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监管论文篇1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摘要：证券市场是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风险高度集中的市场，具有风险来源广、传导性强和社会危害巨大等特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与飞速发展的现实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从证券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出发，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行政监管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特有的筹集资金、资产重组、公司价值发现及风险提示等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证券市场运作机制复杂、资本虚拟性等原因，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极大。实践表明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可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使证券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场监管论文篇2
房屋建筑是人们休息、居住、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为房屋事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施工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要求施工单位不断创新施工理念和施工方式，积极引进更加先进的施工技术、施工设备、施工工艺，从而建造出高质量、高品质的房屋建筑工程。利用工程监理，可有效保证各道工序的施工质量，从而提升房屋建筑总体质量和安全等级。基于此，开展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现场质量管理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1工程概述
某房屋建筑工程，共16层，地下1层，为弱配电室，总建筑面积为4200㎡，整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对施工质量、安全等级、使用年限等有较高的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除采用了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之外，也加强了工程监理作用的发挥，有效保证了施工质量，值得同类工程大力借鉴和参考。
2当前我国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现场质量管理发展现状
虽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强了工程监理在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中的作用，但受到技术、管理水平有限的限制，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很多情况下，房屋建筑的质量管理大多由施工单位来负责，但他们并不会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来开展监理工作，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细节性的错误，从而延误了整个建筑工程的施工进度，也不利于施工质量的提升【1】。在具体施工中，普遍存在不重视工程监理工作的问题，工程监理对自身的职责认识比较模糊，无法保证房屋建筑工程后期施工质量和安全性，无形中就增加了施工成本，使得大量资源被无故浪费。
3提升程监理现场质量管理水平的措施
3.1对施工原材料的质量严格控制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对质量的要求比较高，而原材料质量是否达标，直接决定了总体施工质量，因此，现场工程监理师必须全面加强对原材料的控制。而且是要充分分析和考量房屋建筑的功能、基本内容、项目监理方案等内容。并积极参与到施工图纸设计、施工方案编制、现场施工管理中来。在房屋建筑施工前期准备环节，工程监理要结合施工建设单位提供成本预算方案和台账目录，明确施工材料的质量、数量、规格、型号、性能、尺寸等参数，为后期施工材料的检验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此外，还要对原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后的存放和使用进行全面管理，严禁随意堆放，营造安全文明的施工环境。施工材料的质量对房屋建筑的总体质量和结构稳定性等方面有很大影响，因此，工程监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第一，按照施工进度计划，拟定施工材料汇总表格，从而更加清楚直观的掌握各类施工材料的施工情况和储备情况。第二，进一步提升对原材料质量和性能的审查力度，包括原材料出厂合格证、组成成分、性能等，如果发现原材料质量不达标，严禁进入施工现场，进行返厂处理。从根本上提升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第三，工程监理人员在工作中，必须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加强工程监理现场工作的责任心，端正工作态度，将监理规范和标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2】。第四，如果怀疑原材料质量存在问题，则要借助专业的检测仪器和设备进行全面系统检测，达到要求后才能使用。严禁使用质量不达标的原材料，从根本上保证房屋建筑施工质量。
3.2逐步完成工程放线测量作业水平
在具体施工之前，要派遣专业人员进行放线测量，保证放线测量的精度和准确，为后期施工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参考。否则不利于施工质量的提升，甚至会影响后期各道工序的施工质量。大量工程实例表明，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放线测量数据是否真实、来源是否可靠，对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有重大影响。因此，在施工现场，监理人员必须对放线测量工作进行跟进，要求他们严格按照相应的规范和标准进行，以保证测量数据的精确性【3】。
3.3严格履行房屋建筑工程标准规范
为保证房屋建筑施工质量，工程监理方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必须严格遵循施工规范设计图纸中的各项标准规范。工程设计图纸是否完整、规范，直接决定了整个房屋建筑工程的总体质量，也体现了房屋建筑工程的专业水准及职业素养。因此，作为一名专业的工程监理师，必须对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图纸进行深入剖析，掌握每个细节工作，并制定紧急预案处理方案，一旦发生应急问题和事故，立即启动预警方案，降低损失，促使后续各道工序可以正常有序的运转。
3.4严格控制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
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常见的质量缺陷包括：混凝土振捣不充分、发生结构裂缝和应力裂缝、没有严格落实地下室防渗工作等，一旦发生这些质量缺陷，不但会影响施工单位的信誉和竞争力，而且会对房屋建筑工程的使用性能和安全性造成影响。因此，在具体施工建设中，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方等要相互沟通配合，相互探讨制定质量控制测量，并加对房屋建筑工程的验收投入力度【4】。一旦发生质量问题，必须及时上报，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众所周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工序比较多，而且每道工序之间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涉及施工技术选择、施工材料使用、施工机械设备使用、多个参见工种相互配合等多方面工作。这就提升了监理工作的难度，所以，施工现场监理工程师，必须严格监理规范和相关条例全面系统的开展监理工作，发现质量问题及时指出，要求施工方立即整改，并全面强化自身的职责，对房屋施工采取合理的监督管理策略，促使各道得以顺利开展。
3.5积极开展质量测评
现场监管论文篇3
一、公共利益论简述
公共利益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众利益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维护公众利益只能由国家法律授权的机构来行使。市场难免存在缺陷，纯粹的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自然垄断与社会福利的损失，并且还存在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平问题。在现实经济中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假设在社会理想的产出水平下，只有一个厂商从事生产，该产业的生产成本最小化，那么此时的市场就是自然垄断市场。处于该行业中的每个公司都会在利益驱动下争相兼并扩张，之后形成垄断市场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垄断者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使商品价格超过边际成本而获取超额利润，必然带来导致市场效率的丧失。"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未被交易双方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或额外收益。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果社会利益或成本与私人利益或成本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自由竞争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私人之间可能通过协议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但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而市场监管却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在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分布往往不对称，一般而言生产者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生产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按优质优价的原则来出售商品。这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销售质量更好的生产者被迫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质量较差的生产者则乘机占领市场，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使消费者能够据此区分产品质量的高下，监管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由于市场存在上述缺陷，公共利益论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监管能提高公共利益。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场监管论文篇4
（三）建筑施工的现场管理要注重对人才的运用和管理。对建筑施工的现场管理，要不断地吸收优秀的施工人才，对于技术熟练、施工经验丰富的人员，要给予优厚的待遇并赋予一定的管理权力，使施工现场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加强施工的效率和进度，使施工的质量得到有效提升。此外，在施工之外，要选择合理的时间，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特别是对施工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和施工能力的培训，使他们的施工技术不断得到提高。要注意对施工人员的分配和管理，善于发现施工人员的特长，人尽其才，发挥施工人员的积极作用，有效把施工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进行配比和调整，使施工管理队伍得到优化，使施工人员队伍得到充分调配。
二、建筑工程施工的监督管理策略
在现场管理中有效落实施工的各个工序和环节，使建筑工程的质量得到保证，并从监督管理的角度对现场施工加强管理。
现场监管论文篇5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济南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领域的建设步伐，泉城的文化产业取得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初步形成了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娱乐、网络、音像、艺术品等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目前济南市文化市场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8年底，全市共有文化经营单位6307家，其中歌舞娱乐场787家、电子游戏经营场所65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1130家(其中连锁网吧362家)、音像制品经营单位426家(其中连锁音像门店169家)、美术品经营单位1317家、动漫企业116家、其他文化单位2466家，吸纳从业人员9万余人，安置下岗职工3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实现营业收人19.05亿元。
文化市场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要在管理上跟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济南市目前文化市场发展势头良好，而如何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是确保当前文化市场健康有序繁荣发展的重要问题。山东省文化厅于2007年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文化市场长效管理机制促进全省文化市场建设的通知》(鲁文市「2007]4号)。通知要求全省文化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建立健全文化市场长效管理机制，以实现全省文化市场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健全济南市文化市场的管理机制是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迫切任务。
但文化市场的管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领域广，涉及到文化行政部门、经济部门以及行政执法部门。由于各部门职能不明确，职能混乱交叉，造成文化市场管理中该管的不管，管理当中不免会产生一些疏漏。
鉴于文化市场范围广、布局分散、管理力量薄弱，不可能对所有的地区所有的行业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因此文化市场行政管理部门还需要各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市场的监管，形成政府、文化行业、社会公众及媒体舆论共同监管的管理模式。这样一方面节省了文化市场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全方位监督企业经营行为，及时举报查处，净化市场，维护文化市场秩序。
二、当前济南市文化市场的社会监管机制
近几年，济南市在以文化局为主体，联合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物价局、卫生局、司法局等建立了联席会议制，统一组成了一支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并设立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等。在发挥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的同时，也注意引导社会公众及组织团体的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群众监督、行业自律、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监督管理机制:
(一)义务监督员机制
义务监督员一般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退休干部等组成，主要是义务监督文化市场中文化经营单位及文化消费者的行为，并及时反馈给有关的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净化文化市场。义务监督机制的建立，可以降低一些社会监督成本，维护文化市场秩序，是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监督力量。
济南市文化局于2004年组织招聘了l00名网吧义务监督员，对济南市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等情况进行监督和举报。据介绍，这些监督员的下作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义务进行的，没有任何报酬。他们的职责包括:向市民和经营业主宣传有关互联网上网服务管理的法规政策，对在网吧上网的未成年人进行劝阻教育，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超时经营等违规情况进行监督、举报，并做到“对违规网吧要举报，对合法网吧不骚扰”。
(二)举报奖励制度
为有效发挥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作用，打击文化市场中的违法经营行为，保证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山东省从2005年8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启用“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山东省17个市的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为所辖区域的统一接听机构。
济南市文化局也相应地开通了24小时由专人值守的12318举报电话，制定了相关的登记、查处、反馈等工作制度。对受理的举报，根据不同情况直接查处或转县(区、市)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查处。群众可以对一些违反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属实的给以相应的奖励。这种举报奖励制度弥补了文化行政和执法部门在监管上的疏漏，是辅助管理部门进行文化市场监督，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的重要方式。
(三)评议和公开听证制度
济南市文化局还通过印发“济南市文化市场管理评议卡”和“监督卡”给各文化经营单位，让各文化市场主体对济南市文化局、各县(市)区文化局工作给出评议，并能给予意见和建议，以便及时反馈给文化局。这样，文化经营主体可以对文化管理部门的政策和市场管理行为进行监督，使其更好地推进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另外，济南市文化局还建立了文化经营许可事项的公开听证制度，比如某一文化经营单位，尤其是文化娱乐经营单位在申请审批事项时，文化局要通知该场所周围学校、机关等单位及公民报名参加听证，可提出意见，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可以监督文化部门审批项目时是否遵循相应的法规。这是文化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一些娱乐审批项目的批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意见。
(四)文化行业协会自律机制
行业协会属于广义的社会中介组织，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公证、监督功能，实施具体的服务性行为、执行性行为及部分监督性行为的社会组织”。
济南市在全省最早成立了网络文化协会，倡导“依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共同发展”，加强经营者自律，维护守法经营者权益。协会开展了“网络文化进社区”、“规范经营、健康发展”大型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倡导网吧经营者自律签名仪式等，配合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规范网吧行业经营行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社会各种媒体的舆论监督机制
利用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媒体对文化市场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曝光，同时也对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市场管理先进单位及个人、文明经营单位等进行表彰。如2008年2月1日济南时报第6版《济南市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光荣榜》。
三、当前济南市文化市场社会监管机制中存在的不足
(一)文化市场的相关法规不够完善，内容表述模糊，缺乏必要的实施细则，跟不上现实的需求，出现法律法规滞后于市场现实的现象，这样容易被一些不法经营者钻空子，使文化市场的监管出现真空地带。
(二)人们对文化市场的监督意识不强，热情不高，监督力度不够，有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举报和处理。
