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1
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贸易发展趋势
一、知识产权保护不断纵深发展
1.知识产权保护的开放性趋势增强
在TRIPS等多种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中规定，WTO的成员国要统一接受知识产权多边保护规则，这样就形成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统一规范性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各发达国家纷纷修改和调整本国知识产权法，力求继续主导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走向。如2011年9月，奥巴马签署《美国发明法案》，表明新修订内容将陆续开始发挥作用。自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后，我国相继制定并修改修订多次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技术合同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而逐步形成开放性、国际化的现代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2.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品不断发展和最新科学技术的运用，知识产权的应用领域和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如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详尽并适用于特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等，保护期限较之以前延长。但是，将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保护水平的提升和提高也就形成了新型技术垄断。如我国近些年来3G移动通信标准、华为思科事件等，充分反映了国际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下的贸易保护壁垒。
3.知识产权审查国际化
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以共同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模仿行为，因此它们更为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审查国际化，以求得更多由于知识产权保护设置而带来的利益。专利审查的国际化和保护统一联盟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审查效率，降低了各国付出的成本。同时，也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产生了冲击。
二、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不断提出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2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强调了以下一些内容：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这反映了作为计算机软件大国的美国的利益，也反映了软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强调了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强调了对于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在专利保护上，强调了对几乎所有的发明都应当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了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以上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
在合法的贸易中，既有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可能不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但在假冒商品的贸易中，则始终存在打击假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论是假冒他人的商标、厂商名称和商品包装等，还是盗版或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有技术，都是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所以，TRIPS协议的原有题目是“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重点之一是强调打击假冒商品，从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二、TRIPS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关系
在TRIPS协议产生以前，国际上已经有一大批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存在。TRIPS协议在贸易的角度定义或强调知识产权的同时，还明确了它与其中的四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关系。依据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遵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款，但不包括协议明确排除在外的条款，也不包括两个公约的程序性条款。这实际上意味着，TRIPS协议关于工业产权（专利、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和版权的保护要求，不仅仅局限于协议本身，还包含了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款。可以说，关于工业产权的保护标准是TRIPS协议加巴黎公约，关于版权保护的标准是TRIPS协议加伯尔尼公约。而且，TRIPS协议关于工业产权和版权的保护标准高于巴黎公约或伯尔尼公约的标准。
TRIPS协议还提到了《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罗马公约，又称邻接权公约）、《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处理与这两个公约的关系上，TRIPS协议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在相关条文中列举了或强调了两个公约中某些内容，并做出了适当的修订。这样，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来说，在关于邻接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可以只考虑TRIPS协议的要求，而不必考虑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由此看来，TRIPS协议提供的关于邻接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标准，低于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
三、争端解决程序
TRIPS协议明确规定，当成员之间就本协议的执行发生争端时，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进行协商和解决。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协议中，《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为成员解决各种贸易争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争端提供了一整套程序，如争端的发起、磋商、争端解决小组的裁定、上诉和执行有关裁定的监督等。根据规定，如果败诉方不执行或没有完全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争端解决机构可以授权胜诉方采取不同程度的贸易制裁措施，直到败诉方完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这样，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国际上第一次把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国际贸易挂钩，使得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带有了某种贸易上的强制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TRIPS协议看作是实体性规定，把争端解决程序看作是程序性规定。
四、TRIPS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类别的成员来说，TRIPS协议生效的日期不一样。根据TRIPS协议的过渡规定，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有一年的过渡期，于1996年1月1日生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有一个目前一日期起的四年过渡期，也就是说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日起有五年的过渡，于2000年1月1日生效。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享有自1996年1月1日起的10年过渡期，于2006年1月1日生效。这样，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日起，实际上享有11年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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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产权权利担保对于明确国际货物贸易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的最终责任方非常必要。在国际贸易中，货物的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可能既没有侵犯卖方国家所保护的工业产权，也没有侵犯买方国家所保护的工业产权，但由于买方把这批货物转销往其他国家而侵犯了该转售国所保护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如果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卖方已就货物涉及的知识产权进行权利担保，那么知识产权纠纷的责任就应由卖方承担。[1]
2，识产权权利担保对于减少买方因知识产权纠纷而产生的损失非常必要。在货物贸易中，涉及知识产权纠纷之后，可根据合同规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来减少买方的损失。卖方有义务对该第三者提出，或对第三者的控告出庭应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规定由卖方承担诉讼费用；卖方如发现有可能引起专利权诉讼的情况，必须及时通知买方，以便买方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就能减少买方因知识产权纠纷产生的额外费用而造成的损失。
此外，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权利担保，还可以间接起到减少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机会。通过分配由谁来承担侵权的最终负担，来减少侵权发生的可能性。[2]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第三方以知识产权为基础就货物主张权利或要求的情形可能出自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卖方交付的货物是没有得到作为专利技术拥有方的第三方许可而制造的；第二，卖方交付的货物冒用了第三方的商标，或即使卖方使用的是自己的商标但因未在销售地国登记注册，而被第三方抢注的；第三，卖方交付的货物侵犯了第三方的其他知识产权，如版权等，或在保护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的国家，卖方未经第三方许可而冒用的。[3]
鉴于此种情况，如果有买卖双方当事人自己在合同中约定是很细碎繁琐的事情，所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42条对此问题做出了规定，只要当事人运用即可，不必在此问题上花费更多的谈判成本。
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2条的制定历史。
公约的前身海牙《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ULIS）第52条是否有包含这样的权利，对此学者有不同的看法。Honnol认为没有，但是Dolle认为ULIS也扩展到了知识产权。[4]ULIS第52条题为财产权的转移，要求卖方提交的货物不存在第三人的财产权或担保物权，不允许第三人向卖方提出任何这方面的权利请求。它没有明确描述卖方是否、如果是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保证所提交的货物不存在第三人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或第三人在这方面的权利请求。德国的学者认为货物收到第三人知识产权的烦扰，就是ULIS第52条目的下的所有权瑕疵。[5]大多数的国内法律体系也把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界定为对所有权瑕疵的一般法律责任的一部分。
在国内法中这样严格的责任是恰当的，但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在一个国际文件中要求卖方在世界范围内对货物知识产权担保承担严格责任，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所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考虑到知识产权担保问题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就被排除在了公约之外（1976年日内瓦草约第7条（2））。在没有公约明确规定，而学者有看法各异时，如果双方当事人有没有约定时，在实践中就陷于了比较混乱的状况。所以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意见都倾向于制定一个明确的规则对此问题进行规制。在UNCITRAL第10次会议上，特别工作组于是制定了一个关于买方知识产权担保的条款，本质上对应的就是现在的第42条。[6]其目的就是将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责任限定在可预见的范围内。[7]我们可以从下述的内容中看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8]首先，通过适用地域限制；其次，通过引入要求缔约时就存在权力瑕疵的时间限制。
三，公约第42条规定的责任。
Ⅰ，公约不规范的。
第三人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存在与否是否与货物有关、在这方面有什么可适用的救济来对抗买方，买方依诚信行事能否使货物免受第三人知识产权的烦扰，这些问题由法院地的国际私法指引的准据法来决定，作为规则，此准据法多为公司注册登记地法律。存在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一大特点是要受到地域限制，相对于货物本身的所有权不受地域限制的情况而言恰恰相反；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区别是在此领域中的非常重要的国际公约大多要求“国民待遇”和统一基础保护。
Ⅱ，责任前提。
（一），第三人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
1，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这一点可以从条款的遣词上看出，公约中并没有给“知识产权”下定义。它到底都包括什么主题呢？公约第7条指出，解释公约必须考虑到公约的国际条约性质。然而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知识产权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地域性，这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可能不完全相同，国与国之间的知识产权制度会相差很大。所以，此时应考察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公约，[9]如伯尔尼公约（1967）、巴黎公约（1971），TRIPS中的相关规定。公约秘书处评论（最接近权威的官方解释）提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中的第2条第8款。这项规定对界定公约中所说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非常重要。考虑到公约制定的时间较早，秘书处提到了的是那时相较而言定义最广泛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定义，由此可见公约的倾向是最大程度的放宽知识产权的外延。而现在，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作了进一步的扩大，且其与贸易相关，成员国众多，因此宜以其中的知识产权范围为基准。所以，知识产权的范围至少应该包括版权及相关权利、商标、专利、地理原产地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这几个方面的主题。
2，知识产权的概念不扩展到人身权利如姓名权或肖像权。[10]此处不涉及使用一个姓名的权利，也不涉及未经照片所有人同意而使用其照片从而引起权利人要求停止使用的权利。在一些国家的国内法中，将这些情况归于导致所有权瑕疵的责任。那么公约中是否将之归于第41条的责任还是对之类推适用第42条以便仅加诸于卖方一个有限的责任？后者的方式更好。知识产权因其本身就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两个层面的意义，所以要在知识产权和人身权之间划一个清楚的界限本身就很困难。与第41条的第三人的属人属物的权利相反，人身权不具有具体有形的客体，人身权的功能更像知识产权。此外，两者的利益是可比的：第42条下卖方的责任有特别的限制，因为知识产权在各国间的差异很大；界定侵犯相关的人身权很难，通常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仅有一线之隔，并且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界限也千差万别，所以，很有可能货物上使用了某个名字在买方所在国接受这笔买卖（即不认为第三人的姓名权会干扰卖方正常的享有对货物的权利）但是在另一个国家会认为这侵犯了第三人的姓名权、与知识产权接近的所有权外的禁止使用权。所以类推适用第42条是恰当的。
（二），权利请求（claims）。
知识产权的确定存在与否不相关，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货物使用了与受保护商标相似的商标，卖方相信这不会有混淆的危险，但是受保护商标的持有人主张了权利。相似的情形可以想象也会发生在注册的外观设计和版权的情况下，假定构成责任的其他条件都满足，就剩下卖方反击第三方请求的问题了。
卖方自己的权利和权利请求不适用第42条，它与买方使用货物是否会受到第三方权利妨碍不相关。
