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实用13篇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2

一、前言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背景

中日韩均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总量约七成。在中国加入WTO的10年里，中日两国贸易和中韩两国贸易的结构逐渐趋同，这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提出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在之后的约7年时间里，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初步得出了积极结论。

2.论文的理论运用以及实际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日、中韩的贸易现状，近年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分析，讨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未来成立后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得出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及特殊意义。

二、中日、中韩贸易现状

1.中日2011年贸易情况

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对华进口额为18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614亿美元，同比增长8.3%。2011年对华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6%，同比下降0.1%，这是21年来的首次下降，主要受3.11大地震影响，日本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所致，但中国仍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

2.中韩2011年贸易情况

2011年，中韩贸易额达到2206亿美元，同比增长17.1%。其中，韩国对华进口864.26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韩国对华出口1342.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9%。中韩双边贸易额占韩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4%，中国仍旧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出口对象国以及进口来源国地位。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前提条件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部条件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着一定的内部条件，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六个方面：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竞争力、政府工作效率和宏观政策。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外部条件

同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存在着部分外部条件，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差异、货币利率和外汇汇率、竞争和合作、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关系、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在世界和亚洲的政治地位。

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前提条件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十分关注三国之间和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活动。中日韩三国分别寻找建立各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因为中日韩三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相当不同，制度性合作发展相当缓慢，没有形成协调机制，但由于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三国的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所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指日可待。

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障碍

1.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属于新型工业化国家。从经济体制看，日韩是成熟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之中。虽然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表明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地区合作前景广阔，但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会对有关国家的产业造成较大冲击，差异明显的经济结构使各国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也越高，对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也越深刻，从而面临的社会压力和阻力也越大。

2.中日韩三国间政治互信因素的影响

建立自由贸易区虽说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区域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互信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三国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不够牢固，日韩在独岛和中日在的争端，以及中日韩海洋权益的分歧，都不可避免地将对未来的地区合作产生影响。

3.国际因素影响

任何一个带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一定的排他性，都会对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最主要地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上。因此，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关切，有时甚至会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五、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的机遇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丰富的资源，在贸易方面，不仅加强了与日韩两国的交流，更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仅将对三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依托贸易交流，三国之间必将增加更多关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的挑战

在全文中曾经提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着很多的障碍，这也必将成为对中国的一种巨大挑战。

首先，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政治、军事和领土方面的争论很大，日本个别领导人对历史遗留政治问题看法的态度暧昧和倒退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自贸区建立后，需要相应的协调。而在中韩关系方面，中国和韩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结论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机遇，它不仅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在经济方面的交流，同时，深化了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中国日后在东北亚的贸易发展起到了较为良好的积极作用。总体来说，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不仅仅对中国有较为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中日韩三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3

一、背景分析

汇率与经济关系密切。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的进出口产业和国际收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贸易矛盾使得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就现期而言，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债务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加，加之欧元债务危机，实施宽松政策受到限制；就业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较慢。此时，改善净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就理所当然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选择。因此，对汇率施压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的反弹使其面临通胀压力，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又使这些国家货币面临升值。由于升值会降低其出口竞争力，所以更多国家选择干预外汇市场。于是全球性的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二、汇率战争的发展

历史上汇率战争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其元凶――美国的目的就是打压其他崛起的经济体，维持其经济霸主地位。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随着日本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顺差扩大，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日美间经济摩擦不断。

1985年，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中央银行收购日元使其升值并施行低利息政策，日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动下产生了巨大泡沫。这时华尔街大肆卖空日本股票，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21世纪初，欧盟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欧元相对强势，有挑战美元地位的趋势。对此，美国则通过衍生品等致使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21世纪中美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10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于储备货币的债权国榜首。然而中美之间的极大贸易顺差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几度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限制中国出口，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

三、汇率大战的影响分析

（一）汇率之争对中国的影响

1.降低进口成本并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秉承“走出去”的方针，我国长期主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顺差逐年增大。人民币升值，外币相对价格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很多重要战略物资成本。这一变化亦利于出口企业转型。出口艰难将迫使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促使中国外贸向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转移，同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

2.有利于外资引进

汇率变化带来的货币低成本会促使更多外资流入中国。外资的引入有助于企业管理模式、技术等的优化，有助于企业更好发展。但也伴随利润外流。

3.商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中美汇率之争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市场份额。美元贬值战略可以有效地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增强本国商品竞争力，拉动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货币贬值使得中国商品出口成本增加，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同时不能承受成本上升的企业相继倒闭，加之产业转型的高成本势必使失业增加，此举会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4.经济泡沫

当国外投机者认为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时，他们将通过套利获取额外收益。这些热钱涌入中国楼市和股市会催生经济泡沫，而在人民币升值后，若这些资本趁机撤出中国，中国将像日本一样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汇率之争对美国的影响

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仅让各国持有的美元缩水，转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变相掠夺了各国的财富，还对美国经济有如下影响：

1.弥补美国债务缺口

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以美元计值，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美元贬值能够降低美国政府对外真实债务支付，从而改善其高额财政赤字。

2.短期贸易逆差改善长期贸易逆差恶化

短期美元贬值有助于刺激美国商品出口，缩小贸易赤字，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从长期来看，美元的持续贬值将会导致美国融资成本增加，使得国内流动性不足，间接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此外，因许多商品价格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会导致全球能源和原料价格大幅上涨。成本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美国进口费用增加，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和生产。

四、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虽美国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并推出《2011年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立法提案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但美国财政部却认为中国并没有为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而操纵货币汇率。实际上，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此期间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幅减少，但中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

