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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索道论文实用13篇

林业索道论文
林业索道论文篇1

1.加深对新形势下深化林业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大家认为,林业改革研究的阶段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79年至1985年是追踪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在用全新的观点去解释改革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为改革成果寻找理论依据;1086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即理论指导实践阶段,主要是对林业经济体制改革趋势进行超前研究,为建立适合中国林业发展的林业经济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大家普遍认为,改革是当前林业振兴和发展的主旋律,起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部分省、市的讲话,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围绕林业改革与建设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间题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当前,在深化林业改革理论研究上,重点是从宏观上、战略上和解决林业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上去思考、去探索,破除林业改革“畏难论”,运用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去认识林业形势,要看到林业发展的后劲和前景,增强搞好林业改革的信心和勇气;要破除.速胜论”,干当前、想长远;坚持“有阶段论”,打好“持久战”,要破除“仲手论”,把自己能办到的事尽量自己办好,走自强自立的道路。橙清模糊认识,及时发现和解决改革进程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推进治危兴林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2.加强对林业改革中重点和难点问题的理论研究。1992年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中心,同时在流通领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强化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步伐,配套推进。与会代表认为,下一步林业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

—加速森林资源培育,强化森林资源管理。改革森林经营方式,继续以“两论三划分理论’为指导,开展集约经营和双层经营相结合的试验研究,建立林农复合生态系统工程,探索发展复合型、多元型林区经济的途径,运用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森林多效益主导利用一体化经营模式”,探索解决可采森林资源危机的出路。同时,要强化林政管理,加强对森林资源的全额管理、分项控制,强化管理手段。通过不断健全森林资源监督体系,开展森林资源监督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深化内部配套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现这一转换的基本前提是理顺政企之间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两权分离,把企业推向市场。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主要的是打破“大锅饭”,建立自负盈亏经营机制多打破‘铁交椅”,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劳动用工、干部管理机制,建立企业内部分配和建设投资约束机制,以及完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特别是在劳动用工、分配和人事制度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

—搞好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林业企业集团和专业性企业集团。国务院(1991)71号文件正式批准在黑龙江省组建两个企业集团,这是林业改革的重大突破。我们应从林业企业的特点和实际出发,从林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对林业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内部关系、运行机制等进行深入研究。一一培育完善各类市场。当前除了研究企业如何主动进入市场、开拓市场外,更主要的是大力发育市场,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要破除重生产、轻流通的僵化保守思想,树立市场引导生产和开放搞活市场的观念;破除单一木材市场观念,树立大流通、大市场观念。

林业索道论文篇2

1 森林工程学科专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森林工程学科专业的历史沿革

森林工程专业,前身为森林采伐与木材运输机械化专业。1980年代末,不少学者考虑到同国际接轨,主张把原专业名称改名为森林工程。1993年7月16日,教育部以高教[1993]13号文颁发了《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通知》,明确地把原森林采运工程专业更名为森林工程专业,并覆盖了原森林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

森林工程学科专业存在与发展紧密服务于林业建设。对林业建设、森林资源的增长、国土与环境保护,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集土木为一体的“厚基础、宽口径、多方位”的学科专业[1]。

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工程学科专业面临的主要危机

由于森林工程学科专业长期偏重于采运作业理论与技术研究,对森林资源匮乏的国情,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与理解,使得传统优势学科专业的发展缓慢,市场空间越来越窄,生存面临严峻挑战[2]。

1980年代末期,国有林区先后进入资源危机、经济围困的境地,而南方国有林区的情况则更为严峻。1990年代中、后期,遵照国家提出的遵照“强化基础,淡化专业;注重实践,提高素质”的教改方针,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交通运输、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先后从森林工程传统专业中剥离出去,独立发展,导致森林工程专业无法借助原相邻学科的专业载体,推动自身的学科发展,出现了招生与就业困难(1997和1998年两年合计招收新生仅20人),学科发展陷入困境的危机。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对森林工程传统学科专业的改造与提升

面对发展危机,学校及专业教师经过广泛调研和论证,通过调整专业办学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持续不断地对森林工程学科专业进行改造与提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1 依托原有学科专业基础,结合时代需求,创办新型专业方向

1990年代中、后期,国家拉动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等系列政策的出台,大批基建项目纷纷上马,出现了建设机械设备生产与管理人才供不应求的新局面。面对社会需求,结合森林工程专业原有的森工机械与采运工程等学科专业基础,成功创办了“起重运输工程”专业方向。

1990年代末,物流理论和知识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物流工程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物流人才的需求缺口也愈来愈大。结合森林工程传统专业一直为林区物流工程培养和输送本科人才的这一实际情况,又成功创办了“物流工程”专业方向。

2.2 注重课程体系改革,深化传统专业改造

对传统专业成功实施改造后,根据新办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本着“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课程体系的改革。

针对“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专业方向,按照机械工程基础课程平台,设置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同时强化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设计及机械制造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删减了原采运和道桥知识体系中的一些课程,另外还相应地调整了一些专业课程,如改“贮木场机械”为“起重运输机械”,改“林用道路配置”为“道桥工程”,把本科专业的骨干课程“林用索道”改成了包括了客运索道、货运索道、吊装技术及林用索道的“工程索道”等;在专业任选课程中,按照“起重运输机械”与“物流设备与管理”两个组别设置,拓宽专业口径。

针对“物流工程”专业,构筑机械工程、交通运输、工商管理三大学科相互渗透的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增设了“交通运输工程学”、“数据库原理”等学科基础课程,并在学科基础选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中,按照“物流设备与技术”和“物流规划与管理”两个组别设置,拓宽专业口径。

2.3 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强调“工管并举,以工为主”的培养思路。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针对“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和“物流工程”两个专业方向,设置了以机械工程为主,交通运输和工商管理为辅的多学科相互渗透的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在专业课和选修课中,有针对性地设置了一些管理类课程,强调“工管并举,以工为主”的培养思路。充分利用同一学科群体中相关学科之间的综合优势,培养基础踏实、专业口径宽厚、适应性强的复合型人才。

注重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调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首先是注重加强实习教学环节。本专业在大型国企中建立了多个校外教学实验实习及科研合作基地,通过提高实习教学环节重视程度、完善实习教学规章制度、聘请实习基地的高工担任实习老师等措施,确保实习的教学效果。

其次是注重加强课程设计教学环节。开设了多门课程设计类课程,如金属结构课程设计、工程机械课程设计、工程索道课程设计、起重运输机械课程设计等,并在课程设计中,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地掌握设计程序,且融入适当的创新内容。

最后是注重加强毕业设计教学环节,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在毕业课题选题上,采用双向选择与开放模式相结合的机制,即将教师选题与学生结合就业方向在毕业实习单位的选题作为毕业设计的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双向选择的目标,并努力控制创新设计型课题、逐步完善型课题和基本设计型课题这三种类型课题的比例协调;在毕业课题内容上,充分考虑方案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计算机辅助编程课题的比例协调。

通过多年教改实践,目前已将这个传统国管学科专业发展到具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特色学科专业。本专业招生人数由原来的20余人,发展到目前80人左右,毕业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均达到95%以上。本学科也连续被评为湖南省“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学科。我校森林工程传统学科专业在实施改造过程中,本着“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原则,拓宽专业面向,构建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宽口径专业[3],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行业性院校传统优势学科专业的改造和规划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林业索道论文篇3

森林资源作为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怎样对于森林资源的合理采伐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森林采运技术不但是改善森林资源质量,有效加快森林树木生长速度的手段,而且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的人工元素之一。为了能使森林采运技术和林业生态系统和谐发展,创新新型森林采运技术已经成为林业技术发展的新标杆,森林生态采运技术朝着更加环保,合理以及先进的方向进步。

1 森林生态采运技术理论研究

1.1 采伐方式和设备

森林采伐技术主要分为几种方式,譬如抚育间伐,更新采伐以及低产林改造等等几种,采伐技术的选择使用主要根据当地的林业环境条件来做安排。

1.1.1 择伐

这种森林采伐方法采取的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一般出现争议,存在方法是否科学合理的情形。

1.1.2 皆伐

皆伐的森林采伐方法是林业部门经过研究和论证总结出来的方法,包括皆伐的森林采伐方法必须适应的10个条件和不能适应的5个条件。

1.1.3 采伐机械设备

森林生态采伐技术中运用采伐机械设备,说到底就是提高森林采伐的速度和效率,一个方面来讲不仅可以提高森林采伐工作人员的安全系数,提高采伐工作的效率,而且在森林树木的保护上,能够避免立木的砸伤率和对留木的保护。

1.2 集材形式,设备以及工艺

1.2.1 集材设备

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前期对森林没有节制的乱砍乱伐,导致森林原始林面积的存续量急剧递减,而人工培植的树林又进入培养繁殖时期,根据这种情况,我国的林业专业科学工作者研发出许多集材拖拉机,索道设备等等集采设备用于森林生态采伐。

1.2.2 集采方式

普通的集材的技术主要聚焦点在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几乎没有关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森林生态理论随之出现,关于集材作业费用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森林的生态采伐研究中取得重大的成果[1]。

1.2.3 集采工艺

传统的集采工艺譬如伐倒木,原木集材工艺等等类型,不仅加大了集材作业的费用成本,而且导致林业土地的土壤中的涵养含量以及成分结构等等发生质的变化,而往往此方面的研究数据缺失。

1.3 布设林道网

当前,人们对于林道网的安排设置方法,林道密度的计算,道路等级的确立以及林业道路的弃养等等一些问题,研究的方面主要还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而对于林道网造成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却知之甚少。

2 森林生态采运技术遇到的问题

2.1 技术研究创新性欠佳,研究方法不全面

我国对于生态采伐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的阶段,而且都是对于一些特别的林业基地来说的,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创新性缺失,并且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方案。对于很多生态采伐理论还只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时期,譬如集采方式的适用范围,对于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等等。而在实际的采伐过程中,许多的林业企业依然延续使用老套呆板的采集方式,不从实际出发,选择使用一些具有高效率,低费用以及对环境破坏程度较小的集采设备和方式。完全只在乎对于林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忽略森林采运作业的不合理性对于森林资源的破坏和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干扰,由此,该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质的创新森林生态彩云作业技术,成为林业从业者不断摸索和研究的目标[2]。

2.2 森林资源的利用转向,采伐技术作业系统研究缓慢

我们可以从实际的林业的资源现状和森林木材资源的生产情形来观察,一些林业作业伐区内出现了很大的改革变化,很多林业企业木材的生产总量在逐渐下降,林业工作伐区内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更为严峻的形势是,林业企业并没有创新人工林的集材设备更新,对于人工林的生态系统的和保护稍显滞后。

2.3 木材物流速度落后,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大

以前普通的木材物流仅仅考虑森林资源的输送来发展自身,忽视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引起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木材物流主要是以自身单独物流为主,由于其木材物流理念滞后,不仅导致木材物流行业发展跟不上社会需求猛增,而且对于木材物流的实际运输方式的科学合理化研究很少。传统不合理的林道网密度设置和道路施工已经对于林道两旁的树木生长,森林的生态环境利益的协调发展以及林业物流基础设施的巨大威胁,甚至由于木材采集方式的不科学性造成林业土地的土壤的侵蚀,土地生产力下降以及严重破坏林业整体的生态环境的系统。

