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利弊论文篇1
聚焦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其过程就是教育者把社会所要求的品德规范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形成这种品德的过程，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不顾品德内化规律，否定道德学习主体化，用规范宣讲取代心性修养的纯外砺过程成为中国德育现实的主流特征。”（注：檀传室：《德育美学观探讨》，《南京师大1996年博士论文集》第4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功利化倾向不同于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说，它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要求公众利益服从个利益。”（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而本文所说的功利化是指学校德育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外在价值（社会公众价值），而忽视本体价值（育人价值），总要求德育出现即时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或轻视德育的长期效益。
2.学校德育功利化的表现。首先，在考虑德育问题时，重政治而轻道德。长期以来，学校德育往往被涂上功利主义的色彩，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完全从属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德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驱使青少年参加政治学习和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忽视了对青少年的国民基础文明教育、行为习惯训练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其次，把现实生活中的品德问题政治化。学校德育习惯以政治的立场和尺度，来认识道德问题，把一些本来属于道德教育与评价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如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与其政治立场相联系，把道德品质的好坏，当做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依据，使一些本来属于道德范围内的问题政治化；或者干脆从工具主义立场出发，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当成政治上进身的手段，将学校德育窄化为政治教育，使德育无法获得相对独立的品格与地位，无法实现真正道德育人功能。行动上的偏差来自理论上的误解，把德育只理解为思想品德教育，容易忽略了“小德”；同样把德育只理解为道德教育或道德品质教育，就会忽略了“大德”，使人迷失政治方向。因此，德育既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同义语”（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更不是“道德教育的简称”（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在理论上，对德育的内涵缺乏完整的理解，在德育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历史的惩罚。
3.学校德育功利化的后果。首先，它伤害了真正意义上的德育。由于过分的政治化取向，使得在具体实施德育时，人们对政治问题过分敏感，而对道德问题却麻木不仁。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于道德问题的普遍失敏现象，对各种不道德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由此，很难形成现代生活所必须的国民基础道德。
其次，它阻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顺利开展。政治是一种带有很强权威性的领域，人们无法对其掉以轻心。而当政治影响全面地向社会进行强制渗透时，处于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与忧虑，人们就会十分敏感和谨慎地对待政治问题。长此以往，人们对政治问题普遍产生逆反心理，普遍缺乏政治热忱和参与意识，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另外，学校德育追求的是一种社会意志。因此在实际过程中就会把学生当做单纯的客体看待，而丧失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维护，学生对规则和条例的遵守不一定是处于道德需要，而很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因此也就缺乏道德行为的自律性，更谈不上行为主体的责任感，道德也就失去固有的意蕴。
二、学校德育功利化的原因分析
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在我国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
1.传统伦理的政治化倾向使道德的伦理学意味丧失殆尽。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政治事功和伦理事功两大核心内容并行不悖。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和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都是伦理思想与政治融为一体的具体体现。
“伦理政治化”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获得了物质与精神、政治与伦理的有机结合，而且成为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运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倾向往往用某种既定的政治要求或目标来固定道德，将政治功能与道德的功能混为一谈，使道德的工具价值与目的的理性价值等同起来，使道德的实践规范作用成了唯一的作用。因此，失去了超越现实经验、批判和引导现实不断趋于完善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力量。
传统伦理以群体为本位，造成了个人意识的淡薄。传统伦理强调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人伦关系，这种群体本位的思想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忽视个体的独立性，压抑个性的缺陷，导致了个体意识的丧失。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重社会轻个人、追求道德社会功效的倾向，不能说没有这种文化积淀因素的影响。
2.革命战争年代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为一体的成功经验，框定建国以后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方向，使道德教育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政治化色彩。一直到改革开放，这种倾向才有所改变。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学校德育并未完全突破“政治思想教育模式”，操作上依然主要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强调学校德育的重要性，作为个体人的价值问题及人格独立性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3.规范性伦理实质上是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最根本的认识根源。规范性伦理学把道德理解为“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把规范和社会约束作为道德的最本质特征。其缺陷主要是“过于强调道德的社会性本质和整体性价值意义，忽视了道德的个体性、内在主体性，致使这种伦理学所提供的一些道德规范缺乏主体内化的理论力量，而置于客观形式化、外在约束性的地位，不易为个体所自觉认同与践履。”（注：万俊人：《伦理学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不得不走上灌输和强制的道路，使道德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道德教育成为一种强制性、规范行为的服务工具，表现出强烈的功利化色彩。
三、学校德育功利化的变革思路
化学利弊论文篇2
进入到1980年代，全球资本市场和公司企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资本在全球的无限扩张使得公司与公司、公司与投资者、债权人、公司和整个资本市场之间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冲突和纠纷，关于公司会计信息造假和财务数据的丑闻大量产生，安然公司等财务丑闻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法务会计在公司舞弊领域的应用。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涉及将会计资料用于法庭作证或辩论，以解决有关法律问题和经济纠纷的科学，目前的作用已经不仅仅用于调查经济案件、采集案件的证据和探究案件的具体信息，还在于能够透过案件深入研究会计问题、经济纠纷和经济信息问题以及会计信息作为一种通用商业语言的的本质。其提供的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和技术方法，也是对公司欺诈与舞弊进行预防、识别、发现、调查与打击所不可或缺的“利器”。
在信息化、资本证券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新环境下，公司舞弊的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隐蔽化、复杂化和多样化，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在创新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快速移植在舞弊当中，因此，法律体系的规制总是落后于公司舞弊的创新脚步。新类型公司舞弊由于其隐蔽性和复杂性导致其治理和查处难度非常大，单纯依靠传统的传统会计理论的表现及成因分析、法律规制、廉政建设等方面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下公司舞弊的新局面，从法务会计角度进行证据调查、评估鉴定和推理分析来研究公司舞弊的识别、发现、调查、控制已经是势在必行。在这个全新的背景下，要有效调查、控制和治理公司舞弊方面的复杂问题，就必须要利用法务会计的理论工具，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应用，透过本质，解决问题。
一、公司舞弊的动因分析
（一）GONE理论
该理论认为舞弊的发生包括贪婪（greed）、机会（opportunity）、需要（need）和暴露（exposure）四大因素，贪婪是人的天性，经济人认为贪婪是好东西，能够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贪婪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这样舞弊也就合情合理。而一旦贪婪者获得机会，就会引发他们的舞弊行为；舞弊行为发生的前提是舞弊者有潜在的需要以满足自身的动机；所谓暴露就是舞弊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并被处罚的定量。其结构图如图1所示。
（二）冰山理论
冰山理论认为舞弊动因如同冰山，只是冰山一角暴露出来，海面下的冰山更加危险，舞弊结构容易发现，但是舞弊行为更加复杂化、隐蔽化和多样化。其考虑因素如图2所示。
（三）风险因子理论
该理论把舞弊风险因子划分为个别风险因子和一般风险因子。前者充分考虑了舞弊个性化因素，指舞弊者自身能够控制的因素，后者指一般性因素，能够通过组织控制。当二者结合，舞弊者就会在有利时机进行舞弊行为。
（四）三角理论
三角理论认为，压力、机会和合理化是导致舞弊发生的因素，根据该理论舞弊者个人的贪婪和外界的环境是诱发他们产生舞弊行为的原因。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必然要采用委托的组织结构，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舞弊行为发生。比如因为业绩达不到预期目标，管理层就会伪造经营业绩，进行舞弊；公司雇员因为自身的经济压力而进行舞弊，盗取公司的现金，谎报工资和骗取奖金等行为。而且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严重，审计机制不强，股权结构不合理，缺乏奖惩机制，这样就在制度上给了舞弊者大量的机会。如图3所示。
（五）犯罪经济学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因为提出了经济犯罪惩戒的理论而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奖，该理论在公司舞弊上有着很大的应用，该理论认为，舞弊者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他们的决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会计舞弊受到“成本一收益”的影响，会计舞弊行为实际上是舞弊者全面权衡舞弊成本和收益后的理性选择。如果成本大于收益，他们就会选择舞弊。该理论认为舞弊者惩罚成本的期望值就是惩罚概率与惩罚力度的乘积，因此，惩罚概率和力度的降低最终会导致舞弊者做出舞弊的理性选择，相对而言，惩罚概率更加重要。在该理论中还充分考虑到了边际效应的因素，随着舞弊案件的增加，也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和舞弊总效用先增后减的现象，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会计主体就会倾向于舞弊。
二、几种公司舞弊手法研究
公司本身会成为舞弊行为的受害者，无论是内部雇员舞弊，还是外部政府和银行的舞弊，都会使公司成为受害者，因此，关键的因素是识别公司舞弊的警示信号，根据ACFE的统计报告，在舞弊案件中，资产挪用占到了90%以上，贪污和商业贿赂占到了30%以上，报表舞弊近年来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占到了10%左右。下面就介绍几种公司舞弊的新手段。
（一）员工盗窃
现金舞弊是舞弊者最喜欢的方式，有超过93%的舞弊案都是现金舞弊，大多数案例都是通过直接盗窃现金和撇脂，较高超的手法是操纵账单、工资系统以及伪造支出报销和涂改支票。在小公司中有些雇员既能够开具现金收据，还能够开具存款支票，这就给舞弊者以借入现金日后归还的名义来盗取现金。
（二）薪酬舞弊
一般薪酬舞弊的手法包括虚拟员工、夸大工作时间，夸大费用、账户支出，或者各种赔偿。比如，工资管理者可以将已经离职或者根本不在职的员工记录在工资簿上，然后通过电汇和送现金等手段进行简单地薪酬舞弊。
（三）票据舞弊
一般是外部人员引起，例如，卖方、供应商、合作伙伴通过提供虚假的商品和服务票据，通过外部人员和内部人员串谋使公司控制失效。比如目前国内最为常见的票据舞弊就是开具各种假发票。
（四）外部人员舞弊
外部人员舞弊主要包括信用卡舞弊和保险舞弊，以保险行业为例，在中国汽车保险舞弊案件相当普遍，几乎已经成为了汽车所有者的共识。
（五）管理层盗窃
管理层盗窃的隐蔽性、多样性最大，而且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董事、CEO、财务负责人都会参与到其中，管理层因为身居高位，的可能性和隐蔽性都大大增加。
（六）公司舞弊
公司舞弊和管理层盗窃不同的是，公司舞弊是处于公司的整体利益考虑，安然、微软、迪斯尼都发生过舞弊案件，包括财务报表舞弊、虚假广告、关联交易、混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提前确认收入，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披露、隐瞒重大信息以及违法托拉斯法等手段。
（七）身份盗窃
网络技术的产生，使身份盗窃成为目前快速增长的一种舞弊手段，根据FBI的调查，目前对于危害较大的手段有侵入第三方信用卡机构、信用卡信息盗窃以及其他的身份盗窃。这种行为可能是公司的所有人或者是雇员造成的。
三、法务会计调查的技术分析工具的使用
（一）使用技术分析工具的必要性
现代会计舞弊的手法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和隐蔽化的特征，而且现代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公司舞弊呈现出大量的创新型的趋势，由于法务会计调查的领域是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和关系，为了理清这些复杂的关系，因此，智力分析家们一般都采用了技术分析工具图，最早的研究是Moreno的社会关系网络，后来有了更多的技术分析工具。法务调查必须要借助这些调查工具才能够理性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隐蔽性的操作。