1，不要求第三人主张他的权利，只要有第三人权利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就足以使卖方承担责任。有人或许会认为，在没有第三人诉诸它们的权利的情况下，卖方没必要承担权利担保责任，因为买方仍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处分货物。如果一段时间后，第三方决定诉诸他的权利，买方仍可以要求卖方赔偿。尽管如此，第三人的权利就如悬在买方头上的一把达摩利斯之剑，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落下，使得买方不敢充分处分货物，这对买方而言是商业上不能接受的。[11]此外，考虑到卖方将来失去清偿能力的可能性，买方有可能无法行使追索权。[12]所以，第三人的权利的存在足以构成对买方处置货物的妨碍，卖方必须承担责任。
2，没有法律根据的、轻率的权利请求是否在卖方的担保范围内。一种观点认为，第42条的用语并没有要求第三人权利请求的法律正当性（如法语与西班牙语的公约版本），而只是代表了一种请求。因此，即使第三方主张请求没有法律根据，仅仅在于恶意损害买方的利益，卖方也应承担责任。
然而，秘书处评论反对这种过于宽泛的责任。考虑到第42条的宗旨是限制卖方的权利担保责任而不是象第41条那样强调保护买方的利益，对于这种毫无法律根据、目的仅在于贬损买方的信誉的无理请求，卖方不承担责任。以上第一种观点无疑是鼓励买方将商业风险转移到卖方身上，这也是有损诚实信用原则的。
如此看来，使卖方负责的条件之一似乎是要求第三方的权利请求是善意行使的。这在逻辑上似乎可行，但是在实践中，买方很难判断、举证第三人的权利请求是恶意的、没有法律根据的，这往往使得买方不知道是否应停止出售货物或使用货物以减轻侵权的程度。对于轻率的权利主张，买方有免于承担花费时间金钱抗辩的风险的利益，并且卖方常常有更有利的地位。如：（1）与专利有关的请求；（2）针对的是一个技术复杂的产品；（3）买方没有相关的技术知识和技术专家，例如卖方只是一个零售商，只有卖方才有能力判断权利请求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产品有必要的充分了解来对抗第三人。笔者认为，从政策选择的角度，卖方处于对抗此种权利请求得更有利的地位，应由其负责在上述几类情况下的不分善恶意的第三人权利请求。
（三）卖方承担知识产权担保的时间范围。
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卖方交付货物后多长时间内对第三人根据知识产权对货物提出权利请求承担保证责任。有人认为正如第41条一样，货物不受第三方权利妨碍的时间通常是交货的时间。如果是在卖方所在国交货，没有有关的知识产权存在，但是在使用国有这样的权利存在，如果第三人基于一个未确定的知识产权提出权利请求并且他主张在交货时权利就存在。那么这也是在担保的范围内。缔约的时间仅与买方的“知道”及使用国的确定有关。第三方权利存在于缔约时的事实严格说来不是产生责任的条件，因为卖方在交货前可以通过获得第三方许可或通过一个法律程序来成功的击败它的有效性来排除妨碍货物的权利。[13]实践中各国对公约的理解和解释各个不同，因此，对卖方有利的办法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做出约定。
（四），有关地域问题。
1，使用地。第42条（1）（a）中对第三人的责任与对货物本身瑕疵的责任相近，因为在第35条（2）（b）下卖方也为货物不适用于特殊目的负责，前提是卖方在缔约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该特殊目的。对于第42条（1）（a）的"转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中的连接词“或”应该理解成“累积性的”考虑到当事人的缔约自由，如果当事人既约定了转售又约定了使用，那么把“或”理解成互斥性的是毫无意义的。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提到了几个国家，那不就增大了卖方的义务了吗？但是，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通常包含禁止货物的转出口的条款，这就限制了卖方的责任。因此，如果卖方不能或不打算在多个国家提供担保，他可以在合同中作明确地排除。
上述担保责任仅发生在使用国是缔约时双方可预期的情况下。“预期”不必是书面明示的，虽然书面的文件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有助于举证。如果情况足以表明买卖双方通过肯定性的行动默示的考虑到了一个国家，则也视为“预期”。如果买卖双方以前有过多次交易，足以明确显示出买方的目的，那么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否则没有必要每次都在合同中对此做出规定。[14]
2，买方所在国（第42条（1）（b））。这一国家的确定通过参照第10条，据此，买方营业地须是一个确定性的因素。缔约后买方营业地的改变不能扩展或改变卖方承担的担保责任的范围。第42条（1）（b）和第42条（1）（a）不能同时使用。这一条款的构成模式与第35条（2）（a）（有关货物本身的瑕疵问题）相似，即在合同没有约定时要符合货物的通常目的的要求。
3，卖方所在国。卖方所在国存在影响货物的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请求严格来讲不产生第42条下的担保责任。因为知识产权是有地域性的，买方不关心卖方所在国的情况，他仅关心自己所在国或货物目的地国的情况。当然，如果卖方所在国的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请求导致了货物在第42条（1）（a）或（b）所指的国家受到了妨碍，就是另一回事了。例如：根据国际私法规则某一外国的知识产权在卖方所在国被承认，或根据国际公约如《欧洲专利公约》第64条（1）或《马德里商标公约》第4条（1）被承认，如果卖方国家的权利持有者直接对卖方提讼，就会导致卖方违反他的交货义务（第30条）。
4，转运途经国。公约对这个问题没有涉及，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内立法都规定，专利权人对途经该国的运输货物不能行使权利。此种情形下货物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是故在此情况下卖方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假如最后的制造过程或对货物的包装是在运输途经国进行的，而这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可能导致货物被没收。[15]这种情况下，责任的承担取决于谁发起了这些行为。如果是买方指示卖方或由于买方自己使用货物造成侵权，则由买方负责（第80条）；否则相反，因为此时货物尚未交给买方，卖方将违反他的义务（第30条）。
（五）卖方知道或可归责的不知道。
卖方的担保限制在如果卖方在缔约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关于“知道”在实践中争议不大，但问题是“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卖方有义务对双方考虑到的国家中存在的第三人权利进行调查吗？
一种观点认为“不可能不知道”给了买方一种证明卖方过错的一种选择方法，另一种观点将其解释为卖方过错的一个因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卖方严重过失的表现。这些观点都有道理，此外我们认为它还意味着一种行动，即如果一个人进行了一定的活动，他就能够“知道”。这种责任意味着卖方应对双方考虑到的货物销往的国家中是否存在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进行调查并及时通知买方，这也是确保双方之间履行诚信原则（公约第8条第2款）所必要的。因此，这种调查是卖方的附随义务。
1，卖方调查的附随义务。根据秘书处的评论，如果处于争议中的知识产权在目的国公布了，卖方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假定有一个调查情况的义务，至少是在登记了的权利方面。在分析中，解释就更倾向于问题的实质，因为时常的情况是卖方了解有关货物的竞争对手，所以他可以预见可能存在的侵权。此外如果卖方的附随义务被否认，那么卖方就会总是称其不知道存在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的情况，公约第42条就会失去它的法律意义。
然而，一些不同意见利用公约的制定历史和公约不同的语言文本来支持否定存在这种义务的主张。西班牙文、英文、法文版本都使用了模糊的表达方法，没有施加给卖方此种特别义务，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意思上解释这个词语。固然公约第42条的目的在于限制卖方的责任（如前文所述），但主要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独立性使得卖方仅可能对特定国家存在的第三人权利作出保证，并没有否定卖方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作为货物的出售者，其相对于买方更有条件了解货物是否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识产权，让买方对所购货物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是不符和情理的，除非双方在合同中对此做出相反的约定。如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买方处理在使用国的登记了的知识产权问题，这就减轻了卖方的调查责任。
2，卖方在何种程度上有义务进行调查？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的卖方的标准。调查的范围依赖于特定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公布情况和方式、卖方的个人能力（是专业的还是小型贸易经营者）以及货物将被转售或使用的国家。
多数国家都对专利和商标进行登记，以使得公众了解到存在的无形权利。当第三人的权利被公开时，卖方的这种调查义务就是无条件的。即使卖方可以依赖于买方所提供的信息，他们也无法逃避这个义务。[16]但是，对于非登记的知识产权，例如版式设计、技术秘密，就很难合理的要求卖方去调查。因为实际上认定卖方主观上“不可能不知道”依靠的是推定的方法，即在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已在合同约定的国家被公布的情况下，卖方有调查的义务，如果卖方没有这么做而造成所出售的货物侵犯了第三方的知识产权，他应对此负责。如果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没有被公布，卖方便无此种义务，因为即使他进行调查，也发现不了什么，因而此种情形下卖方不承担责任。
不是所有的卖方都应该承担相同的职责。如果卖方是相关国际贸易领域的大公司，它就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查清是否存在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不管是哪个特定国家。相反，如果卖方只是小型对外贸易商，就不能指望他与前者承担相同的责任。[17]而且，特定的国家对卖方的这种义务也有很大影响：在与卖方所在国相邻的国家，这种调查的程度要求就比在离卖方所在国很遥远的国家要高。[18]当然，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大方便了卖方进行的这种调查。特定国家离卖方所在地的远近或许不会这么重要了。然而，到目前为止，利用网络检索知识产权还未方便到足以消除这种地理位置的差别的地步。
3，告知买方的义务。不论卖方的规模大小、是哪一个特定国家，卖方必须告诉对方当事人他的调查结果。如果第三人的权利是在合同签定后才产生而卖方又知道这一事实，由于双方互负合理行为的义务，卖方的信息有助于买方改变处置货物，从而避免损失的发生。例如卖方可以将货物转发到一个不存在此知识产权的国家或及时取得一个恰当的许可。卖方违背此义务会导致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Ⅲ，卖方担保责任的排除。
（一）买方知道或可归责的不知道。第42条（2）（a）规定如果买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存在第三方知识产权时，卖方不再承担责任。公约第42条（2）（a）的规定结合第42条第1款就会得出一个矛盾的解释。如果发生争议，卖方可以首先辩解说他在订约时不知道第三人所主张的权利存在；买方可能会说专利已经公布、商标已经注册，卖方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权利存在；卖方这时可以主张，既然凭专利公布、商标登记推定卖方明知，那也应基于同样理由推定买方明知，买方比卖方更有条件知道第三人知识产权的存在。根据第42条第2款a项，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权利存在，卖方就可以免则。
为了避免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有必要讨论一下买方的调查义务。
显然，买卖双方的调查义务不是对等的，卖方的要大于买方的。但是，如果买方有能力或更容易对约定国的知识产权情况作出估计，他就不应该从卖方的担保中获益。因此，对于买方小心谨慎就能发现的以及知名度很高的知识产权，买方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此外，如果买方缔结合同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第三人的权利，他有义务告知对方当事人，这是因为合同当事人之间有合理行为的义务。[19]
买方知道或可归责的不知道的相关的时间是缔约时，买方后来才知道不会导致此条款的卖方责任的排除，但是可以引起发出第43条（1）下的通知的期限的开始。
（二），根据买方的指示。
1，卖方责任的排除。第42条（2）（b）明确所指的是遵照买方提供的技术图样、设计、款式或其他规格。买方给予的一般信息以及表达的愿望给卖方留有空间去实施卖方自己的决定，特别是允许卖方去选择一个替代性的、非侵权的生产方式，不能排除卖方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卖方的责任仍以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相关的权利请求为条件。另一方面，此条款的运用并不要求以买方知道遵照他的指示会导致侵权为前提。
但是，如果卖方认识到第三人权利可能会遭到侵犯，诚信原则苛以他将事实提示买方注意的义务。[20]如果他未能如此（并且假定他在缔约时知道这个权利）他就不能依第42条（2）（b）而获得责任免除。他的随后的知道并且未通知买方可能导致违反辅助义务的损害赔偿。但是如果通知之后买方仍然坚持卖方要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卖方的责任终止。
2，卖方救济。第42条（2）（b）没有表述卖方可以以什么救济对抗买方。如果后者的指示导致了卖方在其所在国侵权，能够很容易指向CISG第61至65条，不应该援用其内国法（公约第7条（2））。[21]
买方提供技术图样等是一个附属义务，同时买方还隐含地有义务保护卖方不会因遵循其指示而受到伤害。如果卖方认识到遵循买方指令会导致侵权，他可以首先要求买方以一种避免这种侵权的方式来履行卖方的义务（第62条）并且指定一个宽展期，在此期间内买方改变其指令或者有可能的话去获得许可（第63条（1））。如果不能以一种非侵权的方式来完成货物或买方坚持要卖方遵循他的可能导致侵权的指示，买方就构成了根本违约，卖方由此而获得解除合同的权利（第64条（1）（a））。期待卖方审慎地侵犯第三人权利并且因此将自己置于可能受到损害赔偿请求的地位是不合理的。但遵循买方的指令已经导致了侵权的时候，买方因违反他的附随义务而按照第74条对卖方的损失负责；卖方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民事责任总是第74条第二句下的一个可预见的后果。但是如果卖方意识到侵权的可能性，买方负担的损害赔偿必须根据第77条第二句相应的减少。
（三），未能发出通知。
如果买方未能根据第43条（1）发出通知，他就丧失了他由于第三方知识产权对货物造成的影响而产生的权利，除非他有根据第43条（2）或第44条的例外。
（四），免除责任条款的效力Ⅰ。
通过第6条的功能，当事人自由的决定整个或部分的排除将第42条适用于他们的合同，这种排除条款的有效性取决于根据国际私法指引的国内法的规定。（第4条（a））。但是各国法律大都有一个普遍的规则“一个人不能免除自己对因自己的过错甚或是疏忽大意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因为仅在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才产生责任，所以他不可能通过合同排除自己的责任。
[1]蔡四青：《对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权利担保的认识》，《学术探索》，2003年第6期，第47页。
[2]不能限制第三方权利人针对卖方还是买方主张权利，只能安排后果的最终承担者，并且这种安排并非无限制的，本文后面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3]徐俊、朱雪忠：《论知识产权担保》，《科技与法律》，1998年第4期，第35页。
[4]FritzEnderleinProfessorofLaw,Potsdam：《RightsandObligationsoftheSellerundertheUN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此案法官认为对卖方调查义务的要求因卖方的规模、类型而定。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4
知识产权是指人们自身所拥有的智力成果。虽然人们可以利用智力去创造一些有形的成果，但是由于智力自身是无形的，所以知识产权也被界定为无形产权。
1.2独立性
知识产权的开发商享有“特定”的知识产权，从范围上来说是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产权所有人享有对该知识专利的独占权或专有权，在该时间范围内，具有一定的自。自主知识产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权利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独立行使知识产权，他人无权干涉；二是权利人一般有权拒绝任何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知识产权。
1.3区域性
随着国际化水平的提高，知识产权的区域性保护也越来越被重视。知识产权的区域性是指知识产权的使用要局限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如果超越了这个区域，将被视为侵权行为，可以追究相关责任。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是强调合法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注重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鼓励广大人民从事知识创造劳动力的能力。知识产权具有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属性，知识成果的传播和应用不仅会给创作主体带来利益和报酬，同时也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
2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近几年国际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非常必要。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2.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随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不断发生，企业需要意识到自身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方向的实力和重要性。据统计，在我国，企业每年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中，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有成百上千种，但每年申请的专利数却较低，企业更加重视的是对有形资产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无形资产的保护，这导致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知识产权被“抢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分水岭。目前，我国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许多当事人，同时也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具有很大的复杂性。
