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
一、《少年中国说》创作缘由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即“”，但1898年8月21日，百日维新遭到慈禧太后（西太后）的极力迫害，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而在此之前的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惨败于小国日本，接着《马关条约》签订。在此之后，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天津和北京等地，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即“庚子国变”。整个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而八国联军还污蔑中国为“老大帝国”，亦如文中“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和瓜分。而一些麻木无知的国人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实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2]
上文已提到梁启超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意识，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暂居于日本的他心神难安，担心着国家的存亡，为一些麻木而平庸的人们发愁着。正如他在1900年2月20日在《呵旁观者文》中写到的“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并根据“旁观者”的麻木不仁袖手旁观分为六种类型：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于激愤失望中责问年轻人：“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的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3]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西方新学的影响下，鉴于已明治维新成功三十年的日本，又读“畴昔所未见之籍”，叹“畴昔所未穷之理”，[4]33在历史进化论和社会竞争论的引导下，鉴于上文的三种原因，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写下了《少年中国说》。以此篇散文来引导国民，唤起大家的爱国热情，挽救民族的危亡。
二、《少年中国说》与国家思想
面对中国被污蔑为老大帝国，作者在《少年中国说》中开篇布置一设问句来表示自己对此的思考，“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问句中的“少年中国”乃是作者渴望存在的国家，同时是对谣言的极力否定。美国历史学家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一本名为《想象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的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有了这个想象的过程，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个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5]102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中的“少年中国”的国家构想正印证了美国历史学家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梁启超通过报刊把国家思想传播开去。
接着作者以人之老少喻国之老少，花大量的篇幅抒写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不同特点，“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以老与少的突出对比，展现少年的优点，以少年的特点突显少年中国的具体内涵。继续泼墨似的大幅度地展现对中国为“老大帝国”这一问题的思考。写到了国家的衰败，民族的危难“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如此“待死之国，待死之民”的危难之地，难道是老大帝国会有的结果？作者怀着民族之痛而以此结果对那些污蔑者进行诘问，同时提出了国家思想。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对国家的描述为：“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人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他心里的国家有土地、人们、自治、法律、。关于什么是国家思想？即“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6]392同时他分析了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国家的原因：“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昔日之国只有国之名而无国之形，由于压制、迫害未有发展，未形成国之形。既而否定中国为“老大帝国”，认为中国发展到现在，少年中国正处于萌芽状态。并具体分析了朝廷与国家的区别“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通过对比，梁启超更加坚定国家思想，而对封建制度大力批判，此批判体现在下文对为何称“老大帝国”的分析之上。
再者梁启超“吾中国人无国家思想也”，“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根源于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民“知有天下”，“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6]392特别强调了国家对于建立国家思想的重要性，下文将对《少年中国说》中的作者的国民观进行论述。
三、《少年中国说》与国民性及其改造
梁启超在戊戌后逃亡日本，受到西方民约论、进化论等的影响后，于《少年中国说》发表前后谈论了他的国民观。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他指出“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辱，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在《新民说・叙论》中说到“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段、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脉已涸，而身犹能存着;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独，而国犹能立者。”[4]33在少年中国的国家构想中，在人之老少的对比中，他把希望寄托在少年身上，如文中“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进一步论述少年与中国的关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样的少年国民也即“新民”才能使国家富强，拥有民智、民气、民力、自由、进步的新国民才能让国家真正有希望。
《少年中国说》中也隐邢的对国民性改造提出了建议。一是报刊造舆论。在《少年中国说》与国家思想中提到“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同样进行国民性改造也需要小说与报纸。梁启超认识到报纸在宣传思想、营造舆论、开启民智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起天下之废疾者报馆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7]他发表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正是利用了报纸来宣传新国民思想，进行国民性改造的。梁启超的办报宗旨和舆论导向十分明确，《清议报》旨在“广民智、振民气。”为改造国民性找一种影响力比较大的方式。二是立会建党改造国民性。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写到“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以玛志尼立的一会“少年意大利”来暗示立会、建党的重要性，同时曲折地表达出作者欲立会来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和活动始于戊戌时期，贯穿于他的政治及学术活动的始终。其宗旨和目标就是指导和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程度。他强调学会、政党对“新民”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唯一之导师哉？”[6]392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以酣畅淋漓的语言来思考中国到底是不是“老大帝国”，与论述中对其给予否定。文中“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的反复述说，与其浓厚的爱国意识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是分不开的。他“少年中国”的构想鼓励和吸引了青年人为之而努力，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及对其的改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大学）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蓝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爱国主题[J]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3] 冯恩大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宣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解[J]济南：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8卷，第5期
[4] 方平论清末梁启超的国家思想[J]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2
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充满锐劲的改革家，更是一位富有极强前瞻性的理论家，其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以与时俱进的思想和气势磅礴的激情，用人之老少比喻国之老少，开启了一场全民族关于“少年中国”的热议，向“中国少年”发出了振兴国家的热烈召唤，表达了晚晴以降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憧憬，唤起了无数近现代热血青年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而百年之后的中国，面对全球一体化，人类从信息时代步入数据时代，开启了以“互联网+”为时代特征的新境遇，在新形势下如何解读《少年中国说》以及汲取其中的思想营养，成为当下教育思想研究的全新课题。
一、观念：顺势而为，海纳百川
梁启超在评断中国为老大之国还是少年之国时指出：“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让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从其推断中国今日为少年国的论证过程中，不难看出其尊重客观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观念，中国之所以为少年中国，完全因为“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中国理所当然是少年。透过这一思维逻辑的本体，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在进行理论支撑，而合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最核心观念，其最终落脚点自然成为顺势而为。儒家亚圣孟子言：“有智慧者，不如乘势。”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提出，自然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大势：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再度陷入近代化之困境。自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外迫型近代化开启，经甲午之败，戊戌之败，一败再败，甚至已有亡国灭种之虞。于此危难之际，必须再启中国近代化之进程。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以文化成天下，即用文的力量可以治理好全天下，孟子更是提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文化。而近代化进程的关键是人的近代化，对人进行近代化改造的最好途径便是文化改造，这一逻辑类同于庄子所言之道与人：道创生万物及人，也与万物及人同体同在。人自觉与道同体同在者，顺应之。不能自觉者，亦摆脱不了，行为悖之而体不能悖。近代化与其主体人亦是同体同在的，自觉者，顺兴之，光大之，不自觉者，行为悖之而体不可分，梁任公是自觉者。梁启超顺应时展之势，自觉铁肩担道义发起对民族近代化文化改造，其所指方向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开放性思维，以海纳百川来滋补民族近代化所缺失的营养。“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了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梁启超通过对老年与少年不同性格态度的比照，从而对老年人常思既往、留恋过去、因循守旧、怯懦苟且以致最终灭亡世界进行深度剖析极度批判，而对少年人常思将来、希望进取、常敢破格、豪壮冒险以致终能创造世界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和强烈的寄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
而当下教育正处于以“互联网+”为典型特征的后信息化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大势，以海纳百川的观念来指导当下教育探索的方向。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将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型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便是资源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包含了O2O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资源的重新洗牌，同时也意味着大数据共享以及渠道多元化裂变红利的到来，而所有这一切的行为主体都离不开人的主导和操控，可以认为“互联网+”模式就是一个思维大爆炸的时代，传统资源传导模式、营销渠道模式、人才组合模式被深度摧毁，任意思维的对接都可能产生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墨守成规、思维固态的商业范式已经很难在这一时代立稳脚跟，其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正在被逐渐挤压并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教育观念必须从传统授课的固有模式向海纳百川的多元化方向进行转变，这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必须保佑的思想观念。
二、态度：积极应对，不走偏锋
人的思想是由感性与理性共同构成，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除了从理性逻辑角度提出人应该顺势而为、海纳百川，同样在感性态度上保持积极应对、不走偏锋的方向也同样重要。“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命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
三、方法：如盐入水，润物无声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3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
少年时的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闭的被迫打开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传统之内的革命，虽然连带产生了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但其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这种转化，可以从知识分子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上看到：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相信，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行，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梁启超这一代，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
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变法失败后，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接受革命思想
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之后，知识分子大多满怀憧憬。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梁启超也回国了，并介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先任司法总长，后任财政总长，一战期间还曾参与外交，从“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
与袁世凯的合作让梁启超背上了“卖朋友，事仇雠”的骂名。起初，他对袁世凯抱有共和及立宪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等到洪宪帝制复辟，他又联合自己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得意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下台。
两年后张勋复辟，康有为是其最依赖的军师。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至此，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在诗中怒斥其为专食父母的枭獍。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几百块钱，才草草成殓。之后，又戴孝守灵，大哭三日。
从东方文明中寻找救国良药
梁启超的最后10年，多在书斋与大学讲坛度过。这时候的他，已经把精力放在培养“新民”上。对于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教育孰先孰后的问题，他最终选择了改造国民性。
一战后的欧洲之旅，让他对于西方的态度再次改变。他没料到，曾让无数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年近50的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从西方的强盛中寻找中国的救亡之路，最终却感叹，“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又想到，东方文化中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试图从古老的道统中寻找新的药方。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4
