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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管理论文篇1
在此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已开始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冲击与挑战。
尽管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早已经衰微，但放眼整个20世纪中国，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却基本上一直是设计界的主流和理论界的共识。直到今天在设计院校的课堂上，几乎任何一部《设计概论》教材都会专门设置章节来讲授“功能”之于设计的重要性；对于功能的强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反之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加上过去设计界总是受到建筑界“形式追随功能”等等宏大口号的影响，天然地把“功能”的对立面设定为“形式”，并且赋予了“形式”一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等方面的联想，因此“以人为本”的功能主义理论更是“得道多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其实从几个方面早已开始不知不觉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首先是来自于情感方面的质疑。2003年，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的一部过时的畅销书《日用品的设计（DesignofEverydayThings，请不要误译为“每一天的设计”）》被冠以《设计心理学》的中文书名被中信出版社引进，更是曾经激发了不少人对于功能主义设计理论的认同。直到今天，这本书还被很多设计者和决策者奉为圭臬。2006年的另外一部有关网页设计的畅销书《Don’tMakeMeThink》就仍应该看作是此一学术范式之内的著作。尽管事实上《设计心理学》一书的作者，早已经开始质疑自己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这种忽视人类审美情感的极端功能主义的设计理论。在新书《情感化设计——为什么我们喜欢或讨厌日用品（EmotionalDesign:WhyWeLoveorHateEverydayThings）》（中译本由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引进）中，诺曼竟一反常态地承认，自己写作《设计心理学》的时候，片面地重视了功能主义设计理论而低估了“情感”在设计中可能产生的作用。
其次是对功能主义忽视审美教育、甚至误导公众审美的焦虑。进入21世纪以来，几则《脑白金》的广告，让无论审美教育程度高低的人都不得安宁，为此，还曾经发生过上海市民要求停播低俗广告、“脑白金”的企业负责人甚至还曾经当面为广告的低劣水准道歉，并保证日后更改。结果后来的“脑白金”广告依然有恃无恐，才让人明白这种“道歉”不过是一种“做秀”的公关手段。其创意构思不说也罢。然而，似乎市场在与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广告创意低速龌龊，但“脑白金”产品的市场销量却是一路飙升。一时间，在“销售额是检验广告成败的唯一标准！”等等“硬道理”的裹挟之下，人们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几乎无法辩驳的“功能主义广告理论”，甚至开始习惯于接受“脑白金”乃至其他跟风的“低俗广告”。“功能主义”开始和它的追随者们展现了其自身“悖论”的一面。眼下，中国的一批优秀的专业设计师审美素养与社会大众接受水平的“落差”已经越来越凸现为一个双方争论乃至误解的焦点问题。的确有很多迎合市场的设计师放弃专业品位而无条件地顺从甲方意志，但作为设计师，恐怕不应忘记一种对社会大众进行审美教育的艰巨的使命。
功能主义设计理论也是与上文中我们所说到的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设计教育理念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可以说这种源自包豪斯的理念是走在“设计”行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正途上，并且也是近年来国内设计教育大幅度扩招之后所必需及时调整适应的市场导向。设计与纯艺术不同，相比较“纯艺术”，设计更多的可说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业，如果说受众是设计师的衣食父母恐怕并不例外。脱离大众和市场的设计教育恐怕连毕业生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但这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任何一种教学思想，我们都不应该走向极端；任何一种外来的教育理念，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由于设计体制和设计组织长期以来处于“缺席”的状态，至今没有一个能够维系起全国设计师的行业组织，因而“设计”行业在社会上没有以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发挥积极的作用，设计师不但缺乏公信力也缺乏职业认同。在很多人看来，“设计师”只是一种缺乏社会地位、为自己服务的“小工”。并且与欧美国家受众审美教育程度不同，如上所述，中国的甲方和公众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于美和真正的创意的理解与接受，相当一部分人敢于毫无顾忌地用自己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审美观念干涉设计师的创作独立性。——在这种社会对于设计行业的认知、接受现状中，倘若设计理论从业者再进一步用一种“平民化的、民主的设计立场”影响公众和圈外人士对于“设计”行业认知的话，无法保证这不会进一步助长国内各级甲方和公众自以为是的心理，从而对国内尚未成熟的设计行业带来更大的伤害。
时尚管理论文篇2
研究时尚产业对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探讨适用时尚创意产业要求的管理人才培养及相应教学与实践的体系，体现教育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主动适应社会的发展，达到教育的前瞻性和常识性要求。
一、时尚产业内涵
由于时尚产业并非界定清晰的单一产业部门，而是涵盖时尚产品的多个部门（如服装、饰品、鞋帽、化妆品等）及涵盖各时尚产品的价值链，时尚产业体系比较复杂，目前国内外研究尚处探索阶段。
在国外的研究文献中，研究的角度多从企业入手，在Dickerson，K.G的“Inside the Fashion Business”中，fashion与时装意义相近，主要就时装经营及商务各业务环节进行讨论。在Frings， G. S.的“Fashion：From Concept to Consumer”中，以服装产业链为主线，讨论服装产品从创意到消费者的全过程。此外还有一些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着装现象和着装行为的，如《时装的面貌》等。但是对时尚产业的关键术语和理论探讨相对贫乏，为正统经济学家所忽视。
2008年，首部研究中国时尚产业的报告《中国时尚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2008）》出版，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时尚产业研究中心主笔，其中对时尚产业有界定，“时尚产业是指通过工业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时尚产品和时尚服务的设计、采购、制造、推广、销售、使用、消费等一系列经营性活动的总称”。报告对于时尚产业的体系结构并未涉及，对于体系内涵还不清晰。2010年，高骞的《上海打造国际时尚之都的探索与实践》以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时尚产业作为整体，探讨了上海在建设国际时尚之都的各种政策措施。
作为都市产业的典型表现形式，时尚产业内涵非常广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而是通过各种高科技、创意、媒体的因素，对各类传统产业资源要素进行整合、提升、组合后形成的一种较独特的产品、商品运作模式。在产业形式上，是跨越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产业界限的多产业组合；在产品表现上，主要体现流行审美情趣和消费理念的中高档消费品或消费服务；在产品特点上，突出表现为引领时尚，包容多元价值观，随着社会生活潮流变化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
时尚产业是时尚产业和创意产业的一种高度融合，主要表现在通过创意增强时尚产业的活力，通过创意引领时尚产业的发展。时尚创意产业构成上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是对人体进行装饰与美化，包括时装与服饰、鞋帽、箱包、美容美发，以及珠宝首饰、眼镜表具等；扩展层是对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所处的小环境进行装饰和美化，包括家纺用品、家饰装潢、家居用具等；延伸层是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相关的事物和情况进行装饰和美化，包括手机、MP3/MP4、数码相机、动漫、电玩等。
二、时尚产业对于北京经济发展的意义
1.文化创意产业是北京十二五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北京“十二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将于近日公布，其中核心内容为：“十二五”时期，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力争达到15%。“十二五”期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总体部署是：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升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和优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2010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692.2亿元，占全市GDP的12.3%。
2.时尚创意产业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经济战略引擎
北京投资300亿于宋庄建设部级时尚创意产业园区，促进时尚产业的发展。北京要成为世界级城市，除了尽快扩大自身的经济规模和增强实力外，还必须大大提升自己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综合竞争力，而时尚创意产业就是城市竞争力的最主要体现之一，这就延伸出“时尚城市”的概念。时尚创意产业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才华，并通过工业制造、产业转型融合、服务业、金融体系等配套体系，把时尚创意转化为巨大的社会财富，基于创造力的时尚创意产业是国际大都市真正拥有的优势，也是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精髓所在。
三、培养时尚创意管理人才必要而迫切
1.满足教育的前瞻性与社会服务功能
时尚创意产业的急速发展和社会对复合型时尚管理人才需求的增长，客观上刺激了时尚创意同经济、管理、信息、贸易、人文等学科的结合，时尚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及其自身的发展，也强劲吸引了其他学科向时尚领域的渗透，因此许多以时尚为特色的专业和与服装相交叉的学科在服装教育体系内不断涌现。如今，几乎所有服装类院校都设有商学院（系）、服装管理学院（系）或服装经管学院（系），而许多服装经管类课程，如服装市场营销、服装生产管理、服装国际贸易、服装产业运营等也成为包括服装艺术、服装工程专业在内，所有专业的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服装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是服装教育面向市场、满足社会需求的必要途径，也是服装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的必然结果。服装院校将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大量“时尚创意+管理+经营”的复合型管理人才，经管专业也会因此成为服装院校的人才培养核心之一。
