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篇1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篇2
人才培养模式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思想并根据社会需要确定的人才培养的总体样式，是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其他教育内容、课程及内容的组织及实践中的方式方法的总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一级学科，重点解决农林领域的管理活动，目前已在我国54所本科院校开设。近二十年专业改革仅限于内部框架调整，并未依据市场需求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模式。为适应市场需要，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成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本文从教学模式、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两方面梳理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对专业建设的建议。
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1.1 教学模式
1.1.1 理论教学
王雅鹏(2004)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依据社会需求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利用现代技术提升专业层次和水平，开拓区域经济学、农林产品比较优势等研究领域。奚祥华等(2007)提出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创新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策略，建议增加基础学科课程，删减重复过时的课程，开设生态环境科学、现代农林技术等课程以及热点问题的专业讲座及发展动态课程。柯水发等(2011)对北京林业大学240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进行课程设置问卷调查，发现学生普遍认为农林类课程较少，建议压缩基础专业课程，增设农林经济地理学、专业论文写作等课程。
彭艳等(2008)以29名学生4年所学部分课程成绩为原始数据，①基于因子分析得出农林经济类相关课程对学生专业素质影响较大，建议加强宽专业教育，拓展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颜华(2009)具体提出农林院校可采取主修与辅修制度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
罗攀柱等(2008)依据我国农林业生产特殊性及林业经济转型的需要，将林业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划分为5个模块，②建议林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生态和环境意识较强的人才。刘强等(2009)依据市场需求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平衡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比例，增加实务类课程，避免出现重理论、轻实务的教学效果。李红(2008)进一步提出各高校应结合实际准确定位，突出学科特色，力争与其他同类院校有所区别。
徐辉等(2010)发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案例选取难，缺乏专业的案例编辑，导致理论教学与讨论教学学时分配困难，学生自主性难以调动。建议教师通过业内交流、校际交流、发动学生调查编写等方式增加案例讨论环节，避免单一的理论教学。
综上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理论教学存在以下不足：(1)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核心课程较少，缺乏时代感;(2)重复性课程较多，学生知识面普遍较窄;(3)授课方式单一，讨论教学欠缺。在未来课程设置上，应重点培养新学科，增设农林经济学课程，以专业讲座带动课程教学，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实现课程体系设置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
1.1.2 实践教学
赵锦域(2002)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学改革为例，提出全面调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涉及的实验项目，完善实验室建设，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使专业课的实验学时达到总学时的30%。
黎东升等(2002)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提高教学实践现代化程度，建立以多媒体为中心的现代电子教学系统和以农林经济可持续发展信息系统为中心的教学研究系统。其后研究发现传统办学模式使学生在实践技能方面存在缺陷，建议开展专业知识准备性教学、随堂性实践教学、阶段性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教学，通过参观和专业生产劳动等方式深化人才能力培养。颜华等(2011)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不突出，实践比例过低，建议形成以课程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为重点，社会实践为补充的实践教学体系。
郑炎成等(2007)结合教学经验发现，实习经费难以落实阻碍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开展的首要因素，此外，实践对象及接收单位选择也是影响实践效果的重要因素。据此并结合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理论提出就近选点，解剖麻雀的实践方式，建议在院校周边选择行政村，开展具体连续性调查，节省经费和时间同时保证实践效果显著。
综上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以下不足：(1)实验室现代化建设不完善;(2)实践教学比例较低，与理论教学及社会需求结合度不高;(3)实践经费及对象落实困难。在未来实践教学建设上，应重点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加强校外基地建设，选择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实习单位。
1.2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培养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林产业建设快速发展，扭转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社会认同度较低的现状。
杨根宝等(2005)结合21世纪我国农林 经济背景及对高等 教育的要求，提出开发学生潜质、培养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注重厚基 础与宽 发展兼顾。郭翔宇等(2009)借鉴部分高校农林经济 管理专业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的 经验，提出学校应设计个性化发展模式，满足学生个性化和 职业发展需求。
徐辉等(2010) 总结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敢于创新的精神、付诸创新行动等素质，提出创立专业人才培养新目标、创新教学内容体系、创议探究式教学、创新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机制和专业认知实景模拟见习顶岗等五种实践模式。王玉芳等(2011)通过对东北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原创能力的调查发现，学生知识陈旧、缺乏课题研究能力是制约原创能力培养的内在因素，提出重视学生原创能力培养、搭建创新实践平台、务实基础知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议。
杨香合等(2010)基于河北省 农业发展，提出构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创新高地，从教育管理、办学机制、教育结构、教学改革等方面开展创新，以学术带头人为引导，培养本科学术创新人才。胡云等(2010)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要立足于 应用型高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形成阶梯状培养模式，构建了一个中心、③三个层次、④三种形式⑤的实践教学模型。
刘惠琴(2007)运用访谈研究、模型构建、量表设计、实证研究等方法对86个高校学科团队进行调研，总结出目标明确、结构合理、创新氛围浓厚是提高中国高校学科团队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结合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题研究较多的特点，应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先导，学生积极参与的创新型科研团队，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潜能，为学生进入科研领域铺设平台。
综上分析，创新型人才培养重在机制的构建，农林院校应打破传统的理论教育，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尊重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开发原创思维能力并付诸实践，上述激励措施比教师单方向从事科研更具有效率。
2 结论与建议
学科建设状况从根本上反映高校的办学水平、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建设目标应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支撑区域农林产业建设，满足 社会发展需求。目前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进度较慢，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未来关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应集中于如何塑造创新型人才、如何突出学科特色、如何提升社会认同度等方面。农林院校应结合实际，将理论转化为行动，突出专业的比较优势。针对该专业未来发展方向，笔者建议如下：
(1)创建以本科生为主，教师队伍为辅的初级科研平台。以基础项目为资源，给予资金支持，鼓励学生思考、创新、实践，提高学生科研热情，为培养后续人才奠定基础。
(2)鼓励学生参与学科建设。学生视角能真实反映学科发展中的缺陷，建议每学期至少举办两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科研讨会，依据学生的意见合理改革，使学科发展更符合学生要求。
(3)建立院校间学科交流平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缓慢反映了学科建设理念的局限，校际间交流平台能够为学科建设提供新思路。建议定期举办农林院校学科研讨会，互通先进理念。例如，东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种类较多、细化程度高、相关 实习及科研项目丰富，这为其他农林院校提供借鉴。
(4)适当增加与农林类相关的专业课程，减少关联度较低的课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通过课程设置突出学科特色，将经济、管理与技术三者结合，注重实用性，并培养学生自学能力，避免出现宽而不精的学习效果。
(5)强化专业实践。建议将大一学年起每年至少 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专业实习纳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 计划大纲。内容由浅入深，倡导形式多样化，增强学生对专业应用的认知，有助于减少学生在就业方向选择上出现偏差的可能。
(6)实行导师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可建立本科导师制培养模式，并进一步细化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方向，例如农林业政策、农林业资源管理、农林业金融 保险等。允许学生依据自身兴趣选择研究方向，使学生对某一领域有较深入地认知。