(三)由社会力量自愿组成的义务监督员队伍一般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公务员等组成，成分复杂，真正监督市场的时间有限，而且监督员队伍往往因为管理不善而比较松散，难以实现有效、统一地管理。
(四)文化行业协会人员队伍组成呈现老龄化、兼职化倾向。文化行业协会成员大多由机关单位退休人员或由机关单位的人员兼职，办事效率低下，限制了文化行业协会的作用，不利于专门有效地进行市场管理;另一方面，有些行业协会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在经费和人员配备上都附属于政府，所以很难发挥协会自律和监督的作用。
(五)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力度不够。较窄的新闻自由度是造成社会舆论监督不力的重要原因。
四、建立健全济南市文化市场社会监管机制
(一)完善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保证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有法可依。法律法规是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员、公民个人等对违法行为进行判定的依据，所以要根据文化市场发展的实际不断更新添加新的条例，让不法单位无缝可钻。
(二)培养社会公众白觉维护和参与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建设的意识。政府除了一方面要继续举行审批项目公开听证制度以及对文化局的评议制度外，还要负责宣传普及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引导公民自觉监督和举报非法经营。在全社会倡导监督市场、人人有责的理念，逐步培养社会公众的道德感，树立责任意识，形成人人监督市场、市场有序发展的局面。
(三)加强对义务监督员文化市场知识、管理法规及业务素质的培训，并奖励在市场的监督中作出贡献的人，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义务监督员队伍中选拔一些优秀的成员担任领导，组织成员定期召开会议，了解近阶段市场状况及分配各自的职责范围，鼓励他们互相沟通，建言献策;文化行政部门还要赋予他们一定的监督权利，保证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现场监管论文篇6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ing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ll the countries face to the new opportunity and the threat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obe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tch the chance and take th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according to the fact and set up proper solution, make theregulation work, so that it ca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all industry, and jo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world, pull the economic go ahead, against the economic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he freedom of global economy is increasing the trading between every country, the competition of shipping industry which is closely with the trade is more and more sharp, so, the market operation in order and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health which are become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shipping industry,its important to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and keep the economic developing, its also show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range of the paper i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the purpose is how to play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better in the market economy, it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stimulate the market activities and to achiev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to keep the social economy steadily. The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theory of market liberalis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irculation accumulation, in research processing, via the literature and fact, the paper is obey the logical step of raise question, analyze question and solve problem, at first display the condi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shipping industry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then summarizethe main problems of shipping industry of this area and analyze them, at last present the solution to optimize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he area. The feature of paper isemphasized to play the role of problem-oriented in fully, and give out the solution that aimed at the target, the actual effect that coming from appropriate remedy is stand out,the shortage of paper is without any research that is use the internet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ts lacking in discuss th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method.Through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shipping industry of NanSha free trade zone, and found that its an effective guarantee to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at play the decisive effect of market in fully and match with suitable macro-control means of government an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problem-oriented at the same time, apply the way in the field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and hope to get more effect.
Keyword : NanSha Free Trade Zone, Shipping Industry, Government Supervising。
绪 论
（一）研究的背景。
2013 年下半年，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主席提出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为一带一路）①。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旨在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的自由竞争，加强沿线各国的融合发展，开展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开放自由、互惠共赢的合作模式，所以倡议引来世界性的关注。2015 年 4 月下旬，在广州南沙区举行了涵盖广东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仪式，而南沙自贸区在功能划分上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②。由于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后续经济不断衰退，全球的制造业、航运业一蹶不振，我国的这两大产业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制造方面，为了走出困境振兴本国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年实施了一系列降低本国制造成本的减税政策，吸引本国在外投资制造业的企业回流。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力、土地等要素的红利已逐渐消减，综合成本有所上升，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部分制造业特别是国外在华投资的制造业，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把企业迁往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航运业方面，制造业的萧条引起货运量严重不足，各航运公司为了抢市场，甚至出现0 运费的揽货现象，引致恶性竞争，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接连倒闭，市场秩序混乱不堪。在贸易增长缓慢、运力过剩、竞争者林立的环境下，怎样才能获得生存？
以整合重组、共享资源的方式来增强整体竞争优势既是航运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因此全球航运公司为了应对低靡的市场状况，开始了组团过冬的联盟策略。2016 年 4 月中远集运、达飞轮船、长荣海运和东方海外组成了海洋联盟（OCEAN Alliance）；2016 年 5 月 13 日，The Alliance 联盟成立，该联盟由以下几家班轮公司组成，分别是赫伯罗特、阳明海运、川崎汽船、日本邮船、商船三井；2017 年 4 月，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以及现代商船共同组成2M 联盟，现代商船以舱位合作的形式加入。三大联盟的组成方式均以寻找市场上实力对等的竞争对手，并达成合作协议后整合而成，竞争优势主要在全球东西航运主干线上，因此该主干线的航运市场也形成了三大联盟对抗的竞争格局。这种强强联手的合作模式，使市场进行了有效的优胜劣汰，应该会给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重重阻碍，甚至带来毁灭性的鲸吞，但调整后的市场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竞争更加合理有序，也更有利于航运业的健康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对我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我国的人口红利、土地资料、国家招商引资政策的相互配合，我国在经济危机后的几年内，跃居制造业大国。根据 2010 年制造业产出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为 19.8%，超过美国所占比例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①。国际航运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航运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南沙自贸区面向世界发展的形势下，南沙自贸区的航运企业怎样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立足于市场、与国外企业抗衡，并在国际航运市场内占一席之地，这是企业的燃眉之事。如何引导企业追随自贸区发展的政策步伐，抓紧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有利形势，抢占国际贸易总量的运输市场，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任务，也是把南沙自贸区打造成为世界航运中心的必经之路，更是地方政府监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履监管职能，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对航运业实施适度管理，从而创建南沙自贸区特色航运业，促进区域经济稳步向前，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研究的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政府市场监管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多样与久远，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促使外国政府不断革新管理观念，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改革、完善监管法规等方面的尝试。
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①。他主张由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经济发展，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理论指导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长达一百多年，直到 20 世纪初，经济危机的出现才结束了西方国家所崇尚的自由经济主义，让西方学者们重新探讨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只有扩大政府机能才能调整消费倾向和投资活力并实现两间者的相互适应，从而避免现存经济发生全部毁灭的恶果②，他认为在资源配置条件下，看不见的手（市场）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而市场自身是不可能克服这一弊端的，政府干预才能让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的影响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经济滞胀的影响在 70 年代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渐激化，使人们对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产生了怀疑，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重新受到重视。美国的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提出，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的原则③。他们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以制定市场运行规则和促进市场变革为主，主要职责是发现能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或方法，强调了政府需要变革和提高运作有效性的理念。美国的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总结出当代西方政府行政的四种治理模式，包括：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④。这四种模式均强调政府改革要与实际情况相互协调。美国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政府监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中指出所有运行良好的经济体都是由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协同发挥作用，健康的经济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强化监管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平衡⑤。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除政府、市场外的第三方组织在市场经济中能起到监管作用，随着经济的跨国发展范围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 OECD）在 1995 年提出了政府管理的八项特征。
其内容是权力转移、提高灵活性；确保绩效、控制和责任制；发展竞争和选择；提供回应性服务；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信息管理；提高管制质量；加强中央指导而非干预的职能①。这些管理特点要求政府将权力下放给私人组织，主张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与手段，提高管理效益，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导向，提升管理人员的工作绩效，使管理更具柔性和灵活性。这种新理念为各国政府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与指导，如美国政府的自律型监管体系随着其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监管局面主要呈现大市场、小政府的特点。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模式中，政府在市场监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治理上采用开放的市场战略，坚持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政府积极为市场服务，到位而不越位。德国采用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其特点是在经济政策和市场的调整上，政府力度比以往加大，而行业组织则对行业市场的管理更为关注，监管制度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并体现经营主体对公平和道德的重视。国外政府经过长期的探索、试验、再调整等过程，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总结出一系列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政府监管理论，并为其他国家在监管理论的探索、研究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的政府市场监管研究起步比较晚，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在当时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弊端在后期日显突出，缺乏活力，与经济发展需求完全不适应。1979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经济发展不断加速。然而，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管理问题也同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国外在政府监管的过程中积累并总结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与理论，但由于国情的不同，相关的经验、理论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照搬套用。从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学者关于政府市场监管的研究也在不断探索中。
