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篇1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态度变化(attitudinal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of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ofwhatoughtto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of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注：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ForeignPolicy,ed.JamesRosenau,(NewYork:Free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图(cognitive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amplificationofrelevant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ContinuityandChangeinItsSecondGenerationeds.,Laura

Neacket.al.,(NJ: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B.Bobrow,“TheChineseCommunistConflictSystem,”Orbis,9(Winter1966);H.BoormanandS.Boorman,“StrategyandNationalPsychologyinChina,”TheAnnals,370(March1967);TangTsouandMortonH.Halperin,“MaoTse-tung''''sRevolutionaryStrategyandPeking''''sInternational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9,(March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政策。(注：StephenG.Walker,“TheInterfacebetweenBeliefsandBehavior:HenryKissinger''''sOperationalCode

andtheVietnam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啬鬼(cognitive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注：DeborahW.La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JerelA.Rosati,TheCarterAdministration''''sQuestforGlobalCommunity:Beliefsand

TheirImpactonBehavior(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to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

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G.Herman,CharlesF.HermannandJoeD.Hagan,“How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ofaModel,”Paper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外交政策篇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570-06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国际化，这显示它们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全球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它们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气候大会）。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它们参与气候大会有哪些特点。

一、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研究，较少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形。例如，巴斯・阿茨（Bas Arts）认为非政府组织对气候变化条约具有影响，这些影响取决于它们的专业知识、国家的态度和行为、环境机制的重要性、政府问谈判的性质。米歇尔・贝茨尔（Michele M.Betsill）提出非政府组织影响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影响程度。~克尔・利索夫斯基（Michael lisowski）认为非政府组织运用权力和优势去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权力包括人际沟通和过程管理的技巧，优势来自于建立跨国联盟、提升谈判透明度、声称具有合法性的能力。然而，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现状，由于前者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其制约因素。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情形。例如，张丽君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气候外交中的价值以及政府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价值。郇庆治从国际原则国内化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再阐释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促动性作用及其局限。赖钰麟从政策倡议联盟的视角分析它们应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张和活动。本文对于张丽君的研究的补充是，发现它们已开始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本文对于郇庆治的研究的补充是，深入探讨它们影响的制约因素。此外，赖钰麟的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主张和行动。相较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其他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参与。

中国学者对于公共外交主体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韩方明认为公共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来进行的。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次。梁婷婷、张庆园、余金城等对于公共外交主体的界定也没有强调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本文的理论观点是跨国主义，也就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主张社会行为者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采纳的是后一种看法。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开始参与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

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外交政策参与，因此讨论他们对于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高红和朴贞子分析其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政策参与的制度制约因素、促使政策参与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孙发锋提出它们的弱小化、行政化、营利化是其政策参与的主要障碍。就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郑琦建议它们和政府应该从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组织自身建设人手，以加强它们的政策参与。刘虹探讨其政策参与的历史和现状、方式、影响因素。本文对于政策参与的理论观点是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也就是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变得更为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将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

三个特点

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活动主要可分为抗议、倡导、游说和建立网络等四类。本文以天津气候会议为例，简要说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抗议方面，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在倡导方面，它们举办了宣传活动、边会和新闻会。在游说方面，它们将“中国公民社会致UNFCCC天津站的立场书”（以下简称“天津立场书”）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和他进行正式会面。在建立网络方面，它们分别和日韩两国非政府组织、欧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活动，并为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举办欢迎晚宴。

外交政策篇3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 工业 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 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 理学 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 地理 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

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 社会 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 环境 在国际合作方面 取得了积极进展 。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 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 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 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 民族 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 经济 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 合同 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 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 人口 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 政治 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

外交政策篇4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 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 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 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 。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 取得了积极进展 。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 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 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 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 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 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 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西藏、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April 9,1996.

Zebich-Knos, M.: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in Post-Cold War Era: Linkage to an

Extend Security Paradigm,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vol. 5,No. 1.

Thomas, Caroline: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Tickell, Crispin: Climate Change and World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6.

Tuchman Mathews, Jessica: Preserv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Challenge of Shared

Leadership, New York, Norton, 1991.

外交政策篇5

一、中国“和”外交政策的提出与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一直是贯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流思想。2005年12月，总理在出访法国时发表《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1]2006年4月，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的演讲中，突出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他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2]主席和总理的讲话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道出了中国实行“和”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继承性。

新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国在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策略中，倡导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主张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和平的发展环境迅速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自身的不断强大也会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对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延续与深化。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从提出的“新安全观”思想到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用对话求安全、以和谐谋发展的思想不断丰富和深化，在和平的大环境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现实针对性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总体来看，和平是主流，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但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仍然存在，世界还很不太平。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些别有用心者到处制造中国，以打压限制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给中国的外交蒙上了不少阴影。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发展起来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滞胀中，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做出牺牲，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担负国际责任；中国的繁荣，必将促进世界的和谐。

（二）作用凸显性

2005年3月7日，英国BBC广播电台公布了一项在全球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民众心目中，中国的国家形象良好。其中，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和正面的国家和人数，超过了对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的同类调查。［4］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称霸世界、打压他国，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累计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减免了与亚非拉、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5］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以人为本性

中国“和”外交政策作为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对外体现，具有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本质属性。随着我国到海外创业、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如何保护好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我国正积极与有关国家协商沟通，了解和加深彼此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建立起友好国家，努力为海外华民创设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依托；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主动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2011年3月，利比亚发生内乱，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在利华民的安全和利益，不吝代价，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和交通工具，迅速撤离2.9万移民，有力地保护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大国风采。

三、中国“和”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

中国“和”外交政策以积极构建和谐共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繁荣的地区发展环境、相对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为目标和依托,在外交策略上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舞台是重要补充”的外交策略总体格局。[6]

（一）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和谐的周边邻里关系是对外交往的基石。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睦邻友好关系，在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上,大力倡导和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中印实现首次战略对话，妥善解决了共同敏感的边界问题；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签署并发表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并成功举行了首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韩贸易额不断增加，2005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民间交流更是日益密切；中巴、中孟、中缅等周边关系进一步加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继续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中亚地区,中国继续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加强对话，努力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

中美、中欧、中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世界的格局与稳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构建好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策略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着力点。

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和继承性。一方面,中美由于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着重大分歧；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时有激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涉及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也促使中美关系趋向稳固。

中欧关系相对稳定。中欧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舞台上都处于上升势头,在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的合作领域、合作程度日益加深，目前中欧关系正处于一个成熟而富有成果的新时期。

中俄既是大国又是邻国，传统友谊极为深厚。进入21世纪后，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中俄双方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理念，都积极致力于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相互取长补短,互为战略依托，能源合作范围进一步加大。

日本经济近期正陷入低迷状态，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显得无所适从，中日关系长期处于谷底徘徊。尽管中国政府拿出了十足诚意和行动，主席、总理先后访日开展了“暖春之旅”和“破冰之旅”，但中日关系要想真正步入和谐发展的轨道，还需要日本领导人及民众正确面对历史和现实，端正心态，积极作为，方能促使中日关系早日走上健康之路。

（三）努力构建多边外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更加积极自主地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积极活跃在多边国际制度的制定中。2005年10月，中国首次主办了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取得了较好成效。博鳌亚洲论坛、20国集团峰会、国际金融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已经愈来愈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身影也越来越活跃，国家领导人年度外访记录一次次被刷新，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致力于多边外交的构建。

（四）积极开展多元外交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的外交手段也更加注重人性化和多元化，除传统的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外,文化外交、科技外交、社团外交、救援外交等正方兴未艾。2004年11月12日,国外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底，世界上共有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在世界广泛传播。当世界各地发生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中国积极主动提供各种救援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面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援建请求，中国政府慷慨解囊竭尽所能。正是中国这种人性化、多元化的外交方式，既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又有利于消除中国，为自身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12-07.

