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实用13篇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

押运教导员马如松在会上对在春季大练兵考核中成绩突出的人员进行了鼓励表扬，要求成绩不理想的同志要紧追猛赶，不要拖整体队伍后腿，并宣读了上报中心、公司批准后的奖、罚人员名单。

在听取了押运大队的工作总结报告和宣读奖罚名单后，押运中心主任侯秀斌对半年来的押运工作进行了点评指示。对押运人员的顽强拼搏精神进行了表扬，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方案，同时要求押运大队在下半年的工作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克服一切不利因素，狠抓队伍建设，加强骨干队伍管理，稳定队伍的良性发展，规范运作，确保安全，为押运业务的健康拓展努力奋斗!

押运半年工作总结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半年又过去了。新的改革浪潮，新的押运业务，各位领导的扎实能干为我们带来了一流的管理和一些新的押运业务领导一流的经营模式，它标志着我们押运中心事业以现实了跨越式的发展的新时期，这无不凝结着每位领导的英明决策和正确指导，让每位员工都以稳健的步伐迈向崭新的一年。

对我个人来讲，这一年意义深刻!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中队领导和中心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坚持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较出色地完成可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个人工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绩。

回顾起来，主要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做好本职工作一年来，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掌握金融押运方面的知识，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作为押运中心的一名运钞车驾驶员，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重任，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己任，在运钞途中经历保持高度集中，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运钞条例、道路交通规则操作，做到万无一失。认真做好车辆保养，做好三勤“勤检查、勤保养、勤维护”，发现为题及时处理，确保车辆安全运行。除了执行押运任务外，还要做到确保业务用车随叫随到，真正做到一名合格的运钞车驾驶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能够认真的学习政治理论，和交通法律知识，使自己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其次，在工作之余逐渐养成了读书，看电视《车迷频道》的习惯，了解押运单位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业务技能，不断提高的业务水平，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2、以“军事化”标准严格要求自我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没有一套适合的管理模式作保障，是很难把工作搞好和落实好的，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在这方面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仅要掌握押运工作要领，熟练相关知识从以往的守押案例中吸取教训，从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从中锻炼了我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勤学苦练，追求真理的工作态度。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学习研究业务知识，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创新。

3、统一思想，查找不足，开创押运新局面。首先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详细分析了目前押运中心的现况和存在的社会环境，认真学习上级的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改进了工作作风。押运工作是长期的，艰难的任务，使中心面向社会的窗口，押运服务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中心在各家金融单位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押运业对外的声誉，为此，作为一名运钞车驾驶员，从严按章办事至关重要。在长期的押运工作当中逐渐形成了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切实树立起押运中心“押神”员工新形象。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发改委、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杨伟民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分点，这也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结构调整深化。杨伟民表示，上半年稳中向好的态势再次证明，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对经济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调整，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更好地把握稳和进的关系。做到“三个确保”，即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统计局官员：中下游行业利润占比上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27日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继续加快，利润增速连续两个月上升，上游行业利润占比下降，但中下游行业利润占比提升，其中装备制造业利润占比进一步提升至56.7%。

新华社：A股拉开上市公司2017年半年报大幕，多家公司业绩预喜。严监管之下，往年借助半年报炒作股价的现象减少，市场投资更关注公司业绩。

上证报：截至昨日，距首份半年报亮相正好两周，已有6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单看股东榜，其中有16家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社保基金组合。

证券日报：统计显示，2017年1月1日至7月27日，沪深两市共有7643笔股权质押的数据，质押股权数合计1740亿股，质押市值合计2.09万亿元。在7643笔公司股东股权质押涉及上市公司数量为1564家，按照预警状态统计，20家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已到平仓线。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3

思想政治表现、品德素质修养及职业道德。能够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积极学习政治理论;遵纪守法，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爱岗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主动认真的学习专业知识，工作...

认清自我，找出差距。在这一年的工作中，虽然我有不少的成绩和进步，但出项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自身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交通法律法规知识，不能活学活用，服务意识有待提高，

xx年，我们在押运中心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勤奋工作，公司的综合实力显着增强，保安员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业务领域日益广泛，服务质量持续优化，进一步促进了我公司保安服务业务积极稳步的向前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圆满地完成了与客户单位合同约定的各项服务任务，确保了客户人身、财产和信息安全，赢得了客户的好评。

抓住市场机遇，重点发展押运业务，不断提升公司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化押运服务的时机日渐成熟，公司抓住良好市场机遇

加强法制、安全教育，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认真落实依法规范执勤，提高服务质量，赢取良好社会信誉。公司一向高度重视保安服务业务经营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从法制、安全教育和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上入手，对全体员工各岗位工作环节进行不余遗力的管理。公司为工行、农行、建行、提供的武装押运服务和为各家银行的营业网点、企业等客户单位工作岗位提供的人防保安服务在服务质量上

总而言之,在上半年里,公司在押运安全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与领导和各部门的指导和关心是分不开的。守押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丝的麻痹大意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下步的工作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要求,针对上半年存在的个人问题,从实际出发,从根本上解决,力争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好的方面也要继续保持。公司全体人员将继续努力,确保人员生命和财产以人为本，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建设和谐、稳定的服务团队。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员工的刻苦奉献，而这种劳动和奉献是建立在员工对公司信赖的基础之上。公司一向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一年来，公司在完成上述几方面工作的具体过程中，遇到过一些困难和问题，通过中心的指导、客户单位的帮助和公司全体人员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逐一得到了解决或缓解。

二、xx年工作计划

新的征途，新的追求。在不断迎接新任务的日子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团结一心、诚实守信，严格遵循《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认真依法执业、守法经营。新的一年，我们在市局党委的领导下，有《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为保安服务行业指明方向，更加信心百倍，决心继续以贯彻《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为契机，以构建和谐平安樟树和确保客户人身、财产、信息安全为目标，为实现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丰收而勤奋劳动。

(一) 工作目标

1、继续贯彻执行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依法规范公司的经营活动，进一步促进公司依法执业，守法经营。

2、继续贯彻执行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依照法律要求处理好公司与客户之间和谐的服务关系以及公司与员工之间和谐的劳动关系，制定出适合员工劳动和劳动报酬的相关规定和标准，并保证其合法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依法保护好员工的合法权益。

3、继续加强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公司实现各项工作目标的基础工作，我们将继续把好人员准入关，对新招人员做到按规定严格政审、培训、实习，同时进一步加强日常工作的管理，加大队伍建设力度，夯实公司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回顾xx、展望xx，为加强自身素质和岗位特殊性质，为在下一步工作中，能够高效又好又快的完成金融押运任务，我针对自己平时工作特点和性质，并写出一个月深刻体会和心德。

在思想非常重视自己工作岗位重要性，我能够服从领导安排，团结同事，爱护集体荣誉，遵守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做到上班不迟到不早退，工作中不擅自离岗脱岗，押运过程不接听电话发送短信等违反规章制度行为，并态度端正不当面顶撞领导不背后议论，不泄露押运秘密等一切公司内部消息。

有优点也有缺点工作中业务不够熟练，工作效率不太高，文明礼仪不够好，工作中方法不够灵活，有时候存在这思想麻痹和侥幸心理，其次安排事情比叫拖拉没有提前意识，想问题不够深入等。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4

1.前言

押韵是一种特殊的语音加工过程，是指一对词语中从最后一个发音的元音到词尾的语音结构均相同的现象（Fabb，1997，p.118）。押韵现象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为行文赋予和谐的音韵之美。其产生由来已久，在英国文学史上已知最早的文学作品《贝奥武甫》中就采用了头韵，而中国从《诗经》时代就开始使用韵脚押韵，在唐诗宋词中更是将用韵达到顶峰。虽然押韵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性，如英语中押头韵与尾韵，而汉语中没有头韵的概念，只讲求韵脚押韵。且人们对押韵形式的欣赏也随文化差异而不尽相同，法语诗歌中所推崇的完全同韵现象，在英语和汉语诗中并不被认可（Wagner&McCurdy，2010）。但总的说来，押韵是东西方语言表达中共通的方式，其作为语音加工研究中的重要组成成分，一直都受到心理学者和语言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大量国外研究只将押韵作为研究语音加工的实验任务（Burton，LoCasto，Krebs-Noble，&Gullapalli，2005；Pugh et al.，1996；Seghier et al.，2004）。而国内的韵律研究主要关注于“律”的加工，即语调、重音与韵律结构的加工，而真正以押韵加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数量还较少。但不能因此只将押韵视为研究语音加工的方法而不究其本质，或简单的将对“律”的加工等同于“韵律”加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了解押韵的认知过程及神经机制，无论对于我们理解押韵加工本身还是促进对语音加工的认识都是十分必要的。

押韵加工主要包括押韵识别加工与押韵产生加工两个研究领域，当前研究者对两过程的认知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而两过程的脑功能基础尚不清楚。随着神经影像学技术在心理学领域的广泛运用，人们可以使用相减法确定某一心理过程的特异性激活脑区，这对于同时携带着语音、字形及语义信息的押韵加工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比较押韵识别与押韵产生两种任务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寻找押韵加工中共同的认知过程，并探讨其中语音、字形加工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揭示押韵加工的脑活动基础。

2.押韵加工的实验研究范式

2.1押韵识别

押韵识别是指被试对所呈现的词语或非词语刺激的押韵结构进行语音识别，并做出押韵与否判断的过程。押韵识别研究主要采用押韵判断任务（rhyme judgment task）与押韵检测任务（rhyme detection task）两种范式，其中押韵判断任务因强调被试的决策反应，故有研究者也将其称为押韵决策任务（rhyme decision task）（cone，Burman，Bitan，Bolger，&Booth，2008；Owen，Borowsky，&Sarty，2004）。押韵判断任务的基本程序为相继呈现给被试两个刺激（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要求被试判断其是否押韵，并做出相应的按键反应，示意图见图1。

按照刺激的呈现通道，押韵判断可以分为视觉押韵任务（D'Hondt&Leybaert，2003；McDermott。Petersen，Watson，&Oiemann，2003；Seghier et al.，2004；Weber-Fox et al.，2004）与听觉押韵任务（Coch，Grossi，Skendzel，&Neville，2005）。而根据刺激类型，押韵判断可分为真词押韵任务（Cone et al.，2008）与假词押韵任务（calvert et al.，2000；Owen et al.，2004）oSeidenberg和Tanenhaus（1979）最先在研究中使用真词押韵判断任务研究字形因素对押韵过程的影响。但由于真词携带着语义信息，不可避免的将语义加工混入押韵过程。之后的研究者根据构词法与发音规则，设计出可以发音但无意义的假词刺激，排除了语义信息的干扰。假词属于人工词语，因其造词方便并易于控制，逐渐被广泛的应用于押韵研究中（calvert et al.，2000；Pecini et al.，2008）。

押韵检测任务可看做一种特殊的押韵匹配任务，实验首先给被试一个确定的押韵比较标准（通常选取字母“B”或者“E”），接着呈现一系列的辅音字母（Paulesu et al.，1996）或假词刺激（cousin et al.，2007），要求被试比较这些刺激是否与标准刺激相押韵，并作出相应的反应。Peyrin等人使用押韵检测范式研究了两种发展性阅读困难患者的反应差异（Peyrin et al.，2012）。如图2所示，实验中被试需要判断屏幕中呈现的单个辅音字母是否与字母“B”押韵。例如，当呈现字母为“C”、“D”、“T”等时，则为押韵判断，而为“M”、“U”、“Y”时则做不押韵判断，而只有做押韵判断时被试需进行相应的按键反应。Cousin，Peyrin和Baeiu（2006）将假词刺激引入押韵检测任务，被试需要判断假词是否与字母“E”押韵。实验设计了96个符合词法规则的假词，每个假词由7个字母组成，其中一半的刺激与“E”押韵，另一半不押韵，同样只有在押韵判断时做按键反应。押韵检测任务与押韵判断任务相比，认知过程较为简单，被试只需对所给标准刺激字母进行编码，即可获得其韵脚信息，之后每个刺激都与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靶字母进行押韵比较即可。但总的说来，虽然押韵判断任务与押韵检测任务在任务形式上有所差别，但两种任务的认知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反映了被试对刺激进行押韵识别的过程。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Owen et al.，2004；Pugh et al.，1996），我们认为押韵识别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将刺激的字形信息进行加工，根据一般的语法规则，将字形信息转换为语音信息，并进行语音表征与编码。之后，被试需要在头脑中将语音信息进行分段，以辨认出其中的押韵结构，包括韵核与韵尾，而这两部分以连贯的音节形式进入下一步分析。最后，对两刺激的押韵结构进行比较，并做出押韵与否的判断。

2.2押韵产生

押韵产生研究的主要范式是押韵流畅性任务（rhyming verbal fluency，RVF），即根据所给词语的语音线索产生与之押韵词语的过程。这与根据语义分类产生词语的语义流畅性任务fsemantic verbal fluency，SVF）及根据首字母产生词语的词汇流畅性任务（lexical verbal fluency，LVF）方法类似。Hanson和McGarr（1989）使用押韵流畅性任务考察了先天耳聋者押韵产生的过程，该实验为纸笔测验，共呈现给被试50个英语单音节真词，要求被试尽可能多的写出与之相押韵的词语。Pecini等（2008）将此任务进行了改进，以研究意大利语押韵过程中的语言加工。研究使用计算机屏幕随机的呈现刺激，并对实验材料的词频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共选取了30个高频意大利语双音节真词。而Krach和Hartje（2006）首次尝试使用假词研究押韵产生过程，实验流程如图3所示，首先给被试呈现假词刺激，让被试在头脑中思考与之押韵的词语，实验要求被试每在头脑中想出一个押韵词语，就按一下电脑键盘上的空格键。为了避免由于按键反应所引起的半球优势效应，被试需要用双手食指同时进行按键反应，随后口头报告答案，并有相应的休息时间。研究者对实验材料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控制，为了避免被试根据字形做出反应，所设计的假词与正常德语词的主干结构不同，但都能根据德语的形音转换读出发音。假词词长控制在四个字母，并且去除了与正常德语词读音相同的词汇。这一实验任务与材料为之后研究者所借鉴，将押韵产生、语义产生与词汇产生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每个试次中。首先呈现给被试一个词汇流畅性任务，随后呈现一个押韵流畅性任务，在一个作为基线的休息之后，再呈现一个语义流畅性任务，每种任务都要求被试尽可能多的产生相应类别的词语（Kircher，Nagels，Kirner-veselinovic，&Krach，2011）。

Kircher等（2011）总结前人研究，提出了押韵产生加工的模型。其模型前3个阶段分别为被试对刺激的字形编码，形音转换及语音的表征与分段，这与押韵识别过程的前期阶段是基本一致的。而之后的押韵产生加工通过分析分段后的音节信息，来寻找新的辅音与押韵主体部分（韵核与韵尾）相结合，以产生一个或多个有意义的新词。

总的说来，押韵识别与押韵产生虽是两种不同的任务，但从信息加工角度说二者却有着相似的认知过程，即二者主体押韵加工过程均包括字形编码、形音转换、语音表征与语音分段等几个加工阶段，只在后期的任务完成阶段，押韵识别侧重押韵的判断与比较，而押韵产生的重点则在于生成押韵新词。这两种可行的的实验范式使我们进一步探讨押韵加工的脑活动基础成为可能。我们拟从语音加工（包括语音表征与语音分段）与字形加工（包括字形编码与形音转换）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3.押韵的语音加工