2.秉承北京服装学院十二五规划战略指导思想
北京服装学院十二五规划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内涵发展、特色办学，坚持立足北京、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使办学工作融入到首都建设和纺织服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全面提升办学实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纺织服装高校。”
管理现实的变革对经管人才的培养提出严峻考验，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适用经管人才需要对目前的经管教学与实践进行改进。以本项目为核心，依托北京服装学院的资源和品牌优势，依靠商学院的师资力量，以时尚创意产业为切入点，全面整合优化现有专业方向和课程，强化“艺工融合、实践创新”教学体系的构建。实现：
·打造彰显北服特色的优质专业课群，完善北服特色学科体系。
·“时尚创意管理”成为北服的又一鲜明特色。
·培养时尚创意产业急需的管理人才。
·实现服装品牌管理研究的阶跃，为时尚产业服务，探索品牌高端化有效路径。
·为北京建成世界城市，建设现代都市时尚产业服务。
四、优化和开创符合时尚产业发展要求的管理类课程体系
在教学环节，适应时尚创意产业要求，融合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及实践体系进行完善，实现对学生“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化、重自主”的教育。
1.优化课程体系的原则
为了在教学实践中贯彻落实以上教学内容，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制订了理论教学计划的实施细则。具体要求如下：
·确定每门理论课程的具体培养目标，优化和充实理论课程教学目标体系。
·根据实践需要，及时调整理论教学内容，建立理论教学内容更新机制。
·改革和探索理论教学方法，推广普及启发式、参与式及案例式等新型教学模式。
·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建立课程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完善教学效果检测机制。
·建立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设计相应的课程单元。
·整合实践教学资源，优化实践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推广仿真教学、情景模拟教学、拓展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
2.开创时尚管理课群、文化创意产业课群、奢侈品管理课群
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通过对时尚创意产业的研究，归纳出时尚创意产业对管理人才需求的内涵，构建出适合我国时尚创意教育发展战略的时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时尚管理人才新的课程体系。以经济管理通用课程为基础，依托服装产业与企业管理的实践，优化服装产业与市场课群；将服装产业与时尚创意相结合，适应时尚产业发展新趋势，开创了三个新课群：时尚管理课群、文化创意产业课群、奢侈品管理课群。
时尚管理课群：时尚美学、时尚文化创意与设计、时尚买手、时尚传媒与整合传播、时尚产业体验、时尚品销售体验。
文化创意管理课群：文化产业概论、中西方文化比较、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文化资源学、现当代艺术理论、服饰产业研究。
奢侈品管理课群：奢侈品管理导论、奢侈品品牌管理、奢侈品产业分析、奢侈品经典品牌纪实、奢侈品零售、奢侈品消费行为、奢侈品顾客关系管理。
优化服装教育体系、创新服装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始终是值得我国服装教育领域不断探讨和实践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我国服装产业发展前途，而且关系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而以时尚创意为切入点，通过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归纳出服装院校经管专业的时尚创意教育体系结构的研究不多，我们力图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我国时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适用管理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顾庆良.时尚产业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拉斯·史文德森.时尚的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时尚管理论文篇3
同时也不可否认,博弈论在我国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在不少经济管理案例中,“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一中国传统小寓言是作为管理问题的典型对象进行详尽分析的,但是迄今为止学者们都着眼于定性的阐述,缺少与现代实际经济活动背景联系密切的定量剖析和计算｡本文针对这一问题,从“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入手,对有限资源约束下的三方博弈进行了分析,建立了相应的对策模型,并给出了问题的详尽解释｡
1 相关文献理论综述
近些年来,国内每年都有不少学者就“三个和尚没水喝”所蕴含的深层哲理发表学术观点｡
(1)资源配置说｡
有学者认为庙是一个组织,和尚､扁担和水桶是组织可支配的资源,而水是组织可支配资源最终配置的成果,理想状态下水是可持续使用的｡对于“一个和尚有水吃”的现象,组织所投入的一个和尚的经营成果接近“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最大化使用效率”的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高效配置;对于“两个和尚抬水吃”的现象,组织所投入的两个和尚的经营成果则偏离了上述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低效配置;而“三个和尚无水吃”的局面说明组织所投入的三个和尚的经营成果远远偏离了这个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无效配置｡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解决上述管理学中的无效配置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活动进行改善｡比如让两个和尚或三个和尚轮流挑水,或者安排一个和尚挑水､一个和尚种菜､一个和尚化缘｡
(2)“搭便车”说｡
也有学者假设其中一个和尚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干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或者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每天下山挑水,借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面洗衣服的漂亮村姑｡以上论点都是基于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以及存在“选择性激励”的情况｡
在这类学者中,也有的人假设三个和尚中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另一个是“条件合作者”,第三个是“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作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做出反应,他们 就坚持合作｡
因此,三个和尚在以上的假设条件下,大家都会有水喝的｡这是因为其中作为“志愿惩罚者”的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要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者”,不给这样的和尚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
(3)创新管理说｡
还有学者对“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进行了新的解说,提出了改变现状的三种创新方法｡第一种是“机制创新”,将挑水的路平均分为三段,每个和尚都挑一段;第二种是“管理创新”,规定谁挑的水多,晚上吃饭时就多加一道菜,谁挑的水少晚上就没菜吃,因此,大家就争先恐后去挑水,水也就喝不尽了;第三种是“技术创新”,三个和尚可以利用当地的竹子和木材,架设简易的自来水管道,今后取水就可以又快又省力｡
但是,众多的文献均缺乏利用对策论对问题进行有效的定量分析｡这其实也是对当今经济社会中资源有限情形下的三方博弈模型研究的缺憾之处｡
2 有关三方的博弈分析
为了引入有限资源情形下的三方博弈问题,以下借用上述寓言所反映出的哲理,由简单的一个和尚逐步过渡到三个和尚的情形分别予以剖析｡
2.1基本分析
这里先假设整个庙中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而且其中的和尚都是“经济理性人”｡
首先,当只有一个和尚的时候,和尚可以利用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解决水源问题｡他所得到的利益是最大化的,没有利益的外部溢出,也就自然形成“一个和尚挑水喝”的局面｡
其次,当有两个和尚的时候,用水问题就不像一个和尚的时候那么容易解决了｡以下借用博弈论中合作模型予以分析｡分析模型详见表1｡
由于“搭便车”是对一个人的很大诱惑,所以若对方“取水”而自己不去,则可坐收渔利,获得最高水平的效用2｡而博弈双方都是理性人,谁都不愿意对方坐享其成而使自己的效用水平下降｡所以当双方都这样理性地算计并行事时,该公共产品就不会提供出来,结果就是集体的低效用水平｡博弈结果就陷入了有名的“囚徒困境”,把这种博弈扩展到多个人的情形,仍会出现相同的结果｡
在上述四种得分的情况下,甲和尚“取水”要比“不取水”得分高,乙和尚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两人都会选择去,结果就成了“两个和尚抬水喝”｡在这种合作博弈的情况下,虽然有一只水桶(资源)没有被利用,付出的人力也要比一个和尚的人力多,但“两个和尚抬水喝”的局面确实是符合纳什均衡原理的唯一出路｡
继而,当第三个和尚出现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博弈论文献中较少提及三方博弈的情形｡但是从对两个和尚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启示:此案例中各个博弈方有相同的想法,他们对最终的博弈结果会做相同的反应,所以有相同的博弈得分｡这样就可以试用表2和表3将第三个和尚(丙和尚)“取水”和“不取水”的情况分别讨论,也就是在确定丙和尚所采取的策略之后,将三方博弈问题简化成双方的博弈问题｡
表2和表3中括号内的数据分别表示甲和尚､乙和尚､丙和尚的得分,表2和表3中的数据分析思路与表1中的数据分析思路类似｡
对甲､乙､丙三人来说,在其他两人都去“取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策略由“取水”转向“不取水”时都可以使其收益增加0.5,因此“不取水”是唯一的占优策略均衡,也是唯一的纳什均衡,所以该博弈无疑成了效率低下的非合作性博弈｡
2.2 经济效率分析
从上述分析不难对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得出一个较为肯定的结论,即博弈方倾向于选择“不提供公共物品”的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上述问题中“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果就很自然地存在于社会现实中｡
按照上面的解释,“两个和尚抬水喝”现象是行不通的｡两个或者三个人的情形也都一样,均陷入“囚徒困境”｡然而日常生活中却常出现“两人结伴,三人拥挤”的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如何根据前述的结论解释“两个和尚抬水喝”的现象呢?