总之，农林经济管 理学科优势劣势同样明显，扬长避短更要积极补短。未来专业应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核心，完善教学建设，实现人才向高素质、综合型发展。
农村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建设
本科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和大学教学的基础。专业特色是质量与创新的生命线，加强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在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与辐射作用。
特色专业的建设内涵
特色专业指充分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在教育目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条件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较高办学水平和鲜明办学特色，获得社会认同并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特色专业是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是学校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等特征。特色专业是一所高校所有文化要素汇聚提升的体现，是一所高校办学经验趋于成熟的标志。建设特色专业，是高校在新形势下获得持续竞争力，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质量工程建设文件指出，建设高等学校特色专业是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出专业特色的重要措施，要紧密结合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和课程教材建设，切实为同类高校相关专业和本校专业建设与改革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主要建设原则是：强化优势，突出特色。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以强化优势为根本，以突出特色为关键，充分体现办学特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改革创新，提高效益。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增强专业建设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办学效益，与相关行业领域紧密结合，探索适应社会不同类型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专门人才;示范带动，整体推进。强化专业建设实践成果积累和有效经验总结，主动宣传推广建设成果，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以改革精神推进特色专业建设
笔者所在的华中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历史底蕴较深厚，可追溯至1904年湖北农务学堂开设的财政、理财等课程，迄今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1981年建立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立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点，1998年设立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0年批准为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07年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特色专业。现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5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0人。特色专业立项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切实转变教育思想观念 特色专业建设必须与社会背景、产业背景及行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已难以适应WTO框架下用人单位的需求。当前我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实现四个转变：从侧重理论研究型向侧重实际应用型转变，从窄深专家型向宽口径通用型转变，从单科型向复合型转变，从侧重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型向涉农中小企业管理型转变。总之，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以服务三农为特色，与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新形势相适应，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农业大学特色的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掌握农业科技发展的经营管理高级人才。
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影响着特色专业建设方向、进程和绩效。农林经济管理特色专业构建了一体两翼培养模式，注重农、经、管知识复合，突出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培养，开展课程体系研究与改革，进行课程重组、整合优化，建立了基础课模块、专业课模块、实践教学模块、专业特色课模块、通识教育课模块、前沿与特色课模块等六大教学模块。
在基础课中，增加数学、计算机等课程学时和难度;专业课中，对重复、脱节教学内容调减优化;实践教学中，新增创新学分，对实验教学内容整合优化，独立设课，单独考核;专业特色课模块中，注重因材施教和个性培养，增加选修门类，拓宽选修课范围;通识教育课模块中，规定学生必须修满12个学分农业科学和素质教育方面课程;前沿与特色课模块中，结合当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及教师科研成果，聘请校内外专家开展讲座，进行专题讨论，让学生了解本专业发展动态与前沿，突出专业前沿与特色，开设了农业经济管理专题、农业可持续发展专题、管理理论发展、职业生涯设计与管理等前沿与特色课程。体现三个强化：强化农、经、管知识复合，文理渗透，拓宽知识面;强化创新能力培养，突出实践教学，增设创新学分;强化社会责任教育，培养学生爱农情感、兴农责任、强农使命。
与此适应，推进以十多门国家、省和校精品课程三级精品课程为核心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改变传统注入式教学方法，推进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灵活运用情景教学、互动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构建了师生知行苑交流平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特点，遵循实验实践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遵循系统优化、整合集成要求和阶段递进原则，注重实验教学体系系统性，注重实验教学层次性和模块化，注重实验内容新颖性，注重实验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科学性，突出基础性、提高性、综合设计性三层次，建立了农户经营与风险控制模块、农业金融与贸易模块、农林经济管理与决策模拟模块、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模块四大实验教学模块，形成分层次、模块化、
点面结合、全面开放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验课程体系。高标准建设了经济管理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企合作共建了6个功能实验室，为实验课程开设提供条件支撑。
以感知见习认知实习实训体验为路径，构建以见习为主的感知实践、以社会经济调查为主的课程实践、以管理模拟及企业实训为主的角色实践三维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建有1个教育部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和35个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为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效保障。
依托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师科研课题，积极开展经常性学术讲座，营造浓厚学术氛围，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各类科技创新活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通过教师科研课题带动、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立项资助、实验教学中心条件支撑，培植学生创新成果。
积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根本保障，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专业建设才有坚实基础和生命力。
学校还先后实施了青年教师八个一计划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杰出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等育人工程，教师队伍学缘、年龄、职称结构得到明显改善。通过科学研究项目建设具有稳定研究方向的学术梯队，培养了科研经验丰富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将学科建设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内容。通过对重大问题研究和探索，使他们对知识的理解、领悟和运用得到内化升华，拓展了学生专业视野，加深学生对知识体系理解的良好效果。科研项目作为本科生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学生毕业论文选题80%以上来自于科研课题，提高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学习兴趣，整体水平与质量显著提高，近几年省级优秀学位论文获奖率40%以上。高职教师100%为本科生开课，鼓励开设学科或专业主干课程，创建精品课程，主编课程教材。
专业建设责任人在专业建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促成学科专业良性循环发展重要协调者。通过其领导的专业团队，把握专业建设指导思想，落实专业建设规划，引领专业在国内同行中占据重要位置。专业责任人应在教学科研中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对学科专业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深切体会，有能力站在更高水平上驾驭学科专业协同发展，将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和优势引导并转化为专业建设重要资源。
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使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尽快融入社会是提高学生质量的重要标志。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提高学生适应能力，增强学生的国际视野。通过请校外知名人士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实习等，增强学生与社会联系，培养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特色专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将国际化教育融入课程、专业实习实践中，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国际化教育机制，通过联合培养、互认学分、选送学生、聘请教授等方式使每一个学生在国际化教育中受益。与山东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等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联合培养机制，设立了国际 教育 实习学分，鼓励学生走出国门，完成学业。
特色专业建设 实践的思考