与语义加工及字形加工相比，押韵加工需要对刺激信息进行更多的语音表征与编码，研究者普遍认为对语音加工具有更大的依赖性是押韵过程较其他两种语言加工过程的显著特点。Seghier等（2004）使用fMRI技术，考察了30名母语为法语的成年被试完成视觉押韵判断任务与语义分类任务的脑区激活情况。结果发现，两任务都广泛的激活了左半球额下部与额中部、以及颞叶区域与顶枕脑区，其中激活程度最高的脑区分别为左半球额下回、颞上回与中央前回。但相比语义分类任务，押韵判断任务更显著的激活了左半球颞顶脑区。并且，尽管两者所激活的颞上回区域有较大重叠，但押韵加工任务在后部颞上回的激活程度更高。已有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左半球颞上回对语义及词汇信息并不敏感，只与语音表征及编码有关（Binder et al.，2000）。而左半球颞上回的后部一般被称为威尔尼克区，是专门负责语音编码的脑区，它存储着词语的语音信息，通过对语音输入进行编码，将语音信息转入上一级语言加工。听觉押韵任务主要在听觉单通道内实现，始终伴随着语音加工。在大量听觉押韵研究中，均发现了左半球颞上回的显著激活（Booth et al.，2003；Cone et al.，2008；Rudner，Ronnberg，&Hugdahl，2005）。Booth等人（2003）研究比较了押韵任务与拼写任务的神经基础，在听觉押韵任务实验中，研究者采用了传统押韵判断任务的变式：每个试次相继呈现给被试3个词语，要求被试判断最后呈现的目标词是否与前两个词语中的一个押韵，如hope-cold-soap。其中一半试次的目标词与前两词语押韵，另一半则不押韵。并且，在一半正确反应的试次中，目标词与第一个呈现的词语相匹配，而另一半与第二个呈现的词语相匹配。结果发现，该听觉押韵判断任务显著的激活了两半球的颞上回区域，并且左半球颞上回的激活与行为反应中更高的准确率及更快的反应时呈正相关。相比听觉押韵任务，尽管视觉押韵任务的初始刺激为视觉字形信息，但也需要经过转换而提取出语音信息作为后续加工的基础，这一过程也需要对刺激的语音表征及编码。而研究发现，在视觉押韵产生过程中，左半球颞下回也存在显著的激活（Kircher et al.，2011）。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左半球颞上回区域是押韵加工中语音表征与编码的神经基础。

押韵加工过程包含一般的语音加工，但又与普通语音加工存在着区别，即需要对刺激的语音结构进行分解，将其分割为韵首、韵核与韵尾3个部分，从而对韵核与韵尾组成的语音结构进行押韵判断或进一步产生押韵新词。在押韵过程中，将听觉语音信息转换为相应的构音形式需要将各个辅音与元音分开。研究者在对语音及音高判断的偏侧化效应研究中发现，被试在进行音高辨别实验过程中，由于两个相比较单词结尾辅音前的元音不同，被试为了完成实验任务，需要将此元音与结尾辅音进行分割，结果显示，在此任务中，左半球额下回有显著的激活（zatorre，Evans，Meyer，&Gjedde，1992），而不包括这一语音分段过程的类似实验则没有发现左半球额下回的激活（Burton，Small，&Blumstein，2000）。因此，研究者认为左半球额下回的激活可能正反映了对音节输入的分段编码。语音分段是是押韵加工的关键性环节，可以说没有正确的语音分段就无法进行最终的押韵识别与产生。Pugh等（1996）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方法，研究了38名被试完成假词押韵判断任务的神经机制。研究者使用减法实验设计试图找到押韵判断过程的关键脑区。实验中，需要被试判断两对无意义的假词是否押韵，这一任务包括了对视觉空间、字形与语音等信息的加工。控制任务为判断两对辅音字母串大小写是否一致，这一任务包括视觉空间与字形信息的加工。因此，两任务相减所剩下的脑区激活所反映的就应该是押韵特异性语音加工过程。结果发现，押韵判断任务与字母大小写判断任务的激活脑区相减，仅余下左半球额下回区域。这说明了左半球额下回在押韵加工中的关键作用，而这一关键作用可能正反映了押韵加工中最不可缺少的语音分段过程。

4.押韵的字形加工

虽然我们肯定了语音编码与语音分段在押韵加工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押韵加工并非单纯的语音加工，其中也包含着字形加工的参与。相比之下，语音加工是对口语中声音结构信息的加工（Wagner&Torgesen，1987），而字形加工一般指对书面语言的拼写结构所进行的编码（Foorman，Francis，Fletcher，&Lynn，1996），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研究者普遍认可在视觉押韵加工中存在字形加工，对字形信息的表征与编码是视觉押韵加工的第一步。在大量视觉方式呈现的词语任务实验中，研究者发现了左半球梭状回的显著激活（cohen Jobert，Le Bihan，&Dehaene，2004；Dehaene et al.，2004）。Cohen等（2004）认为对视觉词语刺激的字形编码引起了左半球梭状回的激活，并把其称为视觉字形区。在多个视觉押韵任务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左半球梭状回的广泛激活（Burton et al.，2005；Calvert et al.，2000；Peyrin et al.，2012）。但是否字形编码仅发生在视觉押韵任务中，听觉押韵任务是否完全依靠语音单通道的加工，其中有无字形编码的参与，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从听觉押韵研究中寻找答案。

Seidenberg和Tanenhaus（1979）研究了字形因素对押韵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在视觉还是听觉押韵任务中，被试对字形相似词对的反应均要快于字形不相似词对。之后Zecker（1991）在听觉押韵判断任务中，也发现了这一字形加工的易化效应。而Cone等（2008）使用fMRI技术测查了语音与字形信息对儿童听觉押韵判断任务的影响。根据字形相似性与语音相似性将刺激对分为一致条件与冲突条件两种类型，一致条件包括词对的字形及语音均相似（如GATE-HATE），以及字形与语音均不相似（如PRESS-LIST）两种条件。冲突条件包括词对的字形相似但语音不相似（如PINT-MINT），以及语音相似但字形不相似（如JAZZ-HAS）两种条件，每种条件均包括24对词语。被试需要尽可能快而准确的对押韵词对做出按键反应，而不押韵时不按键。结果发现，听觉押韵任务激活了左半球颞上回、颞中回、右半球颞中回、左半球额下回与梭状回等脑区，而字形与语音表征冲突条件比一致条件的脑区激活程度更高，这说明即使在不需要字形加工的听觉押韵任务中，被试仍在自动对刺激词语进行字形表征。被试完成语音不相似时的字形相似任务（冲突条件）比字形不相似任务（一致条件）更为困难，行为结果显示，冲突条件比一致条件的反应时更长，正确率更低，Cone等认为这一差异可能由于冲突条件下产生了更多的与任务无关的字形加工干扰所致。而脑成像结果发现，冲突条件比一致条件更大激活了左半球梭状回脑区。

字形编码所提供的字形信息只有通过形音转换，才能转化为语音信息为后续语音加工所用。Pugh等指出，熟练的阅读者依赖两种语言加工通路，腹侧通路与背侧通路（Pugh et al.，2001）。腹侧通路包括左半球枕颞脑区与纹状皮层外侧区，主要负责字形识别；而背侧通路包括左半球颞顶脑区与大脑前部区域，其中位于顶下小叶的角回与缘上回负责字形通达字音的过程。这一观点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持，Booth等人（2003）在实验中设置了四种任务，包括在同一感觉通道内实现的视觉拼写任务与听觉押韵判断任务，及跨通道实现的听觉拼写任务与视觉押韵判断任务。从认知加工的角度看来，相比同一通道任务，跨通道任务需要进行更多的形音转换。结果发现，跨通道任务更显著的激活了左半球缘上回与角回。

也有研究者认为从拼写信息到语音信息的转换主要通过左半球额下回实现，这一观点来自于假词押韵研究的证据。语音通达的双通路模型理论认为，阅读加工中存在两种语音提取通路：词典通路（1exical route）与非词典通路（non-lexical route）（Coltheart，Cutis，Atkins，&Hailer，1993）。真词信息已存储在心理词典中，通过词典通路实现从视觉字形信息到语音的直接表征；而假词任务需要在非词典通路中完成字形到语音的转换。因此，与真词相比，假词的押韵加工迫使被试通过更多的形音转换来提取语音。研究表明，假词阅读的过程中，出现了左半球额下回的显著激活（Fiez&Petersen，1998）。而Burton等（2005）在押韵判断任务实验中，直接比较假词任务与真词任务激活脑区的差异，发现假词任务比真词任务存在着更显著的左半球额下回激活。我们认为左半球顶下小叶与左半球额下回可能共同组成了一个神经网络来负责押韵过程中的形音转换，其中左半球顶下小叶更多的参与从字形信息提取语音的过程，而额下回反映了对所提取语音信息的加工与输出。Peyrin等（2012）使用押韵检测任务，对患有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被试LL进行了个案研究，发展性阅读障碍是一种以语音加工困难为主要特征的语音障碍fRamus&Szenkovits，2008），而其主要原因在于患者不能良好的实现字形语音的转换。研究结果发现，正常控制组被试，显著激活了左半球额下回、左半球缘上回与左半球角回，而LL的激活区域为左半球颞上回、左半球角回和左半球运动前区皮质，并且激活了双侧颞下回、颞中回和左侧楔前叶。相比控制组，LL没有发现左半球额下回与左半球缘上回的激活。这也为额下回与顶下小叶在形音转换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反面证据的支持。

5.结论与展望

现有研究对押韵识别加工与押韵产生加工的认知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二者主体押韵加工过程均包括字形表征、形音转换、语音编码与语音分段等几个加工阶段。进而从语音加工与字形加工两个角度探讨了押韵认知过程的神经基础。并发现在押韵加工中字形的表征与左半球梭状回的激活有关，形音转换依赖于左半球额下回与左半球顶下小叶组成的神经网络，左半球颞上回参与语音表征，而左半球额下回是语音分段的关键脑区。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更深入地探究押韵加工的神经基础。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5

关键字：物流银行融资

一、物流银行业务的特征与创新点。

物流银行业务的全称是物流银行质押贷款业务，简称物流银行，是指银行以市场畅销、价格稳定、流通性强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商品质押作为授信条件，运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公司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服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

（一）物流银行业务的特征。1.物流银行业务的业务特征。物流银行业务是一般动产质押业务的升华，与一般的动产质押业务的业务特征相比，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标准化是指物流产品的质量和包装标准都以国家标准和协议约定的标准由物流公司验收；规范化则指所有动产质押品都按统一、规范的质押程序由第三方物流公司看管，确保质押的有效性；信息化的特点主要指所有的质押品看管，都借助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有关业务管理人员都可通过互联网，检查质押品的情况；由于借助物流公司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确保了该行在全国各地开展异地业务，并能保证资金快速汇划和物流及时运送，因此，此业务具有远程化的特征；而广泛性是指该业务服务客户可是大、中、小型各类企业，既可以是制造业，也可以是流通业，总之只要这些企业具有符合条件的物流产品，银行都可以提供此项服务。2.物流银行业务的信用特征。物流银行业务能为需要资金的企业提供数倍于原有交易规模的信用额度，这种业务模式具有信用放大效应。如果按照一般的物流银行业务中的保证金比率为三分之一计算，对于一般的流通企业来说，物流银行业务可以使其销售额扩大了近50％，商品周转时间缩短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整个销售网络全面采用物流银行业务，对于生产商来说，将使其整体销售额扩大50％左右。3.物流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物流银行业务的风险具有复杂性、多样性、难测量性和难控制性的特点。这主要是由质押商品的授信条件本身所决定的。

（二）物流银行业务的创新点与银行风险。物流银行业务可为企业提供部分产品装卸、储存、运输、销售流通费用，而这些流通费用约占商品价格50％，同时还会减少约占整个生产过程90％的物流时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该业务打破了的传统思维方式，为商业银行获取更大的市场和利润回报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创新地引用物流(动产)质押来解决部分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因为物流银行业务服务的对象比较特别。物流银行业务的服务对象为缺少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却拥有较多流动资产的企业，这类企业往往难以满足现行银行融资中的担保条件。物流银行业务相对于传统思维方式下的抵押贷款的不同之处也正是这项业务本身的创新点，对于银行来说，这种创新可以大大的降低银行资产的非市场风险。目前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大都存在着过分依赖大客户、贷款授信额度过于集中的问题，从马柯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来看，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无疑会给银行带来很大的市场和信用风险。以某上市银行为例，其最大的l0家客户贷款比率接近50％，年均比率高达61-8％，大大超出了中央银行指引标准。银行借助于物流企业的规范性和整体实力，开展“物流银行业务”业务，就能调整资产结构降低授信风险，确保贷款资金安全，而且银行还突破区域限制与外地的生产商发生联系，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在此基础之上开拓和发展一批优质的新客户群体，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资产的收益性。

二、物流银行业务发展的前景。

（一）中小企业发展为物流银行业务发展带来的机遇。物流银行服务的对象中多数为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商贸企业，这些企业大都缺乏土地、厂房、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来抵押，因此难以满足贷款担保条件而常常遭遇融资困境，但他们拥有较多的诸如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或经销商品等流动性资产，而物流银行业务可以以此类资产为抵押为企业提高信用，甚至还可以把处于运输过程中的流动物资作质押，比如厂方发给经销商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整个都可以被质押。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对GDP和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已分别达到63％和74％，然而在全部信贷资产中，中小企业的比率尚不到3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利用了70％以上的银行信贷，而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却不到30％。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也为物流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机遇。

（二）我国物流业发展使得物流银行业务发展前景广阔。拥有目前全球最富有经济活力的物流区域和最大的消费市场，我国的物流市场潜力和发展都非常看好。我国当前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0%）高出1倍。世界500强中的400多家企业在华进行了投资，这其中90%左右的外资企业都选择了物流外包，占中国市场全部物流外包企业总数的7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对物流外包的认知和需求，都促使中国第三方物流市场不断呈现增长趋势。当前中国第三方物流市场规模为600亿元人民币左右，预计今后几年年均增长率将达25%，良好的市场发展使得我国的物流银行业务前景广阔。

三、物流银行业务的发展现状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6

民警分别对4名押运人进行了询问。4人都说是他们亲手将160万元现金装入橙色箱子的，从广州到上饶途中从未离开过箱子半步，晚上休息也是轮流看守。他们没有泄密，更没有私吞现金。民警分析认为，如果没有人泄密，外人不可能知道旅行箱里装有160万元现金，就是知道了也不可能在4人看守下将巨款盗走。民警判断4人当中可能有“内鬼”。是“内鬼”与“外鬼”里应外合实施了“调包”。

那么，这4人中谁是“内鬼”呢？58岁的高有为是公司的部门经理，在公司工作20多年，成熟稳重，是这次押运工作的负责人；44岁的张光峰是公司保安，性格开朗，善于言谈；51岁的阳远平担任公司行政采购，性格内向；46岁的朱文能，在公司工作两年，是公司的水电工，精明能干。4人曾经多次为公司押运现金，都没有出现过差错，且他们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应该不可能是“内鬼”。

警方对4人在广州取钱到在上饶银行存钱的每个时间段进行了排查，也没有发现疑点，又对4人在广州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据4人反映，500万元现金，他们分别装在黑色、银色、橙色3个旅行箱里。

朱文能说张光峰拉着橙色旅行箱，他则拿着随身带的包。可张光峰说，是朱文能拉着橙色旅行箱，他则拿着随身带的包。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警方断定朱文能和张光峰两人一定有人说谎。可是，监控视频比较模糊，根本无法验证两人说法的真伪。

警方又调取两人押运途中的通话记录，发现朱文能与一个上饶本地手机号码联系频繁，而这在警方最初的讯问中朱文能却隐瞒了。通过调查，与朱文能频繁联系的手机号码的户主叫谢立星，是朱文能的老乡。警方在查看火车乘客信息时，发现谢立星与朱文能4人曾乘坐同一列火车去广州，又乘坐同一列火车回上饶。

同时，警方也对橙色旅行箱做了检查，发现这种箱子在市面上并不多见。在走访上饶多家商铺后，一位老板告诉警方，几天前，有一名男子来店里买过这个箱子。他之所以对买主印象深刻，是因为买主是对照手机里橙色箱子的照片来买的。

店铺上方的监控摄像头恰好拍下了这个买主的身影，买主是一名身材魁梧、胖胖的男子。警方确认这名橙色旅行箱的买主正是谢立星！这时，公司老总向警方反映，事发后朱文能提出过辞职，这更加深了警方对朱文能的怀疑。专案组分析后确定，朱文能可能就是“内鬼”，他与“外鬼”谢立星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共同实施了犯罪。2月14日，警方将朱文能和谢立星抓获。

经审讯，朱文能和谢立星坦白了“调包”的经过，但是，他们却说160万元现金他们分文未得，全被别人卷走了，这个人身在何处，他们也搞不清楚。

以为押运的是不义之财，贪念让精明变糊涂

朱文能早年毕业于江西一所电力学校，2年前出于对他精湛技术的信任，被公司高薪聘为水电工。这么精明的人为何会“调包”呢？公司员工们都疑惑不解。朱文能入职2年来，多次被公司委以重任，和同事一起派往外地押运巨额现金。据朱文能说，他每次押运的现金都在千万元左右。第一次面对千万元现金，他的确被吓到了，甚至紧张得几天不敢睡觉，生怕一闭上眼睛，千万元现金就被人偷走了。

