为机制，本文对5个变量的SVAR模型做出以下假定：第一，农村居民纯收入y、农村基尼系数gini、财政惠农支出fina和扶贫开发资金fund四个变量对当期农村贫困状况（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深度）均有影响；第二，当期农村贫困状况、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受到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的影响；第三，当期收入不平等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要受到经济增长和政策因素的双重影响。第四，由于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的政策目标、作用路径都不一样，其当期投入互不影响；第五，短期来看，当期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不受当期的农村居民收入、农村收入不平等和农村贫困状况的约束。

考虑到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贫困数据统计特征――当期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是在上一期年末的统计结果，而同期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本期末的收入，结合以上五个变量之间的同期影响关系假设，我们对同期影响关系矩阵B设置如下的短期约束条件：

（1）b21=b23=0，即当期农村贫困变化率和农村收入不平等变化率对当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没有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只受滞后期农村贫困变化率和农村不平等变化率的制约。

（2）b31=0，即当期农村贫困变化率对当期农村收入不平等变化率没有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变化率受滞后一期农村贫困变化率的制约。

（3）b41=b42=b43=b45=0，即扶贫开发资金是当期外生因素，不受当期农村贫困、农村居民收入、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财政惠农支出的影响。

（4）b51=b52=b53=b55=0，即财政惠农支出是当期外生因素，不受当期其他四个变量的影响。

3 回归分析结果

3.1 政府行为的同期趋势效应

我们首先大致了解这几个变量变化的基本趋势。从1990-2008年，农村贫困指数的变化率基本上都位于纵轴0参照线以下(见图1)，总体上是负值，说明农村贫困除个别年份有反弹之外，整体上是下降的。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农村基尼系数，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的变化率基本上都位于纵轴0参照线之上(见图2)，说明这些变量在1990至2008年期间整体上都是上升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由于估计变量都是原始变量的对数差分，一方面，图1告诉我们，取对数后的贫困指数（负）增长率即为缓解贫困或减贫过程；另一方面，回归方程中变量关系的经济意义为一个变量增长率（减少率）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增长率（减少率）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SVAR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同期影响既不是分析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边际影响，也不是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弹性，而是一个变量的变化率对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率的边际影响。也就是说，本文的实证分析是关于政府行为影响农村贫困变化的动态趋势性分析。

由于反映农村贫困变化的变量有三个：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贫困强度指数，下面，我们将这三个反映农村贫困状况的变量分别加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于使用的时间序列较短，估计结果采取小样本条件下稳健性回归，进行校正。

表3（SVAR01）估计了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变化率（dlh），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农村基尼系数的变化率，扶贫开发资金的增长率和财政惠农支出的增长率之间的同期影响。识别约束的LR检验表明，P值等于0.259，接受原假设，说明模型的短期约束是合理的。

表3告诉我们，若从贫困发生率变化（dlh）的角度看，第一，扶贫开发资金（dlfund）和财政惠农支出（dlfina）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行为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在短期内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短期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 *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内扶贫开发资金有抑制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而财政惠农支出有扩大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这应该与这两种政府行为的政策目标和瞄准对象有很大关系。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基尼系数下降），对农村减贫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4（SVAR02）给出了贫困深度指数的变化率（dlpg），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农村基尼系数的变化，扶贫开发资金的投入增长率和财政惠农支出的增长率之间的同期影响。识别约束的LR检验表明，P值等于0.128，接受原假设，说明模型的短期约束是合理的。比较表4（SVAR02）和表3（SVAR01），我们注意到，如果模型中的农村贫困状况采用贫困深度指数pg而不是贫困发生率h度量，即FGT指数中不平等厌恶指数α由0增大到1，加大不平等影响的权重，那么，第一，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在统计上仍然都不显著。第二，扶贫开发资金对农村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下降（从-0.086到-0.053），而财政惠农支出对农村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上升了（从0.057到0.157）。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程度下降了（从3.89降到2.92），而收入不平等状况改善或基尼系数下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程度上升（2.20上升到2.86）。

表5 （SVAR03）估计了贫困强度指数的变化率（dlfgt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农村基尼系数的变化率、扶贫开发资金的投入增长率和财政惠农支出的增长率之间的同期影响。与SVAR01和SVAR02不同的是，扶贫开发资金在SVAR03中对农村贫困强度指数的减少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扶贫开发资金增长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农村贫困强度指数的下降速度就会提高0.601。但是，财政惠农支出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影响仍然在统计上不显著。扶贫开发资金的增长还抑制同期农村收入差距扩大，dlfund每提高一个百分点，dlgini就下降0.041。财政惠农支出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dlfina每提高一个百分点，dly就上升0.142%。当然，财政惠农支出的增长也有拉大同期农村收入差距的趋势，dlfina每提高一个百分点，dlgini就上升0.108。这大概是因为具有生产能力的农村居民更容易从财政惠农支出中获得较高收益的缘故。

总体而言，SVAR01,SVAR02和SVAR03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扶贫开发资金在短期只是对农村贫困强度的下降速度具有积极影响，并能够抑制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但对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显著；财政惠农支出能积极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也有加速农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负作用，对农村减贫的抑制性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3.2 政府行为的长期动态效应

