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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2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3
历史文献学对于档案学的影响：历史文献学大家无一不是档案学者。例如《资治通鉴》的编订时，直接将档案史料编纂纳入编史的程序当中。《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并且在历史书写中开辟了重构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新道路。这一解释历史的方法，也成为了后世撰写历史和注解历史文献，编纂档案史料的基本方法。中国的史学大家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在工作中形成了一些系统的档案整理思想。在历史档案等史料方面，也形成了相当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思想。这些在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对档案学及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档案学的影响：档案编研是档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应到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过程涉及到的标点、校勘、变伪、注释、版本等工作环节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中也形成了专门的分支学科，对于档案学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档案文献的编纂工作中存在的不同版本、内容有差别的文献档案，校勘学在发展阶段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学说。档案只有经过编纂成书才能流传于世，发挥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著作中深入探求不同时代档案文献编纂兴衰及其原因。
历史文献学研究时间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影响：档案史料是历史活动的真实性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档案所具有的凭证性和参考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需要在充分占有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才能开展编纂工作。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历史档案等史料方面，也形成了相当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思想。这些在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对档案学及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在历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直接约束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4
一、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 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 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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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发展史论文篇5
一、“中国文学史”课程与史料处理训练
史料处理是史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它不仅有助于研究者获知史实真相，也是良好的思维锻炼手段，而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在文学史教学过程中，教学者可以通过史料搜集、史料辨析与史料运用等训练来增进学习者的史学修养。
1. 在文学史学习中训练搜集史料。
搜集史料是史料处理的第一步，通过这一训练，学习者将学会怎样采集史料并得出结论。文学史课程中涉及许多既有的结论，如对某一文学现象的定性、对某一作家地位的认定等，如果仅仅照本宣科地向学习者输送
这些结论，不仅接受效果有限，也不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相反，如果能引导学习者自行收集基本史料来对一些简单的结论进行推导，不仅能提高学习兴趣，也能增强他们收集材料的能力，并养成以证据得出结论的习惯。例如，在建安时期，曹操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了强化对这一知识点的印象，可以要求学习者自行收集史料以对曹操在文人诗发展史中的地位作出判断。这一过程至少需要梳理曹操以前的文人五言诗创作情况、“三曹七子”五言诗的创作概况、曹操的家世生平等历史事实，而学习者也就必须接触到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史料。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教材在书后的“研修书目”中提供了部分资料名单，包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曹植集校注》、《王粲集》四种。而在此之外，还可向学习者提供《乐府诗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志注》、《三曹资料汇编》等魏晋史料作为扩展，并要求在这些史料中提取信息以对曹操的创作经历和地位作出判断。而在这一过程中，即可将一些使用史料的基本规则传达给学习者，如尽可能使用第一手史料，所选择史料应采用可靠的版本等，这些要求贯穿在史料搜集过程中，可以使学习者有直观的了解而不致流于纸上谈兵。在这种根据指定范围收集史料并作简单推导的基础上，还可以开展更为复杂的史料搜集训练，要求学习者对没有既定结论的文学史问题予以推导。例如，汉朝取代秦朝之后，开国君主的喜好影响了此后的文学走向，楚辞的流行与汉赋的出现均与此有关。但假如秦朝并未覆灭而是延续下去，秦朝的文学走向又将如何？学习者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有关秦文化的先秦史料进行梳理。由于面对的是开放式的问题，没有预设的结论，史料收集范围也非
常灵活，学习者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史料选择与整理过程。这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而且对他们的史料搜集能力也会有明显的提升效用。
2. 在文学史学习中训练辨析史料。
在学习者初步了解收集史料的方法之后，可以进一步向他们介绍史料辨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例如在上述秦代文学走向的推导练习中，学习者通常会以一则文本或单个历史事件为例证进行预测或作出判定，则不妨以此为契机提出“孤证不信”原则，即史学研究认为某一事实仅由单独之人作单独之记载而无其他记载相佐证者，不可得出定论。而这一原则还可以在文学史课程的一些具体篇章中得到应用。例如《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存在性别特征混乱的情况，20世纪40年代曾有学者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说法，即以屈原为楚王之男宠，这一说法得到闻一多、朱自清的赞同，至今犹有余响，学习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也难免感到困惑。针对这一问题即可以向学习者指出，上述看法并非哗众取宠，但之所以不能被学术界采纳，不是因为有损屈原的形象，而是由于证据不足，仅仅根据《离骚》文本得出这一结论而无其他有力佐证，其结论故不能被严肃的学术界所接受。在“孤证不信”的基础上，又可以适时向学习者介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文物与流传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来证明某些文学史论断。如在讲授《史记》部分时可以向学习者指出，清末殷墟甲骨文面世后，王国维通过考证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研究文章，证实《史记》所载三十代殷商帝王世系在甲骨文中都可以被发现，可见《史记》所载商代历史之可信，由此亦可以推知《史记》所载的前代历史都有据可查，确实是一部珍贵的信史。事实上“二重证据法”在文学史课程中的运用绝不仅限于《史记》而已，近年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已经使文学史中的许多论断得到了印证或改写。例如屈原《离骚》后半部分求神问卜的情节设置已经由出土文物证明是楚国巫术仪式的如实写照，如此则可以澄清学习者面对这一情节时的疑惑。总之，适时引进近年考古发现对文学史论断的影响，无论从文学教育还是史学训练角度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措施。
同时，文学史教育中还可以穿插史料辨伪原则的学习。由于新材料的发现，文学史的一些原有结论被调整甚至被颠覆，而这些变更往往就涉及史料辨伪原则的运用。例如《二十四诗品》向来被认为是晚唐司空图所作，但自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两位学者提出怀疑之后，这一看法已经逐渐动摇，而在向学生介绍这一进展时，便可以结合陈的具体论据提出史学研究在处理史料时的重要原则：某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则其可信度甚低；若一则据称为较早时代的作品在很晚才为世人所知，此前从不被人提及，则其可信度较为薄弱。在辨析史料时，又有根据其语文表现判断真伪的处理原则。如“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梳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时必定不能绕过这一组诗歌所代表的发展阶段，而其出现年代一直众说纷纭。自2005年以来研究者木斋提出新的证据，认为“古诗十九首”实为曹植、曹丕等建安时期诗人所作，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而在向学生介绍其论据时便可以指出，木斋所使用的论证方法之一就是指出曹植等人从未提及“古诗十九首”的存在，而其诗歌在语词、句法方面与“古诗十九首”又有高度相似之处，而这种比较是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的。