面对巨额现金，朱文能说他开始几次从未动心过，他知道那是公司的钱，动不得半点贪念，只是每次押运他都会在心里想，什么时候他有这么多钱就好了。据他说，这次产生“调包”的念头是因为银行业务员的一句话。有一次，他们从外地押运现金，在银行取钱时，有名业务员对他们说：“这么多钱你们怎么不转账，又不是不义之财！押运多不安全，万一途中出了差错后悔就来不及了！”

关于公司坚持用原始的方式押运现金一事，押运的职工们早就私下议论过，并且有各种猜测，有人怀疑是老总洗黑钱，有人怀疑是不义之财。总之，各种猜测都有，令朱文能半信半疑。这名银行业务员的话更加深了朱文能的怀疑，他认为，老总每次派他们押运的一定是不义之财。朱文能就产生了私吞押运现金的想法，因为押运的是不义之财，即使被他人私吞了，老总也不敢报案。

这种想法一直埋藏在朱文能心里，令他不安。这次，朱文能接到高有为通知，要他安排好水电工作，去广州押运500万元现金。快要过年了，朱文能非常不情愿去，便对老总充满了怨恨。

在碰头会上，同事们也都很不情愿。朱文能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大家都不情愿，何不这次下手？当天晚上，睡不着的他，打通了老乡谢立星的电话，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45岁的谢立星从小与朱文能一起长大，当时在上饶一家电信部门工作。虽然收入稳定，但想在上饶买一套别墅。听了朱文能的话，他兴奋地对朱文能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别说是私吞，就是抢也值得的！”

接下来的2天里，2人对具体作案措施进行了多次磋商，确定用“调包”的方式侵吞一笔巨款。根据以往的押运经验，500万元现金，可能要3个旅行箱才能装下。有4个人押运，要想对3个旅行箱“调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为保险起见，他俩确定对一个旅行箱进行“调包”。

朱文能做内应，谢立星具体实施，如果“调包”成功了，160万元现金两人各得80万元。谢立星觉得这么多的现金，又有其他3人看守，他一人“调包”不够保险，又打电话给在上饶打工的牌友王成林，请他帮忙。27岁的王成林出生于上饶，在当地一家公司上班，和恋爱4年的女友准备2015年五一结婚。当时，王成林想买辆新车结婚，正苦于没有钱，便立即答应了。

由于没能买到与谢立星同一班次火车的票，王成林便买了次日从上饶去广州的火车票。3人约定，等押运团队确定了用哪种颜色的旅行箱后，由谢立星去商铺购买相同的旅行箱采取行动。很快，朱文能便得知押运团队准备了黑色、银色、橙色3种旅行箱去广州装现金，便用手机拍了一张橙色旅行箱的照片发到谢立星的手机上，还告知他这种旅行箱上饶市某商店有买。

谢立星按照朱文能发给他的旅行箱照片，购买了一只同样的旅行箱。回到家里，他和王成林对购买的旅行箱进行了伪装。根据朱文能提供的经验，装有16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重约20公斤左右，谢立星将事先准备好的重约20公斤的瓷砖，装进旅行箱里，为了避免瓷砖在途中发出响声而被人发现，两人用事先准备的纸和塑料泡沫对瓷砖加以固定。随后，谢立星和朱文能坐上开往广州的火车。第二天，王成林也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巨款现金他人卷走，内鬼外鬼同落法网

一路上，朱文能与谢立星以短信方式保持联系。到达广州后，谢立星入住朱文能同一家宾馆，紧密注视着朱文能一行的动向。王成林到达广州后，迅速与谢立星见面，3人商量，等押运人员取得现金后，在上火车前人流密集的地方实施“调包”。由王成林直接从朱文能手里“调包”，谢立星负责接应。押运人员在取得500万元现金后，分别将它们装入3个旅行箱，朱文能特意拉着橙色的旅行箱，和张光峰一起走在高有为、阳远平的后面。

守在银行附近的谢立星和王成林马上跟了上去。王成林拖着伪装的旅行箱，箱面上还用一件衣服遮盖，两人并排快速行走，当走到朱文能身边时，王成林与朱文能迅速地从对方手中调换了旅行箱，“调包”过程也不过2秒钟。就在两人完成调包分开行走时，负责接应的谢立星接到妻子从上饶打来的电话，谢立星出发前隐约地向妻子透露过，他要到广州做一笔大买卖，成功了就可以在上饶买一栋别墅。

谢立星离开上饶后，妻子总觉得丈夫行为不正常，便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做违法的事。为了不让妻子担心，谢立星努力向妻子解释，等他费尽口舌说服妻子挂断电话时，王成林和朱文能早就没了人影。谢立星急忙给王成林打电话，可王成林的手机竟然关机了，给他发短信也不回。他感到情况不妙，就发短信将情况告诉了朱文能。

朱文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突然意识到，老板发现“调包”了，首先会怀疑4个押运现金的人，4个人中，只有他来公司的时间最短，肯定会首先怀疑他。又想起一路上与谢立星在不停地发短信，精明的老板即使不报案，也会去电信局查他的通话记录。只要老板查他的通话和短信记录，他就会露馅。于是，他发短信给谢立星，“调包”行动风险太大，叫他一定要将所调换的橙色旅行箱追回来归还老板，争取老板的宽大处理。

可王成林此时如同人间蒸发一般，谢立星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他的行踪。朱文能只好跟随押运人员回到上饶，直至“调包”被人发现而报案。朱文能一边上班，一边苦苦地等待王成林的消息，当警方向他调查情况时，心虚的他故意隐瞒了押运途中与谢立星保持短信、电话联系，甚至将从银行出来时拉着橙色旅行箱的人说成是张光峰。没想到，欲盖弥彰，警方正是从这两件事上锁定他为犯罪嫌疑人。

几天后，当警方再次讯问朱文能，他与谢立星是什么关系时，朱文能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只好承认与谢立星、王成林一起，对装有公司160万元现金的橙色旅行箱实施了“调包”。警方将朱文能和谢立星控制住，两人都对“调包”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愿承担法律的惩罚。但他们都说，他们没有得到一分钱，这160万元现金被王成林卷走了。不久，警方将潜逃到深圳的王成林抓获。

王成林承认卷走“调包”所获的160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至于他为何私吞160万元巨款，王成林供述，成功实施“调包”后，是谢立星接电话让他突然改变了计划。和朱文能、谢立星一样，王成林也认定这160万元现金是不义之财，既然被人“调包”了老板不敢报案，那么同样盗得这笔不义之财的朱文能和谢立星更不敢报案。他结婚要买车、买家具，需要一大笔钱，所以干脆就将160万元私吞了。

王成林拉着旅行箱逃回到上饶老家，打开旅行箱时，他被160万元现金吓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现金，不敢将这么多现金留在身边，就全部交给了堂兄保管，还吩咐堂兄给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帮他还清所欠的四五十万元的赌债；二是买了一辆价值四五十万元的宝马轿车，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大众轿车。剩下30万元，他埋在离老家200米的电线杆下，留给父亲养老。然后只带着1万元现金逃到深圳打工。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7

第一条　抵押担保的债权

乙方提供的房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根据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甲方与____________实业有限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规定的大__________________实业有限总公司应支付的_________万元补偿款，其支付期限分别为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支付_________万元;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支付_________万元。

第二条　抵押物

乙方愿提供座落于______市_________路　号的_______________大厦的房产作_________实业有限总公司履行义务的抵押担保，该房产面积__________________平方米，属框架结构，属乙方所有，其房产权证号为______________;土地使用证号___________。

第三条　双方同意抵押担保的范围与__________________实业有限总公司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范围相同，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第四条　抵押期间，乙方应妥善保管、使用抵押的房产。如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侵害抵押物行为并有权要求再提供担保。

第五条　本抵押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抵押房产的房地产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号，由甲方负责办理抵押物

的评估并向有关登记相关办理抵押物登记，评估费和抵押物登记费用双方各半承担。

第六条　因本抵押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抵押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送有关机关登记备案。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大厦

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物。

第三十四条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一)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二)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

(三)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四)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8

抓住市场机遇，重点发展押运业务，不断提升公司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化押运服务的时机日渐成熟，公司抓住良好市场机遇

二、xx年工作计划

(一) 工作目标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9

一、2011年上半年海南省信贷运行的主要特征

1.存款增速大幅下降，存款竞争趋于常态。2011年6月末，海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21.37亿元，同比增长15.63%，增速比2010年同期大幅回落26.99个百分点，增速为近年来的较低值；比2011年年初增加304.20亿元，同比显著少增430.42亿元，前6个月存款增量创自2009年同期以来的新低。在当前通胀预期高企和存款负利率的背景下，公众理财热情高涨，这对银行存款增长具有强大压力。通过收益率较高的理财产品争夺客户、维持存款和客户的稳定，存款在银行间频繁“搬家”现象凸显，各银行对存款的激烈竞争将趋于常态，非理性竞争带来各种负面效应。

2.货币政策回归稳健，银行话语权明显增强。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全国性法人银行以及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备付头寸和贷款额度普遍紧张，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高企，企业、个人贷款门槛不断提高。2011年以来，随着房地产企业及实体企业流动资金的趋紧，银行在与企业洽谈贷款和价格时，话语权明显增强。

3.理财产品发展迅速，经营成本大幅上升。201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收紧，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加之股市震荡波动、物价高涨，居民对个人资产保值、增值需求非常旺盛。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远高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迅速扩大，各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个数均超过200个，发行规模比年初和2010年同期大幅提升。随着理财产品发行规模的提升，银行负债成本将明显提高，影响银行盈利水平。

4.贷款期限结构改善，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比提高。2011年以来，海南省银行业贷款投放期限结构呈现新变化，结构改善明显。2011年上半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54.58亿元，比2010年同期多增124.92亿元，增量占比为14.71%，同比提高35.93个百分点；而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比2010年同期下降42.1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增量占比快速提高主要得益于海南省企业短期经营性贷款、省内投资项目的短期固定资产贷款需求出现较快增长以及银行合理调整存量信贷结构的经营策略。

5.个人消费贷款增速持续回落，贷款增速大幅下降。2011年6月末，海南省个人消费贷款余额306.57亿元，比年初增加13.33亿元，同比大幅少增71.38亿元，前6个月月度平均新增个人消费贷款2.22亿元，仅为2010年同期平均数的13.23%；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16%，增速比2010年同期分别回落65.18个百分点，由于2010年同期高基数，增速连续10个月呈现快速回落势头。2010年，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年内海口、三亚两市执行严格的“限购”政策，房屋交易量出现明显下降，2011年以来个人购房消费贷款增量显著下降。预期随着越来越多房地产商加入降价促销行列以及个人购房刚性需求的逐步释放，个人消费贷款增量将有望小幅提升。

6.外汇存款增速明显加快，外汇贷款高位增长。2011年6月末，海南省外汇存款余额9.63亿美元，余额比年初增加2.83亿美元，存款余额连续5个月出现上升；余额同比增长30.21%，增速比5月末明显加快21.10个百分点，比2010年同期加快9.53个百分点，主要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海南省外贸企业结售汇意愿和频率均有所提升。2011年6月末，外汇贷款余额50.18亿美元，同比增长55.71%，增速比5月末和2010年同期分别加快18.95和13.03个百分点，贷款增速创下新高。余额比年初增加13.30亿美元，同比多增11.78亿美元。其中，境内贷款总额9.21亿美元，境外贷款总额4.09亿美元。外汇贷款的稳步增加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投放海航集团下属公司用于购置、租赁飞机的外汇需求以及部分外贸企业的贸易融资需求。

7.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快速扩大，银行参与主体继续增加。截至2011年6月末，海南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累计金额约248.4亿元（包括结算项下9.51亿元境外债权债务），累计发生实收实付业务295笔。1—6月海南省跨境人民币结算累计金额为134.47亿元。各家银行积极拓展试点业务，继2010年12月建设银行和光大银行成功开办各自首笔跨境人民币业务后，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也成功开办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利用国际结算业务方面的优势，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上取得了较大业务份额，预期未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将成为银行经营的重要业务。

二、海南省信贷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信贷额度普遍紧张。2011年上半年，海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370.94亿元，同比多增39.50亿元。在全国贷款增量同比少增的形势下，创历史同期贷款增量的新高，取得了良好开局。据统计，2011年下半年海南省金融机构信贷额度大约仅为200亿元左右，但大部分银行已批未放项目贷款的需求已经高于剩余的信贷额度。因此，已批未放项目贷款需求与银行现有的信贷额度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2.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信贷风险需警惕。随着货币政策回归稳健，资金成本大幅上升、经济周期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金融资产风险上升。一是贷款利率上升，加大各类信贷资产风险水平。二是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风险。2011年上半年海南省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为78.46%，而定期存款增量占比不足20%，贷款的长期性和存款稳定性低，给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带来较大压力。三是负债成本上升、备付率下降、不良贷款比率上升都可能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带来银行业整体风险水平的上升。

3.贷款期限结构有所改善，但“三农”领域信贷投放依然不足。2011年上半年，海南省信贷期限结构有所改善，尽管中长期贷款依然占据贷款增量的主导，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新增贷款占比明显提高，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大幅回落。2011年上半年，海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本外币中长期贷款291.07亿元，占全部增量贷款的78.47%。而全省农、林、牧、渔业和农户贷款余额87.03亿元，仅占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的3.02%，比年初增加11.39亿元，仅占全省本外币贷款增量的3.07%。“三农”领域信贷投放仍然不足，农村金融的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4.银行在建工程抵押贷款相关权益缺乏有力保障。海南省房地产在建工程抵押贷款需求量巨大，但是由于海南省至目前为止尚未出台在建工程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对在建工程抵押贷款的相关主体、抵押标的物及权益保障方面仍然缺乏法律保护。

三、对策建议

1.加强政策指导和协调，拓展信贷空间。首先，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将联合海南省发改委开展“政、银”重点项目规划和信贷融资对接活动，实现海南省银企信贷额度与融资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在国家宏观信贷偏紧的形势下，确保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信贷融资需求。其次，指导全国性银行分行与地方法人银行展开错位竞争，获得最大信贷规模。银行分行要积极向总行推荐项目，列入项目储备库，在全国范围内竞争信贷资源。地方法人银行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三农”信贷需求，活跃地方经济活动。三是加强海南省银行间的协作与信息沟通机制，积极稳妥地开展银团贷款，实现银行之间的额度、项目协调，共同扩大海南省信贷市场规模。最后，鼓励各银行按照《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市县重点项目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进行布局，注意发挥市县支行的作用。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探索创新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信贷模式，促进各市县的均衡协调发展。

2.优化信贷结构，引导资金投放“三农”、中小企业领域。一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年活动，引导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利用各项“支农”的金融服务政策，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支持农业园区建设、热带农业产业、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二是引导金融机构利用政府扶持措施，拓展金融市场融资渠道，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结合适应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贴息等增信方式，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贷和市场融资需求。三是督促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立足“三农”，支持特色、观光农业、种养业大户以及农户住房、汽车、电器等升级消费需求。

3.严格规范操作，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各金融机构要严格规范操作，防范各类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一是各商业银行要积极配合宏观调控的要求，加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严把“两高一剩”贷款闸门。二是加强信贷投放的风险管理，严格规范贷款审批操作，并积极拓展短期贷款业务，优化贷款期限结构。三是严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发放。一方面要遵循商业化和差异化的原则，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按照商业贷款方式运作，合理确定信贷条件，确保风险与受益相匹配；另一方面要加强还款约束力，采取相应风险缓释措施，防范项目经营不利、偿债能力下降等风险。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0

《申请》制作于去年9月17日，文中要求国家相关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大中城市的公交一卡通IC卡押金，展开反垄断执法调查，惩戒违法行为、责令停止收取押金，并依法清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董正伟说“发改委的回复没做具体表态，不过，已经说明发改委意识到公交一卡通收取押金涉嫌垄断。”