为了考察政府行为的长期动态效应，我们根据估计的SVAR01、 SVAR02和 SVAR03，选取为期10年的响应期，在三个SVAR系统中分别考察政府政策――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对不同系统内的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结构性脉冲响应曲线（stata11中输出），描述其冲击的长期响应态势，如图3、图4和图5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减贫）（dlh）对扶贫开发资金增长率的变化（dlfund）非常敏感，且由于政策因素的滞后性，其响应在政策冲击发生的后一期达到最大。dlh对扶贫开发资金增长率变化dlfund的一次性冲击当期为负响应，响应值-0.0218，由于政策效应的滞后性，滞后一期响应达到最大值0.071，且在统计上显著①；第二期响应值-0.016 9，第三期响应值为0.042 3，并从第五期开始迅速衰减。农村贫困发生率dlh对财政惠农支出增长率变化dlfina的冲击响应在统计上不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上界和下界分别分布在参照线两侧，因而在经济学意义上不确定。

在图4中，农村贫困深度变化dlpg对扶贫开发资金增长率变化dlfund的当期冲击响应、滞后一期响应分别为-0.063和0.097 8，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但第二期后迅速衰减，且冲击响应都不显著。第二，农村贫困深度变化dlpg对财政惠农支出增长率变化dlfina的当期冲击响应是显著的，其响应值为0.047 7。

从图5可以看出，农村贫困强度变化dlfgt2对扶贫开发资金增长率变化dlfund的当期冲击响应和滞后一期的冲击响应也都显著的，响应值分别为-0.109 5和 0.122 2。从第二期这种冲击响应迅速衰减，且都不显著。农村贫困强度变化dlfgt2对财政惠农支出增长率变化dlfina的当期冲击响应是显著的，响应值为0.057 1，其余各期的冲击响应都不显著。

综合比较图3、图4和图5可知，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对扶贫开发资金和财政惠农支出的一次性冲击响应曲线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且一般在第3期后快速衰减。区别在于，从农村贫困发生率，到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随着不平等厌恶指数α增大，系统内的各要素对政府行为冲击响应曲线的波幅越来越小，即政府对农村贫困的干预效果表层优于深层，同时也间接表明距离贫困线越远的贫困人口对政府干预行为的依赖性越强。

4 结论及其政策涵义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已经成为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统计数据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贫困人口脱贫率大致在67.6%上下波动，而脱贫人口返贫率也一直都在64.6%上下波动。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据此，与大多数现有相关文献把研究焦点聚集于当期贫困发生率这种静态的贫困事实不同，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以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

本文的SVAR模型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在短期内，扶贫开发资金只是对农村贫困强度的下降速度具有积极影响，并能够抑制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但对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显著；从跨期动态看，扶贫开发资金增长率的一次性冲击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很有限，其显著响应期基本上都止于冲击发生后一期。

第二，在短期内，财政惠农支出能积极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也有加速农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负作用，而且，对农村减贫的抑制性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从跨期动态看，财政惠农支出只是对当期农村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且其余各期的冲击影响都不显著，对各期农村贫困发生率都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第三，随着不平等厌恶指数α增大，从农村贫困发生率，到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行为冲击响应曲线的波幅越来越小，即政府对农村贫困的干预效果表层优于深层；就两类政府行为而言，扶贫开发资金冲击的响应曲线波幅明显大于财政惠农支出冲击响应曲线，说明前者的减贫效果要强于后者。

此外，本文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还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是影响农村减贫方向相反的两个因素。经济增长有利于农村减贫，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的过程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则会对农村减贫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与大多数关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总体而言，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这是导致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政府政策行为的导向、作用方式、作用机制存在偏差，或许是贫困人口特别是深度贫困人口的生活已经形成对政府减贫行为的客观或主观上的依赖，无论是什么具体原因（当有另文分析），政府减贫行动在促成贫困人口形成自身发展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只要形成了冲出贫困陷阱的自身发展能力，即使离开了政府政策支持，那些已经脱贫的农民是不可能重新再次陷入贫困的，除非遇到不可抗住的较大的外部冲击。

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结论的政策涵义是，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形成：其一，尽可能维持扶贫项目的持续性，并为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其二，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教育和医疗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可及性；其三，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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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f Poverty Reduction

YE Chusheng ZHANG Fenghua

(Cen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6

X X

（2018年11月15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入学习贯彻《扶贫论述摘编》不仅能深刻认识到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意义、现实任务、有效途径，而且能够深刻感受到一贯的人民立场和真挚、深厚的爱民情怀。

一、学深悟透，深刻领会《扶贫论述摘编》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深入考察扶贫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作出了新部署，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理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看待和分析贫困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指明了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和方向，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贫困问题的认识，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深刻阐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强调坚持中国政治制度优势凝聚脱贫攻坚强大合力的重要性，提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使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进一步指引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体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主体的思想，在总结中国开发式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激发内生动力、实施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贫困必须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思想的深化和印证。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所阐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又一次胜利。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施扶贫开发战略，消除贫困与不公，促进和谐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同志指出，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从我国发展实践看，无论从1949年到1978年对减贫开发道路的不懈探索，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广泛实施的扶贫开发战略，都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史也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创造史。实践证明，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三是为打赢脱贫攻坚提供了行动指南。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全国贫困人口规模仍然很大，贫困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脱贫难度较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五级书记抓扶贫，为脱贫攻坚提供根本保障。始终坚持把精准理念、精准政策举措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施策、精准退出的质量，分类施策，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始终坚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不断完善大扶贫格局，更加聚焦精准，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断完善制度，加强作风建设，坚决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违纪违法行为，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较真碰硬考核，确保脱贫质量。始终坚持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通过外界帮扶和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370万，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紧迫性

一是扶贫开发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同志引用这句古话，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为了一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最紧迫、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好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扶贫开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一最突出的短板，想方设法补齐短板，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志将全面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任务，紧紧抓住扶贫开发这一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发展理念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决心。中国扶贫开发对国际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消除贫困、共享幸福，是全人类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同志指出，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绝对贫困，既让全体中国人民走上全面小康之路，又对国际减贫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了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三、学懂弄通，深入贯彻落实扶贫思想精神要求