（二）工具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关系矩阵来建立分析关系，本文以一个简单的4x4关系矩阵为例，用来表示组织中人和人的关系。如下表所示，左轴列出人名，上轴按相同的顺序标示每个人，比如，当表示人与公司的关系时，在左轴列出关系人，在横轴列出公司，他们之间关系处打X。
在列出关系矩阵之后，要分析其中的各种关系，确定每个成员关系数，计算行数、列数和确定人员关系，从关系最多的成员着手，按照活动从多到少对于关系进行分组。最终得出组织中的核心人物是谁，沟通的关键人物是谁，谁将是突破口，进而确定调查方向。
通过矩阵还可以描绘出关系草图，通过关系草图分析网络，识别关键成员，测算组织密度，评估网络的连通性、紧密度以及两两关系。
对于事件的调查可以采用可视化调查分析的办法，也就是VIA图，该方法最著名的就是被应用到肯尼迪总统的被刺事件。下图就是一个简单VIA图。
其中A表示接触、收买内幕消息人，B表示内幕消息人提供内幕信息，C表示开始大量吸纳该股票。D表示在利好消息出现以后股价飙涨，E表示同一时间该公司抛出囤积的股票，F表示内幕消息人的不明来历资产激增。从这个图中我们就看到了S公司进行内幕交易的的一系列清晰运作。必须要注意的是，清晰、简洁、准确是技术图绘制的关键因素。
三、推理分析的过程
仍然以S公司为例，2012年3月1日，S公司CEO接触内幕消息人X，3月10日，关于Y公司重组的资料外泄，3月18日，S公司大量吸纳Y公司的Z股票。5月10日，利好消息公布，这时Z股票股价飙升，S公司抛出获利，内幕消息人X的不明财产激增。大量的证据表明了X偷窃了公司的资料，S公司确实得到了这部分资料，X接受了S公司的贿赂，S公司确实囤积股票，抛售获利。
根据上面的VIA图，就有着充分的证据证明X接受了S公司的贿赂，卖给该公司资料，与之进行内幕交易，只需要几个简单的节点，就能够完成推理过程，而无需复杂的取证，即究竟如何密谈，如何见面等细节问题。
四、结束语
尽管目前公司舞弊的手段多样，呈现出隐蔽化、复杂化和新型化的特征，但是只要采用合理的技术分析工具进行调查分析，明确其中复杂的关系，这类案件还是会趋于明朗化的。
参考文献：
化学利弊论文篇3
考试是检测学生成绩，检查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能同时调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近年来，高校的学生考试作弊行为越来越严重，考试作弊不仅影响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有效的评价和测评，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各高校都出台了有关作弊的处罚方法，例如开除或取消学位。尽管学校采取了很多惩罚措施，但还是有同学冒着风险去作弊，而且作弊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何有效减少学生考试作弊行为成为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主要通过博弈论来研究考生的作弊现象，并且提出几点对策。
2.模型的构建
2.1考生与考生之间的博弈
博弈论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行动者如何选择策略。所谓理性的人是指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人。首先来看学生A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博弈。学生A跟其他学生的选择策略有作弊（背叛）和诚实（合作）两种策略。作为理性的博弈局中人，考生的决策目标是利益最大化。那会出现4种情况，如表1所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学生都选择背叛，即占优策略均衡是（背叛，背叛），两个人的收益都是2。这说明在考试中无论成绩好坏都会有作弊行为。
为了杜绝考生的作弊行为，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止，比如学生必须告发作弊的学生，如果有人不告发作弊学生的作弊行为，也要受到惩罚。假设做出决策的人为学生A和学生B，会出现4种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知，学生B的决策随学生A的决策的变化而变化，此时有两个均衡，即：（背叛，告发），（诚实，不告发），这两个是纳什均衡。
2.2学生与监考老师之间的博弈
学生在考试时作弊除了自身的因素外，还跟监考环境有关系，当监考老师监考不严时，作弊的现象更严重。下面分析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博弈：（博弈结果如下所示）
支付收益：（学生，老师）
由上可得，当学生选择作弊，无论老师监考认真还是监考不力，所得收益都是-5；当学生诚实考试，老师无论监考认真还是监考不力所得收益都是0，对监考老师没什么影响。因此，监考老师抓作弊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会让学生的作弊行为越来越严重。
3.控制学生作弊的行为和改善老师监考不力的对策
通过博弈论分析高校学生是否选择作弊时双重因素决定的，即内因和外因。内因方面，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选择对自己最好的策略。外因方面，权衡监督、惩戒力度大小、作弊风险后，选择是否作弊。因此，怎么从外因角度采取对策杜绝学生的作弊行为也很重要。综上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几点对策。
第一，改变考试形式。某些课程采取开卷形式，主要以主观题为主，可以控制学生的作弊行为。
第二，降级处分。现在很多高校针对学生作弊行为给出的处罚一般是开除或取消学位。这种处罚会使某些监考教师产生恻隐知心，不忍抓学生作弊，导致作弊更加肆无忌惮。如果学生作弊被抓，给出降级处罚，并在学校网站上公布该学生的作弊告示。
第三，增加监控装置。在教室里增加监控装置，使整个考试过程多方位多角度获得监督，并把考场多角度受监控的信息传达给学生，减少学生作弊动机。同时也可以监督监考老师，提高监考老师的积极性。
4.结论
我们希望杜绝学生考试作弊现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其次强烈要求老师在监考过程中应当严格监考；最后，为了降低学生作弊的概率和老严格监考的概率，应该适当加重对监考不力的老师的惩罚，适当减轻对作弊学生的惩罚。通过各种机制的完善，从而使学生从背叛走向合作，让学生认识到合作才是最佳策略；让监考老师也明白必须认真监考，把对学生的严治学和关爱结合起来，创造“诚信”的校园学习环境。（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参考文献
化学利弊论文篇4
二、企业舞弊理论分析框架
企业舞弊方面的理论包括三角形理论、GONE理论以及企业舞弊风险因子说理论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的创始人艾伯伦奇特提出的企业舞弊的三角形理论②。他认为,企业舞弊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压力、机会和借口,就像燃烧必须同时具备热度、燃料、氧气一样,缺一不可。后来,斯蒂文博士对这些要素进行具体阐述,并在其舞弊学专著中,用三角形来形象比喻舞弊,生动地解释了舞弊现象的社会规律。因此,他的舞弊学理论被称之为企业舞弊三角形理论。三角形理论的主要观点:
化学利弊论文篇5
一、财务舞弊的含义及危害
财务舞弊是舞弊人利用财务欺诈等违法违规的手段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造成他人受到伤害或遭受损失的一种故意行为。财务舞弊往往开始于很小的错报或不起眼的造假行为，而最终“成长”为提供重大误导性年度财务报告和季度财务报告的盈余管理。可以看出，财务舞弊不仅会阻碍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会危害投资人的利益，甚至破坏市场的经济秩序。
二、财务舞弊理论
（一）舞弊冰山理论。在“冰山理论”中，海平面以上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其庞大的危险部分总是隐藏在海平面以下。在财务舞弊中冰山理论同样适用，一个公司如果发生会计舞弊，需要从它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的财务压力方面方面进行考察。
（二）舞弊三角理论。著名的舞弊三角理论将机会（Opportunity）、压力（Pressure）、和自我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作为财务舞弊的形成要素，并认为如果要形成财务舞弊，三种要素缺一不可。
（三）舞弊GONE理论。舞弊“GONE”理论是由Bologua等人在1993年提出的。该理论将舞弊的形成归结于N（Need：需要）、G（Greed：贪婪）、O（Opportunity：机会）、E（Exposure：暴露）这四种因素，认为它们共同决定舞弊风险程度。
（四）新舞弊三角理论。在认识了舞弊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舞弊GONE理论后，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了舞弊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舞弊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一个新的舞弊三角，即新的舞弊三角理论。在新的舞弊三角理论中，舞弊是由动机（Motive）、机会（Opportunity）、暴露（Exposure）三个因素综合而成。“动机”与行为人个体有关，“机会”与组织结构和内部控制有密切联系，“暴露”则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一点与舞弊冰山理论有相通之处。与传统的舞弊三角理论相比，新舞弊三角理论把压力概括在了动机之中。其次与舞弊GONE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新舞弊三角理论则把舞弊的贪心与需要都归结为动机。
三、基于新舞弊三角理论对“帕玛拉特事件”的解析
（一）帕玛拉特事件。成立于60年代的帕玛拉特，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在40年的时间里就从一家默默无闻的企业发展成一家跨国大企业。但这样的大企业不仅发生了财务舞弊，并因此在欧洲掀起了名为“安然事件”的轩然大波。帕玛拉特的主要舞弊手法包括：（1）利用复杂的财务架构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粉饰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从1990年代初开始，帕玛拉特开始在一些监管松散的地区大量设立离岸子公司，然后利用这些子公司转移资金、虚构利润。（2）虚构交易，增加销售收入。（3）直接虚构资产。（4）虚减负债。
（二）基于新舞弊三角理论对“帕玛拉特事件”的解析
基于笔者在上文中提出的新舞弊三角理论，对帕玛拉特事件进行以下分析：
1、动机。90年代中期，公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在扩张中帕玛拉特资金公司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压力，于是管理层在公众手里筹得资金后，便开始了掏空行为，即将帕玛拉特筹集的资金转移到家族企业。而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为了营造“表面的繁荣”，公司的管理层便将报表进行了粉饰。以上财务舞弊的动机就是由帕玛拉特管理层的压力、需要和借口所引发的。
2、机会。帕玛拉特作为家族型上市公司，绝对数额的企业股份都掌握在家族集团手中，其内部治理难以制衡。而意大利股市的规模以及活跃度都不尽人意，也没有能够制约大股东的驻董事，更没有严格的证券监管。这些都为管理层的掏空行为提供了绝佳机会。
3、暴露。在暴露因素中，帕玛拉特的注册会计师充当了一个并不太光彩的角色。此案中，他们以“受害者”的名义推卸本应该承担的责任，可以说对舞弊的发生保持了“默许”的态度。由此可见，审计监督的不到位使得舞弊行为的暴露变得如此薄弱，让原本可以被发现和被揭示的舞弊行为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四、从“帕玛拉特事件”中得出的启示
（一）动机的控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进行扩张和多元化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的企业进行多元化可能稳固了其市场地位，有的企业可能就死于扩张之手。对此，民营企业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慎重考虑。
（二）机会的降低。帕玛拉特事件中，其高层管理者作为主要的舞弊人员，必需对机会要素进行着力控制。出现亏损的企业有很多，但是在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不仅不为人所知而且还能作为“楷模”的企业可谓少之又少。这说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内部控制出了大漏洞，而且外界的监督也出了大问题。于是有学者提出民营企业整体上市、“董事问责制”、“刺穿公司面纱”等方法使董事会保持独立。
（三）暴露的加强。有效地暴露机制是防范舞弊行为的强有力的措施，暴露的加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违规的惩罚力度。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民间索赔的制度，注册会计师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会承担无线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加大发生违规行为后在相关行业的就业难度。
二是强化政府对企业财务信息的监督。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对证券市场监督，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是完善社会舆论监督，建立公开披露制度。利用社会舆论给舞弊者造成压力，在信誉、贷款以及融资等方面影响舞弊者，这些都会对潜在的舞弊者起到警示作用。
五、总结
企业财务舞弊的治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任务，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同时要想实施以上的舞弊防范措施，其花费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要从新舞弊三角论的角度来降低舞弊行为，成本效用的衡量不容忽视。但是天网恢恢，狐狸再狡猾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因此，在企业不断地努力下，在各项法律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不断完善下，一定可以让财务舞弊逐渐找不到立足之地。（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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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篇6
财务舞弊又称为财务欺诈，是指为获得非法利益采用不法手段所实施的故意行为。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一般表现为有目的的欺骗或故意谎报重大财务事实的不诚实行为。根据舞弊层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非管理舞弊（Employee fraud）和管理舞弊（Management fraud）。非管理舞弊是公司内部的雇员以欺骗性的手段不正当地获取组织的钱财或其他财产的行为。管理舞弊是管理当局蓄谋的舞弊行为，主要目的是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虚减负债、费用，通过公布的误导性或严重扭曲的财务报告来欺骗投资者和债权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主要是以管理舞弊为主。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至今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规模，积累了一些证券市场交易的经验，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中国证券市场还非常年轻。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市场体系和相关的证券交易法律法规制度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象比较突出，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比较典型的有银广夏。银广夏公司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进行财务舞弊，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为1.78亿元，2000年为5.67亿元；隐瞒下属公司的设立、关停情况，虚假披露配股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等违规事实。通过对各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综合分析，引发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环境因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等。
