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论文篇1

曾有一部名为《明日帝国》的电影，影片中媒体大亨借助于媒体控制了整个国家，左右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而想借于此控制整个世界……这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其中我们却感受到媒体所承载的舆论的巨大威力。从社会控制及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社会中，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脑网络等为形式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正显现出愈来愈强化的趋势。很多学者将舆论监督称作为“第四权”，因为它对传统的三权构成（立法、司法、行政）的制约在许多方面一点也不屈于三者之间的制约，因而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受人关注。

而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的扩张，以前作为一个“守夜人”式的政府已不复存在，现代政府管理调节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权力在不断的扩大，易乱用、滥用而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机能，因而人们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舆论压力，促使当事人有所觉悟或有关职能机关采取措施，以达到监督和制约的目的，使得政府及其官员能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本文正是基于这两种发展趋势而作的。

一、舆论监督的法律、理论依据及其在政府行政中的实施的原因

我们平时所称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监督，即舆论对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方面的监督，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狭义上的舆论监督，即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具体的公民或组织表达一种对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活动。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批评者是否有权对政府作出批评性言论？有何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

我国的舆论监督是有法律上的依据的：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规定的是一般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但言论自由不等于就有批评政府的权利，所以我国宪法第45条进而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享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由此两条我们可知，我国公民的舆论监督权是有法律保障的。这也足见我国宪法中民主性原则的体现。

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公民是应该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权利的，因为民主的核心就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同意与授权的基础之上的，政府是人民的人或人民的公仆，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人民”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对于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的公共决定都有发言和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权利。既然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应为人民的同意和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存在，由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所以人民批评政府为理所当然。任何一个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人都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一权利源于他作为一分子的一个社会整体的自治权利，他有权利检察仆人的过错，并对他认为不对或不当的行为提出批评。在现代社会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由于人数太多而不能享有行使权力，不得不把权力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而这种检察和批评是公民在委托之后保留的民利。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我国的建国理论基础，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政府机关极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其工作宗旨，其必须对人民负责，人民是主人，有权对仆人的行为加以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契约论的延伸和发展。

因而，可以说舆论监督不管是从法律还是理论的角度都是有依据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民主真伪和测量政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么，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对其机构或其官员进行这种监督呢？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从政府官员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第一，从人的德性角度来看。在对待德性的问题上东西方都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不管什么人在本质上都是邪恶的，掌握权力的也是如此，因此不加约束，就会堕落和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性本善。即人在本质上是向善的，或者生来即有恻隐之心，有一些人之为人的道德意识，但这种观点也认为如果不加以某种约束，人就会可能做出坏事。两种观点都不否认这一点，即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倾向，因此为促使或保证人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实的办法就是提供一种使他向好的方向发展或使他受以制约的力量，或者说一种监督机制，能够发现他的发展倾向，并限制他向坏的方向发展。而对于掌握公权力的人来说，阻止他滥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起能够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德性是有等级之分的（如柏拉图认为：有人为金质铸成，有人为银质铸成，有人为铜或铁质铸成），在这种认识下，教化成为等级高者对低者的正当权力，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监督无从谈起。但近代这种观点被否定，一切人出生时的道德品质上是没有差别，任何人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可能做出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的观念开始普及。这种平等的德性观意义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一、掌权者同普通人一样，在面临诱惑时，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公共利益，人们不会因为担任了公职就自然变得神圣起来，相反职权却有腐蚀作用;二、除一些例外的情况，普通公民被认为是有能力评判某事某物的道德意义的。我们再从人的理性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的事实表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这种理性极易为情感所左右，一个掌权者在做出某项决策前是不可能掌握有关决策的全部信息的，不管其出发点是否正确，都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为了保证这种于公众利益有关联的决策尽可能正确，监督公共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是必要的，这种监督能够保证及时发现决策行为不当之处，并提供替代性建议被采纳的渠道。

其次，从政府机构的角度来分析。很多人认为一个掌权者容易腐败，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作为一群掌权者组成的一个机构则不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可知人的根本性质在于有限的利他主义、有限的理性以及自我利益的追求，一个机构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也是存在基于基本人性而随之而来的蜕变腐败的，在现实中，存在着一些政府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侵犯别的政府机构的利益的现象，如一些机构的越权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还存在着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而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另外，一个政府再大，他能掌握的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是有限的，也可能做出不当的决策，更何况是在这个领导拥有决定权的政府机构里。所以，作为一个群体人员组成的机构里，也是会做出不当行为的，包括违法行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也是基于此而加增的）。

第三，从方式的选择上来分析。当然对政府的监督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现代社会里，舆论监督这种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从某方面来说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

1、传统的监督方式是一种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这种监督机制的内在要求是，内部监督机制的各方式按照法律的规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然而，这其中却存有这样的可能，即某些部门或某些官员达成一种妥协来掩盖各自的权力滥用行为，或者达成一种合作来获得更大的利益。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能绝对地保证阻止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放弃法定的相互监督责任而进行不法的合作。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一个公共机构对另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实施制约与监督的法定责任，很多的是在公共舆论压力作出的。

2、法定监督机构有效地履行责任，有赖于发现和掌握有关官员违法犯罪的充分信息。社会信息具有分散性，一个监督机构无论主动和积极，都不会收集尽全部的社会信息，况且其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舆论监督由于自身的特点，却可弥补其他法定监督的不足。实践中，公民或媒体的揭露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违法的犯罪线索。

3、与别的监督机制不同，舆论监督的信息类型与其他监督机构不完全相同。舆论监督不仅舆论监督官员的公务行为，而且还监督官员的私人行为，包括其个人的人格、道德品质，以而通过公共选举机制发挥这种监督的作用；而舆论监督对政府机构的行为，不仅作出合法性判断，而且作出合理性监督，行政权中很多法律规范是缺乏的，存在很多自由裁量的余地，而对这，舆论监督的合理性弥补了其他监督的缺陷，因而这种监督的宽广性是其他监督方式是无法方式无法代替的。

4、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府拥有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当然应接受人民的直接来自人民的监督方式。此论述在前文中讨论舆论监督的理论来源已多有提及，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二、舆论监督在政府行政中的监督作用发挥的途径

一种事物的作用发挥是要通过一些途径和方法的，舆论监督这种监督方式也是，那么舆论监督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发挥这种监督作用的呢？其实这是通过舆论压力的作用方式来实施的，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作用机制：

首先，是通过选举机制来发挥这种作用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民主政府，而民主政治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选举制来发挥的，选举是要依靠选民去选的，而如果官员想竞选连任，他就必须得到选民的信任和认同，而舆论对选民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所以官员们会谨慎地注意和对待公民舆论对他们的评价。

其次，启动政府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法定的监督机制。一个上级官员上级和机构，不仅仅对自己要求谨行慎行，对其下属机构和官员也会有这样的要求，因为其下属行为的不当也会直接影响到自身或整个机构在民众中的印象，还回到选举的原因，使自己不得不对下属或下属机构实施监督；另一方面，“权力-权力”的监督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在传统的三权分力的理论上是很容易分析的到的，但在现实中作用发挥却是滞后的，而舆论监督会积极启动这种“权力-权力”这种强有力的监督方式。

再者，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舆论监督，可以维护和促进其自律意识。官员的自律意识有待于不断的对其实行法律道德教育，但一个人的自律意识的形成单靠他自己是不行的，上文我们从人的德性的角度分析了这样的问题，而人需要一个外在的制约力量，而舆论监督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外在的监督机制。

三、舆论监督在现实中实施存在的问题

舆论监督虽有这样的作用发挥机制，但毕竟不像其他的“权力-权力”的监督方式，因而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遇到重重的障碍。在现实中，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设置了很多障碍，如：一、现实中，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或偏差，有些是故意的，有些是过失的，但政府为了自身的形象，也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政府官员自身在上级眼中的形象而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往往对在自己的辖区内的重大事情实现消息封锁，如近年来，山西等地煤矿经常发生瓦斯爆炸或矿井塌陷事故，死伤很多人，因为在我国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重大事故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负责（这些也在一定程度是考察政绩的需要），所以，一些政府官员伙同煤矿的主要负责人对事故事情经常发生实行不报或少报，从而使自己的责任不负或减轻责任。

