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扶贫论文篇1
（一）市场经济体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小额信贷运作机制的载体，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资金的筹集、运用和管理才有可能摆脱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建立起缓解贫困的目标体系；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才可能打破部门垄断，农户的经营行为才有可能完全独立自主，才有可能获得除去资金以外，更多相应资源的能力；此外，也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小额信贷机构本身才能实现优胜劣汰，可持续发展。
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贫困地区的市场机制发育更为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小额信贷的缓贫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如贷款到达农户手中后，在其它生产要素当地欠缺的情况下，如何获得这些生产要素就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市场化改革的不配套，已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过去片面采取“西化”发展战略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既得利益部门的抵制等。
其次，我国小额信贷溶入市场经济的程度不深，国外的小额信贷完全依靠市场来建立和发展，而我国的小额信贷则很少采用市场法则。这种状况一方面由于客观因素制约，如贫困地区市场化程度低，中央政府对金融行业一向严加管制。另一方面也与我们思想和操作上的不足有关。小额信贷本身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一个向贫困人口提供市场帮助的机制，一个向市场化程度低的贫困地区灌输市场意识的通道。
（二）政府对小额信贷的政策
政府对于缓解贫困的政治承诺以及各种缓贫计划的干预与介入程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强或弱化小额信贷的缓贫效果。纵观我国政府对小额信贷的参与，更像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
1．政府行为对小额信贷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债务豁免的直接干预。这些出于良好愿望来帮助农民的贷款减免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信用，使贫困目标群体对信贷产成了豁免预期，严重影响小额信贷款项的到期回收率。长此以往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社会信用环境恶化，这将更不利于小额信贷的发展。
2．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导致强迫命令。
3．政府还有很多其它的职能，尤其是地方政府，它不可能一直对小额信贷保持同样的关注，所以在运行环境没有得到规范的条件下，政府对小额信贷的时冷时热，对小额信贷的长期发展也是很不利的。
4．政府官员一般不具备从事小额信贷的专业素质和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在目前这些政府的小额信贷管理组织都具有一定临时性的情况下，更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小额信贷有很大的积极性了。
5．因为我们很多扶贫贷款所采取的低息政策，某些政府官员还有可能利用小额信贷。
（三）法律法规的问题
目前，尽管所有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机构都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有些甚至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同意开展小额信贷扶贫试验的批件，但所有这些小额信贷机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也不具备一般经济实体所具有的融资资格。这种状况不仅使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无法通过吸收自愿储蓄持续地筹集相对低廉的资金，而且也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来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民间机构的定位也使得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受到严重束缚。
二、额信贷内部机制的问题及原因
（一）机构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1．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试验项目
长期发展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问题，许多小额信贷机构依赖于政府组织建立起来，缺乏职能上的独立性，管理人员不能专职化和专业化，表现出明显的机构缺位。
2．政府主导型项目
严格地说，这类项目不能称为规范或严格意义上的小额信贷项目，而将其称为扶贫项目可能更合适。从这类项目的体制多变和不适应发展的形式、缺乏专职队伍建设、强调补贴利率政策等方面看，也说明其不具备持续性发展的目标。政府部门与农业银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两张皮”现象，两者的责、权、利关系模糊不清或不对称，且难以监控，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造成贷款的回收率大幅下降，造成国家资财的大量浪费和流失。
3．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开展的农户小额信贷活动
目前农信社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主要是在各级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强力推动和支持下开展的，农信社本身并没有多大积极性。农信社不情愿的理由很简单，除去央行的补贴，小额贷款的成本很高，在利率不能同等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信社肯定要亏本。而央行的大规模的补贴能持续多久也值得考虑。
（二）资金来源问题
对于非政府小额信贷项目来说，由于小额信贷机构不能取得合法的金融机构的地位,资金在来源上就受到严格的限制。小额信贷机构不能吸收低成本的储蓄来扩展自己的业务,也不能从银行获得商业性贷款用于小额信贷。目前唯一被默许的资金来源渠道是国外和国际组织的资助和部分扶贫贷款，然而,只靠国外的捐赠和贷款永远不可能发展出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
政府主导型的小额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扶贫信贷资金。这部分资金是农行管理的，而农行要先自筹资金，再由财政贴息。为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如在本地无法通过吸储解决，下级农行要向上级农行拆借。因为贫困地区的贫困县吸储量很小，常规贷款尚嫌不足，所以扶贫贴息贷款需要拆借，而拆借款要付3.75‰的月息，可是发放给农户的利率则为年息3%，农行的借贷利率倒挂。再加上运作小额信贷的高成本，农行发得越多，亏得越大。所以这种资金运行方式的可持续性也是可以打上个大问号的。
（三）低利率的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大多实行低于商业银行利率。如陕西、广西等省区由政府出钱资助的小额信贷，年利率为2.88%［3］。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是依据我国中央政府确定并执行的扶贫开发贴息贷款的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不违反金融纪律；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扶贫的原则，减轻贫困贷款者的利息负担。但事与愿违，低利率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1．低利率不能补偿小额信贷的操作成本。
国家严格管制的利率政策使得小额信贷机构没有根据每笔贷款的实际情况制定贷款利率的权限，就如同在市场上购物，销售者没有根据市场产品供求情况进行定价的权利一样。如果把小额信贷机构作为一个理性经纪人来看待，他不会长久地经营亏本的生意，在无利可图或预期亏损没有可能扭转的情况下，他自然而然的会选择退出这个市场。
2．低利率往往导致高违约率。
在低利率的情况下，借贷者和放贷者都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白送”的礼品，可以不按期归还甚至根本不必归还，或者说可以赖帐，从而造成低还贷率。
3．低利率往往使贷款难以到达真正的贫困者手里。
因为利率低，借贷者有利可图，一些手中握有权势的人便积极钻营，设法将贷款转移给他人，从中渔利。结果国家的优惠政策，被贫困地区强势的“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所霸占，真正的贫困者反倒难以沾边。
4．低利率使借款者难以产生精心经营的压力与动力
这是因为，较低的利率将给借款者一个错觉，即小额信贷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商业交易，既然压力不大，就容易产生松懈情绪，认为用好用坏无所谓，经营上马马虎虎，有收入就还钱，没收入就欠着，说不定拖一拖也像以前的扶贫贴息贷款一样可以不还了呢。借钱态度如此，更不会在选择经营项目上慎之又慎了。
（四）管理水平与人员素质问题
从我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各类机构来看，都存在项目运行和财务两方面管理水平低的瓶颈制约。农信社是目前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主体，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比较，农信社无论是自身的硬件设施，还是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都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上。面对金融市场化进程，识别与防范金融风险、创新金融产品满足金融需求的能力明显不足。从实践中来看，其管理成本也相对偏高。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在内部管理上，缺乏完善的内部监控和信息管理系统。信贷质量管理能力弱，信贷质量比较差，表现为风险贷款率和拖欠率比较高。
（五）小额信贷监测与风险控制
目前，我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体制尚不完善，中央银行没有制定任何专门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督管理制度，而小额信贷机构内部的监督管理制度和信息系统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长远目标，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资金安全当然也就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具体表现如下：
1．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或者没有设立决策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和监察机构；已设立的不少流于形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4］。
2．小额信贷项目的管理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在中国的小额信贷扶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基层机构提出项目并组织实施。而这些政府机构并不承担贷款使用所带来的风险，从而就容易造成由地方政府提出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或者个人主观意志，甚至成为地方行政官员树立个人形象的工具。
3．小额贷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方面，小额贷款的额度虽小，但面向的是千家万户，发放和管理中的工作量十分巨大。无论农行，还是还是非政府组织及其它小额信贷机构，在机构网点上都难以满足小额信贷管理的需要。甚至乡村机构最多的农信社，也感到管理力量不足。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户对利用小额贷款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缺乏信心和途径，甚至错误地将小额信贷款视同无偿扶贫救济款，因此容易出现小额贷款使用不当、挪作他用等情况。主客体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在小额贷款使用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妨碍了小额信贷扶贫效用的发挥。
4．小额信贷的回收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中国的小额信贷大部分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贷款无需抵押，因此贷款能否按时收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承贷农户的现金流状况以及个人信用
5．小额信贷的运作缺少有效的补偿机制。小额贷款在运作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损失是必然的。正常的商业贷款，主要是商业银行在利息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呆帐准备金来弥补这部分损失。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我国的小额信贷利率往往低于正常商业贷款的利率，而小额信贷的运作成本又比一般商业贷款要高得多。况且，众所周知，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那些地区，坏帐损失还要更高，小额信贷机构要以低利率对应高呆帐比例，难以建立有效的贷款损失补偿机制。当然，我们可以说还有捐赠和政府补贴，但对这种方式的依赖性越高，小额信贷的自我发展就越受限制。何况，贫困地区的政府又拿得出多少钱来补贴呢?
