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论文:网络出版初探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出版的含义非常广泛,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都可看作出版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大众传媒就是将信息或知识内容在某种媒介上加以出版,然后传递给受众。因此,出版属于传播的范畴。

回顾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一不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革:从结绳记事到竹简绢帛,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纸张载体到无线电波……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会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还会引起原有的人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的变化。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以其多媒体、交互性、传播迅速等优势,进入出版领域,对传统出版的理念、运作模式及格局造成巨大的冲击,并打破了传统媒体间的界限,实现了多媒体的统一和动态传播。因此,网络出版是融出版(图书、报纸和期刊)、广播、电视等三大媒体于一体的全新传播形态,是网络传播的一个领域。

一、什么是网络出版

由于网络出版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理论和实践都在探索之中,对于网络出版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各业界众说纷纭。。

从广义上讲,凡是将信息、知识、观念等内容,用文字、图像、声音等代码以任何形式在因特网上传播,均可称之为网络出版①。这个定义外延较为宽泛,包括电子书(E-book)、网络期刊、网络报纸、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网络音像及网络文件、网络软件等。在这个定义中,网络出版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传统媒体、网络公司、娱乐集团、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都可成为网上的出版者。

国际上承认“网络传输”是一种新的出版形式。1995年美国的白皮书明确写道:“公众通过数字网络获得作品复制本,作品就如同有形复制本在商店出售一样被出版了。法律确认它为出版,只不过是对这一现实的承认而已。”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修订伯尔尼公约时,专家委员会就指出,伯尔尼公约第3条第3款“就作品的性质而言,无论复制本以何种方式制作,只要可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即构成出版”,这应当将“网络出版”包括在内。

从狭义上讲,网络出版是具有合法出版资格的出版机构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流通渠道,出版销售数字出版物的行为。即出版者对作者提供的素材进行编辑、设计加工、营销宣传,然后在网上向读者销售的活动。它涉及电子书、网络期刊、网络音像等领域。

2002年7月初,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了并于当年8月1日施行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其中对什么是互联网出版进行了定义。这一规定所规范的互联网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其作品主要包括已正式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内容或者在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以及经过编辑加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作品。

如今,在泛传播理论思想下,“泛网络出版”概念得以提出。这个概念认为,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任何个人都能主动地利用网络媒介跨时空搜索、获取个人化信息,出版内容的制作可在跨媒体、跨设备、跨标准中进行,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出版者都可以在更为综合的内容和更加个性化的形式之间自由取舍。网络时代的出版市场,对出版物的多种媒介形态、个性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泛网络出版”的目标就是要满足这些要求,使文本、音频、视频、图像等信息内容通过纸张、网络数据流等多种媒介同时传播,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设备的个性化出版过程。②

网络出版是个正在发展的新兴产业,具有广阔前景。从出版产业发展的角度,对网络出版应作出宽泛的界定。

二、网络出版的形式

根据阅读方式及所采用网络出版技术的不同,网络出版可分为三种形式:

1.利用个人电脑在线或下载阅读的网络出版

出版者将已数字化的图书、报刊等内容在其网站上,读者可有偿或无偿在线阅读、检索或下载。或者向出版者订购,由出版者将有关图书资源通过E-mail发送给读者离线阅读。这是当前最为普遍的网络出版形式,任何人只要有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就可以在线或离线阅读网络出版物。

不过,这种形式只适于搜索信息、下载简短文章,对于长篇累牍的网络图书则不合适。一是电脑显示屏无法随身携带;二是通过显示屏长时间阅读,既易使视觉疲劳,又不符合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

2.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POD)的网络出版

按需印刷,就是根据读者需要,将已经贮存在计算机中的数字化书稿,即时印刷并装订成册交到读者手中,使读者可以阅读纸本。其操作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将图书内容数字化;二是通过网络传输数字信息,在异地的数字印刷机上高速印制图书。一本书从印刷、装订到切边只需几分钟,因此也被称为“闪电印刷”。

按需印刷属于网络出版,但又迎合了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是传统出版向网络出版、纸质图书向网络图书过渡的桥梁。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先销售后印刷可降低风险、无需制版、零库存、无缺货、无绝版等。

按需印刷在美国发展最早,1998年初英格拉姆公司所属的闪电印刷公司就开始了这项新技术服务,由此拉开了出版发行业革命性变化的序幕。至2000年5月,闪电公司已发运了100万本按需印刷的图书。如今,美国“按需服务中心”已发展为连锁店,所有书店与数字化图书库连接,读者用书店的电脑查阅书的内容和书评,如需购买则付款后立即打印装订出来,印制的精美程度不逊色于印刷厂。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出版业也都积极投身按需印刷市场。

我国按需印刷的发展较早,1998年6月,按需印刷设备首次出现在上海举办的“印刷技术展览会”上,随后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就与美国toExcel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这是国内出版业对按需印刷进行的最早尝试。 3.电子书(E-book)

电子书(E-book)是网络出版的重要形式,代表着网络出版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微软公司曾对2020年图书出版预测说:“未来的图书有90%是电子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书’和字典里对‘书’的解释都只能是电子书,而传统的图书会被解释为‘纸质书’(P-book)。”③

电子书,就是将图书的内容制作成电子文本后,以大约合传统纸质书籍1/3的价格在网上发行。购买者用信用卡或电子货币付款后下载,使用阅读器或专用浏览器在计算机上离线阅读。④电子书既包括具有版权的特定格式的电子文本,也包括硬件阅读设备,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说,电子书并非把纸介图书的内容数字化就可以了,它采用专门的格式,牵涉到版权、安全及阅读器等方面的问题,只有合法获取电子书的读者能阅读。

电子书具有超大容量的存贮空间,能装载数百万字的信息,可随时上网更新内容。电子书还打破了传统图书内容的线性顺序,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动态的立体信息组合,并可通过超链接加入相关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因此电子书的信息量可以是传统图书的数百倍。电子书还结合了PDA的轻便性,提供更好的屏幕分辨率以及更多的书籍格式支持,采用了先进技术来改善电子信息显示的质量。

更重要的是,电子书为32开本,在外观上类似于传统书籍,它以舒适悦目的界面,模仿传统纸质页面,满足了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电子书正改写着传统的图书和出版的概念,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三、网络出版的传播模式

网络出版集交互功能、多媒体功能、跨时空传播、信息检索功能及娱乐功能为一身,使出版实现了个性化、立体化、即时性和广泛性服务,这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出版的范围和边界,使出版文化形态呈现出高度自由、开放的局面。因此网络出版的传播模式与传统出版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如由传统出版的以物流为主转为以信息流为主,由单向传播信息转为双向或多向传播,从提供产品为重心转为产品和服务并重,从基于形式转为基于内容等等。

传统出版、网络出版传播模式比较⑤

1.传统出版的传播模式:信息源传统出版者批发商零售商读者

2.网络出版的传播模式:

由此图可看出,在传统出版模式中,从信息源(作者)到受者(读者)有许多中间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信息“把关人”,信息被层层过滤、单向流动到受者。传者(出版者)与受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之中,受者的反馈不能及时传送给传者,受者对其反馈结果也不能予以控制。所以传统出版的传播模式是以传者为中心的模式。

而在网络出版模式中,由于网络媒介固有的特性,出版者、作者、读者处于平等地位,可实现对等交流。受者的反馈可实时传递给传者,对反馈结果也能够控制。这种模式打破了传、受者之间的界限,传者与受者的角色可互相转化,传播意义上的“把关人”概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网络环境下需要重新界定的多层级的“把关”。

网络交互性本身鼓励用户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并为用户有目的的主动查找、选择信息提供了大量技术手段。因此网络出版能够为用户专门定制个性化的出版物,真正实现以读者为核心的出版理念。这种模式是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

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网络出版,变化的只是信息的载体、传播模式和阅读方式,而被传播的内容才是出版的真正“主角”。在网络出版时代,内容尤为重要,技术、媒介、人才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未来的竞争实质上是内容的竞争。

因此,以读者为核心、提供个性化内容服务已成为21世纪网络出版新概念,未来的出版者将成为网上的内容提供商(ICP),或者说网上内容提供商是未来的出版者。

四、网络出版的优势

网络出版是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与传统大众传播形式相比,有其相当的优势。

1.从传播者角度看首先,出版主体多元化。传统出版的出版主体必须由专门的出版机构来担当,出版过程需要照排、制版、印刷、装订、发行等一系列的工序,形成一定工作规范。而网络出版则由于大幅度简化了出版程序,出版者不再局限于专业出版机构,任何组织、商业公司、网络公司、个人都能充当网上出版者。出版过程是,只要将数字化内容在电脑上编辑好,送上网,几乎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上网读者都可看到该内容。

其次,作者出书容易。传统的出版体制削弱了作者和读者的地位,许多新作难以出头,一些读者面窄的学术专着的出版更难。而网络出版技术的发展,使自助出版成为可能,人人都具备了出版、推广和销售自己作品的条件,并能较大限度地将作者的作品展示给读者。也许可以说,一位作者、一个阅读器和一个服务器便构成了一种出版体系。这种网络出版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出版选择观念,传播者的“把关人”概念大大弱化,更多的现实出版权力被赋予了作者,更多的选择权力被留给了读者。

第三,出版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出版者在网上可发掘更为广泛的稿源,在编辑稿件过程中与作者通过网络方便交流。跨地区、跨国家的合作出版在网上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网络出版将使短版书、绝版书的概念从此消亡,任何书稿以数字化形式存贮,读者需要时,随时印刷、装订,不仅很好地保存,而且可长期、充分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

2.从传播媒介角度看

网络媒介的特性为网络出版提供了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首先,网络出版的内容范围极广。传统出版由于受纸张载体的限制,出版内容范围、信息量均有限。网络出版则因网络的海量存贮,以及高速度的电子流传输,使它的出版内容几乎无限,除了图书、报刊、资料和广告外,还有数据库、广播、影视等等,这在传统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网络出版是一种多媒体传播。网上的多媒体技术使信息传播方式由文字、声音、图像等单一形式变为多媒体传播形式。网络出版物图、文、声、像、动画俱全,给读者以视、听、读多方位的多维信息和立体感,远远超过传统出版以纯文本为主的单一形态。