二、通过组织和私人的关系阻止批评性言论的发表。由于我国的主流媒体是所谓的“机关报”类型，机关报式的媒体的最大的特点是它要以所隶属的机关的意志为意志，而不能单纯的以新闻事业的规则去运作，这种类型的媒体对政府机关的依附常常导致媒体的官僚话和对公众需求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媒体这是作为政府对百姓宣传政策或对自己歌功颂德的工具，我们会发现，一些地方的日报晚报或电视台广播的每日尽是报道些对官员或机构的褒奖性报道，而批评性言论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只是象征性的表达几句。

三、运用组织手段或其他手段对批评手段对批评报道者进行打击报复。有一些批评报道者报道相关事件后，有可能被一些政府领导通过一些手段而被降职和免职，有些在报道中就可能遭受一些受相关领导指使的相关人员的围攻，这种事件在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体经常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报道者的勇气和积极性，从而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四、对批评者提起名誉侵害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动辄对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提讼，加重了新闻媒体的压力负担，使得媒体舆论在其实施舆论监督时不得不考虑一些外在的于自身的影响，虽然这也是运用法治，这也是政府机关或官员的一种权利，但传媒不是法官，其在社会功能上的定位只是一个怀疑者而非判断者，它所需要的“根据”与判断所需要的“证据”不同，如果动辄因传媒批评非为绝对事实，而对传媒提讼，认为这种怀疑缺乏如此之铁证，就阻止其发表，乃判断其罪，这将导致强势者无法受到应有的制约。

现实中，有一种看似舆论监督而非真正舆论监督方式的一种监督方式，最为典型的是近来新闻媒体报道的“吕日周现象”，吕日周是山西省长治市的市委书记，在其任长治市市委书记期间，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大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长治市报《长治日报》对长治市的政府机关及官员实行监督，长治市几乎有大半的机关或官员受过《长治日报》的批评，就连长治市的副市长都受过的点名批评，当然在这种监督模式下的长治市的发展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成为了在全国典型的模范，当然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也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真正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法治式的舆论监督，而这种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只是一种人治式的舆论监督---这和法治政府形成的理念是不相符的，这种监督效用的发挥均系吕日周一人，如果吕日周离任或调任，长治市这种舆论监督还能正常运行吗？这种监督只能算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充其量只是政府管理官员机构的一种手段而已，这是不得提倡的：真正的舆论监督没有认为设置的，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律，像部级刊报，如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可以对国家的大小官员及机构可以实行监督批评制约，而省级刊报一般只是对一些市级的官员机构实行监督批评制约，而市县级刊报只是决不会对上级政府官员进行批评，对本级官员也很少，如果有也多只是在官员落马之后，真正的监督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不监督自己的监督不是监督而是作秀，据报道，吕日周在任上对不用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动用了这样的方法，让其穿上一件有标识的衣服在街上站个把小时，于法制角度讲，这明显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是对人权的一种侵害，而《长治日报》对此却未提及，笔者觉得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的不是真正的监督方式；官员“钦定”的舆论监督不是真正的舆论监督，《长治日报》的许多报源都是吕日周提供的，很多报道都征求了他的意见，其实真正的监督并不应是什么人的恩赐，而是制度下公民自觉行使的权利，现在不落实的有种种原因，主要是制度缺乏，公民缺乏监督意识，“怕官”，“顺民”意识太强大，管理阶层尚不习惯于接受监督。官员推动式的监督，属恩赐式的监督，不是来自体制内制度本身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激进官员的个人的行为，缺乏制度保证，缺乏广大的公民支持。而真正的舆论监督是发自民间的，来自社会结构的下层，并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上层，政府在其中充其量发挥的只能是辅助功能，只能是发挥其公权力的力量保障这种监督权的实施。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舆论监督与政府行政中这种互动关系中还存在一个关系司法审判的问题，司法审判机关在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独立于政府行政的机关，但在现行的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等诸方面都依赖于同级政府，在涉及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的案件中，如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一味地严格依据法律，不惜开罪与他们，法院的正常运行乃至法院院长的官位还能坚持多久就成了问题，汉密尔顿有句名言：“就人类天性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了控制权，等于其意志有控制权。”，而正是基于这种不独立，对于一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新闻媒体常常形成一种不利于司法审判的一种导向，一些案件法院没有判决结果前，这种舆论形成的所谓的“道德法庭”已有了自己的判决结果，一些政府部门基于这些于自己的压力与本辖区的稳定的考虑，常常对审判机关实施压力，而审判机关基于多方面的，很可能也同于这种舆论导向。而这是很不利于司法的审判，也不利于政府的行政。

四、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制度构建

在舆论监督与政府行政的互动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制度构建，进而更好发挥政府于现代社会中的功用，在这方面，我比较赞同学者侯建提出三个制度构建理论，即：制约、对话、共信。

在“制约”方面。侯建认为人类的监督方式有三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而这在三种制约方式上，侯建认为舆论监督只是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我认为这有些太狭窄，其实这三种制约方式在舆论监督中是兼而有之的，依学术大师福柯的观点，权力与知识是连带的，是话语中的发生的权力的知识型构成，并且是权力与知识通过媒体这种载体发生昧味关系的表征，人类不仅仅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而且还置于媒体织就的“舆论之网”中，身不由己的接受现代媒体的言语、声音、图象等自身迁移默化的控制，因而，从这个方面来讲，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权力的展现，当然，这种权力与公权力相比逊色了一些，但权力与权力对抗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再者，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监督，在很多方面对某事进行合法性的评价，而且还对其进行合理性评价，而这道德标准的评价对权力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至于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前文多有提及（言论自由、选举权等）。

在“对话”方面。对话是一种和平而非强制性的交往活动，是一种平等而非高下等级相殊的交往活动，它是公民与政府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对话也是一种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过程，它可以疏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增进彼此之间的真诚了解和相互沟通，它可以直接促进公民和政府获得更多的真实信息，它还可以增加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鼓励公民关心国事，积极参与推动政府戒除官僚作风，贴进民情，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陈弘毅先生在其有关西方社会的法律精神的文章中曾写到：“沟通理性的体现在于自由开放，不受权力关系规制的情况下，诚意的进行讨论协商，相互交流意见，尊重并全心全意地尝试了了解对方的意见，大家都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摆事实，讲道理，唯理是从，不固执己见，从善如流，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并根据此共识来治理社会，或以此作为有关社会政策或安排的基础。”在实际行政中我们会发现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改进，比如“听证制度”的推行，虽然还只是在一些政府服务的定价方面，只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但我们看到了一些政府较之以往的进步，这其中听证的组织者以往的单独决策转化为组织者和百姓的平等协商共同决策，这正是一个平等对话的过程，有利于政府的决策的实施，也有利于百姓的响应和心服口服的遵守；还有就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这一个制度最让人感受到的是在“非典”时期，政府的有关机关发言人定期有关信息，接受新闻媒体记者的提问，以满足社会大众对相关知情权，这在某方面是对过去政府信息封锁的一种挑战，这也有利于公众对政府行政服务实施监督。

在“信任”方面。信任制度的建设，不仅应当促进公民政府的信任，而且应当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够接受公民监督的政府。有人怀疑说，信任就不应该怀疑，建立信任并不是说不能怀疑了，恰恰相反，怀疑正是为了更加信任，怀疑也是消除怀疑的前提，如果只是信任而无怀疑，那是非理性的信任，就如同，而现代社会中于政府来说，这是不行的，对政府的信任，只能是一种理性的信任，即：疑而后信，释疑后信，不许疑则无法取信，当然公民与政府的信任也是有基础的，那就是：首先，公民能够有效的制约政府，不能够制约政府的公民是会怀疑政府提供服务的质量的；其次，也就是公民与政府的交流和对话，这有助于相互信任，只有一个为公民所信任的政府，才能更好的行使其权力，也只有信任政府的公民才能更好的接受政府的管理，接受政府的服务。

