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篇1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西藏文化论文篇2

随着西藏乡村经济结构中农牧业份额的下降和农牧业生产方式自身的现代化，西藏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西藏农牧业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 西藏传统农牧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民的生活内容是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归户使用长期不变，畜牧私有私养长期不变政策的落实，农牧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可供消费的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直接用于生产劳动以外的剩余时间也越来越多，因此，农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费和精力可以用于个人的享受、发展和提高，这样消费结构改善了，生活内容丰富了，个人的选择空间也日益扩大。 西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牧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牧民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生活消费结构向更趋于合理化方向发展，食物消费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有所增加；自给性的初级产品消费有所减少，商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据西藏自治区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1992年对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统计，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85年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别占当年总开支的51．17％和67．10％；再从全西藏农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来看：1996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农牧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896．80元，与同期西藏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增长了74．60％，就生活消费内部各项支出来看，尽管农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仍占绝大多数，但非商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趋于不断增长。就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抽样调查结果，从1985年到1992年间。增长了0．68个百分点；而1992年西藏农牧民的年人均非商业性支出为7．69元，到1995年增长到23．38元，递增了32．89％。 同时，农牧民生活消费品的各项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与城市居民逐渐趋于接近（详见表一）。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乡消费支出结构的接近，说明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正趋同一，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藏民族的饮食单一，主食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好转，西藏的农牧民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向丰富、营养型发展，而且由于与城市联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围厂矿“城里人”的影响，其饮食方式也逐渐复杂、多样化，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主食消费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时，人均主食支出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见副食支出明显超过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间，牛羊肉等藏族传统食物消费量在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在增加（详见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费也逐步趋于增长，据1995年西藏100余户家庭的调查，西藏农牧民不再满足服装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装色彩协调，式样新颖，对中高档穿着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农牧民不但穿传统的自制皮衣，也越来越喜欢穿化纤、呢绒、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欢穿轻便汉装，被调查的45户农牧民中，每户均有8件汉装。拉萨城里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追求轻便、价高、式样新颖的衣服，穿着式样的更换比农牧区都快。尤其是文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 品的支出，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明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自治区农调队对堆龙德庆县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1992年农民人均用品消费比1985年增长了147．8％；再根据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娱用品和书报杂志费用（见表三）越来越高；笔者在1995年调查的100户家庭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样也表明，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用品逐步进入西藏农牧民家庭（见表四）；唱卡拉OK、跳交谊舞、打台球、看电视、电影和录像等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时尚娱乐和休闲方式，并逐渐由城镇传播到广大农牧区。 广大藏区农牧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改变对藏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消费总量的增加扩大市场需求，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生产结构具有引导作用。西藏各地的非农牧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民商品性和非实物性消费的增加，这是促进农牧民生活向发展型转换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全西藏的现实出发，当前在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的同时，合理引导农牧民消费，努力增加生产性积累和投资，发挥消费在启动市场和提高农牧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 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分散孤立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西藏传统农牧民的家庭观念强，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行为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具有强烈的封闭性特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走向开放。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农牧民家庭的行为目标从内向型变为外向型。许多农牧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根据家庭消费的需要来安排，而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少，由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这种开放式的循环，有助于增强家庭的稳定性，扩大了家庭的社会功能。 其次，家庭的人口生产从数量扩大向质量提高转换。对传统农牧民来说，由于家庭的封闭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在本社区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们追求多子多福。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已成为的共同趋势。虽然国家对西藏等藏区实行了照顾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3个孩子，但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还是女孩。根据笔者去年参加的“百户”调查表明，农牧民赞成计划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较高，分别占34％和26％，特别是年轻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较高。她们认为，孩子太多带起来麻烦，家庭负担重。所以农牧民主动要求采取节育措施。这种家庭生育子女的减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质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时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这种人口生产功能的转换，使他们子女的教育就不纯粹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强，据拉萨市1991年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学校536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8所，公办小学54所，民办小学443所，企事业子弟小学20所），在校生49598人，农牧区适龄和入学率64％。据笔者参加的“百户”调查，1994年家庭教育费支出额为11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78％，而且这些钱只为有子女上学的19户家庭的投资，按实际有教育投资的19户计算，户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户平均，也合每户249．62元。用此数字再与1993年户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长了341．41％，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从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年鉴来看，全区农牧民教育及文化娱乐 投资人均为30．95元。 第三，家庭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强。在传统家庭中，封建宗法观念和习惯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和束缚很强，形成固定的等级体系，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调查》中记载“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父归其兄弟近亲”，或“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一人”。若某人“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无女则给妹，无妹则给银200两”。根据这些条款，妇女可以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贵族妇女也同样可以被当作礼物馈赠。据笔者在西藏那曲安多县调查，非亲属家的妇女不准入帐篷；家里以外的妇女不准到帐篷后面挂经幡的地方去；不能从帐篷后面的柱子里侧穿过；妇女不许在太阳落山后大声叫喊；妇女不能在家里的帐篷里生孩子，产妇不能摸灶台，产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家庭的开放，妇女开始走向社会。一些年轻人不甘默默无闻终老一生，她们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取得经济独立，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创造了条件。 第四，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稳定和封闭性降低，西藏农牧民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组织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增多。在社会活动和市场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如西藏堆龙德庆县乃琼乡的科学普及协会、安腰恰乡的扶贫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它促进了农牧民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化。 农牧民社会行为从被动保守转向主动开拓 在传统的市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农牧民的社会行为具有被动性和保守性，特别是佛教传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哲学思想对藏族伦理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的说教，使生活中的人们缺乏进取心而安于现状；其次，“慈悲行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农牧民习惯于循规蹈矩，亦步亦稳，忍让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节奏的行为习惯成为追求的目标，使生活缺乏生机和活力；第四，社会生活单一化，形成超稳态的传统社会系统。 在当代这种开放的社会结构中，西藏农牧民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首先，职业角色丰富化，过去农牧民就是农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什么变化，而现代农牧民却面临非农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机遇，也有许多农牧民离开农牧业。即使从事农牧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与其他职业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农闲时就到其他部门就业，体验非农牧业的经历。职业角色的多样化，使他们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会变革，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第二，是社会角色的多样化。过去他们的社会角色十分简单，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的余地。而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不仅承担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担社区组织和专业组织成员、农牧区乡村市场的买者和卖者，农牧业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者等一系列社会角色，他们要不时地光顾商店、银行、学校，农牧民社会角色的丰富性迫使他们主动地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开创自己的社会地位。第三，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农牧民向非农牧业转移，他们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改变了以往那种被动的社会地位。第四，区域的迁移和流动性增强。随着农牧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他们离开家乡的机会增多了，活动半径超过了乡村的封闭界限，许多人长期到城镇和外地进行劳务和经商，积攒充足的资金后再返家乡。总之，农牧民的地域流动和迁移对促进西藏乡村社会的开放、交流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藏文化论文篇3

一）对乌斯藏的研究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明初，针对“备虏”大计，明廷部署大量军队防止北元南下。因此在无力驻兵藏区的情况下，明代治藏政策只能是“非强制性的、多封众建的、经济手段为主的” [1]。合理的政策使得明廷“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对此，泽勇在《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相比较元代的军事震慑，明代经济怀柔更有利于巩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中亦持同样观点。明代的多封众建正好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的均势思想，贾丽芳的《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一文从均势角度出发，论证了明代治藏政策的优越性。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羁縻贡市的经济角度解释了明代治藏政策的合理性。

明初册封八大教王，推行贡市羁縻的政策，以此来实现对西藏的控制。牛绿花的《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明立法管理宗教事物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断完善宗教立法是其成功施政的关键。刘永文、韩殿栋、李军在《明代进藏人员论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派出不同身份的人员进藏，实际是中央对藏拥有主权的体现。进藏人员对藏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也是明廷治藏政策的体现。桑扎、琼措的《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总第210期）一文以释迦也失入京及其在内地的活动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入京体现了明代的分封政策，而且还促进了内地对藏传佛教的了解。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中提出，对留京藏人予以优待，是明代既定的治藏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护西藏的稳定与和平。另外，关于留京藏僧的问题，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 [2]，值得借鉴。

明承元祚，从中央对藏区施政的延续性角度，李清凌在其所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从元、明、清三代中央治理甘、青地区政策为线索，分析了其治藏政策的统一性与演变。张云在《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以历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区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央施政的合理性，并再次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王朝实力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藏施政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邓前程、邹建达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从民族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基于实力的考量，造成明朝采取相比元、清更为谨慎的施政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马啸在《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中做了政策的对比研究，认为明朝对藏区的政治安抚模式作用要好于蒙古地区武力冲突模式。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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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世，明王朝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调节治藏策略。在《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喜富裕从贡道角度分析明王朝在解决危机时灵活而富有成效的治藏政策。对于从明王朝实力出发去研究治藏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屹的《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统治者之所以主观上追求温和的策略，与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藏区教派林立的现实有关，并非明朝国力强弱所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进行了研究。星全成的《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代分而治之政策实际是人为制造地方冲突，并对明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忽视藏区区域安全、藏区官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了其治藏政策的失误所在。邓前程、邹建达在《“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认为，过分扩大藏传佛教的作用，虽然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对于西藏地方的组织制度的研究，罗广武、何宗英的《西藏地方史通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西藏历史，成果颇具意义。《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黑龙江史志》2011年总第246期）一文的作者秦红利从政教合一的定义出发，认为政教联合的说法更符合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区的现实状况。

二）对安多、康区的研究

在对安多、康区的研究方面，近五年来仍然集中于土司和都司卫所的研究。在2009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总结了任先生在西康地区深入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明代多康地区藏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地资料。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甘肃藏区做了基本概述。书中对甘肃藏区的情况如明廷政策、藏传佛教发展、蒙古入甘肃藏区等史实做了具体的叙述。贾霄锋在所著《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从土司的渊源出发，详细叙述了土司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指出，藏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传统治边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 根呷翁姆在《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孜地方体制进行了探索，认为甘孜藏区所采取的“政教联盟”土司制度与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王晓霞在《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中提到，明代通过对湟水地区土司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抵御蒙古、管理西部藏区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陈亮的《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文章也认为，李、鲁为代表的西北土司在抵御蒙古管理西藏，稳定边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在藏区设立行都武卫，实现了藏区稳固。王建敏在《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行都武卫的设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政策为明代之后分封众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在行都卫所的治理上，沙勇的《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文章提出，明朝对洮州卫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交流。针对明代在安多、康区所制定的土流参治政策，贾霄锋在《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的西南藏区，大多难以真正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僧官制度对藏区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转贴于