第三,超越时空,迅速传播。网络载体遍布全球,不受时间、空间、国界和天气的影响,出版内容一上网,便可快速传递到网络遍及的每一个角落,使“出版物”在及时时间向全世界公开,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与交流。由此实现出版和发行的同步化。

,网络出版物不仅能提供多媒体演示和按需阅读的功能,还能以超文本方式与其他相关资料建立链接,读者在阅读时可直接点击书中“注解”、“引文”、相关名词、参考文献及“人名地名”,更多、更详尽的资料便会迅速、方便地呈现出来。读者还可通过输入关键词,瞬间找到所需内容。

3.从受众角度看

网络出版所具有的交互性,使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直接进行交流,在使信息的传播效果得到实时反馈的同时,读者(或称受众)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在传统出版中,受众是被动的,他所接触到的信息是由把关人决定、经把关人层层过滤的,受众只能被动地接收,其惟一的选择只能是看或不看。

网络出版中,把关人地位产生动摇,相当一部分的信息决定权转移到受众手中,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可选择想要的出版物以什么样的媒体形式、什么时间并以喜欢的阅读顺序收听或收看,并且可随时上网更新图书内容。甚至传者和受众角色可以互换。读者可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作者、出版者,并参与作品的创作和修改,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读者还可主动检索所需内容,按需浏览、按需下载,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拉”到面前来,对网络出版提供的信息进行编辑与组合。

最重要的是,网络出版非常适合于向有特殊要求的读者提供个性化信

息服务。读者可以向网络出版者提出个性化要求:不买整本图书,只买需要的一两章、几幅图片,甚至几个自然段。读者也可以要求出版者将不同图书的内容重新组装,做成适合自己需要的“个性化图书”。这种个性化图书可以通过网络下载到PC机,或传输到电子阅读器中,也可以通过按需印刷技术打印、装订成印本书,甚至可被转换成储存数字信息的数据库,以备随时提取进行合成。个性化图书的出现,对传统的图书定义提出了近期挑战,也许图书的概念有必要修改了。 网络出版将根本地改变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并进而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它必然会带动社会整体的变迁,将人类引入高度信息化的社会。

五、网络出版的前景

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理念、运作模式及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它不仅是一种新技术,也是一种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更是未来出版发展的大趋势。

1.网络出版的商业前景

由于网络出版程序简单,所需设备、技术手段都不复杂,从而使出版成本非常低廉。加上网络出版物所附带的查询、多媒体流动、交互等多种功能,吸引了大量读者。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完善,网络出版的成本会继续下降,因此它具有异常广阔的商业前景。

2.网络出版的技术发展

从技术发展角度看,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出版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出版将与人们的关系越发密切,对人类生活的渗透越来越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远的将来,现在的网络将依靠近地轨道卫星系统实现互动式网络信息传递,从而使网络出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5W出版,即任何人Whoever,在任何地点Wherever,在任何时间Whenever,与任何人Whomever,采取任何方式Whatever的出版。

3.“内容产业”的兴起带来更大发展机遇

2000年1月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与美国在线的并购,不仅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结合,更标志着世界产业格局的转变以及“内容产业”(contentindustry)的兴起。

内容产业的实质是各种出版物在因特网上直接创作、编辑、生产制作及传递,出版物内容减少了对载体的依赖性。因此,书刊业、报业、广播业、影视业、音像业等相互间的界限开始逐步融合,传统出版业以单媒体形式划分产业的格局开始被打破。

如今,传统的报纸、期刊、图书甚至广播、电影都已经能在网络上“出版”。网络已经并且将进一步促进各种媒体的融合,并催生出新的媒体形式和出版形式。出版产业与其他文化产业相融合的多媒体化和集团化已成为网络出版业发展的趋势。

然而“内容产业”的兴起也表明,网络出版业只有依托传统出版积累的深厚文化资源获取的“内容”,才能在未来的“内容竞争”中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新闻传播学论文:超文本与通信技术新闻传播学论文

对于初民来说,自然界中并没有他们固定的家园。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其时是“处处无家处处家”。对后世游牧民族宛如家常便饭的迁徙,初民本是习以为常。为了追踪受伤而逃窜的猎物、寻找食物的来源,或者为了躲避可怖的猛兽、洪水、森林大火,初民不断改变自己的聚居地。直至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定居才在人类生存方式中成为寻常事,“家园之思”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定居固然使人类的生活相对安定,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定居者的眼界。因此,萌生了一种新的倾向,即对漫游的追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媒体世界的发展、社会群体的分化,漫游的涵义渐渐扩展为力图获得相对于物理时空、心理时空和社会时空的自由。不论在哪种意义上,它都有赖于通信技术的支持。当今的上网是人类漫游的新途径,漫游的前景则取决于通信技术的新突破。

一、通信技术与漫游

“漫游”指的是随意遨游。元结有诗云:“漫游无远近,漫乐无早晏。”①在我国古代,所谓“游”至少有三种含义,即外游、内游与交游。因此,我们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漫游加以考察。人类早就有关于扎根和漫游的不同考虑。“根”是血缘的,也是地缘的。扎根的倾向在农业社会中占上风,真正有条件外出漫游的只是有闲、有钱、有权的少数人。为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者并非从事漫游,而只能说是外出谋生。真正有条件内游天下的也只是少数人,因为大多数人难以接触或者拥有大量文本。至于交游,人们各有各的圈子,这是受一定的身分限制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电信技术的普及使外游变得便利,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使内游平民化了。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当代信息科技循此再进一步,促进了交游的虚拟化。

1.通信技术与外游

刘勰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②古代文论里的“游”,首先是指“外游”,即人相对于自然环境的运动。这种运动对于开阔文艺家的眼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古人不乏相关论述,例如,陆游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③;杨万里也说:“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④尽管如此,由于交通不发达等缘故,古人虽有外游之愿,但亦颇觉外游之难,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因地理障碍而产生的感慨。远游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脱离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环境就是其中的一种。要想在外游的条件下继续同自己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在古代主要靠书信,在现代还有电话、电报等手段。就便利性而言,电报胜于书信,电话又胜于电报。不过,传统意义上的电话属于固定通信范畴,并不能保障当事人随时随地同他人联系。不论是登岳阳楼或大雁塔,还是游西子湖或九曲溪,文人墨客兴之所至,要想同不在现场的亲友沟通,移动电话无疑胜于固定电话。不仅如此,以移动通信为保障,人们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出发前所在环境的信息,并从原先的社会关系中寻得支持,产生一种归属感。

2.通信技术与内游

“内游”作为一种提法出现得比较晚。元代郝经着有《内游说》,比较地阐述了对内游的观点,只是道学气重了一些。如果说外游是人相对于自然环境的运动的话,内游则是相对于媒体环境的运动。“内游”有助于文艺家形成丰富的知识储备。元代戴表元曾说:“余少时喜学诗,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则以问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当自异于时。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时时取陆放翁《入蜀记》、范致能《吴船录》之类,张诸坐间,想像上下,计其往来,何止日行数千万里之为快。”⑤老生之言,为戴表元所服膺,看来绝非偶然。和外游相比,内游的文艺价值在于:其一,接触到现实生活可能不存在(或已经消亡)的描写对象,如通过《史记》了解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事迹等。其二,领略到前人作为师法对象所树立的文艺风范,通过揣摩继承与借鉴作为文化遗产的文艺经验。其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的奉献对象的存在,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创作。但是,内游的可能性受制于媒体。如果没有相关的媒体作为依托,内游就很难实现。

网上冲浪在精神上与古代“内游”相通,特点是将媒体当成现实世界的替代品或信息源。所不同的是:古代“内游”所凭借的是书本,在游历中强调接受道德规范、实现自我完善;而现代意义上的网上冲浪则是人的一种自我开拓。书面媒体主要以线性文本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因此,内游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网络媒体则以超文本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提供了远非书面媒体所能比拟的“内游”条件。超文本一旦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则成为超媒体,在内游空间的开拓上更胜一筹。书面媒体是一种等级性媒体,“话语权力”就与此有关。由于出版的可能性有限,能着书立说的人在整个社会中相对占少数,其地位比较优越,因此,阅读本身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意味着接受支配。考虑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⑥的古训,阅读时拘谨的心态就不言而喻了。相比之下,网络作为媒体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实现传播的平等性,摆脱心理上的束缚。换言之,网络是一种非等级性媒体,因此,网民在漫游的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

3.通信技术与交游

“交游”,在古代兼指交结人的行为(动词)和所交结之人(名词)。管子有言:“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游之道,为古人所重;交游之难,亦为古人所叹,难就难在寻找志同道合之友,因此,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⑧交游之难,原因之一是社交机遇的有限。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中,通过常规途径所能接触到的人毕竟不多。借助网络寻找知音,远比常规途径容易。复旦大学的严峰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狂喜之地。集邮、热带鱼的饲养、非洲面具的收集、MIDI音乐的制作……不管你喜欢玩什么,哪怕它再冷僻古怪,你也一定能在网上找到自己的同好与知音。”⑨此言诚是。当然,这里所说的知音,并不见得就是古人所歆羡的诤友。“管鲍之交”毕竟已成为历史,古人所推崇的终身不渝的纯洁友情早就因为商品化等缘故受到强烈冲击。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交游的广度正在迅速扩大,而深度却与之不成正比。

以上对于外游、内游和交游的分析,事实上可以结合成整体。对于三者的相互关系,宋代苏辙曾有一段明确的论述:“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

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禀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⑩从与“邻里乡党之人”游,到与欧阳修及其门人贤士大夫游,是交游的扩大;从“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到颇识“天下奇闻壮观”,是外游的扩大;从读“百氏之书”到知“天下之文章”之所聚,是内游的扩大。从今天的观点看,对于漫游的文艺价值可从三方面加以认识:其一,遍历名山大川,吸纳天地之灵气,了解人情世故,有助于积累创作素材;其二,拜访名人,有助于激发志气、学习技巧;其三,广结友情,有助于寻找自己的知音,学会“有为而发”、“有的放矢”。网络对于漫游的价值相应表现为:提供了通信保障,减少了后顾之忧,从而推动人们更为放心大胆地从事“外游”;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方便人们采撷,从而促使人们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内游”;提供了平等交往的环境、自由结交的机遇,从而帮助人们开创交游的新局面。 二、超文本与通信技术的关系