2.2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人才
如果在一个企业没有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部门，那么可以说该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企业如果涉及知识产权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纠纷，由于自身没有该方面的专业人才，其处境往往是非常被动的，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来聘请外部人员回应。企业在专业性较强的专利申请或者是商标注册、产权谈判以及分析工作等方面的人才缺乏，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3知识产权的法律亟待完善
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目前，很多跨国公司试图在其垄断范围内实现用非法方式限制知识产权。在非法垄断滥用知识产权的观点，目前很多发达国家通过反垄断法加以限制，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合理的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企业可能遭遇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的困境中。
3加强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3.1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要加强知识产权登记的意识，作为一种无形财产的权利，知识产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其合法化途径一般是注册和申请专利。但我国许多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专业知识，一些有影响力的商标被国外公司注册，导致相关企业被限制进入市场或被迫退出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事件时有发生。中国企业不仅要遵守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惯例，而且要善于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在知识产权意识缺乏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企业为数不少，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往往是长期性和高成本的，因此，相关的诉讼通常最终以和解方式结束，很少有法院判决。自有知识产权的指控的同一技术领域企业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交叉许可模式以及原告达成和解协议，从而能够少支付巨额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企业应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在完善并且确保应用程序核心技术专利的同时，通过非核心技术的专利申请，发挥自身专利竞争优势，增加谈判筹码。
3.2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自20世纪末，欧美国家、日本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开始着手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从而不断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为了赶上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国家，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要不断地树立全球战略意识，通过对国内外知识产权的相关案例进行研究分析，改革策略，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深化到企业内部，使企业不但成为投资的主体，而且也要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先行者。二是鼓励并支持企业加大对相关产品和专利的研发投入，以适应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要求，企业的核心问题是要不断地把自己是产品和专利延伸到上游产业中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工业加工和制造业更大的比较优势，逐步改变现在的“中国加工厂”论。三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有相关的人才，必须重视并不断培养相关人才。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商业经济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需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日益密切，当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遭遇国际贸易自由化(1)时，两者是怎样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还是紧密联系的？文章做了简明的分析。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国际贸易是全球化的推动力。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1.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2007年，我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净增加4134亿美元，全年累计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市场不断遭遇知识产权纠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密切。 伴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保护的过度加强，会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产品和生物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应采用不同的知识产权策略。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链的开端，而知识产权的形成和界定贯穿于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农业社会中，对部分群体的知识产权侵犯构不成对社会发展的阻碍。随着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促进和推动作用，超过任何一个时代。此时，对知识产权加大保护力度，对社会效率的增加作用明显。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社会效率的增长逐渐缓慢，当社会效率达到最大值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能够很好地权衡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垄断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当保护标准超过该点时，社会效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因此，高标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效率的上升。 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各国应寻求适度保护标准，在静态损失与动态效益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发展中国家应建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将知识产权中保护垄断的尺度控制在"保护创新"的边界中。 2. 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随着相关承诺的逐步实施，围绕知识产权问题所进行的竞争，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形式。只有制定适宜的知识产权战略，才能有效地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和经济安全。 ⑴ 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专利战略 对我国来说，研制出高新技术还不够，拥有有效的专利战略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专利战略，并把它作为知识产权战略的核心。但是我国大部分的国内企业还没有申请过专利，因此，制定有效的专利战略，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刻不容缓。包括：1．基本专利战略，企业在准确地预测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将核心技术或基础研究作为专利申请的基本方向。2．专利与商标相结合战略，企业间签订协议，相互交换专利的使用权和商标的使用权。3．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的专利权运用战略，企业在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前，先在输入国申请专利，保护资本、技术和产品的独占权。 ⑵ 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 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自身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立法和配套法规，要借鉴相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建立起以知识产权专门立法为核心，《对外贸易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贸易环节的法律法规为补充，《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为支持的法律框架体系。进一步改善与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配套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增强配套法律的可操作性。 ⑶ 增强我国企业和全社会在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我国企业缺乏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境外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数量较 低。据调查，我国企业申请国际专利件数不足2.2%。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民营以及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申请国外专利的比例更小。我国50个最著名的品牌商标在调查的5个国家（地区）注册情况中，未注册的比率高达53.2%。我国企业必须加强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政府也应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尊重、维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⑷ 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我国技术创新的激励、决策、运行、调节、扩散等机制的建设不够完善。在政府层面，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设立技术创新基金；在企业层面，确立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把技术创新与市场相结合；在研究机构和高校层面，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企业自主创新中的中坚作用，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建立技术中心。 ⑸ 运用WTO规则解决知识产权争端 我国要充分利用世贸规则解决贸易争端，比如在中美贸易中，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软肋"之一，现在，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正在步调一致地展开行动。美国也多次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理由，用WTO规则向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发难。对此，中国应积极应对，运用WTO规则解决有关知识产权的贸易争端。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6
[摘 要] 专有技术的秘密性是该技术商业价值的重要基础和交易前提，因而，在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保密问题经常成为交易成败的关键。本文在分析专有技术特质的基础上，探讨了专有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方式，以及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交易双方如何在保密问题上建立互信等问题。文章还从宏观的角度，评述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论文关键词】 专有技术 秘密性 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自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专利法及英国1623年作为反垄断例外的现代专利法保护制度形成以来，专利权一直是国家授予个人的有期限独占权。专有技术虽无授权，但也在不同国家的相关法律保护之下。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问世后，对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并逐步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体系，由三个国际组织管理，分别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体系和《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管理《世界版权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管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调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发展莫过于TRIPS协定的出台，因为该协定第一次把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联系起来，并使后者成为影响前者的重要因素。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随之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有这样两个案例：一位美国华侨研制出一种新型变压器，欲在其家乡广东某市寻找受让方。某厂有意受让，但要求对方先介绍该变压器的技术性能或提供有关技术资料，方可作决定。对方未作反应，不了了之。 另一案例涉及专有技术加工贸易。美国某家具五金公司有意与珠三角一家外向型家具五金公司签订来样加工贸易协定。在建立正式贸易合作关系之前，美方公司要求中方公司必须与其先签订《技术保密协议》。由于该协议的标的是专有技术，因此，美方公司没有明细拟委托中方公司进行加工的产品式样，而是概括性地要求中方公司对其提供的所有专有技术产品式样承担保密义务。中方公司不得生产加工与其提供的式样相同或相似的产品，不得允许他人参观其技术产品的生产流程，不得泄露其技术秘密（包括中方公司的员工），等等。任何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一经发现，中方公司必须向对方支付50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中方公司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表示不能接受对方的概括性保密义务条款，只同意就某一具体专有技术加工协议所涉技术承担保密义务，并且要求美方公司对协议项下的专有技术提供说明和图示，理由是：如果美方公司提供的专有技术式样与中方公司已拥有的专有技术产品式样相竞合，一旦签约，中方公司便不能再生产自己原有的专有技术产品，否则就构成对美方公司的违约或侵权。由于双方在保密问题上互不相让，磋商无果而终。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专有技术保密这一关键性问题。为何保密问题在专有技术贸易中如此重要？怎样从法律的角度增进国际专有技术贸易当事人的互信以利贸易的顺利进行？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专有技术的特质作扼要介绍。 二、专有技术的涵义及其秘密性特征 “专有技术”译自英文“know ～how”，又称“技术秘密”、“技术诀窍”、“非专利技术”等，其法律定义，迄今也不统一。目前，对专有技术作出的较有影响且被许多国家采用的定义为1969 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保护工业产权国际联盟会议上通过的匈牙利代表团的提案:“专有技术指享有一定价值的、可以利用的、为有限范围专家知道的、未在任何地方公开过其完整形式和不作为工业产权取得任何形式保护的技术知识、经验、数据、方法或者上述对象的组合。”我国未对专有技术的定义作直接明确的规定，而是从工业技术和生产管理及商业经营几个方面有所侧重地作出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规定的技术……包括（二）以图纸、技术资料、技术规范等形式提供的工艺流程、配方、产品设计、质量控 制以及管理等方面的专有技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中未明确规定“专有技术”，但对“商业秘密”的界定里明显涵盖了专有技术的内容：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可见，专有技术是一种以秘密性为重要要件、事实上占有而又未取得专利权、未经法律授权的技术。由于未申请专利，所有者只能依靠自身严密的保密措施来维护其对技术的专有权，因为一旦被公开，该技术便进入公有领域，其商业价值随之 丧失。有鉴于此，国际上成功的企业无不对其专有技术秘密特别重视。美国斯诺敦公司总裁桑德拉?斯诺敦女士在她的《全球优势---你的公司如何在世界市场取胜》一书中，论述了参与国际贸易应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提高警惕性。