二、经济研究

一）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问题一直是明代藏族经济研究的热点。肖文清、武沐的《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4期）一文，从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茶马贸易的意义。王晓燕的《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文章则从农耕经济文化和农牧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茶马贸易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明廷一度颁布榷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以此实现对藏区的经济控制。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邓前程在《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茶法是以经济手段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弥补了政治、军事手段的不足。魏志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中论述了茶法对保障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巨大作用。明中后期，官营茶马互市开始衰退，王平平在《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茶马互市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在于是明政府利益协调和分配上存在问题。伴随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衰退，民间茶马互市随之兴起。王连连、王平平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民间经济做了研究，提出民间茶马经济虽对官方茶马互市存在一定的冲击，但还是对藏区经济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茶马贸易不仅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管理，而且藏区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李新贵、王亚勇的《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地区市场形成出发，研究茶马互市经济模式与湟水地区市场形成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分布。为研究藏区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宋家乐的《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川邛崃的研究，分析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就茶马古道领域，王丽萍、秦树才在《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中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在茶马古道经济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上做了具体的阐述。

二）贡赐贸易

明期西藏地区的朝贡贸易，政治意义往往起主导作用，因此，朝贡贸易被评价为“相对分裂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需要中原王朝的册封来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3]。邓前程的《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主权问题辨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从朝贡性质出发，驳斥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学者的错误论点。论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次，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张向耀在《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朝贡经济促进了藏区经济繁荣，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领域出发，以贡赐贸易时内地输入藏区的大量丝绸对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做了一定的探索。针对明朝中后期日益普遍的“诡名冒贡”问题，喜富裕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西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诡名冒贡”这种现象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涉及僧俗首领和卫所官员复杂利益的社会问题。此外，在川、青、甘地区的贡赐活动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格桑卓玛、陈改玲在《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甘南地区频繁的贡赐贸易加强了明廷对该地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胡巧竞在《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中提到了中央贡市政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明代的贡市政策对甘孜地区寺院经济、商品经济、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相比较茶马互市与贡赐贸易的官方垄断经济模式，长期以来研究相对薄弱的藏区民间贸易问题转贴于

也有进展。.陈崇凯的《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明代藏族社会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了西藏经济与中原经济、北方游牧经济的区别。在滇藏民间贸易上，周智生在《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滇藏民间贸易在明代活跃发展的表现，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为滇藏民间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宗教研究

宗教领域主要集中于研究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相比较其他教派注重修道和心理感受，15世纪初兴起的格鲁派的首要特点是“擅长理论争辩和哲学” [4]。因此，在格鲁派宗喀巴中观论研究方面，程瑜的《宗喀巴中观思想探析》（《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朱连增的《自性与无自性之间——宗喀巴宗教哲学思想透视》（《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周天策、龙计兵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初探》（《学术探讨》2010年第4期）以及徐东明的《论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及其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观论的内涵及其对格鲁派教法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学竹在其文章《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观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中，对日本佛学家四津谷孝道出版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大藏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进行了相关介绍。从而管中窥豹，了解了近年来海外藏学界对明代藏族史的研究近况。陈楠在《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从吐蕃时期到清末的藏族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述，特别是在明代藏族史的藏传佛教领域有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江晓乐在《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宗喀巴改革后中央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的联系。

在安多、康区藏传佛教的研究上，李文君在《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中，研究了游走于蒙古和青海湖地区蒙古游牧部落迎佛、护佛的过程。蒲文成在《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青海藏区格鲁派历辈东科尔活佛传教蒙古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与东科尔历辈活佛的传教活动密不可分。王开队的博士论文《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及其《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中国藏学》2010年第4期）两篇文章，在对明代康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又以寺院为据点对格鲁派在康区发展进行了研究。

明朝皇帝往往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推崇藏传佛教。才让的《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和《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明宣宗和武宗推崇藏传佛教的史实，作者认为，明宣宗继承洪武、永乐的一贯国策，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不过由于武宗宠信藏传佛教，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抵触，致使藏传佛教卷入明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嘉靖登基后受到打压。赵改萍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四川大学2007年）中也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南京、五台山等内地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转贴于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的问题研究上，在2010年出版的《柳阩祺藏学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总结了柳阩祺先生生前的大部分发表以及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明代藏族史，特别是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上大有裨益。刘锦涛、张箭的《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一文针对17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探究，对其在西藏的传教行为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传教士来华“虽然有其不可超越的时代背景，但是侵略并不是传教本身不是侵略，而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四、文化研究与考释

一）文化研究

以《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米拉日巴传》等脍炙人口的藏族文史作品出现为标志，藏族文化在元、明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亦有藏族学者认为“与西藏佛教后弘的初期相比，帕竹政权统治的时期可算是文化发展的最好的时期” [5]。杨茂森的《论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元明时期是藏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原因并进行了探讨。朱普选在《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文中，从明朝对青海藏区的分封、设立僧纲司以及藏传佛教寺院兴起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明朝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代在青海藏区设立行都卫所，伴随着大量的驻军，许多内地移民也迁徙而至。先巴的《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文章，就明代内地汉族迁徙至青海所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为当地汉族文化标志的的屯寨文化，在青海藏区与藏传佛教文化共同发展，促进了青海藏区民族文化的交流。杜常顺、郭凤霞的《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也就移民对当地社会变化的问题做了探讨。在艺术方面，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西藏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西藏的八吉祥图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从明早期的“典雅自然”到中期“轻盈柔美”再到后期“规整雅丽”，体现了藏族文化多样化的特点。

在康藏文化研究领域，郎维伟的《藏传佛教与康藏文化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文章认为，康藏文化虽然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但仍然不可以混为一谈。以此阐述了康藏文化的特点。贾霄锋、王希隆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以土司制度对藏区影响为线索，探究了嘉绒藏区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同样对嘉绒藏区进行研究的邹立波，在《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中。对嘉绒土司封号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嘉绒藏区土司封号的宗教性日益淡泊，与明清两朝施藏政策的演变有关。

二）考释

长期以来，由于明代藏族史研究部分囿于史料有限，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因此对原始资料的整理与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明代藏族史考证成果丰富，这些成果对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洲塔、何威在《河州土司何锁南考辨》（《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河州土司何索南及其家族做了详实的考证。马顺平的《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一文对陕西行都司所下辖卫所的设置背景及过程进行了考证。郭红、靳润成所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明代藏区都司卫所研究上有较细致的考证。陈楠的《明代西藏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以《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为线索，根据藏文史籍对明代政教官名及司职作了详尽了考述。与此同时，在《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一文中，陈楠还考述了藏传佛教传播的相关史实。武沐在《明代吐蕃十八族考》（《西藏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在明代时期活跃于甘青川地区的吐蕃大族进行了考证。张羽新、张双志的《明朝封赠大崇转贴于

教寺下寺和西纳寺大喇嘛袭职圣旨释读》（《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文章对藏传佛教寺院喇嘛袭职的圣旨进行了考释，因为文中所提的三道圣旨未载于《明史》、《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中，所以是研究藏传佛教和明治藏政策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民族、人物、军事研究

一）民族研究

米海萍的《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明代有效的统治政策是青海形成多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明代青海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局部地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诠释。”曾现江在《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中提出，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进入康区不仅对当地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之后蒙古和硕特部征服康区奠定了基础。陈立明的《门巴族、路巴族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一文提到明代噶举派在珞渝传教的相关史实，认为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郝相松的《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一文总结了河、湟、岷、洮藏族特点，同时对该地藏族族群分布做了详细考述。杨作山在《明代回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述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随着明后期蒙古族、回族陆续进入青、川、滇藏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周智生的《明代纳西族移民与滇藏川毗连区的经济开发——兼析纳藏民族间的包容共生发展机理》（《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一文，从明代纳西族迁徙至川、滇藏区出发，论证了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实现了藏族与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川、滇藏区的发展。鄂崇荣在《明代以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中认为，明代以来的草场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对当今社会民族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

二）人物研究

曾国庆在《论固始汗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作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中概述了固始汗之生平，认为他在统一青藏高原、规范地方吏治、兴办寺院、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黄全毅的《固始汗对西藏稳定的贡献》（《重庆与世界》2011年第4期）一文，从对藏稳定角度阐述了固始汗的贡献。张发贤在《论固始汗进军西藏之谋略》（《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从军事角度出发，对固始汗在祖国统一方面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分析，认为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了政治家和军事家。

陈改玲的《侯显使藏简论》（《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 2007年第6期）一文就明廷代表太监侯显出使西藏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侯显对祖国统一、藏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均有很大的贡献。杨士钰在《试述明代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信使侯显的历史功绩》（《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也提到侯显为汉藏民族友好做出的贡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文君的《明代活动在西海的蒙古俺答汗后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俺答汗四子丙兔在青海一带的活动，认为其活动促使了藏传佛教对蒙古的传播。转贴于

三）军事研究

陈庆英在《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剖析了17世纪初西藏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格鲁派经历数次残酷战争最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的过程，并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述和解释。高小强的《明朝洮州卫的军事戍防体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文章对明代洮州卫防御战略进行研究，认为“土流参议制”有效的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对洮州地区的防卫起到了积极作用。郭凤霞在《明前期对入藏交通的经营与防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认为，明前期努力兴建驿站、征剿路匪，有效确保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安全，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民族交流。

六、小结

总体而言，近五年内，明代藏族史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近五年来，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方向共100余篇，著作出版10余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均较之前有所突破。

第二，研究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如治藏政策层面，从以往注重对中央政策研究到注重中央施政和藏族地区的互动。茶马贸易层面，从研究官方贸易到私茶交易，都体现了明代藏族史研究的进步。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如在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研究上，抑或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研究上，更多的学者能够辩证的看待历史现象和人物，为藏族史的客观全面研究提供了思路，也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研究史料相对局限。汉文史料方面大多局限于《明史》《明实录》，大量地方州志、县志、族谱、文集、笔记、寺院文献等资料在运用、整理和研究上均略显匮乏。