自2003年北京公交一卡通诞生至今，大约累计有1500万的公交一卡通用户。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公交一卡通用户数量，也都大致与北京相当，而公交一卡通押金，从20元至40元不等。这意味着，一旦公交一卡通押金取消，返还费用将达数十亿元。

“就是不该收”

“就是不该收，收取20元押金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何在？”董正伟告诉记者，押金原本是合同法上的一种担保，不过，现在的《合同法》、《担保法》已经将押金排除出去，“押金这种形式很不规范，却出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里，不合时宜”。

不过，董正伟也认为，尽管《担保法》没有明确把“押金”作为一种列明的担保法律关系形式，但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肯定了“押金”的担保法律性质。“然而，既然是担保，就应当是权利义务对等，乘客给公交公司提供20元钱的担保，公交公司给乘客什么担保呢？”

在这点上，之前的许多报道都同样有过质疑：按照担保法理，原本应当是延后提供交通服务的公交公司给乘客提供担保。原因很简单，乘客是预付费乘车，钱已经提前交了，服务却要在付费之后分期实现，拿什么去担保公交公司一定会提供该服务？因此，按照相关法理，公交公司才应向乘客提供担保。“现在却反了过来，该提供的不提供，法规里反而让不该提供的提供，是何道理？”

查阅新近法律法规，北京公交一卡通押金收费依据，主要为2001年《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以及2006年的北京市发改委公文“关于组织实施公交地铁采用IC卡月票替代纸制月票工作的函”（下称“IC卡函”）。

前者规定，“为控制发行费用，对不单独收费的IC卡，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向用户收取押金”，后者则更加细化，“购买IC卡（包括普通IC卡和IC卡月票）需缴纳20元押金；包括普通IC卡和IC卡月票的储值区首次充值不低于20元。使用IC卡电子钱包功能允许透支乘车一次。”

对此，董正伟告诉记者，早在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就明确规定，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集资、赞助等形式变相收费行为，属于乱收费，必须立即停止，坚决纠正。

“《办法》里规定，押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然而，目前北京市政府并没有制定关于“一卡通IC卡‘押金’收取和管理的办法。”董正伟认为，非“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北京市发改委，“IC卡函”要求乘客购买一卡通IC卡缴纳20元押金有悖法律程序，“北京市发改委无权单独决定IC卡押金的收取，只有经过北京市政府立法规范后，才能规定押金的收取和管理办法。”

另外，董正伟还认为，北京市发改委对垄断行业的“押金”定价属于政府定价范围，应当征求消费者意见、或者召开听证会论证。然而，法定的定价程序并未履行。

涉嫌侵犯消费者财产权

其实，更早的时候，公交一卡通押金收取问题就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不过，那时市民关注更多的，并非押金该不该收，而是该收多少。彼时的许多评论认为，在电话卡、银行卡工本费大幅降低的环境下，为何公交一卡通押金收费依旧如此之高。

去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就曾向媒体质疑：“（一卡通）成本到底是多少？是不是经过了审计？是否有人监督这笔资金的情况？”

面对质疑声音，北京市一卡通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押金的大部分款都用在了制卡成本上，押金产生的利息微不足道。此后，一旦再提公交卡押金一事，解释的声音便都往制卡成本上靠，甚至，干脆把押金解释成制卡成本费。

之后不久，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公布了20元押金构成明细，其中，招标采购的卡片制作费占去押金款项一半，而发卡机费用、人工成本、卡片制作、发卡耗材、卡片票据、卡片销售以及配送及仓储等费用占去另一半。将这些成本累计，甚至超过了20元押金费总和，超出0.53元。

一卡通公司据此认为，为此还需占用自有资金来弥补这不足的0.53元制卡成本，“没有因为收取押金而产生额外的大量资金，更谈不上利息的产生。”

据一卡通公司主要股东北控集团介绍，2007年年底，一卡通公司累计投资5.4亿元用于一卡通系统建设、卡片制作和系统运营。当年，北京市审计局对一卡通公司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审计，经审计确认卡片成本为每张20.53元。此后，对于押金之事，几乎不再提及，所有焦点也都转移至制卡成本究竟是多少。由此，一卡通公司收取的20元钱究竟是工本费，还是押金，似乎变得扑朔迷离。

毫无疑问，不能是押金。无论是根据《关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卡收费问题的批复》，还是“IC卡函”，都无法规避北京市物价局与北京市发改委无权单独决定“IC卡押金”收取的难题。若此，假设是工本费，又如何会有工本费返还一说？

除了押金本身，由押金产生的利息归属问题，也一度成迷。一卡通公司认为，押金产生的利息微不足道。言下之意，希望不了了之。而北京市消协秘书长张明认为，消费者在办理公交卡时缴纳了20元押金，其所有权属于消费者，退卡时，由押金产生的利息在法律上属于孳息的范畴，应该属于持卡人，“北京一卡通公司不能占有这些利息，否则涉嫌获取不当得利，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财产权”。

“押金收费将自然消失”

漩涡中心的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诞生于2003年，设计初衷是通过一张卡实现包括水、电、气、费在内的各种市政费用，以及出租车费和公共交通费用的缴纳。目前正在实现支付交通费用方面的功能。作为“数字北京”、“科技奥运”的重要内容，一卡通列入“奥运工程”，并列为北京市政府当年为民众办理的60件实事之一，可谓光彩照人。

2003年12月31日，经过之前两年多的系统建设和测试考核，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系统于北京巴士121条线路的5169辆公交车上，和北京地铁13号线上开始试用。当时，一卡通公司对外宣称，一卡通覆盖范围将迅速扩大，到2006年时，覆盖全市所有公交网络。

不过，据媒体报道，之后仅仅过了一年时间，不仅已经装上的一卡通设备沦为摆设，甚至连一卡通项目也基本上在北京公交信息化建设的计划中彻底搁浅。2005年的“五一黄金周”，北京市民出行仍旧不得不紧握手中的月票和纸票，京城百姓的工交“刷卡时代”似乎还是个遥不可及的童话。除了城铁车站每天还有几万人在刷卡外，七千余辆公交和一万二千余辆出租车中安装的POS机大都昏睡正酣，日结算量少得可怜。

如此惨状下，变革的声音风起云涌。2003年，时任北京市信息化促进中心副主任的唐建国就撰文指出：影响一卡通项目实施的核心问题和最大障碍是北京市的公共交通体制。据有关部门测算，北京市的学生、职工等汽车月票平均价格是33元左右，而每位持票人的运输成本是82元，也就是说，每卖出一张月票，公交部门就亏损49元。

过了一年，市政交通一卡通总共才发出20多万张，其中还包括10万张学生卡。这个与计划悬殊甚大的数字为一卡通公司所始料不及。残酷的现实让一卡通公司不得不沉着应对。

转机发生在2005年年底。当时，北京市发改委发了《采用IC卡替代公交地铁纸质月票并适当调整月票价格》的文件，力主“月票改革”：一是采用IC卡替代纸质月票，适当调价（此后不久，月票取消）；二是公交、地铁普通票价格不变，使用各种IC卡乘坐月票无效公交线路享受原票价8折的优惠（此后逐渐转为4折，学生票两折）；三是经认定的城市低保人员及特困学生购买月票卡将得到市财政给予的10元补贴。

次年3月17日，北京市发改委以京发改（2006）403号公文“IC卡函”。之后的6月25日，北京市物价局做出《关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卡收费问题的批复》说，“一卡通损坏需要换卡时，可按每卡不高于20元的成本价……收取费用。”自此，一方面一卡通用户暴增，另一方面，20元的一卡通押金水到渠成，一卡通困局得解。

也是一卡通困局逐渐明朗之时，董正伟购买了一张公交一卡通，交了20元押金，却在退卡时因为卡片无法读取信息被拒退押金。2007年4月，董正伟向西城区法院北京公交一卡通公司，要求退还20元押金和损失20元。后经双方协商，一卡通公司除了退还董正伟20元押金外，还支付了20元交通补偿费。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1

过了半夜机车挂上，列车离开滨洲线拐上平齐线，开始朝南行驶。天亮过泰来，不久又过了白城子。下午5点多，列车跨过辽河大桥，驶进了东西辽河交汇点双辽――郑家屯，机车甩下列车又“跑”了。因为这是新区，我通宵没睡，看了一夜车。18日清晨挂上机车，列车离开平齐线朝西行驶，到了通辽又拐向南行驶，过了彰武天已黑下来了。到绕阳河大桥时只见有工兵正在抢修，列车缓慢地驶上大桥，经过很长时间才从桥上通过。半夜到了新立屯，列车停下来，等着前面抢修铁路。这里曾是辽沈战役敌我激战的战场，从站内可以看到弹痕累累的凋堡和破烂不堪的车辆。下半夜两点列车从新立屯开出继续南行，过黑山、大虎山，开上北宁线，调转车头拐向东行驶。这时，守车上上来几个地方干部，正围着火炉聊天，其中有个人竟说日本人在东北没白呆，把东北建设起来了。我一听立刻火了，说他是吃日本饭过来的，到现在还有一身亡国奴的“自豪感”，呛得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中午车到沈阳南站，机车被摘走，列车呆在原地等着机车前来牵挂。沈阳西郊后丁香屯是我的祖籍，我幼时曾随家里从我出生地迁回来住过，并在前丁香屯读过4年小学。真想回老家看看，但任务在身，车站也不能出。下半夜3点列车开出沈阳朝南行驶。天亮后车过辽阳时从左侧看到了著名的辽阳白塔；车到鞍山时从右侧看见了小学课本上“鞍山制铁厂”的轮廓。列车继续南行，这里的铁路没遭战争破坏，因此车速很快，枕木飞一般地从守车尾部向后闪去。车经也是小学课本上读到过的熊岳城边的望儿山时，不由得想起了母亲――儿行千里母担忧，心里一阵酸楚。

车过普兰店到了石河子站时被甩下，车厢连结处的风管子都卸了下来往回返。打这往前就归苏联管了，和两国交界一样。困极了，我打开一个棚车，躺在粮袋子上就睡着了，但不时被冻醒。因为和接收单位没联络上，在此等了一天。没想到这里很不“安全”，夜里“老大哥”上车偷豆子，看后头偷前头，看前头偷后头，绕着26节车厢转了一夜，整整折腾了我一宿。

终于联系上了接收单位，上午到达大连。此时这里还和旧社会差不多，接收单位工作人员油头粉面，摇头晃脑。办完交接手续我便急忙跑到海边看大海。第一次看到望不到边的大海，立觉心神开阔，视野无边。

第二天上午坐火车离开大连北返，车过三十里堡站突然停下，一位“老大哥”跳车，据说是没买票。火车停了一个多小时没开，这时从后面开来一列货车停下要先开，我急忙下火车上了货车。见守车上有瓦房店车站军代表，便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说大连有一百多台火车头，“老大哥”扣着不给我们用，却往他们国家运，所以这里机车非常缺。大家说着都很气愤。这次去大连加深了我对“老大哥”的“尊敬”。

1949年的春节是在喜庆不断的日子中到来的，整个哈尔滨到处是欢庆的海洋。从春节前开始的庆祝活动到正月初六又掀起了新高潮，为平津解放、华北解放，全市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冰天雪地里人们没有丝毫寒意，一辆辆彩车、一队队秧歌，场面热烈极了。

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形势飞快发展，新任务接连不断。2月中旬的一天，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新区开辟工作，到郑家屯组建编车站。

到郑家屯后，我和同来的两名工作人员坐马车来到县政府，交上东北行政委员会商业部介绍信。县里很重视，很快将军阀吴大舌头（吴俊升）的公馆批给我们。下午，在县政府协助下找到铁委办事处，他们在火车站调车场附近为我们找了一处办公用房。一切妥当之后，我打电话向哈尔滨公司做了汇报，同时接到公司通知夜里到火车站迎接编车站主任常宝善和17名工作人员。

郑家屯又称双辽，即东西辽河汇合处，这里是交通咽喉，东进四平，西去通辽，北通白城子，南下康平沈阳。旧社会这里很繁华，是商业集散地，军阀吴俊升的司令部在洮南，但他却经常住在这里。时值早春，从蒙古刮来的大风终日不停，路人经常被风刮得东摇西晃，稍不注意就会被刮进满口沙子；不时的还有大旋风卷起沙土直冲云霄，遮天蔽日；火车站台上等车的人都用衣服遮着脸，小孩被大风刮得直哭，把头藏进大人怀里。站前小商贩们不分昼夜地叫卖荞麦面煎饼和“跳肉”（免子肉），据说在附近大草原上拉网抓兔子，一网能抓几十只。街上有不少俘虏兵，据说是“六十熊”（六十军）正在这里集训整编。

新组建的编车站有三十多人，由我负责的业务部门是车辆组和押运组，虽然办公用房尚未修整好，但已开始接收任务。主任常宝善，不到三十岁，晋冀交界地方口音，大高个，没架子，是从牡丹江调过来的。他从延安来东北，曾给当过警卫员。他刚到就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工作很有魄力。

因吴公馆距离火车站太远，主任决定全站人员集中住到调车场附近的房子。这处门窗不全、四处漏雨的房子必须修缮后才能住人。全站人员从舒适的吴公馆搬到这里，睡觉得蒙着头，起来满床是沙子。虽然条件艰苦，可同志们情绪却很高，没有叫苦的。这时到关内支援解放战争和新解放区的粮车正源源不断地到达，在这里重新编组后进关。押运组人员明显不足，后陆续从牡丹江和吉林调来一些，大部分是新招收的。

到了4月中旬，大风终于停了，一场贵如油的春雨让辽河两岸刚刚翻了身的农民不等雨停就赶紧下地忙了起来。空气中有了水份，口也不干了。此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常主任告诉我要在编车站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号召青年提高觉悟，争取当一名光荣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我当场向常主任提出了口头申请，随即写了自传，填了入团志愿书，介绍人就是常宝善主任。

不久，上级公司从哈尔滨迁到沈阳，决定我们编车站马上迁到山海关，归东北东兴公司直接领导，今后凡东北进关的粮车，到达山海关后，一律交给我们，经编组后由我们押送到终到站，直接交给接收单位。常主任第二天就带着全编车站人员出发去了山海关，留下几个人交给我负责处理善后。期间，中共铁委办事处党委来人通知我，县委已把批准我入团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他们那里，入团是5月18日批准的。我听后心里立时热乎乎的，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团结周围的青年去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处理完善后，我先后到县委县政府、铁委办事处和火车站运转室，向各方领导告别。5月21日，我告别了这个令人留恋的辽河岸边古老的小县城。地处辽北的双辽，是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地方，是我政治生命的起源地，也是我度过18岁生日长大成人的地方。在这里，我对以后的革命征程充满了憧憬和信心。

南下上海考查运粮沿线情况

山海关，的确不负盛名，有山有海也有关。北面是巍峨雄壮的高山，古长城像一条巨龙沿着山脊婉蜒起伏直上云端；南面是波澜壮阔的大海，古长城又像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头入大海。在这山海之间是一座完好的被高高的城墙盘绕着的古老的城池，四面是高大壮观的城门，其中东门便是万里长城的第一关，城门上端正中高悬着苍劲有力的“天下第一关”匾额。在这个城门外还有外城，是“八一五”日本投降前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洲和支那的“国界”，老百姓叫它“鬼门关”，中国人进出这个地方是很难的。山海关解放前，军在宽阔的城墙上面挖战壕修工事，将它破坏得百孔千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师长竟在被他们糟蹋得破烂不堪的城楼里为自己树一石碑，上面刻有“用古人筑长城之精神建设吾中华”。如今，这座古老而壮丽的城池已由人民永远收回了，现在这里是辽西省山海关市。

巧的是，我们全站人员又住进了吴俊升在山海关的公馆。这里四面是高大的围墙，院落比郑家屯的还大，青一色是有着高台阶大屋顶的房子，房间很多也很宽敞；院门很大，用铁皮包着，上面全是大铆钉，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兽头，鼻子上当啷着大铜环。大门一关，整个大院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

虽然山海关解放半年多了，但社会上仍很混乱，旧社会的各种势力在这里都有据点、黑窝。在火车站、天下第一关以及市场等地方流氓恶棍经常出没，一个“卖烧饼”的汉子把烧饼往行人身上一扔就要钱，不给就大打出手。现在这里正在进行反动党团、封建会门的登记。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全站人员一律过着军事化生活，定时作息，星期日在大院内自由活动，未经允许谁也不准外出。

