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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绘画教育发展的几十年里，绘画的基础课程一直是以素描和色彩为主，此外，还有课余时间的写生练习，写生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基础知识，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进行创作。教育内容一直沿用写实主义的造型观念，用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事物、表现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导致高校学生的绘画语言苍白，缺乏创造力。当代艺术在自身标准缺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绘画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一般会强调要避弊端及取长补短，即使是这样，每位学生的绘画作业也会因人而异，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教师布置作业是油画静物，有的学生会用印象派的色彩、有的学生进行苏俄式的写实，还有的学生会使用浮世绘的平涂等，教师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绘画作品徘徊在写实与表现之间。另外，由于受教师授课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以及学生自身能力的限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不可避免地进行模仿，使学生自身的绘画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例如当代艺术家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的单色平涂、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和蔡国强的“烟火系列”等作品都成为高校教师教学内容，而这些艺术家的代表性的作品则成为学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三、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对高校绘画判断标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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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结果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具有广阔而复杂的地域类型，不同区域之间的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状况存在很大差别，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优先次序可能存在不同；在农户的家庭经营过程中，家庭收入的高低对于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诉求有着较大的区别；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农户的农业经营活动的前瞻性，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优先次序选择有着较大影响；合作社作为一种农民自愿性合作组织，相对能提供更为全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合作社成员更能够表达出自身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诉求；农户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经营类型不同，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偏好也可能存在区别，并影响其社会化服务的优先次序。因此，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受教育水平、是否合作社成员、不同经营类型的受访农户的农业社会化优先次序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
（一）全部受访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序
本文首先比较了全国受访农户根据本人需求的迫切程度针对以下 12 项服务类型进行先后次序的排列。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运用 SPSS22.0 软件计算出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不同位次上出现的频数及加权均值如表 1 所示。注：本调查要求受访者选择其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并给出排序，为更真实了解农户偏好，允许农户根据意愿对于部分服务不作选择，因此表格的实际有效频数因统计变量不同而不同，总计可能小于总体有效问卷 394 份。类似地，表 2、表 3、表 4 的有效频数也可能小于 394。依据首选项决定法和加权均值法得出全国受访农户最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优先序，如表 2 所示。依据首选决定法得出的最迫切需求是农产品销售，其次为种苗提供；而依据加权均值法得出的最迫切的需求为种苗提供，其次为农产品销售。虽然两者得出的结果稍有区别，但是始终位于最优先需求的前两位，且在实地调研中，相当部分农户对其迫切需要的几项社会化服务无法给明确的先后次序，故本文采用聚类分析，以进一步准确了解农户的需求层次和优先序，具体结果见图 1。将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数据导入 SPSS22.0，选择系统聚类，根据数据之间的距离确定类别，再综合经验分析得出，农户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可明显聚为六类，结合表 2 得出如下结论，即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根据其迫切程度可分为六层：第一层种苗提供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第二层生产资料采购服务、农业技术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生产计划安排服务；第三层生产管理服务；第四层农业金融服务、农业基础设施服务；第五层农产品加工服务、农业机械服务；第六层为个别农户特别提出的其他服务。由表 2 和图 1 可知，排在前两位是种苗提供服务和农产品销售服务，这两者的频数和加权均值要远优于后面的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因此是农户最为迫切的需求。在生产过程中，良种对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当前受访农户的良种 47.33%从合作社采购，这表明了合作社作为良种提供的有效途径依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对当前农户来说，现代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量，然而其自身局限性使其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及时做出生产决策，农产品销售服务作为走出 量大价贱伤农 怪圈的重要途径，是农户最迫切的服务需求之一。生产资料采购服务、农业技术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生产计划安排被排在第二层。这四项服务作为农户产前、产中的重要服务内容，对农户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了解市场信息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自身局限性导致其无法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对于市场的前景很难有准确的把握，因此更专业和及时的服务必然能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和农村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第三层为生产管理服务，科学合理的生产管理有助于农户提高产量，降低损失。第四层为农业金融和基础设施服务，农业金融获得的难度较大且农户对其认识不足以及保守型生产的限制，国家近年来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大的支持力度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要求，故处在较后位置。第五层农业机械服务和农产品加工服务，当前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没有能够形成针对农产品加工的产业链。值得关注的是农业机械服务需求较低，调研显示农民选择合作社的农业机械服务比例为 31%，其原因是调研农户中一般性农业机械拥有量大，且当前农业机械大户的有偿服务较易获得。第六层为除列出服务内容外的个别其他需求，本文不作深入分析。
