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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城市商业随城市的建立而出现，是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是由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载体即商业中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主体即消费者和商业企业经营者，是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设商业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只重视消费者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城市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历史已有几百年，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围内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等级体系、布局规律，以及商业活动主体——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文章特指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
2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国商贸往来加强，各国各地物产资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场的简单描述日益增多，给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计量地理、行为地理、时间地理、运筹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真正科学化，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作者将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城市商业载体的空间结构研究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早期的研究注重从商品供给的角度考察商业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和不同商业职能的空间布局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论。杜能提出位置级差地租理论最早解释了商业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苇斯(Getis)揭示了总零售量随离开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带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规律，证实了土地地租变动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加纳研究了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在投标地租曲线上建立了不同商业中心的简明空间。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图表表示出租金梯度与商店类型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生态位，可以确定商业中心的区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商业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德国经济学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区位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地景模型”，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对城市市场经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构造了边界的无差别线模型。后来，墨苏(R．E．Murphy)和万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业职能为依据，界定了中央商业区的地域范围。
2，1．3空间分析学派。二战后，地理学界掀起了“数量革命”，复杂的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城市内部空间成为可能，空间分析学派随之产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得出P=ABn。为中心地职能的设施数，P为中心地的人口数。参数A和B用回归的方法取得，当=I时的P值是门槛人口数。1965年，美国学者贝里(Berry)对芝加哥大都市区商业形态区位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都市区商业问结构模型”。1981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引入多变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图表，分析商业区功能性质、区位、易达性、形态、发展规模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一。
空间分析学派通过大量假设来简化问题，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处理，借鉴统计学、数学分析及数量地理方法解释问题，促进了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科学化。但过分追求技术、逻辑理论系统完美和空间分析的抽象化，使他们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2．2城市商业主体空间分析
2．2．1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人的作用不切合实际，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注重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调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
贝里和盖瑞逊(1958年)第一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首次对消费者前往最近的商业中心购物的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的学者赖斯顿(Rushton)最先从消费者行为观点去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问题，提出行为一空间模型，认为任何一级的中心地的消费者行为均有多样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业设施认知结构的程序，从商业设施潜在顾客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大量的有关属性、看法、倾向性、评估变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卫(Davis)提出了“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购物中心的层次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1982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完全从消费者的知觉和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提出信息场与利用场的区别。
2．2．2消费者空间结构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也称商势圈，侧重从商业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1929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利(WilliamJ．Reilly)首先创立了商圈测定法则——莱利法则，即：两个商业供给地，对于中间一个消费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两个供给地人口成正比，与两个供给地距离平方成反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探讨消费者空间分布法则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加萨法则。
随着汽车普及，实际距离已不再有很强影响力，莱利法则及其派生法则在商业网点布置中常与现实不符。美国学者哈夫考虑了更多因素，构建如下的数学模型
式中：P，为居住在i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商店聚集区购物的概率，S，为商店聚集区面积，，为从i地区到商店集聚区所需时间，为消费者从居住区到商店聚集区路程中购物障碍要素指标。
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在实践中创立了饱和理论，通过计算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一般来说，位于饱和程度低地区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饱和地区。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IRS)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RS为某地区某类商品零售饱和系数，C为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RE为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F为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的营业面积总数。
上述各种模型对于有效选择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顾客来源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应用简单明了、省时省力。但是，影响消费者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除模型中已经考虑的人口、距离等因素外，还受商店本身的竞争实力、所处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交通流量、竞争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新设商店要做出正确决策，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与商圈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定性分析。
3国内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逐渐兴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杨吾扬教授把中心地理论引入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中。以北京市为例，把城市商业网点分成3级序列：市级、区级、街区级，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北京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现状，用范力农定理求“铜心”，成功地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高松凡论述了北京城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了自元大都以来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特点、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宁越敏教授实地调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他选取了商业中心内商店数、商业中心的职能数等5个指标，对上海市61个商业中心进行了聚类分析，划分为3个级别5种类型，分析了影响上海市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时应用了这种方法，增加大型综合商场、大饭店、宾馆职能单位数占商业中心职能单位总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6个指标对广州市30个商业中心类型及等级体系进行聚类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构建消费者购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销售范围与消费者总开支成正比，与该商业中心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花在购物途中的时间成反比，与这一中心与其他中心的竞争成反比。他划分兰州市3级商业中心区位格局，引入加权平均模型和希尔伯脱模式，分析兰州各市级商业中心的区位优势度，据此评价商业中心发展潜力。
暖等以商业行业为切入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昆明市商业地域结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今后调整方向_1。阎小培、许学强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仵宗卿开始深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内部，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演变历程。
4国内研究评析
4．1消费者行为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调拨，加上基础数据库缺失，导致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制约了国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商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传统业态的商业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大量涌人中国，必将对零售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要求研究视角与指导思想作相应调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应用较少
从发表的论文看：朱枫，宋小冬，马才学等人分析了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论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商业选址的技术路线。但总体上国内研究与新方法新手段的结合较少，GIS，GPS，RS等技术引入不足，缺乏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科学模拟。