任务剧增，人员不断增加，押运员已增到120多人。经团市工委批准，我担任了编车站第一任团支部书记。由于押运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常主任决定我专职押组组长工作。正当前线和新解放区需要的粮运高峰之际，从6月下旬到8月上旬，同时发生天灾人祸，造成大批粮车滞留在山海关车站，致使大量粮食受损。

天灾是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连降暴雨引发洪水造成火车停运，滞留在山海关车站的粮车上苫盖的席子普遍漏雨，导致粮食受潮变质发霉。而人祸是在6月下旬，正当气温进入零上30度左右的高温之际，山海关火车站接到东北铁路总局命令，45吨车及超过45吨的车、木制车、制字车这三种货车不准进关。可是，东北铁路总局所属各分局分配给各始发站装运的粮车却并没有这三种车的限制，这三种车仍源源不断地从始发站开来，装粮的货车有将近四分之一都是这三种车。山海关站从接到命令之日起，凡到的这三种车一律甩下来不准过关，要等锦州分局重新配给车皮倒装后才能放行。不管天气闷热，淫雨连绵，粮食损失多么严重，前线和新区多么盼望粮食，铁路方面就是不慌不忙，无动于衷。我再也控制不住了，和山海关站站长拍了桌子，指责他们制造混乱，阻碍粮运。我说既然这三种车不准进关，各分局为什么还往始发站分配这三种车装运进关的粮食？45吨以上的车重不能过关内的铁路桥，怎么装有15吨煤和35吨水的100多吨重的火车头能过？在山海关车站倒装车造成的损失铁路方面负责不？站长对这些问题一概回答不了，只知道执行命令，电话打到东北铁路总局调度，也是支支吾吾回答不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坐观损失一天比一天严重。无奈之下，我给《东北日报》写信求助。直到严重损失发生之后，东北铁路总局才在8月16日的《东北日报》上公开答复，承认总局命令后领导上未能深入检查，同时推诿由于下面执行命令不彻底而造成在山海关站的换装。

持续半个多月的淫雨渐渐停了下来，8月15日陆续通车，超过45吨位的货车也挂走了，也没听说关内哪座铁路桥由于有超过45吨位的货车通过而发生毁桥事故的。人祸比天灾厉害。

由于连降大雨，不少地方受灾严重，津沪铁路沿线广大地区都发生了洪涝灾害，浙江和上海还遭遇了台风袭击。这时，粮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津沪铁路沿线，主要是河北到山东地段，许多灾民强扒火车外逃，看见运粮的敞车就上车哄抢，其中混进的坏人乘机抢劫，情况相当严重。而粮运任务在本已剧增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增加，接收站点愈来愈多，线路愈来愈长。为了保护粮食不受损失，押运员们自发地不坐守车，顶风雨、冒危险坚守在敞车上。原来两个人的任务现在增加到4个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制止扒车和哄抢，而且押运员的人身安全也面临威胁。为此，早已撤走的警卫部队，上级又给调了回来，根据车数和路段，派荷枪实弹的战士护送。就在这时，有六百万人口的大上海告急，去上海的粮车陡增。上级指示，一定要确保去上海的粮车畅通安全，这关系到上海解放后我们能不能管理好，是重大政治需要。这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易秀湘带领有关部门到上海与上海军管会领导商谈后决定的。为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解决押运力量的不足，上海军管会派上海粮食公司办公室尚主任带一个50多人的押运队进驻山海关，和我们联合押运去上海的粮车。

为了解从山海关到上海铁路沿线粮车的中转编组、到站交接、安全运行和提高押运警卫人员的周转效率，双方主任决定让我和上海方面的押运队宁队长对这一铁路沿线进行考察，并与有关部门就上述问题进行洽谈。行前，常主任叮嘱我沿途注意安全，因为所到之处都是新区，他还把自己的德国造小手枪及枪证给我，叫我藏在衣服里边以防不测，把我平时带的匣子枪留了下来。

9月13日下午我和宁队长及他带的一名战士乘火车离开山海关南下。这个宁队长40多岁，满口东北话，原来他是辽宁著名民主人士宁武的晚辈，曾任老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一名营长，进关后辗转到了上海，上海解放前随部队起义，现在上海海关工作。他一身戎装，佩带一把很漂亮左轮手枪。

列车很快进入夜间行驶，14日清晨3点多钟到了天津。我和宁队长下车后，从站内运转室得知，因缺少机车，得等到下午才有南去的客车。我们步出车站，只见市内高楼林立，但秩序很乱。饭后，宁队长返回车站，我则找到押运员来天津住的招待所，看望了没办完交接手续和因等车滞留在这里的同志，并对这里粮车的调度和接收情况进行了了解。天津是最早接收东北粮食的大城市，目前交接双方配合很好。

下午两点，坐上火车继续南行。出天津不远，就见铁路两侧一片，愈往南行水愈大，望不到边。成千上万亩将要秋收的庄稼被洪水吞没，有的地方水面上露着苞米秸尖儿；淹没在水中的房屋仅露着房脊，没被淹没的房子大多墙倒屋塌。看不到炊烟，看不到人影，一片荒凉；途经的火车站附近到处是扶老携幼逃难的人们。这里是刚解放不久的新区，后方老解放区的党和政府正在动员群众踊跃捐献，救济灾民。列车在洪水中慢慢穿行，车上乘客从表情可以看出心情都很沉重。而我和宁队长此时又多了一番沉重，担心粮车经过这里时的安全。

15日天刚亮，火车到达德州。天正下着雨，停在站内的军车上，战士在敞车里顶着雨吃着凉馒头。很快列车进入齐鲁大地，这里没有洪涝，头上包着毛巾的农民在地里忙着秋收，有的在果树林里采摘水果，一片安居乐业景象。我和宁队长都舒了一口气，因为粮车经过这里比德州以北安全多了。

中午车到济南，因为缺少火车头和给军运让路，要等明天上午才能开车。我们走出火车站，宁队长带战士去游览，我则跑到市粮食公司了解和商谈粮车到达的交接和押运员的食宿等问题，对方都是从部队抽调的同志，因此谈得很顺利。

16日一早，火车从济南开出，午夜在临城停了很长时间才开，走走停停，常常要给军车让路。这里军车比北面多多了，为了目前频频的军运，这段线路现在是边修边行，所以火车到这里车速很慢。17日清晨4点多车到徐州，车头扔下车厢喘着粗气独自开走了。

下车后先到调度室和运转室了解了从东北到达和通过的粮车情况。这里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刚解放不久，看到我们一个个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本来是联系工作，他们竟像接受命令似的，一一答应凡到达的粮车立刻给送到接受单位的专线，对过往的粮车一定及时编组尽快挂走，并答应马上将现在滞留在调车场的6节粮车编组，当天一定发走。

晚上8点，火车从徐州开出并很快进入安徽境内，18日早到了安徽重镇蚌埠。又是一个编组站，火车头甩下车身又跑了。我们在运转室打听到，客车要等到下午才有机车挂走。于是顺便和调度谈了一下东北粮车在这里的调运情况，和在徐州一样，都很客气。晚上6点，列车有了机车牵引，我们继续南行。车速仍然很慢，19日清晨进入江苏，4点半到达浦口站。火车在这里停留了一整天，不是因为没车头，是为了防空，要等到夜里火车才能轮渡到对岸的南京站。大势已去的反动派仍在垂死挣扎，经常派飞机来这里轰炸、扫射，骚扰封锁渡口，妄想阻当历史的车轮。

我和宁队长下车后，到铁路调度室联系粮车到这里时的调运事宜。这里是重点车站，因有飞机的封锁，轮渡只能在夜里运行，货车在这经常受阻，现在就有不少货车滞留在这里。大出所料，调度室工作人员架子十足，瞧不起我这个从老区来的“土八路”（我当时穿着供给制的灰制服破了一个袖子，皮鞋也掉了个后跟），哼哼哈哈地应付，我们立刻要去找军代表（因为这里完全是军事管制），他们这才比较老实了。我们以东北人民政府和上海军管会的名义，向他们讲清楚了粮运的重要性，告诉他们粮车到这里不能滞留，要及时编组调上轮渡发往上海，如耽误了发车，要他们负阻碍粮运后果的一切责任。这里是火车过长江的唯一通道，这帮人就是仗着有这个权力作威作福惯了，他们凭借这个通道不知己勒索过多少过往的车辆。我们又到军代表处，传达了东北粮食运上海的有关决定，请他们予以协助。军代表热情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夜里11点，列车改为去上海的特别快车，到了渡口，开上已和渡口钢轨对接好的渡轮甲板上。人乘火车，火车乘船，航行在宽阔的长江上。时间不长，轮渡到了南岸。火车从船地对接好的钢轨上开下来，然后很快通过了南京站，向东疾驶而去。

20日清晨5点半火车到达终点站上海。这个中外著名的大都市虽然解放3个多月了，但不法资本家配合美蒋反动派对上海的包围封锁，囤积居奇，造成社会上物资奇缺，粮价上涨，饥民遍市。对此，在中共中央主持下，上海市军管会和东北人民政府商定，在东北粮食进沪的同时，东北主要的大城市在上海招收学生、职员和工人到东北上学、工作，动员无业群众到东北去开荒种田。

下车后，宁队长直接把我送到事先安排接待我的招待所上海百老汇大厦，住到第11层的一个高级房间。从下火车到进大厦，一直感到热浪扑面，但走进房间，凉风从纱窗吹进，顿感凉爽多了。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楼，第一次住这么高的楼层，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房间，一切都很新鲜。洗澡间的浴盆、喷头、坐便全不会用，幸好有粮食公司同志的热情指导，他们深知老区来的同志不会用这些洋玩意儿。

下午，市粮食公司领导到大厦来看望我，约定明天下午接我到粮食公司商讨双方配合的有关事项。他们还给了我一个“中国人民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胸章，叫我在上海期间要带在左胸前，这是为了安全，并告诫我手枪一定要带在里边，说刚入城时，带在外面皮带上的短枪、包钱的布包经常被盗，让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大意。

第二天上午，宁队长陪我去南京路，给俱乐部买了两只“内金声”口琴，给主任买了一些葡萄糖注射液，又到书店买了几本书。下午我和宁队长来到市粮食公司，双方谈得很融洽，一致表示要在建立互相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确保顺利完成从东北到上海的粮运任务。

第三天晚饭后，我和宁队长上了上海直达天津的快车。24日中午11点多到达天津，因宁队长要在天津办些事，我独自换车于当晚回到了山海关。

这次南行上海，领导上很满意，也很重视，责成我加强和上海驻山海关押运队的联系，处理好双方协作关系，共同制定粮车去上海沿途的安全措施，重点是事故易发地段的人车安全，确保去上海粮车的安全畅通。

半年里连续两位押运员因公牺牲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山海关全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我们全站同志游行结束后，回到机关门前留下了一张终身难忘的珍贵照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山海关合影留念》。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们全站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日新月异。根据公司和市委的布置，全站按上级下达的标准进行酝酿评选劳动模范。经过大会投票表决，我被选为全站一等劳动模范。

年底，我深深爱戴的常宝善主任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位姓胡的主任。

不久，团市工委布置的在全市团支部间开展竞赛争当模范团支部夺取“团的光荣”红旗运动掀起高潮。我们全站90%以上是青年，已有团员30多名，很快也在站里原来开展竞赛的基础上迅速行动起来。

孰料，1950年元旦刚过，一个不幸的消息使全站上下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刚过完16岁生日的青年团员刘臣为保护粮食，于1月3日夜里在北戴河站信号外从敞车上掉下牺牲了。我立刻给沈阳公司（此时已改为东北人民政府商业部东北粮食总公司）打电话报告，并派人给刘臣在黑龙江的家人发去电报。公司很快打来电话指示，要求处理好善后，追认刘臣同志为运输模范，开好追悼大会，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当天深夜刘臣的遗体入棺运回。

刘臣的哥哥从黑龙江老家来了，是一位朴实憨厚的农民，好长一段时间方才止住悲痛。我将整个善后处理和治丧安排情况说给他听，这位来自老解放区的纯朴农民表示很满意，没提任何要求，并表示感谢党和上级的安排，我们深为感动。

1月9日上午，刘臣的追悼会在山海关市粮食公司大院举行。仪式结束后，我双手托着刘臣的遗像走在前面，与全站同志一起，在寒风中缓缓走向城南己准备好的墓地。在哀乐声中，大家将灵柩缓缓下葬。

丧事刚过，粮运任务陡增，沈阳公司同时下发了继续在全系统开创新纪录运动的指示。为了确保完成上半年艰巨的粮运任务，防止因刘臣牺牲在押运员中产生畏惧情绪，继续严格执行在押粮途中坚守在敞车上的制度，经主任同意，1月13日夜我亲自和3名押运员出发押全列去天津。在240多公里的行程中，我一直坚守在敞车上。时值严冬，列车风驰电掣般疾驶，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地疼，幸有风镜可以望。过了半夜，有的同志得知我一直在敞车上便来看我，押运员小穆硬要拉我去守车，说我穿的衣服太少。我很感谢同志们的关心，但告诉大家坚守在敞车上不只是为了遵守制度，更主要的是为保护国家粮食，尤其春节将近，一定要提高警惕，隐藏的敌人一直在寻机对我们进行破坏。同志们可轮换到守车上取暖，但粮车上决不能没人，有情况可打手电联系，切不可麻痹大意。听我这么一说，大家谁也不去守车了，都上了敞车。我便一再劝大家轮换去守车，说取暖是工作的需要，冻坏了更要影响工作。

清晨4点，列车到了天津站，我和同志们一起到接收办公室办手续。看到值班办手续的工作人员慢吞吞的很不热情，我找到负责人，不客气地向他们提出批评意见：押运员冒着严寒和危险为天津押送粮食，你们竟如此冷淡，还有点革命感情没有？不然我们一起到天津市政府去说道说道。我们的人说明了我的身份，他们才站起来表示道歉，有了笑模样，一再表示以后保证改正。

返回山海关后，正好赶上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各界劳动模范庆功大会，为去年末各单位选出的劳模进行表奖。

在出席庆功会的31名各界劳模里，我被大会选为12名市级劳模之一，排在第2位。市委宣传部部长亲自为我们12名市级劳模戴上了大红花。

快到春节了，为解决缺粮地区的节日需要，从东北各地来的粮车不分昼夜川流不息地向关内进发，数量不断增加。为了加强春节期间的工作安全，经主任同意，腊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又一次和押运员一起押车去了天津。正值三九严寒，大家在敞车上用围巾把脖子脸包裹得严严的，只露着戴着风镜的双眼向四外望。为了不使押运员冻坏身体，我决定每到一个停车站，大家必须轮换一次到守车取暖，同时研究改进了一下敞车上望的位置，将这个位置设在前面的第一辆粮车上，用粮袋垛成一个掩体，押运员坐在里面可向车后望，这样既挡风又比较安全，也便于望，有情况可用手电和守车上的押运员联系，而坐在守车里的押运员要坐在车长对面的望座位上向前望。押运员们对这个改进很高兴，一致认为这样既安全又有利于工作。车到天津，我到调车场对正等待编组发往济南、徐州方向的粮车上的押运员进行了上述布置，并再三向同志们强调春节期间一定要提高警惕性，防止隐藏的敌人伺机破坏。随后，我于当天夜里返回到山海关。

一觉醒来已是大年三十，家里几乎只剩机关的二十来人。为配合目前的繁重任务，在家的人组织起来为公出返回又马上要出发的押运员做好过节的准备，让押运员们吃好、睡好。午夜前，机关人员把煮熟的饺子送到车站内运输组值班室，正在这里值夜班和等着开车的押运员们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这些同志很受感动，一再表示感谢站领导的热心关怀，保证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任务。说话间午夜已到，烟花爆竹顿时响彻长城脚下古城的上空，紧接着锣鼓声响遍全城，普天同庆新中国第一个春节的到来。我们勇敢英武的押运员同志们在这战鼓般的鞭炮声中登上了粮车，机车一声长鸣，驶向了远方。

3月30日，公司（此时已改为中国粮食公司东北区公司）的田副经理来山海关检查工作，当天晚上在市粮食公司大食堂向全市粮食系统职工做报告。这位老八路的报告很实际也很生动，不时引起热烈掌声。出我意料，他在报告中表扬了我们押运组开展创新节约运动提高效率的事迹，要我们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政治经济学初级读本的学习，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任务。