顾煜在关于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文中指出市场监管的目的是保证市场具有良好的秩序，而市场主体是破坏秩序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加强监管，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①。马英娟在中国政府监管机构构建中的缺失与前瞻性思考兼议政府监管领域大部门体制的改革方向的文中指出设置监管机构需要坚持立法先行的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以保障并增强监管执法的权威性；在构建及监管的过程中，确立依法独立监管的理念、秉持公正监管的立场，才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提高国内外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②。刘熙瑞在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的文中指出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公民的理念为指导，担负着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型政府，强调服务本位、市场本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将我国各级政府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格局，是顺应国际贸易准则的要求，也是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的保障③。刘现伟在加强政府监管、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文中指出要整合政府监管资源，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市场参与主体制造公平竞争环境，从而提高经济运营质量和效益④。李永才在对改革和完善我国市场监管体系的思考的文中指出市场监管需要引入协同治理理念，运用该理念去制定市场监管的战略目标、组织架构、监管机制与社会参与机制，以适应市场治理需要⑤。宋华琳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的文中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未来政府规制以信息服务为主，通过建立共享的信息平台，促进部门间协同监管，并综合运用命令控制型监管工具和激励性监管工具，从而提升市场监管质量⑥。谢燮在新时期航运市场监管思路的文中指出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对航运市场进行监管，对未来航运市场的监管要以通过创新模式，提高监管实效的监管方式替代以增加机构和人员进行高压无缝的监管方式⑦。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国家经济以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开展，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经济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制造业强国，航运大国。这些研究理论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并为以后理论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由于本篇文章为硕士论文，如需全文请点击底部下载全文链接】
（三）选题的意义
（四）研究的方法
（五）创新与不足
一、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
（一）核心概念
（二）基本理论
二、南沙自贸区的历史发展和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现状
（一）南沙自贸区的历史发展概况
（二）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现状
（三）与周边港口城市的比较
三、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主体职责不清晰
（二）监管法规不完善
（三）监管模式单一力量薄弱
（四）监管成效不明显阻碍集聚效应
（五）沟通不畅影响信息对称
（六）管理观念陈旧与需求脱节
四、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监管主体缺位越位
（二）监管执行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三）监管体制缺乏扁平化
（四）监管评价缺乏公平客观
（五）监管方式不适应发展需要
（六）监管素质的教育缺乏
五、国内外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经验
（二）国内航运业地方政府监管的经验
（三）国内外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经验启示
六、完善南沙自贸区航运业政府监管的相关对策
（一）监管要重引导少干预
（二）细化法规构建法治标准
（三）创建齐抓共管格局
（四）监管责任和考核制度化
（五）实现监管资源共享
（六）加强监管人员的素质教育 结 论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困境和范围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南沙区是幸运的，由广州的边陲小镇变身为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而发展航运物流是南沙自贸区的重点定位之一，南沙港凭借自身的优势与实力，不仅是国际航运的重要走廊，也是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齿轮，同时成为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但航运基建设施的不完善、产业的规模化不足、人才集聚效应欠缺等问题均成为航运业优化发展的绊脚石，如何在强企林立的国际环境下，强优势、补短板，增强本土航运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提升南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地方政府的监管在航运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升地方政府的监管效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市场配置、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让市场遵循优胜劣汰原则自主选择，南沙自贸区政府只需要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保证营商环境的公平有序，同时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以指引、政策等方式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发展方向。
第二，配套建设、完善法规。南沙自贸区政府应尽快加大和加快航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行业、人才的集聚提供必要的基础，另外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理的王道，不断对标国际规则完善航运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市场守法，依法监管，营造法治市场提供保障。
第三，强化素质、提升服务。南沙自贸区政府要根据社会、市场的需要，通过长期、系统的培训教育，强化执法人员为民服务的理念，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增强执法队伍的整体综合素质；将服务市场的观念引入监管过程，让执法人员始终秉承高效便民的原则，提高监管服务水平，让监管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提升监管效果，提高社会对地方政府的认可度，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
现场监管论文篇7
1 引言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加大了全球的金融风险，对世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出现了对金融机构行为准则一致性的要求，而且也出现了对金融当局监管行为一致性的要求。本文从国内外学者所论述的金融监管理论出发，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理论进行了简单归纳与评述。
2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2.1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1） 国家管辖权理论。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在国家管辖权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国家单独监管。国家单独监管源于国际法中国家管辖权中的属地管辖权，它是指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物和事都享有充分、排他的管辖权。贺力平（2001）从传统国别金融监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没有一个国别性的金融当局能单独对付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从本质上说，是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及伴随这种相互开放而来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了转变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为的需要，以及转变金融当局监管方式和监管行为的需要。
（2）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制度均衡是指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所有监管主体均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和动机，金融监管制度在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同样，制度非均衡在金融监管制度结构发展过程中也是常态，国家单独监管制度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此时全球金融监管处于非均衡状态。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找到一种新的金融监管制度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潜在收益，各行为主体就会推动直至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2.2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现实基础
Kern Alexander（2003）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只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各国当局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机制与体系。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只有选择长期的合作，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获得国际金融监管的最优状态，而统一长效机制是获得最优监管结果的最好选择（李丽君，2010）。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全球化有利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但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目前，一系列体现世界向国际统一监管方向的努力已经开始，如IMF强调要加强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欧盟已开始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还采取了监管团制度（杨文生、周立妍，2010）。
另外苏焱（2006）对区域金融合作进行了研究。随着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日趋高涨，作为跟进配套服务的金融领域，同样也日趋凸现区域性的特点。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本质上说明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单个国家的银行监管法制在日趋扩大的金融活动中的缺陷，凸显了金融活动国际化和银行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
3 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简单评述
3.1 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通常都会通过日益通畅的资金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国际金融动荡及其迅速产生的波及效应，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国际金融组织，在市场抗衡中均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发展，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历史的必然。（潘晓岑，2010）
Lance Taylor 、John Eatwell（1991）提出创建一个拥有超国界监管权力的治理主体――世界金融监管局，并授予其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进行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违约主体的权力。谭艳芝（2009）提出建立一个由双边治理机制、多边治理机制、全球统一治理机制组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实现各国监管的合作与协调。陈欣（2006）认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应该从规则性监管协调与应对危机的监管协作两方面着手，在统一监管目标的前提下，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合作。钟伟（2000）提出了一个国家监管和国际监管的合作协调框架，他认为在短期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有效监管，并对跨国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在中期则将金融监管区域合作作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微观基础；远期应该全球统一并账监管。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偏重于具体规则协调或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并没有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何围绕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国际合作这个主题，从构建制度和协调规则两方面出发，深入探讨现有国际的监管合作机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3.2 证券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证券市场开放给传统的监管体制带来严峻的挑战，使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蔡佳秋，2008）。国内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文献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下三种：
（1）就证券市场监管合作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邱永红（1998）论述了相关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与合作，建议从监管机构、监管依据和监管措施三方面加强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的法律监管。
（2）从国际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合作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证券监管当局不断加强集中监管力度，强化市场一线监管者的作用，突出对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环节的全面监管以及信息的持续性披露。刘敢生（1997）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现状、成果及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从资本充足率、衍生产品、国际清算与结算、多国披露和会计报表等角度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3）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近年证券市场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我国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了与境外监管机构的监管合作与协调。然而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亟待改进与完善（邱永红，2006）。
上述文献从证券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主要合作形式等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几点局限性：在内容方面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经济方法，缺乏法学的理论分析，几乎没有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也很少有对证券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
3.3 国际游资的国际监管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促进国际金融市场和资金吸收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相关国家乃至全球带来金融风险。
李嵬（2009）认为国际游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约束和监督，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自律性和集中型监管模式，但实践证明这些监管模式普遍存在监管滞后、监管失衡、监管成本较高等问题；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短期资本的监管较为严格，但由于缺乏监管经验，监管效果相对有限。
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双边监管合作和多边监管合作，但由于受到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主义、金融全球化利益分配等的影响，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举步维艰。国际合作与协调这种协调性的间接监管必须与国家监管有效结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游资法律监管体系（石磊，2007）。
4 文献评述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个全新的课题，上述研究绝大部分都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其基础，学者们从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主要机构、主要形式、具体内容、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针对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而很少涉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这个问题。同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侧面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对其正面研究则不多见。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相关文献的综述，个人认为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有：
4.1 创新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
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及其影响，特别是要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新特点、新内容，围绕国际金融监管的内在特殊性、必要性的这一核心理论展开。
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如何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实践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如何通过数量模型进行模拟与预测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可能发展方向，如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效结合起来，是值得学者们进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的。
4.3 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
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理清国际合作的法律关系，利用法学的理论分析，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蔡佳秋.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12）.