2.4 林业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科研投入成本过低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市场对于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多,林业政府部门在森林生态采运的科研投入上几乎没有贡献。导致林业生态采运技术相对落后,发展缓慢。

3 森林生态采运的分析对策

3.1 开展跨学科的互补以及攻关研究

森林生态采运技术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需要跨学科的共同合作,譬如,林业,水文学,经济学,土木工程学以及生态学等等,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结合理论和实践,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森林生态采运技术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

3.2 正确认识我国的森林生态采运技术

森林生态采运技术关键在于能够科学合理的利用森林资源,改善森林的整体质量以及加快森林树林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应该避免由于盲目乱砍乱伐导致对于森林资源的过分汲取和对森林生态环境质量的不利影响[3]。

3.3 建立森林生态采运评价标准体系

不可否认,森林生态采运终归是一项人工活动,或多或少地都会对森林的生态系统和森林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就必须构架一套森林生态采运的评价标准体系,以期来减少森林采运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套体系由一级和二级评价系统组成森林生态评价系统,同时在体系评价过程中遵循综合性和操作性的原则。

4 结语

综上所述,森林生态采运工作是一项关乎民生和林业未来发展的系统工程。要求林业行业从业者不断去创新和实践,在夯实的森林采运基础理论指导下,探索出更加高效和完善的森林生态采运技术和方案。

参考文献

林业索道论文篇4

作者:马超 蒋一婷 徐桂娟 郑彩霞 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探索,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形成了“一主两翼,两渠相融,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以“学生获取知识、增强能力、素质养成”为主线,以理论与实践为两翼,以第1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实现第1课堂与第2课堂2个渠道的融合,以及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综合教育3个层次为一体。目前,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每年招生2个班,在校生人数维持在每年260人左右;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尤其是在生物技术专业招生质量逐渐下滑、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下,仍然保持了招生录取分数位居全校前3名和95%以上的就业率。但是,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化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突出人才培养的专业特色和行业特色,增加所培养专业人才的竞争力,仍应成为生物技术专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之一。因此,笔者在与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社会用人单位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近年来的教学体会,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对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有所帮助。进一步明确、细化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大学的办学特色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一所大学的比较优势和核心价值的体现[2]。加强办学特色建设是林业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林业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大学工作的龙头,是最能体现办学特色的因素,建设特色学科是林业高等院校加强办学特色建设的关键;而建设有林业特色的学科就要突出重点,整合资源,抢占学科制高点,注重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群[3]。目前,全国开设生物技术专业的高等院校有几百所,如果各高校的生物技术专业缺乏自己的特色、人才培养没有自己的侧重点,那么所培养的毕业生就难以在众多的相同的专业人才中占得就业先机。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设置的专业课程主要以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为主,另外还设置了一些专业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基本上是全国各高校生物技术专业普遍采用的模式,没有体现出林业行业高校自己的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特点。同时,北京林业大学的生物技术专业与学校的生物科学专业相比,在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环节等方面,均大同小异,差异不超过15%。因此,建设体现林业行业特色和专业自身特色的课程体系应是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点之一。目前,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拥有林木花卉遗传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树木花卉育种生物工程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北京林业大学毛白杨研究所、林木花卉良种繁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地资源利用研究中心;同时还拥有植物学、林木遗传育种、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5个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以及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和细胞生物学2个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可见,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在林地资源的培育、开发和利用领域具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学科优势,并有多年的科研积累和人才培养经验。因此,把“林地资源的培育、开发和利用”作为生物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和专业培养方向能够充分反映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科研特色和行业特色。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将生物技术专业细分为“林地资源培育”和“林地资源开发与利用”2个专业方向,其中“林地资源培育”专业方向开设的课程以与遗传育种相关的课程为主,侧重于培养具有林地资源培育实用技术的专门人才;“林地资源开发和利用”专业方向开设的课程以与林地食用和药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相关的课程为主,如开设药用植物学、天然产物化学、生物药剂学、生物药物学、中药新药的研究与开发、药物分析化学等,侧重于培养具有林地资源开发实用技术的专门人才。在此基础上,再围绕特色人才培养的要求开设选修课程,并尽可能使生物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系统化,切实体现行业特色,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例如,可以借鉴复旦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选修课体系,其系统地开设了天然产物化学、生物制药、药物分析方法与应用、新药研发概论、药物遗传学、药事管理学、药学文献检索、药用微生物学等30多门与药学相关的选修课,充分体现了其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的“药学”特色。

精简生物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课程目前,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包括人文社科类基础课、自然科学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4部分。人文社科类基础课、自然科学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主要是依据教育部的生物技术专业规范而设定的,各个高校基本大同小异,所以专业选修课的设置成为体现专业培养特色的重要环节。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由于没有确立明确的特色培养方向,所以在课程设置过程中一度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专业培养方向,且不断地增加选修课的数量,希望课程体系能够涵盖本科毕业生就业、考研可能需要的所有专业课程。例如,由于生物制药领域就业前景较为乐观,所以为学生开设了生物制药、药理学、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化学分析技术、药政学等专业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学大纲主要参考药学院开设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制定,对“如何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知识背景相融合”“如何体现出与药学院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区别”等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显然,单纯地开设生物制药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完全照搬药学院等其他院校相同课程的教学大纲,是不可取的,也无法体现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特色。目前,林业系统,尤其是林业基层单位,对林地药用资源方面的专业人才需求巨大,尤其缺乏具有林业知识背景、熟悉林地药用资源、具有林地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和制药专业技术技能的人才。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将生物制药技术方面的课程,如生物技术制药、药理学、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化学等课程,与“林地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专业方向紧密结合,将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在林地资源的培育、开发和利用领域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学科优势与生物制药技术相结合,才能使生物制药技术落到实处,并使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充分体现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除了精简生物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之外,还要突出重点课程。选修课程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学生的课业负担加重,而思考和创新的空间被压缩。以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为例,大学3年级上学期的必修课学时就达414学时,再加上选修课的学时,总学时可达500学时。这意味着1个学期的开课数量超过10门,学生每天至少要进行6学时的课程学习,由此学生的学习压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所开课程往往存在内容重复或相互重叠的现象。例如,生物制药课程与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蛋白质与酶工程等课程就存在部分内容的重复,基因工程课程与分子生物学课程、细胞工程课程与细胞生物学课程之间也存在部分内容的重复。因此,笔者建议,要精简课程体系,协调各门课程的授课内容,突出重点课程和课程重点内容,强调课程特色,以降低课时总量、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提供空间和创造条件。

加强自然科学类基础课程与生物技术专业内容的衔接为了强调化学、数学、物理、计算机等自然科学类基础课程对生物技术专业的重要性,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生物技术专业规范》对这类课程的修读学分做了硬性规定,如化学类课程不少于13学分,数学、物理不少于8学分,计算机类不少于6学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各高校的生物技术专业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然基础学科尤其是化学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例如,北京大学生物技术专业规定学生需修读20学分的化学类课程(含实验)、8学分的数学类课程;清华大学生物技术专业规定学生需修读14学分的化学类课程、12学分的数学类课程。而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规定学生需修读18学分的化学类课程、11.5学分的数学类课程,且学生修读数理化和计算机等自然科学类基础课程的全部学分需达到37.5分,占全部培养计划总学分的24%。这使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大学第1、2学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课程学习了。但是,遗憾的是自然科学类基础课程似乎正成为专业课程改革的死角。由于这部分课程均由理学院等外院教师负责讲授,而授课教师对生物技术专业课程的需求缺乏了解,教学内容大多拘泥于讲“试题”和“公式推导”,侧重于推理、原理讲解和逻辑分析,缺乏案例分析和应用,更缺乏与生物技术专业相关的案例分析和实际应用。例如,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开设了高等数学和数理统计学课程(共计11.5学分),学习时间分别安排在3个学期,但最后的结果是当在专业试验课程中面对简单的试验数据时,却鲜有学生有意识地运用统计学知识;有的学生甚至连起码的t检验和F检验都不知如何运用。因此,笔者认为,生物技术专业应该加强数理化和计算机等自然科学类基础课程的改革,特别是要加强这些课程与生物技术专业内容的联系,使学生能够将基础理论知识学习与专业技能应用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优化生物技术专业的课程布局由于人文社科类课程和自然科学类基础课程的修读学分占本科人才培养计划全部学分的一半左右,所以很多高校将这2类课程放在大学第1、2学年集中开设,而把专业课主要安排在大学第3、4学年。然而,在大学第3、4学年,学生面临着来自考研、出国深造、英语等级考试以及就业、毕业设计和科研实践等方面的压力,难以把全部精力放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因此,笔者建议,高校的生物技术专业要打破目前的这种条块化课程分配格局,将人文社科类课程适当分散安排在大学的4个学年里;将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专业引导性课程尽可能安排在大学的第1学年,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专业基础课程尽可能安排在大学第2学年;同时将免疫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课程尽可能安排在其他选修课之前。这样,学生既可以尽早接触专业课程、掌握专业基础知识、了解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可以提高学习基础课程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能有效地缓解大学第3学年专业课学习的压力,提高对专业知识尤其是其他选修课程内容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此外,在课程安排的细节上,应该认真考虑专业课程之间知识的衔接性。例如,目前生物技术专业将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课程安排在同一学期就有些不妥,应予以适当调整。加强生物技术专业工程类课程的“工”科内容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是以理科为主、工科为辅的理工科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研究型人才。为此,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开设了基因工程、微生物工程、细胞工程等工程类必修课以及蛋白质与酶工程、生物制药等选修课程。然而从课程教学大纲来看,这些课程仍是以理论教学为主,适当搭配了一定课时的实验教学,但几乎没有工科方面的教学内容。这势必造成学生对生产设备缺乏必要的了解,在中试和生产车间实际操作环节中缺乏相应的生产设备维护、维修的基本知识。因此,笔者建议,对现有的工程类课程,要适当调整课程教学大纲,增加工艺学、设备、化工原理等方面教学内容的讲授比例;同时开设1~2门工科类基础课程,让学生了解一些工科基础知识。

