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通过上周关于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探讨，我感受颇深，我们对学生的“减负”不能作平面化的理解，似乎“减负”仅仅是减轻书包、减少作业，减少学生在校时间，甚至取消考试。诚然，这些都是“减负”手段，并不是“减负”的真正目的。“减负”既不能平面化的理解，也不能“一刀切”。我们客观的发现，学生的负担并不是都重，而是“负担”不合理：机械学习负担重，实践活动负担轻;考试分数重，习惯培养轻;用脑负担重，动手负担轻;心理负担重，思想疏导轻。更何况，由于学生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他们学习负担的轻重又不能一概而论。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中的文字重复讲出来，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教师应千方百计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让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应试教育留下的“毒瘤”，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新世纪具有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健康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认为教师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创造成长空间 我认为，创造学生更多的自主成长空间，个性化地发展学生的特长，是做好 “减负”工作的关键一点。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两个层次”、“两个针对”、“六个让给”的灵活学法指导体系。“两个层次”是目标原则。浅层目标：让每个学生懂得一些通用型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高层目标：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即能根据自己的学习个性、风格和能力，对通用型的学习方法进行灵活选择或再创造，提倡适者为上。
二、提高教师素质众所周知，教师的教学能力强，教学效率就高;教学效率高，学生的学习容量就大，学习效率也高。这种意义上分析，“减负”对老师而言，不是“减轻教学负担”，而是要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实现“轻负担，高质量”。
总之，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减负的关键;课堂教学是“减负”的主渠道;学生的学习管理，是“减负”不可视的重要环节。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积极更新教育理念。
老师们要理解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双减”?“双减”之后，我们要朝哪个方向思考和改进教育教学?因为“双减”，家长、社会对教师工作又有了更高规格的期待，所以，教师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双减”精神，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切实提升自己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识，才能用更加创新的理念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创造新的经验方法。
2、充分钻研教材教法，发展素养，提升能力。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教师的核心素养是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作为教师，不仅要加强专业学习，提高教师职业技能，还要聚焦“双减”，加大力度丰富教育教学理念。学习比较前沿的教育教学理论，观摩优秀教师课堂实录，充分钻研教材教法，提升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能力水平，以丰富多彩的课堂学习类型，助力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力，让学生体会课堂学习的乐趣。
3、以生为本，植根课堂。
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是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我们必须结合学生的发展需要，通过深度钻研教材、精准聚焦目标、巧妙设计活动、科学合理实施、理性综合评价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以确保教育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4、提高作业练习的设计水平，降低作业量，提升作业质量。
“双减”严控了考试测验的次数和规模，全面发展固然重要，但测试也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老师们不妨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是不是还有更好的练习题目可以替代?是不是可以创新作业的内容与形式，让学生充分感受课程学习的获得感?所以，老师们还是要多学习作业管理有成效的老师的经验和方法，提高作业的设计、批改和反馈的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降低以刷题为习惯的作业模式，降低作业总量，提高作业的训练效果。
5、终身学习，持续发展。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时时刻刻都行走在教育教学这一条“知行合一”的行动研究的道路某某。在这条路某某，我们会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调整提升。然后我们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螺旋提升进而深度发展。
教育教学，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人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与反思，乐于分享。只有这样，“双减”政策下的教师才会有更加清晰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教育人生才会更有意义。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2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3
我国之所以对股息红利税进行调整，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背景：一方面，股息红利税政策调整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部分学者认为股息红利税具有双重税收的性质，是一种无效率的行为，且有许多副作用。为此，英国、芬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先后采用了归集抵免制度来解决双重征税问题。美国于2003年修正案规定，当年的股息税将削减50%，2004～2006年期间全免，至今维持在最高15%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尚未完善，“圈钱”现象频频出现。与发达国家大比例分红相比，我国上市公司显得十分吝啬。投资者不但不能通过公司分红获得分红，其投资和收益反被上市公司以各种名义套走。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弥补市场作用的缺失，引导资本市场和公司健康、快速的成长。
2005年6月之前，个人股息红利税在我国的征收率是20%。
为了引导公司加大分红力度，2005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暂减按所得的10%征收。Chun Fei Wang和Yunnan Guo（2011）搜集了我国2003～2007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股利等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2005年降低股息红利税税基后，公司支付的股利有所提高，而且可交易个股数量越多的公司，其发放的股利也就越多。证明了2005年新政策出台后，实现了其政策调整的目标，即增加公司分红力度。
2012年，为了利用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同时使高派红公司受到市场的更多关注，财政部宣布自2013年1月1日起，对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股息红利所得按持股时间长短实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具体内容为：持股一个月以内的，税负为20%；持股一个月至一年的，税负为10%；持股超过一年的，税负为5%。
2013年启动差额征税，一方面可以引导投资者延长持股时间，鼓励长期投资，有益于稳定市场价格，可以降低投资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使得投资收益更加稳定可观；另一方面截止到2013年，在沪深交易所开户的个人投资者近9000万人，其中50万元人民币以下投资者完成的交易约占股票交易总量的60%，通过税收政策对个人投资者行为进行引导，可以更好的对资本市场进行管理。
二、新政策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政策的出台有其自身明确目标，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股息红利税双重征税的问题
虽然2005年调低了股息红利税的计税基础，降低了股息红利税应纳税额，但是依然存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后加征个人所得税。2013年新政策旨在利用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同时高派红公司将受到市场的更多关注，但是并没有涉及解决双重征税的问题。只要有股息红利税的存在，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重征税的问题。而双重征税的存在，更加重了投资者的税负，减少了其投资收益。
（二）投资者对新政策并不敏感，新政策对市场没有太大影响
长期持有股票所带来的影响之所以较小，原因如下：一方面，虽然长期持有可以给投资者带来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是如果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没有发展前景，或股票组合不够合理，那么投资者会在优惠期限到达之前就卖掉股票或股票组合。如果选错了股票，不管长期持有股票是否会带来减税的好处，投资者都会卖掉股票，而不会受税收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与之有很大区别。西方资本市场是长期温和的“牛市”，而我国从2008年至今，一直是处于“熊市”状态。在低迷的“熊市”中，长期持有股票是不理性的，投资者更多的会进行短线投资，或是将资金投资于股票市场以外的市场，以避免被“熊市”套牢。
（三）差别征税不利于投资者及时获取信息，继而不能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2013年差别征收股息红利税旨在引导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减少短期卖空交易。诚然，短期交易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其违反“三公”原则，即“误导投资者，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造成异常波动，扰乱市场秩序；助长投机，影响市场健康发展”，而且还使得投资者缴纳大量佣金，提高了投资成本。但是Diamond（1987）发现，限制投资者进行做空交易，会减慢股票价格根据私人信息作出调整的速度，尤其是根据坏消息作出调整的速度。Jacob Thornock（2013）通过搜集研究2005～2007年美国纽交所、纳斯达克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公司数据，发现股息红利税会束缚做空市场的交易，而做空市场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因此股息红利税会对资本市场的质量有负作用。
（四）新政策的出台会减少投资者获得的股息红利