二、“中国文学史”课程与历史批评意识培养
历史训练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习者建立批评意识，使他们敢于怀疑和挑战既有的答案，具备独立地、批判地处理历史内容与解释的能力。而帮助学习者了解历史知识如何产生、其缺陷何在，乃是培养上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中，也完全可以根据这种理念来设置教学内容。
从上述理念出发，教学者应当将对 “中国文学史”课程本身的反思融入教学过程之中。这种反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首先，引导学习者认识到文学史结论的有限性，即史料由于数量的限制或是在内涵方面具有不确定性，由其生成的结论必定存在某些不足，不可能是颠扑不破的定论。事实上，文学史中很多的既有结论都是存疑的，从微观的作者考订到宏观的文学走向判断均是如此，学术研究在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又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必须对文学史中的结论保持清醒，认识到任何结论都只能代表一定程度的真实，对于研究者而言，也只能是以史料作为出发点，有多少史料作出多少结论，而不可能根据有限的材料作过分的阐释或推断。同时学习者也自然会认识到，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新材料的发现与新思潮、新方法的出现都会影响既有结论，因此必须对文学史的结论保持开放的心态，为面对不同的结论做好准备。
其次，引导学习者认识“中国文学史”课程本身固有的有限性。应当向学习者指出，在研究者由于自身学识缺陷导致的认识误差之外，无论是以点带面的“作家作品论”式讲授方式，还是注重宏观把握的“史论”式讲授方式均有其先天不足，前者缺乏对文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描述，后者则失之于简单疏阔，而共同的特点都是不能面面俱到，必定有所缺失和遮蔽。换言之，授课方式与授课者的能力决定了本课程与其说反映了历史真实，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实现历史叙事所赋予的真实，在历史真实与课程描述之中必然存在差距。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在文学史课程结束时设置专门的单元对文学史的缺失做一个总结和梳理，并组织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例如为什么文学史中提到的作品都是精品、那些文学史所忽视的庸劣之作对于文学发展有无意义，为什么文学史中提到的作者大多“政治正确”品行无亏、那些声誉不佳的作者是否可以就此忽略等。
对文学史结论有限性或是对文学史课程本身有限性的解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习者的困惑，但这也必然能使他们真切感受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学习的复杂性，从而改变视课本为定律的惯性思维，学会不盲从和迷信权威，逐步建立起以史料为导向、对已知结论予以自觉审视的历史批评意识。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种对文学史课程缺陷的客观认识以及批评意识的培养，还可以帮助学习者学会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外界，意识到不同视角导致不同结论的合理性，这也就为兼容并包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心理基础。
三、“中国文学史”课程与历史感养成
历史感的养成，是历史学习在了解操作方法与培养批评意识基础上的更高追求。
关于历史感，本文赞同这样的说法：“历史感即是将个体生命的历史与历史——现实的本体总过程直接无碍地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深刻感受。从而，历史感便是具体地意识到自我历史的在场性的普遍规定。” [2]换言之，历史感是学习者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与了解所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借助历史为当下和自我进行定位，从历史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当下和自我，从而获得内心的客观与平静。历史感的养成来源于历史学习，其意义则绝不局限于知识学习的层面，而是自我精神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的历史感有助于造就健全、完善的人格结构。对于每一个生活于变动不居、内容空前复杂的现代社会的个体而言，这种修养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历史感的养成，关键在于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相通之处，从而使历史能够成为观察现实的参照物。因此在历史的学习中应当注意发掘古今的相近之处，不断沟通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但这种对相近之处的寻找又绝非简单比附，而应当是在表象之下发现令人信服的共性，发现古人与今人在面对类似处境时相似的态度和情感。事实上，以历史对照现实的合理性在于，虽然具体生活内容看似迥然有别，人们在面对特定处境时所具有的情感和所持的态度却并没有这样大的差异，文学由于是直接表现人类情感的载体，文学史的教育在展现中国人这种不变的情感方面也就具有特别的优势。
文学史学习中引发的古今共鸣感可能来自于某些具体问题。例如，宋代以来印刷技术的进步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契机，然而前人对此未尝没有疑虑，苏轼、朱熹都对书籍的普及导致的 “束书不观”现象表示了警惕，明代的唐顺之更对文集泛滥的时代景观表达了尖锐讽刺。如果将这些担忧或反感与当代学人对网络兴起、信息爆炸的担忧相对照，将会得出非常有趣的结论。又如，明清小说中不少情节显示了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的遭遇与心态，折射出的是商业因素发展对于社会传统的影响。如若将这种现象与今日“城镇化”进程相对照，也许有助于学习者更切实地感受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问题。
文学史学习中引发的古今共鸣感也可能来自于对某些宏观走向的观察。例如，传统文学中的诗词曲及小说无不经历了由民间娱乐向案头艺术转变的过程，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被视为文学的边界不断扩展的历史，在这一背景下来看待当下的一些新兴艺术样式，当能形成更为开放和平允的视野。又如，通俗文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重新觉醒乃是元代以来文学史中的重要关注内容，捕捉这一发展趋势并发掘其背后动力，其实对学习者理解困扰当代人的传统社会格局转型问题也大有裨益。
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文学史的教学中，教学者可以不断地引导学习者进行换位思考，以今人的现实经验对前人作“理解之同情”，又尝试从古人之视角对今人之遭遇作观察与分析。这种古今的不断转换，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也有助于理解现在。而这种转换所横亘的时间跨度越大，也就越易于引发对人类某些宿命的思考，甚至可能引导学习者在将视野投射到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时，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所处的究竟是怎样的时代？我们自己的处境如何？该怎样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其实已经超越了单纯历史学习的范畴。
参考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6
一
最早提出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大概要算是英国的文化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到这个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那种根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时当时的特性来区分，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传播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级文化是从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演变过来的，一般进化的趋势比退化趋势远远占优势。这文化演变过程中，文化传播理论参照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文化圈”理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的，只会向前发展，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外扩散，并与所到之处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定的“文化圈”。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惰性认识.认为知识是可以积累，但是智力却不会有太大改变，因而文化就只是在以个圈内传播。英国的传播学派也大体如此.这一派以反对文化上的进化论为己任，以文化圈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把文化的传播过程视为文化历史的全部过程。i