西藏文化论文篇4

民俗也就是民间风俗，指的是国家和民族中人们创建、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方式。民俗学属于一门将民间风俗作为习惯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西藏多个组群创建了较为灿烂的西藏文化，其中就具有较为丰富的民俗文化。此种繁多的民俗事项和西藏各族群之间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资源宝库，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的多样性，为西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打下来了良好的基础，并且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也是民俗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还成为党和国家关心的对象。为了有效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党中央召开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的发展进行了商讨，在不同阶段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促进了西藏的全面发展。党中央将西藏民俗文化保护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有效促进了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基于民俗学，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

一、西藏民俗文化

西藏自治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是青藏高原西南部。其地理位置对民族风俗的特点有着一定的影响，藏族属于多节日民族，节日的内容和形式较为丰富，比如农事、祭祀、庆贺、纪念等。藏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其最古老的宗教主导了西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藏传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较为丰富，民俗文物也多姿多彩，其中的服饰、婚丧、饮食、节日和居室都为我们展现了藏族丰富历史文化的变迁[1]。

藏族的饮食主要为米、麦和青稞等，以在高原生长的青稞为主要食物。藏民族还有饮茶的习俗，主要饮品酥油茶。酥油茶的原料包括茶、酥油及食盐。除了酥油茶，藏族饮品还包括甜茶、清茶、青稞酒和鲜奶。西藏民居建筑形式为碉房，其为两层结构，上层为人们的起居场所，底层为储藏房和牲畜房，碉房建筑一般使用小窗窄门的形式，从而能够挡风避寒。雪域高原较为辽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其代步工具主要包括骆驼、骡马和牦牛。马是青藏高原人们重要的伴侣，藏族人们对于马有特殊的情感，对于马鞍也非常讲究。牦牛属于高原之丹，其行动虽然迟缓，但是具有耐力，是青藏高原理想的运输工具。

国家一直以来都对西藏的发展非常重视。为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党中央进行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2015年8月24日北京召开，会议中对目前和今后西藏工作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和重大举措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进行战略部署。2010年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表示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党委的团结带领下，全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西藏经济持续发展，能源体系的建设和综合交通的成果较为明显，文化建设效果明显，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断实施，民族团结在不断的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绩效，并且强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强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对西藏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复兴，实现了西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藏民俗文化遗产也具有一定的成就。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西藏还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所的优势充分展现，积极进行民俗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在西藏各大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西藏研究院在西藏医学制作和唐卡传统技法研究方面都具有較大的进步[2]。

二、西藏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针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研究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积累，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到了全盛时期。

（一）具备西藏民俗文化论学术思想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此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占据勒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并且还发表了西藏民俗学相关的作品，成为了优秀的学术传统。相关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全面地介绍了西藏饮食、服饰、居住、节庆、娱乐、信仰、婚姻等民俗，此书在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赤烈取扎是西藏民俗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民俗岁时研究尤为重视，对岁时节气的来源、形成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对于之后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现代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并且还有相关人员表示，宗教影响着民俗文化，并且大部分的民俗文化都来源于宗教文化[3]。

（二）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其一，服饰。服饰民俗是比较重要的物质生活民俗，相关人员研究了西藏服饰民俗，将西藏传统服饰分为节日服饰和常用服饰两种，并且还提供了全新的详细素材。还有相关人员进一步对藏族服饰的审美进行了研究，表示世俗服饰存在和谐统一、朴实无华和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

其二，民间口学文化。英雄的叙事事件是民间口学文学中的主要内容，《格萨尔王传》展现了藏族原始社会的形象，其也成为藏学研究过程的重要内容[4]。

其三，体育民俗。本时期的体育民俗尤为重视西藏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并且还和新闻学相互交叉。西藏民俗体育因为藏民族的文化才能够稳定的发展，是集体参与，具有农牧区、民族礼俗、健身性的特点。在创新和借鉴的基础上，现代创建了较为独立的体育传播和体育话语体系，形成了自我发展模式。

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体育、新闻、旅游等事业共同发展的特点，并且逐渐形成了西藏民俗文化论理论体系。在对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研究过程中，当代研究人员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功能、含义及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使其能够占据我国民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5]。

三、西藏民俗文化保護和发展中的问题及建议

在西藏民俗文化为当地经济带来效益的时候，也出现了部分珍贵传统文化丢失或者表现低级化的特点，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由于基础的建设设备较为薄弱，导致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消失，而且人才缺乏，缺少传统文化组织策划人员和传承人员。要想能够实现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就要使用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当地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

文化是在社会中被人们继承的，如果没有人传承，那么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就会消失。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大融合。此时西藏民族地区人们要在意识上具有自觉性和自主性，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在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要尊重当代居民的发展需求，尊重人们的选择。

在保护和发展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市场，使其能够进一步发展，对当地文化市场进行丰富，有效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这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并且还要培养民俗文化传承、组织策划和管理等相关人才，藏族要引进优秀的组织策划和管理人员，从而促进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在保护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创建完善的保护机制，对于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满足时展、即将消失的文化进行保护，也就是使用现代科技方式，通过影像、实物等多重手段，创建民俗文化旅游博物馆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并且还要在政府、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指导下，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保护[6]。

四、结语

在通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开发、保护从没有到繁荣，从小到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且创建了西藏民俗学学科体系，占据我国民俗学方面的重要地位。在之后，在西藏旅游业等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西藏民俗文化的发展也在深度的改革，开发相应的发展和保护模式，实现民俗文化的保护，对文化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实现西藏创建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小燕.民俗学视野下的西藏民俗文化研究回顾[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54-58. 

[2]张月恒.分析西藏民俗文化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林芝地区八一镇为例[J].旅游纵览月刊，2017（4）. 

[3]葛维威.加快发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西藏现代职业教育——学习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体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b03）：11-13. 

[4]达娃卓玛.浅谈西藏民俗文化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合作精神[J].中国培训，2016（10）：165-165. 

西藏文化论文篇5

民俗也就是民间风俗，指的是国家和民族中人们创建、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方式。民俗学属于一门将民间风俗作为习惯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西藏多个组群创建了较为灿烂的西藏文化，其中就具有较为丰富的民俗文化。此种繁多的民俗事项和西藏各族群之间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资源宝库，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的多样性，为西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打下来了良好的基础，并且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也是民俗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还成为党和国家关心的对象。为了有效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党中央召开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的发展进行了商讨，在不同阶段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促进了西藏的全面发展。党中央将西藏民俗文化保护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有效促进了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基于民俗学，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

一、西藏民俗文化

西藏自治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是青藏高原西南部。其地理位置对民族风俗的特点有着一定的影响，藏族属于多节日民族，节日的内容和形式较为丰富，比如农事、祭祀、庆贺、纪念等。藏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其最古老的宗教主导了西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藏传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较为丰富，民俗文物也多姿多彩，其中的服饰、婚丧、饮食、节日和居室都为我们展现了藏族丰富历史文化的变迁[1]。

藏族的饮食主要为米、麦和青稞等，以在高原生长的青稞为主要食物。藏民族还有饮茶的习俗，主要饮品酥油茶。酥油茶的原料包括茶、酥油及食盐。除了酥油茶，藏族饮品还包括甜茶、清茶、青稞酒和鲜奶。西藏民居建筑形式为碉房，其为两层结构，上层为人们的起居场所，底层为储藏房和牲畜房，碉房建筑一般使用小窗窄门的形式，从而能够挡风避寒。雪域高原较为辽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其代步工具主要包括骆驼、骡马和牦牛。马是青藏高原人们重要的伴侣，藏族人们对于马有特殊的情感，对于马鞍也非常讲究。牦牛属于高原之丹，其行动虽然迟缓，但是具有耐力，是青藏高原理想的运输工具。

国家一直以来都对西藏的发展非常重视。为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党中央进行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2015年8月24日北京召开，会议中对目前和今后西藏工作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和重大举措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进行战略部署。2010年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表示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党委的团结带领下，全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西藏经济持续发展，能源体系的建设和综合交通的成果较为明显，文化建设效果明显，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断实施，民族团结在不断的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绩效，并且强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强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对西藏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复兴，实现了西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藏民俗文化遗产也具有一定的成就。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西藏还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所的优势充分展现，积极进行民俗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在西藏各大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西藏研究院在西藏医学制作和唐卡传统技法研究方面都具有較大的进步[2]。

二、西藏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针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研究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积累，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到了全盛时期。

（一）具备西藏民俗文化论学术思想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此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占据勒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并且还发表了西藏民俗学相关的作品，成为了优秀的学术传统。相关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全面地介绍了西藏饮食、服饰、居住、节庆、娱乐、信仰、婚姻等民俗，此书在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赤烈取扎是西藏民俗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民俗岁时研究尤为重视，对岁时节气的来源、形成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对于之后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现代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并且还有相关人员表示，宗教影响着民俗文化，并且大部分的民俗文化都来源于宗教文化[3]。

（二）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其一，服饰。服饰民俗是比较重要的物质生活民俗，相关人员研究了西藏服饰民俗，将西藏传统服饰分为节日服饰和常用服饰两种，并且还提供了全新的详细素材。还有相关人员进一步对藏族服饰的审美进行了研究，表示世俗服饰存在和谐统一、朴实无华和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

其二，民间口学文化。英雄的叙事事件是民间口学文学中的主要内容，《格萨尔王传》展现了藏族原始社会的形象，其也成为藏学研究过程的重要内容[4]。

其三，体育民俗。本时期的体育民俗尤为重视西藏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并且还和新闻学相互交叉。西藏民俗体育因为藏民族的文化才能够稳定的发展，是集体参与，具有农牧区、民族礼俗、健身性的特点。在创新和借鉴的基础上，现代创建了较为独立的体育传播和体育话语体系，形成了自我发展模式。

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体育、新闻、旅游等事业共同发展的特点，并且逐渐形成了西藏民俗文化论理论体系。在对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研究过程中，当代研究人员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功能、含义及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使其能够占据我国民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5]。

三、西藏民俗文化保護和发展中的问题及建议

在西藏民俗文化为当地经济带来效益的时候，也出现了部分珍贵传统文化丢失或者表现低级化的特点，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由于基础的建设设备较为薄弱，导致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消失，而且人才缺乏，缺少传统文化组织策划人员和传承人员。要想能够实现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就要使用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当地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

文化是在社会中被人们继承的，如果没有人传承，那么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就会消失。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大融合。此时西藏民族地区人们要在意识上具有自觉性和自主性，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在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要尊重当代居民的发展需求，尊重人们的选择。

