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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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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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属于上海郊县的松江、太仓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属于江苏。
②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③参见陈建军《中国高谏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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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宝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各院上海规划办公室。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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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相交前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来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国际化趋势的加速，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趋于明朗，而以上海为标志物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地位在这一波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区，而在外商眼中，作为投资对象的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上的上海，而是一个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上海为圆心，以基础设施的动态条件为可伸缩的距离半径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向上海周边地区，如江苏的苏州地区，浙江的嘉兴地区外商投资都非常踊跃，苏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特别是台商投资数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的布局也从正面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如将企业的事务机构，销售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布局于上海，而将生产基地布局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例外地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总之，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构筑起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网络。这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打开外向发展的轨道，利用上海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苏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佐证，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苏南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外资方面远远超过浙江，现在仅苏州一个市的引进外资数量就超过浙江全省。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上海。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的趋势，9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控制力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与此相关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宁波、嘉兴等和上海具有比较紧密联系的地区，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移师上海”，据统计，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5万余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618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庞大的浙军(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群)之中，有的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已经将总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西湖电子、埃力生集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还有很多的浙江企业，正走在进军大上海的路上。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又称“24条”)和“新24条”(即上述“意见”的修订版)，各区专门成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种种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对内定招商目标登门拜访，宣讲政策，鼓励进沪投资发展。从而引发了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企业新一轮的进沪投资热。一些过去就想到上海发展的浙江企业，顺势应时，纷纷在上海购房产、买地块、办企业。一时之间，在上海工商企业名录上，出现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业的字号，但却在企业名称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万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动力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1)外部经济性和集聚经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的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很显然，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外部经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和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进军”上海，进一步强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4)要素流动网络。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为顺畅。比较以上4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综上所述，我们有以下关系成立：
I=f(A、T、D、N、C)
上式中：I表示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它们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A表示集聚经济及其外部性；T表示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分工；D为空间距离因素，一般地说，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越低，该因素对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正面影响就越大；N指要素流动的社会网络；C表示制度成本。
A和T，即集聚经济和外部性、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当然也受制度变革的影响，只要区域经济发展，就会推动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D和N，构成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理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快速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人们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加会产生缩小空间距离和强化要素流通网络的效应，进而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两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
C即制度成本的变动集中的体现了制度变革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制度成本是一体化的减函数，即制度成本的降低会有利于一体化进程。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看，制度成本的降低常常具有可操控性和突变性。因此，我们看到，在以往出现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高潮中，制度因素的变化常常起到一个起爆剂的作用。
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宏观政策当局主导的主观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进程的，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是想当然的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行政协调机构。而是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化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民间企业和住民，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成本，同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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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2
第一章 绪 论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2.2 国内外现状
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及形式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述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2.2.1 特惠关税区
2.2.2 自由贸易区
2.2.3 关税同盟
2.2.4 共同市场
2.2.5 经济联盟
2.2.6 完全经济一体化
第三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和影响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3.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1.2 亚太经合组织（APEC）
3.1.3 上海合作组织
3.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3.2.1 积极影响
3.2.2 消极影响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的问题及措施
4.1 问题
4.1.1 加大贫富差距
4.1.2 管理机制
4.2 措施
4.2.1 城乡一体化
4.2.2 完善管理机制
结论
致 谢
摘 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经济发展不可缺的一种方式、策略，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加大开放水平，积极加入到全球合作的队伍中，加速经济发展，提升自身利益，提升国际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而通过协议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在区域内消除壁垒，协调经济政策，形成跨国流通商品、资本、人才、劳动力等的一个经济区域。本文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内外现状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措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我们现阶段的目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措施;
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way and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oday's era. If a country is to be strong, it must increase its openness, actively join the ranks of global cooperation, speed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 its own interests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agreements to safeguard common interests, eliminate barriers in the region, coordinate economic policies, and form an economic region with cross-border circulation of goods, capital, talents, and labor.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the form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us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our goal at this stage.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ese economy; Measures;
第一章 绪 论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叫“区域经济集团化”，是现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方式，区域经济集团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地理位置邻近的若干国家，通过一系列协议和条约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经济一体化"这个词语是在1942年出现并被使用。1950年，有人认为一体化是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为了促进各国之间关系，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就有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化我国经济环境，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加速自身发展和良性竞争，促进政治、经济等多方位利益，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包含成员间贸易壁垒的撤除，又包含各种合作互助关系的建立，所以，本文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研究。
2.2 国内外现状