超文本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具有多样化的形态。不论是哪种形态的超文本,都和通信技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之一,是百科全书之类书面超文本的发行对邮递的依赖性。时至今日,邮递仍是单行的电子超文本出版物流通的途径之一。不过,当今最值得重视的是电子超文本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弄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工作原理。我们以万维网为例来加以说明。万维网是利用HTML语言构建的。在HTML文件中,链接所指向的目的地用“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缩写为URL)来加以标识。用户通过浏览器调用HTML文件、单击其中的链接,相当于对Web服务器(远程)提出一个请求。这一请求由用户所使用的联网电脑(客户机)发送。当Web服务器接受到这一请求时,就将所要求的文件回传给客户机。发送或接受都是通过一定的通信线路实现的。因此,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运行有赖于通信技术的支持,以之为依托进行的漫游也是如此。

1.超文本与移动通信技术 外游意义上的“漫游”,重点为人们相对于现实环境自由自在的运动,登录电子超文本网络只是保持现实联系的途径。它的实现有赖于移动通信技术。

所谓移动通信,是相对于固定通信而言的,指的是用户在移动状态下的通信。人们把模拟式移动电话叫做及时代移动通信,把现在的数字式移动电话叫做第二代移动通信,而把未来的高速宽带多媒体移动通信称为第三代(3G)移动通信。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由来可以追溯到80年代。198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提出发展“未来公众陆上移动通信系统”(FPLMTS),1992年世界无线电大会(WRC)决定在2GHz频段中分配230MHz给它使用。1996年ITU决定将FPLMS改为IMP—2000(即国际移动通信—2000),意即工作在2000MHz频段,并在2000年左右投入商用。它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全球化、综合化和个人化。具体要求是:统一频段,统一技术标准,提供全球无缝覆盖与全球漫游的移动业务;提供话音和非话音业务,特别是多媒体业务;提供较高达2Mbps(兆比特/秒)的数据传输速率(相当于现有移动通信系统的200多倍)⑾;便于由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过渡与演进;所要求的移动终端设备的价格较低廉。它能够支持包括Internet高速接入、多媒体电子邮件、可视电话、视频会议、视频点播、高质量图像传送等先进的多媒体移动通信业务⑿。第三代移动通信尚未实现,学术界就已经有人在探讨第四代移动通信(4G)了,其目标为更充分地实现个人通信,即任何人在任何时空都能运用自己拥有的任何通信工具、与自己所选择的任何对象、用自己所喜好的任何方式、就任何内容发送与接受信息。有人甚至设想让移动终端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用于监测体温、心跳、血压等。这样,人类便实现了“与网络共生”。果真如此,人们就可能成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节点,超文本链接不仅将各个文本单位连接在一起,而且使用户真正“息息相通”。

目前,蜂窝通信、无线局域网等移动通信系统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对文艺活动产生了影响。例如,“芬兰的移动电话用户可以得到银行结余、气象预报、交通信息,甚至有线新闻网的摘要。这一切都通过短消息服务。孩子们可以花40美分听到近期的芬兰笑话或者一首歌曲。芬兰人甚至用自己的声音作为打入电话的呼叫信号。Nokia的一位经理把他小孩的歌声作为铃声。……近一段时间,年轻的芬兰人偏爱很少安装有线电话的公寓(躲避打扰)。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有线电话。”⒀随着IP电话、电子商务等业务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Internet的无线接入。这种接入由利用模拟蜂窝电话起步(1981),发展为数字移动无线通信(1991),目前正向无线多媒体业务推进。无线网络与Internet的结合,可使人们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地方接入Internet,读取电子邮件,查询所需要的数据,或者下载想要的资料。要想将Internet“装入口袋”、实现移动计算,目前仍存在一些困难。例如,需要在终端计算机上改变操作系统的设置,并将计算机终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暂时挂起,以便进行通信媒体间的转换。这意味着移动通信尚无法与现有的Internet兼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两类建议:一是开发虚拟局域网(virtualLAN)技术,二是利用移动IP、VIP(Virtual Internet Protocol)等协议。有预测说:利用Internet来进行相关的移动IP业务已经为时不远了。⒁

“在移动Internet环境下,散步和漫游是指MT(移动终端)可以在网络覆盖范围内移动并保持与Internet的连接,即当把网络中某处的MT移动至另一处时,用户无须进行任何操作仍能像在原处一样保持与网络的连接。”⒂人类历史上及时台通用型电子计算机ENIAC重达30吨,由19000只真空管、6000多个继电器和其他元器件组成。很难想象人们能携带这样的庞然大物去漫游。漫游上网需要轻巧的终端,如掌上电脑等。早在1992年,日本索尼公司就顺着“随身听”的思路搞出了“随身读”(Bookman)。如果随身读是联网的话,那么,自然有可能当成移动终端使用。目前,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大

公司都致力开发移动Internet的潜力。 2.超文本与固定通信技术

内游意义上的“漫游”,重点为媒体世界中逍遥自在的游历,对电子超文本网络来说,所“游”的是虚拟环境。利用超文本技术构建的网页相互链接,用户便循着这些链接从一个页面漫游到另一个页面。这并非用户的身体定位有何显着运动,而是网络将用户的请求由一个服务器传到另一个服务器,在找到所需要的HTML文件的URL地址之后,将其数据回传给用户。上述任务目前主要是在固定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完成的。

固定通信技术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其一,业务数据化。由于数据业务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电话业务,固定通信的用途将很快由电话为主向数据为主转变。与此相应,其技术基础将由传统的电路交换技术向以IP为代表的分组化技术转变。这意味着电子超文本网络与固定通信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二,信道宽带化。不论是核心网或接入网,固定通信技术都将在21世纪实现宽带化。在这一过程中,电子超文本网络将成为货真价实的电子超媒体网络,音频、视频、动态图像等对带宽要求较高的成分将在网上信息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三,三网一体化,即电信网、Internet、有线电视网在技术上趋于一致、实现互联互通。与此相应,电子超文本网络所建立的链接,将延伸到手机、电视机、信息家电等各种终端。

漫游有漫游的快乐。当我们从一个站点跳到另一个站点,任凭自己的思路随着网页上的各种提示延伸时,想到现实时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步伐,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事物之间存在自己始料未及的各种联系,这自然有其乐趣。当然,漫游也有漫游的遗憾,那就是很可能终无所得、终无所归。正因为如此,才有导航技术的出现。导航系统由信息库和信息加载、信息管理、信息查询三个子系统组成。信息库既存储了信息项的基本特征,又存储了媒体资源的特征。信息库中的信息项,是由信息加载子系统收集而来的。收集当然可以由人工来完成,但这样做速度太慢,因此,通常是通过一个名为“机器人”(Robot)的程序来完成。信息管理子系统负责对信息库加以更新、维护。信息查询子系统面向用户,负责接受用户所提出的查询要求,显示查询的结果。导航技术的实质,是将游历的任务交给专门程序,从而在网络上划分航道,或者开凿港湾。网络导航系统通常以两种方式来引导网民,一种是提供目录服务,即按内容、时间和空间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层次分类,形成树状结构,用户可以根据这一结构查找自己所想要的信息;另一种是提供关键词查询服务,即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搜索信息库,并将搜索所得按一定规则进行排序。前一种做法相当于划分航道,后一种方法相当于开凿港湾。目前,导航技术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其一,只搜索符合预先设定的专业方向的网站和网页,而不是“广域遍历”式的搜索,可以更好地为行业和专业人员服务;其二,检索机制从字面的匹配走向基于语义的匹配;其三,查询界面自然语言化,即检索不再是按固定的格式填写查询命令,而是走向填充模式加自然语言的形成。⒃

3.超文本与卫星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固定通信与卫星通信技术相结合,是世纪之交又一值得注意的趋势。人类在1960年发射了及时颗通信卫星。早期运载火箭尚不足以将卫星送到距地球36000公里的同步轨道,因此,当时的卫星都是中轨或低轨的,存在单星覆盖面小、跟踪技术复杂等问题。1964年以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伴随新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而陆续升空,扩大了单星的覆盖面。这类卫星非常适合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单向通信,远距离的文艺转播经常就是通过它们进行的。妨碍同步卫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时延大(可达数百毫秒)、对地面天线的体积和功率要求高。相比之下,中、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具有传播损耗小、时延小、频率复用有效、可多星互为备用等优点。低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运行于距地500—2000公里的高度,中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运行于大约10000公里的高度,目前在技术上都比较成熟。若能扫除高费用的障碍,其应用将更为广泛。

在谈到Internet时,有人将漫游(roaming)的定义区分为广、狭两种。狭义的漫游是指通过电话拨号进入Internet的用户,当他不在其所属ISP的本地服务范围内时,不需要拨打长途电话,即可实现上网。广义的漫游是指在已达成协议的ISP和ICP(内容提供商)共享彼此的用户,各自的用户可以分享它们所提供的一切服务。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现实世界中的情形:要想全球漫游,免不了碰上国界限制;要想饱览群书,免不了碰上借书证在不同图书馆之间无法通用的难题。如果说国家间互免签证、馆际借书不受限制看起来还比较遥远的话,网络商之间打通服务则是比较现实的事情。在社会学意义上,卫星通信技术的价值在于对全球化进程的促进。卫星通信的覆盖范围是跨国界的,卫星所传送的信息的影响则是跨文化的。

三、通信技术与漫游的扩展

由于移动通信、固定通信与卫星通信等技术的支持,人类正在实现漫游化的追求中阔步迈进。这种漫游将超越物理时空、心理时空和社会时空的限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1.物理时空中的漫游

