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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基金论文篇1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deepen perceptions， the traditional of fortune view based in material can ‘t figure out the conception of “fortune”， which will be not good for building of correct public opinion and hi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proposes “generalized fortune ” and the conception of “fortune” will be extended to include it. By expounding the rela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virtual fortune and material fortune， this paper want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ing what is “generalized fortune ” .Based on the deeper knowing， Calculating formula of “generalized fortune ” will be put forward， which can satisfy physiological demands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s. This conception can change old fortune view， lead correct fortune view which addresses balance of physiological demands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s.
Keywords： material fortune， virtual fortune， generalized fortune
一、问题提出
当今社会，财富是一个热门话题。各种不断推出的财富榜，成为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对财富的各种看法，构成了财富观。财富观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和他们的实际行为。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家庭个人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2]。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习惯以形象思维作为自己的思考方式。中国人非常看重有形的东西，如房屋、土地、现金、设备以及汽车等等。对于许多无形的东西，往往容易忽略。有形的东西可以切实地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或物质需求。毫无疑问，它是个人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在物质匮乏时期，这种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经济地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越。人们开始逐渐弱化对物质[3]的需求，重视起精神层面的发展。个体的主观感受，心理被满足程度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新时期，财富的特征逐渐泛化，形态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各种基于人的价值物被赋予了新的维度，财富观的改变势在必行。改变社会的财富观是一件紧迫的事情。人们的需求没有被引导到精神层面的虚拟财富追求中，那么人们的需求就会集中走向对奢侈物质地极致追求[4]。到了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了追求极致的物质享受而变得不折手段，社会风气会不断的恶化，物质主义的甚嚣尘上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本文以实物财富和虚拟财富作为基础，提出“广义财富”的概念，建立了完整的测算模型，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达到促进传统财富观加快转变的目的，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财富观，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文献综述
（一） 目前关于财富内涵的研究成果
1. 财富观
财富观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历史上众多经济流派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诞生以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就是财富，他们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者[5]。也有些人认为农产品才是财富，工商业根本不进行生产，他们后来被称为重农学派[6]。这些观点构成了人们最早期对财富观的探讨。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财富的来源是人们的劳动，劳动数量与质量地提升是增进财富的关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对将金银、农产品与财富混为一谈，提出社会生产的所有用于交换与消费的商品都是真正的财富[7]。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继承了部分边际学派的观点，重视主观效用。马歇尔以均衡理论作为基础，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财富就是满足人类欲望效用之和的观点[8]。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将讨论重点从“什么是财富”转移到“什么推动了财富增长”。他们还进一步地将“财富增长”与“经济增长”等同看待。
2. 虚拟经济
虚拟资本是虚拟经济一词的前身。它最早出现于英国银行家里瑟姆的著作《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一书中，其含义基本等同于汇票。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虚拟资本进行了详实分析，认为虚拟资本是在银行信用制度和借贷资本的基础上诞生的，但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价值[9]。在这以后，国内国外都鲜有此方面研究。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震撼全球[10]，这促使我国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虚拟经济的价值。刘骏民（2000）认为虚拟经济是一个与实物经济相对的概念，以服务实物经济作为其最终目的[11]。在21世纪，自然资源、资金以及知识都已高度资本化，虚拟经济的内涵大大突破了原有含义。因此，研究虚拟经济对于走出金融危机，探明经济运行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林左鸣（2005）进一步拓宽了虚拟经济的概念，将信用、人力资本等也纳入到了虚拟经济的范畴，认为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或生理需求的一切经济之和都可以称为虚拟经济[12]。
3. 虚拟财富
虚拟财富是虚拟经济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来自于虚拟经济，与实物财富不同的是，它的使用价值是一种虚化的价值，并不依托任何的物质载体。张家喜（2008）认为虚拟财富就是有助于增加实物财富价值的各类关系在所有权权证上集中地表现[13]。目前，实物财富已越来越依靠虚拟财富，虚拟财富的导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林左鸣（2011）拓宽了虚拟经济的内涵，也拓宽了虚拟财富的内涵，将声望、人力资本等非权证关系也纳入到了虚拟财富的范畴[14]。马拥军（2014）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重新阐述了虚拟财富的存在性与价值性，巩固了虚拟财富观的理论基础[15]。
（二） 要素理论与收入分配
1. 要素理论
威廉・配第最早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将土地和劳动看成了推动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素[16]。其后，亚当・斯密把资本也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三元生产要素理论。近代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组织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家才能同样对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组织以及劳动是学术界公认地最重要的五个生产要素[17]。
2.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政策与要素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素是推动财富增长的源泉，财富增长又是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基础，因而财富观与收入分配政策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1959年，马斯格雷夫在《财政学原理》中提出了政府有包含收入分配在内的三大职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学术一直没有收入分配的概念。中共十四大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收入分配开始逐渐被我国学者认同，相关研究开始不断出现。总体上而言，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保证经济既能迅速增长，又不会出现较大的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动荡。
三、“广义财富”的构成
长期以来，人们只将可见的商品看作财富，即实物财富与财富是多词一义。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资产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金融资产是一种无物质内容的凭证，所以金融资产被称为虚拟财富。财富开始被认为是实物财富与虚拟财富之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将信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也纳入到虚拟财富的范畴，这种新内涵被称为广义虚拟财富。这里提出的“广义财富”概念，将前人的各项观点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概念范畴，方便进行后一步的研究。
（一） “广义财富”概念提出
“广义财富”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由虚拟财富和实物财富构成。广义财富是指能够满足人类心理需求或物质需求，引起正效用流入的一切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18]。广义财富往往可以给人们带来心理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满足，但是心理层面的引导作用往往要大于物质层面的引导作用。“广义财富”不仅仅强调心理导向作用在这种财富观中的地位，更强调财富的特征是多元化的。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是否存在物质内容，它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财富，打破了原有观念的束缚。虚拟财富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狭义虚拟财富和广义虚拟财富。狭义虚拟财富就是各种金融资产的总和，广义虚拟财富特指林左鸣提出的应纳入到虚拟财富范畴的新增内涵，如人力资本、信用以及声望等等，具体划分如图1所示。
（二） “广义财富”的界定
界定“广义财富”的关键是对实物财富和虚拟财富进行有效界定。目前，关于实物财富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狭义虚拟财富的界定也比较明确 [19]，广义虚拟财富的界定则存在较大争议，其包含了许多无法在市场上得到公开报价的项目。实物财富的内涵包括房屋、固定资产以及高值耐耗品等，狭义虚拟财富的内涵包括现金、股票、债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广义虚拟财富的内涵包括声望、信用以及人力资本等。狭义虚拟财富主要指的是各种金融资产，它们往往还存在物质载体凭证，广义虚拟财富是各种不可见财富，它们往往没有任何的物质载体凭证，这两种财富构成了虚拟财富的内涵，这些的总和则构成了“广义财富”的全部内涵。“广义财富”的内涵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充的，不会只局限于这些概念。
（三） 实物财富与虚拟财富区别、联系与相互转化
虚拟财富是一种潜在的财富，它的增加有利于在未来加快实物财富的流入，对财富预期造成较大程度的影响。实物财富是虚拟财富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体现出现阶段虚拟财富的存量[20]。当然，这种反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实物财富和虚拟财富在特征和效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实物财富有着十分显著的物质内容，而虚拟财富则并不存在物质内容。虚拟财富的存在基础并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而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或是某种社会经济联系。基于权利义务关系的狭义虚拟财富可能还存在纸质版或电子版的凭证，而基于某种社会经济联系的广义虚拟财富则根本不存在任何凭证，它的独立性远强于前者，与实物财富联系非常弱，有着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21]。在效用对象上，实物财富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虚拟财富主要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有些时候同一事物可能会存在双重的满足效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以其主要效果作为划分依据。在一定条件下，实物财富可与虚拟财富进行相互转化[22]。实物财富具有较差的流动性和变现力，而虚拟财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变现力，甚至可以直接获得现金的流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依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非转换时期，两者之间也存在激励效应，刺激双方共同增长，推动财富总量的增加。
四、“广义财富”测算方法的探索
（一） 虚拟财富的测算方法
虚拟财富由广义虚拟财富和狭义虚拟财富构成。
财富基金论文篇2
在弄清楚财富本源意义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厘清财富的社会内蕴。其实，财富作为社会分工所积累，是剩余产品积累形式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财产稀缺性的认定，也是人类由无意识的交换行为向自觉的交换行为过渡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财富的积累过程其实就是财富及其财富观念形成的过程。在私有制社会，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平等与不平等乃是其间过程的历史特征。正是基于对“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有化的确认，“剩余产品”才获得社会制度框架内所能定义的“财富”概念的内涵。因此，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对待剩余产品，才会使得具有私有产权性质和社会属性的财富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更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财富才成为少数人持有的“财富幻象”、社会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财富体系的三次变革
迄今，人类已经实现了三次财富体系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这是“创造财富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方法”。人类不再靠大自然恩赐，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自然界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了。在这次财富浪潮中，大多数农业社会里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生产单位创造了我们所称谓的农业文明。第二次革命性财富体系和社会（即工业主义）出现于17世纪的晚期，在地球的许多地区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和剧变的浪潮，这次财富浪潮是基于标准化生产流水线的制造技术，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最大化的普遍原理建设起来的，所带来的是工业一体化。第三次浪潮大概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在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和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力结构上的巨大变化说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开始过渡到了以知识或者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经济。
其实，财富体系的建立不是神秘秩序的显现，也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伟大杰作，而是“大自然的隐秘过程”的必然。透过历史我们发现，财富体系的建立需要三个因素：其一，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货币配置社会资源的意义被发现，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驱动下，西方进入了财富体系扩张的时代，西方政治谱系由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神性的人逐渐向俗性的人转换，使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得以发育。其二，财富体系的政治制度设计与说明。从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来说，通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设计，使资本主义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获得同构，从而为财富的扩张提供制度设计与支持。在制度设计中，国家的本性与人的贪婪性两极相通，“恶的人性”被假设为国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僵死转为活力的重要视点。其三，财富心理的培养和财富精神的张扬。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既是财富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财富精神张扬的内在需求。因为，该设计契合了三个重要理念：首先，贪欲作为人性之本，在金钱的法则下，驱动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种“原子化的裂变”，并使人的社会性转换为一种市场的物性。其次，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的基础，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政治的治理应更加权重追逐财富的原则。追逐私利与合理性地混合应成为一切行为的典范。最后，政治被市场经济加以通约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用欲望来驯服和制衡欲望。这三种财富扩张的哲学理念与政治谱系的同构，乃是西方资本制度发育的重要“理论基因”。
三、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
财富逻辑是一个包括财富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等多环节的完整链条。扩张与繁荣，危机与萧条，都是财富逻辑过程性展开的表现形式。在金融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的必然。历史上，社会财富分配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直接分配使用价值，也就是用伦理的概念，或者等级制的制度直接分配，也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使用的分配方式。以帝王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占有了社会的全部剩余财富，使生活系统维持在紧张的状态，所以这种使社会发展很慢。
第二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本的分配方式。不再直接的分配作为物资资料的财富本身，而是分配一种瓜分财富的权益――价值。价值是分配财富的一种市场权利，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用来分配财富。这个价值能扩张人的欲望――占用全社会财富份额的欲望。
第三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产证券化这一特殊的财富分配方式。就是把一切预期能够生产出社会权益的资产，统统进行证券化。证券化后产生的虚拟经济体，使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延伸为虚拟经济中“社会金融关系”，而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则将这个金融关系网络的触角深入于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力量。实体经济的财富逻辑也由此延伸到虚拟经济领域而不断积累，并且最终被倍数地放大而表现出来，最后爆发为金融危机。由此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使资本变异为虚拟资本，财富变异为虚拟财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转移和积累财富扩张风险，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所在。
四、财富观的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财富基金论文篇3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势头至今依然强劲，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2006年，美国有各类公益基金会7.2477万家，总资产达6147亿美元，比2005年总资产增长11.6％，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390亿美元，比2005年的拨款金额增长7.1％。2007年美国公益基金会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相对于2006年，总资产增长9％，拨款金额增长10％。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公共事业、艺术文化等领域，2006年这几个领域所占总拨款金额的比重分别为23％、23％、14％、12％，可以说，公益基金会的贡献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古今中外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都不及当今的美国。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盛行并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来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得以兴盛的种种原因。本文认为，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美国公益基金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石。
一 文化传统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