第二，“信息和符号论”理论：现代传播学提出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G・格伯纳认为传播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奥古斯德认为传播是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 （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按这些观点，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文化的形成和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了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预设结构论”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在他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预设的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预设的意识结构中来作用于人本身的沟通的。即人类的信息的沟通是建立在对所沟通的内容，可能理解这几乎和人本身一样古老的智力的预设的结构上.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符号，人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经历才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可能性。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至今，学术界内有种观点认为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比传播的信息更重要。麦克鲁汉的最有名的一个命题是：“媒介即讯息”。这个命题是一个把传播媒介引向极端的命题，但是这个极端命题却鲜明地指出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产生及传播的重要性。这个颠覆性的观点的贡献是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更深入的思考。麦克鲁汉企图表达这样的思想：传播的媒介可以比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传播媒介比传播的讯息内容本身更能影响人的观念；媒介作为一种形式也可以成为人的经验的部分，也就是说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信息。
二
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提出人类必须得通过某种媒介才能够从事信息传递及其他社会相关活动，因此接收信息的方式比接收信息的内容更重要，他这看法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ii所以，媒介所传递的的信息其实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相同的信息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受众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信息传递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和电视，文字传递的信息需要经过人的思考转换成带有自己主观思想的图片或影像。而图像及电视传递的信息则是强加给受众的客观存在的信息。因此选择一种媒介的使用，其实已经选择了受众对所接受的信息中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传递，突出不同的性质的表现。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是由历史发展中的的不同形态和阶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由此，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iii
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媒介发展的各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用信息技术方法考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而人类历史的演变是由传播技术的演变所建构，或者说“信息传播的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形式”iv。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可以成为信息资源的生产方式，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补充了原本的信息，这使得信息更加丰富。从普遍性规律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受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口语传播，印刷传播到现在的电子传播，随着传播方式的进步，信息量的跳跃式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发生着突飞猛进的变化，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有着传播媒介变革的影子，传播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传播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三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任何技术或信息都只是工具。传播媒介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发展，不能决定事物发展。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有经济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而且还有文化的信息化。从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分析下传播媒介对信息交流的作用：
第一，经济危机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少数人用来谋取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而形成的危机。表面上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家资本运作在遇到意外情况时无法有效调节而形成的。更深层的说，是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信息无法有效高速的沟通，而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自我平衡论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充分沟通，而资本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利益的诱惑，从而引发道德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
第二，单纯传播媒介是能影响人的生活，但是人性在其中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传播媒介只是工具，如何运用还得由人自身来决定，所以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决定时代”这个观点是极端的片面的，但我们辩证的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贡献在于引起世人对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的关注。单纯的传播媒介是纯粹技术方面而没有理论研究价值的，没有人的存在，钻石只是石头，没有人的存在，数字传播媒介只是二进制1，0的意象，所以研究传播媒介，实质上是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中的人的作用。
第三，信息文化的传播是人化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人主导的。讨论信息内容本身是否比信息传播媒介更重要，实际是讨论“过去的人做的事”与“正在传播过程中的人做的事”，哪者更重要的问题。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事物无疑是比信息内容更具有影响力，信息是固定的，让大众知道事情哪个方面的信息是取决于传播媒介中人的取舍标准。
注释：
i 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01）.
ii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
iii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iv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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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坤良.大众传媒伏众文化咬化危机一丹尼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02）.
