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论文篇1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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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论文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24-02
1 传统知识的概念
传统知识的概念被广泛地用来指具有悠久传统的知识或知识系统,并且,这种知识或知识系统与“本土居民”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曾有批评认为应用“传统知识”一词可能使其在与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相比时暗示其可能的内在劣势,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概念在当今国际论坛中越来越流行,并被赋予新的含义。
事实上,传统知识这一概念仅是人们近年来针对“传统的知识”所形成的多种概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另外一个较为常用的概念是“民俗”或“民间文学艺术”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此外还有“本土和地方社区知识”、“本土遗产”和“本土文化和知识产权”等。尽管被使用的频率和使用者不同,其指向的内容却大致相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传统知识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要广泛的多,并且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其表达更加规范与整齐。依据WIPO,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并把“基于传统的”进一步解释为“知识系统、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一般地从一代传向下一代,通常被认为与特别的民族和地域有关,并随着环境变化而经常地演化。”
WIPO使用的传统知识概念内容更为广泛,表达也更为符合当今知识产权法等法律规范,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一般把传统知识与本土居民或地方社区相联系的囿圄,具有更宽广的视角,因而也更容易与当今法律体系进行交流。
2 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我国是唯一能够把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延续至今的世界文明古国,其中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大量的非物质文化传统被现代的和西方的文化所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可怕之处在于存在时的不可见性和消失时的不知不觉性,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传承的链条会日渐脆弱,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农耕经济历来不注重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的传统所决定的。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保护变得尤为迫切。当前,现代文明下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1)保护责任不清。现代社会注重产权保护的责任明确和利益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在长期生活和劳动中形成的文化,是集体创造的文明成果,大部分遗产在传统社会中体现不出很高的经济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也无法直接作为商品来出售,因此也很少会有个人和组织来争取产权的独立。这就导致了一直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生自灭性,即使是看到了它的濒危也难以找到明确的产权主体,使得保护措施无法到位。
(2)保护意识淡薄。许多地方政府只重视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缺位;只重视有形的物质文化建设,不注重以此为载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保护;甚至认为传统的非物质文化已不合时宜,被取代是必然的趋势,却没有反过来想想众多有形的历史遗迹至今还存在着多大的价值;不少作为遗产的继承人,不懂得如何利用和保护它的价值来寻求改善自身的传承环境。
(3)过度开发。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各个经济利益部门和个人看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利用其日益升温的知名度和产权的不确定性,争相挖掘存在的经济价值,过度的利用使得原来对遗产的保护变成了对它的破坏。
(4)保护滞后。相比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显得严重滞后。缺少法律保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代表国家利益的遗产权益被他国所侵犯、窃取,代表遗产直接受益者的传承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法律的缺位也使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保护成为法律的空白点,不少地方政府缺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力,导致社会缺少专业的机构及时保护这些濒临灭绝的遗产,甚至连掌握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都成为一个难题。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
(1)要用泛化的知识产权理念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保护。该适用的要及时寻求知识产权的保护,防止被别人窃取作为商业价值利用。对一些不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的遗产,国家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产权的整体保护。“合理地整合与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在文化遗产的享用上,根据这种文化的特点规定不同的鼓励和限制措施,营造一个合理的、和谐的保护环境。”对一些被论证保护价值不高,或带有反动、迷信、愚昧色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区别对待,分类管理,不做不恰当的保护和弘扬。
(2)不要因为过度的强调产权的保护而忽略了遗产本身所要体现的集体参与性。知识产权强调独创性、排他性、和权利主体的确定性,这对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讲是不适宜的,因为这样的项目本身是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无法通过知识产权的要求进行规范,如果一定要将产权明确给特定的个体,遗产的表现形式就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因而对知识产权的授予要从有利于遗产传播的角度出发,尊重遗产的整体性。
(3)防止对遗产知识产权的过度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让这些遗产能够随着现代的文明进程通过传承人的得到传承与发展。合理的开发利用遗产的资源是很有必要的,存在的遗产需要价值的体现才会显得更有价值。但过多的利用会引发过度最求利益化的观赏性而对遗产本身进行破坏性改变,最终加速遗产的消亡。
(4)树立保护人比保护产权利益更重要的管理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通过传承人的表达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也是随着传承者因失去了遗产生存的环境慢慢消亡、流失或退化,最终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给这些身怀绝技者以充分展示才能的空间,以确保这些遗产能够代代相传,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得遗产的产权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5)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主要是建立法律上的规范,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和监管。国家要积极的引导传承者建立自己的民间组织,使传承者自觉的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来保护自己的遗产。
(6)各地方政府应当重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认同息息相关。各级地方政府都应该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的基本框架内,架构自己的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路。而不是从本地区、本单位乃至个人的短期行为和政绩需求出发,来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问题。地方政府应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修复上来,精心呵护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鼓励民间自发地培育和发展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多重申报主体,应耐心听取专家论证,理清不同申报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主体和主人是大众,政府和学者都是为大众服务的。政府应做和能做的工作是给民间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一定政策和财政上的扶持,而不是以是否有利可图为标准,强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为己有,作为自己政绩工程的一部分。学者应做和能做的工作是深入民间进行客观的调查,而不是带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成见或偏见,改造甚至扭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所用。从根本上来说,政府和学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从加强民族凝聚力和重构民族精神的大局出发,调动民间参与文化自我建设、自我修复的积极性,建立起一个丰富多样的、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环境,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为保护全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论文篇3
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致使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随着传播媒体和全球经济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侵蚀、削弱、破坏和分解，甚至被外来文化代替，大批文化瑰宝走向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赖以绵延发展、增强凝聚力的纽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及联系世界的桥梁；而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在保存、保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而图书馆的业务及职能也决定了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责无旁贷，图书馆充分发挥其保存、开发及教育等职能对遏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振兴民族和维持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能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信息和经验，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来源，是人类社会中可用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客观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性，取决于其财富创造性，而其财富创造性来源于社会性、传承性、流动性等特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存在、发展离不开原生境人的活动，是一定社会形态下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它体现人类实践的过程性、价值性、多元性、综合性和集体性，是一种体现集体观念的集体行为反映。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贯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存在、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认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基础性环节，社会情感是社会认知的深化，而社会行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原生境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造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和差异性，这使得人们在实现目标时，可供选择的范围扩大，使得可供传递的遗产充满活力，进而决定了其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丰富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世代相传，自然承袭，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知识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知识的修改、加工，即是一种整理、演绎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扩充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口授心传，继承人类的精神财富；通过知识、技能的物化，继承人类的物质财富，每一代人继承前人创造的财富的同时，创造新的财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动性
知识的传播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技能、信息及其载体随之传播、交流、交换。知识、信息在流动中不断满足着更多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创造着精神财富；同时更多的人们将这些知识和信息商品化、经济化，即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创造物质财富，从而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所以，流动性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推动了其财富创造性。资源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关系到未来世代的福祉，验证着社会的进程，其所包含的知识和经验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能够使人们更加有效地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后人从中获得生产生活知识的同时，不断获取着精神和物质利益。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客体性
这表现为其对于人的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两个方面[1]，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使用上的特点，决定了其作为价值客体对于主体——人的需要的满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性决定了其极高的价值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需要资源的流转，保证其顺畅交换，使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开发与使用，图书馆得天独厚的资源收藏、整理、典藏等条件，使得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文化资源保存开发事业之中甚有必要，有利于这种活态文化的开发式保存。
二、图书馆的职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及社会教育等职能，其职能决定了其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
作为大众阅读的场所，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资源，承载着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前进步伐，其推动着知识的传承和文化的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知识性、文化性及文明性高度融合的文化体系，而图书馆作为收藏人类知识文献的殿堂，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纳入其收集、整理及典藏范围之内，这也是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职能的体现。
（二）开发信息资源的职能
提高文献利用率是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因而积极开发、广泛利用所藏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图书馆通过对到馆文献验收、编目、上架流通，将文献形成科学规律的信息源，呈现给读者，并推动文献所承载着的知识与文明广泛交流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有赖于图书馆的挖掘与开发，图书馆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将其资源性呈现给读者。
（三）社会教育的职能