参考文献
[1]艾路明．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M]．第一版．北京：科学经济出版社，2000
[2]刘文璞．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A]．刘文璞．中国小额信贷十年[C]．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5
金融扶贫论文篇2
一、引言
近年来，“粗放式”、“漫灌式”金融扶贫模式的边际效用已呈显著递减趋势，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使金融更好地为扶贫攻坚服务，有效帮助贫困人口减贫脱贫，是现阶段金融扶贫工作实践面临的一大难题。“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不仅为新形势下的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也为金融扶贫模式的转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是，金融扶贫是否达到了“精”与“准”，是否达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效果，必须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来证明。因此，进行精准扶贫背景下的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研究，有利于提高金融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完善金融扶贫机制、深化精准扶贫模式，进而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认为，金融精准扶贫的绩效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扶贫绩效应从社会、经济、管理和生态效益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狭义的精准扶贫绩效则是针对扶贫项目个体而言，评价单个扶贫项目实施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以及最终项目目标是否达成。本文主要是针对广义的金融精准扶贫绩效进行研究，即构建一定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研究金融扶贫是否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精确瞄准和确定扶贫的目标地区和人口，依据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结合扶贫对象实际需求，经济高效地投放金融扶贫资源，帮助其实现减贫脱贫，并且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外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具体扶贫项目绩效和政府综合扶贫绩效，Flynn（1997）提出了“4E”原则，即扶贫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包括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t）、公平（equity）和效能（effectiveness）等方面。世界银行（2009）为了对政府扶贫绩效进行研究和评价，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分别确定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选取一系列指标开展了相关研究及分析评价。亚洲开发银行（2011）也立足于经济、社会、环境效应三个维度，从目标与效果的相关性、资金使用的效率性、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对扶贫项目进行了系统评价，其评价体系相对全面，包括扶贫资金从生效益等方面确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指标间的博弈对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效率进行了研究。
从已有的研究看，目前国内外对于扶贫绩效的研究仅限于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国际组织有关基金支持的扶贫项目或审计部门对扶贫资金的事后审计评价等方面，而在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方面尚未有专门的研究，尤其是]有系统地构建有关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的研究框架、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基于此，本文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关于绩效评价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针对目前金融扶贫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将传统的平衡计分卡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按照层次分析法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赋值、权重分配和标准化，进而构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创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的数学模型，选取典型样本进行应用分析。最后，提出建立和完善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机制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精准扶贫背景下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三、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金融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筛选
本文对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宁夏回族自治区“五优化两对接”普惠金融工程，这一工程由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于2014年5月正式启动，目的在于全面优化对扶贫开发、弱势群体、现代农业、小微企业和科技文化五大板块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财政扶持政策的有效对接，以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指标通过结合金融扶贫的特征对传统平衡计分卡财务绩效、客户层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指标维度的修正，涵盖了社会绩效、经济绩效、管理绩效、生态绩效四个维度的28项指标，以及5项修正指标。
（二）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由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指标组成，见表1。指标权重的赋值采用层次分析法。
四、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的应用――以宁夏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一）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的应用
由于全国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中的数据采集难度极大，为了实证检验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客观评价模型的应用，本文选取了贫困度非常集中、代表性较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应用检验典型样本，并将选取的2011-2015年的28项基本指标和5项修正指标数据按标准化参数进行标准化，如表2所示：
（二）评价结论
根据利用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对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所得出的总体结果看，“十二五”期间宁夏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工作绩效整体上呈逐年上升之势，其中2011―2014年增长趋势较缓且不够稳定，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之后的2014―2015年绩效增长最为显著且明显加速。
从四个维度定量指标看，五年间金融扶贫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明显，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绩效最佳，说明评价期内由于贫困地区金融扶贫资金投入增长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增长率、拥有金融服务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指标的不断上升，使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贫困人口的减少率、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就业增长率、人均住行消费支出增长率和适龄儿童入学率等指标也随之明显上升。但是，在评价期内，管理绩效和生态绩效效果不佳，2015年分别排在第4和第3的位置，较2014年明显下降。从具体指标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扶贫资金的到位率、扶贫资金使用率在2013―2015年增长趋势明显减缓，且贫困地区的基本农田面积增长率、森林覆盖面积增长率、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也呈下滑之势，说明金融扶贫资金的“瞄准度”不够、使用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精准地支持农林等贫困地区主要产业的l展，而且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贡献度也不高。
从定性指标来看，贫困人口对扶贫资金投入的主观满意度较高，并且五年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说明贫困人口对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以及金融扶贫的绩效持肯定态度，五年来金融扶贫资源的投入使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五、关于建立和完善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金融扶贫绩效科学长效的监测评价机制
按照管理学理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不可能是一时、一事的，必须按照循环、持续、长效的原则，方能确保绩效评价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参考性。为此，应建立科学长效的金融扶贫绩效监测和评价机制。一是坚持全过程监测评价。即制定规范化的程序，对金融扶贫资源的考察、投入、使用、管理和效果等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测和评价。二是坚持及时纠偏补弊。应通过监测评价及时发现和纠正金融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并辅之以定期的研讨“会诊”制度，既解决问题，又推广经验。三是坚持持续监测评价。对金融扶贫的绩效不仅要注重整个实施过程，而且要关注其后续影响，尤其是对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等带来的长期效应，使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更具全局性。四是坚持扶贫退出制度。开展评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升金融扶贫的绩效，而且应判断是否适时退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倾斜支持，毕竟普惠或特惠的金融资源是稀缺的，有的资源还是准公共产品。一旦经评价后认为扶贫对象已经脱贫致富并迈上发展的正轨，就应更多地使用市场化的金融手段对其进行继续支持。
（二）促进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成果的转化应用
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的目标应是多重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反映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结果；二是发现和纠改问题，促进金融扶贫效率不断提升；三是作为对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及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考核奖惩依据；四是分析金融扶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五是总结推广金融扶贫经验。除第一项目标外，后四项目标都是对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因此，应充分利用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的成果，使之成为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奖惩激励的重要参考、延展分析的重要工具、推广经验的重要素材，起到一举多得、一石多鸟的应用效果。
参考文献
[1]Fan，Hazel，Throat.Agricultural growth，Poverty Reduction and Agro-ecological zones in India[J]. Food Policy，2000（28）：423-431.
[2]Flynn.New Incremental Isoconversional Method for Kinetic Analysis of Solid Thermal Decomposition[J].Journal of Thermal Analysis and Calorimetry，2011（2）： 679-683.
[3]Ravallion.中国减贫工作取得不平衡的进展[R].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2004。
[4]庞守林，陈宝峰.农业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0，（2）：20-23。
[5]世界银行.世界银行2009年度报告[R].瑞士伯尔尼：世界银行，2009。
金融扶贫论文篇3
本文认为，金融精准扶贫的绩效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扶贫绩效应从社会、经济、管理和生态效益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狭义的精准扶贫绩效则是针对扶贫项目个体而言，评价单个扶贫项目实施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以及最终项目目标是否达成。本文主要是针对广义的金融精准扶贫绩效进行研究，即构建一定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研究金融扶贫是否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精确瞄准和确定扶贫的目标地区和人口，依据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结合扶贫对象实际需求，经济高效地投放金融扶贫资源，帮助其实现减贫脱贫，并且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外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具体扶贫项目绩效和政府综合扶贫绩效，Flynn（1997）提出了“4E”原则，即扶贫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包括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t）、公平（equity）和效能（effectiveness）等方面。世界银行（2009）为了对政府扶贫绩效进行研究和评价，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分别确定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选取一系列指标开展了相关研究及分析评价。亚洲开发银行（2011）也立足于经济、社会、环境效应三个维度，从目标与效果的相关性、资金使用的效率性、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对扶贫项目进行了系统评价，其评价体系相对全面，包括扶贫资金从生效益等方面确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指标间的博弈对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效率进行了研究。
从已有的研究看，目前国内外对于扶贫绩效的研究仅限于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国际组织有关基金支持的扶贫项目或审计部门对扶贫资金的事后审计评价等方面，而在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方面尚未有专门的研究，尤其是?]有系统地构建有关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的研究框架、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基于此，本文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关于绩效评价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针对目前金融扶贫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将传统的平衡计分卡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按照层次分析法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赋值、权重分配和标准化，进而构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创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的数学模型，选取典型样本进行应用分析。最后，提出建立和完善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机制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精准扶贫背景下金融扶贫绩效评价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三、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金融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筛选
本文对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宁夏回族自治区“五优化两对接”普惠金融工程，这一工程由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于2014年5月正式启动，目的在于全面优化对扶贫开发、弱势群体、现代农业、小微企业和科技文化五大板块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财政扶持政策的有效对接，以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指标通过结合金融扶贫的特征对传统平衡计分卡财务绩效、客户层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指标维度的修正，涵盖了社会绩效、经济绩效、管理绩效、生态绩效四个维度的28项指标，以及5项修正指标。
（二）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由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指标组成，见表1。指标权重的赋值采用层次分析法。
四、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的应用――以宁夏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一）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的应用
由于全国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中的数据采集难度极大，为了实证检验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客观评价模型的应用，本文选取了贫困度非常集中、代表性较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应用检验典型样本，并将选取的2011-2015年的28项基本指标和5项修正指标数据按标准化参数进行标准化，如表2所示：
（二）评价结论
根据利用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对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所得出的总体结果看，“十二五”期间宁夏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工作绩效整体上呈逐年上升之势，其中2011―2014年增长趋势较缓且不够稳定，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之后的2014―2015年绩效增长最为显著且明显加速。