根据税收资本化的观点，如果税收减免的力度过小，股息红利税仍处于较高水平，那么股东和公司就不会愿意进行股利分红，转而采取其他模式进行分红，如留存收益转增股本等。这样，不管税收政策再如何调整，都不能激励公司进行较大规模的分红。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机构投资者已成为主要投资者。公司分红有70%都分给了机构投资者，只有30%左右分给了散户投资者。新股息红利税政策的出台是在散户投资者所得的小部分红利中再分走部分红利，无疑是给散户投资者雪上加霜。相对于机构投资者所试用的股息红利税政策，即符合一定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股息红利可享受免税政策，散户投资者所付出的成本进一步加大。这样一来，该政策更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三、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几点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为了解决双重征税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取消股息红利税
2005年降低股息红利税的税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传统观的结论，即较高的股息税率会降低投资收益，进而会抑制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企业还会减少股利的发放。如果降低或免除股息税率，则会刺激投资，提高投资收益，企业发放股利的积极性也会增强。因此，作者认为可以继续降低股息红利税，或直接取消股息红利税的征收。因为股息红利税会降低资本市场的效率，减少投资收益。征收股息红利税，其本质是双重征税的一种，既加重了纳税人的税负，也降低了企业发放股利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提高资本市场的质量和效率，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取消征收股息红利税。
（二）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水平
截止到2013年，我国个人投资者中有80%以上拥有中专以上学历，虽然高学历的比例在逐年增长，但是投资者对于证券知识股票方面的知识仍然较为匮乏，进行股票选取和投资时仍存在盲目性，因此要采取多种形式针对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的选取和风险控制等知识开展教育培训活动，而且还要定期对其效果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育方式。相关研究表明，如果股票选取不恰当，即使税收优惠较多，也不能阻止投资者在短期内进行股票的抛售。所以，为了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应先对投资者进行辅导，帮助投资者选择发展潜力巨大的股票和恰当的投资组合。
（三）相关部门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鼓励公司加大分红力度
2005年的政策调整，对于公司加大力度进行分红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2013年新政策规定，只有在投资者持有股票的额时间达到一定长度时，才能享受低税率，这就为提高公司分红积极性增加了另一项时间条件，可能会使得公司分配股利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对此，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可以针对分红力度较大的公司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例如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资格审查条件的放宽等，在股息红利税之外，开辟新的鼓励方案，提高公司分红的积极性。
（四）完善公司的股利政策
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应认真分析公司经营发展状况、内外部融资能力及宏观情况，科学制定股利政策，加大分红力度，防治“圈钱”现象的出现。政策制定后，还要做出具体安排，确定分配依据和比例，增强分红的透明度。政策一经制定，不能随意更改。如遇特殊情况，则应该按照相关规定公开说明变更原因，以及公布更改后的股利政策。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4
一、引言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明显特征，尤其是自2007年初起通货膨胀压力趋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外部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主要是汇率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又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克鲁格曼，1999），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追求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汇率稳定意味着在调解内外失衡过程中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将受到制约。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 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在稳定汇率这一外币政策之下， 当前内外均衡冲突有相互加强和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现行的外币政策没有变化，只要经济发生内外均衡冲突，本外币政策冲突就会凸现，而且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内外失衡。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 研究内外均衡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 探索协调本外币政策以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的途径和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 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 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 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见图1）。在图1中，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假设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时的国民收入为Yf，则Yf是国内支出A（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构成）和经常项目CA之和。 如果政府追求数量为X的经常项目盈余，则当CA=X时外部经济实现均衡。经常项目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增函数。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条件可用下式分别表示：
Yf=A+CA（EP?鄢/P，Yf-T）
CA（EP?鄢/P，Yf-T）=X
（其中，Yf是国内经济均衡产出；T是税收水平；Yf-T是可支配收入；EP?鄢/P是实际汇率）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鄢/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 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 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II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II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 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II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II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 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 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 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 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 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 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见表1）。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 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 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 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经济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Salvatore（1998）认为“内部均衡就是充分就业或每年的失业率不高于2%或者3%， 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于2%或者3%”。作为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因此在转型的制度背景下， 我国的内部均衡指经济处于物价稳定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而外部均衡在经济经历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其内涵虽然在不断演变，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具有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如果经济严重偏离了上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就认为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
从我国经济内部运行来看，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特征。 宏观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供应过多，M2/GDP不断增加，至2006年底M2/GDP已经达到1.69（见图2）。二是实物商品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上升（见图3），自2007年初起价格水平不断攀升， 至8月底CPI比去年同期增长6.5%，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8.2%。
外部经济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上。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 至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就成为当前外部经济失衡的典型特征。
更进一步地说，在汇率固定的制度下，当前的外部失衡加剧了内部失衡，产生了内外均衡冲突。多年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产生了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必须买进外币卖出本币， 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 在高额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情形下（见表2），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乘数作用带来数倍货币供给扩张，导致内部流动性过剩加剧。这一路径表示为：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国内宏观流动性过剩呈现与其同方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使得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国内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对我国当前内部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特征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内外失衡并存的状态。根据斯旺模型，经济正处于区间2的位置，即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 如果单独采用支出增减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只会使得内外均衡冲突进一步加剧。按照斯旺模型的政策搭配原则，此时应该同时采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部失衡，具体说来，应该采用减少国内支出和实行本币升值的政策搭配。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蒙代尔对斯旺模型的修正， 此时也可以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但是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 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了本外币政策的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失衡冲突。