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80年展迅速。20 世纪 60 年代，全球共有 19 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70年代有 28 个， 80年代有 32 个，进入 90 年代，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达到 100 多个。目前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有 170 项。据 WTO 统计，截至 2002 年 3 月 1 日 ，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绝大多数是自由贸易协议，占所有区域贸易安排的 72% ，共有 175 个，关税同盟 22 个，占 9% 。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 12 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 174 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最多29 个）区域贸易协议。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首脑会议于1992年签署关于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条约、宣言和议定书三个文件，正式将该组织更名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首脑会议于1994年批准把优惠贸易区转变为共同市场的条约，宣布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正式成立。；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的贸易部长也于2001年签署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的政府间框架协议，并于2002年正式签约。
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及形式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述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离的比较近或一个区域内的两个或以上的国家为了经济和利益的共同发展,通过签订条约和制定约束彼此的共同的规范和政策,建立大家有一定有特权的共同机构,进行经济调节,达成经济和政治的联盟。根据合作国家政府的态度,可以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两种类型:消极和积极。消极是指合作国之间消除了一切贸易障碍,在一定区域实现了自由贸易;后者则指成员国为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而积极调整现有政策和手段,建立新的规章和协调机构以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包括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目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集团是欧洲联盟。
2.2.1 特惠关税区
特惠关税区又叫优惠贸易安排，国与国之间通过协定方式对商品规定特别的优惠关税，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低级和最松散的一种形式，例如：大英帝国特惠制、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木材组织等。
2.2.2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就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一个贸易区，这个贸易区里的国家取消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限制，实行商品免税流通，但是不在这个贸易区里的仍有关税壁垒。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欧自由贸易区。
2.2.3 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就是国家之间完全取消关税或其他壁垒，并实行统一关税同盟，它比自由贸易区又进了一步。例如：德意志关税同盟、东非共同体。
2.2.4 共同市场
共同市场就是除了取消关税和其他壁垒，还要取消对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流动的一切限制。使国与国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技术自由、资本自由、劳动力自由、人员自由等。例如：加勒比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
2.2.5 经济联盟
经济联盟就是国家之间不但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国家之间制定并执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共同的社会政策，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例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西欧共同市场、欧洲联盟。
2.2.6 完全经济一体化
完全经济一体化又叫政治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包括经济同盟，要求各国统一经济政策，而且还要求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权力机构，拥有全国政府授予全权的中央议会和执行机构，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级。目前世界上尚无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
第三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和影响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现在我国已经实施并参与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
3.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1年11月提出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在文莱召开第5次lO+1会议上签署了《加强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达成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定。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贸易区正式成立。它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组成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而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也是亚洲的第一个多边自由化经贸组织。
3.1.2 亚太经合组织（APEC）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简称，亚太经合组织于**年11月5日至7日成立，于1993年6月改名为亚太经合组织，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边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也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其中21个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美国、越南。
3.1.3 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宣布成立，同时，并签订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其中有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上海组织的成立表明共同利益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跨区域多边综合性组织。
3.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3.2.1 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内部自由贸易的发展，没有贸易壁垒；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合作；有利于各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投资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全球化进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等。
3.2.2 消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形成对外壁垒，导致国际竞争加剧；会形成区域化组织间竞争加剧；对国家主权造成挑战；对我国企业和市场自由化造成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等，总之，还是利大于弊的。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的问题及措施
4.1 问题
4.1.1 加大贫富差距
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必会造成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在区域经济内部，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就在进一步扩大，城市收入高，消费水平高，生活质量也高于农村，所以农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面临没有出路没有收入的问题，造成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有：沿海地区资源好，产业竞争力较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资金、人才、等都向条件好的城市去，所以加大城乡差距。
4.1.2 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不完善，缺乏一套完善的跨区域的统一的管理机制，而在现有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条件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区域内没有统一的公共管理组织。所以，很难实现整个区域利益最大化，也很难实现区域内的资源设备公共管理，这样肯定会造成整个区域内公共管理不当。
4.2 措施
4.2.1 城乡一体化
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就是积极推行城市化战略，以城市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城市人口想农村人口迁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消除城乡壁垒和政府的政策不公平对待，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推进新农村建设，还应实施产业一体化，以输出产业为主导，积极开发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重点产业，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为核心，建立地方性工业体系，消灭保护主义，规范政府行为。
4.2.2 完善管理机制
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权利的监督机制、建立政府协调机制、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建立完善的区域规划机制、建立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建立一套完整的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要建立这些机制首先应提高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认可、支持和重视，其次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把他们的职能规范化和法律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不断的迈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在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它促进中国甚至是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政治等合作，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优化资源分配，加速资源流动，管理机制的完善、贫富差距缩小、产业一体化等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应充分认识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应重视区域间经济发展规律，应抓住一次发展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以达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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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3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运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虽然有其基础和有利的现实条件，但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与挑战。
（一）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
一旦贸易区形成，东盟国家将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和挑战，例如经济一体化过程，将会连带出现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种族问题，由于东盟是一个多元化的区域，对各自文化、宗教和种族的保护，将迫使各国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必须顾及彼此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建立地区经济联盟，甚至类似欧元一样的亚洲货币，会面临很大阻力。
（二）领导权问题
对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东盟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多希望保持“10+3”现有的模式，它们企图以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投资区(ATA)计划为基础吸收中、日、韩3国参加，最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避免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旁落。在商谈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东盟仍是期望保持其领导地位。尽管中国同意保留东盟的核心地位，并对东盟中不发达成员实行特别优惠关税待遇。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的过程中，领导权问题始终将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最主要难题。
（三）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两者关系处理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专家组提交的建议中，内容多属经贸合作与经济援助问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内容相当有限。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大不相同，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和承受能力也不尽一致。同时，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税仍然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双方之间的贸易增长很有可能来自于区域外部国家的贸易转移；由于双方产业结构趋同可能会使竞争加剧，而加剧的竞争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被迫做出调整。
（四）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零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技术壁垒。
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也是有些好处：1）进口替代效应（使国内的生产增加）2）保护效应（保护国内的产业）3）转移效应4）税收效应等。放弃关税就意味着使国内的产业完全暴露在区内这个大市场之内，接受“优胜劣汰”的原则的判决，而这种“暴露”是双方面的，所以真正弄清解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利弊就要从双方的贸易相关性出发。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外部经济影响与走向
