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论文篇1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文学论文论文篇2
一、文学评论的文体问题概述
第一，空洞化。目前文学评论的文体空洞，评论价值的迷失，各种肤浅议论甚至敷衍成篇的评论层出不穷，导致文学评论失去应有的风骨，也失去应有的品质。相对空洞的文学评论而言，还有一些自命不凡的评论更是让读者厌恶，这样的评论晦涩难懂，往往通篇充斥着专业术语[1]。虽然看上去好似比较有内涵，不过实际上未能深入进行个人思考以及价值评判，很多时候连评论的对象都没有搞清，故弄玄虚从而使得文学评论苍白空洞。
第二，疏离化。文学评论越来越功利的过程中，文体也日益疏离化，导致奇文共赏的评论传统逐渐瓦解。学院化的评判机制下，理性计算渗透到评论者的写作逻辑当中，使得文学评论的文体越来越僵硬，并且刻意追求学术化，最终导致文学评论同文学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文学评论同文学作品也出现疏离。批评家套用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解读我国的文本，但是在现实面前，西化的解释以及注释往往缺乏现实根基。这样一来文学评论逐渐远离公众的关注，并且同本土文化以及现代社会更加疏离。无论是面对《炸裂志》这样的煌煌巨作，还是《小时代》这样的争议之作，批评界永远各说各话，观点各自表达，惟共识难寻。
第三，人情化。目前我国文学评论的一个特色是各种作品研讨会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优秀的作品越来越少；研讨会的会场日益豪华，作品质量也日益寒酸。文学评论应当实事求是，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人情化倾向，场面话连篇，并且往往对作品本身也未能细读[2]。文学评论同鉴宝有一定类似，如果掌握话语权的评论人员做不到实事求是，就会导致文学评论失去公信力，沦为一种敷衍的文体。
二、文学评论文体变革措施
第一，重塑文学评论精神风格。文学评论作为文学作品的镜子，同时也是时代的镜子，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大众理解作品，进而理解并且诠释时代生活。这就要求解决文学评论是什么以及有什么作用的问题，只有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可以实现文学评论文体的重塑。这就要求文学评论摆脱商业化以及人情关系的不良影响，无论外部怎样变化，都应当尽可能维护文学评论的独立价值，让读者感受到文学评论的价值。鲁迅说文艺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他在给《生死场》作序时，一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已经力透纸背。在此基础上，文学评论才可以回到根本的问题层面，发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探求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从而维护文学评论文体的纯洁性[3]。简而言之，要是无法维护文学评论的独立风格，文学评论的文体危机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失去尊严与价值的文学评论也就严重质变，因此应当将重塑文学评论的风格当作改良文学评论问题的首要措施。
第二，文学评论需要重视时解。文学评论应当尝试理解时代，一方面要理解时代精神，另一方面要超越感情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并且在文学品鉴解读的过程当中，为时代寻找答案。文学评论需要在关心时代变局过程当中最为深刻的那些变化，同时也要关心时代变化当中永恒不变的价值。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文学评论接时代之地气，理解时代才可以被时解。现实往往非常复杂，因此要求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化的现实以及文学创作乱象当中保持自身的冷静与独立，从而做发挥守望者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在不停探索，而文学评论则为其守望，并做好观察与提醒的工作，而不应当置身其中随波逐流。李健吾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之所以反复被人惦念，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文字学养沛然，但没有学究气，抛弃了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摆脱了先入为主的偏见，通过对印象的纯化与提升，形成整体的审美判断，而且贯彻了批评的公正原则。
第三，创新文体融入新媒体时代。文学评论处于困境当中，并不表明文学评论的数量、品质以及影响力出现下降。现实情况下，新媒体时代一方面给文学评论带来严重的冲击，另一方面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也给文学评论带来了便捷，主要问题就在于文学评论如何改良文体从而找到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策略。可行策略就是让学院评论以及媒体评论各自准确地定位自身位置。媒体评论需要新媒体传播的合理途径以及策略，不断探索新媒体条件下文学评论的传播措施，树立文学评论的公信力以及权威性。其中学院评论需要将重点内容放在学理研究方面，学理研究并不追求流行畅销。文学评论也应当迎合碎片化的时代趋势，探讨进入新媒体的路径，在保持阅读研究文学作品思想的前提下，尝试寻找新媒体平台上合适的话语方式。文学评论在新媒体时代不能困守，而是应当探讨文学评论同外部世界对话的方式，一个合理的选择就是多元共生，通过调整评论家同作家以及评论同读者间的关系，直面新生代创作以及草根评论的崛起。这一方面涉及到理论体系以及价值观的重构，另一方面更需要树立共融共生的理念。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评论，并非大众对于精英的反叛，或者是精英对于大众再教育，需要共建精英评论以及大众评论之间互补的格局，从而广泛进入网络文学在内的范围。
综上所述，文学评论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有着社会效益以及话语责任的文学评论，需要不断转变文体从而适应。文学评论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也要跟上时展的步伐，文学评论者在此过程当中也要自我提升，从而发挥出文学评论在文学推广中的作用，并结合大众文学作品应有的向导性，实现整体文学水平的进步。
参考文献：
文学论文论文篇3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文学论文论文篇4