四、 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货币当局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 而且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结售汇制度。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顺差，则货币当局有义务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汇率稳定制度就限制了支出转换政策调控经济失衡的可能性， 在解决内外失衡时只剩下支出增减政策可以使用。
鉴于当前经济失衡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假如区间2 中的B点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特定状态， 那么仅仅采用支出减少的政策会带来一个结果： 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下降比如到C点，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会进一步加剧，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结售汇制度下，流动性过剩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国内失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之下， 汇率稳定政策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应，本外币政策之间冲突凸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货币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求之间的冲突。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典型特征。只要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在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要求下，顺差必然会沿着上述路径带来基础货币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央行为解决流动性过剩，实现经济均衡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为此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贷款利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在汇率稳定的制度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张，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 而且这一增加基础货币的途径使得基础货币内生性增强，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变得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动完全被管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持续大规模顺差也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汇率稳定政策的冲突。为收回流动性，央行采取了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 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7.29%。 而利率水平的上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我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FDI、QFII、国际债务甚至虚报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在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驱使之下，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进一步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受到挑战。
第三， 实现内外均衡要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相配合的政策， 这对汇率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 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表现为外部持续盈余和内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根据斯旺模型，为解决盈余和通胀压力、实现内外均衡，需要同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 在没有适当的外币政策配合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盈余，带来外部失衡恶化。如果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发严重，这是“米德冲突”的再现。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了图1 中区间2和4的内外失衡状态（即通胀和顺差、失业和逆差并存），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之下，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冲突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货币政策效应就会被严重削弱，而且没有汇率政策配合的调控手段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因此，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分配理论在汇率稳定制度之下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内外失衡问题， 这就对当前汇率制度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从现时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内部流动性过剩看， 就要求当局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 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以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力争内外均衡同时实现。
五、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研究结论还处于矛盾之中， 但是根据斯旺模型，如果不进行人民币升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从B点向C点移动，外部失衡更加严重，而且汇率政策将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内外失衡，必须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即同时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使经济状态从图1中的B点向E点逐步靠近，达到同时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的目标。
第一，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本外币政策冲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要改变当前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依据“三元悖论”，如果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还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外币政策改革要选择一条“中间” 道路，也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逐步“改良”外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使它适应中国经济开放。正如Frankel(1999)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 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比较可行的中期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本币政策效应的约束， 改变现行外币政策下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与基础货币供应的天然联系，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售汇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结售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产生货币扩张的压力。在目前官方储备大幅增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实现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藏汇于民”转变、以及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制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种方式是实施渐进式改革，即开立意愿外汇账户，放宽、逐渐淡化乃至最终取消账户限额。另一种方式是实行彻底改革，完全实现意愿结售汇， 即企业持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自主选择外汇账户开户行，取消外汇账户限额。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国际收支预警和跨境外汇资金监测的电子信息联网和统计基础网络建设， 在贸易项下主要监管无贸易背景的结汇和付汇， 在资本项下主要监管短期投机资本的逃套汇。
第三，以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负效应。 当前的汇率政策以汇率稳定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 但是只要发生国际收支失衡， 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变化， 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必然对汇率稳定产生威胁， 因此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内外失衡状态下外币政策和本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关键措施。根据缺口模型理论， 当前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与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和依赖外部需求等经济结构状况高度相关的， 因此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干扰（项俊波，2007）。