合作框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双方的联系，建设经济联系的纽带（对沿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在零关税对贸易推动的基础上，这无疑也会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这就是所说的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投资效应与贸易效应。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
1.贸易转移效应
顾名思义，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了成员国原来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从非成员国家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区内产业结构和贸易品结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以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后，区内的贸易也不会很大程度地取代原来各自与区外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一“弱点”使贸易转移效应下降，然而也避开了阻碍资源全球配置的弊端。
2.贸易创造效应
由于两方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品结构都很相似，各国为了保护国内的产业都彼此设立了很严格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这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投资与贸易空间。当贸易壁垒取消后，区内各国间的贸易将有一个飞跃。贸易往来的增多又会深化分工协作；分工的深化必将产生彼此贸易的增加——贸易创造效应，如此循环强化。另外，前面也提到了双方的互补性产品，这方面在贸易限制解除后受益更多。
（二）投资效应分析
中国与东盟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这无论在市场稳定性方面，还是法规透明健全方面都会较原来进步，随着投资环境的改良，区外的投资自然愿意将资金投放在这样一个有很大潜力的市场上。建成后的中—东自由贸易区将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区，这样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对投资者的诱惑可是不小的。
四、开创发展中国家双赢合作的新典范
不可否认，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和东盟的经济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自贸区的建立将扩大双方贸易与合作的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使中国与东盟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从而开创发展中国家双赢合作的新典范。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4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二、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核心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参考文献】
[1]EuropeanEconomy:AnnualEconomicReportfor,StatisticalAnnex,Table40～41,1995.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5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要作用
1、制定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
制定战略规划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制定者必须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同时必须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充当“战略家”的地方政府必须深会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楠神，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2、分配各种资源
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使其效用最大化。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权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尽力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同时还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区域内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
地方政府要以服务行政为理念，倍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市场机制，营造一个成熟、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向区域内的各类群体和组织提供基于区域合作发展的政策、信息等公共服务。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必须为外来的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
4、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质
地方政府应坚持科学发展与五个统筹思想，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尤其是加强区际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利益磨擦与冲突。另外，地方政府还须在遵循宪法和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加强法律的执行和监督力度。
二、地方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政府角色错位
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政府管理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与企业、市场及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管理行为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地方政府还没有完全从经济活动中超脱出来，包揽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自身承担的经济职能，直接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却做得不够。
2、地方政府存在着信用危机
作为投资软件，信用环境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因为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投资安全和风险系数。而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无疑居于关键的主导地位，因而政府失信则被认为是最大的风险，是市场经济操作系统中最具破坏性的“病毒”。地方政府的失信不仅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会使大批的外来投资者没有安全感，进而导致大量投资的外逃。
3、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强
依法行政不规范现象普谊存在。一是执法主体过多过滥，造成多头执法，交叉执法，一事异罚，一事多罚;二是行政执法目的不明确，把执法作为创收手段，以罚款代替执法;三是执法行为不文明，态度粗暴;
四是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不出示证件，罚款不提供依据，不出示处罚通知书，不开收据等;五是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并且标准把握不准，罚不罚，罚多少，全凭个人说了算。这些现象让民众怨声载道，恶化了干群关系。
三、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1、观念创新
只有从观念上全面创新，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指导具体行动上的创新。第一，责任理念。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滥用权力、违法行政、执法犯法等状况，正急切地呼唤着必须强化公务人员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并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责任机制，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责任政府、信用政府。第二，效能理念。由于资源的短缺性，政府必须尽力使各种资源的效用最大化。除了要杜绝可以避免的浪费之外，政府还应该对各种资源进行台理配置。第三，廉洁意识。要求政府员必须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自己的职权寻求额外的“租金”。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败坏公共道德、损害社会公正。
2、组织创新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6
1.2共育一体化
“德丰订单班”根据德丰集团的需求，重新审定培养目标，于2014更新调整专业设置，新设置了工程造价专业。建立了科学、规范、有序、高效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与企业共同制定专业岗位能力标准，共选课程，合编教材，全程培训，完成一体化的培养方案，见图2。
2组织实施与运行管理
通过与江苏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形成了具有沙工特色的“43211”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的组织实施与运行管理模式，所谓“43211”运行模式是指“四个专业三线协调两会一办一中心”，“四个专业”即建筑工程系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工程造价专业、工程监理专业、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直接面向合作企业，负责有关本系校企合作的具体事宜;“三线协调”即校企合作协调委员会、建筑工程专业教育理事会、建工系校企合作办公室分别在学院层面、行业层面、系部层面就校企合作一体化办学作出领导决策，形成三条运行管理线;“两会”即校企合作协调委员会和建筑工程专业教育理事会通过走访、交流与企业沟通，定期召开会议，对校企合作一体化办学作出决策指导;“一办”即建筑工程系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一中心”即校企合作一体化办学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把实现校企双赢作为工作的中心目标。
3主要成果与体会
3．1合作就业成绩斐然
沙工建筑工程系创新人才培养供应链模式，与企业合作共同实施“2+1”培养模式和“订单班”。学生通过两年的时间完成企业参与制定的课程理论学习与基本技能实训，最后一年到企业进一步强化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训练，真正实现专业与产业、课程与岗位、实践教学与真实工作情景的3个“无缝对接”。建筑工程系与江苏金厦建设集团、江苏华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兴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兴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12家信誉资质一流的企业签订了“2+1”人才培养协议书，和江苏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德丰班”明确了校企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合作办学模式已覆盖本系所有专业。不仅有利于优秀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学生就业率的提升，还加深了校企之间的合作。图4是我系学生到合作企业就业的情况。
3．2合作发展共同提高
沙工建工系于2007年开始与“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的试点，经过与江苏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多年合作，既促进了教学改革，又提高了服务能力;既推动了学生就业，又向企业输送了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既推动了“双师型”队伍建设，又加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建工专业与江苏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止到2013年12月，建工系与江苏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两个校企合作项目化工作室和一个视频直播中心;近两年来，建工专业申报横向科研课题4项，取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两项(参与)，申报省级教学教改课题多项，申报发明专利多项，省多媒体课件二等奖两项，省优秀毕业设计团队优秀奖一项，个人三等奖两项，校企合作开发课程12门，编写教材10部，其中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两部，省重点立项教材一部。与此同时，与本专业办学紧密结合的企业:江苏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7年，德丰产值为5个亿;2011年，德丰集团完成产值20个亿，被授予江苏省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苏州市政府“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称号;2013年，德丰集团完成产值36．5亿元，被授予江苏省“信用管理示范建筑业企业”，成为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首批预选承包商，同年还再度荣膺江苏省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称号。江苏德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2007年以来，沙工建工系为德丰集团提供高素质人才48个，其中8人已经成为分公司领导，26人为各分公司技术骨干。
4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发展方向
4．1成立职教集团使校企双方优势资源充分集聚
尽管沙工建工专业“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校企合作企业的数量与质量齐头并进，但是这种成绩的取得大多停留在起步阶段，合作的紧密程度大都取决于领导的重视与否。为了使校企双方的合作激励落实，成为可持续不断深化的合作行为，职教集团的成立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5］。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7
由于欧洲各国在危机爆发早期对形势判断有误，导致对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欧洲后令各国措手不及。欧盟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员国各自为政应对危机。9月底开始，危机蔓延至欧洲初期，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应对措施也是五花八门，如9月28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宣布各自出资68亿、59亿和37亿美元，分别持有富通集团在三国分支机构49%的股份，英国财政部将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的部分资产国有化等等。