史学发展到“后现代”时期，研究者逐渐注意那些在历史上不很“彰显”的人物和重要人物不很“重要”的方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曾琦向来研究的人较少，即使有研究者涉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较重，属于前者；研究系的领军人物梁启超虽不乏研究者，但既有研究多集中其戊戌至五四时期的活动，“五四”后则多强调其学术而少注意其政治方面，即使注意其政治方面，也是偏重在“五四”后期，而对其在北伐前后的活动语焉不详，属于后者。至于在民国政治生态中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势力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和曾琦之间的关系，就少有研究者注意了。然而，通过爬梳相关史料，笔者发现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的关系不仅涉及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而且涉及相互间人事关系的分合，值得深入探讨。由于篇幅有限，两者间有关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关系只能另文探讨，本文着重考察后者。大致而论，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与梁启超系在“五四”至北伐前后经历了曾琦接近梁启超系，曾琦对梁启超失望之余而将目光转向青年一代，曾琦在留欧及归国后不再认同梁启超以及在国共两党压力下又不得不与梁启超再议携手的分合历程。本文主旨要在通过对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人事关系的分合历程及其前因后果的考察，一方面厘清两者关系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揭示1920年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进而揭示民国时期第三势力的起源困境及其式微因缘。
一、接近“梁系”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的影响最为突出。并且，其影响大多通过报刊、图书等现代传媒传播。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和那一时代其他人物一样，主要受梁启超主编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李璜曾经谈到：“任公先生可以说是新知的启蒙运动者，其在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所发表的言论，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受其启发，而对于为学立志乃有了新的境界。”可为旁证。具体到曾琦，1905年他在广西宁明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读过在广西陆军测绘学堂读书的长兄昭携回的梁启超所著《中国魂》一书，并由此产生国家思想。据蒋维乔日记，《中国魂》“实则《清议报》《新民丛报》中之论说杂凑而成”，可见曾琦所读的是《清议报》《新民丛报》的选本。不过，1907年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曾琦由宁明州赴桂林，在桂林中学堂读书半年，其间得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全份。众所周知，《新民丛报》乃型塑当时青年国家思想的重要文本，故曾琦所说其国家思想源于梁启超所著的《中国魂》应为实录。
同时，梁启超所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也是宣传革命的温床。因此，曾琦受到影响，此时也产生革命思想。不过，曾琦此时的革命思想也受到章太炎主编《民报》的很大影响。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活动频繁爆发，曾琦受其影响，1909年转学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以后，不仅革命思想更甚，而且与四川地区的同盟会联系紧密，积极参与四川当地的革命活动。从此，曾琦的人生选择徘徊在“读书”与“革命”之间。
曾琦参与革命活动，其目的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事与愿违。民国肇建，他不仅“对当时党人之骄纵，自居贵族，极不谓然”，并峻拒出仕，且“日为文批评当局之所为”，益遭当局疑忌。政治既不可为，曾琦只有继续求学。1913年春，曾琦续人四川法政学校。适易长风潮起，他不得不与同学熊仁山、易志高等另入共和大学。秋季，“二次革命”爆发，曾琦赴重庆参加熊克武、杨庶堪的反袁运动，失败后亡命绕道潜回乡居。这时，家人欲以婚姻束缚曾琦，使其不至冒险再为革命。但曾琦认为，“不读书即革命”，不受儿女私情之累。因此，1914年春，曾琦在二兄的资助下，准备留学法国。因阻于欧战，又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已为袁世凯所解散，他于是就学上海震旦学院。
在震旦年余，曾琦仍时时支助革命党人，难以忘情革命。据李璜回忆，当时曾琦“早夜与同窗年少，谈论国事不绝”“成绩既不佳，弃去北游，请益于章太炎与梁启超两先生，两先生皆以国士目之”。李璜回忆的后半部分应有误。沈云龙先生指出，这次曾琦与梁启超并没有见面，只因通讯而产生师生关系。虽然如此，这并不能稍减曾琦对章、梁的心仪之情。张梦九注意到，在日本三年，曾琦与他衡论民国人事，“文化人物只佩服梁任公、章太炎”。但左舜生指出，曾琦心仪梁启超与章太炎实是梁、章谈政治或革命的方面，并不在于他们的学术方面，甚至章太炎讲学的精微处，他也不太能理会。揆诸前文所述，左舜生所说乃是实情。
撇开章太炎不论，专就梁启超而言，曾琦这时实有由同情革命党转变为接近梁启超的倾向。转变的关键在于梁启超及其所主导的进步党在护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1915年5月底，曾琦陪二兄昭琪由川进京向平政院申诉，适值袁世凯接受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且欲帝制自为，并冀以爵禄羁縻天下英豪，他深感士大夫。恰值此时，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蔡锷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云南，反对袁氏变更国体，曾琦由此觉得“正气尚存，人心未死，天下事犹有可为”，对梁启超心仪之感油然而生。
1916年春，曾琦留学日本。其间，梁启超领衔的进步党在北廷势焰正彰，曾琦屡屡致信梁启超，表现出明显的接近倾向。1917年夏，曾琦在房州避暑时，曾致梁启超一封万言书，力劝梁氏“慎于出处，并继续提倡国家主义勿懈”。梁启超覆书说：“得手书，字字悉如鄙怀，而所以匡其不逮者且无量，禹闻善言则拜，况闻而至
再三哉。下走谨再拜服之而无数矣。”曾琦此函写在段祺瑞组阁之际，梁启超有入阁可能，故他劝梁氏“慎于出处”。到梁启超人阁，1917年11月13日，曾琦又致函梁氏，指出：今之当局“或动于正义，而为功名心所激，慨然引公以共国事”，但“与彼辈习处既久，不知其奸；聆公道义之言，终不若彼辈利害之言为亲切而有味，一时暂合而共谋，必难久处而无间”。故他建议梁氏，“不如退保潜势，益结人才，徐收众望，以俟时机”；而“于段内阁加以赞助可也，遂与共事，则殊不必”。尤其，军器同盟风说传来，他主张梁氏应不负留日学界众望，宜有解之之道。由此可见，曾琦对梁启超不仅心仪有加，而且不顾交浅言深之虞，期望梁启超保持与段政府的距离，并出而担当社会的中坚。
事实上，曾琦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不仅与梁启超时有通信，而且与“梁系”重要人物如石醉六、周宏业、汤化龙、林长民、周善培、蒋百里等往还甚勤。
1916年冬，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曾琦做挽联予以纪念。联曰：“率滇黔健儿，背水同趋，当时直迈淮阴略；告巴蜀父老，长城已坏，此日空怀严武才!”后因询问蔡锷事迹，曾琦结交石醉六。据《戊午日记》记载，曾琦在1918年春为了解蔡锷的生平特性与同寓石醉六往还甚勤。由此，曾琦通过石醉六的介绍，一方面了解了蔡锷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对蔡锷更加敬佩，以致他后来的言行受蔡锷影响较深。
关键在于，由于相互之间的频繁交往，曾琦与石醉六的关系发生升华，由蔡锷话题延伸到彼此诗词唱和及互相的交流与劝勉等友谊层面。1918年2月26日晨，曾琦赠诗石醉六，而石醉六也于是夜依曾琦原韵和作七律一首见酬。3月9日，《戊午日记》载：往日有一谬见，即谓“豪杰不宜有拘束，但使能立功，即稍失之奢侈，亦为无害”。因与石醉六谈及此说，曾琦乃知其不然，盖“今日所为救国之豪杰，方当冀其献身以救国，安有迷于物质而能勇于牺牲者哉?”3月17日，《戊午日记》载：“与友人谈及吾国社会之坏，由于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难退所致。”石醉六则认为“中国未始无善人，但善人多无力，故虽进而无补”，与曾琦之言互相发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石醉六渐渐发现曾琦的不足处，便于6月4日致函曾琦，提醒曾琦：“无恒心者，无善不为；无善不为，犹之无恶不作，故序鸡鸣之诗者日，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曾琦感觉石醉六意在“讽予意志之驳杂也”。但他认为：“所见多过人者，录之以志良友之雅意。”7月22日，曾琦已回国，石醉六仍不忘致函诘问：“一人国门，非张迷网，即坠苦海，足下以何根据，自脱于迷与苦之外?苟不尔者，则我辈片刻之惺惺，竞成永久自欺之污痕耳。”曾琦认为“其言足发人深省”，但他“自信颇有把握，尚不至堕迷网与苦海”。8月10日，他便以回国舟中所做五言杂诗做答：“勿效王尼叹，休夸陶令言，心安能悟道，到处是桃源。”表现得相当乐观。据张君劢1920年1月12日致黄群函，石醉六与梁启超、蒋百里交情甚深，与他自己也熟识有年。由此合观，可见曾琦结交石醉六并不仅仅在于“询问蔡锷事迹”，而应含有接近研究系的意思在。
曾琦留学日本的目的除了求学深造外，还有揭露日本图我及北洋军阀与日勾结内幕的目的在。因此，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曾琦在留日期间与留日友人发起组织华瀛通讯社，以阻止日本控制对华舆论。据《戊午丑记》记载，为了使通讯社的章程与办事细则之起草、理事之选举及大会之召开等事顺利进行，曾琦与湖南人周宏业(字伯勋)联系密切，往还甚勤。需要追问的是，曾琦为何与周宏业往还甚勤?回答此问题要弄清周宏业的身份。原来周宏业是梁启超任总教习的时务学堂之西文留课生，与范源濂同班，民初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大中华》上发表文章多篇，为进步党做舆论鼓吹。由此看来，曾琦与周宏业往来除了组织华瀛通讯社外，实有接近研究系的动机。正因如此，4月19日，当范源濂由日转美时，曾琦便往访周宏业，交华瀛通讯社章程数十份，托转范氏赴美洲散给华侨。
自从研究系在1918年的国会选举中失败以后，梁启超声言不复再问政治。但研究系的另一领袖汤化龙却志不稍衰，仍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准备出国考察。因此，为考察国外国会的详情，汤化龙于1918年3月24日偕林长民、蓝公武等先往日本，居东京两月余而至美国考察。据张梦九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琦就称道民国人物中汤化龙为政治家。如今，汤化龙一行来到东京，曾琦当然不能放过接近机会。因此他是屡屡造访、询问信息、交流思想并有所请。1918年4月4日，汤化龙在一次谈话中谓：“十年以前，彼等但知当变法，而不知所以变之之道，是以国愈乱而术已穷；十年以后，国事当属少年，若再无素养，国将何望?”曾琦听后，认为“言颇沉痛”。4月10日午后，曾琦赴本乡追分町帝大青年会，与华瀛通讯社同人欢迎汤济武(化龙)、林宗孟(长民)、蓝志先(公武)、陈博生诸人莅会演说，汤林二人各述其已往之经验，及将来之理想。曾琦认为林说最为沉痛，也起立发言，略谓“诸公在国内号为稳健之士，惟其稳健，愈当急进，国家已濒危殆，何为尚徘徊新旧两党之间”，有质问之意。4月26日，曾琦写致汤化龙、林长民各一函，劝他们不必久留日本。4月29日晨，曾琦偕张梦九访汤化龙，询其对于近日所传日本对中国的要求条件，有何主张。4月30日晨，曾琦又偕张梦九赴帝国旅馆访林长民，询其近日对于所传消息，意见如何。林长民因昨日曾琦致函劝其归国，遂引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琦认为二语措词太激，颇抱不满，并与林发生辩论。5月4日晨，曾琦偕雷眉生、若飞访汤化龙，询其近日对中日交涉所得消息如何，并劝其关于留学生倡议全体归国事，宜有所主张，免致青年失学，无所归宿。5月11日晨，曾琦又偕瞿仲弥访汤化龙，询其近日留学生归国事意见如何，并劝在国内办一学校，以收容此归国失学之青年。而当听说汤化龙不日将赴美国考察，曾琦于5月26日晨，再偕若飞访之，询此次来游日本观察所得的感想如何。汤氏历述种种，先谓：“日本维新先辈之规模，终较今之人物为伟大，又其国政治之进步，由于社会未坏。”次述中国近年的内容及其与梁启超入阁的政见。曾琦颇有同感，认为“皆阅历之语”。9月4日，报载汤化龙于美洲被刺身死，曾琦阅后不禁深为太息，认为：“汤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于是感叹党祸的日益激烈。由上述可见，曾琦不仅与汤化龙等接触频繁，而且一方面，他期望汤等在稳健的基础之上“愈当激进”，摆脱“徘徊新旧两党之间”的局面，为彼辈代言；另一方面，他又期望汤等能主导当时中日交涉的舆论，并办学以收容归国学生。遗憾的是，汤氏不幸在
美被刺身死。
曾琦在日本还结交了一位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人物周善培，他们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曾琦此后的私人生活，值得一述。周善培与梁启超关系非同一般，并对梁启超影响较大。尤其周善培在清末曾任各省督抚幕僚及四川、广东官立学堂督办、提调等职，与民国军政界要人联系广泛，故曾琦在接近周善培方面上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希望于已有所助力。据《戊午日记》记载，留日期间，曾琦曾多次拜访周善培，以取得联络。由于谈话较为投机，两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迅速接近。1918年6月1日午饭后，曾琦往访时，周善培就向其指出：“体质太弱，由于神气不固，盖志虽具而气不充，终不能有所成就，今后宜从养气工夫人手。”曾琦听后，感觉“其言实深中予病”；6月3日，两人谈话更进一层，开始讨论学术，周善培谓：“程朱之学，为高明一派人说法，使其敛才就范也；陆王之学，为沈潜一派说法，使其超凡人圣也。义各有主，皆足为法。”这一观点对曾琦思想影响较大，可以当时日记覆按。后来，两人交往密切，至有联姻之举。
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因抗议中日秘密军事协议事回国初，曾琦与军事学大家蒋百里也有所交往。1918年4月14日。曾琦曾题蒋百里著《军事常识》绝句二首。次日，曾琦在致陈愚生的信中附“致蒋百里书”。在曾琦看来，“蒋君百里为吾国军学大家，军人而有儒者气象，所著《军事常识》书，读之极为倾倒”。故他请石醉六作书介绍准备到北京以后往晤。7月1日晨，他便偕雷眉生赴东城北新桥街箍萧胡同访蒋百里，纵谈良久。蒋百里谓：“吾国风俗之坏，自上而下，欲挽颓风，惟有士大夫以身作则，为社会之中枢，庶几可补救于万一。”曾琦认为，其所谈皆“超越恒流”，与自己所怀若合符节。7月5日，曾琦在天津梁启超家又遇到蒋百里，相与倾谈良久。此外，曾琦还与研究系的张东荪等也有通讯或面谈，此不赘。
二、转向青年
梁启超及其主导的进步党因在护国运动中表现突出，颇得曾琦好感。相反，孙中山所领导的因其内部混乱及其反日目的不够鲜明，不被广大青年寄予甚大希望。然揆诸当时青年学生对“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的实情，曾琦接近“梁系”或和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一样，乃是希望稳健的“梁系”能出而充当社会中坚。因此，当留日学生因反抗中日秘密军事协议遭日警暴行而纷纷罢学归国时，曾琦期望“梁系”能出而办学，以收容留日归国学生。
曾琦之所以如此关注留日归国学生的安置问题，是因为：一方面他是此次留日学生归国的主要组织者；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是“梁系”出而培植社会中坚的绝好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也想运动学界。曾琦自述他当时毅然辍学归国的原因时说：“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而内除国贼。”故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之初，他即力主“归国运动之目标宜特别注重于学界：一则以学生联络学生，其势顺而易；二则以纯洁无染之青年，容易激发其良知也”。所以他决定运动学界响应，首要目标即在北京大学。因此，他借此机会与张梦九绕道大连回国鼓动于京津学界。
曾琦赴京津地区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打算在京津一带设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结果却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25日，曾琦在北京晤见王光祈，告诉其打算。王光祈听后，指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是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且“即使发起成功，也不过是一轰之局，势难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罢学归国，声势虽大，而其中大多是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国，则办法当不如是之简单”。在他看来，“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要在早做好基础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既不能求之于已成的势力之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至于办法，“也非浅识玄想，东写西抄，便可以适合国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须每个同志都去增进自己学识，从事各种研究”。王光祈所论句句打中曾琦的心眼。留学日本时，曾琦已与雷宝菁、张梦九及陈清等“相与有组织团体之约”。至于团体的组织形式，曾琦的构想是：“拟集合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讲演，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为主，冀收切磋之实效。”可以说与王光祈的想法如出一辙。因此，他便与王光祈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并将学会的宗旨与办法大致决定。
正在曾琦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之时，段祺瑞政府鉴于五月下旬归国留日学生发动的请愿运动有进一步推进国内学生进行排日救国活动的可能，便令警察驱逐留日归国学生，不许他们逗留都门。不得已，这些学生只有离京赴津。为此，曾琦等也前往天津组织归国学生的排日救国活动。然而，段政府又运动法国领事，不容归国学生居天津租界。在此情况下，归国学生在天津除为文字宣传外，仍组织国货贩卖部，以实行抵制日货。最终，曾琦等鉴于“国人麻木如故，废约更无希望”，决意解散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分途活动。
虽然，王光祈有“人才既不能求之于已成的势力之中”之语，但曾琦到天津后仍希望能劝梁启超出而办学，以收容归国留日学生。因此，7月5日，他一到天津，便前往意界二马路拜谒梁启超，再劝其出而办学，遗憾的是梁启超并不见听。
梁启超婉拒曾琦的办学要求比较符合他其时专心著述、绝意政治的生活实态。相反，他还劝曾琦致力学问。在他看来，“处兹乱世，若投身社会，惟有日陷悲境，因事事反乎理想，万难有所成就也；若从事学问，则自有乐境，因开卷有益，日起有功也”。
对于梁启超此举，曾琦颇感失望。由此，他加快了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步伐。按原来计划的安排，曾琦当南下上海。然而，就在曾琦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之前的7月27日，少年中国学会的七个发起人复聚于中央公园，商定：“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我们如果联系到曾琦此次赴天津拜谒梁启超一事，当能感觉到这一规定实有防范包括梁启超系在内的已成势力或过去人物的嫌疑。
虽然如此，曾琦于7月28日路过天津时，仍“往谒任公，以学会章程及公函呈阅，请渠为赞成员”。但这并不能掩饰曾琦对梁启超已然产生的失望之情。他到上海以后在《救国日报》上发表《归国感言》及《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等文，即大肆发挥此意。他在文中指出，他们此次归国，“其所殷殷属望者，一为现在国内正受教育之青年，一为曾在国外已受教育之前辈”。然事与愿违。“所谓曾受教育之前辈，对于吾侪，不惟不加助力且从而暗嘲焉冷遇焉，或大加教训焉，或助政府摧残焉”。所谓“广义的前辈”既如此，那么在国内立
于指导地位老成硕望之所谓“狭义的前辈”又如何呢?事实是，“非无多数老成人，而时至今日，大都趋于消极，对于吾侪救国之举，率皆目为浮躁，其能稍分心力代为谋事者盖亦鲜矣”。在曾琦看来，“夫吾侪少年举动，诚不免于轻率，然当兹国家濒危之际，似非貌为稳健之时，即日辍学非计，而立于指导地位之前辈，亦当为之设法安置，岂能以其轻率而恝置不顾哉”。故“白今以往，吾侪少年对于国中先辈，已不敢多所希望”，而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国内正受教育活气横溢之青年”及此次辍学归国坚苦卓绝的留日学生。这里所谓“广义的前辈”当指接近官方者，所谓“狭义的前辈”当指在野的梁启超辈。由此看来，曾琦这时已对梁启超颇感失望，开始把目光转向青年一代。
本来曾琦南下上海主持《救国日报》笔政，实打算鼓吹舆论于上海学界。但上海学界沉寂尤甚于北京，“鼓吹逾年，迄无影响”，曾琦因此脑病复发。