若将表1中的局部数字改动,就形成表4的情形｡
表中数据1.99虽然还是小于2,但已经非常接近于2｡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甲和乙都会做出“取水”的反应,这可以从人际的交易成本来分析｡只有两个人时,人际的交易成本或费用明显要比三个人时小很多,即两人易商量｡随着人数的增加,人际间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能喝到的“水”却越来越少｡此种情况称为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从“水”的角度)或劳动生产力的低效率(丛“和尚”的角度)｡在微观经济学中,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有个效率的最大化问题,即一定条件下单位车间生产者人数初始增加会引起产品产量的上升,但达到最高点后,人数的增加反而会引起产品产量的下降｡这可能是员工之间发生摩擦,也可能是机器设备的低效率使用｡但无论何种原因,都可以得到图1所示的情形:在整座庙里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的情况下,一个和尚挑水喝的效率是最高的,三个和尚与没有和尚的时候是一样的,水缸里同样没有水(图中的曲线只是近似地表示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因为人数不可能取小数)｡
图1 人数与效率的关系示意图
图1说明,在整座庙里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的情况下,一个和尚挑水喝的效率是最高的,三个和尚与没有和尚的时候是一样的,水缸里同样没有水｡
然而,如何打破这样均衡呢?
接下去的寓言可以给出提示:突然有一天庙里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一起合作,最终把火扑灭了,而且之后每天都有了水喝｡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里可以从资源的角度来思考:由于防灾的需要,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对资源的配置予以重新安排｡比如增加两副扁担和四只水桶,各自挑自己的水,从而实现一个人挑两桶｡但该种方法要浪费扁担和水桶等资源,没有到达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非合作性博弈的手段是不应该考虑的｡但是无论如何,有时它对局部均衡的影响作用是明显的｡
参考文献
[1]曹红元.从三个和尚没水吃谈资源配置[j].经营管理学说,2002,(2);22-24.
[2]陈抗.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j].科技文萃,2003,(4);70-73.
时尚管理论文篇4
二、营造舆论氛围，把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贯穿到学校活动的智种场合之中
情操培养和养成教育活动是推广和传播社会主体价值观的主要载体，是学校、班级道德和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新形势下，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方式日趋多样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网络文化对学生影响越来越大。学校和班级要坚持正确导向，营造舆论氛围，把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作为工作的导向，借助各种场合强化宣传，旗帜鲜明地进行教育引导，利用舆论强势，努力形成共识，影响思想观念，重整价值判断，再铸道德情操。既要尊重道德教育的规律，在“融入”和“渗透”上投入更大的精力，防止简单地说教、喊口号、贴标签，又要善于把握学生文化和生活的新特点，强化舆论影响，树立典型引导，推进模范带头。积极探索德育新途径，“五讲、四美、三热爱”并不过时，可以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对低级庸俗，粗陋落后的予以抵制，形成一个有利于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的良好校园文化生态，做到无处不熏陶，时时有提高。
三、注重实践养成。把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之中
一种观念和行为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生活，让人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践，再好的宣传活动、再好的舆论导向只能是空中楼阁，也只能是半途而废。开展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必须同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学校和班级要在行为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良好习惯和高尚情操的要求，以学生守则为准则，践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班级规范和礼仪制度，充分利用集会、劳动、升旗、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传播主体价值观念，增强认同，提升情操，引导行为，把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融入到学生各项学习和生活中。发挥文明年级、文明班级、文明个人的示范作用，增强荣誉感，培养荣辱观，提升精神境界，培养文明风尚，形成有利于高尚情操和良好习惯形成的生活情景和文化氛围。
四、深化机制保障，把高尚情操和习惯养成体现在学校制度的设计和组织管理之中
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的组织者是教师。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靠学校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机制来保障。学校和班级的组织管理机制规定着学校和班级组织管理的性质和方向，组织管理的性质又直接影响着教师对价值理念的认同，组织管理的功利主义会导致教师行为的急功近利。如果教师组织管理要求学生以自由主义或功利主义武装自己，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机制就会严重缺失。·学校组织管理机制的方方面面要有利于学校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防止出现管理机制与学校正确观念要求相背离的现象。’教育本身是充满理想的活动，高尚情操和良好习惯更是一种既朴素又崇高的理想品质，学校的组织管理机制不仅有维护教学秩序的作用，也更应当承担其倡导主体价值观念的责任。学校要充分发挥组织管理机制在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活动中的导向作用，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情操培养和习惯养成的价值导向，从机制上使高尚情操活动和良好习惯行为得到鼓励，让违背道德理想的行为习惯受到约束。
时尚管理论文篇5
(1)寓言故事：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反倒是没有水喝了呢?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图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都指责对方有过错。种地，挑水，烧饭，一环接着一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最终还影响到寺庙的核心工作和战略中心：念经。小和尚说：胖和尚打的水不够烧饭。胖和尚说：饭都吃不饱，怎么挑水啊，再说你也没告诉我挑多少啊。大和尚则埋怨：菜蔫了不怪我哦，本来水就不多，烧饭就用去大半，我怎么浇菜啊。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资源和分配，老方丈开始沉思了：怎么样才能分水均匀，水量充足，饭量合适呢?
(3)解决和创新：方丈需要引入工作分析与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可以这样做：小和尚与老方丈一起，测算做一顿饭需要的水量，做两道菜需要多少水量，并让胖和尚这个饭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空腹半天后进食，测算他的最大食量;之后大和尚和老方丈经验分析，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种菜的用水为一天4桶;这样一算，胖和尚一天要挑6桶水，胖和尚有意见了，“凭啥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啊，半点好处没有”。(假设和尚有“经济人”的思考)方丈深知胖和尚的重要性，他负责的挑水是寺庙整个良性运行的基础。老方丈灵机一动，决定采用一个小小的激励措施。胖和尚随是大块头但没有大智慧，晚上例行的佛禅课经常因为背不出经书而被方丈罚站。老方丈对他说：这样吧，以后你挑满6桶水后，每多挑一桶，可以抵消一次罚站，由我亲自记录。胖和尚不傻，满口答应。
(4)理论拓展：和尚挑水都会碰到寺规(制度)的问题，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了。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配置其内部资源，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通过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修正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效能。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经营制度(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分配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如材料，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取得和使用的规定)的综合创新。
4文化创新
(1)寓言故事：自从老方丈对寺庙的规章制度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寺庙的生活一直都还平静。但有一天，小和尚突发高烧，需要休息，没有人做饭。老和尚让大和尚去做饭，大和尚却说：庙里的规矩没让我做饭啊，而且我做饭很差，您找胖师兄吧。胖和尚却说：怎么让我做饭啊，我挑水一天，我容易吗我。最后，方丈没法子，只好自己动手，烧了一盘茄子。
(2)问题分析：人生在世，难免伤病，和尚也不例外。寺庙的人力资源有限，缺了哪个都麻烦。虽然分工明确了，大家做事也算循规蹈矩，可是一到有人有点伤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了，寺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方丈明白寺庙缺少一样东西，缺一样把几个和尚串在一起的东西。一个人哪能不有点病什么的啊，如果他们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寺庙，为了修行大业，不怕苦不怕累多好啊!哎!