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成员国间金融、经济联系密切，联手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为此，10月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等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但会议成果让人大失所望，与会领导人虽然达成多项原则共志，但未出台任何具体措施，“泛欧救市基金”也因德国、英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危机初期一段时间，欧盟各国救市行动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未能挽救市场信心，股市持续下跌，危机不断恶化，各国也因此意志到了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第二个阶段是欧洲各国联手救市。10月12日，欧元区15国举行的首脑峰会成为欧洲由各自为政到联手行动的转折点。这是欧元区成立以来举行的首次首脑峰会，尚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首相布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出席了会议。各国一改前此前各自为政的形象，达成“联手帮助银行融资行动计划”，核心内容是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优先股和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等方式，缓解金融机构的融资困境，稳定金融市场。会后第二天，各国便纷纷根据这一行动计划拿出大规模救市措施，德、法、英三大国分别公布了5000亿欧元、3600亿欧元和5000亿英镑的庞大救市案，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当日也出台了各自的救市案。在随后15日、16日的欧盟峰会上，各国还同意将欧元区的这一行动计划扩大至欧盟27国范围。目前，欧洲各国出台的救市案规模超过2万亿欧元，远远超过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援案，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除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外，还着眼未来，力求通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来防止危机重演。欧洲领导人认为，当前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却波及世界，欧洲所受影响尤其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已“病入膏肓”，须推倒重建。在10月15-16日举行的峰会上，欧洲领导人一致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18日，萨科齐和巴罗佐还特意到美国说服布什召开全球金融峰会，以推动改革。
三、结语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8
一、区域协同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一般有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基础产业所组成,因此,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还包含了功能的变化(Herrick&Kingder berger,1983)。一般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c)开启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因为其于1826年发表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中首次提出了“区位”问题,自此之后便产生了众多区域经济学理论流派。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中心推动或不平衡论――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在《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一文中认为,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区域、部门、厂商,它将以不同的强度进行分散分布,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空间内总会存在着若干经济中心或增长极、点,它会产生类似刺激作用的“磁力场”,呈现出“极化效应”,增长极、点快速发展之后,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产生“扩散效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之后经过罗德文(Rodwin)、缪尔达尔、赫希曼等发展了增长极理论(张聚华,2002)。
2、线性推进论――梯度转移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
极化推动的思想显然是非线性系统性,是一系列复杂地变动。梯度转移理论以一种层层递进的思想来强化发展,与极化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其避免了极化理论的复杂性。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周旬,2006)。点轴开发理论在形式上与梯度转移有相似之处,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
3、网络结构开发论――网络开发理论与圈层结构理论
网络结构开发论综合了网络开发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它们分别以一种严格意义和非严格的网络结构呈现出来。增长极开发、点轴开发都是以强调重点发展为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而网络开发是以均衡分散为特征,将增长极、增长轴的扩散向外推移。网络开发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整个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该理论的适用应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已经不大,区域经济实力已允许较全面地开发新区的时候。郝寿文、安虎森(1999)在界定区域经济学概念的时候,强调了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区域结构的存在,区域内任何经济活动通过区域结构的联系网络,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他的主要观点是,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区域实体,由建成区至,由城市核心至郊外,各种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用地方式都是从中心向呈现圈层状的有规律变化的。“圈”实际上意味着向心性,“层”体现了层次分异的客观性特征。圈层结构反映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景观由核心向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
4、大推进开发论――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
大推进开发论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R.Nurkse)的平衡发展理论。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由于平衡增长理论,避免了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其他部门发展的倾向,强调大规模投资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的重要性,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存在的局限性和实现宏观计划化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聚华,2002)。平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三)协同发展的研究回顾
1、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强调以系统论的方法用全局性的视角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并以自组织理论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通过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等六个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系统。由人口、社会、经济、科技、资源、环境元素构成,使系统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这“五流”的运转合理有效并且形成协调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王维国,1998)。“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当代“协调发展”的最高理念,作为其内核的“协调发展”,也被赋予了最新内涵,“协调发展”不仅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客观规律,而且既要顾及当代人,实现“代内协调发展”,又要顾及后来人,实现“代际协调发展”,还要保持“发展”在空间(包括地理空间、产业领域等)上的“协调”(熊德平,2009)。协同发展与协调发展一样同样大量应用了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同样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但协同发展更强调协同理论的应用。协同理论认为: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并由此形成的协同效应、伺服原理、自组织原理,由于其聚焦于发展问题的本质,使协同发展更具有操作性。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产业发展
张平(2005)从胶东半岛区域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的现象突出,各地区对生产要素竞争激烈,甚至不正当竞争等地区壁垒提出了解决策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组织;出台政策对地区的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等合理引导,必要约束;建立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立高效的交通物流网络;建立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刘慧怡(2006)界定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基本含义并指出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余志勇(2005)在红三角区域旅游发展协同论中试图找出协同论中的“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并认为各级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人才和资金等因素是影响甚至支配红三角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主要“序参量”。粟路军,柴晓敏(2006)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高级形式,探析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以地方利益为基础,协同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交易为协同方式,以政府机制为协同保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析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与障碍因素,构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区际协调机制,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施与监督调控。产业的有效互补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产业竞争力的协同提升是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与对策的制定是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保证(朱斌,2006)。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隐性协同和显性协同(邹树梁、高阳,2006)。巫文勇(2006)建议出台《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以促进和保障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白晋湘(2007)将协同理论引入区域农业品牌中,并认为“区域农业品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协同不同营销主体在满足目标市场消费者需要的前提下与区域品牌的资产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高明、刘俊杰(2008)得出协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增长极,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充分发挥其作用,发挥城市之间的潜能和优势,促使区域经济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协同和发展是城市持续成长的“因”,是城市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城市成长的保证和制约,是城市成长的关键和具体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陈迪,2006)。
陈玉和等(2006)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城市间的资源禀赋,实施差异互补,追求协同发展,并注意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差异互补。柳新华等依据烟台市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定位可以利用交通运输枢纽的而形成辐射线来增强烟台市与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柳新华,2007)。建立金融协调机制,加强地区的金融合作,实施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是其重要途径(刘俊芳,2007)。
(3)集群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许雪琦通过实证分析有力的证明了协同发展能够提升物流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之间各自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总体竞争力(许雪琦2007)。建立区域产业集群的统筹发展体制主要用来解决区域内各地的“诸侯经济”,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原有产业的发展现状来培育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内产业协同(张桂梅,2006)。有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目的是通过群体协同效应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室竞争合作协同,通过协同演化可以促进双方效率的不断提高和达到集群整体的最优资源配置。
(4)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
钱亦杨、谢守详早在2004年就认为长三角大都市圈应该开展跨行政区规划,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城市联系,增强大都市的内核功能;快速都市圈内的通道的建设;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积极发展本地区主导型产业,加快产业集聚进程。冷志明认为区域经济协调最主要的形式是区域产业协调,这是因为产业范畴直接或间接包括了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项地区经济活动(冷志明,2005)。在中国省区交界地域的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提出利用密切的区域空间关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冷志明,2005)。卢中华通过建立地市区域协同的内部影响因素模型,并以山东省临沂为例,找到了影响区域协同的主要因素有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卢中华,2006)。“准确的把握区际关系,是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彭荣胜,2007)。后发区域的发展滞后,会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不利于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后发区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产业的梯度转移延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会弱化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先发区域也应当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中承担更多责任。