人类一方面慨叹地球之小、地球村之拥挤,另一方面惊叹宇宙之大、星距之遥远。这种心理早晚将驱使人类致力于向太空移民。20世纪各种航天器的发射,正是太空移民的必要准备。当人类的篝火已经在诸多异星升起时,新开拓的居住地之间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与金字塔式的森严结构、传统文本式的线性联系相比,超文本式的链接也许更为相宜。我们的后代可能会将有人居住的星球都当成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节点,试图解读星际电子超文本网络中传送的信息。不仅如此,各个星球的居民之间或许会按照与超文本相类似的原则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从而使人类形成环宇分布式发展的新格局,并提供星际旅行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们现在进行环球旅行要考虑时间差一样,星际旅行不仅需要穿越空间,而且需要跨越时区,须有包括移动通信在内的多种技术保障。最初的星际旅行无疑是风险巨大、费用高昂的,普通人难以问津。要使它变得像我们周末到城郊度假那么方便,无疑并非易事。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漫游仍为一代代人所向往。20世纪美国作家雷·布雷德伯里在所着的科幻小说《百万年郊游》中设想:主人公一家度假,居然是到遥远的异星,单在路上就得走一百万年!尽管这在现在看来这只是异想天开,但是,人类毕竟不会放弃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努力。

2.社会时空中的漫游

人类虽然意识到资源共享的重要性,却又为这种共享设下了重要社会障碍。“墙”,便是这种障碍的具体化。从木桩、土坯、砖石到钢筋混凝土,围墙分割了内外,阻断了交通。数码化的防火墙本质上不是为了对付服务器因高温而产生的意外,而是为了区分内部网与外部网。版权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堵“墙”,“禁止非授权使用作品”与铁门上常见的“非请勿入”字样正属异曲同工。保密规定更是一堵墙,以对付觊觎者见长。凡是有墙之处,人们的游历便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当然,建墙有建墙的理由。没有墙挡不了风雨,防不住窃贼,对付不了黑客。翻墙也有翻墙的办法。据介绍,“一个出于某种安全原因不能与Internet联通的局域网,可以通过采集和转播来实现对Internet上信息的有选择的访问。采集服务器通过全息镜像的方式,把多个被选中的目标站点的所有可以访问的信息,以一种充分保持原有结构的方式采集到局域网中来,通过一种不经过IP路由的专用通道,在设立在局域网中的另一台‘转播服务器’上统一组织并提供统一的检索服务,对内部网的用户造成这些站点虚拟在线的景象”,具有安全、省钱、方便等优点。⒅不过,如果“大同”是人类社会可以实现的未来远景的话,那么,社会意义上的“墙”都有可能被削平。各种组织、团体、机构虽然仍存在,但不再作为受

墙保护的山头,Internet与Extranet的区别丧失了价值。所有的数据库都向公众开放,无须事先申请密码便可访问。只有到那时,社会时空中的漫游才是可能的。今天的Internet已经多少显示出相关的征兆。当平民百姓运行超文本浏览器便可了解政府的法规、点击网页上的地址便可向各级官员提问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漫游于社会时空已为期不远。 3.心理时空中的漫游

尽管物理时空和社会时空都是客观存在,但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心理时空中。物理时空和社会时空通过自身的折射对心理时空加以限制,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则力求对心理时空加以拓展。在前一意义上我们需要以介绍定型知识、灌输或宣传社会规范为务,旨在推行教化的文艺;在后一意义上我们需要以超越定型知识、批判或质疑社会规范为务,旨在解决思想的文艺。任何定型知识与社会规范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作用,前者的合理性要由后者来说明。当然,任何自由的实现也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前者的可能性一样要由后者来确定。迄今为止,文艺或许仍是受定型知识与社会规范限制最小、自由想象的活动余地较大的社会领域。不过,文艺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因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当人的思维试图跨领域展开想象的翅膀时,由各执一端的社会分工、分门别类的定型知识、五花八门的应用语言等构成的心理障碍便成为拦路虎。为了能在心理时空中进行无拘束的漫游,我们不仅需要扫除自然语言上的障碍,而且需要摆脱社会分工的束缚。现阶段的电子超文本网络已经朝这一方向发展,不论是语言翻译还是各种文本的跨学科链接,都有益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相互沟通。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等原因,人类漫游的前景是光明的。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漫游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也不能否认漫游既有情趣、又多风险的事实。不过,追求自由几乎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漫游的愿望因之而生。不论在当前或者在未来,科技进步都是实现人类漫游愿望的重要条件,这便是我们的结论。

新闻传播学论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⑴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及时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的任意性;(4)媒体拥

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

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塔利班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及时”、“西部较大”、“制高点”“”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新闻传播学论文:论广播的产业化与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论文

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传媒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依靠经营的产业化,必须大搞机制的改革即创新。那么,事实上已经走向市场的广播,应如何实现它的产业化经营和机制创新呢?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广播的困惑

传媒是产业,这在国际上早已成为共识。

1833年,美国《太阳报》诞生并公开宣称:它不仅向公众提供新闻同时提供广告。从此,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广播开始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当然,它们的产业化是通过广告为主的经营来实现的。

1889年,世界上及时个报业集团——美国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团问世;1926年,世界上及时个广播集团——美国NBC呱呱落地。在中国,1993年,中国湖南广电厅提出“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的思路;1999年,湖南“电广实业”上市,湖南广电资产由1993年的4亿元扩增到1999年的20亿元;2001年,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宣告成立……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传媒业已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广播是传媒,广播当然也是产业。是产业,就必须进入市场,就势必进入“商品化”的序列。

然而,二十多年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让我们为之愤慨,为之惊诧,为之尴尬,为之困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国产业化发展的客观发生和存在的事实“强迫”我们的广播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爬出来时,广播的苍白和赢弱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广播都是政府(政党)宣传舆论的阵地,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社会、民众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规定性,广播当然就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广播的这一属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不可改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被推向市场,广播的这一属性也没有,同时也不允许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然而,广播毕竟脱离了计划经济的襁褓,它一“出世”,就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事实是:过去,政府曾为广播的发展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广播也尽其所能,将大量的新闻、文艺、教育等信息投报社会,并有数以万计的广播人为之工作。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限定性,由于广播的开放性和大众性,它的这些服务,这上万广播人为社会大众所提供的信息却全部是无偿的。

另一个事实是:自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等媒介纳入“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以来,即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对媒介的经济“哺乳”已逐渐减少,“断奶”也是>:请记住我站域名/

“一方面,媒介所从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必须服从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规定性,一方面又必须从中获取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资源,这是媒介的尴尬,更是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尴尬”①。

愤慨、惊诧也好,尴尬、困惑也罢,广播毕竟是广播,它很快从国家经济的转型中清醒过来,开始蹒跚学步,尽快地组建起自己的广告与产业,开始了对自身的开发与建设。

二、粗放与集约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赣南插队的时候,曾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分别由H省和Z省来的数量几乎相等的民工,肩负着为新建铁路伐取枕木的任务,同时开进了我们村。头一个月,H省的人便集全队之力,手执斧头、钢锯,披着垫肩,硬是钻进蓬蒿,蹈着荆棘,在山的深处踩出了一条小道,用肩膀将一根根枕木扛下了山。这一个月里,Z省的民工却将人马分成了三队:或伐木、或修路、或在家里制作一种带胶轮和“刹车”的木车。这一个月里Z省民工没从山上采下一根木头。

第二个月开始了。H省的民工仍如前辛苦劳作,几乎每个人肩上和脚底的血泡都成了老茧。Z省民工除伐木者外,其余的也都推着木车上了山。当他们将已快晾干的木头沿着新修的车道推下山时,迎来的是H省民工被汗水遮挡的迷茫的眼光。

……Z省民工终于完成任务撤走了,可H省民工还嗨哟嗨哟在山上忙乎了一个多月。

当年发生的这件小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农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一是以劳动的密集来求得经济的增长,一是依靠技术的密集。经济学家们将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概括为“粗放”与“集约”。后来,粗放与集约又被推广到一般经济运行的方式。简言之,粗放化经营即以投入增加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而集约化经营则与之相对,是以效率的提高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表现为当产出扩大时,投入或减少或不变。在经济运行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密集,会使投入量和效率有不同的变化,如劳动密集多是粗放化,技术密集多是集约化”②等等。

广播的产业化经营,必须走集约化之路。

三、打破机制的桎梏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为世界最老传媒之一的广播,又要开始学走路了。

经济的转型,促使广播必须走向市场,必须加快改革。而此时,广播面临的世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广播的声音是传媒发出的惟一声响。可今天,这个世界已成为信息的海洋:电视这一“神童”几乎刚一诞生就在开始迅跑,而今已是独冠天下;曾几何时,报纸也在神州大地发展得铺天盖地,几乎挤进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网络的建设就更加神奇,短短数年间就大有逐鹿江湖,问鼎天下之势……而广播由于没有文字,没有图像,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声音的稍纵即逝更使它可能的广告客户望而却步。就是说,广播刚一进入市场,面对的就是既比它年青,又比它强大的对手。

然而,广播的难主要还不在这里。广播的桎梏主要在于自身。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广播事业还将存在种种困难,面临许多挑战。我们的困难既有广播本身的弱势带来的,也有因为我国的广播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力导致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运行机制陈旧造成的”。

广播是分散经营还是集中经营,广播的经营是否要走集约化之路?这个问题难了我们广播人十多年。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有利于发挥整体优势,杜绝内耗,形成合力。

“分散”论者说:大家都来做蛋糕,难道不比你一家做好吗?大家都来挑担,难道不比你一个人挑强吗?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统一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有利于维护电台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逐步实现队伍的专业化和管理的科学化。

“分散”论者说:一家经营,万一有个闪失,谁来负这个责!