（一）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定性判断

一般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商品国内价格不变，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出口商品美元价格相应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二是商品国内价格上升，名义汇率保持不变，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然而，这两条路径的作用不尽相同。以升值为例，如果第二条路径更显著，则汇率战争会对中美贸易差额缩小产生一定作用。

基于前文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及中美贸易现状分析可以推断，美国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论是缺乏依据的。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能否改善贸易收支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文将通过定量分析对此做一判断。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选取变量如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R），中美贸易收支顺差（B），中国GDP（C），美国GDP（A）。

一般来说，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进口增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出口增加。

关于模型函数的具体形式，按照C-D形式函数进行研究，将中美进出口贸易收支方程设定为：

LnB=γ0+γ1LnR+γ2LnA+γ3LnC+μt

其中：μt为误差项。

根据国际经济理论，国外实际收入增加，出口将增加；国内实际收入增加，进口将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而预期系数γ1为正，γ2为正，γ3为负。

2.数据选取

样本选取1991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如下：中国GDP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国CPI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美国GDP和CPI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中美进出口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本文运用的软件为Eviews6.0。

（三）EG协整检验

将贸易收支变量LNB对汇率变量LNR、美国实际收入LNA、中国实际收入LNC进行回归：

1.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RESIB的ADF单位根检验显示，残差序列的P值为0.4408，不能拒绝原假设即RESIB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LNB和LNR、LNA、LNC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中美贸易收支的协整方程为：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4>0.8，F检验的P值近似为0，说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3.LNA系数的P值近似为0，LNC系数的P值为0.0003，拒绝原假设，说明美国和中国GDP对中美进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影响。LNR的P值为0.7159远大于0.05，拒绝实际汇率对进出口有影响的原假设，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的贸易差额几乎没有影响。

4.LNR和LNA的系数为正，表明实际汇率和美国GDP对出口变量LNA的影响是正向的，与预期一致；LNC的系数亦为正，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对于净出口的影响导致的。

长期来看，方程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中国实际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美国对中国名义汇率施压而忽视实际汇率变化并不能起到减小贸易顺差的作用。

五、中国针对汇率大战的应对措施

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不会令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欧美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除了积极谈判外，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建设，改善贸易结构才是中国防止陷入新“广场协议”的最好选择。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低估。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保护出口企业抑制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实际上，施行能够更好反映市场供求的浮动汇率才能更充分发挥其在平衡国际收支、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为此，我国应加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二）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

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完成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出口依赖，提高内需的作用。同时贸易结构也需相应调整，通过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缓解利率对我国的冲击。

参考文献：

[1]王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2009.

[2]张造西.中美汇率大战概述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证券期货.2011.05.

[3]赵可金.中国版“广场协议”会来吗.人民论坛.2010.21.

[4]陈平，熊欣.进出口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2.6.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4

关键词：TPP；FTAAP；引力模型；“一路一带”

中图分类号：F75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092-04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本只是亚太地区众多区域经济组织之中的一个极其一般的存在，但是自2008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并于2009年11月提出扩大计划，[1]将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TPP一下被全世界所熟知并重视.有观点认为，美国如此强力推进TPP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体的“美式FTAAP”[2]，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随着TPP的发展壮大，亚太区域内现有的自贸区有可能存在被架空或取代的危险，美国将因此而主导亚太区域经济秩序也不无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中国，却迟迟没有被邀请加入TPP的谈判.那么这个TPP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有哪些特点呢？

1 TPP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1.1 TPP的创立及发展概述

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TPP），其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最初是由美国、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1988年共同发起的旨在通过一项优惠贸易协定（PTA）的形式来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但最终因美国将重点转向建立双边FTA而陷入停顿.2005年6月，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国（即TPP的创始四国，又称P4）在APEC的框架下正式签署，2006年5月28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随后美国将目光重新转向TPP，并于2009年底宣布加入TPP.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议题，使得TPP一时间声名鹊起，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壮大TPP，美国积极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到TPP谈判中来，截止到2013年3月15日，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使得参与TPP谈判的成员增加到12个，这12个成员“抱团”之后，将形成约八亿人口的市场，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的四成，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3]

1.2 TPP的特点

1、TPP的门槛较高，是高标准、高要求的FTA

TPP涉猎的议题众多, 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及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合作等.更为重要的是TPP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例外，要求各成员100%的实现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时间也比APEC“茂物宣言“的目标年度（2020）年提前了.因此，TPP堪称是一个高水平的FTA，被誉为FTA中的优等生.[4]

2、美国掌握TPP的内部主导权，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

美国从2010年开始，在整个TPP谈判中，其均发挥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事实上左右着TPP的谈判进程.[5]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已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使得近些年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感到了压力和不安.此次TPP绕过中国，其孤立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3、TPP的地域跨度广，覆盖范围广

TPP成员国的地理位置跨越了美洲、亚洲和大洋洲，打破了以往自贸区毗邻相近的地理限制，是迄今唯一横跨太平洋东西两岸的自由贸易区.另外，TPP谈判还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政策透明度以及“边境内问题”等与时俱进的议题，极具时代性，被誉为“21世纪的FTA”.[6]

2 TPP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介绍

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最初仅是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因其方程式与牛顿（Newton）先生发现的物理学上的引力法则相似而得名.1962年，丁伯根（Tinbergen）为解释多个国家间贸易流量的不对称问题，将引力模型引入国际贸易的问题研究上.认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与两国间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Tij=AGiGj/Dij

其中,Tij表示国家i对国家j的双边贸易流量总额；A为常数项；Gi表示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j表示j国的GDP；Dij表示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两边取自然对数，转化为线性回归方程:

lnTij=δ+β1lnGiGj+β2lnDij+μ

其中，δ为常数项，μ为随机误差项，β1、β2表示Tij对GiGj和Dij的弹性.