在研究方法上以静态均衡分析为主。国外相关研究为了构筑模型的需要，简化商业布局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商业受众多因素交叉影响。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复杂化，静态均衡分析将显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必须注重从动态、综合的角度去看问题，更好地把握商业布局众多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业空间结构规律。
4．3新型商业业态的影响提出了新课题
随着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消费理念的渗透，厂商在迎合消费者喜好的驱动力之下，生产方式已由批量生产、内部资源整合、单独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定制化生产、外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协同式竞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促成流通企业质的转变。商业业态大致遵循着百货商店一杂货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专卖店一购物中心一仓储式商场一电子商业的轨迹演进，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20世纪60年代，ShoppingMall随着轿车的普及率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70年代，ShoppingMall逐渐被引入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地区。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专业知识指导国内商业地产投资机构和商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选址经营决策，促进商业地产知识的普及。
近年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通过电子网络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与行政作业全过程。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无店铺经营，造就了三维的空间市场(marketspace)，企业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摆脱空间距离的束缚，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因而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对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复杂的。这被视为商业业态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网络虚拟购物对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发展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将有重大意义。
4．4商业分布离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篇2
我国在单个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研究方面已有较多成果，比如：陆林[2](1996)以安徽黄山、九华山和齐云山为例，阐述了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并应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中国黄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旅游者空间行为的共性和个性。而张捷、都金康、周寅康等[3](1999)以九寨沟及比较风景区为例，用游客距离衰减曲线和多种距离累计曲线揭示了观光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整体特征和空间距离分异特征。另外的一些类似研究还包括潘勇[4](1998)对上海市区居民旅游强度、频度分析及旅游行为模式；朱同林[5](1998)对九华山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孙玉贞、马耀峰等[6](1998)对昆明市亚太地区主要旅游客源特征；邓明艳[7](2000)对成都旅游市场时空分布模式等。
在国外，也有一些关于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的空间分析和测定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需求预测及其数学模型的构造；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以及游客流空间结构的研究。在旅游空间模型方面，Wilson[8](1967)对游客空间分布模型的统计理论进行了研究。Miossec[9](1976)和Gormsen[10](1981)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观察了目的地旅游演变过程，并将旅游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结合起来考虑；Lundgren[11](1973)和Britton[12](1980)建立了关于游客空间分布和旅游业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型(core-peripherymodel)，他们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MitchellandLovingood[13](1976)从空间关系角度论述了城市公共游憩问题。
在前苏联，地理学家们建立了地域游憩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普列奥布拉曾斯基等[14]，1982）。日本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亦曾加以注意，除野信道[15](1985)在其《观光社会经济学》一书中即曾专辟一章“观光之空间构造”讨论旅游空间结构，但其客源市场主要以国外游客作为样本群。
1.2研究意义
英国学者Mitchell.L.S[16](1985)在《旅游地理学：综述与展望》中，就已经预测了美国、加拿大两国旅游地理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空间关系的研究将会逐步代替描述性研究（转自李山，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空间结构研究，1999）。日本学者石井英也[17](1988)在《空间时代观光旅游地理学的课题》一文中也提到，日本传统观光旅游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4A级旅游区（点）的空间结构及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在探索目的地与客源地的关系，其结果不仅可以为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客源市场预测以及定位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其他景区的“旅游标准化”建设、新景区开发的市场定位提供参考标准，为我国旅游业步入正轨化、规范化，为旅游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技术以及理论上的保障；从理论上讲，本文虽属应用研究，但通过一定标准的样本群，定量研究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问题，可以弥补我国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旅游地理学空间结构研究发展提供基础。
另外，本研究对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以及以后将要制定的关于旅游城市的评优标准、各种旅游示范区的评定标准，提供了由实践检验获得的论证和建议。
2中国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空间结构分析
2.1国家4A级旅游区（点）空间分布类型的测定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直观的了解某个模型的分布状况，是聚集的，均匀的或随机的，但这几种情况常常会同时呈现出来。“一个能较为准确并客观地确定布点格局情况的方法就是最近邻分析法”[18]。
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宏观上呈点状分布，因此可以根据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测定。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测出每个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r，取这些距离的平均值r，即表示邻近程度的平均最邻近距离（简称最邻近距离）。当区域中的点状分布为随机型（Poisson分布型）时，其理论上的最邻近距离可用公式表示为：
r[,E]=1/2(n/A)[1/2]=1/2D[1/2](1)其中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为区域面积，n为点数，D为点密度。在均匀分布、随机分布和凝聚分布三种点状分布类型中，均匀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最大，随机分布次之，凝聚分布最小。
最邻近点指数R定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
R=r[,1]/r[,E]=2(D[,r1])[1/2](2)
当R为1时，说明点状分布为随机型；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
表14A级景区在分区中的集中分布与均匀分布对比表
Tab.1TheContrastofthecentralizationdistributionandequalitydistributionwith4Atourareasineightzones
附图
根据公式(1)，计算出国家4A级旅游区（点）理想随机分布的最邻近距离（中国领土面积按960万平方公里计）。r[,E]=1/2(n/A)[1/2]=1/2(187/9,600,000)[1/2]≈113（公里）
根据计算机测量，得到各4A级旅游区（点）与其最邻近的4A级旅游区（点）之间的实际最邻近直线距离值(i=1-137)（位于同一个城市及城市郊区的4A级旅游区（点）归视为1，得到实际计算点数为137个），由公式(2)求取平均最邻近距离为74.29公里，小于113公里。
因此，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分布属于凝聚型。
2.2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区域空间分布类型的测定
基尼系数(Gini)可以用于刻划空间要素的分布，也可以对两个空间要素的分布进行对比，是地理学中用来描述离散区域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理论上，基民系数介于0和1之间，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
现将4A级景区在全国八个地理分区分布的个数，进行基尼系数分析，从而判断其在全国大的地理分区中分布均匀情况。
八个地理分区分别是东北区（东北三省）、华北区（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华中区（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华南区（南部沿海三省一区）、西南区（西南三省）、青藏区（青海、）、蒙甘宁区（北部内陆两区一省）、新疆区。
H=-∑P[,i]logP[,i]=1.7801
(P=0.0107,0.0428,…,0.2888)
H[,m]=logN=2.0794(N=8)
G[,ini]=H/H[,m]=0.8561
C=1-G[,ini]=0.1439
所以，基尼系数(G)是0.8561，分布均匀度(C)为0.1439。结果表明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地理分区中呈集中分布，且分布的均匀度很低。
3中国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客源市场的空间关系
3.1与客源市场的不均衡指数和地理联系率
用不均衡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可以反映旅游区（点）分布（作为旅游目的地）与人口（作为客源市场）分布之间的均衡、配合程度。根据国家旅游局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合作，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国内旅游调查结果表明，2000年我国居民的国内旅游中，城镇居民出游人数为3.29亿人次，出游花费为678.56元／人次；农民国内旅游人次数为4.15亿人次，出游人均花费226.50元／人次。虽然从总值上看，农民旅游的人次多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出游人次率为104.37%，农民出游率为43.99%，我国的国内旅游仍然可以看作以城镇居民为主。因此，在本次研究中，仍把城镇作为主要的旅游客源市场。
现将《中国城市年鉴》[20](2000)中667个城市的分省统计非农业人口数，分别设为P[,1],P[,2],…,P[,31]，相对应各省中的4A级旅游区（点）的个数为N[,1]，N[,2],…,N[,31]，将分省人口数和旅游区（点）的个数换算成百分比，即：
P‘[,i]=P[,i]/∑P[,i]×100%(3)
N‘[,i]=N[,i]/∑N[,i]×100%(4)P‘[,i]为第i个省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百分比，N‘[,i]为第i个省内国家4A级旅游区（点）数占187家旅游区（点）的百分比。根据不均衡指数定义：
I[,d]=1/100∑│N‘[,i]-P‘[,i]│(n=31)(5)
得到不均衡指数为0.4426。理论上，不均衡指数介于0到2之间，不均衡指数越大，表示旅游区（点）分布的不均衡性越大，与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地域上分布的配合程度越低。
根据地理联系率定义：
G=100-1/2∑│N‘[,i]-P‘[,i]│(n=31)(6)
得到地理联系率为77.87。理论上地理联系率介于0-100之间，它与不均衡指数相反，越大则均衡度越高。
以上一组数据表明，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配合较高，反映了4A级旅游区（点）与客源市场（城市）之间的相距程度呈较高水平。
3.2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间的“廊道”分析
3.2.1分析方法