二、博弈论分析的基本原理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思想自古有之，如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可以成为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博弈论基本原理，宣告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博弈论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1950年，纳什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及存在定理，加上塞尔顿、哈桑尼对博弈论进行的完善和补充，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一般认为，博弈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它们的区别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由于合作博弈论比非合作博弈论复杂，在理论上的成熟度远远不如非合作博弈论，所以非合作博弈应用比较广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博弈论一般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四种，其分别存在相对应的均衡概念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贝叶斯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perfect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
1.基本假设
假设1：证监会的目标是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进行监管；理性假设，假设证监会和上市公司都是理性人，上市公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2：在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博弈中，参与双方为证监会和上市公司，各有两种战略选择：监管与不监管，舞弊与不舞弊，两者之间存在着混合纳什均衡，上市公司对证监会的监管方式是可以预测的。
假设3：假定上市公司为风险中性者，监管的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假设4：证监会和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行为具有可测性，对所获得的收益是能估计的。
假设5：本模型只考虑现行制度下的公司监管情况，并排除了上市公司用舞弊收益贿赂政府人员等特殊情况。
2.博弈模型的建立
上市公司对于财务报告可以采取两种行为，即“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两种策略，证监会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结果：“监管发现上市公司舞弊”和“不监管上市公司舞弊”。如果证监会的财务监管制度是完备的，则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总能依法鉴别。但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证监会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所以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也有未发现的时候。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会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二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监管发现舞弊行为；三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产生监管行为；四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
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上市公司的正常收入为R，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为f，政府监管所产生的监管成本为C，上市公司舞弊被政府发现所处罚的成本为B，M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所产生的道德成本,S为上市公司舞弊带来的社会损失。
可以建立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如图1：
3.博弈模型的求解
对支付矩阵进行分析知，该博弈过程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现从定义出发求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则不舞弊的概率为1-p。假定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则不监管的概率为1-q。
企业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0=p〔q（R+f-B-M）+（1-q）（R+f-M）+（1-p）（qR+（1-q）R〕
=-qpB+pf-pM+R（1）
企业目标是实现期望盈利最大化，对（1）式求导：
5.博弈结论解析
对上市公司而言，对p进行分析可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与证监会的检查成本成正比，当证监会不容易进行检查（比如检查成本很高）时，上市公司多倾向于财务舞弊排污；上市公司的舞弊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加大、或者道德成本增加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减少财务舞弊。
对证监会而言，对q进行分析可知，证监会监管概率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收益成正比，即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倾向大于财务舞弊，则证监会更倾向于监管；证监会监管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上市公司舞弊后所受处罚越重、道德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越不敢舞弊，证监会也就可以相应降低监管力度。
四、针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理论分析，根据得到的结论以及分析的结果，为了更加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发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通过建立有效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检查机制，如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和事后检查程序，强化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减少财务舞弊的机会。
（二）提高证监会的业务水平，减少监管成本
根据模型的分析结论，上市公司可以知道证监会的监管成本高低，如果证监会的监管成本较高，则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理性判断，证监会将会减少财务监管的概率，将促使上市公司想方设法进行财务舞弊，获取经济利益。证监会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证监会的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才能有效促使上市公司减少财务舞弊。
（三）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处罚金额的增加，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将降低。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经验，上市公司一旦发现财务舞弊，则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会计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员及机构将有可能被处以非常重的处罚，包括巨额罚款、刑事处罚等，我国证监会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在法律范围内进一步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力度和成本，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四）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减少财务舞弊的收益
模型结论表明，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证监会只有通过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对发现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进行索赔，比如鼓励和支持广大股民或投资者获得合理赔偿，降低股民或投资者的索赔成本和难度，将公司通过财务舞弊获得的既得收益吐出来，减少财务舞弊的经济收益，以降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五）提高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同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也将降低。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等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在企业界内部形成企业主和公司管理层诚信经营、诚信财务的良好社会风气，对财务舞弊的企业主、管理人员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压力，使其在业界难以立足，无法发展，以此促使企业主、管理人员减少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企业主和管理层的道德因素在上市公司舞弊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健全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企业主、管理层、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表彰或惩罚。可以将奖惩机制与会计师职业道德要求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义利统一的原则，使职业道德具有某种强制性，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财务舞弊事件的减少。
（六）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
相关政府部门如财政局、审计局等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机制，建立由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监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制度；优化执业环境，使注册会计师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加强各级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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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篇7
育人为本是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实现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评价是素质教育对考试的基本要求，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就是完善人的各方面能力的过程，也是对追求考试的理想化的过程。考试作为一种检测手段，其公开、公平和公正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它将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同时也决定了教学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考试只是对这个结果的反应和评价，只是对这一过程中某一时期的评价，它促使教师依据教学结果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因此，考试不仅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育人过程的内在动力。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考试的命题原则既要要求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起来，全面掌握所学的基本知识，又要学会举一反三，加强综合运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内容不是课本知识的简单复制，而是要总结归纳、综合分析，使教学内容融会贯通。考试形式上可以采用笔试、口试、编写论文等方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考试方式，笔试可以综合反映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分析表达能力，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可比性。口试可以实现师生的面对面交流，对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是一个很好的考验，而且还可以消除学生的胆怯心理，对学生的反应能力和思维能力起到训练作用。编写论文过程中涉及的选题、内容确定、结果分析等都是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开拓，使学生的能力得到全方位的锻炼。
二、考试作弊现象的特点和成因
（一）考试作弊的特点
1.普遍化。一是作弊人数上升。相对于个人作弊，现在的作弊形式已经发展到了集体作弊、团伙作弊等。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存在作弊现象。二是对作弊行为认识浅薄。作弊是违纪行为，应受到惩罚，但是人们普遍对作弊见怪不怪，有些人不但不因此感到耻辱，反而因作弊成功而沾沾自喜。
2.手段现代化。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的作弊手段也随之不断升级，和传统的夹带纸条、偷看等行为相比，现在已经变为录音笔、耳机、手机短信等，作弊技术不断发展，人们的作弊行为也在不断猖獗。
3.作弊主体多元化。传统的作弊行为只是针对考生而言，但现在大不相同，除了考生以外，教师也参与到其中，监考教师辅助作弊，阅卷教师作弊等现象并不罕见，给社会带来恶劣影响。
（二）考试作弊的成因
1.考生动机不纯。应试教育制度使得考生成为考试的机器，考分成为衡量能力和利益的标准，如奖学金的获得、毕业证书的颁发等，因此，考试的考试动机就转变为利益的驱使，在这种情况下，考生本人就产生了很多侥幸心理，导致作弊现象的产生。
2.考试监管不健全。目前，我国的考试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在考试监管上还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使得考试作弊者乘机而入。更严重的是很多作弊现象是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的，因为这满足了其双方的利益，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三、育人为本思想下的考试改革
1.考试目的要从选拔转为育人为本。应试教育实行的是淘汰式的，以考试成绩为标准的人才选拔机制，淘汰多数人，选拔少数人，评价是其最重结果。而素质教育要面向大众，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不应因后天因素的影响而有差别，另一方面，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要根据其先天因素而实行因材施教。育人为本是为了让学生都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使学生的能力都能获得提升和发展。