2.2 模型变量引入

本文主要探究美国主导TPP后对中国贸易条件和流量的影响，因此在原有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解释变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入人均GDP和外贸依存度作为解释变量

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需求和供给能力.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地区对外贸易活动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和依赖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即外贸依存度越高，其进出口水平相应越高.

2、引入是否TPP成员国作为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则表示区域经济组织对区域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若系数为负，则具有相反作用.

3、引入运输成本来替代原引力模型中距离的变量

因测算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太平洋两岸，故国家间的贸易一般以海运为主，以运输成本作为解释变量，更具说服力.

扩展后的引力模型表达式为：

lnTj=δ0+δ1lnGj+δ2lnPj+δ3PICij+δ4OPENj

+δ5TPPj+δ6APECj+μ

式中，Tj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j国的贸易流量（进出口总额）；Gj，Pj和OPENj分别表示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和外贸依存度；PICij是指中国与j国之间的运输成本；TPPj和APECj分别反映j国是否为TPP成员国和APEC成员国.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模型中贸易流量数据、GDP和外贸依存度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运输成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运费网，以2012年的数据作为标准，选取了中国与另外21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即截至2012年已正式加入TPP谈判的11个国家（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加拿大、墨西哥），另外8个APEC成员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韩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泰国）以及既非TPP成员国又非APEC成员国的巴西和柬埔寨.

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引力方程进行随机效应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引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结果来看，截面数据检验合理，根据模型实证结果可以做出以下分析：

1、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总量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较大

GDP的回归系数为0.95，表明在当前经济条件下，GDP每提高1%，就能促进双边贸易流量增长0.95%.因为GDP代表着一国的供给能力，其总额越高，贸易能力就越强，就越能促进双边贸易额的增长.

GNI的回归系数为0.16，表明在当前经济水平下，GNI每提高1%，双边贸易流量就能增长0.16%.因为人均国民总收入反映了一国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越高，就越能吸引他国的贸易流量.

2、运输成本与贸易流量呈负相关，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较小

PIC的回归系数为-0.0005，即运输成本每增长1%，贸易流量就会下降0.0005%.说明如今运输成本也即距离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了，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家间的贸易更多的考虑贸易总量和消费市场的大小，而且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各种优惠措施更是吸引双边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距离因素已经不再成为阻碍因素了.

3、外贸依存度和是否是APEC成员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不显著

OPEN的回归系数为0.0056，即一国的外贸依存度每增加1%，双边贸易流量就能提高0.0056%.外贸依存度越高，双边贸易额就越大，但是回归分析表明，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各国都积极开展进出口贸易，期望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来带动本国经济总量的提升，然而最终导致各国都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因此继续提高外贸依存度的后果就是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越来越小.

APEC的回归系数为0.08，表明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一般，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同APEC成员国间的贸易流量处于平稳的水平.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的构想获得了APEC成员国的认可，相信不久的将来，定能带动双边贸易流量较大的增长.

4、是否是TPP成员国是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

TPP的回归系数为-0.17，为负值.这表明被排除在TPP成员国以外的中国，受到TPP的影响是非常不利的.随着TPP成员的不断扩大，中国与TPP成员国间贸易流量的流失就越严重.如果由美国主导的TPP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因为美国的政治排斥不利于中国加入TPP，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流量会因主要贸易伙伴国加入TPP而大幅削减，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于中国的决策和选择，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3 中国的决策选择和建议

3.1 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TPP“高标准”的发展要求

TPP的标准是未来自由贸易发展的方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与TP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占有相当比重.但目前我国的产业模式存在着产品的技术水平较低，附加值比较少，创新不足等弊端.TPP“高标准”的要求必然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威胁，因此我国应该从TPP的“高标准”入手，从现在开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加大对新型知识产业的扶持，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建设.这样不仅应对了TPP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升级，如果未来我国想要加入TPP，对谈判也会比较有利.

3.2 积极与日本、韩国等进行FTA谈判，深化现有的多边和双边合作

中国、韩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要的三大经济体，在经济互通合作方面的进程却极其缓慢.而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快与日本和韩国的FTA谈判，加强与日本韩国的沟通交流，扩大中日韩经贸往来，促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尽快的从理论上研究迈入实质性进展.同时，中国应当在持续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基础上，加大关税的减让力度，以更优惠的贸易安排吸引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开展双边贸易.最后在泛太平洋地区，针对不同发展程度的TPP成员国，区别对待，主要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机制，推动贸易自由化取得实质性进展.[7]这样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够建成，外加中国——东盟自贸区，美国即使主导TPP，也很难在区域合作上孤立中国.[8]

3.3 考虑在适当时机参与TPP的谈判

TPP因超级大国美国的加入，带动了其他国家加入TPP的热潮，也让这些国家从中获取了利益，其所带来的市场和效益都极其可观.而没有加入TPP的国家不仅无法享受集团内部成本降低和市场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还要接受歧视性关税等贸易安排.为了避免像当年加入WTO那样的被动局面再次重演，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此次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密切关注TPP的进展，研究TPP的谈判规则，改善因加入TPP可能带来的弊端，做好充分准备，择机表明加入TPP的意愿，为中国争取更多有利的市场和规则制定的政策空间.