当然，三个机制的作用的发挥是相互的，缺一不可，而这三个机制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有助舆论监督的实施，也才可能有助于政府自身的发展，才能最终取得社会的根本进步。

以上是一个总的制度构建，下面是一个具体的措施方法，我认为前些年安徽省搞的“新闻暴光案件追查制度”比较好，其具体做法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新闻单位对行政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监督、曝光，监督部门和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新闻暴光案件的追查制度和监督查处结果的发表制度。”该制度的建构了媒体新闻监督与政府依法行政的互动渠道，成为沟通社会公众舆论与政府的重要的纽带。对于激活新闻媒体舆论的影响力和提升新闻监督的暴光实效，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真正实现其法定权力和法定职责的平衡状态的双重意义。“曝光—追查”的互动的制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舆论监督的影响力，既可以彰显新闻媒体的良知和正义感，同时有可以有利于确立政府信用、法治政府的形象，更有利于现实的问题的解决，因而我觉得这种创新的方式是一个好的方式，可以在全国推广，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舆论监督的影响以及政府行为的依法进行。

目前，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新闻立法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新闻法》，因而，没有切实的法律保障，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外部环境不尽人意，新闻媒体往往要求承受的方面压力和阻力，新闻记者甚至还可能面临野蛮的暴力，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舆论监督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常规化制度性安排，是民主监督体系制度。传统上对新闻的政策型管制应向法律规范型管制转变，而这种转变中其作用的就是新闻立法。因而，如果要加强和保障舆论监督于政府行政中的作用，必需制定出新闻法，而这也是将舆论监督纳入法治化少受人为因素影响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舆论监督自身的规范行使，有助于保证对政府行政的舆论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我国经过很长时间都没有制定出这样的立法，实难说不为一种遗憾。

五、小结

国家的权力是强大的，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在某些强权面前，脆弱的个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承受一定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必要的，这对公民的私权利的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国家正在向一个法治化的进程中前进中进行，而一个法治国家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一个法治政府的形成，法治政府的形成中舆论监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这条法治化的道路上，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以推动社会民主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文明的更大进步。

参考书目：

[1]《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传媒与司法三题》贺卫方著《中国法学》1998年第六期

[4]《西方人文思想与现代法的精神》陈弘毅著《中国法学》

行政监督论文篇2

二、防微杜渐，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

要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关键要从行政执法部门内部抓起，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首先，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经费由财政部门核拨，行政部门在执法中的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全额上缴财政，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制度。彻查部门设置的小金库、小钱柜，以期从源头上堵塞乱收费、乱处罚。其次，要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将行政法律法规分门别类，按其内容确定实施的行政机关，并层层分解落实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及岗位，明确执法职责，促使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执法水平。同时，要把实施“两制”与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奖惩制度结合起来，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对执法成绩突出者予以奖励，对执法过错者予以坚决追究，对情节严重者，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调离、清除出执法队伍。第三，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一要把好进人关。通过公开招考，选拔、录用执法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二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监督，坚决纠正、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三要实行定期交流和轮换岗位制度。执法机关的负责人要定期交流，重要岗位执法人员要定期轮换。第四，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要通过监察、审计部门的有效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和行政执法中的不正之风。

三、推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不少行政纠纷案件中，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充分陈述行政收费、行政执罚的依据和标准，认为他们是在搞“暗箱作业”。这种行政执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说轻些是有关人员素质低下、态度生硬，说重点是执法人员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也是与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个问题。行政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践也充分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只有无条件地全面地推行行政公开，将所有行政执法行为置于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首先，要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采取多种形式将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人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次，要全面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执法的主要客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部门要本着对人民负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态度，将执法的依据、程序公之于众，并告知当事人不服执法决定的申诉方式，以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当事人向行政机关了解执法依据和程序时，行政机关要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实行行政执法公示，一方面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监督，这是遏制行政执法“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现象的一种有效措施。四、务求实效，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在我国监督机制的架构中，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的监督是最高层次和最具法律效力的。因此，我们要做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就要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首先，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政府行政执法行为，除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外，许多时候是以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为尚方宝剑的。而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一些乱收费、乱处罚问题，往往根源就出在规范性文件上。因此，人大要抓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要建立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及时向人大报送规范性文件的制度。人大要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及时组织力量审查政府报送的规范性文件。一旦发现有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要迅速向政府提出监督意见直至撤销该规范性文件，以便从源头上堵塞违法行为。其次，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监督行政执法。一要抓好执法检查。人大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执法检查，确保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正确实施。二要抓好个案监督。人大对在执法检查以及接待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发现的违法或严重处置不公的行政执法案件，要及时进行个案监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三要抓好对“两制”实施的监督。在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是推进依法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人大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实施“两制”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错案、执法过错的监督，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确保依法行政。四要监督和支持司法机关对重大违法的行政案件的查处。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具有法定的监督职能。人大要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大力的支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法律监督作用。特别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审大违法的行政行为，查处权力腐败案件，鞭策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行政监督论文篇3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于行政责任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如某些行政管理学者是将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也包括在行政责任范畴内的。即使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此也见解各异。例如，前苏联行政法学者的如下“权威”定义在我国行政法学初创阶段译介进来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行政责任意味着行政处分的适用和实现。它是法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狭义理解或是广义理解，行政责任毕竟是行政强制的一部分。”〔1〕按此说法，行政责任是仅由相对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传统的“管理论”的观点，尽管早已过时，但它带来的影响现在仍不可忽视。

又如，在我国曾影响很大的《法学词典》甚至将违反企事业单位内部规章的后果也纳入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责任既包括法律责任又包括纪律责任，将行政责任定义为“实施法律或企业事业单位规章禁止的行为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性质属于轻微违法失职或违反内务纪律，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能从行政上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2〕这种将私人行政与公共行政混同一体的早期做法，现在看来太过宽泛，显然不当。

有的学者借用西方某些行政法著述的观点，将行政责任单纯视为国家赔偿责任。〔3〕这种定义显然过于狭窄，也不符合实际。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行政责任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看：就内涵来看，是指行政违法即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外延来看，行政责任的行为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即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因此行政责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行政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同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4〕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一种广义的理解。

也有不少学者持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5〕这种观点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和较多赞同者。

按上述狭义理解的行政责任，其主要特征有：1行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或其他什么责任。它不是基于道义或约定产生的，而是由法律（行政法）单方设定的。2行政责任是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它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特征。3行政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有其相对特殊的内容和承责条件。行政责任不能代替其他责任，其他责任也不能取代行政责任。4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外部责任，它不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如接受行政处罚），也不包括行政主体内部的责任（如受到政纪处分）。

（二）关于行政责任的构成、种类和形式

探讨行政责任的构成，旨在便于确认行政违法的后果及其性质，解决应否追究和追究哪种行政责任的问题。为此，需要着重考察行政责任的如下4个构成要件：1已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包括某些行政不当行为）；2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3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是由行政违法行为（包括部分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的；4必须是法定的应予以追究的由该行为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的种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已取得较多共识的有如下三种划分方法：

1划分为国家（行政）侵权责任和国家（行政）合同责任

这是英国行政法对行政责任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英国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当局及其雇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被诉后都应由普通法院管辖且确定有责任后由国家承担责任，行政当局违反行政合同应负赔偿责任，如因社会公益而单方改变行政合同条款则应予以补偿。简言之，行政责任通常因行政当局的侵权或违约而产生且应由国家予以赔偿或补偿。此种划分方法也为许多国家行政法学者所普遍接受。〔6〕

2划分为惩罚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前者是指针对具体实施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者的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责令承担一定赔偿额等等，它通过惩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后者是指对因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各种有效补救，它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方面。

3划分为制裁性行政责任、强制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这三类法律责任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和有所区别的。其中的强制性行政责任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和执行罚。