[6]（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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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发展史论文篇7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围绕一定的问题或信息，在他人的帮助下，通过主动学习或自主建构形成对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感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信息化探究学习呼应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实现“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有机统一。
高中历史探究学习的设计模式多种多样，但通常情况下，探究学习应遵循问题的提出――史料的收集――史料的分析与论证――交流、评估与反思。下面以岳麓版《北美大陆上的新体制》为例，介绍高中历史信息化探究学习中常用的策略。
一、有效问题情境创设策略
探究学习是围绕问题解决的学习，有效问题的提出是引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激发探究欲望的前提条件。历史探究学习中有效的问题情境创设应富有趣味性、生活化、科学性和探索性，基于高中生的认知水平，探索性问题的提出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设置情境引导学生提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本课第一目“联邦宪法的制定”中，教材阐述了美国独立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事务上的问题以及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利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分权理论制定出了近代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那要如何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提出有效问题并为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作铺垫呢？传统的作法是教师根据教材提供的材料，直接给出问题，而在探究学习中，问题的提出应是由学生自主去构建的。本目中，教师通过展示“独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双重统治机构、民主思想在北美的传播以及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的民主化改革”等相关材料，使学生产生“独立后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人为什么没有采用英国的君主立体而是选择了共和制”等有效的问题。正是由于学生自主提出问题，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
二、问题探究方案设计策略
探究学习的方案多种多样，教师可根据学生提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创新性为学生设计合适的探究方案。根据高中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内容，利用史料进行探究、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重构历史是重要的探究方案。由于课本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在信息化探究学习中，通过查阅资料获取更多的信息是有效的途径。从教学资料角度看，可获取有效的教学史料如：教材、教参、网络资源、著作、纪录片以及各地高考试题等。教师要引导学生查阅资料，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获得探究的线索。如在“联邦宪法的制定”中，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可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华盛顿在1787年给友人的一封信”，整理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中“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民主因素、北美舆论的变化（如潘恩的《常识》）、《独立宣言》、独立战争期间的民主改革、独立战争后的‘骚乱’”等文字资料，上网查阅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借助“百度”等检索关键词等。学生通过史料的收集，树立史论结合的学习意识，掌握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分工合作自主探究策略
信息化探究学习的核心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这种学习可以是学生独立完成，也可以是小组合作共同完成。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自主发现问题，设计解决问题方案，搜集整理相关史料，通过分析和论证得出结论。从高中历史教学角度看，在实施这种策略过程中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给予提示或启发，帮助学生对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避免对史料的“断章取义”；要指导学生认真阅读史料，了解史料的相关背景；要对史料进行分析推理，弄清逻辑关系；要获取史料中的核心信息，得出核心观点。以本课第二目“1787年宪法”为例，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关系示意图”、阅读教材文本内容和课后“解析与探究”中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讲话等材料。学生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大部分学生能从材料中直接提取到的信息有：1787年宪法的三个特点即实行联邦制政体、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坚持人民民主原则；美国的政体；国家权力的分配等。如何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变的生动、直观，利于学生理解掌握呢？教师可以让学生查找相关的网络资源，如“水门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引导学生对美国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行自主探究，在探究中引起学生的思考，从而加深对美国式民主的理解。
四、交流互动反思总结策略
在信息化探究学习中，交流互动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反思总结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有着重大意义。高中历史教学中，活动的设计要求有明确的环节和具体的交流互动形式，要对学生提出具体的要求。在本课的学习过程中，可以采用学生讨论、辩论等形式，如关于“伊拉克战争”，可以让学生分组，小组分别代表美国、英国对这场战争的处理方式组织讨论，进行合作探究；围绕“水门事件”，小组分别代表总统、国会、最高法院角色，小组内先进行交流形成小组结论，后展开辩论。在交流互动中使学生明白人类文明的多样化，懂得理解和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实现情感的升华。当然，教师的评估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历史学科教育功能决定的。学生的总结与反思应贯穿探究学习的全过程，教师应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有机会去思考，去构建，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纠正错误的历史概念，发现知识的规律，达成历史的教育功能。
总之，教育信息化决定我们每一位教师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的现代化，决定着每一位学生学习方式、学习观念的现代化。他要求我们树立服务意识，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倡导多样，做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做学生发展的引导者，以满足信息化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参照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8
在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本，并且趋向于强烈的人文关怀现代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历史教学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五阿哥”式的历史教学模式有利于解放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教学稳定、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展现多元文化的教育观。
一、“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
“五阿哥”式的教学模式是一种通过全面剖析“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心理特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各种教学方法相互借鉴，比较、竞争，具有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的特点，并且通过不断精细化，实用化和丰富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的教学模式体系。