[2]陈欣.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J].法学，2006（3）.
现场监管论文篇8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政府是市场的积极推动者。监管是市场规范和发展的保障，如果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功不可没。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方面，上市公司监管实际上是一个多视角、多渠道、多角度的法律问题。而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存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有特殊之处。这里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打个比方，如果境外上市公司是一列火车，那么对它的外部监管就是铁路。这条监管性质的铁路最重要的两根铁轨，一个是公权监管，一个是私权手段监管。在中国，像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火车已经开始运行，这就为险情的发生打下了伏笔。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的这列火车在不断的提速，而在简陋的铁路基础设施支撑下，火车摇摇晃晃，面临许多危险，这暗示着我们要在加固铁轨的基础上，不断翻新改进，为公司境外上市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应建立平等保护市场主体，依法监管和多层次的理性的和法制的监管理念。
一、公权监管
（一）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在一个较为开放的资本市场，加强政府监管对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是非常必要的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完美的，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存在大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使得市场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为了消除这些缺陷和弊端，除了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外，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证券市场领域，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更容易失衡。证券市场属于符号经济，符号经济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出现虚假繁荣，出现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就会出现证券市场价格暴跌，甚至诱发金融危机。因此，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
（二）法律是重要的，法律对发展证券市场非常重要
我们的世界存在着两种秩序，一种是自然秩序，表现为自然物质结构的有序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客观规律的外在表现；另一种是社会秩序，表现为人通过某种规范手段自觉调节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确定的、一致的、连续的状态。最低限度的秩序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存在，那么社会将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个体将无法进行有效的行为选择。法律本身是秩序价值的体现，而法律也正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
证券市场应该是一个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法律，法律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手段，对发展证券市场非常重要。就公司境外上市而言，无论是上市地的证券交易所还是上市公司所属国家，都为上市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供其遵守，以规范上市行为。可以说，法律是公司境外上市的行为准则，为境外上市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充分发挥法律在境外上市中的作用，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细化，在各种舞弊手法层出不穷时，制度的设计应该尽量地细化到每一环节；制度的实施必须对公司的高管形成强制约束，只有和高管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才能保证好的制度真正得到实施。
（三）监管机构有效监管是公权监管的实现途径
政府承担了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使命，积极地立法，使证券活动有法可依。但只有政府监管的决心和静态的法律条文是不能起到监管作用的，监管职能的发挥需要借助于媒介，监管机构就是媒介的最佳选择。就目前中国对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机构来说，政府部门内部涉及公司境外上市业务的行政部门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主要有国务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多个部门管理同一个事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在管理权力方面表现为界限重叠，在责任方面表现为界限不清。公司境外上市具有高风险、高流动、高效率的特点，这些特性需要独立统一的监管，以避免多部门之间监管冲突，化解和减少市场风险。而境外上市监管权力的分散，不利于监管的实施。
二、私权监管
私权手段监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为证券行业自律，另一个为私权诉讼，其中本文将上市公司内部自治纳入证券业自律，因此，前者从上市公司内部自治和证券行业自律组织两部分展开，后者则仅指司法救济途径。
（一）证券行业自律
自律是指政府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之外的证券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规范和制约。从系统层面看，中国证券业的自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的自我规范。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只包括前两种。证券交易所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的章程和规则，对证券上市及交易实施管理。但在中国证券交易所具有特殊性，它与证监会“分享监管权”，根据证监会的授权行使准行政管理职能。因此，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律组织，而是兼而有之的组织，它的监管和自律实际上难以区分。尽管如此，它在性质上仍属于自律组织[1]。证券业协会是证券经营机构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从事证券业的法律、会计、审计服务机构的自律，通过各行业的自律机构来实现。证券行业自律是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将上市公司内部自治囊括其中，对证券行业自律仅从证券业协会和上市公司内部自治监督两方面来阐述。
自证券业协会成立以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其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向规范化和市场化方向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是依据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属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以自律、服务、传导作为其职能，并将自律放在首位，这意味着加强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强化自律管理力度，成为市场各方的共识。从其立法意图上看，建立公权监管和证券业自律的有机结合的证券监管模式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代表政府的公权监管必须依赖行业自律组织完成对市场的监管活动，另一方面，行业自律组织又应置于政府公权监管之下，从而有效地消除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不公正和市场混乱[2]。政府公权监管与行业自律各有优势和不足，因此，在证券监管体系中，两者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上市公司内部自治作为公司境外上市私权手段监管的一种方式，主要指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间接地实现对公司境外上市监管。公司内部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公司参与各方长期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创新、检验、淘汰和改进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境外上市，走出国门面对的是不同的法律环境、不同的监管机制，和不同的金融市场，因为对境外相关法律法规的陌生，出现了一系列违规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境外证交所的处罚，损害了公司利益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的监督，促其规范化运作，可以间接实现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
（二）私权诉讼
证券市场大致有三种监督模式：“纯法院模式”、“纯行政监管模式”、“法院和行政监管相配合模式”。证券监管制度相对完善的英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采用“纯法院模式”，后来转型为“法院和行政监管相配合模式”，这与英美国家注重私权保护的历史背景有关。而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形成的模式近乎是“纯行政监管模式”。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及中国的经历来看，“纯行政监管模式”容易导致政府过度监管，“纯法院监管模式”是事后监管，综合来看，“法院和行政监管相配合模式”在证券市场监管领域是一种更合理的监管模式。这里仅讨论“纯法院监管模式”――私权诉讼监管。
私权诉讼监管，是一种司法途径的救济，即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介入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司法介入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有两个优点：第一，司法本身具有被动性的特点，它不是一种积极的行权，而是一种消极的权利。如果没有当事人请求，司法是不会介入上市公司的。这样在中国政府公权监管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监管的前提下，境外上市公司自治和证券行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在以上监管手段失灵的时候，再启动司法权，使利益受损者得到救济。第二，司法程序启动之后，股东等多方利益主体都参与进来，这是一个多边的博弈。由此得出的处理结果，会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
那么，法院如何介入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呢？法院介入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是通过对证券诉讼案件的判决来间接设立市场和行业规则，通过对行政部门设立的规章进行司法审查来平衡后者的权力。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有严格和完美的法律文件，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为诉讼提供指引，那么再好的法律也只能在橱窗里展示。
法院介入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作为私权监管的一种手段，发挥的作用是间接的，它与发挥直接监管作用的公权监管不同，但从实效上看，其可能比直接监管效果更好。第一，只要投资者和律师通过法院诉讼能获得民事索赔，众多投资者和律师就会有调查公司境外上市是否存在欺诈、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的积极性。试想，调动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关注上市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寻找诉讼的证据和理由，这种关注成为监督上市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看不见的手”。与公权监管下的行政监管模式相比，监督的范围更大，更能起到威慑作用。法院介入公司境外上市事后监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通过判例给市场设定新规则，避免法律规定的僵化不适用新形势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一部制定完备的法律会出现许多漏洞和不妥。鉴于法律的稳定性特点，众多条款的解释权就不得不赋予证监会及法院，对法律条款作出的解释实际上就是为证券市场制定新规则。实践中，证监会通常会先行根据法律的规定制定有效的规则，而在证监会执法不严、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通过法院介入，以判例的形式设置市场新规则。这种行政监管部门与法院的互补、互动，对公司境外上市的监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
从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经验来看，其成功经验在于采取了证监会和民事诉讼双重保障措施。一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赋予了证监会无限制的调查权力，大大提高了证监会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美国法律赋予小股东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股东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是指股东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多数股东为了全体股东的利益向侵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其特点是诉讼结果适用于所有股东；利用集体的力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索赔数额巨大，具有很强的威慑力；需要特别的诉讼程序来规范。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集体诉讼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它的优点体现在，集体诉讼可以保证案件结果适用于所有股东及被告上市公司；它通过一个诉讼程序解决整个问题，避免类似问题重复诉讼，提高了诉讼效率，提高了案件和解的可能性，为将来可能提出权利请求的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救济空间；多方面节省了成本，为被告最终解决争议提供可能性。同时也有人认为集体诉讼存在很多问题，如诉讼费用高，诉讼耗时长，社会财富和资源耗费高。另外，集体诉讼可能会判决公司支付巨额赔偿费而令公司无法运营甚至破产。集体诉讼制度是美国创设的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它的产生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法律背景，这样一种制度在中国并不一定能够找到其生存的土壤。中国有自身特殊的国情，应建立适用中国国情的投资者司法救济制度。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先后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引入对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司法救济的途径，其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后，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可以说，这类证券市场领域的诉讼以虚假陈述的案件作为突破口，通过受理这一类的案件，为证券领域的其他案件积累经验，也为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私权监管引入诉讼制度奠定基础。
总之，中国证券领域私权诉讼基础相当薄弱，境外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参与诉讼存在实际困难，所以，笔者认为，现阶段采取政府推动下的团体诉讼制度较为合适，建立非官方投资者保护组织，明确其性质、职能、地位、权利和义务。
综上，公权监管理论关注的是监管行为、监管制度和监管程序如何在监管者的努力下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根据公权监管理论的前提要求，监管者应该是利他主义者，监管者的报酬和私利不会影响监管的效果。而实践中，监管者的私利又通常会干扰其监管行为，由此可见，公权监管的理想状态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也就是说公权监管理论在实践中并不能达到其设想的理想状态。正是因为公权监管理论的缺陷使私权监管理论有了发展的空间，有必要在监管者之外寻找与之不同的监管手段与方式，以克服公权监管的弊端。因此，中国公司境外上市法律监管体系，要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在公权监管的基础上，拓宽私权手段监管方式，寻求建立便利的诉讼机制，以形成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行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现场监管论文篇9
主要监管理论的演化发展
监管(Regulation)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通常是指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监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企业年金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理论体系,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金融监管理论。监管理论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联,事实上,监管的历史就是不断变换政府行为及其重点的动态过程。