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产生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人为设计，另一种是自发演进。英国学者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认为：“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人们有意行动的无意结果。”纵观美国基金会发展的历史，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大体上属于后一种情况：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慈善事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并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不断调整供需关系，使之趋于均衡，逐渐演化出公益基金会这种当今美国慈善事业的主导模式。
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财富不断积累、集中；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一方面，贫富差距悬殊暴露出纯粹的自由竞争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坚守“小政府”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没有任何官方的福利机构和社保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和矛盾。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良心道义，美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进行某种制度创新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面对民间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需求，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但这一制度供给的产生并非没有根基，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便带有偶然性，由于其报酬递增效应强化了这一制度的惯性，仍然会刺激该制度遵循以前制度变迁的轨迹而演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其中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欧洲，慈善事业有悠久的传统。圣经中的耶稣视金钱为粪土，要求富人散财，并明确表示追随他的门徒必须放弃家产，因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尽管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慈善机构都受教会领导，但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减弱，民间也开始涉足慈善事业。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和《慈善用途法规》是有关慈善事业最早的法律，它为支持或从事慈善事业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提供某些特权。这两部法律规定，凡是以慈善为目的的慈善实体，诸如教堂、医院、学校，都能享受免税待遇。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宗教慈善思想随着北美移民而移植到美国，成为了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北美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扶危济困的慈善组织，它们往往带有宗教色彩。
美国的慈善事业没有仅仅局限于“授人以鱼”，而是逐步转向“授人以渔”。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没有“旧大陆”那样根深蒂固的等级偏见，它推崇个人奋斗和勤劳节俭的品德，深信出生贫寒的有志者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帝赐予的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美国社会还普遍认为给子孙留下丰厚的遗产会助长其惰性，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甚至贻害无穷。因而美国很早就有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使之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圆其“美国梦”。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些有识之士中的一位。他认为单纯的施舍可能加深贫困，富人应该用财富为别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努力实现无人需要依靠救济的理想社会。除生前开展的诸项慈善事业之外，弗兰克林在遗嘱中为波士顿与费城分别留下了1千英镑用于公益事业。尽管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但为日后的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确定了基调。
19世纪美国经济飞速发展，造就出大批富翁和慈善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创办了若干个公益基金会，并为其他公益机构提供大笔捐赠。他还发展出富有浓郁清教风格的美国式慈善捐赠思想――在其文章《财富》中，卡耐基表达了“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财富管理人”“带财而死的人可耻”等观点，号召富翁们把自己的财富看作大众的信托基金。他还认为，基金会不是局限于满足当前需要的慈善事业，而是主要从事具有前瞻性的公益事业，要为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基金会不仅应该关注美国国内，还要跨出国界；基金会不应该被死去的捐资者左右，而应该给予托管人充分的权利以保证基金会能适应不同情况的灵活性。这种财富观和慈善观使卡耐基成为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开创者，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就深受卡耐基思想的影响。
美国的社会改良运动进一步给富人施加了思想压力，使回馈社会成为富人应尽
的一项道德义务。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除20世纪20年代略有逆转之外，从189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为美国的改良时期，包括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20世纪“新政”，这个时期奠定了美国20世纪的主体政治基调。在此期间，美国民众和政府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并向各大财阀施压。富豪们作为这个社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竭力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动乱和革命，“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改革都是温和的、渐进的和有效的。……现代基金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曾一度令公益基金会黯然失色，但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公益基金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福利事业应该主要由私人承担，这样可以避免官僚作风，因而更有效率。在示范效应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富豪们慷慨解囊，公益基金会蔚然成风。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从1913年起才正式开始征收所得税，1917年才开始对慈善捐赠进行税收减免，而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的建立都在此之前，可见早期成立的大基金会并非出于避税目的，而在于公益慈善的思想意识。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制度创新，美国公益基金会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自发地逐步形成的，它根源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美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传统和政治上“政府越小就越好”的观念导致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对民间公益基金会的制度需求。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清教特色的慈善思想逐渐形成，并广受认同，促成了美国民间对公益基金会的制度供给。
二 市场经济与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经济人假设”，它指的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基础上引入了非财富最大化，从而使该行为模型更接近真实情况。换言之，行为主体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追求的利益包含许多方面，有金钱、资产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也有名声、良心等精神方面的利益。人们既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又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可能相互补充从而名利双收；也可能相互冲突而不能两全。人们往往要权衡利弊，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尽量兼顾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安排对二者维持均衡所产生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市场经济制度成熟，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一)资本积累与公益基金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美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公益基金会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美国的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集中。面对巨额财富，美国富豪开始考虑如何“散财”。他们进行制度创新，捐出财产建立起公益基金会。
近一百年来，美国经济虽不免经济衰退的困扰，但确实保持了较长的经济增长期。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垄断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正是这些“强盗爵爷”转变成慈善家的行动，开创了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先河。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中又涌现了一批富豪(如靠投资起家的“股神”巴菲特)，再加上税率节节攀升的影响，战后掀起了兴建基金会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的大牛市中，信息技术产业催生了诸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样的新贵，公益基金会则以空前的速度增长，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在美国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量人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可以预见，他们中的许多成功人士会陆续将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捐赠出来。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财富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wealth)进行了研究，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出现新一轮的公益基金会兴建浪潮，无论在个体数量上、还是在资金规模上，公益基金会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经济人对物质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使美国社会具备了雄厚财力，给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但资本积累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过大的贫富悬殊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人们不但有物质财富的需求，还有精神财富的需求，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所以，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效用递减，此时就不得不散财。出于美国的慈善文化心理和社会改革的压力，富人纷纷建立公益基金会，以改良社会、增进福祉。慈善家们因其“散财”而得到名望和心理满足，同时也减少社会仇富心态、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公司基金会也能对母公司产生很强的正面效应，因为企业通过回报社会来扩大其知名度，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由此，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捐赠意愿二者兼备，公益基金会兴盛的条件就成熟了。
(二)资本市场与公益基金会
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都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进行运作和绩效管理，其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有任期限制)，具体运作聘请专业财务管理人士，遵循财务公开规则，接受外界监督。“一般说来，(私人基金会)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这种制度上的设计保证了公益基金会能够进行正规化、企业化的管理，一方面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和普通企业一样善于经营其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利，以免坐吃山空而破产，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发生有损基金会名誉的腐败事件。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经济实力与资本市场的状况息息相关，这不仅因为股市行情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关系到公益基金会获得捐赠资金的多寡，而且因为股市行情决定着基金会的资产金额。公益基金会的资产大多不是现金，而主要以非现金的形式存在，如股票、债券、住宅、收藏品等。一方面，善款大多以非现金的形式捐赠，因为非现金的捐赠能享受较大的税收优惠，并且美国税法对财物捐赠的最高免税扣除额度低于现金捐赠；另一方面，公益基金会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而将其绝大多数资产都进行投资，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上获得回报，使其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让公益基金会能够长久，甚至永久地维持下去。然而，一旦经济形式不妙，公益基金会也在劫难逃。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信息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使许多公益基金会当年的资产与捐赠数额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其发展又恢复了增长态势。在2001年到2007年的短短几年间，从事慈善捐赠的美国公益基金会从6万家增加到7万家，2007年捐赠总额去除通胀因素后也刷新了2001年创下的峰值，达到429亿美元。美国的资本投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是公益基金会防止自身资金的过快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
(三)税制激励与基金会
美国税收制度为慈善捐赠提供了外在的激励机制，对公益基金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税法有三个非常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税率的累进制、对高收入高资产者的高税率、慈善捐赠与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这种制度安排激励了富人的捐赠行为，对于高税率的纳税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高税率与捐赠免税的政策之下，保持巨额财富(尤其是遗产)并不能实现持有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适当的捐款反而能少纳税。
联邦政府税收以直接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收入占联邦政府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所得税自1913年写入美国宪法修正案之日起正式开始征收，从一开始就具有累进性。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和税法的修改，税率逐渐提高，累进幅度逐渐增大，起征点逐渐降低。在1944～1945年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一度达到94％(实际税率90％)。尽管肯尼迪和里根时期都曾大幅降低最高税率，但所得税依然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税种。早在1917年，美国税法就对私人慈善捐赠给予了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尽管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几乎所有的州都免征宗教机构和慈善组织的房地产税。
美国还开征遗产税与继承税，虽然二者并非美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它们都具有高税率、累进制的特点，从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尽量阻止财富长期在家族高度集中的目的。由于如果一笔巨额财产不作慈善捐赠，则可能有一半将用来交税，所以为了合法避税，美国富翁往往通过家属信托、基金会、慈善捐赠等方式，在生前就对其财产做好安排。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繁荣，税率高，所以涌现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基金会。
事实上，通过建立基金会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不排除含有个人的自私目的的可能性，即，利用免税优惠达到自身财富最大化。遗产税显然有损于富人的资产，美国国会屡次提出取消遗产税的议案，但始终没有得到通过。小布什上台伊始就打算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其中就包括逐步取消遗产税的计划，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美国百名顶级富翁的联名反对，认为这将损害于社会公平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社会中很多富人自觉地、而并非被迫地进行慈善捐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遗产税对公益基金会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拥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税制积累，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美国在短短几百年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起大量社会财富，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人们也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二者共同推动美国社会的慈善捐赠。美国成熟的资本投资市场为公益基金会所掌握的资金提供了保值增值的多元投资渠道，使之能够在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向富裕阶层征收高额税收，而对慈善事业实行税收减免，进一步激励了美国慈善捐赠和公益基金会的发展。
三 法治环境与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建设
公益基金会能否实现长期稳步发展，取决于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相关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产生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健全的法律体制中，美国基金会一方面具有合法社会地位、享有各种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及舆论的监管和约束。
(一)公益基金会的权利和地位
公益基金会的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保证，尤其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正如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美国建国伊始就高度注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强调“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民间个人的财富积累，也维护了公益基金会的权益。从建立之初，美国公益基金会就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产权受到很好的保护，权利、义务分明，能自主掌握巨额资金的接收、发放及合法地进行保值增值投资。它作为非营利机构，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其组织管理、人事聘用、财务安排等具体操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就不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避免了因管理过度而产生新的问题。而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行政管理仅仅局限于税收方面，主要防范公益基金会滥用优惠政策为私人牟利。美国公益基金会不但独立于政府，而且日益脱离初始捐赠者或其家族，按照基金会自己的使命进行运作。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政治权利受法律保护，它们的活动范围广泛，只要不违反法规，就可以参与除具体立法之外的任何事务，例如，它们可以在政治领域进行一般性的研究、宣传等活动。尽管美国也出现过不公正对待公益基金会的现象，但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国会掀起了对公益基金会的全面调查，看是否涉嫌“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这冲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基金会。但公益基金会没有被这股极端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摧毁，反而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之下名声更响。最终，国会的调查结论是这些指控不成立。通过这场辩论，自由主义在美国思想界巩固了地位，公益基金会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公益基金会数量的增加和情况日益复杂化，各种相关的协会、论坛纷纷出现，比较有名的有基金会中心、基金会理事会等。它们一方面研究、监督和促进公益基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社会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组织和联盟为基金会和捐赠人的权利服务，成为影响美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事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政府一般都对公益基金会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尽管美国政府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传统上公益基金会所发挥的扶危济困功能，但公益基金会在平衡社会分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政府经常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共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美国政府的)很多福利拨款都通过私营非营利性组织发放。……政府承担的公益领域虽然不断扩大，而有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和开支却并未成比例地增长。……反过来，私人基金会也向政府主持的机构或项目捐款。”1983年，里根政府在行政部门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益基金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承认基金会对政府的重要性。美国公益基金会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它们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扶贫、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美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正面效应，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成就与美国基金会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分不开的。