扶贫思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指引、核心要求和基本方略，要实现贫困群众，贫困地区整体脱贫，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抓好全县脱贫攻坚工作，确保与全国同步小康。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从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战略高度，提出“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好抓实，必须督促全县各级各部门党政“一把手”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负总责、亲自抓，加大工作研判调度力度，切实把扶贫工作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层层传递工作压力。必须加强工作调度，定期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确保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二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指示，打攻坚战的关键在人。“人”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要素，既是贫困形成的“内因”，也是脱贫攻坚的“助推器”。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以人为本”是关键。一方面，以人为本，分析贫困成因，开对脱贫“药方子”。对症下药，需找准“病根”，精准治疗。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面对脱贫攻坚严峻形势，必须要瞄准扶贫对象，科学分析，认真研究，找准致贫原因，逐户制定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整合资源力量，加大投入力度，落实目标责任，强化保障机制，促进贫困农户增收脱贫，切实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以人为本，杜绝精神贫困，拔除贫困“病根子”。精准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当前，在中央脱贫攻坚顶层设计的正确引领下，许多贫困群众物质脱贫有了很大改善，但“精神贫困”的现象则愈加凸显。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这些思想如同贫困内在的“病根子”，脱离了扶贫的初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精准扶贫中，要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三要始终坚持脱贫攻坚精准方略。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强调按照“四个切实”“六个精准”“四个一批”的要求，努力“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精准扶贫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不仅强调扶贫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更强调坚持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与工作作风。坚定执行“精准”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对路的政策、更加有力的举措和更加扎实的行动量身定做、靶向治疗、对症下药，出实招、求实效，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五要注重资金投入和项目支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乡因族制宜、因村施策、因户施法，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是否在于精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党和政府的政策实惠落到贫困群众身上，确保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尽快实现稳定脱贫的目标。这一思想为精准扶贫战略的不断完善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实现不断提高扶贫开发效果提供了行动指南。六要始终坚持东西部扶贫合作。人心齐，泰山移。“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干。”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开创了优势互补，使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逐步扭转，西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扶贫开发取得重大进展。但西部部分地区是脱贫攻坚的短板，这些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因此必须长期坚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下去。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东西部协作扶贫是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不仅增加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提升地方综合实力和当地发展内生动力，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七要坚决持续深化脱贫攻坚作风整治。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用严格的制度来要求和监督，不能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多做少一个样。我们要以中央巡视反馈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为契机，狠抓扶贫领域作风整治。要把脱贫攻坚专题督查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研究阶段督查重点，加大督导力度，对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坚决杜绝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对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要严肃问责追责，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7

一、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必然性

最后，开发式扶贫已成为国际反贫困领域的共识。是采取救济救助的办法，还是实行开发式扶贫，在国际反贫困领域一直存在争论。现在，即使是实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在对过度的社会保障进行检讨，强调通过加强培训、促进就业等方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摆脱贫困。经过几十年实践，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在扶贫问题上形成的主流认识是，必须以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就是肯定和推广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经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我国共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也是为了推广中国的扶贫模式。

国际经验进一步显示，无偿援助或补贴无益于穷人的发展和摆脱贫穷，反而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应当使扶贫项目最终能促使穷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即使在外力援助撤出以后仍能持续进行(外力帮助在开始阶段不可缺少)。只有采取措施从以下方面建立和培养穷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贫困问题，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这些能力和素质包括：认识到摆脱贫穷主要靠自己，而不单靠外援；掌握实施发展项目的必要认识；挖掘自己的资源，如储蓄，从小规模项目开始，然后再利用外部资源；获得管理和技术技能，包括提高文化水平、掌握会计知识和有关生产技术等；建立能保证穷人有充分参与机会的组织，发展横向和纵向联合，形成组织网络；学会使用政治手段，如争取实施法律赋予的权利，向政府争取新权利，与各种盘剥作斗争，让社会能耐心倾听穷人的要求等。这些是救济式扶贫方式无法达到的。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未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相对注重生产性活动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及能力培养关注不够；扶贫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全过程贫困人口参与不足；总体上扶贫效果可持续性不足等。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的内容需要拓展和完善。

二、开发式扶贫的内容拓展与完善

(一)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人。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研究表明，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除了经济收入的差距以外，更显著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劳动、技术素质和创业精神的差距。因此，进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从长远看是减轻贫困的根本性措施。马来西亚在20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和减轻贫困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其中对教育的投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60年代中期起，马来西亚政府就开始增加教育投资。70年代初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后，1972～1977年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国家财政预算总额的22％，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1987年全体国民平均受学校教育的时间，男子为7．5年，女子为6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50％降至15％。教育对贫困的减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我国台湾、泰国等)的经验也都证明了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的重要作用。

根据新的扶贫任务，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开发主要包括：一是在继续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实用技术的教育来增强开发的技术含量。这样既可以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又可以更多地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二是增强农民适应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三是提高贫困人口流动与就业能力，这是今后人力资本开发的主要方向。