正在这时，爆发。曾琦闻讯以后，翌日即束装北上。曾琦如此兴奋，原因在于：其一，北京学界活动起来颇合其辍学归国的初衷；其二，据周无致曾琦的信上所说：“因为当初决定，还是以本人意思为主，并且北京之行，不过消极的安排。现在既有了积极的进取，自然赞成的。不过因系尊重团体的决定，不能不有一形式。”可以推测这次五四学生运动背后或有少年中国学会的推动。并且，曾琦原计划有“北京之行”，因病未果，如今，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不啻是一个北上的好机会。
然而，北上之后，形势却发生了与曾琦期望相反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京警禁阻，学界寂然无声。失望之余，曾琦往北大询学生会代表，该会定期请其讲演，为京警所阻，乃改至清华学校开会，曾琦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报告“”的影响，略谓“现在全国各地反响甚烈，而北京为此运动之发源地，反淡然视之，大背运动之初衷”。另一方面，五四学生运动之后，鉴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制，为保全北大，参与维持北大的胡适等倾向妥协(详另文)。受此影响，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康白情等人这时都不以曾琦的主张为然，劝他“勿主再动，以全北大命脉”。曾琦大为鄙视，并面责以“全国之反响若彼，而汝等主动者反安然若此，殊非救国之道，无论如何必须前进”。而且，曾琦在清华演说完毕以后，主席朱一鹗即提议恢复游街讲演案，经众通过，明日续出讲演，从而诱发了“六三事件”。其时，曾琦在罗家伦的带领下，“导往北大第三院共致慰问之忱，于军警密布之中，发慷慨激昂之论”。最终，北京政府在由“六三事件”所引起的全国罢市、罢课、罢工风潮的压力下罢免曹、陆、章职，“以息众愤”。五四学生运动由此取得初步胜利。
由上述可知：其一，少年中国学会内曾琦与、康白情等分歧明显。1951年8月，章士钊为张次溪所撰《先生传》作序，其中有一段话论及进入北大及其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他说：“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质量，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碇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去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章士钊这段话不仅提示出促使以北大为中心的北方知识界激进化，而且与五四学生运动发生有关。而在这两事之中少年中国学会都起着发酵的作用。又据张梦九回忆，康白情与周炳琳、许德珩、孟寿椿、易克嶷和袁同礼等就是这次曾琦由上海到北京着重物色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北大学生。由此合观，可见曾琦与、康白情三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确有促进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作用在。然而，李、康两人转变态度不仅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存在较大分歧，而且预示着曾琦冀少年中国学会而影响北大并最终影响整个青年学生的愿望难以实现。
事实确实如此。本来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七个发起人中，除之外，其余五人都与曾琦有同乡、同学或朋友的关系。顺理成章，曾琦成为学会的核心。但从思想上讲，七个发起人之中，曾琦、雷宝菁和张尚龄则倾向国家主义；王光祈、周无与和陈则较为接近：王光祈、周无倾向无政府主义；、陈清倾向苏俄，赞成共产。无形之中，曾琦在学会成为少数派。关键是从人脉上看，随着1918年7月27日曾琦南下上海主持《救国日报》笔政，周无、张梦九也相继到达上海，加上雷宝菁于1918年12月14日病逝东京，致使留在北京的学会发起人只剩下倾向社会主义的王光祈、、陈洧三人了。这样，曾琦不仅在少年中国学会发展的方向上影响力下降，而且对学会吸收新成员等方面也逐渐丧失影响力。因为随着学会的发展，北大学生“近水楼台”，成为学会吸收新会员的首选，而在这方面，的影响相对突出。实际上，曾先后邀请北大国民杂志社与新潮社的活动分子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由此，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当在情理之中。有鉴于此，曾琦只得改变初衷，留学法国，以寻求新的发展。
其二，诚如有论者所说，曾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之间，实为平、津、沪三地间之学运领袖及重要活动分子，于五四爱国运动中，自应居有一席之地位”。尤其，在促发五四学生运动方面，曾琦等留日归国学生作用明显。时梁启超系失势，鉴于对段祺瑞政府不满，他们对五四学生运动的鼓动也是不遗余力。由此看来，研究系与曾琦在促发五四学生运动方面虽非共谋，却有桴鼓相应之效。同时，据张梦九回忆，在1919年初，曾琦曾以巴黎和会重要，深恐我国被日本排挤，不得列席，又恐北京总统徐世昌受日本军阀挟制，和约或将对华不利，力促李璜、周无速与李石曾同往巴黎，筹组“巴黎通讯社”，将和会真实情形，向国内报导，以免外交真象为外国通讯社蒙蔽。毫无疑问，曾琦这一思路又与梁启超一行游欧那监督国际舆论的目的异曲同工。虽然如此，双方的分殊是存在的。随着梁启超游欧及曾琦留法，各自开始了渐行渐远。
三、渐行渐远
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坛以后，决心离绝政治，专事著述。不仅如此，梁启超的朋辈如袁思亮等也致函梁氏，劝他趁时联合同志从事讲学事业。有鉴于此，1918年12月27日晚，梁启超等欧游一行在上海和张东荪、黄群讨论一个通宵，相约此后决然舍弃政治活动，从思想界尽力。
然而，欧游归来，梁启超在欧洲所得新知的刺激下又跃跃欲试。1920年3月中旬，梁启超前往吴淞中国公学发表演说，认为此次游欧所得乃是“精神得以振作”。不过，梁启超这一精神振作诚如缪凤林所说，并非“自悟其短，忘情于政治活动者”，而是“讲学之余，常思组织一党以握政权，时或借讲学以散播种子”。而梁
启超不能忘情政治的原因则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达虚皆以世外闭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身国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的确，梁启超与政治不能绝缘，乃不得不然：一是由于外在的影响；二是由于“澄清天下”的良心驱使。欧游归来，前一种影响不再存在，后一种驱动却时时撩拨着梁启超的政治兴会，使他难以绝然于政治。
梁启超的这次冲动是想发起一个“国民制宪”运动。1920年7月，直系军阀取得直皖战争的胜利，吴佩孚宣布将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并望梁启超拟一宪草，以俾遵循。趁此机会，梁启超计划推动一个“国民制宪”运动。诚如张朋园所说，该计划的关键在于：“制宪的不是国会，而是国民。”
虽然，根据其时的国民素质，制定宪法的应是“国会”而非“国民”。但是，揆诸梁启超那“唤起国民意识而造成国民意力”的苦心，该计划似又执行的价值。因此，该计划提出以后，能够得到朋友们积极回应。黄群强调：“国民大会之说，虽亦决不成事实，但可于此时作文鼓吹。”张东荪认为：“国民公决一层，比较难办，而国民动议则易为之。既名为国民动议，当然不可用报馆名义，即由吾辈签名可也。求人同意，不必名流，但社会上确知有其人者，皆可加入，一俟签名者有万人，则提出求公决，必可惊憾社会也。”徐新六则指出，国民制宪大会“极应鼓动”“不论办得到与否，总应喊一喊”。而傅治认为：“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
尽管如此，该计划却只能用于鼓吹而不能落实于实践。黄群认为，其时制宪问题无从说起，若联合各方作实际运动，不但无益，而且“徒滋疑议”。傅治也认为，政治运动须有基础。鉴于梁启超认为，非向国民说话，则青年团将不能成立；“欲求真团结，非共事不可，非觅事来共不可”。他指出，梁氏“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
既然如此，“国民制宪”运动无果而终乃意料中事。鉴此，梁启超不得不重新回到由“国会制宪”的老路。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吴佩孚主导的直系获胜，梁启超再次燃起对吴氏的希望。他不仅与吴佩孚、曹锟及黎元洪见面，而且鼓动黎元洪再度出山。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于5月22日与熊希龄等十余人组成名流会议，同时致电吴佩孚、曹锟，主张恢复民国六年的国会，以制定宪法。
对于梁启超此举，朋友们多不以为然，纷纷劝其歇手。先是张东荪于6月1日来函指出：“黄陂复位必见事实，其来路不正固不待言，而暗中黎派已欲存钳制直系之心，将来必重演黎、段之故事。此间旧国会议员早已置制宪于脑后，而专门于阁员之分配。五、六年之旧戏，行将重演，吾辈宜避而远之。”然后是陈叔通在6月4日致籍亮侪的信中主张梁氏仍以讲学为是，勿又以一时冲动，大谈政治”。应该说，张东荪和陈叔通的劝勉不仅道出了梁氏的困境，而且也指明了以后发展的方向。因此，当梁氏醒悟并自责时，他由“协同”政治转向“讲学”当是理所当然了。
事实上，欧游归来，梁启超积极从事于“讲学”事业乃其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认识到，既然难以忘情政治，就必须重振政党。鉴于过去的失败，乃因缺乏人才，知己太少，故必须再从培植人才与结交知己着手。而培植人才和结交知己，当以从事文化事业和讲学为要途。因此，他决定以退为进，从办文化事业和从事讲学人手。因此，梁启超积极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改版《改造》杂志，接办中国公学，甚且梁启超还不辞劳苦，讲学南北。遗憾的是，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原因除梁启超积极从事“协同”政治之外，在“虚”处用力恐怕也是要因之一。
五四学生运动以后，随着“社会”的发现与“行动的时代”再起，一个“社会改造”的时代已然来临。广大青年的“人世”方式也由“坐而言”转变到“起而行”。因此，号召青年的方式必须要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张君劢在1920年1月12日写给黄群的信中已经注意及此。他说：“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从《解放与改造》改版为《改造》来看，梁启超似采纳了张君劢的建议。但在具体着手处，梁启超在“改造社会”层面实际上仍停留在“言”而非“行”。对此，朋友们纷纷致函梁氏，希望他能顺应形势，实现转轨。1924年2月12日，张君劢致函梁启超，指出：“海外学生大有动意，不以吾辈居城堡中讲学为然。人心如此，吾辈殊少适应此种环境之兴会，奈何。”4月3日，张东荪致函梁启超，称：“以后救国之道，不在空言，必须于社会上占有不摇的势力，故此后吾辈生死存亡关键，即在能否充分吸收新人物与开发事业。”4月4日，陈筑山也致函梁启超，认为：“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非托与学者与商人之团结不可，外此运用劳工，鼓动农民，都不过是时髦书生的见解，非徒无益，而且有害。”但是，不仅梁氏由于“士大夫”意识的限制，无法实现转轨；而且从陈筑山等所写信的内容看，他们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依他们之意，他们自己也难做到“与一般人生出交涉”(黄远庸语)。然而，能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已成为其时社会身份“新”“旧”的标尺之一，也就是“能”者即“新”，“否”者即“旧”。按照这一标准，梁氏似应划在“旧”者之列。留法的曾琦这时就是依此看待梁氏。
值得注意的是，到法国以后，曾琦对梁启超的失望情绪并不稍减。据考，留法期间曾琦不仅没有拜会游欧的梁启超，而且与留法的张君劢“毫无私交”。不过，这种失望情绪与后来他把梁启超划归“旧”派却不是一回事。前者属想依靠而不可得的境地，后者则属政治营垒的“敌”我之分，由前者转变到后者，中间隔着一段曾琦思想由“改良”走向“革命”的转变历程。
大致而言，曾琦在思想上由“改良”向“革命”转变完成于留法时期。曾琦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目的在借团体的力量研究学术、砥砺修养。五四学生运动以后，曾琦等因应时势，在学会侧重从事社会活动的形势下，积极从事社会改造事业。为此，曾琦留法的求学重点也由空疏的政治学转向实际的社会学到了法国，曾琦不仅学社会学不辍，而且始终认为“欲图真正社会改革，亦惟有努力提高多数人民程度”，故主张创造“教育、实业、舆论各方面有形无形之力”以促进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活动”乃为“政治活动”之前车。1921年7月初，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结果为大多数会员主张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从而间接承认“政治活动”。这无疑有违曾琦的主张。因此，曾琦对此结
果表示强烈反对乃是必然。更而甚之。曾琦不仅认为“社会活动”不应包含“政治活动”，而且还把“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作为辨别新旧时代及人物的标准。在他看来，主张“社会活动”者为新。主张“政治活动”者为旧。毋庸置疑，曾琦的自我认同当在“新”者之列。
然而，随着“曹锟贿选”及列强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等事发生，曾琦对形势的认识日益悲观。相应地，其根本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逐渐由主张“社会运动”转变到认同“政治运动”。从思想层面看，这一转变表现为他由认同“儒家”转变到认同“法家”。留学日本期间，曾琦认为，中国革新的希望在中流社会，而“孔子之说，中正和平，大都为中流人士说法”，故欲救中国，非明孔道以振士气。后来，鉴于国人“能言不能行”，曾琦主张“儒法互补”之道：‘在学术上则当以陆王之学矫之，在政治上则当以管商之法药之。”留学法国以后，曾琦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为儒者迂腐之谈，佛家寂灭之旨，老庄虚无之说所误”，故认同“法家”：“拟乎法家整齐之术，以霸功行王道，以菩萨心肠行金刚手段。”
在此思想倾向的影响下，曾琦认同“革命”当为必然。曾琦观察到“中国人心之险诈，国体之涣散”，故深信“中国人非再经一次大革命，人人皆受痛苦之后，不能有苏醒之望”。同时，他还认为：“今日之中国非再经一次大流血，使旧势力完全推倒，则政治不能入轨道。”不过，曾琦认同“革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于不得已。他说：“革命本为不得已之手段，犹之医者之施刀圭，然苟非痈疽，必不奏刀也。”至于革命的具体步骤，曾琦认为，就今日中外大势而论，“非推倒军阀，不足以言改良社会；非改良社会，不足以言振兴国家；非振兴国家，不足以言促进大同”。因此，他发起中国青年党，以“军阀，改良社会，振兴国家，促进大同”为宗旨。
“革命”认同一旦形成，曾琦再遥顾国内的梁启超，其感觉恐怕就不是“失望”一词所能形容，而是有点“儿嫌母丑”的味道了。事实的确如此。就在曾琦反对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时，他即因与梁启超系有违政党政治原则而曾表示“厌弃政党而不与接近”。具体到梁启超系，他认为，该系“早失信用，即有一二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整者，殆难以望诸彼辈”。因此，为避免与梁启超系被人误认为“一丘之貉”，曾琦坚持与梁系划清界限。
曾琦划界的依据仍然是“新”与“旧”。不过这时新旧的标准已不是“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而是是否认同“革命”“军阀”。在曾琦看来，梁启超系由于与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协同动作”，无疑应被划在“旧”派之列。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军阀”的目标，曾琦积极联络新党以向旧党作战。1924年3月27日，曾琦草《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一文，大意就是“劝新党联合以向旧党作战”。1924年6月9日，曾琦对健社干事潘君也谓：“吾人对于一切新党，皆以友谊相待，期于联络一致以与旧党作战。”甚至为了联络新党，曾琦不仅不计前嫌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打算加入。1924年6月7日，曾琦与国共两党代表会商新党联络办法，订立规约十条，共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宗旨。可以说，曾琦为了“军阀”，几乎联络了除梁启超系以外所有可以联络的派别。曾琦之所以如此忌讳梁启超系，是因为梁启超系那与吴佩孚等军阀“协同动作”的事实。
虽然，留法的曾琦已不很认同梁启超系。但在国内，曾琦与梁启超实乃“一丘之貉”。不过，这有一个形成过程。以的观察为例，先是在“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指导下，为了军阀，中共主张尽量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因此，把梁启超系当作“非革命的民主派”包含在联合的对象之内。但是，到了1925年底，梁启超系与北洋军阀的“协同”关系已经昭然若揭，故其又成了眼中的“反对派”。
梁启超与吴佩孚‘协同动作”失败以后，本打算歇手，专心讲学。但时势的变化却使他欲罢不能。原因在于：首先，梁启超对北洋当局处理“五卅惨案”的交涉手段不满。“五卅”以前，梁启超对北洋当局已经不满，并“大做其政论文章”以表达之。“五卅惨案”爆发以后，张君劢于6月25日致函梁启超，谈到己党形势时似有劝梁氏出山之意。“五卅”以后，“不能不管政治”已成为多数稳健分子的共识。他们纷纷责备梁启超，表示梁氏不能袖手旁观。关键是，梁启超也对外交当局的交涉手段不满，决定随时“出山”。
其次，梁启超的学生此时多在孙传芳幕活动，企图影响政局发展。虽然，梁启超免不了代学生受过，但他心颇坦然。觉得时局日紧，“不能坐视”。北伐初兴，鉴于以唐生智为首的北伐将领多为自己的保定学生，而孙传芳又宣布东南五省自治，并在和吴佩孚之间“中立”，蒋百里利用和孙传芳分别拉拢他的机会，斡旋于蒋、唐、孙三者之间，企图先把蒋、唐分开，待蒋败后谋孙、唐联合，以开新局。同时，丁文江、张君劢及刘厚生等也悉数参与孙幕，运动其间。因此，京津一带谣传，一会儿说梁启超到上海，一会儿又说梁启超在汉口。就梁启超而言，尽管他不赞成学生辈的活动，且因此而受到一定牵连，但他并不抱怨，而是时刻准备着再起。在梁启超看来，蒋百里或不会成功。随着蒋、孙开战，梁启超的预测成为事实，梁启超系重返政治舞台的期望又一次落空。由此，梁启超系完全成为国共两党的“敌人”。
最后，梁启超对出面共产党主导的国民革命极不以为然，企图出而矫正之。尽管梁启超承认国共两党在“打倒军阀”上的功劳，但他却不看好“”。第一，梁启超反对共产党打破传统四民社会的结构。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应由中坚阶级来主导。但共产党却利用工人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结果使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的工人全部失业，全国生产力有“涸竭到底”之虞。第二，梁启超担心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将“无敌于天下”。尤其他担心军队将落入共产党之手。因为他观察到：“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第三，梁启超对共产党受第三国际的操纵而企图引爆世界革命的行经十分不满。1927年3月26日，“南京事件”爆发。梁启超认为这一事件是由第三国际预先计划而由党军发命令干的。因此，他推断其时国内各种恐怖事件都是第三国际的领先计划而由共产党实施的，以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故他非常反对共产党为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而充当第三国际的机械进而牺牲中国的做法。综上所述，可见梁启超觉得有责任出而矫正国民革命并非无因。否则，他感到不仅对不起国家，而且将无立锥之地。因此，他不仅表于“言”，准备在清华讲堂发表他的全部政治主张；而且见诸“行”：一方面，支持同学们
组织团体，讲学并作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准备为多数人自由与党人一拼。
既然准备再从事政治，梁启超就不得不与其他党派合作。但在梁启超看来，当时国内能与其合作的党派似只有曾琦所领导的国家主义派。尽管梁启超不赞成国家主义派有主张“”的倾向，但他认为只要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双方合作的空间还是较大的。况且，梁氏对国家主义派的发展前景颇为看好。
虽然如此，但曾琦此时却根本不把梁启超放在认同之列。在1924年10月10日《新闻报・国庆增刊》上发表的《论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一文中，曾琦提出了“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两个概念。就“中心人物”而论，其条件有四：(1)有一定的主义。(2)有一定的主张。(3)有具体的计划。(4)有实行的手腕。然而，以此条件揆诸当时社会上所谓“知名之士”，则“其足以为全国重心作国民之表率转移风俗而影响政治者，殆亦渺无其人焉”。毫无疑问，梁启超应算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之士”。据此，可知曾琦此时已不把梁启超放在“中心人物”之列了。