3.4 联合APEC成员国另起炉灶，积极推进FTAAP进程

由上文论述可知，美国想要通过TPP来遏制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迟迟没有邀请中国加入.诚然，中国也可不必急于加入TPP，而是另起炉灶，通过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FTAAP来与之抗衡.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同意在亚太地区成立一个由中国推动的自由贸易区，这一举措挑战了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此举表明中国在TPP的影响下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并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

3.5 让“一路一带”打开“筑梦空间”，构建中国引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蓝图

“一路一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路一带”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没有国别和区域限制，古代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中国的友好邻国都可以参与进来. “一路一带”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和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一路一带”构想的提出和实施，不进拓展了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路径和方向，而且激发了沿线国家的发展活力和合作潜力.“一路一带”目前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无限生机和美好前景.

5 结论

TPP在美国的主导下虽一直将中国排除在外，但是中国巨大贸易总量和消费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应继续秉承积极、开放的姿态来应对TPP，不断完善自身经济体制，持续加强双多边FTA合作，未雨绸缪，持续跟踪TPP的发展动态，研究TPP的谈判规则.同时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的进程，联合“一路一带”战略构想，开拓以中国为主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拓更为广阔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焦方太，刘江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APEC的影响分析[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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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5

网络经济繁荣的原因探讨董庆军，张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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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国际研讨会综述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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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7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四）其他方面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8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关系数

美国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亚-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欧盟-0.1781----

表3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亚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欧盟0.259----

表4三国模型*

中国美国日本

中国-00.007

美国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表6偏相关系数

美国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欧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韩国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亚-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490.00100.0010.01

欧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韩国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亚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国模型

中国美国欧盟韩国

中国-0.010.0010.004

美国0.6042-0.0080.678

欧盟-0.71290.6171-0.017

韩国0.66510.10850.5712-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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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赖明勇、宣家骥：《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优化研究》，《预测》，第五期，58-59页，1996年。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9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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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0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1

第一阶段是二战后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时期，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在这种实践背景下，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地缘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为地缘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地缘经济理论的孕育时期。从经济学视角，按照时间先后，经济学家分别从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贸易理论等角度解释了地缘经济合作现象;从政治学视角，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都从自身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政治动因和必要性;从地理学视角，用空间相互作用解释地缘经济合作现象，并认为对流、传导、辐射是空间相互作用的三种主要方式。

第二阶段由于国家间固有矛盾冲突的存在和经济合作的松散性质，导致多数经济合作联盟的瓦解和国际经济贸易的颓靡，此时盛行的地缘政治学成为学者们研究地缘经济的最重要手段，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此时的地缘政治学已经从单级论、一元论、对抗论、唯政治军事论，转变为多级论、多元论、合作论、政治军事与经济生态并重论，实际上，这一阶段已经出现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的苗头，经济实力成为了地缘政治的一项最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后的阶段。张丽君认为该阶段经济第一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首要因素，传统的地缘政治学逐渐让位于新的地缘经济学。地缘经济成为地缘政治新的外在形式。欧美各国的学者，立足本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地缘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但是这些学派的观点都没有完全脱离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更像是从新的视角解释地缘政治现象，并借助地缘政治的理论体系逐步建构起地缘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地缘经济理论的流派划分

由于地缘经济学理论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理论，因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而实际上，在理论研究中，目前已经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流派，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欧洲中心以俄罗斯和意大利为代表。

美国学派：在三个学派中，美国学派是对自由市场最为推崇的学派，也是最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学派。该学派几乎用纯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地缘经济现象，认为地缘政治冲突正逐步被地缘经济利益所取代，国家和地区与跨国公司一样，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参与者，以收益和成本为利益衡量的标准，最大限度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关系。相对于地缘政治注重国家边界和位置而言，地缘经济更侧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实现自身的某些经济利益，国家要尽可能地通过国际经济组织，运用经济、金融手段，对目标国进行经济影响，而不是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大利学派：该学派是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融合发展的推崇者，认为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该学派将经济现象与政治目标挂钩，通过两者的双向互动，来确定国家发展的目标和行为。例如，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一方面能促进发展，但另一方面会造成贫困化，这就是典型的将地缘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表现。

俄罗斯学派：强调地理因素对地缘经济学的影响和试图构建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是俄罗斯学派的典型特点。该学派试图通过将包括气候、地理特点等影响国际地缘经济关系的因素全部纳入分析框架，来建构起能够实现国家间战略利益均衡和避免技术模式碰撞的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

(三)地缘经济理论国内研究进展

由于现代经济理论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所以，国内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是晚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其基本理论框架也是源自欧美。我国早期对地缘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以加强跨国合作为目的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的区域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陈才、刘继生、王勤、施本植等，他们都是从加强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研究特定区域的开放发展问题，并未特别明确地提出地缘经济的概念，也并未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地缘经济基本理论框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学者们开始觉察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动向，并将其纳入中国实际，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验证并发展了国际地缘经济理论。

1. 地缘经济理论的认识

由于地缘经济理论多学科交叉的性质，不同的学者对其理解的角度也有差别，有学者认为地缘经济是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延伸，是一种后地缘政治学，虽然地缘经济理论将竞争形势从军事、外交转变为了经济、贸易，但在精神实质上，它只是继承了权力政治理论，并从经济角度进行了补充;也有学者将地缘经济理论狭义的看作是国家战略目标实施的一种手段，是从地缘经济角度应对挑战和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构想;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地缘经济理论看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高效地匹配、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市场，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本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种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解更倾向与最后一种解释，虽然不否认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历史继承性，并且是为地缘政治服务，但是，我们更加倾向于将地缘经济理论归结为一种经济理论，因为过于复杂的理论关系会造成理论体系难于构建的后果。