2.考试标准要实现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的互换。考试标准是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评价的工具，对于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要实行不同的评价标准，考试标准是为促进学生学习能力而制定的，而不能因为它的出现而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3.考试方法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传统的考试以笔试为主，无法满足实践性、创新性日益突出的社会需求，实践性仅凭考卷是无法说明问题的，必须在实际操作中才能证实。提倡考试方法的多样性，一方面满足了学生的发展需要，因为如何适应这种开放式的考试方式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考试方式的改革相对于传统考试而言是一次强大的冲击，这也要求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关心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化学利弊论文篇8
2.1概述
临床医学决策是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内、外医学科研的最新进展,进行诊疗方案的比较,并将自己认为最优者进行实践的过程。为什么要进行临床决策分析?在临床医疗实践中,许多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对个体患者来说诊疗措施的疗效、远期预后常常是不确定的和不可准确预测的,究竟采用何种方案最好,很难简单作出决定。例如文献报道某种新的治疗措施可以提高疗效,但风险大,可能伴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价格昂贵,然而传统的治疗方法疗效稍低但风险小,如何选择治疗方案?这都需要正确的决策分析[2]。
2.2步骤
决策分析一般分四个步骤:①形成决策问题,包括提出方案和确定目标;②判断自然状态及其概率;③拟定多个可行方案;④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临床上最难的是风险型情况下的快速决策分析,这其中又以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为最难。风险型情况下,未来可能状态不只一种,究竟出现哪种状态,不能事先肯定,只知道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如概率、频率、比例或权数等)。常用的风险型决策分析技术有期望值法和决策树法。期望值法是根据各种可行方案在自然状态下收益值的概率平均值大小决定方案的取舍。决策树法有利于决策人员使决策问题形象化,可把各种可以更换的方案、可能出现的状态、可能性大小、产生的后果等简单地绘制在一张图上,以便计算、研究与分析,同时还可以随时补充和不确定型情况下的决策分析[3]。但都较复杂和不为医务人员所熟悉。
3医学决策中的哲学思考
3.1哲学思考
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质就是不断自我反思———哲学思考加科学验证的过程,临床医学尤其是外科决策中,如何认识并解决患者的疾病,做到最优化处理,往往涉及到哲学的思考即了解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抓住主要问题,最直接以最小损害或损失获得最大利益的目的。
3.2利弊论
3.2.1利弊论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4]。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论着重辩证的统一,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利弊论的原理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来看与其利益相关联的矛盾即利弊,故利弊本质仍是矛盾,有矛盾的绝大部分特性,是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针对同一对象从不同利益角度或立场会存在不同的利弊结论。患者的利益总是在科学及社会利益之上(赫尔辛基宣言),故医学决策从医患双方角度作出最主要的利弊分析结论,尤以后者为基准。概括起来,临床医学决策中的哲学思考就是分析矛盾、比较利弊、权衡得失,从而得出最优化、最大获益处理策略即利弊论,其正确决策必须遵循利大于弊且差值尽可能大的原则。它必须建立在有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且随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富其内容,从而使其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全面、准确。它相当于效用分析决策法,后者是风险型决策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利用效用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对风险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进行决策的方法。利弊论主要针对决策分析最难的地方即评价方案并做出选择,它用最简单的内容做最直接的比较,得出最实质的结果,具有精简、直接、非传统性特点。
3.2.2利弊论分析
利弊论分析方法关键是:①确定期望达到的主要获益目标;②分析可能出现的主要严重后果;③掌握各自的发生概率;④了解医患双方对目标及后果出现的支持与满意度。医方:设备条件、技术水平包括同病种医疗组实践成功率、严重并发症的防治能力等;患方:各脏器功能状态、伴随病、活动能力、经济能力、家人亲属的配合、患者及家人亲属文化教育程度、对风险的理解和承受力等。利弊论的分析步骤是从决策问题的整体出发,充分运用决策者的主观认识能力、经验、直觉等,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逻辑推理规律指导决策过程[3]。其要求首先明确决策问题的基本结构,抓住关键要素,将问题简化。然后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多轮分析,全面分析矛盾、比较利弊、权衡得失、得出决策。必要时运用决策树、效用函数、概率计算等简便的决策技术做出判断与推理,使决策分析快速见效。它强调对决策问题的整体思考和结构化,注重运用正确的分析过程。根据需要,利弊论循环运用思考(think)、分解(decom-pose)、简化(simplity)、具体论证(spceify)和反思(re-think)五个步骤,不断深入决策问题的本质,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①思考:决策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认真考虑决策问题的性质,明确问题的结构,才能着手处理问题。②分解:将问题分解为若干要素,对这些要素做逐一探究,然后再将这些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分析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弄清决策问题的来龙去脉。③简化:决策者的注意力应始终放在对最重要的决策要素的鉴别工作上。这些要素包括:主要的备选方案,可能达到的目的(获益———利)和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后果(损害———弊),掌握其发生概率,评估对医患双方的主观效用(支持和满意度)。④具体论证:对主要的备选方案及其可能结果(利与弊),医方和患方(患者及其家属)共同探讨、分析、确认和具体化,比较利弊、权衡得失,确定对医患双方的主观效用(支持和满意度),重视患方参与决策,必要时甚至让患方作出最后决策,既充分尊重患方的知情同意权,又让其共担风险。⑤反思:决策者应认识到在一般的决策问题中,决策者对方案的选择通常是比较不同方案的期望获益值的大小,然后选择其中较大者为最佳方案。但在许多场合,情况并不是这样,最佳方案的选择往往因决策者的价值判断而异。因为对同等收益,在不同风险的情况下,决策可能不同;在同等风险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不同,其决策也将不同。故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包括了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和预测,所以在各轮分析之间和决策终了之时,都要不断思考,找出分析过程中不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环节,根据新掌握的信息来修正原来的预测结果,如系患方做最后决策时医方需要作适当解释、引导、提供相关信息以供参考,以利其做出最有利的决策。但必须尊重患方合情、合理、合法的决定,即使它不是最好的决策。
3.2.3利弊论原则
利弊论必须遵循以下原则:①真实性,即制定及评价决策方案的依据必须是真实的,经过科学试验验证的;②先进性,即决策的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必须是在尽可能收集并严格评价国内、外证据即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进行,使决策摆脱个体经验的局限性;③效益性,即决策过程中应遵循“汰劣选优”的原则,选择的方案必须是更有效、更安全、更经济的,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者为首选;④重要性,即对重要的临床问题进行决策分析,所选择的方案与其他备选方案相比,其差别应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4利弊论的应用
化学利弊论文篇9
传统经济学过去主要是通过实际观察和理论推理来进行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的影响下，实验经济学慢慢加入了经济学的主流研究。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s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是指选取一定的受试参与对象，设置一定的实验参数，用以检验已有理论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通过不断地改变实验参数，对所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用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前提假设，从而发现一些新的理论[1]。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博弈论是一个经常作为案例的主要部分，本文就结合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原理，分析一下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并根据分析出的参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考试作弊行为选择的理论依据
（一）作弊人的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心理
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中，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一方面人具有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教化的一面，一方面又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就考试作弊而言，一方面，每个考生都知道诚信是应该遵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行为上又受着利益的诱惑，在博弈中进行选择。博弈论（Game Theory） 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2]。严密的博弈对策，是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关系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的行为，找出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
（二）作弊行为选择的囚徒困境纳什均衡的单次博弈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指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一确定策略，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博弈双方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叫做纳什均衡。之所以当事人一方不管对方如何出招，都选择某一策略，是因为任何情况下这一策略对于自己都是最优策略[3]。我们可以用博弈论中最为典型的囚徒困境来说明纳什均衡。
关于囚徒困境和校园作弊现象，在考试这场博弈中，人人都认为不管别人是否作弊，自己作弊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可以付出少的学习时间和辛苦，获得好成绩。简单分析的前提假设条件之一是不考虑作弊成本，即作弊被抓所受到的处罚。在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试图通过作弊以少付出得高分。并且希望最好别人不要这样做，只有自己这样做，好在成绩上胜出。假设条件之二是假设博弈是单次博弈。这样，每一方就只考虑面对对方的行为（或理性推断出的对方的行为），自己做出的最优选择，不考虑对方是否会变本加厉作弊。如此恶性循环之下，考试必将虚假成风，这种考纪考风的学校的文凭含金量会很低，长期以往自己学不到知识，将来进入职场也缺乏竞争力。综上，最后学生之间关于考试的博弈结果就是人人都作弊。
二、考试作弊的博弈模型构建
（一）“囚徒困境”模型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
这个模型讲了两个囚犯一起被警察抓了起来并分别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审讯。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明白，如果他俩都保持沉默，就可能都会被释放。但警方分别告诉他们，认罪的一方会轻判甚至释放，而抵赖的一方会重判。该模型如表1所示。
表1 囚徒困境模型
很明显，最好结果是相互合作共同抵赖。但如果每一方都站在理性推断对方的情况下，分析如下：在给定乙坦白的情况下，甲的最优战略就是坦白；同样，给定甲坦白的情况下，乙的最优战略也是坦白，即博弈的纳什均衡为（坦白，坦白）。虽然双方抵赖判刑是1年，但是没有人会冒着自己抵赖别人坦白的风险，因此，选择坦白是每个人的明智之举，而不选择具有帕累托最优的各判刑1年的最终结果[4]。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都是利己的，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关心另一方的利益。另外，假如没有任何其他外在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策略。对于大学生的考试作弊，也可以构建类似的博弈模型。在考试中，当作弊的预期收益大于作弊成本即可成为作弊的充分理由和追求。按照博弈论理论，“经济人”自然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作弊就自然成为了囚徒困境的选择。
（二）考生之间作弊行为博弈
假设博弈方分为考场上的考生A和考生B两方，他们都面临作弊和诚信考试两种策略选择。作为理性的博弈人，考生的决策目标当然是利益最大化，每个博弈人都将努力去实施可能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
表2 考生之间作弊行为的博弈
如表2所示，在A考生作弊时，B考生也作弊都可获得1个单位收益，诚信考试可获得-10个单位收益，因此B考生选择作弊是最优策略；当A考生诚信考试时，B考生作弊可以获得5单位收益，而诚信考试获得3单位收益，所以B考生认为作弊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不管A考生怎么选择，B考生的最优选择都是作弊。同样，对A考生来说也是如此，无论B考生怎么选择，作弊都是A考生的最佳选择。这样，作弊成了双方的纳什均衡。因此，从考生之间博弈情形来看，考生作弊的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是考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后理性选择的结果[5]。
（三）考生与监考老师之间的博弈
前面博弈选择的一个假设条件是在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教师监督考试的力度和学校对作弊行为的处罚不同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作弊选择的博弈。通常教师监考较松、学校对作弊的惩罚力度较小时，考生作弊的成本小，成功几率大，收益大，更倾向于作弊，反之亦然。所以，考生与监考老师之间校方对作弊和监考渎职的处罚之间也可以做一博弈分析。