旅游者的出游或发生空间位移，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李山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空间结构的研究中指出，这种制约因素“…从力学的角度可简单表述为客源地‘推力’（旅游者的‘出游力’）、目的地的‘拉力’（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客源地与目的地间的‘阻力’（可达性）。
廊道(Corridor)是景观生态学中用来解释景观结构模式的基本要素之一（景观结构模式包括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质Matrix），这种模式为比较、判别空间要素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19]。该语言对于城乡规划师在规划设计、空间结构以及模型分析方法中是可以共通使用的。本研究中，主要应用该原理定量的研究城市与旅游区（点）之间的数目、空间关系。城市作为旅游区（点）的主要客源地，是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在此，客源地(O=Origin)主要指城市，目的地(D=Destination)是国家4A级旅游区（点）。从宏观角度看，城市和各个旅游区（点）可以抽象为点状要素，而它们之间的交通要素可以抽角为线。城市作为对旅游活动的活化“激素”，可以视为“斑块”，国家4A级旅游区（点）作为城市旅游的活化对象，可视为“基质”，而城市与4A级旅游区（点）之间的交通就是“斑块”与“基质”之间的“廊道”。通过定量计算“廊道”的长度，可以从中发现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中等城市之间的距离关系，从而得到这些旅游区（点）在中等城市的地域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廊道”具有多种形式，如铁路、公路、航线、水路等。本研究中将城市与4A级旅游区（点）的交通距离，作为度量其空间结构的尺度，其中的交通方式主要以铁路、公路为主，有个别旅游区（点）使用水路（如重庆奉节、丰都、巫山小三峡等），计算时由海里折合为公里数。计算方法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计算方法示意图
Fig.1Thesketchmapofthedistancecalculationbetweennational4Atourareasandthecitiesover200thousandspopulation
国家4A级旅游区（点）A和距其最邻近的各种规模的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C之间的距离为S[,1]+S[,2]。
我国的城市划分标准是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20-50万是“中等城市”，50-200万的为“大城市”，2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该标准中的城市人口是指行政区范围的人口，包括了城市中、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和非农人口。本研究中，针对国内主要出游客源为非农业人口，以及为了问题的简化，选择了302个非农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城市年鉴》(2000)统计，1999年我国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共13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24个，50万人口以上的有49个，20万人口以上的有216个。
3.2.2分析结果
在187家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中，本身位于20万以上非农业人口城市的4A级旅游区（点）共有83个。具体分布如表2。
表2位于不同等级城市中的4A级旅游区（点）的个数
Tab.2Thenumbersofthenational4Atourareaslocatedindifferentcitygrades
城市规模（非农
业人口：万人）20-5050-100100-200200以上
4A级旅游区
（点）的个数16161536
根据吴必虎、唐俊雅、黄安民等(1997)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出游空间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其中80%的出游市场集中在距城市500公里以内的范围内”[21]。因此可以认为，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客源市场约80%集中在距景点500公里以内的地区范围内。在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中，有9家（云南的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度假区、中科院林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博物馆、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林芝巴松措旅游区、甘肃的嘉峪关文物景区，青海的格尔木昆仑旅游区）在500公里范围内没有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因此，在本次统计中没有将其计算在内。
表3131个旅游区（点）与其周边最近邻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城市之间的平均交通距离
Tab.3Thecomparisonofaveragetrafficdistancebetween131tourareasanddifferentsizeofcitiesover200thousandspopulation
城市规模（非农业
人口：万人）20-5050-100100-200200以上
平均交通距离
（公里）115.95350.73389.92447.89
4结论
从国家旅游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22]可以看到，由于本次评级制定标准的目的是促进全国各旅游区（点）的质量、管理水平，评价标准相应的就多为旅游区（点）建设的“硬件”条件评比，比如，旅游区（点）质量等级划分的依据有：“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景观质量评价体系”，并要求参考“游客意见评价体系”。“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包括旅游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通讯、旅游购物、综合管理、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八个评价项目。“景观质量评价体系”包括资源要素价值与景观市场价值两大评价项目。因此，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旅游区（点）由于依附于城市或位于城市周边，“硬件”条件较好，而获得了4A称号。一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够便捷、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在此次评价中落选。对此，从以上的各项定量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应证：
首先，通过空间分布类型和均衡度分析，国家4A级旅游区（点）在全国范围、全国地理分区范围两种尺度的分布测量中都呈不均匀分布（凝聚分布）；和全国667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分布配合度很好，表明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与城市之间在地域上的分布关系联系紧密；
其次，在分析各旅游区（点）与最邻近的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距离过程中发现，距离国家4A级旅游区（点）最近的城市规模有大有小（见表3），虽然总的趋势是规模越大的城市与旅游区（点）之间的平均距离越大，但规模在50-100万人口的城市与规模在100-200万人口的城市与旅游区（点）之间的平均距离有相似性，与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差距也不大。与20-50万的城市距离明显低于50万以上的，因此，从另一方面说，由于20-50万非农人口的城市数量多，分布密集，它们与各旅游区（点）之间的平均距离得到了大大的缩短；
另外，根据各个旅游区（点）在全国的分布状况看，每个省的首批4A级旅游区（点）或者以该省的主要交通（铁路交通或公路交通）干道为轴线呈线状分布（如江苏、陕西、贵州等），或者以省会城市为中心成组团形分布（如浙江、四川、广东、、新疆等）。这也说明城市会对旅游区（点）的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的高低造成影响；各个旅游区（点）的交通便捷程度是该次评价的重要标准。从总体上讲，在187家首批国家4A级旅游区（点）中，就有83家位于中等以上的城市中（见表2），比例占到了44.38%，已经说明了这次的质量评定标准的参考指数有一定的特殊规律性。可以推断，依赖或靠近于城市的旅游区（点），由于在交通、卫生、管理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先天”优势，其服务、环境质量以及管理水平更易达标。因此，在本次评价结果中，有很多都是现代的城市人文景观旅游区（点）。也不难推断，很多没有入选的著名景区比如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国内外比较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在基础设施、旅游服务等“硬件”标准上尚有较大欠缺，国家4A级旅游区（点）的评价对这些旅游区（点）的“硬件”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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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占以来过着修身养性的生活，人们依赖自然，亲和自然。中国传统建筑主张“天人合一”。基于与自然高度协同的中国文化精神，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镶嵌在自然中，仿佛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这在中国各建筑类型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如城市、村镇、陵蕞或住宅的选址和布局等，并上升到·定的珲论高度，”风水’学说就是其集中代表。注重与自然高度协同的观念在园林中更有突出的表现。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国古典建筑室内外空间塑造，本文仅从古建筑的李间处理和建筑的造型两个方而简毕分析一下中国传统建筑的可持续发展性。
1．1空间的处理
中国人对牢问的理解相当的深刻。老子日：“埏埴以为器，当其无，仃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里的“无”就是李间，“有”是指墙擘门窗。真有用的还是“无”。这一“无形之形”的理论，打开了空间的探索之路。
生活载体的写实雕的发展。中国人独具特色的摹拟自然空问的能力转变为种建立在谱系基础上推理判断间的嚎胧情结中，雕像所呈现的牢是·个时代的空间，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审关。例如最早的北魏时期佛像，以麦积山最为典型，即所谓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瘦削清，衣褶飘举，睑上露出一种洞察宇宙人生奥秘的微笑，一副超凡脱俗的出世之态。雕像具有宁静悠远，神秘高深的审美李间情绪，这是种“灵性”的空间。唐代的佛像雕塑却呈现另一种风貌，以龙门奉先寺雕塑为代表的唐代佛像，丰腴圆润，具有人情昧和世俗味，亲切动人，又不失神佛的神圣感，这种绚丽多姿的空间形态正式唐代内敛华贵气习的反映。中国古代佛教雕塑所呈现的牢间是一种朦胧的灵性十足的空，是“静”中愈“动”的“活”的空间。
中国的环境艺术以中国园林为代表对场所的体验颇为重视。中国园林师法自然，追求取径探幽，柳暗花明的人间幻境，强调以主观理想出发去发掘客观事物的意韵。由此形成中国园林雕塑与建筑摆放以写意为主，注重自然讲求想象的艺术风格。雕塑造型自然随意，所谓“求自然之理得，得自然之趣”，以达到主客观一体，从有形的空间中去感受无形的空间，达到物我两忘的意境。
庭院是中国古建筑的群体组合中心，庭院被围合存四周房屋的中间，围绕着庭院组织建筑空间，一般都是执着于营构数重进深、曲折幽深、连绵无尽的效果，因而建筑规模需要扩大时，往往采取向纵向、横向或纵横向都扩展的方式，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各种建筑组群。这样由庭院组成的建筑群体，就像一幅中国的手卷画，必须一段段地逐步展开，才能看到和了解到它的全貌。这正如北京故宫那样，走进了天安门之后，只能是从个庭院走到另一个庭院，从庭院的这一头走到那·头，‘院院、一步步的景色各不相同，必须都走完了，才能全部看完，观赏行进中逐步展现，给人以强烈的感受。这种“庭深似海”的建筑组群，井井有条，整齐不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统、团结和稳定的愿望，这种民族精神在建筑上所表现的规整有序、和谐、安定和博大壮观，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一大传统和显著特色。
1．2建筑的造型
建筑外观造型是建筑各要素的综合体现。建筑外观造型与使用功能、建筑结构形式、空间组合方式及其尺度的密切关系，而建筑材质运用足造型手段，光、色运用是型体的鼹示，细部殳计则是造的重要环节，只有这诸多凼素的完美结合才烘托出外观造型的艺术美，营造出美妙的场所氛围。中国占建筑巾的屋顶和斗拱这两个部位非常鲜明的体现了造型艺术中独特的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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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物的施工用地比较紧张。为了保证现场施工过程中交通的流畅，需要合理安排现场的临时施工建筑，并且合理分配材料的用量减少材料的堆积。充分利用半成品材料，例如:预制构件、现场加工的钢筋等商品。
（4）建筑物为了达到结构所要满足的稳定性，需要基础埋深地面5m以下。进行一层或两层的建筑施工的时候，要考虑地基的可靠性，同时这些楼层可以作为设备层及车库、辅助用房等。
2高层建筑施工质量控制对于高层建筑的施工从三方面来加以控制。
2.1测量要精准高层建筑的层数多，每一层带来的微小的偏差对这个建筑来说是不容忽视的。这就要求在每一层放线的过程中要仔细认真，在测量的过程中对于建筑物的轴网的控制、标高、垂直度的控制都要严格把关。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整栋建筑物的质量，因此在高层建筑施工中对于测量的要求应该经过多次严格的测量。
2.2对裂缝的控制高层建筑施工过程对混凝土的要求高，在现场浇筑时对于混凝土在水化硬化后产生的裂缝的控制很难控制。因此，在施工时控制裂缝的产生需要提前预防。例如:新浇灌混凝土内部温度差一定要控制在20℃以内，避免因内外温差过大使混凝土开裂。对混凝土的强度有更高要求。
2.3对于难以确定的问题要邀请专家组进行论证在高层建筑施工中时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于这些比较特殊的问题不能仅凭自己的施工经验妄下结论导致工程事故的发生。如果施工方案不恰当，在基坑的施工挖掘过程中会导致基坑的坍塌。对于基坑的施工要求是一旦基坑的深度超过5m以上必须请具有丰富经验的施工人员和专家进行深基坑方案论证。对于浇灌完混凝土后对混凝土的养护也至关重要，混凝土在硬化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分，保证水分的充足使混凝土在适宜的环境下完成硬化，另一方面避免水分蒸发过快，使混凝土内部产生收缩应力，使内部约束力过大，从而导致开裂。按照专家给出的支护方案才能进行组织施工。