行政责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形式（其中有一些例外也作为民事责任形式）。具体而言，可采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如下八类：1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是非财产性质的最轻微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2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也是非财产性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3履行职务。这种责任由行政失职者具体承担。4撤消违法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本身有义务撤消，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撤消，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撤消。5纠正不当。此即行政不当行为要予以矫正的责任。6返还权益。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被非法或不当剥夺，因而撤消或变更该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时，必须返还相对方的权益。7恢复原状，在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相对人的物品损坏时，行为人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8行政赔偿。行政侵权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纯粹的财产责任；而且这也是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形下给予该相对人权利补救的一种形式。〔7〕

（三）关于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

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是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实务中大量存在和较有难度的问题，但在学界争论较校对此，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

行政责任的追究，是指在确定行政责任的基础上，有权机关强制负有责任的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在我国，法定有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国家机关有三类，即：1权力机关。例如，它可用“撤消”的手段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的责任。2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权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表现在上级行政机关有权追究下级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的行政责任，监督职能机关有权追究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等等，而且适用各种责任形式。3司法机关。例如，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有权通过裁判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的实践来看，追究行政责任必须坚持如下四项原则：其一，责任法定原则。必须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才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且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其二，责任自负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其三，法律责任与违法程度相适应原则。有的学者也将这项原则称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认为追究责任应与该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相一致，还应考虑是否具有从轻、从重或免除的条件。其四，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这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行政责任的免除，是指虽然符合行政责任的构成条件，但根据某些法定条件或理由，追究机关决定不追究作出该行为者的行政责任。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免除；另一种是特定免除（又称豁免），其条件是法定的，其性质是强制的。

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指在法定条件下行政责任主体的更换，即行政责任从一个主体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身上，原责任者的行政责任为另一主体所继受。这种转继关系实为转移人与继受人之间的行政责任转换关系。对此，需要明确如下几点：1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法定的，不是由行为人擅自决定的。2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有条件的，只能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发生行政责任的转继。从主体条件上看，行政责任的转移人和继受人限于行政主体，而不发生在个人之间；从时间条件上看，处于行政责任已被确定，但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之际；从客观条件上看，出现了导致行政责任转继的某些法律事实，例如该行政主体被撤消、合并。3行政责任的转继应当公开明确，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监督，不利于确保有关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补救。

行政责任的消灭，是指行政责任被确定后，因某些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例如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撤消）。它与行政责任的免除、行政责任的转继比较，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区别在于：一是行政责任的免除发生在责任确定过程中，而行政责任的消灭发生在责任被确定以后；二是行政责任的转继发生在责任确定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之时，而导致责任消灭的法律事实之一却是行政责任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监督行政

（一）关于监督行政的概念与特征

在我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一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上谈到监督问题：其一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行政执法者进行的关于监督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而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进行的监督检查，这实际上就是指的那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之一的行政监督检查，它显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范畴；其二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监督者对行政进行的监督，即有监督权的组织和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它是现代行政法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范畴。

在上述后一种理解的基础上，行政法学者又按自己对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等要素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题目的侧重，而对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和表述。例如，从对监督主体范围的理解之角度看，除了“行政监督”这个概念已约定俗成地被理解为仅指“由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内部监督”而较少歧见以外〔8〕，学者们对行政法上的监督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监督主体的角度来看，可大致分为五种：1最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2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按此种理解，罗豪才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行为”、应松年教授近著称之为“对行政的监督”）；3较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4较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5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按此种理解，王连昌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皮纯协教授主编书称之为“行政法制监督”、朱维究教授主编书称之为“政府法制监督”）。

，作广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而其中“监督行政”的表述比较简明，其实际含义就是“对行政的监督”（但其中应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的监督）。对此试作如下简要分析：1与行政（关系）相对应的互补范畴乃是监督行政（关系），它们构成了行政法的一对基础性范畴；2监督行政的行为实施者包括行政外部监督者和行政内部监督者，它们完整地构成了对行政的监督主体框架；3行政内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内部监督，或者说行政机关对其内部的监督）也常常约定俗成地简称行政监督，是一种外延较窄的概念，它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行政外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外部监督，或者说外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一种外延较宽的概念，它既包括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的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又包括非国家权力性监督的政党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等等。从现代行政法的实践看，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也程度不同地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许多原先属于所谓事实现象的监督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的进程（如公民对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督行为随着新的环保立法出台）而开始演变为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可说是此类监督纳入现代行政法研究范畴的原因之一。〔10〕从上述广义理解的角度，笔者赞同将监督行政定义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过程的监督。〔11〕

按上述定义，监督行政主要有五个特征：1从性质上看，监督行政是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监督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监督主体多元多样化，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二是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3监督对象比较确定，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包括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4监督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主体活动的全过程，又包括行政主体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各方面。5从行为程序来看，监督行为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权力性监督行为）须严格遵行某些法定程序，属于要式监督行为。

（二）关于监督行政的法治意义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促进依法行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积极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已加入该公约）。〔12〕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权力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人民，故其应当对人民负责；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国家机关依法实施、以及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从根本上说也体现了宪法规定的民主监督权。行政权力是一种范围广、影响大的公权力，既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可能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或作出其他违法失职行为而致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即监督行政法制，对行政进行有效监督。其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故监督行政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行政权力的失衡、失控和异化，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强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实现监督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效能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多重的深远意义，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监督行政的原则

监督行政的原则是指导监督行政行为全过程的。对此，我国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例如，有学者就监督行政提出如下十项基本原则：1经常性原则；2普遍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4公正性原则；5具体性原则；6明确性原则；7有效性原则；8实际性原则；9灵活性原则；10公开性原则。〔13〕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在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如下八项原则：1高位原则，即应通过立法赋予监督职能机构以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职权，增强其权威性；2强效原则，即应使监督职能机构拥有强硬、高效和完备的监督手段；3专职原则，即应切实做到监督机构必须专司监督之职，不要兼司他职；4独立原则，即应使监督者在人、财、物和监督工作等方面具有必要的自主独立性，不因这方面因素受制于被监督者；5网络原则，即形成以人大监督委员会牵头的网络化监督组织体系；6民主原则，即充分发挥派、人民团体、各种社会组织、传媒和人民群众在监督工作中的特殊作用；7责任原则，即从制度上、组织上明确规定对某一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由谁负责及其失职责任，做到“监督者受监督”；8保障原则，即从各个方面对监督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对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予以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保障。〔14〕这些原则的覆盖面广、涵括性强，对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监督行政行为的分类

监督行政行为是多元化、多样化、按一定方式有机结合而成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可对其作不同的分类，其中有些分类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例如，可从主体、对象、范围、内容、程序、效力等角度作出如下分类：

-按监督的主体，可分为：1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2非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执政党、参政党和统战组织的监督，社团组织的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的监督，中介组织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公民的监督。

-按监督的对象，可分为：1侧重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2侧重于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财产申报；3既对行政机关又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行政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

-按监督的范围，可分为：1对抽象

行为的监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宪法第67条第七项的规定）；2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如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中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撤消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

-按监督的内容，可分为：1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2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理性监督；3对行政主体行为合目的性的监督。

-按监督程序（顺序、时间），可分为：1事前预防性监督，如设立专门行政程序，权力机关组织人民代表视察行政机关的工作并提出建议，等等；2事后纠错性和补救性监督，如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行政赔偿，等等；3行为全过程监督，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的各种监督措施。

-按监督行为的法律效力，可分为：1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如机力机关作出的撤消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撤消判决，等等；2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但会产生政治影响力等其作用，且经转化也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如政党、社团、传媒、民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评价、批评和建议，等等。〔15〕

三、关于行政救济

从已经介绍进来的外国行政法（学）文献来看，人们对于行政救济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救济概念在各国行政法学中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情况是：

在英国，“权利依赖救济”（威廉。韦德《行政法》第六编开篇语）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救济制度已成为当代英国行政法的重要制度，救济概念也是其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代英国法中的救济分为三大类：一是普通私法救济，包括损害赔偿、禁制令（Injunciton）、宣告令（Declaration）等救济措施；二是公法上的特别救济（Prerogativeremedies），主要有人身保护令、调卷令（Cdrtiorari）、禁令（Prohibition）、强制令（Mandamus）等救济措施；三是特殊的法定救济，它有时排除所有其他的救济。这些救济措施都有其特殊的程序，它们分别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措施。例如，强制令就相当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的履行职责判决，它专门用来对付行政机关的错误的不作为（相比之下，调卷令和禁令则用来对付错误的作为）。在英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往往都用较多的篇章讨论救济问题，而一般不使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之类概念（如前述威廉。韦德的《行政法》、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等权威著作均如此）。

