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论文篇1
1998—2004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方针、保持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适度增长，财政资金和国债配套贷款拉动了投资增长，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2005—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05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标志着实施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了取向。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信贷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与宏观调控政策总体要求基本适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如企业债融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依赖。2006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为抑制过度投资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引导信贷结构优化，引导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中长期贷款的37.6%投向基础设施行业。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信贷结构优化。
2008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产业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是2003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及稳中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延续和加强，明确地向社会释放了未来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风险加大的警示信号和总量政策导向，有利于引导和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
2、信贷政策
从信贷政策实践看，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措施覆盖了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间接融资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要求金融宏观调控必须努力发挥好信贷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将不断优化信贷投向，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实现信贷资金优化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目前信贷政策的重要方面有，一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二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三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
199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实施贷款规模管理，信贷政策主要是通过人民银行向各金融机构分配贷款规模来实现的。信贷政策的贯彻实施依托于金融监管，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正在从过去主要依托行政干预逐步向市场化的调控方式转变。依法履行中央银行信贷政策职责，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提高信贷政策调控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
2004年以来，国务院采取“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方针，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在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加强贷款结构调整。
2008年，以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紧缩货币信贷总量以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又要防止“一刀切”，保证经济发展中的“软肋”和需要加快发展的行业或领域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信贷支持。除了继续用好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典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以外，最关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有效引导和调节信贷结构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信贷资金结构配置，促进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信贷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一，需要与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信贷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工具，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战略和产业政策，着力解决“市场失灵”或“市场分割”状态下的资金结构性配置问题。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着力解决市场有效运行状态下的资金总量调控问题。由于我国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依靠贷款，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构将受到信贷政策的影响。在认真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贷款结构，加强对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信贷支持。
3、利率政策
利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利率政策在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合理的利率对发挥社会信用和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资金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是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重要方面，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强调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与市场化，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是在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的。总体思路是先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2003年，确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调控主要根据利率水平和结构，即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货币政策需要，通过灵活运用利率杠杆，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及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市场利率。我国的利率水平调整综合考虑物价总水平、宏观政策和社会资金供求状况，以及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宏观调控注重运用经济和市场手段，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我国铁路建设的资金结构及资金成本
1、铁路建设资金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9%，而铁路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4%，其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铁路在承担大量公益性运输的基础上，其中货运请求装车率仅为35%左右，造成了重点物资运输的紧张；95%的货物运输是国家重点物资运输，如煤炭、粮食、石油、化工产品、棉花等，不仅运价低廉，而且有的还免征收建设基金；旅客运输突出表现在“春运”、“五一”、“十一”期间“一票难求”。我国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紧缺产业。
铁路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始终制约铁路的发展建设。自1986年以来，我国铁路投融资体制开始尝试多种改革，逐渐形成以铁路建设基金和银行贷款为主，以外资、国债资金及铁路建设债券为辅的格局（见表1）。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和国内银行贷款。长期以来，铁路建设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式使市场化融资受到限制，筹资方式主要以国债投资和国家资产实物投资、地方财政投资、铁道部投资三种形式为主。1998年国债开始注入铁路建设，截至2002年底，铁路建设共使用国债341.2亿元，重点用于西部铁路建设；政府的实物折价和政策性投资主要为土地折价入股及税收返还资金等作为资本金投入。1998—2002年地方政府财政支持47.3亿元，主要用于地方和合资铁路的建设。铁道部的资金来源仍然主要依靠铁路建设基金等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2001年和2002年，这两项资金来源占到了81.3%和82.1%，从根本上反映了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单一的问题。
2003—2006年，铁路建设资金结构不断改善，资金使用成本和风险不断降低。在大力发展合资铁路建设中，深入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不断扩大合资建路规模和社会投资比例，新建铁路普遍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资金渠道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明显增加，4年共投资458.7亿元，占13.2%，尤其是2005、2006两年，地方政府和企业资金所占比例均达15.6%，两年之和比九五多50亿元。2006年底，包括所有客运专线在内有41个合资铁路项目在建设中，投资总规模为3735亿元。但在2003—2006年，铁道部资金中债务性资金比重为39%，其中2006年达到49%。
铁路融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不尽合理的方面。铁路建设基金的数额及未来增长有限，受国家政策影响因素较大；国内银行贷款资金成本较高，融资风险较大。一是资金综合成本较高，财务负担沉重，对未来盈利和资本积累产生较大的风险。二是铁路具有大量的沉淀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应用，许多存量资金闲置，造成筹措巨额增量资金的缺口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三是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直接影响着铁路建设投资需求和融资成本。在经济景气时期，商品和资金价格会出现普遍上涨，而钢铁、建材等铁路建设材料价格上涨会直接导致铁路投资需求增加；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则会加大铁路建设筹资成本，融资规模和市场化融资的程度远远不足。因此，要根据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制定相应的铁路融资策略，降低未来铁路建设融资成本。
2、资金成本
铁路是具有准公共性、经营的自然垄断性和投资的资金集合性的产业，铁路建设项目类别具有差异化的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公益性项目。这类项目一般是出于国家政治、军事、国土开发所需建设，社会效益高，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这类项目应由政府财政拨款或低息贷款。二是基础性项目。这类项目以经济效益为主，兼有一定社会公益性，基础性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主要有新建铁路干线、复线、电气化改造等项目。一般以政府融资为主，也可视项目的受益程度采取多种筹资方式，政府可提供政策性贴息、产业补助金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个人资本进入投资领域。三是竞争性项目。该类项目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市场要求，注重经济效益，为项目融资提供了平台。这类项目主要处于经济发达的地区，经营条件和内外部环境比较宽松、客、货运收入较高的区域。由于项目融资投资回报率显著，往往是社会资本竞相进入的投资领域。针对铁路建设项目类别，一要充分把握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利用各种融资工具，拓展新的融资渠道；二要合理调动铁路行业内部的沉淀资金，优化调整融资期限结构，结合具有高、低成本的资金，组合多种融资工具，控制融资风险，有效降低铁路运输企业融资成本，减轻未来运营成本负担，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铁路建设低成本融资。
资金成本是铁路低成本市场化融资的一个重要方面。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包括资金筹集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资金筹集费用指资金筹集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支付的印刷费、律师费、公证费、担保费及广告宣传费。资金占用费是指占用他人资金应支付的费用，或者说是资金所有者凭借其对资金所有权向资金所有者索取的报酬。如股东的股息、红利、债券及银行借款支持的利息。作为资金成本一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资金成本是较满意的财务结构前提下的产物；第二，资金成本着眼于税后资金成本，即考虑筹资方式的节税效应后的成本；第三，资金成本强调资金成本率和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根据以上资金成本的特点，广义的资金成本是企业筹集和使用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成本；狭义的资金成本仅指筹集和使用长期资金（包括长期负债和权益）的成本。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要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铁路建设项目融资渠道与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密切相关，在满足铁路大规模建设的前提下，利用金融市场多种融资工具进行组合，寻求尽可能低的资金成本，使融资总体成本与铁路行业的盈利能力相匹配。
三、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实现铁路融资的主要形式
1、国家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
铁路公益性项目在融资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国家继续发挥其财政投资主渠道作用，进行倾斜投资，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对铁路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灵活的价格支持政策，以及大量的财政补贴或政府出面担保获取优惠信贷。另外，国家应通过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征地代价的原则标准，使铁路项目建设有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还包括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分发挥区域性铁路建设地方政府投资的重要作用。
2、债务性融资
铁路基础性项目和竞争性项目均可以进行债务性融资。铁路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国内银行贷款、外资和铁路债券，其资金成本要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确定。国内长期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一般高于同期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资金成本过高限制了铁路的盈利能力，收益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还本付息压力的逐渐增大，债务融资应有一个限度。负债规模的指标为资产负债率。铁路适度的负债规模可以通过铁路的总资产报酬率水平和资金成本来判断。第一，如果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大于负债利率，则能够通过举债获得避税优惠；第二，铁路总资产报酬率小于负债率但大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股东利益开始受到侵蚀，逐渐落入债务陷阱；第三，铁路总资本报酬率小于负债利率与资产负债率的乘积，铁路处于亏损状态。可接受的负债规模由多重因素决定。以铁路年度经营净利润为正的目标值，可以根据一个阶段平均税前利润，假定未来平均税前利润以一个年均率增长，在该阶段的利率水平下，根据债务融资的敏感性分析确定可以增加的负债规模，从而计算可以承受的负债规模极限值。有研究数据表明，2002年铁路的总资本报酬率已经低于债务融资的资金成本，尤其是低于国内银行贷款利率，加之考虑到未来银行利率上调的可能性，使铁路的负债空间可能更小。
债务性融资工具有几类。一是国内银行贷款，是目前铁道部主要的筹资方式。基于铁道部独特的信用资质和当前国内银行充裕的资金状况，国家开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铁道部放款的态度十分积极。由于我国的利率管制，借款成本的弹性较小、债务成本偏高、负债空间有限，对经营构成一定的压力，信用优势没有在融资成本上体现，铁道部良好的信用资质无法得到“变现”。二是铁路债券，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行次数最多、累计发行量最大，铁道部根据我国利率水平处于较低时期的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创新铁路融资方式，加大了铁路债券融资的力度（见表3）。2007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600亿元分两期发行完毕，创年度企业债券发行量最大规模。铁路建设债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规模发行，充分发挥了市场定价作用，满足了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丰富了债券市场投资品种，对扩大债券市场容量和提高债券交易活跃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有资深人士认为，铁道部目前负债率不算太高，铁路发债空间仍然很大。但是我国铁路发展对债券市场的利用程度不够，发行主体较少，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发行债券的市场。三是利用外资，主要包括有世界银行贷款、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政府提供的贷款，外资的数量十分有限，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2006年，铁路建设吸引外资27.72亿元。
债务融资总的策略是以银行贷款和铁路债券为重点，控制总量规模，积极争取大额铁路建设债券。除此之外，随着金融工具创新速度的加快，铁道部还可以争取发行境外铁路债券、铁路可转换债券和分离交易的可转债等，丰富铁路债券品种。另外，债务融资与项目资金需求匹配，尽可能延长还款周期，资金期限以中长为主。
债券融资可以分为公募债和私募债。公募债的投资者众多，融资成本低于银行借款，铁路债券融资的空间很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受规模额度的限制。私募债的投资者一般为特定的机构投资者。银行间市场集中了大量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投资人，资金非常庞大，融资成本相对较低，铁道部可以积极争取在银行市场间直接针对特定投资人定向募集资金。
3、股权融资
在工业化时期，股权融资是市场经济国家铁路建设的主要融资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铁路发展过程中，对较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普遍的铁路融资方式是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政策援助为辅、适度利用国外资本，资本市场融资在铁路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需要先于或同步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为铁路大规模建设迅速筹集大量资金。股权融资包括公募股权融资和私募股权融资。
公募股权融资是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是发达国家铁路公司采用较多的方式，可以募集到较大规模的资金，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如大秦铁路是我国铁路重要的煤运通道，是第一条以路网干线为主体的上市公司。2006年，大秦铁路首度亮相国内资本市场，以超过700亿元的市值成为A股前五大上市公司，创下全流通新股发行以来最大的网下配售冻结资金额纪录。大秦铁路发行上市后，实现了铁路投融资改革的突破口，太原铁路局持股73%，其他六家股东持股6%～7%，其余股份由社会股东持有。
私募股权融资是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有合资或项目融资，通过设立项目公司，共担项目开发与经营的收益和风险。铁路私募股权融资项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营边界清晰、规则明确、经济效益可预期并达到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以上、建设周期短的项目，可以向一般财务投资者募集；二是专用运输线路、运量可确定的项目，可以向相关供给方和需求方等战略投资者募集，如与发电集团共同开发煤运专线项目；三是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可以向沿线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募集，如城际客运专线、地方铁路等。
考虑到铁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沉没成本高等产业特性，资金规模大、时间紧、股票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预期等因素，铁路公募股权融资应采用“存量换增量”的滚动开发方式，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成熟的铁路资产，使铁道部实现资产套现，进行自主增量投资。
4、内源性融资
铁路自有资金是所有资金来源中铁道部最可控、运用最灵活的部分，资金成本主要体现为机会成本。一直以来，铁道部坚持尝试、探索努力自有资金收益率。加大自有资金在未来线路建设所需资金中的比重，不但能有效缓解集中筹资的压力，还对于降低线路建设成本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全路常规的沉淀资金超过1000亿元，以各种形式分布在全路各个单位。通过不断优化管理全路的沉淀资金，可使用于线路建设的自有资金潜力有较大的扩张空间。在未来几年内，随着铁路运力的不断增长，自有资金的总量会随之扩大。
5、其他融资
（1）信托计划。积极的探索市场化融资方式，如信托计划、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等新的融资领域。2001年以来，随着《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信托公司步入快速规范发展的轨道。信托投资公司通过发行“资金信托计划”这一直接融资工具，使社会投资者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创新方向。适于铁路建设资金筹集的主要是资金信托业务，它可以组织社会上大量的闲置资金运用到铁路建设中来。采用信托计划进行融资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资金成本较低且付息期限灵活，信托资金利率和付息期限由委托人指定，可灵活调整，而银行贷款一般为固定利率、按季付息，目前长期信托资金一般为按年付息；第二，手续简单、灵活方便，目前信托产品实行备案制，事先无需审批，只要委托人和受托人自主商定，事后备案即可。
通过信托计划所募集的铁路建设资金进入，其中长期资金可以由部直接拨付到项目上，到期后归还；短期资金参与铁路建设，资金的进出十分频繁，需要建立一个操作载体，并代表铁道部不断对外筹集资金，从而保持资金水平稳定，向建设单位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2006年，由中海油控股的中海信托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行一年期银信合作结构化信托融资产品，为铁道部募集30亿元低成本资金。另外，经国务院同意，部分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将开展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试点，投资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时，铁道部也将向保险资金定向募集项目资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多种形式的资本都逐渐进入到铁路投资领域。