3高层建筑施工技术
3.1深基础施工技术深基础施工技术是建筑结构施工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之一，也是施工技术较复杂、比较容易引发事故的施工重点部位。在施工时一定要保障施工的安全进行，要小心谨慎。
3.1.1地下水的处理对于解决地下水的问题，应该采取合理的方法。对于地下水的处理通常是根据地下水的深度、地下水所处的地质情况、地下水的状态等的不同情况从而制定不同的方法。在施工时常用的处理地下水的方法有单级、多级和喷射井点法、集水明排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地下水，从而使其基础施工、以及对基坑的保护起到一定的、有效的作用。如果基坑的水量通过上述方法排出时还不能正常施工，通常就要采用相应的截水措施。
3.1.2基坑的支护对于基坑的支护来说，应根据地质情况、地下水情况、土体周围的环境和设备处理条件制定相应的支护方案。通常采用的方法有:
（1）板桩支护。钢木混合板桩式支护结构、钢板桩支护结构。
（2）灌注桩支护。排桩结构、组合排桩结构、排桩或组合排桩加内支撑结构、排桩或组合排桩加土层锚杆结构。
（3）深层搅拌桩支护。
（4）土层锚杆。在具体运用时应结合地基的相关情况，尽量降低投资的成本。对于周围的土体来说，要想进一步对基坑的土体进行加固，就应该采取深层搅拌、灌浆、挤密的方法，这样可以防止由于边坡不稳定而引起的土体倒塌事故。
3.1.3开展信息化的施工信息化的施工给深基础施工带来了福音。在深基础施工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检测和分析，并目要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这就需要利用信息化的施工技术。在很多施工案例中也可以证明，对于施工的质量和安全有着非常有效和必要的保障方法和手段就是对于深基础施工的全过程进行分析和监测。
3.2转换层施工技术在高层建筑中为了满足建筑物整体的刚度、稳定性等，在施工时要做出和平常相反的布置。为了陇调整体刚度，一般在建筑上层需要刚度较大的剪力墙，在下层需要换成刚度较小的框架柱。实现这样的结构形式，必须在建筑结构楼层中设置转换层。
3.2.1模板支撑体系的施工
(1）高层建筑转换层的作用是对高层建筑上下部荷载进行转换和保持平衡，其施工难度大而且相当复杂。
(2）为了使高层建筑结构施工顺利进行，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模板支撑体系。在模板支撑体系中有一次性制模支撑体系、载荷传递法支撑体系、结合浇铸法支撑体系等。具体的支撑体系的选用要根据现场的施工状况以及施工环境和施工特征来权衡。
(3)模板配置及支撑体系选用时，一般实施的步骤：画出排列图一讲解施工流程一讲解支撑、拆装、排列方法等。在清点现场支模材料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材料的质量。
3.2.2转换层中钢筋的施工转换层中要确保钢筋在施工中准确地进行翻样和下料，这就要标施工人员必须仔细了解设计理念、文件资料以及相关的技术规定。另外还要准确地布置好钢筋的就位次序。转换层中钢筋的施工要注意的问题如下:
(1)预留钢筋定位控制中要确保预留钢筋截面小于转换层截面，确保楼面放线时剪力墙定位线、控制线以及梁的控制线都有放出，确保各种预留插筋布置施工时都严格按照技术标准执行。
(2)转换层的布筋难度大。主要是因为要布置大量的直径大的钢筋，而这些钢筋在梁柱节点处钢筋的绑扎和就位难度大。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在钢筋下料时必须严格按照钢筋的排列顺序进行，这样就减少了钢筋绑扎和就位的难度，进一步提高了施工的质量。
(3)转换层钢筋接头一般情况下都是采用螺纹连接或冷压套管及闪光对焊。然而为了解决弯头钢筋的旋转问题，一般采用螺纹接头的方法。
4高层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
在高层建筑施工时为了确保工程在工期内按时完成，必须制定相应的规程以及管理模式。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也是要保障的问题，一定要把安全问题放在首位。高层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从以下几点做起:
4.1实行责任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责任管理制度对于施工现场的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项日经理为首的安全管理组织是责任管理制度的一种常见形式。在项日经理的领导下开展安全管理活动，同时建立各级人员安全责任制度，明确每个人要承担的安全责任，同时定期检查安全责任落实情况，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4.2安全教育与训练进行安全教育与训练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再教育，能让施工人员懂得如何防护、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时安全教育与训练是对施工人员行为控制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在进行安全教育与训练时要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1)安全教育与训练内容要合理，采取多种训练方式。
(2）安全教育与训练要作为现场施工人员的一种习惯，并且要作为一种制度进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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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地表移动所处阶段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该拟建地块一煤层最大采深165m，采空区塌陷引起的地表移动时间约1.4a，而采空区停采时间为2001年，停采时间距今已12a以上，属“老采空区”，因此根据煤矿开采时间评价，拟建场地采空区地面变形阶段已经进入衰退阶段，上覆岩层的应力状态已经趋于相对平衡状态，塌陷变形已经相对稳定。
1.3采空区剩余空隙体积估算根据该地块各煤层采空区的分布及叠加情况，煤层厚M=2.30m，煤层采出率K=75%，采空区剩余空隙率V=0.15，故采空区剩余空隙换算等量的最大采厚值h=M×K×V=242（mm）。
1.4残余变形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该拟建场地采空区为老采空区，当地质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或遭受地震活动等影响时，老采空区将发生“活化”作用，地面将再次产生变形，从而影响地基的稳定。不管是何种原因引起的老采空区“活化”，均通过地面变形而影响地基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原因所引起的老采空区活化变形量的总和应与老采空区残余变形总量相近。如果能够预测出老采空区残余变形总量，并将其与现行相关规范所规定的有关限值进行对比，即可对拟建场地采空区稳定性进行评价。本次地表残余变形的估算方法采用概率积分法，地表残余倾斜值最大为2.8mm/m，残余水平变形最大为1.3mm/m，残余曲率最大为0.16mm/m2。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第5.5.5条中的相关规定，拟建场地残余变形值均小于规范规定的限值。据此评价，拟建场地地面残余变形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程度较小。
1.5采深采厚比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根据该拟建地块下伏各采空区采深及累积采厚计算场地内采深采厚比为57，远大于30，表明各采空区在变形期内产生的地面变形主要为连续变形，不会出现冒落、裂缝、台阶等急剧变形特征，该类地面变形对地面构筑物的危害程度较小。
1.6老采空区“活化”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综上所述，引起老采空区“活化”的主要因素主要为地震活动的影响。该拟建地块设计地震基本烈度7度，设计地震基本加速度0.1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根据史料记载，该拟建地块地震活动强度微弱，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破坏性地震，但遭受区外地震活动影响频繁，在较高烈度地震影响下，采动区上方原已相对稳定的岩体将有可能变得不稳定，从而可能使老采空区产生活化变形，影响地基稳定性。老采空区是否发生“活化”及其破坏程度与地震震级、震中距及地震烈度等有关。老采空区“活化”将引发采空区新的地面变形，新地面变形量的大小与地面残余变形量有关，同时会加剧地面残余变形量的释放，对该拟建块地地基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2采空区抗变形措施
拟建地块地基稳定性为相对稳定场地，基本适宜工程建设。在相对稳定场地内进行项目建设是可行的，但应对相对稳定场地内的建筑物采取基础和上部结构的抗变形措施。拟建地块在设计过程中采取了如下抗变形措施。
2.1总图方案调整首先对建筑总图方案进行调整，以避免拟建建筑物跨越相对稳定场地和稳定场地，减小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物造成的损害。同时在满足建筑物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建筑体形、平面力求简单，高差不宜过大。严格控制建筑物长高比，以增加其整体刚度。严格控制建筑物的高度和层数。优化结构方案，使得结构平面、竖向布置规则，减少平面凹进尺寸，尽量避免楼板局部不连续，避免竖向抗侧力构件不连续、楼层承载力突变。对于跨越相对稳定场地和稳定场地的住宅楼，通过设置沉降缝的措施以减小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物造成的损害。
2.2加强基础及上部结构刚度多层住宅楼均采取了抗变形能力较强的柱下条形基础；以该地块住宅1#楼为例，条形基础梁的截面为350mm×500mm~350mm×900mm，基础翼缘宽度横向为1000mm，纵向为1200mm，翼缘根部厚度为350mm，条形基础端部均伸出轴线外1000mm，采用C35混凝土浇筑。该工程条形基础梁截面较正常场地上建筑物的条形基础梁取值大，梁高取1/6跨度，以增强基础的刚度和抗变形能力。为了尽可能减轻上部建筑物的自重，该工程内外隔墙均采用密度较轻的烧结空心砖，并且基础埋深尽量浅埋，以减少建筑物的荷载影响深度。同时根据勘察报告中提供的岩土资料，对建筑物的沉降进行了计算控制。
2.3对地震力进行放大拟建地块建筑按建筑抗震不利地段设计，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第4.1.8条要求［3］，“抗震不利地段建造丙类及丙类以上建筑时，除保证其在地震作用下的稳定性外，尚应估计不利地段对设计地震震动参数可能产生的放大作用，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乘以增大系数。其值应根据不利地段的具体情况确定，在1.1~1.6范围内采用。”拟建场地的建筑物结构计算时地震力放大1.2倍；此处取值1.2倍是综合结构安全以及控制投资成本考虑的。
2.4沉降观测对拟建场地及建筑物自建设施工开始至运营期间，应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变形(沉降)观测单位进行变形(沉降)观测。变形(沉降)观测点的设置及观测要求是：建设场地及建筑物变形(沉降)观测应包含建筑工程的整个施工期内和使用期间。建筑物施工期内的观测次数和间隔时间，应根据施工进度及时进行。一般建筑可在底层框架柱脱模后开始观测，每加高1层观测1次，主体封顶后1个月观测1次，竣工时总观测次数不得小于5次。建筑物竣工后，根据建筑物施工期内沉降变形情况追踪观测，依据沉降量与时间关系曲线制定，直到基本稳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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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舰船指控设备完成了由机电指挥仪向数字化综合指控设备的演变，设备从以模拟计算机为主转变成以微型数字计算机为主。下面介绍指控设备上一些主要器件、部件和结构型式的演变。
2.1显示器的演变
目前，CRT显示器已被液晶显示器和LCD显示器替代。由于工作原理不同，液晶显示器、LCD显示器与CRT显示器有明显的性能差异，较圆满地解决了CRT显示器无法克服的在体积、重量、功耗、环保和电磁辐射等方面的缺点。
2.2计算机的演变
早期舰船用计算机的结构形式是：各插件模块通过槽口固定于开放式插件框架中，自带的楔形锁紧装置与槽口两侧壁紧固，其后部的电连接器通过盲插方式与印制大底板上的电连接器链接，大底板上的输入输出信号通过专用的转接板转接。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全密封、全加固的抗恶劣环境加固机，不仅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具有良好的抗振、散热、电磁防护能力。
2.3功能部件的演变
鼠标、键盘、触摸屏等通用的功能逐渐被集成为全加固模块，通过预留接口与外部设备联系。尺寸被严格定义，实现了模块标准化、通用化设计。这类模块多采用整体设计和加工工艺，如真空钎焊、整体铸造和整体机加等，具有体积小、结构紧凑等特点，既能减轻重量，又保证模块有良好的适应性。
2.4整机结构型式的演变
显示器、计算机和功能模块的进步，导致了整机在重量、体积上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造型变得更加时尚、美观。由于各类模块标准化、通用化的实现，整机设计变得快捷、方便，在争取任务和任务立项时，根据特定的需求，短时间内可提供初步的技术方案，确定外形尺寸和重量等指标。表1给出了不同时期指控设备的结构型式。
3几个关键技术问题的现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指控设备的结构设计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有非线性齿轮、劈锥、传动链这类复杂结构，剩下的是台、柜造型、面板设计、壳体铸造等。台、柜、箱及其各层次设备已实现标准化、通用化和系列化。整机内部小到插件模块、通用模块、专用模块，大到显示器、计算机都实现了全加固设计，并通过严格的应力筛选试验，整机必须按国军标要求参加例行试验，通过抗振、散热和电磁兼容能力测试。结构设计及其可靠性测试方法和手段逐渐成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3.1隔振减振设计
隔振减振设计主要还是遵循传统的方法进行，以定性设计为主。即，对结构件做个初步的静力分析后，再根据使用环境和经验乘上一个安全系数，在设计阶段难以充分考虑动态激励带来的影响。设备的抗振能力主要靠环境试验来验证。这种设计方法带来的问题是：
1)由于无法准确把握设备内部重量及分布，台、柜、箱在设计上普遍存在刚强度整体有余、局部不足的问题。虽然在振动、冲击试验中也能发现一些问题，诸如在某个频段振动超标，在哪个频点共振幅值最大等，但不能具体定位，也不能准确评估共振带来的影响；
2)设备的重量和几何重心的位置，是在总装完成后靠称量才能最终确定，所以，通常是选择具有一定承载范围的减震器，在使用过程中需对承载量进行调节，给用户带来一定的麻烦。
3.2热设计