(3)解决与创新：老方丈要的东西，是能让四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寺庙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虽然工作制度和极力机制让几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怠慢，可那毕竟只是硬绑绑的规定，制度只能守住底线，有时需要他们为寺庙做出牺牲和奉献。
方丈决定来一次“文化节”，增强几个人的归属感，增加他们的信任与了解。主要的活动有：打坐竞赛，菜肴品尝和评比大赛，寺庙形象大使评比，道德之星表彰大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方丈《六祖坛经》讲座，寺庙口号会……
一系列活动下来，几个和尚对寺庙了解多了，互相也更了解了，小和尚向胖和尚讨教摔跤，胖和尚希望大和尚教他棍法，大和尚要小和尚教他炒菜，大家都互相学习，互助互爱。而寺庙的口号定为：团结，勤奋，求佛，创新。
自此后，整个寺庙其乐融融，平静而有序。
(4)理论拓展：一个寺庙要有自己的文化，一个企业更需要自己的文化，有人说，战略加文化等于卓越。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内部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系列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对于其员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形成支持持续价值创新、战略创新的组织氛围并影响员工行为，企业需要通过文化创新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认识企业，更好地把握和创造变革，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创造系统的不断更新。
文化创新就是改进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文化管理与企业的物质精神环境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活动，培养和发展新的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趋势有以下几种：
①确立双赢价值观的趋势。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在使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狭隘价值观受到致命冲击的同时，也催生出与新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双赢价值观。一个企业只有奉行双赢价值观，才能不断地从合作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等创新资源，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②选择自主管理模式的趋势。这种模式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注重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主人翁责任感，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巨大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员工在企业统一目标下的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进而形成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型管理方式。
③提高企业家综合素质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综合，需要古今中外多种科技文化知识的综合;要打开国际市场，还需要有对各国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的综合性了解与把握。实践证明，企业家只有具备了融通古今中外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管理经验与民风习俗，善于应对各种市场变化的智慧，才能具备不断创新的实力，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芮明杰.管理创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时尚管理论文篇6
1 战略创新
（1）寓言故事：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反倒是没有水喝了呢？
（2） 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图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 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 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 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 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都指责对方有过错。种地，挑水，烧饭，一环接着一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最终还影响到寺庙的核心工作和战略中心：念经。小和尚说：胖和尚打的水不够烧饭。胖和尚说：饭都吃不饱，怎么挑水啊，再说你也没告诉我挑多少啊。大和尚则埋怨：菜蔫了不怪我哦，本来水就不多，烧饭就用去大半，我怎么浇菜啊。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资源和分配，老方丈开始沉思了：怎么样才能分水均匀，水量充足，饭量合适呢？
（3）解决和创新：方丈需要引入工作分析与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可以这样做：小和尚与老方丈一起，测算做一顿饭需要的水量，做两道菜需要多少水量，并让胖和尚这个饭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空腹半天后进食，测算他的最大食量；之后大和尚和老方丈经验分析，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种菜的用水为一天4桶；这样一算，胖和尚一天要挑6桶水，胖和尚有意见了，“凭啥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啊，半点好处没有”。（假设和尚有“经济人”的思考）方丈深知胖和尚的重要性，他负责的挑水是寺庙整个良性运行的基础。老方丈灵机一动，决定采用一个小小的激励措施。胖和尚随是大块头但没有大智慧，晚上例行的佛禅课经常因为背不出经书而被方丈罚站。老方丈对他说：这样吧，以后你挑满6桶水后，每多挑一桶，可以抵消一次罚站，由我亲自记录。胖和尚不傻，满口答应。
（4）理论拓展：和尚挑水都会碰到寺规（制度）的问题，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了。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配置其内部资源，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通过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修正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效能。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经营制度（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分配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如材料，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取得和使用的规定）的综合创新。
4 文化创新
（1）寓言故事：自从老方丈对寺庙的规章制度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寺庙的生活一直都还平静。但有一天，小和尚突发高烧，需要休息，没有人做饭。老和尚让大和尚去做饭，大和尚却说：庙里的规矩没让我做饭啊，而且我做饭很差，您找胖师兄吧。胖和尚却说：怎么让我做饭啊，我挑水一天，我容易吗我。最后，方丈没法子，只好自己动手，烧了一盘茄子。
（2）问题分析：人生在世，难免伤病，和尚也不例外。寺庙的人力资源有限，缺了哪个都麻烦。虽然分工明确了，大家做事也算循规蹈矩，可是一到有人有点伤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了，寺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方丈明白寺庙缺少一样东西，缺一样把几个和尚串在一起的东西。一个人哪能不有点病什么的啊，如果他们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寺庙，为了修行大业，不怕苦不怕累多好啊！哎！
（3）解决与创新：老方丈要的东西，是能让四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寺庙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虽然工作制度和极力机制让几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怠慢，可那毕竟只是硬绑绑的规定，制度只能守住底线，有时需要他们为寺庙做出牺牲和奉献。
方丈决定来一次“文化节”，增强几个人的归属感，增加他们的信任与了解。主要的活动有：打坐竞赛，菜肴品尝和评比大赛，寺庙形象大使评比，道德之星表彰大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方丈《六祖坛经》讲座，寺庙口号会……
一系列活动下来，几个和尚对寺庙了解多了，互相也更了解了，小和尚向胖和尚讨教摔跤，胖和尚希望大和尚教他棍法，大和尚要小和尚教他炒菜，大家都互相学习，互助互爱。而寺庙的口号定为：团结，勤奋，求佛，创新。
自此后，整个寺庙其乐融融，平静而有序。
（4）理论拓展：一个寺庙要有自己的文化，一个企业更需要自己的文化，有人说，战略加文化等于卓越。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内部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系列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对于其员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形成支持持续价值创新、战略创新的组织氛围并影响员工行为，企业需要通过文化创新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认识企业，更好地把握和创造变革，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创造系统的不断更新。
文化创新就是改进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文化管理与企业的物质精神环境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活动，培养和发展新的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趋势有以下几种：
①确立双赢价值观的趋势。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在使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狭隘价值观受到致命冲击的同时，也催生出与新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双赢价值观。一个企业只有奉行双赢价值观，才能不断地从合作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等创新资源，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②选择自主管理模式的趋势。这种模式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注重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主人翁责任感，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巨大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员工在企业统一目标下的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进而形成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型管理方式。
③提高企业家综合素质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综合，需要古今中外多种科技文化知识的综合；要打开国际市场，还需要有对各国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的综合性了解与把握。实践证明，企业家只有具备了融通古今中外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管理经验与民风习俗，善于应对各种市场变化的智慧，才能具备不断创新的实力，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芮明杰.管理创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时尚管理论文篇7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www.133229.coM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时尚管理论文篇8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时尚管理论文篇9