“集中”论者说:大家做蛋糕,大家也在吃蛋糕。结果是穷了电台,富了部门。

“分散”论者说:千条江河归大海,没有小家哪有大家?部门富了,电台不也富了吗? “集中”论者说:经营创收中的内部竞争,是人才的浪费,时间的浪费,金钱的浪费——亦即资源的浪费。

“分散”论者说:外部要竞争,内部也要竞争。没有竞争,哪有发展!还要搞大锅饭吗?没门!权力还是分散一点好,否则……

……于是,分散、集中;集中、分散;分散 集中,集中 分散——电台的经营创收,就这样分分合合,曲线行进。

因此,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个台可以有几套广告价格,一个客户,可以有一堆广播人背靠背献计献策。于是,任务到部,任务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宣传可以务虚,创收务必落实。屁股永远管脑袋,每个节目都要抢黄金时间,每个频率都“自觉”将“皮”、“毛”倒置。

于是:资源共存、资源共享,时间嘛,你可以卖我也可以“吃”。你广告部虽然有“照”也不可以管我:你是运动员,我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哪有做裁判的资格!

于是,一个台经营了多年还是在原地打圈,一个频率风雨数载还是“两袖清风”、一身债务,颇具“特色”!

“广播的运行机制陈旧”——以上可见一斑。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玲玲在一次会上说:“广播作为产业,要想搞好,除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恰当的定位之外,还有关键的三点:资本、人才和机制。在这三个要素中,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机制……经营运行机制主要取决于管理体制和制度安排,有什么样的体制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经营效果,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认为,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像率先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一样,会得到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我们广播人过去在如何办好广播上也动了不少脑筋,但我们大多是在体制内做文章,自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超出这个体制和机制,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敢做,结果搞来搞去,没有根本性突破”。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先秦《卜居》)——陈旧的观念、陈旧的机制,就是阻碍事业发展、阻碍人才脱颖而出、阻碍广播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瓦釜”,应该是打破它的时候了!

四、与时俱进,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

古人云:“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屈原《九章·抽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身的)美德无法向他人索取,(远播的)美名不可能是虚假造作。

去年10月,我们在与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广告中心主任沈明昌座谈时,谈到广告创收,他开宗名义及时句话就是:“创收是要靠数字说话的,而创收的数字是不允许也不可能弄虚作假的”。

这几年来,全国省级电台广播经营创收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仅以2001年为例。

2001年,全国省级电台创收超过4000万的有12家,超过5000万的有7家,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电台的创收都已过亿,北京电台创收已达1.85亿元。

在这些数字的后面,不知包含了多少广播人的辛酸、摸索与智慧。这些台的广告经营,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创收几万,几十万开始起步的,他们的经营方式,都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由粗放到集约的艰难历程,他们的“美名”是在十多年间,靠这些数字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诚然,我们江西台的广播创收,这十几年来也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这里,我不想赘述我们台及其他兄弟台十几年来在广播经营方面的种种探索与辛酸,我只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好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生产力。在广播经营活动中无数成功的例子都已证明:广播经营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走集约化之路。虽然在这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中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还可能有个别乍看似为失败的例子,但它只能说明我们的集约化管理还不够健全,不够严密,只能说明我们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广播事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与创新,来完善我们的管理,以求获得更大的成功与发展。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首先必须重组我们的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广播面对目前调整发展,激烈竞争的各类媒体环境,已经不允许它再有更多的内耗了。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朱咏雷在介绍上海广电从1987年改革以来走过的路时,特别强调是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了上海广电事业的发展,但竞争必须是有序的竞争,必须集中全力对外。过去常有人将系统内部无谓的内耗美名曰“内部竞争”,其实质却是对资源、市场和节目的内部掠夺。这样的“内部竞争”决不允许它再存在下去了。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还必须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让有志于和有能力从事广播经营的人才脱颖而出。这样的话,我们说了几十年,这些年来,我们各级部门似乎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上,对许多领导者来说,当你看到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被破格提拔,当你看到你的下属一转眼就与你平起平坐,甚至成为你的领导,当你看到一个在此岗位默默无闻,在彼岗位却突然大显身手并获得较多荣誉的同事像新星显现,当你看到一个比你晚参加工作的人却比你先富了起来,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疾行中突然摔了一跤,当你有权决定是否选拔一个虽然有能力,却曾与你有过龃龉或虽然能力平平,却对你言听计从的人时,当你面对一件新生事物,需要为后果承担责任时,当你……时,是否都会不愤怒,不嫉妒,不幸灾乐祸,不推诿,是否都会坚持原则,是否敢于承担责任,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呢?

要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首先要消除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受旧体制和旧的传统意识的影响而淤积于我们心中的块垒,要破我们的“心中之敌”。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各方面人才的荟集,而人才并非等于全才,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具有“识人”的能力,特别要具有开发人的潜质的能力。我们的旧的体制和用人机制对人的能力的束缚是非常严重的。屡见不鲜的是:一个人在某单位工作了几十年业绩平平,可下岗之后却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十多年前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访问,不少人自豪地对他说,“我在某企业工作了一辈子”,“一百多年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对此,这位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他难以相信,一个终身不“动”的人,怎么可以发现自己?怎么可以有所进取?一个企业集中了一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发展?如此体制,怎么可能呈现活力?

当然,要充分实现人才的流动,还要假以时日,但要让人才在本单位流动,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从人的物质属性来讲,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不过各人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已。让一个人一生去从事他并不适应也不喜爱的工作,这是对人性的阉割,是对人的能力的扼杀,也是旧的用人机制制造的悲剧。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还要求我们勇于学习、善于学习。我一直以为,要学习别人的东西,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笑话其实至今还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演绎。不就有人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七·一”讲话)这样的话都感到困惑吗?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习惯了我们是“泱泱大国”,习惯了与别人纵向比较,习惯了陶醉于昔日的辉煌。可今天,“入世”的钟声已经敲响,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正向我们咚咚踏来,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这驾列车,如不与国际“接轨”,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的。

善于学习,首先就要敢于解剖自身,敢于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摒弃“对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打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就要“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善于学习,就要“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七·一”讲话)。就要不耻下问,要尊重别人,要诚实谦虚,虚怀若谷,不可自以为是,浅尝辄止。 广播事业要发展,关键是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关键是要创新我们的机制。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迎来广播事业的繁荣,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的确,万事开头是容易的。要坚持到底,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要创新我们的机制,真正实现广播的产业化,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新闻传播学论文:网络传播加剧知识沟扩散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网络本身并无扩大或合拢“知识沟”的倾向,但由于众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将传统大众媒介影响下业已形成的“知识沟”数倍放大。首先,经济水平的差异造成网络接触率各不相同;其次,网络在受众的阅读、语言、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受众摄取的信息也与自身的知识结构相吻合。而且,网络作为一个多元化社区,信源、信宿分散,很难具备合拢“知识沟”的能力。

【关键词】网络传播;知识沟;扩散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西藏、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具有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别与网络的反合拢力

网络的出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的无远弗届、信息畅通、受传同步,信息量正以指数函数速度急剧增加。然而信息的极度膨胀并不预示着知识、信息的均衡分布,受众的信息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信息需求的层次也与自身的知识结构相吻合,文化水平高者摄取的信息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而文化水平低者则易于为娱乐性、刺激性信息所吸引。据统计,美国着名的史密斯学会陈列馆的网址7周才接待可怜的190次访问,而《花花公子》网站一周就接收470次访问。而在力图合拢“知识沟”而做出种种尝试后,美国传播学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合拢“沟”,一种同一、有限且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更有潜力。⑦显然,网络不具有同一和有限的消息来源,每个受者也可以是传者,在这里,受传分界已不再那么清晰、明朗,信源多元化使得网络缺少促使“知识沟”合拢的明确意识和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网络也不是一种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网上信息的度、可信度较差是其劣根性,更多不负责任的信息的传播对受众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网络的受众是孤立、分散且个性迥异,兴趣有别的个体,他们往往只凭某一共同的话题而偶然相遇,并没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如同一个临时集结的队伍。在这个话题之后,他们便自行散开,毫无关系。蒂奇纳认为:在多元化社区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样的信源,因而,“知识沟”有扩大的趋向;在同质性的社区里,人们的信息渠道虽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识沟”扩大的可能性较校⑧而网络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知识沟”反合拢力的多元化社区。

综上所述,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网络传播加剧“知识沟”扩散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而且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多变,发生条件的复杂,影响因素的多样,因而整个社会形成的不仅是一条“沟”,而是几条,乃至几十条更为繁复的“沟”。因此,“知识沟”的“扩散”既是指程度、纵深的加深,也是指数量、广度的增大。

新闻传播学论文:电视编辑思维论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20世纪初,电影大师爱森斯坦曾期望把《资本论》搬上银幕,试图通过电影手段表现思维的辩证法,“从具体生活的再现跃为抽象化和普遍化的意象”,突破轶闻琐事的单纯展示,以便“把事件处理为一系列论题的结论,而不是单纯的事件”①。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思维能力的限制,爱森斯坦的梦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中央电视台将发表150周年的共产主义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搬上屏幕,一定程度上验证和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构想。片中,借助形象化画面和抽象性信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电视片鲜活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离开思维的指导,高度抽象的“宣言”怎么能够成为一部形象化艺术的文献纪录片。

的确,电视作品中许多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的艺术形象,都是通过声画塑造和传播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片断:仰望蓝天白云,马上就能看到同一片蓝天下的亲人,这是电视驾驭时空的思维;仰望翱翔的雄鹰,俯瞰大地的壮观,这是电视自由转换角度的思维表达;坐在沙滩上观看大海,想到最思念的亲人踏浪而来,电视可以表现无限的遐思……这一切无不都是电视思维、电视编辑思维的结晶。

事实上,从客观存在事物的展示,到人物内心活动的表达,电视都可以将它们顺理成章地转换成艺术化的视听造型,化腐朽为神奇,变平凡为伟大,通过视听形象传递情感或神韵,创造出适应和满足观众欣赏情趣的电视作品。

一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较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现代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如果想在世界性的技术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拥有高技术优势。理论思维是发现和创造高技术的前提条件,也是转换和应用高技术的具体手段。以往的电视实践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个基本道理。