六、结论
根据斯旺模型， 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 就要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配合。 除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进行人民币未预期的升值以外，实行财政政策配合也至为重要。当前财政政策的配合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控制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部平衡实现；为限制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开征“托宾税”；同时财政要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提高，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从长期看，本文认为要降低内外均衡冲突以及本币政策和外币政策冲突，就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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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波克，傅浩，钱刚．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项俊波． 我国本外币政策协调问题探讨［J］． 金融研究，2007（2）.
［6］Frankel J. A. No Single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NBER Working Paper，1999，No.7338.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5
一、人民币升值带来国内经济过热，政府不断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2003年下半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轮经济过热，最后诱发了2004年中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成本过低、流动性过大。当年以“一刀切”的形式进行调控，使得银行贷款断流。这次调控几乎全是以行政手段主打，通过行政指令迫使银行减少贷款，没有解决流动性问题。于是，工业投资泡沫压下来了，新的泡沫又在产生。2006年房地产市场的一次重大扩张出现。政府又开展了一轮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但仍以行政手段为主，辅助以房地产政策和税收政策，还是没有触及到流动性这个根本问题。于是资金从房地产市场又流到股市。随着股市升温，政府再对股市采取调控政策。这些资金又重新流回到房地产，流回到工业投资。可见，在流动性问题没解决之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全面的、根本的解决。行政手段只是退烧药，可以减缓一些症状，却是治标不治本。
存款准备金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被视为货币调控的“猛药”。但是央行自2006年8月19日以来，已多次选择使用它来抑制经济过热。但我国经济列车并未在这种货币调控工具面前放慢脚步。与前者相比，加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选择。它可在一定程度抑制贷款及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鉴于流动性过剩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2007年中央行多次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运用加息、减征利息税手段打出宏观调控组合拳，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抑制流动性过剩。20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依然要调控资金的流动性过剩。
二、名义汇率不升使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汇率是经济整体中的一部分，不是能够长期压抑的。名义汇率不升，实际汇率在升值，通过通货膨胀、工资上涨、资产增值，最终对经济的实际作用是一样的，即推高成本，减少出口。这将进一步增加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扭曲，制造资产泡沫。在双顺差的现状之下，人民币继续升值应是必然趋势。目前的问题难在我国政府还需要采取哪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
我国的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增长都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这使得货币的汇率相应提高，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在所难免。短期内以实际汇率升值的形式出现，譬如通货膨胀上升，资产升值等。这对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长期稳定是不利的。可以说，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原因用现有的政策手段应付只能解决一时，如果压力长期存在，仅仅以来现有的各种政策工具就不免捉襟见肘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步伐早晚也会加快，但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三、我们需要从长计议，谋求我国经济长远的发展
不难看出，人民币升值问题难在它是个历史的、长期的、系统的问题，要想很好地解决就必须进行合理的输导，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当务之急就是正视当前面临的问题逐步积极地解决。
1.构建相对独立的发展思想，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对人民币汇率的独立决定权，以积极参与和东盟各国汇率协调对话的姿态回应加强国际货币合作的呼声。美元贬值提高了国际货币合作的要求，也为我国谋取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提供了机会。目前应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最佳策略是，逐渐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亚洲的影响力。
2．我国短期内宜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同时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来应对国际压力和降低外部不平衡。在存在持续升值预期的情况下，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会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双赤字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并使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更需要通过一些国内改革措施来应对国际压力，比如采用财税政策与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来冲销外部不平衡对国内宏观稳定的影响。
3.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是我国应对国际压力和克服外部不平衡的最佳选择。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在外汇市场上保持中央银行的干预力量。同时，通过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改善国际收支管理，降低外部不平衡程度和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程度，减轻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压力。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6
站在国家的角度：
2020年的人口普查，让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放开三胎。但是二胎都不敢生，何况三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国家一调研，奥，原来是民众负担也太重，不敢生，都被房子和校外培训给压怕了，所以房地产存在问题，所以培训机构也存在问题。那好办了，解决掉。先一刀切，解决掉民众最疾苦的问题，不让周末 节假日和寒暑假补课，这样就解放了大多数。至于造成的少数问题，再慢慢解决就是，反正不影响国家的战略性布局。比如，一个地方100个学生，只有60个能上普高，其它去职业类院校。对国家而言，谁能去上都一样，反正就那么些数，所以直接对培训机构釜底抽薪没有关系。至于对家庭而言，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先自己各凭本事解决吧。
所以，国家这一政策之后，知道会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也必然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的方案，笔者也尝试着预测如下：
1、在一刀切培训机构之后，会让这部分原来学校满足不了的职责，再转移到现有的公办学校，比如现在开始的晚托，后面将会完善晚托的内容，引入素质类和特长类课程，满足不同的需求；
2、治理素质类课程，取消各种考级的乱像，优化升学加分内容；
3、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引导留存下来的社会培训青少年机构，加入到公益社区和公益课程中来，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最终实现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目标；
4、改革现有的教师工资评价体系，教师资格证审核体系，师范体系，师范类老师实习体系，通过这些的改变，实现教师职责的重构，社会对教师的认知。
5、在这里单独提一个是：结合公立学校，建立公益社区，实现青少年可以在 文化 素质 体育方面在寒暑假得到更好的锻炼，而这些实现的参与者，可以让师范类大学生在正式入职前为主体参与，即能得到锻炼和实习的机会，也能赚点收入。当然，退休的老教师也可以发挥余热了。
站在社会的角度：
有拍手叫好的，觉得国家终于要治理这个造成父母辛苦的罪魁祸首了；有忧愁未来孩子怎么办的；也有无所谓后面再看情况的。以上的看法不一而论，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总规是要面对的：1、那些拍手叫好的基本上是觉得上学上到什么程度，靠自己孩子就好，不需要太多费心，原来都报，也不得不给孩子报，现在好了，都不报，所以也就不用假装关心孩子，为孩子报了，说到底这样的家长基本上是读书无所谓论，并且本身绝对教育不了孩子的。他们不懂得再优秀的孩子是需要给引导的，是需要从课本之外给予人生的体验和认知的，这些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2、那些因为双减政策而过于忧心的家长，也没有必要焦虑过多，等待国家政策更明晰的配套办法，看看依靠学校的力量可否达成，如果实在达不成，办法总是会有。
站在培训机构的角度：
现在是重新洗牌的时候，无所谓冤枉不冤枉，是成功的急流勇退还是刚入行赔的血本无归，这些都是这阶段造成的一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的事。
未来存活下来的机构，国家也会引导者贡献更多的社会公益力量，作为教育的有益补充，发挥正能量。而这些，不是小机构能够参与的了。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7
一、“双减”工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展情况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总政策，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敌，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把它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减轻地主剥削，调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1］这是抗战时期党在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和策略方针。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基本政策原则：第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切实保证农民的承佃权。第二，实行减租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护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并具体规定：地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以一分半计息，这就是通常说的“二五减租，分半计息”的政策内容。［2］