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优雅的读书环境，使读者在自我研习中提高自身素养，进而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育人职能。图书馆的育人职能包括思想教育职能、知识扩充职能、丰富读者文娱生活职能等。思想教育职能的宗旨是要引导和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知识，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应该是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模式与思维模式[2]，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可使读者在阅读中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在阅读中立志将祖国传统文明发扬光大，图书馆通过收藏、整理、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文献资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璀璨文明展现给读者，提高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图书馆作为信息知识的储藏与中枢机构，自然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其最显著的功能，图书馆可凭借自身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予以推广普及，扩充读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在日常文娱生活中发明创造并沿袭传承下来的，因此图书馆可通过对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研究论文、普及图书等予以收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文娱生活需求，也可调动读者兴趣予以研修。
三、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和举措
（一）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维持原生资源的多样性及其构成整体资源的个体存续，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生存环境、保有人、开发利用人、原生境人。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也应包括文化遗产本身，相关实物、场所，人三部分。由于图书馆非博物馆，其侧重点在于文献的收集、整理、加工、流通，即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客体，因而图书馆应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实物场所环境、传承人、知识开发使用人及原生境人等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措
1.收集整理。图书馆收藏能力各异，故首先要明确本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源的收藏原则、收藏范围、收藏重点和采选标准，然后以采购、交换和复制等各种方式纳入馆藏。应注重收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著作、整理调查资料、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等，特别是具有地方性特色的遗产资料；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同时对收藏的资料进行分类、标引、著录和目录组织并予以文献典藏。通过图书馆服务工作，吸引并发展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组织读者研究，对读者开展传统知识的教育工作。
2.加强宣传，提高读者保护意识。图书馆具有传承和传播的功能。图书馆可通过邀请专家、传承人等举办专题讲座，创设主题图书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突出项目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介绍其传承情况，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同时将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推广给读者，建立并加深读者对祖国传统文明的了解和责任心，鼓励更多的读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保护、保存方法研究。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传输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的开展，对其传承和传播都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过去、现在、未来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收藏人类知识文献的精华并将其传播下去。这也正是图书馆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论文篇4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57-02
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保护传统艺术刻不容缓。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首次出现的官方文件是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而真正明确详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定义的，是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UNESCO）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其具体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则出现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由以上的概念我们可以概括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有：
一是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二是传承性。非物质文化并不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它的完成和完善是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原始创造，或者是同一时代许多人共同创作而成， 加之后来的努力和改进， 才能达到今天极具饱满和精华的技术状态。
三是民族性。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民族性，它是一种通过某个民族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四是公权与私权兼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都有着相似的无形性，而且都是智力劳动成果，而知识产权则是私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这些民俗、传统常常表现为该民族所独有，是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公有领域”，但这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集体私权”。[4]
二、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其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从某种程度上讲，客体决定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法律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无形性，是知识财产的一种。就工艺品而言,古代匠人制作的工艺品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人制作的工艺品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而现代人掌握的关于工艺品的某种制作工艺技能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人从前人的技艺中不断学习而来的智力成果。从民法的客体理论看，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民法上物的范畴，对其保护应采用物权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应划归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 对其保护应采知识产权制度。
（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障碍
1.知识产权制度的客体范围过于狭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著作权法里，保护的仅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等作品、素材和风格。”我们从上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各项客体并不能完全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范围。
2.权利的性质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特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过程中，倘若以保护私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利于其继续流传；若采用保护公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又恐难以防止权利主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中面临着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矛盾。
3.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知识产权制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求受保护的对象具有独创性，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几代或十几代人经过不断模仿、学习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首位创作人或许早已消失，而后人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不断地创新和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经历了一个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创作主体具有群体性与不确定性，其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4.保护期限的冲突
著作权法第21条、商标法第38条、专利法第42条均对作品、商标、专利的期限进行规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其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世代相传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有创造性的产品，并且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如果为其设定保护期限，就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甚至会造成断层。
三、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法律思考
（一）做好排查统计工作，尽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种形式散落在民间，明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2004年8月，我国政府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要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落实到地方，乡镇文化站作为最基层的文化管理事业单位，应当做好排查统计工作；提倡各地政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妥善保存和展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实物、资料；积极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立各级（部级、省级、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地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依据。
（二）完善权利人认定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民族性，因此它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从而成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障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通过传承人的表达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传承人的离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失去了遗产生存的环境而慢慢消亡、流失或退化，最终可能导致其灭绝。因此，要适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先完善其权利人的认定标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权利主体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是指根据某群体、部落或社区的习惯法和做法，得到该群体、部落或社区人民认可，委托由其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监护人或保护人的群体、部落或社区或人群、或个人。[5]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性质，因此，在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时，依据具体情况，该权利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组织，甚至是国家。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完善意见
1.专利模式
专利权模式主要适用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第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主要指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包括有关大自然和宇宙的观念( 如时间和空间观念和宇宙观) 、农业知识和实践、生态知识和实践、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航海知识和实践等；第五类为传统的手工艺，主要指世代相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发明最适合专利保护模式。[6]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群体性，所以依据专利模式保护仍然存在难以新颖性和难以保障权利人利益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应当在完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基础上确定其新颖性；第二，建立专利申请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明制度。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利益，对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应该明确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处，并提供证据表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获取和使用是经其来源国或社区事先知情同意的，而且与该来源国或社区分享利益，否则专利申请应被驳回。
2.著作权模式
著作权模式主要涵盖《公约》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间文艺。根据《公约》第2 条的规定，第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第二类为表演艺术，主要是指在文化群体的节庆或礼仪活动中的表演艺术，包括肢体语言、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现形式。以上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适用著作权保护模式，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除外。[7]
对于著作权保护模式，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方式存在着权利的二元性特点，即区分为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拥有者应该属于一定区域内群体共同所有。财产权利是与精神权利相对应的，在实践中，财产权利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将抽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某种形式具体表现出来以获得财产；二是通过邻接权的方式实现的。这样便出现权利的享有者分离和权利主体不确定的现象。笔者建议可以采取确立以权利代管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的管理，即无论精神权利还是财产权利人将其拥有的权利全权转让给权利代管机构，此机构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占权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甚至转让的权利，将所获的收益按照转让合同约定分配给权利人。
3.商标权模式
商标权模式适用于商业开发中的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适用于保护土著群体特殊符号和标记。商标权保护模式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成本低，可以提供一个能够续展的保护期，更大的优势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开发。商标权保护模式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中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把一些特点的符号申请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这样不仅能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以及特定品质，而且还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利用时不被歪曲、变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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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邦铺. 知识产权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第78页.
[5] 严永和. 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评价与反思[J]. 民族研究. 2010年第3期，第20页.