（二）不同区域受访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序限
1.东部地区。由首选频数和加权均值得出的具有共性的是：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生产计划安排、生产资料采购、农业技术、农业信息被排在前五位，其中种苗提供排在第一位、农业信息排在第五位；结合聚类分析结果，东部地区农户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优先序可依次分为六层，第一层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生产计划安排，第三层生产资料采购、农业技术、农业信息、生产管理、农产品加工，第四层农业金融、农业机械，第五层农业基础设施，第六层为其他。
2．中部地区。具有共性的结果是：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采购、农业技术、生产计划安排都排在前五位；结合聚类分析结果，中部地区农户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优先序可以划分为七层，第一层种苗提供，第二层农产品销售，第三层生产资料采购、农业技术，第四层农业信息，第五层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管理、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第六层为农业基础设施、农业金融，第七层为其他。
3．西部地区。数据显示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种苗提供、农业金融都排在前四位；结合聚类分析结果，西部地区农户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优先序可依次分为七层，第一层农产品销售，第二层农业技术、种苗提供、农业金融、农业信息、生产资料采购，第三层生产计划安排、农业基础设施，第四层生产管理，第五层农业机械，第六层农产品加工，第七层其他。综合以上对比分析发现，种苗提供和农产品销售是三个区域普遍最迫切的需求，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采购和农业技术排在前四位，农业机械、农业基础设施和其他排在最后；区别在于东部地区受访农户对生产计划安排服务的需求程度高于生产资料采购和农业技术，对农业金融的需求高于农业机械和农业基础设施；中部地区受访农户相对于东部西部地区对农业金融的需求较低，对生产资料采购较为迫切；西部地区受访农户对农产品销售服务需求要高于种苗提供，农业技术的需求较为迫切，并且相对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急需农业金融服务，农业基础设施服务需求较为靠前，生产资料采购、生产计划安排服务需求则较为靠后。这样的区域需求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东部地区农业发展处于较为领先地位，经营者更关注生产规模扩大、科学合理的生产安排；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环境较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农户以保守经营为主；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市场环境较差，农户迫切需要产品销售服务、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来改善其生产经营环境。
（三）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序
依据我国 2013 年统计年鉴，农村家庭平均总收入为 42643.80 元，本文根据样本分布情况，将受访农户家庭平均收入按照 4 万以下、 4~8 万、8 万以上划分为三组，不同组受访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状况首选频数及加权均值如表 3 所示。
1. 总收入 4 万元以下受访农户。共性的结果是：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生产资料采购和生产计划安排都排在前五位。结合数据聚类分析结果，家庭总收入 4 万元以下的受访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优先次序为：第一层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生产计划安排，第三层农业技术、生产资料采购、农业信息，第四层农业金融，第五层生产管理，第六层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农业基础设施，第七层其他。
2. 总收入 4~8 万元受访农户。共性结果是前五位需求都为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采购、农业技术和农业信息，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可依次分为六层, 第一层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生产资料提供，第三层农业技术、农业信息、生产计划安排，第四层生产管理、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第五层农业金融、农业基础设施，第六层其他。
3. 总收入 8 万元以上受访农户。具有共性的结果是前三位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生产计划安排与后两位农业机械和其他相同。结合聚类分析谱系图，可以顺次划分为六层：第一层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生产计划安排、农业技术、农业信息、生产资料采购，第三层生产管理，第四层农业金融、农业基础设施，第五层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第六层其他。由以上对比分析可知，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序差别较小，前六位需求内容与全国整体状况相同，后六位需求优先次序稍有区别；通过三个收入水平层次的优先序和均值大小来看，受访农户的收入水平越高，对于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的需求迫切程度越高，对农业机械的需求迫切程度越低，三者对于农业技术的需求程度较为接近。中低收入受访农户对于生产资料采购的需求更为迫切，收入较高的农户则更关注生产计划的安排。根据调研数据，受访农户收入水平与其经营规模存在紧密联系，收入较高的农户一般拥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其对于优秀品种的选择、产品销售有着更迫切的要求，更多的关注合理的生产计划安排，这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四）是否合作社成员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序
1. 合作社成员。对比首选频数和均值，具有共性的结果是前六位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包括农产品销售、种苗提供、农业技术、生产资料采购、农业信息和生产计划安排相同，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可以依次划分为六层：第一层农产品销售、种苗采购，第二层农业技术、生产资料采购、农业信息、生产计划安排，第三层农业金融、农业基础设施，第四层生产管理，第五层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第六层为其他。2. 非合作社成员。该部分受访农户的首选项和均值优先序存在较大区别，依据首选项决定法得出非合作社成员受访农户最迫切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优先序存在区别：依据首选决定法得出的最迫切需求是生产计划安排服务，其次为种苗提供服务；而依据加权均值得出的最迫切的需求为种苗提供，其次为农产品销售。本文参考实际调研状况综合两种结果结合聚类分析，依次划分为六层：第一层种苗提供、生产计划安排，第二层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第三层生产资料采购，第四层生产管理、农业信息、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第五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第六层其他。根据以上结果，合作社成员和非合作社成员的受访农户对于农产品销售和种苗提供都有着迫切的需求，而对比发现，合作社成员对于农产品销售、农业信息、农业金融的需求相对于非合作社成员更为迫切，这体现了合作社成员受访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经营更注重发展前景；非合作社成员农户对于生产计划安排需求尤其迫切，这是由其自身生产盲目性和承担风险能力较弱所决定。