从四个维度定量指标看，五年间金融扶贫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明显，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绩效最佳，说明评价期内由于贫困地区金融扶贫资金投入增长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增长率、拥有金融服务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指标的不断上升，使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贫困人口的减少率、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就业增长率、人均住行消费支出增长率和适龄儿童入学率等指标也随之明显上升。但是，在评价期内，管理绩效和生态绩效效果不佳，2015年分别排在第4和第3的位置，较2014年明显下降。从具体指标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扶贫资金的到位率、扶贫资金使用率在2013―2015年增长趋势明显减缓，且贫困地区的基本农田面积增长率、森林覆盖面积增长率、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也呈下滑之势，说明金融扶贫资金的“瞄准度”不够、使用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精准地支持农林等贫困地区主要产业的?l展，而且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贡献度也不高。
从定性指标来看，贫困人口对扶贫资金投入的主观满意度较高，并且五年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说明贫困人口对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以及金融扶贫的绩效持肯定态度，五年来金融扶贫资源的投入使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五、关于建立和完善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金融扶贫绩效科学长效的监测评价机制
金融扶贫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农户视角下的金融扶贫绩效分析――基于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的调研
收录日期：2014年6月16日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使金融服务惠及低收入群体。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完善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体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贫困地区信贷投放”。可见，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推进，金融手段正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反贫困过程中，那么金融扶贫的供给与需求是否达到了协调发展，如何评价金融扶贫的综合绩效？金融扶贫对农户有何影响？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金融扶贫是指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满足贫困群众生产资金需求，以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造血式”扶贫模式。早在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提出了金融服务、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权利的消失会导致贫困的观点。2006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甚至将穷人的信贷权利提高到人权的高度，提出“信贷权是人权”的观点。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金融扶贫做了广泛研究，如周孟亮（2012）等认为大力推广无抵押无担保的微型信贷产品，能够使贫困人群能够增强自我扶贫能力；何广文（2007）认为社区发展基金是一种适应贫困社区农户生计方式的自愿、灵活、简易的公益性自我服务体系；王曙光（2012）等认为农民扶贫互助资金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纵观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高那些享受到金融服务的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于金融扶贫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各大报刊对金融扶贫多是项目实施的报道、推广宣传等。而期刊学术成果零散，多集中于现状的描述，缺乏基于一手调研数据的分析，特别是针对金融扶贫绩效的系统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缺乏有效的评价方法。
二、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由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组织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功能互补、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配置机制的不足。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1）涉农贷款持续增长，截至2013年初，全部金融机构县及县级以下贷款余额为14.5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188.6%；农户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170.1%；涉农贷款余额为17.6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188.2%。（2）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减少，由2009年的2，945个减少到了2013年初的1，686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4%），实现金融机构和乡镇基层金融服务双覆盖的省份由2009年的9个增加到了24个。全国250家商业银行机构发起设立了93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876家，贷款公司1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全国村镇银行的农户贷款余额848亿元，小企业贷款余额1，118亿元，合计占全部贷款比重达到84.4%。可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消除金融空白乡镇、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然而，由于我国农户的金融需求缺乏弹性，使得不论是信用社主导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还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均存在明显垄断特征，金融扶贫资金总供给相对不足、农户金融需求缺乏弹性是不争的事实，农民贷款难、融资难、贷款贵的问题仍旧凸显。
三、金融扶贫绩效分析――基于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实地调研
河北易县是国家贫困县，也是我国最早一批实施金融扶贫的实验点，处于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扶贫难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按照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易县现有贫困人口12.8万人，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自1994年5月正式运行，经过20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次调研地点覆盖了易县城区、梁各庄乡、桥头乡、白马乡、西陵乡，共15个行政村，发放问卷148份，回收有效问卷136份。
（一）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简称扶贫社）概况。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成立20年来，坚持向农村、农户、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提供生产经营资金，改善了农户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在机构设置上，扶贫社分县、分社两级，分设下有中心、小组。县社实行管委会下的主任负责制，具体负责信贷业务，实行独立核算，下属5个分社和1个在县城内专门负责对失业、无地农民和乡下农民进城经商等低收入群体的担保贷款机构。目前，扶贫社有工作人员39名，平均年龄为38岁，其中助理师2名，大中专以上学历21名，占全员56.8%。在县境内28个乡镇处的23个乡镇处、全县469个行政村的249个村开展了小额信贷业务，组建中心247个，小组4，001个。通过调查显示，扶贫社信贷产业分布：种养殖业占24.6%；小商业贸易占27.1%；运输加工业占43.7%，其他占4.6%。投资比例：种养业0.5～1倍；小商业贸易2～2.5倍，运输加工业及其他1～1.5倍。贷款回收率：2005～2009年为99%，2010～2012年为98.9%，2013年为99%。
（二）扶贫社金融扶贫绩效分析――基于农户视角
1、农户贷款情况。如表1所示，在收回的136份调查问卷中，有88%的农户申请过贷款，并且申请成功率为94%，说明农户对金融扶贫资金需求量大、在扶贫社申请扶贫贷款比较容易；从申请贷款的时间看，95%的农户能够在15天内完成，可见贷款能够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以解决农户的紧急资金需求。（表1）
2、不同收入农户的贷款规模。如表2所示，农户贷款规模（136份问卷中，113份申请过贷款）普遍不大，以小额贷款为主，贷款规模较大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如运输业、小商品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等，可见缺乏项目启动资金是阻碍农户脱贫致富的关键。并且农户贷款呈现以下规律：农户收入水平越高，需要的金融扶贫资金越多，收入水平越低，需要的金融扶贫资金越少。（表2）
3、制约农户收入的因素。如表3所示，58%（79人）农户认为制约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是资金短缺，其次是文化水平和素质、土地面积、当地经济发展。可见，大部分农户认为获得金融扶贫资金支持是增收的关键，可以极大地促进贫困人群人力资本水平和脱贫致富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扶贫开发工作在注重“输血”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造血”功能。（表3）
4、金融扶贫贷款利率。136份问卷中，85%（115人）的农户期望利率在6%以下，可见大多数农户希望利率越低越好，以降低融资成本。而目前扶贫社执行的利率偏高，主要有两种形式：周期贷款名义利率8%，实际利率16%（借款时支付一半利息，还本金时再支付一半利息）；城区个人财产风险担保贷款和农村个人信用担保短期贷款利率均为月息16.5%。
5、农户对金额扶贫总体评价及存在的问题。调研数据结果显示，30%（41人）认为很好，55%（75人）认为一般，10%（14人）认为不好，不清楚的占5%（6人）。可见，农户总体对扶贫社的金融扶贫持肯定态度，为农民脱贫致富带来了便利。但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如表4所示，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贷款额度小、贷款期限短、利率高以及抵押发生的相关费用等方面，农户希望贷款成本越低越好，以体现新时期金融扶贫政策扶贫到户的特点。（表4）
（三）扶贫社“扶贫支农”与“增盈”双重效果。依据生产函数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加会带来产出增加。为直观反映金融扶贫带来的经济效益，需做如下假设：假设农户自身无启动资金，其项目需要的资金为B；贷款利率为i；金融机构每笔贷款的操作成本为C；农户的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为P1，失败的概率为1-P1；农户还款的概率为P2，不还款的概率为1-P2；若农户无法获得贷款，则该项目无法运行，期望利润为0，若农户能申请到贷款，每个项目成功时的收益为N；失败时农户不还款的违约成本为M。可得到金融机构期望收益E（X）。
E（X）=BiP2+（1+i）（-B）（l-P2）-C=B（iP2-1+P2-i+iP2）-C=BP2（1+2i）-B（1+i）-C
农户期望收益：
E（Y）=P2［P1N-（1-Pl）B（1+i）］+（1-P2）（P1N-M）=P2P1N-P2B（1+i）+P2P1B（1+i）-P2P1N+P2M+P1N-M=P2［P1N-B（1+i）+P1B（1+i）-P1N+M］+P1N-M=P2［M-B（1+i）+P1B（1+i）］+P1N-M=P2［M-B（l+i）（l-P1）］+P1N-M
对金融机构期望收益E（X）和农户期望收益E（Y）分别求导，可得∂E（X）/∂X=B（l+2i）>0；∂E（Y）/∂Y=M-B（1+i）（1-Pl）>0，即E（X）与E（Y）正相关，当M>B（1+i）（1-Pl），即农户不还贷款的成本大于不还款的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还款，所以合理的违约成本会提高还款率。以易县扶贫社为例，农户贷款存在抵押、担保、五户联保等形式，使得贷款违约存在隐性成本。截至2012年初易县扶贫社累计发放小额信贷资金2.18亿元，累计借贷农户21，273户，其中妇女占比率82%，使67%以上的农户得到了脱贫，33%以上借贷农户达到脱贫致富，农户的还款率在99%以上。可见，伴随着金融扶贫的推进以及还款率的提高，金融扶贫能够达到支农与增盈的双重效果。
四、结论
根据易县扶贫社的实地调研结果，总结如下：易县作为部级贫困县，经济发展落后，农户迫切需要金融扶贫资金支持；在影响农户的增收因素中，资金短缺是农民增收的最大阻碍；农户对扶贫社持肯定态度，但贷款额度小、期限短、利率高、抵押担保费用高等方面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扶贫社可以缩小盈利空间，进一步减少农户融资成本，即在赢利与扶贫公益性质上，通过扶贫性金融产品开发、金融制度创新等实现金融扶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走出一条金融扶贫的成功之路。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从金融视角来研究反贫困问题，可以极大地促进贫困人群人力资本水平和脱贫致富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扶贫开发工作在注重“输血”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造血”功能，这对于提高扶贫开发效率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金融机构赢利本能与扶贫公益性质如何结合的问题是金融扶贫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何实现金融“扶贫”与“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是解决金融扶贫工作的关键，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金融扶贫任道而重远。
主要参考文献：
［1］杨伟坤.新农村建设中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12.
金融扶贫论文篇5
引言
金融扶贫是重要的扶贫攻坚政策措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十三五规划提出“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让农民、小微企业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
金融扶贫的工作重点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1]。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亦称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自2005年被联合国提出以来，普惠金融一直被视为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社会的一种重要机制[2]。中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多，扶贫开发任务十分艰巨：在2014年全国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河南和湖南的贫困人口数量均超过500万（全国超过500万贫困人口的省份仅有6个）；在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中部地区占据了151个，占比达到25.5%。因此，厘清普惠金融减贫机理，科学认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评估其减贫绩效，对推动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HJ68x〗
理论界对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尚有争议。权利贫困理论认为金融服务等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贫困的重要原因[3]，提出将信贷干预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4]，并将穷人的信贷权提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5]。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认为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都会设置很高的信贷门槛，未享受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容易陷入“贫困陷阱”[6]，而基于信贷约束理论的研究认为普惠金融通过信贷为贫困地区农民带来财富增长从而达到脱贫[7]。Burgess 和Pande以印度农村地区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发现当地农村地区开户量每增加1%可以减少农村贫困率0.34%[8]；Beck等采用跨国数据的对比研究发现，具有较发达金融系统的经济体能够更快地消除收入不平等现象，降低贫困水平[9]；Manji研究发现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频率与贫困率负相关[10]。崔艳娟和孙刚分别以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国内债券余额、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三者之和与GDP之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了1978-2007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与金融包容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降低贫困水平[11]。但Navajas [12]，Mallick[13]，Brau [14]，Roodman[15]等对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提出了质疑，认为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服务只限于在穷人中进行宣传而没有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不能显著降低贫困率，贫困村互助资金并没有瞄准贫困农户[16]，有劳动能力但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贫困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互助资金的贷款服务[17]。
金融扶贫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0010703
1 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综述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减贫这个话题上的时候，许多的国内外学者也投身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姚洪心、王喜意认为贫困问题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一定的联系，农民在家务农成为降低多数收入类型改善自身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这说明贫困山区的农民在传统的农耕生产模式中无法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而且，信息匮乏、农村基层组织不健全和资金信贷的瓶颈都严重约束了当地农牧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些因素极可能加重当地农村收入的贫富差距，使很多农民无法通过劳动有效改