非遗保护论文篇5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概念上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青年站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精神湿地。但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的那样，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2］”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和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来讨论如何保护好这一笔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与核心竞争力。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笔者查阅了有关非物质文化方面和有关传统武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共80余篇。
1.2田野调查法笔者曾对传统武术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并还多次调研过传统武术的赛事活动。
2结果
2.1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
20世纪末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之中。从现象看，以后工业社会为标记的现代文明，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有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对现代社会具有互补、调适和启迪的作用，从中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张力和现代价值。
2.1.1传统武术是一种优化生命存在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基本运作机制，在日益喧嚣又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品悟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古朴情趣，想给自己找回一点失落的“野性”。于是，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价值与魅力为世注重。传统武术在提高技击能力的过程中追求“技、身、性”的和谐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技”是指技击功能，不仅是形式上的套路演练，更重要的是从“形”到“化”，从“有”到“无”――技进乎道的深刻把握；这里的“身”是指强身功能，即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而达到形体与精神的完美结合；这里的“性”是指对习武者道德情操的砥砺。技、身、性的和谐统一，是传统武术价值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充分反映了传统武术积极进取、奋发自强的不屈精神。可以说，中华先祖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彰现。阮纪正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传统武术阴阳互济，顺势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内部自觉颉颃制衡调控求得稳定和谐的内源性多样化取向，以太极图为这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让位于体现十字架精神那种两极对立、实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可［3］。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也是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所在。
2.1.2传统武术是当代体育文化中的另一图景不用否认，长期以来的世界体育“大观园”是以西方体育为主要场景的。由田径、体操、球类等等主要活动内容构成的西方体育，呈现出强烈的物理学特点，它要求运动员跑的速度更快，投的距离更远，跳的高度更高，举得重量更多，旋转的难度更大，打击的力量更猛，因而逻辑地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4］。然而，讲究“躬行体悟”、“阴阳互济”的传统武术，洋溢着浓郁的传统哲学文化意味和传统美学特色。在技击观上，它追求“以巧斗力”，而视“气力愤发”为下乘之技；在健身观上，强调以“内”为主的内外兼修，而非西方体育那种外在的自我张扬；在审美观上，并不刻意形架的规范，而追求一种“练神还虚”的神明之境。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东西方互补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传统武术，应该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来谱写出今天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华彩乐章”。
2.1.3传统武术蕴含着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生命活力当代的竞技武术无疑是对传统武术的一种时展，但是，“棍图”（Stick diagram）化的套路运动和与套路相分离的散手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武术走入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世纪之交，在对“中国武术向何处去”的历史发问中，不少人把环视的目光对准了涌动着生命活力的传统武术。在延绵的历史中，传统武术曲折坑坷而传承不绝，这本身就是对它旺盛生命力的绝好证明。它那深邃、广博的文化蕴藏，是重构当代武术文化的丰厚资料源。在世界体育史上，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发掘，从而点燃了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成为当代人类文化中蔚为壮观的一幕，这也是否预示着中华武术的振兴，寄希望于传统武术呢？
2.2当代传统武术委顿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新旧鼎革的巨变，武术也霍然进入了一个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然而，在这过程中传统武术的文化家园渐趋委顿、荒芜，以致什么是“传统武术”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如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样，传统武术目前所面临的时代困顿也由多种深层原因所致。
2.2.1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震荡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无逃于天地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而这场变革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特征，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众娱乐等为内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而不断扩张，其他民族文化则处于这种强势文化的“笼罩”下，并被日益消解，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改变。我国传统武术所遭遇的冷落与尴尬，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体育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结果。
2.2.2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传统武术是武术之源，是武术的发展基础”［5］。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长期来被习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融铸了传统武术博大的文化载量，而当代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迷惘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部分人士先将追求技击之道的传统武术本质属性混同于价值功能的技击格斗，继而再将其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将武术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另外，对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还表现在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及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近年来，各级武术管理部门不时举办一些传统武术的赛事，“传统武术”一度成为时髦而走热。但是，由于竞技武术活动样式的强烈辐射以及理论上缺乏对传统武术概念的厘定，因而所谓的“传统武术比赛”难以根据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来进行（其中甚至不乏近十多来才兴起的木兰拳、扇），其评分标准是依照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评分者是竞技武术的裁判，加剧传统武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得不向竞技武术靠拢的局面，这类“赛事活动”根本无益于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2.3竞技武术的强烈冲击作为当代中国武术运动主流文化的竞技武术，其中的套路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定位于“自由体操”和“艺术体操”，所以其历年制定的《竞赛规则》和技术样式也越来越呈现出西方体育文化的色彩；即便1979年开始试验的散打运动，是对原来单一套路比赛形式的补充，或是对社会上批评操舞化套路运动的回应，但无论是比赛方式还是场地等，处处透显着西方搏击运动的文化痕迹，难以寻觅中华武术的文化灵魂。由于“一花独秀”的竞技武术其异于寻常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来自于一种由主管部门介入、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因而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中国武术活动格局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使得传统武术面临两种境遇选择：要么被竞技武术化；要么充当一朵离散聚合任自由的“花”。人们总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来把捉文化的现实性的。由于上述影响使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竞技武术成了中国武术的全部。
3结论与建议
国务院2005年下发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6］”作为非物质文化形式的传统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的文化成果，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斑斓历史。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文化嬗变：它的技术样式被日益过滤，精神价值在不断淡忘，身怀技艺的传人先后离去――其宝贵资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灭。在我国近年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政府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是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为此，本文谨提出以下几点芹荛之见：
3.1发挥多方互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武术保护工作，是个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政府的宏观主导和社会的积极参与是两大不可或缺的方面。长期来，传统武术并没有得到国家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应有重视，他们更关心的是争分夺牌的竞技武术；而在民间，传统武术则沿袭原来的传承方式，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诸多文化精神和技艺内容渐趋黯淡。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统筹与支持，所谓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一事无成。另一方面，传统武术的文化生命在民间，广大民间习武人士是目前传统武术主要传承载体，具有很高的文化认同。政府部门的统筹与支持应该是宏观层面的，不能以行政力量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做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保护、传承传统武术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不清楚传统武术的具体文化内容而使所保护的对象变味。同时，有关武术理论研究者应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在当今社会里，传统武术任何一个层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介入，尤其是有关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更是一项学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必须得到理论研究的支撑。
3.2落实两个重要环节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16字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7］。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无疑也应以这16字方针为指导，并在这基础上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具体保护措施。
首先是传统武术的保护在目前当以“抢救”和“保护”为紧要。传统武术是一种动态文化，它主要由师徒传承方式而逶迤发展。近些年来，许多掌握、了解传统武术拳理技法精髓的老人逐渐相继过世，致使不少技艺功法已成“广陵散”。因此，应该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采用多种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武术挖整”工作基础上，培训专门人才，进一步开展有关传统武术文化遗产的挖掘、普查与整理，并在这基础上建立有效保护机制。对于一些传承有源并符合条件的，应积极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利用国家力量加以保护。目前，已有“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沧州回族武术”、“邢台梅花拳”等已进入了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次是使传统武术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时展。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绝对不是对“吾家旧物”的原有循袭，这也就是国务院文件中提出的“传承发展”。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性转换。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传统武术的智慧精华只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传统武术就无法实现其自身发展。“海纳百川”、“生生不息”，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所在。
3.3注意传承人才培养文化的发展是需要载体来进行绵延的。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传统武术，是通过代际传承最终凝聚为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武术的文化性质决定了对它的历史衍传主要不是靠对文字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是需要“犯手实做其事”。从这个意义上，技艺传承当是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保护工程中的最重要任务。当前传统武术的濒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的失传，这必须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于传统武术技艺的继承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人群：一是社会上的普通武术爱好者，他们是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基础；二是全国各体育院校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的学生，由于专业基础与要求，他们应比前部分人群对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解和掌握更为深刻；三是应像竞技武术运动那样，形成一个传承传统武术的专业化精英群体，他们是传统武术拳理功法的薪火接续者。三者相互关系，但承担的任务及作用有所不同，由此构成传统武术的人才传承载体，成为传统武术文化家园“莫失莫忘”的自觉守望者。眼下各地开展的传统武术“申遗”工作固然能引起社会的一定重视，但如没有基本载体的实践传承，可以肯定说，难以改变它在全球化浪潮下被荡涤和吞噬的濒危厄运！
3.4形成自身赛事制度竞赛是橇动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铺设的快车道。形成于50年代的竞技武术，也正因为得益于它的竞赛体制，才迅速提高了它的运动技术水平，并奠定它独领的文化地位。所以，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机制就不能不引起传统武术时展的思考和借鉴。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靠自发状态的民间土壤养育不出传统武术的参天大树。请看，从奥林匹克运动的惊人发展到中国竞技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又有谁能离得了竞技杠杆的橇动作用呢？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内部成熟的文化内涵如同遗传基因，并不能以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方式进行随意更换，尤其难以用单一的西方标准来进行评价、切换。因此，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武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制订出一个符合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技艺特点的赛事制度，不能设想一个传统文化样式的复苏可以无视自己的文化命脉与价值规定。通过对传统武术的文化归纳，把长期被忽视的武术文化特点整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内源性的文化张力，形成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双轨制”，使竞技武术不再成为当代武术的主流文化现象，而是两种同源异流武术文化的互补共存，互相映辉，使已逐渐失去身影的传统武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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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论文篇6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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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口述或无形遗产,这一概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并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根据,由某一个体或一些群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期望的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存在一个共同点：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着不可调和性。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中，要走出 “非黑即白”的二元论的悖论，保护与旅游开发不是只能存在于对立的两面，二者也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地方的。保护可以是开发式的保护，开发也可以是保护式的开发。旅游开发其实可以成为保护的一种手段，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经济上保障，从实现更完善的保护；而保护也可以使旅游开发有更好的基础，提供更加优质的开发资源，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说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着一种互为手段、相互促进的同一性辩证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旅游开发的意义