正如莎士比亚所讲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接受到的教育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在评论文学作品时的感想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讲,不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评论英国文学概括的来讲就是在反叛和继承中挣扎;第二方面,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产生时间相差不多,因而,评论美国文学时要先探讨有关的文学起源问题;第三方面,英美文化评论之间的差距。
英国文学评论的特点和莎士比亚描写的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类似,英国的文学评论自十七八实际开始就具有神秘的色彩。无论是神秘的宗教色彩还是现代化个性的文学评论概念等都表明了英国文学不断在突破和继承传统的文学评论理念。客观来讲,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英国文学的评论没能实现其应有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中都能看到英国文学思想的痕迹。因而,从英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英国文学评论是从荒诞与绝望中反思,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理解英国文化。由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评论的出现时期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无法从美国的文学进程中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评论文学作品的影响。然而,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文学这颗陌生的种子在不断成长,虽然美国文学中有英国文学的影子,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体系。
文学论文论文篇5
确定“题目—毕业生—指导教师”后，立即通知相关教师和毕业生。规定指导教师必须在第七学期末放假前与学生首次见面。师生面谈之后，可以对毕业论文题目做出适当调整。尤其是指导教师可以对论文的开展思路进行介绍，给学生提供相关书籍及参考资料，以便学生可以尽快入门。第八学期开学后正式开始毕业论文的写作。为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突出教师的指导作用，我们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
(一)平时的过程监督。
要求每个学生每月至少提交两份活动记录，反映其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遇到的问题和进展;同时，要求每位指导教师每月对每个学生至少提交一份指导记录，用以记录学生的学习研究状况。
(二)在期中教学检查时重点抽查。
在期中教学检查阶段，指导小组对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进行详细的抽查，主要措施有:1．检查学生的活动记录和指导教师记录;2．组织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的写作进展状况;3．举行中期论文进展汇报，要求学生将前期的工作以及后续打算制成PPT，向指导小组答辩，指导小组和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情况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三、毕业论文的答辩
(一)规范论文终稿的格式。
学校出台“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格式规范”文件，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做出统一要求。
(二)设置教师互评小组。
毕业论文的终稿提交前，指导小组原则上让研究方向接近的教师相互评阅毕业论文，建立若干个两人或三人的互评小组，撰写指导教师评阅书和评阅教师评阅书。
(三)毕业论文的答辩分组。
1．答辩小组的学生成员:
为了便于选拔优秀的毕业论文，事先通知打算申报优秀毕业论文的学生提出申请，在得到指导教师同意后将其确定为有效候选者。根据多年的经验，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将申报优秀的学生放在一个答辩小组，便于比较。然后，根据当年的毕业生人数，将剩下的学生根据人数平均分成若干小组，同时，兼顾指导教师的专业以及所带的学生人数，便于各小组有差不多人数的指导教师，并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内容有所了解。
2．答辩小组的教师成员:
原则上所有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教师都是答辩小组成员。每小组配小组长一名，答辩秘书一名。分配原则是尽量让指导教师在自己所指导学生的答辩小组，同时，兼顾每个答辩小组中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教师的数量。
(四)答辩工作。
1．准备工作。
学生在提交终稿后，要制作答辩的PPT。此外，还要确定各答辩小组的答辩秘书，通常是在征询相关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优先考虑新进的年轻教师，同时，明确答辩秘书和答辩小组长的职责和具体工作。在学校文件的基础上，细化具体的毕业论文综合成绩的评价方式，即“指导教师评阅成绩”“评阅教师评阅成绩”以及“现场答辩成绩”的各自权重。
2．答辩工作。
(1)现场答辩:各答辩小组组长主持答辩工作，学生根据答辩秘书排好的答辩次序，依次进行答辩。学生报告六分钟，回答问题四分钟。教师就学生论文的创新点、收获、困难等技术问题进行提问，同时，检查学生的论文格式是否规范，并提出建议。答辩秘书记录答辩过程中的问题，小组的教师成员现场打分。
(2)成绩评定:
学生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计算各位教师给学生打分的平均分作为该生的答辩成绩，然后根据权重算出学生的综合成绩，小组教师成员召开评议会，进而确定学生毕业论文的等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3．后期工作。
(1)学生方面:
学生根据答辩时教师提出的建议修改论文，在规定时间内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上交。
(2)教师方面:
指导教师在审核通过的学生毕业论文上签字，并将材料交给答辩秘书。答辩秘书负责整理答辩记录、答辩评语，填写答辩成绩，经答辩小组长签字后，按期提交院办。
四、毕业论文工作的思考
(一)组织工作。
指导小组成立后，应定期开展交流活动，制定各种实施细则。比如，起草《本科生毕业答辩秘书工作细则》，明确答辩秘书的具体工作。
(二)鼓励论文题目来源于科研项目和实践教学项目。
对毕业论文来源于教师科研项目的学生，给予经济上的奖励。
文学论文论文篇6