（五）不同教育水平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序
1. 小学以下。根据首选项和加权均值得出，具有共性的是前四位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相同，包括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生产资料采购。综合聚类分析结果，依次划分为七层：第一层种苗提供，第二层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与生产资料采购，第三层生产计划安排、农业信息、生产管理，第四层农业金融，第五层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第六层农业基础设施，第七层为其他。2. 初中水平。依据首选项和均值优先序共性的结果是农产品销售、生产计划安排、种苗提供、农业信息、农业技术都在前五位，差异在于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采购的位次。考虑实际调研的解释误差，本文倾向于加权均值的结果，综合聚类分析划分为六层：第一层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生产计划安排、种苗提供、农业信息、农业技术、生产资料采购，第三层生产管理，第四层农业金融、农业基础设施，第五层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第六层其他。3. 高中以上。该部分的共同部分是第一位和后四位相同，第一位为农产品销售，后四位为生产管理>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其他。综合聚类分析结果，可以依次划分为六层：第一层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种苗提供、农业技术、农业信息，第三层生产计划安排、农业金融，第四层生产资料采购，第五层生产管理、农产品加工、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机械，第六层其他。根据以上数据，农产品销售和种苗提供在每个教育水平的受访农户处在最靠前位置，而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农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在三者中都是处在需求紧迫程度较低的水平。此外，从教育水平来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对于农产品销售、生产计划安排与农业金融的需求迫切程度越高，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户对于生产资料采购、种苗提供的需求越高。这说明农户受教育水平对于其农业生产的计划性有着积极的影响。
（六）不同经营类型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优先序
1. 自给自足型。共性结果为前三位的最迫切的需要次序为农产品销售>农业信息>种苗提供。综合聚类分析，依次划分为七层：第一层农产品销售、农业信息、种苗提供，第二层为农业技术，第三层生产资料采购、农业金融、生产计划安排、农业机械，第四层生产管理，第五层农业基础设施，第六层农产品加工，第七层其他。
2. 追求利润型。共性结果是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采购、农业技术和生产计划安排都处在前五位。结合聚类分析结果，依次划分为四层：第一层为种苗提供、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生产资料采购、农业技术、生产计划安排、农业信息、生产管理，第三层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农业金融、农业基础设施，第四层为其他。
3. 劳苦规避型。对比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该部分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优先次序具有共同特征的是前五位相同，包括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采购、种苗提供、农业技术、生产计划安排。另后六位排序相同：农业信息>生产管理>农业金融>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机械>其他。由聚类分析，依次划分为六层：第一层农产品销售，第二层种苗提供、农业技术、农业信息，第三层生产资料采购、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管理，第四层农产品加工，第五层农业金融、农业机械，第六层农业基础设施、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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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外汇交易主体独立性
自由而健全的外汇交易市场是我国人民币市场化的重点。我国的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于1994年，当时只有经过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审查通过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才能再次进行交易，不过市场交易只限于少数银行的小额拆借。2005年以后，我国才出现了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外币买卖业务，其业务额度被央行作了具体的限定。而今，央行、商业银行、证券经营人、外汇供求者等是我国外汇市场的主要交易主体。政府和国企通过央行进行外汇交易，央行干预外汇买卖，央行以其重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外汇市场的重要主体，并对其他外汇交易者进行政策管控。人民币汇率的固定是源于央行严格地、小范围地控制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2012年以后，央行开始严格研制外汇交易市场即期人民币交易价格浮动，市场货币供需没有在外汇市场价格中得到真实的体现。所以，我国不应该再严格限制交易主体的进场资格，而是要支持外汇持有者进场交易，让进出口企业丰富投资交易形式。允许持有外汇的微观经济主体资源处置外汇，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以完善的法律法规监督外汇市场。如果外汇市场比较成熟，那么该市场会出现很多交易主体，监管部门必须用相关的监管制度去确保自由交易的合法进行，打击有违公平的交易行为。[1]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监管政策或在制度形成后，管理者必须要依法办事、照章执行。健全的外汇市场是我国汇率市场化形成的重要条件。另外，要鼓励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市场，循序渐进地让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市场，开放汇率管制，允许人民币在国家货币市场交易。
二、加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汇率由市场自主决定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标志。增加一揽子中的货币种类，降低美元比重，不要让人民币因为少数外币也受大范围影响，引导货币一篮子的货币权重，让人民币逐渐国际化，在一定范围中允许人民币波动，使其尽量向市场自主决定程度靠拢。过去，央行是作为市场参与者，而不是市场监督者去干预市场，使得市场供求价格关系比较乱，直接性的经济敢于增加了宏观经济风险，央行的每项政策都会深刻影响我国整个银行业的变动，并对国家经济体中的投资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央行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制定外汇交易政策并代表国企实施外汇交易，这种人为的交易及政策制定使得外汇市场价格会因为人为主观因素而无法真正体现出市场调节的作用，干扰了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对实体经济有较大影响。所以，央行不应该成为外汇市场参与者，而是应该有计划地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浮动的限制，甚至最终将该限制取消，然后制定公平、自由的交易政策。另外，要科学地考量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交易风险，制定相关解决方案，让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交易市场能够安全地实施交易。[2]当前，人民币汇率正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我国的外资进入门槛限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人民币汇率在投机资本中的升值预期和贬值预期变得不再确定，人民币汇率弹性变得更大，由此出现一些金融风险，致使投机性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量很多。我国资本要想对风险有更强的抵抗能力，那么就应该在外汇市场中让市场供求关系去选择各国资本。
