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结构论文篇1

当世界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就可发现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活动空间的不断改善与扩充。远古伊始，人类或挖洞穴居、或构木为巢，仅是为争取胜一个生存的空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懂得运用各种材料建造出更牢固、更舒适的空间。从古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到当今英国正在兴建的“千年穹顶”，其直径由42m扩大到320m，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20世纪人类的活动更加走向开放，人们已不再闭关自守，而是不断扩大国与国、洲与洲以至全世界范围的交流。这种需求必然会影响人类建设的格局。在各种交流活动中，体育比赛无异是一种最激动人心的方式。因此，奥林匹克体育竞赛馆、世界杯足球比赛场……就在世界各地堀起。学术、文化、艺术与商业上的交流促使一些大城市建成了规模庞大的会议展览中心，此外，各种临时性与永久性的博览会，也要求提供上万平方米的面积。为了进行交流，人们要更多地乖坐飞机旅行，20世纪是喷气式客机的世纪，因而大规模的候机大厅与飞机库就在本世纪诞生。这些建筑都有毫无例外地要求一个大的活动空间，因而跨度大、自重轻、造型富于变化就成为这些建筑的共同特征，有时还要求所围护的空间能够随时开启与闭合。纵观建筑结构的发展历史，三维的空间结构是最能满足以上要求的，往往成为众多结构方案中的首选。[1、2]

在人类古老的建筑中早就已经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痕迹,例如我国半坡遗址的居屋就是一个原始的空间骨架,而北美印第安人从他们始祖继承下来的棚屋,其以枝条搭成的穹顶与现代网壳则有惊人的类似.其后,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所出现的教堂建筑,以砖石构成的穹顶虽然又厚又重,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体现了空间作用.然而现代空间结构的出现,应该从20世纪初期兴建的钢筋混凝土薄壳算起,这应该道德归功于先进建筑材料—钢铁与混凝土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百废待兴,大量的建筑使空间结构走向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50年代后期以杆件组成的空间网格结构崭露头角,其中平板形的称为网架,曲面形的称为网壳.这种结构的杆件以钢、木或铝合金制成,通过节点组合成网状结构.以后又陆续出现了以受拉来主要受力特征的张拉结构,起初有以钢索承重的悬索结构,其后则有以合成材料制成建筑织物来受力的膜结构.就结构自重而言,从砖石穹顶的6400㎏/㎡减少到膜结构的10㎏/㎡,说明了建筑结构飞跃的进步.因此,空间结构已成为本世纪建筑结构学科中最重要与最活跃的发展领域之一.

空间结构建造及其所采用的技术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建筑技术的水平,一些规模宏大、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大型空间结构也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与建筑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世界各国在体育场馆、会议展览中心与机场的大规模建筑中采用了不少引人注目功能的要求.集中反映了当今的世界潮流,下面拟就体育建筑中采用空间结构后些典型工程加以评述,并对中国今后空间结构的发展提出一些看法.

二、当代工程进展

体育建筑一直是空间结构应用的广泛领域,其中网架又是在早期建造得最多的一种结构类型,60年代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体育馆采用的网架结构启发下,中国用自己的力量设计与建造了首都体育馆.当时加州大学体育馆的尺寸是91m×122m,采用正放四角锥网架,而首都体育馆的尺寸则是99m×112m,采用两向正交斜放网架.这个大跨度网架的成功兴建大大推动了网架在体育建筑中的应用,此后一些省市的主体育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采用网架结构.1990年北京为亚运会所建设的13项大中型体育馆中,就有半数以上采用了网架结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近年来,可能由于平板型网架的外形过于单调,失去了建筑师们的偏爱.另外,由于计算机的迅猛发民展使曲面形网壳的设计与制作大为方便,因而在体育建筑中网壳的应用有逐步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穹顶几乎风靡了日本全国.

穹顶（dome）就其原意来说是一个半圆形的顶盖，而用网壳建造穹顶并非新事，早在本世纪初，德国工程师施威德勒（Schwedler）就发明了一种肋环斜杆型的网壳，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网壳一直在圆形屋顶的建设流传。70年代美国休斯顿的宇宙穹顶（Astrodome）和新奥尔良的超级穹顶（Superdome）也分别以196m和207m的直径保持了多年的网壳大跨度记录。90年代这种穹顶在日本得到了振兴，其名称为被音译为“多姆”（卜-），其外形也不限制为圆形了。一些城市的体育馆都有被称为“多姆”，象大阪、名古屋、大馆、熊本以及札幌、仙台等地已建成或准备兴建的“多姆”就不下二来个。这种穹顶的特点是，不仅可以用作体育比赛，还可以用作多种文化活动与展览的场所，这正符合了人们要求交流的需要，同时在建筑与结构上也有所创新.

日本名古屋穹顶（图1）是当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单层网壳。该体育馆整个圆形建筑的直径为229.6m,支承在看台框架柱顶的屋盖直径则有187.2m,采用以钢管构成的三向网格.每个节点上都有六根杆件相交,采用直径为1.45m的加肋圆环,钢管杆件与圆环焊接,成为能承受轴向力与弯矩的刚性节点.由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穹顶的单层网壳(直径93.5m)在1961年的一次暴风雪后出现过倒塌事故,大跨度的单层网壳一直被视为.名古屋穹顶之所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是与科研工作分不开的.在设计中曾对各种荷载情况以及抗震、稳定与施工过程中的缺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大阪穹顶的中间部分是直径为134m的双层网壳,周围与宽16m的Y形钢框架相连接,形成直径为166m的圆形顶盖.整个网壳通过受拉环支承在九层高的框架上.如图2所示,大阪穹顶在建筑上有一些特色,首先是在框架顶部建造了一圈作为商业与文化娱乐用的拱形“节日大厅”,宛如浮云环绕着穹顶.此外,穹顶上部的顶棚可以上下移动以满足不同的功能,譬如体育比赛时,顶棚向上升高,形成宽敞的空间,而举行文艺演出时,顶棚可以下调,以增强音响效果。

澳大利亚悉尼市为主办2000年的奥运会而兴建了一系列体育场馆[3].其中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与用作球类比赛的展览馆采用了材料各异的网壳结构.水上运动中心的屋盖净跨67m,采用带拉杆的圆柱形网壳(图3).钢管杆件沿斜向布置并将推力传给边桁架,沿纵向每隔25m设一道加劲拱形桁架.这样形成的受力体系是:重力荷载由带拉杆的网壳拱肋承受,而稳定性与抗弯刚度则由加劲桁架提供.该馆的一个特点是奥运会期间可向外增设8000个座位,为此沿一侧纵墙设置了一榀净跨140m的拱形立体桁架,其斜杆用来悬吊网壳屋盖并防止拱的侧向压屈。

皇家农学会的展览馆在奥运会期间用作排球、手球与羽毛球比赛之用,包括一个直径100m的圆球形网壳与三个跨度为67m,矩形平面的圆柱形网.两个网壳均为单层,采用三角形网格.杆件为胶合木梁,两端以钢节点连接,可承受压力与弯矩.如此大跨度的单层网壳,稳定性是结构设计上的主要考虑,三角形网格就可提供较强的剪切刚度防止局部失稳.此外圆球壳采用较大的矢高一35m,圆柱壳则每隔3m6加设V形桁架相连系.胶合木梁的杆件稳定性则以固定在梁顶部的连续圆钢管檩条来保证。

由于建筑织物这一新型材料的出现,使膜结构逐渐得到了应用。当代日本的穹顶开始于东京的后乐园球场。这个直径204m的气承式空气膜结构以其最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来维持屋盖的安全。在此之间，美国的一些气承式空气膜结构体育馆曾多次发生事故。因此这个机械、电子与土建相结合的智能建筑多少消除了人们的担心，也使日本建设省下决心批准这种空气膜结构可以作为永久性建筑。然而，曾几何时，昂贵的运转与维持费用又使后乐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以致日本以后的穹顶大多采用空间网格结构来支承膜屋面。

位于日本雪国秋田“空中穹顶”建于1990年，当时是仅次于后乐园的大型室内运动场。建筑切取球体的一部分，长边为130m，短边为100m，高30m，采用骨架支承膜结构（图4）。屋盖的格构式空间拱系沿长向为空腹拱、沿短向为钢管拱，交点为刚接。沿长向还设置钢索，以便对膜面施加张力，从而在屋面上形成V形槽沟，使雪易于滑落。另外利用紧贴膜面的钢管拱作为通道，向其中送暖风，对屋盖起融雪作用。屋面膜材为单层玻璃纤维织物涂敷特氟隆。这是位于寒冷地区的体育馆采用大跨度膜结构的成功范例。同样位于秋田的大馆穹顶，其屋面也采用了V形膜面，但为双层，支承骨架则是胶合木拱。这个平面为卵形的网壳（178m×157m）因地制宜地采用了当地生产的木材，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木穹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大跨度网壳采用了木结构，一方面是利用木材便于受压的特点，一方面也是由于当前“绿色建筑”的潮流所驱使。

日本熊本公园体育场，不像东京后乐园那样采用全封闭的气承式空气膜结构，而是在主屋盖部分采用了杂交索加强双层气承式空气膜结构，其基本设计思想是使屋盖像浮云一样覆盖在大地上。双层空气膜结构直径为107m，中心部分设置了高14m的圆锥形钢结构中心环。中心环与周围的环状桁架之间由上下各48根钢索连接并覆盖以膜材，完工后向双层膜中加压，以保持其设计开头结构体系和双层空气膜的构成如图5所示。熊本穹顶是由传统的气胀式空气膜结构和车轮型索结构复而成。钢索不仅是作为膜的加强材料，也是主要的承重结构，形成了融合两种特色的杂交结构。

70年代，美国盖格尔总结了气承式空气膜结构的经验教训，在已故著名结构专家富勒创始的“张拉整体”（Tensegrity）体系这一概念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以索、膜与压杆组成的“索穹顶”设计，荷载从中心受拉环通过一系列幅射状脊索、受拉环索与斜拉索，传到周围的受压圈梁上。这种结构成功地被用在1986年韩国汉城奥运会的体操馆与击剑馆上，其直径分别为120m与93m。其后索穹顶得到了不断地创新与发展，用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红鸟体育馆（椭圆形91m×77m）、台湾桃园体育馆（直径136m）以及佛罗里达的太阳海岸穹顶等工程其中跨度最大的是太阳海岸穹顶（图6），由于直径达210m，设置了四道受拉环索，为了满足棒球比赛的要求，屋盖倾斜为6°，最高点离地面68m，使空间符合飞球的射线。玻璃纤维膜材敷设在主结构的脊索与幅射状的谷索之间，后者将膜材下压并张紧，同时也便于排水。

美国李维也继承了“张拉整体”的构想，并采用了富勒以三角形为基础的屋盖体系，开始称为“双曲抛物面一张拉整体穹顶”，以后注册“腾星”（Tenstar）穹顶，其处女代表作就是199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会主馆—佐治亚穹顶。这个尺寸为235m×186m的拟椭圆形索膜结构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室内体育馆。穹顶的上索网采用三角形网格，膜采用菱形单元以便形成具有足够刚度的双曲抛物面。以后这种穹顶又用于阿根廷的拉普拉达体育场，平面由两个重叠的圆（直径为85m，圆心相距48m）组成，具有双峰的外形。两个腾星穹顶支承在看台顶部周边三角形桁架和中间钢拱架上。屋面采用22%透光率的新型织物，加上周边开敞和良好的通风系统，使得草坪得以生长。

在所有的体育建筑中，体育场可说是变化最大的，也最富有特点。最初的体育场不过是一片没有遮蔽的露天场地，周围设置了一些看台，以后勤部部分看台上加了挑蓬，其悬挑的跨度不过十来米。随着需求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不但悬挑跨度越来越大，覆盖的范围也发展到了全部看台，仅留下了中央的一部分露天比赛场。然而，体育场的发展并未到此为止，中间部分的顶盖还能做成晴天开敞、雨天遮蔽的开闭结构，以至体育场和体育馆之间已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了。

近代体育场的兴起首先要归功于世界杯足球赛，因为每次比赛都要在若干个城市的足球场上进行角逐，像1990年世界杯赛在意大利举行，就新建或改建（加盖）了11座体育场。其中罗马奥运会体育场原建于1960年，平面尺寸为308m×237m，改建时采用了以幅射状索桁架与受拉内环相结合的结构体系，悬挑跨主工业区50m。新建的巴里足球与田径场则以成对的悬挑箱形钢拱作为承重结构，最大悬挑跨度为26m。两者都采用涂敷特氟隆的玻璃纤维布作为屋面。

此外，世界上一些主要城市也都需要一个达到国际标准、观众席在3万人以上的体育场。正因为这个原因，香港在1994年对原有的露天下政府大球场进行扩建，将观众席增加至4万。由于现存的钢筋混凝土看台已不堪重负，在结构布置上另辟蹊径，即沿球场长向设置两铰落地拱，来承担部分屋盖重量。拱与看台边梁之间架设曲线形立体桁架，其上铺以膜材，形成折线形屋面。钢拱跨度为240m，矢高50m，采用3.m5方形截面.立体桁架的跨度在4m0至55m之间,为三角形截面,高3.5m桁架之间设有谷索用来张紧膜材(图7).

作为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悉尼,理所当然地需要建设一座大型体育场,其设计规模为8万人,奥运会期间可扩充到11万人.结构布置类似香港体育场,也是沿长向设置两铰落地拱,跨度达290m,但看台屋盖则是采用了两片新月形的双曲抛物面网壳,这样的几何造型更美观,同时双曲面也能发挥其空间作用.钢拱为三角形截面的格构式桁架,最大高度12.m,每个网壳覆盖了大约220m×70m的面积,为双层铰接,最大厚度4.5m,网格尺寸为10m,网壳上覆盖以半透明的聚碳酸脂屋面板。

作为采用膜结构的挑蓬来说,以受拉内环、索桁架与受压圈梁相组合的结构体系是一种适宜的选型.1990年罗马奥运会体育场扩建,1993年德国斯图加特为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原有体育场改建都采用了这种形式.1998年马来西亚吉隆坡为英联邦运动会新建了一个10万人体育场,其平面尺寸为286m×255.6m,看台的挑蓬跨度达66.5m.和前两个体育场不同的是它的受拉内环做成双层,上下索之间以高18～20m的钢柱相连系,周围的受压圈梁则为Ф1400㎜×35㎜的钢管.在受拉内环与圈梁之间有36榀幅射状的索桁架,其上设置了带拉杆的钢管拱,拱与拱之间可形成马鞍形膜屋面,膜材采用了聚氯乙烯树脂，外加一层含氟高分子的保护层。

三、中国的发展水平与前景

自从50年以来，中国在空间结构领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工程应用或理论研究方面均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网架结构的应用范围与面积已位居世界各国前列，像首都体育馆上上海体育馆这样万人级的体育馆仍是大跨度网架结构中的佼佼者，近年来网壳结构逐渐兴起，在体育馆建设中颇有取代网架之势。天津市体育馆的双层球形网壳，直径有135m，黑龙江速滑馆的主体结构采用由中央圆柱面与两端半圆球面组成的双层网壳，其轮廓尺寸为86.2m×191.2m.中国的悬索结构早在60年代即已起步[4],当时曾建造了直径94m的圆形双层悬索,用于北京工人体育馆.其后在安徽体育馆等工程上采用的横向加劲悬索体系,以及在吉林滑冰馆采用的空间双层索系,都体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相形之下,同属于张拉体系的膜结构,在中国的发展还比较落后.但最近建成的上海体育场马鞍形看台挑蓬,采用悬挑钢桁架覆以伞形膜材,是中国的第一个大跨度膜结构,虽然其技术与材料主要还依靠国外,但对中国膜结构的发展必然将起推动作用.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制定空间结构技术规范的工作上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有关薄壳、网架、网壳、悬索等的规程与标准,有的已经颁发,有的正在编制,这些技术文件是中国在空间领域内工程实践和科研成果的结晶.