教师监考主要有认真监考和监考不力两种策略选择。首先假定教师选择认真监考还是监考不力由外在因素决定。监考不力不用付出更多的体力和注意力以及处理监考事件给自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监考老师可以得到一个净收益，教师会根据学校管理教师制度的宽松与严格及学生作弊的程度决定自己监考的力度。
设：此时教师监考不力的净收益为U，
教师因为监考不力渎职而受到的校方的惩罚V，净收益为-V，
考生作弊成功得净收益为R，
考生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损失S，净收益为-S。
表3 学生作弊与教师监考博弈矩阵
从表3可以看出，如果教师认真监考，诚信考试的净收益是4，作弊的净收益是-5；如果教师选择监考不力，诚信考试的净收益是1，作弊的净收益是4。这时，学生从个人理性出发考虑，大多数会选择诚实应考。学生作弊尽管可以获得较大收益，但也要冒很大风险，万一遇到认真监考的教师则损失极大。由此可见，教师认真监考是十分必要的。但教师并不能总是做到认真监考，也不总是监考不力，通常会以某一概率选择是否认真监考。比如，目前教师选择认真监考的概率很低，假设只有20%，那么学生还是会选择作弊策略的。因为学生此时考试作弊的期望净收益=5×0.2+5×0.8=5，诚信考试的期望净收益=4×0.2+1×0.8=1.6，这种低认真监考概率下，考生博弈的理性选择是作弊。如果让学生选择诚信应考的策略，教师认真监考的概率r≥4/13，也就是30.7%，即 4×r+1×（1-r）>-5×r+5×（1-r），考生诚实应考的期望净收益大于作弊的期望净收益，才会选择诚实应考。就一般矩阵而言，可以表示为：
表4 学生作弊与教师监考博弈一般矩阵
满足学生诚实应考的条件，应满足：
a×r+b×（1-r）>-c×r+d×（1-r）
即r>（d-b）/（a-b+c+d）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模型虽然不存在均衡性纯策略组合，但博弈双方教师和考生必然存在使各自期望净收益最大化的混合策略意义上的均衡，即学生以概率p选择考试作弊而教师以概率q选择监考偷懒时，正好学生作弊与诚实的期望净收益相等，教师认真监考与偷懒的期望净收益相等。各自期望效用的计算如下。
1.教师监考偷懒的最优概率的推算
当假定教师偷懒的概率为q时，考生选择作弊（p=1）和诚信应考的（p=0）的期望净收益分别为：
ES（1，q） = （-S）×（1-q）+R×q
ES（0，q） = 0×（1-q）+0×q
令ES（1，q） = ES（0，q），那么（-S）×（1-q）+R×q=0
即教师监考不力的最优概率为：q =S/（S+R）
2.考生考试偷懒的最优概率的推算
当假定考生考试作弊的概率为p时，教师选择监考不力（q=1）和认真监考（q =0）的期望净收益分别为：
ET（1，p） = U×（1-p）+（-V）×p
ET（0，p） = 0×（1-p）+0×p
令ET（1，p） = ET（0，p），那么U×（1-p）+（-V）×p = 0
即考生作弊的最优概率为：p =U/（U+V）
接下来通过求偏导数的方法继续推导
已知：U>0；S>0；R>0；V>0
p = U/（U+V）
q = S/（S+R）
由以上计算可知以下结论：
第一，考生作弊的概率p同教师监考不力的净收益U呈正比，教师监考偷懒的净收益越大，考生偷懒的概率也越大；
第二，考生作弊的概率p同学校对监考教师偷懒的惩罚V呈反比，学校对教师监考偷懒的惩罚越大，学生偷懒的概率就越小；
第三，教师偷懒的概率q与考生作弊的净收益R呈反比，考生作弊的净收益越多，教师监考偷懒的概率就越小；
第四，教师偷懒的概率q与学校对作弊考生的惩罚S呈正比，学校对考生作弊的惩罚越大，教师监考偷懒的概率也越大。
三、抑制考试作弊的对策分析
（一）倡导诚信理念，以制度作保障构建和谐社会
诚信，作为一种做人的原则，是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保证。目前，中国社会，从考试作弊到官员营私舞弊，都是缺乏切实有效的制度约束所致。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思想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必不可少的保证是基于博弈心理分析的制度建设。中国目前各地高官频频落马，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制度的硬约束，不诚信和寻租现象已成为一种惯例和社会风气，没有红绿灯和违规成本不高的惯性延续。从成长阶段的考试作弊到职场阶段的官场舞弊，短期博弈、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必须从制度建设做起，营造整个社会的诚信与务实风气。
（二）基于考生视角的降低作弊净收益，增加成本的抑制作弊对策分析
考生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于考试成绩和评定奖学金、选优秀毕业生推荐有密切的关系，加上考试作弊的惩罚不大，所以很多考生选择了考试作弊。在学生同其他同学的竞争方面，如果对作弊惩处力度不大，无论其他考生作弊与否，自己都会选择作弊，成了囚徒困境的博弈。要想使作弊的情况得到根本的好转，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外，就是降低作弊净收益和加大作弊处罚力度。
1.降低考生作弊净收益的途径
降低考生作弊净收益的途径主要有三条：建立考生诚信档案；考试方式多元化；选拔人才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潜力。考生之所以会毫无例外地选择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是因为考试结束后，不管考场表现如何，一般来说留下对以后有影响的只有成绩而没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限博弈，所以考生会选择作弊。
建立考生诚信档案。如果学校给每个考生建立的档案中记录考生的违纪和作弊情况，并且这个记录将会成为考生以后学习工作被录用的重要选拔参照条件，那么这种关于诚信问题的一票否决制就会成为非常大的成本。因为国外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国外的学生把自己的诚信记录看的和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比如，一次公交车逃票或信用卡的不良记录，就可能使自己以后的求职生涯处处碰壁。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提倡创新杜绝剽窃，如果学生的论文是抄袭的，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增大作弊成本，降低作弊净收益的方法之一。
考试方式多元化。考生之所以选择作弊的另一原因是，考试题目主要来自于书本甚至授课教师会给出一个更小的复习范围，使得考试作弊的准备比较容易，如果考试题目加大主观试题，注重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作弊就不那么容易了，还应该把平时的作业、讨论和其他成绩也一并计入总成绩，这样考试作弊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直接降低了作弊净收益。
选拔人才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潜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如果选拔人才的标准更加注重建立在基础之上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考生作弊的净收益也会下降。每年申请进入美国学校的孩子，SAT成绩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但也有一些SAT成绩并不是那么拔尖的孩子，由于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兴趣才能展现，或者非常强的实践活动能力的表现，而被名校录取。一个人的热情、兴趣、探索事物的能力和坚持力，往往比单纯的书面成绩更能代表学生的发展方向和潜力。
2.增加考试作弊的成本
学生可以在博弈中选择囚徒困境的占有策略，那是因为制度设计将考试作为一场短期博弈或是单局博弈。但实际上关联到考试作弊的这种非诚信行为习惯对于人生的影响，它应该是一场无限重复博弈，非诚信习惯对未来产生的影响比一次好的卷面成绩对于整个人生重要得多。作弊，会影响考生的诚信档案，使以后的诸多选择机会都因为诚信度的不良记录而失去，一个人的不良诚信习惯也会影响到其今后的实际行为选择。考试作弊与诚信问题，它的影响面小到教学质量效果，大到诚信习惯的养成。一个没有诚信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和未来的社会。可见，诚信是一场无限重复博弈，是关乎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博弈。
不诚信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乃至国家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应该在学校阶段就让考生体会到作弊的代价以减少甚至杜绝作弊现象。比如，考前学校建立严格、具体、细致的考试管理制度，并做到令行禁止。一旦发现学生作弊，根据具体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采取作废一门考试成绩或本学期所有考试科目的成绩、留级、校级处分、取消本年度评奖评优资格等处罚措施，同时计入考生的诚信档案。有了这样的作弊代价并且落到实处，还用担心作弊不止吗？新加坡何以能够做到官员廉政，就是因为有制度规范和高薪养廉作保证。
（三）基于监考教师视角的降低监考净收益，加强监考管理的抑制作弊对策分析
就教师监考而言，除了教师的监考职责要求必须履行责任认真监考之外，教师作为经济人也会存在监考成本与收益之间博弈选择的投机心理。
1.降低监考净收益
同样的一场监考，教师的注意力投入不同，所付出的成本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教师提前进入考场，组织学生按照准考证号的顺序就座，要求并监督学生将所有和考试有关的资料存放在讲台前面，认真核对检查考生的有效考试证件，要求学生不得携带考试要求之外的电子产品，手机一律调至关机状态，不许自带草稿纸等。这样的工作做与不做，做得认真与否，付出的精力体力都不一样。考试过程中，教师是否能够不做聊天、翻看手机、书刊杂志等和监考无关的事情，整场专心巡视，关注每一位考生的反应，所付出的精力体力也完全不一样。在认真监考与不认真监考付出的成本不一样的情况下，所得的监考费的报酬和评价是一样的，监考教师作为理性人就可能选择监考偷懒或部分偷懒。
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善教师的监考条件和加大教师监考偷懒的惩罚力度来减少监考的净收益。比如，可以采取屏蔽考区手机信号、为监考教师提供矿泉水等方式减低监考的辛苦程度。这样，偷懒的净收益就会减少，即由于不付出而享受的放松闲暇的满足感就会减少。教师监考的净收益越小导致偷懒的可能性也越小，学生作弊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2.加大教师监管力度
监考教师无论付出如何，所得报酬评价都一样，也是教师监考偷懒进而学生有条件作弊的原因之一。如果学校加强监考纪律的监管，增加考场巡查，一旦发现教师不按时监考和不按照监考要求履行职责、监考时做和监考工作无关的其他事、放纵学生的作弊行为，应按照制度要求给予通报批评、扣发奖金等方式予以处罚。对于教师监考管理，这种方式扣掉的不仅是钱，还影响了知识分子最看重的面子，绝大多数教师都会在制度的约束下严格监考，从而减少学生的作弊现象。
总之，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提醒我们，如果学校要有效防止考生的作弊行为，就必须使其选择（不作弊，不作弊）的博弈结果，要达到这种纳什均衡，就需要相关的考试制度和规则来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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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化学利弊论文篇10
一、GONE理论
GONE理论是关于舞弊与反舞弊著名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由G、O、N、E4个因子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共同决定了舞弊风险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因子比其他因子更重要。GONE由4个英语单 词的开头字母组成,其中:G为Greed,指贪婪;O为Opportunity,指机会;N为Need,指需要;E为 Exposure,指暴露。上述4个因子表明了舞弊产生的4个条件,即舞弊者有贪婪之心且又十分需要名利、尊严和财富时,只要有机会,并认为事后不会被发 现,他就一定会进行舞弊。
二、对电大考试违纪的分析
对电视大学的考生违纪作弊行为可以用G、O、N、E等4个因子解释如下:
1.“贪婪”因子。这里的“贪婪”超过了本来意义,有更广阔的含义。它表现的是个体价值的判断。对符合自身价值判断的行为就推动其实施,对不符合自身价 值判断行为予以否定放弃。考生如果把考试舞弊当作一种正当的符合其价值判断的行为,就不会认为考试舞弊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并为这种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提 前找好借口。而一但这种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就会不断散播、蔓延、恶化。
2.“机会”因子。一般舞弊的机会指舞弊者在所掌握的权力。电大考试舞弊机会主要来自于命题方式不合理,考试形式单一,脱离成人考核的特点,而产生的夹带、抄袭等行为由于监考教师的控制不力,使考生有机会通过不正当行为获取利益。
3.“需要”因子。也被称为“动机”因子,动机是舞弊行为产生的关键。不正当的考试心理动机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产生不正当行为。考试舞弊的心理动机包括 虚荣心理、不平衡心理、逆反心理,以及侥幸心理等。电大考生一般为在职学习,在晋升、评优、职称、学位等利益的驱动下,不惜通过舞弊来铤而走险。
4.“暴露”因子。包括舞弊行为被发现或披露的可能性和对舞弊者的惩罚性质及程度。当监考教师对舞弊行为的控制不力,考生发现考试舞弊被抓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即使被抓受到惩戒也无关痛痒,自然会更普遍的采取考试舞弊行为。
通过上述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电视大学考试舞弊是由于电大考生处于社会大生产和社会分工而带来的利益驱动之下,因考试方式不科学、不合理,考场纪律有机可乘,舞弊又很少被抓且即使被抓而受到的惩罚机会成本较低而采取的错误的违纪行为。
三、加强考风考纪建设的措施
从GONE理论的四因素出发可以看出,避免舞弊的方法是扼制贪婪因子,减少机会因子,引导动机因子,增加暴露因子。从而对电大考风考纪建设有如下措施:
1.加强学生教育,遏制贪婪因子
天津电大考试前都要求教学点认真开展学生考前教育,把考试的要求贯彻到每位考试,具体措施有:
(1)各教学点要成立考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将考风考纪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班级,每一名学生。
(2)各教学点组织导学教师(班主任),在各教学班召开以加强考风考纪教育为主题的班会(15分钟以上),进一步阐明考试的有关规定、要求和纪律(《考 试管理办法》、《考场规则》、《关于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的规定》、《监考人员工作守则》等),开展以诚信教育、自律教育为重点的考前思想教育。
(3)向考生发放《致考生的一封信》,并要求每位考生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一式两份,考生与单位各执一份。
2.深化考试改革,减少机会因子
针对电视大学成人考试的特点,中央电大分布实施了“网上形成性考核”,“一页纸半开卷”等多种考试改革,天津电大在积极参与的基础上,针对省开课程开展了“教、学、管、考”一体化方案,强化“一页纸”半开卷考试方式等考试改革并加大监控力度,减少舞弊的机会因子。
(1)深化“一页纸半开卷”
为使“一页纸”半开卷考试的改革真正实现其设计的初衷,起到激励学生学习,提高学生理解概括能力,净化考试秩序的目的。为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将一页纸按顺序和试卷装订在一起,根据考生“一页纸”准备的情况,给与不超过5分的成绩加分。通过一学期的宣传和总结,09年7月的“一页纸”的考试,全市7659考次半开卷考试,仅有159人没有携带或准备“一页纸”,无论从考场秩序和“一纸业”准备情况对比都有了显著提高。
(2)“教、学、管、考”一体化方案
天津电大自2009年春季开始试点实行“教、学、管、考”一体化方案,该方案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教学和考试改革,实现省开课程教学、学习、管控和评价的一体化设计与智能化管理,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推动网上教学上水平见实效。
3.加强违纪惩处,增加暴露因子
对于触及电大考试纪律的违纪行为,处理的办法不应该是姑息迁就,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处理。
现在国家逐渐重视个人的信誉和诚信记录,如果将来能够建立学生《诚信记录表》,将学生在校期间违反考风考纪的情况计入个人诚信档案,以量化的方法记录学 生在思想道德,组织纪律方面的情况,增大考试舞弊者的人生机会成本,最终会使那些企图考试舞弊的人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参考文献:
[1]徐俊霞. 对高校考试作弊现象的若干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04).