IBM公司面对外国间谍的猖狂活动，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保密措施，建立稳定化、规范化的保密制度。而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叱咤风云上百年，其对配方实行的“限定知悉范围”原则是关键。对于可口可乐的关键配料，公司总部的三个高级职员各管一样，而且这些人互不知道另外两样配料是什么。分设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厂使用的原料是公司总部提供的“浓缩液”，根本不知道配方秘密。 三、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秘密的保护 1.法律保护 据统计，国际技术贸易总量中的90%都涉及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许可，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专有技术虽然处于秘密状态，不象专利那样直接申请法律保护，这并不等于专有技术不受法律保护。反对“不公平致富”、“不正当竞争”、或者“恶意行为”，主张“任何人不得靠有意损害他方的行为来牟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立法价值。迄今，对专有技术的法律保护体系已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立法中展开。 (1)知识产权国际协定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首次将“未披露信息（undisclosed information）”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普遍认为，TRIPS中有关“未披露信息”的规定就是对商业秘密的规定，其中涵括了专有技术的法律特点，可以说是对专有技术持有人的权利第一次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予以保护。后于TRIPS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完全照搬“未披露信息”条款的内容，只是将“未披露信息”换成了“商业秘密”。 (2)反不正当竞争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1996年起草的《反不当竞争示范法》中明确规定“侵犯商业秘密”为不正当竞争。该《示范法》第6条第3项对“侵犯商业秘密（secret information）”的解释与TRIPS第39条“未披露信息”的含义一致，显然，专有技术也被纳入其调整范围。虽然该《示范法》尚未获得通过，但其作为示范法对知识产权国际国内立法的作用不可忽视。 (3)国际技术贸易规则 20世纪70年代，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国际社会在多国集团分头努力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技术转让守则草案》，旨在建立调整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国际统一法。由于在许多主要问题上各国立场相去甚远，未能在联合国贸发会第五届会议上获得通过。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当时提出的10多份有关专有技术转让的文件，如着重于专有技术转让合同谈判受让方可提要求的1979年《合同评价指南》等，则为各国进行技术贸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合同蓝本。 (4)我国立法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也没有制定有关保护专有技术的专门性法律，对专有技术的保护分散地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48条规定，“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支付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2条规定，雇员在受雇期间及解雇或离职后一定时期内，对其因职务上的原因所接触到的一切技术秘密，承担保密义务。《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理》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受方应当按照双方商定的范围和期限，对供方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了侵害专有技术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予以制止。《刑法》第119条、220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事责任。 2.自我保护 (1)必要性 TRIPS前言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是“私权”。私权的保护主要由权利人利用国家现有法律体系的救济手段维护权益。就专有技术而言，法律保护的范围只限于对非法获取的秘密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泄漏的秘密加以禁止使用，如果秘密是意外发现的或由平行工程或反向工程发现的，法律则不予禁止。这就给专有技术权利人提出了如何加强技术秘密自我保护防止他人意外获得的问题。上文所述可口可乐公司配方的保密就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例子。众所周知，专有技术持有人之所以不将其核心技术申请专利法保护，就是想通过自身严密的保密措施牢牢地永久地保持其对该核心技术的独占，因为，如果申请专利就必须在《专利申请说明书》中公开其技术秘密，而法律保护主要是通过对侵权或违约行为的事前禁止和事后责任追究及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等方式 来实现的，其对侵权人的威慑力是可以预见和有限的，而受害人为此遭受的损失则可能是无法预计和无限的。试想，可口可乐公司如果将其配方申请专利保护情况会怎样？势必：官司不断，耗时费力，损失巨大！ (2)贸易中秘密的保护 专有技术贸易过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合同签订前的准备工作、合同的签订以及合同的履行及后续工作。 在合同签订之前，需要对对方进行调查。对于许可方(提供方)来说，需要对被许可方(受让方)的资信情况进行调查，如果对方的信用等级比较低，那么即使对方开出的条件很优厚，也应当谨慎从事。因为技术秘密具有“一旦公开就永远丧失”的特点，对方一旦获悉或泄密，技术秘密就不复存在。 在合同磋商过程中，被许可方往往要求对方披露一定的秘密信息。许可方可以在对方作出保密保证的前提下，披露一定的秘密信息。同时应当采用确认书等方式将披露的信息确定下来。 签订的合同条款应当完备。不论是专有技术转让合同还是许可使用合同，都需要包含“保密条款”，明确约定保密范围、保密措施、保密期限、泄密的责任等重要事项。 四、提高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增强国际专有技术贸易当事人互信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专门立法如《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相继问世，其他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如《刑法》、《民法通则》、《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等也陆续出台。另外，从1980年起，我国陆续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加入WTO后，我国又接受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无论从国内立法方面，还是在参加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对外合作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前总干事和现任总干事都认为，中国用了短短十多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 不过，在建立起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时间不长的我国，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还不强。观念的转变、意识的强化需要有个过程。龙永图反思了长达15年的WTO谈判中有关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代表的“激烈反应”，说了很深刻的一段话：“那时候，每当发达国家强调要保护环境和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就很反感，知识产权90%都在你们跨国公司的手里，保护知识产权不就是保护你们吗？……但是这几年我们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就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去创新，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具体到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第3页)，笔者认为，专有技术的保密比起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的保护对权利人更为重要，因为后三种权利处于公开状态，如果发生侵权，权利人不仅可以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而且可以继续行使权利从中获利，而专有技术的秘密一旦被泄露，则权利人只能靠追究违约方或侵权人的法律责任，无法继续凭借其对专有技术的独占获得垄断利益。因此，国际专有技术贸易具有较强的卖方市场特征，受让方在技术转让过程中首先应当尊重对方的专有技术知识产权，讲究商业诚信，保守对方的技术秘密，增加技术提供方的信任。当然，在专有技术贸易中受让方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样重要，这方面的教训在我国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的过程中并不鲜见。反思上文那两个案例。例一中的中方当事人缺乏尊重他人技术秘密的法律意识；例二中的美方当事人对其专有技术秘密的保护要求过高，使中方当事人面临高风险。归根结底，当事人未建立互信，彼此顾忌防范，是交易失败的首要原因。 总之，在国际专有技术贸易中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保守其中作为交易前提和基础的技术秘密，从小处看有利于促成国际技术贸易活动的顺利进行；从大处看则关乎一个国家如何增强民众尊重他人智力成果及其衍生权利，同时又能促进保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意识，关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下，激励创新，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创造比较优势。这在资源全球配置、生产国际分工、技术分布失衡，财富分配不均的当今国际经济秩序下，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7
【摘 要】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给中国及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鉴于此，本文主要阐明了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的成因，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减少双方的这种争端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战略 贸易摩擦 中美经贸关系 一、引言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当中国刚开始准备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时，美国就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1989年到1996年，中美进行了四次正式的知识产权谈判。1996年的第四次谈判中美签订了三个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尽管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却有增无减。从2005年开始，美国还对中国进行所谓的“不定期审查”，以评估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情况。 二、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的成因 美国方面对于产生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原因 第一，知识产权产品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知识产权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对美国的经济影响重大。 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宣传，知识财产占美国企业全部价值的三分之一以上，高新技术的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知识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800万。 近年来，美国的外贸逆差逐年上升，尤其是中国更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与此同时，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却年年出现顺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会借助其优势产品来改善或扭转其贸易逆差。而拥有知识产权的美国公司也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和控制中获得利益。 第二，维护美国贸易政策的权威。 在二战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把知识产权列为其贸易政策的关键部分，以创造一个更加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框架。通过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WTO谈判所达成的一揽子协定，如期提高了美国发明人和知识产权持有人在海外获得和维护平行权利的能力。就国际体制而言，美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的落实。美国必须紧盯其它国家的履约情况，以真正确保美国的利益。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美国更是不能放过。 中国方面对于产生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原因 第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升级，高科技产品已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但是，许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并且中国许多公司还处于模仿阶段缺乏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使得知识产权纠纷成了目前跨国公司压制中国公司的强有力的武器。 第二，中国企业在引进国外技术时忽视各类技术标准。近年来，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借助于技术标准的特殊地位向中国企业发难已成为一种新动向，即所谓“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趋向。除以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发难外，更多情况是与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等相结合而发难，以维护其经济、科技的领先地位。技术标准在市场垄断中有着特殊的使命，随时准备套牢中国企业。 三、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知识产权申请困境。我国的专利申请费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而一些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提高专利申请费用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弱小企业在本国申请专利，从而进一步维护本国企业在技术垄断上的利益。这种现象导致了不公平的经济后果，即来中国申请专利的外国公司享受到了在中国申请专利时少缴纳费用的好处，而中国企业则被发达国家的高费用挡在这些国家之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无法甚至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 第二，我国政府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这个主要体现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还不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中。 第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国企业目前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很多企业将重点集中在生产制造业这种短期盈利多、见效快的经营层面上，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产权意识和专门人才。人才管理机制和队伍建设不到位是企业走知识产权道路的巨大障碍。我国不少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没有设置相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人才。这样不仅在主动争取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出口企业在面对美国政府发起的“337调查”的时候存在侥幸心理，指望同样被列入侵权人的其他公司来出面答辩或者根本将调查工作置之不理 ，最终落得大家一起败诉受裁的局面。 中国针对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的建议 1.面对严重的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性资源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经济安全的战略武器，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国家经济、科技、贸易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只有将知识产权战略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体国民的创新意识及对创新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意识，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具体而言，知识产权战略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第三，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第四，提高知识产权的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2.企业方面的应对措施 第一，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第二，培育和增强知识产权竞争力。 第三，面对美国的知识产权起诉，企业应积极应诉。 四、结束语 知识产权纠纷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焦点问题，严重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国门，获得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政府应完善各种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企业也应该积极地投身于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上，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知识产权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少中美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同时也使中国企业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8