4、珠宝设计专业：该专业主要学习艺术设计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艺术设计思维能力、艺术设计方法和首饰加工技能，使学生具备首饰设计的各项专业技能，具有独立进行设计实践的能力。
时尚管理论文篇10
1.管理时尚的定义。Abrahamson（1996）是最早对管理时尚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对管理时尚的定义是：“短时间内大家普遍认为处于管理学发展前沿的某种管理技巧。”
2.管理时尚的传播特征。管理时尚在其传播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其生命周期曲线呈钟形，且周期越来越短、峰值越来越高。管理时尚在国外传播的生命周期曲线呈现出雁形模式特征。
二、管理时尚流行的原因之一：需求的拉动
管理时尚的需求因素很多，以下将从环境、竞争、外部利益相关者、企业和管理者五个方面探讨它们是如何使企业管理者产生应用管理时尚的动机的。
1.环境的影响：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强，管理难度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对管理方法和技巧的需求也随之日益增强――他们需要一种方法或技巧帮助他们有效地由无常到知常（可预见性），变复杂为简单（可控制性）。
2.竞争的影响：竞争者的决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一旦竞争者率先采用了某种管理时尚，企业的决策就变成了一个博弈，有时跟进可能是上策。此时的决策不能简单用“盲从”来下结论，其实这里的理性因素更多。
3.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有些时候，企业应用某种管理时尚纯粹是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要。这些外部相关者可能包括：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商界领袖、教育机构、供应商、经销商、银行、债权人、社区以及社会公众等。如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在企业中大力推行过一些管理时尚。
4.企业的影响：当企业内部实际力量的均衡被破坏的时候，就必须寻找一种途径建立新的平衡，此时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引入某种管理时尚。在企业引入管理时尚的过程中，企业的各阶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甚至基层员工都有可能产生作用。
5.管理者的影响：管理者引入管理时尚有两种情形：一是政治性的；一是心理性的。政治性的情形是指管理者通过实施某种管理时尚以建立或巩固自己在组织内的权威。心理性的情形是指管理者通过引入某种管理时尚以满足自我心理上的某些需要，如被外部尤其是权威认同，获得尊重；被自己认同，增强自信等。
以上对管理时尚需求拉动的力量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可能实际中需求面的力量会有更多。
三、管理时尚流行的原因之二：供给的推动
1.管理时尚的供给者。管理时尚的供给者主要不是管理理论学者，而是管理权威（包括成功的企业家、畅销书作者和一般的管理学者）、商业学校、咨询公司与大众媒体，它们对管理时尚的供给持续增加。
2.管理思想的包装。管理时尚没有太多的新思想，但绝对有新颖的外包装。有学者对几组类似的管理时尚进行了检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对已有的理论进行重新包装，是“新瓶装旧酒”（Spell,2001）。以下是管理时尚包装惯用的技巧与特征：
(1)简单易行：复杂问题简单化，体现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让管理者有一种一下就能抓住问题本质的感觉；表述简洁明了，易记易传；操作简便，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目了然，让管理者产生信心。
(2)合乎逻辑：表面逻辑性强，丝丝入扣，令人信服；材料组织以突出逻辑性的方式进行。
(3)权威支持：引用管理权威的言论或人所共知的经典案例，使人感到实事的支持令人难以置疑。
(4)冲击力大：使用夸张、对比与反衬手法，夸大问题，夸大效果。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作管理的根本问题，把推出的时尚描绘成解决问题的万应良药，不用时尚必死无疑，应用时尚前程似锦――地狱与天堂，你选吧！
(5)煽动性强：承诺结果，如效率、绩效等，让人关注效益，忽视风险；制造“潮流”，让人产生不跟进就会落伍的感觉。
3.管理时尚的促销。管理时尚供给者选取某种管理思想，精心包装之后，就开始通过恰当的渠道进行促销。管理时尚供给者主要采用观念营销的方法来进行管理时尚的促销。其关键在于让受众改变态度，接受其提供的管理时尚。可以用勒温的三阶段模型来说明其做法：解冻―改变―再冻结。
(1)解冻：促销者首先就是让受众产生高度的情绪紧张或高度的兴奋，破坏其神经系统在正常状态下保持的兴奋与抑制的动力平衡。通过增加或延长人们的紧张或兴奋，改变受众的思考过程，削弱他们的判断能力。这样，改变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促销者主要是通过夸大某种管理问题的不良后果或某种管理技巧的实施收益来达到这一目的。《执行力》就是很好的一例，这是一本伪书，但却是一种在中国风行一时的管理时尚。
(2)改变：宣传的结果并不是行为的立即改变，而是信念和态度的改变，这些反过来再诱发行动改变。克莱弗利总结了改变信念的九个原因：经济上的好处、思想的真实性、能带来某种舒适感、对外部权威的从化、对内部权威的服从、通过改变有望提高地位、带来合作的快乐、集体的吸引、集体要求稳定的特性。管理时尚的供给者就是充分抓住这些关键进行宣传，以诱发改变。
(3)再冻结：以讨论、交流、观摩、客户个性化服务等形式对管理时尚的内容进行持续的强化。
供给的推动是管理时尚流行重要外因。随着时代的发展，供给者在管理时尚推销的技巧上越来越娴熟，投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管理时尚依然在流行，但是大多数应用这些时尚的企业并未能从中获得多少实际的利益，相反，不少的企业还因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在纷繁变化的管理时尚面前，企业管理者们必须睁开一双寻找管理不变本质的慧眼。那样，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才能从管理的此岸到达自由的彼岸！
时尚管理论文篇11
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F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F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398），拓跋?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399），拓跋?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 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2] 该方面相关研究的突出成果有唐长孺先生的《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黄慧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5期），严耀中先生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三北先生的《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何汝泉先生的《汉唐财政职官体制的三次变革》（《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1期）等。
[3] 《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条
[4] 《魏书》卷1《序记》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7]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刊《文物》1997年12期
[9] 《魏书》卷32《崔逞传》
[10]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11] 《通鉴》卷111，《晋纪》33，安帝隆安三年条
[12] 《魏书》卷113《官氏志》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参见陈琳国《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刊《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2期
[15] 《通鉴》卷119《宋纪》1，营阳王景平元年条
[16] 《魏书》卷113《官氏志》
[17] 前揭陈琳国先生文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政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这种分头管理财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政收支上的自主性。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政权力逐渐集中。就中央财政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政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政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後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政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时就已有之。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サ睾危?壬惺椋荒?蹋?却淌罚挥羧簦?榷???皇鼙鸸俦戎詈睢V畈芨?胁挚猓?ぶ帽裙伲?允雇?埠河铮?晕??洌?继ㄖ弥胸?罚??悄谑隆S种镁哦购凸伲??侨?锬诿窕Ъ?皇艟??撸?な糁??2]。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 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政的职能。史载，长孙头在拓跋?F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政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12]。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魏道武帝拓跋?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拓跋?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政有关的官职。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军等职责。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政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政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政。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政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从以上相关财政管理机构各司其职可以看出，北魏太和改制前所设财政机构主要为皇室需要服务。但令人疑惑的是，除商贾二曹之外的其他财政机构均是和游牧经济有关，这虽反映了北魏前期经济构成的特色，但对汉族统治区的租调、赀赋征收以及政策制订的机构在史料中却了无踪迹，是否由南部和北部尚书负责，因资料阙失不得而知，只能略而不论。
财税储藏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史载阉官张?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政供应机构。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F“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政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政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28]。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政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特色[30]。