展望未来,中国正沿着改革开放道路阔步前进,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必将建设更多的体育、展览、会议和机场建筑.这将为空间结构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机会.经验证明,为了推动应用,相应的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过去,这些工作也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以冀空间结构不断获得理论储备[5].根据国外的经验,还有两个薄弱环节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空间结构的向前发展,即结构形式和结构防护,必需及早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

空间结构论文篇2

1 研究 目的地空间结构的意义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在单个 旅游 目的地的空间结构研究方面已有较多成果，比如：陆林[2](1996)以安徽黄山、九华山和齐云山为例，阐述了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并 应用 对比的 方法 ， 分析 了 中国 黄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旅游者空间行为的共性和个性。而张捷、都金康、周寅康等[3](1999)以九寨沟及比较风景区为例，用游客距离衰减曲线和多种距离累计曲线揭示了观光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整体特征和空间距离分异特征。另外的一些类似研究还包括潘勇[4](1998)对上海市区居民旅游强度、频度分析及旅游行为模式；朱同林[5](1998)对九华山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孙玉贞、马耀峰等[6](1998)对昆明市亚太地区主要旅游客源特征；邓明艳[7](2000)对成都旅游市场时空分布模式等。 在国外，也有一些关于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的空间分析和测定 文献 ，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需求预测及其数学模型的构造；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以及游客流空间结构的研究。在旅游空间模型方面，Wilson[8](1967)对游客空间分布模型的统计 理论 进行了研究。Miossec[9](1976)和Gormsen[10](1981)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观察了目的地旅游演变过程，并将旅游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结合起来考虑；Lundgren[11](1973)和Britton[12](1980)建立了关于游客空间分布和旅游业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他们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Mitchell and Lovingood[13](1976)从空间关系角度论述了城市公共游憩 问题 。 在前苏联，地 理学 家们建立了地域游憩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普列奥布拉曾斯基等[14]，1982）。日本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亦曾加以注意，除野信道[15](1985)在其《观光 社会 经济 学》一书中即曾专辟一章“观光之空间构造”讨论旅游空间结构，但其客源市场主要以国外游客作为样本群。 1.2 研究意义 英国学者Mitchell.L.S[16](1985)在《旅游地理学：综述与展望》中，就已经预测了美国、加拿大两国旅游地理学研究今后的 发展 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空间关系的研究将会逐步代替描述性研究（转自李山，中国部级风景名胜区空间结构研究，1999）。日本学者石井英也[17](1988)在《空间 时代 观光旅游地理学的课题》一文中也提到，日本传统观光旅游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4A级旅游区（点）的空间结构及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在探索目的地与客源地的关系，其结果不仅可以为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客源市场预测以及定位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其他景区的“旅游标准化”建设、新景区开发的市场定位提供 参考 标准，为我国旅游业步入正轨化、规范化，为旅游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科学 技术以及理论上的保障；从理论上讲，本文虽属应用研究，但通过一定标准的样本群，定量研究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问题，可以弥补我国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旅游地理学空间结构研究发展提供基础。 另外，本研究对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以及以后将要制定的关于旅游城市的评优标准、各种旅游示范区的评定标准，提供了由实践检验获得的论证和建议。 2 中国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空间结构分析 2.1 国家4A级旅游区（点）空间分布类型的测定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直观的了解某个模型的分布状况，是聚集的，均匀的或随机的，但这几种情况常常会同时呈现出来。“一个能较为准确并客观地确定布点格局情况的方法就是最近邻分析法”[18]。 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宏观上呈点状分布，因此可以根据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测定。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测出每个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r，取这些距离的平均值r，即表示邻近程度的平均最邻近距离（简称最邻

空间结构论文篇3

二、均衡分析

本文中的模型是在制造业部门使用服务部门产品的前提下展开的。当使用服务部门的产品时，制造业部门之所以在某区域集聚，是因为服务产业聚集在该区域，然后吸引制造业部门区位选择至此，而制造业部门集聚此地，又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产品需求，因此又会吸引大量的服务业部门集聚，相互作用，不断循环。命题2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引起聚集的一种力量，更多的异质性企业更可能导致完全聚集的产生并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稳定。相对于低效率服务企业而言，高效率服务企业由于自身单位投入系数较低而集聚在城市地区表现出的稳定性更高。

三、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择通常情况下，经济活动规模越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就越明显，也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于此。因此，经济活动规模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将指标体系共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主要从经济活动规模来描述;另一类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指标，是指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腹地的综合实力、贸易比率、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制造业集聚度、服务业集聚度、物流业集聚度以及宏观税率水平等指标。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香港，香港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由的市场制度、发达的金融和物流服务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不但拥有完备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基础设施，还提供较为完善的如融资、保险、经纪、仲裁与法律服务等中高端服务业。此外，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国际组织总部都选择在香港经营业务。因此，选择香港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代表来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对象具有代表性。

(二)数据说明鉴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时间的连续性，本文采用2001年－2012年香港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香港统计月刊》。本文的计量分析主要使用以下变量，详细划分见表1所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计量软件为Eviews6．0。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基于VAR模型要求系统中各变量的平稳性要求，本文通过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ftop、gdp、hum、infor、jem、zem、tax、trade、traf、yem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这些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过程，具体见表2所示。

(二)协整关系检验下面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来对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演进影响因素进行协整检验。如表3所示，根据LR、FPE、AIC和HQ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阶，那么设定Johansen检验的滞后期为2。选择由ftop和gdp、infor、trade、traf、jem、yem构成的列向量有确定线性趋势且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具体见表4。协整关系方程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水平与腹地综合实力、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贸易比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而人力资本水平和宏观税率水平对 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此处暂不考虑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腹地综合实力和贸易比率每增长1%分别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09%和1．5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长期内对中心城市表现出负向作用，即两个因素每增长1%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降低1．14%和2．00%;同样，企业异质性对中心城市长期发展的贡献也较大且均起到了负向作用，服务企业集聚度和物流企业集聚度的负向效应系数分别为－1．45和－2．18。

(三)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基于协整关系检验可知，变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top)与腹地综合实力(gdp)、人力资本水平(hum)、信息基础设施水平(infor)、贸易比率(trade)、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f)、服务业集聚度(jem)、物流业集聚度(yem)等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根据范晓莉(2012)［15］、郝寿义和范晓莉(2012)［16］的研究方法，在协整关系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心城市的误差修正模型，探寻各演进影响因素与发展水平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如式(37)所示。其中，误差修正项为，误差修正系数为－0．04，说明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率的误差修正项具有负向的修正机制，即发展水平增长率对长期均衡的偏离会对短期的发展水平增长率波动产生一个负向影响，但调整速度稍慢，不具有显著性。从ECM模型来看，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增长率的影响外，还受到滞后一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正向影响和滞后二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负向影响。同时，滞后一期及二期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企业集聚度的增长率对于发展水平增长率具有负向作用。而滞后一期贸易比率的增长对发展水平增长率短期内起到正向影响，短期正向效应系数为0．01。而滞后二期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增长率对发展水平的增长影响也为正，短期效应系数为0．04。此外，滞后一期的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则对城市发展起到了正向效应作用。

(四)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显示，对于来自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自身的冲击显著为正，冲击响应在第一期为最大值并逐步下降，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后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对于来自于“腹地综合实力”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在前五期内呈现倒U型的负向效应，从第六期呈现稳步上升的正向影响;对于来自“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从第一期至第五期均呈现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而对于来自于“贸易比率”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是显著为正的，在前五期呈现倒U型的波动状态后呈现稳定的正向效应影响;对于来自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负，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负向波动状态，且负向影响力度逐渐减弱;对于来自于“企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来说，在前二期内服务企业集聚的贡献为负，从第三期开始逐渐上升，直至第七期达到峰值，此后呈现平缓下降的正向影响趋势。而来自于“物流企业集聚”贡献在前三期内影响力度较弱，从第四期开始呈现U字型的负向影响，从第十五期以后转为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综上所述，在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发展水平的较大影响外，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带来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发展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但长期内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此外，贸易比率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的影响较弱，但在长期中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力度;与之类似，腹地综合实力也主要在长期内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2．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结果显示，短期内主要受到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占比为81．36%，同时还受到服务业集聚度、贸易比率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低的影响，占比分别为2．77%。6．46%和8．11%。长期而言，腹地综合实力、贸易比率、服务业集聚度是影响中心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影响占比分别为7．39%、11．7%和9．97%，其中服务业集聚度的影响力度上升较快。此外，长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仍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影响占比为9．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物流业集聚度的影响力较弱，但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空间结构论文篇4

我国在单个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研究方面已有较多成果，比如：陆林[2](1996)以安徽黄山、九华山和齐云山为例，阐述了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并应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中国黄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旅游者空间行为的共性和个性。而张捷、都金康、周寅康等[3](1999)以九寨沟及比较风景区为例，用游客距离衰减曲线和多种距离累计曲线揭示了观光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整体特征和空间距离分异特征。另外的一些类似研究还包括潘勇[4](1998)对上海市区居民旅游强度、频度分析及旅游行为模式；朱同林[5](1998)对九华山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孙玉贞、马耀峰等[6](1998)对昆明市亚太地区主要旅游客源特征；邓明艳[7](2000)对成都旅游市场时空分布模式等。

在国外，也有一些关于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的空间分析和测定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需求预测及其数学模型的构造；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以及游客流空间结构的研究。在旅游空间模型方面，Wilson[8](1967)对游客空间分布模型的统计理论进行了研究。Miossec[9](1976)和Gormsen[10](1981)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观察了目的地旅游演变过程，并将旅游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结合起来考虑；Lundgren[11](1973)和Britton[12](1980)建立了关于游客空间分布和旅游业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型(core-peripherymodel)，他们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MitchellandLovingood[13](1976)从空间关系角度论述了城市公共游憩问题。

在前苏联，地理学家们建立了地域游憩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普列奥布拉曾斯基等[14]，1982）。日本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亦曾加以注意，除野信道[15](1985)在其《观光社会经济学》一书中即曾专辟一章“观光之空间构造”讨论旅游空间结构，但其客源市场主要以国外游客作为样本群。

1.2研究意义

英国学者Mitchell.L.S[16](1985)在《旅游地理学：综述与展望》中，就已经预测了美国、加拿大两国旅游地理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空间关系的研究将会逐步代替描述性研究（转自李山，中国部级风景名胜区空间结构研究，1999）。日本学者石井英也[17](1988)在《空间时代观光旅游地理学的课题》一文中也提到，日本传统观光旅游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4A级旅游区（点）的空间结构及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在探索目的地与客源地的关系，其结果不仅可以为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客源市场预测以及定位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其他景区的“旅游标准化”建设、新景区开发的市场定位提供参考标准，为我国旅游业步入正轨化、规范化，为旅游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技术以及理论上的保障；从理论上讲，本文虽属应用研究，但通过一定标准的样本群，定量研究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问题，可以弥补我国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旅游地理学空间结构研究发展提供基础。

另外，本研究对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以及以后将要制定的关于旅游城市的评优标准、各种旅游示范区的评定标准，提供了由实践检验获得的论证和建议。

2中国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空间结构分析

2.1国家4A级旅游区（点）空间分布类型的测定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直观的了解某个模型的分布状况，是聚集的，均匀的或随机的，但这几种情况常常会同时呈现出来。“一个能较为准确并客观地确定布点格局情况的方法就是最近邻分析法”[18]。

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宏观上呈点状分布，因此可以根据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测定。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测出每个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r，取这些距离的平均值r，即表示邻近程度的平均最邻近距离（简称最邻近距离）。当区域中的点状分布为随机型（Poisson分布型）时，其理论上的最邻近距离可用公式表示为：

r[,E]=1/2(n/A)[1/2]=1/2D[1/2](1)其中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为区域面积，n为点数，D为点密度。在均匀分布、随机分布和凝聚分布三种点状分布类型中，均匀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最大，随机分布次之，凝聚分布最小。

最邻近点指数R定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

R=r[,1]/r[,E]=2(D[,r1])[1/2](2)

当R为1时，说明点状分布为随机型；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

表14A级景区在分区中的集中分布与均匀分布对比表

Tab.1TheContrastofthecentralizationdistributionandequalitydistributionwith4Atourareasineightzones

附图

根据公式(1)，计算出国家4A级旅游区（点）理想随机分布的最邻近距离（中国领土面积按960万平方公里计）。r[,E]=1/2(n/A)[1/2]=1/2(187/9,600,000)[1/2]≈113（公里）

根据计算机测量，得到各4A级旅游区（点）与其最邻近的4A级旅游区（点）之间的实际最邻近直线距离值(i=1-137)（位于同一个城市及城市郊区的4A级旅游区（点）归视为1，得到实际计算点数为137个），由公式(2)求取平均最邻近距离为74.29公里，小于113公里。

因此，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分布属于凝聚型。

2.2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区域空间分布类型的测定

基尼系数(Gini)可以用于刻划空间要素的分布，也可以对两个空间要素的分布进行对比，是地理学中用来描述离散区域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理论上，基民系数介于0和1之间，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

现将4A级景区在全国八个地理分区分布的个数，进行基尼系数分析，从而判断其在全国大的地理分区中分布均匀情况。

八个地理分区分别是东北区（东北三省）、华北区（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华中区（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华南区（南部沿海三省一区）、西南区（西南三省）、青藏区（青海、）、蒙甘宁区（北部内陆两区一省）、新疆区。

H=-∑P[,i]logP[,i]=1.7801

(P=0.0107,0.0428,…,0.2888)