(5)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论文中,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瓶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政府干预产生的主要问题。中央政府的财政倾斜政策不利于一些地区的思想观念真正想着市场化方向转变。长期以来,一些贫困落后缺乏主动进取意识,依赖思想严重,认为外部支持和国家援助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而不重视对当地优势资源的积极开发以及利用,从而并不利于这些地区想着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彻底转变。地方政府的引资目标责任制容易引发短期化行为。招商引资不应是短期,企业、资金和项目不是被引进来就可以了,更要能发展,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的话,靠这种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和粗放型的增长。地方利益驱动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工业结构的相思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率高达93.1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19%(马广琳、刘俊昌,2005)。其次文化与思想观念障碍。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是客观的存在的。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给区际协同发展带来障碍。宏观领域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价值观、、民族团体优越感、创新或变革精神等方面,微观领域主要体现在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等的差异(张绪胜,2001)。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上有待迅速提升。正视问题,认识到并明确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根据资源环境人口等客观因素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明确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形势。生态保护、环境保护需要更有约束力,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位清晰,政绩考核具有针对性。坚持“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继续探索。
其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史无前例。由于没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涉及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需要区域内各行业,各部门,包括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通力配合,这使得协同这些子系统具有很高的难度系数。也由于这样的系统中,不仅在推出协同发展战略后会很长的滞后效应,而且该系统受到的干扰的因素,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作用的效果往往难以在短期中体现出来。推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后,不仅在衡量其运行效果评价上比较困难,而且在改进和调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按照规划的方向进行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不断调整操作对象,使得标的指标符合协同发展战略,并促使区域经济能够在能够适当的控制下,有序地发展。
二、目前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目前研究多为当地决策者提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所得出结论都是一个范式。从分析本地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定位开始分析,然后从全局出发考虑得到最后的对策:建立一个区域机构,协调统一;建立法规制度,减少内耗;加强区域内基础建设;便捷区域各要素的流动;保护生态等等。这样的对策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困难,涉及面广,难于掌控。
第二,协同理论中最主要的一块是自组织理论和伺服原理,然而目前的这方面的应用比较少。自组织理论的应用可以在重新组织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结构而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找出区域经济中自有的发展规律,然后合理的调控各个子系统,使之符合区域经济系统自组织规律,从而自觉组织,又好又快地发展区域经济。同时在寻找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序参量,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定性分析比较多,定量分析比较少应用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定性分析也不够深入,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概念的界定,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区别,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对于区域经济中各部分该如何组织,如何发挥出协同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引入实证分析不仅能增加说服力,而且能做出一些经济预测,有利于决策者分析当前形势做出正确决策。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将得到长期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仍然属于初创阶段,不仅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案例需要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加强有益的探索;而且因为在我国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后天的经济基础又有天壤之别,所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将在我国长时间的坚持。充分利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控”,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内的有利因素,高效率的配置区域内资源,不仅能确保效率更能兼顾公平。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方法,是将协同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机结合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为执政者提供建议的有效途径。依据“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积极探索,逐步总结,找出适合本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对发展我国区域经济颇有裨益。区域协同发展是一项综合研究,协同发展论将人们对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的高度。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包含了自然协同、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得以顺利、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及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对此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差异、区域(区际)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内容和方式、缩小地区差距的协同发展、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等。目前区域协同发展的定性和实证研究较多,而针对特殊的经济区域协同发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展开实证研究较缺乏。针对转型时期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判定和综合评价,协同发展网络的构建,协同发展的趋势分析,协同发展模式选择,展开实证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新课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经济系统,有效地解决区域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针对区域协同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协同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协同发展观,促进有关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并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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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9
（一）写作背景及目的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形势之下，经济利益是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企业生产也更加注重经济利益的获取率，无论是哪个经济团体都更倾向于将生产资本投入到配置合理生产高效的地区，希望以此带动整个地区的效率和效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适用于同样的道理，若想获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让不同区域的经济要件满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为此，国家从“九五”计划开始，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了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2008年开始，国家密集出台和实施了一批区域规划，使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完善。在地方层面，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共识，各级地方政府都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五年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部分区域还编制和实施了区域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等，推动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协调发展，并积极参与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行动。
（二）论文研究方法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本文使用定性与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而且参阅了大量的期刊、论文、图书和一些权威的网站本文中的资料均来自相关图书、期刊、论文和专业网站的信息。通过收集、分析、整理、挑选出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的内容，形成本文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有力支撑。
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不同方面共同造成的结果。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理念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福利政策也各不相同，因此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下面我们将借助经济学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具体如下：
（一）区域内的科学技术应用性不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将科技成果不断应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对于商品化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创造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竞争力，形成一个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大法宝，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将先进的技术以及应用理论应用到生产中不断优化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竞争优势。我国许多区域的科技投入力度明显不足，科研费用的投入远远低于国家水平。
（二）区域内难以形成后发优势
梯度转移理论是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它主张让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优先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随后通过产业转移以及要素转移来带动经济不发达地区甚至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整体提升。
（三）主导产业缺乏强有力的带动作
用主导产业是带动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元素之一，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越强劲，对地区的辐射带动范围越广泛，辐射带动效用也越强大，可以聚集其他相关产业迅速靠拢，不断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
（一）制定切实可行的地区考核体系
我国针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之所以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适合实际情况的考核体系。切实可行的地区考核标准是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方向标。地区考核标准的制定可以将地区间的经济协调发展真正落实，不断加强区域之间的联合行动。考核体系的建立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考核的标准，另一方面是考核的内容。关于考核标准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实行不一样的考核侧重点，不能使用统一的考核标准，对于经济发达的区域，需要鼓励其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需要偏重于考核它的人均水平以及环境保护状态，积极转变剩余劳动力，提高城镇化的水平。
（二）兼顾效率与公平，合理进行资源配置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将两者放在一样重要的位置。在我国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等资源配置上，立足于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立场，从我国的整体利益以及长远发展出发，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与选择。兼顾效率和公平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府与市场失去主导问题的出现，是国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力法宝。
（三）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