大司农在北魏太和改制前属于外朝财政机构，如雁门平原人张黎，由于“善书计”，深得拓跋?赏识，明元帝拓跋嗣命其“管综机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初期，“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31]。太和改制前大司农属于六卿之一，地位崇高。虽然魏晋以来司农掌仓储委积，但在北魏前期由于太仓尚书的增设，分割了大司农的部分职责，大司农从而成为掌管绢帛麻布和贡赋的机构，这是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北魏太延年间，司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收取“任土作贡”之物。如拓跋焘太延五年（439）指斥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中的第二条就是“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32]。北魏前期大司农卿职位虽高，但由于外朝财务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运行状态，其在国家财政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仓部尚书是北魏在管理仓储方面的独创。北魏立国之初，掌管储藏粮廪应该是大司农，但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470），冯太后宠幸的面首之一李?“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对此胡三省解释曰：“魏中世分殿中尚书所掌仓库，置太仓尚书，掌仓粟事也”[33]。仓部尚书是北魏所创置。西晋武帝时始置仓部郎，属度支尚书管辖。北魏的仓部尚书即前太仓尚书[34]。从李?“复为”太仓尚书可见此前北魏就已经有此职，可能出现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如穆?在拓跋焘时曾经“领太仓尚书”[35]。北魏初期的太仓尚书属于掌管京师太仓粟米收支的专职机构，并兼掌粟米征调[36]。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共同构成掌管国家财赋支出的事务性机构。
从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诸官的设置明显看出，北魏初期形成泾渭分明的内朝和外朝财务系统，殿中尚书、驾部尚书、少府、侍御史、内库等都属于皇室财政管理机构，这也反映了皇室财政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而作为掌管国家财政的行政机构尚未出现，只有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在管理粮食绢布，起着物资的储备收藏作用，内朝财政重于国家财政的态势极为明显，这和北魏太和改制前所形成的内重外轻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也说明了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运行机制的低下。
[1] 《魏书》卷94《段霸传》
[2]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3] 《魏书》卷113《官氏志》
[4] 《魏书》卷30《安同传附安原传》
[5] 《魏书》卷50《尉元传》
[6] 《魏书》卷94《孙小传》
[7] 《魏书》卷24《张兖传附张修虎传》
[8] 《隋书》卷27《百官志》中
[9] 《魏书》卷26《长孙肥传附长孙头传》
[10] 《魏书》卷44《罗结传附罗伊利传》
[11] 《魏书》卷30《吕洛拔传附子文祖传》
[12] 《魏书》卷51《韩茂传附韩备传》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泰传》
[15] 《魏书》卷44《费于传》
[16]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7] 《魏书》卷7上《高祖纪》
[18] 《魏书》卷86《乞伏保传》
[19] 《魏书》卷51《吕罗汉传》
[20] 《魏书》卷15《昭成子孙列传》
[21] 《魏书》卷7下《高祖纪》
[22] 《通典》卷23《职官》5
[23] 《魏书》卷94《张?传》
[24] 《魏书》卷110《食货志》
[25] 《魏书》卷103《蠕蠕传》
[26] 《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7] 《晋书》卷24《职官志》
[28] 《魏书》卷94《赵黑传》
[29] 《通典》卷24《职官》6
[30] 王三北《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刊《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
[31] 《魏书》卷28《张黎传》
[32] 《魏书》卷99《卢水胡沮渠蒙逊传》
[33] 《通鉴》卷132，宋明帝泰始六年条
[34] 《通鉴》卷134，宋顺帝升明元年条引胡注
[35] 《魏书》卷27《穆崇传复穆?传》
[36] 《魏书》卷44《李?传》载，拓跋弘时李?为太仓尚书，“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
二、太和改制与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互动
北魏中期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和新租调制的颁布，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1]。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北魏财政收入也由前期的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畜牧狩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模式演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军费为主转而以官俸为主。财政收入基础和来源的变化以及支出对象的转变必然对原有的财政体制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李锦绣已经注意到，认为北朝国家的主要收入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之上，因而财政机构的设立与职权的变化与均田、租调制度息息相关[2]。不再赘言。质言之，北魏太和改制和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新的财政体制出现，而度支尚书的出现和国家财政压倒皇室财政而占主导地位是北魏中期财政体制最为明显的变化，太和十六年的“改创百官”之举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新现象的总结。
关于北魏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魏书》语焉不详，但我们却从碑铭资料上找到了答案。北魏雍州刺史杨播，“年十有五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累迁给事中，领内起部，又以本官进厘北部尚书事。太和十五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北征都督。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其冬改创百官，转卫尉少卿，本官如故”[3]。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杨播死于北魏延昌二年（513），时年61岁。按照其墓志记载，其十五岁时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也就是说杨播在拓跋弘皇兴元年（467）被任命为内行羽林中郎一职的。说明孝文帝改制以前这种内外官系统仍然在运行着。但到太和十六年冬，孝文帝“改创百官”，杨播改任卫尉少卿，这表明太和十六年是北魏官制变化的重要时期，但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魏书》竟然阙载[4]。
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创百官”之事余以为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一事[5]，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北魏前职品令的制订。这是北魏立国以来继天赐元年（404）拓跋?对爵制进行规范化整理，“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重大改革[6]。而天赐元年改革实质上就是对登国元年（386）“班爵叙勋，各有差”、天兴元年（398）“典官制，立品爵”之举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意义重大。因此陈爽认为天赐元年的爵制变革，“是北魏政权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7]。此结论虽似可商榷，但其重大意义却值得深思。如果说天赐元年爵制变革是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则使北魏完成了由政治经济的内外二元制向封建一元制的过渡。
太和十六年的官职改革，表现为政治上废除了内外官制体制，财政体制上则在均田制和租调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财政的管理。
在北魏前职品令中，孝文帝所设与财政管理有关的官职主要有尚书左右丞、度支尚书、太仆、大司农、少府等。从这些官职的设置中能明显观察出孝文帝时期皇室财政萎缩，国家财政强化这一事实。
如前揭文所述，北魏尚书仆射的设置始于太武帝拓跋焘神 元年（428），“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但北魏前期尚书仆射和左右丞的财政职能《魏书》全然无载，其职责不明确。到太和改制后，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责进一步明确。据对北齐尚书左丞领度支、左右户等诸曹，尚书右丞领驾部、屯田、金部、库部等诸曹推测，北魏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能和北齐可能相近。这一点从北魏尚书左丞具有弹纠见事之责，北齐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从北魏到北齐，尚书左右丞之职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北魏度支尚书设立的最初时间《魏书》阙载，北魏太和官制改革后出现的度支尚书在国家财政管理中所起作用同样史无从考。但据对《魏书》所载四十余名度支尚书和度支郎的分析，《魏书》中最早出现的尚书度支郎是李道，史载李道“有业尚。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迁洛，为营构将”[8]。由此推测度支尚书一职可能就是在孝文帝太后十六年“议定百官”时设立的。随着均田制推行的深入和赋税来源的变化，国家财政管理的任务也开始加重，对土地产权控制是否缜密以及户口的多寡决定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因此计帐、户籍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计帐、户籍需要专职机构处理，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作为“度支国用”的度支尚书职掌的内容会相应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指出的是，太和改制中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强化相一致，这也反映在国家对财赋储藏的具体管理上。
北魏均田制颁布和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后，大司农主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的职能虽未发生大的变化，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绢布丝麻来源的不同和缴纳多寡的差异，使得大司农接收“调”时的任务进一步加重。同时，由于官吏俸禄制的颁行，与太仓一起，大司农开始承担在京百官俸绢（布）的支出事务，大司农的重要性应该更加突出，《太平御览》所谓：“后魏职令曰，司农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干能者”正是司农重要性的典型体现[9]。因此，北魏中期大司农的职位仍然较高，史言，“后魏初大司农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为第三品”[10]。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之时司农尚为二品高官。同时，北魏太和改制后在大司农之下增设了司竹都尉这一机构，使其事务性机构的性质进一步明显。史言，“後魏有司竹都尉”[11]。北魏司竹都尉职掌如何，魏书无载，但在唐代，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12]。北魏司竹都尉的职掌可能也是如此，这种变化是否可以看作北魏太和改制后大司农有向北齐司农寺那样“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职能发展的趋势，但因无旁证，只能存疑。