（2）产业基金。投资基金是“集合投资、专家管理”的市场投融资工具。产业投资基金的一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集中投资、分散风险。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凭证等方式聚合分散的社会资金，以信托方式交由基金管理人集中投资，因此具有规模化投资特征。这种“聚合资金、集中投资”的效应，有助于突破某些产业在投资规模方面进入壁垒，同时也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为投资组合提供广阔空间。二是专家运作、专业保管。按照“经营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投资基金由富有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由信誉良好的银行等机构负责托管，基金受益人（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投资基金运作的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基金资产安全和高效规范运作。三是品种繁多、创新性强。投资基金可利用一切投资工具进行投资，是众多投资工具的组合，为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投资基金还可根据投资者不同的偏好进行投资工具的创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多种个性化需要。四是理性投资、运作稳妥。在资金运作层面上，投资基金作为由机构投资者进行的专家运作，通常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经营目标，投资行为较中小投资者更为理性。既有利于培育资本市场，也能够促使被投资企业规范其行为，促进被投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铁路融资的重点是建设项目的资本金融资，吸引各类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铁路尤为重要。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的市场投融资工具，能够为铁路项目筹集大规模的项目资本金。有利于降低铁路企业的债务率，减轻债务负担；同时也有助于提高铁路的债务融资能力，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未来经营的财务风险。产业基金的基本特征使储蓄能够转化为对产业的直接投资。铁路通过应用产业基金，可以将部分储蓄积累转化为对铁路项目的股权投资，既为众多的、分散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一条风险适中、收益相对稳定的有效投资渠道，也有利于扩大铁路的股权融资规模、优化融资结构。铁路产业投资基金属于封闭式基金，主要是对铁路非上市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差。建立基金在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至关重要，对吸引基金投资人、保障基金投资者的利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供选择的退出渠道有四种：一是被投资企业直接上市（IPO），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二是在与被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协议的同时，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事先约定由被投资企业回购的条件等内容；三是直接向其他投资者转让股权；四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实现退出。
四、我国铁路建设项目的融资风险
1、政策风险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最大风险是政策风险。铁道部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后，至今还没有其他相应的正式的文件或政策。铁路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收益周期相对较长，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过程中，利益主体如何协调才能形成多赢？尽管产业投资与资本市场相联系是其他领域惯用的资本退出机制，也是投资铁路的社会资本可探寻的一条道路，但是制定透明度高和可操作性强的公平规则，以及规则的约束和指引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新出台的有关政策，在融资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融资各个环节的操作风险。要根据政治、经济环境及市场的变化，适当调整战略，抓紧机会，调整债务结构，保持及增强项目的竞争力。
由于铁路的基础产业特征，建设成本巨大，铁路的债务利息、折旧、资本金规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铁路的经营效益，与净资产收益率关联度很高。各国在大规模建设铁路时，都会创造条件控制建设成本，国家或地方政府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无偿增予土地、减免税收等。因此，控制铁路建设成本既是社会资源有效运用的需要，也是推进市场化融资的必然要求，应遵循铁路建设的国际惯例，争取国家政策，控制融资成本。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利息额变化给债务性融资项目所带来的财务损失。我国的利率市场尚不完善，即使在近20多年来利率市场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利率也不完全是由市场机制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银行控制，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调整利率。近年来，利率的不断调整使铁路建设项目面临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利率变动对债务结构产生的影响和债务利率同收入利率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开发出浮动利率贷款和浮动利率债券。当市场利率下降时，会面临比较大的利率风险。另外，铁路建设项目的现金流量大，其现金流入主要为每天的客货运运输收入，由于现金流入是连续的，而现金流出（经营费用和贷款本息）是间断的，在同一时段内，必须支付高利率的负债利息，同时以低利率或零利率存入现金收入。利用外资的铁路建设项目，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主要来自于汇率变化对项目债务结构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及时分析利率走势，在利率水平较低的时候，锁定利率品种，规避利率风险。
3、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包括铁路运价和经营的双重风险。铁路运输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应该拥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包括一定的价格决定权和经营收益权。因此，国家放松对铁路运输业的价格管制，确立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将为铁路经营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国家放松对铁路的运价管制，既有利于铁路运输业的经营和发展，又有利于不同运输方式的公平竞争，更有利于统一的交通运输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形成。为铁路建设项目融资建立良好的市场化融资机制，有利于吸引社会向铁路注入资本，促进铁路行业的发展。由此可见，运价风险将对铁路的经营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从宏观调控的社会理性出发要求控制铁路运价、稳定社会物价；铁路运输企业从自身的经济理性出发要求运价调整到位，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状况。为将政府的社会理性与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改革现行的铁路运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改变铁路运价水平过低、运价结构扭曲、运价管理过度集中、运价形成僵化的状况，建立反映铁路运输产品价值、市场供求关系，体现保本、还贷、缴税、微利的运价形成机制。将国家对铁路运价管理由具体管理转变为总体水平控制，即国家确定铁路基本运价，并建立基本运价与物价指数联动机制，适时调整基本运价；允许铁路运输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上下浮动，运价浮动标准由铁道部制定，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赋予铁路在规定范围内的运价定价权与浮动权，从而实现铁路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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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论文篇2
东南亚金融风波的警示和国内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现实，增强了我国金融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意识，各金融机构都把清理金融资产、降低不良贷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上收信贷管理权限，纷纷实施集约化经营，将有限的经营资源集中调配使用，重点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和优质客户，对地市级分行授予少量的收回再贷款审批权限，对县级支行授予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抵押贷款审批权限。显然，这属于商业银行规避风险、强化内部管理而采取的理，但是当前也存在信贷资源集中的反面评判，认为这是商业银行的过度审慎行为，并因此而造成了借贷、对企业支持不足和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等一系列微观与宏观经济后果。不防套用前若干年的一个热点讨论：货币政策的一致性（consistent）和相机调节性（discretion），或者说是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还是多元目标的选择问题（Kydland和Prescott；对中国的讨论，参见谢平2001）；那么，在银行信贷层面上由此产生的两个政策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坚持风险管理的唯一目标（在此，体现为一致性目标和行动），还是既坚持风险管理，同时仍然要求“银行支持企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在此，体现为相机抉择或多目标）？如果选择多元目标，是否存在目标冲突，政策成本如何分担？
那么，具体地，信贷集中对当前的经济运行的影响究竟如何？应当怎样调整才能使信贷政策更好的服务经济建设？为进一步了解这一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后果，及时确定调整方向，减少负作用。笔者以山西省朔州市为典型，对现有信贷管理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营运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二、宏观周期与微观周期：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营运情况及特点
我们首先实证地观察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情况。
截至2001年3月末，朔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70725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581.9万元，增长3.4％。据对人民银行山西朔州市中心支行建立的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已登录的贷户资料分析了解：
朔州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3月末贷款余额在各行业的分布为：采掘业所占贷款余额为250886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35.47％；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贷款余额为178427.86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5.23％；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贷款余额为45345.19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银行贷款余额的6.41％；制造业的贷款余额为3044.3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4.3％；农、林、牧、副业的贷款余额为19432.64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75％；房地产、建筑业的贷款余额为15586.08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2％；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贷款余额为15093.53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2.13％；行政事业单位的贷款余额为2997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0.42％；其它行业的贷款余额为51005.95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7.21％；部分破产及配卡企业的贷款余额为98032.75万元，占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13.86％。
从贷款对象来看：去年以来在人民银行信贷咨询系统已登录的、且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万元以上借贷关系的企业约为300多户，累计贷款发生额为197340.8万元，占万元以上登录贷户发生额的98.5％。其中：信用度为A级上、贷款额度在千万元以上的优质企业为29家，它们多数从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总计贷款发生额为158902.7万元，占万元以上贷款企业总发生额的80.52％。这些大额贷款都是由省级及省以上金融上金融机构进行考察、评估、批准发放，市及市以下企业只负责向省及省以上机构进行贷款项目推荐，无权批准发放。因此，信贷集中于优质企业。
从企业规模分布看：朔州辖区内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神头第一、二发电厂三大国有大型企业仅占去年全市信贷咨询系统中与银行发生借贷关系企业数量的1％，而这三大企业从多家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却占去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贷款发生额的53.49％，其中：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去年以来就向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贷款83530万元，占已登录企业全部贷款发生额的41.6％，占千万元以上贷款企业发生额的52.67％。因此，信贷集中于大型企业。
从上述信贷资金运行情况可以看出：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资放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贷款权限向总行和省分行高度集中，基层行授权很小；二是贷款额度向少数垄断行业和优质客户集中；三是贷款投向向部分国有和大型企业倾斜；四是信贷对象基本趋同；五是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从表上可以看，宏观经济周期对信贷运行周期的塑造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一地经济结构必然决定该地区资金流向和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型。或者说，需求决定供给。从朔州市近六年来的经济运行及主要产品产量变动情况来看：
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煤电作为能源城市的支柱产业由于受周边煤炭市场及工业企业开工不足和国家产业政策、山西省限产压库政策的影响，地方原煤产量与销售率逐年下降，亏损日趋严重；电力行业呈现出前三年一路攀升，1998年因用电地区工业不景气发电量顿挫，后因经济回暖拉动发电量再次回升。而乳制品业、通讯业产品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逐年走俏，商品批零贸易业随着城市市场的繁荣呈现出购销两旺的势头，经营效益稳步提高。作为向企业提供主要融资渠道的银行业按照投入与产出、收益最大化原则逐步把效益较差的地方煤炭行业列入信贷投向的退出行业，把回升有望的电力行业、出口创汇、效益较好的国有大型企业�；�；露天煤矿作为信贷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把市场前景看好、经营效益高、有还贷能力的通讯、石油、商品贸易、乳制品加工等优质客户作为金融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针对基层行信贷工作中存在的地方行政干预严重，盲目放贷屡见不鲜，信贷资产质量逐年下降的实际，为规避信贷风险，提高系统经营效益，从1998年开始，将贷款管理权限上收到省一分行级，全面实行集约化经营。这是银行业在当前经济格局下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进行的理性选择。朔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3年来的经营亏损逐年减少的事实（1998－2000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结益分别为一43839万元、－26994万元、－23153万元）也恰恰印证了信贷资金双向集中这一操作方式在短期内的可行性。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周期（包括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周期）使银行信贷相应呈现周期性特征。但是，这是一种微观产品周期，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局部和一般均衡的动态描述都可以给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幅场景：企业在追逐超额利润而进入某一产品市场，其进入随之导致超额利润的平均化，最后实现均衡。问题是，中国的信贷市场是否符合上述经典周期性特征呢？答案一方面是肯定的，银行在追逐大企业、好项目的过程中，的确已经出现了信贷成本上升、进而净利润下降的情况（比如，信贷员为争取好客户不得不向客户提供某些超越信贷交易的便利，这些便利是必须计入银行成本的），成本持续上升会使信贷集中无法无限制扩张，最终实现某种均衡；但是，答案在另一方面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信贷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寡头特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陈磊2001）。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信贷市场的寡头特征持续延续，那么我们的信贷集中就可能不是一个短周期，而演变为一个长周期（因为竞争不能迅速抹平超额利润）。事实证明，我国的信贷萎缩和信贷集中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其长周期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一致性和相机抉择：信贷资金“双向集中”的经济政策含义
当前信贷管理体制下信贷决策基本上来自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和一级分行，市及市以下分支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自，也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经济实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信贷权利向上集中、信贷资金向优势企业集中在微观上层面是一种进步：它至少体现了商业银行的审慎风险管理行为，而“过度追逐风险”（overrisk－taking）一直是转轨经济国家银行业无法解决的瘤疾（参见世界银行对韩国、捷克的个案分析；WordBank2001）。因此，对于信贷集中不能简单否定。问题在于，目前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依然带有宏观经济意义，信贷萎缩和信贷集中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关于信贷集中对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参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课题组2000）。因此，我们在对信贷集中进行规范性分析（信贷集中好还是不好）时，有必要首先分析其政策含义。我们发现，信贷集中是商业银行自身风险管理单一目标的产物，带有动态一致性；如果因为其宏观经济后果而简单否定，必然造成信贷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多目标，既要规避风险，又要商业银行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必然造成多元目标的冲突。我们仍然以朔州个案证明以上命题。
（一）风险管理：信贷资金“双向集中”的直接体制性动因
贷款管理权限上收，资金供给向“大银行”高度集中，资金投向向“大项目、大企业”倾斜，对降低信贷风险、控制盲目贷款、集中资金保重点、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笔者了解到的现实情况看，信贷集中的直接动因还是商业银行规避风险、培育优质客户群的需要。
1.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符合银行资金集约化经营的要求。既避免了过去资金撒胡椒面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抓大放小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集中资金保重点。在扩大资金投放总量的基础上，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了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着力培育了一大批优质客户群，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了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从朔州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去年以来的信贷资金投向来看：一是坚持向交通、邮电、电网建设等基础行业倾斜，如市工行去年累计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5亿多元，使全市交通通讯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体现了“保重点顾一般”的原则；二是积极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市中行近3年累计向国家重点企业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发放流动资金贷款3.3亿元，占该行流动资金贷款总额的74.6％，充分体现了“三优先”的原则。这对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产业、产品政策和货币政策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扶优限劣，集中资金保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效益好的产品有很大好处。
2.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有利于减少贷款投向失误，防范金融风险。前些年信贷审批权在县（市）支行一级，由于基层信贷部门政策水平有限，对上级行信贷原则的理解有时出现偏差，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银行企业经营的软约束，企业不考虑长远利益，一哄而上搞重复建设，导致基层银行盲目放款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信贷资源的粗放扩张使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风险。据统计：1997年末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02861万元，占国有商业银行总贷款的28.68％。而近年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上收贷款审批权限，集中贷款审批额度后，贷款投放真正体现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银行集约化经营程度明显提高，经营效益逐步改观，有利于上级行在更大范围内调整信贷资产结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从而提高金融资产质量，降低金融风险。
3.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有利于在短期内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当前商业银行放款标准主要强调的是短期的现金流量和效益改善，由此带来的利息收入能短期内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并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从2001年3月末朔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来看：一至三月份朔州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盈利686万元，比去年同期多盈利3097万元。其中：朔州市中行系统、建行系统扭亏为盈，分别盈利1750万元和832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1927万元和887万元；市工行系统、农行系统虽分别亏损1442万元和454万元，但比去年同期各减亏102万元和432万元，分别下降了13.13％和48.7％。