(二)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管
在“委托－”模型中，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人拥有委托人
所没有的私人信息，他可能利用这种私人信息采取隐蔽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其委托人的效用。捐赠人与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委托一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益基金会是一种被寄予很高道德期望值、负有社会使命的金融机构。人们出于信任才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基金会代为管理，以实现自己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任何丑闻对于公益基金会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旦名誉扫地，丧失公众的信任，它就会失去资金捐赠来源，因而美国公益基金会一般都非常重视自身信誉与公众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需要外在的政府管理和舆论监督。如果公益基金会不受约束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如果公益基金会的内部财务运作成为一种私人信息，就容易产生欺诈行为。此外，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往往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公益基金会若要长期存在，就必须得加强自律并接受舆论和政府的监督，以维护该行业的信誉，从而争取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管理不仅有利于维护捐赠者的权利、避免税收流失，还能促进公益基金会的行业规范，有利于其长期发展。因此，公益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不仅仅依赖于员工的道德素质、内部监控和行业自律，还必须受到外部的法治和舆论的“他律”。只有内外监管机制共同起作用，才可能避免公益基金会的潜在欺诈行为。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在一片质疑声中诞生的，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监督。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想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氛围，反托拉斯、开征所得税等对垄断资本家不利的举措相继出台。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富豪开始建立现代公益基金会，但社会舆论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公益基金会成立不久，美国国会就对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审查，决定要通过税收手段对它们加以规范和监管，于是，美国出台了第一部有关基金会的法律――《1917年税法》。美国财政部属下的国税局成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管理部门。
当20世纪50年代的基金会丑闻曝光时，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指出了有关公益基金会的税收漏洞。1961年，在众议员帕特曼(Wright Patman)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又一次对免税的非营利机构开展调查，发现许多享受税收优惠的机构为己谋利。在60年代的激进思潮的进一步影响下，1969年美国出台了税制改革法案，加强了对公益基金会的规范和约束。美国的税法对享有税收减免的慈善机构进行详细定义，尽量从源头上杜绝以公益基金会之名偷税漏税的现象发生。公益基金会从注册成立到免税申请、从资格审查到组织运行，都有一整套法律程序。美国国税局要求所有公益基金会都必须公开其财务信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道德风险。
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管理仅限于经济手段――税收。在任何一个州建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经过国税局按照1986年通过的税法中的第501(c)(3)条款确认是公益慈善组织之后，才能享受税收减免。为了避免有些公司用“假”捐款的方式通过公益基金会来逃税，1969年的税法规定1979年以后，公益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虽然当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福特基金会，但如今福特基金会所持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极少，关系不再那么密切。
美国税法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公益基金会的特点，制定不同税收优惠法规和监管措施，一方面鼓励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防止私人从中渔利，因而详细得近乎繁琐。它把从事慈善捐赠的基金会分为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与公共基金会(public foundation)两大类。前者资金来源单一，包括家庭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后者获取资金的渠道多且互不关联，主要以社区基金会为主。私人基金会受到一套复杂的管理规定的限制，如对其投资收入征收特许权税、禁止自我交易行为、给年度资金分配设定下限、对其下属营利性企业的比重进行限制、实施管理投资的审慎标准和对基金会拨款的约束等等。按照美国税法中的支出要求，在通常情况下，私人基金会须将每财政年度的资产平均市场价值中的至少5％贡献给公益慈善事业，从而享受对净投资收益所征的2％(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降至1％)的特许权税。而国税局对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没有对私人基金会的管理那样严格，并给予税收优惠、投资收入、拨款自由度等多方面特权，因为社区基金由该社区的民众建立，其决策机构一般是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而且能够受到民众的很好监督。
综上所述，美国健全的法治环境为公益基金会确立了合法权利和地位，使之享有充分的自和广泛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相关法规的完善、政府的适当管理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保证了公益基金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结论
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兴盛是由美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种子之于土壤、养料和阳光的关系。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奠定了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基础。
财富基金论文篇4
事实上，从基金公司一度热衷的短期理财产品设计来看，原本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营销噱头而出现的。相对于货币基金而言，无论是流动性还是收益率，都没有任何优势，甚至出现了很多短期理财年化收益率低于货币基金的情形。但在银行理财产品热销和投资者教育滞后的背景下，短期理财基金一度热销。《股市动态分析》曾在2012年11月发表“基金业的困惑”一文，指出，“短期理财产品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销售成绩呢？一则是短期理财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销售渠道的需要，满足了商业银行的需求，因此在银行渠道被热推，另一方面，基金投资者教育工作依然不够，投资者对于货币基金的优势缺乏认识。对于基金业而言，与其将精力放在短期理财产品的创新上，倒不如加强投资者教育。因为总有一天，投资者会知道真相。”
本刊的预言终于得到验证，曾经喧嚣的短期理财产品，终于沉寂下去。
汇添富基金是最早开发短期理财产品的基金公司之一，产品包括60天、30天、28天、21天、14天、7天等，曾经帮助汇添富基金迅速膨胀规模。如今，这些基金规模普遍大幅缩水，特别是14天、21天、28天三只产品，规模分别仅有1.17、0.83、1.34亿元。此次，汇添富选择性清盘规模相对较大的28天产品，可能与其和30天产品雷同有关。但未来，14天、21天产品同样不具备生命力，恐怕也难逃清盘命运。
汇添富旗下僵尸基金众多凸显产品设计缺陷
事实上，汇添富基金旗下规模偏低的“僵尸基金”数量众多，并非仅仅上述几只短期理财产品。汇添富旗下多只ETF产品（中证主要消费ETF、中证医药卫生ETF、中证能源ETF、中证金融地产ETF、汇添富深证300ETF）规模均在1-2.4亿之间。汇添富旗下一批债券基金如汇添富信用债、汇添富新收益、汇添富双利、汇添富可转债、汇添富高息债、汇添富安心中国等，规模均在几千万到2.5亿之间。此外，汇添富旗下几只QDII产品（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汇添富恒生指数、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规模也都低于2亿元。
如此多的僵尸基金产品足以让汇添富基金堪当“僵尸基金”专业户的称号。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凸显出汇添富基金在产品设计方面的缺陷。尽管公司依赖场内、互联网等新渠道成功推出收益快线、现金宝、全额宝等产品，掩盖了产品设计方面的不足，但可以看出，除了货币基金外，公司在其他产品设计领域鲜有成功案例。
财富基金论文篇5
1.理论分析
个人退休决策是在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基础上的综合决策。德国学者博约什-苏潘（BrschSupan）引入选择价值概念（option value），分析了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他认为某一年龄退休的选择价值由如下因素决定：与退休年龄相关的养老金水平、个人过去或未来收入水平、闲暇的边际效用、生存概率、贴现率等[19]。如果个人推迟退休的选择价值变小或者下降，个人就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并开始领取养老金[20]。选择价值体现了个人退休决策的机会成本。通过调整养老金制度相关参数，优化制度内在的激励机制，可以对个人退休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可以分解为两个效应[21]：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和替代效应（substitute effect）。前者是指如果改变养老金制度参数，降低个人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替代率，就增大了个人的闲暇成本，因此，价格效应也被称为闲暇的价格；反过来，如果养老金待遇水平过高，可以满足退休后的支出需求，那么个人就倾向于提前退休。而替代效应是指如果个人推迟退休不仅不能带来养老金财富的增加，反而会减少，即净养老金财富为负，这实际上是向个人征收的隐性税收[2223]，那么个人会选择提前退休。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是通过待遇替代率和净养老金财富两个因素实现的。有研究表明，如果养老金替代率非常低，即便净养老金财富为负，个人由于养老金无法支付退休后生活支出需要，仍然会选择继续工作[24]。
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将对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进行模拟，动态地反映退休年龄与养老金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优化养老金制度提供依据。所谓养老金财富（Pension Wealth）是个人在退休期间领取的养老金收入的现值。之所以分析养老金财富，一方面该指标在反映养老保险制度的慷慨性上比待遇替代率指标有更广泛的价值[25]，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个人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也间接考虑了隐性税收问题。
2.养老金制度参数设计与养老金财富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质上，个人退休决策具有异质性偏好。哈奈尔（Hanel）和瑞范恩（Riphahn）的研究表明，个人的出生年代、教育、产业部门等都会影响个人的退休偏好；恩科尔（Schirle） 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配偶的劳动参与情况、子女现状等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退休选择。参见：Daniel van Vuuren. Flexible retirement[R]. CPB Discussion Paper，No.174， 2011。 ，一个理性的个人一定会选择养老金财富现值最大的时刻退休。养老金制度参数设定直接影响不同退休年龄时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提高5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可以通过调整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相关参数，改变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发挥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内生激励作用。通过养老金制度内生激励机制设计，使个人实现养老金财富最大化时的退休年龄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进而达成“激励相容约束”的均衡状态。影响个人养老金财富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期寿命。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如果预期未来健康状况较好，预期寿命较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留在劳动力市场，推迟退休年龄，反之，则倾向于更早离开劳动力市场。对于个人而言，如果选择完全退休，离开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自己的正式社会联系（social contact）中断，而每个个体都是“社会人”，都有参与社会网络的动机。有研究表明，在出台了大龄老年人部分退休制度（partial/gradual retirement）
因非全时工作（part-time work）与部分退休前工作的异同，将其分为gradual retirement和partial retirement两类，前者是指非全时工作与部分退休之前的工作单位一致，而后者是重新与新的雇主签订非全时工作合同。在欧洲国家，采取前一种模式的比较普遍，但在美国较多地采取后一种模式。的国家，之所以在达到最早领取退休金年龄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工作领取部分养老金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维持社会联系。比如，对比利时选择部分退休人员的原因调查显示，23.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26]。
第二，待遇积累率（accrual rate）。在DB型养老金制度安排中，个人退休待遇取决于个人缴费年限和计算待遇的参考工资（reference wage）水平。目前，我国在整个权益积累期的待遇积累率为1%，即每工作1年积累1%的养老权益。理论上说，如果待遇积累率高于精算中性积累率，那么延迟退休对个人更有利养老金制度符合精算中性，则各个退休年龄的养老金财富是一样的。如果制度的待遇积累率高于满足精算中性条件下的积累率，则会带来个人养老财富的增加，此时，延迟退休对个人有利。关于精算中性的概念，国外学者做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根据此理论对我国养老金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详见：刘万. 延迟退休一定有损退休利益吗？――基于对城镇职工不同退休年龄养老金财富的考察[J].经济评论，2013（4）：27-36。。但是，如果养老金待遇积累率过高，个人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积累较高的养老权益，满足养老需求，也存在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因此，科学合理的待遇积累率设定对个人退休决策有重要影响。
第三，贴现率。在养老金现值计算中，贴现率大小实际上反映了养老金受益人对货币当期和远期价值的偏好。如果贴现率高，意味着个人更倾向于获得货币的当期价值，因此，会降低未来养老金收益的现值，此时养老金财富降低；反之，则养老金财富较高。养老金财富现值水平直接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
第四，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个人退休决策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不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果个人工资增长率高，意味着个人放弃工作领取退休金的机会成本增加，个人更倾向于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闲暇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收入越高，闲暇的价格越昂贵，个人更倾向于工作。但如果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点，闲暇的边际效用水平提高，当高于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即便收入水平提高，个人也会选择闲暇。不过，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其收入水平远低于临界点，因此，如果收入水平增加会增加其工作的激励。；如果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较高，且远高于延迟退休的养老权益增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选择退休；如果在职期间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投资回报率较高时，意味着在职缴费将积累更多的养老金财富，激励个人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3.养老金财富模型
我国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依据的是2005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三、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与最佳退休年龄：基于不同情境的敏感性分析
前面给出了养老金财富现值的计算公式，分析了不同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以及对个人退休决策的作用机理。本部分将通过对不同情境下不同退休年龄时养老金财富的模拟，找出个人最佳退休年龄的分布，进而为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提供参考。
1.基准情况下的个人最佳退休年龄分析
本文分析的是典型个体的养老金财富情况，因此假定其死亡年龄为平均预期寿命。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因此，本文假定男性的死亡年龄为73岁，女性为78岁在分析中，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仅在于预期寿命的差异。因此，计算结果除了用于分析性别差异对退休决策的影响外，还可以用该数据分析不同预期寿命对个人退休行为的影响。。
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假定劳动者参保年龄为30岁
之所以将参保年龄设定为30岁，是为了计算方便。研究显示，我国企业职工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而男性平均参保年龄为23.4岁，女性为24.87岁，平均参保年限为30年。如果将法定退休年龄设定为60岁，在参保30年而未中段缴费的情况下，参保年龄设定在30岁有一定合理性。，在退休之前从未中断缴费，并且第一年参保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30000元/年。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4）》数据，2013年我国全社会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为51483元。但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平均工资并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代表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情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相关调查，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0元，平均数为53023元，2010年，超过平均工资的城镇居民仅为2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议使用中位数指标度量城乡居民收入[EB/OL]. [2013-03-19]. 。相较之，中位数更能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本文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据统计，2001-2013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1%。但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增长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年均增长将维持在7%-8%左右，甚至某些年份会低于7%。考虑到我国财富分配将向劳动者倾斜的政策因素，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偏低，为了让企业职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已经连续10年11次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每次平均增长幅度为10%。因此，本文将基准情况下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设定为10%。
我国养老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银行存款，投资回报率偏低。据统计， 2003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名义收益率为2.18%，而同期加权通货膨胀率为2.2%，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是在贬值缩水[27]。因此，本文将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设定为3%。