建设方向明确 农林 经济 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应突出地域特色、突出农林特色和突出人才培养复合式、 应用型与国际化特色具体设想，围绕 社会需求、区域需求，在学生综合素质和技能培养等方面多做文章。
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篇3
1.2统筹城乡发展，落实扶持政策切实落实“三农”政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技术、新人才，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城乡合作，积极帮助农村居民早日步入小康行列。
1.3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结合科技的发展，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改变农村现状，用科技实现高产，在良种培育、防虫防害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机械自动化等节省了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引入新技术，用科技的力量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1.4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如此才能稳定、可循环，保证经济发展不占用下一代生活资源，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要重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1.5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在农村经济发展之初，没有完善的农业机制，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多渠道的信息资源，销售渠道少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加大农业投入，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完善生产机制。
2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中长久存在的制约问题，农业经济管理都提出了相应有效的管理方法，对于农村实际需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要采取积极的管理手段，确实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制度的保证、提供理论的引导、解决其制约问题，令农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
2.1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保证在农业经济管理下，结合农村现有条件和经济情况，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制度，产生了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制度的保证。规范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行为，使得农业的发展满足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村经济的发展行为得到良好科学的规范，保证农村经济发展效果。优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使得农业的发展具有合理的制度保证，采用优化的制度才能最大化的发展经济，保证农业生产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使得农业的发展得到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农业经济的管理下，农村经济发展得到制度上的保证，农村经济发展有了高水平的发展。
2.2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应用方面，农业经济管理也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有了明确的引导，农村经济有目的性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农业经济管理明确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地位，明确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占有重要组成成分的农村经济，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重点发展，明确经济地位，更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了制约问题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制约问题，然而农业经济管理为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或者缓解了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农业经济管理实现了农村发展方案的合理规划，为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科学有效的发展方法，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发展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节约人力物力，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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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种观点肯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的根本制约作用。有的学者通过分析建国以后我们建立的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引发的弊端，以及引证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的现实，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的决定作用。有的学者则通过对欧洲发达的福利国家的检讨，来说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搞社会保障，必然会重蹈福利国家的覆辙，且经济和社会后果将更加严重。
同上述学者一样，我们也肯定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实施的范围、程度和给付标准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否认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影响，并对上述论证中所涉及的前提和论据提出如下不同的看法。
首先，建国以后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存在着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但更根本的缺陷却在于排斥市场机制，抹煞个人责任，由政府大包大揽，资源非流动，人员单位化，在偏离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同时，追求静态的、绝对的公平。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恰恰就是要克服这一根本缺陷，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调动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积极性，实施社会化、市场化管理，以达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权利，使他们共享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所以，把原有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的事实完全归咎于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妥当的。
其次，20世纪70、8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它们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福利国家之初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即所起的正功能，现在往往被众多的研究者忽视了。“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和繁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没，而这一制度也是超越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公共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与其说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在于其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说是无视其边际效用递减的事实而对它不断固化、加码的结果。
再次，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在经济发展最早、水平最高的英国，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最先建立起来的。德国能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和德国国内的政治社会背景即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既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变化，将其作为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正如当年首倡社会保障制度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所说：“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后来，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在1935年，当时正值经济大危机的恢复时期；西欧、北欧福利国家的建立也是在战后经济很不景气的时期。再联系到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迄今为止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国民缺乏起码的疾病、医疗保障的现实，至少可以表明一个事实：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必然地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与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及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最后，企图建立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完全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企图达到纯粹理性化的社会目标，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社会并非人为设计出来的。既要使社会保障在国家经济萧条、社会成员遭受经济风险时起到社会“减震器”、“安全网”的作用，又要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有些学者在谈及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问题时，只强调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和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忽视国家作为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的主体所应尽的责任，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导致将农村社会应受保障的群体长期置于一个被忽略的地位。这恐怕也是造成下述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在中国的过去还是在中国的现在，农村社会保障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在某些关于社会保障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中，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农村社会保障”。显然，这无益于农村的稳定，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二、对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