[2] 焦恩璋. “一页开卷”考试模式的探索和实践[J].中国林业教育, 2009,(06).
化学利弊论文篇11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中，上市公司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和流失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控股股东将上市公司当成融资的平台，直接或者间接的将上市公司的资金挪为己用，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和小股东的利益。虽然有很多高管被处罚，但是在中国对此类事件的处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每年还是有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前仆后继的加入到资金占用这支队伍中。
本文通过对某A食品公司案例的研究，探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动机等，试图为上市公司防止被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舞弊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A公司舞弊手段
（一）资金交易
B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在2008年到2013年这六年间通过关联交易的输出资金达3.93亿元。而只输入1.43亿元，2008年输出最多打1.98亿元，虽然后面几年由于外界的压力，输出有所收敛，但数目还是不小。控股股东以不同的业务形式直接或者间接的将资金输出，用于自身业务的发展，这一大笔资金的流出导致A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影响持续创造现金流的能力，虽然一些资金的拆借在当年或者下一年度还清，但相比于借的金额，微乎其微。2009年偿还了2008年拆借的44.76%，2010年仅偿还了2009年拆借的11.57%，2011年偿还了2010年拆借的9.63%，而2012，20113年都没有偿还任何借款。六年之间，相当于A公司少了1.9亿元的现金流。这样大数目的直接借款是需要支付很大一笔利息费用的，而A公司控股股东则通过关联交易来实现，并且在财报中未予披露，这种行为是市场所不允许的，也是违法的。
（二）担保抵押
2008年至2013年A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和抵押共10.07亿元，收到的担保和抵押只有0.4亿元。针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进而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中国证监会曾先后《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上市公司不得为其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受制于这一条规定，许某等高管采取了“曲线担保”的方式，就是通过A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然后他们在通过控制子公司的经营决策使得担保的资金流向他们，用于自身公司业务的发展。
三、A公司舞弊的动机
对于A公司关联交易舞弊的动机，由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的创始人、现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W.Steve Albrecht完善后的舞弊三角理论能很好的解释。企业舞弊产生是由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三要素组成，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形成企业舞弊。
（一）A公司舞弊动机―压力
B公司是A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2007年起许某任B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某为了B公司的业务，壮大其公司，用来补充自身业务扩张所需资金，将A公司的资金挪为己用。
（二）A公司舞弊动机―机会
B公司为A公司第一大股东，B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许某，实际上就是许某是第一大股东，并且很多董事都和许某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因此在A公司高管中，很大一部分是许某的“自己人”，她有能力将A公司的资金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进行转移。此外，由于A公司组织结构复杂，内部控制一片混乱，这为许某通过关联交易进行资金挪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三）A公司舞弊动机―自我合理化
在面临压力、获得机会后，真正形成企业舞弊还有最后一个要素――自我合理化，即企业舞弊者必须找到某个理由，使企业舞弊行为与其本人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相吻合，无论这一解释本身是否真正合理。企业舞弊者常用的理由有：这是公司欠我的，我只是暂时借用这笔资金、肯定会归还的，我的目的是善意的，用途是正当的等等。
许某身为好几家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并不认为她的做法是有错的，在后期，她承认很多资金的挪用是她一手安排的，但是只是暂时借用，有很多情况在当年或者下一年就归还了，我只是暂时借用。但正是她的暂时借用使得A公司资金周转不灵，业绩持续下滑。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A公司关联交易舞弊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许某等人利用关联交易变相掏空A公司的行为主要为了B公司的业务用来补充自身业务扩张所需资金，在公司其他高管都是在B公司任职，有一定利益关系，并且A公司内部控制混乱的情况下，他们为自己的违规行为都找了合理化的理由。
第二，许某等人转移资金主要是通过关联交易中的资金交易和提供担保或质押这种隐蔽的方式。
第三，掏空和舞弊事件发生后，股民对于新闻的敏感度不是很强，只有在连续报道和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时，股民才能立马对其作出反应。
五、研究启示
我国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变相掏空上市公司资金的案例屡见不鲜，A公司的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为了给予其他上市公司借鉴，笔者整理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加强上市公司高管诚信经营建设。诚信经营是每个生意人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更是作为上市公司高管最基本的要求。在案例中，许某等人为了发展自身的业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导致上市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这说明了高管的个人信用以及道德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此，加强上市公司高管诚信经营建设非常有必要。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依托，成立专门独立的监管机构去管理上市公司的高管们，定期对高管行为进行检查，建立信用档案，以后的任职或者升值都将以此作为参考标准。
第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提高公司内部审计人员的地位以及独立性。企业的内部控制人员应该和高管之间没有很大的利益往来，内部部门并不依附于任何一个部门，同时加大对内审部门审计人员审计不到位的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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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篇12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81-07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真实可靠、内容完整、披露及时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发展和运作的前提。近年来，绿大地、胜景山河、东方电子、欣泰电气、万福生科和方正集团等上市公司不断被曝光，会计舞弊（Accounting Fraud）案件层出不穷，案件扑朔迷离，舞弊手段多样，会计舞弊再次受到广泛关注。自从2002年开始，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 ACFE）就一直跟踪调查会计舞弊数据，在ACFE统计的会计舞弊案例中，仅有16%的案例基本全额追讨回舞弊损失，49%的案例未能追讨回任何损失。仅2016年，中国证监会就对证券市场违规上市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公告次数达到139起。
会计舞弊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是指企业管理当局（管理层、治理层和个别关键员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背离商业伦理和会计职业道德，违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舞弊行为。如何预防会计舞弊案件发生，监管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就成为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关注的重要领域。
以往多数文献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来研究会计舞弊行为，假定行为主体都是遵循贝叶斯法则（Bayes Theorem），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者，行为主体决策都是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的，这种假设忽视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设中行为主体决策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美国决策专家Hastie[1]认为行为主体决策是根据自己的效用和信念选择行动的过程。行为经济学表明，行为主体具有的个体特质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由于受到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影响，行为主体有时所产生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会使得成本收益偏离完全理性下的结果。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假设出发，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探究会计舞弊产生的原因、作用机理和形成机制，基于一定的经济环境下行为主体的认知偏差、框架效应和锚定心理等行为特质，分析行为主体的会计舞弊决策过程，为政府部T及相关机构制定决策提供参考。
二、会计舞弊成因的理论述评
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会计舞弊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四种：精神病动机，为了舞弊而舞弊；利己性动机，为了追求地位和声望；思想性动机，为了报复他人；经济性动机，为了钱财资产。
Albrecht等[2]首次将舞弊三角理论（Fraud Triangle）中关于舞弊预防、舞弊检查和舞弊调查等方法引入到会计学领域。该理论认为，会计舞弊发生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被感知的经济社会压力（Pressure）；二是舞弊存在合适的机会（Opportunity）；三是舞弊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借口。他还指出舞弊有两种情形：偶然舞弊者和掠夺者。偶然舞弊者比较保守，只有当经济社会压力、存在合适的机会和合理化借口三个要素同时满足时，才会产生舞弊行为；掠夺者过于激进，一旦存在舞弊机会，就会实施舞弊行为。
Bologna等[3]提出GONE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由贪婪（Greed）、机会（Opportunity）、需要（Need）和暴露（Exposure）四个因子组成。根据组织行为学的观点，贪婪（Greed）对会计舞弊行为主体而言是一种心理特征因素，需要（Need）实际上构成了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动机，不良的行为动机在外界环境因素的刺激下会产生不正当的会计舞弊行为，上述四个因子实质上构成了滋生舞弊的四个条件。
Bologna和Lindquist [4]在GONE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风险因子由个别风险因子和一般风险因子两个方面组成：个别风险因子包括会计舞弊动机（压力）、情绪情感、道德品质；一般风险因子包括会计舞弊的机会、会计舞弊被发现的概率、会计舞弊发现后舞弊者被惩罚的性质和程度。
Bologna和Lindquist[5]提出了冰山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好比大海中的一座冰山，在这座冰山中，分表象特征和根本特征。表象特征指的是露在海平面上的冰山部分，包括组织目标、效率衡量、等级制度、技术状况和财务资源，是舞弊结构考虑的基本因素；根本特征指的是隐藏在海平面以下未露出水面的冰山部分，包括认知道德、情绪情感、文化价值、观点态度和思想素质，这是会计舞弊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实质上看，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应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方面因素组成。
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舞弊风险因子理论以及冰山理论等有关会计舞弊的动因理论虽各具特征，但多是“因素―结果”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即以完全理性来分析会计舞弊行为主体发生舞弊的行为决策过程。然而，行为主体往往很难做到完全理性，有时会表现出有限理，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也是行为主体心理因素与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经济行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不断改变以及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日趋形成，行为主体认知能力也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以程式化特征为代表的会计舞弊成因理论在解释会计舞弊成因方面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三、会计舞弊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及决策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创新之处是依据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综合经济学、行为分析理论、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进行广泛实地观察、社会调查及行为实验的方法，搜集一手研究数据，侧重于研究个体行为认知及其行为决策，据此分析和解释经济运行规律。贺京同和汪丁丁[6]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历史顺承和逻辑体系演进，主要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来思考问题。