贴现率反映个人对于当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偏好，本文将其设定为3%。不过随着年龄的变化，贴现率也会发生变化，为了体现贴现率变化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在敏感性分析部分将考虑贴现率为6%的情况。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基于养老金财富计算模型，计算不同退休年龄下的δ值，可以发现：①预期寿命影响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最佳退休年龄。由于假设男性的死亡年龄低于女性，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男性在5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而女性为59岁。②收入水平影响养老金财富的相对水平。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倍（β=1）、0.6倍（β=0.6）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一致，分别为55岁和59岁。但是，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β=3）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提前，其中男性为54岁，女性为57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价格效应，如果养老金过于慷慨，则会诱发提前退休行为。③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曲线相对平缓，说明退休年龄变动对女性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较小，因此，推迟女性退休年龄阻力相对较小（见图1）。
养老金财富是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养老金政策角度出发，可以通过相关参数的设定，改变个人在不同退休年龄情况下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但需要说明的是，个人退休决策是在综合各相关因素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决策。上述模拟结果的目的在于为相关政策调整提供参考，而最终个人的退休决策还要受到个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比如，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根据模拟结果，其最佳退休年龄应高于男性，但实际情况是女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低于男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家庭中有0-6岁的小孩的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降低[28]。
2.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某一因素的变动对结果的影响。通过敏感性分析，可以为养老金政策调整提供客观的依据。本研究重点分析贴现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的变化对养老金财富以及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
（1）投资回报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由3%调整为6%
如果养老金采取较为积极的市场化投资策略，其投资回报率会有所提高。根据欧美国家经验，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在6%左右。，对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及退休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β=1时，男性56岁，女性63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当β=0.6时，男性57岁，女性67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但是当β=3时，男性55岁，女性59岁时候养老金财富最大。从中可以发现：①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推迟；②较之于基准条件，如果投资回报率较高，在不同退休年龄下养老金财富的相对差距更为平缓。意味着如果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对劳动者的养老福利的相对影响较小（见图2）。
（2）贴现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贴现率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比较大，因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退休决策。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将贴现率由3%提高到6%，男性和女性最佳退休年龄均会大幅度提前：当β=1时，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52岁，女性为55岁；当β=0.6时，男女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49岁； 当β=3时，男女的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51岁。从中可以看出，如果贴现率较高，意味着个人对于货币现值的偏好高，倾向于提前获得退休金。而且，贴现率对于预期寿命较长的女性的影响高于男性（见图3）。
（3）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工资增长率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降低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将使退休的机会成本增大，并且还会降低养老金财富规模。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一般会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模拟结果显示：当养老金待遇调整率由10%降低为6%时，β分别为1、0.6、3的情况下，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1岁、61岁和60岁，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70岁、70岁和69岁（见图4）。
（4）同时调整相关参数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工资增长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重要因素。前面的分析中假定基准情况下工资增长率为8%，但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这一工资增长率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据统计，美国、英国、德国2001-2013年间，工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9%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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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基金论文篇6
郭 晶
2007年5月14日，首届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新闻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成功举行。会上，学习型中国促进会的秘书长王富荣先生宣布，旨在帮助百万元中产家庭洞察理财机会和陷阱的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正式创立。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教授、美国金融管理学会中国首席代表孙英等嘉宾出席了此次新闻会并分别致词发言。
史建平教授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富裕的中产阶层，但同时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而抵御风险，把握风险中存在的机会首先要加强投资者教育。
财富基金论文篇7
2016年12月9日，第八届“福布斯・富国中国优选理财师评选”总决赛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招商银行的田惠子脱颖而出，最终摘得“年度财富管家”的金奖；来自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易梅、许新发分别获得银奖；来自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平安银行的张智怡、邓治华和丁扬获得铜奖。至此，历时近4个月、辗转四大赛区的第八届优选理财师评选完美收官。
在连续8年的评选中，评委会恪守专业、勤勉、真诚、严谨的准则，从国内第一财师参评，到2016年评选落幕，共吸引全国30多家机构的2万余名理财师报名，近400余名精英理财师登上领奖的舞台。本届比赛更是吸引了8000余名选手报名，创历史最高。
独特的平台运行机制
以本届比赛为例，经过最初的资格评定与网络答题环节，遴选出200余位优胜理财师，进行4个分赛区决赛。经过激烈的区域角逐后，又评选出全国TOP60，并有14位选手脱颖而出，参加最终金、银、铜奖争夺。可以说，品牌活动打造至今，优选理财师评选已在理财师业内形成较为深刻及广泛的影响力。
同时，秉承着“为中国金融理财行业的健康发展助力”的初衷，中国优选理财师评选每一届比赛的结束并不代表一切的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的新起点。
主办方通过精心打造承前启后的精英社群，并邀请每届获奖选手入社，为优秀的理财师提供线上、线下学习、交流、切磋、成长的活动平台。在主办方的持续推动下，平台已经容纳了近500位精英获奖人士，平台建设已臻于完善。另外，本届评选还特别邀请往届优秀选手作为观察员莅临比赛现场，给予比赛选手专业的赛前指导，以及比赛过程的发问、点评，让卓尔不群的理财师精神薪火相传。
分赛区亮点不断
本届比赛无论在比赛形式、辩论主题还是奖项设置上都亮点十足。
开放式比赛
本届评选打破以往的封闭式比赛机制，首次进驻全国知名高等学府并对高校学子开放观摩，邀请同学们聆听最前沿的市场解析，感受精英理财师的风采。截至目前，已与上海财经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山大学展开合作，成功举办华东、华北、中西部和华南区域决赛。传播更全面、更专业的财富管理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明晰职业方向的宗旨，也受到了师生们的热切欢迎。
不仅如此，本届评选还隆重邀请各大高校学术领军人物担任评委，从金融综合理论上给予选手专业点评，旨在提高参赛选手实践和理论双重领域的金融理财专业素养。
主题型辩论赛
优选理财师评选一向以专业和深度著称，基于全球大类资产配置的视角下，本届评选根据各赛区地域热点，明确区分四大赛区的辩论主题，营造主题突出、内容充实的辩论氛围。
华东赛区辩论赛的主题为“十字路口的房价”。该主题针对当前中国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未来中国房价将何去何从。
华北赛区辩论赛的主题为“有形之手”。该主题围绕近年来政府出台的政策对股市、楼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等的影响展开。
中西部赛区辩论赛的主题为“当下理财工具的选择”。该主题选取市面上最火热的理财产品，围绕银行理财、香港保险、FOF、美元资产及P2P产品展开。
华南赛区辩论赛的主题为“细分领域投资价值”。该主题覆盖当前市场上的热点话题，针对专业技能提升的重要性、价值投资、香港保障型保险、智能投顾技术及婚前财产协议等展开。
在激烈唇枪舌剑之中，也充分展现了理财师们对时事热点的掌握程度，以及逻辑应变、沟通表达及团队协作能力，方方面面无不是理财师们的日常写照。
最佳人气奖
为提高赛事的互动性，本次分赛区决赛还首次开通了现场投票系统，评选“最佳人气奖”。观众在观看比赛同时，组成大众评审团投票选出5名当日最佳人气选手，比赛结束后当场公布，最佳人气选手将获得由组委会精心准备的礼品。
总决赛精彩纷呈
总决赛环节的竞争更是尤为激烈，不少选手的精彩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群雄逐鹿，问鼎之战
本次总决赛辩题针对最近一段时间险资举牌事件进行延展和讨论，辩题紧贴资本市场热点，充分考察选手的专业基础、思辨性和现场表达能力。此次问鼎之战现场，14位分赛区佼佼者你来我往，群雄舌战，对辩题的理解深度与广度并存，智者之争让我们看到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未来。
大咖云集，顶级圆桌
值得一提的是，优选理财师评选一向以专业和深度著称，本次总决赛邀请三大业内专家就“新格局下的资产配置”进行圆桌论坛，深度探讨目前人民币汇率、全球资产配置等民生热议话题，提供最具前沿性的市场分析。
群英再会，职场心声
总决赛还特别新增理财师职业发展探讨的分论坛，邀请往届优秀选手分享职业发展故事。7位嘉宾来自不同金融机构，经过优选理财师平台的晋升和自我不断努力，在工作中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优选理财师评选在时间的积淀中而历久弥新，也离不开各大参赛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为表彰各参赛机构所培养的优秀人才，本届评选还向3家机构颁发了奖章――中国农业银行获得“最佳组织奖”、中银行获得“卓越机构奖”、招商银行获得“杰出团队奖”。
燃情八年，感恩同行
财富基金论文篇8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发展，家庭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高。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也开始多样化，家庭金融活动开始进行多元化资产投资。因此，研究城乡居民的财产分配现状及金融资产区域差异更能鼓励家庭进行理性投资，完善家庭资产配置。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因素会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吴卫星、齐天翔，2007；王宇，2008；史代敏等，2005）[1]-[3]。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家庭的年收入和财富，近年来我国家庭微观数据逐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家庭金融。财富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通过不同国家微观数据的比较，发现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及股票的投资基本呈现正向影响，存在“财富效应”（McCarthy，2004 [4]等）；但是吴卫星、吕学良（2013）[5]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财富投资在股票、 基金上的可能性和资产份额上均显现出 “钟型”， 和大多数国家发现的正向财富效应有差异。基于此，有必要对我国家庭财富对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已有文献多是只研究了城市或者农村单方面的金融资产的选择问题，鲜有对东中西部区域层面进行财产分配差异影响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基于微观视角，从城乡及区域间进行比较，研究居民财产分布现状及区域间差异，从而提出较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该数据详细地反映了 2010 年我国居民家庭各项资产的信息，对研究我国家庭财产分布现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及收入、金融资产为负的样本家庭后，得到有效样本7086个，其中城市样本4466个，农村样本2620个。
本文所涉及的家庭金融资产包括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两类，其中风险资产包括股票、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和非人民币资产，无风险资产包括现金、银行活期及定期存款、债券、黄金和借出款等。本文中居民家庭的财富用净财产表示，总财产是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和，非金融资产包括自有房屋（包括所有房产）、生产经营项目、车辆及其他非金融资产。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
从全国家庭来看，现金、银行存款仍旧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重要的组成部分，股票作为高风险资产参与家庭数较少，参与率仅有8%，但是股票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股票逐渐成为家庭经常配置的对象。但是借出款的参与率却达到12.63%，说明现阶段民间借贷在我国开始表现出较为广泛的参与度。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债券、基金及理财产品的比重较小，这些金融资产并未受到家庭的重视。资本市场在我国发展的不完善，居民进入门槛高，导致衍生品等在金融资产中基本为零。从区域层面看，西部地区家庭较之东、中部地区家庭更愿意持有现金和银行存款，东部地区股票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是中、西部地区2倍左右，同时在债券、理财产品及非人民币资产方面也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更加多样化。基于资产风险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无风险资产的比重远远高于风险资产，参与风险资产的家庭仅为11.52%，说明我国居民在选择金融资产时仍偏保守。
（二）家庭经济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
家庭经济因素主要根据家庭年收入和财富分组，研究不同年收入组和财富组城乡及区域金融资产的差异。表2研究显示，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3万和4-6万这两个阶段，而农村地区低于1万和1-3万这两个年收入水平占比较大，同时也可以看出城乡年收入差距较大，金融资产均值也显示出同样的差异；城镇收入从4-6万上升至7-10万时，金融资产会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农村的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4-6万上升至7-10万这一阶段，而且表现在从小于1万上升到1-3万这一阶段，说明年收入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具有重要影响。而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家庭，无论城镇还是农村，金融资产均值都显著高于其他收入组，这可能是因为有收入作为保障，家庭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资产进行投资，以期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从家庭财富分组来看，城镇家庭的财富主要集中在10万及以下、10-25万和70万及以上这三个阶段，凸显出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房屋在家庭净资产中占比较大，对于无房的城镇居民来说财富就会大大减少；农村家庭财富则主要处于10万及以下和10-25万这两个阶段。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金融资产也随之增加，除了拥有财富在70万及以上的家庭农村和城镇的金融资产接近外，其他组别城镇金融资产都高于农村金融资产。区域层面的分析，金融资产均值存在区域差异。无论从家庭年收入还是家庭财富分析，东部地区金融资产均值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且随着年收入和财富的增加，金融资产的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首次家庭金融资产调查的数据，从居民财产配置的现状和经济因素对居民财产的影响两方面，基于城乡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尽管无风险资产在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比较大，但是风险资产呈现多样化，其中股票的参与率表现最为突出，我国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度较高。东中西部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存有一定的共性，即对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性高的资产比较“热衷”，而对于高风险资产如衍生品等持“冷淡”态度。区域层面也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明显。
家庭经济因素对金融资产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收入和净财产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的城乡差距越大。而区域间的结果则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东中西部家庭金融资产差距在不断增大，但是家庭净资产数量越多则会缩小东部及中部家庭金融资产差距，这就表明收入差距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拉大区域间金融资产的持有数量，净财产的不断积累在长期则会缩小区域间金融资产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呈现一定的异质性，虽然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开始向多样化发展，但是居民在选择金融资产时仍旧偏向保守，城乡、区域间的收入和净财产差距仍旧制约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因此要实现金融资产增加，居民财产配置的多样化，需要突破收入水平的约束，不断积累家庭净财富。政府应该应从多方面普及金融知识，让更多的家庭提高资产配置意识，降低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门槛，实现居民财产的多样化，不断增加居民家庭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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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基金论文篇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8
收稿日期：2013-12-2；修订日期：2014-02-25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Postpone Retirement and Pension Wealth
YU Juyun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Postpone retirement is defined as “progressive” reforms， but most people worry about loss. Based on pension wealth model， this paper made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ostpone retirement on pension wealth using cross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its impact depends o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arameters. There is rising pension wealth range under possible parameter combinations，which means delay retirement does not equal loss； when life expectancy is predictable， the longest delay retirement age has a certain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extension space of retirement age for women is longer than men，to extend the same time， women will get more benefit than men. Therefore， the delay retirement policie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or different group， and implementing mandatory postpone retirement and flexible retirement at the same time.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parameters for workers rational choice； to build corresponding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 etc. based on changes of the impact parameters.