［2］.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

［3］文舟.中国形象超过美俄[N].环球时报，2005-03-09.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外交政策篇6

在突尼斯爆发全国性抗议活动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突尼斯总统伊本•阿里和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先后因无力控制局势而下台。一时间，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中东各国都被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所波及。穆巴拉克四天之后，利比亚东部地区首府、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也出现了反政府活动并愈演愈烈。穆阿迈尔•卡扎菲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反对派，利比亚陷入全国性内战。利比亚内战导致外部力量的干预。联合国安理会在2011年2月和3月两次通过决议，对卡扎菲政权实施制裁，并设立禁飞区。北约成员国随后接管了安理会决议所授权的军事行动，开始对隶属于卡扎菲的武装力量进行空中打击。阿拉伯国家联盟没有给予卡扎菲支持，反而在安理会决议出台之前就已将利比亚开除出阿盟。卡塔尔、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还为北约和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各方面的支援。8月，反对派占领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10月20日，卡扎菲在其故乡苏尔特被反对派士兵击毙，标志着利比亚内战的结束。此后利比亚并没有走上政治重建的正轨，反而陷入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两大阵营的激烈斗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更迭频繁，地方离心主义高涨，宗教极端势力急速壮大。2014年5月，世俗主义阵营发起反对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四年内第二场利比亚内战的序幕。同年6月，利比亚政府分裂为由世俗主义阵营和伊斯兰主义阵营各自掌控的两部分，这一僵局一直延续到2015年。在利比亚内战的历史进程中，卡塔尔从多方面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有力支持，深刻影响了利比亚的政治变局。2011年初中东剧变刚刚发生时，卡塔尔正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萨尼（HamadbinKhalifaal－Thani）不仅利用主席国元首的身份说服阿盟批准了对卡扎菲政权的制裁决议，将其开除出阿盟，还积极支持禁飞区的设立。〔2〕卡塔尔还是第一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所组建的权力机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合法性的阿拉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法国。同时，卡塔尔宣布将通过帮助利比亚反对派出售其控制地区的石油来为其筹措资金。〔3〕为削弱卡扎菲的支持率，提高利比亚反对派的影响和地位，卡塔尔动用拥有国际声望的半岛电视台频繁报道利比亚反对派的活动，甚至在短短五天之内，一家由卡塔尔主持建设的“利比亚电视台”就出现在多哈。卡塔尔的这一系列活动为利比亚反对派赢得国际支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在军事方面，卡塔尔派遣了六架幻影战机直接参与北约的空中军事行动，而卡塔尔空军的全部战机数量也不过区区九架。〔4〕西方国家担心如果缺乏对利比亚反对派地面部队的支援，仅靠北约牵头的空中打击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利比亚僵局，但他们又担心由西方国家直接武装利比亚反对派会过于冒进。在此关键时刻，卡塔尔自愿担负起这项任务。2011年4月开始，卡塔尔经美国、英国、法国和阿联酋同意后为利比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并就每一批援助及时知会以上四国。〔5〕据利比亚官方估计，卡塔尔在2011年春夏为反对派提供的武器共18批次约两万吨，另有高达4亿美元的资金。除武器援助外，卡塔尔军方还将利比亚反对派战士带回多哈进行训练，卡塔尔军队还踏上了利比亚的国土。卡塔尔总参谋长哈马德•本•阿里•阿提亚（HamadbinAlial－Attiyah）承认曾派遣数百名战士前往利比亚支援反对派武装。

〔6〕卡塔尔特种部队在的黎波里以西的奈富塞山区和利比亚东部为反对派提供基本的军事训练，并帮助利比亚反对派在班加西、津坦和的黎波里等重要城市设立指挥中心。〔7〕2011年8月，利比亚反对派进攻位于首都的卡扎菲政权大本营时，卡塔尔的特种部队出现在战斗前线并担任指挥。卡塔尔对利比亚反对派的援助是有选择性的，明显偏向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伊斯兰主义者。其中，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AbdelhakimBelhaj）和阿里•沙拉比（AliSallabi）是卡塔尔援助的主要对象。〔8〕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和阿里•沙拉比曾一起创作过一本关于“圣战”的书籍，由卡塔尔资助出版。〔9〕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是利比亚最强大的反对派武装组织“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的首脑。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前往阿富汗参加对抗前苏联的“圣战”，回国后领导“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反对卡扎菲政权。该组织被美国政府列入恐怖组织名单，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也曾被中情局逮捕。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他的武装部队得到卡塔尔的训练和援助。在8月份反对派武装攻陷的黎波里后，他同卡塔尔军官一道公开进入利比亚首都。阿里•沙拉比是出生于利比亚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的宗教学者。阿里•沙拉比在青年时代曾因“意图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狱。1988年获释后，他离开利比亚前往沙特阿拉伯和苏丹等地学习宗教知识，后长期居住在卡塔尔。2003年，受卡塔尔政府鼓励，阿里•沙拉比返回刚刚同国际社会缓和关系的利比亚。阿里•沙拉比在利比亚内战中扮演卡塔尔政府和利比亚反对派中间人的角色。阿里•沙拉比动用其在反对派聚集的东部地区的声望，建立了一张武器和资金流动的网络，支持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武装组织首脑，其中包括其弟伊斯玛仪•沙拉比和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这些受助的武装组织首脑具有相似的背景：出身于远离卡扎菲政权中心的地区、青年时代受到宗教影响而产生“圣战”思想、曾遭到卡扎菲政权的打压。他们聚集起来形成了卡塔尔所支持的反对派核心团体。卡塔尔毫不避讳地偏向利比亚反对派中的伊斯兰主义者，极大地影响了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历史进程。

二、卡塔尔外交政策演进的内在动因

卡塔尔在1971年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哈马德•本•哈利法•萨尼1995年上台之后，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与11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是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卡塔尔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经常举办各类大型国际会议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卡塔尔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是唯一与以色列保持正常经贸关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时，卡塔尔与美国的宿敌叙利亚和伊朗关系良好，哈马德出席在古巴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14次首脑会议并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会面。中东剧变以前，卡塔尔灵活务实的外交行动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一个中立的“调解者”形象。伊拉克战争前，卡塔尔主张萨达姆主动下台流亡海外，是第一个派外长前往伊拉克斡旋的阿拉伯国家。2006年8月，哈马德成为黎以冲突爆发后首位访问黎巴嫩的国家元首，并在访黎期间与黎巴嫩商议对黎的“援助问题”。同年9月，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贝鲁特国际机场，卡塔尔成为第一个冲破以色列对黎封锁的国家。卡塔尔还是第一个宣布参加联合国黎巴嫩维和行动的伊斯兰国家。2007年，哈马德亲自访问处于冲突中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派武装，说服双方停火，并于次年在多哈签署了正式和约。2008年，卡塔尔联络各方在多哈召开阿盟会谈，促成了美国所支持的黎巴嫩执政联盟和真主党所领导的反对党之间的《多哈协议》，结束了黎巴嫩长达18个月没有总统的政治僵局。2009年，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卡塔尔邀请苏丹政府和反对派组织前往多哈会谈，最终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10〕尽管并非每次调解都能圆满收场，但卡塔尔关于也门、黎巴嫩和苏丹问题的三次外交行动表明其调解地区事务的积极态度和能力，赢得不少国际赞誉。哈马德更是被西方媒体称为外交界的“摇滚明星”。〔11〕中东剧变发生以后，卡塔尔的外交行动出现较大变化。国际社会所熟悉的中立的“调解者”形象被利比亚内战中主动的“干预者”形象所取代。卡塔尔丝毫没有给卡扎菲任何发言权，而是极富侵略性地帮助利比亚反对派颠覆政权。即便是对利比亚反对派，卡塔尔也未能做到一视同仁，而是用各种方法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送到伊斯兰主义者手中。中东剧变前后卡塔尔的外交行动在表面上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其总体政策和内在动因是一致的。卡塔尔地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两大强国之间，在宗教和传统等方面深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然而，沙特阿拉伯因“两圣地监护人”和瓦哈比派领袖身份所具有的宗教权威及其对周边小国的强大影响力和强势做派令卡塔尔颇感不适。哈马德上台前后，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两次因领土问题爆发边境冲突。〔12〕哈马德之所以积极发展与两伊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制约沙特阿拉伯。哈马德时期，卡塔尔采取通过调解地区冲突树立良好形象、提升国际地位的外交政策，力求摆脱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和制约，实现本国真正的独立发展。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行动正是这种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升级。通过积极的干预行为，卡塔尔试图获得来自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其国家实力和地位的认可。中东剧变以前，原先的两大逊尼派强国埃及和沙特均已显露颓势，前者内部各方面矛盾突出，后者受制于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攻讦。〔13〕中东剧变以后，埃及因内部动乱而自顾不暇，沙特阿拉伯则时刻提防国内和周边君主国的反政府势力而如坐针毡。卡塔尔通过近十年的“调解”外交，不断蚕食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地区权威，中东剧变恰好提供了一次完美的“超车”机会。卡塔尔首相在2011年3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将会加入空袭行动，……我们认为必须有阿拉伯国家参与其中，因为局势已不能容忍。”