不独此也，在曾琦“革命”的透视镜之下，梁启超实具“反革命”的色彩。因为曾琦倡导“全民革命”，以期“彻底澄清”，不唯军阀官僚，凡他们认为是国贼，志在必除。而在曾琦看来，梁启超等实不脱“国贼”的嫌疑。虽然，梁启超等曾经赞成“国家主义”而反对“革命手段”，但曾琦认为，其容忍军阀实是“姑息养奸”，其结果是有害于国家。故他不以梁启超等“口称爱国，遂予宽容”。在此“革命”心理的支配下，曾琦根本认为，梁启超等主张“对国贼和衷共济，对强权开诚布公”，最终必导致“救国适以祸国”。
甚且，曾琦不仅与梁启超等改良派观念歧异，而且在对具体事件的认识上也差异明显。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梁启超就此发表谈话，主张法律制裁。但曾琦领衔的国家主义派在宣言中却表示不希望法律制裁，而希望“诉诸武力”。不过，他们所诉诸的“武力”不是“军阀的武力”而是“民众的武力”，亦即“革命”。
四、再议携手
然而，随着北伐的步步推进以及“”的实行，曾琦所领导的国家主义派不得不到北方军阀的地盘内讨生活，梁启超因对这时的并不看好，也是跃跃欲试。因此，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国家主义派与梁启超似乎存在合作的可能了。
本来，梁启超对党军北伐已相当悲观，随时准备“亡命”。但因为“南京事件”已经证明非共产党，所以随着“四一二”的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梁启超又改变主意，对产生一点希望。然而，由于的无能所造成的灰暗情势使梁启超对局势发展相当失望。在他看来，蒋派虽然在军事上颇有利，但“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故“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更为卑劣的是，“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
因此，梁启超有点跃跃欲试的冲动。再加上天天被人包围，梁启超显得进退两难。其时，国家主义派、及实业界的人等“太息痛恨于共党，对于国党又绝望”，故希望梁启超能挺身而出，并在他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同时，他们对于梁启超的朋友门生也是不遗余力地运动。
就曾琦的情形来说，事实确实如此。1927年冬至，伍宪子致函梁启超，说：“慕韩约定十二月初到港，当为之稍布置也。”1928年9月18日，张君劢致函梁启超，也说：“曾慕韩前年在申与定章、梁联合之计，一年来曾向此方进行。”由此合观，可见曾琦确实运动过梁启超，但结果似不理想。据周传儒回忆，曾琦到北京拜见梁氏，欲组织第三党，推梁氏与章太炎为南北首领。但梁氏没有答应。其后，梁氏派学生周传儒与曾琦谈。结果两人话不投机。周传儒要曾琦去找林宰平、丁文江、张君劢等人谈。然林、丁两人认为梁氏与曾琦等胡闹，将难以在北方立足，故反对梁启超从事政治活动。后来。曾琦又到梁启勋家找过梁氏，梁启超推说丁文江等不同意，最后以赠曾琦三千元活动经费作结。
虽然，梁启超又一次婉拒了曾琦，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本意。实际上，他这时很矛盾。一方面，他已讨厌政党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回避现实政治的考虑。考虑的结果是先进行“党前运动”，成立一个“虚总部”，职责是‘不直接活动而专任各团体之联络”。至于其成立的理由则在于：理论上，梁启超已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同时，他也不相信团体组织能够救中国，故绝对不加入。实践上，梁启超认为许多非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做大结合的时机未到，故不能答应。但又不能听他们散漫无纪，故成立“虚总部”，做极稀松的结合，将来各团事业发展后，随时增加其结合的程度。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5
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饱经列强侵凌之苦与亡国灭种之虞， 许多仁人志士都知道穷则思变，有的还担心变得太慢，指望不断变革，一如危崖滚石，不到山底而不止。倘若把这种只争朝夕、恨铁不成钢的求变心态与相关言行称做“激进主义”，未尝不可;如果把反对此类言行的人统统囊入“保守主义”阵营，则不啻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最终导致扭曲历史。旅美学者余英时也承认：“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他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1]（P10）姑且不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究竟是“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还是后世研究者被认成了“保守主义者”，至少梁启超不属于“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不应划入“保守主义”的行列。即使可以把“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当做“保守主义者”，那么在“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与要求变革较多的人之间，还应存在一个要求变革不多不少或比较适中的群体，两分则仍不够用。
尤其对于近人梁启超来说，无论从其风雨兼程的纵向足迹来看，还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阶段性拼搏而言， 他既不像激进主义者，也不属于保守主义者。即便只对他作阶段性的概括，他却经常站在两条以上的战壕，冲着形形色色的激进者与迂阔守旧者，同时叫阵他是“激进--保守” 模式的盲区。后世研究者面对他时，最保险的做法只能是根据不同时空的不同情境、物镜与意境，具体分析，小心概述，他实在不是凭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便能概括清楚的。
首先，我国近代史上固然颇有类似于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而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属阙如。从表面上来看，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同西欧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 Bueke)的思想体系比较相似，其实不然。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传统，梁启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国之生存外，所剩无多。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数同道以微弱之声去呼号，去艰难地创造，而不是守成。正是心怀君宪救国的真诚抱负， 他曾与老师康有为、挚友谭嗣同等以书生意气谋划围颐和、捕太后的军事政变;变法败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终手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决不向独揽朝政的慈禧妥协。当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时，他又与弟子蔡锷联手升起滚滚狼烟，挑战强者，义无反顾。与其说这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还不如说这是“激进主义”中的一种形态而更为恰当。
其次，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续追随康有为，督率过保皇会同人，引领保皇运动，而清末的保皇之“保”，亦非欧美的保守主义之“保”。保皇会所采取的武装勤王形式与暗杀手段，亦属标准的“激进主义”，一点也不斯文。何况弟子还走得很远，经常激怒师长。他曾极力谋求同孙中山合作， “痛恨我党之乏才”，批评康有为不该骂孙等为“无赖” 、“叛逆” 。只因梁启超最终不愿走出与康有为决裂的一步，加之孙中山等人对于合作也不太热心，才使他的合作之愿付诸东流。他还真诚地期待过以“保皇”之旧瓶，盛民权之新酒， 设想举光绪帝为“总统” ，别具深意。至于梁氏在檀香山的 “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一说， 《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断言梁在“行骗”，其实，若按梁启超当时谋求合作的诚意与梁氏所认定的勤王手段，尤其是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理念， “实则革命”云云，就不是无稽之谈，只要稍微参照英国革命的历程，便可知其分晓。
第三，尽管梁启超有过同革命党人奋力笔战的记录，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保守主义”。对于反对暴力的各类言行，还得细分。倘若适当超越孙中山与同盟会当时的认识水平，便不难发现，梁启超之所以“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并非基于回到纲常名教，也不是站在为清朝的腐朽统治辩解的立场来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从务实的眼光出发，担心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暴动反满，国民的素质也不足以首创共和，担心暴力革命只会导致内乱与列强干涉，是不得已才反对。事实上，他对清朝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革命之后将出现的艰难局势的预计，都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许多论著都夸大了梁启超在笔战中的失败。殊不知，以梁氏一人之力，要论证保留一个既属于腐朽朝廷的君权，又属于满人所把持的君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说服那些血气方刚的留学青年，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倘若没有相应的学术实力、辩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要想在人多势众的《民报》辩手的攻势中接过两三招，坚持三五月，都是十分困难的。数年前，梁氏的师长康有为经章太炎一驳，就在理论上栽下去，再也抬不起头来。康门弟子梁启超则不然。他的《新民丛报》之所以停刊，主要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已提上议事日程。在他看来: “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付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出处？惟其如此，从1906年12月开始， 梁启超就在着手筹建具有政党性质的君宪团体“政闻社”，还拟另办一报， 为充当全国预备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做准备。再说，论战本身并非坏事，正是通过论战，双方的思想认识都在各自的起点上有所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或充实自己的论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是彼此都碍于情面，不愿承认而已。孙中山等人就从梁启超的某些批评中得到启发， 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多了一份思想准备。 [2]（P297-303）论战还是别具一格的民权主义启蒙宣传。
第四，如果按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将某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思想文化活动截然分开，再套“保守主义”之瓮，那么， 梁氏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必属于“保守主义”。在许多历史情境中， 我们所看到的梁启超既是一个淡视个人生死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自信“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学者，一个“献身甘作万矢的”的思想家。还在19世纪末，他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还声嘶力竭地口诛“民贼”，高唱“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尽管他对“民主”的赞同只是偶尔为之，但对“民权”的倡导与追求终生不懈，影响及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至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早在1902年初，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一文中，就向国人斗胆宣告: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3]（P59）与其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之滥觞，还不如说就是文化战士的先声。陈独秀等人之于孔孟学说的清算固然可以超出梁启超的火力与规模，却不可以完全抛开他的战斗精神与逻辑思路而另起炉灶，这也是梁启超的分量与魅力之所在，不应淹没不彰。
如果把晚年的梁启超归入“保守主义”阵营，其论据也是苍白的。众所周知， 1920年，梁启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归来，发表了为时人与后世所关注的《欧游心影录》。通览全书可知，梁启超的思想并未就此颓废。尽管他否定了科学万能论，指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不过，他在“自注”中又郑重声明: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版本出处？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梁启超为北京协和医院给自己造成的重大手术事故而辩护之豪举。此事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梁启超维护科学的信誉是怎样当真， 也足以表明他的人格是何等与众不同。 正是基于手术事故， 在拖过3年之后，这位学术大师与文化巨匠就弃养西归了。环顾茫茫人海，翻遍浩浩史籍，像梁启超那样割掉一个好肾后，还能以生命的名义呵护科学的尊严，托起宽容的海洋者，举世曾有几何?
梁启超还说：“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 ” [3]（P23）此言依然提倡审时度势，稳健务实，并非就是保守。尤其是他已从以往的政治挫折中，得出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 明确主张“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 [3]（P23）
同样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他坚决反对“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 “不许人批评”等霸道做法，认为 “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而且 “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 基于此，他还理直气壮地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充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3]（P26-35）与其说这是保守主义者的借故酸谈，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先驱的真知灼见，是战士的风采。
至于梁启超的所谓“多变”，其实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辩证法没有理由忌讳历史人物的变，关键是看研究对象怎样变。简单地说，梁启超的“多变”，常常是不断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学者型的变，不乏睿智与前瞻性， 不可同瞄功利看风向的政客之变同日而语.在一个泛道德主义充斥的国度里，人们喜欢拿梁启超的“多变”来逼问他的道德与为人，乃至误解颇多，伤痕累累。我敢断言，终近代中国之世，像梁启超那样无论在位与在野都能保持书生本色，极具人格魅力者，实不多见 。1926年，清华大学大学部的学生社团 “国事研究会”做了题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将梁启超名列榜首，将蔡元培、王宠惠、李烈钧、蒋介石、冯玉祥、胡适等则依次列后，梁氏之于清华学生的影响与学生之于梁师的拥戴就可见一斑。
孟子曰：“知人论世”。我国史坛的人物研究颇多， “论世”亦复不少， “知人”却未必先行，这也许同“知人”不易有关，最终还影响“论世”。梁启超毕竟是以燃烧的激情、飞翔的思想、超群的才智与充沛的精力谱写人生衷曲的梁启超，如何尽可能走近智者的内心世界，也许才是“知人”之关键所在。如今国人对他谈论颇多， 定论与争议亦复不少， 知之却未必深得其三味， 还远非无话可说的时候。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A].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C].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6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一幅复杂斑驳的图景：内乱不断，外患频仍，专制横行，列强凌侮。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梁启超作为一名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始终致力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德国，近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出现过两种民族主义。即“以反对民族压迫为内容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内客。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用反对民族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用反对封建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革命运动”。①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属于后者。
20世纪初，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明确写道：“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跃之舞台也。”“民族主义之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行也”。今“知他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可见，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在国家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为挽救社会危机而催生的。梁启超主张通过迅速培养起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抵制西方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他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概念，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指的是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的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深刻独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史上无疑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在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受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民族主义学说的启迪及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巨大推动力所形成的强劲动力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从“天下大同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的演进过程。