（一）宣传促销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品牌价值
如今社会愈发重视一个地方的品牌形象，而文化内涵又是品牌形象的核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可以增强区域旅游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极大的提高一个地区的旅游形象。通过把非遗元素有效的融入到旅游形象之中，旅游地的整体品牌形象一定会变得更加生动，也更容易为广大游客所喜爱。
（二）提升旅游产品层次，提升旅游地的审美、艺术、体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其内容的多样性是作为旅游资源的基础，地域性是其独具魅力不可替代的前提，文化性为自然风光的深度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挖掘不同民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手工艺术等非物质文化资源，提升了旅游地的审美、艺术、体验价值，满足了游客的体验欲望，迎合了当代体验游的趋势。
(三)丰富旅游开发项目，增加旅游资源吸引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艺术的精华所在。通过合理有序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增添旅游活动的吸引力。如在古建筑的参观游览活动中加入传统手工艺制作、杂耍或传统节日庆典等的表演，必然丰富旅游项目，增加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一)旅游能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通过对非遗的旅游开发,一些被淡忘的民间文化被激活,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如丽江的旅游开发使纳西族的民族音乐和东巴文化得到了重视、保护与传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使民族主体重新体味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与重要,恢复自己民族的自信心，从而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
(二)旅游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保护资金
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途径，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注入充足资金。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深入，创造的经济效益也愈来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保护措施不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无力施展，从而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三)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实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可以通过旅游活动的介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旅游开发成为旅游产品，首先实现其文化价值，向游客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是经济价值的转化，即通过旅游开发为旅游地带来经济收入，带来经济效益。最后是社会价值的实现，即旅游开发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被本地区内部的人员认可，发展到被该地区外的游客了解和欣赏，使得遗产的价值得到更大规模的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方式途径
笔者从旅游开发的具体形式角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休闲演艺、节事旅游、旅游商品等开发模式，下面分别展开介绍。
（一）休闲演艺模式
非遗演艺产品是一种文化产品，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只有在充分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主题、艺术形象与地方文脉相结合，并通过表演形式展现出来，才能形成非遗演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休闲演艺产品的旅游开发时，要牢记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
（二）节事旅游模式
节事旅游是以各种节日、盛事、赛事等的庆祝和举办为核心吸引力的一种特殊旅游形式，节事旅游目前已日益成为各地旅游活动的常备项目，在各旅游景点屡见不鲜。一些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通过策划赛事、节庆、展览等节事旅游产品来进行旅游开发利用，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 非遗旅游商品
我们的非遗旅游商品的开发在全国各个旅游目的地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许多游客抱怨景点的纪念品种类单一，做工粗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内涵在里面。这与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的声誉是非常不符的。在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在开发非遗商品时，应注意把非遗的工艺优势转化为旅游商品开发中的经济优势,把现代技术和理念融入非遗商品的生产中。
［结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是同一性的，只要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合理，科学，实现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通过旅游开发促进非遗的保护，另一方面良好的遗产保护又会大大的促进旅游的发展，这种互动应该是以后非遗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必由之路。希望当地部门能够积极探索有益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模式，实现桂林市非遗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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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印记，也是未来人类文化创新的素材来源之一。河南省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大省，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河南省各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五百余项。毫无疑问，“遗产”同样也是资源，是未来我们无论在精神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资源。
当前，社会的极速发展对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相同，信息化浪潮形成的爆发式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着当今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些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信息接受渠道与过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文化资源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保护与利用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逐渐推进，新型业态的快速崛起，各行业呈现分工细化与融合发展的大调整，传统单一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因此，一种集成多元化手段的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极为重要。
二、时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要求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因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存在有较多的说法。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基于较为权威的一个概念界定，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由这个概念的界定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会根据环境变迁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的创新发展。当我们的时展处于历史中一个全新局面的时候，无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要求。本文具体梳理如下：
1、保护与利用的共存性
“遗产”是对代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各类文化资源遗存的很好的形容。我们面对“遗产”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如何保护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是货币遗产，我们觉得保护是将其存入银行，但其中还会面临贬值的危险。因此，此时保护与利用就必须联系起来。利用的本意是选择更好的、稳健的方式使遗产增值，这无疑是对其最好的保护。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商业化的影响体现在更多的领域，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要求。当我们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时，如果只提保护不提利用，就会变得非常被动。我们传统意义的保护，无非就是依赖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由政府搭建平台组织各类受时间限制的活动，如庙会、展演等。而保护与利用的共存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或传承群体、受众、媒体渠道、商业等因素紧密的聚合起来，以保护为目的，以利用为方法，以多种力量的聚合为形式。
2、传统传播形式与现代传播形式的组合
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以传承者现场展示，受众到场观看为主要形式。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信息接收渠道与接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使遗产本身与受众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距离不但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人群逐渐缩小，最终成为传承者自娱自乐的游戏，同时也会造成传承者通过遗产获得的收益逐渐萎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因此，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真实风貌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的将其传统的传播形式与现代符合人们信息接收习惯的传播形式组合起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影响力。
3、传承者与受众群体同样重要
在过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观念过于保守，通常会简单的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重视其传承人，而利用就是积极的去申报遗产级别，从市级一直到世界级，越高越好。申报成功以后，可以更好的提升该遗产所在地的知名度，然后搭建文化平台吸引外来投资。当然，保守的观念并非错误的观念，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对于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的解决并非最有效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我们必须要重视该遗产的主要传承者，使他们能够更加原貌的将其传承下去。但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我们无法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从宏观角度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有义务让尽可能多的国人认识它，并对它形成记忆，乃至喜爱上；从微观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收益来源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受众，我们要重视受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才能将他们的目光吸引过来。
综上所述，时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要求使我们要从观念上改变我们的保护观与利用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必须要原汁原味的传承，但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尽可能的创造其与当下时代的交集，是保护与利用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体系，使之能够流传的更为久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角度
今时今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面临着崭新的局面，面临着时展的要求我们要面临许多问题，但也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正处在与过往其他时期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在缺乏历史借鉴的情况下，促使着我们必须透过一个新的角度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所面临的新问题。与过去单一的保护与利用方式不同，在各项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多保护与利用的手段，通过这些多元化形式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我们初步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为保护与利用的未来良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进而形成文化收益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使政府、传承者、受众都能作为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取得自己需要的收益。本文对这一体系的建设进行了尝试性的思考，具体总结如下：
1、政府主导，形成体系框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新体系的建设，因为涉及遗产门类广泛，行业众多，因此并非某个传承者或民间团体能够搭建起来的，而受众处在整个环节中较为被动的一方，只能引导无法对其提出要求。因此，由政府主导，搭建平台来统筹规划最为现实。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与过去政府单纯的政策、资金扶持不同，最重要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平台构建。这个平台可以由政府召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与相关行业专家一道形成一个协会式的组织，完善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发展研究，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给互动发展带来可能。而这个协会式的组织并非最终形态，它只是一个能够进行力量集合的框架。建设这个框架以后我们可以继承多元化的手段向其中填充内容。
2、在体系中形成普及化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就是以传承者为原点，辐射尽可能多的受众人群，形成该遗产传承与利用的丰厚土壤。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与传播，既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够提升当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此外还能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商品化的时候，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并不是能够通过一两次的活动就能够完成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中。而这种普及也不能依靠单一的手段，需要多种手段并举才能产生最大的效力。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点中所说的协会，编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读物，作为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并且可以将相关内容变为电子读物，丰富阅读的渠道与形式。其次，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制作相关的动漫产品，如动画片、文化用具及一系列的衍生产品，使之能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再次，制作相关系列纪录片，通过多种传播平台进行传播。我们需要认识到。相关知识信息的普及并非短时间内能见到收益的，因此必须通过长效机制来坚持。
3、将信息化平台融入体系