2. 地缘经济系统理论

陈才认为地缘经济系统也叫地缘经济区，一般是指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邻的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黎鹏总结了地缘经济系统(区)普遍存在的主要特征，认为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能够加快世界空间经济系统的融合，能够为参与国或地区提供更多的外部发展空间和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能够为所在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国际合力，提出了构建生产型地缘经济系统的操作思路。李红等通过贸易网络分析，解释了地缘经济系统中贸易伙伴国或地区在各自网络中邻近关系的变化规律，提出了促进贸易合作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3. 地缘经济战略理论

所谓地缘经济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经济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根据地缘经济空间的范围，地缘经济战略可以分为国际区域战略、国家战略和地区战略。段进军、陆大道从国际层面，分析了世界主要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要制衡美日，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合作，并要不断促进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王志民从国家层面，分析了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态势，认为不断增强的国力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地缘经济空间，有利于中国在不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仍然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吴垠、唐剑从地区层面，分析了我国在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中国南海地缘经济战略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的一环，其主要功能在于使用一切国家资源，通过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来妥善解决这一领域中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问题，有时为了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还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并制定放眼长远而又务求实际的战略政策。

二、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背景

(一)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态势与走向

地缘经济格局(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地缘经济板块)是指在一定宏观区域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组成特定的区域经济集团，集团内部进行着密切的经济联合，尤其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共同调节，以维护集团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与发展。二战前，世界经济格局以英国为中心，西欧各国围绕英国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但是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各国受到战争的影响程度不同，战后欧美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动荡。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

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一直以两大经济体系为主，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两大经济体系分属不同的阵营，局部还存在着军事冲突和斗争，这使得两大阵营之间在经济上来往甚少，而两大经济体系内部经贸往来则较为频繁。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随着日、德经济的快速恢复，在两大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四个地缘经济集团，即以英、德、法、意为主的欧共体经济集团，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集团，以日本为主的亚太经济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经济集团。四大经济集团的目标都是保护本集团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经济一体化的方法和手段，扩张本集团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共同体多少都带有政治遗留的问题，所以都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经济合作组织。

2. 苏联解体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二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苏两霸的世界经济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华约组织解散、东欧剧变、西欧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复兴、日本经济的崛起，已完全崩溃。从而世界范围内的地缘经济格局从四大经济集团减少为三大，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圈。有学者认为，随着日本和欧共体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急剧削弱以至丧失。但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单纯从国家层面考虑经济实力，已经不能满足冷战后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经济竞争的需要。邓瑞林就认为美国经济不是衰落，而是相对的削弱，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欧洲和亚太成为世界上三大地缘经济区。史敏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也将逐步形成由美、日、欧三驾马车主导的格局。

3.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1997 至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亚洲，但是除了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影响较大以外，对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危机之后，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美国不但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甚至因危机受益，其经济霸权地位有所上升，危机还进一步促进了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了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受危机的影响不大，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逐渐与日本平起平坐。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东亚内部，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地缘经济格局发生微调，北美经济实力略增而东亚实力略减。东亚经济体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的日本一支独大，逐渐转变为中、日、东盟协调发展。

4.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现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点是美国金融界，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美元的强势地位，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对影响的机理和途径的分析也越来越具体。金芳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国际金融格局、国际贸易格局、国际投资格局、国际生产格局、国际经济协调格局等6 个方面探讨了次贷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陈继勇等则在金芳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规模、世界经济治理格局两个维度来分析危机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胡艺等则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作为新的变量加入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动不再是发达国家之间内部力量的再分配，而是新兴发展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角力。

总结以上学者对危机过后世界地缘经济格局新变化的认识，可归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贸易、金融、投资等都从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影响力开始被新兴经济体所稀释;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管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诚然，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这次危机的胜利者，中国在2010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过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正逐渐打破已有的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使得世界经济逐渐扁平化。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问题，因此现有西方主导的传统世界地缘经济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走势

1.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历程

1967 年东盟成立，但是在冷战阴影的影响下，东盟国家内部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并未有实质性行为，之后，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东盟主要国家增强了对美国的依赖性，与中国只是保持低水平的民间或者半官方的贸易往来，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极小。20 世纪70 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步入正常化，依附于美国的主要东盟国家也纷纷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和经贸往来，相应的中国也调整了自己的地缘经济战略，肯定东盟的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中的积极作用，迈出了改善与东盟关系的步伐。但是该阶段双方的经贸往来依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个别东盟国家对中国仍然实行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事例。随后中国与东盟某国的军事对抗，曾一度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陷入冰点。自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合作领域从经贸往来，扩展到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贸易量也不断扩大。1996 年第29 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

在随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力所能及地为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支持，避免东盟部分国家被金融危机摧垮，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2004 年开始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黄金10 年，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进入全新的时期。经过10 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2.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强度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地缘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竞争性关系和互补性关系。程永林、邱丹阳按照地缘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将我国的国际开放格局划分为三大圈层。第一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大体包括大中华经济圈、中国与西欧北美经济圈、中国与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次强，地缘、人文优势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圈、中国与中亚经济圈、中国与西亚经济圈;第三圈层由于与中国的地缘联系较弱，基本上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层。东盟国家作为第二圈层的核心地区，是中国对外开发地缘经济空间的重要区域。苏东辉等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更加精确的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内部各个国家的地缘经济关联强度。认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资本利用率和利用数量上互补性较强，与泰国在资源转换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越南在资本转换效率和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柬埔寨和缅甸在资源与产品外向流动上互补性较强，与新加坡在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