二、“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实践操作手段
（一）信息传递教学模式变革
传统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指教师灌输现成历史理论和结论，让学生机械地、被动地接受某种历史解释。“五阿哥”式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教师事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组织，指导学生掌握系统历史基础知识，基本历史学习技能和技巧，从而提高认识能力。教师作为一个教育者和组织者，要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出发点，落实历史教学的方向，目标，安排历史教学的内容，控制历史教学的活动进程，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积极的学习态度，灵活的学习方法。
教师要认真钻研通史、专题史等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形成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把握好历史教学内容的难与易，深与浅的同时，让学生独立地进行发现问题，收集与处理信息，分析与论证等探索活动。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生动的教学语言，注意引发学生的猜测、质疑等心理活动，以启发性讲授方式为主要手段，传递历史信息，充分展现历史教学的问题性，参与性，开放性。
（二）对抗式讨论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讨论前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历史主题，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讨论之前每个学生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交给老师审核，教师进行批示与修改后，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四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辩论得失。
这种讨论法的竞争机制，趣味盎然，可激发学习动机，为了驳倒对方，将促使学生积极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并对自己未知的事物进行探索，使学习不断深入。对抗式讨论法，讲求学生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着重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强调把典型教学内容清晰地、重点地展示给学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教师通过讨论进行观察，及时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诊断和反馈。
（三）感知历史的过程――历史情境或场景模拟法
“在教学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对新的事物和现象的感知过程，都意味着研究的客体在学生意识中的反映和关于这些客体的正确的表象和概念的形成”[1]学生学习历史的的过程是从感觉和知觉开始的，历史教学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是间接性的，为了让学生尽可能的对历史过程进行正确的联想和想象，教师需要借助特殊且形象教学手段，将历史情境、场景以及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复现”“再造”“模拟”“角色扮演”。可通过“原始的文字材料、真实的实物材料、形象的图像材料、动感的音像材料等，能使学生感知到“鲜活”的历史。”[2]实际上就是创设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情景复现的“设计者”和“表现者”，通过学生学习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的相互作用，激发学生想象力和表现力，引导学生在历史场景的角色扮演中，知识的迁移和转化中，感受和体验中进行思考和判断。
三、“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的功能
（一）活跃历史课堂的同时进行有效历史教学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主动学习的精神，历史的主体不再是时事造出来的英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触手可及的与社会现实和个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往事，学生通过了解人类共同情感和面对共同问题，把历史学习作为完善自我的内在需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充满激情和诗意。学生的灵感，悟性和冲动在这个时候被调动起来了，培养“小燕子”类的中学生探索历史，热爱历史的心境，使得历史课堂独具特色，旋律和内涵，通过活跃的历史课堂达到非凡的教学效果。
（二）培养现代社会“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我国自古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同样强调“小燕子”类中学生的知与行的结合，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也是时代必然。这种教学模式摒弃了“死记硬背”，采取讨论、辩论、演讲、写作，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将所学历史知识及有关理论、观点和方法，用于对历史和社会的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正确处理史与论，古与今，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加强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燕子”类初中生不失灵性的状态下，培养他们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三）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纽带
“五阿哥”历史教学模式，使学生在享受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历史，得到满足及快乐的同时激发、助长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可充分挖掘教材的人性美，让学生感受生活美，培养审美情趣。“激发学生在认知层面的‘流畅力’‘开放性’‘变通力’‘独创力’‘精进力’上的增进，培养学生在情意层面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与‘挑战性’。”[3]渗透着娱乐精神的历史教学活动中，教师也能享受到快乐、充实与成就感。历史所展示的是一幅感人而又多彩的生命画卷，“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在课堂学习中将历史的真实活力展现出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受到更加令人震撼的心灵冲击，教师可以走近学生心灵，在充满爱的环境下学习历史。沟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灵桥梁。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符合新课改培养目标，对“小燕子”类初中生的历史学习颇具针对性，有利于贯彻落实新教育理念，促进历史教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9
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在100年前，我党的革命先驱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选择道路、走对道路、坚持道路是拯救国家、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根本路径。
在南湖的小小红船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初现轮廓，无数饱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工农阶级纷纷秉持跟党走、开创新中国的信念加入共产党，前赴后继为党的事业奋斗，只因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痛苦历史后，他们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头走的道路虽然崎岖、艰险，但一定是正确的、是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事实也给了最好的证明，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真正实现了国家脱胎换骨，是中国走向辉煌的最正确道路。
前段时间，我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观了“*省脱贫攻坚大型成就展”，照片、视频、实物等丰富的物料展出，每个扶贫干部流下的汗水、每个增收群众展现的笑颜、每个脱贫县乡的新貌，都在向社会、向每一个关注中国发展的主体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对正确的有力证明，是我党*、到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圆满答卷。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国家的胜利，是党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发展道路的胜利！