这是进行课堂教学必须解决的一个观念问题，如果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不明确，语文教学就漫无方向，左右摇摆，飘忽不定。在这方面，我们深有教训。但目前，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仍然众说纷纭。“工具性”是语文教学研究人员的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语文课最基本的属性，围绕这一属性和这一观点，经过多年讨论，引申出了许多其他属性和其他观点。如“工具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在这两性之后，又有人提出“基础性”也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之一。有人又认为除此外还有“实践性”和“综合性”。一直发展到它是多重性质构成的综合体。即工具性与思想性、知识性与技能性、艺术性与科学性等等。本质属性之外，还有从属性质：文学性、知识性、社会性。这些认识基本都是建立在教材内容和教学实践的依据上。即教材有什么内容，它就有什么性质，如文学性与知识性就是如此，教学实践强调什么就有什么性质，如思想性与技能性就是如此。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人们同样意识到以上所认为的语文学科的属性并不仅仅是语文学科所独具的，其他学科同样具有，如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基础性，知识性等，不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刘国盈先生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语文学科特点辨析》一文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语文是一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相结合的学科”，所谓“应用的广泛性”，就是“不管是国家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还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不使用语文的。这是就人而言。就事而言，军事、政治、外交、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也都离不开语文”。所谓“层次、等级的模糊性”，如“鲁迅先生的《祝福》，既可以作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高中、初中的教材……”，语文“谁说得清楚何谓基础语文，何谓初级语文，何谓高级语文”。至于听说读写能力，也很难划清层次和等级。这种层次、等级模糊性的观点，确实新颖独特，但语文学科的性质，人们之所以对它进行讨论，而且非常重视，是因为它直接指导着语文课堂教学和课后训练。如果认为它具有工具性，那么就要侧重语言训练，如果认为它具有文学性，那么就要突出文学教育，如果认为它具有实践性，那么就要加强包括语言、写作在内的各种训练。而刘国盈先生的这一观点，特别是“层次、等级的模糊性”在指导课堂教学上又具有新的模糊性，他自己也说：“语文科的特点——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是造成语文教学的任意性、摇摆性的重要原因。如何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提出一整套办法，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一特点是语文学科的一大病灶，语文教学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医治这个病灶，解决这个问题。况且广泛的应用性，也是其他学科所具有的特性，如数学，应该说除了傻子不能用外，其余人都要用。
李维鼎在《越出雷池，轻装前进》一文中，认为语文科除了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性之外，还有深刻的移情性和全面的基础性。他说这两点才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如“全面的基础性”，是说语文学科所培养的能力是规范的、基础的，“就是这种能力的规范性和基础性，使之成为自身向高层发展的基础，也成为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能力，更是走向社会生活的基础能力。这样，中学语文科要培养的语文能力便成为个体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完全意义上的‘基础’”。对这一解释作深刻的思考就会发现它确有独到之处，即，语文科培养的能力不仅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能力，也是走向社会生活的基础能力，更主要的是自身向高层次发展有了基础能力。目前语文教学提出素质教育的观点应该说是与李维鼎这个观点相吻合的。
三、课堂教学
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具体的教学原则对教学结构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几年来，形成较大影响，有代表性的教学结构模式有上海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结构模式，钱梦龙老师的“三主四式导读法”课堂教学结构模式，黎世法副教授的“六课型单元教学法”结构模式，魏书生老师的“课堂教学六步法”的结构模式。
对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讨论，集中在科学性与艺术性上。有人主张教学的科学性要削弱艺术性，认为“学习是科学，教学是艺术”，较多的人认为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我们认为无论是哪种课堂教学结构模式，它首先要具有科学性，就是要有一定的程序或规格，要有相对稳定的形态，要有明确判断完成目标的标准。要有程序，这个程序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有利于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开发智力。所以从一堂课整体结构上看，层次清楚，周到严密未必是科学的，因为它的结构过程未必符合认识论。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之所以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效果显著，就因为它是认识论指导下的科学程序。首先是“读”，了解教材，发现问题，然后通过“议”，理解教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下一步是“练”，运用知识，巩固知识，“讲”是教师的点拨和解惑。这种按照学生认知结构安排的程序，自然是科学的，合理的。钱梦龙老师根据他的语文导读的“三主”原则，设计的四种基本课型，其理论基础也是认识论。其核心是“自读”，由此分解成的四种能力：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析能力，是阅读能力由低到高的纵向分解，是一个具有科学序列的训练过程。