人们常说，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在几年以前，这个说法刚提出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说法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但是，时至今日，我相信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个说法都形成了很深的认同。现在人们对于信息的要求比之以往更为多样，实时、在线、真实、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体系如果缺乏了信息化平台的融入，那么在当前社会中无法解决许多现实性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中的信息化平台可以由几个方面组成：首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数字化专业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依托大数据技术可以保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极大丰富，将文字、图片、表演视频、演示动画都集成在一体，使受众能够获得远比现场观看更为丰富的信息，同时它的在线性可以让受众的观看不受时间的限制；其次，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空间，云空间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更多的网络连接方式获得相关信息，把移动互联网络融入到传播形态中；最后，还可以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网络媒体传播渠道，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及时发送相关信息。
4、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融入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大量的成功案例，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由此可以探寻出新的发展途径。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创意产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当我们谈及文化的时候尤其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总是会选择性的回避金钱与商品两个字眼。因为我们往往会习惯性的认为文化是高雅的，商业是庸俗的，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关。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毫不避讳的探讨这个话题，甚至应该主动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与市场化。文化创意产业有时能够产生聚合器的作用，将不同种类的文化素材经过加工之后多元化的呈现出来。通过文化企业与生产企业的联合，将人们往往不可见、不可用的文化素材转变为现实中可见可用的产品形态。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在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也要采用多元化的方法与手段有效的促进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同时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探讨内容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优点与魅力的基础上，去寻求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体系能够有效的集成政府、传承者、受众等社会因素，使目标一致，力量凝聚。同时，这个体系也能够聚合信息化时代各类新技术手段，为保护与利用提供更多的方法与手段。新的角度，需要人们改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认知定式，寻找更为全面有利的形式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发展，并以此在文化与经济双重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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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论文篇9
依据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部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内容。该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立法的根本宗旨与目的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在我国的文化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该法并未解决长久以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比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纵观全法，涉及知识产权条款的，是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二款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这两款规定都很模糊，未涉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由于我国近些年发生了多起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纠纷，这些纠纷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备受关注如，美国特拉华州一家名为“角鲨头”的酿酒厂复制出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大约9000年前酿造出的一种酒类饮料，并以“贾湖城”为商标将产品投向市场，而贾湖遗址所在地北舞渡镇贾湖村对此无可奈何；再如，日本、韩国、泰国等国的一些制药企业大量无偿利用我国传统中药方进行二次开发，通过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获得了专利权与商标权，不仅向全球销售中成药，而且返销我国，拥有丰富传统中药方的中国却不能享受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成了这些国家制药企业最大的中药原料供应地。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是在工业社会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生搬硬套拿来保护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存在巨大分歧。在此问题上，笔者认为应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巧妙通过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驾护航。本文将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所帮助。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包含邻接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特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文化传承和累积的结果，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确定其具体权利归属，权利的保护期限也无法用著作权保护期限来规定，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著作权的距离更远，如民间风俗、信仰、节庆、仪式等，所以用著作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度显而易见。对此，笔者认为应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保护方式方法。就我国而言，已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共计1028项，这其中许多项目的著作权保护应从对传承人的保护入手，比如河北耿村民间故事、重庆九龙坡的走马镇民间故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雄史诗《玛纳斯》等等，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与传说无法与著作权法直接对接，但一代代传承人的成果用著作权法保护则顺理成章。耿村民间故事的传承人靳景祥出版有故事专著《花灯疑案》；走马镇民间故事的传承人魏显德共能讲述民间故事1045则，演唱民间歌谣433首，背述民间谚语676条、歇后语271条，重庆出版社专门为他出版了一本《魏显德民间故事集》；《玛纳斯》的传承人居素甫・玛玛依，被誉为“活着的荷马”，他相继演唱出版了全部8部18卷《玛纳斯》；河南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传说的传承人潘景娥能演唱《郭丁香》十本唱词；河北梆子传承人之一裴艳玲有诸多代表剧目，如《哪吒闹海》、《劈山救母》等；越剧传承人之一茅威涛也有许多代表剧目，如《孔乙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对他们创作或整理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表演用著作权法保护，不仅完全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而且同时也保护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民间的传承人，正是传承人的存在和发展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我国已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计1488人，涉及的项目有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曲艺、民间手工技艺、消费习俗、传统医药等，这其中民间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与著作权法联系紧密，对传承人可以直接进行著作权及邻接权保护。即使表面与著作权法联系并不紧密的其它项目，传承人未必不能用著作权法保护。如少林功夫与太极拳的多位传承人，都有论文、光盘和专著出版，像释永信、陈小旺、陈正雷等都出版发行了许多作品；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汪寅仙，有诸如《曲壶》、《九头冬梅茶具》、《桃杯》、《斑竹提梁壶》等传世紫砂陶工艺美术作品；潮州木雕技艺的传承人，像陈培臣、李得浓等也都有精美的木雕工艺美术作品，他们的这些成果完全适用著作权法保护。
论及此，可能会有一些质疑之声，即对没有明确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当如何适用著作权法，如西施传说、孟姜女传说、阿诗玛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未指明国家行使著作权，但整部法律对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传承与传播等各方面的职责与义务都做了明确规定。所以，针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各级政府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随意歪曲、篡改乃至丑化，防止损害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感情与利益；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国与国之间的著作权争端时，政府应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有效保障。二是有权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性利用的个人或组织交纳一定费用，该费用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费用；如果是非商业性利用，如整理、编撰等，则应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有权要求整理编撰方标注出处与来源。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法保护
谈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商标法保护，笔者认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很迫切。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那些看上去似乎与商标无缘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等，如果不利用商标权武装起来，谁也难以保证不久的将来不会出现“格萨尔”、“莲花落”、“那达慕”、“傩舞”、“锅庄舞”、“嘎尔”、“泥咕咕”等漫天飞的商标，等到那时再想起用商标权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为时已晚。当然也许在现实情况下，可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设想在更多商业领域的使用，但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焉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逐步发展，这些超前注册的商标不会大显身手、大行其道，并且因商标可以续展注册的特性，也可以合理合法避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期限这一难题，同时商标法中的集体标和证明商标制度可以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难以归于个人的问题。
用商标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商标权主体的确定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来决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个人或家族的，其商标权的主体自然应该为个人或其家族，如天福号酱肘子制作技艺、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等，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由特定族群或地区所享有，其传承人众多，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个体，则其商标权主体应由特定地区族群享有，当地政府应该出面组织成立行业协会或保护协会或合作社等，来统一申报、统一管理、统一行使商标权，这方面已有不少先例。比如，2007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获得了“普洱茶”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所有权，多家符合条件的茶叶企业与普洱茶协会签订合同，取得了商标使用权；再如，2009年苏州镇湖刺绣协会获得了“镇湖苏绣”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所有权。另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历史传播过程中，已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本无法确定其权利主体，如春节、端午节、清明节等节庆与风俗习惯，对于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权申请与保护，政府的职责义不容辞，政府应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他人随意注册为商标使用。
当然，商标注册是需资金投入的，尤其是想要大量注册防卫商标时，笔者认为各级政府应提供相应的资金扶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财政预算中应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费用支出。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因与著作权相同的原因，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多数情况下无法通过专利法来保护，但这并不是说专利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毫无作为可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与传统医药与专利法联系比较紧密。一些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在当代传承人的手中，经过不断摸索研究，许多工艺与技术都有突破创新，不少传承人都获得过科技进步奖项。如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钱美华，创造了剔染点蓝等4种施釉新方法，还把齐白石的水墨写意画搬到了景泰蓝作品中，曾获得轻工部科研成果奖和国家技术进步奖；德化瓷烧制技艺的传承人苏清河，他研发的“莹玉白”、“稀土陶瓷”也获得过科技进步奖项。这些例子还有许多，不胜枚举。在如此众多的传承人中，有些已经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像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的传承人沈新培，就将自己的日月乾坤剑与乾坤刀二项申请了国家专利。各级政府应鼓励与扶持这些传承人对自己经过创新的产品或方法，申请产品发明或方法发明或改进发明。
有些传统技艺与传统医药确实不适宜通过专利法保护的，可考虑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商业秘密条款加以保护。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为专利保护也有自身的限制性规定，如专利权的取得要以公开自己的技术成果为前提，而且专利权的保护是有期限的并且都是从申请之日开始计算，同时最后专利申请要经过较长时间审批并要支付费用，获得专利权后每年还要交纳年费。如果传统技艺与传统医药的传承人，能够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其技术信息不被他人非法攫取，那么采用商业秘密保护也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为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保存、延续和发展，应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现行知识产权法，形成立体交叉保护态势，最大程度满足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团体、个人或国家获得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避免因其他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肆意进行商业化或其它方面的利用，损害到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姜华，宋晓梅.论民间美术的法律保护[J].法学杂志，2009（4）
非遗保护论文篇10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我国一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遗保护更是在国际法层面取得突破，主动与世界融合，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文化建设，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形成了制度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较为全面的保护体系。就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遗而言，主要源于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但他人仍可对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整理者应当注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根据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适当支付报酬。”[1]。1991年，我国开始研究制定《著作权法》，虽然在制定过程中，关于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存在争议，但最终立法者还是以《突尼斯样板法》为例[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为著作权法范畴的一项单独客体。[3]进入新世纪，国家加强了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非遗的力度，国家有关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在对老字号进行普查的过程中，同步开展了对老字号传承人确定、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工作，该项举措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3]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作为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出台，该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立法层次得到提高。该部法律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从行政法保护角度，运用公权力对非遗保护的权利主体、保护程序、信息收集等进行了规定。与此同时也提到“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4