善自身的生活水平。美国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哈瑞尔·罗杰斯则认为高失业率、就业不充分、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以及不同形式的种族歧视是贫困的主要原因，结构的或经济的理论能够最准确的解释美国贫困的原因，指出我们要帮助那些不幸的人群，尽最大努力的帮助他们拓展个人技能，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冯瑛、陈建东认为在制定我国的反贫困战略时，以下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单纯的贫困救助转为从源头上铲除贫困；把注意力由贫困县转移到贫困村，来提高反贫困工作的准确性；对于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可以组织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中小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彻底摆脱自然环境的约束。李文瑞提出，贴息贷款模式的深入推进，使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认为扶贫贴息贷款是金融扶贫的主要做法之一。付先军、张延寒、粘天宾等人认为，当前扶贫投入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有：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可持续性差；资金管理“政出多门”，管理分散，效益低下；金融支持定位不准，主动性差；环境建设基础不牢，作用不够。余艾力认为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是一种新型、高效的扶贫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减少了以前金融扶贫的缺陷，而且同时解决了农业生产、管理和农产品销售中的一些问题。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学者们对于贫困的原因、扶贫的方式、方法以及难点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扶贫资金的筹集、金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以及贫困农户该如何参与其中等方面，也还有待深化。笔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独有的优势进行分析，提出金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充当资金的提供方，还可以作为资金的管理方以及风险的防范方，帮助农户在建立起产业链的同时建立起一条安全、有效的资金链，以此来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2 金融扶贫的概念及模式综述
依据扶贫主体是否为金融机构可以分为金融扶贫和非金融扶贫。金融扶贫是指以金融机构作为扶贫主体，通过给扶贫客体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帮助扶贫客体建立自己的产业链，以达到帮助扶贫客体摆脱贫困并使作为扶贫主体的金融机构获得盈利的方式、方法和措施的总称。中国农村微型金融扶贫模式研讨会中提出金融扶贫就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重点满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型金融需求，以缓解长期困扰农户和金融机构双方的“贷款难”问题，推动造血式扶贫模式的发展，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通过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解决贫困人口生计问题。付先军、张延寒、粘天宾等人提出，当前金融扶贫工作中的创新型、探索型扶贫模式有：“三级担保”扶贫信贷模式、“公司+农户+基地+扶贫贴息”扶贫信贷模式、“以扶贫资金作抵押”扶贫信贷模式。
3 大悟县金融扶贫的现状及问题
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扶贫机制，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实现在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甚至步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各位学者一直在研究、在探索的事情，也是各位领导一直努力的方向。推进贫困地区产业链的建设，提高产业扶贫的效率，资金的筹集是问题的关键，贫困地区大多是资金匮乏的地区，金融机构则能很好的为贫困地区提供建设产业链所需的资金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金融扶贫可以很好地将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科技扶贫结合在一起，使扶贫成为一种造血机制而不仅仅是输血机制，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参与扶贫活动可以使贫困地区增强对金融方面知识的了解，有利于金融知识的传播，打破金融排斥的不良局面，让所有人都有机会享受正常的金融支持以及金融服务。
3.1 湖北省大悟县扶贫情况的介绍
湖北省大悟县地处中原，是有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之一。湖北省大悟县现有的扶贫模式有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其中，救济式扶贫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低保给那些家庭贫困的人口以资金帮助和给年龄超过55岁的老人每月50元的补助以及在过节的时候对那些低保人口发放米、面粉、鸡蛋、肉、油等物来帮助他们，此种扶贫方式虽然可以解决贫困人口暂时的难题但却不是一个很好很长久的办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老话告诉我们，要根治贫困应该从源头下手，而不能只解一时之困。开发式扶贫包括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扶贫模式、培训转移式扶贫开发、政府贴息贷款式扶贫开发以及招商引资的扶贫开发模式，这些扶贫开发模式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尤以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扶贫模式效果最为显著。金融扶贫是现阶段一个较为创新的扶贫模式，但是，目前大多数人对金融扶贫的认识只停留在小额贷款这一种模式上面，把金融机构仅仅作为资金的提供方，大悟县也不例外。
3.2 大悟县扶贫方式的评价
经过验证，救济式扶贫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扶贫方式，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而不能作为长期的扶贫方式，开发式扶贫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宣化店、吕王、丰店、黄站四镇（简称宣吕片区）是“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示范区，四镇下辖96个村，总人口约为14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各占9%，交通十分不便，人们的居住环境以及生活环境都极差，简易房、危房较多，各村形象十分不好。经过半年的努力，宣吕片区的人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利用后发优势，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绩，“村村通”工程让交通变的便利了，不再是以前的“进不去、出不来”了，人们的居住环境、村容村貌以及基础设施等都有了改善。培训转移式扶贫开发让低学历甚至无学历的人群有了出路，让他们可以凭一项技能走出去，政府贴息贷款以及招商引资的扶贫方式让一些人能在不离开家的情况下获得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让他们既可以照顾家人又能自力更生。这些扶贫模式虽然都有闪光之处，但是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整村推进、连片开发”式扶贫虽可以整体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但是，由于农民们对于政策的认识不深，资金的投入、管理力度不够以及组织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使得扶贫效力打了折扣，不能使贫困人群完全的融入其中甚至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培训转移式扶贫开发和政府贴息贷款式扶贫开发能较好的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力度却不够，而招商引资的扶贫模式虽然可以让农户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农户们和企业的不对等地位以及企业的逐利性使得农户的利益不能得到最大化，农户的积极性也不能充分被调动。小额信贷式的金融扶贫模式解决了农户们的资金问题，但是却不能很好地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而且，农户们的能力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培养，另一方面，贷款手续的繁琐、审批成功与否的不确定性也使农户们望而却步，经常会有一种一切准备都白费的感觉，另外，良好信誉的缺乏也使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收回失去了信心，双方的代沟使得金融扶贫不能成为一个很好地扶贫模式，使其扶贫的效力显得低下。产业链建设的推进，扶贫效率的提高，资金的管理和筹集以及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是关键。经过调查、分析与总结，大悟县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本县资金外流的情况存在且不容忽视，资金缺口不断地在增大，金融机构对于扶贫的支持度也远远不够；二是金融机构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有待创新和增强，不应该仅仅作为资金的借出者，而应该成为资金的管理者和风险的防范者；三是金融机构贷款的投放不合理，金融机构贷款的投放不应只偏重于那些优质产业，而应该改“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金融扶贫的引入在资金方面以及资金的投放和收回方面还有待改善。
4 解决对策
大悟县地处中原，紧靠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两条交通主动脉，城区内交通便利，大悟县芳畈镇、彭店乡、阳平镇共拥有生态养殖基地2000亩左右，城区内开发区北二横以北拥有近100亩左右的可建设成屠宰冷冻厂以及肉制品深加工的基地，可以通过租赁或者给希望参与扶贫活动的农民提供原材料等方式建立起产销一体化的产业链。大悟县地理、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村村通”工程使各乡镇之间以及各乡镇与城区之间的道路更为通畅，而且，大悟县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扶贫开发工作，也为建设大型的生态养殖基地提供了一个优越的政治环境，大悟县现已拥有一定规模的生态种猪养殖场，年出栏量大约可达到100万头，除此之外，芳畈镇、彭店乡也已经具有小规模的生态种猪养殖场，为扶贫开发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收购现有的小规模的生态种猪养殖基地，通过对小规模养殖场的改造建立起规模化、大型科学化的野猪生态养殖基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给贫困家庭提供养殖所需的野猪崽或者帮助他们建立起以村为单位的规模化野猪生态养殖场，通过规模化、科学化的养殖来降低养殖成本，从而达到扶贫的目标。野猪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红薯、青菜、植物的根叶、松子等等都是他的食物，而大悟县俗称“八山半水分半田”为野猪的生态养殖提供了条件，使其成为可能，而对于那些不适合野猪生长的乡镇，则可以建立蔬菜大棚养殖基地，一方面可以种植蔬菜，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养殖野猪所需的原材料。
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以农民的自筹资金和金融机构的贷款作为启动资金，来建造厂房设备、购买野猪生态养殖所需的猪崽以及喂养野猪所需的红薯等物品；在扶贫项目达到成熟时，通过特许经营建立起自己的屠宰冷冻厂，基于大悟县便利的交通条件，喂养的野猪不仅可以在县内甚至省内销售，还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远销到省外，实现自产自销一条龙。在产业链的建设过程中，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组成财务部门，使其能形成一条良好的现金流，在产业到达成熟期时，可以帮其管理闲置资金，以此来提高其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仅如此，还可以帮其有效的防范和管理风险，提高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在帮其摆脱贫困的时候实现金融机构自身的收益。
根据金融扶贫开发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坚持以产业开发、产业链的建设为重点，同时包括农民素质提高以及发展教育事业等三方面的内容。项目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一是以产业发展、产业链的建设为核心，打造属于农民自己的品牌，开辟一条农民持续增收的道路。按照贴近自然、顺应市场、充分利用自有资源的思路，建立起规模化、科学化、集群式的野猪生态养殖基地，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还可以提高产业的竞争力。
二是突出野猪生态养殖技术的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妇女也能参与到产业扶贫活动中。发展特色农业，建设规模化的野猪生态养殖基地需要技术作为支撑，而农民的文化水平与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与生态养殖的推广发展不相适应，所以，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一定的野猪生态养殖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养殖风险的防范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是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高学历、高技术、信息发达的今天，贫困地区的生存状况难以得到改善，其中，教育不发达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也告诉了我们教育、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在扶贫之余，我们还要重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以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从而打破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使贫困地区更好的摆脱贫困。
采用农户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的资金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有效解决资金外流的问题。金融机构在扶贫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对于风险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帮助农民很好的规避市场风险、获得收益，还可以在扶贫产业中充当会计人员，帮助其很好的管理资产，使闲置资金得到充分的利用，还可以帮助农民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扶贫资金退出机制，使产业扶贫的成效得以提升，同时，采用农民参与式的扶贫方式可以有效地克制“X非效率”。除此之外，金融扶贫还打破了贫困群体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的格局，有效的消除了贫困群体被社会排斥的危险，而且还可以很好地使贫困人群了解金融知识，防止被欺骗。
参考文献
[1]姚洪心，王喜意.劳动力流动、教育水平、扶贫政策与农村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2009，（9）.
[2]甫玉龙，刘杰.美国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哈瑞尔·罗杰斯访谈录[J].世界历史，2010，（3）.
[3]冯瑛、陈建东.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J].统计与决策，2010，（20）.
[4]李文瑞.金融扶贫的模式与成效[J].中国金融，2012，（16）.
金融扶贫论文篇7
我国自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来，扶贫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西部农村的贫困人口也已经逐步减少。然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区域在扶贫的同时出现的作为脆弱性贫困最直观表现形式的返贫现象亦十分严重，颇引人关注。
一、 脆弱性贫困的中国式剖析及治理架构解读
世界银行首次将脆弱性纳入贫困的范畴，并将其定义为两个方面，即受到的各种冲击及抵御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此后，脆弱性贫困这一概念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时至今日关于脆弱性贫困的具体定义尚未达成一致，即便如此，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脆弱性贫困具有前瞻性，事先无法观测（Al-wang，Siegel and Jorgensen，2001）。
与此同时，国外对于脆弱性贫困的研究及治理之道的探讨较为丰富。Dercon（2001）围绕农户所面临的资产风险、收入风险以及福利风险三大类外部冲击构建了一个脆弱性评估分析框架，提出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善、正规制度缺失时非正规制度安排的重构是政策干预实现减贫作用的着力点。国外一些学者尝试从宏微观金融支持与贫困治理的角度构建了贫困脆弱性的缓解、破解架构，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Honohan（2010）指出经济增长对于减少贫困的决定作用，强调要达到削减贫困的目的，只有通过创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才能够实现。Park和Ren（2011）比较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微型服务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微型服务效率。实践证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金融在目标实现、可持续性、影响上呈现正相关。
国内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郭劲光（2011）尝试性地拓展了脆弱性贫困的涵义并开展定量测度，以样本县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评价，设想了脆弱性扶贫干预的总体架构。伍燕（2012）以四川省4个重点贫困县为调查样本，探讨贫困地区民生脆弱性问题。建议政府和金融机构通力合作，运用多种扶贫手段帮助农户增收，从而缓解贫困地区的民生性脆弱。邹薇，方迎风（2013）采用了CHNS1数据就健康冲击、“能力”投资与脆弱性贫困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贫困人群一旦遇到负的健康冲击，更易陷入脆弱性贫困陷阱。杨文（2012）同样采用了CHNS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以礼金支出额为代表的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中国农村家庭的脆弱性。熊娜，陈池波（2013）也以CHNS中的辽宁、贵州等9个省份的数据为支撑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扶贫资金与农村金融协同作用辅之以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脆弱性贫困。可以看出，探析脆弱性贫困的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基础，在实证研究框架下剖析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之策将是未来学界研究脆弱性贫困的重点与难点。
二、 西部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治理理论阐释
纵观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主流观点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对减贫发挥着核心作用，而作为重要减贫、扶贫工具的金融机构政策与金融扶贫项目溢出的“涓滴效应”则可以惠及更多的贫困群体，发散减贫效益（Ravallion，2001，Sharp，Kay，2003；汪三贵等，2008）。在主流观点导向作用下，一些学者结合到我国民族地区的扶贫实践活动，深入地探究了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减贫、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治理等经济热点问题。
木晓琳（2013）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办法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绩效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尽管对迪庆藏区扶贫有一定的涓滴效应，但当前扶贫效率低下及涉农资金的匮乏仍是制约这一地区脱贫的瓶颈障碍，不限于此，一些学者进一步探析了金融扶贫效率的背后作用因子。如王晓东（2013）对新疆喀什、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和田等民族贫困地区金融扶贫开况进行实地调研，发现这一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同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与高额的金融服务成本制约了金融扶贫效益，在辨清各因素作用原理条件下，针对性提出了实现倾斜性信贷扶贫政策与产业化金融扶贫政策对接的建议。金融扶贫政策本身作为影响金融扶贫效率的重要因子其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巫志斌（2013）研究了广西29个被列入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民族自治县的金融扶贫政策效益，结果表明这一地区信贷规模小且投向严重失衡、金融扶持政策严重缺位，依据金融扶贫传导路径原理，建议以差异化的金融激励思路来实现该地区的金融扶贫效应最大化目标。