4.信贷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集中，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克服行政干预；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变经营观念，加强成本核算，提高盈利水平。资金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其他投入一样具有稀缺性。贷款权限上收无疑会增强企业资金约束，促使企业加强资金成本核算，努力提高资金利润率。企业只有转变经营观念，狠抓产品经营，挖掘市场潜力，提高经营效益，才能取得银行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形成投入出效益、效益保投入的良性循环。过去曾出现过“行政定盘子，企业铺摊子，银行拿票子”的现象，政府办银行色彩较浓。企业每年年初找经委、财委，要求相关部门出面向银行发请函，召开银企座谈会、协调会，动员银行为企业生产注入启动资金，年终企业又跑政府向银行要安定团结贷款、工资贷款、还欠贷款。现在银行贷款权限上收后，决策权在上级行，企业知道找政府、经委也难在当地银行协调到资金，只有踏踏实实、开拓创新，努力把生产搞上去，把产品市场拓宽、把经营效益搞好、把企业信誉提高，才能取得银行的信任，才能在市场站稳脚跟。因此，企业普遍认为：转变经营观念，挖掘内部潜力、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才是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同时，贷款权限上收后，基层行也有了回旋余地，避免了国行政干预而造成的不良贷款，有效地规避了信贷风险。
（二）增长、激励和系统性风险：信贷资金“双向集中”的负面后果
信贷集中在顾及商业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同时，也对中央银行信贷政策（窗口指导）传导、银行自身操作人员激励机制和长期系统性风险的规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不利于中央银行货币信贷政策传导。为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商品供应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央银行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封闭贷款的管理办法》，并采取调高县以下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引导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等措施。对人民银行这些指导性政策措施，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照此指导意见办理，对产品有市场、有前景的亏损企业的封闭贷款，各家银行持消极被动的态度，有的行根本不贷，各商业银行上级行对基层行发放贷款控的过死，基层行只有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抵押贷款权限，几乎所有的其它贷款发放都要报经上级行逐笔审批，特别是近年推行的汽车、住房、教育、高档商品等扩大的内需、刺激需求方面的消费贷款政策，在基层支行贯彻落实受到了严重影响，形成货币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不够协调，商业银行基层行只考虑每笔贷款能否得到上级行批复，无法考虑信贷结构调整，或通过信贷手段引导国民经济调整，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据对朔州市消费贷款、小企业贷款调查了解：截至3月末，全市共发放各类消费贷款6039万元，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贷款余额的0.85％；小企业贷款占346732万元，为全市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39.1％。其中：个体及私营企业贷款仅为1550万元，占全市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0.17％，由此可见，国家有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开展消费信贷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而是形成了传导不畅或与经济发展脱节。
2.资金供给渠道的高度集中，造成企业审贷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贻误商机。据对朔州市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限及审批程序调查了解，中长期贷款全由四家商业银行省分行考察、评估、批准发放，500万元以下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虽说实行规模管理，但据调查了解：截至目前各省分行都未按年或按季为二级分行核定本年度的贷款指标，只有各地市行将辖区内申请贷款的企业资料上报了省分行，在批准放贷的同时，才将放款的规模一并下达到地市分行，至于500万元以上的流动资金贷款授权都在省级分行，地市分行收回贷款后，其指标省分行全部上收，企业申请再贷款程度和新贷款基本一样。对新开户企业贷款更是特别困难，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和地方都提出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过去没有贷款的企业或新组建的企业需要信贷支持，而上级行对基层行所管的企业一般只有上年的企业资料，没有新申贷企业资料，理所当然也就无法得到信贷支持，基层县（区）支行只有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抵押贷款权限，其它贷款均需逐级上报审批，企业申请一笔50多万元的贷款，先由信贷员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相关资料，写出书面报告，交支行审贷委员别或审贷小组）集体审批。支行一般每周只开一次审贷会，若人数不齐，得事后补签，或延期到下周办。上报后，又是一轮信贷员、科长、审贷委员审批，最后报省分行上审贷委员会审批，如农业银行省分行审贷委员会还得派出专人到地市进行实地考察、评估、然后再上会研究决定。这样折腾，一笔贷款从企业申请、县支行收集相关资料，再逐级上报上级行，到贷款发放最短也需6－7个月，企业等拿到贷款，市场信息与经济运行的实际已发生变化，商机大失。如朔州市煤炭运销公司，原一直在某行开户，经营效益较好，对贷款能按期还本付息，但在2000年5月归还了该行1300万元贷款后，上级行当月收回了此指标，企业再申请贷款时又重新按程序逐级上报，报到省行后，省行认为煤炭为信贷投向退出行业，申请贷款不予批复，造成煤炭运销公司生产经营缺乏周转资金，也使该行失去了一家守信客户，反过来也贻误了该行的信贷贷商机。
3.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责权利不统一，有报基层信贷员的积极性。贷款指标由上级行管理，大量的贷款向“大企业、大项目”倾斜，审批权在一、二级分行，而整天与众多企业打交道的基层行只有申报推荐权，没有决策权，即使有授权也只是10万元以下的质押贷款。其它贷款均需逐级上报审批。可是，贷款一旦发放，基层行的信贷员就成了贷款第一责任人，如果出了风险，信贷员就得下岗限期收回贷款，谁还愿意去当信贷员�；�；第一责任人？如在农业银行朔州市牛舍区支行开户的平鲁区凡水沟联营煤矿1995年该行贷款3笔，金额18万元，贷款方式为质押，1996年因矿井大面积起火，矿井报废，企业破产，贷款沉淀，其贷款责任人受到牵连，被扣除6个月责任目标津贴。其它相关人员工资收入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因而多数信贷人员深感信贷工作责任重大，普遍存在“慎贷、恐贷”的心理，对发放贷款积极性不高。
4.资金供给渠道与贷款投向的“双向集中”导致信贷对象过于狭窄且严重趋同，潜在系统性风险相应增加。据人民银行朔州中支信贷咨询登记系统资料显示：2000年3月以来，全市获得贷款的企事业单位共311户，仅占已登录实发卡和配卡企业数的14.33％，其余85％以上运行基本正常且可能有贷款愿望的企业未能得到贷款，这就造成企业间资金状况苦乐不均，相当部分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资金非常紧张，而少数企业获得的贷款超过了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将信贷资金投向了非生产领域。据对朔州辖区内的平朔露天矿、神头一、二电厂三大国有企业获得贷款情况了解，这王大企业向境内多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计贷款达378375万元，占全市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53.49％，且这些企业都有把资金投向自办第三产业的现象。金融机构这种竞相把贷款投向“大企业、大项目”，而且客户群体严重重叠趋同的现象，从单个金融机构来看，这些客户不会发生流动性问题，有利于金融机构规避风险。但从金融机构总体看，金融部门信贷投向和客户群体高度集中，潜在系统性风险相应增加。如朔州市金融机构过去纷纷都将信贷资金投向辖区的支柱产业；煤炭行业，近几年，山西煤炭由于受周边煤炭市场的冲击，销售不畅，积压严重，再加上1999年省政府为提高煤价，减少煤炭积极压自燃造成的资源浪费，对生产规模小的乡镇及部分县办煤矿关停并转，使全市国有商业银行7亿元多元贷款出现周转困难，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形成风险，对辖区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带来了大量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符合“短视理性预期”（myopicrationalex－pectation，参见Sargent1987），即过度考虑当前风险规避，没有充分前瞻地认识今后的风险集中问题。
综合分析以上信贷资金双向集中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将资金供给向“大银行”集中，资金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倾斜的信贷管理操作方式在短期内对规避信贷风险，提高银行经营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银行实现经营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任何一种选择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永远正确。因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银行目前信贷投放中评选出的优质客户只能讲其在近期内经营效益良好，有较强的还贷能力，但随着企业发展周期中高峰的过逝，随着周边环境的变迁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逐步调整以及加入WTO后世界经济的冲击，现在的优势也许将来会为劣势，目前的优质客户将来可能成为劣质客户。前期朔州市煤炭行业由于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和周边煤炭市场的冲击，县以下小煤矿纷纷关停并转，给银行造成大量无法挽回经济损失的事实恰恰应证了这一论述。因此，从长远经营来讲，资金供应渠道与贷款投向“双向集中”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必然会造成资金投向“点面脱节”，资金流向与经济增长需求错位，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群严重重叠趋同，潜在系统性风险增大，因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严格按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微调现有信贷管理方式，下功夫着力培植一大批具有自身特色的优质客户群，分散信贷风险，提高经营效益，才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长久性最佳选择。
四、政策建议：市场化原则下的“长期一致性”选择
以上个案分析显示，信贷集中是商业银行的理，必须得到决策当局的尊重。但是，信贷集中从长期看，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激励机制建设，造就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利于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从理论上看，我们不能简单采取压迫商业银行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否则将造成行政干预、商业银行再度陷入不良资产增量的泥潭和高的道德风险，这显然不符合国有银行商业化的基本改革方向。因此，相机抉择式政策是不可取的。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政策，设定利益导向，使商业银行自愿地分散信贷资源配置润时，继续坚持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促使其改变信贷决策上的短期理，以降低长期系统性风险；另外，决策当局必须打破信贷市场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寡头局面，促进市场的竞争性，缩短微观信贷周期。以上手段可以归结为市场化的“长期一致性”政策选择，换句话说，鉴于商业银行是金融机构中最脆弱的环节，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唯一的主题，其他政策目标必须且只能依靠诱致性（非强制性）制度创新来实现。具体建议如下：
1.中央银行要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各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消费信贷，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对商业银行信贷过度集中行为及时进行预警预报。一是中央银行应根据《关于开展个人消费贷款指导意见》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规划，牵头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个人客户信用信息系统，把个人信用历史记录、职业生涯并与储蓄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登记等结合起来，制定个人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实现全社会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还要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信贷管理体制，在规范管理、开拓创新、优化服务上做文章，在继续办好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当前国内外消费潮流，分析大众消费心理，积极探索新的消费信贷品种。尽快建立中间担保机构，为一般居民提供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贷款担保，促进消费信贷业务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中央银行要引导商业银行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信息中介作用，及时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品、市场、经营管理、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把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现有贷款结构的调整力度，对有市场，预期经济效益可观的中小企业合理信贷资金需求予以适当的倾斜，努力规范信贷管理，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力度。三是及时对商业银行信贷过度集中行为进行预警预报。首先要严格要求各家商业银行按照资产负债管理要求，控制信贷集中的风险，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信贷过分集中行为提出道义劝告；其次要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已经建立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作用，定期对银行贷款投向进行分析，对系统性或区域性的信贷集中进行预警预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对信贷集中进行控制。
信贷政策论文篇3
关联交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关联交易将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的内部交易，减少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资产营运效率，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集团来说，尤其如此?鸦另一方面，由于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由关联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容易成为规避税赋、转移利润或转移资产等非法行为的挡箭牌。在我国，一些企业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法律法规虽不禁止关联交易，但是要求企业应当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提高企业关联交易的透明度，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公平的关联方交易发生。
在界定关联交易之前，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关联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以列举法的形式对关联方进行了界定：在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本准则也将其视为关联方。其中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决定这些决策。关联方的形式主要有：
母公司、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鸦受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关联交易即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主要形式有：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如设备、建筑物、股权等；提供或接受劳务；销售货物、签订合同；租赁；提供资金，包括现金、权益性资金或实物形式的贷款等；为获得借款、履行买卖、劳务合同等所提供的担保；管理方面的合同；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使用商标、技术、专利等方面的许可协议；支付关键管理人员报酬等。
二、客户关联交易对银行信贷的主要影响
（一）信贷集中性风险
目前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制度以及多数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都规定了对单一客户（包括其关联企业）的最大贷款或授信比例，银监会也了《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以控制对单一客户信贷过度集中的风险。但在目前关联方关系比较普遍、隐蔽、繁杂的情况下，很难区分关联贷款，增加了控制的难度。而且我国多数银行都实行分支行体制，分支机构遍布各地；目前银行的客户信息系统又不十分发达、健全，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同一银行的分支机构与同一企业集团的关联成员之间的交叉贷款、重复贷款现象。由于关联企业之间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关联性，整个债务链十分脆弱，一家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企业集团的贷款安全受到影响。
（二）经营风险的传递
在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关联企业的经营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其资金、技术、人事等业务主要依赖于母公司，一旦母公司经营发生变化，其本身的经营也将受到很大影响。关联企业的经营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往往与相关联方提供配套服务或上、下游产品，关联交易在其经营中占很大比重。一旦关联方发生变化，相互间的交易受到影响，其经营就会产生很大波动。
（三）财务信息不对称风险
由于关联交易在企业集团的业务活动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企业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关联交易来调整、控制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财务信息就很难做到真实、公允，具有很大可塑性。而且，目前不少企业在关联交易的披露上都极不规范，存在很大问题。例如，不少企业在关联方及交易的性质、形式等方面披露不细致?鸦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关联交易对企业的影响等问题分析不透彻；只披露主营业务事项，不披露资金占用、资产重组、资产租赁等事项。这样，就很难对企业财务状况做出准确判断，由此就影响了银行做出信贷决策的准确性。
1．虚增资本。一是高估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虚增资本。关联企业之间的投资有时是以非现金形式投入的，在这种情况下，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就会影响企业资本的真实性。很多投资方在以固定资产、设备、技术、商标使用权等投资时，往往高估资产价值，从而虚增了企业的资本。二是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投资、参股，使得双方的资产和资本都出现了虚增，影响了对企业资本实力及资产规模的正确判断。
2．虚增资产。在进入正常的经营阶段，关联企业之司的资产重组、交易也较为频繁。例如，有些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大大高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将商标权、专利、技术及其他资产出售给上市公司，或抵偿对上市公司的债务。一些企业的母公司也是通过高价向子公司出售设备、技术等，虚增了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3．虚假利润。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粉饰财务报表是关联企业常见的做法。关联交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交易价格的可控性和非市场性，从而使得关联方之间可以通过不合理的转移定价调节利润，改善财务状况。一是在服务供给环节，例如上市公司以较低价格从其母公司或其他关联方购入服务，又以较高的价格向母公司或其他关联方出售服务，虚增了利润。二是通过资产重组，调节利润和财务状况。常见的方式有：母公司通过以优质资产置换子公司的不良资产、高价购买其债权、承担其费用或债务、支付资金占用费等，调控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另外，关联企业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彼此发生大量的应收应付账款，可以提前或延后确认相互间的债权债务，都会影响对其财务状况的分析与判断。
（四）关联公司担保的风险
关联公司担保的风险主要是保证人的履约能力问题。在保证担保情况下，借款人的保证人为其母公司或其他关联企业，由于这些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以及财务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当借款人不能偿还债务时，为其担保的关联方也陷入困境，丧失赔偿能力。
（五）破产、清算程序中侵害银行利益的关联交易
有很多企业在破产清算前，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转移资产、利益，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例如，破产企业在破产清算前向关联方分配、无偿转让资产；以较低价格向关联方提供服务?鸦对原本没有财产担保的关联方债务提供担保；提前清偿关联方债务；放弃对关联方的债权或怠于行使债权等。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会减少债权人的可分配资产。
（六）关联企业重组中的道德风险
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产、债务重组及各种形式的改制，蓄意逃废债务，在实践中也屡见不鲜。常见的形式有：通过破产逃废债务?鸦通过企业分立，将债务留在原企业，悬空债务；抽逃优质资产、资金组建新的企业，将不良资产留给原企业，并由其承担债务，达到“金蝉脱壳”的目的。
三、防范客户关联交易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了解关联方关系、关联交易及其影响，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
第一，理清关联方关系。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存在控制关系的情况下，关联方如为企业，无论他们之间有无交易，都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披露以下事项：企业的经济性质或类型、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其变化?鸦企业的主管业务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但有些企业并不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有关内容。为此，要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关联方关系，如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企业会计报表附注；企业的合同、章程；企业业务往来的合同、协议、交易信息；要求企业提供关联关系的资料等。同时要对企业所在的企业集团的经营、财务状况进行总体的调查了解，以分析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风险、关联企业的担保能力等。另外，要注意收集、保存关联企业的资产、账号、股权分布、法定地址等情况，以便将来因企业违约引讼时，采取快速的资产保全行动。
第二，了解关联交易的实质及影响，认清企业财务及经营状况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了解关联交易的性质及目的，分清正常的关联交易还是非正常的关联交易，交易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套取贷款、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等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其次是对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及影响进行调查了解，例如交易的金额或比例、定价政策等。最后是运用关于关联交易会计处理的有关规定和做法，对企业的业务收入、利润、资产、资本等进行重估，挤干水分。