在保护和发展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市场，使其能够进一步发展，对当地文化市场进行丰富，有效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这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并且还要培养民俗文化传承、组织策划和管理等相关人才，藏族要引进优秀的组织策划和管理人员，从而促进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在保护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创建完善的保护机制，对于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满足时展、即将消失的文化进行保护，也就是使用现代科技方式，通过影像、实物等多重手段，创建民俗文化旅游博物馆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并且还要在政府、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指导下，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保护[6]。

西藏文化论文篇6

与会者围绕亚洲地区收藏组织的联络、合作与交流；大中华收藏文化理念与亚洲各地艺术品市场的互动及和谐发展；学术研究应怎样指导民间收藏文化活动的开展；收藏艺术品鉴定机构的资格认证和鉴定人员的培训；收藏文化类媒体如何实行行业自律，以及正确引导群众开展健康和谐的收藏活动等论题展开探讨。

闰振堂在发言中就如何加强学术研究，提高收藏文化的理论水平；如何正确把握收藏文化的对象与内容、形式与手段、范围与效果；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民间收藏品的鉴定机制和鉴定队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建议在古玩艺术品市场赝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资格认定办法，逐步建立一套科学的完整的可信度较强的收藏品鉴定体系。

西藏文化论文篇7

一、寺院教育对藏文化的贡献

在藏族的历史上，寺院不仅仅是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场所，同时也是传递文化的机构，担负着文化教育的责任。藏族的寺院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体系，其内容除了藏传佛教的经典，还融入了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工艺制造、音乐美术等民族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藏区培养了大批宗教、政治、艺术等方面的人才。寺院教育无论是内容、形式、目标乃至所指向的价值观都与现代学校教育差异甚大。寺院教育的模式不能适应和满足当代社会的时展的需求，但其对藏族的文化、教育影响仍在，其中积极的方面对今天的现代学校教育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格鲁派兴起后，规模宏大的寺院相继建立，使藏族寺院教育达到了顶峰，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拉不楞寺、塔尔寺等著名寺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历史上对藏族创造的文化通过累积功能予以整合，是藏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它在文化累积过程中使藏族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特点，并进一步规定和制约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深刻体现了文化的融合功能。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是佛教教育，而且也融人了音乐艺术教育、医学药学教育、政治经济教育、自然科学教育等教育功能，真正体现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是古代藏区的大学教育的特点。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也体现出其经济政治教育的功能。寺院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为其本身发展的支柱，同时，也为其取得政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形成后，寺院教育就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寺院教育与政治势力来以求发展。藏传佛教以及各大小教派寺院创造、汇集了数以千万计的藏族历史文化典籍。在这些典籍中，有许多蕴藏着博大的哲理和逻辑思维方面的真知灼见，也蕴藏着无数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天文历算、建筑艺术、历史、地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发展中，大量的佛教理论典籍教翻译、出版，丰富了藏文词汇，促进藏语文的规范化，推动了藏文藏语的发展。在其他教育方式没有产生之前，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对藏文的推行、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促进藏民族的凝聚力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模式

（一）学习内容

藏区寺院院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藏族文化研习、传播机构。僧人们不仅要学习佛教理论，还需掌握讲辨、译著能力、为世间众生服务的技能，学习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其教育内容以五部大论为中心内容，包含了藏族文化的大部分，共分为大五明、小五明，以内明（佛学）为主，另有因明（类似形式逻辑与哲理）、声明（梵文和藏文文法）、医方明（藏医学）、工巧明（工艺技术）以及天文历算、诗学、音韵学和戏剧学等。各寺院可根据本寺研习重点、规模等选择开设课程，

（二）学位制度

藏传佛教的格西学位制度早在格鲁派三大寺创立之前即已建立起来，并有不同级别格西学位的称谓。五世达赖继宗喀巴之后，总结多年教育经验，规定了各科的考试标准和奖励办法，在他执政期问，第四世班禅罗吉杰参将各大寺有格西学位的人集中起来，选出学识最渊博的格西在拉萨传昭大法会上辩经考试，创立了拉然巴格西学位的制度，规定了格西学位的等级和名称。格鲁派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依据本寺学僧情况，将格西学位分为四等：

―等为“拉然巴”每年一次在拉萨大法会期间，由甘丹寺法台主持，在三大寺僧众及前来朝佛的众人面前，考僧立宗答辩，圆满回答他人质疑后，方可得此最高学位。

二等“措然巴”，意为全寺最卓越高明的人，其学识、地位仅次于垃然巴。考僧在拉萨小昭寺的法会上，通过拉萨三大寺高僧的答辩佛教经律论后，可获此学位.

三等称“林赛”，意为从寺院里选有才学的人，考僧在三大寺中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即可考取。

四等“多然巴”格西，意思是在佛殿门前石阶上通过辩论问难考取的格西，此学位只需通过本学院内的答辩即可获得。

其它寺院有的将格西学位分为两等，也有的分为三等，不尽相同。如塔尔寺参尼扎仓的格西学位分三个等级：等为“拉然巴格西”；二等为“噶居巴格西”；三等“噶然巴格西”。

要获得无论如何―个寺院的哪―级格西，都要通过规模不等的公开辩论。

（三）教学方法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最具特点的学习方法是背诵和辩论。

藏传佛教特别注重记忆力的训练，背诵经典是基本的学习方法。学僧自幼时出家，先在师傅指导下学习藏文，初步掌握藏文字母及拼写法则后，便开始背诵―些简单的经典，到十二、三岁入扎仓学习，仍要背诵经典。由于强于这种训练，藏中僧人常有记忆超群者。学僧中能背诵8000多页经文而不错乱者也有之。通过背诵，佛教经典具备在心中，同时通过辩论来锻炼思维能力、开启智慧，达到学以致用。在辩论中要大量运用记忆中储存的论点、论据和经典原文，没有长期积累无法参加辩论，不通过答辩则不能获得任何格西学位。

争辩有两种形式，―种叫“立宗辩”，即由立宗人自立―宗并为此辩论，他盘腿而坐，回答问难人的提问，问难人手持念珠站立，他可击掌高呼，手舞足蹈的提问。辩论是通过逻辑推理和思辨原则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进而增进对经典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方法对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流利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

三背诵经典和辩论也是寺院考试的主要方式。在背诵经文的考试中，背诵的经典越完整、篇幅越长，成绩越高；辩论考试中，围绕某学说或论点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由考僧一一回答，对答如流、阐释清晰、逻辑严密者考试及格或成绩优异。这种方式从低年级就纳入学僧的学经之中，经过多年训练，每位学僧都记忆超群、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并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能力。

三、寺院教育的意义

学校教育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它所传递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科学知识和文明观念，因而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传播的是现代人的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意义的知识体系。寺院教育传播的是宗教内容和世界观、价值观，现代学校教育想去甚远。

（一）培养学生的记忆力

学习方法上，藏传佛教寺院教育重视记忆力的训练。学僧入寺时通常只有六、七岁，师傅教会初步的读写后便开始大量背诵经文，训练记忆，日后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就会理解所背经文。这种方法应当说是符合儿童智力发展规律的，从小进行记诵训练，使其敏锐、准确，并成为一种习惯，在人一生的求学和事业中都将受益无穷。今天的学校教育严重忽视这种能力的培养，即便有背诵任务，其内容也很少涉及能让人终生受用的经典。记忆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记忆的训练离不开背诵。在儿童记忆能力的黄金时期不开发这种潜能，实在是可惜。

（二）注重对学生的辩论的能力

如前所述，藏传佛教还非常注重辩论的能力，也是衡量一个学僧学业成就的主要标准。学僧们对每一个法相概念和理论命题，甚至藏文翻译都要一一思辨推论，对每个问题的把握都要经过正反两面反复论。这种方法能帮助学僧将难懂的理论原理内化为个人的知识和理解，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激发学习积极性，促发学习兴趣，提高思维准确性。并目通过参加大大小小的辩论，能够增进师生、学友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将学僧融入到一个即强调独立学习又重视集体交流的环境中。从这种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往往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善于分析、长于表达、思路清晰。背诵与辩论相结合，妥善处理学与用的关系，现代的学校教育中，除了大学本科、研究生和博士毕业时安排一场答辩。高等教育常常不限定教材，要求学生自己找参考资料阅读，则课堂辩论不仅锻炼思维、表达能力，还可以把每个学生的知识交流分享，营造自由热烈的学习气氛，共同提高。

（三）注重育人

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是很严格，对每个僧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制度而是按佛经的博大精神来控制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而是一个借鉴多年的育人的方法。寺院里的格西们不仅仅是靠自己的学习成就来获得尊敬的而是在日常生活里为人师表的行为也是一种重要因素，更何况现代教育也是如此，教书与育人是有区别的。教书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育人是指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导学生今后如何做人、做事。教书育人二者又是因果关系，又是互动关系，又各自独立。教书比较容易做到，育人难以实现。作为教师，为人师表就是为了育人。所以，为人师表更加重要。高校应该多分出时间来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与人交往中出现的困惑和困难应该及时给予帮助，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要让学生走入误区。

四、对生活禁忌与救生习俗的影响

藏族同胞忌讳别人拍自己脑袋，也忌讳别人拍自己肩膀，这是因为藏族同胞认为这样会亵渎了神灵，给自己带来疾病。藏族同胞这样认为：在头上、肩膀上都有神保护着自己，这个活在肩膀上和头上的神就像一盏灯，平时照得是非常亮的，假如受到了亵渎，就有可能使这个光黯淡甚至熄灭，对生命造成威胁，因此非常忌讳。“救生”。藏族同胞深信“救生”是修来世，很多藏族同胞都要去“救生”，以修未来的幸福。如：藏族同胞看到蚂蚁之间会因为争夺食物争斗得很厉害，互相残杀时，许多藏族同胞就把炒面和酥油揉到一起，然后把这些糅合在一起的粘巴撒到蚂蚁窝里，这样，蚂蚁之间就避免了互相残杀。