太和改制前，掌管仓库的是殿中尚书，后又设太仓尚书，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孝文帝太和初又改太仓尚书为太仓令[13]，太和十五年置太仓少卿[14]，其加强国家仓储管理的用意十分明显，也反映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仓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进一步重要的事实。太仓令、太仓少卿“皆掌仓廪之事”[15]。从而和大司农共同构成度支尚书节制下的财税事务机构。
作为六卿之一的少府卿在太和十六年官制改革后扮演着何种角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和改制前少府专司皇室财政前文已有论述。太和改制后少府卿属于六卿之一，虽继续职掌皇室财政，但却出现由皇室财政官向国家财政官过渡的倾向，这从北魏财政体制第三阶段转变中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可以看出，留待后文论述。
太仆卿是太和改制后出现的掌管国家畜牧的事务性财政官员，史言，“后魏太仆卿第二品上，又置少卿；太和二十二，九卿并第三品。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左右牝、?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16]。但从太仆统掌骅骝、左、右龙，左右牝、?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明显反映出其仍具有颇为浓厚的皇室色彩。检课牧产属于太仆卿的主要职责之一，如孝文帝后期，宦官李坚出任“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有滋息”[17]。北魏中期在太仆寺卿下有典牧都尉和典牧令之职。典牧署属于太仆寺所辖，如宇文福在孝文帝后期因掌管牧马有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领太仆典牧令”[18]。北魏太和改制后太仆卿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前期皇室财政机构驾部权能的分割和国家财政的加强，将北魏前期属于驾部尚书和内行长的部分职权分归国家财政专职机构掌管，反映了国家财政加强的现实。虽然如此，但太仆卿所具有的管理国家和皇室畜牧的双重性质仍然反映了北魏财政管理体制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彻底性。
从太和改制时期北魏财政职官设置看来，太和改制前那种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现象已发生明显改变，国家财政的主导作用日益强化，由度支尚书、大司农、太仓令、太仆卿等共同构成国家财政的管理和执行主体。虽然还有部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交织在一起，如少府、太仆寺就是典型，但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国家财政日趋强化、成为国家经济主体的态势愈加明显。
[1]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孝文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乃“用夏变夷之政策，为北魏汉化历程之一重要阶段”。此论甚为精审，反映了太和改制之际制度变迁的一面。见氏作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 参见李锦绣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86页，《杨播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魏书·杨播传》虽对杨播事迹记之颇详，但对其改任卫尉少卿一事仅述为“除龙骧将军、员外常侍，转卫尉少卿，常侍如故”。只字未提“其冬改创百官”一事。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魏书》卷113《官氏志》
[7] 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魏书》卷49《李灵传附李道传》
[9] 《太平御览》卷232《职官部》30
[10] 《册府元龟》卷483《邦计部·总序》。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1] 《通典》卷26《职官》8
[12] 《唐六典》卷19《司农寺》
[13] 《魏书》卷43《严?传附子严雅玉传》载：严雅玉在孝文帝“太和二年，太仓令”
[14] 《魏书》卷113《官氏志》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唐六典》卷17《太仆寺》
[17] 《魏书》卷94《李坚传》
[18] 《魏书》卷44《宇文福传》
三、北魏后期（洛阳时代）的政治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
北魏洛阳时代制度转型的动因之一与王肃北奔直接相关。太后十七年，王肃自建业投奔北魏，深得孝文帝器重，“雅相器重，朝野属目”[1]，“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孝文帝甚至到了“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的地步[2]。孝文帝对王肃的极其重视，进一步激发了他“欲创革旧制”的汉化意识[3]。王肃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必然受到孝文帝重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说洛阳时代前北魏财政管理机构主要是随着汉化的完成而逐渐向汉魏财政体制靠拢，那么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王肃所定九品，每品各有正、从二品，历隋唐到元而不变”[4]的制度变革，进一步清除了北魏官制中的胡族成份，影响深远。继北魏而起的北齐、北周也深受影响，史言：“北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多类江东”，“后周之初据关中，犹依魏制”[5]。这都说明了王肃所定官制的深远影响。
北魏后期官制的南朝化，陈寅恪先生早有定论[6]，无须赘言。如果将王肃所制官品百司与南朝齐梁职官相较，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后期中央官制的南朝化倾向来。同时下面一例就有反映。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中侍中刘腾等奏重制王后所乘车舆，灵太后令“付尚书量议”，朝中百官争执不休。参与争论的官员有司空、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有考功郎中、北主客郎中、南主客郎中、三公郎中、驾部郎中、起部郎中、左主客郎中、骑兵郎中、外兵郎中、右外兵郎中、都官郎中、尚书左士郎中、度支郎中、左民郎中、金部郎中、库部郎中以及国子博士等五十人。他们以为，“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7]。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人如何取悦胡太后，仅就上列50余人的职官来看，和南朝已无多大差异。
度支尚书是北魏后期中央财政管理的主要机构，其虽然在太和中期就已经出现，但“度支亦掌支计”[8]的作用在北魏后期越来越大，度支尚书不只单纯掌管财务行政，而且深入到经济管理的诸多方面，从这一点上讲，北魏后期度支尚书的职能已经与魏晋南朝时期相同了，这应该是北魏财政制度上的重要变化。如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南伐萧齐，“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参治留台事”[9]。崔亮在魏世宗时为“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0]。朱元旭在孝明帝元恪时为度支郎中，“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所统十万，食唯一月。’于是肃宗大怒，召问所由。录、令以下，皆推罪于元旭。元旭入见，于御座前屈指校计宝夤兵粮及逾一年，事乃得释”[11]。这些事例反映出度支尚书已经不只是被动地掌管财赋，而是积极从事开源节流工作，控制财赋的盲目支出，并参与漕运兴建，作用日益明显。
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下统何曹，史无明载，但从“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齐度支统度支、仓部、左户、右户、金部、库部六曹”来看[12]，应该说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也有此六曹。翻检《魏书》，除度支尚书右户未见外，其他五部均在北魏后期出现。如祖莹在北魏后期“领尚书左户部”[13]。既然有左户部，右户部就不可少，只是《魏书》阙载罢了。北齐左户“掌天下计帐、户口”，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课”[14]，估计北魏后期左右户职能也是如此。而北齐度支尚书之下金部“主才量尺度、内外诸库藏文帐”[15]，北魏金部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北魏后期确实有金部郎中一职，如邢臧在孝明帝元诩“永安初（528），征为金部郎中”[16]。穆安国在北魏后期“历金部长、殿中尚书，加右卫将军，赐爵新平子”[17]。
财税的储藏与管理仍是北魏后期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由太府卿取代少府掌管财物库藏则是北魏后期财政体制的重大变化之一。如前文所述，太和改制前少府属于皇室财政机构之一。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国库需要进一步加强，再继续由帝室财政色彩颇浓的少府参与国家财政管理已不符合孝文帝汉化的要求，因此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成为一种趋势。
关于太府卿的演变，《通典》言：“后魏太和中，改少府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财物库藏”。北魏改少府为太府卿的时间当在宣武帝景明元年（500），比梁天监七年（508）置太府卿要早八年[18]。太府少卿为太府卿之副，协助太府卿掌管财物库藏。如范绍在北魏后期曾任太府少卿，灵太后时范绍“转长兼太府卿。绍量功节用，甄烦就简，凡有赐给，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后出之”[19]。由此可见太府卿主要掌管库藏绢帛。宣武帝元恪孝昌三年（514），北魏御史中尉王显问治书侍御史阳固曰：“吾作太府卿，库藏充实，卿以为何如？”固对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不戒哉！”[20]。众所周知，北魏百官之禄和没收官吏贪赃之物以及赎罪收入都要上缴国库，王显和阳固的对话清晰表明此时太府已经完成了职能转换，从而成为管理国家公赋的机构了。因此我们认为，北魏设置太府卿，实质上是北魏财政体制转型过程当中的重要现象。至于有学者指出，北魏后期将少府卿更名太府卿，虽然其职掌未变，但却隐隐透露出魏晋以来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这一重要消息[21]。此说并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太府卿的出现，不是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而是二者已经完成了分离。
左右藏署是北魏太府卿下掌管库藏的主要机构。南朝梁时“太府卿，位视宗正，掌金帛府帑，统左右藏令、上库丞，掌太仓、南北市令。关津亦皆属焉”[22]。关于北魏的左藏署，《唐六典》云“后魏阙文。北齐太府寺统左右藏令、丞。后周有外府上士、中士二人，掌绢帛、丝麻、钱物、皮角、筋骨之藏”[23]。北魏太和以后也有左右藏令，这显然是受萧梁财政体制影响的结果。如宣武帝元恪熙平三年（518），“尚书奏复绵麻之调”，谏议大夫张普惠认为，“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24]。可见北魏是有左右藏署的，掌管绢帛、丝麻、金玉、货币之物，估计和北齐、南朝相同。北魏末期的左右藏令和南朝相同应是王肃改定官制的结果，这也说明了北魏财政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南朝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司农在北魏后期财政管理中的地位，一般认为，北齐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而“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魏后期司农之职当和北齐相近。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据刁遵墓志记载，北魏后期，大司农仍然掌握着财赋的出纳，是国库的大总管，职位颇为重要。如刁遵在北魏正始年间（504～508年），“转大司农少卿，均节九赋，以丰邦用”[25]。而“九赋”是赋税的统称，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单独由太仓尚书掌仓廪之事到北魏后期又转为太仓由大司农统领，以此来看北魏大司农职能要重于北齐。