自1936年世界及时座电视台在英国伦敦开播以来,现代科技的产物——电视在世界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到遍布全球,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立体声电视、高清晰度电视,从少数几个频道的无线电视到数十个甚至上百个频道的有线电视,从微波传送到卫星转播、网上链播……人们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千里眼、顺风耳”长了出来,一个全新的“地球村”已经诞生。先进的传输技术、制作技术武装了电视,成了这一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当然,思维居于电视技术变革与应用的核心地位,是整个人类智力活动的较高调节者,给各种电视创作活动带来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末,人类迈入了数字电子传播时代。一方面,多媒体、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介的融入,为电视传播获得了延伸的可能性。电视编辑突破了基于磁带的线性编辑的诸多局限,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线性编辑等为电视创作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③。新技术应用下的电视编辑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需要新思维的切实指导,需要思维的推动激发和创造性构思。

另一方面,媒介竞争也迫使电视编辑更新思维观念与思维方式。一直以来,报纸、广播与电视的竞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第四媒体”网络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电视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构成强大的冲击。面对其他媒介及其电视媒介间的多重竞争压力,电视如果不及时从思维观念和思维策略上加以突破,其传统的优势地盘将难以维持。

从“信息高速公路”的推进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概念的提出,信息资源的丰富与膨胀已是公认的事实,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影视产业将进一步跨入市场化、国际化轨道,“接受暴风雨的洗礼”④在所难免。如何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和开发影视资源是未来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如何实现电视资源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如何借鉴和吸纳外来资源,并纳入自主发展轨道,如何实现从外延到内涵的强化,如何进行整合与重构,这是电视编辑面临的又一新问题。思维观念、模式、方法、策略的革新势在必行。

电视编辑是电视作品的重要思维艺术和结构方法,是电视制作的环节。任何电视作品的形成都离不开电视编辑的直接组织和传播,电视编辑的思维方式与规律直接影响着最终电视作品的质量。北京广播学院的丁海宴先生曾以纪录片的编辑为例:“纪录片编辑的过程,就是整理的过程。纪录片在前期拍摄的时候经常是模糊的,而在编辑台上才能理出头绪。在记录事实的过程中,主观的理解与客观的事实,时常是相背的,这种矛盾的统一同样需要在编辑台上完成。许多感情阶段无法理解和解释的事实,往往需要在理智阶段来分辨和澄清。如果说,纪录片的前期制作是一种即兴的感情创作,那么后期编辑则应该是理智的思维创造。用个形象的说法,摄影机是感情的机器,编辑机(包括剪刀)则是理智的工具。”⑤思维在编辑阶段的重要作用可见一般。

面对紧迫的实践形势,理论显得相对滞后,这是当前电视界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操作和思维是平等进行的”,但“两者是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和系统,人的思维和认识永远指挥着操作”。⑥这也是建构电视编辑思维的另一重要动因。

二

电视节目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创作过程,我们不妨进行简化:

电视节目=信息(视音频信息为主,包括其他文字、图表、动画等信息) 思维 工具。

其中节目是思维的最终体现和目标,信息是思维的作用对象,工具是思维的实现手段。我们先看这样两个镜头:铁锄和火箭,表面上毫无关联,如果给予客观和感性的描述,则是:从时间上看,一个是远古的生产工具,一个是当代的顶尖技术;从空间上看,一个在古老的文明部落,一个处于现代高科技城。当建立起某种理性认识时,就会产生直观明了的联系。通过人们的思维使之产生某种关联,或对比技术的进步,或隐喻历史的变革,这就是一种创造,一种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基础上的创新。在这里,画面铁锄和火箭是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是历史照片记录,也可以是现有实物的展示;它们的对比或隐喻则是一种基于辩证思维的合理对接,一种基于形式组织的逻辑连贯;而组织的物理工具可以是硬切,也可以是叠化或划等特技手段,只要符合特定的叙述情境,其处理手段都将是思维实现的合理存在。

电视编辑思维的重要功能之一即在于将这些直观上无关联的画面组织起来。画面隐含的延伸性是电视编辑实现思维概括性和创造性的重要基础,在普多夫金和库里肖夫看来:“剪辑的过程不仅仅是讲述一个连续的故事。通过适当的组接并列方法,可以赋予镜头过去从未具有的意义。”他们甚至把它作为一条“美学原则”:“对于一种艺术来说,首先是材料,其次是组织运用这些材料,使其适合这种艺术的特殊要求的方法。”⑦

信息科学和认知科学把思维理解为“发生在脑中的信息变化过程,或者说是信息变换过程,从操作意义上讲即信息加工过程。”在他们看来,“思维是在特定物质结构中以信息变换的方式对客体深层远区实现穿透性反映的、可派生出或可表现为高级意识活动的物质活动。”⑧它以感知为基础又超越感知,是人类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以信息加工为基础,又超越了信息加工的物理存在意义,赋予信息以精神、以力量、以思想。

如此看来,电视编辑思维即是一种选择、加工、存储和输出电视信息的高级意识活动与过程,它包括以下四个基本环节:

1.选择信息。调动电视编辑的注意力、观察力,对感性材料的捕捉能力、认知程度和理解程度选择信息,这是电视编辑思维的准备阶段。摄像师从俯拾皆是的生活现象中寻找出用以传情达意的最直接、最真切的对象物;电视编辑则从这些视听形象中选择和提炼信息,用以构造屏幕形象,可以说,是电视摄像工作的延续阶段。当然,电视编辑选择信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受众的需要

,这是制约创作者选择信息的客观因素。 2.加工信息。发挥电视编辑的想象力、抽象力和创造力,加工组合信息,这是电视编辑的主体阶段和核心。

3.存储信息。运用恰当的记忆方式和认知规律组织协调信息,这是主体阶段的延续。这两个阶段是信息的创造阶段,蒙太奇形象的塑造,电视独特时空的构造,都是通过电视编辑对信息的加工与组织实现的。创作者的认知能力、认知动机等在此得到体现,其思维观念、思维习惯也对之产生影响,相应地,受众的需求和认知方式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和遵循。

4.输出信息。基于电视编辑与受众的交互能力,将存储的信息输出给受众,这是整个电视编辑思维的完善阶段和最终检验阶段。

纪录片导演孙曾田在谈到《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的创作时说:“《神鹿》的剪辑,从全片结构到细节处理,加加减减,移前挪后,都作了多次调整。人们常说,拍摄辛苦,其实剪辑才叫辛苦,是一种‘心’苦,是一种煎熬。从头到尾,画面与音乐、音响、解说在心中不断地混录着,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好的表现方式。”⑨用“心”选择画面和声音,用“心”组织画面和声音,用“心”寻找表达方式,用“心”编码,善于把客观事物的逻辑关系转变成电视画面形象的逻辑关系,把客观生活现实变成电视中的现实性信息和形象。电视编辑思维的全部信息和内容经过选择和理性组织得以具体化。

三

我国着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思维应该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二者结合的创造思维。⑩按照这一科学界定,电视编辑思维也应当包含三种基本形态: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思维。

形象思维是电视编辑思维的及时层次,即通过具有形象化的电视符号组织来阐释一定的意义,是一种具象化信息的加工过程。着名导演谢晋在谈到电影、电视的本性时,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形象高于一切”。的确,电视摄像捕获的是视觉化形象,电视编辑塑造的也是形象,“电视是直观、形象信息的窗口”(11),形象的选择与建构是电视思维的及时要义和最基础层次。

形象思维活动以客观形象为思维对象、以感性形象为思维材料、以指导创造物化形象的实践为主要目的,基本贯穿于电视制作的全过程。人们运用形象思维工具,就可对事物的客观形象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概括、引起联想与想象,创造新的物化形象。或以形象的积累创造诗意、表达情绪,或以形象的对比阐述思想、强调差异、刻画人物,或以形象的联想隐喻或象征某种意义,等等。

如果说形象思维是以物质客观存在的形态及其形象信息来表现事物,逻辑思维则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表达事物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一样都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正如朱景和先生所说:“艺术创作有赖于形象思维,但在某些纪录片创作中,逻辑思维也颇重要。”(12)事实上,逻辑思维并不仅限于纪录片种,其他电视节目中也有广泛应用。

电视编辑的逻辑思维是指以事物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为起点建构和组织信息的思维活动。它是一种以概念为基本思维单元、以抽象或逻辑为基本思维方法、以语言符号和信息辩证对列为基本表达工具的思维形态。

即使是最推崇再现物质现实的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也不否认具有抽象意义的逻辑思维:“在如实地再现某种东西时,如果不能在抽象的意义上使它的含义更加丰富,那就是多此一举。”(13)例如在反映两国元首会谈时,前一个镜头是一国领导人谈笑风生,后一个镜头是另一国元首在微笑倾听。这里传递的除了表面上的说与听,还有“关系融洽,气氛友好”的含义。

“艺术并不仅仅是反映,而且也是改造,是创造,是艺术劳动,是实践。”(14)“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5)电视编辑对现实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有选择的创造性意识活动。

创造思维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创造性结合,是两者互补、互促的过程,是人们通过丰富的联想并结合以往的知识经验,在想象中形成创造性的新形象,创作人员运用已有的知识积累和大量的信息储备去实现创造思维。“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纪录片剪辑是一种创造性的汇集工作,所以它更强调剪辑的作用,靠新颖的手法吸引人,靠视觉联想的确切性和创造性以及有目的的剪辑使影片生动起来。”(16)“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节目编辑中运用横向思维、逆向思维、异向思维等开放性、立体性、层次性、深刻性的思维方法,不断用新的视角去审视各种现象,用新的方法去表述各种内容,用新的手段去传播各种信息,这是时代赋予当代电视节目创作者的重要内涵。

四

电视信息的组织不仅需要技术和操作手段的支撑,更需要一种观念,一种思维观念的突破,建立和认同电视编辑的思维观念是当前和未来电视编辑实践的理性呼唤。

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着名的“5W”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不容置疑,电视编辑完成的节目正是一个传播过程中所说的“什么”,它不仅需要控制“由谁说”(电视编辑),还需要把持“怎么说”(电视编辑的思维与操作)、“对谁说”(电视编辑的观众)和“说后有什么效果”(包括反馈等环节)等,这些都是电视编辑及其传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各种形态的电视编辑思维形成的电视作品,最终是与广大观众直接交流与沟通的,这使得建构于电视传播技术和特性基础上的电视编辑必须以整合和互动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来实施,整合思维和互动思维成为电视编辑环节的重要指南。