卡塔尔强调自身的阿拉伯属性，表明自己与“民主推手”西方不同，试图得到本地区民众的身份认同，又迎合他们渴望变革的心态，从而迅速获得广泛的支持。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一马当先，不仅仅是阿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地位使然，更是其争夺逊尼派阵营内部话语权、试图成为阿拉伯世界代言人的重要手段。卡塔尔积极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哈马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卡塔尔政治安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卡塔尔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卓有成效又植根于哈马德执政时期国家实力的巨大提升，其主要表现是经济的长足进步、社会的繁荣稳定和政治的开明高效。哈马德执政时期，国际油价步步走高，卡塔尔呈现经济繁荣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5年的81亿美元跃升至2005年的354亿美元，人均GDP达4．4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卡塔尔的人均GDP近9万美元，位列中东国家首位，其后的科威特仅是卡塔尔的一半。〔15〕巨额的经济收入具有双重的效用，它不仅提供了卡塔尔开展积极外交的充足财源，还稳定了卡塔尔的国内局势。据2010年度“阿拉伯青年调查”的数据显示，卡塔尔的青年失业率仅为0．5％，为阿拉伯国家中最低。同一调查还反映出卡塔尔年轻人对“民主”的要求很低，在卡塔尔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认为“民主体制很重要”，这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依旧排列在末尾。而在邻国阿联酋，有四分之三的年轻人认为“民主体制很重要”。〔16〕以上信息表明，卡塔尔国内的社会稳定性很高。在埃及、突尼斯等国作为抗议活动主力军的年轻人在卡塔尔却对本国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政治认同，这不仅源于海湾地区相对保守的历史传统，更得益于卡塔尔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及其适当的财富分配体制。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埃米尔哈马德在国际舞台上四处出击提供了最大的保障。最后，卡塔尔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与周边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重大决策仍需得到宗教势力的认可；在科威特，民选的国民议会常常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在巴林，人口上处于少数地位的逊尼派政权不得不顾及什叶派多数人口的意见。而在卡塔尔，既没有强大的宗教界，也没有民选的代议机构，更缺少剧烈的宗教分歧，因而埃米尔和他的顾问们在政策制定上有着最大的自由度。哈马德任人唯贤和锐意进取的风格，以及高度集中的小规模精英决策结构，有助于卡塔尔调动国家资源来开展反应迅速、变化多端的外交活动。此外，强大的美军力量在卡塔尔的存在〔17〕无疑为哈马德的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卡塔尔有选择性地支持利比亚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政策，是卡塔尔长期以来经营同穆斯林兄弟会关系的重要延伸。穆兄会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曾是海湾君主国的座上宾。海湾战争时期，穆兄会因支持萨达姆而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破裂，加之穆兄会被认为具有动员年轻人追求平等、反对本国君主政权的倾向，遭到阿联酋等国的打压。〔18〕卡塔尔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穆兄会维持良好关系是长期以来卡塔尔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卡塔尔资助穆兄会在国外的活动，诸如输出穆兄会思想，反对埃及、叙利亚等国的世俗主义政权，呼吁在以上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等，以换取穆兄会支持卡塔尔的政策并保证不干涉卡塔尔的内政。利比亚内战爆发前，具有穆兄会背景的阿里•沙拉比从卡塔尔返回利比亚，成为卡塔尔在利比亚的天然人。阿里•沙拉比在圣战分子聚集的利比亚东部地区招兵买马，成为卡塔尔的主要援助对象。而长期居住在卡塔尔的埃及穆兄会成员优素福•卡拉达维在利比亚内战时期，通过半岛电视台和“伊斯兰在线”（IslamOnline．net）网站呼吁阿拉伯国家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组织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并向其伸出援手。诚然，追求外交独立和提高国际地位是卡塔尔积极介入利比亚内战的重要目的，但其巨额投入背后必然有着更加现实的利益追求。利比亚作为非洲大陆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符合卡塔尔在海外寻找能源投资项目的需求。此外，利比亚的石油出口对象多为欧盟国家。如果卡塔尔能在利比亚的石油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势必会增加欧盟国家对卡塔尔的依赖，更进一步促进西方世界对卡塔尔的安全保障。

三、卡塔尔外交政策演进的影响

卡塔尔积极干预利比亚内战的政策一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卡塔尔领导阿拉伯世界支持禁飞区的设立，并主动加入空袭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降低了利比亚人对西方干预的抵触。卡塔尔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赞赏，被认为是帮助其在北非实现干预并促成和平民主的关键中间人。〔19〕在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方面，卡塔尔的军事援助和媒体报道都使其在西方国家面前树立起开明、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前法国国防部长杰拉德•隆盖表示：“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能达到这样程度的相互理解还是第一次”。〔20〕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高度赞扬卡塔尔在促成包括北约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上的关键作用。〔21〕来自西方大国元首的肯定确认了卡塔尔作为新兴国际事务参与者的地位，改变了国际社会长久以来对卡塔尔保守专制的负面印象，让哈马德站到了他所追求的中东外交舞台的中心。卡塔尔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利比亚内战，在利比亚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攻占卡扎菲大本营的战斗结束后，卡塔尔的国旗出现在该营地上空。

利比亚反对派攻占的黎波里以后，该市的一处广场改名为“卡塔尔广场”。在利比亚海滨城市米苏拉塔的某处豪华饭店中，曾经悬挂卡扎菲肖像的地方挂上了卡塔尔埃米尔和王储的画像。然而，卡扎菲的并没有结束利比亚的苦难。后卡扎菲时代，世俗主义者、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者、卡扎菲时代的官员和军人联合起来，对抗伊斯兰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世俗主义阵营虽然屡次获得更多的选票，但始终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经济重建、武器监管和武装组织整合等目标均无法实现。作为利比亚经济支柱的石油生产因为地方分裂势力的活动而削减了三分之二。〔23〕后卡扎菲时代，卡塔尔的选择性援助行动无疑对利比亚反对派刚组建的过渡政府造成严重危害。阿里•沙拉比圈子以外的反对派军官抱怨缺少武器和药物补给，而一些从卡扎菲政权投诚过来的军官更是认为自己遭到了严重的排挤。卡塔尔对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的偏袒激起了世俗主义者的愤怒。在过渡政权中担任总理等要职的世俗主义者马哈茂德•贾比尔和阿里•塔霍尼等人与阿里•沙拉比的矛盾不断，并不止一次公开表达对卡塔尔的不满。利比亚世俗主义者的不满主要针对卡塔尔在卡扎菲政权后仍直接运送物资给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而未经过名义上利比亚唯一的合法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之手。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统计，在2011年春夏卡塔尔所提供的18批武器中，只有5批是通过该委员会批准的途径送达利比亚的。〔24〕在整合所有反对派武装以建立利比亚正规军的过程中，受卡塔尔援助的伊斯兰主义武装派别因拥有独立的资金来源而不配合过渡政府的调遣，表现出极大的独立性，这为随后爆发的第二次利比亚内战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两大阵营的斗争逐渐将利比亚拖向了第二场内战的深渊。2014年5月，世俗主义阵营的哈利法•贝加斯姆•哈福特将军发动了代号为“尊严行动”的攻势，标志着第二场内战的爆发。代表世俗主义阵营的利比亚国民军和代表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利比亚之盾”之间激烈交锋，后者仍然从卡塔尔获得支持。〔25〕这场内战恰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兴起。一些激进的武装分子在占领德尔纳后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被伊斯兰国承认为“昔兰尼加省”。伊斯兰国的加入，导致这场内战更为血腥。截止2015年3月，已有数起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利比亚的未来在这三方角力中愈加暗淡，而卡塔尔对利比亚局势的过度干预无疑是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

外交政策篇7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177-02

一、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一）网络外交决策与内外环境

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引发了外交领域的重要变革。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伴随传播技术的进步与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民族国家除借助武力谋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网络的国际化传播来谋求国家利益，于是网络外交和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政策是党和国家的生命，体现人文价值观，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1］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是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系统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制定与调整必须结合国内外环境状况，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观实际情况，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家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二）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概念

国家的外交战略结构，或称国际战略或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关于对外关系的全局谋划，它涉及国家对外目标的制定、实施对外目标的手段、国家对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认识与判断，对本国利益与国际地位的追求，对大国关系、国际人文环境的认识。［2］由此，可以对网络外交战略作出以下理解，网络外交战略，是一个国家对国际、国内网络发展与运行环境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结合国家自身的总体外交目标，对本国长期的网络对外关系的全局谋划。外交政策是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由国家的外交战略所决定。它指一国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3］由此，可以对网络外交政策作如下定义，网络外交政策是指一个国家在明确对网络外交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国家自身的网络发展与运行状况，所指定的一系列处理国家网络对外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

（三）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网络外交决策首先具有现实性，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其次具有针对性，既有目的的针对国际问题和国家内外环境；第三具有明确性，即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对外本国明确的立场与态度；第四，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坏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诚信信誉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适应国际形势，能够实现国家制定的目标，使目标和效果达到最好的结合。

由中国学者归纳，中国的外交决策有三种类型：神经末梢触动型，就是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神经中枢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决策过程；最高决策发动型是最高决策层为主发动的决策过程。［5］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网络外交决策大权在最高机构，外交部及其下属机构在网络外交决策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联网络传播具有廉价、实时、共享和高度扩张的特点，因此能够及时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对信息的选择更灵活，方便了参与外交的行为体及时沟通和交流，并在网络平台上形成舆论倾向，从而对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四）网络外交决策的程序

网络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较研究，最后上报，由中央决断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传播、议题的设置、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最终形成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程序中尤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传播

网络是外交信息的重要传递者，同时也是外交信息的最灵通者。所以，通过互联网等各种途径大量的收集情报，在进行调查研究网络外交政策制定中尤为重要。

2、网络外交政策中的议题设置

网络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突出和强调或隐瞒或者暴露某些事实，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决策带来正面或反面的推动力。