一、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某些内在特征与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并非天然吻合，导致非遗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时常常无法适用，知识产权在非遗保护中缺乏抓手，保护力度不够深入。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概念与知识产权的主体概念之间存在矛盾。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通常具有明确的权利主体，一般是指创作出作品，发明出专利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固化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方面，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一个精通某门古老技艺的传承人，也很难说他就是这门技艺的权利主体。[5]因此，运用传统知识产权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引发因主体冲突导致的诸多问题：
（一）民事或民事诉讼主体难确定
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其保护的对象具有清晰明确的定义，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归属也十分明确。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主体自身，还是其对应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都无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社区或群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社区中每一个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凝结并延续下来的共同智慧和财富，没有一个个体单独可以主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权利主体的不明确在实践中最突出的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侵权纠纷中，谁作为权利主体来主张权利，或者作为权利主体主张权利的个人或者集体能否得到法院认可。
（二）独占性与共享性问题难平衡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具有排除他人使用和自我独占的权利属性。如果将“非遗”的权利主体定义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就会与作为遗产的传统文化的共有、共享性产生冲突。目前，法律和实践中的解决手段是确认具有代表性的名录项目和传承人。但是，在法律逻辑上，传承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之一或者行权人之一，并不意味着其他主体就不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显然，传承人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如果因为代表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的行政确认，就由传承人来限制他人使用而单独享有经过世代前人共同创造和延续的智力成果，显然是不合适的，容易出现各地争权诉讼，引发地域间、民族间的纷争和冲突，不仅对传统文化的广泛继承、弘扬和传播产生障碍和不利影响，也与传统文化作为“遗产”的本质、精神和价值相背离。[6]
（三）经济价值与主体确认难割裂
知识产权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申请人申请知识产权的前提是该标的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逻辑关系造成只有具备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会有主体去申请知识产权。但是，很多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经济价值，通过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难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越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有各类申请人去主张权利，造成主体难以确定或过度保护；越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没有主体愿意申请，造成无人申请和缺乏保护。
（四）保护期限与“集体”主体难兼容
知识产权保护通常有期限限制，以著作权法为例，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及其死后的50年，如果仅从字面理解，非遗保护的保护期限也只有50年。[7]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主体上往往具有群体性，作为一个集合概念，难以确定50年保护期限的起讫点。
针对上述问题，实践中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主体缺陷的主要方法是建立传承人保护制度。传承人保护制度通过行政手段对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物进行保护，其仅能在某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明确代表人的情况下适用，且这种保护手段主要是防止某非物质文化在短期内消亡，从长远看，随着传承人自身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传承人保护的力度就逐渐降低。
此外，也有学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创设新的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需求的新型民事权利。但是，创造新的权利和权利主体需要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进行彻底颠覆，立法成本过高，且这种既有私法性质，又有公法性质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能否被正确适用也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以上两种解决思路分析，困扰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在形式上反映为主体问题，实质上反映为“共有权与私有权”，“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排他性与包容性”等三个方面。更进一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权利属性上表现为所有权二元化特征，在权利内容上表现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因此，能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找到合适的制度安排解决知识产权主体保护的瑕疵至关重要。
二、公益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创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的规定）关于“信托”的定义，并结合公益信托的自有特征，所谓公益信托，是特定或不特定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一般是合格的信托公司）的信任，将一定范围内的财产或某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权利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事先约定，以促进慈善事业、学术研究、社会福利、教育发展、科技进步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并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受让财产，并将财产受益分配给非特定多数人的信托。目前，公益信托制度在国内刚刚兴起，是解决受托公共财产管理、分配、运作的有效模式。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中，已明确了非遗属于知识产权法的客体范畴，进而也就意味着非遗有财产属性，符合信托法律关系对信托标的财产属性的法律要求。鉴于此， 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引入公益信托制度，通过公益信托的形式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具体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公益信托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一）信托共有制度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确定问题
公益信托与普通信托一样，具有共有制的天然属性，可以有效解决主体确定问题，具体实现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公益信托制度的委托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集体，或者是一个开放式的组织（考虑到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组内部，人员会产生变化）。第二，公益信托不同于普通民事委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在法律形式上为信托公司所有，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代表真实所有权人行使权力，包括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和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参加诉讼，主张财产权利，甚至主张精神权利。第三，隐藏在名义所有权背后的受益人表面上享有的是受益权，但实际上享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代表的知识产权。综上分析，公益信托制度通过特定的法律关系安排，保证了在适用知识产权保护时能够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主体，解决了诉讼主体、维权主体等不确定的尴尬，也使得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群体内部的个体都真实地享受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和名誉，避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不确定带来的不公平。此外，委托人或受益人可以在一个开放式的组织体内自由变动，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连续性，不会因某个个体的变动而产生障碍。
（二）公益信托产权分离制度解决共享性和独占性问题
如上所述，公益信托所有权的初始来源是委托人，随着信托关系的建立，信托便属于受托人“所有”，即委托人享有终极所有权，受托人享有法定所有权。委托人不行使“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四项权能，而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持有。[8]受托人行使形式上的所有权，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目的，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信托事务的管理。由于信托具有双重所有权的特点，委托人是受托财产的真实所有权人和指定的受益人，而受托人名义上占有资产，成为权利主体。反映在非遗保护中，共享性体现在委托人和受益人层面，集体中的个人所组成的委托人或受益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和受益权，而信托公司作为执行者，在具体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其可以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自主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而不受委托人或受益人中的单个个体的意志所左右，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落入个别利益主体手中。
（三）公益信托制度能够最大化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方权益分割理论认为，某一主体绝对地拥有某一财产的所有权能，并不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该财产的最大价值和效率。如果将财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进行合适的分割，能够在独占和共有之间产生新的平衡，并达到价值利用最大化。财产所有权人的独占与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的模式，从而促进更高的配置效率，信托机制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制度优势。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由于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某一个群体共同所有，且往往这些群体并不具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运作的能力，而信托的受托人制度通过对受托人忠实义务、审慎义务的规定，塑造了专业、尽职、诚实、守信的财产管理人，可以更好地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
（四）公益信托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逆向选择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是在自由竞争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型财产性权利，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天然地倾向于保护那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智慧。因此，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于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逆向选择效应。例如，与旅游开发联系度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较好保护，而少数民族的服装、语言则不容易保存。在这种情形下，公益信托的主体优势则可以避免逆向选择，一方面，公益信托的委托主体更加多元化，既可以是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也可以是政府有关机构、社会慈善组织、非政府民间机构；另一方面，委托财产的用途也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仅用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开支，也可以适当用于商业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壮大，信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盈利水平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信托公司愈发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多信托愿意以非盈利的方式受托管理亟须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五）公益信托的监察人制度可确保阳光化、透明化
相比于国家运用行政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或社会机构将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能够动用各类资源帮助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更高效地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在创设公益信托方面，无论是公益信托结构的设立，还是受托人的选任，都需要国家有权机关批准[9]同时，对于公益信托，信托法规定了监察人制度，信托监察人一般是非政府性的第三方组织，具有较高的专业度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有效监督信托公司的受托管理行为。除此之外，信托公司由于行业监管比较严格，在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有的法律文件、财务报表均公开透明、及时监管，避免了行政保护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或违法违规情况。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保护的
实践路径
在文化事务产业化的大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既要贮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充分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公益信托制度特有的制度安排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集体性引致的聚集和规模效应及专业化管理产生的价值放大效应得以实现，符合时代的潮流，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目标。结合国外公益信托的实践，以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公益信托制度为例，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托制度保护在具体实践操作时应遵从如下几点：
（一）由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为委托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权利主体明确，没有明确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因为这种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失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制度可以依据特殊的制度优势，由信托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人明确权利主体，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产确权和行权。通常情况下是设立公众信托，委托人为一定范围内的公众，具体而言，就是由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内的若干个体或个体组成的组织。对于权利主体不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由国家或社会公益组织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或取得法律证明文件的前提下，以保护人的身份作为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在法律层面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即为公共机构，由公共机构代为行使权利主体的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不断传承，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的范围和人数不是确定不变的，因为委托人的数量和范围是开放式的，建议信托公司在与委托人设计合同时，明确经过全体委托人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可以变更委托人的范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信托法规定委托人的上限是200人，因此，在框定委托人上限时，应当先事先了解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人范围，如果人数超过200了，可以通过信托中的信托、有限合伙等制度设计进行合法规避。