（二）在企业破产、重组过程中保全债权，防范企业的道德风险
一是要加强贷后检查工作，了解关联企业资产、债务重组动态。尤其要关注企业重组、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公告，及时申报债权。二是依法参与借款人在兼并、破产、改制过程中的债务重组，参加破产企业的清算、处置工作，最大限度保全银行的债权，防止借款人借改制、重组之机逃废债务。三是在借款人合并、兼并、分立、合资、联营前，应要求其清偿债务、提供担保、或由变更后的主体签订新的借款协议，落实贷款本息偿还事宜。四是充分运用《合同法》、《担保法》等有关债的保全制度，依法行使撤销权、代位求偿权，阻止借款人放弃债权或无偿、低价转让债权、财产等有损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恢复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五是对于在借贷活动中通过违规关联交易骗取贷款、逃废银行债务等造成贷款重大经济损失的借款人，要及时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借助司法、执法部门的力量尽量挽回损失，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规范关联公司担保业务，确保担保的法律效力
首先，应通过贷前调查、核保等过程，来确定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是否存在相互担保的行为。对于确属关联担保、尤其是公司为股东担保的，则要审慎处理。关联担保虽有一定缺陷，如不能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等，但其最大好处是可以防止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转移资产、利润来逃避债务。因此，在具体实务中还是可以接受关联担保的。一般情况下应要求企业较高层次的控股公司（至少是母公司）来提供担保。
其次要严格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各种担保手续，落实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要审查担保是否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章程是否明确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对外担保，担保是否经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如股东大会等决议通过，简言之，就是担保是否经合法授权。审查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担保决议是否由符合法定人数的股东或董事表决通过。为避免欺诈行为，应要求担保人出具附股东或董事签名、且印章齐全的决议，必要时送律师、公证机关予以见证或公证。对于涉外担保，如外资企业与其母公司之间的担保，还需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必要时由担保人所在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信贷政策论文篇4
（三）贷款风险加大。棉花收购企业资产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薄弱，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差。而在全市场化销售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老板的风险偏好较重，容易赌后市，一旦把握不好出现较大亏损将会危及农发行贷款安全。
二、应对措施
（一）密切关注棉花市场的变化。在棉花收购开始前，做好棉花生产形势的调研工作。对棉花种植面积、产量及成本、收购价格进行不间断预测。对辖内参与收购企业的数量、能力进行分析，全面了解具有贷款准入资格的企业。在收购过程中，应随时了解市场行情、企业收购加工状况，及时研究分析市场波动、企业经营销售变化情况和应对措施办法，把好收购、加工、销售过程的各个风险关口，合理确定农发行信贷资金投放进度。
（二）严把客户准入关口。按照农发行“五好”标准即老板好、体制好、经营好、管理好、信誉好对企业进行全面评估，特别对企业老板的人品、经营理念和风险偏好、企业对当地棉花收购市场的影响、配合农发行监管与合作的诚意、履行社会责任等认真考察，同时对企业参与收购资金来源，是否参与民间借贷或对外担保等情况作出综合评判，确保贷前对企业贷款风险作出全面评估。
（三）完善和创新风险防控措施。一是落实当地实力较强的企业作为担保单位，同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与农发行签订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二是在企业固定资产应抵尽抵的情况下，对企业自有资金及农发行贷款形成的棉花库存办理浮动抵押。三是在棉花收购贷款管理中探索引入第三方监管手段。四是对企业收购贷款形成的全部棉花库存从籽棉环节开始办理以农发行为第一受益人的全额保险，保险金额、时间覆盖贷款本金和贷款期限，实现保险“全过程、全额度、全期限”覆盖。五是谨慎、从严把握第二还款来源。
信贷政策论文篇5
二、国际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
小额信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亚洲、南美和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推广，在解决微小企业和贫困农户融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小额信贷成功的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一)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是各国政府的共识。实践表明，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并给予法律保障是促进小额信贷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小额信贷大多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和支持手段。孟加拉政府一直向格莱珉乡村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即以4％－5％的利息提供的贷款累计超过50亿达卡。法律支持是允许银行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政策支持是对银行提供免税的优惠政策。
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表现在宏观政策和财务两个方面。AIM在1986年发起时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的研究性项目，到1997年，该机构已经在马来西亚13个州建立了35个营业所。AIM从1986年建立到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为该机构无偿提供了2700多亿吉林特的财政拨款，以作为机构运行费。目前，AIM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
(二)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是各国的基本做法。目前，世界各国的小额信贷存在多种模式，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模式、正规金融机构模式、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紧密联系模式、社区合作银行模式、村银行模式和部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等。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小额信贷发展模式是各国的基本做法。而各国在选择小额信贷发展模式时，均充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模式、经济体制、金融发展状况等国情。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穷且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半数的人是文盲。多年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每年给孟加拉国的各种低息贷款和捐赠达20亿美元，但这些项目成功率极低。由于孟加拉国的金融实力有限，无力支持广大的农村地区，这样民间自发的非政府组织模式就成为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的主导模式。格莱珉乡村银行模式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小额信贷的例子。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利息收入。孟加拉乡村银行坚持股份制私有化经营。通过自身运营来解决资金问题，摆脱了受制于政府和国际援助的情况，保持了自主经营权，这样就能灵活地进行组织和信贷产品的创新，为农民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二是来源于孟加拉的小额信贷批发机构。具有合法非营利公司身份的孟加拉农村就业支持基金(PKSF)成立于1990年。该机构以扶贫为目的，通过扶持和资助小额信贷组织来实现其社会目标。通过与小额信贷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再由这些小额信贷组织向农民提供贷款来间接实现扶贫目标。它的成功是以良性的资金运作为支撑，还得益于正确的市场定位和批发机构的扶持。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发展不足，这样政府就成为小额信贷的发展主体，他们大多选择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模式。印尼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BRI-UD)是正规金融机构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其下设地区人民银行、基层银行和独立营业中心。独立营业中心是基本的经营单位，实行独立核算，可以自主决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机构内部建立激励机制。2003年11月，BRI在印尼成功上市，并同时在美国证券柜台交易市场挂牌交易，迄今为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盈利能力的小额信贷网络。
(三)高利差是国际小额贷款的共同特点。严重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质性成本与风险、非生产性惜贷这四种特殊性而产生的高成本，是小额贷款机构在农村发放贷款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也使其难以获利。地方性金融机构往往因资金不足或为保证贷款偿还率，不能给当地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印尼政府在1983年6月实施了利率市场化改革，BRI可以自主制定利率。同时，BRI村银行提供了一系列针对目标客户的储蓄产品来吸收资金，推出高利差的存贷服务产品，保证了利润，克服了其他金融机构面临的困境而得以持续发展。
低利率可以帮助穷人获得贷款的观念已经被多年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这不但不能实现财务的可持续性，还会给贪污、寻租以可乘之机。印尼实行利率市场化政策的贷款年利率通常在20％-40％，孟加拉乡村银行贷款的年利率在20％左右，玻利维亚阳光银行的贷款年利率通常是47.5-50.5％。小额信贷运作成功的一些国家的现实表明，高利率贷款的需求极为旺盛，这也说明在资金稀缺的农村地区资本的可得性比低利率更重要。而且，贷款利率较高，使得较富裕的非目标群体不会产生排挤目标群体的动机，这样，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才会有机会获得贷款。同时，高利率足以覆盖成本，获得较高的利润，这也是印尼BRI村银行很好地实现了财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
(四)商业化运作是国际小额信贷机构的普遍选择。小额信贷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ofmicrofi-nance)，指小额信贷机构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商业化的运作与管理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中国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具有福利性质的扶贫工具，不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更不用说盈利了，隐含于这种看法背后的观点是：小额信贷以国际机构援助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为了保持小额信贷业务进行，要有源源不断的捐助资金的注入。而依赖慈善资金的不断注入是不可能的，因而小额信贷进一步扩张的前景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一些国家的小额信贷通过商业化运营为事实，改变了人们的理念。小额信贷机构作为独立的信贷主体，能够创造足够收入，以弥补资金成本和其他相关成本，包括填补因呆账造成的损失。在这一方面，孟加拉、印尼及拉美的小额信贷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发展中国小额信贷的政策取向
(一)建立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从机构内部因素看，建立明确的员工业绩考核、激励惩罚制度，加强对小额信贷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这些人员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一套完整的以业绩考核为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业绩水平直接决定着员工的收入层次，从而在员工之间形成较强的相互竞争关系。这些激励约束机制的成功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这些国家普遍较小、监管半径短，日常层级监督与跨级巡视监督所形成的密集而交叉的监督体系，具有较强的组织保证作用。二是高度重视商业可持续利益的约束作用。如BRI规定，村银行设立后若18个月内不能最利，则必须关闭或转移到其他地区；孟加拉乡村银行则强调总部不对新设分行提供资金，新设分行必须一年内即能盈利。
(二)给予民间小额信贷机构更多的政策空间。需要改变对小额信贷定性和定位的认识，明确小额信贷的金融属性和功能，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考虑小额信贷发展的意义。建议给予小额信贷机构更多的政策空间。第一，使小额信贷机构合法化。纯粹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在民政部门注册；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第二，人民银行确定利率上限，在此基础上对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给予更大幅度的定价权。第三，适当放宽小额信贷机构的融资渠道，在坚持本地“只存不贷”的原则下，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第四，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通过税收减免或税收返还等政策，保证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另外，目前中国贷款损失核销制度缺乏灵活性，与小额信贷业务金额小、笔数多的特点不相适应。由于无法及时核销损失，使得银行在不良贷款“双降”考核机制下，对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心存顾虑。监管、财税部门应研究完善支持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的配套政策，如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损失按一定比例税前核销，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等。
(三)利率的市场化要与实现其他条件协调进行。世界上很多小额信贷项目半途夭折都归因于经营亏损，无法持续发展。要使参与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能够可持续发展，利率市场化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制定一个较合理的利率水平不仅对于发展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扭曲的现状。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单一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并不能解决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问题，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诸多前提条件，尤其是宏观经济稳定的背景和对金融机构实施充分及审慎的监管。若只是简单提高利率水平可能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加剧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恶化。印尼小额信贷机构运作的成功，与其利率市场化是建立在完善的监管和激励前提下是分不开的。若只一味地照搬其模式而不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背景，那失败是必然的。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许多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不能被普遍复制和推广之原因所在。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尚处在不完善阶段，许多法律法规还在出台过程中。面对不成熟的环境，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有一段路要走，急于求成是不可取的。
(四)转变政府的支持方式，保持可持续发展。国外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单个小额信贷机构一般需要5～8年才可达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只有一定数量的小额信贷机构达到可持续发展阶段之后，政府才会考虑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小额信贷法规来规范、管理和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中国自引进小额信贷开始试点以来至今仅10多年，小额信贷中国化的过程尚未完成。为了促进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增加贫困农户的贷款机会，建议政府转变对小额信贷的支持方式，从为小额信贷的用户提供利息补贴，转为对能够为低收入用户持续地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补贴或低息贷款，帮助成长中的小额信贷机构改进信贷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和进行产品创新的能力，尽快成长到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信贷政策论文篇6
目前，我国造船业的发展既存在优势也面临困难。从优势来看，一是我国造船业技术力量较强，管理水平较高，不仅可以建造一般大型船舶，而且能够建造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造船的质量和服务都能满足船东的需求。二是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造船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三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船舶出口得到了政府在出口退税和出口信贷等方面的支持。我国造船业虽然与韩国、日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发展速度快，潜力巨大，发达国家的不少船东预言，未来世界船舶建造的主要市场将转到中国，中国很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从面临的困难看，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造船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世界船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市场船价降低，我国造船成本提高，船舶出口难度加大。船舶出口如不能保持稳定增长，或者出现下降趋势，势必极大地影响造船业的发展，并将对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支持造船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我国船舶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使我国早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造船和船舶出口大国。
二、借鉴国际经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主要利用出口卖方信贷支持我国船舶出口的同时，借鉴国际同类机构的通行做法，为我国船舶出口提供了出口买方信贷支持。向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是国际上通行的船舶融资方式。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贷款相比，买方信贷具有期限长、利率低等特点，为造船企业、船东和融资银行所普遍接受。去年11月和今年4月，我们先后向挪威索莫盖斯有限公司和温特盖斯有限公司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支持他们从我国进口四艘8删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和两艘1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反响很好，受到出口企业和国外船东的欢迎，这两笔贷款成为我们运用买方信贷支持我国船舶出口的有益尝试。
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向购买我国船舶的外国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可以增强对船东的吸引力，提高我国出口船舶的竞争力。国外船东、船舶融资和中介服务机构普遍看好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他们希望能够在为船舶及相关贸易提供融资与服务方面加强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合作，并得到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我们向挪威斯考根海运集团提供买方信贷后，在国际上引起积极反响，一些国际知名船运公司和船东对我们向船舶出口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服务很感兴趣，纷纷前来咨询，表示愿意探讨具体的合作项目。事实证明，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能够有效地增强我国造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让国外船东作借款人，可以解决国内造船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和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从船舶建造到出口收汇，整个过程所需资金量大、占用时间长，如果单纯使用出口卖方信贷，会加大船舶制造和出口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承担一定的出口收汇风险。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也增加了船舶出口企业持续获得贷款和担保的难度。出口买方信贷免除了由造船企业直接承担的长期负债，不仅可以改善国内船厂的资产负债状况，解决他们贷款难及寻求担保难的问题，也解除了企业船舶出口后存在收汇风险的后顾之忧。
中国进出口银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有不少有利条件。首先是所需外汇资金有保证。建行初期，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外汇营运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曾通过为国外银团贷款提供担保的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现在，国家外汇储备比较充裕，作为支持资本性货物出口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通过购汇等方式补充外汇营运资金，因此，运用买方信贷业务支持船舶出口所需的外汇资金来源充足。其次是贷款风险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中国进出口银行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船舶出口融资业务，对中国船舶市场和造船企业的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与国外著名船东和融资机构也有比较广泛的联系。目前，我们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船舶出口信贷风险管理制度，船舶贷款的信贷资产质量也比较高，不良贷款比率低于其他行业的水平。在对船舶出口提供买方信贷时，我们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强对借款人、担保人的信用评估，控制和防范船舶建造风险。可以说，我国运用买方信贷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各方共同努力，买方信贷应该也能够在我国船舶出口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船舶出口融资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同时发挥出口卖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的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进一步加大对船舶出口的支持力度。
三、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几点意见