4月初，团市工委召开全市团支部书记会议，评选模范团支部，结果我站以压倒多数当选为山海关市模范团支部，夺得“ 团的光荣”大红旗。在随后召开的全市团员代表大会上，我又被选举为出席5月中旬在锦州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之一。不久，东北区粮食公司出版的内部刊物《粮运简讯》第89期全文刊登了我写的《山海关竞取红旗运动总结》，我们山海关编车站的模范事迹立时传遍了东北六省的粮食系统。

5月1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城锦州隆重开幕，我作为17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主席台就坐。时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郭峰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辽西青年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号召辽西青年“为完成1950年生产建设任务，适当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

17日是团支部工作先进经验典型发言，一共6个典型，我第四个发言。散会时听代表们反映说第四个发言很有说服力，值得学习。第二天上午主席团开会，讨论通过了团辽西省出席团东北区首届团员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我名列36人之中。

从锦州回来不几天，收到《生活知识》报社的一封挂号信：

恒励同志：大作《在粮食押运战线上》一文，在本报第五十六期刊出，应得稿酬二十七万八千元整，敬请查收，并在收据上盖章寄来为荷。

原来，这次锦州团代会期间，该报记者找我采访，我向他讲了押运员们在粮食押运战线上的模范事迹，随后一气呵成写了这篇《在粮食押运战线上》，没成想这么快就发表了。这下，我们这个押运队不仅在本系统和辽西省出了名，而且在全东北乃至全国也造出了影响。6月初，公司又一次给我们加油，山海关编车站押运组被评为本系统东北区模范押运组，公司派人专程从沈阳来为我们这个东北六省人数最多（160多人）的押运队伍授旗。

6月下旬，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团组织的壮大，团市工委经中共山海关市委同意，会同各片的党委研究决定在条件成熟的单位组建团总支委员会。我们单位在组建之中，经站里团员投票选举，我被选为团总支书记。7月中旬的一天，团总支正在我办公室开会，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又一名押运员为保护国家粮食而壮烈牺牲了。电报是从蚌埠火车站打来的，牺牲的押运员叫刘玉明，是个工作积极，正在申请入团的好干部，刚从家完婚回来第一次公出，押车去蚌埠。7月13日，车过宿州，临近蚌埠灾区，这里是坏人抢粮的不安全地段，为了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刘玉明坐在列车前部的棚车顶上向后望装着粮食的敞车，不想车过淮河大铁桥时，铁桥上端的横梁撞在他后脑上，人当即从棚车顶上掉下。站里立刻向沈阳公司做了报告，领导指示马上派人前去处理。因时值大署，气候炎热，遗体已放置3天无法运回，决定就地安葬，同时通知家属到山海关予以抚恤。胡主任决定由我带4个人前去安葬，处理善后。

在火车上，我心情沉重，已有刘臣同志牺牲的教训，如果我把安全教育工作做好了，这次很可能发生不了玉明同志牺牲的重大事故。我很是自责。

18日上午一行人到达蚌埠。由于连降暴雨，蚌埠全市几乎泡在水里，不少房屋倒塌，主要地段水深不能行人，人们将大汽油桶串连在一起，上面铺木板当船摆渡。在蚌埠市粮食公司的帮助下，我们找到铁路公安处，一起来到淮河大桥北岸的守卫部队。部队负责人将玉明同志遗物交给我们后领着来到掩埋遗体的地方。守卫战士说近日这里持续高温，每天都是零上30多度，如不将遗体掩埋起来会腐烂得更快。大家商量决定第二天入殓安葬，随后回到城里买了棺材、服装鞋帽等物品，并找石匠刻制了墓碑。

第二天早起就听到一连串闷雷般的声音，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淮河上游即将到来的洪峰发出的声音，当地军民从昨夜开始就都上大堤抗洪去了。我们紧忙找到市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协助雇了4名有办理丧事经验的民工。为避腐烂气味，给他们每人买一条毛巾，还买了两瓶白酒。因为洪水，棺材不能船渡，先从市区乘汽油桶舢板运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的帮助下用工务段工务车将棺材运到淮河北岸。忙完这些已是下午5点了，当天安葬已来不及，决定先将遗体入殓，明日再行安葬。民工们将掩埋玉明同志遗体的土挖开，下面的遗体被苇席包着，草绳捆着，上面都是大蛆，一股强烈的异味立刻呛的人们不能喘气。见此，民工们把锹一扔，说：“是俺爷爷也不干了，再给一千万也不干了！”我立刻火了，玉明同志是为给这里灾区送粮而牺牲的，你们竟在这时候进行要挟，还有没有天理良心？好！不用你们了。我掏出刚买的多用刀具，把绳子挑开，用锹翻开了席子。遗体已全部腐烂，强烈的异味使人窒息，大堤上抗洪的人们都被呛得跑开了。看到玉明被车轮碾成六段的遗体，我悲痛极了。在异味强烈的熏呛中，我和同志们边哭边用锹将遗体按顺序一段一段地摆到棺木里面。衣服已无法穿戴，只好按顺序摆放在遗体上。此时，民工们也被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主动过来帮助盖好棺木，将灵柩下葬到地下。翌日，我们从市粮食公司借了铁锹，买了玉明生前喜欢吃的食品及酒，将刻好的墓碑仍是求火车站工务段帮助运到河北岸，抬到墓地。修整好坟莹、立好墓碑、摆好供品，同志们伫立在玉明同志坟前，久久地哀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泣不成声。在细细的小雨中，大家在坟前三鞠躬，告别了永远长眠在淮河北岸的刘玉明同志。

不久，东北人民政府发出号召，要在全东北开展消灭事故运动。沈阳公司田副经理打来电话指示今后再不要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根据上级的号召和指示，结合上半年连续牺牲两名同志的教训，我和胡主任商量，决定在确保粮运任务的完成情况下，把安全第一列入了竞赛立功运动，把评薪晋级中产生的热情迅速引入保证粮运任务的完成和安全创新的立功竞赛当中去。

代表山海关市出席首届东北团代会

8月底的一天，团市委田苗书记通知我去锦州，准备到沈阳出席东北区团代会。第二天早饭刚过，田书记就和片党委书记等领导来站里送我，他讲话说：“同志们！我们今天欢送恒励同志代表山海关市全体团员和青年出席东北区首届团代大会，祝他一路顺风，胜利归来！”我当即表示感谢党和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信任，一定不辜负市委、团市委以及全市团员和青年的希望。随后，大家一起送我到火车站，在同志们高唱“我们是时代的青年”的歌声中，我登上了去往锦州的列车。

9月3日，我与出席团代会的全体代表在团长引光的带领下从锦州乘火车出发，晚上6点到达了沈阳。第二天上午，大会秘书处向每个代表送发了代表证、大会徽章、纪念册和装有大会文件的文件袋。我的代表证号码是132号。

9月5日上午9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区首届团员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在奏起国歌、为革命先烈默哀等仪式后，大会主席首先致开幕词。接着，东北军区司令员贺晋年、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车向忱、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刘芝明和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等领导先后向大会致贺词，他们一致对大会及全东北的团员和青年在经济建设中提出殷切希望。随后，东北著名青年英模赵国有、梁军、郭玉兰和田桂英等也先后发了言。会前，我曾找到赵国有、梁军、田桂英，请他们在大会发的纪念册上有他们个人照片的插页后面签字留念，他们都热情地满足了我的要求。赵国有题写的是“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奋斗”；梁军题写的是“为人民服务”；田桂英题写的是“紧密的团结一起，反对美帝侵略战争”。这本纪念册我一直珍藏着。

下午，团东北区工委书记韩天石做了题为《把东北的建设任务变成广大青年的自觉行动》的工作报告。随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来到会场，在接受大会献花献旗后，他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大会做报告，他说“东北的青年团，现在已是拥有四十八万团员的大组织，由于团东北工委领导干部及各级干部和团员的努力，青年团在各方面积极响应党、政府的号召，起带头作用，工作是有成绩的”。

东北区首届团代会开至9月9日胜利闭幕，期间时任北京市代市长、中华青年联合会书记长吴晗发表了题为《青年进步的方向》的讲话，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光荣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

从沈阳回来后我到团市委向苗书记汇报了团代会的盛况，他当即决定叫我做好准备，要在全市团总支委员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他同时正式通知我，已经中共山海关市委同意，调我到团市委工作，并说团省委给山海关市到中央团校学习的一个名额，希望我能去。我听后非常高兴，表示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然而，这时站里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情况，在“沈阳公司不同意”的借口阻挠下，我最终没能调到团市委工作和到中央团校去学习，甚至全站选举出席沈阳公司第一届劳模大会的劳模，本来我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但却被宣布无效，最后因所谓“有新的任务等我去执行”，要我“限期”到沈阳公司报到。我心里很明白，由于沈阳公司召开表奖劳模大会的日期临近，为了压制群众的正常选举，只有把我调离。

全站上下都知道我马上要调走了，许多同志拥到我的小屋，纷纷找我签字留念。我将所有的三十几本书签上字分发给同志们，大家满怀惜别之情，不少人眼含热泪。离开山海关的那天晚上，全站人员几乎都来到火车站送我，同志们久久不肯回去，等到火车开动，不少同志还随车跑着，不停地招手。我再也忍不住了，哭了，心情极度痛苦愤懑，因为这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

到了沈阳公司后，人事室老张到招待所来看我，说根本没有要求我“限期报到”一事，是有人要压压我的积极性，在选模之前把我调离山海关，不让我出席庆功大会，也不让我调到山海关团市委。张告诉我目前只有耐心等待开完庆功大会工作才能商定。我请张转告人事室杜主任，保证服从调动，决不讲价钱。

连续几天，在招待所无所事事，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从没有过的清闲，整天睡大觉。后来就睡不着了，从办公室借来报纸看，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邻邦朝鲜的战事。听说我们的部队正在调动，严阵以待。再也无心睡大觉了，决定人事室找我谈工作时，首先报名预约，请组织上首先批准我到前线去，为了和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我甘心情愿，让党在战争中考验我的忠诚。

终于，人事室找我去谈工作，决定让我到哈尔滨办事处押运大队去工作。我立刻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并表示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努力把工作做好，同时提出如果国家要派兵到朝鲜我首先报名，请组织批准我到前线去。杜主任听到我这个要求很高兴，当即表示如果有这一天一定满足我的要求，并关心地让我在沈阳过完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再办手续去哈尔滨。

10月1日一早吃过饭，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在大院集合后，列队出发到中山广场旁指定的位置站好参加国庆观礼。此时，沿和平大街和中山路附近整齐地排列着英姿飒爽的陆、海、空军接受检阅的队伍。上午10点，从中山路与和平大街交叉的方向传来了部队接受首长检阅的欢呼声，不一会儿，首长们骑着威武的高头大马，从东面威风凛凛地跑了过来，最前面是高岗，后面是陪同他检阅的军区首长。马蹄哒哒地响着，高岗向受阅部队招手致意：“同志们辛苦了！”指战员们高呼：“保卫祖国！”“保卫和平！”接着，高岗在其他首长的陪同下，登上中山广场的检阅台，陆、海、空军受阅部队先后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与此同时，空中战鹰低空飞过，接受检阅。看着打败反动派八百万军队的中国人民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威武气慨，令人倍感欢欣鼓舞，志气大长。帝国主义反动派欺压中国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我到沈阳以来过得最有意义的一天，好像专为我安排的。战鼓咚咚，催我出征，正值我接受新的任务，心情特别痛快，我要尽快北上。

十月的哈尔滨，已寒气袭人，好像是在考验归来的游子。

哈办副主任吕正家（我1947年到哈尔滨工作时的领导，他是我军著名将领吕正操的哥哥，对我很关心）、人事科长高群等老领导、老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因事先知道我的到来，工作已安排好。10月6日，我走马上任，负责押运队的文教工作，具体领导全队的政治业务学习。

哈尔滨这个中国最北方的大都市，曾是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东北老解放区，可靠的根据地。铁路、公路四通八达，还有松花江上的航运。这里的粮食调运是水陆并进，其吞吐量在当时居全国第一。哈办承担的任务是负责松江省、龙江省以及吉林省部分县市的粮食调运、加工、出口和禽畜的调运、加工、出口。办事处下属的单位有牡丹江编车站、昂昂溪编车站、滨江编车站和依兰驻在处。各编车站负责将该地区运往全国各地和满洲里、绥芬河、图们、依兰等口岸的粮食、禽畜产品押送到哈尔滨，交到办事处运输科，然后由押运队负责押送到目的地，交给接收单位。

哈办押运队有押运员170多人，在原来两位队长的支持和配合下，我结合实际，有的放矢，紧密配合粮运任务的完成，不断加强全队的政治、业务和文化学习水平。经过不长时间，整个押运队逐渐形成了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局面。

这期间，报纸上天天登载美国野蛮侵略朝鲜，杀害朝鲜人民的罪行。同时美机频繁侵入我边境领空狂轰滥炸我边境城乡，国际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沈阳的干部家属陆续撤来哈尔滨，部队停止复员，哈尔滨又成了大后方，战争气氛一天比一天浓烈起来。我愈来愈坐不住了，又给大区公司杜主任写信，再一次要求如有赴朝参战机会，请组织上一定批准我第一批走。

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大区公司的复员军人都已归队赴朝参战。哈尔滨大街上、火车站站台上，一队队刚穿上志愿军服装的新兵，不断地开赴朝鲜前线。

我再次给区公司杜主任写信，同时给《东北日报》写信，表示坚决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这时起，我一天一封信给杜主任，表示赴朝参战决心早定，要争当大区公司第一个志愿兵。

哈尔滨全市展开了支援前线的工作。11月下旬，上级给押运队下达了加工炒面的任务，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当即组成炒面组，昼夜不分地加工炒面。我预感，不久的将来自己就要吃到同志们加工的炒面了。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2

作为公司基层人员，我深刻体会到理论学习不仅是任务，而且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境界。半年来我坚持勤奋学习，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强化思维能力，注重用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来锻炼自己。

1、注重克服思想上的“惰”性。坚持按制度，按计划进行理论学习。首先不把理论学习视为“软指标”和额外负担，自觉积极参加每周一四七会议集中学习;其次是按自己的学习计划，坚持个人自学，发扬“钉子”精神，挤时间学，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的矛盾，不因工作忙而忽视学习，不因任务重而放松学习。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中用理论来指导解决实践，学习目的再于应用，以理论的指导，不断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到公司快一年来，我注重把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科学思维方法，转化为对实际工作的正确把握，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路办法，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走出新路子，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力戒“经验主义”，拓展思维。

二、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作为公司的基程人员，我始终坚持“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工作中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每当遇到繁杂琐事，总是积极、努力的去做;当同事遇到困难需要顶岗时，能毫无怨言地放弃休息时间，坚决服从公司的安排，全身心的投入到顶岗工作中去;每当公司要开展新的劳动时，自己总是对这些让自己提高思想和毅力要做到全面、详细的了解、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公司的各个制度，才能使公司的新业务全面、深入的开展起来。

半年来，为了能积极贯彻解款员“微笑服务”的工作思路，使自己更好地为公司服务，让别人以和谐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一边向公司的老同志虚心请教，努力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工作经验，一边严格要求自己，对领导提出的咨询，做到详细的解答;对公司反映的问题，自己能解决的就积极、稳妥的给予解决，对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积极向上级中队长如实反映，争取尽快给贵公司做以回复;对提出的问题和解决与否，做到登记详细，时时查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效杜绝了错款箱忘漏款箱的发生。