整合思维具有两重含义:其一,任何系统都是以一定的要素为特定目的而组成的综合体;其二,任一对象的研究,都必须从它的成分、结构、功能、相互联系方式、历史发展等方面综合地去考察。电视编辑是构成电视节目系统的编码过程,在这个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视听觉符号。电视编辑的整合思维就是从编辑技术和艺术的整体性出发,组织和结构视音频信息传播,这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出发点。视觉语言的组织、听觉语言的协进,以及视听觉的综合感知,是系统构成的方法和追求。正如爱森斯坦在形容电影构成时所说:“影片是各种各样表现手段和感染力手段的独特的总和。”(17)对于电视编辑而言,不是要进行视听觉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按照一定的思维规律、结构语法,进行整体的构思和编排,以获得预期的功能和效果。电影美学家巴拉兹从节目结构的最基础层次镜头出发进行观照,“只有把一幅绘画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时候,才能理解其中的每一块颜色的意义。一个乐句里的一个音符和一句话里的一个字,也都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说明其含义。一个镜头在整部影片里的作用和地位也是这样”。(18)可见,重视镜头、场面和段落三大基本层次在电视编辑中的整体设计意义显得尤其重要,这是以整合思维观照电视编辑的重要启示和基本要求。

互动思维的建构也有其必然性,它包括电视编辑与传播环境、与受众以及与其他媒介的多维互动。现代电视编辑的产品直接作用于广大植根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观众,这些观众的接受需求、认知规律等直接制约他们对信息的接受和认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电视编辑作为节目的最终完成环节的媒体至关重要的“把关”环节,一定意义上承担了媒体形象塑造者的角色,同时又必须接受观众的客观检验和评定,电视观众接受与否,接受偏向如何,接受程度如何,都将直接影响电视的市场前景。随着社会的进步,受众的信息接受方式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单一被动型的灌输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信息的主动建构成了他们的普遍追求。他们不仅要了解“是什么”,即事物的本来面目,也要知晓“为什么”和“怎么样”,即思考和审视问题的方法。因此,尽可能地拓展受众的收视时空,满足其要求,是当代电视人的理性选择。在努力提高电视编辑技能的基础上,培养电视编辑的互动思维意识和素养,既关乎到电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也对电视参与媒介市场竞争颇具发展意义。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不同媒介之间互相借鉴与交融已经是大势所趋”(19),媒介间的互动已经成为

一种势不可挡又具有效果的现代传播方式。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先生提出“传播媒介混合能量”的概念:“媒介杂交释放出的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裂变和聚变要释放巨大的核能一样。”“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是发现真理或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媒介形式。”(20)现实生活中,报纸与电视合作、电视与网络合作、电视与广播合作等等,各种媒体优势互补,报纸之所以与电视合作,主要是借助电视传播广阔的威力;而电视利用报纸则是发挥其多样灵活,又善于挖掘深度的特长。电视借鉴其他媒介的优势和特长,为丰富电视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

新闻传播学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及时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着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着《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之作。这本着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

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及时”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着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

“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着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着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新闻传播学论文:传媒外交初探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有学者指出,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媒外交”这一术语的出现,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说是顺理成章。

外交和传媒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着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

但就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交叉的传媒外交而言,其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运用信息传播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对外政策即传媒外交,有的认为传媒外交是新闻界在外交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下面从传媒为何影响外交、传媒影响外交的渠道、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传媒为何影响外交

传媒和外交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从传媒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传媒的报道;而传媒通过报道外交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交事务的进程,也争取了受众,获得良好的商业和社会效益。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们对外交事务的热衷度逐渐提高,传媒对外交领域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也渐趋明显和深远。

1.报道风云变幻的外交内容极有利于传媒争夺受众

外交活动关涉一个国家的安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就成为传媒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功的传媒不仅随着外交事务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还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独家和深度报道,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受众。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异军突起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多年来,ABC、CBS和NBC等美国传媒巨头各不相让,竞争激烈,CNN之所以芄辉诙淌奔淠谡疚冉鸥⑷ι献约旱囊豢榈兀驮谟谒プ×恕巴饨皇挛瘛闭飧霰ǖ赖拿舾械恪T?990年的海湾战争中,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详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通过CNN的报道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访。

CNN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广泛报道一炮打响,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这样,CNN的报道影响了外交,而这影响力反过来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据有关资料,当国际上有重大外交纷争时,CNN的收视率急遽上升,而当国际上相对太平无事时,CNN的收视率便下降,由此可见,CNN和外交的联系有多紧密。

2.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需要

过去,外交事务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领域,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以及对保密的严格要求,使得一般公众无法参与。但是外交活动演变到今天,其内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变化。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加上电视网络的普及和电视新闻深入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公众睁眼看世界,对外交发生了兴趣,想了解外交事务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国政治生活日趋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政府决策的形成,不再仅局限于国家的权力中心之内,还必须考虑与权力中心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因此,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实现的。

公众舆论是一种政治背景力量,某种程度上更是决策依赖的意见基础,可以约束外交决策者在决策中为所欲为。公众舆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影响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传媒报道了解社会公众评估的标准,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传媒因服务于公众舆论,赢得公众的信任,也就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基矗

传媒如何影响外交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传媒是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的首寻信源”,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能靠传媒来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这种独特角色,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一种“话语霸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传媒对外交的影响方式是多样和巧妙的。

首先,传媒为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造舆论、造声势,烘托气氛,并为具体实施作外交铺垫。

美国总统布什今年2月份对中国进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访问前后,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与传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访问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美关系展开座谈和讨论,以及两国外交部门专门就此举行新闻吹风会。访问期间,两国电视媒体对一些重要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使整个访问活动家喻户晓,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提高,传媒的参与实际上是两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体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改变了外交决策的具体方式。

传媒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得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决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判断和外交决策的难度。

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传媒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发生事件的反应。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近期、最的信息渠道。

同时,传媒还加快了外交决策的进程。由于电视直播特别是网络传播方式的运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间甚至在同一时刻,呈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外交部门或为了国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惯例和原则的考虑,经常不得不马上对此作出反应,有时整部国家机器都会因此而马上运转起来。

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尽管南联盟境内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战火的摧毁,但新闻记者仍然在个把小时内把消息快速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

国和北约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发动起来。这是传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动节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现代化传媒手段虽然能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报道国际上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报道往往从事件表层切入,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演变过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实取代事态的深层真实,因而导致了决策的复杂化。当然,由于传媒的加入,外交的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在传媒的斡旋下,外交领域的秘密决策、秘密活动、秘密协议、秘密条约越来越难以进行,外交透明度增强。公众可以从传媒上获知大量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信息,国内大事、国际外交风云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像“吹风会”、“新闻会”一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外交领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障。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说:任何有关外交体系改变的讨论,首须体认一项最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亦即以往谈判时所拥有的隐秘与沉默,已不复存在。因新闻媒介入侵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已改变了外交的精神与性质。③

第三、媒体直接参与外交运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外交决策。

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段以新闻形式播出,或者刊在报刊最显着的位置,而对于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不报道。它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什么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公众应当记住什么。它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样,传媒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

传媒在设置“热点”上的威力很大。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

《纽约时报》是美国及时大报,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烽火连天,不能自拔。当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战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等。④

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终于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骗国民,说了大量谎话。由于当时越南战场不仅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也是国际问题的热点,《纽约时报》这一举动,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最终退出了越战。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由此可以说,传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毁坏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萨达特充分利用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气魄。实际上,萨达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出于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将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的采访节目中,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萨达特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为媒体效应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达理的政治家,是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恰当妥协的。

媒体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即媒体由于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还可能扼杀某种外交成果。美国收视率极高的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在伊朗扣压美国人质的危机中,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采访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 href="http://#7">⑦瓦捅迫说男睦砉ナ疲嵛适笨谄朴谏笪省K辉俳舯苹裘纺幔势浞挪环湃酥剩欠窕嵯铝罱醒防氪笫构荨5裘纺岵怀运庖惶祝槐频迷浇簦驮接玻詈蠖先凰担骸安唬灰唤土形跻苫匾晾剩酥示筒换岜皇头拧!笔潞螅凶曳治觯绻挥斜苹裘纺嵩诠诿媲氨硖蛐硭峤邮苡肽掣鲋屑淞α可烫福辽偈虑橐残聿换岜涞媚敲丛恪*?p>传媒外交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响传媒的,传媒和外交如何互动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传媒外交的认识会日益鲜明,对传媒外交的把握也会日益娴熟。

新闻传播学论文:对人民网的稿源分析新闻传播学论文

引言

“关于信息的信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和利用信息,因而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焦点。对媒体研究而言,信息源正是这样的“关于信息的信息”。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信息源的情况对于信息的接受者①来说,也许意味着判断信息的价值、真实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而对于信息的者来说,则常常是身份定位(做原创的信息提供还是集成性的信息整合)和实力大小(丰富的信息资源通常意味着雄厚的实力基础)的外在指标之一,可以反映媒体的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从信息源的角度考察网络媒体的“关于信息的信息”——稿源的话题。

及时部分:失误现象

网络新闻传播中,信息的重复与缺失并不是偶发情况,从稿源的角度来看,这种重复与缺失可能体现在直观的稿件编排中。

1.在文章转贴中出现的重复转载

重复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同一篇文章被贴了两遍,甚至更多。例如《太阳系“找水工程”月球火星上都有水?》②与《月球火星上都有水?科学家的太阳系“找水工程”》③内容一模一样,标题也基本上相同,出现在2002年6月21日千龙新闻网的新闻中心的首页上。

另外一种重复的情况是同一个话题的各篇文章之间内容重叠。在不少的例子中,部分段落的遣词造句都相同。例如,2002年2月25日的人民网二级页面新闻中心首页经济频道中关于“降息对股市的影响”的新闻有4篇④,其中3篇属于转载。这4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相同,所引述的材料也有重合之处,而人民网在转载这3篇文章时,采取了全文复制、粘贴的方式。