加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规范学术道德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新形势下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因此,在传授专业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文献检索、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等科研素质是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现在,很多课程的考核均采用撰写论文或者综述的方式,相对于传统的闭卷考试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如何查阅文献、引用文献、撰写论文,有些学生到毕业都没有真正了解和掌握。在很多学生头脑里,撰写论文似乎就是百度、谷歌搜索外加复制、粘贴的过程;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只要不是全文照搬,经过适当拼凑加工就不算论文抄袭,更谈不上对论文所引用、参考的文献进行认真的选择和甄别了。因此,笔者认为,在大学生入校之初,高校就应该开设“文献检索”必修课程,使学生掌握查阅中英文专业文献的方法、了解文献的引用规则以及撰写科技论文的专业规范和学术道德。例如,浙江大学开设的“生物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复旦大学开设的“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都颇有实用价值,值得借鉴。这些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拓宽视野、培养查阅文献的技能,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学术道德的认识。为此,笔者建议,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可以尝试将文献检索、实验设计、生物统计、科技论文写作等课程集合为一个模块,作为学生的选修课,在大学第2学年开设。这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和学术道德。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合并、联合办学、共建等已成为高校体制改革的主题。过去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正在被条块结合的体制所取代,高等教育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作为林业行业性高校,做好行业性与综合性的融合工作将有利于丰富林业高等院校的内涵、增强学校的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学校对社会的贡献力、提高林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4]。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应届毕业生(2006级)考研率达41.82%、就业率达94.55%,应该说又是成绩卓著的一年。但是,挑战依然存在,形势依旧严峻。因此,加强生物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改革仍不容忽视。通过明确、细化专业培养特色,调整课程体系,优化课程布局,加强课程间的衔接,适度调整理科、工科类课程的比例,以及加强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和学术道德的规范,可以使现有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更为科学、特色更为突出;可以进一步突出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在“林地资源的培育、开发和利用”领域的专业特色,增强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从而为我国林业领域培养一批既具有扎实的生物学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的生物技术实践技能的林业生物技术专业人才。

林业索道论文篇5

作者简介:陈小春(1975―),男,福建漳平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资源评估与伐区设计工作。

中图分类号:S7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08-0185-04

1 引言

伐区楞场是汇集从采伐山场下来的木材,经贮存后,转换成另一种搬运方式的场所,是集运材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位置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集材和运材的距离,关系到集材与运材生产效率能否提高及生产成本能否降低的问题。传统的做法是根据伐区的地形情况,将伐区楞场选在较平坦、干燥的地带,却很少把伐区楞场的位置与集运材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如何较准确地确定伐区楞场的最佳位置,使其集运材综合费用最低。本文以集运材综合费用为目标函数,应用多变量求极值的方法,研究最佳的伐区楞场位置,进行初步的应用分析。

2 建立决策楞场位置研究模型

2.1 林道总费用回归模型

影响林道修建费用的主要因素是林道的路基修建费。从路基修建费的构成看,无论是土石方费,还是防护工程费,都与线路经过的林地的地形特征密切相关。因此要建立起林道修建费与地形特征间的定量关系,必须知道比降(R.D)和沟谷密度(V)这两个构成地形的主要因素。以沟谷密度和比降为变量的林道修建费用的回归模型为,

y.0=-81.45+2.06r.D+20.35v(1)

式中y.0为单位长度林道修建费(元/m);r.D为伐区平均比降(%);v为伐区平均沟谷密度(个/km2)。

2.2 平均集材距离

伐区楞场位置的确定与平均集材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影响集材距离因素主要有蓄积量、地形条件。由于要计算每个伐区楞场所吸引的小班的平均集材距离,因此,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平均集材距离l.P为:

l.P=∑ni=1Q.i(1+η)(x.ic-x.L)2+(y.ic-y.L)2∑ni=1Q.i (2)

式中η为集材道展线系数,山区取0.3,丘陵取0.2;x.ic,y.ic为第i个小班的中心点坐标(m);x.i,y.i为伐区楞场的中心坐标(m);Q.i为第i个小班的蓄积量(m3)。求每个小班的中心坐标,先描出小班对应的地形图,再求其对应的形心位置。即任一小班用一平面图形表示,在伐区的平面内选取一对直角坐标轴(x,y)。其原点的坐标为(0,0)。小班图形内任取一微元面积dA,这微元面积与两坐标轴的距离分别为x和y。积分求得小班所对应的平面图形的形心坐标为:x.i=∫.AxdAA,y.i=∫.AxdAA

2.3 林道伸入伐区的长度

林道伸入伐区的长度多少直接影响到集运材综合费用,因此确定其合理的长度是非常关键的,其计算式为:l.D=(1+η)(x.L-x.D)+(y.L-y.D)2(3)

式中η为林道展线系数,按η=-1.1116+05391n(v)计算,x.D,y.D为原有伐区林道末端的坐标(m)。

2.4 不同的集材方式对伐区楞场位置的确定模型

集材段的成本在伐区木材生产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集材成本与集材距离和集材方式有关。集材距离缩短,集材效益提高,但可能增加了林道的修建费。相反,林道长度缩短,可能增加集材成本。所以对于不同的集材方式,应综合考虑集材距离与林道长度之间的关系,即确定最佳伐区楞场位置,使伐区的集运综合费用最低。其决策模型为

minC.Z=C.j+C.D(4)

式中C.Z为伐区楞场所吸引范围的集运材综合费用(元);C.j为集材费用(元);C.D为林道修建费(元)。

伐区单位面积节省的可变成本与集材方式、地形条件、资源情况等有关。目前我国南方林区的集材方式主要有索道集材、拖拉机集材、板车集材以及担筒集材等几种。但由于手扶拖拉机易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当地面纵坡超过25°时,林道修建费大,作业安全系数降低生产率低,我国南方山地的坡度一般都大于25°,很少使用手扶拖拉机集材。因此在这里只考虑了索道集材、板车集材以及担筒集材3种。

2.4.1 索道集材

架空索道由于是空中运输,可以穿越山岭,跨越河流,对地形的通过能力和适应能力强,可适合地形较复杂,坡度45°以下,集材距离小于900m的不同采伐方式的伐区。但由于索道其本身属性限制,存在机动性能差,吸引范围、集材和集材宽度都受到一定限制,安装转移耗工时,以及钢索耗用量大等缺点。

索道集材成本主要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组成。其表示成一元回归方程为:

C.S=a.j+b.jl.P(j=1,2,3分别表示松、杉、杂的参数)

式中的a.j,b.j分别为索道集材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可根据树种和伐区实际作业条件从《山地村道网生态经济系统研究》的表4.4选取。因此采用索道集材方式的集材综合费用为:

C.SZ=(a.j+b.jl.P) ∑ni=1Q.i+L.DY.O.

式中S.SZ为集运材总费用;Q.i为第i个小班的蓄积量。把公式(1),(2),(3)代入上式得:

C.SZ=a.j+b.j∑ni=1Q.i(1+η)(x.ic)-x.L2+(y.ic-y.L)2∑ni=1Q.i∑ni=1Q.i+

(-8451+206R.D+2035V)(1+η)(x.L-x.D)2+(y.L-y.D)2。(5)

此式的左边含有两个求知数x、y,属于多变量函数极值的算法,可采用迭代的算法,即每次以一定的步长达到一个最小值,然后缩小步长,再精确到一个最小值,直至步长达到要求为止。

2.4.2 手板车集材

手板车集材是南方集体林区普遍使用的集材方式,适用于森林资源分散,单株材积小,经营规模小的集体林区集材,手板车载重量为0.6m3左右,重车下坡1~5°。板车集材成本由集材人工费、板车折旧费和板车道修建费分摊组成。其计算式为:

C.b=13.6+2500(1+η′)d.32q.0+8.97×10-3l.Pλ,

式中η′为板车道展线系数,一般地形条件取0.2,困难条件取0.3;d.32为板车道修建定额,一般地形条件取22m/工作日,困难地形取17m/工作日;λ为树种修正系数,松、杉、杂分别取1,0.83,1.25。

因此采用手板车集材的运材总费用为:

C.bZ=13.6+2500(1+η′)d.32q.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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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l.Pλ∑ni=1Q.i+Y.0L.P。

把公式(1),(2),(3)代入得C.bZ=13.6+2500(1+η′)d.32q.0+8.97×10-3×∑ni=1Q.i(1+η)

(x.L-x.D)2+(y.L-y.D)2λ

(8145+206R.D+2035V)(1+η)(x.L-x.D)2+(y.L-y.D)2.(6)

2.4.3 担筒集材

担筒集材是人力集材,每次集材量不大,集材距离短,速度慢,劳动强度大,受地形条件的影响大,一般的集材距离不超过200m。其集材成本主要由人工费和担筒道修建费组成,其经验计算式为:

C.d=6.54+0.92l.P+2500d.42q.0λ(元/m3).

式中d.42为担筒修建定额,一般地形条件取22m/工作日,困难地形条件取17m/工作日。因此采用担筒集材的集运材综合总费用为:

C.dz=6.54+0.92l.P+2500d.42q.0λ∑ni=1Q.i+L.PY.0.

把公式(1),(2),(3)代入上式得:

C.bZ=6.54+0.092×∑ni=1Q.i(1+η)x.ic-x.D)2+(y.2+y.D)2)λ

+(81.45+2.06R.D+20.35V)(1+η)(x.L-x.D)2+(y.L-y.D)2.(7)

3 伐区楞场位置的经济决策系统

计算机决策系统是在计算机上应用关系型数据库开发的伐区楞场经济决策支持系统。系统以所提供的数学模型为基础,结合多变量函数极值的算法,即迭代等数值方法构成。系统能根据所提供的伐区的地形信息、资源信息(蓄积量)、集材方式等,对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以集运材综合费用最低为目标,来确定合理的伐区楞场的位置。

3.1 系统的组成

系统优化决策模型是以综合费用最低为目标,对不同的集材方式进行伐区楞场位置的优选,解决全局最优问题。其决策模型为minC.Z=C.j+C.D,式中的C.j所研究的伐区楞场所吸引的林地面积的主伐集材总费用,C.D为林道修建费,根据集材方式的不同按式(5),(6),(7)进行计算,来确定最佳伐区楞场位置。其系统结构见图1。

2010年8月 绿 色 科 技

第8期

图1 系统结构框图

图2 小班平面图

3.2 系统应用于实例分析

3.2.1 研究伐区概况

以漳平市双洋镇的6个伐区小班为研究对象。其平面图如图2所示,其中D(370,580)为原有林道末端的坐标。分别采取索道集材,板车集材,担筒集材三种不同集材方式来确定其伐区的最佳位置。伐区全部采取皆伐方式,树种有杉、松等。坡度为25~30°,详细情况见表1。

表1 小班因子一览表

大班小班小班面积/hm2树种组成树龄平均胸径/cm平均树高/m单位蓄积量/m3•hm-2每亩株数小班蓄积量/m3

1421.2010荷4316.012.0124.5110150

14313.6010杉2517.014.0201.0852733

1440.8610建2512.010.5160.5155139

1456.0010杉3220.216.5304.0781826

1342.5010马3826.018.5288.055712

1354.5310杉2419.016.0256.5751162

由于所研究伐区所修建的林道的年运量有限,所以林道以修建林区便道更为合理,参数见表2。

表2 林道参数

平均比降r.D/%平均沟谷密度v/个•km-2林道展线系数η集材道展线索系数η′林道造价/元•m-1

47.802.900.410.3075.80

3.2.2 利用模型对所研究的伐区进行计算

根据伐区的地形和资源分布情况,整个伐区选3个楞场。利用上述的数学模型分别进行计算,其计算结果见表3。其中固定成本指集材成本中不随伐区楞场位置的改变而改变的那部份,可变成本指集材成本中随伐区楞场位置的改变而改变的那部份。