Keywords：pension insurance； postpone retirement； pension wealth model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已进入“怎么做”的讨论阶段，而不是“要不要”的辩论阶段。尽管延迟退休政策被定调为“渐进式”改革，但其前景仍不容乐观。根据近日媒体开展的“关于延迟退休及缴纳社保年限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90%的市民不愿延迟退休，支持者多为政府公务人员。不愿延迟退休的主因之一是“不愿多交少领退休金”；而“在职收入比退休高”是愿意延迟退休的主因之一[1]。
那么，延迟退休的收入效应是否正如市民的主观感受，或部分学者的观点？――收入较高的人群因延迟退休将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而收入较低的人群则相反，出现“多交少领”呢？为了减少短视或心理惯性造成的现实障碍，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厘清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延迟退休对个人利益的客观影响。本文基于养老金财富的视角，通过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力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延迟退休后个人养老金财富是增还是减？二是不同人群所受的影响如何？三是延迟退休有无最适年龄？如果有，又是多大？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关于退休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做了大量研究。格斯特曼（Gustman）和斯顿莫尔（Steinmeier）以及克里（Coile） 和格瑞博（Gruber） 等根据不同方法，运用微观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养老金财富及其变化等关键变量对个人退休行为决策的影响[2～3]。安卓（Anderw）的研究表明，决定退休可能性的重大经济因素不是恰好在某一时点上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而是由于继续工作所带来的养老金财富的增长[4]。邦德（Bound）等发现健康状况好的人提前退休的概率远小于健康状况差的人[5]。
国内关于退休年龄决策的定量研究，主要分成两类：一是个体特征因素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二是非个体特征因素对退休年龄决策的激励作用。对于个体特征因素，如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家庭情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封进、 孙佳佳、钱锡红等学者主要运用统计学和计量模型，基于微观个体的调查数据，对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6～8]。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对延迟退休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失业或下岗可能性越大的个体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高；而劳动者收入水平越高，则越不愿意离开劳动力市场，越愿意推迟退休年龄。
对于非个体因素，如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给付办法、养老金替代率、工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等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国内代表性研究主要基于养老保险精算原理。汪泽英、曾湘泉运用社会养老保险收益激励模型，计算出分年龄退休人数比例，发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对企业职工选择提前退休有激励作用[9]。彭浩然测算的结果是，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激励提前退休，并且这种负面激励作用的行业差异性较大，低收入行业职工的负面激励更严重[10]。刘万根据精算中性原理，分析了
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延迟退休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取决于养老金参数的不同水平组合[11]。李珍、袁中美等运用养老金替代率模型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延长退休年龄，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都将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养老金替代率将更高，延迟退休更有利于提高退休后的经济保障，而高收入者将更低[12～13]。
以上研究对于中国养老保险退休年龄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个体特征因素方面，如工资收入、健康状况等对主观退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种主观决策行为，到底是否理智，需要客观标准检验。其次，微观个体调查数据的质量能否保证，并非不可置疑；此外，个体特征因素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外在因素，它们不可能成为退休制度改革的主要决策因素。
关于非个体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学者主要运用社会保障财富增减原理，基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具体模型构建和参数假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如在构建模型时未能区分制度中人和新人；一些研究未区分男女退休年龄的现实，一律假定为60岁退休；彭浩然根据一组假定的参数组合，得出的相关结论无疑存在片面性[14]；刘万在模型构建时，假设延迟退休期间不继续缴费，基于此假设测出的最优退休年龄显然虚高[15]。替代率只能反映养老金的相对水平，不能说明总量的变化，而终身养老金财富的增减才是退休者最终关心的，只是员工的有限理性，还不能从整个生命周期的得失来进行理智选择退休年龄。
养老金财富是指生命周期内养老金收入减去养老保险缴费后的期望净现值。本文基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分人群构建延迟退休的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运用交叉分析法，分析主要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基于不同的参数组合，测算养老金财富的损益系数，据此判断最优退休年龄，以期修正个体主观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延迟退休政策的设计和职工最优退休年龄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1.基本假设
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是1991年提出的，经过试点实施后，在1997年全面确立的。统筹账户采用现收现付制，体现社会公平；个人账户采用完全基金积累制，体现经济效率。 2005 年底国务院又出台《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2005〕38 号），其改革核心在于进一步调整基本养老金制度的缴费和计发办法（后面简称新的计发办法）。根据38号文件，个人账户缴费比例为8%，完全来自个人缴费，单位缴费全部进入统筹账户，不再部分划入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的再分配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基本养老金的给付办法做了较大调整，新的计发办法建立了缴费与养老金待遇挂钩的激励机制，鼓励多工作，多缴费，多得养老金。新的计发办法如下：制度新人：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中人的基本养老金相比新人多一块“过渡性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月标
准=（1+本人月均缴费工资指数）÷2×参保人员退休时该区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月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职工每年缴费指数之和/缴费年限；职工每年缴费指数=职工每年缴费工资/缴费时当年度本市在岗职工年平均缴费工资；个人账户养老
金=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
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由统筹账户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支付；目前退休人员调增的养老金也全部来自统筹账户。
根据国发〔2005〕38 号文，可做如下假定。
（1）在比较职工延迟退休前后养老金财富变化时，不考虑个人账户养老金。因为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具有完整的个人产权。如果退休人员死亡时，个人账户没支付完，可以继承；此外，个人账户如果支付完了，还可以按照退休时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由统筹账户继续支付。
（2）基础养老金假定为非缴费型公共年金，即无缴费成本。因为个人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缴费完全来自企业，甚至在2000年前，企业的部分缴费还要进入个人账户。所以从个人缴费成本来看， 基础养老金属于非缴费型公共年金。
故比较职工延迟退休前后的养老金财富净值可以统一转化为“基础养老金财富净值”的变化。
2. 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的构建
根据国发〔2005〕38 号文，
假定某类职工开始参保年龄为a 岁，正常退休年龄为T岁，预期寿命为e0岁，参保后第t年的年缴费工资为Wa+t，统筹地年均缴费工资为w β（x）为养老金财富损益系数，如果 β（x）< 1，表示养老金财富减少，相当于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延迟退休施加了一个隐性税收（implicit tax） ，说明延迟退休导致职工利益受损，对延迟退休有负向激励；β（x）> 1，表示养老金财富增加，相当于个人因延迟退休获得一笔隐性补贴，说明延迟退休增加了职工利益，对延迟退休有正向激励；β（x）=1，表示不同退休年龄的养老金财富相同，符合精算中性原则，即无论何时退休，面临的退休激励都一样。
三、 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7）和（7′）可知，不同参数组合，同一退休年龄下的β值有所不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规定： 男性60周岁， 女干部55周岁， 女工人50周岁，同时工龄满10年；此外，对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做了相应规定。
对此假定，女性职工a=20，T=50；男性a=30，T=60。根据目前养老金实际收益率2%～3%的现实，设r=3%；运用Excel编程，测算不同参数组合下的β值。
1.基准组合下的定量分析
当g1=14%，g2=10%，e0=74 时，根据图1中的对应曲线，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延迟退休的β值均为抛物线，β值由起点1先升后降，先升至最高点后下降至0，男女最高点（x，β）分别为（6，1.21）、（15，2.25），即男性延迟6年到66岁退休，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值，并为原来的1.21倍；女性延迟15年到6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值，并为原来的2.25倍。这说明在这一组合下，男女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限分别为6年和15年，小于这一年限的延迟退休都是有利可图的。
其次，在参数组合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对应的曲线普遍低于女性，说明延长相同退休年限，女性获利程度高于男性。
此外，延长相同年限，中人的β值小于相应的新人，即中人因延迟退休的获益程度小于新人。因为中人有过渡性养老金，它是对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前工龄的认可和补偿，是对个人账户积累不足的弥补，它主要由“视同缴费年限”决定，即中人在未建立个人账户之前的缴费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受延迟退休年限的影响。若考虑之，相当于在β值的分子分母上同时加上一个正数。如果β>1，结果会变小，对应区间的曲线呈现下移趋势。同理，当a增大，即缴费年限降低时，根据公式（7）和（7′）可知，相当于在β值的分子分母上同时减去一个正数，如果β>1，则会使结果增大，对应区间的曲线就会上移。这说明延迟退休对缴费年限短的人更有利。
2.主要参数对β值的敏感性分析
（1）预期寿命e0对β值的影响。
根据图1可知，当其他参数一定时，随着e0值的增大，同一退休年龄对应的β值越大，且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相应更大；在曲线的上升阶段，女性前10年即60岁之前，三条曲线几乎重合，说明β值的增速相差不大，但之后，三组曲线的纵向距离显著拉开，即随着死亡年龄的提高，β值的增速明显放大；在曲线下降阶段，三条曲线基本平行，说明β值下降的速度基本相同。
此外，根据图1和表1可知，在g1>g2的不同组合下，对于同一预期寿命，不论性别，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基本相同，如e0=74岁时，最高退休年龄基本为65岁。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有利于更大程度提高养老金财富，且在预期寿命一定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最优年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3. 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龄
根据相关参数的可能组合，通过测算，不同参数组合下的男女最优退休年限，即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延迟退休不等于职工利益的受损。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取决于参数组合。根据几组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参数组合，测算的结果表明，β值均存在大于1的上升阶段，说明延迟退休有利于增加职工终身养老金财富。当g1=14%、g2=10%、e0=77岁时，女性养老金财富最大可以增加为原来的2.79倍；男性增加为原来的1.42倍。
（2）延迟退休的最大提升年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对于同一预期寿命，不论性别和参数组合，β值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基本相同，并且最高退休年龄随着死亡年龄的提高而加大。这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且在预期寿命可预知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最长年限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当e0=74岁时，女性最高可延长15年，男性可延长5年。
（3）延迟退休对不同人群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控制一定的参数组合，延长退休年限相同时，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相对更高的人群――女性大于男性；制度新人优于制度中人；缴费年限短的人群高于缴费年限长的人群；养老金增长速度小的人群高于增速大的人群。
2.政策启示
（1）延迟退休具有客观必然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延迟退休的空间相应扩大；延迟退休不仅能增加养老金财富，而且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也会因之扩大。此外，随着退休年龄的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会增加，且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养老金替代率将更高[16]。所以民众应理性看待延迟退休，不能仅凭主观感受而否定这一改革，从而阻碍改革进程，延迟退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
（2）延迟退休政策应坚持强制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因不同人群所受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男女职工间的差异较大。如在基准参数组合下，男女养老金财富净值达到最大的退休年龄几乎一致，为64～65岁，但由于目前女性正常退休年龄主要为50岁，而男性主要在60岁以上，所以他们能延迟退休的空间相差较大。另外，延迟相同退休年限，女性养老金财富增加程度高于男性。故建议女性延迟退休的力度高于男性，或女性先延迟退休，男性延后再实施。与此同时，为了尽量降低延迟退休对特定人群的影响， 提高民众的认同度，必须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实行法定延迟退休的同时推行弹性退休制度。
（3）政府有必要保持养老金参数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以便职工结合自己的收入-闲暇偏好、身体状况、预期寿命等情况，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灵活而理性地选择退休年龄。同时，根据养老金财富影响参数的变化，建立相应的利益调整机制，如果延迟退休引起养老金财富降低，应有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如延迟退休后第一年基本养老金绝对值小于不延迟退休的数额，应予完全补差。
（4）协同推进其他退休政策的调整。一是原有的提前和延迟退休政策仍应保持，如对从事高强度或有害健康的工作可提前5年；对于高级职称、高级专家等可以延迟退休。同时，要特别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下岗等弱势群体的最低退休年龄。二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应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否则扩大不同人群延迟退休效应差距，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不建议同步增加其法定最低缴费年限。因为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的12%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两个账户的缴费义务全部由个人承当，而职工只需承担个人账户的缴费义务。相比之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是缴费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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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基金论文篇10
随着国内外会计丑闻的频频爆发，会计教育界已经认识到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美国管理商学院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简称AACSB）倡议在商学院的每一门课程中都增加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纵观主流的财务管理教科书，大部分教科书在介绍财务管理目标的时候，会介绍委托理论，默认为委托理论提出的解决冲突的激励方法和约束方法可以解决职业道德的所有问题，所以对财务管理中的职业道德问题避而不谈。有的教科书在讨论财务管理目标的时候，会简要提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主要内容包括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就业培训、保证员工工作安全、支付员工公平合理的工薪、保护环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强调企业不仅是一个追求盈利的经济实体，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社会价值的承担者，企业不能忽视其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委托理论不是职业道德教育的的理论基础，不能涵盖职业道德的所有方面，不能用委托理论来解决职业道德的所有问题。专辟章节来简要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职业道德教育方式太过简略、缺乏操作性，不能凸现职业道德的全局性。由此可见，当前在财务管理教学中所进行的职业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亟待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完善。
财务管理是一门关于资金和资本运作管理的学科，其中涉及大量的财务决策，如何在财务决策过程中基于职业道德的视角去思考去评价理财活动，这才是财务管理教学中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应该采用的方法。本文首先分析职业道德理论基础，然后就财务教学中如何嵌入职业道德教育进行探讨，以期扩充学生的决策视野，培养职业道德意识。