（二）信托公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上的所有人，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为确保公益信托的公益性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不断传承，应当强制性要求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免受侵害为信托合同的首要目的，其次再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开发问题。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著作权是一经创作即产生，专利和商标权均需要经过申请。因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人先申请，然后将知识产权交信托公司，还是直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交由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作为权利主体申请权利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为便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也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破产隔离制度优势，应将专利或商标权授予信托公司或由信托公司申请。同时，信托公司应当将上述情况向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并在信托合同中对真正的权利人进行确定。
（三）当信托公司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收益时，信托公司将收益合理地分配给受益人。如果委托人为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则受益分配给该群体或该群体的成员，当委托人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间非盈利组织时，则分配给指定的专用账户，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外，尽管公益信托属于非盈利信托，但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是合理合法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收取管理费用。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专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从基金中支取部分费用用于满足信托公司日常管理所用。当然，从信托公司的社会责任担当角度，国家也应当鼓励信托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支持非遗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事业的发展。
（四）由于非遗的保护无固定期限，因此此类公益信托在期限上属于永续型的信托合同。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持续稳定，笔者建议，应当在信托合同中适当加强信托受托人的义务，明确公益信托的受托人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辞任，否则将进入黑名单管理。
（五）信托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公益信托应当建立监察人制度，这种监督制度同样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信托。在监察人的选任上，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作用，对信托公司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程序进行监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的结果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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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论文篇11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要求最早来自于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反思。在我国，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还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然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中，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二者之间的矛盾带给我们许多困惑。
总理曾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在一起。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为什么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有精神。文脉就是一个民旅的魂脉。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
从众多研究资料中发现，现今理论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保护理论模式：一种是“原生态”保护模式。他们认为应建立公认的具有现实保护意义的“生态文化圈”，在政府的扶持下，进行包括有形的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是自然遗产在内的整体保护和规划；不复原，却承认并明确一种存在生态，使其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依循着规律发展；另一种观点是
“创新”保护模式。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不是经济包袱而是珍贵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现代转化，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中，发挥新的功能，才可能真正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形式是文化元素重构，旧的文化体系消亡后，其中许多文化基因仍有活力，通过现代形式的基因重组，在保持精神内含和象征符号不变的前提下，使它们能够以现代形式复活。双向互动的新传媒和新兴的创意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良好机遇。
针对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我认为联合圜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文化环保”，尽量保护各种文化原生态和多样性，避免人类富有特性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巾珍贵的可再生文化资源。对这种资源通过文化创新来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现代功能转化，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中，发挥新的作用，才可能真正存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形式是文化元素的重构，旧的文化体系消亡后，其中许多基因仍有活力，通过现代形式的基因重组，在保持精神内蕴和象征符号不变的前提下，它们能够以现代形式复活。双向互动的新传媒和新兴的创意产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效途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是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各民族的“文化基因库”，具有多元潜在的再生能力。多元的“文化基因库”能够提供各民族人民世世代代累积的宝贵人生经验，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再生资源，能启发后人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建起更美丽的艺术殿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模式的理论核心
1、“创造性转化”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出路
“创造性转化”一词来源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作者在书中提到要推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但，究竟什么是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其赖以存在的“细胞环境”如今已发生巨变，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也必须进行一定的“基因改良”和“重组”，以提高在新的“细胞环境”中的成活率与生命力。在当代社会中依托现代产品或融合现代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精髓又具有崭新表现形式的当代特色产品，是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生命力、促进其在当代社会中延续和保护的最根本出路，也是我国当代产品显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利契机。“创造性转化”不是简单地牺牲真实性实现商品化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面目全非，而是以新的载体继续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和技巧等精髓，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生产的当代产品要仍带有民旅的鲜明特色，仍能取得民众的“文化认同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巨大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传统文化的变革。“实际上，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化资源，都有一个在今天文化语境中重新阐释和创新开掘的问题。任何文化资源要想成为生动、话跃的‘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都必须与今天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相联系。所以，一切传统的文化资源要想在今天发挥作用，都必须经历一个现代的转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保护、传承固然需要政府的倡导以构造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以提供经费来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欲在现代社会中继续求得稳固的一席之地，仅仅依靠外在力量，被动地等待被抢救和被保护是不够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其自身的“自强不息”。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坐以待毙’，而应“相时而动”，进行适当的变革，适应当代社会，融入当代生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潮流，在这个生活日新月异、变化天翻地覆的现代大工业社会中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存，但更要延续：要延续，但更要发展。而一切的关键莫不在于依托具有当代特色的产品或融合当代技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
2、文化元素重构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形式
2008年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以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为表现手段，把中国“五行哲学思想，与奥运五环相匹配，是奥运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彩的结合，向世界展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更向世人说明了中国民间艺术的永恒魅力。
3、创意产业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主要包括如口承文学、历史传说、环境知识、生产技术、消费习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节日庆典、组织制度、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它们是过往生活的凭证，是国情、民情的重要组成，也是有独特载体的民众的文化。因此，通过对这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理和挖掘，我们会孵化出国民经济的一些新兴部门和行业。“不仅如此，这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相关的产业，还往往是一种立体产业，带动力强，辐射面广，能够产生多种效益，其发展方向常常涉及传媒、演艺、美术、会展、体育、旅游、教育、出版等
行业。同时它还可能通过产业链间的传动关系，进而带动信息、餐饮、房地产、服装、交通等十几个相关行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增长点。”
近日有消息报道，在“人人电影”公布的新片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陈可辛执导的魔幻大片《钟馗》，据透露，之所以选择这个家喻户晓的“钟馗”这个人物，是因为钟馗能把人们带到一个想象的空间，回想童年的记忆，在他心目中，钟馗就是中国的蝙蝠侠、超人，就是中国的超级英雄。这里钟馗的出现，中国成人心目中的神性力量的不在场。
从文化视角来看，陈可辛电影选材的有趣之处在于，导演会想到钟馗这个形象。钟馗是中国传统年画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的来源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唐初终南山进士，才华出众而相貌丑陋，死后成神，擅长抓鬼。慢慢变成端午节文化中的固定形象。在民间，钟馗画像辟邪的能力深入人心。最初在唐宋时代，钟馗年画的能指非常单纯，钟馗以惊人的丑陋和冷酷无情抓鬼吃鬼的能力而广受欢迎，他足以把小孩子吓哭的形象虽然缺乏亲和力，却有实用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钟馗形象的能指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钟馗嫁妹”中的钟馗多了一份铁汉柔情，对友人的情谊，对妹妹的关爱，让这个比鬼还要丑的恐怖形象多了一份令人感动的力量，中国传统价值观在阴冷的鬼魅世界中折射出意想不到的光彩。钟馗渐渐不再是个异类，异类无法令人信任，但是一个和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鬼王”则可以让普通民众放心依靠――钟馗形象的人性演变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这一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陈可辛导演在电影中继续钟馗形象的人性之路，而且又加上了现代的解读，令这个形象更为丰满，更是一个“人”。这样，钟馗这个形象就完成了“人”――“神”――“人”的转变。当然此“人”非彼“人”，其中融入了千百年民族心理的发展痕迹，成功地完成了创造性转化。
庆阳香包源远流长，香包既是工艺美术制品，又饱含着民族文化象征隐喻，把祝福带给了祈求幸福的人们。但过去只是在端午节才给小孩佩带，只有城郊的个别妇女在节前进城摆小摊零售。现在，香包已经成为庆阳市的文化支柱产业，并且带动了其他文化产业。根据调查，截止2003年5月，庆阳市从事香包制作的农户达71977户，从业人员102698人，分别占全市农村人口和农村妇女总人数的14.6％和11.8％，其中有一定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的专业户8070户，加工制作人员25796人，生产香包约161万件，年产值715万元。2005年第四届香包节期间，销售香包收人674万元，民俗文化产品销售收入达300万元以上。在正宁县山河镇，五分之一的农户从事民间手工艺品生产和销售，每年香包刺绣收入60万元。在这个镇采访了32位妇女，其中7位是香包刺绣公司的经理，2人制售香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其他5位年收入在1万元到3万元之间；另外25人，香包刺绣年收入3000元的2人，1000元～3000元的13人，1000元以下的10人。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换大大刺激了庆阳香包业的发展，现在不但参与的人数众多，而且品种花样也日趋繁多，大凡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传说、生产生活，应有尽有。小的可以像麻雀蛋那样小，大的有几个平方米大。以上调查说明，在庆阳市，香包这种民间手工艺产品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功能转换，已由原来功能单一的节日佩件转化为商品价值与民俗价值兼具的复合性产品，并且形成规模化产业。我们可以断言，庆阳香包是不愁没有传承人的，也不片j担心它会消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实现功能和价值的转换。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模式的反思
创新在民俗流变过程中，使文化的纯正性和完整性被削弱
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开发潜伏着较大的风险。追求效益会受需求引导加入许多原本不属于这一文化范畴的因素，从而导致文化变异。刘志群批评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热己成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第一杀手。目前比较流行的不是尊重和恪守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心理与思维特点，而是以政治宣传服务的目的和现代审美的观念来改造当地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使其精致化，了民族民间艺术在表象掩盖下的深层的所指，甚至把汉民族和外来的东西，拿来杂揉到当地民族的艺术中，往往出现了非驴非马的怪胎。”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也称“开发一个毁一个。”
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在1941年就曾提出：“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就是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们身着衣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物来安排饮食，备置家具、器皿来丰富生活。……因此，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空虚……如果工艺的文化不繁荣，整个的文化便失去了基础，因为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当代的机械化粗糙制品使人们养成了粗暴待物的习惯，而蓦然回首，人们才发现，“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物品，使用起来是那么适合自己的身体，还因为它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的，它们自身都是有体温的，这体温让使用它的人感觉到温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温暖”的亲切感，绝对是现代工业的理性所不能代替的。