当前我们处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趋势、是发展的必须。我们应始终坚信：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展一切工作、做成一切工作的未来方向及最终目标！
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35年，我们就一定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就一定能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
二、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理论自信是国家飞速发展的思想支撑。
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独有性、先进性、前瞻性、指引性已在我党百年历程中展现无遗。
在今天参观的*党史陈列馆里，就充分体现了在先进的理论体系支撑下，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各类成就：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通过“开辟新天地”“描绘新画卷”“谱写新篇章”三个专题，展示了新主义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湖湘儿女在党领导下的奋斗历程和卓越成就。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战斗纲领，探索并逐步形成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参观，我也更深刻的领会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理，因为这个体系经受住了战争、建国、发展、开放等多个实践考验，成为我党、我国发展的坚强思想支撑。如今我们谈增强理论自信，也正是基于百年的成功实践对理论价值的认定和信息，源自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科学结论。
在此前提下，还要更进一步的自觉坚持、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体系的最新成果，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斗争新武器。增强理论自信，最重要的就是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wz头脑、指导实践，同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旗帜鲜明地捍卫真理、批驳谬误，以新的理论优势巩固理论自信。
三、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制度自信是人民共克时艰的强硬底气。
去年初，我们经历了百年一遇的*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迅速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zf部门参与其中，我厅作为省联防联控机制的医疗物资保障组组长单位，全面动员、多方协调，实现了我省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从零到有再到满足全面需求，以及*检验试剂盒、无创呼吸机等重要医疗器械供应全国甚至全球，我省也成为大基数确诊病例快速清零的省份之一，这些都离不开省委、省zf的指挥得当，离不开部门单位的积极配合，离不开企业单位的主动担当，离不开干部群众的无私奉献。
而串联起zf、企业、群众同心同力的，是严密的组织机构、准确的责任分工、默契的集体协作，是对党的领导的绝对服从、对国家制度的绝对信任，最终才能共同赢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
目前，联防联控机制还在运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下，我省自去年3月确诊清零后，没有再出现一例本土病例，相对于国际疫情形势愈演愈烈，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疫情中国家制度的高效运转，我们的制度自信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提升，现在全世界都说“中国是做得最好的”，这是国际对中国制度的认可。目前我们虽面临着经济恢复增长的巨大压力，但是，通过贯彻关于“三高四新”的要求，通过落实zf工作报告的具体工作任务，提振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发展，不日可达，这就是对国家制度自信的坚持。
四、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路径。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0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1
2014年江苏省历史《高考考试说明》中有这样一个要求：“理解试题提供的图文材料和考试要求，整理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对有效信息进行完整、准确、合理的解读。”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强调史观引领下的史料教学，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
一、史料教学
1. 精选史料，恰当运用
教师必须事先进行选择，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历史知识的储备情况，围绕教学要求，选用最具典型性和启发性的史料加以编辑和整理。
我在讲述“美国1787年宪法体现了联邦制的原则”这一内容时，引用了这么一段材料：“1787年宪法第一条第十款：无论何州不得缔结条约、结盟或加入邦联……不得铸造货币……”要求学生从这段材料中提取出“联邦制”的原则，难度很大，原因在于这段材料提供的信息不够充足。我换用了下面的材料：“美国即联邦制，……中央政府只从州政府的权力中拿走了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州政府则保留着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之外的所有权力。”学生可以根据“联邦制是体现了中央与地方适度分权”这一句直接回答出来。所以在史料选用时，教师应挑选信息量充足的史料，也可以根据教学目的以及学生实际情况，将书中的史料加以排列，重新组合，使学生在分析比较中，建构框架，从而形成对史实的整体认识。
2. 深度挖掘教材中史料的价值，实现史料利用的最大化
课堂教学中史料运用必须在思维深度上做足文章，把有限的史料用透，这样才能有效压缩史料的数量，真正做到适度，提升史料运用的针对性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史料教学要通过让学生分析并解决问题的形式来达成。教材中很多史料后附有思考题，但是这些思考题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分析史料，结合教材内容，精心推敲，预先做出简明扼要的答案，把史料、思考题有机融合进教案之中，以促进难点和重点内容突破。在教学中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在读懂读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结合内容简明扼要回答思考题。
3.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教师应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多采用使学生感到兴奋的教学活动，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在介绍历史人物的时候，可适当补充历史人物的画像、照片或手迹、名言、代表作品；介绍历史文物、古迹时，最好展示真实的文物、遗迹图片；在介绍历史事件时，可播放相关的录像资料……例如，向学生展示《便民图纂》中的“采桑图”和普林尼《自然史》中的一段材料：“中国产丝……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学生可以根据图片材料和文字材料得出中国的丝绸在世界上的地位，从而为我国的古代文明而骄傲。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和依据，史料教学能促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历史教学中，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观点，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给学生留下诸多的思考空间，实现课堂有效教学，让历史教学充满无限生机。
二、史观教学
由于研究者的立场不同，研究方法、角度迥异，以及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等，产生了不同的史学观念，包括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全球史范式、文明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等，这有利于我们从多角度认识历史问题，有利于思维创新。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2