H[,m]=logN=2.0794(N=8)

G[,ini]=H/H[,m]=0.8561

C=1-G[,ini]=0.1439

所以，基尼系数(G)是0.8561，分布均匀度(C)为0.1439。结果表明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地理分区中呈集中分布，且分布的均匀度很低。

3中国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客源市场的空间关系

3.1与客源市场的不均衡指数和地理联系率

用不均衡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可以反映旅游区（点）分布（作为旅游目的地）与人口（作为客源市场）分布之间的均衡、配合程度。根据国家旅游局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合作，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国内旅游调查结果表明，2000年我国居民的国内旅游中，城镇居民出游人数为3.29亿人次，出游花费为678.56元／人次；农民国内旅游人次数为4.15亿人次，出游人均花费226.50元／人次。虽然从总值上看，农民旅游的人次多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出游人次率为104.37%，农民出游率为43.99%，我国的国内旅游仍然可以看作以城镇居民为主。因此，在本次研究中，仍把城镇作为主要的旅游客源市场。

现将《中国城市年鉴》[20](2000)中667个城市的分省统计非农业人口数，分别设为P[,1],P[,2],…,P[,31]，相对应各省中的4A级旅游区（点）的个数为N[,1]，N[,2],…,N[,31]，将分省人口数和旅游区（点）的个数换算成百分比，即：

P‘[,i]=P[,i]/∑P[,i]×100%(3)

N‘[,i]=N[,i]/∑N[,i]×100%(4)P‘[,i]为第i个省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百分比，N‘[,i]为第i个省内国家4A级旅游区（点）数占187家旅游区（点）的百分比。根据不均衡指数定义：

I[,d]=1/100∑│N‘[,i]-P‘[,i]│(n=31)(5)

得到不均衡指数为0.4426。理论上，不均衡指数介于0到2之间，不均衡指数越大，表示旅游区（点）分布的不均衡性越大，与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地域上分布的配合程度越低。

根据地理联系率定义：

G=100-1/2∑│N‘[,i]-P‘[,i]│(n=31)(6)

得到地理联系率为77.87。理论上地理联系率介于0-100之间，它与不均衡指数相反，越大则均衡度越高。

以上一组数据表明，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配合较高，反映了4A级旅游区（点）与客源市场（城市）之间的相距程度呈较高水平。

3.2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间的“廊道”分析

3.2.1分析方法

旅游者的出游或发生空间位移，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李山在部级风景名胜区的空间结构的研究中指出，这种制约因素“…从力学的角度可简单表述为客源地‘推力’（旅游者的‘出游力’）、目的地的‘拉力’（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客源地与目的地间的‘阻力’（可达性）。

廊道(Corridor)是景观生态学中用来解释景观结构模式的基本要素之一（景观结构模式包括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质Matrix），这种模式为比较、判别空间要素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19]。该语言对于城乡规划师在规划设计、空间结构以及模型分析方法中是可以共通使用的。本研究中，主要应用该原理定量的研究城市与旅游区（点）之间的数目、空间关系。城市作为旅游区（点）的主要客源地，是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在此，客源地(O=Origin)主要指城市，目的地(D=Destination)是国家4A级旅游区（点）。从宏观角度看，城市和各个旅游区（点）可以抽象为点状要素，而它们之间的交通要素可以抽角为线。城市作为对旅游活动的活化“激素”，可以视为“斑块”，国家4A级旅游区（点）作为城市旅游的活化对象，可视为“基质”，而城市与4A级旅游区（点）之间的交通就是“斑块”与“基质”之间的“廊道”。通过定量计算“廊道”的长度，可以从中发现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中等城市之间的距离关系，从而得到这些旅游区（点）在中等城市的地域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廊道”具有多种形式，如铁路、公路、航线、水路等。本研究中将城市与4A级旅游区（点）的交通距离，作为度量其空间结构的尺度，其中的交通方式主要以铁路、公路为主，有个别旅游区（点）使用水路（如重庆奉节、丰都、巫山小三峡等），计算时由海里折合为公里数。计算方法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示意图

Fig.1Thesketchmapofthedistancecalculationbetweennational4Atourareasandthecitiesover200thousandspopulation

国家4A级旅游区（点）A和距其最邻近的各种规模的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C之间的距离为S[,1]+S[,2]。

我国的城市划分标准是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20-50万是“中等城市”，50-200万的为“大城市”，2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该标准中的城市人口是指行政区范围的人口，包括了城市中、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和非农人口。本研究中，针对国内主要出游客源为非农业人口，以及为了问题的简化，选择了302个非农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城市年鉴》(2000)统计，1999年我国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共13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24个，50万人口以上的有49个，20万人口以上的有216个。

3.2.2分析结果

在187家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中，本身位于20万以上非农业人口城市的4A级旅游区（点）共有83个。具体分布如表2。

表2位于不同等级城市中的4A级旅游区（点）的个数

Tab.2Thenumbersofthenational4Atourareaslocatedindifferentcitygrades

城市规模（非农

业人口：万人）20-5050-100100-200200以上

4A级旅游区

（点）的个数16161536

根据吴必虎、唐俊雅、黄安民等(1997)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出游空间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其中80%的出游市场集中在距城市500公里以内的范围内”[21]。因此可以认为，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客源市场约80%集中在距景点500公里以内的地区范围内。在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中，有9家（云南的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度假区、中科院林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博物馆、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林芝巴松措旅游区、甘肃的嘉峪关文物景区，青海的格尔木昆仑旅游区）在500公里范围内没有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因此，在本次统计中没有将其计算在内。

表3131个旅游区（点）与其周边最近邻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城市之间的平均交通距离

Tab.3Thecomparisonofaveragetrafficdistancebetween131tourareasanddifferentsizeofcitiesover200thousandspopulation

城市规模（非农业

人口：万人）20-5050-100100-200200以上

平均交通距离

（公里）115.95350.73389.92447.89

4结论

从国家旅游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22]可以看到，由于本次评级制定标准的目的是促进全国各旅游区（点）的质量、管理水平，评价标准相应的就多为旅游区（点）建设的“硬件”条件评比，比如，旅游区（点）质量等级划分的依据有：“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景观质量评价体系”，并要求参考“游客意见评价体系”。“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包括旅游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通讯、旅游购物、综合管理、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八个评价项目。“景观质量评价体系”包括资源要素价值与景观市场价值两大评价项目。因此，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旅游区（点）由于依附于城市或位于城市周边，“硬件”条件较好，而获得了4A称号。一些部级风景名胜区，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够便捷、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在此次评价中落选。对此，从以上的各项定量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应证：

首先，通过空间分布类型和均衡度分析，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全国范围、全国地理分区范围两种尺度的分布测量中都呈不均匀分布（凝聚分布）；和全国667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分布配合度很好，表明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之间在地域上的分布关系联系紧密；

其次，在分析各旅游区（点）与最邻近的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距离过程中发现，距离国家4A级旅游区（点）最近的城市规模有大有小（见表3），虽然总的趋势是规模越大的城市与旅游区（点）之间的平均距离越大，但规模在50-100万人口的城市与规模在100-200万人口的城市与旅游区（点）之间的平均距离有相似性，与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差距也不大。与20-50万的城市距离明显低于50万以上的，因此，从另一方面说，由于20-50万非农人口的城市数量多，分布密集，它们与各旅游区（点）之间的平均距离得到了大大的缩短；

另外，根据各个旅游区（点）在全国的分布状况看，每个省的首批4A级旅游区（点）或者以该省的主要交通（铁路交通或公路交通）干道为轴线呈线状分布（如江苏、陕西、贵州等），或者以省会城市为中心成组团形分布（如浙江、四川、广东、、新疆等）。这也说明城市会对旅游区（点）的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的高低造成影响；各个旅游区（点）的交通便捷程度是该次评价的重要标准。从总体上讲，在187家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中，就有83家位于中等以上的城市中（见表2），比例占到了44.38%，已经说明了这次的质量评定标准的参考指数有一定的特殊规律性。可以推断，依赖或靠近于城市的旅游区（点），由于在交通、卫生、管理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先天”优势，其服务、环境质量以及管理水平更易达标。因此，在本次评价结果中，有很多都是现代的城市人文景观旅游区（点）。也不难推断，很多没有入选的著名景区比如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国内外比较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在基础设施、旅游服务等“硬件”标准上尚有较大欠缺，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评价对这些旅游区（点）的“硬件”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旅游局.关于批准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区（点）并颁发证书和标牌的决定[J].旅游调研，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2001,(1):54.

[2]陆林.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空间行为研究——兼论黄山与美国黄石公园之比较[J].地理学报，1996,51(4):315-321.

[3]张捷，都金康，周寅康，等.自然观光旅游地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研究：以九寨沟及比较景区为例[J].地理学报，1999,54(4):357-364.

空间结构论文篇5

1.3产业集聚和区位选择机制第一，产业集聚机制。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想要发展经济时，一般会优先发展区域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之后再以此地区带动其他相对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相关企业及行业的集聚；其二，实现资源共享，给企业及行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其三，有效地降低企业及行业的信息成本及交易成本；其四，有利于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第二，区位选择机制。区位选择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影响因素有三大方面：一是成本因素，这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二是经济技术因素，所起的是制约性作用，一般来说经济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消费水平、市场容量等都会比较强，因此产业在集聚过程中自然会选择这样的区位；三是行政政策因素，当一个地区的行政政策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企业或行业集聚越会倾向于这个地区。

1.4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产业空间转移机制无论是何种产品，都具有生命周期，产业也是如此，同样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而且产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上，优势区域也不相同。一般来说，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产业初创期、产业发展期以及产业成熟期。

2中国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变化

2.1从集聚到扩散2006年到2010年为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在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及工业的空间分布状况逐渐地呈现出扩散的趋势。在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方面，明显地呈现出了“北上西进”趋势，也就是说工业的空间分布逐渐由东部地区向东北和中西部转移。这一空间布局的变化趋势说明中国制定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已经出现了实施效果。实施了新规划之后，由于中国区域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变化，使得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增快。而且，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东部地区的市场准入门槛提高，这也使得一些产业将发展目光转向了中西部。

2.2服务业的集中化趋势一直以来，东部地区都是众多经济活动的中心，新规划实施以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一部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转向了中西部，虽然东部地区的GDP及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都有所下降，但是这并未对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地位产生影响，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服务业不断地向东部地区集聚。从1992年开始，服务业开始向东部地区集聚，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但是并未影响到服务业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现今，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东部地区新的增长极。同时，服务业的集聚将会促进东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了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东部率先发展”的实施。

2.3资源配置的新变化第一，主要规划的区域分布。在“十一五”末期，中央政府批准或批复了较多的区域规划，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规划；一类是“国家战略层面区域规划”。从地域上看，这些新的区域规划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由此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依然是重点规划区域，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已经或者即将进入调整期。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依然占据着一半以上的比重，因此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经济发展出现衰退，也依然要将东部地区作为主要规划的分布区域。第二，投资空间分布的变化。经过相关的调查分析可知，从1999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断下降，而其他三大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不断上升。另外“，十一五”期间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投资增长明显要快于“十五”期间。由此可以看出，现今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局面促使制造业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转移。第三，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近几年，东部地区遭遇了一系列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尽管这些问题制约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很有活力，而且经济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大部分劳动力依然流入了东部地区。在工业劳动力就业方面，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在2006年开始下降，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比重则开始上升，但是东北地区也是不断下降；在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方面，东部地区一直在上升，其他三大区域则一直在下降。

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

新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呈现出了新的变化特征，出现了产业转移的新现象，由此也带动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从省际相对差距来看，各省人均实际GDP变异系数开始缓慢下降，随后这种下降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省际绝对差距来看，在“十一五”末期也开始下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在逐年缩小，如果这种趋势一直发展下去，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会进入到相对均衡的发展时期。

空间结构论文篇6

所谓复合词，指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词性的独立词，按一定顺序结合在一起构成的新词。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有复合词，而且占总词汇量的大部分，其中复合名词的比例最大，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因此，复合名词成了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关于英语复合名词的构型、句法和语义关系研究可参见Jackson & Amvela（2000：85）、王文斌（2001：140-145；2005）及其他相关的专著和论文。本文旨在从概念合成理论角度探究英语复合名词的结构法则，揭示其对语义构建的作用。

2.理论背景

传统语法把复合名词的意义看作是复合名词各个组成部分名词的意义相加之和，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复合名词的语义构建问题一直都是语言学界的一个棘手问题。吕淑湘先生在《语文常谈》（1980：65）里指出：“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语言的这种“以点控面”的现象，在复合名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下面笔者就复合名词语义构建的主要理论作一些简单介绍。

2.1生成派转换理论

Levi（1978）主张复合词的表层结构是由其深层结构转换而来的，其深层结构是一个关系从句。例如，“toy factory”是由其深层结构“toy that produced by the factory”这个关系从句转换而来的。这种理论虽然比传统语法解释更胜一筹，但它仍然有极大的局限性。首先它不可能仅用几个谓词就能穷尽复合名词各组成部分名词之间的所有意义关系。例如“rain forest”的意义就不能套用谓词而把它理解为“a forest that has rain”，因为有雨无雨并不是雨林区别于其它森林的根本原因。其次，它不能解释具有歧义的复合名词的意义，例如“dog collar”可以理解为“a collar used by a dog”，也可以理解为“a collar that a dog has”，它的意义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才能理解。再次，这些谓词的含义太宽泛了，谓词本身的意义也具有模糊性，如“mountain town”和“mountain river”涉及“be”这个谓词，但实际上“town”有可能是“small town”，而“river”则可能是“large river”。这样谓词就失去了它的解释力。最后，转换理论没有考虑到语言意义构建的动态性。语言使用者在构建复合名词的意义过程中，往往会依赖社会知识、文化语境等外部因素，使这意义构建过程具体化。

2.2概念合成理论

Fauconnier & Turner（1998）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发展了Langacker的认知理论。Langacker认为复合概念结构（Composite Concept Structure）是由其成分概念结构（Component Concept Structure）整合而来的，在整合过程中成分概念必须调整其概念结构以形成复合概念结构。概念整合理论中的“概念合成”是指心理空间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Conceptual Packet）（Fauconnier & Turner，1996：113），被投射的心理空间称为源域（Source Domain），接受投射的心理空间称为目的域（Target Domain）。所谓概念合成理论，就是对言语交际过程中各心理空间相互映射并产生互动作用的系统性阐述。概念合成理论是对在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合成是一种认知过程，它在复合名词的意义构建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3.复合名词的概念合成

概念合成就是指心理空间的合成。概念合成理论认为，最基本的概念合成网络模式是由四个空间构成的网络：两个输入空间、一个合成空间和一个类指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Mental Space）的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类属空间（The Generic Space）里；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The Blended Mental Space）。合成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新显结构（The Emergent Structure）。这样，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