现役的指控设备从机箱到台、柜基本上还是通过风机散热，这是目前主流散热方式。对于发热量大的模块，如加固机，除了要解决自身的散热问题，还在台、柜内部设计专用风道，保证热量快速排除。其弊病是会造成电磁干扰且噪声较大；20世纪90年代，国外一些潜艇指控设备开始采用液冷散热，这种通过泵产生的动力推动密闭装置中液体的循环来实现散热的方式，具有较高的效率，且噪声较小，缺点是成本较高。近年来，国内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与试验。由于现行的热设计方法不能准确判断台、柜内部气流的走向，故无法实现对设备从芯片到整机实施有效的温度控制，仅仅是根据总功耗、单个风机的风量以及热源的位置来大略地确定风机的数量和进、出风口的位置，散热效率不高。
3.3电磁兼容设计
早期的纯机械设备和机电设备几乎不要做电磁兼容试验，然而，随着军械电子化程度的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电路被装入有限的空间，设备内外电磁信号纵横交错、密集重叠，功率分布不均匀；特别是电子战，其基本着眼点就是夺取“制电磁权”。电磁兼容设计在现代指控系统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电磁兼容设计涉及电器和结构等多个专业，综合性很强。虽然电磁干扰主要是电子元器件及其分布的问题，但与它们安装的位置、元器件屏蔽与密封的好坏、材料固有的屏蔽效能等紧密相关。经过多年的研究并结合试验，指控设备的电磁兼容设计已初具规模，并制定了一些设计规范。但是，由于设备内部安装的模块较多，很难直观地了解内部的电磁环境，一些问题在设计阶段很难被发现。而电磁兼容检测试验又是在设备出厂、功能调试完成后根据要求进行的，这时已到了研制的后期，等发现了问题，再针对超标项目实施解决方案，通常代价是昂贵的，会增加一些不期望的附加元器件。
4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
从上节中可以看到：
1)指控设备结构设计的研制任务量大、周期长、成本高；
2)隔振减振、散热、电磁防护等关键技术的研究进入了瓶颈期，还停留在依靠经验或以往环境试验结果类比、亦或有限的公式估算上。置身于21世纪，这种设计方法已无法适应现代国防对产品快速、可靠、经济的要求。三维设计技术和仿真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为这些研究内容的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持。它们与传统的经验设计方法的融合，将有助于提高研制效率，推动机械结构设计从定性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转变。
4.1三维设计技术的应用
结构设计实现由二维向三维的转变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设计者借助计算机将设计思想转化为可视的、可修改、可分析的实体模型，为新产品研发、仿真分析及后续的演示带来诸多方便。1)三维设计可以直观地反映整机内部各单元的装配关系，避免产生干涉等错误。
2)三维软件的参数化设计技术特别适于复杂结构件局部特征修改的快速设计。以机柜壳体为例，对于同一规格的不同机柜，壳体大部分设计特征是通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两侧壁上横向加强筋和走线凸台的高度位置，导销支架、前横梁支架安装位置以及后横梁的高度位置。如果利用三维软件参数化建模工具，在壳体三维模型构建过程中使用变量来控制上述特征的位置尺寸和约束关系，根据不同的机柜需求编辑这些参数，即可得到具有相似拓扑结构的壳体。
3)随着舰船装备量的加大，用户对设备的重量提出了严格要求。在设计阶段通过指定材质，可快速预测出整机的重量，避免了整机装配完成后再进行减重或配重处理。
4)根据台、柜、箱内部的重量分布，可较准确地地计算出设备的几何重心，并以此为依据确定隔振器的大小和安装位置，逐步实现由选择隔振器到定制隔振器的转变。
5)建立产品常用件、标准件数据库，在新产品设计时可直接调用，节省了人力、物力，避免了重复劳动。
6)仿真分析和演示系统需要三维模型的支持。以仿真为例，在国外设计和分析通常分属不同的部门，设计者考虑的是功能的实现，分析人员则是负责对设计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做出评估。有了三维模型，分析人员可直接在三维模型上进行简化，开展分析，保证设计与仿真同步进行。
4.2基于仿真分析的隔振减振设计
仿真技术的引入，在方案论证阶段有助于快速了解整机的振动特性以及对外载的响应情况，为决策提供支持；在设计过程中能及时发现结构上的薄弱环节，尽量做到结构合理、加工量少、材料利用率高，在保证抗振能力的前提下，实现轻量化设计。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和高校都开展了这项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用较广泛的结构力学仿真软件有很多，如ANSYS、UGNX、ABAQUS等。建议组织专人开展这项研究，掌握模块、机箱和整机各层次设备的结构力学性能，提高指控设备机械结构设计的竞争力。
4.3基于仿真分析的热设计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指控设备集成化程度不断提高，单位体积内产生的热量不断增加，而有效的散热面积却相对减少；一些发热量较大的功率器件和组件的热设计问题日显突出。如何有效降低传热路径上的热阻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可靠性高且工程化强的热仿真软件的支持。目前已广泛应用的计算机辅助热设计软件有FLUENT，ANSYS，ICEPAK等。这类软件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复杂热分析方案的模拟结果，及时对元器件的布局、传热路径的设计是否合理做出判断。
4.4基于仿真分析的电磁兼容设计
相对抗振和散热，舰船领域的电磁兼容仿真研究更是鲜见。直到近年才有一些成熟的电磁兼容仿真分析软件被引入国内，如SEMCAD、EMC-A、IE3D-SI等，它们从电磁兼容三要素(干扰源、耦合路径、接收器)出发，与实际工程紧密结合，通过建立干扰源、接收器与多种传输路径的数学模型来模拟传导、辐射、屏蔽等电磁干扰现象，并提供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端口库、滤波器库、频谱信号库、屏蔽材料库等，可在研制过程中对板卡、模块和台柜等各层次设备及设备间的抗干扰设计做出评估，便于及早发现问题，减少试验阶段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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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he construction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 in current construction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it has fast construction, good quality, seismic performance advantages, but due to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gligence of quality problem also it is often see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common construction quality defects, such as reinforced concrete honeycomb, surface voids, displacement; void, exposed reinforcement;The frame structure quality problems causes and hazards were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 Key words ]: concrete; frame; problem; control
中图分类号：F407.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节点处梁端部钢筋过密
因结构计算的要求，框架结构节点处梁端部的钢筋过密，绑扎钢筋和振捣混凝土困难，容易出现以下质量问题：
1.1 钢筋间距太小，不符合构造要求，甚至多根钢筋并排放置，影响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和握裹力，不能充分发挥钢筋的抗拉强度；
1.2 节点核芯处钢筋纵横交错，混凝土振捣困难，易在核芯区形成蜂窝和孔洞
1.3 梁上部负弯矩钢筋较密，易在梁上部形成通常裂缝。
可采取下列预防措施：
1.4 对梁断面进行合理设计，保证梁的上部纵向钢筋的净距不小于30 mm和1．5d（为钢筋的最大直径），下部纵向钢筋最小净距不小于 25mm和 d。当钢筋为两排设计时，上下两排钢筋应避免交错；
1.5 根据规范规定框架结构的剪力主要依靠箍筋和混凝土承担，一般不设负弯起钢筋，这样也可减少节点和梁瑞部位的钢筋数量；
1.6 在钢筋绑扎过程中，受力钢筋尽量均匀布置，保证钢筋间距满足构造要求，尤其是在多肢箍的梁中，一定要先确定主筋的位置，再根据主筋的正确位置来确定箍筋的几何尺寸。
2、钢筋位移
钢筋位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钢筋保护层厚度过大或过小；墙板双排钢筋有效间距缩小，甚至变成一排钢筋；墙、柱竖向钢筋整体偏移，造成上层结构模板、钢筋施工困难、楼板上层负加筋水平间距偏差过大等问题。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在施工中可采取以下措施：
(1)钢筋保护层的垫块（或马镫铁）厚度尺寸要符合图纸设计要求，施工中可在市场购买成品或现场预制，垫块（或马镫铁）应按规范要求的间距均匀地安放在受力主筋上，并加以可靠的固定。
(2)为保证墙板双排钢筋的有效截面，一般设计中都设有梅花形布置拉筋，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及规范要求绑扎牢固。
篇8
【摘要】混凝土是非均匀材质所合成的一种建筑材料，其所表现出的物理力学特性往往是与其材料自身构成有直接关系。而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进行计算混凝土温度以及其收缩的应力时，常常选择的是当量温差、弹性模量、极限伸值以及松弛系数等指标加以参考。
【关键词】凝土结构；温度收缩；裂缝控制；理论
混凝土的收缩过程主要包括温度的收缩过程、碳化的收缩过程以及干燥的收缩过程。其中，温度收缩过程主要是指混凝土温度变化所产生的收缩，其值为 T。碳化收缩的过程主要是混凝土的水泥石中氢氧化钙（Ca（OH）2）与空气当中二氧化碳（CO2）所反应后生成的碳酸钙，并且其也同时反应生成了一定的水，这时又有水分不断地发生蒸发致使混凝土出现了收缩现象。所谓干燥收缩就是指混凝土水泥发生的水化过程（通常混凝土中的水大约在其20%左右），在这一过程中将会产生变形，这种变形与温湿度的变化或者外荷载上的因素是没有关系的，通常将此称作为“自生变形”。一般情况自生变形的值范围为 2.5-3.5 x 10-5。其中 80%左右的水分在不断地蒸发后引起混凝土体积发生收缩，一般情况下值的范围大约在 3.24x 10-4。碳化收缩与自生变形”上的收缩在值上有着一定的区别，为了计算过程中的简化，并能保证计算上的相当准确，我们的做法是仅取温降收缩以及混凝土结构中的水分蒸发所造成的结构收缩这两项。目前，我们通过文献以及实践研究已经知道，对于混凝土结构收缩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与外在的诸多条件都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的资料中的是在标准的状态下所获得最终的收缩值，表达式中的 表示的是经验的系数，一般是取 0.1； 所代表的是浇筑混凝土之后，到计算时所用的天数；考虑各种非标准状态下修正的系数。 在混凝土的结构中其水分的蒸发会引起一定性的收缩，这种收缩现象的过程多是由外至内逐渐形成。往往因温度变化的不均匀原因也造成了收缩的变形不均匀出现。同时，在混凝土结构中也将发生应力的变化，最终就导致了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出现。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在温度应力的计算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收缩等相关因素。并且，为了我们能方便加以进行计算工作，可把收缩的变形值进行转换，一般是换算成“收缩当量温差”，也就是收缩引起的变形等同于同样的变形温度差代表的是任意龄期混凝土收缩的当量温度差（℃）； 所代表的是混凝土线性的膨胀系数研究中，我们发现混凝土在浇筑初期，其结构处于升温的阶段中，形态是可塑的，气逆弹性的模量也非常小。同时，变形所引起的混凝土结构温度的应力非常小，基本上是完全可以忽略。但，经过数次的浇筑，其混凝土上的弹性模量是随着浇筑时间的流逝而快速地变大。此时，往往由于混凝土的变形变化所引起了温度应力的随其弹性模量变大而显著上升现象。鉴于此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其弹性模量变化规律，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加以计算。目前，借鉴与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在混凝土的结构弹性模量的计算
混凝土的极限拉伸值，极限的拉抻值往往决定了混凝土的抗裂能力高低。从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资料内容来看，其混凝土的极限拉抻值表现出的是离散性上很大，其往往会受诸多的因素所影响。因此，在考虑改善建筑物中的混凝土非均质性，以及我们要提高混凝土极限拉伸值而言，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工程来讲都必须进行综合性的因素考虑。数据显示，在混凝土极限拉伸值上与配筋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问题也在大量的工程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证明。也就是说合理配筋能够可以极大地提高混凝土抗裂性性质。目前，国内外在配筋后的混凝土极限拉伸值。钢筋混凝土结构在荷载的作用下不仅会发生弹性的变形，而且还会随着时间流逝出现徐变，也就是所谓的非弹性变形。我们知道发生徐变是有利于增强混凝土在极限变形上的能力的。原因就在于计算混凝土的过程时，也就是计算混凝土的抗裂性，我们必须要将松弛这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考虑到我计算的过程进去。实践证明，在加荷的过程中，混凝土的龄期将会影响混凝土的松弛程度，一般而言是龄期越早、徐变所引起混凝土的松弛程度也将越大。除此之外，我们还烦心在同样的应力作用时间上，其长短都会导致其发生不同的变化，有时时间上越长松弛的也就越大。对于温度应力的计算上时，一般所使用的混凝土松弛系数用 s（t）加以表示：即由徐变导致的温度应力松弛程度。 计算大体积混凝土的温度，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其出现表面裂缝的产生，通过控制混凝土的温度差加以实现有效的控制。通常，我要计算的内容主要由绝热温度、内部实际温度和表面温度等。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的建筑项目过程中，混凝土结构内部温度是一种以不稳定的状态存在，其先是从低到高，之后再由高到低的不断地变化着。而当外界的各种影响温度的因素消失之后，混凝土结构内温度将基本恒定。混凝土结构的周边媒介种类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这就给我们进行精确地计算带来一定的麻烦，我们在不同的龄期对混凝土结构的内部实际温度计算也将因此而变得繁琐。这里的 代表的是龄期在 t 时混凝土的内部实际温度（℃） 通常，我们在计算地基板以及长墙的约束应力时往往是假定地基的刚，如果假定的地基属于无限刚性，那么结构尺寸上将不影响混凝土的温度收缩所表现出的最大控制应力。推导长条形混凝土的结构物在地基上的计算公式，适用于矮墙、薄板，