中国收支口银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事情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要在总结履历的基础上，接纳确切有用的步伐，加速生长这项业务，加大使用买方信贷对船舶出口的支持。
一是充实使用中国收支口银行政策金融业务品种齐全、功效壮大等上风，为船舶出口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凭据企业的须要，在船坞交船前我们可提供出口卖方信贷，同时提供所需的如约和预支款等保函服务，餍足企业在制作船舶中对资金的需求；在交船后凭据船东及保证情况，或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或一连提供出口卖方信贷，使造船企业和船东得到全方位的融资服务。我们勉励造船企业积极使用出口买方信贷要领举行融资。
二是进一步增强与外洋有关金融机构的交换与相助，为国内船舶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方便。中国收支口银行可以使用自身上风，请外洋金融机构一连为我行出口买方信贷提供保证，还可使用这些机构恒久从事船舶融资的履历，借助它们普遍的客户网络，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相干信息。另外，对接纳外洋船用配置和质料、在中国制造并出口的船舶，可探究由中外双方分别提供出口信贷，举行团结融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思量开展使用外洋买方信贷入口外洋造船配置的转贷业务，以支持国内造船企业更新配置，前进造船本事。要议决上述普遍的相助与交换，扩大我国船舶制作项目订单的源头，为国内船舶出口企业夺取更多的市场时机。
信贷政策论文篇7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断完善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周小川，2014）。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包括传统的“货币观点”和非传统的“信贷观点”，“货币观点”将利率以及利率影响的资产价格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信贷观点”强调银行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从信贷供给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进行研究，以加深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认识。银行信贷供给受到自身经营以及借款方信用水平两方面的影响，前者在理论上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Bernanke & Gertler，1995），对后者的解释现有理论包括资产负债表渠道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论。
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提出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变化会影响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从而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并进一步传导至实体经济。Bernanke等（1996）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摩擦，借款人的资产净值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溢价，但借款人资产负债表具有顺周期的内生性变动，这导致最初的货币冲击通过信贷市场放大，表现出金融加速器机制所导致“小冲击，大波动”现象。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角度，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角度观察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现有的理论研究显示，我国作为转轨经济体，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在经济中并存。国有企业由于存在政府的隐形担保以及更好的银企关系，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在获取信贷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由于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获取信贷资源时的不同地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可能表现出一定特征。本文从现有理论出发，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一方面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性；另一方面检验我国资产负债表渠道所表现出的特征。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 文献回顾。Bernanke等（1988）提出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观点”，他们通过放宽传统理论关于债券和银行贷款完全替代的假设引入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为这一研究领域奠定理论基础。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将信贷渠道划分为银行贷款渠道（Bank Lending Channel）和资产负债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银行贷款渠道从银行自身经营限制以及监管约束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商业银行自身的规模、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融资能力、外部的监管以及行业竞争水平等都会导致银行贷款供给的横截面差异（Olivero et al.，2011）。相对于银行贷款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从信贷需求方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变化对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兴起成为将各种金融市场摩擦融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框架的理论媒介和有力工具。在信贷市场中，信贷需求与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信贷融资成本，导致融资方的外部融资溢价。Bernanke和Gertler（1995）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净值以及其他财务指标可以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溢价。由于企业的净值等财务指标与货币政策状态相关，比如对于重资产行业，货币政策紧缩期，利率上升会大幅降低企业资产净值，从而减少企业净值用于降低外部融资溢价的作用，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因此货币政策变化会通过影响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影响银行对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传导至企业的资本支出。这一机制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Bernanke等人（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与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Bernanke（1996）通过金融加速器理论揭示出信贷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所表现出的“小冲击，大波动”现象。金融加速器理论着眼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阐述了信贷市场不完美性导致货币政策变化通过信贷市场状态的改变被加剧和传递的机理。王立勇等（2012）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梳理，认为现有“金融加速器”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新凯恩斯理论为基础，从传统BGG模型出发对金融加速器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进行研究；第二类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从RBC模型出发对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检验；第三类主要采用不同计量方法研究金融加速器的具体效应。
在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方面，许多学者利用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Bougheas等，（2006）采用英国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特征会影响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企业银行融资相对于其他外部融资以及总融资的占比。朱新蓉和李虹含（2013）采用我国2007年～2013年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与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状况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研究认为我国企业层面的现金流状况与企业的投资相关性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显示，我国作为转轨经济体，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在经济中并存。国有企业由于存在政府的隐形担保以及更好的银企关系，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我国上市企业表现出明显的融资约束问题。银企关系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但不能显著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
2. 假说提出。现有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信贷需求方拥有个人信息，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溢价。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认为企业的资产净值可以作为抵押资产，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减少外部融资溢价。
由于不同企业的资产结构不同，可抵押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占比有差异，对于可抵押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资产净值变化可能大于可抵押资产占比较低的企业，这会导致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银行信贷影响的程度随企业的资产结构而变化。为了对这一货币政策传导过程进行验证，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企业银行贷款增速与货币政策指标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可抵押资产占比的提高而增强。
同时，在我国的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存在融资软约束，资产净值对国有企业信贷融资约束的缓解可能并不显著，因此上述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并不明显；民企企业存在融资硬约束，资产净值变化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影响较大，上述过程对于民企企业可能更为显著，因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由于国有企业的融资软约束，假说1中所表现的相关性对于民营企业的表现更加明显，而国有企业并不显著。
三、 数据描述与模型构建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2004年～2014年度间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按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组和民营企业组，以企业的最终控制权作为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划分标准。
企业微观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样本中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ST公司，删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以及存在异常值的观察样本。货币政策指标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2. 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为了实证检验假说1和假说2，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渠道检验模型，并考虑到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构建如下GMM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
模型：Loanit=β0+β1Loanit-1+β2MPt-1+β3MPt-1*Ratioit-1+β4Liqit-1+β5Lnsizeit-1+β6LnInvestt+ui+εit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oan为样本企业的银行借款增长率，采用t年度的银行借款期末增加额比t-1年度银行借款期末余额。解释变量包括可抵押资产占比（Ratio）与货币政策立场（MP），Ratio为企业可抵押资产与总资产之比，可抵押资产包括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存货科目；货币政策立场指标参考国内相关文献，选择银行间7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徐明东和陈学彬2011）；MPt-1*Ratioit-1为货币政策立场与可抵押资产占比的交叉项，用于检验货币政策立场与企业的贷款增速负相关关系是否与企业的可抵押资产比例相关。控制变量包括流动比率（Liq），企业规模（Lnsize），以及衡量宏观经济投资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Lninvest）。
我们主要关注系数β2和β3，β2为负则表示货币政策立场与企业的贷款增速负相关，货币政策紧缩会导致企业的贷款增速降低；β3则用于检验货币政策立场与企业的贷款增速负相关关系是否与企业的可抵押资产比例相关。为了检验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差异，我们将总体样本划分成国有企业组和民营企业组分别检验。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和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对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检验，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用于检验原始模型干扰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过度识别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合理。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立场指标MP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企业的银行借款增速和货币政策立场负相关，在货币紧缩时企业的银行借款增速降低，宽松时银行借款增速提高。分组来看，民企组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且不同的货币政策指标下显著性水平都达到1%，而国企组的整体显著性水平并不高，这反映国企的银行借款增速受货币政策影响相对民企较低。
货币政策立场指标与可抵押资产占比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可抵押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银行贷款增速与货币政策政策立场的负相关性相对较强，企业银行贷款增速与货币政策政策立场的负相关性随着可抵押资产的占比提高而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说1。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有企业组交叉项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而民企组的相关系数在不同货币政策指标下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显著性，在指标为贷款基准利率时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检验结果对假说2给予了较好的支持，国有企业组由于我国的转轨经济背景，信贷约束并不显著，银行的信贷供给受企业的资产净值变化影响较小，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较弱，而对于民营企业，由于企业本身存在融资约束，企业资产净值为缓解企业信贷融资提供了较好帮助，而货币政策变化对企业净值的影响会传导至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表现出明显的资产负债表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企业的流动性和规模都对企业的信贷增长有明显的相关性，流动性较好的企业在下一期的信贷增速相对较高，而规模较小的企业信贷增速也相对较高。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的信贷融资也有一定影响，国有企业组的表现相对显著，而民营企业组的显著性较弱。
五、 结论
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都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影响，货币政策变化会传导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效应，民营企业由于存在较为显著的融资约束，企业净值的变化会显著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国有企业由于其有较好的银企关系以及政府背景，银行的信贷供给受企业资产负债状况变化的影响较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资产负债表效应。
在政策建议上，我们认为由于我国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效应较为明显，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效率，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会进一步压缩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降低整体经济的产出效率。因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应该适度降低货币政策的波动，减少企业融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需要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减少国有企业存在的隐性信贷优势，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这可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可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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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论文篇8
我国在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万解秋和徐涛（2001）研究得出结论：货币供给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效果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陆军和舒元（2002）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结论认为：货币供给紧缩的效应大于货币供给扩张的效应。
赵进文，闵捷（2005）应用STR模型和LM模型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得出结论认为：1993年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期间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目前国内外文献对货币政策效果非对称性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也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但对于货币政策转折点，即“阀值效应”国内文献中却尚没有研究。由于“阀值”和“阀值效应”不仅更进一步证实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信贷配给的程度，进而也间接地反映了信贷市场的成熟和完善程度，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部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得出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阀值”，并使用Stiglitz和Weiss（1981）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非对称性和“阀值效应”给出理论上的解释。
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实现的，国内学者在这方面所作研究已相当丰富。王振山、王志强（2000）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货币渠道的传导作用则不明显。李斌（2001）运用交互影响的多元反馈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信贷总量和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具有很高的相关系数，但信贷总量的相关性更大一些。周英章、蒋振声（2002）研究得到货币政策分别通过信贷渠道和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总量，与货币渠道相比，信贷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相对重要性。丰富的研究文献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实现的。
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来实现，其影响程度取决于信贷条件是紧还是松，当信贷条件处于“紧”或“松”时，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是不同的，即货币政策与产出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和“阀值效应”。Blinder(1987)提出了一个信贷配给模型，认为当经济处于信贷配给状态时，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强。McCllum(1991)用t统计量检验了Blinder(1987)的结论，得出结论：当信贷市场中信贷条件的紧密程度超过特定阀值时，货币供应增量对产出影响更强。Davies(1987)和Hansen(1996)研究了“阀值问题”，他们给出了“阀值”选择中的不同检验统计量。
Galbraith(1996)基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货币政策的数据，使用t检验和LM检验，探测了真实货币量变化对产出的阀值效应。当货币供应量变化低于阀值时，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更强，“阀值效应”的存在更进一步证明了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非对称性。
国内尽管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转折点尚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于货币政策的效果非对称性和政策转折点即“阀值”也解释得尚不充分。赵进文，闵捷（2005）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存在非对称性，他们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存在非对称性是由于还存在“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和其他非市场手段，还存在看得见的手在调控经济，而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主要是靠市场经济的杠杆和健全的法规，进行较为适时的、局部的、持续的微调，因而政策拐点相对地要少得多”。但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中，并没有对货币政策的拐点进行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将基于我国货币政策指标以及产出指标，运用t检验和LM检验，研究我国真实货币量变化对产出的非对称性以及“阀值效应”，找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转折点，即“阀值”。
二、货币供给量与产出的关系及数据选取