目前在扶贫工作中，能力建设的主要障碍，一是观念：扶贫规划长期以来是上级行政部门及技术支持部门操作和控制的过程，缺乏以农民为主体和中心的工作经验，对村级参与式规划还存有疑虑。目前，14．8万个重点扶持贫困村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划，如何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统一认识。二是支持村级参与式规划及其实施的能力建设还是空白：一方面，扶贫系统领导部门能力与技能的建设亟须加强。很多扶贫领导部门的有关人士对村级参与式规划、实施等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知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以往的扶贫方法上。另一方面，村民是村级扶贫规划与实施的主体，也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参与式，更不要说参与式的真正含义和具体操作方法。村民对参与式的理解就是投劳、投工参加到项目实施中。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给予重视，始终贯穿扶贫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二)构建参与式扶贫体系。促进贫困村自组织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就贫困村而言，参与式扶贫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行政村为基础，采用参与式的理念、原则和方法，组织、引导、发动群众制定、实施、管理贫困村扶贫开发规划，并监测、评价每一个项目的质量、效果和影响；二是以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为载体，培育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程度和能力。参与式扶贫体系建设的主要对策包括：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的质量；转变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方式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贫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参与式扶贫开发中的作用；为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实施管理小组和监测评价小组真正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将培育贫困村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作为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的重要工作内容；以参与式扶贫开发规划为载体，全面提高贫困村现有基层组织的参与和管理能力；围绕扶贫开发规划项目的实施管理、监测评价，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开展有效的培训；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制度建设。

(三)注重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8

首先，开发式扶贫符合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构成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农村2000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只有7%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救济救助的。而93%是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开发式扶贫脱贫致富的。同时，这2000多万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其中87%在l亿多人的群体中波动出现。国务院扶贫办通过建档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贫工作对象的总量为10698.9万人。只有逐步提高这1亿多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才有可能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国际经验进一步显示，无偿援助或补贴无益于穷人的发展和摆脱贫穷，反而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应当使扶贫项目最终能促使穷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即使在外力援助撤出以后仍能持续进行（外力帮助在开始阶段不可缺少）。只有采取措施从以下方面建立和培养穷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贫困问题，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这些能力和素质包括：认识到摆脱贫穷主要靠自己，而不单靠外援；掌握实施发展项目的必要认识；挖掘自己的资源，如储蓄，从小规模项目开始，然后再利用外部资源；获得管理和技术技能，包括提高文化水平、掌握会计知识和有关生产技术等；建立能保证穷人有充分参与机会的组织，发展横向和纵向联合，形成组织网络；学会使用政治手段，如争取实施法律赋予的权利，向政府争取新权利，与各种盘剥作斗争，让社会能耐心倾听穷人的要求等。这些是救济式扶贫方式无法达到的。

二、开发式扶贫的内容拓展与完善

（一）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人。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研究表明，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除了经济收入的差距以外，更显着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劳动、技术素质和创业精神的差距。因此，进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从长远看是减轻贫困的根本性措施。马来西亚在20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和减轻贫困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其中对教育的投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60年代中期起，马来西亚政府就开始增加教育投资。70年代初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后，1972~1977年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国家财政预算总额的22%,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1987年全体国民平均受学校教育的时间，男子为7.5年，女子为6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50%降至15%.教育对贫困的减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我国台湾、泰国等）的经验也都证明了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扶贫工作中，能力建设的主要障碍，一是观念：扶贫规划长期以来是上级行政部门及技术支持部门操作和控制的过程，缺乏以农民为主体和中心的工作经验，对村级参与式规划还存有疑虑。目前，14.8万个重点扶持贫困村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划，如何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统一认识。二是支持村级参与式规划及其实施的能力建设还是空白：一方面，扶贫系统领导部门能力与技能的建设亟须加强。很多扶贫领导部门的有关人士对村级参与式规划、实施等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知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以往的扶贫方法上。另一方面，村民是村级扶贫规划与实施的主体，也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参与式，更不要说参与式的真正含义和具体操作方法。村民对参与式的理解就是投劳、投工参加到项目实施中。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给予重视，始终贯穿扶贫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二）构建参与式扶贫体系。促进贫困村自组织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注重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9

摸清底，把真贫挑出来

准确识别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目前各地确定贫困人口的实际做法，多是政府机构根据扶贫资金规模和县域统计数据，测算确定具体村庄贫困农户的数量，再由该村遴选出贫困户。“这种方法不能做到应扶尽扶，一些真正的贫困户没被选出来。”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通过发扬基层民主，透明程序，保证了贫困户认定的相对公平公开。

陕西省丹凤县商镇子村村支书孙志会向记者介绍了该村贫困户是如何确定的。每个村民小组选出评议小组，其中群众代表必须超过60%。评议小组入户调查村民收入，村里汇总后从低到高排序，结果张榜公布，上报乡里和县里前再公示两次。如无异议，根据村里贫困户的指标数量，把收入低但有劳动能力的确定为贫困户。如有异议，就召开群众代表会议，村民互比收入，互揭家底，达成共识。贫困户名单每年调整一次，村民先填申请表，评议小组入户调查核实，再开村民小组会议确定调整名单。

“贫困户名单确定后，针对性帮扶到户，效果非常明显。”孙志会说。

王国良介绍，下一步要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告公示、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把贫困人口识别出来，具体的识别办法国务院扶贫办正在研究，今年先要完成全国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

“建档立卡、建扶贫信息系统，虽然工作量比较大，成本比较高，但相对于提高扶贫开发效益而言，这些投入值得。”陆汉文说。

贫困家底不清，客观上也使很多扶贫项目瞄不准贫困人口。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南方减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洪绍华认为，现在很多扶贫项目更多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

重造血，突击扶贫要不得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后，就要制定针对性措施进行帮扶。

“过去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要提高减贫效益，资金要瞄准扶贫对象，精准滴灌。”陆汉文说。