表3 计算结果

楞场编号集材方式固定成本/元可变成本/元林道修理费/元综合费用/元伐区楞场位置

xy

索道集材14151.503730.221068.7818950.5360 560

Ⅰ板车集材25779.914404.781068.7831253.47360 560

单筒集材10540.2421640.7319707.3351888.3250 440

索道集材22490.1327962.0121508.7871960.98180 490

Ⅱ板车集材31319.0528868.2222007.5360187.27180 480

单筒集材17517.6036485.0932505.6786508.36-20 300

索道集材16370.8241414.6035415.1893200.6-150 450

Ⅲ板车集材2880.8837786.7337330.88103926.39-140 400

单筒集材13157.5957955.3941572.66112685.64-190 420

3.3 试验结果分析

3.3.1 集材方式对楞场位置的影响

从表3的计算结果可得采用索道集材、板车集材、担筒集材3种集材方式的集运综合总费用分别为126119.34,146967.47,157296.64;其对应的林道费用为57992.74,60407.19,93785.66;对应的林道费用/总费用分别为46%,41%,59.5%。以上的数据表明该伐区分别采用了上述的3种采伐方式,索道的总费用和林道费用最少,板车次之,担筒最多。伐区楞场的位置伸入伐区的程度从大到小为单筒集材、板车集材、索道集材。即采用索道集材与板车集材时,为了使伐区的集运材综合总费用最小,伐区楞场应先在伐区的边缘,若采用单筒集材,伐区楞场应伸入伐区。

3.3.2 敏感性分析

影响确定伐区楞场位置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构成集运材综合费用的所有费用和效益项目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过对其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了解某种因素的变化对伐区楞场位置的选择的影响,从而得出外部各种条件变化后,其位置的相应变化情况。以表3为基本数据,以蓄积量和地形这两个主要因素分别变动+10%与-10%对伐区楞场位置的影响情况中可以看出,因素变动10%,对3种集材方式的林道伸入伐区的程度大小排列顺序没有影响,即索道小于板车小于担筒。

从蓄积量和地形这两种主要因素分别变动了10%后伐区楞场位置的变化幅度的大小,可知影响程度比较大的是索道和板车,担筒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敏感性分析表明,集材方式的选择、伐区的地形条件及蓄积量对确定伐区楞场位置的影响程度较大。在一定的条件下,采用了上述三种集材方式伐区楞场位置深入伐区程度大小是担筒最大,索道最小,板车次之;且索道和板车受各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担筒的影响很小。(见表4和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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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敏感性分析Ⅰ

集材方式

楞场编号

索道集材ⅠⅡⅢ

板车集材ⅠⅡⅢ

担筒集材ⅠⅡⅢ

+10%坐x标y

240430180420-150420370540240440-170410240430-20300-190420

+10%坐x标y

280450180420-170440350550230440-160420240430-20300-190420

表5 敏感性分析Ⅱ

集材方式

楞场编号

索道集材ⅠⅡⅢ

板车集材ⅠⅡⅢ

担筒集材ⅠⅡⅢ

+10%坐x标y

230420180420-150420370580240450-170420240430-20300-190420

+10%坐x标y

260440190410-160430360580250440-170430240430-20300-190420

4 结语

由于集材方式选择的不同,同一伐区楞场最佳位置的选择也不同。采用索道集材、板车集材、担筒集材方式,伐区楞场的位置伸入伐区的程度从大到小。建议为了使集运材的总费用最低,采用索道集材时,林道修建不宜过长,单筒集材时,林道应修建长一点,即应伸入伐区。提高林业的经济效益是当今林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如何决策好伐区木材生产是提高林业经济效益的关键,伐区楞场位置和林道网的合理确定与伐区木材生产的经济效益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伐区楞场位置的决策,确定其最佳的位置,是提高伐区木材生产的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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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索道论文篇6

一、生态文化体系构建在林业改革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林业改革与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构建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当人们对生态、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与理解越来越深刻的时候,生态文化体系构建已经成为了现代林业建设与改革的重要部分,发展成为现代林业三大奋斗目标、三大支柱之一。从某一种程度来看,林业没有生态文化体系的支撑,将是一个缺少文化内涵的现代林业。

近年来,我国接连推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这些政策、策略的推行和执行为林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在现代社会,如何服务好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林业主管部门应从以往的物质文明建设转变为以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生态文化体等物质和文化生态并重发展、共同建设的现代林业,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林业的重大使命。林业改革数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绩。当前,林业建设已经从单一的物质文明建设发展为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并重的新局面,进入了一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个全新的时代,林业主管部门应按照生态良好、产业发达、文化繁荣、发展和谐的要求,建设一个能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林业。从这一层面来看,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已经发展成为了林业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引领现代林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林业生态文化是生态环境和林业产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因此,林业生态文化以生态环境和林业产业为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林业环境和林业产业的发展就不会推动林业生态文化的发展。因而,林业生态文化建设应以先进的生态建设为先导,要以发达的林业产业为基础,大力开展林业产业基地、调整产业结构、打造产业品牌,并与各种文化相结合,做好林业产业与历史文化、社会文化、自然文化、人文文化之间是的衔接,全面建设林业生态生态建设。如果生态环境和林业产业是林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的物质基础,林业生态文化就是生态环境和林业产业发展的“精神食粮”,足见生态文化建设在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性。

二、林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内容分析

日前,林业主管负责人在全国林业厅会议上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林业工作要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总目标、以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为总任务,着力构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六大体系,推动我国林业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满足新社会主义新时展的需求。”所谓的六大体系包括国土生态空间规划体系、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体系、生态产品生产体系、支持生态建设的政策体系、维护生态安全的制度体系、生态文化体系等,其中生态文化更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构建生态文化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培育崇尚自然的文化,摒弃人类破坏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理念和行动,倡导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共生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在人们尚未清楚认识自然、看清自然环境对人、社会、经济重要性的同时,生产活动中大多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此认识到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能过度地从自然中索取以过度消费掉自然资源,应形成节约优先、集约利用、适度索取和消费的文化取向。由此可见,林业生态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普及生态知识,宣传生态典型,增强生态意识,繁荣生态文化,树立生态道德,弘扬生态文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价值观,努力构建主题突出、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富有感染力的生态文化体系。”为此可将生态文化体系构建分为陈生态文化导向机制、驱动机制和约束机制。

三、林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措施分析

(一)生态文化导向机制

1、政策导向

政策导向,就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政策引导措施实现国家在落实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方面的战略目标。例如,利用经济杠杆、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等工具支持林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这就要求政府明确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限制什么,倡导环境保护、节约减排。同时,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消费方式,为人们生活提供向导。

2、舆论导向

舆论导向,顾名思义,就是运用各种媒体和宣传工具通过社会和大众喜闻乐见的报道、专栏,及电影、戏剧、文学等形式弘扬生态文化,宣扬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正面引导社会大众,让大众在这种潜移默化中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真正发挥舆论的导向和监督效果。

3、市场导向

所谓的市场导向,是运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通过经济工具调整资源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浪费,倡导绿色消费,进而起到保护环境的效果。与此同时,大力执行市场准入机制与认证机制,各地组织部门严格限制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益的产品进入市场,并积极推进绿色工业发展,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

(二)生态文化驱动机制

1、政策驱动

政策驱动,就是在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下,利用产业政策所产生的驱动力建立健全与完善的清洁生产机制,积极倡导新型产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升级,通过此渠道拉动生态文化体系发展。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驱动积极鼓励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和洁净能源产业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动林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利益驱动

利益驱动,就是运用国家税费杠杆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严格按照“谁污染、谁受罚,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增加生产者消耗资源、能源的成本,让那些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的生产者承担相应的经济补偿,使其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3、激励驱动

激励驱动,就是要求国家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形成再生资源循环回收利用体系,利于保护环境。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扶持、和税费减免等措施全力支持现代生物技术和高新技术为依托产业发展,并加强废旧物回收利用,构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增强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索取的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环境。

(三)生态文化约束机制

1、法律约束

法律约束,就是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和完善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关系。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利于加大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和执法力度,使全社会的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置于环境保护之下,进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并达到构建林业生态文化体系的效果,推动林业改革。

2、道德约束

所谓的道德约束就是将伦理道德、社会道德、思想素质等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增强社会民众的责任意识,并肩负起这份责任做些对环境保护、生态维持有益的行为。自然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生活了家园,全国政府、团体、社会、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接到社区、学校等,每一位公民都应承担起这一份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责任,并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使之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3、制度约束

制度约束,就是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生态补偿因素,秉持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理,利用补偿制度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由于补偿机制初行,可在各地方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全力保护生态环境。为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发挥切实作用,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补偿制度,可采用对口援助、经济补偿等形式自上而下、自东向西逐步实行,补偿对生态环境贡献者,进而形成良好的机制。

四、结论

林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实际情况,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措施的实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为此,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加强探索,才能达到既定目标。林业改革与建设是以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为前提,林业要想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要积极发展好生态文化建设。在未来的工作中,林业主管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大林业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提高林业生态文化在建设上的规模水平,健全与完善林业法规体系,为推动林业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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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索道论文篇7

我国创意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给艺术设计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体现区域文化特色的设计理念已成为衡量设计师自身素养和设计水准的新标准。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也顺应时展需要,与时俱进地开始同步跟进和调整教学改革的探索。由中国美术学院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设计学”学科体系构建及相关专业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视觉传达设计是通过视觉媒介表现并传达给观众的设计。它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却很迅速。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市场需求,需要结合“东方设计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及时研究和调整相关的专业建设和发展方向,将区域文化特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进一步明确新时期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善相关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模式探索,为社会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应用技术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创新人才。

二、区域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相互融合发展的作用

当代艺术设计正朝着繁荣多元的方向发展,专业间的交叉、整合将成为未来的主题。中国设计的前进方向也将在融合世界优秀文化艺术的基础上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探索“中国特色”的设计道路,展现“东方设计学”风貌,是中国现代设计人的职责所在。充分发挥地区文化优势,将其融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课程教学之中,通过本土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机结合,能使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璀璨多姿的区域文化特色在艺术设计领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一)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与区域文化特色相结合的研究,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实现艺术设计教育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内蕴丰厚,形态多样,是我们在进行艺术设计创作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在研究国内外先进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区文化优势,将其融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课程教学之中,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来进行区域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在探索应用技术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办学特色的基础上,让区域文化特色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应用,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探索构建“东方设计学”学科教学体系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区域文化特色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丰富了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与区域文化特色相结合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

根据区域特色在原有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教学体系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加强课程设置结构的综合性、弹性以及多样性。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上突出区域文化特色,做好专业建设规划工作,与本地区其他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形成互补发展,减少在专业建设中的重复设置,注重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建设规划、交叉专业建设发展的应用技术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如何适时将区域文化特色元素引入教学内容之中,探索区域文化特色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机融合,给学生更多的利于发挥个性特点的空间,培养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构建独具特色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品牌,能有效丰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与区域文化特色相结合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

(三)区域文化特色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融合发展,是提高师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手段