对上述由四个空间构成的网络模式，Fauconnier（1997）曾指出，它是通过以下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来产生的：（1）组合（Composition）。对两个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的构成概念的部分元素组合，并形成各个输入空间以前均不存在的新关系，其组合过程也就是一个新范畴构建的过程。（2）完善（Completion）。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组合结构从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这一组合结构可视为合成空间中一个更大的完整结构中的构成部分。合成空间中由提取结构所激活的型式结构（Pattern）不断完善，并形成一个更大的新显结构。（3）扩展（Elaboration）。合成空间中的结构可以扩展，这就是新显结构对合成空间进行运演（Running the Blend）。即，根据它自身的新显逻辑（Emergent Logic）在合成空间中进行认知运作。比如“dolphin-safe”这个复合名词，当它作为标语粉刷在金枪鱼捕鱼船上，它的意思是注意保护海豚。其概念合成过程如下：首先dolphin是输入空间I1，safe是输入空间I2，二者用连字符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的类指空间，类指空间通过跨空间的映现，决定了空间I1和空间I2对合成空间的有选择的投射。在合成空间里这两个场景经过组合，形成新显结构：不能捕捉海豚，海豚是安全的。再比如“child-safe”用于修饰房间，它的意思是在该房间里孩子的玩耍很安全，没有任何危险。这里，child是输入空间I1，safe是输入空间I2，两个单词用连字符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的类指空间，类属空间通过跨空间的映现，决定了空间I1和空间I2对合成空间的有选择的投射。在合成空间里这两个场景经过运作组合，形成新显结构：孩子在这个房间里玩耍是安全的。在这些例子里，来自不同心理空间的成分被复合成一个新概念，对它的理解，使用者只能从词语本身得到有限的语言线索，更多的时候，使用者必须经过在合成空间里将两个场景运作组合，形成新显结构，才能使复合名词的理解成为可能。

4.概念合成理论对复合名词的语义构建的作用

概念合成是一种认知过程，它在复合名词的意义构建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本文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离心构式复合名词的产生就是概念合成的结果，因为离心构式复合名词往往与隐喻和转喻有关（王文斌，2005），尽管“转喻投射具有认知域内部的特征，而隐喻投射则具有认知域外部的特征”（张辉，2003：49），可这两种手段都是将源域的某一凸显特征投射到目的域的某一对应特征上来，将两者整合起来。例如egg之所以能与head结合成一个复合名词，就是因为源域egg具有“光秃秃的”这一凸显特征，将之投射到目的域head的对应特征上，在经过与“知识分子”在认知域内部凸显特征的对应，遂组合成egghead，意指“知识分子”。

其次，向心构式复合名词也是概念合成的结果，不同的是，有时会涉及隐喻和转喻，有时则不会，如bubble economy一词，bubble和economy属于不同的心理空间，bubble为具体概念，而economy为抽象概念，从组合的角度来看，属于反常搭配，人们之所以将bubble与economy组合成一个复合名词，就是因为人们舍弃了原句法结构中各自的次要成分，凸显了“经济”和“泡沫”之间的内在特征，所以才将二者结合成一个整体，表示“虚假繁荣的经济”。此类的复合名词在英语词汇中并不少见，如mushroom cloud（蘑菇云），cold war（冷战），black market（黑市），sunrise industry（朝阳企业），junk food（垃圾食品）等。还有大量的复合词并不含隐喻和转喻模式，但也是概念合成的结果，如sunrise这一复合词，sun和rise属于不同的心理空间，sun为实体概念，rise为空间概念，两个的心理空间结合在一起表示“日出”。

再次，概念合成理论对复合名词的语义解读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离心构式复合名词之所以语义晦涩，是因为它们大多为隐喻和转喻的结果建构，如上文提到的egghead，从组合的角度来看，egg与head两个构词成分属于反常搭配，它违反了词汇的选择限制规则，是一种语义错置，它们的出现扰乱了周围的语义网络，给人们造成了语义理解上的困境。人们在解读复合词的语义时，必须要以凝固化的隐喻和转喻映现模式为基础，输入空间1（如第一成分egg）与输入空间2（如第二成分head）结合在一起形成整合空间，然后“对整合空间进行运演”（Fauconnier，1997：149-151），即根据自身的层创逻辑在整合空间中进行认知运作。复合词的意义正是在整合空间中才得以解读。

5.结语

复合名词意义的建构离不开概念合成理论。它的四空间模型是以相似性为基础表现层创结构在合成空间中得以产生的过程，它既强调输入空间相关成分的映射和向复合空间的投射，也强调语言理解者应从复合空间里寻求各种可能性，构建与语言理解所必须的相关输入空间，为语言理解提供必要的指称参考背景，使语言理解成为可能。概念合成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尤其是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它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为我们正确理解言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知视角。但它“并不是唯一需要证伪的理论，而是一个基本框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王文斌，2007），有些问题它也无从解决，如概念合成的理据、语义条件的限制等。这些问题或现象今后尚须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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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auconnier，G.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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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vi J.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Nominal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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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束定芳.论隐喻的运做机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8］王文斌.英语词汇语义学［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0-145.

空间结构论文篇7

《白莲花经》(Saddharmapu爟d•arīkasūtram)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却保存有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印度语言的特征。大乘佛教经典《大般涅槃》、《优婆塞戒经》等提到《莲花经》，龙树《大智度论》、世亲《优婆提舍》等对《莲花经》有引用。已发现的《莲花经》梵文写本40余种，主要分布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等地。克什米尔抄本(KashmirManuscripts)多是断片，大约是5—6世纪的作品;新疆喀什、于闐等发现的写本(CentralAsianManuscripts)大多数也是残片，大致是7—8世纪的作品;尼泊尔写本(NepaleseManuscripts)中最早的是11—12世纪的作品。梵语《莲花经》写本是各种汉译本的重要源头或者参照文本。《莲花经》汉译本主要有3种，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写道:“西晋惠帝永康年中，长安青门敦煌菩萨竺法护者，初翻此经，名《正法华》。东晋安帝隆安年中，后秦弘始，龟兹沙门鸠摩罗什，次翻此经，名《妙法莲华》。隋氏仁寿，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阇那、笈多，后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经重沓，文旨互陈。时所宗尚，皆弘秦本。自余支品、别偈，不无其流。”〔1〕西晋竺法护(Dharmarhsa)译《正法华经》(另译名为《萨芸芬陀利经》10卷27品〔2〕。智昇《开元释教录》第14卷指出:“《萨芸芬陀利经》六卷，出竺道祖《录》，同是一经，不合再出。名目既殊，本复存没，未详所以。或可‘萨芸芬陀利’是梵语，‘正法华’是晋名，梵晋俱存。录家误也。”“芸”当为“昙”之误写，即梵语Sad-dharma-pu爟d•arīka的音译之节略)。后秦鸠摩罗什(Kum?rajīva)所译的《妙法莲华经》7卷27品，参照了法护译本。隋阇那崛多(Jnanagupta)和达摩笈多(Dharmagupta)译《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8品〔3〕。智昇《开元释教录》第14卷指出:“《法华三昧经》六卷(一本加正字)，吴外国三藏支畺梁(良)接译(出《翻经图》，第一译)”，此译今佚。竺法护翻译《莲花经》应该是前后两次，智昇《开元释教录》第14卷写道:“谨按，长房等《录》，其《正法华》是竺法护太康七年(286)译，见聂道真《录》，复云泰始元年(265)译。”〔4〕本文主要考察《莲花经》所表现出来的梵语佛经汉译实践中的音译体系。 一、汉译佛经的音译系统 最初的汉译佛典多采用胡本转译，但在此之前，尤其是张骞西域探险之后，已经为汉译佛典提供一、引言仿拟以故意效仿或套用词汇、成语、谚语、名言(或某一话语)、典故或名篇，在众多辞格中表现最为活跃，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中，赋予现成的言语意韵新颖，幽默诙谐，带来无限的言语艺术魅力。国内外对仿拟的研究由来已久，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问世以来，仿拟修辞格被首次定义为:“为了讽刺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既成形式的，名叫仿拟格。”(陈望道，2001)随后的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仿拟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各种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国内外仿拟的研究从最初的辞格范畴的研究已进一步深化、细化，研究范围遍布语言学各个领域(李鑫华，2000;徐国珍，2006;么孝颖，2007a;2008;Dentith，2000等)。同仿拟的研究相比，仿拟翻译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仿拟辞格翻译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翻译方法、可译性和翻译对等的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从认知角度来探究仿拟汉译过程，即仿拟汉译也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这一本质特征。本文丛认知视角，以Faucolm-ier和Turner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为理论依据，结合图示和译例，阐释、论证仿拟汉译过程即是一个概念整合的过程，是译者主体在意义转换时经历了一系列动态的思维认知活动。 二、概念整合理论概述 概念整合理论(CIT)(ConceptualIntegrationTheory)又称概念合成理论(CBT)(ConceptualBlendingTheory)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是Fauconnier(1994，1997，1998，2000，2002)、Turner(1998，2000)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Fauconnier(1997:150－151)在其专著《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和与Turner的合著《我们思维的方式》(TheWayWeThink)(2002:299－352)对概念整合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概念整合理论的理论基础。Fauconnier和Turner指出，概念合成是一种复杂的隐匿于语言运用幕后的心理认知机制。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整合过程包含至少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spaceⅠ＆Ⅱ)，一个类属空间(Geneticspace)与一个合成空间(Blend)。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最基本的四种概念整合网络模型为单一框架网络、框架网络、单域网络与双域网络。概念整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四个空间”的跨空间的相互映射和相互作用。其主旨是揭示自然语言中的意义在线构建及连接各心理空间的映射过程。整合过程是将两个输入心理空间共有和抽象的概念和结构有选择地投射到类属空间。类属空间规定了输入空间之间的核心跨空间映射。合成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并形成其他空间都不具有的新显结构(emergentstructure)。而新显结构是一个涉及较为复杂的认知过程，通过以下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而产生:组构(composition):从各输入空间获取投射成分，构建成输入空间不具备的新结构、完善(completion):将输入空间投射的结构与长期记忆中的信息模式、背景知识、认知模式、文化图式相匹配，被完善成更大的新显结构、扩展(elaboration):认知者在合成空间里根据这种新显结构的自身逻辑对其进行认知操作。关于四空间意义建构模型，可参见国内学者汪少华(2001(3):10－15)和孙亚(2001(4))的文章。四个基本概念整合网络模型中，单一框架网络(singleframingnetwork)又称简单网络(simplexscope)，只有一个输入空间提供认知框架，另一个输入空间提供组织元素，在合成空间中完成填充;框架网络(framenetworks)又称镜像网络(mirrorscope)，各空间共有一个组织框架;单向网络(one－sidednetworks)又称单域网络(singlescope)，两个输入空间各自拥有两个不同的组织框架和其各自的值，但是在合成空间里却突显了其中一个认知框架;双向网络(two－sidednetworks)又称双域网络(doublescope)，两个输入空间也有两个不同的组织框架，但这两个框架都会部分投射到合成空间中，通过两种概念的整合，构成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概念整合的构建原则(Fauconnier，Turner，2002:299－352)有二:结构性原则(constitutiveprinciples)和管制性原则(governingprinciples)。结构性原则包含整合原则，即跨空间映射、选择性投射、建立类属空间、产生新显结构。而管制性原则具体表征优化新显结构的各种策略，包括压缩、拓扑结构、范式完善、关键关系强化、连网、解包、关联、递归等九条优化结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的中心目标就是获取具有人类尺度(humanscale)的概念合成，也即在人类易于理解的熟知框架中具有直接的感知和行为(王文斌，2004(1):7)。概念合成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时的一种普遍的认知运作过程，特别是进行动态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这一理论为探究和阐释意义建构提供了认知学新视野。#p#分页标题#e# 三、概念整合与译者认知 传统的翻译研究强调翻译结果和形式的研究，而忽略了译者主体翻译过程的重要性。英国语言学家H．G．Widdowson指出:“结果”与“过程”之分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意识到译论研究的偏差与缺陷，同时又能为我们全面认识翻译的本质提供一个可能。从表面上看，翻译是一种静态的语际转换过程，但译者是翻译活动中集认知和重现原文双重活动于一身之行为者，在语际转换背后，却涉及译者极其复杂的认知活动。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活动，必然和人们的认知分不开。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动态的思维认知活动。Fauconnier的概念整合理论以较详细的心理空间认知状态的转换，描述复杂的思维过程中的一系列认知状态，为重审翻译本质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力，能够有效阐释译者主体的“幕后认知”过程。译者的整个翻译认知过程可以被看做一个四空间跨空间映射过程，也就是两个输入空间(源域空间和的域空间)在类属空间的映射下，在合成空间通过组构、完善、扩展等一系列认知活动产生新显结构(译文)的概念整合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从源域向的域的静态映射过程，而是译者有选择的动态的投射过程，是译者的作用，才使得第三概念域或第三空间即合成空间的出现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这既是一个翻译过程，更是译者主体的思维活动。如图所示:其中，源域空间包括了源语文本结构以及所有与作者相关的作者文化图式，作者审美、情感等，这里统称为作者认知语境;译者空间包括的语文本结构以及所有与译者相关的译者认知能力、文化图式，审美、情感等，这里统称为译者认知语境。类属空间是一个由输入空间的共有的抽象结构，在类属空间的制约下，两个输入空间共同有选择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并形成新显结构，产生译文文本。这样，译文成为原语语言结构和背景概念结构与译语语言结构和背景概念结构整合的结果，并且可以在整合中作为输入空间继续参与输入映射从而完善现有译文。其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贯穿整个翻译整合过程，译文并不是对原文的简单复制，而是译者主体在管制性原则的制约下对原文进行的再创作。 四、概念整合与译者的仿拟汉译认知 概念整合网将翻译带入一个动态运作系统。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到动态合成的仿拟汉译身上，同样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因为概念整合涉及意义构建的全过程，而仿拟汉译也涉及意义构建的全过程，概念整合理论所涉及的各类原则是意义构建中所采用的原则，所涉及的复杂映射网络能够有力阐释译者在仿拟汉译过程中进行的复杂认知操作。而含蓄、意会特点的仿拟，“仿”此“拟”彼，仿旧造新，既维系原文本及其思想内涵，又开启新文本“新意”，“一箭双雕”，是一种创造性极强的修辞行为。仿拟的这种双面性特质正是为概念整合对仿拟汉译过程的动态合成提供可能。本文将运用四种基本概念网络模型的框架网络、单畴网络和双畴网络，来探索仿拟汉译过程中译者的思维认知，并结合仿拟汉译译例进行分析。 4．1框架网络 框架网络的各空间共有一个具有相同的组织框架，因此译者可将两个输入空间元素直接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下面结合仿拟译例用框架网络进行动态阐释。例1:Cecily:Doyousuggest，MissFairfax，thatIentrappedErnestintoanengagement?Howdareyou?Thisisnotimeforwearingtheshallowmaskofmanners．WhenIseeaspadeIcallitaspade．Gwendolen:(sarcastically)I’mgladtosaythatIhaveneverseenaspade．It’sobviousthatoursocialsphereshavebeenwidelydifferent．(WildeOscar:“TheImportanceofBeingEarnest”，FiveMajorPlays，AirmontPublishingCorp，Inc，1970)译文:塞西利:费尔法克斯小姐，你认为我引诱了埃纳斯特，想和他订婚，是吗?你怎么敢这么说?现在不是说话藏头藏尾的时候。我是见到锄头，就说锄头。格温多林:(挖苦地)我高兴的是，我可是没有见到过锄头。显然我们的社会地位不同。(钱之德:1983)原文本剧中人Cecily仿拟了“callaspadeaspade”成语表达自己的态度是“有话直说，有啥说啥，”译者结合认知语境，分析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话语者的说话意图，展开认知联想，将原文空间的“WhenIseeaspadeIcallitaspade”在译者空间中巧妙地找到概念，结构层次上相同的组织框架，并保持原文本空间与译者空间的认知联系，通过跨空间映射，投射到合成空间产生新显结构，即译文。这样的译文不仅保持原文上下连贯，保留讽刺意味，且能使读者领会其意。像这类具有相同的组织框架并可直接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的译文对译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大挑战。 4．2单域网络 单域型整合则相反，该整合中的两个输入空间有各自不同的组织框架，但译者只能将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并通过扩展有选择地形成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单域型整合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4．2．1投射源语组织框架到合成空间 单域网络整合时，当两个输入空间进行跨域映射时没有冲突，译者能够在译者空间找到在概念和框架上与源语空间的概念和框架保持认知联系的对应物。译者只需在合成空间按源语的组织框架生成新显结构。如:例2:ModernjournalismjustifiesitsownexistencebythegreatDarwinianprincipleofthesurvivalofthevul-garest．(OscarWilde)译文:现代的新闻工作，以“最庸俗者生存”的伟大的达尔文式的原则来为自己的存在辩护。例3:Wherethereisawill，thereisalawsuit．译文:有遗嘱必有官司。例2中的原文本空间框架结构是thesurvivalofthevulgarest，仿拟了达尔文的thesurvivalofthefittest，译者在译者空间找到在概念和框架上与源语空间的概念和框架保持认知联系的对应物，在合成空间按源语的组织框架生成新显结构:最庸俗者生存。例3中译者以同样的认知思维方式，将遗嘱和官司两元素镶嵌在所仿拟的成语“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框架结构上。 #p#分页标题#e#