三、严以律己,坚决完成任务

在工作上，围绕公司领导的中心工作，对照相关标准，严以律己，较好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本年度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在作风上，能遵章守纪、团结同事、务真求实、乐观上进，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生活中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耐劳、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始终做到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勤劳简朴的生活，时刻牢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严格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起到模范关键作用。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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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叶茂《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研讨会第四次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近代中国地权变化虽然总体趋向分散，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域，情况则不一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某地集中，某地分散。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近代中国地权总体趋向分散”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权变化的认识却又往往存在分歧。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有学者大致三种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地权变化处于集中状态，甚至出现了恶性集中，我们称之为“集中说”。例如刘克祥先生认为1927—1937年，尤其是1932—1934年农业恐慌期间，“集中是地权分配的一般形态，其基本趋势和特征是，自耕农加速破产和无地化，中小地主没落，大地主膨胀，地权恶性集中”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继续呈现分散态势，我们称之为“分散说”。例如郭德宏先生认为解放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尽管郭德宏先生没有用文字明确指出抗战前地权变化情况，但是，从“旧中国几十年间各阶级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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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的相关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类似观点。例如，金德群认为“国民党统治初期(1927—1936)农村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土地使用越来越零碎分散”、“农村土地关系急剧恶化与紧张”(《试论国民党统治初期农村土地关系的恶化》，氏著《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曹幸穗通过比较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农业利润，探讨苏南权变化状况，认为近代以来苏南地权总体趋向分散，但是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间，地权日趋集中，抗战前仍然保持集中态势，尽管速度较为缓慢(《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鸣认为“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自耕农的比例开始大幅度减少；随着政恶化的加剧，其减少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农村中赋税最主要的承担者自耕农阶层已经基本瓦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唐文起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并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状况发展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他认为30年代前期地权是趋向分散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1912—1937年，“华北各省，除河南外，都是自耕农有较大增长，表现地权集中，但佃农比重是下降的。华中方面，江浙两省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其余安徽、江西和两湖则佃农比重是下降的，除湖北外，半自耕农比重增长，类似中农化趋势。东南3省无大变化。惟西南3省则是自耕农大量减少，佃农比重增加，尤其云贵两省，有明显的佃农化、无地化趋势。西北地区，这种趋势不很明显。”②总之，抗战前有的地区地权集中，有的地区分散，有的地区变化不大，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现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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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区域研究，认为抗战前地权趋于分散。例如，史建云认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华北自耕农比重逐渐提高，佃农比重则逐渐下降，自耕土地比重的上升更为明显。有人认为，30年代华北平原出现了自耕农佃农化的趋势，这种观点依据的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进行的农村调查”，言外之意，该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l期)。朱玉湘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地权有的时候有的地区集中，而不是每时每地都处在集中状态，并且地权总体上是趋向分散的(《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3页)。史志宏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清苑县4个村地权变化的研究，认为地主富农占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说”以刘克祥先生的论述最为详尽，他从大量的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部分中小地主日趋没落、农户占田面积和阶层变化、大地主急剧膨胀等方面，论证30年代前期地权出现了恶性集中。但是文章也有论证不周之处，例如他沒有很好地解释土地买卖清淡与地权恶性集中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对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趋势进行充分的动态论证。“分散说”虽然在某些区域和微观层面有非常坚实的史料支撑，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它宏观论证不够充分，往往仅仅利用有关二三十年代地权分配调查或估计数字与土改之前的调查数字进行对比，然后就得出结论，认为地权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对其间的曲折变化缺乏分析，说服力不足；又如它很难解释30年代前期农户大量负债失地破产的史实与地权持续分散结论之间的矛盾。“现状说”分地域、分吋段论述，非常符合中国地权变化的特征。但是，一则它同样难以解释抗战前农户失地破产和“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论断的关系；二则它的主要根据是《农情报告》中的农户阶层变动，由于农产阶层划分存在缺陷，所以仅凭《农情报告》，对地权变化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进而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生计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有助于近代中国地权变化的宏观研究。

转贴于二、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极高。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和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年调查，本文讨论范围内，农户借贷状况如表1：

表1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借贷户数比重(％)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表1反映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局部调查资料显示，30年代前期农户负债比例远远高出此数。①通常债主对农产期短额小的借贷不索要抵押品，但是对期长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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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579、749—768页。

的借贷，由于债权人怀疑借债农家的偿还能力，所以往往不仅要有中人、借据，而且一般还要求土地抵押或典当。随着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衰退，农户负债比例增加，偿债能力减弱，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成数也有所增加。表2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的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况。

表2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形

资料来源及说明：(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538—540页，由于“抵押信用”包括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所以土地抵押借贷的百分比实际要小一些。(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2页。(3)《近两年来农村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表2中抵押信用占农户借贷信用方式百分比和典押田地农产占总农户的百分比来自《农情报告》，相比较而言，可靠性较低；田地抵押借贷户数占农户百分比来自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准确性较高。①依据土地委员会调查，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农户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可分为两种情况：江苏、浙江、湖南田地抵押借贷成数较高，平均为47．5％，比全国14省平均数高0．99％。安徽、江西、湖北平均为29．9％，比全国14省和江苏、浙江、湖南三省平均数分别低16．71％和17．6％。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并非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农村经济状况较好，或者借贷条件不如江苏、浙江、湖南三省苛刻，而是因为该地区为国共双方发生激烈军事冲突的主战场，农户借贷更加困难，债主对拥有土地的安全性产生怀疑，所以大多不愿接受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也就是调查者所谓“殆以‘共匪’骚扰之故”②。

上文农户土地典押借贷为宏观调查，下面我们看微观调查。据30年代对浙江平湖县六个区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占借款总数19．3％。③江苏吴江农户田单抵押借贷占60％。④李范对武进30户负债农家调查表明，以不动产为担保借款者，占借款总数40．7％，“私人借贷几全为不动产担保”⑤。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市郊140户农家调查发现，自耕农、半自耕农用田地契约抵押借贷者分别占借贷总户数85．2％和78．4％。⑥据对湖北大冶160家农户调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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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情报告》报告员来自全国各地2000余个志愿者，包括小学教员、地方士绅、基层官吏等，平均每县仅报告l—4次，以此代表全县乃至全国一般状况，可能有失偏颇。而土地委员会调查范围十分广泛，调查队伍数量极为庞大，调查者素质也高于《农情报告》报告员，所以，其调查结果应该更接近事实。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第4l页。

③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与平湖县政府编印：《平湖之土地经济》，1937年，第190页。

④ 倪松年：《吴江农民借贷概况》，《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31日。

⑤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美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868页。

⑥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

押、典卖田地户数分别占调查总户数的9．38％和3．75％。①金陵大学农经系对豫、皖、鄂、赣四省53县3066人(系农户户主)调查表明，负债者占总人数93％，其中，土地典质借贷者分别占28％、15％、3％和14％，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平均约占10．7％。②

关于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农户隐瞒实情。由于担心告知调查者抵押、典当土地，要向政府交纳契税，于是有的农户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情况。例如浙江农户土地抵押，要交纳抵价6％的税款，否则土地因抵押发生的地权转移，在法律上视为无效。③又如湖北黄冈每年土地买卖价额达数十万元，然而有关记载中典押件数极少，但是据潘沺观察，田地典押“其数当在买卖之上”④，因为农户为了避税隐瞒，以致无从查考。田地抵押契税负担情形，各地不一，大体而言，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承担，有时债权人基于债务人需款孔急，强迫债务人承担主要乃至全部税款，所以有可能是典押人隐瞒了土地典押数目，从而降低了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产土地两次乃至多次抵押，为了避免引起债权人的不满，也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如果把上述各地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农户数占总农产数百分比和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借款数占总借款数百分比分别简单平均，则发现农产田地典押借款户数占借款总户数比重仍达37．48％，农户田地典押借款数占借款总数40％。由此可见，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田地典押借贷农户占农户数百分比基本接近事实，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有40％左右的农户典押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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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② 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

③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④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0辑，第31119页。

上文反映的是静态状况，下面我们看各地农户田地典押借贷动态情形。从表2看，1934年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西六省典押土地农户分别为占农户数的38％、47％、38％、42％、44％、42％，而1935年则分别上升到41％、60％、47％、50％、50％、50％，尽管上文说《农情报告》数据不太可靠，但是结合其他材料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典押土地农户比例上升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量局部调查资料支持同样的结论。例如，1930年江西寻乌、兴国，农民借钱一律需要抵押。①1934年湖北京山、随县等地，抵押借贷极为盛行。据1934年对湖北蕲春调查，以前该县民间借贷“泰半系信用借贷性质，但近年以来，抵押借贷亦极盛行”②。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浙两省农村调查自耕农减少、贫雇农增加看，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典押土地比例毫无疑问地在增加，调查人员在浙江崇德县调查时感叹道：“全县农户负債者，竟在百分之八强，但调查时，农民大多不愿意告诉人家，所以实际因借贷抵押的田亩数无从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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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201页。

② 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3页。

三、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土地抵押借贷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而言，土地抵押借贷需要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契约，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向其借贷，债务人借得现款或实物后，抵押土地权属仍归债务人所有。

据30年代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大体分为“定期回赎”和“不定期回赎”两大类9种形式。“定期回赎”按交付利息的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指定回赎日期一并交付本利，该种形式又分为4种情况，即立借票，另附卖活契作抵；以卖绝契作抵，契尾注明抵借；以卖活契作抵；以戤田契作抵；二是在赎田之前分期零付利息，此种形式又分为以借票作抵和以抵契作抵两种情况。“不定期回赎”的抵田方法分三种，一是按月计利，每年分两次付利，如三期无利，即由债主收产管业；二是按年付利，如利不清，也由债主执契管业；三是如利不清，以田中出产抵偿利息。总的看来，定期取赎的条件稍微宽松，不定期回赎的条件在有的地方则极为苛严。例如吴兴县汤村按月计算利息，每年分两次付息，债务人如果拖欠3期，就丧失了取赎权。新登县按年计算利息，每年均须支付利息，一次也不能拖欠，否则抵押的田地就永远归债权人所有，债务人永远不能回赎。①

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和偿还方式，各地不一。据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一般是年利2分。②江苏无锡借钱100元，需田1．5亩做抵押，年利2分者每5年一计，年利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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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②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又，浙江各地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不齐，“但(年利)通常亦在二分以上，至于普通借贷，利息三分乃是平常的事”(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例如义乌借钱100元，用半石田做抵押，最轻的年利是2分(《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58页)。

者须年年支付，届期不还本金或欠息，债主即可没收土地而使债务人成为永租佃。①湖南田地抵押借贷称为抵契，抵契逾期不赎，或者执契管业，或者发售偿款。麻阳抵田，3年不付息，则要“管业耕田”②。江西都昌、南昌以田地抵押借贷，契约正文与卖契无异，仅在年月以外另加附约，说明押钱若干，债户一旦拖欠本息，债主就可裁去附约，执契管业。③安徽“太和以麦、豆履行钱债者，以地为抵押品，书立借券，谓之钱稞。其偿还期，多在阴历五、九两月之内，逾期不能履行，即由债权人收地管业，俟利偿清后，则仍返其原产。”④

农户因土地抵押借贷是否会丧失地权，与利息的高低和期限的长短关系密切。从上文所述各地农户土地抵押借贷情况看，尽管利息已经不低，但是较之30年代前期非土地典押借贷还是略有逊色。从土地抵押期限看，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例如江苏松江、昆山、吴县、武进、宜兴、镇江、江都、淮阴、萧县、灌云、东台、靖江等地，土地抵押借贷年限分别为1．86、2．67、3．65、4．57、3．25、3．5、3、2．83、1．8、1．2、3和1．8年，平均为2．7年。⑤有的地方，债务人在保证付清利息的前提下，可以延长抵押期限，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则不行。于是，债务人用作抵押借贷的土地，在抵押期满后有两种去向：一是债务人按契约规定，清偿债权人本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借贷关系解除，债权人对债务人曾经抵押的土地再无任何权力，债务人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二是债务人没有能够履行契约规定，例如拖欠利息、没有偿还或者部分偿还本金，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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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77页。

② 陆国香：《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1页。

⑤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22页。

人或者没收债务人抵押的土地，直接执契管业，或者要求债务人将土地作价绝卖，或者将抵押土地加价改为典当。30年代前期大量调查表明，农户一般是先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偿清本息，再请人作中，向债权人请求将抵押土地改为典当，所以“抵押土地者恒较多于典当土地者，而典当者又有十之八九先由抵押而来”①。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邳县田地典当非常流行，农民卖去土地通常要经过抵押、典当等步骤，一般约占七八成。②

土地典当也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出典人就是债务人，承典人就是债权人，在出典人未清偿本息，即承典人暂时拥有出典人出典土地权属时，对承典土地，承典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与他人，从承典田地获取之收益即为出典人借贷利息。土地典当期满，只要出典人根据典契偿清本息，即可撤消典契，重新获得出典土地的法属物权。但是到期如还不能清偿债权人本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将债务人借款本息合计，如出典土地借款已达到该土地所值一般市场价格，典地就被承典人没收。如果土地典价本息总数离该典地市价尚有差距，则承典人添价绝买承典土地，从而实现典当土地物权的最终转移。对承典人而言，他获得了承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对出典人而言，他最终丧失了出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

土地典当借贷系以土地收获物作为利息，如果以对承典土地出租后所入租额计算，一般而言，债权人因承典土地所获利息极高。例如，据对江西4县24区调查，永修县租额占典价46．7％，清江县占20％，各县平均，租额占典价28．49％。③由于土地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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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10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40页。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8页。

期间农户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土地收益权，所以经济实力必然更加下降，还款更加困难。由此看来，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是否会导致丧失地权，土地抵押期内能否回赎至关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借贷数目较小，利息稍低，如果在此阶段未能取赎，而转入典当阶段，农户在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后，回赎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据调查，土地典当期限较之抵押期限稍长，例如据对江苏12县土地典当期限调查，平均为4年①；江西典期大约在3—5年，平均3．68年②；湖北大冶平均3—5年。③也就是说在3—5年内出典人备足典当仍可回赎，在社会承平、经济状况较好的年头，能够回赎者不乏其人，甚至占很高的比例，但在30年代前期能够回赎者已经是少而又少了。所以，土地典当契约往往是绝卖的先声，正如孙晓村所说：“农民将土地典押之后，在这种越来越重的剥削关系之下，万难更生，所以结果总是不但负担了高利息，而且还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让渡与地主。”④

近代以来，中国小农负债率一直就比较高，并且土地典押借贷也同样占有很高的比例，农户因此失地者经常见诸史乘，但是地权分配却总体趋向分散。本文从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人手，分析农户失地状况，并进而分析地权异动，这种论证方式是否能够成立呢?当然，农户土地典押借贷同丧失地权不是线性关系，从土地抵押到土地典当，再到丧失地权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是看借债农产是否能够按期还本付息，所以，这里有必要考察30年代以前农户的负债比例和还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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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30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7页。

③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④ 孙晓村：《现代中国之农业金融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10月冬季号。

总体看来，20年代农户负债程度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水平。①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产负债比例剧增，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20世纪上半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虽然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但是从来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严重程度。②相比较而言，2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借贷利息总体上低于30年代前期③，农产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低于30年代前期，但是还债水平却高于30年代前期，所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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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71—489页；第3辑，第388—496、749—780页。

② 参见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又，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在1928—1933年间，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但产生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清楚的，那就是市场动荡冲击了整个农村”(〔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 例如，据调查，20年代中期以前，浙西、浙东，江苏江阴，湖北谷城、广济、通山、京山、巴东、麻城、郧县，赣南等地农村借贷利息，一般都在2分，重者也就3分为止(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40—545页)。又据金陵大学调查，1935年安徽、江西、湖北私人旧债月利分别为2．9分、1．7分、2．6分，而新债则分别为3．9分、1．6分、2．9分(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1931年长江大水后，农村借贷利息更是飞涨。对此，卜凯评论道：“利息如此之高，多数农人，决无法清偿，势非尽丧土地不止，则结果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矣”(转引自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应的农户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比例也应该低于30年代前期。①大量史实表明30年代前期农户很难按期偿还借款，据《农情报告》报道，1934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六省未能还清债款的农户分别占负债总农户57％、54％、52％、55％、56％、49％，1935年分别为63％、63％、60％、67％、62％、59％。②又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室农村金融调查，1936年江西56县中，农户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之比例，全县2～3成者24县，5成者11县，1成、6成者各1县，4成、7成者各四县，8成者2县，9成者1县，总计半数农户到期不能还债。③不仅宏观调查如此，微观调查亦然。例如江苏铜山县八里屯“全村农民已经破产的约在半数以上，耕地愈当愈少，债台越筑越高；因此支付能力格外薄弱，无力纳税，无力付息。这使地主和债主也惊慌起来。”④宜兴债户“对于所负之债务非特不能按期偿清，且有抵赖本金之企图”⑤。既然农户不能按期偿还债务，那么，从土地低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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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据20年代末期对湖北阳新、武昌、鄂城等县农村调查，无沦是典田农户占总农户百分比，还是农户典田数量占其所有田地数量百分比都比较低，而且回赎率一般都很高(参见赵学诗、叶雅各《阳新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3月20 日；《武昌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1月20日；《鄂城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7月20日)。