3、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公众舆论

公众的情绪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变化。善于遵从、引导、影响和控制公众情绪已成为国家发展网络外交的重要领域，对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网络外交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情分析

“国际舆论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6］冷静客观地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国际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敌视中国。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从国际舆论环境的总体态势看，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依然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思考要求中国必须把网络外交战略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通过政府推动下的思想与信息的交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说明中国，把客观、真实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传递给世界。

（二）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变着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写道的，信息就是权力。”［7］。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在信息的跨国大流通中被削弱，“对于自身社会有关的信息，政府已经失去了某些控制”，［8］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公众越发深切地感受到个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意识的增强和利益相关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国公众对国际关系、世界事务给予更高的关注。表达见解、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更加强烈，这对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维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级秩序越来越困难。”［9］在这样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舆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软权力则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致力于表达和运用的力量。网络外交这一具有软权力性质的非传统性外交形式也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和倚重，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事也就尤为重要了。

三、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现实构建

崭新的外交理念呼唤全新的外交实践。中国网络外交战略的构建与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把网络外交融入中国总体外交框架更需要经受外交实践的考验。

（一）中国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思维与理念

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与实施，必须遵守国家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则与惯例。具体来说，要构建中国的网络外交战略、制定和实施中国的网络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几点理念：

1、要勇于承担责任，在参与中提升自己。作为一个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大国，我们要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做出贡献。

2、要重视政策说明与辩护。外交事务虽然涉及到国家安全等复杂的战略性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记住这样一句话：一项没有解释清楚的政策是不会得到大家支持的。”［10］

3、要重视政治文化与外交理念的传输。

4、信息提供要具有连续性与客观性。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网络上的信息淹没。保证信息的连续提供，并对信息的客观性负责，唯此才能真正发挥网络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坚持战略和政策的原则性，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一国的外交政策。

（二）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外维建构

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外维建构是中国网络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互联网络平台之上，中国对自己的认识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从运作的层次上看，中国的网络外交战略应该分为全球层次、区域层次和国别层次，依次推进，在序列优化中寻求高效能。

1、全球层次。全球层次是中国网络外交战略运行的最广义层面，它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全球互联网舆论中给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一个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具体博弈中通过互联网给世界各国公众一个良好的感性印象。

2、区域层次。区域层次的网络外交对象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互联网使用区域，如西欧、东北亚、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中国网络外交的核心首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其次为世界其他地区。

3、国别层次。国别层次也是网络外交最基本最具体的层次，其主要对象是世界大国和中国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区国家的互联网使用主体。

（三）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内维建构

从内向性维度审视，中国网络外交战略和政策应本着把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作为网络外交的出发点这一精神，及时回应国内互联网平台上的民众，对我国外交事务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对于国际热点问题，要加大分析和解释的力度，而不只是对我国具体外交行为作原则性的解释。

1、要适当加大中国网络外交的透明度，拓宽公众对中国外交问题了解的渠道，增加公众与职业外交官在互联网络上对话的机会。

2、加强网络技术研究和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争在影响到未来网络发展走向的网络技术上取得一些关键点的突破，以便在未来新的全球网络规则中取得一定的发言权，避免完全被动的局面。

3、要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对话、改变国内网络管理思路与体制，争取网络外交信誉。政府要尽可能地加快发展民间网络外交力量，努力建构和谐网络社会。根据网络外交本身的特点，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导。

四、结语

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网络外交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网络外交战略与网络外交政策的研究，必须基于对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与政策的理解和掌握。网络外交战略和网络外交政策的制定，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必须重视网络外交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必须重视网络外交同国际、国内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只有如此，才能把网络外交融入中国总体外交框架，最终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

参考文献：

\[1\]\[2\]\[3\]\[4\]杨闯.外交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250,260,262.

\[5\]张历历.外交决策\[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19-121.

\[6\]赵启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J\].世界知识,2004,(5):54.

外交政策篇8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码：A

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以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积极改善同中东国家、俄罗斯的关系，推行与邻国以“零问题”（Zero Problem）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同时在伊拉克战争开辟“北方战线”问题上与美国交恶，长期以来积极申请加入欧盟未果而對欧盟产生不满。在中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谋求在乱局中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争取发挥更大作用，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以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为切入点，探讨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同时分析中东剧变给土耳其外交带来的冲击，以洞察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质。

一、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现任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外交思想的实践。达武特奥卢曾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2009年5月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维。“战略深度”外交思维是以土耳其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基础而提出，土耳其曾经有过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同时位于中东、巴尔干、中亚、高加索、里海等地区的交汇处，因此土耳其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安于一隅的国家，不仅要在所在地区以及邻近地区扩大影响力，而且应该追求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制定而不是一味顺从国际规则。同时，不应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因为这是太过被动的外交姿态，显出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的国际影响力。土耳其要努力成为世界政治中承载地缘和历史责任的“积极贡献者”和“中心国家”，与美国、北约和欧盟的关系保持和谐的同时，不能影响发展与俄罗斯、中国或中东国家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上，土耳其以往的外交政策过于强调与西欧、美国的关系，而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以往被忽视的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关系，在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友好的前提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加平衡和多样化，以防止与美国、欧洲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地区层面上，以积极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为指导，土耳其在应對中东、巴尔干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态势发展方向时应具有强烈的外交前瞻性，在所有这些地区中应该承担起塑造良好秩序的角色，而不应只是被动应對危机的国家，需要在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的干预。在全球层面上，战略深度主义进一步延展了土耳其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所制定的“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外交总体战略，不仅要维护本国的秩序、稳定和安全，还要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实践这些外交政策时，主张以软实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利用与所在地区国家在文明、历史上的渊源和联系，发展经济，推动政治融合。制定所在地区未来的战略构想，以共同的安全框架，政治上的對话，经济上相互依赖，辅以文明、宗教共性为基础，扩大其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

土耳其的“战略深度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主张土耳其实行“睦邻”的外交政策，以与邻国的“零问题”原则代替“零和”的外交思维。睦邻外交是土耳其的外交传统，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就彻底放弃了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实行尊重邻国和领土完整的睦邻友好政策。达武特奥卢认为，妥善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实现土耳其全球战略宏图的前提条件之一，土耳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大量消耗国力，因此欲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承担主要角色，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是土耳其通过建立多维度的友好关系重新定位地区和全球角色，以“對话和合作”代替“强制和冲突”，保证土耳其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對于土的邻国外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是此举可以提高土耳其与邻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二是向所有邻国体现土耳其的重要性。

“战略深度主义”还认为，土耳其应实行多维度外交，逐步改变以往单一的外交，实现外交平衡。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拥有多重地区认同，因此有实力也有责任实行一体化和多层次的外交政策，历史和地缘位置的独特结合带给土耳其一种责任感，为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作出贡献，这是源自土耳其多层历史深度的责任召唤。冷战期间，土耳其基本上实行的是“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单调的外交战略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当代国际格局下，亲西方战略略显单薄，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除了继续发展与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关系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发展与本地区外的非西方国家关系，以实现外交发展的多样性，以一种更为宏观的地缘战略视角，重视以往所忽视的亚洲、非洲地区。

有西方学者给“战略深度主义”冠以“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nism）的标签，“新奥斯曼主义”起初是用来定性上世纪80年代末土耳其总统厄扎尔（Turghut Ozal）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用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奥斯曼主义定性“战略深度主义”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无论在与当年的奥斯曼帝国实力對比上，还是从战略深度的外交思想中，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土耳其奥斯曼主义的复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并没有被丢弃，凯末尔主义對土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向东看”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深度主义”的指导下，在外交上表现出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一些外交事务中，与西方盟友的外交政策不合拍，甚至有很大抵触，土耳其出现了脱离西方的外交迹象，这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关注。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打破了以往的外交传统。为了实现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目标，土耳其频频向以往敌對邻国示好。2004年，土耳其和叙利亚完成了两国历史上的首次高层互访，2007年，土叙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有了新的进展，两国在能源、经济方面合作紧密。并且在地区事务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的政策不惜与美国政策相左，2009年，土耳其反對美国提交联合国的有关制裁伊朗的决议，并且联合巴西与伊朗签署了向伊朗交换核燃料的“三方协议”。同时，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以共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另外，土耳其积极改善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并收到了良好效应。2009年4月，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公布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路线图”，期待能够冰释前嫌，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土耳其在与美国的敌国关系升温的同时，却与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剑拔弩张，以色列是埃尔多安上台以来为数不多的与土关系恶化的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根支柱”，两国作为中东地区的“另类”，都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两国关系曾一度发展顺利。1996年，两国签订了军事协议，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土以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十分不满，尤其是以色列對加沙地带进行非人道的封锁。2008年12月，以色列发动针對加沙地带的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土以关系骤然恶化。埃尔多安在2009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不满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针對中东和平进程的言论而愤然离席。2010年5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籍人道主义救援船致使土以关系跌至断交边缘。维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独立和安全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争端，触及到美国的这一目标，并且使美国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冷战期间，土耳其最大的安全忧患是北方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2004年1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土耳其，成为32年来第一位访土的俄总统，提升了两国关系。两国的往来有着切实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2008年，俄罗斯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土俄贸易量是土美贸易量的四倍。同时作为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两个邻国，土俄两国都或多或少地對美国和欧洲存有不满。并且土耳其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土耳其65%的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进口来自于俄罗斯，两国能源合作的前景甚好。