4．2．2投射译语组织框架到合成空间 单域网络整合时，当两个输入空间进行跨域映射时发生些许冲突，译者能够在译者空间找到与源语空间框架一致，部分概念需改造，但仍能保持认知联系的部分对应物。译者在合成空间按译语读者易于掌握的尺度生成新显结构。例4:Clearly，whenitcomestomarriage，practicingdoesn＇tmakeperfect．译文:显然，在婚姻问题上，婚前同居并不能令婚姻生活趋于完美。例句仿自众所周知的谚语“Practicemakesperfect”，是受话者幽默地表明自己对社会上试婚等现象的看法。译语相对应的“熟能生巧”显然不适配，译者通过认知推理，联系认知语境，从译语中找到与原文中的“实践”具有同等概念结构的“婚前同居”投射到合成空间，进行部分对应连接，经过部分改造，形成新显结构。例5:Ihadnooutlookbutanuplookrather．Myplaceinsocietywasatthebottom．(J．London:WhatLifeMeanstoMe?)译文:“我没有人生观可言，倒可以说有一种上爬观。我处于社会地位的最底层。”(白解红:2001，22(5):27－30)uplook是对outlook仿造而成，这一仿词已成仿拟的经典例子。原文利用人类根据身体经验对方位词产生的意象图式，使用尾韵，结合语境，巧妙地将方位词out变为up，极为形象地将主人公一心想从社会底层爬上上层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译者结合认知语境，展开认知联想，仿照“人生观”(outlook)结构框架，提取部分概念和结构，投射到合成空间，将up－look经巧妙打造，生成“上爬观”这一新显结构，将原文作者意图表达得惟妙惟肖。 4．3双域网络 双域网络的两个输入空间也有各自不同的组织框架，当两个输入空间进行跨域映射时发生明显冲突，译者将这两个组织框架部分投射到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构成来自两个输入空间部分结构的组织框架。有时，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可以甚至包括相互矛盾的结构。由于双域型概念整合的新创结构具有和输入空间截然不同的组织框架，所以其创造性最为显著。例6:Alliswellthatendswell(一则香烟广告)．译文:好烟，好心情，好味道!此广告仿自莎剧Alliswellthatendswell，指香烟味道从头好到底。译语认知语境中的“结局好，一切都好”，虽然表层上与原文本空间的组织框架相对应，但深层上并不能建立对应连接，因为的语读者会不知所云。译者联系认知语境，调用认知联想，将源语的深层内涵和译语特有的概念和组织框架同时投射到合成空间，通过完善、扩展产出的译文朝着译入语读者所熟悉的认知尺度，达到与原文深层内涵上的对等，起到广告语用效果。例7:Oneman‘ssushiisanotherman‘ssteak(日本航空公司)．译文:寿司牛排，风味不同，任君选择Sushi是日本美味的饭卷，而steak是欧洲主菜，该广告仿拟英语成语Oneman‘smeatisanotherman’spoison，目的是为日本航空公司优质服务做宣传。同样，如果译者用译语认知语境中的“对甲是肉，对乙是毒”，一样地不适配。因此译者调用了与上例同样的认知思维方式，使产出的译文与原文达到语用效果上的对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Faucolmier和Turne的概念整合理论，运用该理论的四空间跨空间投射，三个主要整合网络模型，结合图示和译例，阐释、论证仿拟汉译过程即是一个概念整合的过程，是译者在意义转换时经历了一系列动态的思维认知活动;强调了译者作为翻译认知活动的主体，在仿拟汉译过程中，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贯穿整个翻译过程。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依托，旨在对辞格翻译的多元研究能够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空间结构论文篇8

许多现代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理解关键在于对比和匹配源域与目标域,即如何选择源域的结构并分配到目标域上。但是,随着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匹配和选择可以解释部分隐喻,但是还有许多隐喻,其源域特征和目标域特征均不能作为隐喻理解的基础。隐喻的理解涉及一系列既不属于源域,又不属于喻体目标域的特征或结构,我们称之为突生结构。概念整合理论对于突生结构进行了相当多的有益的讨论,认为突生结构对于隐喻的理解和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概念整合理论对于隐喻语言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四空间模型”,即概念整合网络(CIN――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整合网络的形成包括建立心理空间、跨空间映射、从输入空间到合成空间的选择投射、回射到输入空间、新的动态结构的产生等一系列操作,以实现网络的动态平衡(束定芳,2008)。在概念整合网络中,新的动态结构的产生是突现的。本文的重点是描述突生结构产生的认知过程,并指出隐喻的创新意义不在于合成空间中的突生结构本身,而在于突生结构与整个网络的联系,另外,隐喻的创新意义不仅在于意义上产生新的概念,而且在于意象上的形象性和美感。

二、概念整合网络

概念整合理论是Fauconnier 等人从心理从空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是心理空间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心理空间理论最早被是用来解释指称的模糊性、基础空间与建立空间中结构的互生现象等。Fauconier认为:“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ets)。”(Fauconnier,1994)当一个心理空间中的概念与其他心理空间中的概念产生映射关系后,便会形成新的心理空间,从而产生新的概念。概念整合是人们进行思维和活动,特别是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极其普遍的认知过程,概念整合网络正是反映这一在线的、动态性的语言―认知心理活动过程的模型。

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包含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s),二者之间会建立跨空间映射;跨空间映射利用两个输入空间的共享抽象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或者发展额外的共享抽象结构,这些共享抽象结构所存在的空间即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第四个空间是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是从输入空间中选择投射并整合产生的,它可以各种方式形成两个输入空间所不具备的突生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并可把这一结构回射到网络的其它空间(张辉,2003)。四个空间正是通过映射、选择投射和压缩等方式连接起来,并构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整合网络(Fauconnier &Turner,2002)。概念整合网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允许突生结构的出现,在概念整合网络中,突生结构的产生、位置及与创新意义的关联一直是概念整合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Fauconnier,2005)。

三、突生结构产生的认知过程

在概念整合理论的研究中,很多文献都强调突生结构的存在,在概念整合过程中,突生结构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在理解语言时,突生结构很容易就能获得,但是当开始分析它时,会觉得它极其的复杂,因为突生结构的产生涉及复杂的幕后认知过程。突生结构并不直接来自于输入空间,其产生的心理过程非常复杂,以“the boat race”为例,两个输入空间都不存在“竞赛”这一概念,但是在合成空间中却出现了,这一结构产生的认知过程是什么?其存在的作用又是什么?

1.新成分

合成空间中包含一系列输入空间中不存在的新成分,这是通过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成分部分投射到合成空间中获得的。有时,合成空间中的某一成分可能与两个输入空间都有关系,那么,通过直接整合可以获得以前不存在的新结构或新关系。通过直接整合产生的整合只是想象性的整合关系,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在The surgeon is a butcher中,可以直接整合产生真实的推论,如:屠夫会进入手术室对病人手术,这一场景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

2.突生操作

Fauconnier认为,整合过程是在两个输入空间的基础上进行运演,产生第三个空间,即复合空间,它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并通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阐释(elaboration)这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形成突生结构(emergent structure)(Grady & Coulson & Oakley,1999)(汪少华,2001)。

(1)组合(composition)。将两输入空间的投射组合起来 这种组合后的投射形成各个输入空间以前均不存在的新关系。

(2)完善(completion)。通过直接组合产生的新结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这时,在合成空间中,通过突生操作可以使得这些整合关系变得有意义。将合成中间中的某一结构补充完整(Pattern Completion),使得从输入空间投射过来的材料与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 一致,从而使某一场景变得有意义。例如:屠夫进入手术室时,我们会想,这是一个“不合格的”医生或这是一个蓄意谋杀,通过这样将一个场景变得有意义,而我们可能也随之获得了“不合格”这一突生特征。这就是突生操作中的完善过程,完善过程最常用的手段是加入一个新的特征来使某一场景有意义,所以这一过程通常是突生结构的来源。

(3)扩展(elaboration)。合成空间中的结构可以进行扩展。当突生结构与现实中的长时记忆联系起来时,即可对合成空间进行“运演”(running the blend),根据它自身的层创逻辑 (emergent logic)在合成空间中进行认知运作,这一运作可能是非定向的,无法预测的,可以是实际的,也可以是想象的(Grady & Coulson & Oakley,1999)。

任何突生结构都是在整合两个输入空间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属于其中的任意一个输入空间,且突生操作的三个过程并不存在先后关系,突生结构可能出现在三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过程。另外,该过程产生的突生结构可能不止一个,与认知主体和语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认知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突生结构,甚至同一认知主题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的突生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3.压缩

概念的整合必须有概念的压缩(conceptual compression),两个参与整合的概念域(输入域)及其之间的联系有选择地压缩到一个整合域中。概念整合网络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其将分散的概念结构压缩为合成空间中可理解、可操作的情境的能力,这些压缩得到的合成空间是可记忆的,且可以弹性地扩大来掌管其所在的网络(Fauconnier & Turner,2000)。可以说,概念整合是一个很好的压缩工具,不同相关空间的选择投射和合成空间的整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压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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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那个长辫子姑娘是我现在那个剪短发的妹妹”。

涉及的两个概念域,一个是“50年代域”,一个是“现时域”,两个域之间有时间距离,在概念整合中,通过压缩,“长辫子姑娘”和“剪短发的妹妹”被等同起来,它们中间的时间距离被略去,即时间这一关键关系被压缩。

“电影中那个长辫子姑娘是我那个剪短发的妹妹”。

涉及的两个概念域,一个是“电影域”(角色),一个是“生活域”(演员),两个域之间有空间距离,在概念整合中,通过压缩,“长辫子姑娘”和“剪短发的妹妹”被等同起来,它们中间的空间距离被略去,即空间这一关键关系被压缩。

除了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关键关系之外,因果关系、变化关系等各种关键关系都可以在概念整合网路中进行压缩。概念整合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之间的关键关系被压缩之后,产生了比较简单的结构,简单产生力量,动态的突现结构由此产生(沈家煊,2005)。

四、突生结构与创新意义

通过突生操作产生的合成空间中的突生结构通常是比较简单的结构,但是正是这一简单的结构产生了创新意义,本章节将解决“简单―创新”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阐释突生结构与创新意义的关系。

1.突生结构的简单性与可及性

概念整合网络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通过合成空间内的突生结构通常要比输入空间中的结构简单(Fauconnier,2005)。在the Bypass例子中,合成空间中的“三个小孩给病人做手术”这一场景,远比输入空间中“提高全民教育以在将来提升社会效率和竞争力”这一场景简单。事实上,合成空间中的突生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创新意义的结构,而是一个人人可及的、简单的结构,正是这种简单性和可及性才使得合成空间在概念整合网络有巨大的解释力。

2.突生结构的复杂性与创新意义

Croft曾批评概念整合理论,虽然概念整合网络相对于概念隐喻理论的两域模型在隐喻理解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该模型只描述了输入空间之间传统特征的合成,而对于隐喻的创新意义却未能详加描述(Croft,2003)。这与概念整合理论中关于突生特征位置的理解相关。在1997年之前的文献中,Fauconnier曾多次提到,突生结构存在于合成空间之中,“Fauconnier(1997)认为,合成过程是在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之上进行运演产生第三个空间,即合成空间。它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并形成层创结构 (emergent Structure)”,所以,如果在合成空间中看突生结构,那么突生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学者们发现,如果把突生结构局限于合成空间之内的话,会产生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突生结构既是简单的,又是概念创新的。“简单―创新”的矛盾无法解决。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突生结构不是局限于合成空间之中,而是存在于整个概念整合网络中。