洪绍华认为，现在的扶贫制度设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社会事业投入方面很多是普惠的，这些政策对2020年实现扶贫对象“吃穿两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保障”的目标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要推出更多专门针对穷人的特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扶到真贫，减贫也才能提高成效。”

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洪绍华说，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搬迁扶贫是较好的出路。湖北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每户补助8000元。但有关部门测算，目前搬迁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6万元。“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最穷的贫困户根本搬不起。既然是扶贫工程，宁可搬迁户数少点，也要集中资金搬迁真正的贫困户。”洪绍华建议，通过对贫困户实行差别化特扶，或提高补助标准，或叠加各项政策补助，或动员社会帮扶等，确保最穷的贫困户也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当前，我国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通过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认为，新形势下，需要把区域发展与针对性扶贫有机统一起来。“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一户一策、责任到人的针对性扶贫是最有效的方式。”

不过，汪三贵坦言，不少地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突击式短期行为，重输血轻造血比较普遍。“很多贫困户需要多方面和长期的扶持才能稳定脱贫，除了增收项目，还需要改善贫困户健康和子女受教育状况，提高劳动能力。”扶贫一定要长短结合，增收和能力培养结合，输血和造血结合，突击式扶贫是不可能成功的。

提效率，政府市场联起手

扶贫开发工作在更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结合好，减贫才能获得最大成效。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10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大为缓解，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卓越贡献。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贫困发生率逐步下降。按照我国现行的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9422万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贫困发生率相应由10.2%下降到2.8%。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覆盖的贫困人口数量由2002年的4828万下降到2010年的1693万，贫困发生率对应由24.3%下降到8.3%。

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9年的303元增长到2010年的3273元。尤其是2002年到2007年，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高于全国平均7.47%的增幅，这是1986年以来首次出现。①重点县农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8%，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明显改善。2000年，国家扶贫重点县通公路、通电、通电话、能接受电视节目的行政村的比例分别为92.6%、96.5%、78.3%、96.0%，到2010年，上述比例增至99.5%、98.8%、98.4%、98.3%，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2002年到2010年，重点县每百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中，汽车从0.9辆增至1.7辆，小型、手扶拖拉机由14.0台增至16.9台，大中型拖拉机由2.2台增至2.8台；农民人均家庭费用支出由449.2元增至1098.9元。

贫困地区社会事业蓬勃发展。2002年到2010年，扶贫重点县7～15岁年龄段儿童在校率由91.0%提高到97.7%；文盲、半文盲率由15.3%下降至10.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比例由0.2%增至1.3%，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教育事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扶贫重点县有医疗室的行政村的比重由2002年的69%提高到2010年的81.5%，有合格乡村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的比重由71%增至80.4%，有合格接生员的行政村的比重由67%增加至77%，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服务能力加强。

我国减贫对世界减贫事业贡献巨大。根据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华系统合著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情况报告》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从1990年到200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到14亿，共减少了4.18亿，降低了23%。如果不包括中国，则全球的贫困人口实际增加了5800万，我国对世界减贫成果贡献巨大。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

自1986年我国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以来，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步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战略方针。“十六大”之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统筹发展战略。在农村扶贫开发领域，一个集行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也在逐步形成，农村扶贫开发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实施包容性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为减贫提供物质基础，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为他们创造收入来源。当然，有的贫困问题能经由经济增长过程和市场机制加以缓解，有的不仅不能反而会因为市场机制而强化。

“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启动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的的农村财政体制改革，这是以统筹发展的思路在财税领域推动农村发展的开始。取消全国农业税费、实施全面的农业保护政策，确立科学合理的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国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国家在农村的这些普惠性政策使农民得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为农村减贫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

坚持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对改革之初体制改革推动减贫阶段分散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更加强调了增加贫困者自身的发展能力。建立在自力更生原则上的开发式扶贫原则从确立至今，一直是中国政府农村扶贫方针的核心。政府部门采取的开发式扶贫举措丰富而系统，这些工作领域包括：产业扶贫、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异地扶贫搬迁、以工代赈、金融扶贫、科技扶贫、整村推进扶贫等。

谋求统筹扶贫。进入新千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发生变化，贫困的根源由原来的经济落后变为经济增长与制度发展失衡。贫困不单是经济增长问题，固然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基础，但要保证经济增长不排斥贫困群体，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超越经济问题本身，进入到制度发展领域。

在党中央、国务院今年审议通过并即将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新纲要》）中，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被作为新十年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国家扶贫政策将迈出区域统筹的一步；在行业政策上，《新纲要》中各行业部门均在本部门工作中明确了具体的指标，加强了行业扶贫政策的实施力度，更加注重从行业统筹解决多维贫困问题。

引导社会参与。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开发过程中，动员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等扶贫资源。这些资源来自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甚至国外机构等多方面。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定点扶贫，东部发达省市与西部省区结对的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的支援、以及以民营企业、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各界的参与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体系。

注重国际合作。针对扶贫信贷资金到户率低、还款难的问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察学习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形成了符合中国贫困地区实际的中国式小额信贷“仪陇模式”，催生了财政扶贫资金扶持的贫困村互助资金全国试点。国际机构项目中关于贫困监测和贫困分析技术的方法，“一次规划，分阶段实施”的方法，项目管理中的招标采购、报帐制度，以及应用参与式方法实施发展项目的做法，已经被中国政府广泛采用，尤其体现在整村推进扶贫的规划实施过程中，等等。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未来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农村绝对贫困现象已经得到很大缓解，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显著减少贫困人口”列为“十二五”阶段的一个奋斗目标。今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审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并明确于今年颁布实施。和上一个十年相比，未来十年中国农村扶贫的扶贫开发有以下几个特点：