增强政府的主导力量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元素，市场作为主体地位，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调节也存在了一系列的弊端，比如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容易造成地区的经济波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还需要借助政府的主导力量进行有效的调整！政府应该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增强对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
四、结论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不断摸索，不断探究，结合最新的时代形势，把握时展的新变化，适时制定适合当下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需要站在全局的观念之下，秉承着科学的精神以及务实的态度，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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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0
国际区域合作作为国际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早期的经济一体化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西欧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问题,并且更多地关注产品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与消费者消费活动的跨国流动与影响方面,关税同盟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领域。维纳(Viner,1950)是关税同盟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分析了关税同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提出了贸易转移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他认为成员国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关税同盟增进福利的可能性越大。米德(Meade,1955)研究了经济联盟存在的问题,也对关税同盟理论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分析了关税同盟对进出口商品的替代效应。
单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福利效应、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方面。有的学者(Krishna&Bhagwati,1997)研究在工业化限制条件下关税同盟福利增进的可能性,分析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追求非经济目标的国家之间建立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可能性及其福利效果。以Krugman(2003)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贸易集团的角度分析了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有的学者(DouglasL.Tookey,2007,pp.191-208)从环境、安全角度分析特定国家(中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问题。有的学者(AkiraKohsaka,2004)对东亚地区的区域金融合作进行了分析,认为1997年的亚洲今日危机为东亚的区域金融合作创造了机会,区域金融合作将让现在与未来金融结构得到强化,但区域金融合作将不会导致货币联盟。还有学者(ChyauTuanandLindaF.Ng,2001)以我国广东省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香港之间的区域分工合作为实证依据,研究了聚积经济的区域分工问题。日本西南学院小川雄平教授认为,“亚洲时代是亚洲地方发展的时代,地方的国际化可以迅速推进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地方经济合作是尊重相互独立性、主体性的交流,是可以替代大垄断资本单方面强制推行的国际分工关系的经济交流”对跨国次区域合作实践的研究表明,有关合作区域在地理上接近、在比较优势和互补性上的紧密结合是跨国次区域合作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比较成功的跨国次区域产业转移都是在特殊的区域背景下实现的(Chen,1995;Wu,1995)。一方面表现了从成熟的经济增长中心向其地区的扩展;另一方面表明政府政策和地理接近性是形成国际性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重要推动力。国家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优惠政策等途径支持具有独特区位优势(土地、劳动力成本低、紧邻高度发达大都市增长极地区)的区域发展,而且提供的投资环境与企业和民间转移产业的历史性需求相吻合(Chen,1995)。新马印尼(Sijori)增长三角中的三方合作伙伴在比较优势和互补性上结合较好,因此,在资源开发、建立产业联系和市场联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Kettune,1995)
二、国内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是世界经济大趋势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如“长三角”、“泛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发展圈”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域间合作有助于打造区域经济增长的内核,加速区域经济板块的形成,进而提升整个大区域甚至全国的综合竞争力,这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不谋而合的。学者们以上述三个区域为例对我国的区域合作进行了研究。
(一)关于区域合作模式研究
陈建军(2005)指出长三角区域在进行经济合作时不能简单的依靠行政、计划和政府间的协调手段,而是将政府的作用集中在撤除区域行政壁垒,提供区域无差异的公共产品,同时,在更多的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企业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台,利用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力量,促进地域间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推动地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刘宏松(2006)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因素、宗教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三个非经济约束条件与一体化进程中主导权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东亚地区在当前及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只能以三个“东盟10+1”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并列式发展的“三位并列式”模式推动自身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王胜今(1997)认为各国(地区)间经济、技术合作,首先是城市间的合作。他建议用交通网络、信息网络、旅游开发、人员交流、物资交流等将各城市间连结起来,探索出“地方城市间紧密合作型模式”。
(二)关于区域合作机制研究
肖金成(2007)认为环渤海地区区域合作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同时环渤海经济合作将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与前提,环渤海地区合作的前提是要明确环渤海的整体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础强化它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金太军、张开平(2009)认为长三角现行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主要是地方政府顺应自身经济发展发起形成的,在推进交流、探讨一些共识性强、实施难度不高的项目合作方面已经初见成效。程永林(2008)认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能够顺利进展,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王再文(2009)等在分析了欧盟区域合作的经验之后,以长三角地区合作为例,认为我国区域合作应建立多层治理体系,具体包括多方参与的合作机构,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一个区域合作的协调和促进机构。
(三)关于区域合作对策研究
学者们在对区域合作对策研究时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产业协作领域和政府合作方面。首先是在产业协作领域,程云川,陈利君(2009)认为在区域合作中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产业转移是有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加快区域相互开放步伐,打破区域封锁,建立共同市场,在区域内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刘姣兰(2006)认为广西在与珠三角地区产业合作时应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功能。同时应弱化行政区概念,组建跨地区企业战略联盟,以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李斌、杨丽娟等(2007)在分析了泛珠三角进行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可能性后,从分析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条件出发,对珠三角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空间组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实施产业合理空间定位、差异化发展、梯度转移等分工合作战略。
在政府合作方面,杨龙、戴扬(2009)认为地方政府合作可推动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合作应建立在关于合作的共识的基础之上;地方政府合作的基础是区域公共物品的联合提供,形成地方政府合作的机制。程必定(2009)以长三角的区域合作为例,认为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是培育和构建泛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关键。张可云(2004)认为环京区域在进行区域合作时必须从中央政府这个层次上解决区域管理制度基础问题,而在地方政府这个层次上切实转换与管属地区经济管理职能,引导企业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陈家海,王晓娟(2008)在对泛长三角合作中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构建中认为对于跨地区协调机构不在于相当于什么级别,而在于参与协调的各方是否已将相关的权力“让渡”给了这个机构;跨地区协调机制的财力的主体功能应该是用于区域合作中受损方的补偿。孙华平、黄祖辉(2008)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区域经济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日趋明显,破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进行区域产业转移。在区域产业转移内外互动中,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四)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价问题
何一鸣、陈德宁(2008)提出了“制度创新-自由贸易-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认为制度创新为解决复杂的区域统一市场交易时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促进了由自由贸易引起的市场范围扩展,从而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滕丽、蔡砥(2008)认为区域溢出是一种外部性,无论是对外溢出还是获得溢出都不受市场调节,但区域合作的基础是发挥区域的正溢出,控制区域的负溢出。对广东而言,为了保证区域溢出的有效性,不仅要加强与地理邻近省区的合作,更应加强与经济发展水平邻近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发挥双方的相互正溢出效应。
(五)关于区域合作立法方面
韦以明、周毅(2006)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分析材料认为区城合作要经久不衰并实现多底,必须从区域协调层面上升到国家协调层面,淡化政策调整、强化法律调整。建议常委会制定《行业协会法》,促进区城合作机制的市场化,防范地方政府在“多边行政”期对经济事务的不当干预;同时建议对几部污染防治法作相应修改,并就处于大江大河中上游的民族自治地方与下游发达省份开展区域合作的补偿机制出台部门规章。陈妙英(2007)认为应建立泛珠三角区域争端解决机制,此机制包括协商、仲裁、执行三个阶段,她还认为在目前没有建立泛珠三角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司法协助不失为一个解决地区间争端的有效方式,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司法协助机制。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而国际区域合作面临的发展的新趋势主要是:新区域主义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放性趋势日益增强;国际区域合作中非经济因素凸显;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复杂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启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扩大,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扩大等,区域经济合作也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国内学者以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亚地区以及泛北部湾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何娣(2001)认为我国应加快区域经济合作步伐,选择与我国成本差距大的国家组成贸易集团,即合作双方经济必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沈玉芳等(2000)从区域经济协作的角度研究了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袁庆林、周运锦(2005)认为红三角“发达地区窗口+欠发达地区”的合作模式,会对我国东中部交界地带的许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借鉴意义,并能为统筹我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做出贡献。程永林(2009)认为市场主导型的合作模式是泛珠三角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具备长期绩效的前提条件。在实现路径上,需要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和协会生成的多头并进方式逐步完成。
四、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述评