以上我们说的是课堂教学结构的一个要求，即科学性。它还有另一个要求，即艺术性。我们说课堂教学结构要有相对稳定的动态，不稳定就不会成为一种模式，但过分稳定，又是一种刻板、僵死的模式，所以它只能相对稳定，在稳定中求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课堂教学艺术性的表现。课堂教学的艺术也是新时期语文教学理论研究广泛探讨的课题，对它的本质认识有众多见解：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是娴熟的教学技术，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的本质在于规律性与个性的统一，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首先是爱的艺术、鼓励的艺术、影响人的艺术，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具有创造性、表演性、审美性等特点，有的人认为语文教学艺术的特征是“活、情、疑、趣、变”。（钱威《关于“教学艺术”的争鸣》）但无论怎样众说纷纭，课堂教学艺术归结为一点就是“乐教乐学”。所以强调课堂教学结构科学性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它的艺术性，它的艺术性就是因文、因人、因时而异，不拘一格，善于应变。
课堂教学结构作为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必须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探讨。于余的《系列化网络化多样化——现代语文课课堂教学结构探索》一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概括。系列化就是要重视认识过程的完整性，按照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去组织教学。网络化，就是重视组成部分的综合性。他以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为课堂教学结构纵向发展的“主轴”，以五个方面为“横向”的组成部分：①摆正教师、学生、课本三者的关系；②将知识、能力、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③畅通“反馈”渠道，变教师信息的单向“输出”为师生共同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传递；④注意课内外的结合，即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从课外“引进”知识或让学生的视野向课外扩展；⑤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围绕“主轴”将这五个组成部分有机地“搭配”和“排列”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有主有辅、纵横交错的“立体”的“网络”。他将语文课课堂教学结构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承接型”，二“螺旋型”，三“辐射型”。他说：“这也只是大致的格局，在使用时，它们往往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这实际就是稳定中的变化，就是在课堂教学中要体现的一定的艺术性。
文学论文论文篇7
泰华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取向陆卓宁 (198)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几个问题柯汉琳 (201)
评栾梅健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范伯群 (204)
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论集》读后胡全章 (206)
全国科学发展观与当代文艺学术研讨会综述毛正天（整理） (209)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与教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石圆圆（整理） 陈嘉梦（整理） (212)
中国散文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吴春兰（整理） (214)
“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董树宝（整理） 贾一心（整理） (216)
《钱中文文集》（1-4卷）发行仪式述要丁国旗（整理） (218)
全国“科学发展观与当代文艺”学术研讨会 (F0002)
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叶舒宪 (5)
非文本诗学：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高小康 (13)
价值视野中的文学经典晓华 (18)
反思、调整与超越：21世纪初的女性文学批评王春荣 吴玉杰 (23)
论新时期30年中国小说创作理论的发展涂昊 (28)
试论《周易》“生生为易”之生态审美智慧曾繁仁 (33)
春秋笔法与中国小说叙事学李洲良 (38)
周代乐官与典乐诗教体系杨隽 (43)
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陈广宏 (49)
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王莹 (61)
“沈宋体”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肖瑞峰 李娟 (72)
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王兆鹏 郁玉英 (79)
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张兴武 (87)
传统人格范式失衡境遇下的悲怨与风流——白朴的心路历程与其剧作的泛人文内涵张大新 (95)
曾国藩古文理论平议黄伟 周建忠 (104)
鲁迅小说叙事方式的存在论视域吴康 (112)
“转折”中的持守——左联时期丁玲创作中的个性思想秦林芳 (120)
徐訏的遗产——为徐讦诞辰100周年而作吴义勤 (125)
论沈从文的怀旧写作周明鹃 (132)
论传统伦理在五四作家人格铸就中的主体地位陈留生 (138)
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陶德宗 (145)
对文学本质的超越性诉求——梁实秋文学观论析于文秀 (151)
“大团圆”之争——传统“人情戏”的当代艺术流变张炼红 (156)
穿越历史烟尘的女性目光——论凌力的历史写作季红真 (163)
也谈语言的传统——先锋文学与革命文学比较论王中 (169)
重读改革小说——公化的现代性与私化的矛盾性首作帝 张卫中 (175)
红柯中短篇小说论李丹梦 (179)
评卓如《青春何其芳》雷业洪 (207)
读欧阳友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蓝爱国 (210)