山东抗日根据地早在1940年11月11日即由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但由于抗日斗争残酷激烈，党的领导对战时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到1942年春，除少数地区外，山东根据地的减祖减息尚未开展起来，有的地方减租户数不足百分之五，有的地方地主明减暗不减［3］。致使广大农民除饱受战争浩劫之外，仍受着地主高租、重利的盘剥，生活贫困衣食无着［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抗日的积极性。
二、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症结所在
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由华中进入山东后，边行军边沿途考察，一到驻地就访贫问苦，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减租减息进行得情况。当他得知农民生活很苦，对减租减息有强烈要求，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减租减息也没有普遍进行时，心急如焚。
3月底，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部驻地临沐县朱樊村后，立即组织随行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参与调查的同志说，“减租减息是我们目前的根本政策，你们要多找干部和老乡谈谈，要从各方面了解各种人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山东在反“扫荡”斗争中之所以处于被动，根本问题在于群众运动没能发展起来，“双减”工作不够深入扎实，甚至部分同志还存在着错误的阶级意识。他严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搞好减租减息工作是群众工作的突破口，党政军干部要一齐抓。”［5］
刘少奇分别找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分局副书记、省总工会主任黎玉，师政委，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箫华等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并征求意见。他还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接待来访的党政军干部和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还把分局党政军的有关材料和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全部收集来，认真查阅并系统研究。在进行了多种方式、多种层次的大量调查研究后，刘少奇认为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没有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切身问题。由于根据地没有树立基本的群众优势，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建设及群众组织都不巩固。 因此，他认为群众工作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薄弱的环节。这样，就抓住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6］
在分局主要领导统一认识的基础上，4月 25日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干部会议，朱瑞在会上作《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抗战以来山东分局的工作，提出今后抗日斗争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任务。报告检讨了山东党组织对群众工作领导上的缺点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克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忽视群众运动的观念。并尖锐提出，在党内必须清楚认识到轻视群众及群众工作，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就是不可救药的分子。分局决定自5月起，在山东各根据地内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动员与组织群众，改造扩大农救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开展民主运动，保卫根据地及群众利益为今后的中心任务。［7］
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专门作了《群众问题的报告》，在充分肯定山东抗日斗争成绩的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忽视群众工作的问题。他指出，减租减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最薄弱的一环， 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位置上。山东根据地日渐缩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刘少奇还着重论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他言简意赅地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我们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8］他还深刻论述了减租减息的重大意义，说要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要依靠成千上万的群众，而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搞好减租减息。因而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与会干部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山东地区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刘少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山东干部树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榜样，因而受到广大干部的敬重、信赖和拥护。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工作在刘少奇的指导下顺利开展
根据刘少奇的批评和建议，中共山东分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全省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首先，分局作出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首要任务，并颁布了政策规定，保证运动健康发展。5月4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的错误，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并确定自麦收至年底，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均须围绕并切实贯彻执行这项中心任务，同时还规定了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此后，山东战工会陆续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法规文件，对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要点是：减租，凡公私租佃土地均实行二五减租，承租人于减租后，应纳租额，须按约交清，减租后，救国公粮由主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人负担等。减息，凡抗战前成立之借贷关系，应以清理旧债为原则，厉行分半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一般成年男工，除由雇主供给食宿及习惯上的一般待遇外，其年工资最低标准，按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再供一个人之最低生活必须费用为标准，具体数目由双方协定。女工、童工工资一般不低于成年男工标准工资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规定，对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领导带头，深入实际，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刘少奇对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式方法，他建议分局减租减息首先要搞“点”，等中心突破以后，再在“面”上开展。分局研究确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县为“双减”运动实施的中心县。为了搞好“点”上的工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二百余人，组成大型工作团进入试点区，创造经验，推动全局。其中，分局书记朱瑞到莒南县蹲点，指导运动的开展。战工会主任黎玉则到鲁中区沂南县横河村蹲点。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传达有关的指示精神，领导带头试点，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为了总结“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6月底，分局和滨海地委在临沐县东盘村召开干部会议，分别介绍了临沐县“双减”试点的经验和莒南县“拔地”的做法，为了防止运动出现偏差，刘少奇一再强调既要掌握方针政策，又不容许挫伤群众的斗志，不容许向群众泼冷水。他还与分局领导研究，决定采取个别指导、典型引路的办法，把运动开展得好的、中等的、差的典型县份的县委、区委、村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请来，询问政策执行情况并交流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深入广泛的进行。