土耳其對西方的政策分两个层面，一是困扰土耳其多年的加入欧盟问题；另一个是以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土耳其一直矢志不渝地追寻着自己的“欧洲梦”，但就目前来看，土耳其的“欧洲梦”还将会继续做下去。尽管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所规定的“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进行国内改革，欧盟對此仍不满意。土耳其认为，欧盟所谓“哥本哈根标准”实质是针對土耳其的“安卡拉标准”，對土加入欧盟实行“双重标准”。在欧盟内部，除传统敌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强烈反對土耳其入盟外，法国和德国是抵制土耳其加入欧盟比较强烈的国家，它们仅允许给予土耳其“特殊伙伴关系”。这不仅打击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决心，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方向。

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而不是如以往般顺从美国，甚至有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左。自2003年以来，美土之间龃龉不断。首先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否决了美国通过土耳其开辟伊拉克战争的“北方战线”议案；2008年8月土耳其又延缓援助被俄罗斯入侵的格鲁吉亚，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不如以前，美土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面临挑战。除了两国产生的直接摩擦外，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同步。尤其是土耳其改善与诸如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关系，让美国极为反感，这间接地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悖。

埃尔多安政府不断加强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疏远，土耳其的外交风向是否改西向东？土耳其这种外交行为是战略改变还是政策转移？需要认清的是，一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并且这与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亲西方的“凯末尔主义”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土耳其外交思想中，这决定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方向不会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化。在国家的對外战略中，战略目标应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匹配，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對外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土耳其现在的国家实力正处于一种上升期，但又远未达到与西方国家完全抗衡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既想有一番作为，而采取积极、多样的外交政策，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亲西方的外交轨道。埃尔多安也一直在强调，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主流，也是土的外交战略。因此，土耳其将西方国家视为對外战略的首要目标，这一外交基轴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

三、中东剧变中的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自2010年底起，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现政权纷纷，从而导致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中东地区长期积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内矛盾以及地区国家间的矛盾集中凸现出来，由此开始了地区新一轮的动荡。中东剧变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造成了很大冲击，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周边地区保持稳定与和平。面對已经不存在的周边稳定形势，埃尔多安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政策，希望在混乱的中东地区有所作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营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东剧变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埃尔多安政府“零问题”外交出现松动，根据不同的邻国调整相应政策。“零问题”外交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此政策的目的在于以主动的姿态化解与邻国之间的宿怨，为土耳其的综合发展创造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当始于突尼斯的变革蔓延至土耳其邻国叙利亚时，土耳其的“零问题”显得极其脆弱。我们可从埃尔多安政府對叙利亚问题的立场看出端倪，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政府无法确定叙局势的走向，對叙危机采取一种模糊的外交政策，希望阿萨德政权通过变革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但是，随着叙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阿萨德政权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對抗不断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确要求阿萨德政权下台，土耳其在“亲民主”的旗帜下开始對阿萨德政权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参加由西方国家所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多边论坛，并且允许叙反對派在土从事反叙政府的各种活动，暗中對反對派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叙反對派夺取巴卜海瓦等口岸。土耳其还与沙特、卡塔尔密切配合，在距叙边境大约100公里的阿达纳设立一处秘密基地，为叙反對派提供军事、通信等重要援助。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仅突破了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外交传统，采取非强制性的、软实力的方式推动地区稳定。同时违背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原则，“零问题”外交逐步向建立协调地区体系的外交目标过渡。中东剧变颠覆了土耳其的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使它必须在与邻国政权保持“零问题”和满足邻国的诉求之间进行选择。

（二）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追求的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同时却为土进一步扩大国家影响力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东剧变中一些区域内国家的实力大损，凸显出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埃尔多安政府显然不会错过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二是“土耳其模式”成为中东国家所尝试效仿的样板之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主要是指在伊斯兰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国家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化以及市场化的国家，土耳其在“伊斯兰和民主之间产生持久婚姻”，可以启发其他中东国家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中东剧变正是由于一些政权民主、自由不够，从而导致根基不稳，后的国家势必会摸索国家的民主、自由之路，显然土耳其的成功模式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备选选项。因此，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显得尤为积极，埃尔多安完成了對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三国的“阿拉伯之春之旅”，积极与新组建的政权加强联系，进行了一系列的“亲民主”活动和讲话，如在访问埃及时发表演讲，呼吁埃及人民“不要惧怕世俗主义，世俗国家并不是意味着人民都是无神论者，而是意味着尊重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实践自己的。”

（三）中东剧变为土耳其未偏离“亲西方”外交基轴提供了明证，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应對中东剧变上保持了一致的基调，同时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土外交的根本点。在中东剧变发生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政府并没有立即在国际上表态，而是静观其变，其实观察的视角无非有二，一是中东国家剧变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是否到了从根本上颠覆政权根基的程度；二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以便于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立场。这在埃及和叙利亚局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埃及民众抗议刚开始时，土耳其不能确定事态将如何发展，并没有對埃及局势表态。但当意识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决心让穆巴拉克下台时，土耳其最终确定了對埃及的态度。在叙利亚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步调一致，不仅参加了西方国家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同时作为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和美国在背后向叙反對派提供援助上进行合作。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又显示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面，在人道主义干涉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持一种消极甚至是反對的态度，关键的因素是土耳其在利比亚有150亿美元的投资，25000名土耳其籍工人在利比亚工作，使得土對利政策显得比较谨慎小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与美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矛盾仍旧存在，對中东剧变意见的一致并不能打消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反對。

中东剧变對土耳其外交来说，带来了一些机遇。尽管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所要维护的地区稳定与和平，但在中东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土耳其国际地位和扩展地区影响力。在地区大国中，以色列虽有美国的背后支持，但在中东地区的孤立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武力上對其他中东国家进行征服，却得不到这些国家的真心支持。埃及作为地区大国曾经在地区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剧变后的埃及国内问题尚待解决，一时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以往的作用。一般看来，伊朗在这场剧变中获益颇多。长远来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内部存在很多问题，甚至盟友政权的维持都成为问题，尤其是叙利亚。一旦巴沙尔政权，在美国和以色列高压制裁下，很难保证中东剧变不会蔓延至伊朗。因此，就目前来，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比较稳固，有利于外交的进一步施展。

但中东剧变對土耳其来说，不仅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土耳其外交上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暂时失去稳定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这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证。叙利亚危机已经给土耳其“零问题”外交造成巨大的打击，周边地区环境的恶化压缩土外交政策的操作空间，这需要土政府不断调整本国外交政策。土外长达武特奥卢访问英国时发表演讲指出在变化的世界之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需要变革。二是如何调节西方国家對中东国家的高压政策和土维持稳定周边环境之间的平衡。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和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失衡的局面，这是土耳其未来需要面對的挑战，一旦美国认为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希望利用中东剧变的势头武力攻打伊朗，埃尔多安政府又将如何应對，无疑是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挑战。

四、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是土政府在应對新的国际安全形势，结合正义与发展党自身的外交思想而作出的理性应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埃尔多安政府调整土外交政策，土耳其重新定位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土耳其调整与西方的关系制造了很多难题，长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把西方置于优先位置。冷战结束，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黑海和中亚地区出现新的机会和挑战，土耳其重新审视亲西方政策。从冷战后大的国际安全环境来看，土耳其冷战期间最大的安全威胁苏联解体了，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没有来自北方的安全之忧，这为土耳其改变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基本条件，俄罗斯由于国力的衰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化，加之俄与土耳其在能源、经贸上的往来，两国关系逐渐升温，不会给土耳其带来冷战式的威胁。同时，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南部的安全局势恶化，尤其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独立主义倾向严重，直接威胁到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这样土耳其的安全威胁由北部转移到南部。因此，与中东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對于解决库尔德问题有一定的裨益。同时，冷战结束后，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与土耳其在文化和种族上具有渊源关系的国家，这为土耳其提供了积极施展外交影响的广阔空间，土耳其有意在中亚五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移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反對恐怖主义上来，无暇顾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而优先考虑美国的安全问题。土耳其拒绝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开辟“北方战线”让两国关系出现阴影，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还是冷战后的战略伙伴关系，都不能定性如今美土之间关系的实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带来很大负面作用，土国内出现了美国既是土耳其的盟友又是土耳其潜在威胁的声音。土耳其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采取了一种较为务实、理智的外交政策。

