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管理与服务》刊载《文史天地、史海钩沉”专栏新史料、新角度、新认识》文章，文章认为,“史海钩沉”专栏材料史料新，均为首见，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角度新，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认识新，蕴含思想解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先进理念，值得品味。现全文转发如下： 《文史天地》总196期“史海钩沉”专栏发表三篇文章，即《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遵义会议参加者撰写的“遵义会议诗”》。三篇文章有新史料、新角度、新认识，值得品味。 新资料—— 遵义会议参加者博古在1935年1月15日——17日会议期间，写了一首诗：“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照，红军出青天。”据党史记载，博古原名秦邦宪，遵义会议期间他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由他主持遵义会议，而他却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此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显得矛盾重重，处境十分尴尬。这首诗正是他微妙境况的写照。内心痛苦，又觉得委屈，还有些许孤独和凄凉，但是他仍然坚信红军有光明前途，不到一个月，他交出了总负责人的大印。
精通俄语，遵义会议期间任李德（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作为李德的翻译，他十分了解李德的军事指挥，对于李德在政治、军事上所犯错误有深切的了解和认识。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的领导地位，衷心拥护。会议期间，赋诗一首，表达其激动的心情：“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旗帜坚。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以上转载的三位作者的诗篇，均为首见，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显得十分可贵。 新角度—— 对于我国古代的司法、法律，诉讼，《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一文，不作介绍，仅从“直诉”的角度，用确切的历史事实，揭示皇帝、地方官吏对“直诉”的态度和做法。所谓“直诉”，就是诉讼者超出诉讼管辖范围，直接向较高统治者申诉（越级上访）。各个朝代都有接受百姓上访的渠道。西周设有专门接待百姓信访、诉讼的官员，以直达皇帝。汉宣帝设有御驾前“庶民上书”，即允许所谓“告御状”。北齐时期正式出现“邀车驾”上访形式，即可以阻拦皇帝车驾直接向皇帝申诉。唐代沿袭上代做法，设“邀车驾”。武则天甚至开了一条民间下情上达的渠道，建立比较正规的信访、诉讼制度。“告御状”、“邀车驾”这两种信访（上访）形式，一直沿用到清末。 古代朝廷对于信访或上访，提供政策性保护。秦代在宫城外设有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的官员。汉朝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对上访百姓提供方便，不准阻断和习难，不及时向上反映者，将受到惩罚。秦王苻坚在皇宫南面建筑了一个听讼观，专门听取老百姓说事诉冤。唐太宗派两名武装警卫，随时护送上访人员去见皇帝。明朝让死刑犯执行死刑前24小时，其家属可以击鼓鸣冤。清代嘉靖皇帝“勤求民隐”，不允许官吏阻拦上京申诉的百姓。甚至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官署均设登闻鼓，只要听到百姓敲击登闻鼓，当地官吏必须立即亲自受理。 这种“直诉”制度，这些保护百姓上访、申诉的政策法规，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的认识—— 《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一文，具有新的认识。古代，语文教材除了教会学生念书、识字、对课以外，儒家经典基本上成为教材的主角。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语文教材的短暂繁荣，一批语文大师涌现，如胡适、蔡元培、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陈望道、郭绍虞、余冠英、李广田、王季思等等，具有影响力，只是时间短暂，且战乱频仍，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与教学未能达于鼎。新中国初期的语文教材，则是政治色彩浓厚，而且是以苏联语文教材作为样本，显得生硬、粗糙。1958年，相当大的一批课文，被政治时文所取代。到了“”，语文教材则是“语录加批判”，成为荒诞的课本。“”结束，1978——1980年，这才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明确要求。此时的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增多了，的古代诗文比例加大了，政治教义减少了。至了80年代后期，人们的思想解放，被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文章出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到了上个世纪末，更是前所未有地出现蕴含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先进理念的诗文进入教材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