一般说来是混凝土的墙高与板厚、长度之间的比为小于等于 0.2 的情况时，往往认为其是均匀受力的，也就是说该工程的实际浇筑过程中可以将其误差加以忽略。如果 H/L>0.2，则不能使用该假设条件，也就是受力上不能均匀，其产生的误差也较大。而高墙所承受的最大约束应力是在约束的边上，当离开的约束边的方向是向上的，那么其应力将会迅速地降低。实践证明，约束的作用仅仅会影响到约束边的附近小范围的区域。在半无限长的墙体边缘上，其干扰区间的基本范围在 0.38 至 0.46L。当然，为了我们能方便的加以计算，会把 0.4L 作为混凝土结构的水平拉应力在低至零时的影响范围。把问题尽量简化，将高度不均匀且承受应力不均匀的墙体，按等效作用理论，统一承受均匀应力的墙体所代替，替代者是受均匀应力值。计算时取不均匀受力值中最大值作为标准值。这样，均匀应力的墙体高度必将是低于真实的墙体。相反，如果我们的假定不是真实的，那么地基所采用的就是非刚性的假定。从墙式的结构上、现浇的底板裂缝的调查分析结果上来看，裂缝的分布存在着规律和结构尺寸相关联性。相关混凝土的力学理论中给我所提供了假定，地基的接触面同混凝土的结构在剪应力和水平变位的成线性比例，通常是用以下的数学公式加以表达： 主要的内容是阐述混凝土结构问题收缩裂缝的控制理论，具体上从4 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是对混凝土在物理上所具有的力学特征加以了剖析，该部分涉及到了收缩的温度差、模量问题、伸缩值问题以及拉伸值问题等；其次介绍了裂缝温度、收缩应力、宽度等计算的公式；考虑水平应力边界条件的温度应力计算公式以及裂缝间距，推广已有的混凝土裂缝控制理论。同时，本章也运用了控制理论对（B）地铁名典 C1 栋住宅（C）地铁名典 D2 栋住宅的工程进行了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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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浙江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6-6578
国内刊号：33-1205/TU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4
期刊收录：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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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我国旅游发展突飞猛进，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日显重要，而且在许多省、市、县成为当地的龙头产业、支相产业和新的经济增民点。作为旅游的客体――旅游资源是旅游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是激发旅游动机的吸引物，是旅游供给的重要内容。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景区建设日益提到的各级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议程。在各种类型的景区中，乡村地区自然生态景区是激发旅游者产生的主导资源之一，也是激发人类旅游的最早、最持久的资源。
一、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旅游与土地利用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发端与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规划、设计实践中存在的旅游发展与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土地利用规划的矛盾。为了解决旅游设施用地与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与发展，旅游用地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与研究。目前有关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中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旅游与土地利用的文献为1988年，截止2007年，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涉及到旅游用地相关问题的论文达50余篇，硕士论文占绝大部分，博士论文不到10篇，充分反映了我国尚未对旅游与土地利用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已发表的所以相关硕博论文和期刊可以看出，我国对旅游用地的研究起步较晚。就研究案例来看，主要集中在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度假区的用地研究方面，所占比例达50%以上，其他类型的旅游用地研究较少。就研究内容来说，主要集中在规划设计方面，所占比例为30%左右，其他内容较少。而把旅游资源开发作为影响土地利用的驱动力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涉及旅游资源开发和土地利用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旅游用地评价、旅游度假区的研究、旅游用地管理和持续利用、景观房地产、旅游与地价的关系、旅游用地的分区和结构，引景空间的研究、复垦与旅游。等方面。其中代表性成果有左冰、梁栋栋、陆林、吴必虎、李江敏、席娅、张凤英等人的研究论文。
左冰（2004）《土地利用变化的旅游驱动力研究》，该文从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形态及其价值变化剖析了旅游作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并根据区域旅游资源分布基础和旅游需求类型，总结了旅游用地的空间分布形态；梁栋栋、陆林《古村落型旅游地土地利用的初步研究》、《旅游用地的初步研究》、《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土地利用》、《山岳型宗教旅游地的土地利用分析》等，主要从旅游用地的特点、原则、土地利用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了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吴必虎等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空间分布及动力机制研究》、《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分析》、《中国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模式与优化》、《北京环城游憩带旅游地类型与空间结构特征》、《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诸文，主要从土地利用特征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指出了不同类型旅游地的空间分布规律。李江敏、张立明（2005）在《基于环城游憩带建设的城郊土地利用研究》一文中则分析了环城游憩带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和城郊土地发展利用现状，指出了城郊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就环城游憩带建设对土地利用的要求，以实现环城游憩带建设与城郊土地利用两者良性互动为目的，提出了新的发展背景下城郊土地永续利用的途径。
二、国外研究进展
关于旅游资源开发与土地利用关系问题的研究，国外是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1930年，美国学者麦克默里（McMurry）在《美国地理学者联合会年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上发表了旅游地理学的开世之作――《游憩活动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一文，首次讨论了土地利用与消遣娱乐的关系，明确指出旅游业是一种独特的、重要的土地利用形式。从此，与旅游业发展相关联的土地利用问题成为地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克罗森等人（Clowson etal，1960）研究了户外娱乐休闲活动的分类方式，根据人们出游距离与休闲需求类型，确立了一种简单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后来，Hammes（1994）研究了旅游度假村的开发与土地市场的关系，明确指出，随着旅游度假村的开发，当地的土地市场会受到影响而发生明显变化，土地级差地租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变化。Wesley S.Roehl and Daniel R.Fesenmaier通过对美国旅游地土地利用改变与旅游地的居民态度进行研究，发现旅游地的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是消极的。Fache（1995）将北欧的度假村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同时根据设计思想不同，将度假村的空间模式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土地多样利用国际研究组”（ISGMUL，The international studyGroup on Multiple Use of land）的研究者们则描述了多目标乡村土地利用规划与旅游景观设计的新思路和新方法。D.Pearce（2001）从旅游交通的角度对旅游电车轨道的发展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Fossen&Lafferty（2001）以夏威夷与昆士兰作为对比案例来探讨不同的土地管制方式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土地利用政策所导致的土地利用结果。Mccarthy（2004）在探讨马耳他的历史港口城市的旅游导向的滨水区开发时，发现历史港口城市新的旅游导向的土地利用形式的出现带来了自然、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变化。Yalc inKuvan（2005）以土耳其Antalya-Belek作为案例调查以旅游为目的森林的使用情况。发现林地的使用与转化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旅游发展在自然资源上的消极环境影响表现在土地利用的变化，土耳其迅速出现的大众旅游，在没有考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前提下，被地方政府积极鼓励与支持，由此造成了森林区域的严重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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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城市商业随城市的建立而出现，是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是由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载体即商业中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主体即消费者和商业企业经营者，是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设商业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只重视消费者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城市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历史已有几百年，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围内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等级体系、布局规律，以及商业活动主体——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文章特指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
2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国商贸往来加强，各国各地物产资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场的简单描述日益增多，给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计量地理、行为地理、时间地理、运筹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真正科学化，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作者将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城市商业载体的空间结构研究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早期的研究注重从商品供给的角度考察商业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和不同商业职能的空间布局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论。杜能提出位置级差地租理论最早解释了商业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苇斯(Getis)揭示了总零售量随离开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带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规律，证实了土地地租变动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加纳研究了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在投标地租曲线上建立了不同商业中心的简明空间。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图表表示出租金梯度与商店类型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生态位，可以确定商业中心的区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商业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德国经济学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区位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地景模型”，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对城市市场经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构造了边界的无差别线模型。后来，墨苏(R．E．Murphy)和万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业职能为依据，界定了中央商业区的地域范围。