多维贫困凸显，扶贫目标提高。针对现阶段农村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凸显的新形势，新纲要规定扶贫开发的目标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除了解决基本温饱，更要加强调缓解相对差距；除了解决经济贫困，还照顾到教育权力、人力资本等多维贫困。扶贫目标拓展并提高了，相应地，扶贫标准也应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坚持开发扶贫，聚焦连片特困地区。《新纲要》把开发式扶贫仍然作为新十年扶贫开发的工作方针之一，并明确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国家将对连片特困地区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更加注重从区域统筹切入来解决贫困问题。预计全国将有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等14个连片特困地区纳入规划。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11

（一）全力实施扶贫攻坚。根据中省市扶贫工作新常态和新要求，坚持区委区政府“立足五大工程，政府托底救助，社会合力攻坚，包干脱贫减贫”的总体思路，编制了《__区2015-2018贫困村、贫困人口脱贫规划》，出台了《进一步加强扶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制定了扶贫攻坚作战图并挂图作战。落实了2015年工作任务，2015年扶贫攻坚的目标是：确保23个贫困村“脱帽”、14715人贫困人口脱贫。

（二）各项目有序推进。一是对全区21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和对建档贫困户发展生产贷款进行贴息，现已完成项目规划、设计预算。二是区本级扶贫专项资金3000万元已经进入项目规划，可望在6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三是2014年10个村和青居团结村的扶贫项目设计预算已经完成，目前正等待领导审批后送财政评审。四是2500万财政扶贫资金和移民资金等待规划。其中移民资金1200万元，区本级财政扶贫资金1100万元，烂板桥村和天云寺200万元。五是劳务培训工作。2014年第二批中省财政扶贫资金中安排的66万元和第一批资金中由于一个培训学校中途退出结存的培训资金12万元，共计78万元。目前扶贫培训项目已在网上遴选公告，近期将对各报名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

一是以政府托底扶贫解决当前。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丧失劳动力、无生活来源、自身已无力脱贫的个别贫困人员在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住房改造、生活保障等方面实行托底，确保特困群众吃穿不愁、住房上学就医有保障。二是以产业技能扶贫解决长远。对贫困村要“一村一策，因地制宜、夯实基础、突出产业”要求做好“到村”规划，对贫困农户要按照“五个一”“六到户”要求做好“到户”规划并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目前23个贫困村的规划已在各乡镇全面启动。三是社会参与合力攻坚克难。目前政协委员联系贫困村、贫困户，乡镇扶贫协会成立工作全面已启动，相关社会扶贫工作相继实施。四是落实包干减贫工作责任制。按照每个贫困对象一个责任人的要求，实行脱帽减贫任务包干制。每个乡镇安排1名县级领导干部联系，每个贫困村安排1个区级部门帮扶，每个贫困户安排1名机关干部帮助，做到扶贫解困全覆盖，帮扶对象不脱贫、责任主体不脱钩。出台了县级领导联系乡镇、部门帮村、干部帮户的实施方案。五是建立扶贫开发考核机制。细化扶贫工作考核体系，建立“时间倒排、任务倒逼、定期督查”工作机制，出台了《__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对扶贫开发工作实行任务季报、定期督查、年终考核。

单位人员少，工作力量不够强，进度缓慢。2015年，扶贫移民项目资金过亿，项目实施村多面广；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工作任务重；全区移民人口在不断增加（现已超过1万人），三峡移民需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双叉河水库开工实施，任务繁重时间紧。

根据《__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建议扶贫移民项目由乡镇负责实施，区扶贫移民局负责项目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管理。

1、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与国家、省、市扶贫移民政策和重大项目对接，精心项目储备，做好沟通衔接，尽最大力量争取最多的项目资金。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12

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既是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主动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崭新起点。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发表了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各项现代化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当前，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关于治国理政重要论述的新时代意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目标定位、价值取向、情感纽带和利益关系四个方面着手，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巨大作用。

二、扶贫思想发展历程

扶贫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扶贫领域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扶贫思想与无数先进的思想与理论一样，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萌芽阶段。1969年作为一名知青来到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七年的农村生活，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让了解了农村的实际，并孕育了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长期关注贫困与反贫困的实践根源。

实践阶段。先后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市、福建宁德地区、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担任领导期间。从经历欠发达到发达地区，从沿海到内陆，始终关心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深入思考和探索扶贫开发路径，并且注重在实践中检验理论。

成熟阶段。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后，先后多次国内考察都涉及扶贫，连续5年新年国内首次考察都调研扶贫，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刻阐述了“六个精准要求”、“五个一批”的路径一级“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关键问题，标志着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思想体系形成与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新一界中国领带集体核心、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农村扶贫开发，并在一系列考察和重要讲话中对扶贫开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和社科阐述，形成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推动了中国扶贫思想的创新和丰富。

三、扶贫重要论述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内容丰富，需要准确把握精神实质

第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扶贫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解决贫困问题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的必然性。

第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扶贫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信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

第三，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对脱贫攻坚的统领。扶贫重要论述，贯穿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打赢脱贫攻坚战，要以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扶贫领域改革，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从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着力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要以协调发展理念加强扶贫资源整合，促进区域整体脱贫能力提升，协调可持续发展。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促进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要以共享发展理念确保扶贫成果惠民，让贫困群众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开放发展理念拓宽扶贫思路，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第四，充分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和党的领袖的深厚情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打赢脱贫攻坚战既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担当，又是对历代无数先贤和近代革命先烈对理想社会幸福生活向往的回应，还为全人类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追求，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共产党人和党的领袖强烈的宗旨意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深厚的爱民情怀。