2.创意产业必将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经济性的泛化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走上市场?第一步是商业化，第二步是提炼中国文化元素，然后，将这些元素与工业化生产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中国贸促会家纺分会副会长杨兆华如是说。在他的努力下，作为第一步，南京云锦、蓝印花布、土家织锦、苗族蜡染、鲁锈、藏毯、苏锈等亮相8月20日开部的中国国际家纺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创意产业保护道路上的探索，尽管其保护的方式和所走的道路各异，但在其总的取向上，却都是希望“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但最终目的却都不是放在“规模化的生产非物质文化产品”上，而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真正保护“非遗”象征符号和精神内蕴上。创意产业只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对某些类别和项目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对另一些类别和项目，则可能不适用或不是最佳的方式。总之，在决定采用何种模式进行“非遗”保护的时候，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而不是牺牲传统的技艺和文化蕴涵去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一定要逐一分析、逐一选择并进行学科论证，然后作出决策。这也许就是“非遗”保护产业化与其他经济项目不同的地方。因此，不论采用原生态方式和创意产业化方式，应以“非遗”项目的精神内蕴和象征符号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凡是以牺牲传统技艺及其文化蕴涵为代价的所谓产业化，都是不可取的，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参考文献
[1]陈建宪：文化创新与母题重构一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整合，《民间文化论坛》[J]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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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简述
我国历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连续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在2006年又公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后各省市有关单位积极展开保护工作，并公布了本属地保护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档案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其生命力，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其中多数环节都需要当地或更高级别档案馆协助和配合。例如确认环节需参考档案馆现存资料，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性；立档是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档案；保存是用文字、录音、录像、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系统的记录，并搜集有关实物资料，保存并合理利用的过程；保护指用各种具体办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这些都与档案馆密切相关，同时需要博物馆、图书馆等配合。为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江干区在2007年成立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由分管区长任组长，财政、教育等相关部门和各街道、镇为成员单位。在2009年成立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设立了10万元专项保护资金。
三、如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该类档案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其详细表述，包括存在地域、历史、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现状、价值、濒危程度等方面，使调阅者通过档案能大概领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貌，实质是对申报项目材料的归档。该类档案建立的基础是大面积的普查工作，收集线索并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和现状。江干区文化馆对全区进行大面积普查，共普查线索6000余条，立项250余个，建立了普查数据库。
2.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的档案。该类档案的主体是在申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两类：一是在申报过程中对原有资料不断补充；二是记录申报过程的材料，及在宣传和保护该项目的各种活动中形成的材料和文件。该档案重点信息为非遗项目的基本情况、说明和论证、保护计划等。为后期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传承人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是其灵魂。非遗档案建设工作的核心就是传承。目前大部分传承人年事已高，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局面。建立传承者档案包括：（1）传承人及搜集者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务、身份证号码等；（2）作品信息：体裁、内容提要，与作品有关的人文知识、自然知识等背景资料。这些档案的建立和保存为未来的研究和决策提供极大方便。
四、满足档案利用需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提供利用，要符合其特点。档案馆工作的专业性和其所拥有的资源使它能够采取不同的方式满足档案利用的需求。
1.以展览形式提供利用。利用文化馆现有的展览室，定期举办馆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展览；配合以图片及实物的展示，使利用者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江干区文化馆在2014年开设展览6期，参观人数达到1200多人，受到各界广泛好评。
2.出版相关编研成果。文化馆利用系统、规范的馆藏档案，辅之以相关的各种记录，既可为非遗项目的研究工作提供素材支持也可独立或与其他部门协作，编研成册并出版公布，这既是文化馆的职能，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贡献。江干区文化馆编辑出版《皋亭山传说》书籍两种。以皋亭山传说为原型，创编舞蹈《桃花流水图》和《皋亭望月》参加市级演出。
3.提供全新利用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决定了对它的档案提供利用应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开发馆藏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档案，使利用者获得各种感官体验。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实现档案工作综合效益，提升档案工作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有力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档案的保存，更重要的是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并增强兴趣，激发民间文化的发展活力，使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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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器和重要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遵循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法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丰富的内容。
一、国际人权的由来和普遍意义
人权问题原本属于国内法管辖的范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国际社会严重关注战争期间出现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形，制定了若干人权保护的专门性公约，人权问题由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争期间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加强国际人权法保护。1945年《联合国》强调：“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为贯彻精神，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本文件，人权问题由此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二战后国际社会制定的国际人权保护的基本文件主要是指一宣言两公约。一宣言即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两公约即联合国1966年 “国际人权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法所确认和保障的国际人权具有普遍意义。其普遍意义体现为如下方面：第一，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即人权适用于一切人。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都强调人人平等享有人权。第二，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即人权的价值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信奉。《联合国》在序言中重申“人格尊严与价值”。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都强调要尊重人的尊严。第三，人权规范的普遍性。即人权规范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普遍适应。《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必须遵守，如有违反，则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础性权利――文化权利
文化权利是非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内容，因而奠定了其在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中的基础地位。法国学者格赫勒・瓦萨提出“三代人权理论”。根据该理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目前已发展至第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的基本内容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代人权是有关民族自决、生存和发展等方面的权利。根据格赫勒・瓦萨的理论，文化权利属于第二代人权的范畴。《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确认了文化权利的地位和基本内容。一些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也对文化权利做了明确规定。这些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主要包括：1948年《关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美洲宣言》、1961年《欧洲社会》、1992年《欧洲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等。
根据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文化权利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文化参与权。即人人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第二，文化自决权。即每一民族都享有自由决定其文化事务的权利。文化自决权直接来源于民族自决权。1966年国际人权两公约均规定，所有人民均有权“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此外，《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3条和第31条（1）款、《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 》第11条和第7条（1）款均规定了文化自决权。如，《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第3条规定，土著人民基于自决权可“自由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第三，文化认同权。即不同民族、社区的成员对于本民族、群体文化的普遍认同以获得归属感的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否认那些人种、宗教或语言占少数的群体的成员共同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等国际文件亦确认了文化认同权。第四，文化平等权。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土著传统文化濒临严重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危险。如，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土著语言、土著传统生活方式的快速消失的困境即是明显的例子。《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都主张各种文化都必须予以尊重和平等对待。尤其是对于少数群体的文化平等权，有关国际文件特别予以强调。第五，文化获益权。即民族、社区及其成员所享有的对于民族、社区文化所产生的利益的获取权。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也规定了文化获益权。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收益权既包括物质上的收益权，也包括精神上的收益权。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具体内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代表的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文件，对非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做了明确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严格遵循保障普遍人权的理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而制定，强调指出，“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只有符合国际人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为公约所保护。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必须要体现普遍人权的基本要求。
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文件充分贯彻人权保护的理念，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权保护的具体内容：第一，文化参与权。即有关群体、个人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权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各国应努力确保那些创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个人最大限度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公约将公众参与作为基本原则，体现了公众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文化自决权。即有关国家、民族、社区自主决定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保护政策、利益分享等事务的权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规定的国家原则、公众参与制度，也是国家、民族、社区、群体文化自决权的重要体现。第三，文化认同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伊斯坦布尔宣言》均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须能够“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第四，文化平等权。从总体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弱势文化，其文化空间在国际上面临着被挤压的威胁。因此，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国际文件均强调要尊重有关群体、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五，文化收益权。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收益权利。《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明确规定，应当像保护通常的精神产品一样保护民间创作成果。《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呼请有关政府部门加强民间创作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见，有关非遗国际法保护的文件的上述规定，体现文化权利的基本内容，充分印证了非遗的国际人权法是以文化权利为核心内容。
综上，国际人权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具有应然基础和正当性。国际人权具有普遍的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力武器。任何违背国际人权基本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为国际法律所承认。文化权利是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基础性权利。非遗国际人权法保护主要是保护有关权利主体以文化权利为核心的文化参与、文化认同、文化平等、文化收益等方面的权利。当然，国际人权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仅仅限于文化权利的保护。在非遗国际保护中，国际人权法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引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Jessica Myers Moran，Legal Means for Protecti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a Post-Colonial Woeld，The Holy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2008.
[2] Francesco Francioni，Beyond State Sovereignty：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s a Shared Interest of Humanity，Michiga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25）：1209.
[3] Helaine 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Culture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in Culture Heritage and Human Riguts，Edited By Helaine 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New York：Sping+Business Media，LLC，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