2，1．3空间分析学派。二战后，地理学界掀起了“数量革命”，复杂的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城市内部空间成为可能，空间分析学派随之产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得出P=ABn。为中心地职能的设施数，P为中心地的人口数。参数A和B用回归的方法取得，当=I时的P值是门槛人口数。1965年，美国学者贝里(Berry)对芝加哥大都市区商业形态区位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都市区商业问结构模型”。1981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引入多变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图表，分析商业区功能性质、区位、易达性、形态、发展规模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一。
空间分析学派通过大量假设来简化问题，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处理，借鉴统计学、数学分析及数量地理方法解释问题，促进了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科学化。但过分追求技术、逻辑理论系统完美和空间分析的抽象化，使他们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2．2城市商业主体空间分析
2．2．1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人的作用不切合实际，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注重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调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
贝里和盖瑞逊(1958年)第一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首次对消费者前往最近的商业中心购物的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的学者赖斯顿(Rushton)最先从消费者行为观点去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问题，提出行为一空间模型，认为任何一级的中心地的消费者行为均有多样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业设施认知结构的程序，从商业设施潜在顾客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大量的有关属性、看法、倾向性、评估变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卫(Davis)提出了“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购物中心的层次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1982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完全从消费者的知觉和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提出信息场与利用场的区别。
2．2．2消费者空间结构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也称商势圈，侧重从商业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1929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利(WilliamJ．Reilly)首先创立了商圈测定法则——莱利法则，即：两个商业供给地，对于中间一个消费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两个供给地人口成正比，与两个供给地距离平方成反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探讨消费者空间分布法则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加萨法则。
随着汽车普及，实际距离已不再有很强影响力，莱利法则及其派生法则在商业网点布置中常与现实不符。美国学者哈夫考虑了更多因素，构建如下的数学模型
式中：P，为居住在i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商店聚集区购物的概率，S，为商店聚集区面积，，为从i地区到商店集聚区所需时间，为消费者从居住区到商店聚集区路程中购物障碍要素指标。
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在实践中创立了饱和理论，通过计算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一般来说，位于饱和程度低地区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饱和地区。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IRS)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RS为某地区某类商品零售饱和系数，C为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RE为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F为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的营业面积总数。
上述各种模型对于有效选择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顾客来源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应用简单明了、省时省力。但是，影响消费者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除模型中已经考虑的人口、距离等因素外，还受商店本身的竞争实力、所处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交通流量、竞争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新设商店要做出正确决策，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与商圈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定性分析。
3国内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逐渐兴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杨吾扬教授把中心地理论引入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中。以北京市为例，把城市商业网点分成3级序列：市级、区级、街区级，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北京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现状，用范力农定理求“铜心”，成功地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高松凡论述了北京城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了自元大都以来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特点、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宁越敏教授实地调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他选取了商业中心内商店数、商业中心的职能数等5个指标，对上海市61个商业中心进行了聚类分析，划分为3个级别5种类型，分析了影响上海市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时应用了这种方法，增加大型综合商场、大饭店、宾馆职能单位数占商业中心职能单位总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6个指标对广州市30个商业中心类型及等级体系进行聚类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构建消费者购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销售范围与消费者总开支成正比，与该商业中心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花在购物途中的时间成反比，与这一中心与其他中心的竞争成反比。他划分兰州市3级商业中心区位格局，引入加权平均模型和希尔伯脱模式，分析兰州各市级商业中心的区位优势度，据此评价商业中心发展潜力。
暖等以商业行业为切入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昆明市商业地域结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今后调整方向_1。阎小培、许学强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仵宗卿开始深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内部，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演变历程。
4国内研究评析
4．1消费者行为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调拨，加上基础数据库缺失，导致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制约了国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商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传统业态的商业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大量涌人中国，必将对零售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要求研究视角与指导思想作相应调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应用较少
从发表的论文看：朱枫，宋小冬，马才学等人分析了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论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商业选址的技术路线。但总体上国内研究与新方法新手段的结合较少，GIS，GPS，RS等技术引入不足，缺乏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科学模拟。
在研究方法上以静态均衡分析为主。国外相关研究为了构筑模型的需要，简化商业布局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商业受众多因素交叉影响。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复杂化，静态均衡分析将显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必须注重从动态、综合的角度去看问题，更好地把握商业布局众多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业空间结构规律。
4．3新型商业业态的影响提出了新课题
随着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消费理念的渗透，厂商在迎合消费者喜好的驱动力之下，生产方式已由批量生产、内部资源整合、单独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定制化生产、外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协同式竞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促成流通企业质的转变。商业业态大致遵循着百货商店一杂货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专卖店一购物中心一仓储式商场一电子商业的轨迹演进，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20世纪60年代，ShoppingMall随着轿车的普及率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70年代，ShoppingMall逐渐被引入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地区。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专业知识指导国内商业地产投资机构和商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选址经营决策，促进商业地产知识的普及。
近年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通过电子网络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与行政作业全过程。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无店铺经营，造就了三维的空间市场(marketspace)，企业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摆脱空间距离的束缚，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因而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对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复杂的。这被视为商业业态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网络虚拟购物对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发展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将有重大意义。
4．4商业分布离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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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憩商业区的研究,始于1970年C.Stansfield 和J.E.Rickert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为了描述旅游地的结构和功能特性,他们提出了RBD的概念,所谓的RBD就是为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城市内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保继刚(1995)在探讨深圳华侨城区发展模式时,提出以旅游业带动城区发展,使该区域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商业区。这是首次在国内的城市与旅游研究中运用RBD的概念。黄震芳(2001)、俞晟(2002)、杨洪烈(2002)先后从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结构、形成机制、景观特色评价体系等不同角度对此开展研究。保继刚(2002)通过对广州天河城地段RBD进行的实证研究,分析了RBD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特点,总结其形成机制。何善波(2003)通过城市RBD的空间表现形式、城市RBD的空间布局模式、城市RBD的空间布局规律等三方面剖析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布局特征,并构建评价体系。秦学(2003)从空间类型、空间要素、空间结构与形态等方面系统讨论了城市游憩空间结构,并以宁波市为例详细分析了其游憩物质与环境空间结构、游憩行为与需求特征、游憩行为空间分布规律等问题。陶伟(2006)通过对广州历史上游憩商业区的形成、空间结构变迁,以及影响其空间结构变迁的相关因素研究,探讨城市游憩商业区发展了规律。