（一）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梁启超认为，民族即指有共同语言地域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同一种族的人血统相同、语言相同、宗教相同、习俗相同。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这样论述“种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封建时代，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族，“胡汉吴越，杂处无猜”。但到了封建的末世，“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本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异民族而分离于奥地利，皆其最著者也”。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接触过“民族的国家”的观念，“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梁启超倡导建立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单一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在他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是单一型的汉民族，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是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逐渐接受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合族民族主义”。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解释道，所谓“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为进一步说明“合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梁启超强调：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很显然，此时梁启超关于“合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具有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观念。
（二）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③甲午战败后，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逐渐展开。由于变法严重损害了顽固势力的切身利益，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被西太后发动政变所扼杀，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海外。
随着对西方民族主义学说日益广泛的接触，梁启超开始逐渐背离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在他脑中萌芽。在日本，梁启超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在对中日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比较后，梁启超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确立民族国家思想，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④在此，梁启超分析了中国人不知爱国的原因所在：由于“天下王朝主义”导致“国家”与“天下”一体，人们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
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学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开始“宣扬放弃个人权利，以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提倡‘民族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巩固的现代化国家，‘而自由平等值其次耳’”。⑤对比之前梁启超对民族建国的看法，我们可以发现，他转变了以前认为民族建国就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合族民族主义”理论，认同建立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利也不少”。因为“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族之补助而愈良”。
梁启超声称：国家要想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⑥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根据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流亡海外的经历，使梁启超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必须团结国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建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至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已从“天下王朝主义”嬗变到“民族国家主义”，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趋于完善。 三、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产生的。基于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救亡图存色彩。刚开始时他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维新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3年接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思想后，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种族民族主义”、“天下王朝主义”转而提倡通过建立多民族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
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它已经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国民意识的觉醒，梁启超称之为“国家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始终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⑦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客观探讨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注释：
①彭树智.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载《人文杂志》1988，（2）.
②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19-22.
③［美］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270.
⑤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77—81.
⑦胡适.藏辉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1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中局，2005.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627.
［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C］.2010.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郑大华，任著译.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J］.史学月刊，2006.6.
［8］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5）.
［9］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5）.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7
一、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德国，近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出现过两种民族主义。即“以反对民族压迫为内容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内客。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用反对民族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用反对封建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革命运动”。①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属于后者。
20世纪初，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明确写道：“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跃之舞台也。”“民族主义之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行也”。今“知他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可见，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在国家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为挽救社会危机而催生的。梁启超主张通过迅速培养起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抵制西方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他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概念，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指的是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的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深刻独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史上无疑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在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受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民族主义学说的启迪及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巨大推动力所形成的强劲动力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从“天下大同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的演进过程。
（一）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梁启超认为，民族即指有共同语言地域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同一种族的人血统相同、语言相同、宗教相同、习俗相同。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这样论述“种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封建时代，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族，“胡汉吴越，杂处无猜”。但到了封建的末世，“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本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异民族而分离于奥地利，皆其最著者也”。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接触过“民族的国家”的观念，“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梁启超倡导建立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单一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在他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是单一型的汉民族，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是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逐渐接受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合族民族主义”。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解释道，所谓“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为进一步说明“合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梁启超强调：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很显然，此时梁启超关于“合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具有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观念。
（二）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③甲午战败后，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逐渐展开。由于变法严重损害了顽固势力的切身利益，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被西太后发动所扼杀，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海外。
随着对西方民族主义学说日益广泛的接触，梁启超开始逐渐背离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在他脑中萌芽。在日本，梁启超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在对中日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比较后，梁启超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确立民族国家思想，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④在此，梁启超分析了中国人不知爱国的原因所在：由于“天下王朝主义”导致“国家”与“天下”一体，人们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
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学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开始“宣扬放弃个人权利，以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提倡‘民族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巩固的现代化国家，‘而自由平等值其次耳’”。⑤对比之前梁启超对民族建国的看法，我们可以发现，他转变了以前认为民族建国就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合族民族主义”理论，认同建立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利也不少”。因为“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族之补助而愈良”。
梁启超声称：国家要想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⑥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根据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流亡海外的经历，使梁启超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必须团结国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建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至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已从“天下王朝主义”嬗变到“民族国家主义”，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趋于完善。
三、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产生的。基于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救亡图存色彩。刚开始时他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维新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3年接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思想后，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种族民族主义”、“天下王朝主义”转而提倡通过建立多民族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
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它已经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国民意识的觉醒，梁启超称之为“国家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始终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⑦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客观探讨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注释：
①彭树智.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载《人文杂志》1988，（2）.
②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19-22.
③［美］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270.
⑤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77―81.
⑦胡适.藏辉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1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中局，2005.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627.
［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C］.2010.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郑大华，任著译.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J］.史学月刊，2006.6.
［8］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5）.