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的“阀值效应”，需要抓住主要影响产出的变量来建立模型。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是研究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指标，但这里主要研究货币的信贷渠道中的“阀值”问题，因此，仅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模型的变量。在这里将使用与MacCllum(1991)中相似的产出方程，其产出模型与IS-LM模型相一致，包括自回归项和其它解释变量。货币变量在这里是表示信贷条件的指标，其真实货币供给量的低值表示货币紧缩。建立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这里表示真实GDP的对数，表示真实政府支出的对数，表示真实M1的对数。方程（1）是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采集1992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2季度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政府财政支出以及M2的季度数据，通过价格调整将其转换为实际季度值，并且进行了季度调整（原始数据采集自《中经专网季度、月度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在这三个主要经济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记为y,货币供应量的对数记为m2，政府支出G的对数记为g。
为使变量的数据属性符合建模要求，必须对y,m2和g这三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即进行标准的单位根检验。表1给出了具体单位根结果，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三个序列进行平稳化处理。
注：“**”和“*”分别代表1%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ADF值
对y,m2和g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作带有时间趋势和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三个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是平稳的（表2）。
信贷配给,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阀值-[飞诺网]
由于方程（1）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因此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1）变换为误差修正模型。在误差修正模型中检验阀值效应是否存在。用mt表示货币供应量的一阶差分:阀值变量的
参数用h*来表示。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仅有线性影响，则h*=0。然而当mt≤t（信贷是紧的）时，货币供应量变化的效应可能更弱或更强，于是，h*不等于0反映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影响的额外成分。带有阀值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可表示如下：
三、模型参数估计和阀值检验
根据模型（3），在h*=0假设下，作ht对解释变量的回归，解释变量中既包括ht的前期值，还包含货币政策指标。Sensier和Osborn(2002)将所有线性和非线性模型的最高阶数均定为8，根据t检验值、AIC准则、SC准则和DW检验，来确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滞后阶数，表3给出了滞后8阶的各个系数的t检验。
由表3，滞后3阶的拟合效果与其它阶数相比更显著。因此，模型在零假设h*=0下可写为：
在零假设下，即h*=0时，阀值效应的变量mt*有零系数，相反则阀值效应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如果对模型赋予一个固定的阀值，则对这个值的效应的检验较为简单。但一般是参数在零假设下不被识别，其值必须由研究者来选择。在h*不等于0时，模型写为：
关于阀值的选择问题，国内尚无文献来解决此问题。Hanson(1996)使用LM和Wald统计量的最大值来估计阀值t，其估计量具有较好的性质和大小。Galbraith(1996)使用最大t值检验和最大LM检验法估计阀值t。此部分参考Hansen(1996)的研究方法，运用最大LM检验和t检验找寻中国货币政策的阀值。
根据LM估计量和t统计量，来估计t。在估计t值时，不仅使用了真实的m2差分作为货币变量，同时也使用了mt另外的定义，即m2的四季度移动平均偏差。在找寻t使用的是模拟的方法，从货币变量的最小值开始一直到最大值，对每个选中的mt值，运用模型（5），得出LM统计量的值和mt*系数的t统计量的值，LM统计量中的最大值和t统计量中最大值作为的估计值。通过编程估计，得出以下结果，见表4。由模型（5）和mt的四种定义得出表4结果，可知我国货币政策阀值在-0.08～-0.05之间，阀值为负，按照mt*的定义，mt≤t，mt*=mt，其它情况为0，h*mt*可以被看成是当货币变量低于阀值时，对产出额外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当货币变量取较高值时，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小或根本没有效果，也就是说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比，对产出的效力更有限。因此，阀值效应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形关系，从货币变量的强力作用到较弱作用之间存在一个跳跃性的过渡。
四、“阀值效应”和“阀值”的信贷配给理论解释
对于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和阀值效应的存在，国内外文献有较为不同的解释。赵进文，闵捷（2005）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归结为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不完善，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稳健性还需加强。”
尽管赵进文，闵捷（2005）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非对称性进行了解释，但仅仅将其解释为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上的不完善，则将这一问题简单化，没有考虑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尤其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重要是信贷渠道。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不仅仅是由于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的不完善，还应考虑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和信贷市场的成熟程度等方面的因素。
Galbraith（1996）认为：“阀值效应的存在并不能仅仅认为是由于Blinder(1987)中所阐述的信贷配给所导致的结果，并且可能应归因于除此之外的其它现象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信贷配给就是一个不重要的现象。无庸置疑，信贷配给模型在解释信贷市场上资金在借贷方的分配问题上有关键作用”。从Galbraith（1996）的文献中可看出，StiglitzandWeiss(1981)型信贷配给的存在的确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非对称性以及阀值效应的产生起作用。
Blinder(1987)中的信贷配给是指:银行对企业的最大信贷量小于企业对信贷的需求量。此文献中给出了两个宏观经济模型，用来描述经济处于信贷配给状态下，中央银行的政策对经济供给方的实际影响。这两个模型分别为信贷配给对供给的影响模型以及信贷配给对固定资本的影响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信贷配给降低企业的生产所需要的资本金，由于企业难以获得足够资金用于生产，就会降低产出。因此，在产品市场上就会导致超额需求，从而使价格上升，进一步会使信贷的真实供给降低，进而导致总供给降低以及停滞性通货膨胀。得出结论，货币政策紧缩时对经济的实际影响较强，而在信贷适度和信贷扩张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较小。第二个模型中则研究信贷配给与固定资本之间的关系。信贷配给降低投资，从而削减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经济处于信贷配给情况下，政府支出的上升对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在非信贷配给情况下，政府支出上升则对投资没有这种影响。
在这里，我们使用StiglitzandWeiss(1981)的信贷配给理论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和“阀值效应”进行解释。StiglitzandWeiss(1981)证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由于借款人方面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信贷配给指的是如下两种情况：①在所有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人得到贷款，另一部分人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贷款；②一个给予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部分地满足。
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进行传导的。信贷配给作为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必然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产生影响。
当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渠道影响经济活动，也就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降低商业银行准备金规模，从客观使商业银行信贷可得性降低，从而降低商业银行提供信贷的能力，使商业银行贷款供给下降，使得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由于银行贷款资金减少，其为了寻找新的贷款者，建立新的信贷关系等而增加筹资成本，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投资量下降，在乘数效应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对真实经济产生收缩作用。由于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要经过利率的传导环节，而我国的存贷款利率由政府管制，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资产负债表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规模，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可得性，提高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使商业银行贷款供给提高，从而使得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可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进而投资量上升，在乘数效应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对真实经济产生扩张作用。
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紧缩或扩张的操作过程中，信贷供给量发生变化，实际上是执行了相当一部分政府职能。但除了政府干预商业银行的行为之外，商业银行还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经营的企业。在不考虑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上由于商业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借款人方面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对真实经济有一个额外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收缩性的。当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信贷配给进一步加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当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信贷配给会减弱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的效果。因此，从理论上讲，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会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呈现非对称性，货币政策从扩张到收缩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转折点，即阀值。当货币供应量变化超过这个阀值时，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有一个额外的效应，即信贷配给效应，可以这样说，阀值效应的存在是由于微观信贷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作用的结果，因此“阀值”和“阀值效应”的存在，反应了信贷配给的程度，“阀值”大小可以作为信贷配给程度的量化指标，而信贷配给强度如何度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难点。另一方面，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上的一种摩擦，它是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不成熟造成的，因此“阀值”和“阀值效应”的存在也间接地反映了信贷市场的完善程度。
五、结论
本文使用1992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2季度期间的数据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阀值效应”。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拐点，即阀值在-0.08～-0.05之间。
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进行传导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贷配给作为信贷市场上银行与企业间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必然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产生影响。由于微观信贷市场上信贷配给的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阀值”和“阀值效应”的存在反映了信贷配给的程度，“阀值”大小可以作为信贷配给程度的量化指标，而信贷配给强度的度量是这一领域的难点。此外，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上的一种摩擦，是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不成熟造成的，“阀值”间接地反映了信贷市场完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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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论文篇9
（一）理论基础
理论上而言，广义的货币政策不仅是指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还应该包括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即调控货币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分布，也包括其在不同企业、不同执行单位的分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信贷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各国货币当局通常把总量控制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着力点，并在科学确定货币政策总量的同时，辅之以相应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引导信贷投向，以实现信贷资源的最优配置。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信贷政策一般只作为短期的窗口指导，不承担结构调整、信贷创新等多重任务。而我国的信贷政策不仅要进行窗口指导，还要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创新。从货币理论看，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职能是属于货币政策范畴的，而诸如出台消费信贷政策、助学贷款政策、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政策等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创新的职能，实际上并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而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仍不发达，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产生信的贷配给现象出现信贷市场失灵，信贷配给理论否定了利率自主调节，市场自动出清的假说，为政府的市场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克服市场波动，维护市场稳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信贷政策，引导信贷结构趋于平衡。信贷资金的结构配置和使用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社会的资金配置结构和运行效率。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大地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展和完善信贷市场，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要更好地分析信贷政策的有效性，首先要正确理解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与联系。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着眼于调控总量，通过运用利率、准备金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借助市场平台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规模，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着力解决市场有效运行状态下的资金总量调控问题,促进社会总供求大体平衡，从而保持币值稳定。信贷政策主要着眼于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政策工具，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战略和产业政策，通过引导信贷投向，调整信贷结构，着力解决“市场失灵”或“市场分割”状态下的资金结构性配置问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调控手段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更市场化一些；而信贷政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不仅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必要时还须借助行政性手段和调控措施。
信贷政策的内在要求是结构性、区别对待的政策，货币政策的内在要求是总量性、一视同仁的政策。现阶段，我国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不少领域是货币政策难以覆盖的。信贷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要求，对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和投向实施引导、调控和监督，促使信贷投向不断优化，实现信贷资金优化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三）信贷政策传导机理分析
信贷政策传导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信贷政策工具或手段，信贷政策媒介和信贷政策目标。信贷政策通过信贷政策工具或手段的运用，影响个人、企业、银行等媒介的信贷行为，从而实现其目标。
我国中央银行信贷政策力求在多重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寻求最佳效果。在众多目标中，信贷政策主要关注三个目标，一是调整信贷结构，二是鼓励信贷创新，三是防范信贷风险，同时兼顾其他目标。根据本文的研究方向，我们主要是考虑信贷政策的调整信贷结构这一目标的实现效应。要实现信贷结构调整目标，只有通过信贷政策工具或手段的运用。
中国目前的信贷政策大致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与货币信贷总量扩张有关，政策措施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动性。比如，规定汽车和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款比例、证券质押贷款比例等等；二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三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四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
二、影响信贷政策对信贷结构调整效应的原因分析
（一）信贷政策目标多重性导致目标的不确定性。目前，国内对信贷政策没有广泛一致都接受的内涵界定。从政策实践看，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措施覆盖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既有对不同行业，如农业、中小企业、房地产等方面的信贷政策支持，也有对不同地区，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方面的信贷政策支持；既有对不同社会群体，如大学生、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的信贷政策支持，也有对“非典”、禽流感、雪灾、地震灾害、猪肉涨价等应急性事件的信贷政策支持；同时，现阶段我国信贷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具有推动金融创新、完善信贷管理制度、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衍生职能。正是因为实际操作中信贷政策涵盖内容宽泛，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分不开，信贷管理和信贷风险防范分不开，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风险监管政策之间是什么关系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界定，信贷政策的目标、工具和传导机制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信贷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如何加强有机协调配合缺乏明确、清晰的制度保障。
（二）信贷政策长期化效应缺乏保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实际工作大部分涉及信贷政策，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没有清晰明确各自的“信贷政策”管理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的十三项职责、第二十三条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运用的六项货币政策工具中都没有明确提到信贷政策或信贷政策“窗口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章第三条和第三章第十五条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目标、业务范围和职责界定中也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包含信贷政策管理的内容。信贷政策宏观管理法律依据不明确，直接结果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信贷政策制定、管理和组织实施方面职责不清，信贷政策管理责任模糊，短期、应急性的单项贷款政策或贷款管理制度比较多，信贷政策长期、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工作有待加强。
（三）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导致信贷政策效果不明显。一是信贷政策一般是非市场调节手段，而且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再加上部门间监管协调不充分，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大多是“软约束”，导向力不够，从而影响了信贷政策的有效传导；二是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社会认知度不高，影响信贷政策顺畅传导；三是信贷政策制度设计缺乏符合市场特点的激励约束机制，市场主体执行信贷政策内在动力不足。信贷政策媒介由于自身的利益驱动，逐利的动机让他们可能不按信贷政策导向进行信贷行为，从而弱化了信贷政策的效应。对商业银行来说，由于信贷增长是各商业银行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利益的驱动会促进商业银行在信贷结构安排上更倾向于目前效益较好的地区和行业以及利润较高的中长期贷款，这样就较难改变目前的信贷集中到部分地区、部门行业和期限结构的错配，正是这种利益的驱动与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出发点的矛盾阻碍了信贷政策的传导，从而弱化了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结构调整效应的建议