3.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趋势

2013 年9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倡议，这被视为是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着重提升双方的贸易质量，提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扩大双向投资的发展，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以及海上合作等。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从目前来看，主要面临几大考验，一是，美国重返亚太就是冲着削弱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而来;二是，南海部分岛屿主权争端矛盾上升，个别东盟国家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尽快解决争端问题，三是，东盟优先建设东盟共同体，分散了对升级版的关注;四是，个别国家担心进一步开放会给本国产业带来冲击。针对这几大考验，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梁颖提出一方面要扩充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陆路、海路基础设施、金融、产业等方面的合作。邓应文则认为加强中国东盟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互信是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必备条件。高歌则以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为例，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探讨了自贸区升级版的路径选择。

三、已有研究未及问题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选择

(一)已有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未及问题

国内外对地缘经济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按照今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趋势，以及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实践的需要，已有相关研究存在许多未及或未深入研究之处：

一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结合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新趋势与时代特征系统的研究地缘经济理论发展前沿与进一步综合创新的理论空间与应用空间探索。

二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考察与分析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没有系统分析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构建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

三是没有系统地结合全面开放发展的宏观背景与综合国际地缘经济环境，以及开放发展对开放经济战略的构建与实践需要，结合新形势系统研究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地缘经济理论创新，系统开展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影响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分析、揭示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动态机理与因果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以及地缘经济格局下开放经济战略构建实施的实践方法等。

四是没有从国际视角与国家开放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对地缘经济关系及地缘经济博弈演化的契合与对接问题，没有系统分析揭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要素及其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以及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没有系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要求及其与地缘经济关系的关联耦合与相互促进等问题。

五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东南亚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我国新型周边经济外交战略的定位与调整，以及研究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面向东盟开放发展战略定位与优化布局等重大问题。

六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中国东盟跨境产业网络分工与我国产业开放战略的构建与实施管控，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南亚地缘经济新格局，研究跨境产业网络分工演进的关联与互动，高端价值链的产业开放战略构建与实施管控等问题。

七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流空间面向东盟的互联互通的关联互动特征与规律、相互关联运动方向与趋势，互联互通中的信息技术战略地位与作用途径，互联互通建设的空间博弈竞争合作与战略布局，新阶段面向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升级的方向、内涵、要求与策略等问题。

八是没有基于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博弈背景，系统研究地缘性国际金融合作理论与金融市场一体化关系理论，中国和东盟全面深化合作中金融市场一体化需求，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区域化关联程度的综合测评与存在的问题，中国和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构建和实施的政策支持等问题。

九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及其演化博弈条件下，地缘经济关系与多边博弈关系及其与信任关系消长理论问题，地缘经济关系多边博弈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及其风险特征问题，地缘经济关系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风险分析与测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企业信任、政府信任与制度信任机制建设战略的建构问题，面向东盟开放的经济合作中信任危机的处理机制等。可见，已有研究成果并没有系统研究和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方法论问题，需要对今后的地缘经济理论研究做出思考。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思考

1. 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时空规律支配的前沿研究与创新方向，揭示新阶段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趋势并思考、探索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研究，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核心内涵与核心思想，科学全面搜罗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系统分析其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从而建立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由此建立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系统阐释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模型分析与应用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关联规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分类与组合模式(类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对国际地缘经济演化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形成特定内容构成的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新学说理论内涵，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2. 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前沿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研究，探索创立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的内在理论规律与关系，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地缘战略管理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基础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的核心思想内涵，结合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与战略管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思维与方法，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背景下地缘经济理论应用方向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结合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分析，来梳理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互动的关联方式与方向、关联强度、关联动态机理与关联因果路径等，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强度、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等，由此构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并系统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指标识别与选择，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3. 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与规律，结合博弈理论思想与现实，探讨国际( 特别是中国东盟区域) 地缘经济演化博弈格局及动态趋势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契合点与链接平台，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点轴(交通经济带)理论及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通过深入分析地缘经济理论与博弈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交合区间，以取得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叠合形成的特点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在国际地缘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新阶段，在共赢性目标、共同性需求与平等合作基础上，系统分析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与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关联耦合的最优目标，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建立一套国际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地缘环境指标，分析揭示其中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具体指标的构成、动态组合与动态影响，研究一带一路与地缘经济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建立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

由此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一般化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分析思路，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耦合机理与关联互动路径，契合点链接方法与协调机制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或交通经济带理论等，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4. 多维度的地缘经济与分领域开放经济战略建设实施的理论与方法论思路问题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2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地缘经济学，即从地缘视角将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成为地缘经济学的主体理论。[1]164在这里的“地缘”概念其实是指民族国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家研究的是宏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而地缘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微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2]402地缘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它试图从地缘关系的视角来探讨特定地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互动，并为各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权力和经济安全。本文以地缘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CAFTA 对中国的宏观战略和地缘竞争的重大意义。

一、CAFTA 对我国区域宏观战略的重大影响。

CAFTA 的建成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内贸易，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严重打击我国的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CAFTA 将使中国和东盟结成一个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双方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力促投资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环境，必将释放双方相互投资的潜力，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投资信心，更好地吸引区域外的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 CAFTA 的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 6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3]13据东盟专家组估计，CAFTA 的建成将减少中国和东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积极促进区域外贸易向区域内的转移。双方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获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一些物资和资源。比如东盟国家贮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和锡、铁、煤、镍、铜等矿物资源，使我国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减轻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和资源市场上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对欧美经济体的过度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和东盟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的蓬勃发展。