［9］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5）.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8
梁启超又是著名的政论家，他所创办的《时务报》（1896）、《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是清末破旧立新的重镇，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时论，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所言皆“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既“大放厥词”，又别开生面。这些笔锋常带感情、笔端似有魔力的报章文字，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是“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百数十万人争诵之。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近代中国的很多名人、伟人，都曾受到他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当时梁启超很明白地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我们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受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影响，1918年，青年成立进步学生社团“新民学会”，今天韶山纪念馆还藏有批注过的部分《新民丛报》；青年还曾用过“子任”这一笔名，显然也是效仿梁启超之号“任公”。
梁启超还是杰出的学者，在史学、佛学、文学等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既是中国现代学术种子般的开创性著作，如胡适所言的“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同时在百年之后的回顾与审视中，也不失为内容丰富、极具前瞻性的“预流”之作。不过，学者形象的梁启超，在后世引发的争议最多，说他“浅尝辄止”是最常见的批评。也许，梁漱溟的看法最为公允，他说：“任公的特异之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力久远……总论任公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梁漱溟的这段评论，非常重要，包括了后人研究梁启超的两个关键词：“觉世”与“传世”。做学问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学以致用、为天下解难？还是固守书斋，不以政治或其他功利考虑为目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仅后人用“觉世”与“传世”二词来评述梁启超，梁启超终其一生，实际上也在这二者之间依违彷徨。失败后，他曾做《自励》诗称“十年之后当思我”；而在全面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今日中国，已有学者以“百年之后当思我”为题，追念梁启超的一生成就。也许，无论为人为学，本来就会永远徘徊于觉世与传世的十字路口？
无论如何，从“任公”、“饮冰室主人”这两个最著名的字号中，或可窥见梁启超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任公”中的“任”字，出自战国时期的平民侠士团体墨家，《墨子》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饮冰室主人”，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以此自号，语出《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当时，受命出使齐国的叶公子高担心完不成使命而忧心忡忡，孔子劝告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喜怒不系于心，便可臻至道德的最高境界。事实上，梁启超一辈子都没能做到喜怒不系于心，他是一个有血性的热肠人，一个永远生动活泼的少年人。
“十二分热烈”的情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9
梁家名为耕读之家，田产却并不多，仅够糊口而已。梁启超父亲梁莲涧是一位不甘心受穷的穷秀才，他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梁启超当时经济拮据，无法应付，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由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1200块银元，让梁莲涧欢天喜地满载而归。梁启超平生不爱置田产，他曾开玩笑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可见他根本瞧不起那些一门心思买田修屋的土财主。
梁启超才华早秀，堪称神童。对对子，人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他脱口即能对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吟诗、写八股文，同样不在话下。别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梁启却走得很顺，13岁成秀才，17岁成举人，只是在会试时莫名其妙地栽了个大跟头。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也就是说，还有一些机动名额由徐桐灵活掌握，拨一个给李文田，即可成全梁启超。徐桐是个老顽固，不喜欢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硬是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文田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表明其惜才而又无奈的心情。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斥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梁启超：六大矛盾的集合体
梁启超为人率真、热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识者皆认可，不觉其矫情。当初，他以举人之身拜监生康有为为师，如此见贤思齐，不虚心绝对做不到。最难得的是，梁启超精力弥满，至死不衰。从外貌看，他短小精悍，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电，喜欢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他三十余岁办《新民丛报》，志在开言路、通舆情、启民智，文章气势凌厉感情充沛，影响了一代青年。
身处大动荡、大混乱、大嬗变的时代，梁启超的“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比如说，他所主张的“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二者之间潜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要逃避或解决这些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从善如流），也是他最令人诟病的地方（立脚不稳），康有为即曾呵斥这位大弟子“流质易变”。梁启超一生所遭遇的全部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莫不根源于一个“变”字。作为近、现代政界、文坛和杏坛最具争议性的巨擘，梁启超在生活上、政治上、学问上存在六大矛盾，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其通体附丽着异常驳杂的色彩，就像一个大大的调色盘。
【矛盾之一：作为“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发起人，却明里蓄妾】
任公17岁中举，深得正主考李端和副主考王仁堪的赏识，赞为国士无双，许为大器。李端觉得做房师不过瘾，他宁愿自降一级辈分，去做梁启超的内兄，结下这门亲戚。他请王仁堪执柯作伐，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几岁，贵小姐下嫁穷书生，她能处丰，亦能处约，持家有方，只是阃威太严，任公敬她让她，也有些怕她，惧内之名一度与胡适相埒。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一节专门写到“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1899年冬，梁启超从日本乘船去美国檀香山，应华侨保皇会之邀，前往演讲，妙龄女郎何蕙珍临时充当译员。何女士是当地的小学教员，不仅身材窈窕，容颜妩媚，而且具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才华智识。彼此交往之后，梁启超为之倾倒，于是梁郎赠小像，何女馈小扇，两情暗洽。然而待到梁启超露出求婚之意，何蕙珍却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任公情怀缱绻，难以自持，于是舒吐为诗，共计二十首，发表在《清议报》上。何蕙珍性情刚烈，不肯屈为姬妾，这是一场无望的情事，梁启超怕遭物议，只好撒手。好在他另有想头，回到夫人李蕙仙身边，还有一位陪房丫头王桂荃侍候他，聊慰其落寞情怀。李蕙仙为他生思顺、思成、思庄一男二女，王桂荃则为他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四男二女，梁家人丁兴旺，倚赖王氏为多。
梁启超是“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发起人，到头来，却改变初衷，安享齐人之福。他颇能取巧，妻只一人，妾可忽略不计，如此一来就算是遵守游戏规则了。这一矛盾显然暴露出他感情丰富、意志薄弱的一面。他曾振振有词，自称“风云气多，儿女情少”，实在难以服众。
【矛盾之二：提倡科学精神，却又喜欢谈玄扶乩】
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梁启超为之润饰十分之六七，但他的兴趣是散漫的，除了玩味佛老之学，他还一度对扶乩这样的迷信课目颇为上瘾。乙未（1896年）晋京前，梁启超与同门师兄弟扶乩问休咎，乩仙下凡，在沙盘上出示律诗二首，其一为：
蛾眉谣诼古来悲，雁殡衡沙远别离。三字冤沉名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
阮生负痛穷途哭，屈子怀忧故国思。芳草幽兰怨摇落，不堪重读楚骚辞。
这首诗若果真是乩仙所作，那么他（她）对戊戌党人的命运预言之准确灵验，确实令人惊诧莫名，可是梁启超于戊戌后才向外界出示这两首诗，就难免被人怀疑为他故意杜撰陈迹，用于宣传。
【矛盾之三：想做学问家，又想做通人】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对各类学术皆有研究的兴会，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三者是其治学的大病。梁启超颇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便对自己的痼疾痛下手术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梁启超肯教女儿以父为训，可见他并不是讳疾忌医的人。
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颇能动人，但丘壑不够，文气太盛，缺乏令人百读不厌的回味。他名心重，耐不住寂寞，好与后辈争强斗胜，兴趣容易转移，时不时要与胡适等人竞赛一番，最终就成了一个无所不通的大“字纸篓”，缺乏专业方面的精深造诣。
有一次，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任公想了一想，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 ‘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任公能讲这番话，说明他对自己的缺点是洞若观火的，只是不能改，如名医无法治己病。他一生勤勉不倦，“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共计留下1400多万字的精神遗产，真正著作等身，若单论其宏富，中国近代作家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至今仍被众人提及的仅有《新民说》、《王安石传》、《李鸿章传》、《戴东原哲学》等急就章，其学术方面的成果竟不大被同时代学者和后代学者认可，折腾来折腾去，始终都只是个空头学问家，这不能不说是梁启超的悲哀。
【矛盾之四：踌躇于“保皇”与“排满”之间】
乃历史上不朽之名剧，以“黄匣”、“朱谕”始，以“银刀”、“碧血”终，这一点想必没人持反对意见。变法前的国家情形是，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海军折损殆尽，赔巨款，割台湾，朝野为之震恐，士民为之激愤。即便如此，满族统治者最恨最防的仍是汉人，而非洋毛子。大臣刚毅在满汉之间掘出一条鸿沟，曾傲狠扬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在他心目中，汉人只不过是毋须善待的“家奴”而已。
梁启超从小受到祖父的影响，华夷之辨谨记于心，感情上绝对是排满的，但理智告诉他，要改造国家，刷新政治，无论如何不应绕开决意变法的光绪皇帝，自上而下的变革仿佛高屋建瓴，易于收功。因此，其所谓保皇与排满的矛盾实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变法宣告彻底失败，在梁启超心中和笔下，感情便占据了上风，排满遂成为主调。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抱有根深蒂固的保皇思想，他曾慨叹：“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这话即有感于梁启超的排满言论笔锋锐利，启发深到，影响广远。
【矛盾之五：尊师，但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
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尝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梁启超早年敬重康有为，唯其马首是瞻，中年却反对康有为，斥之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差一点被逐出师门。究其实，梁启超尊师自有其道，那就是当仁不让。
梁启超17岁时与同学陈千秋慕名拜访康有为，听其高谈阔论，一旦尽失故垒，梁举人竟屈尊做了康监生的弟子，他从心底里服膺康有为变易旧法，改良国家的信心蹈略。梁启超敏速强干，做《时务报》的主笔，则《时务报》风行全国；做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则时务学堂培养出大批爱国人才；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则《新民丛报》深受留学生喜爱；作为高参，倒张（勋）倒袁（世凯），无不克捷；他晚年退出政治漩涡，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乐育英才，同样成就卓著。他越活越精彩，康有为则是每况愈下，老境颓唐，实则由于他们的思想、个性、行事风格和处世方式迥异而形成巨大差别。一句话，梁启超与时俱进，康有为则抱残守缺，梁启超反康甚至骂康，师徒反目实为必然。事实证明，那些终身追随康有为的保皇顽部――万木草堂的旧弟子，一条道埋头走到黑，完全浪费了生命，也没有给历史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孰智孰愚？
康有为性情偏执，唯我独尊，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1913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部长，康有为向这位大弟子请托太多，又是要钱，又是荐人，梁启超不胜其烦，师徒之间的感情趋于冷淡。
1926年，康有为去世，梁启超尽弃前嫌，亲自主持康老师的大型追悼会，还撰写了至为感人的祭文，对康有为的历史贡献和学术成就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说明，任公秉性并不凉薄，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之所以前后矛盾，更多的是出于彼此政见上的歧异，他若阳奉阴违，那才是“小人儒”，而他要做的始终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儒”。
【矛盾之六：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
梁启超的定则是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之道，在此定则之下，其见解、行动则是不断流变的，维新――保皇――君主立宪――护法――民主共和，仿佛三级跳远，助跑之后，他就必然会有一连串的腾挪。现代作家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多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五・四”时期，梁启超在俱乐部大讲欧洲的社会主义，被斥之为“安福俱乐部社会主义”，讲归讲，他心中并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合适土壤。他在《晨报》上发表文章，与陈独秀、持完全相反的论调：“布尔什维克何妨客气一些，先让资本家来掌握政权，大办实业，给中国三亿工农带来温饱。这样对工农既有好处，工农吃饱穿暖，中国也能富强……若一味争取政权，反而把工农害了。”陈、李二人自然不会与他如此商量，结果是一番劈头盖脑的痛击。梁启超度量大，兴趣广，这个话题腻了，便会另选一个话题，往往是他率先挑起论争，却又第一个撤退。他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他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却对输入美国文化不表赞同，讽其为“雕花饭桶”。
梁启超“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这一点，外人难以理解，多有责难。他曾对学生李任夫等人作过自辩：“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为什么和康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夺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例如在清朝末季，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已是危如累卵，随时有瓜分豆剖之忧。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只能希望清朝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革。康先生的主张是对的，我以为是有前途的，不幸成了历史悲剧。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清朝既倒，民国建立，已经成了定局，而康先生主观武断，抱着老皇历不放，明知此路不通，他还要一意孤行到底，这是不识时务。为了救国，我不能不和他分开。至于孙中山，他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我是稳健派，我是主张脚踏实地走的。我认为中国与法国、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良，走日本维新的路，较为万全。我并不是没有革命思想，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在袁世凯面前多交了一笔学费
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对袁世凯都有一个交学费的认知过程，拥袁――反袁――倒袁三部曲，一个环节都不少。梁启超亲身经历过戊戌，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六君子”喋血，变法失败，梁启超已交过一次昂贵的学费，怎么还会认为袁世凯是扭转中国国运的可靠力量？他居然留级，把学费再交一次，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袁氏有一“私”字横亘于胸，欲移中国为其私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竟然能够迷惑梁启超，诱他出任袁氏政权的司法总长，可见梁氏确实只是迂阔的书生，而不是睿智的政治家。
周善培在《谈梁任公》一文中揭示了此中的隐秘：当年（1912年），他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其实还有一点，毋庸讳言，梁启超从事纸面政治已经10多年，登上政坛，真正有所作为，这是头一遭，诱惑确实太大了，他无力抵御。梁启超当了一两年的司法总长，眼看袁氏的专制独裁日甚一日，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便辞了职。1915年，筹安会成立，袁世凯意欲称帝的阴谋露出冰山一角，梁启超洞烛其奸，即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骂“筹安会”诸公，大戳袁世凯的痛处。文章刚刚脱稿，便有人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惊慌之余，软硬兼施，派杨度送上20万元银票，为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请梁启超销毁成文，否则后果莫测。20万块银洋是一笔巨款，这张银票则堪称试金石，梁启超是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一试即知。结果是，梁启超拒收银票，发出文章，揭露袁世凯改共和国为君主国，其真实意图是要走家天下的专制老路。登载此文的报纸不胫而走，国人因而醒悟。没错，梁启超多交了一笔学费，笨是笨了一点，但关键时刻他并不弱智，更没有利令智昏。他不仅撰文反对袁世凯，还极力赞成弟子蔡锷潜赴云南，高揭护国之旗。这就不奇怪了，政论宿敌章太炎也由衷称赞梁启超：“共和再造赖斯人。”
死于庸医之手