（二）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土耳其對自己认同定位困境的产物。自凯末尔改革以来，世俗化、现代化一直是土耳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土耳其毕竟是受伊斯兰教影响深远的国家，尽管凯末尔改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土耳其的世俗化，但在广大的土耳其民众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土耳其发展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从宗教渊源上能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土耳其在西方看来是一个拥有众多穆斯林但又实行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和世俗主义的国家。土耳其在评估外交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时认识到，北约和欧盟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土耳其成为西方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亲西方并不一定总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精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土耳其偏向东部认同，会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欧盟一直将土耳其拒之门外是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欧盟一直以未达到“哥本哈根标准”为由，拒绝土耳其入盟。土耳其也意识到，欧盟2004年的新一轮扩大遇到很大的困难，法国、荷兰拒绝欧洲宪法而引起制度危机，在欧盟未解决内部问题前，土耳其加入欧盟仍非常遥远。当下欧债危机还未化解，欧盟内部出现问题，这都不利于土耳其入盟。2010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英国伦敦发表演讲提到，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向，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欧盟把土耳其“拒之门外”。“一些欧洲人”不想给予土耳其“寻求的那种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疏远。当今土耳其面临的不是伊斯兰主义，而是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大多数土耳其人仍以西方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欧洲對土耳其实行“双重标准”，美国忽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土耳其對欧洲逐渐失去了耐心。

（四）土耳其两大国内政治问题影响着外交政策。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裂痕严重影响着土耳其對外政策的实现。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库尔德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国内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上，且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也對土耳其的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由于萨达姆政权的消亡，出现了权力真空，加之美国欲拉拢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稳定伊拉克国内形势，土耳其對此更加忌惮。因此，为防止上述国家库尔德人之间的联合而使其实力强大，同时为打击库尔德人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庇护所，土耳其不得不加强与这些中东国家的关系。另外，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起，凯末尔进行世俗化的改革，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在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土耳其外交政策向东还是向西，势必受到这两种思想碰撞的影响。加之正发党本身是伊斯兰政党，土耳其外交政策就产生了向与土耳其地缘位置更接近、相同的伊斯兰国家转移的可能。

总之，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對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新定义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关系。

五、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不小的震动，西方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方向从此发生转移，西方将失去土耳其，土耳其将加强与东方国家的联系。其实，这些都是對土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土耳其未来仍将西方作为外交政策发展的主流方向。

外交政策篇9

China's core interests include state sovereignty， national securi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reunificatio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overall social stability and others.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的重新统一，以及根据《宪法》规定建立的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整体稳定等。

例句2：

No development path should be chosen at the expense of major national interests， core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选择任何发展道路都不能牺牲国家的主要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

2.海外利益overseas interests

例句1：

Overseas interests are overseas extens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utside the country's border.

海外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在境外的体现，是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

例句2：

It is a dut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o protect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是中国人民的职责。

3.海外安全overseas security

例句1：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 overseas security mechanism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s at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Chinese embassie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中国大使馆和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安全机制。

例句2：

China's "overseas security" efforts still need to further keep up with its "Going Global" pace.

中国的“海外安全”努力仍须跟上其“走出去”的步伐。

4.非传统安全挑战unconven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例句1：

There are many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to be tackled. Examples are natural disaster， transnational crime， cyber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and food security.

许多非传统安全挑战亟待解决，包括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网络安全、能源和食品安全等。

例句2：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re becoming more vulnerable in facing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世界许多地区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5.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

例句1：

China has always committed to expanding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cluding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best of its ability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help recipient countries consolidate their self-developing capacity.

中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南南合作，包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外交政策篇1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2－0018－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码：A

自2011年2月埃及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在外交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较大调整，重在加强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在阿拉伯世界、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之间确立新的平衡关系，并继续深化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等，这在重塑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摆脱对大国的追随以实现本国利益等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调整

(一)对以色列态度的改变及对巴以和平进程的立场

长期以来，埃及作为与以色列建立并保持密切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在阿以和谈中一直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积极协调各方的立场，在推进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过渡政府成立后马上明确表示，将遵守所有地区和国际义务及条约，其用意在于减轻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对埃及外交政策走向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后埃及社会的总体环境已不允许其对外政策再像穆巴拉克时代那样向以色列倾斜，特别是阿拉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后，其做法已经日益体现出对以色列的不满，如2011年8月18日发生了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突袭南部靠近埃及边境地区的武装人员事件，导致5名埃及边防部队士兵和警察丧生，这一事件迅即引发埃及国内大规模的示威。9月9日晚，示威抗议者冲击了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导致以色列驻开罗大使一度被迫撤离。尽管以色列方面不断作出让步，但埃及似乎并不买账。又如在以色列以优惠税率获得埃及天然气问题上，埃及明确表示以色列不应对此“再有期望”，“以色列曾经把穆巴拉克总统当成一个‘珍宝’，而现在犹太国家随心所欲的日子已经结束了。”10月9日，埃及石油部长正式宣布，埃及将逐步提高销往以色列的天然气价格，由于以色列43％的天然气来自埃及，而40％的发电由这些天然气产生，埃及此举势必对以色列国内燃油气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过渡政府的政策调整主要表现为：第一，提出埃及努力实现的是“全面的阿以和平，而不只是巴以和平进程”，“与以色列的关系将建立在针锋相对的基础上，如果有必要对埃以和平条约作出修改，埃及的法律条款是允许这样做的”。谢拉夫总理10月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埃以在1978～1979年签署的戴维营协议“可以讨论和修改，只要是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戴维营协议不是什么圣书，完全可以修改”；第二，长期开放拉法口岸，以期有效减轻加沙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负担，埃及调整与加沙地带的边境政策，更多地意味着对该口岸人员和物资出入限制的放松；第三，推进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派别的和解。埃及方面强调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无疑是实现“全面阿以和平”的第一步。在埃及的积极调停下，哈马斯同法塔赫于2011年5月4日在开罗正式签署和解协议，中止自2007年以来的纷争，并启动过渡期联合政府成立计划。这次法塔赫与哈马斯都比较积极，尤其是法塔赫顶住了以色列的巨大压力，在与哈马斯的和解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无论前景如何，这一举措本身值得肯定。阿拉比还呼吁美国尽快承认巴勒斯坦国，因为这符合此前美国政府作出的在巴以两国并存基础上实现和平的方案。

(二)出乎意料地与伊朗接近

埃及和伊朗交恶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原因是埃以媾和，收留被废黜的伊朗国王巴列维。此外，埃及在中东问题上与美以亲近的做法也令伊朗不满。但埃及和伊朗均为中东地区大国，虽在争取地区影响力方面有矛盾，但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埃及过渡政府认为，阿拉伯国家在中东的头号敌人是以色列而非伊朗，阿拉比表示，“埃及人民和伊朗人民应互相联系来反映他们的历史和文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就在过渡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星期的2011年2月22日，两艘伊朗军舰通过了苏伊士运河。埃方称这是遵守国际条约的表现，因为根据相关国际条约，伊朗军舰有资格通过苏伊士运河。对于以色列的过激反应，埃及置之不理。这表现出埃及在处理地区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平衡地区敏感国家间利益方面，表现出完全不同于穆巴拉克时期的一些新动向。阿拉比2011年4月在开罗会见伊朗驻埃利益代表处代表时强调，愿意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并表示已为“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做好准备”，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会翻开新一页。伊朗也作出积极回应，其外长萨利希强调伊埃历史关系虽波折起伏，但“始终持续不断”，希望新形势能够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埃及《消息报》副主编易卜拉欣2011年4月7日指出，埃及和伊朗建交是“很快的事情”。穆巴拉克辞职后，埃伊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都对恢复外交关系表现出强烈的意愿。

(三)与尼罗河流域国家重归于好

历史上，在尼罗河水开发问题上，沿河9国纠葛不断，从1929年和1959年签署的关于尼罗河共享的条约来看，各国介于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或者由于外界的干预(例如在1929年签署的条约协定中为了照顾埃及的利益，规定尼罗河上游国家在未经埃及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实施能够造成水量显著减少的灌溉和其他项目)，部分国家对此颇有怨言，甚至采取单独行动力图改变供水分配状况。穆巴拉克为此与很多国家交恶。过渡政府表示愿意以此为契机，积极协调同各国利益，要同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共同投资建立“千年水坝”，此举被称为“打开了一扇和尼罗河流域国家交往的大门”。2011年4月初，埃塞俄比亚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建立水坝的奠基仪式，总理梅莱斯・泽纳亚呼吁埃及人民，尤其是定居国外的埃及人，积极购买债券为水坝的建造筹集资金；而埃及过渡政府则表示希望与尼罗河流域各国形成一种友好的睦邻关系，在帮助邻国开发水资源方面，埃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富有才能的专家，而且农用工业发达，这些都可以为尼罗河流域国家提供帮助。”

(四)对美国政策的适度调整与转变

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是美国在西亚北非的支柱伙伴，美虽支持以色列，但由于其仰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不能忽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埃及由此成为错综复杂的美、以、阿三角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一方。过渡政府建立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答应将给埃及过渡政府提供贷款3000万美元，并宣称会跟随世界银行承诺的4亿5000万和美国保证的至少2000万美元的债务免除和贷款，