1.土地政策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土”是农民的命根。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家庭经营是中国农村改革中最本质、最重要的成果。现行的土地政策满足了农民祖祖辈辈想要拥有土地的夙愿，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农民最基本的保障依托，从而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农村保障体系。
现行的土地政策客观上构建了城乡二元的保障格局：农民有土地保障，工人有企业保障。由于农民有土地保障，国家得以将社会保障的重心转移到城市，集中精力和财力解决城市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只实行国家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保障制度，致使农村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保障水平上。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民只享用全部社会保障费的11％，而占全国人口30％多的城镇居民却占用了全部社会保障费的89％。从年人均占有社会保障费上看，城镇人均占有达455元，农民人均占有仅为15元，相差整整30倍。
城乡二元的保障格局使得农民的身份长期以来难以改变，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其向城镇的流动。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农村逐步向农业规模化、非农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而且这部分人员呈日益扩大之势）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成为非农劳动力，他们在遭受经济风险时不可能再从土地上获得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面临的新形势，留下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要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威胁，原有的“土地保障”也日益靠不住了。
为了稳定农业生产，1998年以来中央多次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一律五条件地延长30年不变，并且强调“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旨在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新问题，即土地缺乏必要的重新分配和流转机制，影响了农村的社会流动，难以形成社会公平。对于这个政策，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太赞成，这明显违背了政府的初衷。因为政府提出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本意是试图通过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权来稳定农村社会，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但这一政策使得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不可能平等拥有土地使用权，而在经济落后、土地并不富余的地区，农民享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已成了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必要途径。
另一方面，贯彻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有限的土地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土地产出的低效率显而易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开始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对于承受力较低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要知道，越是接近生存边缘线的家庭对风险的忍耐力就越小，“安全第一”准则的合理性和约束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较小而稳定的利润，放弃较大但不确定的利润，因而不会轻易接受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看来，政府应当在土地政策之外，通过实施逆向财政政策、失业补偿、福利计划、社会医疗和负所得税等机制，以保障农村居民的最低限度收入。这些机制和保障措施能使农村居民同城里居民一样，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人口因素
从农村人口的数量上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共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直接影响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行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虽然遏制了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压力，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丁家庭中年轻子女的负担系数，降低了农村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原有的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农村保障体系日显捉襟见肘。
从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现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共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负担老人的系数是9.92％，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7.1％，这表明我国已经进人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老年人要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3／4或2／3.综合两者的估计，农村老年人约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70％左右，可见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农村老年人不能像城市老年人那样退休、享受国家发给的养老金，主要还得依靠家庭赡养。这无疑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得原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城乡家庭进一步分化，农村家庭难以摆脱弱者的境地。
从农村家庭的结构上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农村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过渡，子女数目的急剧减少导致每个子女所负担老人的系数明显加大。这不仅使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子女数目的减少反而增加了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家庭关注和经济开支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子女身上，影响了对老年人的赡养。二是年轻人成为流动进城打工队伍的主力，使得在家的老年人更加孤独寡助，家务繁重，有时还得承担田间的劳动。三是传统的互助共济的兄弟姐妹网络不复存在，削弱了老年人及其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农村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获取经济来源的途径越来越少，传统的权威受到冲击，家庭养老不能不通过老人自我养老的方式来加以补充。老人通过种菜、捡破烂、做杂工等途径来获取少量的报酬以维持生活，并尽量节约以减少开支。
从农村贫困人口方面来看，1978年农村有2.5亿人生活在赤贫状态，经过20年卓有成效的扶贫工作，1998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下降至4200万。农村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脱贫任务无比艰巨。这部分人口的返贫率高达30％。扶贫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无法消除相对贫困。这些年来，农村人口内部的贫富差距在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88元、1423元、1111元；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估计1999年的城乡贫富差距达到5倍左右。
总之，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农村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和生活质量、农村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大和养老功能的弱化，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政府在农村迅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也急需得到政府给予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人口因素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正面推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基数特别是农村人口中的贫困面太大，又抑制了政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性。因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要有足够充实的财政作后盾，政府会因财力不足而推迟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更何况，在当前实行农村家庭保障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还没有完全丧失的情况下，这种推迟也还能找到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
3.政治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始终受到政治和市场双重力量的支配。如果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话，那么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就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作了。
JohnMyles曾以公共退休金政策为例，描述了政治因素在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的作用。由于市民社会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相互依存，因此需要更综合、更仔细地考察和评估政府所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制定某种公共政策？他们又是怎样将决定了的公共政策付诸实施的？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握有改变社会、经济和技术配置的权力工具。