摘 要:从世界经济上角度来看，在中国市场上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我国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关键词: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启示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 拥有知识产权对国际贸易的正面影响 第一，拥有较多高质的知识产权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从目前的国际形式来看，贸易出口对知识产权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由于各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的要素禀赋不同，一国就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使得在国际贸易中某些技术和产品的优势得以发挥。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迫使其他国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可以为其带来竞争上的优势，而在此过程中，它可以将企业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产业优势。因此，当一个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多且质量高时，从一定程度上看，它就拥有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通过产业链的传导机制将会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第二，拥有知识产权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范围。就目前所知，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不仅渗透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中，而且使其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贸易形式。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尤其是技术贸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能够向专利技术所有人提供权利保护，加大专利技术所有者对自身新产品保护的程度，在一定时期内遏制其他企业对其新产品的模仿和伪造，从而加剧企业产品市场规模的加剧扩张，加大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范围。 第三，拥有知识产权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产品的组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进行就是为了利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的劳动力，使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他们产品的制造者，而将核心技术在本国自己开发，就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 从而可以利用知识产权拥有垄断优势———这样既可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又可以利用新产品的垄断优势扩大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贸易利益。 (二) 拥有知识产权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 第一，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妨碍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制度通常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动力。然而，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竞争，而知识产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垄断，垄断能够向创新者提供奖励，但同样能够激励昔日的创新者依靠垄断获取高额收益，从而削弱技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越大，昔日的创新者的垄断受益越高，进一步创新的动机就日益削弱，这样继续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会妨碍经济的增长，而且会打击企业的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利益转移问题。知识产权的主要持有者是现代产业，而现代产业的特点之一是大多数企业的销售市场跨越多个行政区域，由此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受益者与成本承担并不完全重叠。受益者是企业，销售地政府则需要为此承担较高的执行成本，而受益企业因此而增加的税收未必都由支付执行成本的销售地政府获得，从而产生了利益转移问题。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上述问题可以部分地通过某种转移支付机制解决，但在国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机制。纵所周知，在我国主张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而从中受益最多的是西方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享受了高于内资企业的税收待遇，同时其偷漏税规模也相当可观;假如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单纯强化令其收益的知识产权保护，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有利于跨国公司母国的利益转移。 第三，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贸易争端。将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挂钩是国际的新动向，从而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各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知识产权形成的贸易壁垒的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和合法性，现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其本身所具有技术上和知识产权上的优势，加上他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在贸易领域的巧妙应用， 利用专利、标准等建立本国的贸易技术壁垒体系，使得其他国家非知识产权人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面临着诸如专利申请被设路障、已生产产品被诉侵权、产品市场进入受专利阻挠等困难，就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之一。 二、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的现状 > (一)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进展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中国起步是比较晚的，一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开始产生并发展的，但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却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路程。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体系。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确定，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主体，辅之以各项保护条例，如《植物新品种保条例》、《集成电路布图保护条例》以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成就还可以表现在《民法》、《刑法》中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条款上，以及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中有专章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开始从只重视行政保护转为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均由人民法院最终执行，同时也加大了执法力度。与此同时，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护意识。 (二)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发达国家利用其掌握的大量专利等知识产权占领中国国内市场，并控制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出口扩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第一，国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战略。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智力劳动成果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也是促进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增强经济、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激励机制之一。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为主的今天，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激励创新、促进科技进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法律机制之一，它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战略，使得知识产权在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第二，国家和企业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及研发投入不够。研发活动是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获得和拥有知识产权的源头和基础。但是由于国家和企业对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够，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开支过小，致使我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别是自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普遍偏低，很多企业走的是一条“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道路，这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结构很难迅速升级换代，因而始终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在关键技术上人主要依赖进口，受制于人。 第三，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目前，中国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仍然不强，不能及时地自己的研发结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特别是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的意识严重不够，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关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甚至使得一些国有品牌在国外许多地方被恶意抢注;即使一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能及时的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失败。 第四，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不相符。中国的立法体系虽然用比发达国家要短得多的时间就建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的立法体系中没有关于反垄断的法律，而与反垄断互为补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侧重于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却没有确立限制知识产权的立法思想。到目前为止，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可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专利权的垄断行为，但是主要集中调整专利许可行为，对其他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可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调整范围还不够完整。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建立完整的标准体系。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国际标准的参与程度和占据关键职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中国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中国在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同样也给我国的发展亮起了红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经贸竞争和深层的知识产权壁垒面前，努力为开发和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创造有利的环境，不断提高有关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 (一) 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中国是知识产权数量大国，但非知识产权强国，尤其是加入WTO 后，市场的开放使我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专利方面构成了 威胁。我们只有将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加以重视，才能实现将知识产权危机转变为科技发展良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制约贸易发展的障碍。 第一，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政府要为企业构建一个知识产权的制度保障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重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只有这样做，才能调动有关企事业单位及其知识产权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快又好地创造和产生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才能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一定的自身优势。 第二，国家提供资金扶持企业的知识产权开发和形成。在开发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扰。因此，国家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开发和形成提供资金支持以此来壮大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如利用外贸发展基金、优惠信贷利率、政策性贷款和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同时，建立健全创收投资体制，充分利用社会资金支持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及其产品的出口。 第三，鼓励企业对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目前的知识产权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结果。因此，企业应重视自身的技术创新，认识到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 转变观念并加强学习 我国是WTO 成员，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时应该注意WTO、TRIPS 对我国知识产权的规定，同时对主要贸易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也应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规定、立法趋势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陷阱，当然，我们在认真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也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以便充分享受WTO 成员国应有的权利，保护我国的产业和市场。 