五、藏传佛教推动藏语文于藏医学的发展

藏语文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藏语文是吐弥桑布扎在松赞干布时期创制的文字，藏语是在藏族原始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依据印度梵文字母创制的。虽然说藏语起着传导记录的功能，但在当时，藏语的主要任务是准确完整地翻译印度佛经，因此，藏传佛教便以其庞大的体系、精深的思想、丰富的词汇，深刻地影响了藏语。藏语的地域名称、饮食名称、服饰名称、器具名称，无不留下了藏传佛教的深刻印记。因此，我们可以说，藏传佛教对藏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可以这样认为，没有藏传佛教的影响，就不会有如此充满活力的藏语言文字。藏传佛教深深影响了藏医学的发展。长久以来，藏医学和藏传佛教就像手足一样，血肉相连，也正因如此，藏医药也具有一层神秘的色彩。莲花生大师、达赖喇嘛、等都对藏医有较高的造诣。据说，念经、祷告等，经常伴随着藏族医生诊病治疗，许多传世秘方也都是在寺院中以师徒方式，代代相传，藏药制成后，还要按宗教仪式，由僧侣诵经七天，据说

如此，药物才可以灵验。

六、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传统律法与历法的影响

历史上的法律也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松赞干布时期，佛经中比较著名的要数《十善经》，《十善经》主要讲解佛教“十戒”，以《十善经》为主要指导思想，松赞干布制订了著名的《吐蕃法律二十部》。其中，前四部是依据佛教戒律中的四根本戒制订的，即“戒恶”，后十六部则依据世俗人伦法则制订的，即“劝善”。《吐蕃法律二十部》成为吐蕃法律的基干，以后的藏族法律制度皆以《吐蕃法律二十部》为准绳，一直沿用至近代。这也使得藏族法律在内在指导精神和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到藏传佛教的直接影响，借助法律，佛教的行为规范在藏族人们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藏族的天文历法也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古代，依据《俱舍论》和《律经》，再结合地区寒冷的气候，地区的时节便划分为春季、阳春、夏季、秋季、初冬、后冬六个季节。藏族天文历法既反映了科学真实的规律和本质，又体现了藏传佛教戒律的巨大影响。通过以上叙述，可以得知藏传佛教深深地影响着藏族文化。其中心内容都与藏传佛教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并且藏族人的社会生活活动也与藏传佛教息息相关。

七、结语

千百年来，藏传佛教作为藏族文化的核心，深刻影响了藏族社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至今日，这些影响大多数已经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族文化的特色与魅力所在。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对藏族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有消极的一面，集中表现在相对萎靡的避世思想方面。理应给予正确的、适当的引导，相信藏族人们的社会生活将会更具特色，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东嘎.罗桑赤列.论的政教合一制度（藏文）[M].民族出版社，1981.

[2]东嘎.罗桑赤列.东嘎.罗桑赤列选集（藏文）[M].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7.

西藏文化论文篇8

中国多民族社会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和诸多历史特点举世罕见，民族史研究因此而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用力甚勤、着力较多、成果也颇为可观的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我以为，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有几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具有显著的典型意义。如，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和满族、藏族与羌族、藏族和纳西族、壮族和侗族、苗族和瑶族等等。学术界继往的研究中，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关系多有涉及，也有相关的学术成果问世，如，王辅仁、陈庆英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樊保良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研究》、陈庆英著《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但将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的关系首次以专著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则是赵心愚教授近年推出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所做的杰出的工作。这部27万字的著作，有多方面学术上的突破，我认为主要是：

选题的开创性。 国内外学术界对不同国家两个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有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但将学术眼光瞄准中国西南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对之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首先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见识和睿智的学术选择。我们知道，藏学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们投入力量较多的显学；纳西学也逐渐崛起，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民族文化族别学，二者的发轫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两个民族关系的专题性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明显进步。但既往的研究，不同程度地都有令人遗憾之处，且学术成果非常有限。赵心愚先生深知两个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料相当缺乏而且十分零散，两种文字的记载带有浓厚的传说、神话色彩，但他知难而上，毅然选择这个学术课题，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推进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实践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切切实实地填补了藏学、纳西学、中国民族关系史等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从两个民族的族源、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等多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深入浅出的论析和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

本书另一突出特点是材料翔实丰富，论述中颇多新见。作者广泛搜集了包括纳西东巴经书、汉藏历史文献及中外文论著和各种调查报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和鉴定。从行文中对各种材料的引用和分析看，作者处理历史资料的态度非常谨慎，既不轻易否定一些存有疑点的历史文献，也不盲从前辈学者习用的某些学术资料，而是根据多种资料的相互参证，对历史材料作出自己的学术判断。这就很好地保证了使用材料的翔实可靠，得出的学术结论也更为准确。如第三章讨论7―13世纪中期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作者将这个时期划分为三阶段，认为期间两族关系明显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这种阶段性变化与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力量的消长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央王朝同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的关系及其对西南地区控制力的强弱变化等有关。真是一语中的！其中不乏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判断。如作者认为公元3世纪时吐蕃王朝与滇西北纳西族部落首领并无联姻，两族只存在民间层面上的通婚关系，这是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两族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参见183-184页），并根据翔实史料指出，除了藏族宗教影响外，7―13世纪传入并对当时的纳西族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藏文化主要是藏族的语言文字，藏文对东巴象形文字从产生到发展为书面语起了推动作用（参见219―223页），等等，这些结论都发人所未发，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全书科学分析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形成、发展及变化后，客观地指出，在双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关系形成时，藏族还不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内的一个民族实体。因此，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两族关系，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的民族与相邻但在统治区域之外的民族间的关系。在中央王朝将及各藏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两族关系的性质转变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受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制约和影响。至20世纪初，两族关系已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个发展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参见347―356页）。我认为，这一论述切中肯綮，可以视为理解和把握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的一把钥匙。

末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本书除了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作风，深入的钻研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广阔的学术视野，还反映出他宽广的学术襟怀。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学术同行的尊重上。在第一章中，作者客观地评述既往研究，特别强调“较全面地纳西族与藏族关系进行研究的是云南省社科院的杨福泉”，“他2001年撰写的题为《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这篇重要论文的出现，标志着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新进展。”读到此处，笔者深为感动。在当今学术界某些歪风邪气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正直态度是应当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的。

西藏文化论文篇9

河西走廊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临近青藏高原，并与蒙古相互接壤，是连接东西部的重要枢纽。在河西走廊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遗存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引入中原时，河西走廊中就遗存了很多关于藏传佛教的美术遗存，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对于现在研究佛教文化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发展特点

随着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以后，藏传佛教文化在当地就快速传播开来。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也逐渐的形成了很多重要的具有特殊的佛教美术作品，例如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等保存的塑像、壁画等，从这些美术作品上看，部分遗存不论是在人物的刻画、人物的舞蹈动作、人物的服饰上都体现着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美术遗产不仅仅单纯代表着佛教文化的文化精髓，也代表着当时社会人们通过双手创造生活的重要精神文化特征。在藏传佛教发展中，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藏传佛教整体的发展趋向是逐渐向外发展。这主要受到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等影响，这就使得在河西走廊成为了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正是这样的缘故使得佛教在进行传播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佛教弟子的重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特点就是，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地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与融合，藏传佛教对河西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政治、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在河西走廊佛教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促使着很多思想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相互的融合，例如乔典堂，乔典堂最初是属于唐代吐蕃建筑的寺院，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引入并逐渐的发展，后形被命名为乔典堂也就是佛家弟子所说的噶举派寺院。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研究

河西走廊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的起源来自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虽然曾经存在过很多的民族和政权，但其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估量的，藏传佛教文化就是民族文化长久发展中的沉淀。佛教艺术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当时的藏传佛教文化通过吸收各种外来文化来进行创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宗教艺术体系。后期随着吐蕃的东征和敦煌艺术的实现，使藏传佛教伴随时代的发展在十二世纪后开始逐渐成形并成熟。西夏时期，藏传佛教遗迹开始遍布河西走廊的各地，比如莫高窟、亥母洞石窟等等诸多寺庙群当中的一些雕塑和绘画作品在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下得以流行，很多上乘之作逐渐被更多的人所关注，也正是在此时期，艺术彻底东传，西夏政权在西北部的崛起奠定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根基。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流行和明永乐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兴起，涌现了大量的美术艺术作品，很多寺庙中的美术都已经应用于佛殿内外的装饰构建上面，还有很多的美术形式都开始使用木雕和砖雕和唐卡等，使汉族和藏族文化充分融合，不同的艺术风格构成了多元化的艺术体系，成为了藏传佛教美术艺术的典范。除此之外，仍有大量遗迹遗存于寺庙或者民间，基本都是考古所发现，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2]。正是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使人们能够容易发现佛教艺术的发展和传播脉络，书写着文化历史的特殊符号。

三、藏传佛教美术在河西走廊的发展

对上述研究进行总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正是这样的背景赋予了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美术以丰富的内涵，因此能够总结出，促进文化艺术不断发展的有效推动力量就是多元文化和民族文化艺术之间的差异性互补。其次，藏传佛教的美术文化之所以有着当前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藏传佛教的创造性，这种创造建立在了充分吸取其他艺术元素的基础之上，由此引申生成的多元化表现风格和艺术手法，促使藏传佛教美术的各种题材得以最大范围的拓展，彰显了藏传佛教美术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充分发扬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后，河西走廊的藏传佛教美术遗迹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反映，更是作为一种文化来为人们呈现出了藏传佛教图像学的发展历程，在当前时代来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河西走廊藏传佛教在美术艺术史上具有着其他文化艺术所不可比拟的文化作用。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受到其自身文化海纳百川的特点，因此集百家之长，吸收借鉴其他美术艺术的发挥特点，将自身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并在逐渐创新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使得藏传佛教文化逐渐向大众生活所靠拢，为藏传佛教拓宽发展路线，也正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具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使得藏传佛教的美术遗存也独具特色，在藏传佛教的美术遗存中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是美术艺术形式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的不断演变的一种历程。

结论

综上所述，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是整个艺术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美术史的瑰宝，更是民族文化进一步交流的桥梁，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西藏文化论文篇10

3月至4月 本刊第3、4期连载徐灿文章《美玉质如兰——和田玉人郭兰香其人其事》，介绍这位新疆乃至全国和田玉界著名的女企业家、本刊理事会理事的人生经历。

3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珠宝商会3月15日在乌鲁木齐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郭兰香当选为会长。本刊杨才玉总编应邀出席成立大会。