除了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扶贫问题之外，一些学者还具有前瞻地捕捉到了当前民族地区贫困的核心问题――以返贫为重要形式的脆弱性贫困。李伯华（2013）对湖南湘西自治州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脆弱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这一地区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因子是落后的经济状况、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恶劣的自然环境，应对之策则是针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类型特点，主张金融与发展式、参与式扶贫项目相结合，以激发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及人文素养，从而增强农户抵御脆弱性风险的能力及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潘泽江（2012）对湘粤桂边瑶区农户的脆弱性贫困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表明这一地区“特困”特征凸显且内部差异较大，传统以经济性缓贫为突出特征的开发式反贫困制度安排其边际效应递减态势显著，建议以增强农户生计资产、消减生计风险等方式实现脆弱性贫困的综合治理，继而提升脆弱性贫困的治理绩效。
总之，将脆弱性纳入减贫战略框架，有助于降低未来仍然持续贫困或返贫的可能性、维持减贫成果的稳定性与长效性，有望引领中国减贫事业迈入新的台阶。要有效抑制西部民族地区的脆弱性贫困，亟需在新一轮的扶贫开发中重视、破解贫困脆弱性问题，迫需以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更多地关注民族地区的脆弱性农户生存、生活状况，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工程也应由“经济帮扶”为重转向“脆弱性预防、治理”为主。同时更需在时间维度上采取长期治理方案，而促进脆弱性贫困群体的经营活动，系统提升脆弱性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资本。（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M].世界发展报告翻译组，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金融扶贫论文篇8
12月5日，为深化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实践探索，开创综合服务支持扶贫开发新模式，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云南省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开发性金融助力滇西边境片区扶贫开发”座谈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长陈元出席座谈会并致辞，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云南省副省长高树勋和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袁力分别致辞或发表讲话，保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松介绍了保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代表市政府与有关金融机构和投融资机构签订扶贫开发项目合作协议，涉及项目投资金额超过500亿元。
毫无疑问，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看，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先锋先导作用，弥补制度缺陷和市场失灵，打通融资瓶颈，破解融资难题，提高规划水平，都是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可靠保障。滇西边境片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又是具有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的地区，开发性金融的入驻将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从完善市场主体和弥补制度缺损入手，在制度建设、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改善金融生态，打通融资瓶颈，运用市场化方法进行扶贫开发，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百姓脱贫致富相结合方面作出不少尝试。
陈元认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加快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进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开发性金融作为沟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独特金融形式，与开发式扶贫方针理念契合、方法相通、优势互补，在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培育多元主体，形成社会共建合力，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事业，主动建设市场和制度，形成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机制，增强自身积累和内生发展动力，支持扶贫开发方面的成效显著。
以云南为例，滇西边境地区的减贫工作进一步深化了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实践探索，开创了开发性金融机构以“融资、融智、融商”综合服务支持扶贫开发的新模式。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和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合作，共同组织建设大型企业投资贫困地区发展工作机制，云南省各级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创造发展条件，把欠发达地区当做新的经济增长点，把贫困地区发展与区域经济大周边战略结合，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从长远看，对云南经济发展将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
由此可见，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开发事业将大有可为。
而滇西边境片区扶贫开发又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省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内容，对于我国构筑通往印度洋的战略要道，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能源安全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和平外交战略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探索西部对外开放的新模式，促进滇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对欠发达地区综合开发开放，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保护生态多样性，也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但是，单从扶贫角度，云南和全国其他地区情况不一样，应因地制宜，量身打造适合云南扶贫与发展的金融产品。
据了解，此次由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云南保山市政府共同推动的“开发性金融助力滇西边境片区扶贫开发”项目，将依据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把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社会团体平台资源优势、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优势与云南省政府的组织优势相结合，携手在保山市国家西南“桥头堡”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滇西边境片区扶贫开发、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综合引领支持作用，推动保山市经济社会和谐、科学、跨越式大发展。
事实上，开发性金融在云南的尝试，最大特点就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扶贫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或许将成为云南金融扶贫改革的一个创新，而如何更好地利用好社会各方的优势资源也将成为云南的一个考验。
胡富国强调，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应利用社会团体的资源优势，带头与地方政府、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员共同努力，积极为贫困地区老百姓办真事、办实事。他希望，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主动和政府真诚合作、共同努力；遵法守纪、依法办事、不要违规；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讲求实效、不图形式，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不说假话，不弄虚作假，为扶贫开发事业添砖加瓦、作出贡献。
金融扶贫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新疆旅游扶贫的金融支持文献综述
收录日期：2017年2月13日
一、旅游扶贫简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旅游业作为消除贫困的一种途径，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简称PPT）（Ashley，2001）和“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简称ST-EP）（Sofield，2004）以后，有关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如何带动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社会的支持，从而为反贫困的旅游扶贫政策做出积极响应，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讨论以及实践的重点。1999年4月，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第一次提出PPT（pro-poor tourism）的概念，是指将旅游业和反贫困联系起来，在富有丰富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开发旅游业，使其成为当地的一大支柱和特色产业，并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计划。之后，PPT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学术界的研究支持和旅游界的不断实践。
中国统计年鉴（2008）显示，“旅游扶贫”的概念自产生以后，在我国仅是倡导性的口号，起初并未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末，以贵州省为代表的一些省份阐述了以往旅游业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总结了相关经验，并肯定了PPT计划的可行性，进而PPT计划在1991年的全国旅游局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
二、旅游扶贫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旅游扶贫业在中国的逐步推进，国内学者也一直不断地研究和更新旅游扶贫的意义。金希萍（2001）认为旅游行业并非低投入、高产出，而是投入与产出成正比，通常会是较高的投入伴随较高的产出，因而旅游扶贫对资金的投入水平要求较高，人们应该正确认识旅游行业的投入与产出情况。周歆红（2002）从旅游扶贫的核心思想出发，认为发展旅游业只是通往经济繁荣，摆脱贫困的手段和路径，最终目的是综合运用地区资源带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其终极目标是社会的积极变迁。
王颖（2006）认为旅游扶贫为当地的发展带来了综合性的提升与机会，在经济利益方面，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非经济利益方面，增加了人们对外界的接触认知，提高了个人素质，促进社区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与PPT的最终目标相一致。彭敏（2007）认为在旅游扶贫中强调的旅游开发不仅仅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质上是社会各个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下的贫困区特色经济的开发，能够带来效益的开发。
三、金融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国外学者针对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从微观、宏观两个方面展开。哈罗德・L・瓦格尔（2003）从融资、财务管理、企业经营等方面出发，对与旅游产业有关的交通、游船、主题公园、、饭店等行业进行了分析和研究。JozePeric等（2011）通过对1991～2009年期间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在发展中国家旅游和酒店行业的投资总额及其影响效果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项目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当地经济的增长。
国内学术界对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问题也展开了积极的探讨研究，取得了各种相应的结论。饶文津（2010）等学者通过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得出，金融支持程度与力度对旅游产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胡永政、胡庆龙（2007）从金融支持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角度出发探索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安徽省黄山景区为例，说明了金融支持促进了当地GDP的增长，对旅游业发展有积极作用。叶春明、赵宇华（2009）提出，金融业对旅游行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支撑作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得到了政府、银行信贷、资本市场、金融等各方面的支撑，但其支撑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后提出了适合我国旅游业发展与金融支持的见解，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从竞争与合作的角度出发，李冬（2011）认为金融与旅游业的合作发展是个互利共赢的过程。金融业对旅游的支持拓展了其自身业务并推进了其业务创新，旅游I借金融的便利性更好地提供了金融服务，旅游业与金融业的一体化提升了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培培、俞玮（2012）基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对旅游业发展中金融支持过程表现出的或者潜在的障碍分析，探讨了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胡海燕（2012）指出，金融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已经得到学者们的验证支持，金融可以拓宽旅游业的发展空间，进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胡永政（2007）通过对黄山景区的数据处理分析认为，就长期与短期效果来看，金融业对旅游业的发展支持，长期经济效益要高于短期经济效益。
旅游业要发展，离不开现代经济的核心――旅游业。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行业逐渐成为我国的重要产业。金融业对社会闲散资金的聚集和再分配利用功能，使得它可以为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相关的重要支撑，所以发展现代旅游业必须结合金融业的支持作用。
四、新疆旅游扶贫现状
袁翔珠（2002）通过对西部贫困地区旅游策略进行研究，认为旅游业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其发展的前提在于旅游资源。我国的贫困地区一般处于革命老根据地、边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山区，这些地区往往因为自然资源未受到破坏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使旅游业在扶贫方面具有其他产业所没有的优势，因而需要搞好旅游发展战略。王成武、白明英、赵丽丽（2010）从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实施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出发，提出旅游扶贫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以一些强劲实力和特色小镇作为依托，小城镇旅游服务业和小城镇本身的可游览性，直接影响到地区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闫敏（1999）通过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基础性产业的发达程度，尤其是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因而旅游业的发展必须搞好基础设施的建设。叶春明、朱妮娜（2010）在对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与障碍化解分析中指出，政府应该加大对旅游业的有关支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在招商引资时增强吸纳银行信贷资金的能力；二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投融资环境；三是加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旅游保险等化解旅游风险的机制；四是建立旅游业的中介服务平台，改善旅游投融资的条件。
冉红（2006）在对全国与新疆旅游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虽然新疆的旅游业发展较快，但是由于新疆经济整体水平相对落后，财政自给率较低，建设资金有限，经济“瓶颈”严重制约着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旅游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虽然新疆是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大区之一，但是到2005年新疆旅游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第19位。张希钦（2011）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脱贫出发，提出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是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改进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城乡公共金融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结论
纵观以上文献，关于金融发展对旅游扶贫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在我国，其对经济的影响分析还基本局限于整体层面和内陆地区，对于贫困和边远地区的旅游业的开发虽然也有所研究，但是较少涉及到与金融行业的结合。