第一，转变观念来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改变以往消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态度，积极应诉。有不少中国企业本身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但由于害怕诉讼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而常常放弃应诉的机会，白白的丢失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而曾经有过侵权行为的企业，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消极应诉，最后要支付超过正常水平的侵权费用;同时，中国企业界应完善商会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个组织有效、协调一致、参与广泛的企业联盟，这样有利于增强寻求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力量的帮助和支持。 第二，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科技以人为本。开发、拥有和运用企业自主知识产权，首先是要要重视知识资本的作用，而知识资本最集中地体现就是在人的才能和价值上。目前，企业间甚至是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多，谁就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的人才掠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去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的变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加强学习，尽快熟悉和掌握知识产权方面的各种知识和规则，强化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全社会人民都懂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叶慧霖. 入世与知识产权保护[M] .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黄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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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按照发包方和接包方所在国是否相同，可以分为国内服务外包（即在岸外包）和国际服务外包（即离岸外包）。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在人力资源、经营管理理念、市场竞争等方面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使承接国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关联产业的带动等快速提升本国的服务业水平[①]；同时服务外包主要发生在信息产品生产部门及信息技术密集使用部门，包括金融、电信、软件等。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重点发展的服务业领域。
一、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现状
我国的服务外包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但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仍然较低，承接的业务多数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价值链的中末端，对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影响。改变这一现状，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的服务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到高端服务业中，必须加快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在竞争中求发展，实现我国服务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2005年以来我国的服务外包年平均增长率都超过了全球的平均增长率，正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外包中心。据商务部统计国际贸易论文，2010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756家。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274.0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98.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7.0%和43.1%；其中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98.3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4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4.3%和43.1%。
然而，与全球服务外包业“龙头老大”印度相比，中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包括软件和服务外包在内的外包产业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7%，占印度出口总额的近四成论文怎么写。目前，印度已承接全球65%的离岸软件外包业务和46%的服务外包业务。
二、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影响
服务外包市场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市场，外包产业的范围也随着社会需求在发生着变化。服务外包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 以及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外包服务类型，即知识流程外包(KPO)。信息技术外包是指IT流程的外包，例如信息系统维护和运行，以及软件研究和开发等；业务流程外包(BPO)是指由专门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并管理特定类型的业务的服务，如企业内部的管理、业务的运作、供应链的管理等；知识流程外包(KPO)，一般定义为高端外包服务，包括合同研究组织(CRO)和其它基于知识和技术的服务，例如产品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动漫及网游设计研发、工程设计等。专业的服务机构毕马威国际预计KPO正逐渐成为现实的、主流的外包选择之一，它的市场规模将在两年的时间内达到100亿到170亿美元。
从低端的ITO信息技术外包到目前高端的KPO，服务外包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承载度越来越高，如KPO就是一个基于知识和技术的服务。因此在服务外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知识产权及其相关的制度体系。
1、 对承接国的影响[②]。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要发挥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通过制度的建设大力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的能力，从而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承接高端服务业，进而提升我国的服务业技术水平，并最终在国际服务业中取得立足之地，是我国发展本国服务业的最终目标。能否承接到高端服务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目前信息技术外包(ITO)仍是中国服务提供商首要的收入来源，占2009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强。有专家指出国际贸易论文，印度之所以能在二十年里成长为世界的IT 外包中心，除了劳动力的高性价比和规模效应，就是因为知识产权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多方保护，给发包方提供了充分的安全感。相比印度自1856 年诞生第一部《专利法》至今一百多年的知识产权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完整，执法力度不足，国民整体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而这些问题将削弱我国在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竞争力。
2、 对承接企业的影响。在服务外包中，发包方一般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可能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知识产权产品，在外包过程中，发包方必须将部分知识产权产品移交承接方使用，因此对于发包方而言，外包项目中包含着很大的技术外泄的风险。因此在选择合适的承接国家和承接企业时，除了承接方的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以外，承接企业的信息和技术安全是发包方首要的考虑因素。基于此发包方在选择目标国家时，会首先选择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备的国家，对目标企业则会优先选择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强、经验丰富的企业。对于承接方而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竞争力和企业自身利益保护。企业在承接服务外包业务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发包方、甚至第三方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商业秘密等，这其中就涉及到承包方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的能力。如果承包方不能很好地保护发包方的知识产权，就很难取得发包方的信任论文怎么写。同时，在承接外包过程中，承接方还可能需要利用自有的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将伴随完成的产品或服务被移交给发包方，从而出现知识产权转移的风险。
三、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特点
服务外包与其他的服务业相比，在产品特征和行业分布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产品一般应具有可数字化和模块化的特点等，行业一般以蕴含一定知识含量的软件开发、管理咨询等为主。相应地国际贸易论文，与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1、经济性。和其他产业相比，服务外包行业技术含量高，甚至一项技术就可能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对外包各方，包括发包国、目的国、发包方和承接方都具有很强的经济性（利益相关性）。在知识产权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极为关注，甚至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不惜以其他方面的让步换取在知识产权方面加入对自己有利的条款。
2、利益平衡性。“知识产权制度在人类的法律进化史上得以产生并发展，就在于其确认了涉及知识产品保护的各种利益，并予以合理分配。”[②] 利益平衡性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但在国际服务外包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不仅体现在对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和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合理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上，还体现在离岸外包的相关国家之间和以及发包企业与承接企业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上。
3、复杂性。由于跨国服务外包发包方和承接方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同时外包过程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还有可能来自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因此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业务承接相比，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具有更高的复杂性，它可能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如发包方、第三方、承接方等。此外，同一国家的法律对于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4、层次性。与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应该包括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和以非法律形式存在的内容，法律形式包括我国通过立法制定的旨在对知识产权的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等行为做出制度安排的各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条例等，还包括我国已经核准的相关国际法的条款和我国已经签约的国际协议如Trips协议的规定等。非法律形式则包括法律形式以外的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进行指导和规制的配套措施，如国家层面和各个地方层面的政策体系以及企业层面的规章制度等。
四、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完善
服务业的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更是近几年才开展起来的，因此我国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包括立法、司法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层面促进服务外包领域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完善，提高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国家和地方政府应以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战略为导向，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使其比其他的经济活动具有更强的政治色彩,但同时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角逐不仅存在于企业的微观层面,更体现在国家的宏观层面。“历史已经表明，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方式、保护水平适应国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能随着未来的发展需要而变革国际贸易论文，才能真正促进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否则，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与此相对应，我国与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应该服务于我国现阶段的服务业发展战略规划，尤其是未来五年 “十二五规划”中对服务业发展的目标，使我国服务外包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程度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如在我国已经加入的TRIPS协议规定模糊而弹性空间较大的部分，调整相关国内立法，使具有稳定性和强制性的法律形式成为符合政策选择需要的“硬工具”；利用非法律形态政策调整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弥补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和保守性，在TRIPS弹性空间较小的部分发挥作用，成为符合政策选择需要的“软工具”，[③] 针对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采取相应的保护标准，建立以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论文怎么写。同时，在承接服务外包中，我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的资源和发展重点等方面各有不同，各个地方可以在国家统一的法律制度下，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引导企业加快自身知识产权的创新，增强承接服务外包能力。
2、充分发挥相关的行业协会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的作用。以企业为主体的行业协会可以整合企业在承接服务外包中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运用和创新中的问题，为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时提供可行性报告、法律法规草案或建议等，尽可能为服务外包企业争取更多的支持。此外，在避免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提高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行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内自律规则共同遵守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准则，建立行业内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机制。