3月 本期“书画鉴藏”栏目“空门意味”专题刊出5篇文章，介绍中国绘画史上禅僧书画的特殊艺术魅力。

3月 我国文博、诗词、书法界一代宗师，本刊顾问孙轶青先生3月17日因病辞世，享年87岁。本刊向其亲属发去唁电。

3月 著名算具收藏家、本刊顾问陈宝定先生3月28日因病去世，享年93岁。本刊向陈老亲属发去唁电，并在第5期刊发纪念信息，第7期又刊发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吴少华会长的纪念文章。

4月 由罗宏才教授带领的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师生一行4月27日到访《收藏》杂志社，与本刊负责人座谈，商议开展合作的意向和方式。

4月 由《收藏》杂志社与陕西省收藏家协会、陕西省世信展览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西安国际艺术品收藏博览会4月30日至5月3日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月 本期“书画鉴藏”栏目刊发朱浩云、李何分别撰写的专稿，纪念张大千诞辰110周年。

4月 著名书法家、文物鉴藏家、本刊专家咨询组成员杨鲁安先生4月30日因病去世，享年81岁。

5月 本期刊发杨才玉总编、李毅民主编联署文章《登高而思 立言不袭——纪念孙轶青先生》（第6期刊发吕济民的文章《孙轶青先生的业绩和贡献永垂青史》，第11期又刊发周倜文章《修改文物法规、开放古玩市场的倡导者孙轶青》）。

5月 《收藏·趋势》第5期刊出“反思回流”专题，就文物回流问题发表各方见解。

5月 由西安力邦艺术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西安首届海外回流文物鉴赏暨“力邦艺术港”揭幕仪式5月8日举行，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

6月 本期推出“古镜新识”专题和“文房清供”专题。

6月 本刊全体员工6月19日至24日赴海南三亚举行《收藏》创刊200期三亚收藏之旅。期间，本刊负责人和编辑、发行人员与海南省收藏家协会、海南三亚市收藏家联合会举行了联谊座谈。

6月 《收藏·趋势》第6期刊出“寻找‘我的团’”专题，反映民间有识之士收藏和研究中国远征军抗战历史文物的情形。

7月 本期“说陶话瓷”栏目推出“大俗大雅的红绿彩瓷艺术”专题，介绍流行于金、元、明三代北方省区的红绿彩瓷，为此本刊专程探访了河北、河南考古出土及藏家藏品，并约请研究者撰稿，终成此集。

7月 本期“书画鉴藏”栏目推出“南陈北崔”专题，介绍晚明时期陈洪绶、崔子忠两位变形主义大师实现人物画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历史功绩。

8月 本期推出祝贺《收藏》创刊200期纪念专辑，邀请著名专家、学者、收藏家题词、对《收藏》杂志寄托祝福与期望。并刊发杨才玉总编的文章《继往开来 再谱新篇——写在〈收藏〉创刊200期》、本刊编辑部文章《200期历程中的闪光记忆》。

8月 三晋奇石街开街典礼及山西省收藏家协会奇石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8月29日在太原黎氏阁家居广场举行，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出席。

8月至9月 本刊第8、9期推出“台湾收藏文化专号”，内容包括：印象台湾、馆院藏珍、专项收藏、雅集藏馆、市场巡礼、淘宝台湾、两岸交流等版块。该专号由本刊与《收藏快报》、上海大学艺术市场研究中心共同策划。

9月 本刊9期至11期连载张晓鸿文章《〈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辨析》，编辑部为此加了长篇《开篇语》。

9月 本期刊发宋建军文章《利用期刊服务企业客户》，介绍陕西省邮政报刊图书零售公司向企业推出的“VIP专刊”，使《收藏》走进了企业文化礼品殿堂。

9月 艺超网“艺超藏馆”陶瓷版主座谈会本月4日在西安举行，重点研讨“艺超藏馆”的编辑问题。

9月 2009中国内蒙古阿拉善奇石文化旅游节9月23日开幕，本刊副主编张少华应邀与会。这里拥有多处奇石市场，尽展戈壁奇石的独特魅力。

10月 本刊第10期推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辑，刊发9篇文章。

10月 第二届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10月18日开幕，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与会。

10月 第九届全国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10月26～28日在成都举行，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与会。

11月 本期刊发杨才玉总编、张少华副主编联署文章《收藏类传媒与中国古玩业和拍卖业的互动双赢》。文中指出，媒体与古玩从业者和拍卖行都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参与者，都有责任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

11月 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收藏家，本刊顾问王世襄11月28日逝世，享年95岁。

12月 本期推出“军旅赏石专辑”，刊发5篇文章，介绍军营中兴起的赏石热以及黄富强等人独特的赏石观。

12月 由陕西省收藏家协会、《收藏》杂志社、西安美术馆主办的“齐建秋点评中国书画市场”报告会12月18日在西安美术馆报告厅举行。

12月 第四届中国期刊创新年会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收藏》杂志被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选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共有161种期刊获此殊荣，《收藏》为获此奖项的唯一收藏类期刊。

12月 台湾著名收藏家、古董经纪人徐政夫12月28日到访《收藏》杂志社，向本刊编辑及陕西省收藏家协会的收藏家介绍台湾民间收藏的国际化视野及格局。

12月 2009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国际论坛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本刊杨才玉、张少华、王菊莉应邀与会，对这次论坛进行了全面报道。

12月 第八届外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大会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本刊和艺超网是协办媒体，并派员出席了会议。

2010年

1月 本期推出“探寻神秘的雪域奇葩·收藏专号”，内容包括：“普陀洛伽 佛宗圣地”“莲花生处 秘宝之华”“般若承露 雪域奇葩”“藏地之珍 唯识唯真”4个版块，执行总编杨敏撰写了开篇语《从这里走向离天最近的地方》。同时举办的“——我眼中的雪域”摄影征稿活动圆满结束，共收到47位作者的585幅应征作品，选出6位作者的17幅作品在专号刊出。

1月 由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机构主办的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1月11～12日在深圳召开，本刊专家组成员禚振西及杜文应邀与会，并以纪要形式在本年度第8期杂志上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报道。

1月中旬 杂志社搬至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号旺座国际城B座32层。新社址办公环境大为改观。这是本刊自1992年三季度筹办以来搬迁的第7处社址。

2月 本期“说陶话瓷”栏目推出“唐风胡韵·长沙窑专题”，发表9篇文章，深度评介长沙窑的历史演变、地位和作用。

2月 本期推出“纪念王世襄先生”专辑，刊发3篇文章，其中包括杨才玉总编文章《收藏的学问是“玩”出来的——忆〈收藏〉杂志与王世襄先生的情缘》。

2月 本期推出“拍卖业论坛专题”，系统介绍2009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国际论坛的成果，既有张少华副主编对论坛的综述，又有16位海内外著名专家的精彩论述。同期《收藏·趋势》也以“开门论剑”为题发表一组文章，反映拍卖行业对来自社会的诟病作出的反击。

3月 本期推出“中国传统丝织品及女性服饰专题”。

3月 由《收藏》杂志社与陕西省收藏家协会、陕西世信展览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三届西安国际艺术品收藏博览会3月24～27日在西安曲江会展中心举行。

4月 本期推出“中国古典家具鉴藏专题”，刊发6篇文章，包括王世襄生前撰写的《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

4月 香港全国政协常委、世界著名华人收藏家、《收藏》杂志名誉社长徐展堂先生不幸于4月2日在京辞世，享年69岁。本刊向徐展堂亲属发去唁电，并在第4期刊发本刊总编杨才玉新年致徐展堂的信。第6期推出纪念专辑，刊发梁今文章《他活出了一个灿烂人生——香港各界追悼徐展堂》，张德勤文章《高风亮节垂千古——深切悼念徐展堂先生》。

4月 本刊主编李毅民14日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参加2009～2010首届中国传媒融合高峰论坛，在会上作题为“《收藏》杂志的数字化尝试和突破”演讲，介绍本刊通过艺超网、电子期刊开展网刊互动的经验体会。

4月至5月 “说陶话瓷”栏目连续推出“青花妙彩”专题上、下篇，共发表18篇文章，系统介绍收藏界、文博界对青花瓷的研究情况，包括分歧观点。

5月 由中国收藏家协会、深圳市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深圳市龙岗区政府主办的第六届文博会中国汝窑研讨会，5月12～13日在深圳龙岗举行，本刊作为协办媒体，张少华副主编应邀与会。

6月 艺超网元青花版活跃网友形成的元青花俱乐部，联合北京天雅古玩城、大都会馆于6月12～20日在京举办元青花特展。

6月至7月 本刊分两期推出“陕西文物艺术品收藏专号”，6期刊发“上篇·帝国之都的绝唱”，内容包括：周礼规矩、秦制六合、汉风垂范、唐韵英华4个版块。7期为“下篇·陕西特色收藏精华”，内容包括：陶瓷之珍、瓦当画石、古籍碑帖、书画承传、民俗收藏、古今钱币版块。本专号得到陕西省文物局特别支持，赵荣局长特赐专稿《走进三秦大地 品鉴华夏瑰宝》。

7月 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和“聚砚斋”联合主办的中国砚文化高峰论坛，本月8日在上海世博园举行，200多位嘉宾出席，本刊总编杨才玉应邀与会。

8月 本期推出两个专题，一为“步入辽金”陶瓷专题，刊发7篇文章，带领读者领略丰富的辽金陶瓷文化；二为“皇权与功名遗存”专题，刊发5篇文章，分别介绍龙袍、匾额、圣旨、状元卷等文物。

8月 由《收藏》杂志社创意策划，与上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新浪收藏、艺超网联合主办，全国26个省市区收藏协会协办的首届“当代名窑”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本刊第8期刊发评选活动方案及本刊主编李毅民答记者问。

8月 本刊主编李毅民对当代藏书大家韦力进行了深度采访，以“大隐隐于市 闭门即深山”为题，在本刊第8、9期连发两期。

8月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2010年理论研讨会于8月24～25日在宁夏银川市举行，王菊莉代表本刊出席会议。

9月 本刊总编一行8月中旬在深圳采访了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建东及其艺术品资产包发行商、天禄琳琅公司董事长叶强，在第9期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顺利起航”为题进行了报道。

9月 本期推出“静谧天青——宋汝瓷专题”和“上海世博会·中国砚文化高峰论坛”两个专题。前一个专题集中反映5月间在深圳举办的中国汝窑研讨会的成果；后一个专题反映在上海世博园举办的砚文化高峰论坛的成果，及本刊对“聚砚斋”主人、武警部队刘红军副司令员的专访。