区域文化伴随着民俗民风而发展和完善,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生存环境和民族、民俗等诸多因素基础上所形成。把本土文化特色的相关内容融入视觉传达设计的教学之中,建设科研和教学水平较高、结构合理、适应专业发展要求,具有实施素质教育活动能力的创新型师资队伍,提高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师资建设,将研究经验和探索经验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实施,并通过与区域相关特色企业的接洽,加快科研成果向行业产出转化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推进作用。

艺术设计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进一步融入区域特色文化,让学生在课程学习阶段丰富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在帮助学生丰富和提升设计思维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同时,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为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观念和创新意识,传承和宣传区域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三、教学应用实例分析

创新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理论教学方法,将区域文化特色融入培养应用技术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过程之中。根据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特点来研究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创新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为地方创意文化产业发展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优秀应用技术型设计专门人才。结合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深入了解区域文化特色,提炼出适合进行视觉传达设计课程教学的元素,并将其融合在教学内容和设计实践之中,探寻培养具有区域特色的应用技术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的创新和应用的有效途径,一直是笔者所研究和关注的教学改革探索方向,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进行了一些尝试。

现以笔者所在的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中的一门专业课程《包装设计》为例,对桂林区域文化特色在课程教学中的两个应用实例进行分析探讨。桂林位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民族融合区域,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色。根据这一特色及相应的市场发展需求,在《包装设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与桂林旅游相关的产品包装设计上,切实为推进“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为桂林地方创意文化产业发展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优秀应用技术型设计人才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改革进行探索实践。

(一)竹制材料旅游工艺品或纪念品包装设计

桂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湿润,雨水充足,气候宜人的环境下竹子生长茂盛。竹子质地可塑性强,易于雕刻,使得竹材料在桂林旅游工艺品和纪念品中得到大量的使用。根据这一特色,在进行《包装设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将竹制材料的桂林旅游工艺品或纪念品的包装设计作为课程作业的具体设计对象,引导学生们在对桂林的本土文化特色进行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一定的对象进行相关主题的设计实践。

设计效果展示在一次《包装设计》课的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们对桂林区域文化进行充分调研,有意识地让他们注意到由于桂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大量文人墨客的聚集,使得桂林地区饮茶和饮酒盛行,而竹制器具正是桂林当地常被使用的盛茶、盛酒用具,也是作为馈赠和旅游纪念的不错选择之一。进而以竹制茶具、酒具作为设计素材,让学生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再结合桂林特色文化做更深层次的了解,提炼出可供拓展的元素来进行竹制茶具或酒具的包装设计实践。如图1和图2的包装设计作品――“竹韵”茶具系列包装设计,是为一套竹制茶具所设计的包装,包括有茶壶、茶杯、茶匙等竹制茶具的内外包装。设计者从竹制产品的原生态这一特色出发,选用了桂林当地的土麻布作为包装的主要材料,以纯手工进行缝制和制作。桂林土麻布可以选择的颜色相对单一,所以设计者加以南印花布作为点缀,并将这一套茶具包装的外包装盒盖参考我国的传统服饰“唐装”的形式做了一定的设计处理。

(二)特色食品包装设计

桂花是桂林市的市花,有一种说法是桂林因“桂树成林”而得名。在桂林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很多的桂花树。秋天走在街道上,一阵一阵的桂花香味扑鼻而来,也为桂林增添了一道独有的风景。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由桂花所制成的各种食品健康味美,也和“桂林三宝”一样是受到旅游者们欢迎和喜爱的食品。这些食品的包装设计也是融合桂林区域特色进行包装设计课程教学实践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桂”食品包装设计(D3)就是学生根据桂林区域特色所设计的一套桂花食品系列的包装设计。设计者从桂花食品的选料天然和桂林争创绿色环保旅游城市这两个立足点出发,选用清新而充满生机的绿色作为整体包装设计的基调,并将桂林传统南糖包装所常用的牛皮纸、麻绳运用于包装之中,设计出来的“桂”食品礼盒包装桂林地方特色浓郁。

山水文化、藩王文化、史前人类文化、古运河文化、抗战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桂林地区还有很多区域特色文化可以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进行创新应用。如何更好地将桂林区域特色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区域特色文化应用到设计实践之中,对区域文化的理解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从实践中去领略这些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培养应用技术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适应地方创意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东方设计学”学科体系构建及相关专业教学改革在桂林地区的一种探索。

四、结语

区域特色文化内容丰富,是我们华夏儿女所共同拥有的珍贵文化财富。区域文化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创新应用研究,在传承和创新区域特色文化的同时,为不同区域院校具体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利用元素和引导学生发挥创意的拓展空间。将区域特色文化合理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实践和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与时俱进地契合了地方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为艺术设计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急需的走在行业尖端的应用技术型创新人才,也是“东方设计学”学科体系构建及相关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桂林市旅游局.桂林旅游志[E].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2]吕胜中.再见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林业索道论文篇8

永田晴康在索尼被称为“海外战士”。翻开他的简历便能清楚地知道这个名号的来由: 1980年加入索尼公司,1983年被派往索尼驻印度尼西亚代表处,那时他才27岁,当地只有一个索尼员工。此后,他的工作地点从中国、新加坡、拉美、中东到欧洲,最后又回到了中国,这是他第八个赴任的地方。

永田晴康还清楚地记得,1986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时,索尼在北京只有一个代表处。他走在大街上,看到墙上刷的是“自力更生”的标语。2007年,当永田晴康从英国再度来中国赴任时,高楼大厦林立,人们都非常前卫。“中国已经是索尼发展最快、潜力巨大的重要市场。”20多年间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像,他一度以为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我们在中国必须把握这种变化,特别是消费者的变化,这对厂商来说是最重要的。”永田晴康说,这种充满挑战的感觉,使他几乎是带着喜悦接受了这个职位。

洋CEO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要了解中国市场。永田晴康常常问自己: “我已经足够了解了吗?”他经常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

采访永田晴康的那天,他恰好从上海来北京出差。上午,他在索尼探梦科技馆参观了科技馆新开幕的“冰雪冰蓝南极摄影展”,中午和索尼探梦科技馆的员工共进午餐,下午进行北京市场的调研,晚上还要参加公司内部的活动。“每次老板的时间都很满,但市场调研总是少不了的。”索尼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中国地域非常广泛,消费者的年龄、收入、消费方式非常复杂。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相比,中国市场有自己的性格,竞争非常不一样。”永田晴康说。

以电视为例,在欧美市场,索尼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三星,管理层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考虑如何与三星竞争; 在日本市场,索尼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夏普,管理层只要盯住夏普的市场动作即可。但是到了中国,不仅要同时和这两个强大的对手竞争,还要面对很多强大的本土品牌。“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多强大竞争对手的市场是很少见的。”永田晴康对此十分感慨。

同时,中国的消费者对国产的品牌有很高的认知度和评价,这使永田晴康不得不经常向总部解释,中国是不一样的,与其他国家市场相比有更大的挑战。他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怎样才能让消费者愿意选择并喜爱索尼的产品; 在中国什么样的市场推广和运营环节是最有效的?

“我们每天都在研究,如何让索尼品牌成为中国消费者尊敬并喜爱的品牌;如何让索尼产品成为广受欢迎、引领新时代潮流的产品。”永田晴康说。

“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很丰富,市场和消费者有特有的消费倾向,跟全球其他地方不同。”永田晴康发现,在中国,造型时尚、轻薄的数码相机非常受欢迎,而在他之前任职的欧洲市场,反而喜欢怀旧的、传统外观相机的消费者占多数。“如果直接把欧洲市场的产品拿到中国来,很难有好的市场。”同样,在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领域也有类似现象。因此,永田晴康会要求索尼中国地区的产品更注重设计。

永田晴康认为,“本土化”最重要的就是充分理解用户,真正做到“以用户为中心”。因此,他一来到中国,就加强了消费者需求调查,提出KOC(know our customer)的概念,并和中国的用户面对面接触。

加入索尼公司以来,永田晴康在每一个国家工作时都会亲自到消费者家里去看看,看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使用索尼的产品的,如何通过这个产品享受生活。他到中国工作的第一年,曾两次到索尼电子产品的购买者家里做“家访”,成为索尼中国第一个造访中国消费者家庭的高管。

赵科林: 用《孙子兵法》征服市场

见到诺基亚高级副总裁赵科林(Colin Giles)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穿着笔挺的深蓝色西装。当天早晨,赵科林刚从芬兰总部开会回来,在北京停留两天后,马上还要赶回去。和许多“洋高管”一样,赵科林几乎24小时保持“商务状态”,据说他曾经一个月中有三个星期在全球各地出差。在这种高负荷的工作下,赵科林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疲惫。

赵科林与中国的渊源很深。虽然他是澳大利亚人,但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5年,并且组成了一个很“中国”的家庭: 娶了一位台湾太太,两个孩子分别在台湾和北京出生。

赵科林拥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我是一个善于调整的人,能很快适应新事物。”小时候,他在澳大利亚就读过12所学校,“这种经历使我能非常快速并很好地适应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适应成了他作为“洋CEO”的最大优势。

1992年,赵科林加入诺基亚澳大利亚移动电话公司,18个月后他来到中国香港。在香港和新加坡担任诺基亚移动电话亚太区市场部总监的3年中,他负责整个亚太区的诺基亚品牌战略,并使诺基亚移动电话荣获香港亚洲广告大赛1996年度最佳广告奖。在其后担任诺基亚移动电话中国台湾省总经理的5年时间里,赵科林又领导诺基亚在1999年成为中国台湾市场的领先者,并一路保持首选品牌的地位至今。

2001年,赵科林担任诺基亚移动电话中国区副总裁兼总经理。“我在北京诺基亚已经呆了8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地区。”赵科林说。“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了解中国。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又始终无法百分之百地理解中国文化和环境。”

运动员出身的赵科林,曾经从事“铁人三项”运动(1.5KM游泳、40KM自行车和10KM长跑)。至今他仍然很喜欢运动,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北京亦庄诺基亚大楼的健身房里锻炼一个小时。竞争和运动精神使他在事业上从不畏惧困难和挑战。而且在中国的15年中,赵科林学会了向他的竞争对手学习。

赵科林刚刚到北京上任时,诺基亚早已是全球手机市场的老大,但唯独在中国区,手机市场最大份额还在摩托罗拉手里。那时中国手机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摩托罗拉、西门子等洋品牌虎视眈眈,TCL、波导等本土厂商异军突起。无论赵科林和团队用什么办法,业务始终不见起色,“真正的原因在哪儿?”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虽然之前他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市场都颇有心得,但内地市场的庞大和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一次成都之行,使赵科林恍然大悟。在成都出差的几天里,赵科林见了成都所有的运营商、零售商以及诺基亚的销售人员,和每一个人倾谈,听取意见,并从中了解了诺基亚在市场中真正的位置和状态,虚心讨教亲近中国市场的方法。