再次，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农救会，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运动中，刘少奇十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组织的问题。他教育蹲点的干部，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救会壮大起来、巩固起来，让农民真正把农救会当成自己的组织。为了充分发挥农救会的作用，运动一开始，农救会便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广大农救会会员响应党的号召，趁秋收时机抓紧进行“双减”运动。各地农救会都先后召开农救会代表会议，农救会会员骨干会议，宣传“双减”意义，公布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刘少奇深切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农民，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他带领干部深入临沐县东盘村、黑林子、夏庄一带了解情况。他教育干部：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切不可包办代替或存有恩赐观点，更不能乞求地主让步。如果地主敢于抗拒，就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最后，刘少奇还非常重视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多次找山东分局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的负责同志谈话，使之密切配合群众运动。《大众日报》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向地主士绅进一言》《再进一言》《三进一言》的社论和文章，宣传政策并教育群众，推动运动深入发展。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进行扎实有效，对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双减”工作的开展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政治上，“双减”运动促进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了群众组织，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据1943年底统计，仅滨海区新建农救会就有10万会员［9］。经过这场运动，根据地农村普遍树立了农民大众的优势，增强了农救会的威望和影响，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激发了农民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深切体会到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大救星，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加强了农村党的建设。运动也使干部懂得了要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农民的广泛发动和对开明士绅的积极争取使党和政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对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反抗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减租减息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经过“双减”，减轻了地主对农民、雇工的剥削。据1942年底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赣榆、沐水四县统计，减租的佃户1990户，减租土地31274亩，减租额为10.9万斤粮食。全省减租有1.8万余户，减租土地39.3万亩，减粮620万斤［10］。减租的同时，对雇工实行增资，山东根据地的多数地区由货币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男工一般为每年四五百斤粮，童工、女工也按规定增了资。减租减息后，各根据地又实行了“定租”――一般五年不变；“查减”――检查“双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保证政策兑现；“借粮”一一青黄不接时地主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应急之举；“拔地”一一地主拿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按规定交租等等措施，保障了贫苦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山东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军事上，“双减”运动后，根据地形成了参军参战热潮，扩大了抗日武装。同时，各根据地普遍建立自卫团和民兵。据1943年初统计，滨海自卫团有11万人，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放哨，坚壁清野，缉私打匪，反扫荡反蚕食，发挥了重要作用。鲁中有2.5万民兵参加反扫荡［11］。鲁南、清河、胶东等地的民兵队伍不仅数量迅速扩大，还创造了游击战的一系列新战法，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正如黎玉所说，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整个工作大为改观，对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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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8
“财政悬崖”的规模及影响有多大？从税收增加角度看，包括小布什减税政策和奥巴马宽免措施于今年1月1日届满，涉及个人所得税、资本增值税、股息税，以及工资税等多个税种，若不予延长，则估计2013年新增税收将超过4000亿美元。
从减少开支角度看，去年底由两党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减赤协商破局，2012年底若还未能就长远削赤及减债方案达成协议，今年1月1日启动的自动削减机制，将在未来10年共消减开支1.2万亿美元，2013年首轮消减1110亿美元，国防、内政开支各占一半。
而奥巴马失业救济金年度届满，也将自动停止发放，以及其他的支出变动。总之2013年所有加税措施及削支政策带来的财政紧缩共6070亿美元，占美国GDP约4%。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预测，如国会不采取任何行动，“财政悬崖”如期发生，2013年财政年度预算赤字将减少6000多亿美元，比2012年减少5000亿美元。但如此的财政紧缩将导致美国经济上半年萎缩1.3%，2013年全年则收缩0.5%，重陷衰退；同时，失业率也将攀升，重回9%的水平。
“财政悬崖”从两个方面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一是家庭税赋的增加及相关财政补贴的终止导致消费支出的减少，最终影响零售额、汽车和房屋购买意愿。二是随着2012年底到2013年初的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的预期日益临近，私营部门投资亦放缓。个人消费和资本投资双双疲弱，会促使失业率再度上升，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财政悬崖”，美国经济衰退将持续一年。
对增长疲弱、复苏艰难的美国经济而言，再度陷入衰退是难以接受的，也将令从衰退中有所复苏的世界经济再次面临疲弱、甚至衰退的威胁。
两党妥协只能暂度危机
鉴于经济复苏乏力，有可能再陷衰退的风险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无论还是共和党，都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和愿望来避免出现“财政悬崖”。
其实，两党都认为“财政悬崖”的后果不能接受，也赞同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是避免“财政悬崖”的必要措施之一。但在减税是否涵盖富人，或“怎么减”、“为谁减”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不希望富人能继续享受减税优惠，相反希望可以通过提高富人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赋负担。但共和党人却认为此举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因为企业家或富人会因过重的税务负担而放弃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财政悬崖”期限逼近的压力有助两党达成协议，因为两党没有选择，必须解决问题；公众、商界和市场亦会向两党施压。“财政悬崖”给国会的这一压力，也会令国会议员们反思政治僵局给政府施政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使得奥巴马在两党谈判中占据一定优势。
事实上，奥巴马赢取连任后，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态度有所放软，表达了一定的妥协空间。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博纳（John Boehner）在大选结束后说，国会两党必须就如何避免“财政悬崖”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然后在2013年就更加长远的税收和减赤计划达成妥协。并表示共和党愿意在“恰当条件下”接受政府增加税收的举措。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9
在现代农村经济体系中，财务管理是核心工作，居于核心位置。强化农村财务管理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是提高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方式与举措。[1]随着现代财务制度的发展与改革，农村财务“双代管”制度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据权威统计，在发达地区，72%以上的农村都采取了“双代管”财务管理模式。但是在实践工作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亟待解决，提升农村财务“双代管”水平和效能，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的重要保障。
1农村财务“双代管”的意义和价值分析
农村财务“双代管”是指账务、资金的“双代管”。实行农村财务“双代管”，可以推动农村财务管理步入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得到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专家计算出，运用“双代管”财务管理模式，可以提高30%的财务管理效率。
从“双代管”意义来看，一方面减轻了干部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双代管”工作将村会计从繁重的业务中解脱出来，减少了村级干部职数，解决了因资料不全等原因引起的经济纠纷。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双代管”也规范了财务手续，严肃了财经纪律。[2]实行“双代管”后，财务收入凭专用收据统一入账，财务开支凭原始凭证，由村负责人审核同意、理财小组审核w章，最后由财务服务中心按财务管理制度审核报销，这种财务管理方法，保证了村干部的廉政，从源头上预防了腐败的滋生。此外，“双代管”还加强了民主管理，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治建设。实行了“双代管”后，对村级财务实行民主管理，让群众在事前进行决策，事中参与管理，整个财务过程实行民主监督，事后通过财务公开落实村民的知情权，保证了农民群众行使的各项民利，提高了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2农村财务“双代管”的存在的问题
21基础工作不规范
在乡村财政财务“双代管”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基础工作不规范的问题。在全国农业协会对于2016年全国300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抽样调查中，结果显示，有45%的乡村财政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其中包括“收支管理制度缺失”和“资产管理制度模糊”等问题。在乡村财政财务管理的实践工作中，很多补助发放、招待问题等，都没有实现明确的账务管理，存在管理基础较差的问题，缺乏一定的制度化约束。
22货币资金管理问题严重
在乡村财政财务“双代管”管理中，很多货币资金款项的管理不仅存在着制度上的模糊甚至空白，在很多资金的运用上，权力都集中在乡村干部手上，资金的流转往来账务不明，多头开户等问题严重，公款私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资金往来的过程中，基础会计凭证缺失，很多账目都没有明确的依据，货币资金管理较为混乱。
23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在乡村财政财务“双代管”管理的管理过程中，一般都存在专业会计人才缺位的问题，村里的会计都是村里的村民担任，一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根本没有任何从业资格和培训经验，都是一些所谓的“能人”来担任，看中的是会计人员的资历，而不是专业技术能力，因此在实践工作中，不规范的地方就有很多。[3]而且由于缺少专业的技术素养培训和专业的职业道德培养，错账、人情账等情况普遍存在，对于规范乡村财政财务管理问题十分不利。
3提升农村财务“双代管”管理水平的具体策略31树立现代科学管理理念
在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想提升农村财务“双代管”管理工作水平和效能，必须融入科学管理理念。强化提升农村财务“双代管”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强化顶层设计，转变思路，强化理念。在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中，要从内部强化科学管理理念，做到领导重视并以身作则。在财务管理实施过程中，强化科学管理实施，明确责任，优化流程，从全局角度出发，审视财务管理问题。要转变过去粗放式的财务管理方式，提升财务管理精细化程度，从思想观念入手，强化工作落实。根据会计学理论，开展财务管理的核心，是建立高效的内控管理制度，在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中开展科学化管理，关键是建立规范化的制度，推动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提档升级。在实践过程中，要根据《收入支出管理》和《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等规范化文件的刚性约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构建高效的管理制约机制，提升财务管理水平。[4]