其次，政治体制不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也不同。考察西方各国后可以发现，民主政治一般能够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或体现自己所在群体利益的政治集团，来影响国家的立法与政策的制定，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很自然地会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同专制政治的国家相比，民主政治的国家通常都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保障的水平相应也比较高。这说明民主政治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会给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因为政治家会将社会保障作为竞选的“筹码”，胡乱许诺，相互攀比，导致社会保障的过度膨胀。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压力，削弱企业和国家的市场竞争能力，甚至使整个国民经济因不堪重负而崩溃，最终破坏社会稳定，也反过来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运行。
除了执政党和政府以外，利益群体的作用也非常巨大。工会组织成为劳工权益的主要代表和推动力量，妇联组织是妇女、儿童权益的主要代表和呐喊者，工商联组织则会直接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作用，建国后曾一度建有的农会早已不复存在，目前农民没有自己的特有组织，也没有正式的利益群体为农民作“代言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直得不到重视而被长期搁置，同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和“代言人”作为坚强的后盾，恐怕不无关系。
应当看到，社会公共政策扎根于各阶级之间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大众偏好的幻境中。因此，需要我们真正从履行“三个代表”思想的高度来认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尽快付诸实施，以真正体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当然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内）的根本利益，而非仅仅代表某个区域或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
4.文化和心理因素
每个社会无论大小，都必然为自己编织一张知识、信仰、习俗、语言、兴趣、制度和法律的“网”，个人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处在这张由社会组成的“网”里，在这里，人的心灵逐渐发展；在这里，人的心灵打上烙印。这就使习俗、宗教、成见、爱好和语言得以发展并永远保持下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不能脱离这张“网”，即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的影响。
在我国，儒家思想文化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孝”是儒家价值观念的核心之一，普通老百姓将“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作为一种义务，乡村至今还保留着儿子继承遗产与养儿防老的习俗。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甚至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都得到了体现。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家庭为其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和精神上的慰藉，家庭保障在农村保障中起着核心作用。可见，传统文化和现行的土地政策共同强化着农村的家庭保障，政府通过对这种家庭保障的正确引导，一方面使之在农民可以进行一定的社会流动的情况下，维系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有可能集中精力和财力来解决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然而，家庭保障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化、非社会化的保障形式，它的存在不能取代政府在农村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义务，而且它也越来越不能适应农业规模化、非农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新趋势。
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除了国家财政予以必要的扶持以外，农民自身也应缴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可是这种并不为过的要求，却难以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看中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关心，希望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但由于其过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不会付出自认为并不必需的支出。比如在未生病的情况下，农民不愿付钱去配合政府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年轻人则认为养老是件非常遥远的事，几十年后还不知道国家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因而对参保不感兴趣。农民过于现实的考虑和不愿缴费的心理，往往又被以下两种现象所强化：一是基层政权机构和干部的乱收费，二是一些干部的贪污和腐败行为，它们都加深了农民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保险的努力的怀疑和不信任。如果说服农民缴纳社会保障的个人基金，需要较高的社会成本；如果强制农民缴纳，其社会风险将更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政府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既要顾及国家财政和农民家庭的经济承受力，又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重新认识并充分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中的非经济因素，有利于我们拓宽目前的研究视野，避免陷入“经济因素惟一论”。全面分析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的正功能和负功能，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逐步建立适合当前国情的、符合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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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注10）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注11）1982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注12）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8)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注13）1984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注14）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注16）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观察范围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观点的逐步提高。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注18）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3年,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19）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注20）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费孝通,1998)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发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费孝通,1992)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注21）“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注24）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费孝通教授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1992年,他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模式提出再认识,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并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发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费孝通教授还指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地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学习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我认为,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为了倡导人们关注与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学习与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因而,是十分有益的。经济圈发展模式
1984年以后,费孝通教授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费孝通,1992)从研究方法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从对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费孝通教授首先关注上海经济区与南京经济区的建设。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这种划分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费孝通教授建议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注25）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费孝通教授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基于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的经济带的发展设想。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注26）近年来,张德江同志推动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无疑与费老的主张不谋而合。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他主张,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应当包括河口与稍微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费孝通教授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西南溶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部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为庆贺费老九十大寿,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注释：