国际区域合作的研究文献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有待进一步完善,且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主要关注欧盟和北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问题,以亚洲经济一体化为背景特别是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为经验背景的国际区域合作文献相对较少,也较为分散。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区域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文献,还是新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都缺乏对国际区域合作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国际社会中的跨国区域合作现象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我国研究区域合作内容的文献,有些从政府、组织和企业的角度进行分类,有的从贸易、资金和技术的角度进行分类,虽然他们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但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同时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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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1
(一)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了以时间为序列的动态比较成本理论，即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的比较优势的变化结果来考察成本问题。该理论实质上是一种静态比较理论，采用的方法是比较静态分析，即研究外生变量的影响方式，以及分析比较与不同外生变量对应的内生变量的差异。动态分析是在引进时间变化序列的基础上，研究不同时点上变量的相互作用在均衡状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考察在时间变化过程中的均衡状态的实际变化过程。筱原三代平仅仅是考虑到了不同时间点的差异状况，而最终又归结为以最后一个时间点为起点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局限于结果的再次比较，而没有考虑到变动的过程。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内在支点
1．比较优势衰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互相模仿和学习，以及各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加深，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呈现逐步减弱的趋势，也就是说，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会不断衰减。延缓衰减的可行办法就是，向区域优势产业注入更多的其它区域不易模仿、学习和替代的要素，或构筑独立的经济运行模式。例如，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文化的注入，区域体制、机制的革新，运行模式的变革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另一个简捷有效的办法是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它可以有效保持区域优势，甚至在特定阶段强化区域的经济优势，保持区域持久的竞争优势。
2．动态比较优势的测度模型。按照区域经济发展对某类优势经济要素的依赖程度差异，针对差异的存在和比较的必要，提出优势弹性概念。所谓优势弹性是指区域经济发展对某种类别经济要素的依赖程度，亦即对不同区域同类、同质经济要素对特定区域经济贡献程度的体现和比较。
运用特定要素的比较优势对经济的贡献(A1，A2，…An)，考察特定经济优势对区域经济增长持续贡献的能力和趋势。其中地区经济增长为(G)，动态比较优势指数为(E)：
Ea=An-An-1/Gn-Gn-1………………………(1)
对要素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处理，区域综合动态比较优势的简单模型为：
Ep=Ea×ka+Eb×kb…En×Ln/Ea+Eb+…En………………………(2)
其中En，是第a种比较优势的贡献指数，Eb是第b种比较优势的贡献指数，依此类推，Ea，Eb…En分别为Ea，Eb…En的权重，En为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总体水平。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比较优势对区域经济贡献率的时间序列比较，测算特定比较优势对区域经济贡献的变化情况――动态比较优势指数，即(1)式，以此为基础对区域的不同比较优势进行加权处理，以得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总体水平，即(2)式，成为综合动态比较优势指数，总体上说明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综合水平。必须指出，该模型尚需大量实证资料的验证，有待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二、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经济转型及其动因
(一)经济转型
1．经济转型主要理论。理论界对经济转型的认识非常宽泛，主要按照以下逻辑理解。一指经济制度的转变，即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发生改变，比如苏联和东欧剧变就属于这一类型，是一种根本性变革；二指经济体制转变，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变更，例如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起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经济体制；三指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主要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四指经济结构转换，包含两个层面，从静态看，经济区域或者经济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内在要素配比发生重大变化，如由工业比重较高的产业结构，逐步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变化。动态看，经济结构是经济主体经过长期经济过程形成的支撑区域经济运行的骨干框架，以及展开经济运行的路径，它凝结经济活动中价值的创造过程，是有序列，有组织，有特定架构的区域运行机制。五是指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直接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
2．经济转型。理解思路和框架设计的差异，以及社会制度、文化理念的差异造成了对经济转型理解的分歧。综合多种观点，笔者认为：经济转型是经济主体主导的，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变革为主要内容，在结构、机制、效能等方面发生的经济系统变革。据此，经济转型主要由三个方面形成：第一，经济转型主要包括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三个层面；第二，经济系统的机制、功能、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第三，经济主体主导经济转型过程。
(二)区域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区域动态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由经济要素的复杂组合而成；可以通过开发静态比较优势，注入新内涵形成；通过生产流程和管理创新形成。笔者看来，挖掘动态比较优势，就是运用变化、发展、科学判断的方法来分析、组合、创造、消亡既往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静态比较优势，并通过创造性的方法深刻挖掘区域内符合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和不竭的发展动力。运用比较优势衰减理论及其模型可以判断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水平，为区域经济规划提供科学参考。动态比较优势必须符合经济转型目标的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区域经济转型必须着力挖掘区域内部所拥有的综合比较优势，运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现和创造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为区域经济转型创造要素和制度条件，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三、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
(一)区域静态比较优势分析
静态比较优势主要指现有资源优势和产业构成。内蒙古
中部地区形成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对已经具备的资源优势的发挥和运用。因此，经济中的静态比较优势就体现为当前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所谓优势产业。相对优势产业包括：第一类：以煤炭资源为基础和核心的产业类别，包括煤炭产业、化工产业、电力产业。具体有煤炭的出产、运输、销售；煤化工、煤液化、煤转油；火力发电为基础的电力输出；第二类：冶金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材料产业等产业类别；第三类：包括以稀土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和以生物、信息为核心的新技术；第四类：农畜产品加工类。这些优势的根基在于资源型产业，随着资源优势的衰减，经济发展必定不可持续。
(二)遴选区域动态比较优势
1．遴选标准。按照现代经济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即，一是形成内生拓展性经济体系或区域经济；二是形成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四是形成工业化为根基，信息化、数字化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五是深化经济体系的竞争与合作。五大标准代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反映了未来人类的共同需求，共同描绘了区域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区域经济转型必须遵循准则。
动态比较优势不仅局限于资源分布以及主导产业，遴选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必须考虑以下方面。其一，现代经济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并非完全取决于民族经济主体人数的多寡，也并非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分布状况，人口的整体素质是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还必须考虑到，政治体制，产业政策，民族文化，区位特色等多方面因素。动态比较优势是多种条件的有机结合。其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激发出文化的活力，加强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成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内在核心。其三，区域经济发展源于区域优势的发挥，从而合力获取区域优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区域的动态比较优势与市场的适应性上。其四，必须符合区域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区域产业结构是围绕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相互关联的紧密整体。区域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首先取决于地区专门化产业与辅助配套产业之间是否协调。其次取决于地区专门化产业与区域内非专门化产业部门是否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提高区域内居民的经济利益。形成内蒙古中部地区整体的综合比较优势，取得规模效益。经济整体的动态比较优势才能权利推动经济转型。
2．内蒙古中部地区动态比较优势遴选思路与结果。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结合内蒙古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筛选过程与结果如下：第一类，煤炭产业和电力产业以及低端化工产业不符合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代价巨大，所以应该逐步削减规模。寻求其替代产品(新兴能源)的开发与大规模应用，因此新能源行业将逐步成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有代表性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第二类，冶金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材料产业作为支撑区域经济的关键产业，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类产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竞争趋于激烈，产能过剩和产品结构问题突出，利润率逐步下降，增速趋缓。这些产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同时产生大量副产品，经济增长的代价沉重。因此，应该以集约生产为模式，注入拥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高端，经过筛选，冶金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材料产业的高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符合动态比较优势的判别标准。第三类，以稀土资源为依托的高新技术和新材料研发，储量的垄断性占有高附加值，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体要求。第四类，农畜产品加工类。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的集约化是农畜产品加工类能够符合要求的必然出路。现代生态农畜产业，这是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类别。
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集中体现于以下方面：
有机整合的多元文化，区域的动态开放的多元文化，在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和核心的优势要素就是区域的多元文化，区域聚合了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明，聚集了穆斯林文化，同时囊括多样文化形态。多种类型文化通过人们的经济交流和生活民俗文化交流，形成了以多民族文化交互的极具活力的多元综合文化系统，成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文化内核。
动态城市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包头到呼和浩特，城市经济结构具有明显互补特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经济关联路径，四个城市的经济联系起来看，具备形成完整城市经济链条的空间和潜力。按照主导产业的关联性来看，乌兰察布处于经济链条的最上游，鄂尔多斯次之，接下来是包头，处于高端的是呼和浩特，区域经济整合和发展的主攻方向，这显然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化和集群化的要求。
畜牧经济是区域经济竞争潜力最大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发展趋势来看，畜牧经济是最符合经济发展本质的经济形态，它发展的可持续性强，副产品极少，综合效益高，是内生拓展型的经济形态，符合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自由和谐发展。这种经济形态的存在自然为今后区域经济形态的丰富留存了珍贵样本和发展空间，为人类储备了最符合发展本质的经济形态和生存方式。
四、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经济转型与动态比较优势互动
(一)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转型的拟合预测
拟合预测是建立一个模型去逼近实际数据序列的过程，适用于发展性的体系。建立模型时，通常都要指定一个有明确意义的时间原点和时间单位。而且，当时间趋向于无穷大时，模型应当仍然有意义。将拟合预测单独作为一类体系研究，其意义在于强调其唯“象”性。一个预测模型的建立，要尽可能符合实际体系，这是拟合的原则。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转型的拟合在实质上就是将动态优势与目标模式匹配。经济转型寓于经济运行中，经济转型结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型，经济转型过程必须符合和发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动态比较优势。只有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作用发挥与区域经济转型过程全面拟合，经济转型的预期目标才能完全实现，从发展趋势来看，双方的关联程度越高，说明经济转型的结果就越好，说明经济转型过程中，动态比较优势发挥的程度就越高，经济的效率与活力就越明显。