那个外科医生是个屠夫。

这一隐喻涉及两个概念域,即“外科医生”与“屠夫”,通过部分映射及整合,将两个并不含有太大关联的概念域整合到一个合成空间中。在这一隐喻的概念整合网络中,“外科医生施手术刀于病人”作为一个输入空间,“屠夫施屠宰刀于猪羊”作为另一个输入空间。在输入空间1中,外科医生做手术的目的是救生,切除腐肉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在输入空间2中,屠夫剔肉是目的,杀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两件事情的目的和手段正好相反(束定芳,2008)。但是这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又有对应关系,二者有一个共同的抽象结构“某人X施刀术于Y”,这一抽象结构构成了概念整合网络中的类属空间。整合网络在输入空间1和2各选取一部分(外科医生动刀的过程和屠夫动刀的目的、手段),并借助类属空间,将二者整合在一起,形成“外科医生施屠宰刀于病人”这一合成空间。但是,合成空间中“外科医生施屠宰刀于病人”这一整合意象是一个非真实的新关系,将这一关系整体回射到“外科医生”输入空间,通过突生操作的完善过程:医生的目的是救病人,但是用却是屠宰这一杀生手段,用杀生的手段来实现救生的目的,要使这一个结构存在合理,只能突生出一个新的结构,即“那个外科医生技术拙劣”。由此可见,该隐喻的突生结构“那个外科医生技术拙劣”,是合成空间中的整体意象回射到输入空间1时,通过完善和拓展产生的,而并不是存在于概念整合网络的合成空间之中。整合的创新意义并不在于突生结构本身,而在于突生结构与网络中个空间之间的联系。

五、双重意象

相对于日常语言的概念整合过程,隐喻语言,尤其是新奇隐喻的概念整合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对隐喻形象性的解释。如果仅仅是为了表达“那个外科医生技术拙劣”,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引入“屠夫”这一概念域,也不必以隐喻的语言方式出现,之所以选择隐喻表达的方式,就是因为隐喻表达的生动形象性及其产生的美感。概念整合网络对于隐喻的理解及工作机制,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已经相当透彻,但是对于隐喻的形象性,在概念整合网络中却并未体现出来。事实上,在突生结构在回射到“外科医生”输入空间的同时,突生结构与另一个输入空间即“屠夫”输入空间也存在着联系。前者是意义上的整合,而后者则是意象上的整合。

概念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纯语言的理解过程,有些概念或结构由于使用频率较高,在使用者的大脑中会形成一个意象。由于隐喻通常要涉及两个概念域,因此与之相关的一个想象就是隐喻的双重意象(double image)。所谓的双重意象,就是指隐喻中的异常搭配,不但勾起了通常的联想关系和相对应的意象,而且诱发了听话者对新的搭配所构成的意象的想象(束定芳,2008)。例如: The surgeon is a butcher.

根据概念整合网络的分析过程,我们可以得出“那个外科医生技术拙劣”这一意义,在意义整合的同时,由意义引发的意象也在进行整合。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时,脑海中会迅速出现“医生做手术”和“屠夫切肉”的情景,由于这两个场景存在于同一句话中,大脑中便迅速将两个意象合并到一起,浮现出“屠夫做手术”的意象,这一意象比概念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反映。由于“屠夫”这一意象留在人们脑海中的意象是“切肉”、“杀生”等容易引起人们恐惧情感的图式,而做手术本应由技术精湛的“医生”进行,两个意象引起的冲突,让人们更加感受到这一隐喻的形象性。正因为隐喻的这种双重意象性,隐喻才具有一般语言适用所不具备的、将本来属于某一领域的事物特征转移到另一领域、所引起的相关意象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动态互动过程。

六、结语

概念整合理论在隐喻方面的研究已经是认知语言学中重要的课题之一,本文着重分析了概念整合网络中突生结构产生的过程,并指出突生结构不是只存在于合成空间之中,而是动态的存在于整个概念整合网络之中。创新意义的产生不在于突审结构本身,而在于突生结构与概念整合网络中个空间之间的联系,另外隐喻的新奇性和生动性不可以只从意义的角度进行分析,由概念产生的意象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反应及对隐喻的感官认识,双重意象是隐喻生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Coulson,Seana.& Gilles Fauconnier.1998,in press.“Fake Guns and Stone Lions:Conceptual Blending and Privative Adjectives”.Cognition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ed.by Daniel Jurafsky,Laura Michaelis&Barbara Fox.Stanford,CA:C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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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uconnier G.&Turner,Compression and Global Insight,Cognitive Linguistics,2000.11-3/4:283-304.

[4]Fauconnier G.& Turner M.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Cognitive Science,1998.22,(2):133-18.

[5]Joseph E.Grady,Todd Oakley,Seana Coulson,Blend and Metaphor,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G.Steen & R.Gibbs (eds.).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1999.

[6]沈家煊.语法与认知:概念整合与浮现意义.

[7]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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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红孝.空间映射论与概念整合的认知过程.外语学刊,2004,(6):66-72.

[10]王勤玲.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的对比研究.外语学刊,2005,(1):42-46.

[11]汪少华.合成空间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力(J).外国语,2001,(3):37-43.

[12]张辉.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

空间结构论文篇9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量新生事物涌现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与之相对应的新词（neologisms）。英语中不断出现的新词引起很多学者和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对英语中的新词从构词法角度进行了详尽的搜集和整理，也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对新词产生的机制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在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上对近年来英语中出现的有关“人”的新词进行分析，所选语料来源于wordspy网站，通过这一研究试图揭示新词产生的心理认知机制。

二、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是探索意义构建、信息整合的理论框架（Fauconnier & Turner，2002）。概念整合理论是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是概念整合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概念整合理论认为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式包括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一个合成空间。各空间之间通过跨空间映射进行对应连接。在概念整合中，类属空间包含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抽象结构，形成类属结构。合成空间除了包含类属空间中的类属结构外，还包含两个输入空间选择性投射的特定结构以及合成空间本身通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扩展（elaboration）而建立起的新现结构（emergent structure）。新现结构不存在于原有的输入空间中，体现了概念整合的创造性。概念整合中的任一空间都能随时得到调整，不但输入空间可以影响合成空间，反过来合成空间形成之后也可以影响并调整输入空间。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

三、概念整合理论对英语中关于“人”的新词的认知分析

1.本研究的新词汇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也高速发展。与此相关的各类新词汇也应运而生，而人作为各类社会活动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身份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新的词汇来描述其新的特征，英语中因此涌现出了大量的关于“人”的新词汇。本文所指的“新”是指1996―2012年这段时间，研究所用的语汇来源于英语新词网站http：//，该网站已开办近20年，积累了大量英语新词。网站收录从1996―2012年间的新词共计5475个，词汇包括经济、文化、语言、科技、社会学等，其中在社会学类词汇中关于“人”的新词共有433个，在所有类别新词中占有比例是最大的，占全部新词的7.9%。通过对这433个新词进行构词法分析后笔者发现复合词和拼缀词分别占45.7%和29.3%，是此类新词中占有比例最大的两类词，对这两类新词进行认知分析显然对于理解新词的认知机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本文将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这两种类型表示“人”的新词进行认知分析。

2.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的表示“人”的英语复合词。复合法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创造英语新词的构词法，但复合词的构建机制又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两个单词的意义相加。当然有一部分复合词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两个独立单词的意义拼合，比如新词“career coach”就是职业指导或职业咨询师的意思。但英语中很多复合新词的意义往往是更加复杂的，比如“pancake people”就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做煎饼的人”，而是指在信息时代涉猎各个领域而不是专注某个领域的一类人。理解复合概念的过程也是创造新概念的过程。下面以新词“barking head”为例来探讨用复合法创造新词的认知过程。

“Barking head”指的是“狂吠政论家”或“大声且粗鲁发表评论的评论员或专家”。该词的意义构建过程需要首先建构起两个心理空间。输入空间1建构了大声叫嚷、吼叫的人头的心理空间；输入空间2建构了狂吠的狗的心理空间。两个空间的相似特征“野蛮、粗鲁、偏见”投射到类属空间，而在合成空间形成的新结构就成为“持有偏见粗暴发表评论”，这样新的意义就产生了：大声且粗鲁发表评论的评论员或专家，如下图所示：

这一意义建构过程也遵循了概念整合的转喻压缩原则，即输入空间的某些成分往往通过转喻等压缩手段进入合成空间。这里的“人头”经过转喻映射，代指这样一类人，其理据是人头在人体器官中的重要性，故而经常成为人的代称。比如英语中的谚语“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两人智慧胜一人）就是用“head”一词代指人。采用类似认知机制创造的新词还有“shouting head”，“robo-signer”等。

3.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的表示“人”的英语拼缀词。拼缀法（blending）是英语中一种常见的构词法，是把两个词同时进行裁剪，或截头去尾，或只裁剪两个词中的一个，保留另外一个，然后把两部分拼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词。如“many”（male + nanny男保姆），“celesbian”（celebrity + lesbian本身为同性恋者的女名流），“frenemy”（friend + enemy伪装成朋友的敌人或互相竞争的同伴）。拼缀词结构紧凑，把复杂的概念压缩在一个语言单位里，研究拼缀词形成的认知机制对于我们认识词汇语义心理构建过程具有普遍的意义（周启强、白解红，2006）。下面以新词“screenager”（屏幕少年）为例探讨用拼缀法创造新词的认知过程。

“Screenager”是由“screen”和“teenager”两个词拼凑而成，汉语可直译为“屏幕少年”。新词“screenager”的语义建构可以用概念整合理论中的简单型整合方式来阐释。在简单型整合网络中，一个输入空间包含特定框架及其角色，另一输入空间包含无框架组织的元素，跨空间映射将角色与元素进行匹配。该词的创造过程首先需要建构两个心理空间：输入空间1输入“screen”这个概念，该空间包括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等角色；输入空间2输入“teenager”这个概念，该空间内容为十几岁的青少年这一元素，跨空间映射在角色与相应的值之间进行匹配后，合成空间中便形成了“屏幕少年”这个新词的意义：经常坐在电视和电脑前、对各类技术信息领悟能力较强的年轻人。通过类似的概念整合还可以创造例如“nico-teen”（nicotine + teenager会抽烟的十几岁青少年）等新词。

四、结语

人类社会活动的多样性造就了社会主体“人”的复杂性，各类关于“人”的词汇的创造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本文通过实例分析探讨了部分英语新词的意义构建过程，运用概念整合理论主要对复合词和拼缀词进行了认知分析。但本研究涉及到的新词数量十分有限，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的新词类别也不够广，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这一理论在新词分析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 M.Turner.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New York：Basic Books，2002.

[2]周启强，白解红.英语拼缀构词的认知机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3）.

空间结构论文篇10

卡尔维诺的诗学话语中虽没有出现“空间”的字眼,但是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空间特性。卡尔维诺的诗学观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较为清晰的联系,而从空间理论的视域看,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都是关于空间的诗学。对作家和批评家来说,空间是处理文本的一个方式,空间是对世界的一种感知方式,结构是一种空间存在和感知方式。1967年卡尔维诺移居巴黎,在那里停停留留有15年之久,与法国着名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等人来往密切,与原样学派和乌力波文学圈交往频繁。在这个璀璨的文化之都巴黎,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先锋思想丰富了他的创作,充实了他的小说诗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诸多概念在学理上与空间理论密切相关。结构主义强调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后结构主义强调开放性、生成性、流变性、碎片化等。它们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处理空间的方式的区别,是审视世界的思路的不同。卡尔维诺虽然没有使用空间这一术语来,但是他较多地使用了具有空间性的诗学话语,有意识地将空间视为处理文本的一种方式。他的迷宫、时间零、结晶体、大百科全书等诗学概念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概念,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检验小说的空间诗学问题,极富思想启迪。

卡尔维诺的文学思想具有典型的空间思维特质,他的诗学及其创作实践都朝向一种开放性、繁复性和生成性。“迷宫”、“时间零”、“结晶体”、“百科全书”都具有浓郁的空间的思维特质。此外,卡尔维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互文性”特点也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

迷宫这个空间体系有许多复杂的通道和死巷,比挪?韦斯认为“迷宫因它的多层次性和复杂表征而成为世界文学形象的典型”(Beno71)。迷宫繁复的空间特点启发了卡尔维诺,他追求多头绪的写作,追求多重理解的生成性,试想,卡尔维诺的哪一部小说不是像穿越迷宫一样费解呢?《命运交叉的城堡》、《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皆是如此。

时间零这个术语极具卡尔维诺的独创性,在他的论文集《你和零》中有提及,更是在短篇小说集《时间零》中用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时间零》、《追赶》等试图图解这个理论。在《时间零》中卡尔维诺是这么阐述时间零的:“弓弦松弛,我伸开左手持弓,我右手向后拉弦,羽箭在空中飞鸣,悬停在它轨道三分之一的地方。同时一头狮子张牙舞爪向我扑来,也悬停在它轨道的三分之一的离我的箭稍远一点的地方”(Calvino95)。这个绝对的时间卡尔维诺称它为时间零。羽箭和狮子的空间运行轨迹是微妙的,是通向多种可能性的,空间的敞开性的文学空间实验就是《寒冬夜行人》,每一个小故事都是到某个点便戛然而止,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关注的都是写作的开放生成,极富空间思想。结晶体无限延展,有多个琢面,百科全书有众多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诸多的线索可以无限发展生成。这些空间体验卡尔维诺十分精巧地运用到了《看不见的城市》、《帕洛玛尔》等小说创作中。

“互文性”(文本间性)这个概念有着丰富的空间诗学思想。卡尔维诺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对另一些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拼接、引用等等。《命运交叉的城堡》编织进了很多意大利的民间故事,《寒冬夜行人》模仿了多种国别多种文体的创作,《看不见的城市》化用了历史人物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相关背景。

卡尔维诺的空间诗学和文学空间生产在现在看来极具前瞻性。卡尔维诺在1986年去世,那时候的空间理论尚没有像现在那样丰富。但卡尔维诺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和诗学理论中已经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空间的多元性,看到了多维空间交叠的特征,他精巧的文学创作使他成为多维叙事空间的创造者。他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和文学空间实验都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点,体现了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已和空间理论融汇的特点。

荷兰哲学人类学教授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指出赛博空间是“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时间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就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相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穆尔2)。卡尔维诺的诗学概念“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的多维叙事空间就具有赛博空间的特点。结晶体的多面结构,不断生成不断变化。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繁复”主题中提到:“当代小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作为一种知识方法,尤其是作为一个联系不同事件、人物和世间万象的网络”(卡尔维诺105)。结晶体和百科全书的不断生成变化就好比是赛博空间,赛博空间的特点是瞬息同步性、多媒体性、超链接性、互动性等。如超文本超链接一样,结晶体的每一个晶面都能发展,百科全书的每一系统每一个细节可以发展成为繁复的系统。这样的创作,使得传统的线性阅读已经不太适用于卡尔维诺的小说,他的《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帕洛玛尔》等章节之间不存在时间的逻辑关系,更多地体现了空间的多元、开放关系。