“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市场和竞争法则。”赵科林回忆道。在这段时期中,赵科林发现了《孙子兵法》在商场上的妙用。“我发现,很多中国竞争对手的战略,都像《孙子兵法》中所讲,把古代战场上的兵法用在商业战场上,非常令人兴奋。”这是他到北京之后获得的一个重要启迪。

从《孙子兵法》中,赵科林学会了在商业竞争中尊重对手,并向对手不断学习。将本土经营方式与诺基亚国际化的经营方式相结合,使他获得了竞争的法宝。“例如TCL,他们进入市场的表现很像军队管理,我觉得有点像《孙子兵法》中讲的。另外,现今的中国社会环境非常开放,在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个人也必须相应地快速发展和提高,这也是我从《孙子兵法》中所领悟的。”作为一个管理者,赵科林对他的团队提出不断提升自己的要求,使整个组织更有活力和竞争力。

在最近的市场变化中,有欧美厂商栽跟头的,还有日系品牌败走的,但诺基亚依然保持着中国市场手机老大的地位。所以说,赵科林是成功的。

Gordon:ABC的“沟通术”

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初见泰科电子高级副总裁、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Gordon Hwang时,怎么也不会把他和“洋CEO”联系起来。但是在东方人的外表下,Gordon其实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属于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采访这天,Gordon十分忙碌,8点到了公司之后,就一直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穿梭着。临近中午,他也略显疲惫,但一走进会议室,立刻给了我们一个“美国式”的热情微笑。

2005 年,Gordon作为资深诉讼律师加入泰科国际后,一直在美国普林斯顿工作。2007年底,他来到中国,开始了在泰科电子的崭新职业旅程,组建并带领他的团队为亚洲区所有的业务提供法律支持。2008年11月,Gordon新任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正式负责中国区业务,为泰科电子所有中国企业提供支持。“这是我迄今为止感觉最棒的工作之一。”他兴奋地说。

“能在中国工作,我非常高兴,因为这里是我的‘老家’。”事实上,Gordon和太太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总部选择我来中国的原因,除了我适合这个岗位外,我的中国背景也是一个‘附加值’吧。”

但是令Gordon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附加值”成为他在中国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对于所有“洋CEO”来说,“沟通”都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在得知即将到中国工作时,Gordon只是在语言上有一点点担心。但等他真正到了上海才知道,这个“障碍”比想象中大多了。

“人们看到我的外表,会把我当成本地人,相比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人们对我的期望值会更高。但事实上,我既不会说中文也不会写汉字。”Gordon回忆道。一开始,他在办公室接起电话,经常听到对方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英语。

中国是泰科电子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在中国,我们有大约3万多名中国员工,我必须学习中文,克服语言障碍,和他们保持良好的沟通。” 现在,Gordon能听懂简单的中文,也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词语。

另一个挡在他面前的困难,就是如何与员工保持通畅的沟通,尽快赢得员工的信任并拉近距离。

在中国工作的两年,Gordon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公司开大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讲话; 而在中国开会,人要是多了,大家都不愿意发言。”Gordon对这个现象十分不理解。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讨论中,把自己的意见大声说出来,才能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可是,无论他怎么调动都收效甚微,员工们还是很难直接地表达自己。

林业索道论文篇9

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曾经有过光辉的思想和独特的创造,这不仅表现在建立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而且反映在对于建国后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创新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曾一度丢弃了这一理论创新,而基本“照抄”了斯大林体制,采纳了苏联模式,因而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

一、对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放弃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领土广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依据这一理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将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

在写成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毛泽东以此教育全党,中国革命就是将要建设并通过这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这一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深入人心,建国后就是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社会。当时的青年团,其名称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要让青年一代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确定的五星国旗图案,就是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然而,到1952—1953年前后,人们被突然告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三大改造”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关心我国发展道路的人们所萦怀于心的。

现在,这一问题已基本清楚,并且也可以公开谈论了。这一巨大转变,就其外因来说,是受斯大林的压力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就其内因来说,是由于我们革命者常有的革命急性病。我们自身的急性病问题,人们是比较清楚的,而对于1948—1950年间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共和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来自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强大压力,人们至今往往还不甚了了。

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使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所空缺的活动,同时也为加强约束、控制东欧各国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制订适合其具体国情的政策,也由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中,南斯拉夫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不甘心做苏联的经济附庸等原因,苏南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领导人为迫使南斯拉夫屈服,对南共采取了强硬蛮横的高压政策。铁托不肯屈服,进行了顽强抵制。这样,斯大林便于1948年3月从南斯拉夫撤走了所有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接着,联共(布)中央又致函铁托,全面指责南共领导人及其内外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苏南关系。1948年6月,苏联通过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对南斯拉夫施压。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在联共(布)代表的操纵下批判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反苏反共”,指责其走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甚至把铁托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在此情况下,从1948年六、七月起的一年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源于铁托的独立自主和坚持走自己道路、抵制苏联模式的行动。斯大林这样做,其用意也在于杀鸡给猴看,震慑一切敢于违迕苏联道路和模式、企图独立自主的东欧国家和其他党。

此时,刚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正面临着建国后一系列建设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从批判铁托事件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解放战争及其以后时期的毛泽东,也曾为斯大林所不信任,被斯大林怀疑为“铁托第二”。毛泽东在事过七八年之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此事时还说:“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很显然,这“压力”就是指1948—1949年斯大林指使共产党情报局大反铁托和制裁南斯拉夫,而给毛泽东和中共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斯大林在二战刚刚结束、试图维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时,曾要求东欧各国根据大国协议,建立本国的多党联合政府,维持人民民主政权,而一当发生苏美对抗、出现冷战局面时,又要求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一党政权,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而这时,斯大林无疑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宣布:“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还表明,“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4]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最初回应。

后来,由于我们自己也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如果说最初是由于斯大林施加压力而使我们采纳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后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正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5]于是,毛泽东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理论,中国开始迈入一个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6]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成了一个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的时期。

二、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我们都知道,1958年中国展开过著名的“大跃进”运动,倡导“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却很少有人知晓,“大跃进”并非中国人的创造,“大跃进”一词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语词汇:“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报刊上是频繁出现的,因为当时苏联就是在进行实实在在的“大跃进”,苏联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也是在大力提倡“大跃进”。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无论就词源而言,还是就实际发生的事件来说,实际上都源于苏联。但“大跃进”一词是怎样从苏联引进中国的,又是由何人最先在中国使用的,这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十分有趣的问题。

但毫无疑问,苏联确确实实是在30年代进行过“大跃进”。斯大林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随后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特别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实施的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跃进”。斯大林采取“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在论证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7]这种由于落后而急于快速发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说法也颇有号召力,因此,在民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先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按照苏联计委的建议,对五年计划提出了最低和最高两个方案。最高方案的任务指标高出最低方案约20%。1929年5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法律文件通过了这个最高方案。按照该计划方案规定的指标,在5年间工业品产量扩大180%,生产资料生产增加230%,农产品增加55%,国民产值增加103%。这个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在清除“右倾”反对派以后,1929年12月,斯大林号召“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计划指标又向上作了大幅度调整,提出: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生产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这在当时就被称之为是一个工业化的“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方针。[8]

至于30年代的各种劳动竞赛,最有代表性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都是在“大跃进”的方针下进行的。由于无视经济发展规律和机器设备的实际承受能力,往往违反科学蛮干,这种生产“大跃进”不仅造成产品次品率很高,而且造成机器设备的严重损坏。实际上,苏联当年的“大跃进”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工业“大跃进”就失误更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提高了的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大跃进”就曾得出的教训。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上,我们是学习了苏联模式的。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苏联15年“赶美”,也提出了中国要15年“超英”,这样在1958年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种赶超发展模式上的相似、相同,是十分明显的。只是中国的“大跃进”比之苏联,速度更快,提出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更短,也更具全民性,规模更加空前,同时其破坏性也达到了更加惊人的程度。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连续不断的思想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苏联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即随着社会主义的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批判“暗害分子”(特指资产阶级专家)起,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止,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三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一个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开展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另一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过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批判的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的这些部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

在中国,对这一思想政治批判运动模式的借鉴和学习,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这里,提法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建国之初批判“武训传”,发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其间,思想政治运动的不间断性和连续性,完全不逊于苏联。这是目前我国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亲身经历过的,无须赘述。

四、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提供的经济思想、经济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斯大林晚年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给1951年举行的全苏经济学讨论会所作的总结,这也是对苏联国内外战略和发展模式的全面阐述,是斯大林经济思想和苏联经济模式理论的集大成者。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从战前就开始编写,并四易其稿,但均未被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所接受。战后,学者们又继续工作,数次对书稿进行加工、改写,最后于1951年4月完稿。1951年11月由联共(布)中央邀集,在马林科夫主持下就该书稿举行了全苏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联共(布)中央第一次试图借助于广泛的学术舆论,分析苏联经济制度的规律问题。讨论会初期,在马林科夫的倡导下,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爽直而大胆的言论,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以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等,打破教条主义和僵化理论,发表了创见。看起来仿佛透出了一线理论突破的希望,然而奇迹没有出现,斯大林很快对讨论会作出了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变成了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一言定鼎的“权威”意见。该《意见》和此后斯大林的三个文件加在一起就汇集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公允地讲,斯大林在这部最新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有一些新观点、新提法的。他改变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的观点,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一面,但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限范围内发挥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他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不同意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的创新见解,不支持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斯大林也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而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盲目乐观,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过分自信,因此他的一切战略出发点都放在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斗争上。由此产生了必须保证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要求,由此也产生了继续保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可能以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因此他压制了在讨论会上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极利用价值规律的学者的意见,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有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

斯大林上述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见,被一些理论家推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斯大林这部经济著作的全部论点被当作经典,再次成了用来衡量全部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标准。与此相应,持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却被指责犯了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有人被指斥复活“托洛茨基、布哈林、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有的甚至被打成“敌对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

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毛泽东直到晚年都“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9],并多次向全党推荐,“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10]。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经济思想和苏联体制模式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由此可见,一直到1978年,我们全党上下都是基本接受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内外发展战略、经济思想和经济模式理论的。

我国有学者认为,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起,我国就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这种看法似乎对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估计过高了一些。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在这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揭开盖子”暴露出苏联问题的情况下,对我们自己问题的一个反思。这个讲话只是要求“必须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不要像苏联那样“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但强调“还是以重工业为主”,还是严格计划,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重、轻、农的次序发展并没有变。另外,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问题上,只是根据苏联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我们自己的某些倾向,但还是在计划经济的圈子中转,并没有进行什么体制上的变动。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做了一些微调,还没有同苏联那套模式拉开大的距离。

固然,从《论十大关系》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意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条件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就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提出了我们党的“总路线”。不过,这看似中国特点的道路,其实质是苏联模式的演化和变体。如前面所述,“大跃进”,赶超战略,这本就是源自30年代的苏联;大炼钢铁,是全民倾其家底大搞重工业,实际上是从《论十大关系》的后退;人民公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大”、更“公”,是源自斯大林崇尚“大”、“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只是“大跃进”受挫,遇到三年严重饥荒,才不得不较大幅度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次序,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也更加重视了轻工业的发展。

但是,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又提出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实际上没有摆脱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窠臼。这又为发动“文化大革命” 直接作了理论准备。

因此,我们说毛泽东直到其晚年并没能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思想的束缚。真正突破苏联模式的禁锢并与之发生实质性决裂,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是邓小平。

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邓小平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参与中共中央最高层决策,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的种种曲折内幕十分了解。在三年困难时期又同刘少奇、周恩来并肩,为迅速克服困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殚精竭虑。由于勇于探索,敢于打破教条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在多年的煎熬中,在长期的实践和深刻的思索中,他切实地感受并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消极影响,因此在打倒“四人帮”、再度复出后他便从体制模式上考虑问题,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就曾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1]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第二年9月他在接见波兰领导人时又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3]他还讲过这样的意思:制度最重要,制度好,可以约束不好的人;制度不好,也可以让好人走向反面。他进行改革思考时,从一开始就是从我们与苏联的体制、模式、制度层面上着眼的。他强调说,我们国家“从苏联来的”“机构体制”,“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苏联模式僵化了”。这“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显然都是指斯大林的苏联体制模式。所以,邓小平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可以说基本上是加以否定的,难道邓小平讲的这些,有“三七开”的含义吗?毛泽东对斯大林及其体制模式讲“三七开”,是上世纪50—60年代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可能充分认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弊端,更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的那套做法,而邓小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体验和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认识到了斯大林和苏联体制模式的弊端,否则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突破并基本否定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在这个时候,难道还能把“三七开”的评价继续强加于邓小平吗?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我们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年后的今天,还继续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50—60年代的认识水平,那不是显得太落后了吗?