注1、9、11：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27、128页。
注2、4、6、7、8、10、12、13、14、17、18、19、20、21、22、25、2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55、49、26、109～110、2、8、32、4、576、8、539、55、282、541～542、594、576页。
注3：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注5：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注15、16、23、24：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35、93～95、296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费孝通:《旧燕归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篇6
2.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队伍建设是强化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人才支撑。通常情况下，我国农村基层管理队伍多数为当地的农民，这虽然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地区的现实情况、开展工作，但也导致了农村经济管理队伍的专业素养与管理水平不高、掌握并推广现代化科技的能力较低，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难以带领农村经济走向繁荣发展。因此，加强农村经济管理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3.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农业资金是强化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财力支撑。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步入纵深阶段，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农业资金投入成为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政府虽然在农业资金投入方面给予了一定倾斜，但毕竟地域广阔、农村所占区域范围较大，分配到各个村各个项目上的资金数额仍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在吸引社会资金方面表现乏力，因此，我国农业资金缺口巨大。
二、策略与建议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仍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不足。为了实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从现实情况出发，深入探讨造成这些问题和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提出一些有效的解决策略。
1.创新农村经营发展模式。在始终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经营方式的重大转变，实现农村经营机制的有效创新。应积极发展新型农业集体经济，由地方政府牵头，成立农村经济发展的配套组织，大力扶植新型的经济发展合作机构，建立和完善农村经济发展的保护机制。
2.提高农业资金使用效率。首先政府要持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与保障，使农村经济管理摆脱带病运行、“缺血”发展的不利状态；其次，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引资和融资政策，切实提高农村农业项目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以便能够更好地吸收和运用社会资金发展和壮大农业经济；最后，政府还应加强对农业资金的使用和监管力度，以实现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
3.加强农村经管队伍建设。农村经济管理干部是农村经济管理的实际领导者和实施者，要打造一支优秀的农村经济管理队伍：一方面，要重视对本地农村干部的培养，提高他们对农业政策法规的理解与落实能力，完善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农业科技知识，使他们成为统筹安排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激励制度。要帮助大学生村官尽快适应实际工作环境，为他们提供更多实现个人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创造条件，使他们真正成长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顶梁柱。
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篇7
1.2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减轻农民负担是农村经济管理中的重要部分，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结合起来，将经济管理与监督工作做好，同时将农民负担的反弹防治工作做好。
1.3在农村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从提高农民进入农村市场的进入程度着眼，与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相联系，积极探索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制度，积极引进现今的合作经验，促进经济资质专业合作的真正实现。
2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途径
2.1提高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理解认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速度不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村经济发展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特别是在农村经济管理上，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得到实现的重要保证，对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以及对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但是因为一些干部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认识不足，使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落实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所以，应该加强村干部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认识，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奠定坚实的基础。
2.2深入调查研究农村基层工作目前，我国一些农村在经济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想使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的落后现象得到改变，就要对这些落后现象进行充分认识，对农村经济管理情况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要深入探讨涉及农村稳定的重大问题。要想将经济信息监测搞好，就需要进行调查体系的改革，对农民收入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为以后的经济调查奠定基础。这些工作的落实不仅为政府的农业调整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还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落实与贯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使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要想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做得更好，就要将政府和党委的相关要求落实好，这就要求农村经济管理队伍的相关工作要得到逐步的加强，在农村经济管理队伍中展开培训工作。要针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制，使经济管理队伍建设得到真正实现。特别是在我国的一些乡镇地区，经济管理部门应该与当地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展开具体的工作，合理编制经济管理人员，实行定岗定员制度，保证所有地区都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其进行经济管理工作。与此同时，大力推行农业技术推广办法。在经济管理财政预算中涵盖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管理工作与行政监督工作应该由地方农村经济管理机构负责承担，促进农村经济工作得到不断改善与强化，更好地为农村经济管理队伍建设提供支持。
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篇8
第二，健全完善相关的经济制度。做任何事情就要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保障，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经济管理更是如此。各农村地区在保证制度体系不违背党和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善制定具体的体系政策，使农村经济管理内容更符合地区情况。对此，农村地区要明确规定经济管理的具体方向、相关内容，注重农业市场的拓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其管理力度，才能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第三，加强农村专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为将我国有关的农村政策切实落实,并实现其政策的经常化、制度化以及长期稳定所以要加强经济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当地经济管理机构需要制定出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并且实现对管理队伍的建设，所以要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还要做好农村的经济信息化发展工作，能够保证信息化工作能够有效的开展、实施。同时也要做好农业经济的统计信息工作，做好农民收入的分类分析，为主管部门制定农村发展政策提供支持。
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篇9
第一，就目前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现状而言，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农村经济管理体系。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不断变化发展，传统旧的管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农村经济结构、快速发展的利益结构及多元化需求都需要建立完善，新的管理体系与之发展保持一致。第二，针对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的有效维护、关系利益的相互协调、农民诉求等方面存在的矛盾纠纷及问题，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并不能进行很好的处理与解决，从而导致这些问题矛盾积累逐渐严重，最终影响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第三，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村经济基层管理人员专业管理技能及领导水平并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适应我国农村产业化的发展需求。从整体上来讲，我国农村经济管理集中反映在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持续等问题，农村经济管理基础物质比较薄弱，管理人员思想知识结构相对比较落后，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将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管理的现状。