四、精准扶贫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是扶贫思想的新论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未来5年经济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既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我们国家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瞻目的成就，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过去，贫困人口在空间上相对集中，进行扶贫时可以通过确定重点贫困县，将有关资源向这些贫困县集中，通过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让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但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也有富裕的农户，而发达地区也有贫困农户。此时，以县和乡镇为瞄准机制进行的扶贫已经不能满足2020 年全国消除贫困的要求。只有精准识别出贫困农户，精准帮扶之后，才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对中国的贫困及扶贫问题，始终进行着长期的关注，并提出了解决贫困的一系列措施，形成了自己的扶贫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同志在闽东调查就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关注，认为与发达以地区相比，贫困地区好比一只“弱鸟”，并提出了“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等贫困思想。

改革开放之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由于长期的平均主义及大锅饭体制影响，区域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改革开放之后，充许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发展起来的政策，促进区域的非均衡增长，区域发展均衡走向非均衡，一些地区发展得快一些，而另一些地区发展得慢一些，区域差异开始凸显。如果说富裕地区羽翼已经丰满，而贫困地区无疑就是一只“弱鸟”。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同志关于贫困地区是“弱鸟”的判断不仅非常形象，而且非常准确。如何扶贫？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贫困地摆脱贫困，这就是所说的“先飞”。问题在于“弱鸟”能不能“先飞”，在总书记看来，“弱鸟”“先飞”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现的”，这就是他关于扶贫的“先飞”理论。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进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根据扶贫困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又实施新的扶贫战略，并先后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大空间区域为瞄准进行的“大水漫灌”式扶贫存在诸如扶贫瞄准对象偏离、贫困地区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返贫率高、政策效果持续性差等问题。为此，曾多次深入农村进行大量调研工作，根据调研中发现的典型经验，针对“大水漫灌”扶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适时、科学地提出精准扶贫这一重大战略。

五、关于扶贫工作主要论述是脱贫攻坚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用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扶贫重要论述强调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高对扶贫开发工作重要性、艰巨性的认识。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全党在思想上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脱贫攻坚战是一场不能输的硬仗，必须解决好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需求，这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扶贫重要论述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科学推动脱贫攻坚。科学推动脱贫攻坚，要按照要求，既不急躁蛮干，也不消极拖延；既不能降低标准、影响质量，也不要调高标准、吊高胃口，确保焦点不散、靶心不变，始终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喊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提脱离实际的指标，不做超越实际的事情。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

扶贫重要论述强调精准精准再精准，确保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到家。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到当前阶段，更是要在精准、精细上做文章，下足“绣花”功夫。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是要瞄准和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这个堡垒，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件，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特殊困难。要进一步强化精准思维，在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切实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贫重要论述强调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积极性。强调：“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只有贫困地区的志气鼓舞起来了，自我发展能力成长起来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了，精神面貌昂扬起来了，才能形成自身的“造血”能力，形成外部多元帮扶与内部自我脱贫的互动共振，确保脱贫成果可持续。脱贫贵在立志。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前提。脱贫必须扶智。文化水平低、没有一技之长、缺乏经营能力，是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硬制约。要通过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做好义务教育阶段保学控辍、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出来，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这是扶贫治本之策。

扶贫重要论述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

六、深刻认识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一）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涵。围绕为什么要脱贫、如何脱贫、如何保证脱贫效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两个确保”的目标、“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六个精准”的扶贫方略、“五个一批”的实践路径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总结了“六个坚持”的基本经验，提出了脱贫要从方法路径上重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要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涵盖脱贫攻坚的奋斗目标、战略任务、工作格局、政治保障、科学方法等方面，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将治国理政思想贯彻到扶贫开发领域，并把解决贫困问题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战略目标、战略步骤等方方面面，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现象和本质、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理论阐释的科学学说。对于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面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等原因，马克思只是分析了当时制度下关于城市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并没有给出可供直接借鉴的现成经验。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放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的高度，念兹在兹、亲力亲为、领战督战，形成了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扶贫工作具体问题的成功典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贫困问题，并结合中国实践，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本内涵、实践路径和基本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的大国担当，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三）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反贫困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具体设想；邓小平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并首次提出了制度性贫困以及中国反贫困的总体战略；江泽民尤其重视开发式扶贫以及瞄准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的转变；胡锦涛立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赋予了反贫困新内涵、新路径，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自我革新的创造精神，针对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和反贫困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等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新拓展，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新贡献。

（四）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行动指南

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篇13

一、加强领导

为了抓好落实精准扶贫工作，我们成立了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重点要求要把全村贫困人口核实好，在核实贫困人口工作中，要把民政部门的低保人口衔接起来，通过认真相对比较，做好贫困农户的识别工作。

1、根据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认真按照贫困农户建档立卡的工作方法和步骤，做好贫困农户的统计工作。

2、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评议和初选出本村贫困农户名单。并且通过村级公示初选贫困农户名单。

3、做好精准扶贫“四法”工作

一是明晰“一条路径”，即力量法。

按照省委、市的要求，增强减贫脱贫的内生力量;创新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拉动力量;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支撑力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保障力量;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领导力量”的要求，以改革统揽、开发扶贫、拔掉穷根为总攻方向，以“五个机制撬动五个力量”为总攻路线，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总攻目标，以“往前冲”的精神、“敢探路”的勇气、“一起上”的格局、“认真抓”的劲头为总攻要求来贯彻落实省委、市、县的要求。