CAFTA 是中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CAFTA 的成立带动并促成了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波动效应，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浪潮。一方面，CAFTA 有助于构建“中华经济圈”，促进我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发和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有利于双方应对北美、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CAFTA 的发展前景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届时将形成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区域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战略意义颇为深远。

CAFTA 的建设将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三大政策体系：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一，CEPA、PECO 和 CAFTA 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体系可以形成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4]4其二，由于云南、广西等西部省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CAFTA 的建设将促进这些西部省区的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有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云南和广西是地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其战略意义也不容小觑。

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有利于避免扩大南中国海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洋资源权益。中国与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显然有助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开发资源。其二，拓展我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这有助于破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也有助于破解我国在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境”。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我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的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5]11其三，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紧密友好关系，有助于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摧毁台湾当局“实质外交”的政治图谋，同时也向台湾展示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促使其积极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自从 CAFTA建成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CEPA 谈判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二、CAFTA 对我国同日、美等大国在东亚地缘竞争的影响。

继 CAFTA 协议之后，东盟也启动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还与美国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这既是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一贯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地缘经济竞争关系的反映。

（一）CAFTA 对中日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并力图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亚洲的作为，最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方面。中曾根曾经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6]50日本把东南亚地区看作其“后院”，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率先走出与东盟建立 FTA 的跨越性步骤。

但在受到中国首先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刺激后，也增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在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拟于 2017 年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在东亚实行以日本为领头的“雁行发展模式”，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以抗衡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和挑战，从而也奠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区域为依托实现日本的“世界大国”梦。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地区大国，为确保和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挑战，中日两国都将亚洲作为依托，十分注重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的 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首先考虑的对象。[7]6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来看，日本比起中国来对东盟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在对东盟的国际投资方面，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在亚洲金融领域，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整合中心。但是，相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都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地区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力也更大。CAFTA 的建成，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开端，必能挖掘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和相互投资的巨大潜力，实现双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双赢”，从而增强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权力，并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CAFTA 对中美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作为唯一的全球性霸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然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存在地缘经济竞争。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所采取的政策路径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美国根据对象国的差异，分别采取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 FTA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三种不同的路径。[8]38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而美国东亚 FTA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遏制中国。

近年以来，美国在与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或 FTA 谈判时，刻意绕开了中国，很显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缘经济竞争的对手。美国希望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因CAFTA 的构建而获得的先机，使自己仍然保持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美国仿照其在东亚地区构建的主要是防范中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做法，试图建立起与其类似的、在地缘经济上的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倡导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近年以来的 TPP 战略，试图干涉和控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鉴于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中国既要努力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大力促进东亚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东亚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竞争力；又要客观看待美国在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与美国斡旋、沟通与合作，减少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总之，放眼世界，全球性的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地区性的双边 FTA 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呈现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各区域集团间的洲际竞争不亚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今世界，各大国都以 FTA 战略为依托，形成战略上的同盟或依托的区域集团，国际竞争呈现出区域化、综合化和复合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也应将 FTA 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 FTA 战略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CAFTA 的建成就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CAFTA 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宏观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以 CAFTA为依托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 FTA 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逸舟。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张建平，李肖祎。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进展情况、问题和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2008（17）：7-15.

［4］乔小明，吴兮。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亚元［J］。经济问题探索，2008（7）：1-12.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3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一些研究者从中方和美方两个方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丁家云，2004；于铁流、李秉祥，2004；苗迎春，2004；岳晋峰，2005；周骏宇、周文贵，2007）；美国全球战略中包含遏制中国的策略（丁家云，2004；苗迎春，2004；陈泰锋，2005；王丽娜，2008）；美国国内政治的干预（丁家云，2004；陈泰锋，2005；王丽娜，2008；甄亚丽，2009）；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陈泰锋，2005；韩国立，2007；王丽娜，2008）；美国经济的衰退（成健，2009）；美方对国内市场份额进行战略调控（甄亚丽，2009）等因素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从中方的角度来看，我国商品结构不合理、档次低、质量差（丁家云，2004；陈泰锋，2005；成健，2009）；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增长过快、出口秩序紊乱（丁家云，2004；陈泰锋，2005；韩国立，2007）；外贸依存度过大（陈泰锋，2005）；外贸经营体制不完善（成健，2009）；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战术不高（陈泰锋，2005）等因素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也有研究者从心理、制度以及政治角度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李春顶（2007）认为，从心理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源于美国人的失衡心理、妒忌心理；从制度角度来看，美国的政策制定制度决定了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制造障碍，贸易摩擦由此而生；从政治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集体行动”等政治行为以及美国制造的“中国”。

还有研究者从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个方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探讨。赵书晓（2010）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从经济因素方面来讲，一是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外贸规模逐年扩大，导致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二是我国的产品出口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美国以“反倾销”为理由频繁挑起争端；三是美国出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保护，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和纠纷；四是在对华贸易中，美国难以发挥其比较优势；五是生产力迅速膨胀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从非经济因素方面来看，则是由于美国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力图使中美贸易关系按自己的意图发展，如国会的介入和干预、媒介的负面宣传以及两国间的意识形态模式差别等。

此外，研究者还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客观必然性。周骏宇、周文贵（2007）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并愈演愈烈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是世界经济失衡、美国经济中各方面矛盾日益凸显以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正常”反映；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的必然产物。成健（2009）认为，由于非均衡收益格局的存在以及经济全球化使贸易摩擦成为一种必然。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次数增多、频率加快、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丁家云，2004；崔日明、李兵、赵勇，2007；周骏宇、周文贵，2007；甄亚丽，2009）。