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深入人心，行政程序法在美国行政法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行政程序实际上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行政程序与行政法上的权力（即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司法审查（也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已并列为美国当代行政法的三大组成部分。从一些重要的美国行政法学教科书来看，当代美国行政法学大致包括“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和“监督行政制度”这样两大部分内容（有的也将行政程序从后者中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而形成三大部分内容），一般也不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司法审查这个概念为题列出专门章节进行讨论。简言之，在美国行政法中，监督概念已涵括了狭义的救济概念，监督行政制度是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重点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

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监督（其实际含义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行政的概念）是一个普遍使用和含义广泛的重要范畴，它“首先是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行政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行政监督不仅是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同时也考查行政行为的目的性”，“监督的目的是保障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而存在和运作”，它“因监督执行者的不同分为内部或外部监督”：“行政内部监督首先是对人和物的监督，……另一种方式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管”：“行政外部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各种法律救济，同时包括议会监督，在地方上则是地方代表监督，……还可以包括由审计署进行的预算监督和由公众进行的监督”。〔16〕此外，197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共有8章，其中第6章就是法律救济程序。可见，德国行政法中的救济概念是与监督概念密切联系且与后者相比较少使用和较为狭义的概念，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救济已涵括于行政监督范畴之内了。

行政监督论文篇4

（二）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可谓成绩斐然。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和颁行以来，《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行政强制法》等行政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法治政府”的口号下，行政机关的执法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依法行政和服务行政的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旧的利益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仍在酝酿之中，考虑到部门利益和私人利益，行政机关、超越职权、等现象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导致一些爆发，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体系。但是，我国现有行政执法监督和制约体系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权力机关的监督流于形式。职能定位及工作方式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宏观性、重大性、间接性和非经常性，不可能进行具体的、日常的、微观性的监督，故权力机关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二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形同虚设。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主要有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和专门的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寄希望于一种权力机关的内部监督，这种监督形同虚设。〔7〕三是审判机关的监督效果非常有限。考虑到行政权的扩张性、法院人财物的地方化倾向以及自身审判工作不告不理的特点，法院的诉讼监督效果实在有限。四是公众和社会舆论监督缺乏刚性。此种监督没有程序上的保障，并无实质的强制力，监督效果非常有限。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担负起对行政执法行为监督的重任，对于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原则和范围

（一）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原则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行为，推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是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涉及到法律监督权和行政权的行使，应当遵循相应的原则。1．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国家利益是国家为了满足安全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利益需求，关系到国家、领土完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应该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8〕社会公共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密切相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国家的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将受到严重影响。行政执法行为一旦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主动行使公权力发挥监督职能，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应当首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是否维护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属于私权，私权的权利主张应当完全由个人自由、自主决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个人私权的保护比较完善，监督机制较为健全。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时，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要求保护，还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监督制度寻求最后的救济。检察机关一般不宜通过行政执法监督维护此种利益。但对于严重影响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社会影响较大，容易引发的行政执法行为，检察机关也可以监督。2．依法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是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应当依法进行，否则可能干涉或妨碍行政权的行使，引起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法监督首先要求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必须有法律依据，即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必须是在检察机关的法定权限范围之内；其次，检察监督的范围、方法、程序应当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第三，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审查必须有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监督的法律依据是广义上的法律，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当前，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各级检察机关依据宪法、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积极探索实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执法监督规则。这些规则主要是行政执法的监督规则，并不超越我国《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限范围，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探索阶段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待立法时机成熟制定法律或司法解释后不应再适用，以利于依法监督原则的落实。3．独立行使监督权原则。独立行使监督权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监督，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行使监督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于体制的原因，当前我国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在人、财、物上往往受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制约，检察机关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影响了行政执法监督的效果。坚持独立行使监督权原则，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可以排除一切干扰坚定地独立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不得干涉检察机关使行政执法监督权，尊重和支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应当成为一项宪法上的义务，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必须履行。

（二）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

行政执法活动种类较多，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等，它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旦监督缺失，容易产生违法和权力滥用。但由于部分行政执法活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同时为了维护行政权的独立和自主行使，检察机关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以确保检察权和行政权的正常独立行使。〔9〕因此，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不宜过大，重点应当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上。如果监督范围过大，一方面检察机关人力有限无法胜任，另一方面容易流于形式，会淡化监督效果，削弱监督影响。检察机关主要对以下行政执法行为实行监督：1．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设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采矿许可、金融许可、医疗卫生许可、烟草许可等可能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行为，检察机关应当进行监督。2．社会影响较大涉及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强制行为。行政强制是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较为严重的强制性限制措施，特别是对强制治疗、强制征收、以及类似于劳动教养的收容教育等行政强制行为，严重影响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社会影响较大，容易引发，检察机关应当进行监督。3．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执法行为。对行政执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主张权利，寻求救济；对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执法行为，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可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4．对行政执法中发现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移送而不移送行为的监督。当前行政执法中发现犯罪线索后应当移送而不移送的现象仍然突出，行政机关查处的大量行政违法案件中，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涉嫌犯罪的线索十分有限。据统计，在2010年底全国开展的“两个专项”活动中，行政执法机关主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只占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6．5％，〔10〕绝大部分都是被动移送，这种现状放任了犯罪，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检察机关应当发挥监督职能。

三、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一）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方式

现代社会行政法治必须兼顾过程与结果，因此从行政法治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既要监督过程又要监督结果。但是，行政权特别讲究效率，具有及时高效的特性，因此有时对行政权行使过程加以制约，可能影响或妨碍行政权运行，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处理、抗震救灾等应急性行政行为中可能体现的更为明显。同时，司法资源的有限也决定了检察机关不可能实现全程监督。因此，结果监督是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重点。对于行政许可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执法过程，检察机关可以主动介入进行过程监督。针对行政机关执法中违法行为的方式、损害的对象、后果和造成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1．检察建议。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活动在制度和程序上存在问题或缺陷，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向其发出检察建议，要求行政主体完善制度和规范程序。例如，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许可特定产业在本地落户，但在制度和程序中没有环境保护或食品安全的评估制度，对此，检察机关应当通过检察建议进行监督。检察建议一般适用于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需要从制度、程序上予以规范和完善的检察监督。2．纠正违法通知。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违法行为已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不及时纠正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依据职权向行政主体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予以纠正。例如，行政主体出于经济目的超越职权或者违法执法时，检察机关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要求行政主体对其作为违法行为限期纠正，能够及时有效地制止行政违法行为。3．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疏于职守或怠于履行职责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敦促相关行政主体履行职责，行政主体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履职，并书面答复检察机关。例如，对于行政主体怠于履行职责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或公共卫生事件，检察机关应当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4．支持。行政执法行为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应当支持当事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积极稳妥地开展支持工作。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支持有权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无疑表明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对支持的态度，而实践中也不乏检察机关将支持作为监督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监督方式之一。检察机关支持当事人，表明了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态度，能够引起审判机关的重视。5．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近年来，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不作为、、超越职权等行为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生态环境和重要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等事件时有发生。由于法律只允许本人的权利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提讼，对于与本人权益无关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侵犯，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权，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得到救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行政执法行为的侵害，必须要确定一个实体性的单位或组织来代替其行使诉权。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立法机关都不适合代为行使诉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因此，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是强化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为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6．查处行政执法领域的犯罪。职务犯罪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达到犯罪程度的违法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正当性。追究职务犯罪人刑事责任是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监督的重要方式，检察机关一方面享有职务犯罪行为的立案侦查权，另一方面还享有对该类案件的审查权，通过行使上述权利追究职务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起到对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监督的作用。通过查处行政执法领域的犯罪不仅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戒，还能够很好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权的精神和理念。