1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
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在于财务管理目标。为谁理财和如何理财是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二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保护出资者的利益，目标都是在资本保全的前提下为出资者谋求财富的增值。其不同点是，前者谋求权益出资者的财富增值，后者谋求权益出资者和债权出资者的财富共同增值。由于股东是企业的第一出资人，且是最后的权益求偿人，股东承担了企业的最大风险，另外，股东财富最大化在数学上等同于经济增加值（EVA）的最大化，可以用数学公式予以计量，还有，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股东财富可以用股票价格来体现，易于观测，因此，股东财富最大化在理论上比较完美，成为财务管理的首选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包括债权价值和股权价值，债权价值主要受市场利率的影响，而市场利率虽然跟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企业很难对之实施控制，因此，企业很难对债权价值进行管理。在假定债权价值一定的情况下，企业价值最大化实际上等同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基于上述分析，财务管理目标的主流观点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但是，企业天然地是多种生产要素的集合体，权益资本虽然是其中的重要要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除股东以外，企业天然地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劳动力、供应商、客户、税务局、社区等。让我们回顾一下著名的安然（Enron）公司会计造假案。为了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公司给予高管许多激励性的期权，公司高管为了期权的顺利行权，进行了长期的会计报表造假，刺激了股价的不断攀升，在短期内谋取了包括高管在内的当前股东的财富最大化，但最终纸包不住火，公司的倒闭不仅使得数以万计的员工失业，还使得购买了自己公司股票作为养老计划的无数员工丧失了养老保障，公司股东也遭受了740亿美元的损失。安然的倒闭不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而且严重地动摇了证券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通过大量会计舞弊案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片面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而置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是一种可耻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进行适当的限定和修改。能够成为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的财务管理目标应当是——在保证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财务管理活动，使得股东财富最大化。
2财务教学中嵌入职业道德教育
财务管理教学包括许多知识模块的讲授，涉及许多财务决策，职业道德教育应该嵌入到模块教学之中。
2.1财务报表分析模块
传统的财务管理教学都会讲授财务报表及其各种分析技巧，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最终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在这个模块中会涉及到一些职业道德问题。（1）税收问题。许多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或者兼并一些亏损企业等方式来调节利润，许多中小企业利用会计的应计收入和应计费用等会计手法来调节利润，以期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这些行为道德吗？（2）多元化。很多有自由现金流的企业盲目进行并购，实施多元化经营，这些并购到底是在谋求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在谋求管理层的社会声望和职业安全？这种多元化行为道德吗？（3）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很多跨国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或者直接在东道国办厂经营，然后以低于国内生产成本的价格在东道国进行倾销来获取市场份额，这种支付廉价工资进行倾销以攫取超额利润的行为道德吗？还有许多跨国公司在进行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污染东道国、破坏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影响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行为道德吗？
2.2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模块
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是财务管理的两块基石，货币的时间价值广泛应用于资产评估。很多企业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去贷款都需要提供抵押品，如何利用货币时间价值原理去对抵押物（比如房地产）进行价值评估呢？企业用高估的资产去抵押贷款这种行为道德吗？
风险与报酬理论要求在证券投资时进行多元化的组合投资。现代的投资基金正在快速成长，使得中小投资人也可以享有多元化投资带来的好处。但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基金在进行交易时，有滥用交易的问题，在投资对象和投资时机的选取上存在不少问题，投资基金的管理存在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合乎道德规范，其在资本市场会被投资人认为是高风险品种，投资人要求的报酬上升，股票价格下跌，企业的违规活动直接会给投资人带来损失。
2.3资本预算和兼并模块
资本预算或项目投资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有些破产企业坚持进行一些早期就有迹象显示NPV值为负的项目。这种偏离理财基本原理的坚持是道德的吗？还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有些企业在编制资本预算时，如果预算的结果不理想，可能采取缩短项目预算期、降低项目贴现率、增加项目现金流等方式来美化项目结果，这种人为的美化调整可能带来项目实施以后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粉饰行为道德吗？还有一些企业在评价涉及到环境影响的项目时，忽略环境因素，要么采用单一资本成本折现，要么对现金流不做调整，这种漠视环境影响的评价方式道德吗？
兼并是企业快速成长、快速进入市场的一种方式，旨在获取兼并所产生的协同效应。然而，兼并的风险并不由各生产要素平等地承担，而主要由企业的员工承担，有时由管理层承担，企业的所有者和投资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少。为什么员工要为投资人、所有者和管理层的失误买单？
2.4营运资本管理模块
营运资本管理主要涉及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管理，通常会使用营业周期和现金周期等评价指标来测算所需要的营运资本。财务教科书通常提倡现金为王，收钱要快、付钱要慢，这种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是追求尽可能短的现金周期，如果现金周期为负数，企业可以无偿地占用供应商的资金来周转，这种“借鸡生蛋”的经营方式无疑可以给股东赚取了超额利润。有一些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这种负现金周期模式，这种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其渠道优势，首先从供应商那里赊购商品，待商品售出现金回笼一段时间以后，再偿还供应商的货款，这些公司恶意拖欠占用供应商的资金，做着无本买卖，常常引起供应商的强烈不满，这种行为道德吗？
3结语
职业道德教育在当前财务管理教学中几近确失，本文在探讨了财务管理职业道德的理论基础之后，就财务管理教学模块中如何嵌入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了探讨，希望在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同时，引起同行对财务管理教学中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财富基金论文篇11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6207
一、引言
我国自1998年全面住房体制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家庭住房拥有率逐年提高，居民持有的住房资产占居民财富的总比率也呈增长态势。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截至2014年3月底，我国城镇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0%，远高于同期美国的652%，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拥有二套房以上的城镇家庭比率迅速上升至210%。另外，根据CHFS在2014年1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结果，在我国家庭资产构成中，城镇地区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652%，农村地区的房产占比为539%，这表明我国家庭资产中，一半以上的资产以房产的形式存在，住房财富在家庭财富构成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而且，我国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由来已久，2002年起，扩大内需一直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根据财富效应理论，家庭财富情况会影响家庭消费，而住房作为家庭重要财富，其价值的增加与积累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我国经济依旧面临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使房地产市场有效发挥其财富效应，扩大内需以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是政府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201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地区间市场分化情况日益凸显。由于房价在过去长期处于整体上涨态势，那么当面临未来房价走势的不确定性时，居民的心理状态与主观态度可能会受到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的影响。因此，关注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别家庭之间的表现特征，尤其是家庭主观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基本表现以及家庭风险态度对其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试图为如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提供参考。第一，家庭住房财富在总体上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家庭风险态度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三，不同的家庭风险态度会使得房地产财富效应表现出怎样的不同？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以使房地产在提振国内消费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1文献综述
财富效应最早是指实际货币余额变动会对消费造成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家庭所持有的财富逐渐多样化，财富价值的变化不只来源于货币余额的改变，以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值的改变也可以带来个人或家庭财富水平的变动。经济学家在后续对于消费变动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储蓄和借贷的存在，居民可以根据其全部财富进行消费，那么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当前面临的状况，还要依据对未来状况的预期来进行规划。这些研究以Ando和Modigliani [1]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以及Friedman [2]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PIH）为主要代表，他们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家庭财富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消费行为分析中。Hall [3]在LCH和PIH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正和扩充，在消费分析中引入理性预期假说和动态优化理论，逐渐发展为多时期最大化方法下的消费决策理论，即“生命周期―持久收入”（LC-PIH）假说，这一假说成为后续大部分财富效应实证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自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开始，房地产财富效应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相关实证研究在总体上验证了发达国家正向财富效应的存在，而财富效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差异也得到了考察。同时，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异质性家庭之间有差别，Sinai和Souleles[4]认为，家庭的预期生命跨度、遗产动机、拥有房产套数以及未来住房规模改变计划等都会对这一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通过直接财富效应（消费函数所揭示的消费―财富关系）、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这三种基本渠道的共同传导，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型家庭的最终表现可能存在不确定性。Campbell和Cocco[5] 、Li和Yao[6]以及Gan[7] 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年龄和家庭收入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
另一方面，少有文献讨论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风险态度对人们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影响，那么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其消费受房地产财富变动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由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的凹度界定，Pratt[8]、Arrow[9]认为财富的边际效用弹性的组合（即（-W） u″（W）/u′ （W））可以对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进行度量。房地产由于其价格的波动性，应被归为风险资产，根据风险的Pratt-Arrow度量，一个具有更高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通常有一个更凹的效用函数。那么，具有不同风险厌恶程度（即不同凹度的效用函数）的家庭，从相同的房地产财富增加中能够获得的预期边际效用也不相同，这就导致对于某一家庭的最优跨期消费计划对其他家庭并不最优。因此，直觉上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会影响消费决策。Liao等 [10]把风险态度引入到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检验了家庭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他们使用美国消费支出调查数据（CEX）检验了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家庭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讨论了家庭风险态度的重要性。其结果表明，风险厌恶程度较小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更为显著，当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强时，消费与住房财富之间的正向关系被削弱。
我国学者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分析房价与消费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16]。后续的实证研究中，骆祚炎[11]、况伟大[12]使用宏观数据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具体存在性进行了检验。而近年来随着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的逐渐丰富，针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表现差异，以黄静和屠梅曾[13]为代表的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也逐渐涌现。总体来讲，我国有关房地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的文献并不十分丰富，且基于宏观数据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性和方向性的检验结果存在分歧。另外，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年龄、收入及所在地区的家庭之间表现差异的探讨，缺乏对于家庭风险态度的关注。本文将基于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后续的实证研究，通过理论模型改进和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进行检验，并重点关注家庭风险态度及其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使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意义。
2理论模型
近年来，对国内外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Blanchard和Fischer [14]构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模型，模型中效用函数被设定为二次型形式，且假定家庭时间偏好率等于资产回报率。这样的模型设置可以最终推导出简洁的消费函数形式，并且其中家庭风险态度也不会对资产和收入的弹性系数造成影响。考虑到现实中资本市场并不完全有效，资产回报率可能不会与家庭时间偏好率相等，这里将放松Blanchard和Fischer [14]建立的模型，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基本表现，以及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假设一个家庭可以存续T期。在时期t（0≤t≤T），用β表示不变的家庭时间偏好率，Ct表示家庭消费，At表示家庭财富，Yt表示家庭收入，r表示不变的资产收益率，并将即期效用函数设为常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形式，θ表示其风险厌恶系数，则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E∑Nt=01（1+β）tu（Ct）（1）
stCt+At+1=At（1+r）+Yt
对最大化问题求解，可得消费、资产与收入间的关系如下：
由于篇幅所限，具体模型推导过程没有列出，可向作者索要。
∑Tt=01+r1+βtθ1（1+r）tC0=A0+∑Tt=0φ1+rtY0（2）
整理可得：
C0=β1A0+β2Y0（3）
其中，资产与收入前系数的具体表达为：
β1=1∑Tt=01+r1+βtθ1（1+r）t，
β2=∑Tt=0φ1+rt∑Tt=01+r1+βtθ1（1+r）t（4）