（一）多种调节手段组合使用，提高信贷政策调整效应。一是比例控制。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比例，扩大流动资金贷款比例；合理控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贷款比例，扩大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合理控制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地区的信贷比例，扩大能源、科技、环保等可持续发展产业的信贷比例。二是利率调节。实行结构性的利率政策，使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衔接起来。具体地说，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行业差别利率，对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低的社会发展项目和出口企业实行低利率政策等，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实行高利率政策。三是拓宽再贷款的信贷调节功能。近年来再贷款，主要是调剂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和保证其支付能力。下一步要偏重于结构调整，按照国外一般做法，融资的主要领域有：政策性融资；对出口进行优惠融资；对优先发展和重点支持的产业进行倾斜式的融资。四是延伸具有信贷政策功能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在再贴现方面，通过对不同行业的不同再贴现率，诱导商业银行增加支持发展的产业的货币供给，减少对限制发展的产业的货币供给。另一方面，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制度。依据对国有商业银行用于优先或限制发展产业部门的信贷投放量或投资量确定低的或高的准备金参数等等。
（二）深化信贷政策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执行力。一是明确法律依据和部门监管职责，加强信贷政策监管协调。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加强信贷政策制度建设和政策系统性设计；把信贷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国家产业政策及财税政策、政策性金融的定位与改革以及货币政策手段的运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多个部门和多种政策工具的有机联动效应。二是抓住调控重点，加强总结评估和国际比较研究，创新信贷政策管理模式，拓宽信贷政策调控视野。三是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推动信贷政策产品化。没有信贷产品，信贷政策调控缺乏有效依托和支撑。不注重建立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信贷政策调控有可能损害金融效率，缺乏可持续性。四是加强政策宣传解释，提高信贷政策的社会认知度和公信力。通过加强灵活多样的政策宣传解释，建立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信息交流互信机制，使全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央行的信贷政策导向，感受到央行信贷政策的调控效力，努力探索开创央行信贷政策管理新局面。
（三）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增强对信贷资金的吸纳能力。首先，优化产业结构，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核心，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推进工业化为突破口，增强工业经济的主导作用，进一步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实体经济的附加值，提升信贷主体的竞争力，从而吸引资金投入。其次，是优化信用环境。各级政府部门加快金融安全区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尤其要进一步总结完善企业、个人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适合企业和个人信用评级和授信制度，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信用较高的企业和个人，促进金融支持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加快担保体系的建设，采取多种方式扩大担保基金，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弱势群体贷款难的瓶颈问题。可以设立中小企业和社会弱势群体大额贷款担保基金，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投向社会弱势群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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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曙霞等．信贷配给与货币政策[J]．经济学动态，2000，(3)．
信贷政策论文篇10
将银行产业组织理论引入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是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Kashyap、Stein和Cecchetti指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2－3］。同时由于有些银行有能力通过非存款资金缓冲流动资产，所以不同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关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反应程度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银行资本充足率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关注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和经济的影响，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围绕资本充足率对银行信贷行为和货币政策影响的相关研究更是大量出现。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在资本市场完美的条件下，银行的资本水平对贷款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银行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以满足贷款的需求［4］。因为MM理论提出完美资本市场的要求过于严格，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所以更普遍的观点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银行资本可能会影响银行贷款，这也是资本充足率影响银行信贷和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试图分析在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不同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不同影响情况。Peek、Rosengren、Kishan和Opiela认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更容易削减它们的信贷供给，原因在于资本不充足的银行由于资金限制而没有能力获得更多的非存款性融资（Non－DepositFinancing）［5－7］。VandenHenvel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对贷款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资本约束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8－9］。戴金平等人认为：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行为不仅有效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和风险意识，而且强化了“逆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10］。
（二）银行流动性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商业银行流动性（Liquidity）是指银行可以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以及其他支付请求的能力。对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来说，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针对银行流动性发挥作用，进而改变银行发放贷款的成本或可发放贷款的数量。同时，具有不同流动性水平的个体银行在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也将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效果，这也就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问题。Kashyap、Stein和Ehrmann等人的研究为银行的流动性特征影响货币政策提供了证据。他们指出，当面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具有充裕流动性的银行能够通过贷款组合、关系型融资等方式抵消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但是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无法这样做。因此，缺乏流动性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有效［11－12］。
（三）银行规模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一般地，商业银行规模被认定为是一个关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从业人数、总资产和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规模、资本金规模以及市场份额等量的指标［13］。许多国外学者把银行资产规模引入到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面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将遇到比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更严重的困难，因为规模小的银行无法通过提高非存款资金或运用其他金融市场工具来抵消货币政策冲击，它们的资产规模水平也不可能支撑足够多的贷款发放。因此，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加灵敏［5］。综上所述，当前有关银行产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也出现了许多针对美国及欧盟国家的实证研究文献，但由于各国之间的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不尽相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而对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的关注甚少，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未能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引起足够重视。
三、计量模型设定
在以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产规模三个典型因素代表银行业特征，研究具有不同特征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文献中，Kashyap、Stein第一次从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14］。其后许多学者分别通过对Kashyap和Stein的修正和扩展，检验了不同国家中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Matousek、Sarantis基于Kashyap和Stein模型发展而来的，公式如下［15］：其中i＝1，2，…，N，表示不同银行。t＝1，2，…，T，表示不同的时期。Lit表示个体银行i在时期t时的贷款数量。ΔRt－j是短期名义利率的一阶差分，用以表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指标。ΔGDPt－j和ΔCPIt－j分别代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特征由zit表示。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配置，可以根据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及货币政策形势对信贷规模做出灵活的调整，而内资银行缺乏替代性选择。因此，Matousek和Sarantis认为外资银行会表现出更显著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他们通过引入虚拟变量，以区分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不同影响。
（一）模型设定
本文沿袭Kashyap、Stein、Matousek和Saran－tis的研究思路，考虑到本文所选取的样本纵向长度有限，故以增长率代替对数差分项，进而构建针对中国银行业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模型其中i＝1，2，…，N，表示不同银行。t＝1，2，…，T，表示不同的时期。l表示滞后期数，此处滞后期选择为1期［16］。Lit为贷款数量，r是利率，表示货币政策冲击变量。zit表示银行特征变量，分别代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CPI和GDP表示货币政策最终效果变量，分别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αi为个体银行影响效果。εit为误差项。对于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影响是否不同，Haas和Lelyveld曾发现在中东欧国家中，外资银行能够对贷款供给产生稳定性的作用，而在其他文献中没有发现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显著影响［17］。为了考察中国具有不同银行业特征的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是否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中借鉴Matousek和Sarantis计量模型中虚拟变量的设定，引入虚拟变量dum构建模型（2）：其中dum为虚拟变量，当dum＝1时，代表中资银行，当dum＝0时，代表外资银行。其他变量内涵同式（1）中所示。除此之外，考虑到本文样本数量和时期的选取限制，对模型的滞后期选择进行变更，希望能发现更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模型设置。因此，考虑剔除各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模型如下式所示，称之为模型（3）
（二）银行业结构特征指标设定
在计量模型中，对于银行业特征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三个指标需要特别计算。而目前文献中采用最多的计算方法如式（5）、（6）、（7）所示，因此，本文亦延续此种做法。其中规模（Sit）用总资产（Ait）取对数进行调整来表示，流动性（Liqit）用流动性资产（一般包括现金、银行间同业借贷和证券）与总资产之比进行调整来表示，资本充足率（Capit）用资本及储备与总资产之比来表示。以上三个特征变量都进行了正规化处理，目的在于使得在相应时期内所有横截面上的观测值的指标总和为0，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式（1）或式（2）来说，交互项rt－j×zi（t－1）的均值总是0，系数γi便可以直接反应货币政策冲击对贷款的平均影响效应。
四、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为了揭示统一货币政策实施对具有不同特征银行的短期动态效应，本文研究采用年度面板数据，样本期为1998年至2010年，横截面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内的共57家银行构成的银行业市场。关于被解释变量的贷款，以各个银行在不同时期的年度贷款余额取对数取得。关于解释变量，利率（r）选取的是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的年利率，代表货币政策的调整；GDP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为代表，CPI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为代表，两者共同反应对信贷需求方面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反映货币政策最终传导效果的指标；规模、流动性、资本充足率通过式（5）～（7）获得。本文选用的银行业特征数据和贷款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GDP和CPI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利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信贷政策论文篇11
态度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被共识为主体对“刺激先例”（antecedentstimulus）或者“态度客体”（attitudeobject）的反映（response）和评估（evaluation）。在外界刺激下，态度会被激发形成行为，由内隐的“态度”转变为外在的“行为”结果。因此，态度在对解释人的行为逻辑，政策的实施效果上是具有说服力的。基于此，本文关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从态度角度分析土地贷款政。
具体而言，本研究包括两方面：第一，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态度的内容，并量化分析其具体态度。国内态度的研究大多是单一维度的衡量，如选择支持、中立、反对来衡量农户对土地调整制度的态度[4]；选择非常积极、积极、非常不积极衡量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态度[5]。国外研究已表明，态度是具有静态性和动态性共存的特征，因此单维度衡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国外学者已将态度扩展到二维态度（twodimensional model）和三维态度（tripartite model）阶段。据此，本研究应用多维度态度理论，全面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第二，从态度角度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现象。已有研究发现土地抵押贷款出现了农户获贷率低而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获贷率高的现象[6]，学者多从供给角度进行解释或者提出政策建议[7，8]。少量文献从农户需求层面分析，认为信息不均衡分布是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获贷不均衡的主要原因[9]。态度是行为前“评估”的过程，直接对主体行为以及政策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而从态度层面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不均衡现象的研究还很缺乏。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影响了受贷不均衡的现象。
二、理论与研究框架
（一）态度结构理论
态度结构研究发展了单维学说，二维模型与三维模型。单维态度采用好与坏，喜欢与不喜欢等直接衡量。随着“态度改变”（attitude change）主题的关注，学者们认识到态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新态度会重叠在旧态度上，而不是替代旧态度[10]。因此单一维度的态度模型逐渐发展为二维与三维态度模型。二维模型将态度分成“情感-认知”两维度，情感是态度客体作用于人的情绪反应，认知是基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信念、观点等对态度客体的好与坏的评估[11，12]。以二维态度模型为基础，学者们还研究了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形成了理性行为模型（TRA）与计划行为（TPB）模型成为研究行为的重要模型[13，14]。三维态度模型认为行为意图属于一种“内隐”性的态度客体评估，是二维态度中情感、认知的一种推进，因此可将态度扩展为认知-情感-行为意图三维度模型[15]。三维模型中认知态度是主体信仰、知识结构、知觉在态度客体上的表现。态度的情感要素是指对态度对象的情感反应，可通过情绪调查，如悲喜、好恶，或者生理现象如心跳率，皮肤抽搐等指标反应。态度的行为要素是态度认知与情感形成后的行为意图，即使是无意识的，我们更倾向于和态度一致的方法去行动[16]。1960年后，三维度模型成为态度理论以及态度改变的重要分析模型，被理论界所认可，编入教材书。学者指出，三维度模型所代表的态度束（the bulk of attitude）研究能更全面理解态度以及态度的变迁过程。
土地抵押贷款现阶段在全国仍然处于“试点”期，各地方政策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有条件的选择制度供给。如在宁夏土地抵押贷款中贷款对象必须是村土地合作社成员，在嘉兴南湖区土地抵押贷款对象必须是土地面积在2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在贵州凤冈贷款对象必须符合土地面积在10亩以上的条件。因此在农业主体“贷款意图”和“实际贷款行动”之间现阶段存在着“制度供给障碍”。在二维态度模型中，“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是假定不存在外界制度限制，仅受主体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态度三维度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二）研究2：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态度差异分析
选择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两种方法对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差异性分析。
1.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独立样本t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4。
第一，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态度上存在部分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认知态度中，政策认知态度在1%水平上显著有差异（p=0.000），且显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认知态度更加积极（t=21.581）。
认知态度是将外在信息录入大脑，通过编码形成自身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这与认知主体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编码能力以及认知主体所处的信息环境相关。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受教育以及社会资本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年，新型经营主体是12年；农户最低受教育程度有0年，新型经营主体是9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中农户有13年，新型经营主体有19年及硕士毕业。在社会资本调研中，有19.9%的农户家里曾经或者现在有村干部，27.25%的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组织里面有村干部参与。15.04%的农民熟悉银行里面的人，而36.36%的企业在银行里面有熟人。可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可能影响农户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认知态度上的差异。
第二，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上无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政策情感（p=0.257）、缓解功效（p=0.221）、收入功效（p=0.087）上均未在5%置信区间内显著差异。
土地抵押贷款从本质上来说是土地产权的扩展，首先不会对原有产权产生损害，其次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本质上是为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而扩展信贷抵押品的制度，在政策上是不具有群体歧视性的。因此，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产权政策的情感都是积极而不具有差异性的。
第三，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行为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性。行为态度上，两者的行为意愿在1%置信区间内有显著差异，且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更积极（p=0.000，t=70.343）。进一步分析行为态度差异的动因，对不愿意土地抵押贷款的被试者继续提问“您为什么不愿意用土地抵押贷款？”对回答愿意的主体继续回答“土地抵押后贷款用在哪些地方？”结果见表5。从表5看影响意愿差异的因素。首先，贷款资金用途差异。85%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表示土地抵押贷款用于农业生产，而仅有4%的农户表示用在农业生产上，18%的农户表示会用在应急性生活消费领域。其次，资金需求与融资渠道差异。99%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50%的农户具有资金需求，可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度远高于农户。此外，21%的农户表示缺钱可以向亲戚朋友借，而农业新型主体该选项空白。可见资金需求度高，融资途径窄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显著高于农户的主要原因。