（二）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程序

1．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提起。行政执法行为数量浩大，检察机关只能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由以下方式引起：一是行政相对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二是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人民检察院控告、举报；三是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发现。行政主体违法执法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与社会公众的个人利益无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热情可能不高，因此，应当强化人民检察院依职权监督。2．检察机关的审查。检察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申请监督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告、举报以及依职权发现的行政违法执法行为应当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主要审查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具体审查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格；行政执法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做出的处理决定的证据是否确凿、充分；行政主体是否超越职权、或怠于履行职责。行政主体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享有自由裁量权，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检察机关在对行政执法实行监督时，主要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进行合理性审查。检察机关审查行政执法监督案件，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组织有关当事人听证。3．检察机关作出决定。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行政执法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进行监督：（1）行政执法主体不合格或行政执法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的；（2）行政执法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行政执法程序错误的；（3）作出行政执法处理决定缺乏基本证据的；（4）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超越职权、或怠于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决定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应当根据行政执法行为的性质采取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适当的方式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行政执法主体不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终结监督的决定。

四、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保障

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必须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和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否则，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只能在争议中探索，严重制约了监督作用的发挥。

（一）完善行政法律法规，明确检察机关享有行政执法监督权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实行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宪法的规定。我国《宪法》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活动的监督必须由法律法规做出明确规定。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同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监督的具体制度。由于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目前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制度已经成熟和基本完善。对于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已经废止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因此，应当在《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执法实行监督时享有相关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行政执法监督权的明确规定，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制定《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监督规则》，指导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在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享有行政执法监督权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监督规则》，对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遵循的原则、监督范围、方式、程序等具体问题做出规定，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行政执法实行监督，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

（三）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或通报制度

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实行监督，首先需要充分、及时掌握行政主体的执法信息。在行政执法的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基础上，还应当明确规定“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或通报制度。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将可能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执法情况向人民检察院通报或通过执法信息平台公开。”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或通报制度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充分地掌握行政执法情况，是人民检察院依职权监督行政执法行为的切入点。

（四）建立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机制

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执法行为通过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等方式实行监督。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也不可能规定行政执法主体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必须接受或采纳。实践中，检察机关实施监督后，行政执法主体可能没有任何反馈信息，是否接受或采纳监督意见完全取决于行政执法主体的态度。检察机关的监督由于缺少刚性，其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对此，应当建立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意见，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相应的时限内对是否接受或采纳意见予以答复。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符合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精神，对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依法办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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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对《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的字面理解，《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对检察监督并没有规定这么广泛的监督对象、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仅有一条，即第64条。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这一规定，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范围非常狭窄，其涉及的监督对象仅仅包括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其监督方式仅仅包括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监督手段则更没有具体规定。可见，《行政诉讼法》总则确定的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在该法具体条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或者说，落实得很不好。当然，法律总则确定的基本原则在以具体条文具体化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一定具体时空条件的限制，具体条文对于基本原则总会留有余地，因为基本原则需要适用更广泛的时空。但是，就《行政诉讼法》总则确立的检察监督基本原则与其具体化的具体条文的关系来说，在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中，二者太不成比例了，太不协调了。如果说，在16年前，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对检察监督的范围加以较大限制还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的话，那么，在现时的条件下，仍然将检察监督局限于抗诉一途就完全没有道理，完全不适用今天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了。

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进一步明确[1]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不讨论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所有问题，而只探讨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其一，行政主观诉讼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行政主观诉讼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首先，就行政主观诉讼而言，法律只允许本人主观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行政相对人提讼，对于与本人特定权益无涉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侵犯，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权。然而，在现代社会，行政侵权行为侵犯非特定行政相对人的非特定权益的现象却越来越多，例如，国企主管行政机关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非法处置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国土资源主管行政机关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国有矿产资源采矿权，导致国家财产损失；环境主管行政机关不作为，放任企业排放废水、废气、废渣，污染环境；林业主管行政机关违法颁发森林采伐许可证，造成森林大面积被滥伐和导致生态破坏；政府违法制定、修改或废止城市、乡镇规划，导致国家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等等。其次，根据行政主观诉讼的规则，即使行政相对人本人权益受到侵犯，其他人的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同时被侵犯，如果被侵权人不能证明自己被侵犯的权益有不同于他人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之处，也同样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此外，被侵权的政相对人即使能证明自己被侵犯的权益有不同于他人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之处，其被法院受理，法院也只对相对人被侵犯的权益予以救济，而不会同时对受到侵犯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给予救济，或同时追究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行政责任。

其二，现行监督制度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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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起步阶段。

我国质量监督行政执法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1998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起步萌芽。此时国家质量技术监督范围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科学研究、贸易、国防等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

第二，调整阶段。

我国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的发展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改进。199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将国务院直属的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调整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直属机构。然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工作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与1988年的工作职能基本保持一致。

第三，改革阶段。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政府管理体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为提高国家行政管理工作效率，国家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改革。此次改革中，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又重新升级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地位得到了大大提高，同时将技术质量监督局的药品质量监督职能与质量纠纷仲裁职能划分给其他专业机构，并且在技术质量监督局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职能，从而使我国的技术质量监督体系更加的专业化、全面化。

第四，发展壮大阶段。

从2001年开始我国技术质量监督管理局正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2001年至今国家政府就在不断的调整技术质量监督管理局的职能地位，采取了分段监管、品种监管等更为优化的监督管理方式，同时通过立法等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的组织结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地位等，推动着我国技术质量监督行政体系进一步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体系研究

1.我国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经过多年的改进发展，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体系，但是目前的行政执法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行政执法的法律效力较弱。

目前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体系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对于违法质量技术监督管理规范的企业或个人采取的处罚措施还是以罚款为主。但是一些企业违法经营获得的利润远远高于罚款数额，因此这些企业个人宁愿接受罚款处罚，却不改进生产技术质量，从而导致质量技术监督的行政执法起不到预期效果，法律效力十分薄弱。

第二，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较为专业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队伍，但是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执法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不高，由于一些企业或个人在行政执法时试图通过贿赂执法人员以避免处罚，因此一些素质不高的行政执法人员往往会包庇违法企业或个人，从而导致行政执法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2.完善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体系的措施。

第一，完善技术质量监督的法律体系。

技术质量监督法律法规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符合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规范社会经济市场，保证公民、企业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标准化法以及计量法的修订完善，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并且与世界发展接轨的标准化体系，从而使得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有法可依，增强行政执法的法律效力。

第二，完善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体制。

任何行为都需要体制的约束，行政执法也不例外，相关部门要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针对现阶段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的弊端制定完善的行政执法体制，将行政处罚的权利集中统一起来，以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另外，要着力完善各级技术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机制，提高技术监督部门的内部管理工作水平。

第三，加强建设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人才队伍。

行政执法部门要改革现有的用人机制，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机制，同时要做到人尽其才，针对人才的能力特将其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从而提高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的工作水平。另外，用人机构还要定期对内部人员进行培训，统一组织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学习以及政治思想学习，提高内部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而提高技术质量监督行政执法的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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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假医疗广告监控不力

虚假医疗广告泛滥，是长期以来公众对有些媒体与医疗机构罔顾社会公德的一大不满。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一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现象几度泛滥成灾，甚至像鱼鳞片一般贴满大街小巷与居民住房的楼房门壁。后来虽然几经惩罚打击有所收敛，但时下仍不时有医疗单位与一些媒体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置国家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于不顾而见诸报刊电视，引诱病急乱投医者上钩。比如，福州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工商部门曾对医疗广告市场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治，共监督检查医疗广告52件，其中违规的达39件，占75％。违规广告行为主要表现有：未经批准擅自刊登，擅自变更医疗广告证明内容，夸大宣传药品或疗法的功能、疗效，文句中出现根本不存在或不可能做到的医效，如“祖传秘方”，“药到病除”，“名医传授”，“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等用语，或者出现“XX博士、专家”等医学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头衔。时下，随着人们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爱美之心趋于普遍，一些行医者则开始做起非法医学美容、美体服务牟取暴利的美梦而进行虚假宣传，在一些媒体上明目张胆地自吹自擂，误导消费，这是基层卫生行政监督值得警惕的又一个新动向。