“知信行”模式（KAP）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它将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形成行为三个连续的过程，认为人们在对现实采取积极态度的基础上，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进行独立的思考，逐步形成信念，进而通过信念支配自身的行为。其中，知是基础，信是动力，行是目标，这一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健康教育、医学康复等领域[1]。“知信行”模式与内化外化律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之间具有相通之处。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观念、道德品质规范的教育，将其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理念，进而外化为思想道德行为。在此过程中，受教育者思想道德行为的变化同样也经历了由知到信、由信到行三个连续的阶段。大学生党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当前大学生党史教育中存在着的教育内容单调乏味，教育方式单一陈旧，与社会现实、学生实际相脱节以及学生党史学习中存在的知行不一、知行冲突等问题，可以考虑引入“知信行”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的运用，来改进和优化大学生党史教育，提高大学生党史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本文借鉴“知信行”模式，对如何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有效运用这一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调整充实教育内容、改进完善教育方法，激发大学生党史学习兴趣
兴趣是知识学习的起点和内驱力，大学生党史学习也不例外。“知信行”模式运用于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前提条件是使大学生对于党史知识产生兴趣，对于党史学习抱持一种积极的心态。这就需要党史教师积极发挥专业特长和创造精神，想法设法采取各种手段，调整充实党史教育内容，改进完善党史教育方法，努力激发大学生学习党史的兴趣，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党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首先，在党史教育内容上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需求充实完善相关教学内容。党史教育兼具政治理论教育属性和历史人文教育属性，现在的一些党史教育过于偏向前者，而忽略后者。大学生党史教育内容多史论，少史实；多抽象的理论阐述，少形象的历史叙事，学生通过党史教育学习了解到的只是干巴巴的结论。对于没有鲜活史料支撑的结论，学生们自然提不起兴趣，也难以使他们信服。笔者曾对所在高校学生党史学习的情况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在各类党史读物中，教科书最不受学生欢迎。各类党史读物中，学生更有兴趣阅读的依次是：革命人物传记（占37.9%）、名人名著（占34.6%）、野史记事（占17.1%）、地方史志（占7.1%）、其他（占1.9%）、教科书（占1.3%）。而在党史教学内容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是重大事件（占59.0%），其他依次为人物（占58.4%）、军事（占56.5%）、文化（占41.8%）、社会生活（占35.8%）、地方史（占31.3%）、经济（占24.7%）。可见，当代大学生最感兴趣的党史内容是党史人物和事件，而人物和事件正是历史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构建真实生动历史画面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学生对于党史人物、党史事件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党史教育人文价值的追求。所以，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我们要尽量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来设计教学，精心组织安排教学内容，通过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的讲述与分析来吸引学生、教育引导学生，使他们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获得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和历史人文素养提升的双重收获。
其次，在大学生党史教育方式方法上，要针对当代大学生思维方式、心理特点和认知习惯等进行改进创新，以调动起他们学习党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笔者的调查显示，六成左右的学生希望老师讲课方式灵活，课堂气氛活跃，能够走出传统课堂，做到教育方式多元化。因此，在党史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注意了解学情，尽力做到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针对不同教学对象、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教学场合，灵活运用多种教育方式和手段。例如，在讲述和分析党史人物和事件时，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是什么”，更要想方设法让学生理解、明白“为什么”。通过个案分析法、多媒体情境演示法、情感体验法、小组讨论法、问题研究法等多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努力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围绕核心议题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讨论，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在学生的有效参与和良好的教学互动中，提高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他们分析、思考与解决党史问题的能力。网络信息化时代激发学生的党史学习兴趣，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使用网络进行党史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网络党史教育具有方便快捷、互动性强、跨越时空、信息量大的特点，它集知识性、竞争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具有寓教于乐的独特优势。党史教师可通过与学生一起建立网上党校、开通红色网站、进行网上红色旅行，组织学生传看一些国内外有影响的党史书刊杂志、影视作品，开展党史问题的专题讨论等方式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党史学习，进一步增强党史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二、形成理性认同、产生情感共鸣，促使大学生党史学习从“知”到“信”的转化
“知信行”模式运用于大学生党史教育着重要解决好大学生党史学习中“无知”与“有知”、“认知”与“情感”、“认知”与“行为”这三对矛盾。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使他们能够自觉专注于党史学习，只是解决了从“无知”到“有知”的问题，仍属于“知信行”模式中“知”（明理）的阶段。要想优化大学生党史教育，切实提高党史教育实效，还必须使学生顺利进入党史教育的“信”（笃信）和“行”（践行）两个阶段，实现大学生党史教育“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其中，由“知”入“信”的关键是使大学生在党史教育过程中形成理性认同，产生情感共鸣。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必须做到在党史教育中传授真知。知识的真实性是使学生确信、坚信党史的首要保证。党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客观真实是史学学科内在本质的要求。党史教育过程中，教师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客观、全面地呈现给学生，只有可信的党史才能使学生产生对党的信念和信仰。教学中对于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我们要结合具体史实向广大学生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和教育。与此同时，对于党史中的错误、挫折乃至失败我们也不应回避，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积极引导大学生科学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党的失误、曲折与教训，分清主流与支流、成就与失误的关系，使广大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的党。”[2]以此增强大学生党史教育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性。
二是必须做到在党史教育中施行情感教育。大学生党史教育要实现逻辑力量和情感力量的有机统一，晓之以理的同时，还要动之以情，要把透彻的说理与感人的讲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促使大学生党史学习由“知”到“信”的转化。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寓情于教”，确保党史教育的内容饱含情感，能够激励人、鼓舞人、感染人。通过生动感人的英雄模范事迹和党史人物的崇高精神，激发起大学生的心灵共振与情感共鸣，教育激励他们拼搏进取、发奋学习，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时代大学生，以此促进大学生党史学习由“知”到“信”的转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大学生党史教育教学过程中转变理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形成教学相长、平等互动的良好师生关系，努力构建一种宽松、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在尊重学生人格、充分激发学生自信和情感的前提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自觉地做到“亲其师，信其言”，使大学生党史学习从“知”到“信”的转化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三）锻炼培养大学生党史理论思维，由“信”入“行”提高其学习实践能力