而且,继邓小平之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分别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主张,这进一步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摆脱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一天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然而,改革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当我国的改革进入目前关键时期,出现第三次大争论的时候,却有人在斯大林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斯大林仅仅是“不够民主”,苏共仅仅存在“作风”问题,全然不提作为斯大林和苏联问题要害的体制模式问题,这是令人大惑不解的。如此回避邓小平明确指为“落后”、“僵化了”的苏联体制模式,也无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实质性突破这一事实,而一味为其评功摆好,不知其中到底用意何在。

一切了解邓小平理论产生过程,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历程,了解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实质性突破的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应该不加分析地肆意颂扬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

参考文献

[1][2][4]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1):626,632-633,1369-1370.

[3][9][10]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42,435,436.

[5]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9-140.

[6]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17.

[7]斯大林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3):37-38.

林业索道论文篇10

就是这本书,使我第一次认识了工作中的琼林:坚毅,冷静,韧性,不折不挠。由此获得一个提示:要真正认识一个人,看来必须将其生活与工作像拼图那样完全叠加,才能从总体色彩中,更准确一些感觉和把握这个人的全部。

琼林写的是大时代、大变革、大风浪中的小环境、小企业、小人物。跌宕起伏,原汁原味。书中好几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都是出差途中在飞机上看完的。一看就深入其中,并且深受感动。

生活――不论多么含辛茹苦抑或多么精彩纷呈――是可以一晃而过的。工作――不论多么跌宕起伏还是多么索然无味――也可以一晃而过的。如果你不作记录,没有思索,从未反刍,那么一件东西任凭多么有价值,哪怕最初它就是一道划过黑夜耀眼夺目的闪电,最终也会像大雪无痕一般消逝得无影无踪。像《红楼梦》书中说的那句话:落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琼林没有让它悄然无痕地一晃而过。在这个大时代的大变革、大风浪之中,他对他工作的小环境、小企业、小人物里面最值得思索的部分进行了详细描述,展开了深度挖掘。我可以想象出下班之后,他是怎样重新挑灯伏案,开始艰苦地生产这一令他兴致盎然的精神产品:艰难处境中“支部建在连上”的有效举措,重重矛盾里“用事谈”的行事风格,千差万别的员工中以“根器”识人用人的方法,以及千方百计寻找化解企业危机的菩提……

书中一位领导把大型国企比喻为危机中能够穿越沙漠的骆驼,中小企业则是不得不面对这一沙漠的兔子。琼林这只穿越沙漠的兔子,就这样寻找到了赖以存活的淡水和青草。大危机就这样变成了“瑞征”这个小企业以及其中这些小人物的新机遇。精神与思想也就这样在反复的分析、反复的思索之中,完成了提纯和结晶。

合上书本后,我的第一个意念就是:生活是需要品味的。生活中困境比顺境、失败比成功更值得品味。林完成了这种品味。

人的一生之中,生活、学习、成长、工作、奋斗本来就是酸甜苦辣的集合体。只有细细地品味了其中的所有滋味,你才能说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了人生。做为一名民营经济与创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琼林的小企业就成为他品味生活、品味人生的最好标本。他最初的设想,是通过“瑞征”如何迎击风浪这一鲜活的案例,完成对草根小企业如何渡过危机的研究。他最终完成的决不仅仅于此。通过这本书的创作,他实际上实现了对人生中生活、学习、成长、工作、奋斗全过程的细细品味。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这种细细品味之中深深获益。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直在复杂环境中勇敢探索、努力奋斗的人们来说,这本小书也许能够成为很多人认识今天社会、实现明天目标的心灵教科书。

在今天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琼林为社会做出自己的精神贡献。他真是个有心人。有颗什么样的心?书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2012年8月中旬,在黄河之滨的青海循化县,琼林向文都寺高僧请教。高僧告诉他:“菩萨”是佛家“菩提萨”的简称,“菩提”的意思是智慧,“萨”的意思是有情,也称为“慈悲”。生命的成功,就在于能够用智慧去引导慈悲。琼林回忆说,这些话给与他莫大的启示。

林业索道论文篇11

一、继承发展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第二国际掀起了否定列宁的思潮。在共产主义运动即将陷入重大理论错误的时刻,斯大林写下《论列宁主义》,《托洛斯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旗帜鲜明的捍卫列宁主义。斯大林强调虽然列宁主义产生于俄国,但却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正确理论。于此同时,苏联党内也出现反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倾向。斯大林针对此问题同托洛斯基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被资本家包围的无产阶级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设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资产阶级的斗争。”1斯大林不仅正确的理解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还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这一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首先斯大林肯定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链条中必然会出现薄弱环节的论断。其次,斯大林区分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和“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最终取得胜利”这两种不同问题。一方面在取得国际无产者支持的情况下,苏联完全有能力依靠本国力量解决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做到这些也无法避免外部的威胁,所以苏联要加强自身建设,支援各国解放斗争。最后,斯大林指出第一个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其他国家无产者的支持的同时也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基地,迅速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和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的激烈交锋中,“斯大林的理论正确的解答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符合人民群众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2这也为苏联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的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观点。虽然早期列宁也持有这种观点,但在总结了苏联的发展实践之后明确的提出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是需要商品和市场的。斯大林根据苏联本国的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流通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其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区别。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起一定作用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上的进步。但斯大林却狭隘的将商品生产限定为个人消费品,承认价值规律却否认其调节社会主义生产的作用,这也是斯大林局限性。针对当时苏联盛行的否认经济规律的错误思潮,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除此之外,斯大林还主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两条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既是他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又是指导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支撑。

在上述规律的指导下苏联确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政策,即“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工业化,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以及高度集中、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化”4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提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强调发展的高速度和高积累。为了解决工业发展中的资金积累问题,斯大林分析了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来源,同时提出了通过国内积累资金的特殊的社会主义方式。推行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异榨取农民。苏联在承受着巨大帝国主义威胁的情况下迅速的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长期的工农业,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从而制约了苏联长期的经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建立社会主义农业的思想,列宁也曾提出过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也创立了多种社会主义农业形式。然而斯大林却是将农业集体化变为现实的第一人。最初联(共)布通过的决议是本着合作和自愿原则将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但因为前期苏联奉行的高速工业化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最终于1927年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富农挑弄了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同时加紧进行全盘的农业集体化。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违背了列宁基于自愿原则的合作化道路,也没有看到改造小农经济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以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集体农庄管理不善,使苏联的农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

斯大林曾经大量的论述过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些理论一方面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践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对后来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斯大林的一些理论违背了马克思实事求是的原则,严重损害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首先,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无产阶级理论。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体系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苏维埃国家和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综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结构”。5其次,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本身一定包含暴力概念”6是一个国家概念。它比“党的领导作用”应用的范围更广,而党不能超越国家政权。再次,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依然会保留国家,但其国家职能会有所变化。最后,斯大林提出了如何确保党正确领导的若干观点。

斯大林在论述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时候一直遵循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是在现实的政治制度建立时,往往这些正确的理论与现实发生了严重的不符。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直饱受批判。但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必须将它放回到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之下。首先这种政治体制在帝国主义时刻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情况下最大的保持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其次,这种政治体制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最后,这种政治体制为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除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思想,斯大林的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理论就是著名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于这一理论,学术界多数持否定的态度。斯大林歪解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一论断,过分的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作用。也将阶级斗争上升为统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纲领。消灭阶级不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而是通过大规模残酷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虽然否定的呼声很高,我们也要看到斯大林阶级斗争的积极方面。斯大林即使准确的划分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构成。也正确的分析了一些阶级斗争。同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动力,即“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7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苏联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建设党,如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过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取得政权,列宁就对政党建设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也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列宁逝世后,作为接班人的斯大林同党内的托洛斯基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坚定的捍卫列宁的新型政党学说。斯大林认为“在直接准备力量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无产阶级必须组建不同于革命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所控制的旧政党的,新的、战斗的、革命的党,这就是列宁的党”。8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自我批评,同党内机会主义做斗争,不能脱离群众。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执政30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执政经验。在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高度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政党学说。但斯大林在战胜“反对派”、“新反对派”和“”之后表面上实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个人集权却越发严重。最终也导致了个人崇拜的盛行和大清洗运动的发生。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前后有较大的变化,即使同一时期说法也不仅相同。斯大林一方面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有着较为明显的大民族主义倾向。这使得斯大林民族思想中积极的方面没有得到显现反而挫伤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其影响也波及了日后的苏联解体,当今车臣等问题也成为困扰俄国发展的因素。但是斯大林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的观点也是必须要肯定的。苏联的民族问题也为我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借鉴。

四、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任务,他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飞跃,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斯大林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人。在斯大林当政的三十年中,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并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和斯大林的卓越的领导能力是分不开的。在这场战争中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了巨大的优越性,也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苏联的帮助下,亚、非、拉地区许多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都成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二战后这些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纷纷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得到极大的传播。但同时“斯大林模式”中僵化的,错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斯大林曾经说过:“我死后会有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的把这堆垃圾刮走。”斯大林清楚的预见自己身后的褒贬不一。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序幕,随后的几十年中斯大林的功绩都被无情抹杀,甚至出现了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巨变更使得对斯大林的批判达到另一个高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西方的“休克疗法”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长足的发展。近几年“重评斯大林”的兴起反应了人们开始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在理论界,一些学者认为评价斯大林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斯大林的思想,做法放在苏联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能随意曲解。也有学者认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斯大林的评价必然不尽相同,所以要关注评论者所处的立场。还有一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也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这位在恶劣国际环境和复杂国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导者。既要看到斯大林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消极的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的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