何其芳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封英锋（整理） 陶德宗（整理） (212)
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黄静（整理） (213)
《王蒙自传》学术研讨会综述温奉桥（整理） (216)
“中国现代美学、文论与梁启超”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郑玉明（整理） 孙旭辉（整理） (217)
“文学理论范式及其转换”国际学术研讨会 (F0003)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三十年胡亚敏 (5)
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赖大仁 (13)
八十年代：多义的启蒙南帆 (18)
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吴承学 何诗海 (21)
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跃进 (32)
论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曹旭 (40)
朱熹的骈文批评于景祥 (46)
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西厢记》文本的深层文化分析樊宝英 (52)
北齐文学传统与初唐诗歌革新之关系杜晓勤 (56)
西曲舞曲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曲辞结构曾智安 (64)
《文心雕龙》与袁枚性灵说王英志 (70)
试论现代“文学学科”之生成朱立元 栗永清 (75)
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周宪 (82)
全球化语境与“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当代意义金雅 (88)
常态人性与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庄锡华 (93)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党圣元 (98)
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左东岭 (104)
黑格尔和丹托论艺术的终结柯蒂斯·卡特[美] 杨彬彬（译） (112)
民间神歌的女神叙事与功能——以粤西地区冼夫人神歌为例吴真 (117)
“伪”历史与“真”文化——山西洪洞的活态古史传说邹明华 (123)
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罗岗 刘丽 (129)
“普及”与“提高”之辩——论五十年代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势力之争张均 (137)
风前大树：彭燕郊诗歌论吴思敬 (143)
在神话性中生存——当代武侠小说的深层内涵李欧 (149)
追溯网络小说的传统周志雄 (155)
时间、修辞策略与鲁迅“铁屋子”的破解曹禧修 (160)
论晚清散文与“五四”散文的结构性逻辑丁晓原 (165)
二十世纪写实主义文学思潮论邝邦洪 (172)
“五四”文学中的自我神话及其破灭胡景敏 (180)
租界文化对现代文学风貌格调的影响李永东 (186)
“红色之路”与哈尔滨左翼文郭淑梅 (193)
论“身体”在沈从文四十年代创作中的审美意义李蓉 (199)
论曹禺剧作在南洋的传播与影响朱文斌 (204)
文学经典的死去活来王建疆 (194)
文学在今天的意义曾凡 (197)
中国道教文学研究必需的知识要求蒋振华 (200)
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段吉方 (203)
读《中国新诗书刊总目》谢冕 (207)
评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黄曼君 (208)
评吴蓓《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刘扬忠 (210)
评罗宗强《读〈文心雕龙〉手记》邹广胜 (212)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武新军（整理） (216)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咸立强（整理） (219)
“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周新顺（整理） (221)
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心简介 (227)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228)
“中国现代美学、文论与梁启超”全国学术研讨会 (230)
首届全国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建设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 (F0003)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
《国语》、《左传》的引“诗”和《诗》的编订——兼考孔子“删诗”说张中宇 (29)
记胡乔木同志对《文学评论》复刊工作的意见邓绍基 (5)
刘勰对于“锦绣”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古风 (37)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年发 (8)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关爱和 朱秀梅 (12)
中国西部文学研究三十年李继凯 (16)
《诗》学之“兴”的还原与背离刘毓庆 (20)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空间张晶 (43)
关于贾岛其人其作别解四则陈祖美 (50)
破立之际：韩愈“文人之诗”的诗史意义罗时进 (56)
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坛演变历程沈松勤 (61)
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和传播——以《好逑传》英译本为中心宋丽娟 孙逊 (71)
关于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刘俐俐 (78)
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吴炫 (86)
观看的文化分析曾军 (93)
何谓“中国文论”？牛月明 (98)
叙事视野下的王国维文学内容形式观赵炎秋 (103)
陆机《文赋》创作论中的士族意识孙明君 (108)
百年中国文学与政治审美因素高永年 何永康 (112)
“越轨”的现代性民初小说与叙事新伦理叶诚生 (117)
抗战名将殉难叙事丁伯林 赵稀方 (121)
日本观照：从创造社到中国新感觉派靳明全 (128)
作家老舍的诞生李兆忠 (133)
《益世报》：现代文学研究尚未全面开垦的沃土杨爱芹 (139)