“行”是“知”的归宿，是“信”的必然结果，也是包括党史教育在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笔者认为，大学生党史教育由“信”入“行”，使大学生由笃信而践行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接受党史教育后党史理论思维，观察、分析和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水平得以提高；二是通过党史教育大学生学习实践的能力得到增强。因此，实现大学生在党史教育中由“信”到“行”的转变也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3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众传媒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书刊、报纸、电影、电视、广播、录音、录像带、光盘、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构成的大众传媒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环境。当前的课程改革倡导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大众传媒广泛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刚好迎合了新课改的要求[1]。
2、大众传媒的概念
在书写工具问世以前，信息的传递是通过语言、手势、图记、烟火等方式进行的，受到时间和空间上地限制。当新闻传播工具出现后，新闻传播开始成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方式不断变化，新闻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效果也越来越大，这就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在大众传播的发展过程中，造纸与印刷术的发明、电脑与互联网的运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们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大众传播的新时代，使得大众传播的辐射范围迅速扩大，影响程度不断加深[2]。
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也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现在，人类文化在经过口语传媒文化和印刷传媒文化两个阶段之后，己进入大众传媒文化阶段。大众传媒文化的产生是传媒文化发展史的伟大变革，其实体是大众传媒。所谓大众传播媒介，也称大众文化传媒，是指有组织的传播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向广大受众进行信息符号的复制和传播时所凭借的传播手段、工具、途径和渠道。
3、大众传媒的分类
当代大众传播媒介有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印刷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等;电子媒介有电影、电视、广播、磁带、光盘、国际互联网络等。
(1)报刊: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报纸是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2)广播: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图像的新闻传播工具。通过无线电波传送节目的称无线广播;通过导线传送节目的称有线广播。
(3)电视:利用电子设备传送活动图像的技术，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
(4)互联网:用物理链路将各个孤立的工作站或主机链接在一起，组成数据链路，从而达到资源共享和通信的目的。人们常把网络媒介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
除上述四项之外，还有众多传播载体传递社会信息，充当教育媒介，在此就不再逐一论述了。
4、大众传媒在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4.1大众传媒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就我国目前的高中历史教学情况而言，“我教你学”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仍是主流。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教师教，学生学”的机械模式更是不符合教学的发展趋势。新课程改革倡导教学手段的多样化，要求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体性，老师不应该在课堂中唱独角戏。大众传媒凭借其广泛性和多兀性的特征刚好迎合了新课改的要求。一方面，从大众传媒作为一种教育载体来说，它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它可以离开课堂，以信息和舆论的形式，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受众在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等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将传媒直接引入课堂的教学环节之中，作为一种情景诱导的教学工具，大众传媒会以其图、文、声、像并茂的方式形象地展现教学内容，弥补传统教学在直观感、立体感和动态感等方面的不足。这种应用有利于改变课堂教学单向传播的形式，实现信息共享、平等交流。能够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获取新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教育改革，实现教育最优化带来新的契机，从而加快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4.2大众传媒在高中历史课外学习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与现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对历史教学的影响贯穿于课堂内外。历史的沉淀是厚重的，教科书提供给学生的只能是历史的框架而无法展现历史广阔的外延。45分钟的课堂时间无法全面地呈现历史的整体性和鲜活性特征。大众传媒凭借其丰富多元的形式，以其无所不在的影响，时时处处感染着受众，弥补了历史课堂教学的有限性和狭隘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赏影视作品、浏览网页的体验即是大众传媒寓教娱乐的过程，其中相关的历史知识在无形之中便转化成了观众的史学积累。
另外，历史是对于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借鉴，历史教学担负着传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的重要责任。社会发展需要全面地展现历史，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轮课程改革不仅注重大历史的描绘，同样注重各地区的特色史学教育。每个地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回忆，都存在有别十他地的特殊之处。所以乡土教学方兴未艾，校本教材的开发接踵而至。历史教学工作者除了奔走于图书馆、档案馆查找地方志之外，反映某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的报纸、书刊、杂志，作为一种历史资料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尤其是近代以来，广播影视技术的发展为当代社会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图片、音像资料更是很好的史料素材。纷繁复杂的史料素材如何收集、整理，得益于计算机数字化的应用便可实现由繁化简，由难变易。
可见，大众传媒的历史教育功能可以弥补历史课堂教学的空白和不足之处，二者有效地结合方能相得益彰。
5、结论
高中历史教学应用大众传媒符合教育改革的要求，符合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我国进行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必由之路。在一些学校，多媒体设备、电子阅览室、校园网等已成为学校的必备设施，给历史学科的大众传媒教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改变了以往教师靠粉笔一一板书的单向线性传授模式。历史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各项传媒信息有机整合，学生的主体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传媒用动态的演示活化历史、再现历史，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延长记忆、存储时间;抬升认知水平。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社会、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努力，大众传媒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一定会口臻完善，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