3农村经济管理问题的对策
3.1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完善
要对新农村的建设进行加强工作，其基础是规划、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关键点在于增收，而其保障就是体制的完善。正因如此，农村的经济管理工作的核心应紧紧地为经济发展的大局，加快管理方式的转变，着力于深化体制的改革及制度的创新，建立与市场竞争机制相适应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及管理理念，不断地对新形势下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新方法进行探索。乡镇的领导层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三大战略，也就是“转变、拓展、提升”。第一要转变农业的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改变农业资源利用的模式，加快农村所富余的劳动力转移速度，以此来促进农业的症状方式的转变及农业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第二就是要对农业的功能、农业产业的链条机农产品的市场进行相应的拓展工作，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陛。最后，提高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及转化能力，大幅度提升农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和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以此来不断地增强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
3.2政府主导维护群众利益机制的完善
各级乡政府要建立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协调监督管理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及矛盾处理机制等，以此来协调相互比较之间的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方面存在的种种矛盾，避免各种利害关系在乡政府之间的蔓延，从而不利于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乡政府管理职能的发挥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乡政府应该站在农民利益的角度对他们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中的某些误区给予一定的指导，并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到实际农村经济建设中去，发挥他们在农村经济建设管理中的基础作用。为了确保民主关村，必须对村务的公开制度、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及重大问题讨论制度等系列的自治制度进行完善，把民主监督作用落实到位。领导级干部要深人地展开调查研究，要及时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做到密切地与群众联系。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就是建立服务胜的政府，着对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来说也是一个迫切的需求。
3.3加强建设农村经济管理人员队伍
加强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是现代农村经济管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首先针对农村经济管理干部水平进行综合管理与培训，建立一支完善的专业管理队伍，增强管理人员的责任心与敢于创新管理的意识。对于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而言，他们必须起到强有力的指导以及表率带头作用，主动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丰富自身管理经验。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管理而言，更需要建立乡镇农经队伍，并与此同时完善农村经济管理问责制度，以便更好的促进其农村经济管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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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社会化服务及合作经济体系的建立。
要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需要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保证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明确管理流程和管理资源，根据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完善的奖惩机制。在农村经济管理中，应努力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程度，建立多样化的农民合作形式，并做好探究和借鉴工作，实现经济组织的专业化合作。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主要分为五类，首先是科技服务合作社，对于促进农村科学技术推广和使用有着积极作用。其次是农业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第三是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成员需要按时交纳会费，资金主要集中于农业保险银行中，使农民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第四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分红。最后是服务性的合作社，主要为了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质量，实现经济管理工作的效果。
二、农村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经济管理不够重视。
当前，基层领导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农村经济的有效管理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形式化，导致农村经济管理不到位，经济发展落后。
2.管理体制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市场经济管理理念和体制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但是农村对这些市场管理理念和制度的认识不到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利益结构以及收入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来协调各种问题，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无法对调节农民利益关系和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管理效果。
3.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扶持政策，但是由于农村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在短时间内无法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有效地改善。我国对农业以及农村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财政资金投入的范围比较大，资金分散严重，此外，农业扶持资金被挪用、占用的现象比较严重，资金利用率低，也会制约经济管理效果。
4.农村经济管理法律发挥不健全。
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经济管理不仅与土地利益有关，也与农村的财政管理相联系，在执法过程中任务复杂繁重。而且农村经济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没有一定的法律法规约束经济管理行为，导致经济管理工作换乱，效率不高。
三、新时期农村经济管理创新
1.提高对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视程度。
农村经济管理关系到农民的切实利益，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地意义，是基层政府管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就必须提高对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视程度，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并为促进管理效果的实现贡献力量。在市场经济下，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就是土地，目前，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变化不大，为防止农村经济出现混乱，就必须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管理部门充分发挥作用，做好监督审计的工作，促进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2.完善经济管理制度以及法律法规。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应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明确相关部门以及岗位的职责分工，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以及土地承包管理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优化管理流程和方法，并努力促进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发挥实效。此外，完善农村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行政执法工作，例如土地纠纷等，这就需要完善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作指导，使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保证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开展工作。
3.提高资金投入力度。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资金不足，无法满足当前对土地征用的实际需求，此外，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够，无法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所以政府必须提高资金投入力度，适当调整农村信贷标准，对支农资金做好规划工作，保证资金能够用到实处，加强对农产品以及加工业的扶持，做好农产品价格改革工作，保证农村经济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农村经济的技术投入，在先进技术的指导下，使现代化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得到高效的利用和执行，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4.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素质能力。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员，因此党和政府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根据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需要，设编定岗，确定管理人员，划分管理人员责任，使农村各地区的经济管理工作都有专人负责，避免工作任务数量与管理人员数量不对等。对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性的教育培训工作，使管理人员明确农村经济管理的相关知识以及法律制度，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经济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明确其责任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从多方面强化农村经济管理队伍的建设，保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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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管理缺乏一定的重视