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的诗学意义张志国 (144)
论四十年代现实主义诗论杨四平 (151)
戏剧的“人学”转向与深化——论新时期现代现实主义戏剧创作胡星亮 (157)
“改造国民性”的另一条思路——论当代作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现与思考樊星 (163)
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吴正锋 (170)
试论“年轻主义”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形成路文彬 (175)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主题与叙事王侃 (180)
苏联影响与夏衍文学名著改编观念的转变洪宏 (185)
论《红旗谱》的日常生活描写阎浩岗 (189)
基于交流语境的艺术形象论吴予敏
论“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身份确认苏美妮 颜琳
海派文学、现代文学的通俗化走向李楠
《玉官》与许地山“宗教沟通”的文化构想巫小黎
苏曼殊诗歌创作的中国传统与日本意象陈春香
论鲁迅小说的焦虑郭小东
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研讨会
填平鸿沟 开疆拓土——记范伯群教授学术研究的开创性历程冯鸽
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吴长庚
当下农民工书写的想象性表述江腊生
沈从文晚年旧体诗创作中的精神矛盾李遇春
文学本土化的深层探索者——论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及文学史意义贺仲明
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刘旭
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孙晓忠
文学论文论文篇8
这几句话中的“日益美满”、“年高体弱”、“从事田间劳动”、“虽……然而”、“精神抖擞”等词语，用得不妥，不合乎老阿婆的身份口吻，这里将谈话的口语体，误用正规的书面语体。
再看学生以《道路》为题写的议论文其中一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国几十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得出的真理。现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从文体看，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不是议论文，但从语言材料看，满篇政治术语，像报刊上的大社论，不合作文语体。
从以上两个例子看，证明我们在进行作文教学中，对“合体”的理解还存在问题。为克服这一弊端，我们必须重视作文的语体教学。
“语体”，简言之，就是语言运用的风格。作文语体是文章中体现出来的话语风格，它的形式取决于语境。平时我们在工作、学生、生活中用笔“说话”时，总会考虑对象是谁，目的是什么，从而选用与之相适应的词语、句式、语气，修辞手法等等。而不会不管什么情境，都用一个腔调说话，这种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由于场合、条件、交际对象、目的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语言材料，采取不同的语言组织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作文语体。从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原则出发，我们把社会上常用的书面表述语言，根据自身特色，暂且将它划分为三种作文语体，口语体，正语体和雅语休。
这三种语体的特点是：口语体多用日常语言（包括方言，俗语、工语），句子可能不合语法规范，但灵活自由，亲切易懂，正语体使用普通话规范语言，还有专门用语、术语，表达规范，严谨，给人以严肃感。雅语体多用古今中外形象性。情感性词语、富于文采和感染力，遣词造句常常突破语言规范。
下面举例说明：如果我们以《路在脚下》为题，表达对挫折的看法：口语体：地上的路多着呢，哪一条不是坑坑洼洼的？人一辈子也难老是顺当啊，摔倒了爬起来就是了。
正语体：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因而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困难也是必然的。只有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才能有所进步。
雅语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我们也要披荆崭棘追求真理。
表达同一个意思，但各具不同的语体特点，这些语体又适合于不同的文体，中学阶段主要训练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四种实用文体和散文这种审美文体，在进行作文语体教学中，必须搞清文体与语体的关系。一般来说，文体如语体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关系，但以一种语体为主。
如：记叙文－－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说明文－－正语体。
议论文－－正语体为主，略带雅语体。
应用文－－正语体。
文学论文论文篇9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文学论文论文篇10
一曰：找花夸。先打着灯笼找，然后赞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就是把“挑刺”变成“插花”。教语文几十年我一向不赞成作文“全批全改”，尤其对初学写作和对作文一时还找不到“北”的学生，更是特别不宜。全篇见红。“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学生既不领情，更不买账。为什么？把劲儿用反了。如果换一种思路，就会别开洞天。你想，再差的作文，也得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吧。某句话写得顺畅，总会有吧，那就是“花”，把它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捧出来，表扬，夸！带着一种爱、尊与惊喜，一股劲地去夸，夸……就这样由此一点，扩而大之，扩而大之……你所用心捧出的这朵小花，就十有八九会成为一朵大花，真花。这种效应，是神奇的。不信，尽可一试。
二曰：打时差。表扬要抓住机遇，否则就收不到理想效果。我是相信每个人都有写作才华的（除去傻子）。但，又深深明了，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有的以这样的形式显露，有的又以那样的形式显露，个体与个体千差万别，这都极为正常。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得及时去发现，会打时间差。学生写作才华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地显露，就像黑夜里的流星，一闪即逝。作为教师，就必须及时地去发现它，抓住它，然后再及时地去夸去赞，等待神奇效果的到来。