3、加强外包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企业是我国知识产权开发（激励）、应用、管理和保护的主体，外包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仅能提高承接外包的国际竞争力，还能增强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在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应用上，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和规范的操作程序，充分激发员工的研发积极性，激活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国际贸易论文，使之显性化。在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方面，为企业规划明确的知识产权战略，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如员工的知识产权培训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保密制度、评价制度等，从而将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制度化，尽可能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避免因侵权或泄密等引起的知识产权纠纷。
[①] 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合肥市服务外包承接企业要素禀赋提升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号：AHSK07-08D32）和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合肥市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战略研究”（项目批号：2008sk047）的阶段性成果。
[②]目前我国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中主要是承接其他国家的外包业务，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知识产权制度对承接方，包括承接国和承接企业，的影响。
[①] 江小娟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袁秀挺：“知识产权权力限制研究――着重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考查”[D]，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53页。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10
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影响了正常贸易，将给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由于世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及执行力度并不相同，随着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差别就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因此，在多边贸易框架下，寻求协调统一的国际承认的知识产权贸易规则，以更规范、更具可预见性以及更系统地解决有关争端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的内容。1986～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将知识产权列入了贸易谈判的议题，世贸组织把知识产权贸易作为三大支柱之一，被认为是对关贸总协定的重大突破。
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明确了知识产权的类型为：版权、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工业设计、集成电路、外观设计（分布图）、未披露的信息、包括贸易秘密等，协定包含5个基本内容：
（1）怎样适用多边贸易体系基本原则和其他国际知识产权协定；
（2）怎样恰当地保护知识产权；
（3）成员方应怎样在其境内恰当地执行那些权力；
（4）怎样解决世贸组织成员间关于知识产权的争端；
（5）在新体系被引入这一时期的特别过渡安排。
通过制订成员都必须达到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试图缩小世界上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差别，并使它们置于共同的国际规则之下。如产生关于知识产权的贸易争端，则可引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协定是以多边贸易体系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并且突出了非歧视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平等对待本国和外国国民）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平等对待世贸组织内所有的贸易伙伴）。协议的宗旨是加强知识产权的充分的有效保护，并确保实施知识
二、当代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形式与发展
1.许可证贸易
许可证贸易是知识产权贸易中使用最广泛和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许可证是指拥有知识产权的一方，对该产权行使某种法律权利。许可证贸易是以知识产权以及相应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权为内容，通过签订许可证协议而进行的技术贸易。目前，专利、专有技术贸易大都通过许可证贸易来进行，现在计算机软件贸易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许可证形式，甚至出现了不针对特定用户的“启封式许可证”。尽管许可证贸易比普通商品贸易产生的时间晚，但其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对技术知识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也有利于加速科技进步，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2.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是一种商业服务和技术体系的许可，是指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商业企业（特许方）将其商标、商号名称、服务标志、专利、专有技术、服务标志以及经营管理的方法或经验许可另一家商业企业（被特许方）使用。被特许方使用特许方的商业名称经营业务，遵循特许方制定的方针和程序，特许方则从被特许方处收取特许费。特许经营形式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工业。
对于特许经营许可方来说，特许可以为打入市场提供机会，除了直接收取特许费外，还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收取服务费，并阻止可能的竞争。对被特许方来说，可以解决技术能力不足、资金匮乏、缺乏品牌优势等问题，减少投资风险。因此，二战后始于美国的特许经营，近二三十年流行于美洲、欧洲和亚洲。目前，美国零售总额的60%由特许经营完成，特许经营为美国安置了超过11%的就业人口，麦当劳通过特许经营在117个国家建立了2.5万个连锁店。
3.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不同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成一个新的企业。
由于各方可以以知识产权进行出资，这种出资实际上是把出资方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了新成立的企业，因此，这种方式也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一种形式。如果出资方不以知识产权为出资形式，那么该出资方可以通过签署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规定出资方是技术的供方，新企业是技术的受方，这样出资方既可获得股权也可得到知识产权许可费用。这种方式对于知识产权的供、受双方都是有利的。受方可借此引进外国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和销售技术，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还可利用国外资金；供方则可以利用受方的劳动力和资源，扩大海外市场，通过收取知识产权使用费回收设备与技术研制的费用，因此，这种方式受到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4.计算机交钥匙合同
交钥匙合同是指供方为建成整个工厂，向受方提供全部设备、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包括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设备的提供与安装，受方人员的培训、试车，直到能开工生产后，才把工厂交给受方。目前，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更多体现在计算机应用领域。所谓计算机交钥匙合同就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买卖与软件的转让。一般不包括供方承建厂房，主要内容是：供方向受方出售硬件，提供软件许可证，提供对硬件、软件的维修服务并延续到开机后一段较长时间，计算机的安装与测试、软件的测试。
5.知识产权服务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11
在知识产权贸易日趋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香港作为知识产权贸易重要枢纽，其优势相当明显。香港知识产权交易涵盖多个行业和范畴，例如信息科技、电子、电讯、品牌及产品设计、创意工业（电影、音乐作品及软件）等，涉及的交易总额难以独立计算，但不少知识产权中介机构都表示，近年在香港进行的知识产权交易不断增加。其中，创新科技和文化及创意产业都是以知识产权主导的高增值产业。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叶泽恩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杂志记者专访时介绍说道：“香港有完善可靠的法律和知识产权制度，执法机构打击侵权凌厉有效，为企业缔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作为国际商业枢纽以及亚洲最大私募基金中心，香港所提供的财务融资等各类专业服务一应俱全，不少海外公司、国际买家和专业知识产权中介公司都在港设有区域总部，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香港是连接内地与海外的桥梁。近年内地企业对海外知识产权的需求殷切，香港具备融资人、律师、仲裁员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能提供效率卓越的中介服务。加上香港公司掌握内地市场脉搏，能协助海外企业改良知识产权以迎合内地用家需要。国际知名的知识产权服务供货商，例如Transpacific IP 和CPA Global 等，都在港设立办事处，可见香港比区内其他竞争对手更胜一筹。”
打造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不遗余力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Business of IP Asia Forum）历史虽然不算很久，但已经成为亚洲知识产权界一年一度的盛事。论坛旨在为知识产权业人士和商界领袖提供一个理想平台，共同探讨国际知识产权市场的最新发展，与全球业界人士及商界领袖探讨知识产权贸易未来发展方向及机遇。论坛内容丰富，除主题演讲外，大会安排了讨论环节、交流午餐会、专题工作坊及商贸配对活动。去年，香港特区政府首次作为主办机构之一参与举办论坛，突显了特区政府旨在把香港打造成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决心。行政长官梁振英更是大力支持，亲临开幕式致辞。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也出席了论坛，可谓“重量级”嘉宾云集。
在去年的论坛中，香港贸发局正式推出全新的“亚洲知识产权交易平台”（Asia IP Exchange）。这个平台由香港贸发局所创立并管理，是一个免费的网上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及数据库。用家可透过这个网站发掘更多知识产权贸易商机，并与全球知识产权业内人士增强联系。交易平台结合23个伙伴机构的参与，包括来自欧洲、北美、中国内地和亚洲其他国家等境外机构，以及本地科研机构及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提供超过25，000项可供交易的知识产权项目，涵盖商标、专利、版权及外观设计，让业界免费查阅，同时提供最新的市场信息，协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交易。无论是一个知识产权拥有者正在出售其发明专利、商标、版权作品或设计，或是制造商想要购买技术以提高操作效能，又或是知识产权服务供应商都可从本平台发掘到有用的知识产权贸易信息，进一步便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交易。从平台开放到现在，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发展便吸引了很多用户。叶泽恩先生对平台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他说：“我们为强化平台的内容，提供更多可供交易的知识产权项目，积极与全球的知识产权相关机构合作。较早前，我亦亲身去到瑞士日内瓦，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签署合作备忘录，让旗下专门推动环保科技知识产权的WIPO Green成为我们第23个合作伙伴，将为我们提供绿色科技知识产权。今次合作有助促进环保行业发展，以及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环保技术转移。短短半年间，Asia IP Exchange已经吸纳了全球超过110个国家及地区的会员，平台累积浏览量达到20万页次。”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12
一、耐克滑雪夹克商标侵权案简述与问题的提出
2000年6月，浙江嘉兴市银兴制衣厂接到浙江省畜产进出口公司一笔4000多件夹克衫的来料加工订单，加工费为每件26元。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银兴制衣厂加班加点准时完成服装的加工。夹克衫成品被送到了深圳文锦渡海关的仓库。2000年8月12日，进出口公司通过深圳文锦渡海关报关出境，拟经香港转口出口到西班牙，在2000年9月10日交付给委托加工方——西班牙CI—DESPORT公司。2000年8月19日，耐克公司以这批服装侵犯了“NIKE”商标权为由，向深圳文锦渡海关申请扣留这批服装；2004年8月24日，深圳文锦渡海关对这批商品进行了扣留。随后美国耐克国际有限公司以银兴制衣厂、浙江省畜产进出口公司、西班牙CIDESPORT公司侵犯商标权为名，状告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l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判定：CIDESPORT公司、浙江省畜产进出口公司、银兴制衣厂构成共同侵犯美国耐克公司的商标权。判决赔偿损失30万元人民币。
这一判决引发了在加工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商标权保护的问题。给我国许多以定牌加工或贴牌加工的企业带来了许多困惑。这是以美国为基础的国际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和发展中国家在加工贸易中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和公共利益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
二、加工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全球规则与国家利益协调
(一)加工贸易特点及其知识产权保护
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加工贸易主要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结转深加工三种形式。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外商提供中方加工，企业既不需付汇进口，也不需用加工费偿还，制成品由外商销售，中方加工企业收取加工费的加工贸易。进料加工指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加工贸易。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区别在于，来料加工中外商和中方加工企业是委托加工关系，料件和制成品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中方只收取加工费；而在进料加工中外商和中方加工企业是买卖关系，料件和制成品的所有权转移。结转深加工是指进口料件在经过隶属于两个不同海关管辖，加工企业初次加工和深加工之后复出。
加工贸易实际上是生产国际化的产物，是跨国公司生产环节的国际延伸，是企业组织方式和生产结构的国际重构，是生产活动的外部契约化。其生产各环节的联系方式虽发生了变化，但其生产的本质没有变化。在加工贸易中，不论是哪种贸易方式，加工方都是接受委托方的委托进行生产，加工方实际上相当于委托方的一个临时性加工车间，只是这时他们之间是通过契约方式连接起来的。加工贸易其销售市场都是委托方所制定的国外市场。因加工贸易是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所以在加工贸易方式下，经常使用国外客户的商标或品牌并要求印上其他国家生产的宇样并且产品的造型、生产技术可能会涉及专利、商业秘密等。这必然涉及有关委托方或其他方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加工贸易中，由于加工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性和侵权认定的困难。这一问题处理不当将会给加工方以及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失。
TRIPS协议是目前有关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最权威的规定。他对各国在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遵循的内容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TRIPS协议没有针对加工贸易作出特别规定，下面我们将在TRIPS协议一般性规则的基础上，结合以上案例，探讨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及侵权行为的界定。
(二)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