近年来，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来研究会计舞弊问题，通过运用心理实验测试、调查问卷以及数量检验等方法，将行为经济学理论与会计舞弊问题结合起来，深究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本质。主流观点认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风险偏好（Risk Appetite）和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等心理因素是行为主体具体行为发生的内因，对行为主体的决策产生路径依赖和重要影响。Shiller [7]认为，行为主体的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等行为特质会使得他们过于夸大自己的才华，高估自己的控制能力，产生控制幻觉。Foster等[8]也认为行为主体过度自信膨胀的自我概念使其往往倾向高估自己的能力，在权力欲和成就动机的强烈驱使下，其行为决策具有明显的风险寻求倾向。Dennis和Chen[9]提出文化、道德和人情关系等因素对于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具有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或关键财务人员与会计师事务所同流合污客观上对会计舞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onald和Phyllis[10]提出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指出企业是高层管理者团队特征的反映，公司的道德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的行为。行为主体的认知风格和人格类型与发生会计舞弊有一定的关联性，行为主体认知偏差是行为偏差的根本内因。陈艳和田文静[11]运用前景理论和心理~户理论，从程序理性的角度，强调行为主体行为过程的存在，探究了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判断、识别和选择过程。孔晨和于洪鉴 [12]也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检验了行为主体时间偏好程度、过度自信程度和风险偏好程度与会计舞弊倾向的相关关系及影响程度。人们的行为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在决策时常常伴随着启发式问题导向，行为主体对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带来一定的判断认知偏差，这是一种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判断。另外，行为主体的选择行为也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理性：一种无差异曲线，而是一种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事实上，人们的行为偏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跨期决策中面临多种选择时容易出现“短视”（Short-Sighted）认知偏差，行为主体往往追求眼前效用的最大化，忽视长期利益。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行为分析，从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假设出发，基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从行为主体自身个体特质和心理因素去探寻会计舞弊行为发生及其作用机理，通过开展情景模拟实验或调查问卷等方式，探讨了会计舞弊行为的形成机理及其行为个体决策过程，回归现实思考和理性决策，为会计舞弊行为问题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维，丰富了会计舞弊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四、会计舞弊的行为心理学分析及决策
行为心理学（Physical Psychology）主要研究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及其社会心理现象，通过分析行为主体的行为思想、情感怎样受社会他人影响的过程，揭示行为主体所表现出的社会行为的依存条件。会计舞弊的行为心理学分析，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理论出发，将会计舞弊行为的产生与自我人格特征、心理特质以及独特文化背景、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结合起来，解释会计舞弊行为产生的动因。虽然会计舞弊行为可以用经济学理论与模型来支撑，但毕竟实施会计舞弊的主体是人，而研究人的会计舞弊行为离不开其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价值观念以及人的心理特质等方面。文化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惰性力量，在特定条件下传统文化会影响会计舞弊的发生强度，有时会纵容、强化会计舞弊行为的动机及经济后果。Dennis和Chen[9]通过实施问卷调查，对美国、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等地区会计舞弊行为成因进行深刻剖析，提出了人际关系这个核心变量在会计舞弊过程中的影响，同时指出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会影响到行为主体会计舞弊行为的产生。张玉明和陈前前[13]研究认为，良好的会计价值观、行为观和道德观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绩效。行为主体心理活动会对会计舞弊产生影响，动机不良的心理行为活动会导致会计舞弊的发生。陈艳和田文静[11]从人性的复杂性出发，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分析了会计信息舞弊的动机和形成机理，认为能否获得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满足是行为主体进行会计舞弊的直接动机。Beasley[14]也实证检验了消极的心理动机是诱发会计舞弊的直接因素，提出防范和治理会计舞弊行为应当从消除消极的心理动机入手。此外，对风险预期的不同心理反应，也会影响到会计舞弊发生的程度，行为主体的性格是喜欢冒险型，还是风险中立型、逃避风险型，导致产生会计舞弊的强度不同。高层梯队理论指出，行为主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可以有效预测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会计舞弊的合理化过程。Zahra等[15]发现上市公司CEO的年龄、学历学位、工作经验和处世风格等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行为主体会计舞弊合理化过程的产生。Davis和Pesch[16]发现CEO任期、工作职务经历和阅历影响着会计舞弊行为，经历、阅历越丰富的CEO考虑问题会比较充分，合理化其会计舞弊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也指出行为主体的会计舞弊行为往往受到群体一致的影响。从理论上讲，羊群行为可分为“真羊群行为”（Intentional Herding）和“伪羊群行为”（Spurious Herding），但由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在研究中往往难以真正区分。行为主体容易受到群体情绪情感的影响，往往放弃自己的信念与偏好，产生与群体相同或相近的行为。
行为心理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行为分析，结合了社会心理学理论、行为分析理论，将会计舞弊行为与之有机融合，促进了会计舞弊行为的研究，从另一个崭新视角来分析会计舞弊问题。
五、会计舞弊行为的管控策略
基于行为经济学分析，
行为主体在进行会计舞弊行为决策时，不仅会受到宏观环境因素、政策及市场因素、信息获取因素、会计舞弊成本和会计舞弊收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心理决策权重的影响。在特定的环境下，行为主体具有的一些个人特征如过度自信、风险偏好、时间偏好、政策依赖、锚定心理和框架效应等因素会其使产生扭曲的认知偏差，从而影响到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行为决策。
（一）基于行为主体自身的管控策略
1.掌握行为主体自身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
行为主体在判断信息时往往出现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和自恋（Narcissism）偏差，会高估自己所拥有知识的精确性而低估外在信息的精确性、低估相关的风险、高估自己掌握情况的能力，从而导致信息的不确定性。借鉴Pulford和Colman [17]的做法，我们可以测量行为主体过度自信的程度，即Overconfidence=S-R。其中，S表示主观正确率，R表示客观正确率。
行为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会影响到会计舞弊行为的心理倾向，行为主体通过了解自身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从而更加控制自己，避免做出不理智或放纵自我的行为。如果会计舞弊监管机制失衡，行为主体极易将会计舞弊动机转化为会计舞弊行为，获得的短期收益将会影响到内外部锁定（Fixation）功能，激发会计行为主体“短视”认知偏差心理，从而偏好采取会计舞弊行为。如果行为主体具有明显的风险偏好，那么他在实施会计舞弊行为决策时应当综合考虑预期收益与成本，权衡利弊得失，思考一下自己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如果行为主体具有冲动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在他自身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身边的人可以适时进行必要的、善意的提醒，尽可能地避免不正常行为的发生。
2.提高行为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
会计行为是多方博弈综合的结果，会计舞弊行为更是如此。因此，不应该把会计舞弊行为完全归因于行为主体本身，而是需要努力提高行为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代表性偏误（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框架相依（Framing Dependence）和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等带来的影响，减少自身的主观认知偏差和短视心理行为。行为主体之所以会出现会计舞弊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存在短期认知偏差。因此，需要不断矫正行为主体的认知偏差，让会计舞弊行为被非程序性力量阻止，从根源上弱化会计舞弊动机。
加强对有关人员的认知风格和人格类型心理测试，关注并监督有问题的特殊群体，正确地权衡会计舞弊行为的利弊得失，可以降低和抑制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概率。提高由于非理性的心理行为和人的本性所形成的认知能力，不仅对行为主体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产生影响，而且会降低由于锚定效应所带来的认知偏差，除了依靠自身经验的积累外，还可以通过后续学习、实践等方式来实现，如多关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网站，从而引导个人做出更正确的行为决策。
3.消除行为主体自身存在的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是每个行为主体都具有的一种心态，往往是一种对事情良好发展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下，这种心理预期可能会给行为主体带来乐观态度。有学者认为，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主要由于行为主体心存侥幸心理。侥幸心理的存在降低了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成本以及被发现的概率，提高了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和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概率，减少了会计舞弊监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行为主体应当极力消除自身存在的侥幸心理，增强风险意识，不要把个别现象当成是普遍真理，不能按照心理预期去进行会计舞弊的决策，不要存有偶尔一次的会计舞弊行为是不会被发现的错误心理，通过建立内部锁定措施来破解会计舞弊行为主体的侥幸心理，增强会计监管的有效性。
（二）基于企业的管控策略
1.营造优秀的组织文化，增强内部锁定的管控功能
文化是一种伦理约束，也是一种合约安排。Farber[18]提出文化差异会影响到会计行为偏好，要大力弘扬积极向上的会计文化，发挥文化在会计准则制定权、会计制度执行权以及计价值观塑造等方面的约束功能。组织文化与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塑造密切相关，特别是企业高管的目标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影响到组织的文化形成。
据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50%以上都对会计舞弊行为习以为常，每家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会计舞弊行为。改善组织文化，制定道德行为规范，重建企业道德形象，这对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遏制会计舞弊行为非常重要。因此，营造开放民主、风清气正的组织文化和会计文化有利于约束行为主体的会计行为，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内部锁定技术防线。Tirole[19]认为锁定技术包括外部锁定（政策法规、经济合约和组织纪律等）以及内部锁定（理想、信仰、目标、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两种。政策的锁定技术主要指政策法规中包含了许多让会计行为主体感到受到约束的规定，让其回归理性，就像被“捆绑”起来一样，无形地约束不良会计行为发生，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的会计监管中去，使其不敢舞弊、不想舞弊，这样会大大降低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概率。
2.提高员工商业伦理道德，积极消除负面的锚定效应
在实施行为决策的过程中，行为主体往往以初始的锚定值（Anchoring Value，信息数据）作为参考点（Reference Point，参考系数）来估计事件的发生，往往忽略新信息、新数据的影响，难以接受新事物，不能遵循贝叶斯法则及时修正自己的信念，过于保守，由此引发认知偏差。因此，会计舞弊行为主体在决策行为过程中难免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但是行为主体的认知偏差是非系统性的，应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有效纠正和规避此种偏差。因此，应营造优秀的企业组织文化及氛围，提升员工的商业伦理道德，建立企业文化以及员工道德规范手册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员工积极向上、作风端正，运用锚定效应避免消极心态、从众心理和短视行为的发生，转变保守主义和反应不足。同时，员工道德规范手册和职业道德教育起到良好的束缚和锚定效应，引导员工积极端正工作作风，减少不良行为的发生。
3.预测行为主体框架效应，制定奖惩、举报和激励制度
一般来讲，发现舞弊的手段主要有内外部举报、管理层审查和内外部审计。据一项调查显示，43.3%的会计舞弊案件都是公众举报发现的，因此，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群众举报制度，进行有效激羁梢蕴岣叻⑾稚鲜泄司发生会计舞弊的概率。所以，应在发挥专业机构、人员作用的同时，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和完善群众举报制度，对于举报属实者应给予重奖，积极补偿其举报的风险损失，并给予完全保密。同时还应增强群众的举报意识和动力，增强群众监督的主动性，使会计舞弊者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中，不敢轻举妄动。奖惩制度的合理与否影响到员工对工作任务的认识及积极心理，负面的奖惩制度则使员工产生消极心理，在制定奖惩制度时，充分考虑降低认知主体框架效应所产生的决策差异影响，更多地从积极的一面来表述一项奖惩制度，由于管理者比普通员工对奖惩制度更具有敏感性，对管理者的奖惩制度应当更注重表述的态度与方式。