② 《近两年来农家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278页。

④ 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

⑤ 徐洪奎：《宜兴农村信用之概况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382页。

土地典当，进而由土地典当发展到丧失地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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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上文所述可知，土地抵押、典当期限合计，一般在5—8年之间，土地典押借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本文讨论的时限，也就是说在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内，不能完全观察到30年代前期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的特点时加以解释。

转贴于四、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下面我们看各地农产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1933年江苏盐城富农、中农、贫农出卖的土地分别相当于1928年土地数的10．8％、0．4％和10．2％。启东除地主买进土地以外，其余各类农户都在买卖中丧失土地，8个村中农和贫农分别卖出44亩和5亩，占1928年总土地数的8．84％和6．64％，富农、中农、贫农典出土地数分别占1928年总数的O．8％、1．66％和3．3％，回赎率均为零。②武进县1930年以后土地买卖减少，“一般小农，因所入不敷所出，渴望经济上之救援，因对于其土地不肯贸然出售，不得已而投入高利贷之门，任人宰割，及后，农人因经济不堪压迫”，只有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归还本息，进而转为土地典当，所以“一反十几年前之现金购地，变成高利贷之兼并”。③震泽“租田者无不放债，放债者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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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6—40页。又，按农村复兴委员会规定，“自种自田，或租种多数租田，不雇工耕种，亦不被雇于人，仅足保持简单再生产者为中农；耕种少量自田或租田，即靠其他收入亦难维持生活，其再生产趋向缩小者为贫农；自己完全不耕种或仅耕种极少数农田，其大部或全部时间被雇佣为农业劳动者为雇农”(参见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凡例”；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凡例”)。由此可见，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中，中农大体相当于《农情报告》和土地委员会调查中的自耕农，贫农大体相当于佃农。

③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939—46940页。

有租田，农民既一借债，终必为佃户，更不得不借债，二三年间而片瓦无存者比比皆是”①。吴县“农村因生产力锐减，经济濒于破产，以至自耕农不得不将土地求售于大地主，以调剂播种用，年复一年，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矣”②。据秦翊对江宁县lO个村庄287家农户调查，30年代前期丧失部分地权者达113家，平均每家典出1．84亩，卖出5．8亩，其中因为借高利贷丧失的土地占78．4％。③铜山县的状况在苏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多小农户因天灾人祸负债，“一时无法偿还，只能将已有的田地，暂时押当，得值还债，以资周转”，但一旦负债，很难短时期内还清，所以“农村中占主要成分的自耕农普遍的呈着破产的现象，负债的结果，他们的土地渐渐地缩小，大部分流到了地主的手里，小部分散到克勤克俭的佃农手中去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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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E179页。

② 朱梦梅：《吴县农村之经济危机》，《农村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③ 秦翊：《农村信用与地权异动关系的研究》，《地政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原文计算有误，已更正。

④ 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579—47580页。

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1934年对浙江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认为，自耕农因负债丧失土地是普遍的事实。“特别在浙东一带，原来之小自耕农，因受苛捐杂税之压迫，与大利债主之剥削，已多卖其田而成佃农焉。结果此处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著。吾人应注意一种田地抵押制度，盛行于浙省，有使承抵押者与抵押者之关系等同于地主与佃农关系之趋势。在此制度之下，抵押田地之主权，归抵押者，抵押者耕种承抵押人田地，并给农产一部分与承抵押者，作为抵押利息，自表面上观之，抵押者是一自耕业主，但在实际上，已成为佃农。”“浙江农场租佃之增加，与农场缩小之情形，同时发生，各处皆然。”①对于何廉、方显廷这段话，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原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土地趋向集中；第二，抵押土地的自耕农实际上成为佃农，笔者称之为“虚名自耕农”；第三，土地流向不在地主手中。

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借贷关系实处于掮客地位。因为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其最重要的杠杆首推高利贷。”②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典当和买卖，“至于典当之后能备价赎回者，在过去的时期，约占典出亩数百分之六十，到了近年以来，则典者既少，能赎回者，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③。东阳县因为宗法关系，地权转移较小，但也不乏因为借贷而典地者，虽然这种借贷方式不至于一下子完全丧失土地，但“现在农村经济是走入了没落的险途，贫苦的农民哪里有钱来回赎呢?所以这种希望也只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了。”④崇德农村土地买卖，有“四分之三是经过典当这一手续的”，而且“典出的田亩，大部分是没有力量去回赎，只有找价绝卖以救目前急需罢了”。⑤崇德8村1928年有118户中农，除去分家关系，1933年共有21户沦为贫农⑥，地权变动主要是因为农民田地抵押借贷，进而典当田地，最后绝卖。农户“出典的田产能回赎者甚少，在崇德各村不到十分之二，吴兴亦绝少。出典田多的，大多是贫困的农民。”崇德8个村从1928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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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7页。

④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0页。

⑤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1页。

⑥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1933年中农和贫农共典出59．4亩，但“赎回的未见一亩”①。海宁、杭县、吴兴农村农户卖地，经过先典后卖程序者占6—8成，崇德少者5成，多者9成，普通7成。②永嘉农民出卖土地前普遍经过抵押、典当，一般占8成，“至于已经典出的田地而能赎回者，那是很少很少的事”③。

安徽“年来水灾频繁，富绅趁小农求生不得之际，以低价广事收买田产”，故“水灾一过，富绅之田产，必随以大增，而自耕之小农咸一变而为佃农”。④据对滁县张八岭70户佃农由来调查，“有一年而典当土地全部以尽者，有五年中连续典当全部家产以尽者”⑤。据郭汉鸣、洪瑞坚调查，阜阳自耕农或大率负债，或既已典当土地而降为佃农。第四区刘寨、马寨1930年原有自耕农及地主兼自耕农32户，但到1935年调查时，地主兼自耕农和自耕农典当土地户数分别为2户和5户。地主兼自耕农当去土地的2户中，1户降为自耕农，当去土地的5户自耕农中，2户降为自耕农兼佃农，1户成为佃农。现存5户自耕农全部以土地作抵押向地主刘某借债，换言之，该5户自耕农已经成为前文所说的“虚名自耕农”，调查者称“皖北其它各县农村中情形大率类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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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5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⑤ 郑槐：《滁县张八岭农佃制度调查》，《农林新报》第370号，1934年12月1日。

⑥ 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6—47页。

江西经过连年战乱和灾荒打击，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后，农户入不敷出，负债连连。据土地委员会对永修、南城、清江、莲花28区农户土地典当原因调查，家用不敷者17区，约占61％。①并且因为负债，农户土地典押借贷者所在多有。据土地委员会对南昌1745家农户调查，转移地权面积达6763．67亩，平均每户转移3．87亩。又据对1936年1—6月南昌县土地转移登记统计，总共1107次，平均每月184．5次。就全省范围看，地权变化也是逐年增大。土地买卖契税的增减能够说明地权变化状况，因为契税即政府按买价向土地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契税多，说明土地买卖频繁；契税少，说明土地买卖清淡。1932—1935年江西土地买卖契税收入总数分别为16．2万元、19．8224万元、24．477万元、39．2149万元②，说明30年代前期江西地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动，农户丧失了部分土地。

湖北黄梅农户“俗尚守成，不轻卖产”，但是30年代前期“接连荒歉，用度不敷，卖田之风，日渐盛行”③。据程理锠研究，30年代前期湖北“自耕农户之大量减少即足以证明地权异动之激烈”，“农民放弃其土地所有权者，日渐增多”。④

总之，由于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上升，还债能力下降，所以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各地农户均因土地典押借贷而丧失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造成了地权趋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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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91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408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④ 程理锠：《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695—45696页。

五、中微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考察了农户土地典押借贷百分比、借贷利息和期限、从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各地农户因为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下面再通过局部和区域等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迁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现象。

通过农户阶层变化论证地权趋于集中，主要是从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和佃农增多来说明。当然，这种论证方式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30年代前期关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划分，没有考虑田产多寡，“自耕农”不但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而且包括经营地主，半自耕农和佃农可能是贫农和中农，也可能是富农。又如，这种划分方式没有涉及已经完全失去土地和失去部分土地从而成为雇农以及失去土地而离村的农户。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经营的统治形式是小农经营，佃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而且，地权的集中、农民的失地和无地化趋势在农户结构方面，通常总是表现为自耕农的减少和半自耕农、佃农的增多，因此可以作为地权集中的标志，虽然这种标志是不完全的。①

据国民党江苏省高邮县党部宣传所调查，1930、1931、1932年高邮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58％、42％、40％，21％、15％、15％，21％、43％、45％②，也就是说3年期间自耕农下降了18％，半自耕农下降了6％，而佃农上升了24％。丹阳县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权一直比较分散，自耕农数量较多。例如该县第三区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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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O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②　吉：《高邮农民惨痛生活一般》，《农村经济》第l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

年以前，自耕农几乎占半数，半自耕农次之，佃农比重甚微。但是其后因受经济窘迫影响，自耕农典地者增多，故数量急减，佃农数量剧增。1931年和1936年丹阳第三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比例分别为：45％、30％；40％、35％；15％、35％。①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各下降了15％和5％，而佃农上升了20％。30年代前期吴江县自耕农明显衰落，佃农在各类农户中所占比重，有的地方高达95％，最低也占40％。②据1933年秋天调查，如皋县自耕农占16．9％，半自耕农占7．7％，佃农占75．4％，盐城县佃农占十分之七八。③据1934年调查，铜山县自耕农占15％，佃农占50％，其余为半自耕农。④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盐城、启东、常熟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3。

表3 江苏3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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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② 潘沺：《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告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8辑，第62758页。

③ 张惠群：《江苏省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8辑，第57393．57403页。

④ 李惠风：《江苏铜山县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

从表3可以看出，1928—1933年，除盐城外，启东、常熟几个村无一例外的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总体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至于富农比例略有下降，地主阶层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土地流向城居地主。①

据对浙江平阳县古祝乡调查，1929—1932年佃农指数由100递增为110、120和125。②吴兴原本是浙西大地主的王国，30年代前期自耕小农的田产纷纷为大地主兼并，结果大地主田产进一步增加。③嘉兴县“因受农村经济崩溃之影响，(自耕农)多数系不能维持其生计，变卖田产者有之，典卖田产者有之”，“于是自耕农日渐衰落三分之一，而佃农逐渐增加”。1930、1935年嘉兴县自耕农分别占27．6％和18．2％，半自耕农兼佃农分别占36．3％和34．5％，佃农分别占34．5％和45．4％④，5年间自耕农下降了9．4％，半自耕农兼佃农下降1．8％，而佃农则增加了10．9％。1928—1933年崇德许多中农沦为贫农，贫农急剧地增加⑤。龙游县1928—1933年“田产转移中最可注意的，便是贫农及雇农阶层中所卖出的田，占了他原有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中农递降为贫农者，有四分之一之多”，同时地主明显增多。⑥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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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徐畅《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述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

②郑洪范：《浙江平阳县古郑乡的真况》，《申报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7月5日。

③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1935年4月。

④钱承泽：《嘉兴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9辑，第30253—30255页。

⑤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⑥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4—25页

从表4可以看出，如同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农村的调查，1928—1933年，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也基本上是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地主、富农阶层变化不大，主要因为土地流向何廉、方显廷所说的“非土著”地主手中。

表4 浙江4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据对安徽合肥南乡和北乡180家农户调查，1930年和1935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地主兼自耕农、地主兼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25．57％、22．77％，2．27％、2．22％，70．45％、73．33％， O．57％、0．56％，1．14％、1．11％①，由此可见，农户变迁中较为激烈的是自耕农比例下降和佃农比例上升，而地主变化则较小。有人对安徽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农户阶层变化做了调查，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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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辑，第29826页。

分析表5可见，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自耕农所占比例普遍下降，而自耕农兼佃农和纯粹佃农所占比例都上升了。

相比较而言，湖北在南方属于地权比较分散的省份，农产以自耕农为主。但是30年代以来，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现象增多，佃农增加，土地趋向集中。据调查，1931—1933年湖北宜城、枣阳、钟祥、广济、蕲水等县都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例如，宜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55％、65％、65％，自耕农分别占35％、20％、20％，半自耕农分别占10％、10％、15％。①据1927年对黄冈农村调查，佃农所占比例不高，一般为十分之三四，自耕农、半自耕农超过半数，占十分之六七，雇农寥寥无几。但30年代以来，“因农产物价低落，农村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变卖田产，以救目前之急，大半变为佃农，佃农则变为雇农，结果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减少，佃农数量增加”②。

表5 安徽3县12村中农自耕与佃耕成分增减表(户数％)

据调查，1931—1933年湖南汉寿、桃源、永顺、益阳、长沙、邵阳、晃县、衡阳、永兴、阳明等县农户阶层变化均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例如，桃源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75％、80％、8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③又如阳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40％、50％、5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半白耕农分别占40％、35％、35％。④30年代前期临武不但佃农无法谋生，即使中农和较富裕的农民亦大呼困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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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G24—25页。

②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07—31108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0—31页。

④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页。

小农破产，地权趋向集中。①湘西溆浦土地主要为中小地主所有，其次为大地主和小农所有，但是“近年来农产歉收，一方面使农民粮食缺乏，他方面则促成物价高涨。从此一般小自耕农和佃农，逐渐不能维持生计。”②

据调查，1931—1933年江西临川、都昌、余江、南城、新淦、清江、安福、吉水、永丰等县农户阶层，或者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或者自耕农、半自耕农变化不大，但是佃农大幅增加，总体看来，地权趋向集中。例如永丰193l—1933年佃农分别占40％、40％、45％，自耕农分别占20％、20％、15％。③即使是非国共战争地区，1920年代末期以来，因为“各种农工，人不敷出，负担日重，累赔之多，不得不出于典卖田产之一途，故有大多数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者”④。

总之，尽管各地农户阶层变化存在差异，而且一些地区地权即使在30年代前期仍然保持分散趋势⑤，但是，从总体上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的变动以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佃农增加占主导地位，诚如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说，“租佃制度有与年俱增的趋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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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秀：《湖南临武农村经济一瞥》，《新中华》第2卷第16期，1934年8月。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0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3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5页。

⑤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1—44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⑥ 全国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版，第12页。

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

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 O．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O．33％和 O．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产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 O．17亩。①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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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①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②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③，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货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产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④，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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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② 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

③ 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

⑤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

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①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O．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又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总量和各阶层劳动力数量分配应该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各阶层劳动力变化也可以侧面反映地权变化状况。据陈正谟调查，30年代前期浙江浦江“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人生产不易，因之，农工特增。最近，减低工资亦无雇主。”②嘉兴雇农各处都有增加，原因之一是“本地农村经济衰落，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复沦为佃农，一部分沦为雇农，无形中增多雇农之数量”③。江苏武进因为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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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4页。

③ 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6年版，第100页。

过剩，造成工资低落。①安徽泗阳“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1931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一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②湖南沅江县农工“近三年(1931年以来)来总是呈现太多。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拮据，捐税繁多，致使失业者众，小农户亦变为雇农了。”③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雇农分別占各该省农村人口11．09％、6．04％、10．87％、8．24％、8．78％和9．27％④，这个比例明显高于从前⑤。总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雇农普遍增多，主要由小农失地破产而来。

最后，表6中的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表6没有一一列出农产阶层历年变迁状况，如果分析其历年变动情形，真可谓漏洞百出，我们以《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农户阶层变迁略作评论。⑥先看佃农阶层变化情况。江苏佃农1932—1933年上涨14％，1933—1934年又下降5％；江西1933—1934年减少16％，1934—1935年增加5％；湖南1935—1936年增加3％，1936—1937年又减少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之内佃农阶层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实在令人费解。自耕农阶层变动状况也是如此。江苏1932一1933年自耕农减少19％，1936—1937年减少6％；江西1933—1934年增加11％；湖南和湖北1936—1937年分别增加5％和6％；江苏1936—1937年减少6％；浙江和安徽均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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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24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