(二)动态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转型的主要根据
动态比较优势是经济运行的根基。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包括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文化产业、符合城市经济有机联系的动态发展的经济结构条件、有机整合过程中的多元文化、符合人类发展本质的畜牧经济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了区域综合动态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和最大资本。城市经济之间在总体来看，处于产业的不同位置，因此，城市经济之间具备很强的互补性和吸引力，为经济转型的目标――形成区域经济高度关联的有机经济体系――提供了具有很强扩展空间的经济条件。经济转型必须依靠文化转型的实现，文化的转型是经济转型的先行者，它能够表现出区域经济主体对于经济转移的总体预期和意愿，区域内所具备
的不断整合过程中的多元文化，必然激发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为经济转型提供思想和意识文化条件。畜牧经济形态经济价值虽然有限，然而，考虑到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畜牧经济必将对区域经济转型将产生潜在而深刻影响。
(三)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转型的互相促动
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孤立存在，经济转型是动态比较优势的整合运用过程。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构成一个具有很强活力的动态有机体系，各要素之间高度关联，形成的是区域综合动态比较优势。资源型产业的高端化、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文化的多元有机整合。归结起来，经济要素的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经济转型的物质条件；多元文化整合为区域经济转型创造了思想和文化基础，说明区域经济转型是由区域经济主体主动选择生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畜牧经济形态对现代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与结果的调整与修正，对工业和信息化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外在保障。它们共同构成区域经济转型实现的主要条件，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然而，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蕴含着动态比价优势的丰富过程，使得动态比较优势体系也在不断的调整内容、结构、功能，所以经济转型对与区域动态比较优势起到了促进作用，动态比较优势在转型过程中得到了从内涵、外延、从内容、结构到功能的全面更新。动态比较优势系统的优化过程与经济转型过程相互促动，必然对区域经济转型的过程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完成经济转型的预期目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2
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发展是一类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1]，其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因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给政府管理者有效决策带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逐渐深入，使得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而系统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和解决问题手段。近年来，把系统科学和其他学科交叉研究，从整体性出发，从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中揭示整个系统的运动发展规律以成为一种科学的趋势。我们把系统方法引入区域经济中，以促进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壮大提供理论支持。
一、系统论概述
系统论最初为一般系统论，是贝塔朗菲（L.V.Bertalanfy）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2]，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科学。中国最初接触的系统理论是一般系统论即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曾有人称之为“旧三论”，随后又出现了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超循环论等，现在人们所讲的系统论一般是指这些理论的总和[3]，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其目的在于调整系统结构，协调各要素关系，使系统达到优化目标。后来这一理论推广到其他领域，从而形成了跨学科“现代系统论”。
二、区域经济系统分析的必要性
首先，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是一个多因素决定，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统一体。它的动态化、立体化、社会化、多层次性决定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区域经济和其他的系统相比有其特殊的性质，从形成的过程看，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人文的、社会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其自身的不稳定性。从组成要素上来说，它是多因素的综合体，这些因素包括了自然的、人文的、经济的、技术的，从而增加了区域经济研究的难度。
其次，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时，由于区域的提出，容易使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把研究的重点仅仅局限与区域之内，从而割裂了经济的整体性。同时，经济产业构成的复杂性也使我们在对区域经济进行考察时，容易割裂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孤立的研究某一产业的发展，忽视经济系统的整体涌现性。
三、区域经济系统特征的系统性分析
1.综合性和整体性。区域经济系统的综合性是指系统要素的多样性，既有自然因素，又有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一个区域经济涉及到若干个省市区，是这些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相关性，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经济为合作主体的联合体；整体性是指区域系统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综合协调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才能获得最佳的整体性能。我们所说的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定义：一是区域经济运行过程的完整性，即任何的区域经济都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完整的过程，任何区域经济都不可能割裂这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在进行区域研究中不可能抛开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而单独地对某一环节进行研究。二是组成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的整体性，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组成，都具有国民经济大系统综合性的特点，包括了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业等产业部门和职能部门，是综合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乃至社会部门的经济综合体[4]。
2.动态性和开放性。区域经济系统是涉及大量要素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其结构、组成要素的水平与变化速度等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区域是一个开放系统，进行着能源、原材料、产品、人员、资金和信息的流动。如前所述，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与梯度，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的发展优势，把不同的地区协调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大系统的整体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是区域系统向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封闭、 孤立必然导致区域系统的衰落，这已经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历程所证明。对一个区域经济系统来说只有对外部环境开放，同环境相互作用，同外部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才能生存和发展，开放的越充分有效，越有利于系统的发展。在发展区域经济时，我们必须对开放加以控制管理，管理控制不健全，区域经济也不可能正常的发展。
3.空间性和区域性。区域系统总是同一定的地表空间相联系，系统要素的空间分布、地区空间范围、空间距离、空间联系等在区域系统中有重大作用，对区域系统的组成部分如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的行为有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区域系统空间性的含义。同样是平原地区，在大中城市周围的地区因受到较强的经济辐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就较远离大中城市的地区为高。例如，江苏省苏南地区处在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大中城市的影响范围之内，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苏北地区。
4.层次性。任何一个空间范围较大的区域系统总可以分解成若干空间范围较小的区域系统；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看成是某个较大区域的子区域，由此形成区域系统的层次结构。中国经济区域的层次结构最高层次（顶点）为国家，第二级为三大经济地带、南方和北方，第三级为大经济区，第四级为省级经济区，第五级为省内经济区，第六级为城市经济区（地市级），第七级为县级经济区（县市级），县级以下还可以有县内经济区、乡镇级经济区等。系统的层次性原理指的是，由于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的种种差异包括结合方式上的差异，从而使系统组织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形成了具有质的差异的系统等级[5]。区域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是区域经济层次性的主要成因，同时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性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5.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自适应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系统对外界环境变化自动反应性；第二，系统受外界环境变化干扰后自动恢复平衡的稳定性；第三，系统为适应新的外界环境变化而发生突变，导致系统结构变化与重组的演化性质[6]。开放系统在系统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下，内部要素的某些偏离系统稳定状态的涨落可能得以放大，从而在系统中产生更大范围的更强烈的长程相关，自发组织起来，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表现出强烈的自组织性。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表现出自组织性，即产业的成长扩大和经济系统的完善发展。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但可增加产业的经济总量、提升产业的地域地位，也会通过产业发展的前后向作用而带动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群的形成发展，从而使区域经济在产业相互的促进中得到发展，区域经济的长足发展更加优化区域的经济优势，使区域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从低级到高级。
四、区域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
区域经济地域系统是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各具功能和结构特征的多层次有机组合体[7]。通过改变结构，达到完善功能的目的，基于此我们才有了发展区域经济的目的和空间，反过来说，一定的功能又建造出新的结构。任何系统都是由相应的组成部分，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在空间上，区域经济系统是由城镇体系和相应的行政管辖区组成，城镇为其管辖区（农村）提供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现代文明，农村既是城市的市场所在，又是城市的供养来源[8]。二者相互联结的纽带是各种经济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与需求，在性质上，区域经济系统可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和经济手段进行调整和发展，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和升级，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分工，提高区域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水平。
五、区域经济的发展机制
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本质上是区内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过程[9]。区域系统接受区域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流的输入通过产业系统在各个子系统协调作用下产生新的物质和能量，通过在区域经济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交流和作用，促使系统的进化和发展。每一子系统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保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协调，明确各个系统间的关系，整个系统才有可能进步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可通过两种过程实现：一是系统内组织过程，即区域经济系统的产出一部分输出，另一部分在系统内自我消耗用于系统的发展[10]，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投入等，也可是区域环境的改善优化产业系统的改造等。二是系统外部的投入带动整个系统的发展，即该区域系统的输出必须有助于对外部投资的吸引，这里的区域系统输出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能量的输出，一部分是该区域经济系统信誉度的输出，两种输出的结合才有可能吸引外部的输入，从而促进该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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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邹珊刚，等.系统科学[M].新科学丛书，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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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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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3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http：／／xlan-touns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