我国针对农业经济发展提出了重要的规章制度，并颁布了一些列的管理规定。但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这些规定没有得到管理人员的重视，也没有被充分利用到实践当中，使管理上规范化的缺乏，导致农业经济管理的执行力度较薄弱。
3.农业管理人员的执政能力较差
农业管理人员执行能力薄弱。主要由于农业管理人员存在知识掌握不完全，知识更新量少，对于先进技术的利用不够明确，自身知识及执行能力跟不上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必须提高管理人员的执行能力与知识水平，增强农业管理。
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1.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转变
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开始不断发展创新。目前，农业经济管理逐渐重视农业生产中各个部分的管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农业经济管理将农产品的深加工与产品的质量安全方面逐渐提高，坚持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并遵循我国环保的原则。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的模式转为现代管理模式，逐渐追求科技的创新与管理方式的改变。因此，必须重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方式与思维发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农业管理信息化就是将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科研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农业管理信息化除了能够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农业管理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也能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3.农业经济产业化管理
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品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品开始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产生了一大批优质农业产品生产基地，满足大型企业的生产需求，而且带动了农业经济标准化生产水平，通过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进而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增强。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1.提高管理人员对农业管理的重视程度
为了促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必须对农业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加大管理力度，使管理体制规范化，对农业管理工作进行合理的调整。对于农业人员的培训，应该建立专业的教育培训机构，增强人员的专业知识及能力，促进管理的合理化、加强管理人员对于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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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必须要清楚他们所交换的是什么，即土地流转的客体是什么。从表面上看交换的是土地，土地是客体。但是，承包土地时农民承包的是产量，而不是面积，而现在进行土地流转，面积就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此时面积就是土地流转中主要的客体。但是面积又该如何清晰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确权工作是为了明确土地流转的客体。农民作为承包方对土地依法拥有在承包期内占用、使用、收益等权利，同时，在承包期内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因此，如果确权工作不到位，就不能够保证农民应有的权益。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的土地产权状况比较复杂，产权关系较乱，所以确权工作必须依法有序进行，同时保障确权工作合法有效。
（二）土地流转中的规则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应当在农户之间进行流转。因此，一般不允许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土地流转必须要秉承“解决人地矛盾，充分利用土地，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的原则。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各乡村组织可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协调，但是不能利用强迫命令或者行政干预的手段阻碍或者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基础之上，前提是农民自愿，且不能够违法改变土地用途。对于假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名义随意变更土地用途等情况，必须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与政策进行严厉惩处，并进行及时纠正。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兼顾农民利益，不能违背农民意愿引起农民的不满。
二、土地流转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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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方对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资金的投入不稳定，没有一个发展的稳定收入。根据科学的调查显示，在有些地区的农村经营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他们的待遇与乡镇工作人员的待遇差距很大，工资以及工作经费没有纳入到农村经营管理的全部预算中去。由于发展农村经营管理的经费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不高，工作积极性很低，许多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得不到保障，他们多次进行上级反映情况，但是没有得到解决。
三、加强农村经营管理的措施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任务很重，政策性强。要建立健全农村的相关工作机构，热心的为群众办事，提高农村的经营管理水平，发展好农村的集体经济。只有搞好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才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好的效益。
（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规划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工作量很大，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现状来看，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农民的纯收入正在不断地增加，社会稳定，农业发展日趋完善。其中农村集体经济在无形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集体经所带来的号召力与巨大的凝聚力。各地方基层组织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符合地区请款的农村集体经济作出合理的规划，落实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工作。
（二）减少农村集体经济的开支
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着建设农村的工作，许多农村的建设投资都要农村集体经济承担一部分的开支，这需要上级领导部门加大监督力度，改变这种现状。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支出不合理的地方加重了集体经济负担的地方进行清查与纠正，使得农村集体经济能够真正的做到为民服务。上级财政部门应该多对农村的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满足农民的各种文化精神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三）加大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力度
从农村的发展以及现实情况出发来看，农村的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更离不开基层组织人才的大量涌出与无私奉献，这些都与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不可分割。因此，要根据农村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建设与培养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培养优秀骨干，加强村干部的廉政工作建设，对村干部进行培训工作，建立一套农村基层组织特有的奖惩制度。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建设工作，培养大量的人才到农村中去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另外，要积极地开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我国农民真正的能成为一个有素质。有文化的新型社会主义村民，为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为我国的基层组织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能够早市实现，使我国成为世界真正的大国与强国。
（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集体经济作为支撑
我国自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原有的集体生产，实现了“包产到户”。这使得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也变得更加有效率，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来看，农村的主要生产力都是通过两条路径发展的，一个是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另一个就是新型的合作社发展，类似于农场形式。这两个模式缺一不可，相互补充。未来的农村的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农村的最适化程度，充分组织起来农民群众，从而推动全农村的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