1929年1月19日，由于尿血症，一枚好肾被误割，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丧命于庸医之手，仅止于中寿（57岁）。这一医疗事故曾引起社会公愤。拣择当时的挽联，以蔡（元培）、陈（少白）二公的联语最称允当。蔡联是：“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陈联是：“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0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又重演了这一幕。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东道主法国方面的热情礼遇，在法国政要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严正指出：“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的侵略主义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国家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的演说赢得了在场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对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梁启超还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并与国内的“不签字运动”相呼应。《晨报》发表了根据他的巴黎来电撰写的新闻《山东亡矣》，如实介绍了和会的情况，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篇新闻立即引爆了北京各大学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就此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却是“”的间接推动者。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经常“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杨度等等，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人不认同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1
2.培养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过程中获得新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感知大师的人格魅力，陶冶高尚情操和爱国的情怀。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箜篌引》、《桃花扇》、杜甫诗中体现出来的梁任公先生的爱国思想。
难点：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的梁任公先生怎样实现救国理想。
教学过程：
一、印象梁启超
导入：在你们心目中，梁启超是个什么样的人。
凭借学生对以往知识的掌握，大体可以得出他是维新运动领导人，政治家等结论。
教师打出梁启超的个人档案
中文名：梁启超
别名：字卓如，号别公，饮冰子，衰时客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广州新会
生卒年：1873.2.23-1929.1.19
所属年代：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职业：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
思想核心：爱国，救国
业绩：政治，学术
教师总结：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九位子女中，有三个院士六个专家。院士是国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一般来说，一个中小城市有一个都是骄傲了，可梁启超家居然有三位院士，他的家庭教育竟能如此成功。今天，我们要通过这篇课文来感受梁启超磅礴的人格魅力。
课下给同学们发导学提纲，里面的重点字词都标清了，高中学生应该而且能够独立完成。
二、走近梁启超
1.教师发问：梁任公先生在哪演讲的？讲了几次？有关演讲的内容集中在哪些段落？
学生明确。
2.本文是借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来怀念梁任公先生的，但并非写了演讲的全过程，他选取了哪些方面？
多媒体显示：
演讲稿
出场
开场白
讲课内容
背诵方式
兴致所至的表演
交代演讲效果
给学生问题：选取你最感兴趣的片段分析梁任公先生的性格特征，然后用“这是一个_______的梁启超。”总结出来。要从原文中找出相关的语句说明你的结论，用《焦点访谈》的话说就是：用事实说话！
多媒体显示鉴赏人物性格的方法：一正面刻画人物，主要包括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情描写、心理描写等；二侧面描写人物，主要包括别人评价、他人衬托、环境烘托等。
有的学生从演讲稿“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得出这是一个认真仔细的梁启超。
有的学生从人物出场“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得出这是一个自信、睿智、潇洒的梁启超。
有的同学从开场白“梁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喽！”得出这是一个幽默、自信的梁启超。
……
教师总结：自信、睿智、率真、至情至性这些都是作为学者梁启超的性情，其实在作为一个学者的背后还有一个我们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另一个任公先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三、走进梁启超
1.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仅仅凭借个性独特，风神潇洒，自信率真的演讲可能会让人一时难以忘怀，可要想让人几十年不忘，并且使不少人从此对中国文化发生强烈的爱好是不可能的，除非里面有更让人感动的东西。我们来看梁任公先生在这次演讲中讲了哪些内容。
学生找出主要讲了《箜篌引》、《桃花扇》、杜甫诗。
2.学生齐读《箜篌引》，教师发问这首诗只有简单的四句话，为何作者二十年后仍让人难以忘怀？
学生回答梁任公先生文采出众、表达到位。教师补充相关知识：公无渡河，（劝你不要渡河，）公竟渡河。（你还是去渡河。）渡河而死，（落入河中淹死了，）其奈公何。（让我拿你怎么办啊?）
这是汉乐府中最短的诗了，和最长的《孔雀东南飞》一样，同是写夫妇殉情之作。据《古今注》中说，朝鲜津卒霍里子高一天早起撑船，见一个“白发狂夫”，不顾危险，横渡急流。他的妻子追来阻挡不及，夫坠河而死，妻弹着箜篌唱出这几句哀歌后，亦投河自尽。子高的妻子丽玉听说这件事后，有感而发，创作出“箜篌引”这个曲子。
刚才同学们已经读了《箜篌引》知道了这是一个悲剧，“公无渡河”就是劝解的话，渡河就是死亡，所有的人，甚至渡河者自己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公无渡河”是质疑，既然一切的理由皆知渡河的危险，为什么还是要去渡河？到底是什么超越了死亡的力量。令人毅然前行？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驱使一个人用生命去追求？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
所以能让作者听过演讲二十年后仍难以忘怀不仅仅是因为梁任公先生自身的才华，先生肯定从中包含了深刻的情感。《箜篌引》是一个悲剧，但让人难忘的是它不只是一个遥远的悲剧，这种直面死亡的勇气让他想到了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本可以逃离，但他选择了直面死亡。“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还有一首题在监狱墙壁上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实，任公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即使经受了维新变法失败的惨痛打击，仍不畏惧退缩，一直为随后的反对袁世凯筹划了云南起义等，为报国的理想努力着。这首诗也反映了梁任公先生内心执着的坚持与理想。
先生如此之悲，正因为先生的一腔爱国情怀。死是执着，难道活着就不是执着地坚持理想吗？
3.教师发问：先生讲到《桃花扇》中“高皇帝，在九天，不管……”这一段时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为什么会这样？他从明朝最后一个励精图治的崇祯想到了什么人？什么事？
学生一下就说出了光绪帝。光绪也是位很想有作为的皇帝，17岁亲政，但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甲午战争的屈辱，他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变法图强，1898年6月，下诏变法维新。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力图振作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任公悲的是自己曾经追随的皇帝，悲的是国家的衰落，他的悲在于一腔爱国努力付之东流。
教师总结：千古文人之心同出一辙，可知先生一片至情至性，皆是忧国忧民的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在讲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先生于涕泗交流中张口大笑了。他为什么笑了？
学生回答因为他从杜甫诗里看到了国家重归统一而极度喜悦的心情。
本诗是任公生平第一快事，全诗情感奔放，痛快淋漓地抒发了梁任公先生无限喜悦的心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最为动荡、混乱的年代，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国家动荡让他涕泗交流，战乱平定、国家安定又让他张口大笑。他和杜甫一样是忧国忧民的，先生希望国家安定、富强。从他的哭和笑中，我们可以看出梁任公先生对国家的赤诚。
5.学生概括这是一个________的梁启超。
心怀天下
忧国忧民
赤子之心
……
这正是文中最后一段“有热心肠的学者”的具体体现，正是先生的这一片热忱的爱国情怀感动了莘莘学子，这也许才是我们所熟悉的梁启超先生。
6.教师引导学生继续思考，文章开头说：“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多媒体展示：民国十年，他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这年十月以后，又应京津各学校的邀请，曾作公开讲演七次。
民国十一年四月起，梁氏应各学校和团体的邀请，曾作学术讲演二十余次。
民国十二年七月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九月起在清华学校讲学。
民国十三年春，他在南开讲学。
民国十四年九月初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这年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民国十五年，梁氏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同时仍在清华讲学，并忙于三馆馆务和学术讲演。
民国十六年，梁氏就任司法储才馆馆长，并担任人生哲学一课。
梁任公先生是不是就钻进了纸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呢？作为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什么退出政治舞台而甘心做一名学者四处演讲呢？
学生讨论，教师启发。鲁迅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对，他认为学医只能拯救人的肉体，而文字能够拯救人的灵魂，他要去唤醒国民的灵魂。梁任公先生又何尝不是呢？
多媒体展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生在学校时，今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则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
-------梁启超
学生思考，得出他是在寻求新的方式爱国救国，他要做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要做撑起火炬的领路人，他和后来的闻一多、李公仆、老舍、鲁迅一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教师总结：在他的影响下，他的长子梁思成，著名的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为保护中国的古城墙，古建筑而奔走呼号，拼尽一生的精力。
他的次子梁思泳，著名的考古学家，用科学的方法主持挖掘殷墟的考古工作，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明。
他的五子梁思礼，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而他的学生梁实秋在他的影响下也成了一名作家、学者、北京大学的教授，事隔多年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次让人终身难忘的演讲。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2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运动的推动者之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大力宣扬西方学术思想，传播西方文明观念的教育家和政治宣传家，试图唤醒国民并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除却后半生潜心研究、翻译佛经之外，梁启超都致力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和饱含激情的各种文字创作。他不仅有选择性地译介外国作品，更亲身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撰写了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各类文体在内的大量作品。他引入了西方文化和文学新观念，倡导各种文体的革新，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直以来，梁启超的政治理念、改革之声、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都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以他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为数不少。王宏志、张景华和曹亚明从梁启超政治小说的翻译或创作视角出发，阐述梁启超进行小说革命的目的、政治愿望或主张；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张景华：《改造国民性与译者的主体性》，《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曹亚明：《从〈新中国未来记〉来看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与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关爱和与胡全章主要从特点和功用等方面论述梁启超所倡导的文界改革及其意义；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胡金章：《梁启超“新文体”与20世纪初文界剧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谢飘云则从进化论视角阐发梁启超如何将之应用于中国的文学发展并以此开拓现代文学改革的新思路；谢飘云：《进化论与梁启超文学变革设计的新思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罗选民通过对梁启超翻译实践特色的分析，认为其翻译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罗选民：《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本文认为，梁启超的文学深受其意识形态观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也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实际上，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在梁启超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梁启超文学的内容，成为其文学的代表特色。本文通过对其翻译作品及文学创作的分析，考察在梁启超文学中意识形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开启民智，作为启蒙教化的译介文学
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首先体现在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中。晚清时期，清政府昏庸无道，一系列战争的失利，以及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当时的国人饱含反帝反封建情绪，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满怀报国之志，试图改良政治，变法维新，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等制度。梁启超等人1897年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提出“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第一册（2），中华书局，1989年，第58页。梁启超最早倡导所译之书，皆为“各国变法之书”“以政学为先”。可见，他的译介活动动机鲜明，他希望借助译介作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开辟改革启蒙之路，从而“明立国之本”“兴中国商学”，达到开启民智，改造国民素质，最终实现其政治改革的目的。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辅佐。
然而，这缕冲破重重暗黑的曙光，没能释放太久的光明，很快就因势单力薄而熄灭，中国社会重新陷入了黑暗。被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意识到单纯依靠保守的官吏和软弱的政府来实行维新变革行不通，必须另辟蹊径，扩大改革思想的影响力。如果可以唤醒国民意识，振奋国民精神，变革之路势必会走得更宽。此时，他接触到了曾经在日本社会盛极一时的政治小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里曾这样评价政治小说的功用：“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第一册（3），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称小说为“国民之魂”，极力赞扬政治小说在国民教化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胸怀政治抱负，推崇新民教育思想，企盼教化国民、开启民智的梁启超来说，政治小说对“各国政界之日进”起最大之功，无怪乎他钟情于政治小说的译介，并亲自动手实践，译介了《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俄皇宫中之人鬼》等小说。
梁启超对译介作品的选择显而易见是受其自身意识形态观影响的结果。首先，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突出弱小民族反对强权欺压，专制确立民主，以及争取政治自由和国家独立此类主题，与中国当时在国际上所处的弱势地位非常契合，符合梁启超当时迫切的政治诉求：启迪民智、新民教育。他认为这些译介作品是“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第一册（6），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自油然而生。”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可见，梁启超对译介作品主题的选择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功利主义色彩浓厚。梁启超充分利用译介活动的政治工具功能，赋予它开启民智、教化大众的社会责任。后来他从日文转译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和佛琳玛利安的《世界末日记》等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也是看中这类外国文学文化作品的启蒙教化作用，把这些译介作品当作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
其次，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日本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都差强人意。政治小说在当时的日本实际上已经没落，代之而起的是写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而《佳人奇遇》“欠缺一般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情节和结构都极为简单，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于著者和其他人的谈话上”，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但这丝毫不影响梁启超把它作为政治小说的代表迎入中国的热情，并且在随后持续经年的译介活动中，完全无视日本其他具有高度文学成就的作品，仍然选择译介日本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寓个人政见和改良思想于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因此成为启迪民智和政治教化极佳的宣传工具。梁启超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只有一个：译介文学，首要是启迪民智和政治需要，而这一点唯有政治小说方可实现。