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201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阿拉比举行了会晤，美将向埃及提供9000万美元的紧急经济援助，美进出口银行还批准了向埃及金融机构开立的信用证，提供保险业务，以“显示对埃及经济复苏的支持”。据美国国务院的公告，奥巴马政府已要求美国国会建立“美国埃及企业基金”。2011年3月16日，希拉里参观开罗解放广场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埃及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进程。在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总理谢拉夫举行会谈时，希拉里强调，美国支持埃及在6个月内实现由过渡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转变，并希望确保这一过程平稳有序。希拉里此次访问着眼于美埃关系的未来，希望处于过渡时期的埃及仍能与其保持并巩固同盟关系，继续支持美国的中东战略。但种种迹象表明，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下，埃及新政府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过于追随美国。

(五)深化与中国等传统友好国家关系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埃及过渡政府建立之后，中国立即与其建立联系，并及时地提供援助。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011年3月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埃是友好国家，中方愿为埃及过渡政府当前困难提供帮助，并充分尊重埃及人民的意愿。埃及过渡政府的组建是埃方为恢复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中方希望并且相信这有利于实现埃及的稳定与发展。2011年5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前往埃及首都开罗进行访问，阿拉比在会见杨洁篪时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国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不会忘记中国对埃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赞赏中方在埃国内局势变化后所持立场，期待加强与中方在包括经济、高科技和研发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支持两国在中阿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进一步开展合作。

过渡政府外交调整的原因

(一)国内群众的巨大压力，过渡政府对此必须予以考虑

2011年的埃及革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无可置疑的是，革命之所以成功，与埃及群众，特别是与开罗解放广场群众的斗争反抗分不开。如果说“在过去的60年中，埃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总统和外交精英掌控的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做出的”，那么“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将建立一个民主系统和立宪制度提上了日程，以此来推进公民自由和对来自不同背景阶层的人们意愿的尊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埃及的外交政策及其为加强国际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上。从过渡政府执政以来发表的各种讲话中可以看出，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组成的过渡政府已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早在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召开的一次外交政策研讨会上，参加者包括政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各界人士，他们要求政府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建立民选政府，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安抚抗议民众。过渡政府的成立被认为是以“一个可靠忠实的政府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威权政府，革命剥夺了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堡垒，并将埃及民众就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行径的不满情绪加以释放，而过渡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尽力维持自身的合法性”；针对2011年9月9日埃及民众冲击以色列大使馆事件，原埃及驻以色列大使・巴西奥尼表示：“在这里(埃及)你看到了民众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重塑在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领导形象，强化阿拉伯认同

革命之前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即由于埃及与美国过分亲密的关系，以及在伊斯兰意识形态上对以色列的宽容，使得埃及的影响力降低。无论穆巴拉克怎样努力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重塑埃及的大国形象和领导地位，它与以色列亲近这一事实还是被部分阿拉伯人视为对阿拉伯世界的背叛，是对巴勒斯坦的放弃，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就导致了埃及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中威信的下降。要重塑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真正的领导地位，过渡政府认识到必须同以色列拉开距离才能博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最明显的就是在巴以问题上立场的变化。同时，埃及过渡政府在处理与邻近尼罗河国家关系时，也一改以往穆巴拉克时期的冷淡态度。因为过渡政府意识到与自己邻国形成一个友好团结的氛围，维持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埃及更加专心致志地处理好自己的内政事务。

(三)埃及“本土化”意识的兴起

随着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近30年经济的平稳发展，埃及本土的、根植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体制及自我意识也不断得到强化。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的权利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的确，经过埃及几代人的努力，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已有了长足发展，革命后的埃及人在“我们是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又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上不再困惑。这种在埃及人灵魂深处“本土化”自我意识的凸显，也必然会反映到其外交政策上。此外，埃及虽然在西方压力下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些民主化的改革措施又鼓励了本土主义和反西方化的运动。这也解释了穆巴拉克下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一个亲西方的政权，下台是在情理之中的。

过渡政府外交调整的影响

(一)埃及同伊朗“重新建交”在地区内将产生深远影响

埃及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极大关注，包括来自海湾国家的关注甚至是指责，同时使得以色列气馁，这也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介于伊朗的核计划，美国一直在努力地孤立伊朗。”伊朗埃及两国走近，使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十分担忧，虽然埃及总理谢拉夫在其海湾之行中声称，“‘海湾安全是埃及的红线’，而开展对伊朗的外交关系是不以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代价的。”但海合会国家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承诺，埃及在与伊朗复交之后，在处理与海合会国家关系中的挑战也会不断增大。埃及如与伊朗建交也使以色列有被埃及进一步冷淡的可能性，再加上永久开放与加沙的边界，一方面虽然会改善加沙地带居民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也无疑会增强哈马斯的力量。埃及同时表示要加强发展与哈马斯的关系，减轻加沙地带民众的痛苦等。事实上，埃及与伊朗联手对以色列形成遏制，是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结果。当然埃及也是为了通过打“伊朗牌”，更好地凸显其地区大国地位，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开罗，很多专家学者也支持与伊朗关系的升级，认为这将会使得埃及的外交努力对阿以冲突、黎巴嫩、海湾地区安全和建立区域性无核区等产生更多影响。”夏威夷大学的伊朗专家法李德・法伊认为，与埃及重新建交，对于伊朗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现在与沙特、海湾国家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将使伊朗增加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筹码。

(二)埃及与美国关系在协调中维持与强化

白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埃两军交往已有30多年，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20多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国。美国在埃军高层人脉广泛，因此成功地确保埃军“维稳不动武”的局面。自2011年2月以来，随着美国逼迫穆巴拉克下台，并由埃及武装力量实行军管，进行政权过渡。美国非但未输，反而巩固了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主动权。经由美国干预与塑造，未来虽不能排除下一位埃及领导人与阿拉伯盟友关系拉近，对美多少会减少热情，但没有理由期待过渡政权一定与美对立，有专家甚至认为“政权的变化并没有使对美政策发生变化”，以埃及过渡政府官员所进行的游说记录为证，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为埃及寻求投资，并减轻埃及的债务负担。”每年美国向埃及提供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是埃及不愿意与美国盟友关系破裂的一个原因，而美国也不愿失去埃及这个中东重要盟友。

(三)继续推动中埃战略关系的深化

外交政策篇11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 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 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 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 。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 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 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 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 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 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 Waltz，Man the S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 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 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 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 Wright，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 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 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 in Jerel Rasati，“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 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in Approaches to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R.Barry Farrell ed.，(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 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 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 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 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 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 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 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 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 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 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 。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 “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 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 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 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 态度变化(attitudinal 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 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 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 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 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 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 of 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 of what ought to 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 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 。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 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 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 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 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 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 of　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 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 ，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 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 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 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 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 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 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 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 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 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 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 ?”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 。”(注：Ole R.Holsti，“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ed.James Rosenau，(New York:Free 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 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 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 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 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 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 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 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 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 George“the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 and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 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 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 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 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 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 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 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 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 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 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 图(cognitive 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 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 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 amplificationof relevant 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 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 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 Policy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ds.，Laura

Neack et. al.，(NJ: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 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 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 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 B.Bobrow，“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Orbis，9(Winter 1966);H.Boorman and S.Boorman，“Strateg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TheAnnals，370(March 1967);Tang Tsou and Morton H.Halperin，“Mao Tse-tung's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Peking'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9，(March 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 政策。(注：Stephen G.Walker，“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21，1977.)转贴于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 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 啬鬼(cognitive 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 )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 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 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 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 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 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 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 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 “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 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8 .)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 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 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 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 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 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 程。(注：Deborah W.Larson，Origin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 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 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 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 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 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 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 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 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 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 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 ：Jerel A.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Columbia S.C.University of SouthCarolina 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 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 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 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 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 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 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 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 ，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 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 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 ，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 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 。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 ‘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 ForeignPolicy 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 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 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 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 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 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 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 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 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 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 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 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 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 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 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 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 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 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 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 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 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毛泽东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 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 ，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 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 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 等。(注：David Shambough，Beautiful Imperialism: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 —19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 程跟踪程序(process tracing 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 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 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 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 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 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 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 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 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 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 L.Shimko，“Foreign Policy 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 Drug`Wars'，”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 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 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 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 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 ，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强奸”，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 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 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 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 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 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 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 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 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 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 (注：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n，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Vietnam

Decision of 1965(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 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 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 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 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 ”，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 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 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 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 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 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 Truman，Memoirs，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 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 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 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 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 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 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 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 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 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 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 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 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 G.Hermann，“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Why Nations Act，p.57;Margaret G.Herman，Charles F.Hermann and Joe D.Hagan，“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Development of a Model，”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1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外交政策篇12

原因首先是中国不断扩张的国际角色，以及全球事务的日趋复杂，使得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不断扩大。中国外交部经常需要依赖于其他机构部门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外交部与其他部门又构成权力的竞争。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以及如今仍继续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随着数十年来以军队专业化和军队领导人退出政治决策过程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军方施展的空间大为缩小。1997年，中国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就不再有代表。