在经济学历史上,社会经济生活的监管与非监管呈现交替变化。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完全竞争状态下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市场往往不能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运转,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出现市场失灵,从而导致社会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自由放任经济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日渐高涨,公共利益理论(The Public Benefit Theory)应运而生。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Stiglitz,1981;Varian,1996),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降低或消除市场失灵的手段。
在公共利益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管制,其结果是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摆脱了经济危机,但又陷入了另一个危机:一些国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膨胀、官僚政治盛行等负面结果。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放松和取消政府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就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利益理论盲目相信政府在纠正市场机制缺陷方面的能力,想当然地认为政府是独立的机构,可以超越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维护公众利益。
公共利益理论及其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
公共利益理论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外部效应(Externality)和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三个市场失灵现象来论证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企业年金同样存在这三种现象。
(一)自然垄断
市场存在垄断时,厂商操纵商品价格和产量,获得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导致市场失灵。垄断给社会带来更高的价格、更低的产出和更差的服务,社会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管制加以消除。
由于企业年金非强制性,年金发起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企业年金如果在缺乏政府管制的环境中运作,可能被发起企业作为控制年金参与员工的一种手段,比如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年金账户转移权来限制年金参与员工转换工作,从而控制年金参与员工流动,进而影响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这与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标相违背。另外,发起企业和受托人相对员工而言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以控制年金参与员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企业年金计划治理主体或管理人施加压力,受托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企业年金基金,而不是努力使企业年金资产保值、增值。所以,员工自身并不足以消除发起企业和受托人因垄断地位而产生的市场失灵,政府监管是必要的。
(二)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是指提供一种产品或劳务的社会费用(或利益)和私人费用(或所得)之间的偏差,即外部性。外部性是“不直接反映在市场中的生产和消费的效应”,某些人的行为对其他人产生无法价格化的后果时,就会产生外部性。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私人可以走到一起协商解决外部性问题,但各方的协商成本往往很高,所以存在外部性时,一般倾向于通过政府监管来消除外部性问题。
企业年金运营中的外部效应显着,企业年金基金本身需要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达到保值增值目的,与银行、基金公司等机构关系紧密,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年金基金可能会受到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年金运营机构)危机的影响,导致基金资产价格下跌,使年金计划失去偿付能力;并且还可能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波及其它企业年金计划参与者的信心,减少企业年金基金的缴费,或者提前退休和集体退休而导致基金支付需求陡然增加。所以,企业年金营运机构倒闭的社会成本高于个别成本,它对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破坏作用,政府必然介入企业年金监管。
(三)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在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合同的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分配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买卖最终价格往往是所有销售产品的平均价格,提供高价值商品的销售者会退出市场,而那些低价值商品的销售者趁机占领市场,其结果是“劣货驱逐良货”的市场逆选择,最终会导致市场崩溃。信息不对称还可能诱导一方试图减少另一方信息而取胜,发生遏制对方信息来源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价格体系无法有效传递信息,引起市场参与者较高的信息成本,信息效率市场的均衡无法实现,造成金融市场的低效率(Grossman,1976)。
企业年金运营中,年金受益人或受托人仅通过市场很难得到关于年金计划的充分信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监管是弥补信息公开不足的有效手段,防止年金计划受益人与企业年金“四种人”——即受托人、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行为。另外,企业年金基金从征集到支付、从委托经营到收回全部本息,都有一个较长的周期,受益人和委托人难以完全监督营运者行为,企业年金基金营运人容易产生、中饱私囊等道德风险。要克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就必须加强对企业年金基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管,增强企业年金基金经营的透明度。
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包括捕获论和经济管制论,对企业年金监管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一)捕获论
捕获论的基本观点是:政府监管虽然是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而被引入经济体系的,但很快就被监管对象所捕获而成为被监管者捕捉利益的工具。根据捕获论的原理,监管就像“猫追老鼠”游戏,被监管者寻找监管中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迫使监管者不断修改规则、完善措施、提高水平。如此循环反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水平在监管博弈中得到提高。这种理论应用于企业年金监管实践当中,首先就要求政府在出台一项企业年金监管法规或政策时,必须对其可能的效果和所付出的代价做出谨慎的估计,要掌握好一个监管“度”,使监管效果真正有利于受益人及参与员工;其次,要尽可能地完善和发展监管技术,健全国家法律法规,使其不受被监管者所利用。
(二)经济管制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er在1971年发表《经济管制论》一文,首次尝试用微观经济学基本范畴分析监管的产生。针对市场,如果放任竞争,成本为零,但收益较低,只能获得竞争性报酬;如果组织卡特尔或类似组织,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必须为此支付费用;如果要求政府保护(如控制进入),也能获得较高的报酬,但政府监管并不是免费的,必须向供给者(政府官员)支付“费用”。
监管行为主体一般是政府,意味着政府可通过改变监管供求条件来达到监管的既定目标,供给者是政府,在监管的交换中它获得金融资源或支持率,需求者是专门的利益集团,在监管中尽力拓展他们的经济地位。企业年金管理流程的共性是都涉及到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及投资管理人等“四种人”,关系见图1。“四种人”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除了这个整体的内部竞争之外,参与基金管理的各种 “人”与受益人和委托人之间因利益对立而形成两股对峙力量,这两股对峙力量对监管供给者——政府的影响的强弱,决定了政府监管最终的介入程度和力度。
金融监管理论对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监管体系的启示
上述分析说明,公共利益理论从理论上论证政府监管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也为政府介入企业年金市场和加强监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然而该理论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公共利益理论从消费者利益角度出发,但并未说明公共利益如何转化成为立法行动并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原因和结论、需求和结果之间缺乏连接机制;二是缺乏明确的公共利益能够被监管行动所实施的机制。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监管常常无法纠正市场失灵,不能够很有效地保护公众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捕获论虽然最早利用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来解释监管过程,但它只强调监管被生产者利用的特征,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从某些监管中得到好处,而且也未能解释监管原因。因此,捕获论缺乏理论基础,“监管有利于生产者”的观点也只是一个假设。经济管制论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重新考察了监管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更完善的监管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监管的供求机制,但是要把监管需求和供给的决定因素量化是比较困难的。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处在需求高涨、潜力巨大的发展起步期。笔者认为具体方向主要包括: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监管要从严格限量监管模式向审慎性监管模式转变,政府监管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过渡,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监督信息披露和放宽企业设立年金计划准入资格限制。
现场监管论文篇10
一、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
弄清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是提出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依据,也是提高针对性、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重要方法。我国现阶段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的主要缺陷,·归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监管理论缺失。市场监管理论是研究市场监管内容、对象、特点、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和实践的依据。但就现阶段我国市场监管的理论现状而言,专门研究机构和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市场监管理论形成独立学科体系的瓶颈,市场监管理论明显地表现为市场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的重叠和相加,缺乏针对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市场监管缺乏基本理论支撑,是市场监管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根源。
(二)监管规则滞后。从本质上讲,法律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确认。监管规则滞后,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迟迟不能出台,致使政府无法实施监管活动。如我国至今尚未制定《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还没有一部完备的法律规范:二是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赋予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制定者、企业所有者、行业监管者多重身份,客观上难以保证这些行业的充分竞争。如烟草、盐业、供电、信息产业等部门均属此类。三是法律法规确认市场监管机构承担的职责与其赋予的权力不相适应,致使监管职能难以到位。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未授权其对涉嫌违法主体的人身、财产、场所等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致使难以及时搜集当事人的违法证据,查明违法事实,放纵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监管权力分散。我国工商、质监、卫生、农业、林业、经贸、公安等几乎所有政府涉及经济管理的部门都有市场监管的职能。这种体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职能的交叉性,即对同一市场行为设定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人为地造成工作中有利就争、有弊就推、互相扯皮的现象:二是职权的层级性,即对同一违法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设定相关部门不同的执法权力。如生产不合格种子违法行为轻微的,农业部门可以吊销其《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行为严重的,要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能吊销其《营业执照》;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种权力的设定不仅难以支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成就感,抑制了监管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且由于各部门的专业属性和关注点不一致,工作中往往认识各异,难以协调,很难形成合力,实现预期的监管目标。
(四)抗干预能力弱。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对工商、质监、药监等部门实行了省以下垂直管理,但由于法律法规赋予这些部门的权力不足以保证其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市场监管活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这种职能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监管活动的开展必然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因此,对明显损害市场经济秩序但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屈从于地方党委政府的意愿,很难进行有效的抵制。
(五)执法保障不足。市场监管活动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具有监管内容的专业性、监管方式的对抗性和经费支出的不可预见性等特点。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市场监管部门尚未建立起相关业务的技术监测体系,其商品监管职责的履行完全依赖当事人的举报和执法人员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断,执法办案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经费缺乏稳定的财政机制予以保障;监管活动中手无寸铁的执法人员常常遭违法分子的围攻、谩骂、侮辱和殴打。市场监管活动缺乏有效的技术保障、经费保障和执法人员的安全保障,极大地制约了市场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
我国现行市场监管制的缺陷,使监管成本高、效益低,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系统地进行改革,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监管机制。
二、以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
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就目前而言,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更带有全局性、针对性和现实性。
首先,市场监管机构是市场监管机制运行的主体,市场监管机构的设置、享有的职权及其运行的条件、程序、方式等是市场监管规则的内容。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抓住了市场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就是抓住了市场监管机制的牛鼻子,因而具有全局性;其次,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从根本上否定了现行部门林立、政出多门、权力分散、各行其是、软弱无力的市场监管机制,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适应了当前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已由过去的事前监管为主转变为事中监督和事后追究责任的行为。这一监管方式的改革,意味着今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领域更加广阔,任务更加繁重,难度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其职权得不到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尊重和支持,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无疑将是无能和低效的,因而,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具有现实性。那么,如何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呢?