9月至12月 本刊连发首届“当代名窑评选专家谈”专题，先后刊发高阿申、吕尧臣、王长启、禚振西、杜文、邓雷、罗宏才、西沐、周晓陆、侯玉军等专家评介当代名窑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

10月 著名画家吴冠中于6月25日病逝，享年92岁。本刊第10期推出“丹青圣手 艺术良心——吴冠中纪念专辑”，刊发5篇文章，回顾其创造的德艺高峰与作品的市场奇迹。

10月 首届“当代名窑”评选活动开始，专家评审组部分专家于10月28日至11月2日先后赴陕西耀县、河南禹州、江西景德镇、河北曲阳和邯郸、福建德化、河南汝州、浙江龙泉、广东潮州、江苏宜兴等地，对初选入围企业进行考察。（本刊第12期、2011年第1期分两篇刊发《首届“当代名窑”评选考察记》。）

11月 本期推出梦回西夏专题，介绍西夏出土的陶瓷及澄泥砚。

11月 本期公布首届“当代名窑”评选传承奖初选入围企业、创新奖初选入围作品名单和图片。

11月 本刊杨才玉总编、张少华副主编于本月5～6日应邀参加上海2010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与海内外嘉宾进行了广泛交流。

12月 由《收藏》杂志社、上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新浪收藏和艺超网共同主办的“当代十大名窑”颁奖典礼，12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等各级领导出席，并为传承奖、创新奖获得者颁奖，各界嘉宾200多人出席盛会，40多家中央权威媒体和地方主流媒体进行采访报道。

西藏文化论文篇11

近年来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越来越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达赖集团及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从意识形态搞乱西藏，利用民族情感、藏文化、宗教信仰来制造问题，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反分裂大背景、大格局之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指导地位，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当前基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理念都相对滞后。仅仅满足于完成上级任务，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效果如何，群众是否接受和理解等问题不甚清楚，多数流于读文件、走形式。不能根据对象层次创新宣传手段，这无疑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树立造成影响。在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宣传队伍和网络评论员队伍不仅要熟悉新媒体知识和语言，同时也需要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确保网络文化安全和文化责任。

2、藏民族囿于传统、缓慢渐进的特点

藏传佛教一千多年来统治着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给予藏民族在严酷条件下生存的内在精神支撑和美德的同时，也主张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和不抗争、不进取。西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处理好宗教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民族思维定势、民族性格、接受心理的差异问题。封建农奴制虽然被彻底推翻，但?f的思想意识、习惯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部分群众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较深，一些消极东西成为束缚群众的精神枷锁，妨碍着解放思想、接受现代文明，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阻碍。

3、意识形态领域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代际差异非常大

代际差异容易被忽视，西藏青年一代和老一辈在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其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存在不同的效果。另外，当前意识形态影响方式已逐步从政治方式为主转向以文化方式为主，表现为日常化、隐蔽化，这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市场经济诱发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在传播和渗透，这种对于物质的过度消费、享乐主义、相互攀比的观念不符合西藏的区情，更和藏民族传统的淡漠财富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节约价值观相违背。更严重的是对于金钱、感官的刺激，消解着对理想、信念的坚持，消解着民众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问题，容易引发群众不满情绪，引发思想混乱，造成价值观的扭曲，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

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影响范围被削减、指导作用被削弱的问题。西藏存在着群众基础受影响、民众对党的政策的认同感和信任度降低的危机。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夯实党在西藏长期执政的基础，成为了西藏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严整的科学体系，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张社会主义、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党规律三大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纵观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执政历程，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领西藏意识形态工作及全局工作。西藏之所以能取得今日举世瞩目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西藏实际相结合，根据西藏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准确把握西藏的社会发展规律，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方针和政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西藏取得成功，还在于能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方法和西藏传统的文化相契合，尊重并弘扬优秀藏族传统文化，对藏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包容，在此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从藏民族的历史传统、思维惯性和民族性格来理解和整合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跨越式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中央在不同时期，为西藏制定了不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每一次治藏政策的出台，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内外形势，始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握西藏工作的特殊性。中央高瞻远瞩地考虑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和策略。从1950年毛泽东提出“慎重稳进”的原则分两步走完成西藏的革命，到1965年西藏成立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邓小平关于衡量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到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从“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党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政策，一方面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西藏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融洽民族关系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在经略西藏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认识问题，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西藏的政策制定。在西藏不同历史阶段都准确抓住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解决西藏实际问题。西藏一直持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工作，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从西藏解放初期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治乱治愚、破立结合”，以及之后在西藏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中国梦教育、“五个认同”教育等，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定的历史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西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切合了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主义始终密切关注人民大众利益，使得西藏人民从内心认同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观点和方法，并愿意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和生活。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确立起指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藏族人民的自觉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在西藏确立起指导地位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西藏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直接关联。党在西藏的成功执政，坚定了藏族人民对于共产党的认同，同时也坚定了藏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二者相辅相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考量一切治藏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民族、宗教、文化、统战理论。如一系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民族照顾的政策，“三个离不开”民族工作方针，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西藏宗教工作方针，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等。这一系列特殊政策和工作方针，不仅尊重了西藏的实际和西藏人民的意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和导向性，更是从现实生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大大促进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五、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路径探索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凝聚着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心血和智慧，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思想。有必要对党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进行细致梳理。总结前人的智慧，为下一步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深入研究如何落实“一个责任、两大阵地、三支队伍、四项机制”，尤其是如何树立大宣传理念，健全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切实促进各部门树立起积极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

2、注重心理和情感，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特殊规律研究

通过西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在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r值理念，以巨大的耐心和正向的情感引导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贯彻到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充分关注和尊重西藏群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意愿。虽然意识形态实质表达的是利益关系，但必须在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二者合一基础之上，才能让民众自觉自愿地表达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

3、加强马克思主义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研究

在发展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西藏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从意识形态理论上做出科学阐释。对重大实际问题进行理论说明，解决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和难点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和党中央、区党委的一系列治藏兴藏政策部署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真正赋予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现实活力，必须明确宣传的数量决不能等同于宣传质量。基层宣讲、发放宣传手册、建立红色网站等工作只是宣传工作的开始，而非终结，必须建立完善有效、高效的评估体系和反馈机制。采取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网络问卷、数据统计等各种方式，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的效果，真正掌握宣传效果、问题难点，直面问题，总结得失经验，为下次工作的进行提供借鉴和启示。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宣传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

藏区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形式创新迫在眉睫。西藏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队伍数量不平衡、素质参差不齐，在广大的农牧区并没有更多更好的因地制宜的宣传方式，大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效果。在西藏地区的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注意区分对象、区分层次，对于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对于普通百姓，要讲究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宣传手段上，藏民族喜爱歌舞，要重视电影、电视、纪录片等，歌舞、话剧、小品等文艺宣传手段。在西藏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流于说教、灌输的情况仍然存在，无法激起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热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立场方法、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是确保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西藏才能不断地进步。

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需要从意识形态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等不同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实现路径，包含宣传思想工作、统战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文化部门、民族宗教等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这项工作涉及面广、状况复杂，很难把握和定性。在这一课题的探究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西藏文化论文篇12

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的内容及其史学价值

张屹和周润年在《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贤者喜宴》分为五个主要章节，即世界形成之章，天竺之章，吐蕃史之章，于阗、汉地、西夏、蒙古、汉地晚近之章，大小五明之章，而其中占据了全书比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吐蕃史之章，记述的不仅是吐蕃王朝的史事，而且包括到作者当时的整个藏族历史。《噶玛岗仓史》为《贤者喜宴》之一部，是《吐蕃史》的姊妹篇。书中记述，涉及元、明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史，多为噶玛巴与中央的互动交往过程，以及藏、蒙古、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史，噶举教法史，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过程等内容，在研究历史、藏族宗教史、藏族文化发展、古代经济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

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

西藏文化论文篇13

    

     在我国这样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的民族同时具有“民族”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的含义。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国内是以本少数民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区别的文化身份为主，而当他们本人或他们的作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交流时，他们在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外，又同时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共性具有了民族国家文化身份意识的意义，并且在事实上代表的正是民族国家。例如，藏族作家意西泽仁1994年访问南斯拉夫并参加国际作家会议。在访南期间，发现这个国家是一个充满诗歌的国度。从古代的国王到现在的普通百姓都喜爱诗歌的创作和欣赏。他们的文学会议和政治性纪念活动都以诗歌为主。这让意西泽仁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鸣。他联想到在中国藏族地区，诗歌也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并且以民歌、佛经、格言诗、史诗等形式流传。他在广场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他所创作的一首在中国藏区广泛流传的汉语藏族情歌《姑娘的心空了一半》，引起了这个斯拉夫民族的共鸣，受到了南斯拉夫民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他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体现。但他的访问活动都是以中国作家的名义进行的。并且他与其他作家们交流了中国文学文化、中国当今的政策和发展情况等，代表的是中国这一民族国家。

    

     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藏族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点，有雪域高原作为其相对集中而且富有特点的民族聚居区。藏族在历史上一直有相对独立的民族、民间文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比如《格萨尔王传》、《西藏王统记》、《仓央嘉措情歌》、《猴鸟故事》等和文学理论上对印度《诗镜》的翻译和补充阐发等。在进入当代文学领域后，藏族文学界涌现出了数量可观并且成就卓著的作家群，他们大多都在藏区生活成长，生活在藏汉杂居或是内地汉族地区，受过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用汉语从事写作。这样，他们不仅具有了我们文化身份意识定义中的典型性，也有足够的汉语文本供我们研究。因此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成为了本文讨论的重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在整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研究中具有了代表意义。

    

     然而，对于文化身份的界定是建立在对文化的区分上的。但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放到藏族文化这一概念上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现有的资料中，对于藏族文化的界定是模糊不清的，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它们的范围之间差异极大。所以我们在展开研究前，确乎有必要将藏族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比较准确的全面的界定，以便我们在对于与之相关的文化、文学现象时能够有所依据。

    

     藏族的先民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徐旺生先生根据童恩正先生的研究结论撰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青藏高原和附近地区可能才是人类真正的起源地。青藏高原的先民们留下了早至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进入了有史可查的文化社会。大约在秦汉前后，原居西北高原的羌氐系原始族群南迁，与当地先民融合形成了现在的藏族。