最后，梁启超在译介活动中采取的策略，也显示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他的“豪杰译”法。“‘豪杰译’一词见于晚清时期，但它最初可能来自明治时代的日本。”蒋林：《梁启超“豪杰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3页。它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不乏对原作的增饰删削，甚至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其《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中都不乏“豪杰译”的笔法。方华文认为，梁启超在译介《佳人奇遇》时，“处理字句时虽然采取直译法，但整个作品改动极大，任意删减，实际上属于‘豪杰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束缚，任意添削、改动原文。”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修订版），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他对原作中批评和攻击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部分都进行了删改，而且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甚至在译文末尾加上了一段自己的创作，在贬低日本某些政治行径的同时，也表达对中国形势的同情。王志松也认为，“《十五小豪杰》不能算成功的翻译之作，增加、删减、改写之处比比皆是，是晚清翻译界‘豪杰译’的典型”。王志松：《析〈十五小豪杰〉的“豪杰译”》，《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梁启超秉承“译意不译词”的原则，重视对原文思想内容的译介以传播其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而对文体结构等表现形式则极尽改动之事，比如用章回体译介《十五小豪杰》等。可见，梁启超的译介实践目的明确：原作的语言、结构和艺术性是否得以再现并非他关注的重点，原作体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否符合他的要求，是否在译作中凸显才是最为重要的。
纵观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无论是最早译书局的译介导向，还是变法失败后的亲自实践，其译介作品内容均与其时中国的形势和遭遇类似，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都指向“开启民智”“教化启蒙”的目标。“西方的种种学术思想在中国也都一一化为意识形态了”。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84～85页。这种意识形态化倾向在梁启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直接。
二、经世致用，文学的改良之功
除了译介文学外，梁启超先后倡导小说界、文界和诗界革命，他的文学创作也无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中国文学长久以来都肩负着“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其中“道”以儒家理论为核心，诗、文、词、曲以及小说等文体均以各自对“道”的赋值关系来确立自己在文学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及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诗文仍因其对“道”的强大价值体现而长期位居中国传统文学格局的核心，而小说则被视为“君子弗为”的“末技小道”，处在正统文学格局以外。
在《译印政治小说序》时期的梁启超还仅仅停留于提倡域外政治小说的译介上，但到了1902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梁启超已经形成了独立而鲜明的小说观。他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⑦⑧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二册（10），中华书局，1989年，第6、9、7页。他一面大力鞭挞旧小说，把旧小说视作“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源）”，⑦把国人的“状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盗贼”“妖巫狐鬼”等封建思想皆归于此。同时他又极力褒扬小说之文学地位，声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⑧他大声疾呼，欲借小说界革命改良群治，借新小说新民，这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这一革命使一直徘徊在文学范畴以外的“小说”堂而皇之地亮相于中国文学殿堂，甚至坐上了文学的头把交椅。中国的文学结构从此发生突破性变迁，文学格局也由传统逐渐转型为现代。这一革命完全是应梁启超对中国政治改良这一抱负的需要，也是其意识形态主导的结果。
梁启超的政治改良的意识形态倾向决定了他创作小说的主题。发表于《新小说》创刊号上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他的一部政治小说，在“绪言”中梁启超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⑩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专集之89），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其创作目的在于“发表政见、商榷国计”。⑩从内容看，这部作品完全是一部长篇政论文章。梁启超一方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进行揭露，激起当时广大民众痛恨腐败政府、要求铲除专制统治的强烈政治感情，以博得他们的共鸣。另一方面，梁启超借助主人公之口表达对变法维新的维护和不放弃，“我看古今万国革新的事业，一定经过许多次冲突才能做成，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倒也不必忧虑”。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专集之89），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新中国未来记》实际上是梁启超对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说明和宣扬。它借助对主人公们关于如何改变中国现状之论争的描写，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精神，同时希望扩大影响，开启民智，唤醒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反抗精神，以实现政治改良的最终目标。
除了创作政治小说，梁启超也撰文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能。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改良群治”，可以“新民”。他还描写小说可以对读者产生熏、浸、刺、提四种力，会使读者在阅读中受到种种陶冶和影响，并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提升。梁启超所费笔墨良多的这四种力，显而易见是着眼于小说作为一种发挥社会功能、实现政治功利的工具。与此相对照的是，作为一种文类的小说，其作品如何架构，人物形象如何刻画等等此类诗学因素却不在梁启超的考量范围之内。维新失败之后的梁启超，时时未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极力搜寻一切可以传播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工具，于是，小说带着这种能够满足其政治实现的功能，被梁启超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于梁启超而言，提升的小说地位是为其政治改良目的服务的，小说的创作也受其意识形态的制约，他看中了小说启蒙大众的功用，于是将其作为工具帮助自己实现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政治改良、经世致用，才是梁启超发起的文学革命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核心理念。
如果说“小说界革命”旗帜鲜明，在晚清文学界掀起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的创作热潮的话，梁启超所倡导的“文界革命”也同样举足轻重。在此之前，中国文学格局中的“文”，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中国古代书面体系，即在文章学意义上加以理解。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具有尊崇的地位，是雅文学的最为核心的体现。”邓伟：《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这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文”主要还是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以及桐城派古文，它们宣扬儒家学说、推崇程朱理学，这与当时危机四伏、民族矛盾深重的政治形势格格不入。改良主义思潮基于政治文化的大视野，呼吁文学变革的出现。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赞扬德富苏峰文笔“雄放隽快”，并首次提出“文界革命”。梁启超对苏峰的推崇，除了其文采风格外，很大程度上在于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专集之22），中华书局，1989年，第191页。这一点确实为当时中国社会所需，而对于梁启超来说，这种做法无疑与他希望以文致用、经世救国的主张极为契合，是他的政治意识在文界的一种反映。几年后，梁启超在介绍严复所译《原富》时，也强调其文笔“流畅锐达”“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梁启超主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1904年，第851页。梁启超所呼吁的救国运动，作为一场拯救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改良主义运动，需要文学这一“新民”有效工具的帮助，所以他主张以流畅通达之笔，平易清晰地将文明思想传播于国民，这也是梁启超希望借助文学来传播改良主义思潮的表现。
作为此理论的实践者，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不遗余力地推介西方的新思想、批判愚昧的国民性、弹劾国内的旧时政。他的报章文体语言风格条理明晰、平易通达，内容上提倡变革、宣传西方启蒙思想，这种创新性的文体被称作“新文体”，也叫“报章体”。这一时期梁启超著述甚丰，创作了《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南海先生传》《李鸿章》《少年中国说》《饮冰室自由书》等各类政论文、传记和杂文。他提出“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⑥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5），中华书局，1989年，第14、33页。认为应该“知国家”“尊国民”，才能激起人们的爱国之心，保护国家之基础。梁启超还把“国民性”理论纳入开启“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思想构建中，并引用孟德斯鸠之言，“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⑥以此批判专制，倡导资产阶级启蒙的改良主义思想。梁启超声言“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4），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主张“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4），中华书局，1989年，第6页。
梁启超的这些文字往往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特点。他所提倡的“新民”观是一种启蒙民众，建构新人的文学改良观，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梁启超对于自己的评价，也无外乎“政治”二字。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9、70页。“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③因此，梁启超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并极力渲染它的政治色彩。
“文界革命”之外，梁启超也于《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也是在其意识形态倾向下的产物，可以说，改革中国旧体诗歌的内容，借诗歌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改良主义民主思想，是梁启超发起“诗界革命”的主要目标。他首先论及诗界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专集之22），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页。此后又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到，“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之45上），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以此来强调诗歌在改造国民精神中的重要性。梁启超推崇“新意境”和“新语句”，主张诗歌不应局限于旧内容，在思想上不应拘囿风花雪月、伤春悲秋，而应开拓新意境，创造新内容。他提倡吸收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强调积极爱国和关心政治，这一内涵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连。随后，梁启超即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上开辟“饮冰室诗话”等专栏，或进行诗歌评介，或阐发革命主张，以推动诗界革命的发展，同时也创作了不少诗歌，身体力行实践自己所提倡的“旧风格新意境”诗界革命主张。《饮冰室诗话》以“新民”为宗旨，在诗歌题材上有严格的标准，要求作品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或体现新的思想意识，或反映国内外重大事件，或讽刺揭露社会丑恶，目的在于唤醒蒙羞的民族，拯救存亡关头的国家。
三、责任与抱负，体现政治诉求的文学
梁启超的译介作品和他之后的文学创作，都是其政治诉求的体现，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动荡不安的时代，民族矛盾深重。一大批有志之士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奋起呐喊，甚至高举维新变法的大旗，梁启超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视救国为第一要义，可变法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只依靠若干力量有限的维新人士来救国是不可能的。东渡日本之后，他转而把目光投向可以传播新思想，影响广大国民的文学，并发起文学界的三场革命。此时的梁启超，是一位政治家，他主办多种报刊和杂志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有效并相当成功地把文学变成改良主义的载体，通过译介并创作包含寓意的政治小说来宣传民主政治，通过慷慨激昂的散文来警醒国民，还通过提倡具有“新意境”的诗歌来启蒙大众。梁启超的文学更多是用来传达他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实现政治抱负的方式。他通过文学作品来抒发救国的责任感与满腔的政治热情，梁启超的文学更多体现了他文学以“觉世”的选择。
在1897年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梁启超区分了“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2），中华书局，1989年，第27页。可见所谓“传世”之文，目的在于追求一种极高的文学价值，从而传世不朽；而“觉世”之文，则只需要条理明晰、言辞通顺，传达出符合时代所需的信息和思想即可。之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原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觉世”之文的选择，“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原序，《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前言第9页。声明自己之所以为文，不是追求“藏之名山”以流芳百世，而是要“应于时势”，发胸中所预言。
梁启超对文以“觉世”的选择，是他变法改良、新民兴邦这一意识形态倾向的必然结果。这既可以从他在文学活动中所秉持的理念上，也可以从他所提倡的文学实践和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窥见端倪。
首先，梁启超的文学观中蕴含着强烈的启蒙教化意图。梁启超在早期的译介活动中，强调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而且注重日本等国家政治小说的译介，而之后他所提倡的“三界革命”，也多是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宣传，以及对社会改革的呼吁，其目的无外乎是传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民主思想，旨在教化民众、改良社会。梁启超文学理念的核心是近代启蒙意识，是一种“新民”观，是资产阶级文学观相对于封建传统文学观在价值功能观念上发生的重大转换。从他的文学活动中，人们可以明显感知到他于文学中弘扬启蒙精神、宣传启蒙思想，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服务的宗旨。
其次，梁启超的文学观表现出很强的致用性。在变法革命失败之后，梁启超已经逐渐意识到，要想强国新民，就必须拿起民主和科学两样武器，对国民进行深刻的思想启蒙，从而改造国民精神，塑造国民品格，使民主和科学逐渐传播开来，逐渐取代国民的封建意识。而文学的大众传播功能正可以为此所用。因此他创作政治小说，撰写多篇政论文、杂文、时文等等，提倡“三界革命”，这些文学活动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新民”和“救国”，都是在追求一种文学的济世致用价值，借助文学来影响和唤醒国民，因此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可以说，梁启超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和表现出的文学观，都并非是为了文学自身，更大程度上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
最后，梁启超的文学观具有大众化倾向。既然梁启超进行文学创作，提倡文学革命都是出于其政治宣传意图，目的是把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文学的力量传达给民众，从而达到改良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那么他所期望的文学活动涉及面自然是广大国民。充分利用文学的传播力影响更多的国人，无疑是梁启超所希望的。因此，他提倡使用能为广大国民所接受的语言，以达到普及启蒙思想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他所提倡的“三界革命”中显而易见。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把小说的地位大大提升，正是看中了小说的阅读面更广，影响面更大这一特性。而且他还提倡俗语小说，这明显不仅仅是出于文学的需要，而是借此使政治小说的传播面更大，使更多的民众受到启蒙教化，了解并接受民主和改良思想。在“文界革命”中，梁启超所主张的，也是一种明快练达、通俗易懂的“报章体”，通过报刊的宣传力影响国民。同样在“诗界革命”中，梁启超提出“新语句”，倡导通俗体“杂歌谣”和白话歌词。梁启超文学的大众化倾向使得文学不再仅仅面向知识阶层精英分子，而是真正扩大了文学受众，影响了更多的国民。
四、结语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3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三拒红颜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组织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在这里邂逅了温柔贤惠的何蕙珍。
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蕙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结束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梁启超明确地回绝了她：“我家里已有妻子。”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女士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夫人病逝后，何女士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1924年，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启超对婚姻家庭的看重，是一贯的，对己如此，对人也如此。他对徐志摩婚变的态度即可证明这一点。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他极力反对。后出于无奈，梁启超还是做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因为徐的父母也反对儿子与陆小曼结婚，提出，除非请到梁任公为证婚人，才许结婚），但在证婚词上，梁启超还是不留情面地把徐志摩和陆小曼狠狠训责了一番。
贴身丫鬟成小妾
王桂荃婆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是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的陪嫁丫鬟。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几乎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九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