32建立风险防控体系
在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当中，开展“双代管”管理工作，不仅是对操作的规范，更是要强化对风险的防控，要建立相应的防控体系，形成较为完善的防控机制。将责任落实到底，明确岗位责任和岗位职责，强化管理监督，从内部操作来说，管理人员要严格遵循风险防控标准，按照工作章程，提升自身工作精细化程度，将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风险降到最低，提升财务管理的透明度、安全度和真实度。在管理过程中，实现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的透明监管，保证财务管理成本控制，注意对高风险工作节点的防控，监测日常操作流程，尽可能减小运营风险，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33实行会计派遣制度
在乡村财政财务“双代管”管理工作中，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乡村集体组织在实践工作中，可以通过委派制度，对于财务管理等关键节点，通过聘用或者选任的方式，让有能力并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担任，提升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同时通过明确责任，权责一体化设计，提升管理的专业性和体系性，通过制度引导，有效规范村集体会计行为，提升管理水平。[5]在开展农村财务管理的过程中，要按照一定的经济周期，向全体村民通报财务基本情况，同时建立“民主理财专用章”制度，通过过程的透明化监管，实现村财务管理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对于重大项目支出，采取集体投票的方式，有2/3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方可决策执行。
34完善财务信息收集系统
要提升农村财务“双代管”质量与水平，要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在农村财务风险管理和风险规避的过程中，要想做到防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在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建立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体系，完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多种路径、多种方式获取有效信息，收集财务资料，为农村宏观经营和规划提供科学、高效的数据信息依据，减小农村财务风险，提升农村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提高农村财务资金运用效率，减小经营风险。首先，要注重原始信息的收集，因为原始信息尚未经过二次处理，能比较客观的还原农村经营的真实经营状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要要加强信息收集的时效性，同时要注意收集外部信息，特别是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外部信息都会对农村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要整合多样信息，最终做出合理判断。[6]此外，农村财务管理人员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方式和手段，善于利用“大数据”整合理念与处理方式，提升风险预警和风险防控的科学性、准确性。
4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理念，农村财务“双代管”工作方式被广泛应用在财务管理过程当中，成为现代经济管理的重要理念。在乡村财政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强化农村财务“双代管”工作的精细化和规范化程度，对于提升农村财务管理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保障，是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在实践工作中，要落实岗位责任制，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提升农村财务管理科学化与规范化水平，实现农村财务管理水平提档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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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廉锋拙议农村财务“双代管”中的账户设置[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2（2）：106
[4]韦艳红西庄镇农村账务委托双代管的践行实效和改进[J].农民致富之友，2013（22）：49-50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10
可以说，这是人民银行从2008年12月23日以来第一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也是央行第一次调整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央行利率调整不仅有利于股市短期上行，也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同时，表明了国内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周期性的转向。
央行减息是市场早就希望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4月公布的数据差与市场预期及“稳增长”经济政策开始转向之后，市场希望央行尽早放松货币政策，但当时央行公布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则表明，对于当前经济下行的风险，央行则主张尽量不动用价格工具，而是动用数量工具来保证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要求，希望货币政策保持预调与微调来让货币增长与信贷增长回归常态。不过，当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恶化，国内经济下行的风险越来越高后，在5月份的经济数据公布前，央行预期5月份的经济形势可能同样会比市场预期要差（实际上5月份的CPI快速回落到3%，国内投资增长与消费需求也全面下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启动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下调银行存贷款利率。这不仅回应了稳增长的政策要求，也能够提振国内经济增长之信心。正是从这意义上说，这次央行下调存贷款利率不仅对当前市场有巨大的影响，如国内外股市变化，而且其意义也是重大的。
2008年12月23日以来，利率变化基本上处于一种上升态势下。但是，这次存贷款利率下调意味着国内货币政策将出现新的周期性转向，或国内银行利率随全球降息潮也将进入下降的通道。当然，至于这种货币政策会转向哪里，市场还得密切观察。但至少这次存贷款利率下调具有周期性转向的意义。
国内货币政策出现周期性转向
这次央行减息与以往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双管齐下。既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又调整了存贷款利率上下浮动区间。这样一种减息的方式，可谓国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样的利率政策调整或不对称降息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这种双管齐下的减息政策说明了政府看到当前国内经济下行风险的严峻性，因此，希望用更有力度的信贷政策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来促使国内经济的复苏。比如，不仅贷款利率下调0.25百分点，即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31厘，而且贷款利率下浮的空间增加10%，即贷款利率还可再减0.631厘，两者相加贷款利率降低近1厘。这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较大。
第二，这次央行减息其实是一次不对称减息。因为，不仅存款利率下调幅度有很大差别，比如活期利率只是下调0.1个百分点，而5年期存款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都不是0.25个百分点。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对称，即存款利率可在基准利率上上浮10%，而这是第一次存款利率的上浮。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上可下浮20%，从以往只允许下浮10%，增加了10%。
这种不对称减息其意义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存款利率的上浮，对存款人来说，尽管这次存款利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但是，如果存款人的议价能力较好，能够与银行达成存款上浮10%，那么这次存款利率下调不仅对存款人没有多少影响，反之，其存款利率还可能会上升。比如，现在5年期存款利率为5.10%，下调0.4个百分点。但是如果存款人与银行谈判把存款利率做到上浮10%，其存款利率就可达到5.61%，高于5年期存款利率下调前的5.5%。
也就是说，央行通过政策的调整，存款利率下调并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只不过告诉存款人如何来把握其利率上浮的机会，在于存款人如何与银行谈判与选择。同时，我们已经看到过，在利率调整的当天，国内有不少银行已经把存款利率上调到上限。未来的存款利率很大程度上与存款人的行为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存款人及银行的行为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对于存款人来说，不仅会有意识增加个人存款，要求提高利率的谈判力，而且也增加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同时，对于银行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存款（存款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存款决定了金银行的贷款，没有存款也就没有贷款），就得上调利率，就得提高其服务态度，就得选择更有利的场所经营，从而强化了银行间的市场竞争。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11
3、高校对合同能源管理认知的偏差在高校方节能意识、管理意识不足的不良影响下，再加上国内对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宣传的偏差，多数高校能源管理者对于合同能源管理的认识非常有限，仅限于节能效益分享模式———用户“零投资”，“零风险”即可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对其他模式的了解甚微。对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流程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认识不足，对过程中双方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缺乏了解。另外，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目前又无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加之高校相关管理人才的缺失，使得高校多数项目合作都是在摸索中进行。合作中双方一旦出现分歧，由于认知的偏差，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4、高校可实施节能项目的局限性近年来通过对一些高校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分析可以看出，高校在选择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节能改造项目上还趋于保守。实施的项目都是一些成熟技术在小范围的推广尝试，而在大规模新技术应用上面则缺少魄力，这也与高校能源管理的核心职能———维持稳定的教学、科研秩序的性质有关，大范围、高新技术的改造在高校实施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虽说高校节能项目潜力巨大，但其规模有限，对节能服务公司的吸引力不足。另外，高校节能项目主要集中在建筑节能上，不同于工业节能项目的规模大、节能量大，使得节能服务公司规模化的改造能力体现不出来，单位成本上升，难于管理，收益率降低。这与节能服务公司承担的巨大资金及技术风险不成正比，因而节能服务公司拒绝高校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可能性较大。