二是构建“一套机制”，即十子法。

探索构建“十子”机制，推进精准扶贫。具体是瞄靶子，建识别机制。梳辫子，建分类机制。结对子，建驻村机制。理路子，建规划机制。想法子，建帮扶机制。甩膀子，建动力机制。强班子，建引领机制。凑份子，建联动机制。造册子，建管理机制。

三是突出“一个抓手”，即抓手法。围绕目标具体、措施具体、进度具体、责任具体“四个具体”。

四是实现“一个突破”，即产业链法。

要在产业链上发展，依靠市场激发内生动力上突破。通过产业链生成和发展要素的主动链接，链动农户、合作社、企业、基地核心要素和科技、教育培训、融资、特色品牌4个保障性要素，有效整合产业扶贫的资源和力量，促进农民尤其贫困农民持续增收，实现稳定脱贫。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要整合资金和项目，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推进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六项行动”创建工作，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美化亮化农村环境。

要结合贫困户的具体情况，着眼市场需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承受力，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和“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要求，找准产业发展和增收路子，制定和完善村级产业发展规划，做到“规划到村、辐射到户、带动到人”。

实施好当前的项目，同时要积极争取各类项目资金的投入，做到项目到村到户，资金到村到户，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四法”工作。

乡村干部扶贫工作总结二

20__年，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会议精神，紧紧抓住市、县委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在各相关单位的关心、支持、帮助下，实施“集团帮扶，整村推进”，以农民增收为重点，以全面脱贫摘帽为目标，团结和带领全村广大人民群众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拼搏，__村精准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围绕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和省、市、县精准扶贫会议精神，我们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举措，制定最强有力的措施，实行挂图作战，下大力打好这张扶贫“精准牌”。

一、摸“准”扶贫对象，确保精准扶贫“靶向定位”。按照国家和省、市、县对贫困户、贫困村进行识别和建档立卡的工作要求，我们严格执行识别标准，把最贫困的户纳入帮扶范围，科学合理制定帮扶计划。分社逐户建立了基本情况数据库，并按照“规划到社、帮扶到户、责任到人”的总体思路，精心编制了吴坪村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确立了贫困户主导产业，填写发放了贫困户登记表、扶贫手册，制定了贫困户脱贫计划，真正做到“有卡、有簿、有册、有档”，对贫困人口、贫困家庭实行信息化管理。并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制定帮扶措施，通过分析致贫原因，对扶贫对象逐户确立帮扶项目，建立脱贫规划明白卡、台账，明确帮扶责任单位、帮扶人员。具体采取扶贫项目拉动、合作社捆绑发展、就近务工等扶贫模式，集中力量予以扶持。

二、创“优”工作机制，确保精准扶贫“阳光普照”。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认真倾听贫困群众诉求，耐心询问每户家庭情况，深挖致贫根源，逐户走访建档，与贫困户交心谈心、算账对比，制定帮扶计划，谋划布局产业项目，推进精准扶贫。切实把村民组织起来，把致富能手培育起来，把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队合理利用起来，摸清贫困底数，分析致贫原因，制定帮扶计划，把产业培育起来，把土地流转起来，把群众带动起来，把医疗体系完善起来，把发展环境优化起来，把村社两级干部积极性调动起来，着力推动贫困户的经济和产业健康发展起来。

三、吹“响”攻坚的号角，精准整合资源，打好连片脱贫攻坚战。

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抓好双联行动与精准扶贫攻坚行动确定的目标任务对接工作，强化各双联单位和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组织引导他们共同担负起扶贫攻坚任务，动员更多的非公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拓展定点帮扶、社会帮扶等帮扶模式。同时加强扶贫项目和相关涉农项目资金的整合力度，统筹安排整合资金。集中向重点产业、重点项目、扶贫重点倾斜，激发群众发展活力，着力解决资金分散、重点不突出、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使有限的资金、项目和政策能够进村入户精准实施。

一、加强领导。为了抓好落实精准扶贫工作，我们成立了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重点要求要把全村贫困人口核实好，在核实贫困人口工作中，要把民政部门的低保人口衔接起来，通过认真相对比较，做好贫困农户的识别工作。

1、根据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认真按照贫困农户建档立卡的工作方法和步骤，做好贫困农户的统计工作。

2、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评议和初选出本村贫困农户名单。并且通过村级公示初选贫困农户名单。

3、做好精准扶贫“四法”工作

一是明晰“一条路径”，即力量法。按照省委、市的要求，增强减贫脱贫的内生力量;创新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拉动力量;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支撑力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保障力量;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增强减贫脱贫的领导力量”的要求，以改革统揽、开发扶贫、拔掉穷根为总攻方向，以“五个机制撬动五个力量”为总攻路线，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总攻目标，以“往前冲”的精神、“敢探路”的勇气、“一起上”的格局、“认真抓”的劲头为总攻要求来贯彻落实省委、市、县的要求。

二是构建“一套机制”，即十子法。探索构建“十子”机制，推进精准扶贫。具体是瞄靶子，建识别机制。梳辫子，建分类机制。结对子，建驻村机制。理路子，建规划机制。想法子，建帮扶机制。甩膀子，建动力机制。强班子，建引领机制。凑份子，建联动机制。造册子，建管理机制。

三是突出“一个抓手”，即抓手法。围绕目标具体、措施具体、进度具体、责任具体“四个具体”。

四是实现“一个突破”，即产业链法。要在产业链上发展，依靠市场激发内生动力上突破。通过产业链生成和发展要素的主动链接，链动农户、合作社、企业、基地核心要素和科技、教育培训、融资、特色品牌4个保障性要素，有效整合产业扶贫的资源和力量，促进农民尤其贫困农民持续增收，实现稳定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