(一)强化市场监管理论建设,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先导作用。理论是实践的主导,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离不开对市场监管的内容、方式、特点、规律及其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离不开对现存市场监管体制的重新调整和架构,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其结果必然是盲目和危险的。因此,必须站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加强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一是要对现有综合大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合理调整,增设市场监管专业,开设市场监管的相关课程,形成以院校为载体、以专家学者为支撑的理论研究和人才教育培训基地:二是要充分发挥现有院校、学会、科研机构和市场监管队伍中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兴学习和研究之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大胆借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理论成果,强化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
现场监管论文篇11
2.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现状
我国的公共场所包括下列七类28种： （1）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2）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3）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4）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 （5）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6）商场（店）、书店； （7）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等[2]。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场所传染疾病的相关管理条例，对于我国公共场所中6、5类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实施细则的检验方法（GT/T 18204. 1～18204. 30-2000）明确规定6、5类公共场所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的标准测定方法（WS/T 1999 -2001）以及对于颗粒物大小的明确要求，以及对6、5类公共场所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以及净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就目前我国的卫生监督管理情况而言，我国卫生管理部门的管理监督工作还应该不断深入，卫生监督方法也应该不断改进和充实。
3.数学理论在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黄楚标等选取公共场所的研究对象对东莞市 68 家市直管的住宿场所从2009 年 ～2011 年连续3 年间的卫生监督进行了量化评分，其中将 2009 年的量化评分情况作为实施量化前的结果，将 2010 年和2011 年 2 年的量化评分情况作为实施量化分级后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应用 SPSS18. 0 统计软件对所有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结果发现，随着对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被监督单位的卫生信誉度等级越高，卫生状况越好，卫生监督员对该单位的监督频次也就越少。这样，卫生行政部门将集中有限的卫生监督资源，把监管的重点放在存在问题较多的住宿场所上，切实提高了被公示单位的自身卫生管理能力、卫生意识。这说明卫生监督信息量化评级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卫生监督手段，是现有常规卫生监督制度方法的补充。
4.日常卫生监督管理中的工作重心与展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现阶段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提供各种消费娱乐为的公共场所的数量的不断增加，由于诸如此类工作共场所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发生一些卫生方面的不良现象也是数见不鲜的，这就必然加重了整个公共场所以集中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监督作为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重心。根据国家出台的对第5类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相关卫生管理办法来对现阶段整个公共场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进行规范化处理，对6、5类公共场所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及时的清洗处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办事。就卫生行政部门而言，要加强对整个系统所开展的各类公共场所的新建、改建以及扩建的所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统一化规范化管理。随着卫生监督工作的不断深入，就势必使得卫生行政部门在监管上面出现人力物力匮乏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应实施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分级管理的制度，一方面，减轻了巨大的工作量，提高了办事效率，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整套信息公示制度的日趋完善。在未来的卫生监管工作中，既要做好当下的监管，同时也要注重对更多的监管管理理论的吸收，使得更多、更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管理模式应用到我国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管工作中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面。
5.小结
就当今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国家的法制体系建设的日趋完善，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我国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国家法制办应随时向社会广大群众公开征求意见，并做好卫生执行工作的实时调研共工作。从我国对第5、6类公共场所的相关卫生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中就集中体现了对整个新环境下管理理念及方式方法的转变，对整个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明确定义了公共场所的范围， 即所谓公共场所就是对所有公众开放的人群聚集地，考虑到有些公共场所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具有传播性疾病以及危害广大群众的的经营性场所，因此，国家对与公共场所有关的卫生监管严格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
参考文献
[1] 黄楚标. 东莞市住宿业实施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效果分析[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12.12
现场监管论文篇12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博弈论理论建立我国证券监管的博弈模型，分析证券监管者与证券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并提出了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效率应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证券监管也取得r很大的进步，逐步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现阶段仍存在着严重的违规现象，主要包括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擅自改变募股资金用途等。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本身的因素，更与监管不当、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有关。如何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是当前我国证券监管面临的迫切选择。本文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探讨证券监管中惩罚对象与监管效果的辨证关系及监管对象的博弈选择。
一、证券监管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假设
第一，博弈方。本博弈里有两个博弈方：证券市场的被监管者(即证券市场经济主体，包括上市公司，经营与证券业务有关的法人和自然人，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和监管者(具体指中国证监会和它的派出机构)。
第二，博弈方各自可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的集合。监管者存在三种行为策略一疏于监管、正常监管和加强监管。被监管者存在两种行为策略——违规与不违规。
第三，信息。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双方知道对方的策略空间和效用函数，但双方都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会相互合作。故博弈属于完全信息的不合作博弈。
第四，博弈双方的得益。监管者的行为策略有三种选择。可能疏于监管，可能正常监管，也可能加强监管；证券市场经济主体有两种选择，可能正常经营，也可能违规经营获取超额收益。设监管人正常监管或加强监管时能发现市场经济主体违规经营的行为，而疏于监管时不能；加强监管的方式可以是加大处罚力度，也可以是加强对不规范行为等违规经营的检查；假设正常监管即已能发现违规经营行为，加强监管可以只考虑加大处罚力度方式，并考虑由于加强监管而增加的成本。市场经济主体、监管者不同行为策略组合下的得益如下：
(1)证券市场经济主体违规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的利益分析。当监管人疏于监管时，市场经济主体违规经营将不会被发现，或被发现却没被处罚，因此可以获取额外收益v，监管人因对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威慑作用减弱、信誉大大降低等产生负效用-d(d>o)。正常监管时，市场经济主体违规经营会被发现并受到处罚，设处罚为-p(p>0)，监管人因监管得力、对其他保险企业震慑力增强、声誉提高等产生正效用q。加强监管时，监管人将加大对违规经营者的惩处力度，如果市场经济主体违规经营被发现并受到更重的处罚，设处罚为一p(p>0)，设监管人因加强监管而增加支出为一c(c>0)，因监管得力而得益q，q—c即为监管者加强监管但市场经济主体仍违规经营时监管者的得益。
(2)证券市场经济主体正常经营情况下，博弈双方的得益分析。疏于监管时，市场经济主体可能因市场不规范而丧失部分得益，设为一a(a>0)，但监管者可减少监管支出s(s>0)。正常监管时，监管者支出为正常的监管成本，设为0，市场经济主体获得的收益为正常收益，也设为0。加强监管时，市场经济主体将因市场规范、风险下降而获得超额收益，设为b(b>o)，监管人因加强监管而增加支出一c。
(二)基本模型
由前述条件，建立证券监管部门与市场经济主体经营选择的静态博弈模型如表1。
二、证券监管博弈模型分析
先用基本的划线法分析证券监管模型，可以发现这一模型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如果市场经济主体选择违规经营，监管的最佳策略是正常监管，得益为q，但当监管策略是正常监管时，市场经济主体的最佳策略是正常经营，得益为0，既然市场经济主体正常经营，监管者策略也就可以选择疏于监管……这样就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停止的因果循环，无论从谁开始都一样，在一次性博弈中没有自动实现的均衡性策略组合，也就无法预测证券监管政策效果效率。此外，还可以发现这一循环没有包含加强监管策略，说明加大对违规经营的处罚力度在长期内并不能抑制违规经营，对分析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可以先将模型简化为下面的表2。
显然这是一个非对称的非零和博奔，其本质特征与猜硬币博弈、小偷与守卫博奔等一样，不会有纯策略纳什均衡，必然是一个混合策略博弈问题。因此其静态博弈的决策原则应是不能让对方知道己方或猜到己方策略，而应以随机方式选择策略，且随机策略的概率分布不能有特征，以防给对方可乘之机。设监管者、市场经济主体对待不确定的态度都是“风险中性”，即对他们来说1单位期望收益与1单位确定得益是等价的，则可以用得益的期望值分析双方均衡的混合策略。设监管者以p和1一p的概率分别选择疏于监管和正常监管策略，而市场经济主体将以q和1-q的概率分别选择违规经营和正常经营策略；以w和w分别表示市场经济主体与监管人的期望得益，用反应函数分析法可以求解该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并以q、p分别表示市场经济主体与监管者的均衡概率，w、w2为对应的均衡期望得益。由w pqv+(1一p)q(一p)+p(1一q)(一a)+(1一p)(1一q)×0=pq(v+p+a)一pa—qp，w2-pq(一d)+(1一p)qq+p(1一q)s+(1一p)(1一q)×0一pq(d+s+q)+ps+qq分别对q、p求导，并令导数为0，即可解得市场经济主体与监管者的均衡概率和期望得益。‘tp*=p／(v+p+a)，wl=一pa=一p·a／(v+p+a)；q=s／(d+s+q)，w29r-q*q=s·q／(d+q+在这个博弈中，市场经济主体分别以概率q和1-q*随机选择违规经营和正常经营，监管者分别以概率p和1一p随机选择疏于监管与正常监管时，双方都不能通过改变策略或概率改善自己的期望得益，因此构成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这也是该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