2.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双变量相关性分析，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以及双尾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的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以及行动态度作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其分析结果见表6。
中心态度，即态度束中与其他态度高度关联的主态度。从表6的相关显著性来看来，政策认知（Ac2）是农户的中心态度，与其他态度变量均显著相关。收入功效（Ae2-2）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中心态度，均在不同置信区间内显著与其他态度变量相关。这表明，农户是以认知为态度基础，拓展其他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更加看重政策的功效态度，以此为态度中心。可见，从态度的中心性来判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存在态度差异。
此外，从土地抵押贷款行为意愿与其他态度的相关性来看：农户的贷款意愿Ac2与政策认知（r=-0.09， p< 0.05）与Ae1政策情感（r=0.12， p< 0.05）显著相关；新型经营主体的贷款意愿与Ae2-1缓解功效（r=0.48， p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1.三维度态度法能很好反映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包括对土地抵押贷款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认知态度中，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对贷款政策认知程度不高；情感态度中，主体对政策的满意度高；行为态度中，主体利用土地抵押贷款的意图并不强烈。
2.选用态度强度以及中心性两种方法衡量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性，结果显示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中心性以及强度中的行为态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3.影响农户、新型经营主体行为态度的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受政策认知与政策情感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受到缓解功能和收入功能影响。所以，现存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现象与主体自身的态度密切相关。
（二）研究意义
1.有助于政策的完善和后期政策的推进。土地抵押贷款在我国仍然处于“试行”期，现阶段全面探析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能真实反映主体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是否满足其情感需求，是否会产生响应行为，对后期试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完善，以及全国层面土地抵押贷款的推广提供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对现象的新角度解释。已有文献与实际调研中已发现，多个试点地出现了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现象，以往文献多集中在政策供给的对策建议上。本研究表明，在政策制定与政策效果之间是存在过程环节的，不同主体对待政策差异性的态度也是造成不均衡政策效果的原因之一。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拓展原有文献中的单维度态度，引入三维度态度分析方法，丰富国内的态度研究。
（三）研究启示
信贷政策论文篇12
1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
信贷配给理论认为，货币政策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主要渠道(Bernanke等，1992；Kashyap等，1993；Bernanke等，1995)。货币渠道表现为利率和汇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货币政策趋紧时，银根紧缩将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钱雪松等(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已经在发挥作用。而信贷渠道则表现为资产负债表和银行信贷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货币政策趋紧时，投资、总需求下降，银行放贷意愿也随之下降，信贷约束条款更趋严格(Gertler等，1994)，银行将要求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以确保其贷款的安全性。郑军等(2013)认为，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实体发生作用的重要传导渠道。但叶康涛和祝继高(2009)和罗荣华等(2014)的研究却表明，银根紧缩时，银行的信贷决策并非主要服从于经济目标，导致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较低，银行未发挥出有效的监督作用。金鹏辉、张翔、高峰(2014)研究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会放松贷款审批条件，从而承担过度风险。现有文献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集中于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对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刘剑和胡跃红(2004)系统梳理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关系的研究文献。他们总结到，西方国家股票市场主要通过资产结构调整效应渠道、财富效应渠道、流动性效应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和股票市场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研究这五种渠道，不难发现，无论哪种渠道都会使股票市场价格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而上升，并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Baker和Wurgler(2002)根据市场择时理论研究发现，在股价较高时，企业会择时性地进行外部权益融资，当货币政策宽松而股价上涨时外部权益融资可能就会发生。Almeida等(2004)发现，当企业外部债务融资受限时，外部权益融资和内部权益融资成了唯一的替代。张西征(2012)、马文超(2012)和马文超和胡思玥(2012)研究发现，货币渠道下的货币政策会对企业融资产生显著影响，但并不直接体现于企业的银行债务融资，而表现为资本市场的权益融资，进而形成一种债务融资替代。刘星、陈名芹和李宁(2015)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更容易取得再融资资格，而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更愿意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取得再融资资格。既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就自然会对股票定价产生影响。货币政策首先会通过货币渠道对股票定价产生影响。基于Friedman(1961)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货币政策趋紧时，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导致股票投资者持有的货币量减少，进而持有的非货币资产在其持有的总资产比重中占比提高，出于动态平衡的目的，股票投资者更可能出售包括股票在内的非货币资产以获取货币资产，导致股票价格下跌。与此同时，货币趋紧时的利率上升，也会使股票价格下降。Sprinkel(1964)和Hamburger和Kochin(1972)等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与股票价格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关系，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导致投资者在货币与股票之间进行替代，从而引发股票价格的波动。Thorbecke(1997)发现，货币政策从紧时期，股票回报呈现下降趋势，而在货币政策从宽时期，股票回报则呈现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Lastrapes(1998)的拓展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能够解释股票回报波动的大部分。王曦和邹文理(2011)发现，中国资本市场也存在着这一现象，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股票价格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股票价格下降。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对股票定价产生影响。Yuan(2005)认为，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知情投资者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获得外部信贷融资，被迫降价出售股票等非货币资产以换取现金，非知情投资者也会因为无法正确判断知情投资者出售股票等非货币资产的原因是融资不足还是获知了坏消息而不愿意接盘，导致股票价格持续下降。Florankis等(2014)研究发现，当货币政策从紧时，中央银行会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基础货币，此时，商业银行将被迫提高信贷标准、降低信贷额度和提高保证金率等，从而提高了股票投资者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这将促使投资者尤其是杠杆投资者由于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而被迫降价出售股票，其他投资者也因不知情而不愿接盘，导致股票价格发生短期暴跌。代冰彬和岳衡(2015)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紧缩也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研究货币政策趋紧时，银行信贷融资的其他替代。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可能采用更多的商业信用作为银行信贷的替代。张梦云等(2016)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后，上市公司融资方式明显由银行贷款转向债券融资。
2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质量
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引发不同的货币政策变化，在不同的货币政策下，微观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又会有何不同呢？现有文献关于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于货币政策与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稳健性和盈余管理等几个方面。李志军和王善平(2011)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趋紧时，信息披露质量较好的公司获得了更多的银行借款，银行借款的利率也较低。饶品贵和姜国华(2011)、程六兵和刘峰(2013)、李连军和戴经纬(2016)研究了货币政策与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政策加剧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稳健的会计政策可以削弱货币紧缩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冯展斌、杨兴全和李庆德(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货币紧缩时期，银行的信贷风险急剧上升，银行会加大对企业事前的资信调查，事后也会更深入地对债务企业施加监督治理，增强对企业盈余质量的识别，管理层盈余操纵被发现的可能性也会显著升高，盈余操纵行为显著减少，企业也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盈余信息，从而显著改善企业的盈余质量。而王铭利(2012)、陈耿和包燕萍(2014)、尤苒(2015)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当货币政策从紧时，企业会有较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下降。汪猛和徐经长(2015)的研究结论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趋紧期间，未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企业会有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而有更多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企业，其会计信息质量可能相对较低。朱焱和孙淑伟(2016)研究发现，当货币政策从宽时，公司债利差会显著降低，而且该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其公司债利差越小，即融资成本越低。刘朝阳和李秀敏(2016)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扩张期，信贷水平与经济状况适应，利率处于低水平，高质量信息博弈力量占优；经济平稳期、信贷扩张、利率高企、低质量信息博弈力量占优；经济萧条期，信贷紧缩，利率处于高水平，在经济状况和严格的会计监管双重作用下，高质量会计信息博弈力量占优。
3应计异象的成因
在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因而，投资者利用会计信息取得的超额回报也是资本市场众多异象中的一种。在这一领域中，Sloan(1996)率先提出“应计异象”问题，即投资者依据会计盈余对股票定价时，无法区分应计项目持续性与现金流量持续性之间的差异，对应计项目持续性的定价过高，而对现金流量持续性的定价过低。按照现有理论，应计异象的成因主要有有效市场理论与非有效市场理论分别两种解释(李远鹏等，2008)。有效市场理论解释应计异象的主要代表文献是Fama(1970)、Khan(2008)和Drake等(2009)。应计异象的非有效市场理论解释的代表文献是Lev和Nissim(2006)的信息成本论，以及Hirshleifer和Teoh(2006)和DellaVigna等(2009)等的有限关注理论。国内学者对应计异象的研究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李远鹏等(2007)和李小晗等(2011)。李远鹏等(2007)研究发现亏损公司的“洗大澡”行为掩盖了应计异象。李小晗等(2011)发现，当投资者对盈余信息解读所付出的关注程度更高时，不存在应计异象，而当投资者处于有限关注状态时，产生应计异象。已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与微观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后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学术视野以及更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但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于微观经济个体针对不同的货币政策而采取应对措施及其经济后果，尤其是通过调控会计信息质量改变投融资环境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较少涉及。尽管已有研究文献对货币政策与信息披露质量、盈余管理、会计稳健性、盈余持续性和盈余反应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由于这些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缺少公司间的横向比较，都忽略了投资和信贷决策除了依赖投资或信贷对象一家公司的会计信息外，更需了解与投资对象同类或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会计信息的事实，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会计信息质量在货币政策与微观经济行为中发挥的作用，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体系的调控作用。因而，我们需要对货币政策、会计信息可比性及其资本市场定价这一亟待开发的领域展开系统深入研究。
作者:张姝玉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03).
信贷政策论文篇13
一、引言
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是财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纵观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资本结构理论，他们多局限于企业内部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专门研究外部宏观因素的文献较少，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外部宏观因素也在深刻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在众多外部宏观因素中，货币政策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信贷政策尤其在我国企业融资活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信贷政策可分为紧缩的信贷政策和宽松的信贷政策，本文将主要就紧缩的信贷政策进行研究。紧缩信贷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抑制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但是，纵观央行实施信贷政策的效果，我们发现，在信贷紧缩时期，信贷政策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不同企业的政策效果也存在差异。下文将主要就这两大问题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
信贷政策要影响企业融资活动，必须通过某种传导机制。该传导机制的传导链如下：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央行作为信贷政策的制定者，是这项传导机制的源头。只有央行的信贷政策通过传导机制影响了企业行为，才能真正影响实体经济。但是目前央行的信贷政策，尤其是紧缩的信贷政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与信贷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有关系。
（一）信贷渠道
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分为两种：一是货币观，二是信用观。信用观又称信贷渠道，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信用影响局部投资水平，进而影响产出的。在我国，由于银行构成了金融体系的主体，而利率、汇率管制和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因而，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信贷渠道又可以细分为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而本文将主要就银行信贷渠道进行分析。银行信贷渠道产生作用的形式是商业银行根据中央银行出台的信贷政策调整信贷供应量来影响企业融资行为。在许多国家，银行都是间接提供资金的最主要的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当央行实施紧缩的信贷政策时，银行可贷资金减少，信贷量随之减少，进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
（二）制约银行信贷渠道的因素
只有通畅的银行信贷渠道才能保证信贷政策发挥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现实中一些因素的存在，银行信贷渠道并不畅通，下文将对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1.企业规模
企业按规模来分，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大企业由于存在规模效应，有条件实施多元化经营，经营风险低，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借款。而小企业盈利能力弱，经营风险大，且资金来源单一，受到银行的融资约束强，所以在银行融资中处于劣势，尤其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受到的冲击更大。
2.企业产权性质
企业按产权性质分，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由于性质不同，企业在信息优势和违约风险方面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国家既是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也控制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因此，比非国有企业存在信息上的优势，且盈利有保障，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认为，非国有企业在经营上没有国企那么稳定，容易出现违约风险，所以对非国有企业存在“惜贷”行为，尤其是在信贷紧缩时期。
3.会计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是会计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其起源就是为了满足企业债权人对会计报告可靠性的需求，即既不高估收益，也不低估损失。在货币紧缩时期，银行会更加惜贷，会选择那些风险较低，能够及时偿还贷款本金的企业，而会计的稳健性就能够传导这样一种信号，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
4.地方政府干预
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本应与国家政策的目标一致，即致力于服务社会。但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改善政府业绩，一味扶持国家想要抑制发展的企业。笔者认为，在信贷紧缩时期，央行通过紧缩信贷希望能投抑制房地产等企业的发展，优化信贷结构，但是这些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地方政府有动机帮助这些企业获得信贷资源。这就使得紧缩的信贷政策并没有起到作用。
三、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银行信贷渠道受到了多方因素的制约，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导致了紧缩的信贷政策失效。为了使信贷政策传导机制通畅有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信息透明度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能够向债权人传递更多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众所周知，商业银行产生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在当今信贷市场中，由于有各种因素的限制，银行信贷渠道并不通畅。因此，通过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二）区别对待，优化信贷结构
在面临相同的信贷紧缩时，融资约束强度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有所差异。为了达到信贷政策的目的，要根据企业情况，考虑企业的规模及产权性质等因素，区别对待，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作用。具体而言，在信贷紧缩时期，一方面减少信贷总供给量，抑制经济过热，而另一方面，银行将信贷资金投向国家扶持产业，优化信贷结构。
（三）深化商业银行改革
商业银行是保证信贷政策顺利实施的中介环节。但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侧重经济性，而信贷政策是为了引导信贷投向，优化信贷结构，最终达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侧重社会性。因而，即使央行颁布了紧缩的信贷政策，商业银行出于盈利目的，也会继续扩大信贷投放量。所以，要完善银行的绩效考核机制，优化信贷结构，加大银行对国家扶持产业的扶持力度。
四、结束语
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是财务管理方面的重要研究课题，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信贷政策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主要从银行信贷渠道角度来分析了央行紧缩的信贷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笔者发现，正是因为银行信贷传导机制不通畅，才导致信贷政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地，笔者就影响传导机制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措施。（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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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饶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J].金融研究，2011，03：5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