研究新疆地区旅游扶贫的金融支持的相关文献更少，多数文献停留在新疆旅游经济现状，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旅游资源的丰富性等方面，未对金融行业与旅游业结合及其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做研究。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拥有特殊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其开发利用对促进落后地区脱贫、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区域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现如今要带动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离不开金融行业支持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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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论文篇10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淄博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启动实施了“十万农户脱贫奔康工程”，扶贫开发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实现了10万户，26万贫困人口的年人均增收1000元目标，淄博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建设取得突出成效，为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但同时，淄博市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目前，全市仍有7.5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总量较大、分布零散、脱贫任务艰巨。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认真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省的部署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以走在前列为目标定位，以增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为核心任务，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进行广泛深入动员，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层层压实责任，切实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怎么退”的问题，确保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确保全市人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加快扶贫脱贫工作的过程中，淄博市银行业因地制宜开展金融扶贫工作，在加强网点建设、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扶持和带动贫困区域脱贫，取得了一定成效。
1、不断增强金融扶贫的政策支持力度
坚持组织推动，政策支持，确保形成金融扶贫合力。一是推动成立市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信息共享力度。二是出台《关于开展金融助推脱贫“直通车”活动的实施意见》、《博山区关于开展金融扶贫小额信贷试点实施方案》、《博山区小额扶贫信贷评级授信管理办法》等文件。
2、积极提升贫困地区的基本金融服务水平
完善存取款、转账、支付（各种支农补贴发放）等基本金融服务，要求金融机构积极开展自助服务终端、流动服务、固定服务等多种渠道，拓宽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在贫困村的覆盖面。以助农取款服务点为基础，不断加载小额存取款、转账汇款、缴费、财政扶贫资金汇划等基础金融服务功能，打造惠农支付综合服务平台。
3、不断创新小额扶贫信贷的投放力度
2007年，淄博市在山东省率先试点探索依托互助资金开展扶贫小额信贷模式。2014年淄川区被确定为全省金融扶贫试点区县。近年来，淄博市以列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契机，以小额扶贫信贷为抓手，坚持组织推动、创新带动、机制拉动，着力打造淄博金融扶贫品牌，为全省金融扶贫试点闯出了新路子。先后2次在全国贫困村互助资金培训会议上介绍经验。全市10个区县实现了小额扶贫信贷全覆盖，累计撬动金融资本11500万元，受益贫困户1.3万户，户均年增收2000元。
二、淄博市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的探索
1、与互助资金结合
2007年以来，沂源县探索建立了由财政资金、村民自筹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和互助公积金组成的扶贫互助资金。在此基础上，利用互助资金搭建的诚信平台，扩充互助资金规模，拓展“银社”合作业务，由县政府提供担保资金支持，与国开行和农业银行合作共为互助社批发贷款6000余万元。
2、打造“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的特色产业扶贫模式
一是对16个旅游扶贫项目实地开展融资需求对接，摸清融资需求，提高金融扶贫的针对性。同时，大力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二是淄博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推出“光伏扶贫”产品，支持特色产业发展。比如淄博市齐商银行推出“党贷福”光伏扶贫产品，采取贷款支持一块，财政扶持一块，挂包党员干部帮扶一块的方式，在淄川区西河镇为贫困户建设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站。邮储银行淄博分行在沂源县推出“光伏扶贫小额贷款”，以财政资金为担保，为每户贫困户发放光伏扶贫小额贷款。高青县以光伏企业为依托，采用“渔光互补”模式，充分利用滩涂地建设光伏电站，惠及贫困户1500多户。
3、创新政策性金融贷款方式，精准对接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政策性金融资金，精准定位贫困地区多元化融资需求，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公路道路、水利、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设。
4、瞄准扶贫生产经营主体，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财政出资1000万元用于扶贫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要求金融机构以不低于1：10的比例进行信贷投放，专项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扶贫生产经营主体。
5、立足小额信贷，推动银行信贷与财政贴息联动，破解农户融资难题
引导各区县农商行与当地扶贫办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以不低于1：10的比例向农户发放基准利率、财政全额贴息、最高5万元的扶贫小额贷款。针对“四有”贫困户，引导金融机构强化与市创业担保贷款中心加强合作，按照其实际经营需要，提供相应额度的免担保、免抵押创业贷款，并通过贴息、风险补偿等措施降低贷款风险，变“输血”为“造血”。
三、金融支持扶贫存在的问题
1、小额扶贫信贷推广存在制约因素
一是保证金不足，影响了信贷投放。二是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与扶贫社会属性之间存在矛盾。三是信贷审批流程、权限设置制约。
2、扶贫任务重点地区融资增信担保机制建设中存在问题
一是注重贴息，并未对金融机构自身损失进行补偿。二是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问题存在分歧。对于扶贫贷款风险较高，这一点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取得了共识，但是对于扶贫贷款风险补偿的额度，两者出现分歧。金融机构出于风险防控的考虑，希望风险补偿越高越好。地方政府囿于财力不足，尽可能的降低风险补偿额度。
3、金融扶贫宣传方面存在不足
一是政策涉及范围广，金融机构宣传带有片面性。二是扶贫宣传针对性较差。金融扶贫宣传，对象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这部分贫困户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普通宣传如折页等的宣传方式效果不佳。
4、融资对接进展中存在问题
一是不良贷款上升和信息不对称制约融资业务。二是信贷产品针对性不够。三是贫困信息不对称，造成“逆向选择”。
四、淄博市金融扶贫工作的推进路径
1、强化政策引导，构建金融扶贫协调推进机制
应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给予开展扶贫业务的各类金融机构规范、精准、协调、高效、适度的财税金融扶贫“特惠”政策，引导那些对贫困和中下层农户“特亲”的扶贫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
2、坚持创新推动，探索多种新型农村扶贫金融模式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探索、试点扎根乡村、面向贫困和中下层农户的多种新型农村扶贫金融模式，如互联网金融、电商+扶贫金融、农业特色小保险、小型农业众筹等多种金融扶贫创新模式。
3、完善小额扶贫信贷相关政策，构建简洁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一是作为扶贫贷款出现风险后的直接承受方，补偿资金往往滞后于实际需要，政府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补偿措施，简化补偿流程，尽快将补偿资金落实到位。二是富民农户贷日常贷款利息的缴存来源，不确定因素多;且出现风险后需先清偿后补偿，诉讼清收处置过程较长，将产生更多利息，而逾期贷款利息不纳入风险补偿，必将影响信贷资产质量。应考虑对出现风险的扶贫贷款能够先补偿后追偿。
4、建立担保诚信体系，确保信贷资金安全有效
由政府主导，加快建立扶贫融资信用担保体系，由财政出资设立政策性的扶贫融资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专门用于扶贫贷款的担保。要突破政策障碍，推广扶贫专项资金、专项基金担保等方式，集合各类分散的扶贫开发资金用于担保，发挥整合联动效应，合理放大融资担保倍数，提高担保效率。
5、提高扶贫宣传针对性，构建多渠道宣传机制
要根据贫困户需求，深入贫困家中，送温暖、送知识下乡，采用贫困户容易接受的视频、现场讲解示范等措施，提高扶贫宣传效果，同时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避免宣传“一阵风”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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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论文篇11
1 黄冈市金融扶贫现状
对于金融扶贫的定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正式严谨的界定。金融扶贫主要采用投放金融产品的形式，积极发挥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相对于传统的扶贫措施，金融扶贫有着以下特点：一是主体性，二是可持续性，三是市场性，四是创新性。金融扶贫作为贫困地区扶贫脱贫的一种有力武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被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所运用。
黄冈市位于湖北省东部，下辖七县二市，其中五个县市是部级贫困县，一个县是省级贫困县。根据调查摸底，截至2014年底，黄冈市有892个贫困村，占全省贫困村18.5%，居第一位；贫困人口102.83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17.71%，居第二位。由此可见，黄冈市扶贫任重而道远。黄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金融扶贫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关于金融支持产业精准扶贫的意见》、《黄冈市易地扶贫搬迁贷款方案》、《关于实施小额信贷主办行制度的通知》等金融扶贫文件。黄冈市金融部门也大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持续加大对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在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上也取得积极成效。
首先，黄冈市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开展各类金融与泛金融机构的引进与设立，构建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一是大力引进设立各类银行机构，二是大力推进保险业发展，三是大力发展其他各类金融业态；
其次，黄冈市积极探索多样化的金融扶贫方式。为了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黄冈市金融机构纷纷参与其中，金融支持产业扶贫、扶贫小额信贷、保险助推医疗救助扶贫、金融支持易地扶贫搬迁这些方式在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最后，黄冈市金融扶贫成效显著。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有效手段，可以帮助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 黄冈市金融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黄冈市近些年来金融扶贫在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2.1 认识存在偏差
部分基层干部对于金融扶贫工作认识不到位，特别是面对小额信贷可能出现的风险，害怕承担责任，不敢签字、盖章，导致工作中宣传金融扶贫政策、主动配合不够。同时，在大部分贫困农户的传统意识中，一旦跟“扶贫”二字沾上边，就片面以为是免费和无偿的，根本没有到期偿还意识，因而贷款资金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2.2 扶贫任务较重
黄冈市贫困县市多、贫困人口多，此外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弱，这都给扶贫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贫困地区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对黄冈市贫困县文化程度的初步调查，大部分人的文化程度均低于高中。因此，黄冈市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比较弱，我们推进金融扶贫工作必须注重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引导其掌握某种谋生的技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才能确保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而不是暂时地脱离贫困。
2.3 扶贫资金不足
虽然金融机构为黄冈市精准扶贫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对于黄冈市扶贫资金的总体需求而言是远远不足的。贫困户几乎没有积蓄偿还贷款的本金，偿还能力差，而经济效益对于金融机构来言又是重要的经营目标，考虑到收益和风险，因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把资金借贷给较为富裕的农户或企业，往往导致扶贫目标的偏差。此外，资金外流比较严重，严重影响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增收，甚至可能加剧贫困地区的落后。
2.4 服务体系不健全
第一，基层金融网点不健全，黄冈市的很多金融机构虽然在给农民提供资金以及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贫困地区基层金融网点服务出现空白；第二，农业保险发展滞后，黄冈市是农业大市，农业风险发生率高，但是黄冈市农业保险发展比较滞后，一方面开办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少，险种少，另一方面农民的参保意识差，对于农业保险认识不够，主动投保的农民少，农业保险覆盖率和承保率都比较低，因而农业投资风险极大，金融机构往往不愿进行贷款；第三，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农村信用担保是在农户和农村的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获取信用贷款时所提供的第三方担保。由于农户和中小企业资金实力有限，他们自身没有有效的抵押物，这就需要成立专门的担保机构。虽然近年来黄冈市政府组建了金财担保公司，全市担保公司也发展到19家，但是总体而言信用担保机构还是偏少。
2.5 金融环境有待提高
黄冈市金融环境存在着一些问题，金融环境有待优化。金融扶贫工作牵涉多个部门，需要进行统筹领导和协调。但是目前来看，黄冈市金融扶贫机制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金融扶贫相关政策措施不配套以及金融扶贫政策落地速度较慢。信用意识淡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贫困地区人口的信用意识比较薄弱，很容易造成金融机构的扶贫贷款无法回收。更有甚者，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有些农户把扶贫贷款当成国家给予的扶贫补贴，认为不需要进行返还。还有一些借款人通过作假的方式骗取扶贫贷款，并且不按照合同使用资金，将资金投放在一些高风险项目上，导致贷款无法回收给银行带来经济损失。此外，贫困地区的征信体系不完善，对借款人的信用信息不能进行及时的了解，容易产生风险。
2.6 创新力度不足
黄冈市金融扶贫创新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扶贫操作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创新，二是金融扶贫信贷产品不够丰富。从金融扶贫操作模式的角度看，黄冈市目前虽然探索形成了“政府+农商行+保险公司+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政府+农商行+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政府+农商行+农户”以及“农商行+保险公司+农户”等四种模式，但是还不够成熟，还有继续探索创新的空间。从金融扶贫的产品来看，金融扶贫的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信贷领域，有农户的小额信贷和个体经营户以及中小企业的贷款，但是在农业保险以及涉农资产证券化方面的创新非常有限。
3 黄冈市金融扶贫的对策
3.1 应加强金融扶贫的舆论宣传引导
全市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多形式、多渠道、多角度广泛宣传金融扶贫的相关政策，整合宣传力量，创新宣传方式，大力宣传金融扶贫开发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形成全力推进金融扶贫的强大气场，真正让农村市场经营主体和贫困户家喻户晓，鼓励贫困户积极参与到金融扶贫的过程中，通过金融手段脱贫增收。其次还要讲透政策，要防止金融机构和乡镇干部对金融扶贫相关政策宣传不到位，造成农户误把扶贫贷款当作政府发的补贴款，引导农户正确认识到金融扶贫的贷款是有偿的且需要按期还本付息。再次，加大对农户信用意识的宣传和教育，营造诚信环境，引导广大贷款农户遵守贷款合同，按时归还贷款，减少恶意拖欠、拒不还款等问题。’
3.2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黄冈市扶贫资金目前存在着供不应求的情况，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力量加大扶贫资金支持力度。具体做法如下：一是要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量。在贫困地区，首先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围；其次农商行要多元化集资，大力组织存款，尽快回收到期的扶贫资金，促进循环使用，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还要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对积极参与到金融扶贫中的民营企业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同时放宽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政府可以在税收和贴息等方面给予贫困地区的商业银行一些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设置村镇银行等机构开展金融扶贫。另一方面，要遏制资金外流的状况。
3.3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强化金融在扶贫中的作用离不开一个有效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黄冈市金融扶贫目前存在的问题，黄冈市必须创新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推进金融服务网格化，促使金融服务乡镇、村组全覆盖；大力发展保险，完善风险分摊和化解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通过政府保费补贴以及税率优惠等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支持贫困地区开展特色农产品价格保险，以此来调动保险公司和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通过拓宽担保抵押物的范围，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完善担保体系。
3.4 优化金融环境
金融扶贫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合力攻坚的金融扶贫机制，更离不开一个讲信用的金融环境，为黄冈市金融扶贫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支持。信用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为确保金融扶贫工作顺利推进，因此必须大力推进信用工程建设，一是要增强贫困户的信用意识，进行观念教育，培养诚信意识，二是进一步加大贫困户和市场主体的评级授信力度，构建可操作性强且统一的农村信用等级评定体系并建立档案激励信用状况，推动金融机构共享信用评定结果；三是要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和信用企业创建活动，努力形成激励机制，对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和信用企业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
3.5 推进金融扶贫创新
创新是动力之源，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金融扶贫同样也离不开创新。我们要大力推进金融扶贫创新，一方面要创新金融扶贫操作模式，积极推进政银保合作；另一方面要努力创新信贷产品，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参考文献：
[1] 赵志刚.中国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 版社，2015.