进一步分析市场经济主体与监管者的混合策略，可以发现处罚结果可能会偏离政策目标，出现“激励悖论”。当监管者为抑制违规经营现象而加重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处罚p时，假设对违规经营行为的处罚从p加大到p，如果监管者混合策略中概率分布不变，市场经济主体在原p点的期望得益将小于0，市场经济主体会选择正常经营。但是在长期中，市场经济主体正常经营将使监管者更多地选择疏于监管，最终监管者疏于监管的概率上升到p，而市场经济主体的期望得益又回到0，又可以重新选择混合策略。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混合策略概率选择并不受p值的影响，加重对违规经营的处罚，在短期内可能抑制违规经营的发生概率，但在长期的主要作用却是使监管者疏于监管，监管更松懈。同样，加大对监管者失职的处罚d，如果市场经济主体违规经营的概率分布不变，监管人的期望得益将小于0，监管者会理性地选择正常监管，相应地市场经济主体会减少违规经营概率，直到q下降到q’，此时监管者恢复混合策略，达到新的混合策略均衡。由于监管人是否选择疏于监管策略与d无关，因此，加重对监管者失职的处罚，在短期确能起到督促监管人的作用，但长期结果却是降低了市场经济主体违规经营的概率。
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假设之上的。现实中的博弈远比文中所分析的复杂，本文的分析只是想藉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提高证券市场监管效率的政策性建议
本文建立了证券监管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发现证券业长期以来存在的违规现象严重、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除了大家公认的制度不健全、信息透明度不高等原因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监管惩罚的对象和程度不合适。基于前面的分析，联系到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以下措施来提高监管效率：
(～)加大监管力度
加大对投资者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是短期内进行证券监管的有效途径。从前面对策略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相同监管条件下，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在短期内可以降低违规的可能性。对违规行为加大罚款金额，加大揭批力度．强化公众对违规行为的舆论监督，通过这些措施使其形象受损。降低其在公众中的声誉。从而扼制其违规的冲动。此外，监管者还应当按照国际惯例，通过信用评级。取消信用差的和造假的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资格，最终迫使其退出证券市场。这对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建立资本市场的信用体系，保护投资者利益，大有好处。
(二)降低监管成本
目前，由于我国各级监管部门职能不清、层次不明，同时没有一套严密有效的措施来确保其履行职能，并使其承担相应责任，造成事后监管大量存在。降低了监管效率，增加了监管成本。为此，应该明晰其职能，提高监管效率。此外，现在有些问题的监管只靠证监会很难胜任。例如，涉及银行资金的问题就必须有银行监管部门的配合。目前与证券市场相关的监管部门还有保监会和银监会，三个部门之问的监管工作需要加强协调。以保证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三者的资金可以相互融通，互促发展。
(三)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证券市场中因坐庄、对敲等而使价格异常波动的违规交易行为在电脑里都有记录。因此，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加强监管。具体来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股票市场实施监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第一，对所有投资者账户的真实性实施监管；第二，两个交易所的电脑对所有交易行为的清晰记录可以作为监管依据及法律上的证据；第三，严格监控资金清算。特别是要将现金提取的环节抓好；第四。对股票的价格实施监控；第五，探索尝试怎样利用电脑技术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及时跟踪；第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监控整个证券信息系统。
(四)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
现场监管论文篇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53-04
一、监管有效性问题的提出
Mathias Dewatripont和Jean Tirole在《银行监管》中认为，“银行监管就是力争在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和维持该行业的清偿力与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的权衡。”[1]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制度及技术)使金融体系显得更加脆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其巨大现实破坏力和多发性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银行监管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Stigler，1971；Wolf，1994；江曙霞，2001；李文泓，2001）研究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过程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
然而，当进一步考察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时，笔者发现，银行监管有成本，也会发生监管失灵。一方面，有效的银行监管可以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如果监管缺位、错位或越位，可能导致如下几种情况的发生：（1）由于金融风险的高传染性及扩散的乘数效应，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局部金融风险演变为全局金融动荡（J.Stiglitz，1993）。（2）增加银行运营成本，即被监管者由于对监管者的行为不甚了解，不得不为了应付监管而作出许多不关乎“效益性”的工作，增加额外成本。（3）抑制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政策是为防范风险而制定的，具有稳定性，也因此具有被动性，这就使得监管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4）监管部门作为监管制度的供给者，缺乏市场约束和竞争，可能导致监管的低效或过度。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监管边界被模糊(注：文章后面将进一步论述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监管边界如何被模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负面影响也被进一步强化，市场风险（Market Risk）、信用风险（CreditRisk）、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操作风险（Operation Risk）、法律风险（Legal Risk）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识别风险的难度越来越大。)，监管是否有效、是否实现了帕累托优化、是否促进(而不是抑制)了金融创新，变成了解决监管必要性之后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而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异。[2]也就是说，监管当局需要走出监管悖论的两难困境，在维护公平、安全和提高监管成效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从而达到银行监管的帕累托最优。
二、现代监管理论(注: 监管理论的发展有较长的历史，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理论发展的，而且划分方式也不一样，本文主要评述近30年来对现代银行监管实践有较大影响的几个理论。)的概括性评述及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一）现代监管理论的概述
1．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金融脆弱说是基于“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1982）提出的，认为银行由于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内在的非流动性，在资产负债中，资产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负债主要表现为金融负债而不是负债净值，使银行间依赖性强，导致银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加脆弱，更易被传染。一旦金融恐慌（哪怕是由假信息引发的恐慌）引发挤兑，很容易引发连锁的“技术性破产”（Diamond and Dybvigr，1983）。公共利益说则认为，金融市场由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等存在失灵，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Stiglitz，1993；Spiering，1990）。因此，需要政府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这一公共利益而实施监管。这两大理论具有较大影响力，都是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从实践上看，其缺陷在于，由于监管过程存在直接及间接的监管成本，以监管代替市场其效率并不见得高，监管常会扰乱金融机构正常的效率函数，扭曲正常的市场信号，从而增加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2．监管经济理论和监管辩证论。监管经济理论认为(注：该理论起源于Stigler（1971）在《贝尔经济学与管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监管的经济理论》，后来，通过Posnon（1974）和Peltzman（1976）的完善，该理论趋于成熟。)，行业的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上。监管产生了被监管行业的租金，这些租金由消费者支付，政治家可以从中获利。由于给监管成本给予了充分的补偿，政府乐于提供监管。监管辩证论则以动态的角度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府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监管是由利益集团自己要求的，需求的存在产生了政府对监管的供给（Kane，1983）。上述两个现论中，前者的主要缺陷表现为缺乏对一个行业的监管方式及其预测能力的评判标准，而后者则没能全面解释和预测监管效应，且“被监管者要求监管”的假设也值得怀疑。
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20世纪80年代，由于严重的监管失灵（Schwartz，1988；Thosmson，1990），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5年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创新之一就是确认了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最低资本充足率（Mininum Capital Requirement）、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和市场纪律（Market Discipline）。这一理念正在被各国实践。该理论最明显的不足是：当一个银行的经营风险反应到资本的时候，整个监管的信息传导和监管行为(校正过程)已经滞后了，在一定程度上有秋后算账之感。
（二）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纵观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及其优缺点，为我国银行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学说，由于受自身假设前提的限制，都只是部分地解释了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及方法，金融创新不断地对银行监管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冲击、新挑战。就我国实际而言，金融业的改革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种旧体制下的问题进一步显现，金融创新的影响日益明显，监管政策的最优导向应是借鉴最新监管理论及统一规则（如巴塞尔新协议）的基础上，结合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来制定。
第二，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从为什么监管（传统监管理论）向如何监管、监管什么（新资本协议）的方向发展，为现代监管实践提供了指导。我国银行业应采用明确的监管指标，如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来更准确地度量目前银行业整体风险。
第三，监管政策的制定应兼顾稳定、效率与公平三者的平衡，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侧重，但对三者轻重权衡的标准应该是如何更有利于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四，在“严格的金融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再放松管制”的监管发展历程中，试图通过政府监管完全替代市场纪律来纠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并不能保证金融的稳定；同样，完全依靠市场放任自由的约束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不现实。我国监管应该是两者的有效配合，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行为的“双赢”：通过市场力量，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政府力量，引导经营行为，提高监管成效。