    

     在英语中，藏族和西藏都被称作Tibet，藏族人、西藏人、藏族的、西藏的在英语里统统叫做Tibetan。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国外的研究人员将藏族文化和西藏文化当成同样的概念，用西藏文化来定义藏族文化。藏区根据文化差异分为卫藏地区（西藏）、安多、康区。在地域上，分为上部阿里三围（卜让、古格、芒域）；中部卫藏四翼（首翼伍茹、左翼腰茹、右翼叶茹、支翼茹拉）；下部朵甘六岗（玛杂岗、伍保岗、察娃岗、欧达岗、麦堪岗、莫雅岗）。新中国重新进行行政区划后，藏区主要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西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治区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生活着全国一半数量的藏族人。在历史上西藏（元朝中央开始管辖藏区以后至清朝以前称乌斯藏）都不是指的整个藏区，而是其中的一个统治区域。青、川、甘、云四省的藏区面积和人口加起来都跟西藏不相上下。所以西藏是不能总括整个藏区的，何况藏区各部分在文化、语言、服饰、习俗上都有差异，单用西藏文化来概括整个藏区的文化也是不合适的。

    

     藏民族全民信教。佛教在藏区地位非常特殊，藏传佛教在全国闻名，北京建有藏传佛教的寺庙雍和宫，在北海和颐和园也都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建筑。因此有人就将藏族文化定义成佛教文化甚至是寺庙文化。这种说法在我们日常能读到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我认为也是不准确的。佛教传入藏区的时间没有定论，但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观点：一是《布敦佛教史》中记载拉脱脱日宁谢王在位的时候（即松赞干布前五世，约公元前六世纪），一是松赞干布时期，迎娶尼泊尔和汉地两位公主时候。佛教在藏区确立地位是在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在位时期，标志是桑耶寺的建立和“七觉士”的出家。但是这时候佛教的影响仅仅在贵族中间。直到公元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佛教才走进了人民群众的信仰中。所以对于将藏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等同的说法，且不说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佛学在藏族“五明之学”中所占多大的比重，单在时间上就是不完整的。因为从公元前三世纪藏族有史料记载的文化到公元十世纪，藏族社会以苯教信仰为主，这段文化也是十分丰富的，奠定了整个藏族文化的基础。所以用佛教文化来概括就忽视了这一时期的灿烂文化，也是不足取的。

    

     有的人虽然考虑到了藏族社会在公元十世纪以前是苯教文化为主的文化形态，但是因此就把藏族文化定义为宗教文化，我觉得仍然不太准确。宗教是影响藏民族文化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很多科学知识也是在寺庙里被教授的。但是宗教毕竟不能代表文化的全部，寺庙内有教授科学知识的课程也是因为藏区农牧民大多不识字，有文化的人主要集中在寺庙里这一特殊社会现实造成的，与宗教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我们把藏族文化仅仅看作是宗教文化的话就会漏掉很多重要的因素。而且长期以来，藏族的许多其他方面丰富的文化财富的确就是被宗教的光环所遮蔽，在研究者眼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受到充分的研究。

    

     近年来还有一些藏族学者将藏族文化定义为“五明之学”。五明之学分为大五明和小五名两种，也可以称作是“十明之学”。“小五明”指的是“诗”（词藻学）、“韵”（音律学）、“修辞”（修辞学）、“歌剧”（戏剧学）、“星算”（星算学）。“小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里所有僧人都要学习的基础课程。“大五明”指的是“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大五明”是被要求在寺庙中被专攻的高层次的学科。由此可见，五明之学主要指的是知识意义上的文化，简单地用它来定义藏族文化的话，就忽视了观念形态上的文化了。同样就像我们不能说“礼、乐、射、御、书、数”就能定义中国古代文化了一样。

    

     至于还有人将藏族文化直接称为“游牧文化”的说法，我认为更是使得藏族文化与其他邻近的文化之间在定义上没有了区别意义。

    

     以上各种观点之所以被我否定都是因为它们概括得不全面，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单独用来定义整个的藏族文化。真正的文化，是深存于历史过程中并被这个历史自觉不自觉传承的，并且客观地存在于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而不易变易的，被人类的自觉意识发现，而且经常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溶，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先天成份中。表现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口承文化、节日文化、居室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我所定义的藏族文化，吸收了原有的概念，并且努力使它能够全面的概括藏族文化的情况：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建立在杂粮－牧畜生产模式上的，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文化。

    

     在藏族历史上，从吐弥桑布扎创制新文字并翻译部分佛教经典上溯至聂赤赞普甚至以前，藏族社会一直是信仰原始苯教。直到现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苯教的痕迹。比如我小时候也常常看见老人们用艾蒿、柏叶、松枝煨桑，认为圣洁的桑烟可以净化一切。还有人们仍然相信山神、帐篷神的存在等等。从这些出发，苯教就间接影响了藏族人民许多方面的生活方式。对物的神化和崇拜的苯教特征，使得藏族人民产生对万物的敬畏心理，在行动上就是不伤害神山上的的一草一木，不伤害无辜的生命，对帮助人类生存下来的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怀着感恩的心情。用现代人通俗的评价标准来说就是自觉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在性格上的影响就是知恩图报，谨行诚信，温顺等。佛教进入藏区以后，逐渐和苯教相结合，形成藏传佛教，并且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和指导了藏族文化的发展。宗教仪轨、术语随着政治统治的深入为全体人民所熟悉，直至全民信教。人们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宗教观念和教义的影响。在过去的藏族地区，只有寺庙时传授知识的场所，只有僧人掌握着“十明之学”的文化知识，这更使所有文化知识都沾上了宗教的色彩。藏医学中的解剖学就是在天葬仪式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而藏族寺庙里的壁画和唐卡上也画着藏族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肖像。所以我说藏族文化是以原始苯教和佛教为依托和指导的。在藏族文学中，宗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解放前的藏族作家文学中，作家在生活中都是僧侣，而在民间作品中，几乎每篇都渗入了宗教的主题和观念。

    

     意识形态不能单独存在，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产来支持。我们定义藏族文化不能忽视这个基础性的因素。青藏高原地形复杂，有山地、湖泊、湿地和草原，但因为海拔高，不管哪种地形的自然条件都非常恶劣，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地方。人们居住和生产的地方主要是山地和草原。山地为农区，以种植大麦、豌豆、土豆等杂粮为主；草原为牧区，以游牧牦牛、马、羊为主。长期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使藏族人民变得坚强、粗犷、勤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模式对文化的影响是基础和必然的。广袤的土地，杂粮和畜牧的生产和简单加工使藏区农业技术方面的发展需求很小，人民体格健壮。而在文学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意向，如糌粑、牦牛、羊等常常出现在比喻和寓言中，在风格上也朴实粗犷。

    

     从公元七世纪的上半叶开始，随着疆土的扩展，吐蕃与周围的邻邦联系非常紧密：东北是汉地、突厥、西域东部西北是拉达克、于阗、龟兹、喀什、北庭、小勃律、粟特、克什米尔和印度北部；南是尼泊尔；还有南诏、四川等地。他们之间除了广泛的物质产品交换。还有思想、技艺等文化的交流。政治制度、医学、建筑，包括文学的素材和创作手法等都受到了很多异域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定义中说藏族文化一直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

    

    

    

     当然，作为受过汉文化熏陶的藏族作家，作为用汉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中肯定加入了汉语的思维和叙述的习惯，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去除的。这就是这些作品与藏语文学作品的不同，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研究的视线放在汉语文本上，就要明确我们所研究的并不是当代藏族文学的全部，而是其中没有语言障碍，由作家创作的，因此易于我们阅读理解，把握其表现主题的文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鼓励下，藏族与兄弟民族、藏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也得到体现。但是，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当代中国55年的社会发展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猛然出现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未觉醒、初显、深入三个阶段。

    

    

     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未觉醒阶段

    

     在55年的中国社会、文学发展史上，这一阶段的时间最长，时间从建国到七十年代末，有近30年。在这一阶段，藏族汉语文学界是寂静的，在很多研究者眼中甚至是空缺的。有人总结说：“建国以后，藏族新文学除诗歌创作外，其他各类体裁的创作，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呈现空白，这和藏族悠久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传统是很不相称的。”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主要作品都是建国后十七年藏族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比如饶阶巴桑、擦珠?阿旺罗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昂旺?斯丹等。但是在这些诗人的代表诗歌作品中，我们能读到的，只有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或者形式化的歌颂，除了少量的作品中用“草原”、“西藏”等直接的比喻和歌颂告诉人们这些诗歌与少数民族，与藏族有关，读者根本不可能从这些诗歌中体会到藏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基调与当时全中国的文学潮流是相一致的。这些藏族诗人大多在解放前后才正式接触到汉族文学，并迅速融入了当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历史特定条件中。他们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汉族文学的模仿，创作意识中还没有藏族文化身份的意识。

    

     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刚刚接触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们还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汉族创作的审美体系，与汉族作家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本民族的意向，也涉及本民族的生活，但作者的写作目的、创作的题材和当时的汉族作家没有区别。比如描写草原上解放了的牧民放牧着合作社的牛羊（饶阶巴桑《牧人的还乡》）；描写汽车开进了西藏，作者展望未来，希望公路布满西藏，铁路修到西藏（擦珠?阿旺罗桑《欢迎汽车之歌》）。有人总结当时的少数民族创作情况说：“它们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

    

    

     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初显阶段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主要指的是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在这一阶段，藏族汉语文学逐渐成长起来，涌现出了大量作家、作品，作品形式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影视剧本等多种方式。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作家和作品中得到了初显。导致初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政治领域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较以往宽松了很多，人们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眼界逐渐开阔，民族间、国家间平等交往并且日益频繁，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各个少数民族也更多地走出原来的生活区域。从理论上来说，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大量的文艺理论思潮以极高的频率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在国内传播，影响着国内求知若渴的各族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其中的西方后殖民理论，使人们开始留意到了在审美视角中本民族自己的审美指向和审美诉求，开始追求本民族的独特性。从国内文学环境来说，当时也随着国外思潮的传入产生了一些文学潮流。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寻根文学思潮让众多作家开始追寻已经丢弃很久的民族之根。这也让少数民族作家们开始重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用以寻求民族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