三、提高政府的金融市场风险监管能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改革开放让我国的经济得以顺利腾飞，但是经济基础不扎实却是不争的事实，不牢固的实体经济基础使得我国缺乏强劲的金融风险监管能力。而国内金融监管机构因为成立时间不长，缺少成熟的监管经验。金融的自由化离不开汇率的市场，只有提高外汇市场监管能力，才能积累更多的金融监管经验，强化监管能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剧，国际资本正在持续地自由流动，我国外汇市场的风险考验也会变得更为严峻。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外汇市场上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变动会影响人民币货币的安全。所以，我国就必须通过金融市场风险监管能力的强化来稳定外汇市场。这就要求国内的“一行三会”需共同协作，认真监督金融主体的信息真实性，以完善的监管程序管理金融主体，并对和金融主体有关的交易信息进行监督，让金融信息中的实际资金被合法使用，坚决杜绝潜在的经济风险。与此同时，应控制好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风险，防止人民币在香港市场上出现兑换风险。[3]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济实体的监管方式，并严格管理进出我国外汇市场的国际资本，并反思国际资本进出有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能不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制定出相关的监管政策，并严格执行下去。
四、谨慎开放资本市场
在开放资本市场时，我国必须要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安全为前提。因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有不规范的地方，资本市场发展时间段，相关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无法抵御过多的风险和危机。比如2008年股市的暴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股市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暴跌前的水平。资本市场的开发使得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的外汇市场、股市。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很容易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产生。如果不切实际地盲目开放资本市场，过早进行资本自由流动，是危机出现的关键原因。[4]资本自由流动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监管能力，或者实体经济基础不牢固，国际经济环境部好，那么危机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体在融合时不断存在潜在风险，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直接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由于各国经济体间的融合加强，那么一国发生经济波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开放资本市场需要对世界经济形势有成熟的考虑，不然就将影响到外汇市场的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1]丁永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风险与机遇[J].理论与改革.2013（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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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异化破坏人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系统人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源泉，保护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才有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消费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人需求满足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扭曲上，还深刻地反映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消费异化尊奉的是“消费至上”的原则，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方式的非理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掠夺，然后又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各种废弃物，现实中深深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等问题用事实证明了消费异化的惨重代价。由此产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上述问题必然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必定会破坏人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系统，削弱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的空间。这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发展为基础，是相悖的。
（三）消费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消费异化形式下形成的消费价值观使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真实需要的审视与把握，人不再是根据自身真正需要进行选择性消费，而是被欲望所奴役，幸福被金钱物化，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成为了人满足、幸福和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尺度。但这种超度的物质享受与自身实际需求的背离、现实消费能力的脱节又使其陷入了消费增长与幸福弱化的怪圈，信任缺失、心理空虚、情感减弱、安全感不足等是人在消费中迷失后的常态和共性体现。对于企业而言，扩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为此，扩大生产规模、创新消费品形式、促进消费品多元化，通过生产出形式多样的新奇消费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并催生更多的新需求就成为了生产商竭力要做的事情。产品生产出来后它们还通过包装、宣传、促销等方式诱导更多消费者尽快地接受新产品并转化为实际消费。产品的推陈出新和生产商的目的性诱导，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在自我感知的“幸福”和“极具优越感的物质享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生产商即消费的操纵或控制。
他们已经不是消费的主体和自我支配者，而是被消费（更确切地说是被资本）支配，成为“消费机器”。这种消费带来的不是人物质基础的丰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是人自我本真的迷失、生存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人发展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
方式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向度现实中存在的由消费异化产生的诸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两面性：科学理性的消费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合理的畸形消费则会阻碍人的发展。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与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促进消费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统一，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和公平的本质要求以及使人摆脱依附于物、依附于金钱、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受少数人左右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需要重点处理好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本真体现。