国内对RBD空间结构的研究还包括RBD体系演化模式、城市RBD作为城市旅游空间单元的研究,以及对城市中以游憩商业服务为主的各种设施(购物、饮食、娱乐、文化)的空间布局研究。本文对RBD的空间结构定义为:城市游憩
商业区内各种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地域空间中所处的位置。
二、 广州天河RBD的范围与空间结构分析
1.广州天河RBD的范围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以天河城为核心的,包括周围的宏城商业广场、天河体育中心、广州购书中心、维多利亚广场、广百大厦、正佳广场在内的区域。
2.天河城地段RBD空间结构特征
(1)多核心网络状趋势。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形态往往会突破单核的固定结构而表现为多核心结构,整体上又往往会呈现为链状、环状或网状形态。城市的RBD一般都经历了由一个游憩设施数量上由少到多,内容上不断丰富,功能上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广州天河区经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发和高速增长,城市游憩商业区开始大规模极化。天河地段RBD在空间上,也突破了单核的固定结构,表现为多核结构,分布上呈现出由单核心向不断扩散的态势,由最初的点状分布过度到集中成片的面状分布。当时修建天河体育中心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六运会场地的需要,但是随之而来聚集了诸如广州购书中心、天河城广场、宏城广场等游憩购物商业设施,附近又兴建了大型购物娱乐中心――正佳广场和广百百货大厦。在这个过程中天河地段RBD实现了由点状向面状的直接跨越,聚集形成一个独特的游憩商业区系统。
(2)次级核心再造与轴向扩散并存。天河RBD结构体系在多核化、网络状的同时,还出现了核心再造的倾向,表现在不同等级的小型游憩商业区向天河RBD核心区蔓延发展。如,天河RBD沿天河路向岗顶方向的扩张。岗顶以百脑汇、总统数码港、太平洋数码广场等商业大厦为核心,周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购物、餐饮、游憩场所,如比较著名的有摩登百货、丽特百货、天娱广场、天河影院、加州红KTV,以及一些休闲会所、大型购物超市如好又多。天河核心RBD与岗顶次核心RBD之间也出现了众多购物游憩场所连接,如正在兴建中的万菱汇,建筑结构上左边为高级写字楼,右边为商业购物广场,形成既有商务办公场所,又有休闲娱乐购物的场所。
(3)CBD与RBD重叠。RBD与CBD之间本身就有很大的关联性,国内学者对RBD与CBD的关系上研究比较多,古诗韵从功能特征、区位特征和空间形态上对国外RBD与CBD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刘松龄认为,传统的CBD发展成为RBD则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大部分研究都表明,RBD的形成有很大因素是区位临近城市的中心商务区,甚至两者的空间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叠性。游憩商业设施与零售业、餐饮业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并且由于中心商务区交通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环境本身就吸引了大量的本地人和外来游客,这也给游憩商业区提供了大量的客源。随着RBD的商务功能趋势的加强,RBD功能特点也与中心城市的服务与文化功能、商务功能结合越来越紧密。保继刚(2002)认为,天河RBD在商业区注入大量的游憩功能,满足了城市在功能上错综的需要,它以商业购物、休闲游憩、文化教育为主,结合服务功能、餐饮、办公功能。其功能组成包括零售、餐饮、游憩、文体设施等,与周边的办公、旅馆、居住等功能相互影响。
(4)共生关联。RBD以商业街区和旅游观光设施为基础,融合多种游憩、购物、休闲、观光活动,使商业和旅游业协调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商业与旅游业互为资源、互相服务,共同开发客源市场,空间上互为环境,促进整个商业区的可持续发展。天河RBD内的游憩设施与周边零售商业设施形成空间共生关联。体育中心作为广州最大型的公益体育场所,其宽敞的公共空间常常作为各类大型主题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些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文化、娱乐、教育会展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本地人和外来游客的眼球,为周边的购物广场提供了丰富的客源,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天河RBD内商业活动主题化、娱乐化的发展。
三、天河RBD空间结构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
天河RBD空间结构的特征表明,游憩商业设施的空间布局在考虑自身属性和公平性的前提下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经济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如人口、地价、文化,以及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
1.经济因素。(1)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居民对娱乐文化的需求正相关。天河RBD的发展是随着CBD发展而发展的,天河CBD一方面带动了天河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居民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也为CBD附近的零售和餐饮提供了经济实力较好客源从而也能带动RBD的发展。(2)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交通条件的改善,交通条件的改善又能带动RBD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对RBD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天河RBD的外部空间结构呈现出一种轴向扩散特征,以及内部的延展式发展依托的就是交通线的扩展。
2.社会环境因素。(1)文化因素。广州是一个开放程度比较大的沿海城市,因此对各种游憩商业设施的接受性强。这种开放的文化因素促进天河城地段形成多种娱乐休闲设施共生的状态和一个“体验式轻松购物”的环境。(2)地价因素。天河RBD占据的是城市的中心位置,而中心地段的地价高也使一些新的游憩场所选址在RBD周边的地区,客观上促使了天河RBD出现次级核心再造的特征。
3.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天河RBD的形成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987年第六届运动会的召开。以六运会建立天河体育中心为契机,周围迅速吸引了一批商业设施并产生一种极化效应,使天河RBD不断扩大并形成一个具有核心的网络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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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研究内容
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特刊数据库中，以“旅游流”作为关键词，以1987－2011为时间进行检索，得到66条记录，内容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时空行为及时空效应几个方面。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旅游流”作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得到46条记录。从近10年的文献中，有关空间结构、时空分布特征与空间扩散规律的文章共有27篇。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目前旅游流研究的热点在于空间结构与流动、扩散规律。
（一）概念研究
关于旅游流狭义与广义的概念探讨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广义的旅游流概念的开创者是唐顺铁、郭来喜（1998），认为旅游流是一个涵盖旅游客流、旅游信息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体系。保继刚（1993）认为旅游流是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马耀峰（2000）对他们的概念进行了补充，认为旅游流是指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或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单向、双向旅游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集合，并指出旅游流是一个矢量。丁正山（2004）提出旅游流是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使游客在旅游系统内形成集聚与扩散，同时与旅游系统不断地进行资金、物质和信息的集聚与扩散的现象。这些学者均采用广义的视角研究与界定旅游流。狭义的旅游流则仅指旅游客流，刘振理、王兵，卢云亭，左大康，谢彦君等都认为旅游流宜从狭义的角度进行界定与研究。谢彦君（1999）认为旅游流指旅游者的流动，是指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区域上由于旅游需求的近似性而引起的旅游者集体性空间移位现象。
（二）形成及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旅游流的形成与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早。张文尝（1988）探讨了影响我国客流产生和分布的主要因素，如人口增长和迁移，城镇化发展及交通方便程度等，并对客流产生的地区差异进行探讨。牛亚菲（1996）在探讨旅游需求与供给模型时指出旅游地与客源地之间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致使旅游地对潜在的旅游客源产生了极强的拉力，旅游地与客源地的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决定了两地间旅游流的强度。谢彦君（1999）从世界各国旅游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认为影响旅游流运动的因素有三个：空间距离，国际（区际）关系，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关系。刘自峰（2010）在对河南省国内旅游流时空流动规律时认为河南旅游流的影响因素有四个：区位要素、旅游目的地因素、交通要素和社会经济文化要素。
（三）时空分布与空间结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流时空结构的研究较多，涵盖大尺度的出入境旅游、中尺度的国内旅游以及小尺度的城市旅游。朱同林（1997）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九华山国内旅游流时间分配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马耀峰，李永军（2001）以入境旅游流（客流）为研究对象，以中国12个旅游热点城市为实证，研究了来华入境旅游流的空间动态规律。李俊（2007）通过对我国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旅游流时空分布现状特征与存在问题的分析，借鉴国内外客流管理经验与举措，为我国城市旅游流流动顺畅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张佑印，马耀峰，顾静（2011）通过对旅游流研究进展分析，提出了旅游流流势概念，并对北京入境聚集旅游流流势时空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
（四）空间集散研究
近年来国内少数学者开始关注旅游流的内聚与集散模式，如丁正山（2004）对于城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与集散进行了研究，探究不同城市旅游流客源市场空间分布规律，揭示旅游流空间集散规律、集散机制与模型。章锦河，张婕（2005）以皖南旅游区为实证研究了旅游流的空间集散规律以及旅游流在各景区（点）之间的流动路径特征。这些研究为旅游流集散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大多是从省域、国域尺度进行的，由于我国地域广大，目前的研究区域的选择大都是中大尺度，客观上造成研究结论不够精确。这也为本文的选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即从小尺度范围进行旅游流的集散研究。
二、研究述评
总体来看，我国对于旅游流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研究尺度在进一步缩小，关于旅游流的理论在逐渐丰富。从热点问题来看，我国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旅游流时空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和理论概念、数理模型等方面，同时涉及到旅游物流、信息流，对于旅游流对区域的影响研究较少，关于旅游流的超载调控、拥挤感知等稍有涉及，但不够深入。有学者探讨了国内旅游流在区域之间流动以及入境旅游流在热点城市之间流动的现象，但是对于旅游流在景区内这一小尺度中集散的过程与现象没有研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在景区旅游流拥挤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唐顺铁，郭来喜.旅游流体系研究［J］.旅游学刊，1998，（3）.
［2］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马耀峰，李天顺，刘新平.旅华游客流动模式系统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丁正山.城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与集散研究———以南京、苏州、徐州国内旅游为例［D］.2004.
［5］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