2、贸易摩擦重点由低附加值产品扩大到高附加值产品（丁家云，2004；岳晋峰，2005；韩国立，2007；甄亚丽，2009）。

3、贸易摩擦的形式多样化（丁家云，2004；岳晋峰，2005；周骏宇、周文贵，2007；韩国立，2007）。

4、贸易摩擦开始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转化，宏观经济摩擦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新焦点（丁家云，2004；岳晋峰，2005；韩国立，2007）。

5、贸易摩擦的“溢出效应”波及到政治领域（岳晋峰，2005；甄亚丽，2009；钱俊君，2010）。

6、出现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与全面双边关系发展挂钩的苗头（周骏宇、周文贵，2007）。

7、中美贸易摩擦是异质产业体间的摩擦（王才举，2009；钱俊君，2010）。

8、中美贸易摩擦深受美国利益集团影响、朝混合型摩擦方向发展、留有美国决策机制烙印、掺杂着第三方因素（王才举，2009）。

9、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复合相互依存的特征，往往具有地区或全球联动效应，还深受意识形态的干扰（钱俊君，2010）。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但对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则是消极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苗迎春，2004；周骏宇、周文贵，2007；韩国立，2007；赵书晓，2010）。苗迎春（2004）认为，由贸易不平衡问题引发的贸易摩擦扩大了美国国内的“中国”市场，增强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心态，成为抑制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贸易摩擦具有“溢出效应”，贸易摩擦的加剧往往会波及政治领域，使目前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的中美关系受到抑制性影响，从而给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压力。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都有消极影响。尹翔硕（2006）指出，美国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实施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会使美国的总福利下降；而限制技术知识在中国的扩散，实际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张京、庞引巧（2008）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韩国立（2007）、周骏宇、周文贵（2007）和赵书晓（2010）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对我国的出口有较大的限制，使我国出口生产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也都有积极影响。尹翔硕（2006）认为，美国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实施反倾销等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中国产业更快地升级；而美国要求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美国的直接影响就是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得益了。张京、庞引巧（2008）认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韩国立（2007）、周骏宇、周文贵（2007）和赵书晓（2010）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加速产品的结构升级，有利于培养我国的竞争优势产业，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周骏宇、周文贵（2007）和赵书晓（2010）还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有助于促进我国加快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有利于促使中国企业、政府和全社会更加关注民生，注重保障劳工福利和人民福祉，树立强烈的环境意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从而提升中国整体国民福利。

四、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首先，应理性地看待中美贸易问题，正确地认识贸易摩擦，以平常心对待之（丁家云，2004；崔日明、李兵、赵勇，2007；王丽娜，2008；王才举，2009）；其次，对中美贸易逆差要有全面的认识（丁家云，2004），要转变观念实现贸易平衡（成健，2009）；第三，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利用一切手段与美国建立沟通机制（岳晋峰，2005；于铁流、李秉祥，2004；崔日明、李兵、赵勇，2007）；第四，要加强对内开放、真正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丁家云，2004；王丽娜，2008）；第五，要加大技术进步的步伐，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断地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丁家云，2004；岳晋峰，2005；徐慧竹，2007；王才举，2009；成健，2009；崔日明、李兵、赵勇，2007）；第六，要建立协商机制，并合理运用WTO相关规则，切实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丁家云，2004；徐慧竹，2007；王丽娜，2008；王才举，2009）；第七，要坚持以扩大内需为长期发展战略（王丽娜，2008；王才举，2009），采取更有效的诸如自动出口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等对策（于铁流、李秉祥，2004）；第八，要尽快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内政策程序（王丽娜，2008）；第九，我国的企业也需要增强自身内力（岳晋峰，2005；王丽娜，2008），要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应诉，有效应诉，积极配合，认真研究反补贴等新摩擦（崔日明、李兵、赵勇，2007）；第十，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主导、协调、服务作用（崔日明、李兵、赵勇，2007；徐慧竹，2007）。

此外，尹翔硕（2006）建议我国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没有优势的进口和技术知识领域，应当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问题一起考虑，降低技术转让的费用。崔日明、李兵、赵勇（2007）则认为，政府应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知识产权预警与保障机制；企业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培育和增强知识产权竞争力。李春顶（2007）指出，我们要解决中美贸易的摩擦问题，除了要积极面对，用国际贸易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我们自己以外，还要多用心理战术，多采用抚恤和游说策略，在美国政治中扶植和培育我们的代言人，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家云.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2]苗迎春.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J].当代亚太，2004.3.

[3]于铁流，李秉祥.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J].管理世界，2004.9.

[4]岳晋峰.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根源探析[J].对外经贸实务，2005.7.

[5]陈泰锋.中美贸易摩擦根源的反思[J].国际经济合作，2005.9.

[6]尹翔硕.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及我们的政策重点[J].世界经济研究，2006.8.

[7]徐慧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及调整对策[J].经济问题，2007.1.

[8]崔日明，李兵，赵勇.中美贸易摩擦转向升级与对策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7.3.

[9]李春顶.中美贸易摩擦成因中的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分析[J].财贸研究，2007.3.

[10]韩国立.浅谈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当代经济（下半月），2007.8.

[11]周骏宇，周文贵.中美贸易摩擦：动态与理性透视[J].国际经贸探索，2007.12.

[12]王丽娜.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与缓解途径[J].对外经贸实务，2008.2.

[13]张京，庞引巧.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J].经济论坛，2008.24.

[14]成健.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9.6.

[15]王才举.中美贸易摩擦特点分析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