当代法国着名哲学家德勒兹(1925-1995)为20世纪空间哲学贡献了以下重要的概念:如生成 、褶子、块茎等。这些空间性的哲学概念为我们审视世界提供了新的方式。《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说:“生成是一个根茎,它不是一棵分类树或谱系树”(德勒兹加塔利336)。“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的诗学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根茎的空间诗学思想。根茎,又称“块茎”,是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分类树”或“谱系树”的模式,后者具有中心论、等级制等特点。“根茎”(块茎)则强调开放性和逃逸性。

空间结构论文篇11

随着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终结，以及对现代化和“科学代表进步”观念的反思，引发了社会科学界对空间的广泛关注。在理论建构层面，社会科学界的空间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二是人文地理学界空间研究的“社会学化趋势”。两个学科的研究一直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相互继承，最终汇入社会空间的研究中。学科共识是社会空间研究形成的根基，学科差异是社会空间研究拓展的动力，而两个学科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则是社会空间研究发展的困境。认识空间的学科共识、差异与共同问题，可以准确、详细地了解社会空间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今后的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社会科学界空间研究的深入推进。

一、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的空间关注：社会空间研究的两种路径

（一）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研究

人文地理学是反思科学地理学缺失的产物。科学地理学缺少社会内涵，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因此，人文地理学否定了一种独立的、纯几何学的区位观论，开始尝试空间研究的社会化转型，简单来说，就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地理学把自身确立为‘空间科学’。它研究的是空间规律、空间关系和空间过程。”[1]受科学理念影响，人文地理学将空间中其认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分离出来并确定它们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基于这一模式，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事件的空间模式，即研究事件的空间分布，探析社会活动的区位方式；二是找出时空中构成社会结构的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如英国地理学家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研究了产业和就业的地域分布，并指出在其背后是生产关系的空间组织。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分析了资本在城市中的运作。哈维进一步指出，空间的组织方式必须有利于生产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对于资本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不同利益集团对于空间具有不同的要求，他们的斗争、协商便决定着空间的构造。

（二）社会学的空间研究

一直以来，社会学都缺乏对于空间的关注。随着城市化、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时空开始参与到社会转型之中，社会学理论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开始将空间概念引入研究之中。

社会学是针对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的科学研究。[2]空间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维度之一，社会学就是要研究空间如何参与到社会运行和建构中去的，以空间视角审视社会运行、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社会属性、社会生产（再生产）等。

社会学的空间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空间结构的描述分析。如芝加哥学派发现人们通过竞争和相互依存，在城市地域上分化聚集，形成了城市的区位布局和社区结构，并总结出了一些经典模型。二是挖掘空间形式、布局、意义社会性创造。20世纪60年代，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开始认识到日常生活和革命政治不得不在一种（城市）空间语境中重新阐释，他敏锐地意识到（城市）空间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出来的。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研究中获得启发，开始探索城市空间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三是社会与空间的关系探析。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之前的研究没有详细阐述空间如何参与到社会运作中去的，他指出，必须将空间和社会互动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思考。社会互动由一定时空中的社会实践构成，空间形塑社会互动亦即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

二、学科共识与差异：社会空间研究理论的建构

（一）学科共识：社会空间理论形成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各自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但两个学科在空间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共识，这些共识也就成为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根基。

1.重视社会存在的空间维度

位置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发生地，每样东西、每种活动都有自己的位置。“这边”、“那边”、“方位”等概念时刻提醒着我们空间的作用，物的存在或发生必定与空间相关。空间限定了物存在和活动发生的地点，同时为群体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情境”。 空间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研究社会不能忽略空间维度。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2.坚持空间的社会性

一直以来，“空间仅仅被视为自然的、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3]事实上，空间是社会存在的平台或“容器”，空间被人类占有和使用，空间在此过程中也被社会性地建构。“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蕴含着某种意义。”[4]空间不仅仅是一种事物或者产品，它还包容了社会活动生产出来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空间充满了社会关系，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空间研究都是源于对公共协商和交往的社会秩序的揭示。

3.强调空间的物质基础

列斐伏尔指出，前人所研究的“空间”，是一种几何学意义上空间的区域，或者是哲学层面上心智或精神的事物，他们的抽象空间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之间产生了割裂。[5]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则认为人类活动生产出街道、房屋、工厂、医院、学校等物质设施，这些设施的配置与组合反映了社会关系。两个学科将社会生活布展在空间中，并坚持空间的物质性，从而实现了空间与社会的统一。

4.以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关联为研究核心

空间在社会活动中呈现出一种结构化状态。生产的国际化和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分工，社会生产、社会冲突大多以城市和区域为基础，交通、电子技术、通信使日常生活的时空组织发生了改变。由于这些过程和变化，空间结构不仅仅被视为社会生活的容器，而且还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共同的秩序问题。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辩证限定，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就是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学科差异：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不同方向

“传统的学科建制往往将整体性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其中每个分析性学科各自单独面对才能解释和应对的问题。”[6]社会空间研究的学科差异关注空间的不同方面，这成为空间知识体系扩充的关键。

1.社会学的空间视角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指出，20世纪社会学理论缺乏空间观念。[7]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是将空间纳入自己的社会学形态领域，将其置于社会学这门科学的更大的框架之下，以空间的视角重构社会学理论。一直以来，社会学的元叙事常常集中于时间变迁的过程，而保持空间的恒定性。空间视角的纳入，使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注意空间组织在社会过程展开中可能产生的阻碍或推动作用，空间研究甚至成为专门的社会学分支——空间社会学。空间视角的纳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2.人文地理学：一种空间科学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就是围绕“区域”展开，通过空间、区域的差异来研究“地”的“理”，即区域空间的演化、人和地的关系以及区域规划。人文地理学的空间分析范式和研究理念，使得其在社会空间理论的建构中有着独特的关注点。

第一，人文地理学承认“空间是社会构建的”这一重要观点，但是社会关系也在空间中建构，这一点对于地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文地理学是以地区差异为基础的综合学科，社会过程发生在具有地理差别的空间中，这一事实影响了它们的运作，这似乎是地理学中独特的研究理念。人文地理学不但发展出“社会—空间”辩证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强调空间的技术性研究，指出距离和空间的分离对于社会过程和活动也具有塑造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合法边界的确定来实施空间分割，界限的划定会影响区域的经济、文化特点，以及事件的发展。例如梅西指出，生产职能与部门的分散强化了分工，同时塑造了管理等级体系。[1]整个社会运行也是如此，距离加强了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相对地理隔绝，造成了分层意识和潜在的对抗。

第二，人文地理学也被称为“人本地理学”，该学科研究人地关系，探索特定区域中人的行为，以及人们的认同、感知、意向对地域社会逻辑的影响、作用，这使得人文地理学在微观的人与空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如哈格斯特朗（Torsten Herstrand）在《区域科学中的人》一文中描述了时空在能力、权威等方面对人的制约，同时他也承认社会系统会对人的反馈行为做出较慢的反应，社会系统中的领地与活动束在较长的时间程度上会发生变化。[8]

第三，人文地理学关注的是区域的独特性，不同大都市、城市、城区和社区的独特性是地理学解析的核心。在当代，城市和区域是社会运行的主要载体，列斐伏尔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以区域或城市作为社会生活“容器”的历史。人文地理学家紧贴时展实际，其区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是特殊的又是具有代表性的“窗口”。正如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在《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一书中，以洛杉矶为范例，指出当代后大都市已经成为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转化场，由过去因危机引起重建，转向因重建而形成危机。

3.两个学科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理论体系

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都承认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同时也都认为空间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个用于表述经济、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的媒介，空间本身也是影响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差异的重要因素。按照这种思路，社会空间研究形成了“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即社会实践生产出了社会空间，而形成后的社会空间指导、制约着空间内的实践，再生产或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

范式具有理论统治权，“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的提出促生了与之相应的理论框架：

从逻辑上讲，物质和空间发生联系的第一步是通过确定前者的位置来实现的。不同的事件不能在同一时间内发生在同一地点，因此，在一定生产关系指导下的社会实践系统将不同种类和步骤的活动分配到不同的地点上去。在实践过程中，围绕着某种目的组织起来的人、工具、对象、地点、行为规范等相互协作，通过以效应终止的地方确定自己的范围，由此成为一种空间的存在。不同的实践活动通过连续性、积累性、周期性地对空间进行占有和使用，赋予所在空间以社会意义。社会性在空间中凝固，产生了空间分化，空间被标识为不同的社会过程，“当我们提及公寓中的房间、街角、市场、商业或文化中心、公共场所等，谁都清楚它们意味着什么。”[5]社会实践系统内部尽管是相互区分的，但在总体上受到权力的控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属于政治实践，即国家权力。”[9]那么，不同社会实践所在的单位空间也相互结合为空间系统。空间结构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使得空间可以被讨论和理解，由此形成社会共识，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各个社会群体在空间的分配和使用中会产生新的需求和利益表达，这会引发城市空间的变化。社会—空间的辩证限定推动社会螺旋式的前进发展。

三、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空间研究的共同问题：社会空间探讨的难题

社会空间的研究存在着诸多困难，这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界空间研究本身的困境，亦是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共同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局限

1.社会科学规律的莫测性

“19世纪，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在自然科学的阴影下形成了它们的现代形式。这使我们可以确定出它们之间的许多联系，乃至它们之间的交叉结合。”[10]一直以来，社会科学都缺乏自己的空间概念，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致力于挖掘空间的社会性。由于二者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因此不仅仅把空间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影响看做是一种假设，还要深入探索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一般规律。但是，任何社会科学的规律在范围和严密性方面都不能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相比拟。再者，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缺乏统一性，混杂着情感和利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科的分析与理论能为社会现象、行为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科学定位使社会空间研究困难重重。

2.理论抽象导致去空间化

空间与物相辅相成，任何学科的思考都离不开空间的维度，空间概念被引入人类思想中。空间是各种能量、事实和物质的载体，当人们描述、讨论、分析空间时，就意味着空间从实体中分离出来，它是在理论层面而不是现实中存在。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空间概念，是因为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次抽象空间概念。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看来，空间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可以通过抽象出物质空间所负载的社会性来建构社会理论。“一旦空间被归结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我们就开始忘记形式或结构意义上的空间，这种分析与公然去空间的理论不存在任何差别。”[11]空间被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对人类意向性或社会结构的编码或映像，空间脱离了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我们必须彻底摈弃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

（二）时空结合领域亟待深入

时间和空间是社会存在的两个主要维度，我们要分析社会过程产生的空间，必须要理解制约社会过程的时间，即活动执行和发展的频率、速度、顺序等时间规范。但很多学者在研究空间时忽略了时间，这导致他们在进行社会空间结构分析时，通过抽离时间来解析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及联系方式，空间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而他们在进行社会发展分析时，则主要考察社会随时间发生变迁的方式，由此引发的一个基本而重大的错误是空间变化仅仅等同于社会变迁。时间的缺失还使“社会—空间”分析范式出现缺陷——不能准确地描述社会发展和变迁。“社会—空间”辩证暗含着社会发展的两种形式：常规化循环和根本变化。前者意指社会再生产，后者则被英国时间研究学者阿切尔（Archer）称之为形变。阿切尔（Archer）进一步指出，尽管“社会—空间”辩证“包含了两种象征表达，但并没有分析那一种表达在什么条件或情况下普及。”也即是“没有回答‘什么时间’的问题”。[12]

（三）社会与空间没有实现真正的辩证统一

尽管空间只能通过物质存在，但它并不仅仅依赖于特定的对象，空间还包含着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态势。因此，空间不能还原成物质构成要素，空间在分析中更多的是充当一种背景性因素。此外，空间中还存在着非社会性的构成要素。河流、山川、天空等自然要素被纳入社会生产中，“我们为了休闲征服了海、山脉甚至沙漠。休闲工业和建筑业已经联合起来使城镇和城市化沿着海岸线及山脉地区扩展。”[13]自然要素确实是通过社会生产这个媒介被我们认识到，但它们的产生并不依赖人类社会。社会空间研究把分析限制在“社会”参数内，因而很难将那些不属于社会的因素和过程理论化。

四、结语

本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空间理论传入中国，在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在社会科学界掀起了空间研究热潮。许多人在用空间视角分析社会时，往往不假思索地照搬和使用空间概念，其实，社会空间研究是众多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同的空间概念和空间分析模式暗含着不同学科的思维、视角与语言。我们应当分清不同学科在空间研究中各自的立场、方法和观念，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空间研究的缘起及发展情况，同时把握各学科的独特性。目前，学界用的最多的应该是人文地理学学科中的空间概念和研究方法，吉登斯曾指出，“除了近晚期地理学家的著作外，社会科学家们未能围绕那些从时间和空间建构社会体系的模式来进行他们的思考。”[14]也许吉登斯的评价低估了社会学、建筑学、文学等学科在空间思考方面的作用，但这也证明了地理学在社会空间研究方面贡献之显著。

随着空间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科学界在空间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也日益繁多。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两个学科的交织组合以及其他有待研究的交织组合远比本文所涉及的要复杂。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交叉组合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再发展，究其原因正是在于社会空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社会—空间的二元分裂倾向，对于时间的忽视，等等。这些问题阻碍了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亦是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共同面对的难题。问题是跨学科协作的契机，社会空间研究今后的任务也将成为两个学科合作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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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C].谢礼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11]安德鲁·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A].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C].谢礼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1.