但与此同时，在有关军备控制和不扩散这些直接具有外交政策意义的问题上，所具有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在其他与国防有关的外交政策事务，尤其是涉及到战略武器、领土争议以及与印度、日本、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有关的国土安全议题上，仍然具有影响力。在以及美国对台海关系的干预上，更是坚定的强硬派。

报告撰写人之一雅各布森指出：“外界对中国知之甚少，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对外交政策的制定究竟拥有多大的影响力。”

经济界：报告还介绍了间接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其中包括经济界，尤其是能源企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2005年到2010年，的外事访问中一半以上是前往与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油气资源上有合作的国家。

不过能源企业究竟是外交政策的参与者，还是被动执行者，在现实中出现了情况迥异的案例。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苏丹的投资受到西方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2007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决定将苏丹从石油优先投资国名单中去除，但之后，这两家中国原油企业仍继续购买苏丹产业。

“这一案例似乎显示，这些企业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并不考虑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另―方面，在另一些案例中，比如近期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的一些协议，在商业上并不一定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雅各布森女士说。

外交政策篇13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贯穿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是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又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最早将“文”、“化”合而为一使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工。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所用的“文化”指的是文治和教化。延至近代，尽管“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所拓展，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涵义。[1]（p152）在西方，“文化”（culture）由拉丁语动词“colo”（培育）转化而来，原本有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之义。古罗马的西塞罗所说的“智慧文化即哲学”就是把人的心智发展类比于动植物的培养。[1]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展。美国学者克罗易勃和克鲁克霍恩在其《文化：概念和定义的考评》（1952）一书中列举了1871-1951年期间出现的164种文化的定义，在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之后，把文化的定义分为六大类型：描述和列举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2]并且勉强给出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源自行为的抽象概念”[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有对文化的经典论述，认为文化是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力的总和[4]。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和语言存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文化就是人化，起源于人类劳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

文化的定义之所以会如此纷繁复杂，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很强的跨学科性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从不同角度给文化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尽管不存在明确的定义，但文化有着科学的内涵和一定的范围界定。王鸣鸣在《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文化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方式构成的，它是文化中最抽象、最稳定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由各种思想观念凝结成的正式制度、条例和风俗习惯，种种文化的变化常常是缓慢的；第三个层次是由各种观念、意识的物化构成的，包括衣着打扮、饮食习惯、文艺作品等，这种文化常常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而发生显著变化。[6]

尽管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个人的思维、价值观念甚至国家的组织建构都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而言，其制定是“决策者对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运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决策者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国家内部决策组织间的博弈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要素的分析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分析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分析模式的兴起，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大理论（grand theory）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的批评和质疑下产生的。[7]尽管沃尔兹声称国际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是不可能预测某一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行为的，而且他本人也质疑建立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是，新现实主义在单一理体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下，通过分析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或权力分配，是能够解释很多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的。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外交政策理论则不把国家看作一个单一行为体，而是对它进行功能性的分解，确定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体的效用偏好，最后通过各行为体的利益计算，从而自上而下地推导出国家的政策行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把国家看作是理体，其外交政策偏好是既定的，国家利益是静态的、客观的。而从文化视角分析外交政策则是对这一分析前提的颠覆，它提供一种动态的、微观的分析视角，从而更好地完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关于分析外交政策的文化模式的发展脉络，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肯·博斯（Ken Booth）和罗素·楚德（Russell Trood）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文化视角研究外交政策分为冷战期间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文化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向其他国家扩展两个阶段。美国学者江忆恩则把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决定论阶段、80年代的把文化作为模糊工具阶段和90年代对组织文化研究的阶段。美国学者麦克·迪席（Michael Desch）在《文化冲突》一文中把外交政策的文化分析模式的发展大概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及战后初期，对轴心国家行为模式的研究。二战中，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管辖下的外国国民性格分析署雇用了本尼迪克等一大批人类学家来研究轴心国的“国民性格”。战后初期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代办乔治·凯南给国务院发回的8000字电报，从历史文化的视角阐述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源，对美国发动对苏冷战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冷战期间，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使得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趋同，文化差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减弱，理性选择和威慑理论成为主要的政策研究理论视角，文化仅被看作一个微小的分析单元。第三个阶段是冷战后，文化分析模式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成为独立的分析变量。1970年，霍尔斯蒂发表了其著名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际角色概念》，提出了“国家角色”概念，至今仍是从文化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的重要工具。

三、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从结构-功能视角，解构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考察文化对组织机制的建构和组织运行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把决策行为体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焦点，考察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国家角色建构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两个维度分析的内容来看，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互交叉。

1.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偏好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的文化观念和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和程序的集合，它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一种思维框架。不同的思维方式可能引发对相同对象的不同结论和对相同情况的不同应对方式。思维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大，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外交决策过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别。二元主义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人的二元主义思想主要源自于美国的基督教背景，基督教的教义强调天使与恶魔、堕落与救赎、神性与反神性等二元对立思想。二元主义思维方式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内政治中，存在与共和党的两党政治、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在外交政策上则体现出浓厚的道德判断色彩，用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标准来评判复杂的国际关系[8]，美国人自己代表着“善”，而世界上既存在过像苏联这样的“邪恶帝国”（evil empire），也有想朝鲜和伊朗这样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中国人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的外交思想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中庸”、“和谐”等。中国古代的儒家“仁政”思想作为中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就在于用道德教化周边民族，道德教化重于武力征服[10]。这种思维模式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作为“和谐世界”战略理念的精神源泉。与思维方式类似，价值偏好也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偏好。比如在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上，美国人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因此为了减少伤亡而在不利的情况下投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而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人们更容易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为了信仰、集体或者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是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

2.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概念

文化认同主要指行为体通过建构同一的特质来找到自己的归属，形成对特定身份的认同感。文化认同在国际关系领域解决的主要是“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问题，即通过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创造出一国与另一国的民众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同感，形成区分己方与异己评判标准。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化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国家角色概念源自霍尔斯蒂1970年发表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家角色概念》。霍尔斯蒂认为，国家角色观念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对适合自己国家身份的总体决定、承诺、原则，以及在连续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者地区体系内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的话）的总体概括。简而言之，国家角色就是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和取向的映像（image）。国家角色概念不仅包括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是发挥建设性作用或是颠覆性作用的问题，还包括一个国家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有多大的发言权的问题。因此，国家角色概念与文化认同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我是谁？”，这是行为体外交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日本自从近代开国以来，一直被自己的身份问题所困扰，面临着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认同的双重问题。日本的认同问题首先来自于文化身份认同：日本究竟是属于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号称“明治三杰”的福泽谕吉1885年在报纸上发表了其著名的《脱亚论》一文，正式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文中写道：“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之东，其国民精神却已脱出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为今日之计，我国不应该由于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转向西方文明之国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日本的“脱亚入欧”实际上就是自认为其文明优越于亚洲邻国，并有责任“改造”领国，使其文明开化，这也是日本在二战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作为其侵略战争的借口的深层原因。“脱亚入欧论”不仅体现了日本在文化身份上的认同倾向，也暗示出日本在国家角色上的自我建构——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文明国家，有义务改造亚洲。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本与美国、西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激化，特别是亚洲邻国经济起飞，使日本重新考虑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对日本、亚洲、欧美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外交政策受日本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建构影响巨大。

3.文化影响行为体的制度文化和组织文化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选择，既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等主观精神因素的限制。文化不但能影响国家内部政治机构的设置，也影响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地位和互动方式。英国最早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后最终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因为在一般英国人的心目中，君主是英国国民性格的象征，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君主的存在赋予了政府以尊严和正统性，并能保证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稳定。而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君主制则象征着专制和残暴，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共和制政体才是自由和民主的可靠保证。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而影响着两国外交决策的走向。“民主和平论”也是强调制度文化对国家对外政策影响的典型代表。“民主和平论”的代表人物福山认为民主国家虽然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有效方法，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

然而，“民主和平论”不能完全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重要区别，不同的组织文化也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造成显著影响。组织文化是用以知道一个团体，如何因应其外在的环境与管理其内部结构的观念结合体，特别是政治组织的组织文化常常受到国家历史文化的影响。法国人具有把“客观”科学知识作为合理决策的决定性组成部分的倾向，因此法国有一种根深蒂固地依靠技术专家治国以及坚持从各个培养精英的学校录用人才的传统，政府决策的制定主要依靠其分析研究机构。而美国建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强调相互制衡，这给国家机关周围的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法试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以至于美国的“院外集团”常常能够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四、结论

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偏好还是行为体的身份定位以及制度、组织文化，甚至行为体内部各个人的价值诉求和行为模式，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文化视角是研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文化因素对外交政策影响的同时，还应该避免“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只有既看到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文化因素，又能综合考虑诸如“权力”、“利益”等其他因素，才能对外交政策有全面而可靠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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