第五，要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并不会自然融合，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以合理的制度安排，规范市场参与主体、市场秩序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逐步培育起市场约束力，从而为两者的融合提供必要的前提。
第六，监管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要以监管的有效性为基础前提，其中，监管理念、政策、方式、手段、工具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第七，要不断提高对我国转型时期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水平，加大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三、金融创新对我国监管实践提出的新挑战
监管的有效性是一个动态平衡，相对于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监管具有被动性。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对现存的金融秩序尤其是监管制度造成冲击，为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甚至破坏金融安全。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目前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还不和谐，两者之间还未形成正和博弈的良性互动，创新活动给我国监管工作带来了现实挑战。
（一）金融创新进一步扩大了外部性效应，强化了风险的传染性
金融创新大多是以表外业务的形式出现并迅速扩展的。各种衍生工具，如可转让存款单（CPS）、自动转账系统（ATS）、可转让支付命令（NOW）、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以及外汇保单贷款、承诺、银证通等，具有自由度大、透明度差、技术性强、渗透性强的特点，它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结构，能打破行业界限，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转移信用风险(注：比如，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势必会增加M1的利率需求弹性，造成货币政策的指标游移，使利率对刺激因素更加敏感，从而改变了货币供给过程，原有的一些模型、计算方法不再适用，风险发生的转移。)，规避政府监管，在促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一把“双刃剑”，一旦某一银行的衍生交易发生巨额亏损，导致支付困难或破产，就会可能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迅速传到世界其它市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负外部性以强烈的传染性破坏区域甚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
（二）金融创新强化了信息不对称，使监管部门处于信息的劣势
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部门的信息获取渠道并未随金融创新而扩大，信息量来源单一，明显不足，纵向信息沟通不畅，横向与商业银行协调不力，商业银行为规避监管，有时会有意强化“单向信息”，监管者占有的信息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求。二是由于现代金融创新衍生品技术性强、杠杆效应大(注：金融衍生工具大都是一种保证金交易，往往只需交纳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操作10-20倍的金融资产或形成同等金额的金融负债，因此具有以小博大的高杠杆效应。)、风险（或赢利）变化频率快，使监管者对信息的掌握不完全、不充分，增加了识别、度量及化解风险的难度，一旦某一交易主体资金链条断裂，将可能导致银行亏损乃至引发支付风险，使监管当局措手不及。
（三）金融创新使一国金融体系暴露在全球金融风险之下，增加了监管难度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经营超越国界的限制，经营全球化趋势明显，使国内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被强行置于同一时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难以监控，一个环节的问题很容易传导到其他环节上，一国的金融风险很容易波及他国。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破坏亚洲后又蔓延到俄罗斯，并波及拉美、美欧，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就是明显一例。
（四）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增加了监管部门准确监测风险的难度
金融创新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不同衍生工具的使用（或组合使用），将全部风险（或部分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在追求盈利性的驱使下，金融机构会愿意在更大的范围内承担风险，可怕的是这种风险是隐蔽的、潜在的风险，是通过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其他衍生工具反复变化而来的，而且一些新产品的场外交易趋势在加强，风险更易被隐蔽，风险的技术性、复杂性不断增加，风险更不易被监测。
（五）金融创新会导致监管主体缺位，造成监管的“真空带”
金融创新打破了银行、证券、保险相互分离的状况，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每个机构都在以不同方式使用类同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在向多样化、综合化、趋近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我国分业经营已破土、分业监管依旧的情况下，一些处于不同金融机构边界的业务带有明显的边缘性、交叉性，很可能造成监管的盲区，形成“真空带”，为风险的形成、扩大及扩散提供了滋生地。
（六）金融创新使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对监管人员的技能提出了现实挑战
金融创新是将诸多产品（工具）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或再组合）的产物，这种再组合包装后的产物本身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由于大多数监管人员并没有商业银行的实践工作经验，对掌握一些较为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尚可，但对一些复杂性、交叉性较高的衍生工具不能透彻掌握或掌握的人并不多，加之受技术条件限制，电子化、自动化程度不高，使监管人员本身的技能不能满足于金融创新工具快速发展的需要。
四、有效监管路径选择：基于金融创新条件下的分析(注：本文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来分析金融创新条件下的监管有效性问题。实际上，从防范风险的角度看，外部监管只是第二道“安全网”，银行的内部监管（内控）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根据以上有效性理论分析，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路径，就是要实施有弹性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在“监管敏感区”，既要克服“市场失效”又要防止“监管失灵”，在金融创新的动态平衡中相机决策，恰当地以某种方式共同发挥“政府”与“市场”力量，达到协同效果，使监管发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以风险评估与度量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更难测算，而且这些风险还常常交织在一起。监管当局应借助于现代金融计量分析方法及工具，对每一个、每一类金融创新产品进行评估与度量，正确评估和度量风险，建立对风险的测评、预警机制，并以此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体现前瞻性、动态性，在“监管敏感区”内有较大弹性，以适应创新，使监管为金融创新“保驾守航”。
（二）加快金融创新监管的法制建设，在风险可控下力促创新
要根据各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性质、功能、范围和风险防范措施，加快针对衍生品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对创新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要增强法规的执行力(注：Pistor（2000）和江春（2005）的研究表明，在转轨国家中，法律执行的质量在金融发展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创新中违法、违规行为要严加处罚。同时，要科学认识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既不能无视创新风险的存在，也不能将创新视为洪水猛兽、采取高压措施。正确的导向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创新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创新活动的进行。
（三）健全银行监管体系，重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作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将市场纪律作为第三大支柱，反映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重要性。《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指出，“有效的市场秩序取决于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的充分性，……及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准确、及时且具有透明度的信息。”就目前我国现实，要注重建立并规范银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法规，对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作出规定，强制银行及时、准确、公开向公众披露信息。通过市场的作用，使市场机制从另一个层面介入监管活动，使之形成千千万万个编外监管者，为银行业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四）适应于经营多样化，逐渐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
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不同监管部门的机构监管方法，适应于各类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业务不存在交叉的情况，各监管部门之间无权管制其他部门的活动。功能监管是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个活动的主体是谁，目的是提高监管的秩序和效率。目前，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下，我国虽实行“分业经营”，但不同金融机构经营的交叉业务越来越多，边界越来越模糊，逐渐向功能监管具有必然性，可以避免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或盲区。在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过渡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它目前在分业监管中“拾遗补缺”的作用。
（五）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方法，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
西方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创新条件下的监管已积累、总结了许多好的方法、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监管应充分学习、吸收先进监管理念、方法、工具，充分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消化后，为我所用。同时，要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通过合作，确立有关金融衍生品的会计标准，促进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的规范化，使监管政策、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六）建立监管人员绩效评价机制，努力提高监管人员的工作技能
技术（方法）只是工具，具有熟练掌握并运用技术的人才是根本。要建立对监管人员的评价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对监管不作为、滥作为、乱作为的要追究责任，解决“监管机构本身存在的治理问题”，并对正确识别度量风险的要在职务晋升、工资等方面的给与倾斜。[3]提高目前我国监管人员技术水平主要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实行定期考试制度，督促监管人员注重对新知识的学习，掌握最新的金融衍生业务的操作流程及风险特点。二是重视对监管人员的在岗培训，根据工作岗位，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外聘各类专家，提高监管人员胜任工作的能力。三是对一些专业性强、难度大的业务，比如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优化资本组合、风险资产组合、资本资产定价等尤其是市场风险方面的知识，可选送一些业务骨干到国内外高校、商业银行等机构学习、实习，提高监管人员对银行业务的掌握程度和对风险的准确识别能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