空间结构论文篇12

反语（irony）作为复杂的语言现象，其研究历史漫长，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修辞学阶段、现代语言学阶段和认知语言学阶段。传统修辞学理论认为反语是文学领域里常用的一种修辞格，以正面的话语表达反面的意思，或者以反面的语言表达正面的意思。使用反语表达思想、观点或描绘事物，常常含有讽刺、幽默或揶揄的意味。现代语用学自Grice(1975: 41-58)首次提出反语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次准则，听话者要理解反语中隐含的与字面意思相反的含义 。语用学者们如Leech(1983) 、Searle(1979) 以及Sperber 和Wilson（1992）均强调要根据语境因素研究言语反语（verbal irony），分析说话人和听话人共知的背景信息以及听话人的推理能力。Roy（1978）、Holdcroft（1983）以及Haverkate（1990）则从纯语义学角度研究反语的语义特征。自Lakoff和Johnson（1980）、Gibbs和O’Brien（1991）以来，反语研究走向了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分析反语的研究之路。

在国内，反语研究也经历了从以往常见的文学修辞研究走向语言学研究的类似过程。近年来，从心理语言学或认知语言学角度展开的研究也已经并不鲜见。比较成熟的语言学研究有刘正光（2002）这一方面的综述；曾衍桃（2004）则从语言学和非语言学两大板块进行综述。反语的语用和认知研究反映了近年该主题的研究取向，本文第二小节中提到的多位学者的论文都是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展示。反语的回应理论和心理空间理论研究以及复合（或合成）空间理论最受关注。笔者在此专文中拟从心理空间理论的新发展——概念整合理论来研究反语。

2. 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历史发展

美国加州认知科学系著名认知语言学家Fauconnier于1985年出版了影响重大的著作《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心理空间理论成为运用心理学有关理论展现语言运作中认知因素的一个成功尝试。在此后的一系列著作（Fauconnier，1996；1997；1998；etc）中，特别是在Fauconnier和Mark Turner (1998；2002) 二人合作的著作中，Fauconnier和他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一道创立并发展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在认知研究领域成功地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地。

2.1 心理空间理论简介

心理空间理论是概念整合理论的初步雏形，以虚拟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来解释词际、句际语义关系。心理空间理论运用多个心理空间的概念映射和合成来具体分析语用现象的心理认知过程。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不停地建构心理空间及空间里的分子及其关系。“虚拟的心理空间”不是语言形式结构本身或语义结构本身的一部分，而是语言结构中相关信息的临时性容器，或是语言使用者分派和处理指称关系的概念框架理论，或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概念包。心理空间就是由语言结构表达的思维或心理构造物，它们由空间内所涵盖的各种成分及其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一个心理空间可以与其它心理空间建立新的递增的语义关系，从而形成了心理空间的多维性或复杂性。因而意义的获得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心理空间及其类属关系洞识的结果。

2.2 概念整合理论简介

概念整合理论的英文术语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Fauconnier在其专著《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1997)中正式提出了该理论，此后的研究中又不断将其完善、发展。简言之，概念整合就是把来自不同认知域的框架结合起来的一系列认知活动。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过程中，要不断理解或行动，会不断构建一些概念包，存储于虚拟的心理空间里。交谈中会不断建立新的心理空间，每个心理空间只是一个临时结构。它的存在依赖于某个或某些特定的或相关的更广泛、更固定的知识结构。

具体而言，概念整合理论以心理空间为基本单位，根据建立在类比、递归、心理模式化、概念包、知识框架等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操作过程，建立四个抽象空间：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输入空间I (input space I)或称源心理空间（source mental space）、输入空间II (input space II)或称目标心理空间（target mental space）、整合空间 (blending space)等四个空间。输入空间I和II顾名思义都为即将产生的整合空间提供“输入”。类属空间也为即将产生的整合空间提供输入，它是构建于两个输入空间之上的，经过类比认知建立起来的选择性空间，反映来自两输入空间的共同抽象结构。整合空间则承接两个输入空间相关域的所有背景、结构和认知模型知识，达到新的认知。

在概念整合过程中，输入空间I和输入空间II首先通过跨空间映射(cross-space mapping)，将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地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投射到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的整合空间；其次，输入空间中的成分和结构有选择地进入整合空间，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原有输入空间的概念结构。例如在“a is b”中，a、b分别属于不同域，在类属空间里为来自两空间的相似特征，整合空间表现为a、b域的不同引起了对两个空间的相似特征的选择性思维，反映了一种动态的创造性认知活动。概念整合理论把语义的构建看成一种现时的处理过程(on-line process)，换言之，语义的产生是一种动态过程，就如a或者b出现在不同的域时，意义的整合就会变得不同。

这样，概念整合理论包含五个主要特征，即：跨空间映射、来自输入空间的部分映射、类属空间、层创结构和事件的整合。概念整合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基本过程：1）构建过程(composition) ，即由输入空间投射到整合空间的过程；2）完善过程(completion)，即输入空间的投射结构与长期记忆中的信息结构相匹配的过程，它是层创结构内容的来源；3）扩展过程(elaboration)，即根据它自身的层创逻辑，在整合空间中进行认知运作的过程。

总之，Fauconnier的概念整合空间模式既重视语境的作用，又能从简单的空间结构揭示意义构建过程的动态性，阐释了语言意义动态生成的空间机理，对动态的、随机的、模糊的思维认知活动都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可以用来解释多种语言现象。

3. 概念整合理论对反语认知的解释

概念整合理论不仅已成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而且也成为交叉学科研究的热点。在修辞学领域里，国内学者纷纷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解释复杂的修辞、语用现象。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在反语生成中，说话者出于考虑语法、语境和文化因素以及说话动机，建构和连接心理空间。随着话语的展开，创造出一个心理空间网络，通过概念合成产生反语话语。在反语理解中，通过概念域和语境信息来组成心理空间。从同一概念域话语参与者建立起了不相容的心理空间。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射，各种概念结构重组到合成空间，层创结构得以启用，从而获得对话语实时意义的动态的、完整的理解。

例1. He is as welcome as a storm. 他像暴风雨一样受欢迎。

在例1中，“he”是现实生活中的人，“storm”是自然界中的灾害现象，分别以不同域的两个对象的身份出现在两个输入空间即输入空间I和输入空间II里。该例的类属空间里也出现了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相似特征：受人欢迎（welcome）。通过跨空间映射，读者结合现实社会语境能领会到下面的事实：暴风雨（storm）不“受人欢迎”。这样，经过进一步选择，层创结构得以启用，“he”像“storm”一样，都“不受人欢迎”。因而在新诞生的整合空间里会输入“He is not welcome.”的意思，与字面意思相反，即：实际上他不得人心。反语说话者不用直接表明观点，通过与暴风雨类比，形象地表达了“他不得人心”的看法，句子充满了揶揄的效果。

例2. She is as slender in the middle as a cow in the waist.她腰细如牛。

在例2中，“she”是现实中的人，“cow”是自然界中的物，输入空间I和输入空间II这两个输入空间里分别出现两个属于不同域的对象。该例的类属空间里出现了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相似特征：苗条（slender），一个是“she...in the middle”，另一个是“a cow in the waist”。通过跨空间映射，读者结合现实社会语境能领会到母牛之腰（a cow in the waist）决不“苗条”。这样，经过进一步选择，层创结构启用后，“she”像“cow”一样，腰部均不“苗条”。因而在新诞生的整合空间里会输入“She is not slender in the middle.”的意思，与字面意思相反，即：实际上她腰粗如同母牛。如同例1，反语说话者不用直接表明态度，通过与牛相比，形象地描绘她的体态。这样运用反语，意重语轻，修辞效果明显。

例3. 一个人要去野餐，却下着大雨，于是他说：“It is really a fine day!”天气真是太好了！

例3的概念整合过程与例1和例2有所不同。前两例着重于反语的理解，例3却是关于反语的生成过程。在现实心理空间里，去野餐的计划因天气不好泡汤了，期望与现实造成了反差，形成了对立。计划者的想法仍流连于天气好能去野餐，这样在第2.2小节所述的“构建过程”中，由一个现实和一个虚拟的输入空间投射到整合空间。在“完善过程”中，经过概念域和语境信息跨空间映射，输入空间的投射结构与人们长期记忆中的信息结构“fine”的字面意思要相匹配，但是“fine”的字面意思和说话者语气在语境中形成冲突、对立，层创结构的内容矛盾不一。因而在“扩展过程”中，根据它自身的层创逻辑，在整合空间中进行认知运作时，所整合的心理空间否定了“fine”的字面意思，形成了反语，表达了说话者极其失望的情绪。

3.1 概念整合理论对反语认知解释的意义

上文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尝试分析了三例不同类型的反语， 概念整合理论都能比较具体地从反语的理解和生成过程解释反语的含义。因而笔者认为，在探索包括反语在内的复杂语言现象时，概念整合理论从意义的构建和信息的整合方面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分析、推理的抽象思维途径。该途径将现实语境和说话者的动机因素等方面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从话语的命题内容及其声韵、词汇、句法乃至表达效果等各方面寻找与之相匹配的话语理解的途径。简言之，反语的认知总是表现为：各种信息在整合过程中会与说话者的输入心理空间I相冲突，经过整合后，才能得出输入空间I是反语空间的结论。

概念整合理论明显属于运用话语交际中的已知因素推理来求得可知结果，整个推理过程仍然是非论证性的、整体的（non-demonstrative and global）中心思维过程。因而反语理解的核心过程为读者由于先后认知之间有反差而发现了话语中含有反语意思，但是反语生成的核心过程却为说话者的心理期待和现实的反差所造成。另外，概念整合理论把语义的理解及构建看成一种现时的动态过程，这一方面反映了现代语境研究走向的必然性，但在同时，也反映了反语研究的复杂性。

4. 结语

概念整合理论运用于反语研究中，能够简单清晰地解释高度抽象化的反语认知问题。但是由于反语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认知心理现象，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研究来分析反语的命题内容特征，考察反语的生成条件和实现形式，以及描述反语接受的形式化过程等等问题。

“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有更多的研究之“柴”为之助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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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rkate， H. A speech act analysis of irony[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

Holdcroft， D. Irony as trope， and irony as discourse[J]. Poetics Today， 1983.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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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D. & D. Sperber. On verbal irony[J]. In Lingua， 1992.

空间结构论文篇13

一、心理空间理论

Fauconnier在其著作《心理空间》中提出心理空间理论并将其定义为：“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建构的概念包。”（Mental Space，1994）该理论指出，认识和理解某些话语的内容和形式是由一系列的富有层次的心理空间建构而成的。现实世界中的事件与状态引发的基础空间是话语建构的开始，伴随着话语的继续开展，便会随之产生不同视角或者是焦点的心理空间。不同层次的基础空间和心理空间都是由空间建构词（space builder）联系起来的。不同的心理空间的内部成分或概念相互对应、相互映射（mapping），从而形成了交错的空间结构。

Fauconnier和Turner将心理空间理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从而提出了一种更加普遍的认知过程―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在概念整合理论中，概念融合的过程至少涉及四个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融合空间（blended space）。认知者有针对性地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有效信息进行匹配并将其映射到融合空间；类属空间即两个输入空间中所共有的形式和内容，从而保证映射能正确、顺利地进行；融合空间将输入空间中的匹配信息进行对接，将整个事件融合成一个层级的复杂的过程。下面通过图解进行剖析：概念整合就是指两个输入心理空间I1和I2通过信息的相似性找到彼此之间的结合点，并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有效信息与融合空间即第三个空间I3匹配起来，由此便形成一个动态解释的复合空间（blended space）。第四个空间I4即类属空间包含一个共有结构，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基础空间和以认知为基础的心理空间实现衔接的关键。这四个心理空间彼此联系，彼此映射和整合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简称CIN），即一个动态模型。（如图1所示）

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黑色幽默分析

黑色幽默小说家采用幽默诙谐的语言，通过“反英雄”式扭曲的人物，用戏剧性的叙事方法及隐喻和象征等艺术特征，描写了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黑色幽默作家注重描述社会现实，用荒诞幽默的手法，描绘出了在残酷的社会中，人们渴望摆脱痛苦的生活，又通过自我嘲讽表达在当时情景中的无奈和悲愤。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黑色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

1.语言的心理空间建构

黑色幽默文学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语言上的革新。黑色幽默作家采用诙谐的笔调，冗长复杂的句式，重复含糊的语言，使文章看起来凌乱却又虚幻，给人一种滑稽和突兀的感觉，这些都是“黑色幽默”文学的语言上的显著特点。语言符合的传情达意和黑色幽默文学语言的荒诞无意义，以及隐喻和象征的使用，形成了认知语言学中心理空间理论的两个输入空间，语言功能的传情达意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象征和隐喻。形成了隐喻象征条件下的心理空间，即语言的使用已经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字面意义，而是隐喻现实，讽刺现实。

《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语言的使用上采用了不同的手法，有时采用反语，有时加以夸大，有时插科打诨，让人体会到不同的诙谐和荒诞。如在描写米洛的外貌时，Heller说他“满脸正直”，描写斯克斯考夫和老婆打斗时“赶着老婆满屋兜圈子”，描写尤索林见得里特将军时“光着屁股”。所有怪诞离奇的情节开始还像在讲故事，几经折射后便成为广为接受的事实。现实中的丑恶便是心理空间理论中的以现实为基础的真实空间，人类的无奈，面对现实的无助和挣扎便是建构起来的心理空间，而幽默诙谐的语言，甚至是荒诞的描述，在认知心理空间的建构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架构起了这样的双重空间，被称为空间建构词。

2.人物的心理空间分析

黑色幽默通常描写带有悲喜剧双重色彩的“反英雄”人物，借助于他们荒诞可笑的言行举止折射出社会现实的荒诞无奇，以及作者激烈的思想斗争。无论是现实社会中人们正常的言行还是小说中人物的荒诞乖离，滑稽成为心理空间结构中的两个输入空间，这两个输入空间仍然有着相同的结构：“反英雄”式的人物扮演着现实世界的某个角色，也存在着某种的人际关系。用概念合成理论分析即“反英雄”人物和现实人物构成两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元素的相似性决定了两个输入空间中部分元素的相互映射，投射到合成空间。

在描写《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众多的人物时，作者根据其性格的某一侧面进行了夸张的、讽刺的甚至是漫画式的建构，并根据写作主题的需要进行了象征性的描写。在描写本书的主人公尤索林时，我着重描写了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下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尤索林作为荒诞社会的受害者，在那样一个“众人皆醉”的社会想要保留一份清醒，却因为正直和善良被人们看成是疯子，他逐渐感觉到在一个疯狂世界里的心灰意冷和无能为力，最终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了一个心中的理想国――瑞典，完成了“英雄化”过程，成为了一名“反英雄”。尤索林和当时战争环境下生活的美国平民是空间结构中的两个输入空间，他们相同的际遇便是类属空间中的相似性，最后映射到相同的合成空间，即相同的命运和归宿。

3.叙事结构心理空间建构过程

黑色幽默作品在叙述过程中倾向于采用“反小说”的叙事结构，采用戏剧性的写作手法，凭借象征、比喻、烘托、抽象等一系列的修辞，用喜剧的效果反映悲剧的过程和结局。黑色幽默作品不拘泥于时空的和谐统一，敢于打破时空的限制，把时间相对论和科学幻想结合在一起。叙事的认知过程，即现实空间和小说戏剧性空间的输入，小说中的情节和现实世界拥有类属空间中相似性，最后融合为合成空间，即现实亦如小说，充满了荒诞和无奈。

《第二十二条军规》在结构上没有完整的情节，给人的感觉尽是零星情节的拼接，记叙上也没有严格的时间约束，死去的人随着情节发展的需要可以随时回归小说。尤索林夜游罗马街道的一段给人一种神秘荒凉的感觉，却也在冥冥之中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叙事结构的空间建构过程是现实空间输入和故事情节输入不断建立心理空间的过程。荒谬的情节反映了生活的无意义，存在的无意义，这样循环的情节成为失去意义的生活和消失的时间的体现，在合成空间中形成生存世界的无序与荒谬的新认知。

三、结语

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认知活动。本文借助心理空间理论分析了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认知建构过程，为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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