金融扶贫论文篇12
定西是全国最早实施区域规模扶贫的重点地区，从1983年开始的以定西为代表的“三西”建设开创了区域性扶贫开发的先河，取得了显著成效。新十年扶贫攻坚启动以来，作为六盘山片区扶贫开发的核心地区，定西扶贫开发仍具典型意义。其中，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缓解贫困的实践对于扶贫开发工作的历史性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引言
包容性增长是当前世界各国发展中越来越引起关注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发展模式改变了原有粗放式和集约式的发展模式划分标准，在一个更为注重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视角对增长进行界定。而且，金融发展本身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发展中国家极为关注的。由于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受到制约，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作用。金融包容是指包容性增长导向的金融改革和发展，金融包容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指让弱势群体以能够承受的成本获取金融服务和及时、充分获取信贷的过程;另一个层面是指非现代正规金融部门的其它主体有参与金融过程的平等机会。
自1983年开展“三西”扶贫开发以来，定西市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GDP从1983年的4.4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224.12亿元，银行信贷增长速度更快，2013年底，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为517.99亿元、315.09亿元，分别是1983年的291倍和103倍。当前，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家支持甘肃加快发展政策效应的逐步释放，以及甘肃省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实施，都为定西市争取项目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定西市决心打造薯都建设之后，定西市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呈现稳健运行的良好态势。但是金融在包容性增长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这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农村金融体系落后、弱势领域金融服务不足等所致。本文基于贫困缓解的视角探讨金融在包容性增长中的作用与影响。
二、文献回顾及评述
（一）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关系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Kuznets开创性地提出了“库兹涅茨”假说，认为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衡是倒U型关系;Greenwood和Jovanovich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库兹涅茨”假说;Galor和Zerira证明了因金融结构的不完善，导致穷人利用金融中介的成本高，而富人的成本较低，从而金融扩大了收入差距。但是因此也得出正是金融部门的发展，才能降低利用金融中介的成本，才有助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国内学者章奇等利用1978-1998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金融中介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服务缓解贫困论
相关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可以为穷人提供储蓄服务，积累资金以满足其更大的融资需求，且有弹性的储蓄工具能够帮助最贫困的人群抵抗风险。接触信贷可以使他们有能力投资于新技术、健康、教育等，提高生产力，有能力投资于高风险、高收入的资产，使穷人的长期收入提高。Burgess和Pande分析了印度农村的穷人参与金融活动对农村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印度农村设立的金融机构每增加1%将降低其贫困率0.34%;Geda，Shimeles和Zerfu的研究指出，在埃塞俄比亚，穷人获得信贷明显降低了绝对贫困，而且信贷是平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后者则有助于减少贫困。Zeller等通过分析孟加拉国、喀麦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小额贷款项目与农户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良好与创新性强的小额信贷服务与贫困农户生活质量改善之间正相关。
三、定西市金融发展缓解贫困问题的实践
（一）通过扶贫贴息贷款缓解贫困
定西市金融机构扶贫贴息项目贷款支持的企业都是马铃薯、中药材、畜草等特色优势产业的骨干企业，保证了信贷支持的重点，进而由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致富，有效降低贫困户创业风险，帮扶贫困户成功实施生产项目、脱贫致富。截至2013年末，定西市项目扶贫贴息资金累计投入3145万元、到户扶贫贴息资金累计投入2945.7万元，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扶贫贴息贷款16.37亿元，有效发挥了扶贫贴息贷款的杠杆作用。
（二）通过信贷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缓解贫困
定西市金融机构把支持马铃薯、中药材、畜草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作为金融扶贫的重点任务，积极支持产业扶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发展能力。近年来，通过不断加大对特色产业的信贷投入，针对产前、产中、产后的重点，全面支持了种、加、贮、销的各个环节和产业起步、发展、壮大的各个阶段，形成了商业银行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的支持体系，支持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能力。2013年末，定西市金融机构马铃薯产业贷款余额21.63亿元，中药材产业贷款余额46.05亿元，畜草产业贷款余额10.03亿元。2013年全市马铃薯、中医药、畜草产业总产值分别达到78.5亿元、160亿元和56亿元，“三足鼎立”发展格局开始形成，并成为农民务工增收的主导产业，加上蔬菜等产业，农民人均特色优势产业收入254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4%。
（三）通过民生金融服务缓解贫困
定西市金融机构把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作为金融扶贫的基础工程，全面提升民生金融服务水平。双联惠农贷款是甘肃省“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中，由省级财政给予全额全程贴息，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全额全程担保，农业银行承办的惠农富民贷款。自2012年9月开办以来，至2013年末，定西市双联惠农贷款余额达8.9亿元。同时，2013年末，全市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余额达6.28亿元，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余额达3.39亿元。
（四）通过信贷产品创新缓解贫困
定西市金融机构通过创新变被动放贷为主动营销，扶贫龙头企业和贫困农户申请贷款的可获得性有了极大的提高，提高了扶贫贴息贷款的覆盖率，增强了金融扶贫的主动性。截至2013年末，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创新的信贷产品达18种，累计发放贷款28.47亿元。农行的“清吉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贷款担保难，农合行的“陇药通”被省联社在全省推广，建行的“药财盈”解决了给农民“打白条”的问题，邮储银行的“中药材特色优势产业农业贷款”、农信社的“金薯宝”等助推农户小额信贷迅速发展。
四、金融缓解贫困问题实证分析
（一）模型及指标的选择
本文结合定西市实际情况以及已有研究成果，选取居民人均收入ineq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反映当地居民生活贫困状况，该指标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的加权平均值。选取金融发展效率指标ef、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n和经济增长指标GDP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它们对缓解当地居民贫困的影响情况。金融发展效率指标ef本文采用的是定西市7县（区）年度金额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n采用各县（区）年度本外币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使用各县（区）当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所有相关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数据期间为2001-2013年，数据来源为各县（区）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二）模型建立及检验
利用SPSS17.0以居民人均收入ineq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上述变量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ineq=b0+b1ef+b2fin+b3GDP+ε，其中ε是零均值的随机变量。
根据模型的检验结果，其调整的决定系数为0.827，说明其拟合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回归模型的Sig.值为0.018，说明模型在5%的置信区间内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结论
从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可知，拟合结果为ineq=0.586+0.059*ef+1.532*fin+0.631*GDP。从Sig.取值可知，在5%的置信区间内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是显著的。
1、金融发展规模扩大有助于缓解贫困。从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到，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对缓解贫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某一地区金融活动越活跃、金融资产总量占GDP比重越高（本文使用的是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就越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2、经济、金融发展对缓解贫困的联动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定西市主要经济发展指标、金融效率指标对贫困的缓解尚不存在显著回归关系。这一点可能与本文金融效率指标的选取有关，文中金融发展效率指标采用的是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即存贷比），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商业银行县域地区经营战略调整、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长期滞后等原因影响，定西市的各县区金融机构存贷比2001年以来整体上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因此，定西市经济、金融互相促进的联动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当地居民贫困缓解中的积极作用。
五、政策建议
（一）加快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对当地经济发展均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缓解当地的贫困状况。因此，一方面要把握当前改革契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健全和完善正规金融的基础上，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实现金融体系多元化、多样化，从而能有效地促进金融体系适应城乡经济的发展，扩大金融对贫困群体的覆盖面;另一方面要改善定西市金融业银行为主导的现状，发展以银行业为根本，保险业为基础，证券、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协同发展的模式，发挥金融对贫困群体各方面的保障作用。
（二）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一是加大政策性金融对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创新扶贫方式，整合各类扶贫资金，通过发挥撬动作用，带动金融信贷资金形成更多的扶贫投入，切实提高贫困居民收入;二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鼓励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深化金融机构与扶贫部门的工作联动，在扶贫贴息资金扶持到户和项目贷款、双联惠农贷款等贷款模式的基础上，探索运用扶贫贴息资金扶持各类特色产业贷款等模式，以进一步完善扶贫贴息贷款运作机制，不断提高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的积极性;三是探索运用财政、农业等部门的农业扶持资金，建立涉农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和贴息资金，分散扶贫信贷风险。
（三）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障体系
由于定西市金融业发展水平不高，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制约了贫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应建立贫困群体的金融保障体系。一是建立普惠式的金融体系，适时降低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门槛，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促进资源公平配置，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及地区差距;二是加强对扶弱金融部门的财政支持，对扶持弱势群体的金融机构予以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激发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弱势群体;三是统筹城乡金融发展，采取城乡有别的金融政策，构建资金回流机制，使农村存款更多地用于当地，提高农村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程度，增强农村金融发展对改善贫困农民生活水平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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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Finance’s Alleviating Pover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clusive Growth
――A Case of Dingxi City
LIU Yu ZHANG Huan FAN Li
金融扶贫论文篇13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国民平均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然而就在平均生活水平提高的大环境下，偏远山区的一些农村地区的老百姓的日子却越发艰难。由于受改革开放初期“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影响，前几十年政府一直将资金投放在东部等一些沿海地区，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导致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要远高于西部偏远山区。同时，这也使得贫困问题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攻克的一环。在2013年11月于湖南湘西视察时最早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脱贫攻坚的新时期，而完成精准扶贫攻坚，需要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与配合。金融扶贫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实际操作中却存在诸多问题影响金融机构扶贫的有效性。本文通过列举目前金融扶贫的现状，浅析当下金融机构扶贫效率较低的原因，同时针对性的提出了提高金融扶贫有效性的对策建议，从而为解决我国精准扶贫问题提供新思路。