由式（3）可知，修改后的模型依旧得出了与Blanchard和Fischer [14]模型相似的消费函数表达形式，即消费是资产和收入的函数。此外，根据式（4），当β不等于r时，风险厌恶系数θ会通过影响效用函数，对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产生影响。当资产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风险厌恶系数越大，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越大，即财富效应在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家庭表现更明显；反之，当资产回报率小于时间偏好率时，风险厌恶系数越大，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越小，则财富效应在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家庭表现更明显。由于不同类型资产在流动性、其他社会属性以及所有者对价值变化的敏感性等方面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财富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存在不同。那么对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值变动，居民消费水平在现实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即房产财富和金融财富往往并不具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作为我国家庭的主要财富，与金融资产相比，住房资产兼具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在价值上具有较强的不可分割性。此外，其流动性较差，变现难度更大且成本高，在交易过程中需承担更高的税负，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家庭对于住房财富具体价值及其变动的判断也不及金融财富准确及时。综合上述原因，家庭风险态度在住房财富―消费关系中应当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更值得关注。下文将以此为参考，使用微观调查数据，重点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家庭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进一步确定风险厌恶系数对我国房地产消费弹性系数的具体影响方向。
三、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1数据来源与指标描述
本文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库2011年调查结果作为经验分析数据来源。CHFS在2011年首次开展，共调查了8 438个家庭的详细信息，所选样本覆盖了我国25个省及直辖市。首先利用调查结果对家庭消费、收入、各类资产价值以及描述家庭特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等进行测算和设定。（1）家庭消费，包括食品、日用品、服装、休闲娱乐支出以及除留学外的教育支出等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其他耐用品消费。（2）家庭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利息及分红收入。（3）家庭财富，包括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家庭总住房财富价值由被访者自报；金融财富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现金以及借出款；实物财富包括农商业生产资产、车辆以及古玩字画等有价资产。（4）家庭地理位置属性，包括经济地域和城乡划分。本文将最终样本覆盖的25个省及直辖市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按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属于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属于中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广西、甘肃和青海属于西部地区。并使用虚拟变量对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进行区分。（5）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规模。其中，性别以虚拟变量来区分男女；户主工作类型分为有工作和无工作两类；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类；户主受教育年限代表了其受教育程度，具体年限设定方法参考了黄静和屠梅曾 [13]的做法；家庭规模即家庭人口，不包括家庭的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
剔除包含统计填报错误和数据不全的样本观测值，表1列示了关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在整体上反映了CHFS在2011年的调查样本中我国居民家庭消费、收入、财富以及其他情况的基本信息。其中“是否拥有住房”和“户主性别”两个指标为虚拟变量，前者以拥有住房为1，不拥有为0；后者以男性为1，女性为0。数据显示家庭总消费与总收入均值分别为3372万元和5301万元，家庭拥有平均住房数量为1073套，住房拥有率为0909，住房平均价值为42406万元，最高值达1 110000万元。其他类型财富中，金融财富均值为6678万元，实物财富均值为8040万元。家庭平均人数为3478人，户主平均年龄为49798岁，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16年，0734比例的家庭为男性户主。
2家庭风险态度
在风险态度的度量上，由于家庭在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是可观察的，而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与家庭向风险资产中的配置份额负相关，因而经验研究中经常使用家庭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占比来区分家庭风险态度，但实际中有相当大比率的家庭并不拥有风险资产，这给家庭风险态度的度量带来了难度。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股票市场的固定进入成本造成的，在金融学相关文献中被称为“有限市场参与”，而是否参与的决策主要由投资者支付固定进入成本的意愿决定，该意愿可以通过使用类似于像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统计人口学变量、收入与风险资产回报以及对于资产的风险意识等变量来预测。Morin和Suarez[15]发现风险资产与总财富的比率显著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年龄。另外，相当多的研究验证了家庭风险态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影响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大小。Liao等[10]的研究中，由于所用数据并未提供关于家庭风险态度的直接信息，因而他们先使用两步Heckman校准模型，根据微观数据中的统计人口学信息和家庭流动资产构成来估计家庭风险态度，再通过估计所得结果对样本家庭进行分组，对比各组的房地产财富效应系数，以研究房地产财富效应与风险厌恶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直接以CHFS在2011年调查问卷中关于“如果您有一笔资产，您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的回答结果来度量家庭风险态度。对该问题的回答有5个选项，包括“高风险高回报”、“略高风险略高回报”、“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略低风险略低回报”以及“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分别被赋值为1―5。即家庭风险态度是一个离散变量，风险厌恶程度随着其取值的升高而增大。在具体的数值分布上，取值为1―5的家庭分别占总样本数量的0061、0073、0262、0173以及0431。可见，CHFS在2011年的调查结果整体呈现出我国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高，最高风险厌恶等级的家庭占总家庭数的0431，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风险等级组别，而风险厌恶程度处于1、2级别的家庭相对较少，一共只占到总样本的0134。
进一步检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由于家庭风险态度变量为离散变量，这里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风险态度有5个选项，而各选项之间存在排序关系（风险厌恶程度有大小之分），因此，最终选取排序多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中的系数符号及相应的p值，可解读各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在各解释变量中，户主性别、婚姻状况、工作情况、所在地区以及村居类型为虚拟变量，具体参照组设定为：户主性别以女性为参照；婚姻状况以无配偶为参照；工作情况以无工作为参照；所在地区以西部地区为参照；村居类型以城镇家庭为参照。由表2可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婚姻状况都会对家庭风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规模的扩大以及户主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会降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而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具有更低的风险厌恶系数。年长家庭更加厌恶风险，而婚姻生活也会显著地提高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是否有工作对家庭风险态度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的地理分布上，城乡家庭之间的风险态度无显著差异，而与西部地区相比，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家庭具有更高的风险厌恶程度。以上结果从总体上说明，当家庭面临更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厌恶程度通常会提高，当然，一些自然属性如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也会对家庭风险态度构成影响。
3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推导结果，在家庭消费决策中，财富与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家庭主要财富分为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另外，由于异质家庭之间存在偏好差异，家庭消费水平还受到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因此，为了考察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具体表现，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C=α0+α1lnY+α2lnHW+α3lnFW+α4lnMW+∑α5iXi+ε（5）
其中，lnC、lnY、lnHW、lnFW和lnMW分别表示家庭总消费、收入、房地产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的对数。Xi表示所控制的家庭人口学特征以及地区和城乡指标，具体包括：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性别、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地区以及村居类型等。
进一步根据家庭风险态度各取值的统计结果将全部样本家庭分为三组：将选择“高风险高回报”和“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家庭划入低风险厌恶组；将选择“平均风险平均回报”和“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家庭划入中等风险厌恶组；将选择“不愿承担任何风险”的家庭划入高风险厌恶组。进而根据这一分组，以高风险厌恶组为参照，设定虚拟变量risk1和risk2，分别代表低风险厌恶组和中等风险厌恶组，与lnHW相乘形成交叉项，以检验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在房地产财富效应方面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在式（5）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C=α0+α1lnY+α2lnHW+α3lnHW×risk1+α4lnHW×risk2+α5lnFW+α6lnMW+∑α7iXi+ε（6）
根据式（5）和式（6），以家庭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收入、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了家庭人口特征和地区城乡因素进行分析。为了检验横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微观数据进行怀特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本文使用的数据存在异方差。因此，使用稳健标准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修正，最终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各模型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都在3以下，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从2可知各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家庭收入、住房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实物财富等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统计显著，与理论预期结果相符。在具体结果上，房地产财富的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房产价值对消费有正向的提升作用。房地产财富对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082，表明住房价值每增加1%，将导致消费增长0082个百分点，与黄静和屠梅曾[13]测算的0080接近。同时，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的系数也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家庭总收入的消费弹性系数较高且显著，说明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规模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年轻家庭的消费欲和消费力强于年长家庭，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越高，家庭消费也会随之更高；户主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在城乡差异方面，城镇家庭的总消费显著高于农村家庭，说明我国城乡消费之间还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家庭消费有待进一步释放。
在不同家庭风险态度带来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差异性方面，由表3回归结果可知，风险厌恶程度会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不同风险态度组之间的住房财富消费弹性系数不同，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降低。对于房地产财富1%的增长，风险厌恶程度最高的家庭，其消费会产生0080个百分点的显著正向变动；中等风险厌恶组的弹性系数比参照组高出0002，而最低风险厌恶家庭的消费会随着房地产财富1%的增加上升0089个百分点。两组家庭对应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说明这两组家庭与最高风险厌恶家庭之间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家庭风险态度会显著地影响住房财富―消费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与Liao等[10]使用美国微观数据的检验结果相似，且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理论模型中所预示的可能性，即家庭风险态度会在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发挥中起重要作用。说明在我国，当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强时，房地产财富与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也会被显著削弱。
由于我国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普遍较高，总样本中有431%的家庭处于最高风险厌恶等级之中，那么将近一半家庭的房地产财富效应由于过高的风险厌恶程度而受到了抑制。这说明我国住房财富对消费的提振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当大比例家庭基于住房财富的消费潜能有待释放。除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外，家庭风险态度显著受到家庭收入、户主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面临经济生活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三重转型期的背景下，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教育条件、提高社会经济政策持续性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家庭面临的经济生活不确定性，显著降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促进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居民家庭中的有效发挥，为刺激社会消费提供更强的力量。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本文的结果暗示了我国资产回报率在整体上小于居民时间偏好率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投资渠道不足所导致的居民资产回报率较低，也可能源自于我国转型期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增加所导致的居民更为强烈的“人生不耐”心理。
四、结论
本文以放松假设后的LC-PIH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讨论了家庭风险态度及其在发挥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中的重要性。已有相关文献通常忽视了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将家庭风险态度差异引入到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为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微观主体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多依据。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家庭风险态度显著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当家庭面临更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厌恶程度通常会提高。二是在总体上，住房财富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家庭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家庭；而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家庭规模、户主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也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三是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具有不同风险态度的家庭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住房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减弱，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削弱了正向的房地产财富效应。