当然表扬要远离无聊与油滑，要把握分寸，要讲究艺术，这里自不待说。那就请相信表扬绝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吧，实践会让你越来越感到它有着太阳般的光芒。
成就论——
大家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于作文教学，我们更应该相信“成功更是成功他娘”。成就，是每个人的终生追求。有了成就，无论其大小，就等于有了人生的辉煌。因此，成就愈大，奋斗愈甚，而奋斗愈甚，成就也就愈大。这是中小学作文教学的一条基本法则，然而，它却在现实中被到处弥漫着的浮躁与急功近利掩埋着，很少有人去研究，去运用。作文教学长期陷入自戕与沉寂，也就理所当然了。
创造一切机会，让学生去充分展示自己的写作才华，从而不断使其以小成就来成就大成就，这就是所谓写作教学“成就论”。
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为学生“创造”展示写作才华的“机会”。是每周法定的两节作文课吗？不是！是教师指导下，卓有成效地在班内开展的那些活动吗？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创造”机会，包含这样三种要素：一是社会性；二是竞争性；三是自主性。三者缺一不可！这里的“社会”，是指教学班以外的“社会”，如年级间、学校间、县内外、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时代内外，范围愈扩大，社会性愈强，展示才华的机会便愈难得，因而也就愈金贵。“竞争”是机会含义的核心，因为学生写作才华的显露，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作品有了某种或某个层面的竞争力。我们说他的作品有了多大的竞争力，就等于他赢得了多大展示才华的机会。在所有展示写作才华的机会中，学生的“自主”，又是一种永远不可撼动的“人本”基素。因为教师永远只是导演，舞台上没他的份，所以教师给学生的“自主”权以及学生自觉运用“自”的能力愈大，“机会”也就愈可观，学生写作才华的最大展示也就愈具可能性。从近几年中小学作文教学第一线传来的信息看，不少开拓者，总在这样为自己的弟子们创造着展示写作才华的机会——
他们在不懈地帮助学生创建各种类型的“文学社”。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方向，有活动，有任务，有要求……这些校园中的文学社就像春天盛开在原野上的小花，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他们在不断地指导学生创办各种“写作报刊”。手抄的，油印的，一期期，一年年，无须书刊号，只图油墨香，那种执著，那种虔诚，那种狂热，可以让许多部级文学编辑大师自叹弗如。
他们在与弟子们一起举办着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的创作活动：叫不上名字的“文学沙龙”；没有级别的“诗歌朗诵会”；连一分稿酬都捞不到却仍然办得热火朝天的各种“作文大赛”……
这就够了。
文学论文论文篇11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文学论文论文篇12
作为言语作品的文章，是言与意的统一体，即将意转换为言之后的作品。然而，只有纳入到教学程序中，文章才成为课文，具有教学的意义。所以，阅读教学就是教师指导学生由言求意的言意转换的行为，即将作者的文章还原为作者原本要表达的意。在将言还原为意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对某些言语作品的非精确认知与理解。例如读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诗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为什么会是老水车？为什么纺着疲惫的歌？歌怎么会是疲惫的？“我”为什么会是刚挣脱蛛网的理想？神话的蛛网又是怎样一幅具体的图景？这里边难以穷尽，大有文章可做，做得越多越细，则越难以刨根究底，证明读者仍未最后感觉到它究竟表达了什么，仍未真正捕捉住隐藏在言语幕后的内蕴。教师提供一个或几个答案让学生对这些诗句所蕴含的真正的意进行“是”或“非”的简单判断，总是难免给人一种雾里看花、隔山观火之感。但阅读教学终究是引导学生由言求意，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模糊集合与隶属函数的方法，求取近似值，将这些诗句视为从历史、现实角度对“我”与祖国割舍不断的血肉的整体，让人去感悟、去意会其深长悠远的韵味，不必将它的完整画面与深邃意境肢解为具体的思想与清晰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阅读教学所具有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教师引导学生依照言语作品的不确定性进行笼统认知与模糊理解。它以其更广泛、完美与高效的特征，使学生与课文迅速沟通起来，节约了信息传递，并且更自由灵活地诱发学生大脑中表象的聚集，促使学生更深切地把握言语作品整体寓意以获得更充分的审美享受。
阅读教学的模糊性，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基本形式是由模糊到模糊，一种基本形式是由模糊趋向精确。
第一种基本形式是阅读主体（学生）在认识言语作品的类属与形态时缺乏明晰的划分而产生的模糊识别，始于对言语作品的模糊感知，终于对言语作品整体的模糊评判。有的学生在课前阅读课文，大部分读懂了，有点似懂非懂的味道，觉得作为言语作品的课文是非常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1］但在上课时听老师讲解分析课文，则味同嚼蜡，原先获得的难以名状的美感至此已涣然冰释。这是因为学生在课前获得了对课文的模糊感知，而教师却以抽象干瘪的条分缕析取代了学生对课文的模糊评判，使得学生的模糊识别在中途嘎然断裂。高明的教师总是既尊重、保护学生在初始阅读课文所获得的模糊感知，又尽力地去完善学生对课文的最后的模糊评判。如在《药》的总结课上问大家：“夏四奶奶与华大妈在坟场上相遇，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的呢？”经过紧张的思索与暂时沉默之后，学生兴奋地举起手说：“我想起来了”，但回答时又支吾其词，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教师肯定了回答偶然者，因为偶然相遇使得课文中明、暗两条线索在此交汇；同时，教师又肯定了回答必然者，因为必然相遇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结果，明、暗两条线索的必然汇合要通过夏四奶奶与华大妈在坟场偶然相遇体现出来。感受言语作品的美，往往受个人的阅历、心理、修养、情趣等制约而显得灵活多样，很难划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正如康德所言：“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唯其如此，所以，“我们避免两种极端的做法：一种是关于课文的意思一定都要让学生说出来；另一种是教师一个人解说课文的内容，说明艺术形象，却没有给儿童留下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机会，而儿童的这些思想和感情正是能够反映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和体会的”。