2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3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8页。

4 《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5 《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林业索道论文篇12

园林史是园林类专业的基础课程,课程研究中外园林起源、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分析阐述世界不同园林体系的分异和趋同以及历代名园布局及其设计手法。课程内容涉及历史、美术、建筑、文学、生态及植物学等多方面知识,综合性较强。目前,园林史课程在各大高校均为理论课程,授课方式全部采用传统的理论讲授模式。截止2012年,全国设有风景园林本科专业点184个,生源为理科,由于多数学生缺乏相关专业的背景知识,加上课程内容庞杂、知识点密集,“教师主导型”的传统授课模式很难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教育信息化发展要以教育理念创新为先导,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5]。因此,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的园林史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2园林史课程改革方案

2.1课前知识传授

园林史既是园林发展史,更是人类社会进程、文明和审美发展史。世界园林体系风格多变,时间跨度大,地理分布广,各个时期名园胜景浩如烟海。因而,学习园林史,就应当要在历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大背景下认识园林的演变形式和时代特点。从东西方园林体系发展脉络和前期历史知识的储备方面,需要学生了解世界园林发展的4个阶段以及从公元前2700年到19世纪之前园林形成、生长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大背景。从完善专业知识结构方面,需要学生掌握东西方历代古典名园的布局情况、设计手法,以便汲取中外古典园林的艺术养分,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能灵活应用造园技法,进而实现综合而全面的发展。从提高文化修养,开阔设计思路方面,需要学生在了解各国园林特点和差异基础上,破除国界和时代进行比较分析,从建筑、水体、植物等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理解东西方园林体系发展的分异与趋同,以期吸收众家之长,为其今后的园林设计能力发展奠定基础,创造设计出现代新园林。

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前提条件下,依据园林史课程教材[6,7],再结合前期园林艺术原理等基础课程的教学,笔者的课程讲授内容包括2大模块:中国古典园林史和西方园林史。其中,中国古典园林史又分为商周园林、秦汉园林、三国、两晋、南北朝园林、隋唐园林、两宋园林、明清园林;西方园林史又分为古代园林、中世纪园林、意大利台地园、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和英国风景式园林几个部分。由于园林史课程内容丰富,有大量知识点需要学生了解记忆,而课时数相对少。因此,根据教学目标遴选重点内容制作成教学PPT或视频,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课前上传至学院网站或学生QQ群,并要求带着预留问题观看学习(表1)。同时,为了便于学生对知识点进行充分理解,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还搜集、整理了相关的视频资料并推荐参考书目供学生学习(表2)。其次,根据课程内容进展情况,提前布置研讨内容或者让学生自主探索思考题目,将学生分为学习小组,团结协作共同完成课程任务,促进对教学视频中知识的巩固与深化。与此同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交流平台与学生进行互动,了解学生在观看教学视频和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以便在课堂上交流解疑。

2.2课堂知识内化

翻转课堂的基本要素是教学流程变革所带来的知识传授的提前和知识内化的优化[8]。课堂应是师生、生生交流互动、探索研讨,将知识融会贯通、理解内化的过程。全过程通过以下4个环节实施。

2.2.1启发思考

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从传统课堂的知识传授者变成了学习的促进者和倡导者[11]。教师通过教学活动设计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在启发思考环节,教师根据预设思考题目和交流互动启发学生思考。题目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难度适中的同时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和挑战性,以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中国古典园林生成期授课环节,在课前预设思考题目:意识形态领域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向风景式方向发展的原因,要求学生在预习课程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论点。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交流平台随时捕捉各小组的探究论点并及时

给予指导。除教师预设思考题目外,学生还可以将课前学习中所存在的疑惑点及探索性问题带入课堂,与师生交流学习。

2.2.2自主探究

“每个学生都有独立的要求,整个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争取独立和日益独立的过程[9]。”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独立学习的能力应该是本阶段培养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传统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使得学生独立学习和探索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差,学生知识结构的内化需要经过独立的思考,教师只能作为引导而不是代替。翻转课堂可以为学生创造出一个独立思考和学习的环境,学生将小组讨论的探索性论点带入课堂,教师则在课堂上通过引导、启发、讨论的方式,帮助每个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如隋唐园林学习环节,预设“履道坊宅园”假象复原图创作环节,每个小组成员首先都应该通过资料查找,思考分析,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理念,才会在后期成员之间的交流讨论中产生思维碰撞的火花。小组成员通过资料查找、沟通交流、思考辩论和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本组汇报方案。通过自主探究构建学生个性化的知识体系。

2.2.3协作交流

协作交流是翻转课堂的特点之一,通过之前自主探究的学习阶段,学生需要在协作交流中完成知识的深度内化。在师生、生生的交互性教学活动中,课堂互动共同认知、探索和反思。学生之间则采用对话、商讨、争论等头脑风暴方式充分论证相应知识点和综合命题,以达到协作学习的目的。在“履道坊宅园”假象复原图创作环节,学生学习小组通过讨论、交流、分工协作以及最后的PPT答辩的方式完成这一过程,师生共同聆听、探讨、点评。通过师生和谐顺畅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总结分析、协作创新以及展示交流的能力。

2.2.4总结提高

翻转课堂作为新型的教学模式,必然有其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学规律。与传统课堂相比,翻转课堂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教学能力和广博扎实的专业素养。教师应适时对学科前沿知识、课程体系、授课技巧以及教学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学习和总结与反思,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2.3课后知识的评价

学习评价与考核是衡量教学活动优劣的指标,是对学生课程学习综合表现的定量评判。不同于传统的纸质测试考核,在基于FC模式的园林史教学改革中,对课程教学考核采取了点面结合,综合考察的方式。根据园林史的知识特点和要求,实行结构分制,综合成绩由课堂答辩展示成绩、课堂问题辩论成绩、小型比赛成绩、期末开放性论文成绩和期末纸质测试成绩共同构成。

2.4课外能力的培养

林业索道论文篇13

虽然气候异常被认为是西南旱灾的直接原因,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将焦点聚集在了西南地区生态的环境上。而金光集团近年在西南省份大面积种植速生林的行为,被人们重新提起。

“此次广西、云南旱灾与森林的长期破坏、特别是沙漠化有关系。”国务院资深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盛炜彤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1999年进入中国后,金光集团大面积种植从国外引进的速生植物桉树,用以生产纸浆原料。2005年,APP就因在云南文山州、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区发展速生桉树林已经引发了一轮“舆论风暴”。当时,金光集团在云南试图推行的“2750万亩人工林项目”,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砍伐天然次生林来种植速生巨桉。这一项目被国家林业局叫停。金光集团云南扩张受挫后,开始转战广西、四川等省份。此次干旱重灾区广西,是种植桉树的第一大省。

当时,西南林业学院的杨宇明教授的研究曾广为媒体所转载:“桉树有排它性,种植桉树的地方,其它生物无法生长,桉树的速生性对土壤的养分水分及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相当可怕的,会造成山地的干旱和石漠化。”

2010年4月2日,杨宇明再次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无奈:“因为桉树问题承受了巨大压力,已经不愿意就此发言。”

而就在这几年之间,中国桉树人工林面积呈迅速扩大态势。据国家林业局中国桉树研究开发中心资料,到2009年,全国17个省600多个县桉树人工林面积达到260万公顷,重点分布在适合生长的西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分列桉树发展面积前四位。

当桉树遭遇干旱

此次干旱重灾区广西,为种植桉树面积最广的省份。按照国家发改委的产业布局规划,广西要发展为全国的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来自芬兰的国际纸浆巨头斯道拉恩索受当地政府力邀进入。另有多家中外资纸业巨头抢滩广西大面积营造桉树林。金光集团也成为广西林纸产业布局中牵制斯道恩拉索的重要棋子。

广西一位官方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大规模发展桉树林纸产业是政府不需再争论的战略方向。一些环境学家却希望藉此次干旱之机,唤起地方对生态恶化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反对大面积单一种植桉树的声音被排斥在招商引资决策之外。而桉树目前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还远未得到政府重视。

云南、广西等省份在大旱形势下,重提桉树问题显得更为敏感。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德祥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态,西南干旱主要源于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以证明,云南种植的桉树林和橡胶林导致了此次旱灾。”

盛炜彤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大气环流异常是此次干旱的主因。人们质疑的桉树问题,与此次干旱并无多大关系,因为云南桉树只分布在局部地区。

论战升级

据金光集团(APP)提供的资料,2002年APP在云南省普洱、文山两州营造桉树面积共85.59万亩。其中普洱市56.3万亩,占全市林地面积的1.2%;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29.29万亩,占文山州林地面积的1.1%。而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桉树面积也仅为86.4万亩,只占全省人工林面积的5%。

APP(中国)林务外宣部相关负责人接受本刊采访时,反驳金光集团在云南种植桉树对干旱造成影响的说法,称其种植的桉树人工林增加了种植区域的森林覆盖率,还增强了当地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的能力。这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大量网民发帖炒作旧有负面新闻,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但也有专家指出,此次大旱,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河流出现断流。根据金光公司与文山州政府所签的合同,正是在文山州的文山县、砚山、富宁、广南等五县种植桉树。当地民众由干旱联系到素有“吸水机”之称的桉树并不奇怪。

原云南省委咨询专家、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侯明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大旱的局部根源中,云南桉树和橡胶的大规模种植不容忽视。

“桉树作为强吸水性的人工速生林种,会大量消耗土壤中的水分。桉树和橡胶的大规模种植,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很明显。” 侯明明说。

随着旱情蔓延,业内对于生态的意见争端呈加剧趋势。盛炜彤认为,森林在干旱、水灾等极端气候灾害来临时,能有效减轻灾情,森林植被旱灾时可释放水分,水灾来时可降低洪峰。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中心专家谢耀坚则认为,森林只是对气候变化(包括降雨)起到一定的微调缓冲作用,可以改善局部的小气候,但对于大的区域或全球尺度的气候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以上分歧显示,环境学者更多关注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而林业研究者更看重林木的经济效能。这一点在最近干旱引发的桉树争议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广西忧患

金光集团林务外宣部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自1995年APP开始进入广西发展林浆纸一体化,规划建设年产180万吨浆、310万吨纸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目前已建成原料林基地接近180万亩,一期工程制浆生产线预计在2010年5月建成投产。

“种植桉树、发展林浆纸一体化是国家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斯道拉恩索中国办公行政和企业信息传播经理章洁雯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斯道拉恩索在广西的原料林建设目标是240万亩,现在已完成130万亩,其中近100万亩为桉树林。

目前广西全省,桉树面积已达到1500万亩,占全国面积的46%,占到全区林业用地面积的7.69%。谢耀坚说,这些桉树都分布在土壤和水热条件较好的商品林地带,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至少可以到10%。”

侯明明则提到,云南、广西普遍存在单一大面积种桉树现象,“桉树不能集中连片,否则容易导致水土流失、地力退化”。进入4月,广西旱情扩大,受灾人口已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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