我国正处于三重转型期，而房改以来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消费对经济发展贡献不足、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房地产市场拉动内需、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更高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会抑制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那么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营造可降低居民风险厌恶程度的经济社会环境，可以使房地产财富增值更好地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因此，维护房地产市场及其配套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提高各项政策的持续性，促进居民家庭形成财富稳定增值的预期，并切实提高社会福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居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可以提升全社会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程度，进而有效释放潜在消费力，为促进居民消费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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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Risk Attitude and Its Impact on Housing Wealth Effect
JI Han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Social & Behavioral Studie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财富基金论文篇12
不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认为勤和俭是致富的根本条件,而司马迁认为,单纯依靠勤俭,只可免贫,而不足以致富,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一些堪称为“奇”的经营之术。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始终不乏经典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精英,这种朴素的理财思想更是在清朝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的实践中达到巅峰。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依然是勤俭和储蓄,对于合理运用财富实现资产增值重视不够。同时,几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老百姓往往羞于谈论财富。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早期的卓越的理财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扬。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和快速发展,老百姓的致富愿望被充分激发起来,真正意义上的现财业务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在中国兴起。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和券商集合理财业务的推出,标志着现财制度正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为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全新的理财之道。
财富基金论文篇13
Key Words:householdportfolio choice, householdsaving,financialintermediarie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25-04
家庭资产组合理论一直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和前沿研究领域之一。Bertaut(2003),Aizcorbe(2003)根据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数据,认为90%的美国家庭进行不同类型的金融投资,25%的家庭拥有5种以上不同金融资产,持有安全性资产和较安全资产比重较以前没有多大变化,但风险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在上升,持有股票的趋势在不同年龄、收入、教育群体中都有表现。而从国际上看,各国家庭参与股票的决策与财富、年龄、房产持有状况的关联很大:家庭的参与决策随着财产而增加;在与年龄相关的股票参与方面,所有国家都呈现类似的驼峰形;房产拥有状况对家庭股票参与决策有很大影响。
经历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波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家庭财富保障的重要性。财富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容易受到经济起伏的影响,进而影响家庭的整体财务规划。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可以满足不同家庭多样的投资需求。本文试图了解并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在剖析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也可以在完善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理论的同时,了解各类人群金融投资需求,为金融投资工具创新指明方向,并为政府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建议。
一、当前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和配置目标
对于家庭而言,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目的是提高家庭福利和财产性收入。根据《投资与理财》杂志2009年1月至今各期的调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和配置的目标(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理财目标),主要包括:(1)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医疗;(2)换(购)房、退休、教育、旅游、购车、出国;(3)资产增值、抵御通胀;(4)构建完善的家庭保障体系。
二、当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征
(一)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总体发展特征
根据1992- 2006 年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总体发展特征是以储蓄存款为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虽然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如果将储蓄存款、现金和国债算作非风险性资产,而将股票、保险和外汇存款视为风险性资产,在中国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中,非风险性资产所占比重超过了80%,风险性资产不超过20%。我国城市家庭确实存在十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高收入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很明显。这些资金是为自己及家人未来储备的购买力,所以大部分对市场利率几乎没有弹性。
(二)我国高收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特征
对于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投资的财富效应相当明显。投资者持有的风险资产份额也随着财富的上升而上升。目前,一部分文献主要解释了投资者单期投资组合会怎样受到财富量的影响。Cohn.(1975)认为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进而他们的资产组合表现出财富效应。而Peress(2004)认为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度随财富的增加并不表现出递减的性质,但是绝对风险厌恶度会随财富增加而减少。他们认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结合有成本的私人信息,可以解释投资者投资于风险资产上的财富数量以及比例都随着财富量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一定精度的信息所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投资的效率会随着信息的增加而增加。富有的家庭会出于两个原因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1)他们比较容易克服获取信息的成本;(2)他们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较低,在给定的信息精度下投资于风险资产上的财富量会较大,这又会增加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加的信息又会提高他们投资的效率,使他们愿意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这种循环的效应会使得富有的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份额高于穷人家庭。Guiso和Haliassos(2003)对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家庭的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参与决策与财富量强相关。Campbell(2006)运用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流动性资产和汽车是穷人主要的投资对象,房产是中产阶级主要的投资对象,而富人的主要投资对象则为权益资产。吴卫星和齐天翔(2006)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发现财富的增加显著地增加了居民参加股市的概率以及参与深度。史代敏和宋艳(2005)发现中国居民投资的储蓄存款和股票所占的份额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北京零点前进策略咨询公司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沈阳和西安8个城市的1100-1200位高收入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高收入者主要根据家庭金融资产来界定,2003年执行的第一期为家庭金融资产在50万元以上,而最近一期为家庭金融资产在70万元以上的群体。2003-2004年,高收入者投资的主要方向是保险、房地产、股票和子女教育基金;而到了2008年,即使在比较低迷的熊市,投资方向的前四位变为了股票、基金、房地产和保险。并且在未来一年内,高收入者最可能增加投入的品种中,股票也位列第一。
中国高收入群体个人理财认知度高于总体15.64%,风险收益意识更强。高收入人群在保障性理财产品如储蓄、国债的选择上明显低于总体被访者的比例,分别低5.78和2.37个百分点,该类理财产品相对风险较低、收益较少,对投资技巧和背景知识要求也相对简单。但是在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上(如股票、基金),高收入人群的选择比例则明显高于总体被访者,分别高出4.17和4.15个百分点,这类理财产品风险与收入并存,且对于投资技巧和背景知识的要求要高于储蓄、国债等。相对来说,高收入人群更加愿意为预期收益承担风险。
(三)我国普通家庭对基金投资的参与状况
共同基金的本质就是服务于普通老百姓的投资理财的金融工具。从2007年开始,基金投资开始快速深入普通百姓家庭,基金投资者数量迅速扩张,基金开始和存款、保险并列成为普通老百姓理财的三大工具。中登公司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末,沪深两市基金账户合计数达到2983万户。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据绝大多数的比例。证券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个人投资者平均每户持有基金份额不足3万份,属于典型的中小个人投资者。
根据美国基金协会的调查,在有85年共同基金历史的美国市场上,约84%的基金投资者声明其投资目标是为将来退休而进行储蓄,对大众来说,最普遍的理财方式就是购买共同基金。但在国内,2008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进行的一次中国基金持有人调查显示,从投资者投资基金的目的看,排在首位的是“买基金回报高”,排在第二位的是“自己不会炒股”,二者合计占被调查投资者的81.3%,说明投资者购买基金主要受到短期高回报的影响,尚未将基金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工具来看待;而从风险承受能力测试情况看,90%左右的基金持有人在投资基金之前没有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方面的测试,这说明无论是基金的销售方还是购买方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并不重视。
在美国,共同基金的年化收益在15%左右,美国基金持有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牛市以来的平均持有周期是3-4年左右,他们通常不会随短期市场波动而频繁进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显示,国内基金个人投资者持有基金的周期则在13个月。投资者的不成熟、过于关注短期业绩、频繁的申赎影响了基金经理的操作,使其追逐大盘频频进行波段操作。
(四)我国家庭在住房市场上的参与率
住房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投资品。这可能是因为住房具有其他投资品所不具有的特性。第一,它是为数不多的、家庭可以通过借款而进行投资的投资品;第二,住房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根据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的调查,被调查人群在股票、现金、储蓄存款、基金、个人理财产品以及房产投资上的参与率分别为28.91%,63.60%,71.83%, 18.75%,1.85%和41.88%。可以看出,较多人持有股票、现金、储蓄存款、基金和房产。由于被调查者持有的房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份额的平均值为18.14%,远高于其他资产所占份额的平均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投资者在房产市场中的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一直在增长的,从39.43%一直增长到55.56%。而且各个年龄段的投资者在房产市场的参与率都高于在其它资产市场的参与率。这说明中国投资者随着年龄增长开始积累财富后,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购入住房,所以投资者在住房市场上的参与率随着时间是一直在上升的。
三、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到抑制的现实和原因分析
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都会影响其选择行为的形成。在我国,庞大的个人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此外房产投资上的参与率远高于其他资产在金融资产中所占份额的平均数,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金融资产(见图1)。Cocco(2004)认为住房风险会挤出投资者在股票上的投资份额。Grossman和Laroque(1990)、Flavin和Yamashita (2002)等的文献都得出了住房会挤出股票资产投资的结论。这种效应对于年轻人和低收入者更加明显。
我国个人与家庭的投资选择还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我国股市波动幅度较大,投机气氛浓厚,基金市场也是跌宕起伏,两个投资领域已经让不少散户遇难而退;投资型保险往往期限过长,居民也不太认可;银行理财客户的“门槛”偏高,不少中低收入人群被挡在了“门外”,并且银行理财产品也存在到期后银行的承诺无法兑现的可能。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到抑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抑制我国居民投资多元化的主要原因;(2)宣传引导不够;(3)政出多门,金融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4)证券市场发展不平衡,债券市场发展缓慢,金融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5)金融中介创新能力较弱,服务意识不够。
四、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包括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网络
我国城市家庭确实存在十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高收入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很明显。为改变居民储蓄存款过快增长现实,促进消费和投资,就必须从降低居民不稳定预期入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短期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家庭储蓄因此担负着住房、教育、养老等多重责任。只有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才能减少居民的不稳定预期,使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正常水平。
(二)加强我国金融中介的建设
由于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和专家特长,可以降低家庭投资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风险管理、价值增值。近二十年来,信息技术、交易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却并未减少投资者对中介服务的需求。目前,我国金融中介(机构投资者)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个人与家庭风险管理的需求。对于单个的个人与家庭而言,要求其具备风险管理能力,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个人与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总是要体现在其能够委托的机构投资者上面。如果机构投资者的产生与建设不能体现不同个人投资者的需要,那么最终结果就是个人与家庭不能获得与其金融资产相对应的风险管理选择权利与手段。在我国,亟需加强金融中介的建设,以更好地适应个人与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需求。
(三)鼓励金融工具创新
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在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新还存在缺陷。我国金融产品比较单一,金融工具创新还停留在基础产品的创新上,在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和组合产品创新方面则刚刚起步,金融衍生品还基本没有;产品开发中模仿式创新多、自主式创新少,产品在深度和专业化上都不足。居民对投资工具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我国金融机构应逐步引入市场细分理念,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开发新的服务产品。
(四)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提升金融服务机构的教育辅导功能
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现代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就股票市场而言,由于股市参与成本的存在,缺乏金融知识和技能的投资者没有能力评估其资产组合的风险,从而无法对金融环境做出最优的应对,这就可能导致他们在市场繁荣时对预期回报过度乐观,在股市下跌时对损失过度估计。在我国,由于家庭的金融知识比较欠缺,对金融产品的认知程度不高,亟需理财专家予以指导。家庭希望在投资上获得的帮助方面,排在前三位的是:70%的家庭希望获得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和数据、53%的家庭希望政府对金融业更为规范的监管、42%的家庭希望获得个性化的理财专家指导。
在影响家庭参与投资的因素方面,90%的家庭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约80%的家庭认为金融机构的分析报告和财经媒体的分析评论对促进他们参与投资较重要,77%的家庭认为投资者教育材料较为重要,也有超过70%的家庭希望拥有反映自己意见的渠道、投资者定期相互交流的渠道以及建立民间投资者保护组织。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对我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健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该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金融服务机构也应把教育辅导功能集合到服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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