1 我国金融支持扶贫的进展与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视，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地成效。1981年至2011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9.27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7.53亿。在此之后，按照国家2011年的扶贫标准，扶贫对象从16567万锐减到2015年的5575万人。我国成为第一个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支持扶贫，实质上就是由财政资金带头，带动金融机构对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资金投放力度，进一步扩大扶贫资金的总额，从而加快扶贫的进度，使扶贫的覆盖范围更加广阔。我国金融支持扶贫虽然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在扶贫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由此我国金融支持扶贫的现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放力度增强
金融机构对贫困地区的群众发展产业脱贫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2014年底的关于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农村金融机构为建档立卡提供“3年以内，5万元以下，基准利率放贷，免担保免抵押等”的扶贫小额信贷产品，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和贫困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截止日前，已经向贫困户发放超过1200亿元的贷款数额。根据已有的建档立卡的数据来看，超过1000万的贫困户都有着信贷需求，照此推算，信贷规模将会超过5000亿元。
1.2 各级央行积极提供货币政策支持
各级央行灵活的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吸引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靠拢。根据研究资料表明，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贫困地区，对于支农再贷款的需求也就越强，由此资金投入产生的边际效用越大，对扶贫的效果也就越明显。近些年来，各级央行充分运用再贴现、再贷款、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等原理，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向贫困地区投入资金，同时刺激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积极性。2016年，央行联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7个部门，推出了金融支持脱贫攻坚的新意见。其中一点指出，为了推进贫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符合要求的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在正常支农再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再优惠1%。
1.3 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加大
根据中央的指示，2016年我国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相比去年增加43.4%，达到了670亿元之多。同时，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也快速增长，估计可达到400多亿，较去年增加近一半。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总和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00亿元，如果加上市县层面的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应该更大。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共向省级扶贫开发主体项目投放约2500亿元资本金。当然在注重“量”的同时，也不忘记“质”的要求，政府部门通过建档立卡等措施，精准识别真正困难的贫困户，促进扶贫资金使用精准到位。
1.4 各部门之间运作缺乏协调性
地方政府c农村各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的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性，导致金融支持扶贫效率低下。首先，地方政府部门对扶贫工作认识深度深浅不一，因此对扶贫工作的开展各个地区的具体实行措施不同，当地方政府推行最新的扶贫措施时，往往未能及时通知到当地农村金融机构。况且，即使能够及时的通知到当地农村金融机构，该金融机构也需要时间来根据最新的措施制定相关的具体实施办法来落实地方政府的意图，这样使得扶贫工作的开展缺乏灵活性。其次，精准扶贫工作的进行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协调合作，而在扶贫资金中，财政拨款占了绝大比重，对于这些资金一般是专款专用，模块化的管理。运用资金时的局限性较大，审批程序也较为复杂，一次能动用的资金数额有限，难以起到带动其他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
2 阻碍农村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进程的因素及原因分析
2.1 金融机构扶贫主体结构和方式单一
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扶贫主体为一些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扶贫方式主要为向贫困地区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具体包括为农户提供助学贷款、抵押贷款等。在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实行总分行制的一级法人扁平化管理，存款需要逐级上存，而贷款则需要自上而下的逐级批复贷款额度，因此贷款项目主要集中在地方的龙头企业，真正投向扶贫开发项目的很少。并且参与扶贫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信社、邮政银行等机构，而大多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小型涉农贷款公司、农村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扶贫参与度不高。而由于某些偏远地区缺乏必要监管，利率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到基本点，使得贷款利率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范围，反而接近于普通城市居民的正常贷款利率。另外，财政贴息不到位，担保抵押制度尚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贷款质量不高，银行欠息挂账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导致银行发放扶贫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创新新的金融扶贫产品的意愿就更弱，最终真正帮助到的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数量也相对较少。
2.2 扶贫成本高居不下
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缺乏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及重视，导致有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的公路条件、用水条件、供电情况并没有为该地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比如，在一些地区，白天供电情况还算正常，但是到了晚上，由于晚间用电量大，就会出现电灯照明忽明忽暗现象，甚至一些大功率电器如电视机等都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在这些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通常只有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少量的农村金融机构布置一两个网点。再加上农村地区居民连片居住的特点，很难再建立起分管一个地区较大型分支银行，因此在这些地区金融机构分布较为零散，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另外，考虑到运钞成本、吸收存款的运用效率等问题，在这些偏远的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显然与银行追求利润的目标相违背，大多数金融机构往往不会愿意在这些地区设立网点。而对于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本来自身知识水平有限，再加上交通不便，也不会愿意主动到县域以上的地区向金融机构寻求帮助。
2.3 有效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
在贫困地区总体的经济水平落后，且有些基层领导人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眼界，当地的产业发展方向拘泥于已有的模式，发展潜力不大。如在一些以传统种植业为生活来源的农村地区，农户依然以传统的手工耕作为基本模式，而并没有引入机械化的生产模式，一方面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资金有限，并不能保证每家每户都能够进行机械化运作，由此个别农户的生产效率提高并不能解决该地区总体的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农户已经习惯于传统的手工劳作，缺乏专业人士指导农户进行机械化操作和产品运作。由于以上原因农户生产的农作物难以向产品化、产业化转变，农户经营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再加上农业生产成本逐年提高，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仅能满足基本的经营运作，使得这些贫困地区对金融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下。
2.4 脱贫与返贫现象同时存在
虽然一些农户在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帮扶下脱离了贫困线，但是农户的经济来源依然来自于当地传统的生产种植业。而传统的生产种植业受季节、天气等非人为因素影响大，因此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户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一旦天气情况发生不利的变化，农户稍不注意提前防备或者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就会导致家中资金运转出现问题，此时若后续没有其他来源的资金支持，很容易让农户家的经济情况回到贫困线以下，即返贫现象的出现。然而当地农村金融机构的力量是有限的，农户一旦自身经营状况受到影响就向其提供资金的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仅仅靠“输血”是不够的，“造血”才是可持续的长久之道。所谓“造血”即不仅仅依靠当地农村的金融机构，还要吸引外来的社会资金，外来金融机构加入到扶贫开发的大部队中，为贫困地区的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3 提高金融机构扶贫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3.1 农村金融机构积极与电商平台合作
近些年来，农村经济正逐步走向“信息化”、“电商化”的道路，借助电商平台的优势扩大了扶贫的覆盖范围，提高了精准扶贫的效率。一方面，电商平台不仅可以扩大农户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路，让农户销售农产品不再只着眼于那些农产品采购商，还可以帮农户节约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只要客户在电商平台上拍下产品，农户就可以将自己的产品打包发货从而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一直因为抵押制度不完善、信贷风险较大等原因，对为贫困农户提供小额信贷的积极性不高，那么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可以通过客户的评价进行贷款过程中的管理。我们都知道在电商平台里客户购买的产品到货之后，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对产品的满意度来对产品进行评价给出好评或者差评。农户创业需要资金支持，如果客户评价好，产品服务质量高，出售特色农产品所获得的销售收入高，那么当农户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向金融机构贷款时，金融机构可以考虑优先放款。而对于那些销量不太好的农户店铺，则贷款时需要谨慎对待。这样不仅为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的管理提供了有效途径，提高了他们的贷款积极性，同时在精准扶贫中提高了项目资金安排的效率。
如图2所示：①为农户借助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农产品；②为电商平台向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店铺销售情况等信息和农村金融机构向电商平台给于一定的利益分成；③为农村金融机构根据信息决定是否向农户进一步发放贷款。
3.2 完善扶风险补偿机制
许多农村的金融机构因为扶贫贷款风险大、贷款风险补偿不足，所以发放扶贫贷款意愿不强。客户经理批准发放扶贫贷款的业绩与发放普通贷款的业绩以几乎相同的权重计算到个人的业绩中，而发放扶贫贷款的收益显然是不如发放普通贷款的收益的，这为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增加了难度。综合以上情况，完善农村扶贫风险补偿机制势在必行。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扶贫开发基金，各级金融机构都有缴纳一定款项的义务，保证了各个金融机构在精准扶贫中的参与度，同时利用该基金为符合条件的贷款项目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引入各类保险机构，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城市中的各类保险机构进入扶贫开发地区，使得农户有机会接触到对于他们来说的新型金融产品――保险。通过购买保险，如果发生之前所提到的由于非人为因素导致的农作物减产的情况，就可以获得补偿金来转移一部分的风险，从而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
3.3 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刚刚起步，与城市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之前的农村金融机构支持扶贫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给金融支持扶贫的进程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小额信贷时缺乏可参考的依据，再加上我国农村信贷担保抵押制度尚未完善，这就使得这些农村金融机构在“贷”与“不贷”之间难以抉择，因此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势在必行。
建设农村信用体系时需要做到：
1、政府积极出资引导，地方央行牵头，联合地方农村金融机构派遣工作小组深入农村地区完善农户个人信用资料，主要参考该农户之前在该地区熟人、亲戚之间的借钱及还款情况；
2、建立一套完整的农户信用评级体制，根据之前调查了解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农户给予具体的评判等级；
3、将所有的资料电子化、档案化，并且推进当地各个农村金融机构的联网运作，实现各个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沟通及信息共享。
3.4 传统扶贫与观念扶贫并重
之前所提到的扶贫方式均为外来力量注入资金式的传统扶贫方式，主要墓方面解决精准扶贫问题。当前农村地区的贫困户受教育条件的限制，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这就导致他们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帮助的方式没有充分的认识，不能充分利用金融产品来脱贫致富。因此，进行“观念扶贫”加强他们对于金融产品的了解，帮助他们掌握金融产品的使用方法，从而提高他们对利用金融产品摆脱贫困的需求。为了实现“观念扶贫”，首先地方政府可以与高校、银行等机构合作，先对村支书、村长等基层领导人进行集中教育，然后在村里召开会议时再由基层干部进行金融知识的宣传，利用这样“由点及面”的逐级宣传方法，扩大利用知识宣传力度。其次，在通往乡村的公路上，隔不远就可以看到刷着各种广告内容的民房。由政府出面与那些农户协商，每年给予那些农户一定的租金和补贴，从而在这些广告墙上能够进行金融知识的宣传，保证金融知识渗透到农户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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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LUO Jiali，CAI Yang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