二、监督不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本身还不健全

从实际情况看，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都无不与监督体制存在漏洞缺失有关。

1．相关法律法规仍有缺失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各领域开始全面改革开放以来，新出台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相当多，但由于新情况不断出现，以及时间跨度大等原因，导致其中有些法规变得相对滞后，相互难以衔接，甚至出现矛盾，不能切实解决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冒出的新问题，难以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例如，《条例》是1994年颁布的，其中有些内容就与后来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如向社会开放的部队医疗机构监管职权的归属问题，医疗机构区域设置规划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危重病人因某种原因拒绝抢救的医院法律责任问题等，《条例》当时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还如，《条例》的某些条款与后来新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定衔接不紧，如医疗机构的犯罪行为与《刑法》的规定不太一致，《条例》规定的卫生技术人员与《执业医师法》中关于医师执业资格的规定存在矛盾，医疗广告与药品宣传广告的专门法规与《药品管理法》和《广告法》之间有的条款前后不对应等等。此外，近些年来的一些新形式的卫生医疗活动，法规上尚存在空白，无法可依。如社会上以义诊、体检、免费体检等名目，从事医疗活动、推销药品及各种治疗仪器械等现象，就找不到明确的法律规定。又如，《执业医师法》到底适用不适用无医师执业证书人员，《条例》中的“医疗机构”究竟怎么界定，以及这两个法规在取缔、打击非法（无证）行医行为时调整范围怎么认定等，在执法过程中也都争议很大。再如，在《执业医师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均未对被卫生监督机构没收后的药品器械的保存处置作出相应规定。因此，尽快填补或完善有关法规，也是当前加强医疗卫生行政监督的一大迫切需要。

2．机构与职能尚未理顺

目前全国承担医疗卫生监督职能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卫生行政部门，由卫生厅（局）的医政部门直接进行监督管理，另一种是移交或部分委托给专门的卫生监督机构。例如对医疗市场的执法监督移交给卫生监督机构，而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和校验工作仍留在卫生行政部门。不同的省市主体不同，同一省市的县区也不尽相同。体制的不统一，执法分散，使监督有时无法有效统一实施，监管效率变低，力度减弱，效果转差。机构与职能没有理顺，也使得卫生监督在日常工作中与公安、工商、药监等部门的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协调变难。在实际生活中，医疗卫生行为常常涉及房屋出租、流动人员管理，及计划生育、医疗广告、药品管理、医疗纠纷等问题，甚至涉嫌非法行医罪的立案查处等，都与这些部门的履行监管职责有关。如果本系统自身都不统一，政出多门，各自为政，那与其他部门密切配合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国目前专门从事卫生行政监督工作的人员共有以下三种身份：第一种，实行公务员管理，约占3．3％；第二种，参照公务员管理，约占16．3％；其余绝大部分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卫生监督人员身份的多样化，反映了卫生行政监督机构的性质和地位不统一，难以制订统一的法律法规，也表现了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当然，把其中大量人员列为事业编制，从政府精简机构的角度考虑有道理，但对于卫生行政监督而言，如果长期名份不全或没有名份，肯定会给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众所周知，我们的医院多数是公办，如果对他们实施监督的不是行政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就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工作也较难开展。同时，在实施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由于身份不明确，权威性必然受影响，乃至引起暴力抗法。

3．队伍和人员数量素量缺保证

由于对卫生行政监督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没有统一规定，这一方面基层存在的第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执法力量不足。据笔者统计，目前全国卫生行政监督人员虽然达94000多人，但越往任务更为具体艰巨的基层人数反而越少。以福建而例，目前省卫生监督所编制80人，在编70人；南平市50人，在编42人；到了延平区这一级，编制反倒仅18人，因人手不够，只好聘请4个兼职人员。据此可以看出，越是基层缺编越明显。基层直接面对成千上万个监督对象，五花八门的医疗活动，监督执法任务十分繁重，不仅要承担县（市、区）乡（镇）村（居）的医疗卫生监督工作，而且还要承担传染病和其它卫生监督工作。在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使监督工作的质量有保证，就需要每名监督人员付出更大努力。实际上由于人手紧，基层很多卫生监督机构长年疲于应付，难以积极有效地对越来越多的行医人员与频繁的行医活动实施严格监督，与政府和社会的要求也就常存差距。根据《卫生监督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报告》测算，按照履行职责的需要，基层卫生监督人员与实际需要之间普遍存在34％以上的缺口。尤其在当前需要集中力量切实整治医疗卫生服务秩序之际，人员数量不足显得尤为突出。若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监督不力，监督覆盖率低，监督质量不高就难以避免。基层卫监队伍人员存在的再一个问题是素质整体不高。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起步晚，起点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各县区卫生执法监督所成立以前，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由各地防疫部门承担，医疗卫生监督执法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职责主要由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医政科承担。此后按上级要求实行机构改革以后，各地刚成立的卫生监督所为解决工作人员问题，采取权宜之计，一部分人直接从原卫生防疫站划转过来，但他们以前从事的都是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对医疗卫生监督比较陌生。另外，则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录用要求，从外单位调入或从社会录用。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迄今为止，基层卫生监督队伍总体上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人才缺乏，能力素质普遍有待提高。不少人是改革之初涌入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的，甚至是无大学学历、无职称、无专业技术的“三无”人员。据统计，2008年时县级卫生监督员中曾有43．3％仅是中专或高中学历。少数学历高知能强的年轻人由于社会地位不高、收入少而外流，呈现人才流失的“剪刀差”趋势，使队伍构成更不合理。加上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没有到位，外出学习机会偏少，即使没有流出，也是知识更新慢，观念陈旧，工作在低水平重复。工作人员知识能力这种结构显然很不适应新形势下医疗卫生行政监督的需要。

4．经费投入不足

基层卫生行政监督目前存在的又一突出问题是财政投入不足。卫生行政监督属于纯公共产品，理应全部由公共财政埋单。但基层各地政府的财政投入普遍偏少，使执法监督工作连必备的交通、采证等物力配备都存在缺口，直接导致监督频次不够，覆盖面不广，监督质量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也使得卫生监督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体现，有的地方甚至连人员工资都没有保障。为弥补经费困难，有的县区只好巧立名目，靠行政收费来补充。据权威人士调查，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对卫生监督的筹资职能严重缺位，由财政完全提供经费的仅占所调查机构总数的18．2％，有35．8％的基层政府只承担卫生监督活动所需经费开支的50％，有0．5％的机构国家财政完全没有投入。即使在能够完全承担的地方，其投入也离切实履行监督职能的需要有较大差距。有学者调查温州市卫生监督机构财政情况后指出，目前卫生监督机构的预算外收入占到其全部收入的30．46％（审批、监测、培训、体检、检验、罚返等），地市级卫生监督机构财政拨款的87％用于人员和社保经费，县市级则超出100％，几乎没有任何业务经费。经费缺乏保障，导致很多基层所站平时要用较多精力搞创收来维持业务工作开展和职工福利待遇，不能认真全面地开展监督活动，有时连正常的监督行动都顾不上。当然，不可否认，卫生监督体制还不健全也不排除其他一些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由于医政监督工作所管理的对象绝大部分是本系统的单位和人员，关系网错综复杂，人情压力重重，在监督中有的人难以突破“关系网”、“人情网”的压力，认为走走过场、摆摆样子就行了，不必动真格。于是，实施约束、申诫或处罚，有时表面看非常严厉，力度很大，处罚金额不小，但随着工作的难度的增加，被监督者抵触情绪趋大，“雷声大雨声小”、“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现象也就随之出现。开始时是声势浩大，声色俱厉，到后来则虎头蛇尾，一切好商量，随意性变大，个人感彩渐浓。变成执法虽严效果却差，影响监督的公信度与有效性。