（一）培育、强化以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自觉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物质主义消费等消费异化行为的产生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误导。把人生追求定位于物质享受、享乐主义等的实现，把人生价值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消费，把人生幸福以物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作为主要衡量尺度……这是人的价值观扭曲和生活方式堕落的典型表现，也是消费异化行为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心理发展、智力发展、能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物质需求满足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统一，以消费来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人生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富的拥有量、物质消费的享受程度，而是取决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和谐、美满，情感的极大丰富与信任依赖的增强，对个人发展潜能的满足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地，纯粹的物质指标并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核心尺度，就比如高经济收入不等于高幸福指数那样，物质基础和物质消费只是幸福的可能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科学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确立与固化，是使人摆脱物的奴役，消灭异化消费，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以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生态化、可持续化的消费模式。现实中出现的环境恶化、过度消费、代内消费不公等问题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消费异化密切相关，这种消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短期性、个体性，催生和加剧了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少数人发展与多数人发展的矛盾。生态消费体现了消费与人的发展的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1）适度性方面，要求消费必须与资源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等保持适度，即人的消费不能超越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经济能力，换言之即是生态环境不能因为人类消费而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供应与现实生产力水平趋于一致，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要与实际消费能力相当。（2）可持续性方面，要求消费在当代人需要与后代人需要满足中实现合理均衡，尽可能做到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3）全面性方面，要求消费做到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政治消费、业务消费、内在消费、外在消费、自我消费、环境消费，低级消费、中级消费、高级消费，基本需要消费、享乐需要消费、发展需要消费，现实消费、将来消费到延续性消费等多方面、一体化统一。（4）协调性方面，主要体现为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后代消费、消费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等。
总而言之，生态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消费，它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公正的原则。培育生态消费理念和形成以此为中心的行为自觉，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消费者消费方式科学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以生态型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促进人的生态需要满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这是因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解决消费异化问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与延续，与以往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重大关系的。正是中国实行的是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容，在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进；甚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非健康产业”监管不严使其较为顺利地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人们“新消费的需求点”；大量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宣传仅适于少数人需求的“高大上”产品等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失当、消费与生态环境失衡、当代人消费与后代人消费不可持续、消费内容与人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就成为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因此，必须构建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第一，树立生态生产与生态消费理念。要摒弃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问题，要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原则，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如何有利于人的发展、怎样保障人的发展作为各项经济决策制定和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主要衡量尺度，使经济发展真正回归到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要大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循环反复利用废弃资源的生产系统，推进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产量的技术价值，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要大力鼓励和扶持有利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教育、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以适应人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由基础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必须严厉打击诸如“黄色书刊”、“黄色影视”等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人的消费的健康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大力生产绿色产品与生态产品，在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