4.构建商业伦理道德评价体系，提高组织自身的免疫力
对于企业来说，构建会计商业伦理道德评价指标体系是有效预防和控制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长效机制，应当建立会计诚信等级评价系统，并向全社会公开，供社会人员查询使用。加大对会计舞弊行为的曝光率，提高会计舞弊的成本和失信成本，增强会计舞弊行为的惩处力度，通过构建一套反会计舞弊免疫系统来提高会计舞弊行为的免疫力。同时，建立一套明确的管理规章制度和行之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发挥企业内外部监督职能，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内容完整。另外，强化会计舞弊监管中的德治方面，建立和完善商业伦理职业道德标准，将商业伦理职业道德与行为主体价值观、个人行为观融合为一体。
（三）基于会计监管机构的管控策略
1.构建会计监管政策法规，降低会计舞弊需求值的锚定效应
我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法规、监管制度以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影响到会计行为主体的心理预期，在决策的过程中，由于认知偏差、锚定心理和框架效应的影响，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发生了扭曲，行为主体往往以目标收益为锚定值，将会计舞弊预期收益看做是自己拥有的价值，在“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作用下，会计舞弊产生的预期收益对于行为主体的心理效用大于其实际效用，这也导致行为主体对会计舞弊预期收益赋予较高的权重系数。多数会计舞弊行为主体在做出行为决策时往往过度自信、过度乐观和过度自恋，从而诱发会计舞弊动机。
由于会计舞弊监管最终以上市企业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数据为依据，因此，会计信息数据成为会计行为主体是否进行会计舞弊判断预期收益或损失的参考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有关上市企业暂停上市和退市的制度，政府及监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当考虑行为主体可能产生的锚定效应。因为人们可能仅仅为了满足指标的要求，而做出违背政策法规的行为，监管部门在对指标进行考察时，更多地关注企业实际的绩效考评，所以，需要降低政策法规的锚定效应，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
2.增强政策法规的外部锁定技术，实施有效“捆绑”
会计舞弊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被发现的概率决定了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因此，可以通过降低收益、提高成本和提高被发现的概率来降低会计舞弊行为预期效用。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增强政策的外部锁定技术，改变行为主体的心理预期和判断，提高会计舞弊行为的潜在成本，加大力度提高会计舞弊行为被曝光的概率。
第一，提高会计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主要是通过降低被认定为会计舞弊行为的惩罚界限，增大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预期成本和舞弊行为被曝光惩罚的概率。第二，增强上市企业人员（尤其是高管）的责任感。主要是通过道德宣誓的方式，使得会计舞弊成本前置，提高会计行为主体的会计舞弊成本。第三，设立签字制度。签字制度使得会计舞弊责任更容易追溯，强化了对行为主体的外部锁定，有效破除会计舞弊的侥幸心理。《萨班斯法案》（SOX法案）第3类措施要求企业高管人员实施签字宣誓制度。我国政府部门对会计舞弊行为的处罚力度相对偏轻，会计监管机构应当借鉴SOX法案中的相关规定，完善证券监管政策，完善对会计舞弊的民事、刑事处罚制度，制定和完善严格的企业上市和违规退市的政策，增加会计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加强政府管制，增强政策法规中的外部锁定效应。同时，加大对涉案注册会计师行为的监管，创新监管机构监管行政问责管理体制，建立全面的内外部行政问责生态系统，信息及时公开，填补政府会计机构职能空白。
3.强化反会计舞弊宣传教育，提高会计舞弊成本
舞弊三角理论考虑了行为主体实施会计舞弊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会计舞弊决策中认知偏差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使行为主体低估会计舞弊的识别率，同时也低估了会计舞弊的惩罚后果和发生会计舞弊惩罚带来的声誉成本。因此，要对认知偏差进行合理的纠正或改善，应当从会计舞弊的识别与惩罚力度入手，提升内部审计部门的地位，减轻会计舞弊决策过程中认知偏差的影响，减轻行为主体决策过程中认知偏差和过度自信所做出的错误判断。
根据Kahneman 和Tversky[20]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和“成本―收益”模型（Cost-Benefit Model），在认知偏差的作用下，会计行为主体选择是否实施会计舞弊存在以下函数关系：假设会计行为主体选择实施会计舞弊后获得的期望收益值xi的概率为αi，同时带来的预期成本yi的概率为βi，会计行为主体实施会计舞弊的条件是会计舞弊获得的期望收益值减去会计舞弊所发生的预期成本大于零，即：∑∏（αi）∨（Δxi）-∑∏（βi）∨（Δyi）>0（其中，Δxi=xi-x0，表示期望收益值xi相对于参考值x0的变化差值；Δyi=yi-y0，表示预期成本yi相对于参考值y0的变化差值），则行为主体将会做出实施会计舞弊的行为决策。
监管机构可通过推进反舞弊宣传教育的方式改变舞弊行为预期效用，反舞弊宣传教育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提高会计舞弊信息公开的透明度，通过网络、现场培训等途径加强反舞弊教育，强化社会舆论的正面效应。二是持续推进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抑制问题的不良影响，强调“软控制”，进一步实施会计舞弊行为的惩罚措施，提高其违规的预期成本。
除此之外，企业咨询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也不可或缺。签字的注册会计师是遏制会计舞弊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其自身也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消极影响。因此，降低注册会计师的认知偏差也非常重要。应积极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经济警察”的独特功能和外部锁定技术效应，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实现多维度、立体化的会计舞弊监管机制。另外，会计信息是否透明可靠是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应加大制定对会计舞弊行为的信息披露机制，使行为主体因提供不真实、不可靠的会计信息而受到的惩罚超过其会计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同时，加快我国法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制定和完善有关会计舞弊监管的专门法律，为确定会计舞弊以及会计舞弊监管的法律责任提供充分的依据和证据，建立健全会计舞弊监管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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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篇13
一、心理学视角下的作弊现象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作弊现象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虚荣心理、攀比心理、从众心理、侥幸心理、心理,等等。而且这些动机往往彼此交织,共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舞弊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从众心理为例,简单而言,当一个人参与某种活动的动机来自“别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是从众行为。比如,当学生看到周围的同学有人作弊并因此而获得高分的时候,他就会在攀比心理和从众心理的作用下,认为自己也可以作弊,或者认为自己不作弊就是吃亏,于是铤而走险,也加入作弊者的行列。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作弊的成功案例,起到了非常严重的误导作用,刺激了更多学生的作弊心理。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作弊现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行动者对具体行为情境的理解是他们选择或拒绝某种行为方式的直接动因。作弊和教育中的其他一些弊端一样,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品德问题,而是某种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下大面积、体制性产生的问题。就整个社会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域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张扬。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也会受到各种不良价值观的影响。有的大学生缺少进取动力,平时懒散懈怠,考试也只有依靠作弊才能过关。有的大学生则以拿到毕业证为目标,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价值观,以兼职打工赚钱为重,只是应付考试,也容易导致作弊的可能。
三、经济学视角下的作弊防治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高考作弊是一场风险与收益的博弈。博弈论是研究存在竞争的情况下,一个理性人为了实现最大利益或既定目标,面对一定环境条件,在一定规则下,从允许选择的策略中选择有利于实现现实的潜在的利益策略,并加以实施,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1]博弈论参照下的作弊现象揭示的意义在于,考生在高考中是否作弊,取决于风险与收益的博弈,只有不作弊的净收益大于作弊的净收益时,考生在高考中的最优策略才是不作弊。
四、作弊防治措施探析
(一)加强诚信教育。
学生在价值观和道德取向方面的偏差是当今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针对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的现实,在大学生中开展诚信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势在必行。高校应把考风考纪的学习与教育作为大学生入学教育的必修课,也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如组织学生赴成功的企业感受其浓厚的企业文化,感受诚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如蒙牛集团的“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等公司文化,这些鲜活的名言警句,可以让学生真切感受诚信对个人和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
(二)完善考试制度。
根据经济学原则的分析,在考试作弊惩罚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考生考试作弊行为的多少取决于考试作弊发现率的高低。如果考试作弊的发现率很低,即使惩罚成本很大,一些考生也会存有侥幸心理。因此,监考教师应当秉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心考生,爱护考生,预防为主,规范执法,提高考试作弊的发现率。学校可以考虑建立考风责任制,对纵容和默许学生作弊的教师、管理服务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让合理的机制发挥作用。任课老师和辅导员在考试期间及时巡场也会对掌握学生情况和压制作弊苗头大有裨益。
(三)提高作弊成本。
学校应不断完善考试制度,制定相应条款,从立法、普法、监督、权利救济四个层面提出一系列规范大学生考试违规处理的具体措施,对大学生考试违规处理要走法治化途径。[2]要把因考试作弊而受处分的案例及时传递给学生,同时应当对作弊的后果广而告之,注重警示,使学生一入学就知道考试作弊后果的严重性。如将考试作弊的处理结果挂在网上,时刻起到警示作用。英国大学规定:一旦发现学生考试作弊或者抄袭作业,马上开除学籍,并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而决定是否按照知识产权法而将其告上法庭,原作者可以保留控告抄袭者的权利。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网站的学生服务中心(Student Services Centre)公布了学校学生纪律委员会对学生作弊进行的处理结果,截止到2009年1月,“一名毕业年级的学生因作弊立即被开除,结束其四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一名学生因作弊被停止学业,立即执行;四名学生因在考场使用考试禁用材料,该试卷被判零分,并取消其对该课的重考机会”。[3]我国教育部2005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里,对考试作弊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针对作弊行为,一旦发现,就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四)改进考试方法,正确发挥考试功能。
考试是检测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程度的主要手段,是评价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考试功能要正确发挥,就不能为了考试而考试,而应将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学习态度、勤奋程度、学习方法和知识掌握情况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平时注意培养学习兴趣,将人格培养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要靠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取得成绩,获得学分。同时改进考试方法,闭卷考试时,考试题目难易度要适中,不出偏题怪题;开卷考试时命题不要过于简单,避免照搬书上显而易见的概念和论述题。要尽量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考试能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生产或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要积极汲取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等标准化考试的成功经验,正确发挥考试功能,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
作弊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着手处理时也应当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探究源头,多管齐下,多方入手,辩证施治,努力将学生违纪行为的发生比率降至最低。要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学习热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一切不良的思想和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也要辅以必要的防范措施,做到软件、硬件一起抓,将高等学校的考风考纪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