阅读教学模糊性的另一种基本形式——由模糊趋向精确，是指教师引导学生先对课文进行模糊处理再压缩、抽象出相对明晰的界限，以便达到对课文较为明确的认识。如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时，先让学生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了解鲁迅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是如何度过少年生活的，然后让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对于该课文的内容理解，可以处理为界限相对明晰的三种认识：A、嘲讽脱离实际的清末私塾教育，暴露封建社会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漠视、束缚和残害；B、真实地再现了封建时代少年儿童入学前后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生气蓬勃的少年生活的怀恋与追求；C、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实际上，认识C更切合课文，而认识A与B也不无道理，社会上也有类似看法。明确的认识、精确的评判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只是模糊程度较浅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模糊趋向精确只不过是程度较深的模糊向程度较浅的模糊的过渡。
当然，阅读教学的模糊性并非将学生带入一个糊涂、迷惘的境地而不可自拔，而是强调、重视学生对课文由言求意的理解应具有丰富性与多元性；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单向线型思维模式给学生带来的压抑与桎梏
二
在阅读教学中对课文信息进行模糊处理，并非东施效颦，机械地照搬模糊数学的现成结论，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依据的。我们可以从言与意之间的非一致性、学生认识过程本身、阅读教学本身的特点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揭示其内在原因。
阅读教学的模糊性是否符合科学的道理，必然牵涉到言与意（语言与思维）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一般来说，语言的结构单位如词与词组、单句、复句分别对应着思维的结构单位如概念、判断与推理，这就使得语言表达思维活动的产物——思想成为可能。强调语言与思想的一致性，言能尽意，则是将“意”视为“一般人在日常的知性范围内能把握的名物事理。”反映这种“意”的相应的言语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陈述化的文字符号。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言与意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具有不一致性。周建人先生在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报》的副刊《科学》上发表《思想科学初探》，在建国后首次提出“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其实，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往哲先贤早就看到了言与意之间的内在矛盾。《周易·系辞》对儒家的言意观作了这样的概括：“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正因为言无法穷尽意，所以再设立一个“象”来穷尽意，这个意中之象后来衍化、发展为言语作品中的意象。读者只能寻言观象，再寻象观意，由言求意必须经过“象”这个中间环节。《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扬雄《法言》里也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言，难矣。”无论是庄子还是扬雄，他们都认为言是无法直接穷尽意的，更无法穷尽纷繁复杂的客观实在。如果一定要用言去表现永恒的外在客观，那只能是得其粗略而已：“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正是在这种本质意义上，道家创始人老子才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深刻命题，意谓客观的道可以说得出来则不是永恒的道，而概念能用概念来表达就不是永恒的概念。
意是对外在客观的能动反映，言要用来传达意，言则陷入了困境——无法精确地穷尽意。言不尽意，则是因为这个“意”，既是人们穷尽宇宙奥秘、体悟人生真谛时所获得的某种超验、独特的难以名状的心领神会，又是文学家在神与物游的过程中营造出来并具体呈现在言语作品中的“意象”。涵盖了“心领神会”与“意象”的意，朦朦胧胧，模模糊糊，闪烁不定，瞬息万变，它不仅包括了逻辑化的思想，而且包括了情感，更包括了思想与情感的复合体。何谓情感？情感属于感知的心理领域，是客观事物对人的作用而引起的肯定或否定，积极或消极的反映或体验。对于思想，我们可以条分缕析地采用精确的逻辑处理；而对于情感，我们则无法科学地加以量化，无法称出它有多重，测出它有多长，算出它有多厚。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语言哲学家莫汉蒂（J·N·Mohnty）也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知觉领域中实在的事物与人·才·完·整地显现出来。是知觉——而不是思想——给予我们关于其对象的实在感”，“但是，知觉领域总是比较模糊的：它有一个不确定的边界和中心”，因而，“语言指称达不到属于实在的所指的绝对确定性和单一性。”内涵丰富的意大于言，言要借助于“象”去传达意，则必然会出现言外之象、象外之意，最终往往出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产生言语作品本身的不确指性。
文学论文论文篇13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文学创作从来不源于理论思考，并超前于理论思考，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种“清风自来”的新鲜感，而这恰恰是一般批评家所未能进入的境界：他们往往把或许也曾感受到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新鲜感置之脑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材料而已。威尔逊提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也是不够的，他应该首先是艺术家，善于创作诗歌、小说、戏剧，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