由加工贸易的特点可以看出，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应该是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企业间延伸，重点应是知识产权侵权利益所在地或最终产品目的地。从生产环节来看，应该是加工贸易委托方。从进出口角度来看重点应是进口。但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在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某些过度保护问题。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因此，我们认为，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应该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1．终端市场保护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海关对进口货物可以行使扣留权，对出口货物不能行使扣留权。我国的现行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是以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为基准修订的。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的是：TRTPS协议只要求成员国(地区)海关对有知识产权问题的进口货物进行扣留，但并没有要求对有类似问题的出口货物进行扣留。比如TRIPS协议的发起人之一美国，就并没有在制定其本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时将对出口货物的盘查、扣留包含进去。美国的规则是，认为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的权利人可以谋求通过司法程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若这批有侵权嫌疑的产品申请出口，知识产权权利人却不能要求美国海关对其加以扣留，美国海关没有这样做的义务。但是中国海关却有这样的义务。在这个案例中深圳文锦渡海关忠实地履行了这一义务，于是银兴制衣厂加工的这批服装被扣留了。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正是因为货物被扣留，才使原告方耐克公司在法院的起诉和举证获得了优势。若货物没有被扣留，那么耐克公司要想获得充足的证据，则要等到这批服装运出国门再调查取证，还需要立案、侦破、审讯，需要一个漫长时间的过程。耐克公司的诉讼几乎无法完成。在这个案件当中，耐克公司充分地利用我国的海关制度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我国的企业却因为这样的制度的约束，根本没有缓冲的余地。”这样的一个条款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2．加工方无过错责任原则。受托企业作为委托方的生产加工方，其行为应以委托方的委托为依据。如果加工企业在履行其合同时有明显的过错侵权行为，则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侵权责任只能以委托企业为准。如果加工企业无过错，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3．损害的公平赔偿原则。首先，加工贸易侵权赔偿应以损害为前提，如果侵权行为已造成损害，则侵权方必须向受害方给与赔偿。其次，损害赔偿的大小应以损害的程度与大小和侵权方获利的可能大小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三、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及侵权范围界定
从以上所述加工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可以看出，加工贸易侵权行为的界定范围应该既有其一般性特点，也应该有其自有特点。就一般民事侵权而言，传统理论认为民事侵权行为应当有四个构成要件：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但是随着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传统民事侵权理论被逐渐简化甚至抛弃。例如，2001年重新修改的《商标法》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实际上删除了旧商标法以行为人主观故意作为侵权构成要件的要求。对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他人商标的行为，《商标法》及其细则一直没有把行为人主观故意作为认定侵权行为的标准之一。从现有法律法规看，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已经不再是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了。甚至有人主张，“明知”和“故意”是刑事制裁的标准，而不是确认民事侵权的标准。这一主张和我国《民法通则》对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定是相悖的。对于损害事实，我国与商标有关的法律一直没有将其作为判定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素提及。与传统民事侵权理论相比，我国商标司法实践已将构成商标民事侵权的要素简化到了极点，即只要实施法律界定的商标违法行为，即构成侵权。但是，这种法律规定上的粗略可能给法院认定商标侵权带来问题。
知识产权贸易论文篇13
国外的版权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只有英、美等少数国家开展版权贸易。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相继加入版权贸易行列，版权贸易初步繁荣，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论规模上还是活动方式上，版权贸易都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我国具有版权贸易性质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但真正开始版权贸易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1990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让版权贸易有了法制基础。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版权贸易的规模和数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版物进口多、出口少；版权引进多、输出少的状况有了阶段性的改变。
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软实力的竞争上。作为技术、文化、思想最重要载体的图书，无疑是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图书版权输出种数的日益增加，不仅是我国实力的彰显，也是对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肯定。版权属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不能简单地把版权贸易的问题与一般实体出版物贸易等同起来，回溯我国版权贸易发展历史，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状况等，可以分析出版权贸易呈现以下特点：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数量与地区的不对称；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种类集中。
二、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特点成因
版权贸易不同于一般实体出版物贸易，具有其特殊的贸易秉性，而交易过程中受到法律制度和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影响，不断呈现出利益平衡与政策博弈。由此，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因其所处时代和国情的不同，面貌各异。
1、版权贸易复杂商业秉性的具体体现
版权贸易又称著作权贸易。本文所述的版权贸易是狭义上的版权贸易，即通常是指涉外或国际著作权贸易，主要包括作品著作权的引进和输出。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版权交易也在版权贸易范围之内。
版权的无形性，决定了版权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具有潜在性和不确定性，版权不同于实体出版物，它的价值是要通过对复制权、发行权的使用之后，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才能确定。版权贸易交易方式包括版权转让方式、版权许可方式。而在其转让与许可过程中，又可根据权利数量、行使范围、有效时间等具体因素进一步进行划分。当前国际出版界普遍采用的几种比较成熟的版权贸易方式是版权转让，版权许可以及版权合作。中国则更多的是选择简单的版权转让，尝试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而在国外更倾向根据版权价值和营销环境选择灵活的多样化的版权许可方式。版权贸易是一种文化经济行为，在交易过程中最基本的就是要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是文化传播。通过版权贸易，各国之间的优秀文化得到有效传播，从而满足国民对国外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科技、教育、文化的需求。①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特点是版权贸易交易客体的无形性、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贸易方式的多样性和交易功能的多元性在图书版权贸易领域的具体体现。
2、版权制度背后利益平衡与政策博弈结果
版权法的本质是追求著作权保护与分享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因素处于相互协调之中的和谐状态，包括著作权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平衡，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法律赋予著作权人“垄断性质的个人利益”，但在版权制度制定中不存在纯粹意义上作为私权的版权和完全致力于保护所谓私权的版权法。尽管版权制度中对版权的保护是对著作权人利益的维护，然而其根本目的还是鼓励知识的创新，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此外，版权法也规定只保护思想的表达形式不保护思想内容本身，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中对使用目的的规定、对使用适度的规定都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取向。如果把每一个消费者都当成“侵权者”，将一切利用行为视为盗版，这样就完全异化了制度，使得版权制度保护的目的不是鼓励创新，而变成保护中间商的攫取利益的工具，反而是极大地阻碍了知识传播，影响了知识文化的扩散并制约了国际交流与创新。②
3、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的扩展延伸
在图书版权贸易中，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导致在文化认同感、文化接受水平上都有所不同。根据瑞典经济学家戴芬·伯伦斯坦·林德于1961年在其论文《论贸易和转变》提出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又称重叠需求理论或代表性需求重复理论，认为一国的需求偏好决定于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两个国家的消费者需求偏好越相似，一国的产品也就越容易打入另一个国家的市场，因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就越大。③林德从需求的角度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产品的需求有相似的要求，那么发达国家之间更能产生贸易，反之，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则更容易发生贸易。
三、辩证认识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合理性
对于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国内学者持有不同的态度。有学者认为中国版权贸易逆差的现状已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地位，必须加快版权贸易情况的扭转变逆差为顺差。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版权贸易逆差有存在的必要性，不主张极力通过行政手段扭转版权贸易逆差。如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齐相潼认为，“不主张纯粹用数字来评价版权贸易问题，也不主张消除逆差这个提法。版权贸易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贸易，不能与一般的物品贸易相比较。就像从国外引进资金一样，我国目前也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科技成果，而图书正是科技引进的载体。”图书版权贸易的顺逆差绝不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反映，而是对我国图书版权发展现状的反映，“从社会发展阶段、国家综合国力、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统计口径等宏观微观环境考虑，不能简单地对二者进行量的比较。”④
对待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合理性问题，一方面要看到逆差存在的必然性，我国图书消费结构不合理、图书出版失衡，文化产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又要看到加入世贸组织后，要积极应对国外成熟出版机构的冲击，看到我国文化产业的优势，发挥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同时不放松对原创图书的创作。基于一分为二的理性认识后，依据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和我国经济文化大国地位，笔者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进一步规制我国图书版权贸易。
1、注重原创图书的版权开发，扭转图书消费结构失衡
图书出版的失衡主要由图书消费结构不合理引起。我国目前还只是经济大国而非经济强国，对文化消费特别是图书消费还存在观念上的差别，直接影响图书生产的种类、质量。图书消费集中在教材教辅上，导致其他种类的图书面临生产疲软、原创动力不足的问题。国内在高层次的科技文化图书出版上能力较差，无法满足国内受众的需求，仍需依赖版权贸易的引进，先进教育知识文化的出版依然是我国出版产业的短板。
目前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仍然依附传统文化，输出内容集中在古典文学、中医草药、武术等方面。由于传统文化本来就难以理解，要翻译成他国文字更是困难，所以选择输出的地区也集中在港澳台等华人地区。但也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资源的瑰宝，它的开发利用价值不可限量，在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上，不能像一般快餐文化一样求快求变，而应该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来对待，将我国传统的经典文化变为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中国图书版权要走出去，还需加强原创图书的版权开发，在图书选题策划的时候就要树立好版权贸易的意识，不能等到图书出来后才想到版权贸易。入世后，面对国外成熟的版权贸易机构的冲击，本就脆弱的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更应该注重原创图书版权贸易的开发，积极应对入世后图书版权贸易中的机遇和挑战。
2、图书版权贸易应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减少政治意识涉入
入世前我国版权贸易逆差是10：1，入世后至2011年缩小为1：2.5。按一般情况，图书版权逆差的缩小表示本国文化地位的提高，知识创新能力的增强，图书版权贸易发展在市场行为调节下的结果，但是分析我国版权贸易逆差比例的缩小的主要原因并非如此。
我国大力倡导文化要“走出去”，图书贸易和图书版权贸易是其重要形式。但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体制还非常的脆弱，还依赖于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扶持。2007年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上，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王自强认为，“虽然2006年中国出版界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书展两大版贸平台首次实现贸易顺差，但这不是常态，是在‘政府搭台，出版单位唱戏’特定形势下形成的，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在相当长时间内引进大于输出的状况仍将继续，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依赖政府的文化“走出去”，版权贸易“走出去”更像是版权贸易“送出去”。借助国家政府的权利优势，为版权贸易搭建平台，比如各种国际国内书展、依赖英文翻译的图书项目等，不可否认，确实起到了宣传中华文化的目的，在版权贸易发展中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是这都是以国家大量财力投入为代价的。这种高投入、高成本、无盈利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像中国这样经济尚不算发达的国家是难以承受的。版权贸易中有时候政府不但搭台还扮演规划设计者的角色，政府是项目出资方、项目审定者、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人，主要表现为政府制定指导目录并以此遴选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比如，在国内翻译的大型中英文图书《大中华文库》的近百种中只有3种被国外挑选进行版权贸易，这种带有政治行为的版权贸易不但没有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还造成了资金的大量浪费，类似的还有《熊猫丛书》。要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还是要由文化宣传型向经济宣传型方向转变。
图书版权贸易逆差问题牵涉经济、文化、法律制度、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所以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不能单纯追求顺差还是逆差这一数字的概念，更应该把图书版权贸易作为一个文化性的经济问题来处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配合政策导向的调整。积极参与到国际版权合作中去，将国际先进的版权贸易理念与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致力于我国图书文化产业的发展，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使得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向顺差的转变是一次历史性的变化，而非政府行为下逆差向顺差仅为一个数字的转变。
参考文献
①姚德权、赵洁，《中国版权贸易研究综述》[J].《国际经贸探索》，2007（1）
②蔡四青：《国际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③张宏伟，《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影响因素测度研究——基于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的扩展和应用》[J].《出版科学》，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