5、相关政策及法规的不完善高校作为教育事业单位，在能源管理方面，国家的政策压力及其在各领域都应起到的社会示范作用，是其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实施节能项目改造的主要动力。现有的国家能源政策不完善，高校执行不力是高校节能减排工作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使得高校这些“特殊”单位有空可钻，有机可乘；再者国家针对高校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相关财政和税收激励政策的缺失，现有的财政和税收激励政策一般多针对大型工业节能项目，对于高校来说申请难、审批难、兑现难，兑现周期也较长，自然无法刺激高校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展开。
6、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缺失目前我国在权威的第三方评估体系的建设方面滞后，项目实施过程中在能耗审计、节能量计算上分歧不断。双方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作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节能潜力是多少，实际节能量是多少。这些仅靠双方协商达成共识是不太现实的，我国正是缺少这种权威的双方均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告诉用户节能潜力是多少，实施后节能量是多少，通过第三方使得双方在信息上均衡，否则双方的合作就无信任可言。
二、加快高校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对策
1、多措并举，合力应对资金短缺问题高校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需资金按合作模式的不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采用节能量保证型时的高校方与节能效益分享型时的节能服务公司。现阶段实施的高校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主要是节能效益分享型，高校方不愿意主动承担资金压力与风险。若国家及地方政府积极地政策引导，例如对自筹资金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高校给予一定的政策性奖励（资金）或在融资时相同条件下优先保障节能量保证型的项目，激励高校方积极自筹资金，资金上不全依靠于节能服务公司，这样不仅能极大地促成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实施，而且还可以使节能服务公司专注于专业技术的开发，获得更高的节能效率，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用户。目前多数高校确实存在资金压力及融资困难等问题，自筹资金无望必须采用节能效益分享型模式时，项目资金压力就全部倒向了节能服务公司方面。节能服务公司多数要面临融资局面，如何解决融资难问题，是双方项目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这就必然要涉及到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融资难源于银行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和节能服务公司的不熟悉、不信任。针对此问题建议先由银行对节能服务公司建立信用档案，实行信用评级区别对待，对一些信用良好的节能服务公司在贷款利率及额度上实行宽松政策积极扶持，使有技术、有实力的节能服务公司得到迅速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同时金融行业内部成立或者由政府设立权威的银行认可的项目评估机构，对需要融资的项目进行评估，认定其技术风险等级与预期收益情况，银行以此来判断此项目的可投性。对一些技术风险等级较高预期收益不稳定的项目进行规避，对一些技术成熟且预期收益稳定的项目积极放贷，同时适当引入保险业服务，对项目进行投保，降低项目风险。这样银行既规避了风险又拓展了业务，在逐渐熟悉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后，此类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2、责任到人，强化管理人员的节能意识对于节能意识淡薄这个问题，除了高校管理方加大宣传、自觉培养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管理者缺少有压力的行政性命令和明确的节能目标。没有了这些硬性的指标，一些管理者就得过且过，侥幸心理重。我国政府应当效仿国外政府对公共事业机构尤其是高校下达明确的节能目标及阶段性时间表，既要切合实际又要保持相当的压力，积极配合、按时完成的进行奖励，拒不配合、到期未完成的给予处罚，使得高校能源管理者无空可钻，必须付之切实有效的节能改造工作。对于管理意识不足、管理不利的问题，必须先解决能源供应者与管理者、能源管理者与使用者关系的问题。高校应摒除能源供应者与管理者为一家的现状，在高校设立独立于能源供给系统之外的管理机构，切实起到能源监管的作用；同时协助能源管理者积极与使用者沟通，使能源管理延伸到使用者内部，建议在各机关单位部门、各院系内部建立能源管理小组或者节能管理小组，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动态化立体管理模式。
3、加强宣传，全面认识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在强化节能意识与管理意识的同时，要想促进合同能源管理在节能改造项目中的应用，各级主管部门应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形式，比如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管理者培训，增设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相关课程，校内的节能新机制宣传等，以此加强对合同能源管理的客观全面的宣传，使各级主管部门、用户深入了解学习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培养相关人才，掌握其特点、模式、实施流程，消除双方在机制认识上的偏见，提高高校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自身意识和能力。
4、搭建平台，促进高校节能项目整合高校节能项目本身的局限性也是双方合作中的一大障碍。节能服务公司具有规模化的节能项目改造能力，希望通过规模化降低单一成本，提高整体收益率，而高校方一般不可能一次性提供大规模的项目平台，基本都是“前期试点”加“逐步覆盖”的模式完成改造。此类项目规模有限，有时还存在多点分散的问题，需要一个良好的节能组织平台———例如高校节能联盟，或建立一个高校节能项目协作平台来协调解决。平台既分享各高校用户节能减排经验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心得，又可整合意向高校项目资源，化零为整；同时可以采取收取项目管理费用代替中小用户与节能服务公司达成规模化的节能改造项目，吸引节能服务公司与之合作，这样项目双方的意向匹配度就会高很多。由此高校方、节能服务公司、平台（联盟）相互促进，三方共同发展。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12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双减政策存在的问题篇13
一、2003―2006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双稳健”
（一）政策实施背景
从1993年6月以来，针对1992年前后的过热经济状态，中国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轮适度从紧的政策使得商品价格从1995年逐年回落， 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 %。
进入2003年，中国政策保持着以积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最突出的是投资过热和粮食供不应求问题。
图1 2000-2006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二）实施措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针对国内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2003――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双稳健”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1.2003年6一9月，国家采取了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等多项措施；2004年4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较大幅度调高电解铝、房地产、钢铁和水泥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3.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明显回升。
（三）政策效果
事实表明，此次的宏观调控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其同某个局部利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为维护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其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出判断和决策，会与某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四、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政策实施背景
2008年，次贷危机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总体经济形势趋于严峻。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冲击，“中国制造”遭受重创，我国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同时股市跳水，对外金融投资出现亏损，投资信心下降。我国GDP增速由2007年的14.2%大幅度降至2008年的9.6%，2009年更是降低到了9.2%。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
（1）减少税收，扩大政府支出（4000亿拉动内需）；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行国债、地方债。（2）动用资金开发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加强对落后地方的援建。（3）通过劳动法的调整等减少企业负担。（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5）产业振兴计划。（6）促进对外贸易，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
2.宽松的货币政策
（1）2008年7月份开始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2）2008年9、10、11、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2008年10月27日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三）政策效果
此轮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导致货币流动性严重过剩，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物价如同“过山车”一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年初4.9%的月度同比涨幅一路上涨，进入5月之后，CPI涨幅迭创新高，直到7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6.5%，创下37个月的新高，引起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五、2010下半年至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紧缩性政策
（一）适度紧缩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