太仆寺仍是北魏后期掌管畜牧的重要机构，驼牛署、骅骝厩等就是属于太仆寺管理下的机构。如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孝庄帝将萧宝夤“于太仆驼牛署赐死”[26]。而为北魏进行畜牧生产的就是众多的牧子或牧奴，左牧令就是太仆卿之下管理这些牧奴的官员。正光五年（524）八月，“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杀太仆卿陆延”[27]；斛斯椿，“广牧富昌人也。父敦，肃宗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民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28]。但无论是北魏的牧子抑或牧奴，都是属于国家掌控的人身依附者，其所创造的财富应该属于国家财政而不是帝室财政。
作为服务于皇室需用的御府在北魏后期仍然存在，但其财政职能和北魏前期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仅成为皇室掌管御用财物的机构。太和二十二年（498），孝文帝下诏赐徐謇“钱一万贯”，但由于国库货币存贮不足，孝文帝又下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一匹出骅骝；牛十头”[29]。而骅骝却属太仆寺管辖，同时提供皇室所需御马，这也说明北魏后期皇室财政已经失去了前期那种囊括国家财政的职能，仅成事务机构。
总之，北魏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进一步加强和财政体制江南化趋势的出现，其财政管理体制趋于成熟，由度支尚书负责财政收支计划的制定，太府、司农负责财税的出纳，从而使财政管理和执行机构分离。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分离有利于皇帝对全国财政的控制与监督，这一切都是北魏制度转型和财政体制长期互动的结果。
[1] 《魏书》卷55《刘芳传》
[2] 《魏书》卷63《王肃传》
[3] 《魏书》卷66《崔亮传》
[4] 《通鉴》卷142，东昏侯永元元年条
[5] 《通典》卷第19《职官》1
[6]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有较为详细论述。
[7] 《魏书》卷108《礼志》4
[8] 《文献通考》卷52《职官》6《户部尚书》条
[9] 《通鉴》卷141，明帝建武四年条
[10] 《魏书》卷66《崔亮传》
[11] 《魏书》卷72《朱元旭传》
[12] 《通典》卷23《职官》5
[13] 《魏书》卷82《祖莹传》
[14] 《通典》卷23《职官》5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魏书》卷85《邢臧传》
[17]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安国传》
[18] 前揭王三北文
[19] 《魏书》卷79《范绍传》
[20] 《魏书》卷72《阳尼传附阳固传》
[21] 前揭王三北文
[22] 《隋书》卷26《百官志》上
[23] 《唐六典》卷20《太府寺》
[24] 《魏书》卷78《张普惠传》
[25] 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96页，《刁遵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6] 《魏书》卷59《萧宝夤传》
时尚管理论文篇12
2004年1月，神舟五号飞天后引发的热潮还未散去，刚过不惑之年的尚志从前任总指挥袁家军的手中接过了神舟飞船总指挥的帅印。上任伊始。尚志就接连遇上了几个棘手的难题。
与神舟五号的第一次载人飞行相比。神舟六号有很多新的特点。为此，飞船系统进行了相应的技术改进，以保证满足任务的要求。神舟六号不是神舟五号的简单重复，它的系统更复杂、难度更大、质量要求更高。
装在飞船返回舱大底上的数据总线电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竟然长有“绿毛”!经过详细了解分析，发现原来是应该镀金的地方厂家却只镀了层锡。氧化后出现了绿斑。载人飞行，人命关天，质量问题是头等大事，来不得半点将就与凑合。更何况如果没有电缆，飞船的各种设备也无法安装布局，研制进度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面临意外。尚志和大家一样焦急万分，但他认定一条，碰到任何困难，只要你不低头，总会找到解决之道。他们一边调用库存，一边与厂家进行交涉，紧急订货。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由于厂家并没有改进工艺，提供的新货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飞船的研制进度一刻也不能耽搁。怎么办?经过调研，尚志命令有关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集能满足需要的这种电缆线，尽快满足研制急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种用在飞船舱段上的插头，按要求应具有密封性强、耐高温的特点。但筛选中却发现，温度一高，插头上的焊锡就会融化。这种插头在神舟五号上也用过，没发现这样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测试方法导致出问题的吗?经过反复论证，他们认定还是焊锡本身存在缺陷。而能满足飞船使用要求的焊锡一时半会儿还买不到。这对本来就很紧的研制进度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为此，他们紧急调集人马，兵分几路。南下北上，先后找了中外十几个牌子的焊锡。反复比较筛选，但试来试去还是很不理想。几经波折，最终找到了符合标准的焊锡。
质量就是飞船的生命。尚志无论是负责指挥调度，还是当飞控试验队队长；无论是任飞船副总指挥，还是飞船总指挥。都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为此，他就像“大管家”一样，精心而周密地组织庞大的项目管理计划中的每一项工作，小到每一个螺钉、每一份文件，大到飞船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组织试验、什么时候发射，他都做得滴水不漏，把严把质量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神舟六号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尚志几乎是现场跟班作业。从工作决策到计划调度。他总是盯在现场，哪里出现了问题，他就及时靠上去，教方法、传经验。作为一个总指挥。工作中大小事情都需要他处理和过问。每次在工作现场，尚志总是一丝不苟。哪怕你有一丁点规章制度上的疏忽，让他碰到，他总会给你指出来，提醒你甚至是一顿批评，让你当场、纠正。
“神舟”飞船研制过程中’，每到关键阶段、关键项目，尚志都要组织专家进行严格的评审：请专家发现问题。进一步拓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曾专门组织人员对整船元器件的原材料进行评审，开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产品质量评审的先河，为航天员的安全又加了道牢靠的保险锁。
2003年3月，在东北做抛底锁点火试验的经历曾让尚志终生难忘。在神舟三号和神舟四号飞行试验中，发现抛底锁点火时向舱内泄漏有害气体，这样将来一旦载人，就有可能会对航天员产生影响。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堵”，这是一种加强密封的办法，可试验结果仍然出现泄漏。
尚志接到通知后，当晚就赶到了现场。由于突降大雪，原计划晚上9点的飞机到了11点多才起飞，凌晨1点多才赶到。下飞机后，他和时任副总设计师的张柏楠直奔现场，与有关技术人员连夜分析，寻找问题的症结，最后得出了结论：光靠堵解决不了问题，还得采取“泄”的办法。于是凌晨5点他们又飞回到北京。向领导汇报解决方案。这个相当于重新设计、重新生产、周期相当紧张的方案。为神舟五号圆满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尚志的同事们还记得，在神舟五号顺利人轨的那一刻，作为飞船副总指挥的他，眼含热泪，用对讲机向待命在应急着陆场的战友们传递着飞船升空的消息。在神舟五号安全返回的那一刻。他和战友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从不抽烟的他，欣然接过副总设计师张柏楠递上的一支雪茄，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十余年来，尚志和他的团队已经和神舟系列飞船逐渐融为了一体。面对神舟七号的成功。尚志总是时刻提醒自己：“航天事业如人，谨慎比豪气更加重要。”
“我没有理由不谨慎，航天事业的一次疏忽足以让我警示一生。”谈及2002年神舟三号飞船进度的推迟，尚志至今还是一脸的沉重，“那次意外对我影响很大，任何一个小疏忽都有可能酿成大祸。”尚志此后更加坚定了工作中“事事谨慎”的信条。
尚志出身于素有“工程师摇篮”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提起与航天结缘的初衷，尚志的思绪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那天，哈工大礼堂里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放映描述苏联航天专家科罗廖夫的电影《驯火记》。礼堂的一角，这个来自黑龙江省安达市的小伙子被深深撼动了。“我喜欢探索，好奇心强，与航天结缘。能够充分展现我的个性。”当时的愿望影响了他的未来。
从大学时起，哈工大的校训“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就一直激励着他去刻苦学习，努力钻研，至今这八个字仍然是他职业生涯的座右铭。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就是每件事都要做深、做细、做实、做到位，这是尚志对飞船队伍中每一个人的要求，更是他自我要求的真实写照。在十多年的神舟飞船研制过程中，尚志都亲力亲为地践行着这句深深铭记在心的校训。
1986年7月，尚志从哈工大电气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分配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昔日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如今已经进入不惑之年。
1993年，在神舟飞船研制试验阶段。尚志被调到了指挥调度部门。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此众多的协作单位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常常扪心自问，我会干什么?我需要干什么?一段时间内，他认真思考着应该从哪里人手。作为调度，他觉得在工作中自己首先不能乱，如果指挥调度乱了阵脚，全系统就会打乱仗。因此。尚志把明确调度的工作范围、职责和工作形式作为当务之急。不久，一份《型号调度职责》在他手中出台了。这份管理文件直到现在仍在使用。那一年，尚志刚满三十岁。他擅长统筹的性格、冷静细致的作风在工作中初露锋芒。
明确了管理办法后，他和同事们又根据专业特点将飞船的研制管理梳理出几条线，进一步明确职责，各把一个关口，守在研制一线解决问题――结构生产图纸有问题，他及时请来设计者修订；总装设备装配不协调，他请来主管设计师协调；试验时出现问题，他就现场组织召开调度会。逐一研究解决……
神舟一号发射时，尚志作为总调度随飞船进入发射场。飞船第一次发射。产品新、队伍新、协作单位多，飞船系统和其他大系统接口关系不明确，协调量非常大。
眼看着发射日期一天天临近，一些曾参加过卫星发射的老同志提醒他，该贴“大字报”了，即把发射前一天的工作安排张贴出来。但尚志认为这样安排工作太粗，容易漏人、漏项，也不能反映人员、车辆在某个时间段的变化，必须有一份规范性的文件。
于是，他立即带领调度组连夜编制发射工作程序、安排好发射前每项工作，他主持编制出了《神舟一号发射场八小时工作程序》，使各级领导及工作人员对飞船试验队的每个人、每辆车、每项工作内容及保障条件，在每个时间剖面里的位置都一目了然。从而确保了发射场各项工作井然有序，为发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份八小时工作流程也成为此后卫星、飞船发射现场组织的基础和范本。
长期在一线的科研实践让尚志深深体会到，从事载人航天工程，没有标准不行，对项目没有管理计划不行，对产品没有质量要求不行。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主持参与编定的一大批系统管理文件，已经成为神舟飞船研制队伍特有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造就了神舟飞船研制队伍特有的文化与精神。
在研制神舟六号过程中，他组织编制出了包括三百多份技术文件在内的《神舟六号出厂评审文件系统表》以及《神舟六号项目管理计划》，并将在发射场工作的全套文件汇编成册。对四百余份文件逐一进行了审查。
他审查文件非常严、非常细，不管哪个部门哪个人，只要文件有一处差错、有一段漏项，他都不肯放过，必须推倒重来。
“我把飞船当成儿子，既要帮他改掉毛病，总结缺点，又不能对他过于着急，面对困难，还要反省自己的教育方法是否得当。”尚志这样形象地表达他对飞船管理工作的看法。
和神舟六号的团队相比，神舟七号研制团队更年轻了。尚志经常调侃道：“像我，就是队伍里的老同志了。”他说：“经过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的锻炼，很多年轻人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家。他们在工作中牢固地树立了奉献意识与大局意识，节假日加班加点毫无怨言。”
时尚管理论文篇13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不少企业界人士都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教育等因素，他们富起来了，却成了财富的奴隶，追求利润成了某些企业经营者的终极目标，因而常有牺牲环境、社会发展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面前，不感到惭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