2.转贴过程中丢失信息

这种情况包括在转贴的过程中没有注明作者,没有写清楚最初的刊载媒体,没有写清楚直接的刊载媒体,没有注明是全文转贴还是节选等等。概括来说,就是没有提供正确的的关于稿源的信息,是信息缺失。

这方面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艾滋病一旦流行中国每年损失411亿》这篇文章,12月初国内有14家网站转载了,不同的网站提供了不同的文章来源,总计有8个不同的来源,但没有一个是的,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现在根本找不到出处。像这样的例子虽然不普遍,但性质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第二部分:原因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现象呢?下面从稿源的角度来探究一下原因。为了方便说明问题,以人民网为例来具体分析。

人民网的稿源丰富而且方便转载,这使大量的转贴成为可能,而自采稿件占的比重较低促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并且类似的大量转贴行为共存于几家与人民网性质类似的媒体中,使文章的转贴关系容易出现混乱的状况。

人民网稿源很丰富且方便网络媒体利用,这种丰富和方便正是网站上出现大量的转贴文章的前提所在。在人民网的新闻中心中,一个栏目的稿源平均大概会有6到9家媒体,多的时候达到了15家左右,少的时候也有三、四家。稿源的类型,有综合性的全国性媒体、有影响的地方性媒体及行业性媒体等等。

人民网稿件中自采的比较少,要维持很大的稿件量,就得大量转贴。而与人民网性质相似的其他媒体也采用了大量转贴的方法,故而网站之间文章相互转贴成为一种惯常的、频繁发生的行为,使转贴中出现失误的概率增大了。人民网对中国新闻网和中国日报网站的转载比较多,这3家网络媒体的受众构成在国内的这一部分是很类似的。很多情况下,人民网转贴其他媒体的稿件时,国内的几大综合性网络新闻媒体,例如千龙网、东方网等等,也常常会有同样的行为。而比起新闻内容来,稿源信息的完整保留的意义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失误中和稿源有关的情况也就尤其多。

上文分析过的稿源丰富、自采稿较少、同质媒体转贴较多等等现象的存在客观上要求人民网有一个强大的新闻编辑系统,来确保在这样一种以转载为主的媒体状态下,失误率较大可能地降低,那么人民网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

现在,人民网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每篇文章都注明责任编辑。在人民网二级页面新闻中心的首页上,在时政等《人民日报》的传统强项方面,会有3到9位责任编辑。特别是有重大的时政活动时,例如两会的召开,会有专人来负责。而在科教、社会、IT等等的领域,一般只有一位责任编辑来负责。

从具体的数字来看,责任编辑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平均每个责任编辑负责的文章数⑤是8.53,但是这个数字不能静止地来看,因为网络新闻不是定时定点出现的,而是需要时刻关注的,近9篇的工作量只是作为24小时中的精华选取的东西。而且这个数值的波动特别大,从1.56到20,正是因为上文提到的不同领域的区别所致。

具体从一个子栏目来看,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不同的责任编辑的不同取向。以经济类为例,有的责任编辑比较注意金融方面的消息,有的比较注意和平民生活更相关的消息,还有的比较在意经济界名人的活动情况。相应的稿源的情况也有类似现象,有些编辑比较喜欢选取地方媒体的报道,有些更偏爱所谓的大媒体登载的新闻,有些编辑比较在意媒体的新闻取向是不是严肃,有些更热衷于贴一些能较大程度吸引眼球的东西。

可以从人民网的20条左右的消息编排中看到这些兴趣倾向,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点,人民网在现阶段,整个网站的编排特色还不够明显,很多时候新闻的编排体现出的是编辑的个人兴趣。同时,编辑力量未形成系统的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出错可能的增加,在实际工作中,每一位编辑工作量又相当的大,极大的新闻量不允许严格的审阅,所以失误出现很难避免。

这两方面的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深究下去,便会出现问题不止于此,可以说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思考,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来看:一是网络新闻传播所允许及需要多大的信息重复;二是稿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对一个具体媒体的影响。

克劳德·香农和韦弗(Clavde Shannon & Weaver)的经典传播学模式中提到了噪声,噪音(noise)被定义为——不是信源有意传送而附加在信号上的任何东西。噪音是假的信息。对发送者或信源来说,高度的不确定性或选择的自由性(熵)是他们所希望的。但是从信宿的观点看,由于含有错误或噪音,因此不确定性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信宿必须从接收到的消息中删去假的信息(噪音)。传播者必须增加讲话中的冗余(通常是对要点的重复)以抵消来自一个有竞争性信源的噪音。⑥通过冗余来克服传播渠道中的噪音,在特定时间内可传送的信息量就会减少。⑦

作为一位好编辑,所需的主要就是处理好熵和冗余之间平衡的艺术,即在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之间达到平衡。反过来说,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又要看编辑的作用,他要确定观众需要什么,什么是他们能够吸收的,什么是应该给予的。当然,所有这些都受制于传播所使用的媒介。⑧

网络从出现之初就是以海量传播着称,但是冗余(信息的重复)也同样如影相随。是不是只有一篇文章被到处转贴时才可能在网络上达到大众传播的效果?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就算带来的资源浪费可以忽略不计,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的浪费是否也能不管不顾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么对于具体的网络媒体有什么影响呢?

以人民网为例,从稿源的情况来看,人民网在极力追求无所不包的媒体传播效果,但是编辑力量没有相应的加强,就出现了很多失误,这正是所谓规模和效益的问题,究竟是要架子搭得越大越好,还是要每一篇都经得住推敲?在人民网的宣传册上,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表示,“较大”“精品”之类的字眼似乎要说人民网可以做到两者兼顾,这实际上容易产生“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到好”的现象。虽然在现阶段,人民网不必考虑盈利的问题,但是投入与产出

的比例关系,硬件软件投入的比例关系等等要求即使作为国家重点的网络媒体建设对象,也要算算是不是摊子铺得太大。冗余信息的消除应当是媒介的责任所在,但是如果试图在网站上体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话题以及每个话题的方方面面,同时又要求极低的信息冗余,就必然需要极大的工作量。这仅仅是把问题假设为冗余是由同一位编辑的失误造成,如果是不同子栏目中不同编辑之间“撞车”,又由谁来监看和处理呢?这就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还包括了管理的问题。 和稿源的丰富同时出现的是自采稿件少以及对同质媒体稿件的采用。也就是说,面对同样的受众,不同的媒体网站的面孔越来越趋同,现在我们几乎不能在网络媒体上单纯从采编上看出来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等等的区别,这是否意味着网络媒体品牌打造的失败?

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今天,品牌已经是在消息选择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但如前所述,类似的内容,类似的服务种类,类似的编辑方式,让媒体网站都是类似的面孔。当然就谈不上品牌形象的问题。

另一方面来看,虽然不停地点击,不停地开窗口,但是真正想要看到的东西却不是很多。精神消费品如果不能提供较大限度的满足与愉悦,购买的欲望就会大打折扣。对网络新闻最初的好奇与惊异消失之后,如果再没有实实际际的服务,已经成熟的其他媒体当然还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不断的拷贝、粘贴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有添油加醋,缺斤短两或者以讹传讹的事情发生。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能清楚地记得是从哪一家具体的媒体网站上面得到的错误信息,但是长期下去的结果是网络新闻整体公信力的下降。

第三部分:问题解决

上文提到的问题在整个网站来看也许只是个小小的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小事一桩,需要整个系统的努力。

1.技术平台的完善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硬件的问题,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日,智能控制和信息处理可以由计算机来解决。例如上文提到的信息冗余,如果人民网内部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可以对这一问题合理地解决,可以大大节省人力和时间。

2.管理秩序的建构

金字塔式的管理曾经是媒体管理中最为常见的方式,但是信息的层层缺失、错误概率的增加、效率的降低是这种管理模式无法避免的。管理的模式现在谈论最多的莫过于扁平模式——让每一个节点多一点自主决定的权力,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是媒体的特性、中国的国情、人民日报报业集团的整体体制赋予人民网的管理自由度等等都会对管理模式的构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他的网络媒体也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在纯理论状态下来讨论的话,尽可能依赖硬件作常规性的监控,让每一位编辑有尽可能大的决定权,同时让媒体整体的目标定位和风格取向成为不言自明的软规则应该是的管理状态。

而考虑了实际中的变通可能的话,缺席应该提供一个适量的对失误的允许的空间以及及时的纠错机制。设计再好的软件也会有出错的时候,经验再丰富头脑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犯晕的可能,严格的制度的意义不言自明,但是不能假想没有违规的情况发生,所以什么样的制度空间可以让失误较大限度地减少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其中涉及到对不同的人个性的包容和对人际关系的调整等等诸多方面。

3.人员素质的培养

俗话说,“再好的经也可能被念歪了”,所以好的管理秩序也需要高素质的人员来实现,可见人员素质的培养很重要。这显然不是单凭一家媒体之力就可以完成的,整个行业对网络传播特性的认识,行业规范的可行度和力度,职业教育的实施情况,个人的态度和能力等等都是造就一个合格的网络编辑必不可少的。

综合看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的建设过程,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但是没有理由因为不能立竿见影或者可能会举步维艰就轻言:请记住我站域名放弃。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及时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障。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及时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障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较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近期的资料，无法保障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及时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及时，方法上就要保障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具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障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新闻传播学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近期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及时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较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结合。，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核心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品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论文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的德智体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中文学表现研究论文

摘要：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不得不借助文学手段。本文分析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和联系，同时表述了本人对文学手段如何在新闻中运用的一点浅显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它的是艺术意义上的，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本文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及时,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较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及时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较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较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及时,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近期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障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障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本文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人才培养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也越来越受到新闻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但目前我国财经院校开办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还存在着教学目的性不强、教师实践机会少、高水平教师引进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为了培养更多适合社会需求的财经新闻人才，我们在制定培养模式中必须加大财经类课程的设置，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从而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及时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及时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及时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及时，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博学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博学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本文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新闻传播学论文: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的德智体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