三、福建省南平延平区的实证分析

延平区医疗卫生行政监督虽然与全国一样已大体走上轨道，并颇有成效，但存在问题及成因也十分明显，较有代表性。

1．监管的体制性矛盾突出

自2010年开始到现在，南平市的10个县（市、区）中只有1个将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和卫生监督执法全部移交卫生监督所，有4个只是将医疗卫生监督执法移交给卫生监督所，有2个只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作移交给卫生监督所，其余的3个县（市、区）则仍全部留在卫生局。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使各县（市、区）执法主体多元化，执法主体与执法队伍分离，执法模式不统一，常导致卫生监督职能时有交叉，执法机构不一，执法尺度不一，工作要求不一，办事效率不高，难以有效地集中力量统一行动，以争取更为有效的监督效果。在延平区，由于对区内卫生机构的管理职能权限大多仍保留在区卫生局手中，如医疗机构的设置和许可审批注册、登记等，所以，区卫生监督所为了监督的权威性，在监督中便多以其名义行使职能。这样，监与管脱节，关系变得十分不顺，监督显得缺乏力度，无法从源头上控制医疗卫生事故苗头。卫生局对医疗卫生活动既管理又监督，实则是自管自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监督执法也就势必“打折扣”。如在对一些医疗卫生行为实施监督时，有的医务人员就认为都是一个系统的，何必那么较真。还如，对监督执法人员提出的意见，有的医务人员就不够重视，能应付就应付。结果，都使得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在本系统医疗机构贯彻不到位，难落实。

2．监督执法主体力量薄弱

目前延平区辖区人口约50万，属于监督对象的医疗机构共有292个，其中医院2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站）18家，乡镇卫生14家，村卫生所230家，个体诊所及其它医疗机构27家。同时，全区的医疗卫生、传染病卫生、饮用水卫生、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等也离不开相应的监管。而区卫生监督所目前在岗的18人中女性占17个，其中有医学预防本科学历的仅1人，护理专业专科毕业的1人，其余皆为中专以下非专业学历人员。面对需要实施有效监督的大量机构和人员，卫监所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时常有点跟不上；加上体制不顺，以及知识更新机会少，经费不足，监督手段落后，完成各项监督任务就经常显得吃力繁重。无可否认，延平区的医疗卫生行政监督有时难以到位也存在一些客观原因。例如，监管对象多数分散在偏僻的农村，且多路途较远，以及乡镇卫生院普遍“缺医少护”，常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卫技人员，有时默认超许可诊疗活动，监督中出现疏漏等就在所难免。还比如，现在的一些无证诊所流动性极大．一般都隐藏于城乡结合部和乡村及居民区的楼院内，非法执业者又多为外来流动人口，居无定所，来去无踪。为逃避执法部门的打击，他们往往采用“游击战术”，经常在住处附近变更诊疗场所，且诊疗场所与药品存放处也不在同一地点，这也给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查处带来一定的难度，当卫生执法人员离开现场后，他们又照旧行医，无法加以取缔。

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的对策思考

为了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深化基层医疗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其相关法律法规与执法监督体系，加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质量、合理用药以及医疗广告等实施的有效监管，显然势在必行，十分迫切。

1．规范监督责任，理顺监督职能

实践说明，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原因之一是执行主体不一致，上下工作不对口，信息沟通不畅。因此，首先应该进一步明确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监督机构各自的职能，统一实行管监分离，政事分开，各司其职，将卫生监督所作为卫生行政部门内的一个职能机构，或者作为单列的行政机构。今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把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单位转为行政机构。这样，既有利于切实解决执法主体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也有利于卫生行政部门抓好行业管理，真正当好“裁判员”，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再继续什么“委托执法”，显然无益于减少行政管理重复运转环节及消除多头执法等弊端，也不符合事业体制改革的趋势。理顺了机构和职能的关系，监督人员目前存在的身份混乱问题，就可名正言顺地加以统一，即宜于一律转为行政编制，人员实行公务员管理。改制后由于同样都由财政开支，不但不会增加财政负担，还有利于整合卫生资源和转变行政职能，提高行政监督效率。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将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职能逐步分开，缩小政府组成部门及其决策人员的规模，适当扩大行政执行人员规模，进而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加强专业监督力度。

2．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

基层的卫生监督工作也要靠人来做。建设一支能适应医疗卫生市场需要的结构合理、素质过硬、业务精湛、廉洁自律、秉公执法和办事高效的监督执法队伍，是搞好基层医疗卫生监督工作和保障人民健康的关健。因此，首先应该满足监督人员数量的合理需要，参照原卫生部关于按“辖区每万名常住人口配备1－1．5名卫生监督员的标准，测算所需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编制”的规定，配足配齐工作人员。其次要调整卫生监督队伍结构，增加临床医学、法律学、公共卫生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的人员，让熟悉医疗流程、懂得医疗市场管理的专业人员从事医疗卫生监督工作，提高监督效率。为此，一要严格把好入口关，聘用人员时应严格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把“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具备卫生监督相关的专业和法律知识”、“经过卫生监督员岗位培训并考试合格”、“新录用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五个条件作为标准，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配齐配强队伍，从源头上为建立负责任、有活力的卫生监督队伍奠定基础，尽快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需要。二要重视培训轮训。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即使接受过高学历教育，随着医疗知识和技术的丰富与发展也会老化。所以，为适应卫生行政监督工作的新要求，要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实施原卫生部《2005—2010年全国卫生监督员教育培训规划》，及时让他们得到继续教育，提高整体素质就显得必不可少。培训轮训的内容应该重在实际工作需要，首先是加强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依法监督能力；其次是充实医政管理专业知识，真正成为医政执法监督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重视进行“廉洁勤政、执法为民”的教育，提升职业道德境界。

3．规范执法行为，增强内部协调

与其他行政工作一样，加强内部管理也是保证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公正与效率的重要手段。为此，也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印发的《全国卫生监督机构工作规范》、《关于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建立明确的责任制，认真履行职责，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主要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完善制约机制，建立关健岗位轮换和执法回避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强化服务意识，保护和尊重监督对象的合法权益；大力推进监督执法考核和过错责任追究，不断规范卫生监督执法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由于基层医疗卫生监督在针对具体事情或问题时多涉及到多个部门，如医疗机构进行上环、取环、结扎、人流等项目时涉及到计生部门监管，药品、医疗器械等使用时涉及到药监部门监督，医疗广告时涉及到工商部门监管，非法行医罪查处时涉及到公安部门监控等，所以，要取得实效并非只靠卫生行政监督一家机构就能凑效，更需要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这就需要加强各个相关部门的联系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探索协调新方法。如铲除非法行医这颗毒瘤，卫生行政监督机构固然责无旁贷，但如无公安、药监、工商、监察、科技等部门配合，就很难取得效果。特别在开展一些大规模或重大的打击非法行医行动中，不仅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制订联席会议制度，开展联合执法；而且要加强与基层政府、派出所、村（居）委会、城管等部门的联系，如严格出租屋管理，严禁屋主租借场地给他人从事非法行医活动等，才能有效化解监督人员孤军独进的困境，提高监控效率，使非法行医无藏身之地。

4．增加财政投入，提供必要保障

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是纯公共服务，需要公共财政保障其有效运作。因此基层政府都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提供“卫生监督机构履行卫生监督管理职责所需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和发展建设支出”，按照财政部、国家计委、原卫生部《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财社12000217号），在政府预算中根据其需要加以合理安排，保证其履行职责拥有必要经费。为了使财政投入得到保障，还应该通过立法形式在法律法规上得以固定，以防止这一方面的投入出现非常规形态变化。同时，基层卫生行政监督机构也应当按时积极向同级政府汇报说明工作需要，争取财政全额预算安排的主动权。财政保障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物力保障。针对目前基层卫生监督机构普遍存在建设面积不达标，快速检测设备数量不足，执法取证工具和办公设备性能陈旧，信息网络建设落后等严重影响监督监测质量和执法公正性权威性的现象，基层政府也有责任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规定的配置标准，积极提供监督执法办公用房、执法车辆，以及取证与快速检验的设备、通讯工具、防护装备、网络建设等基础设施，为卫生监督和综合执法提供物质保障，从根本上解决“收费养人”问题。

行政监督论文篇8

通信行政复议，是指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通信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由有复议管辖权的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重新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一种行政活动。通信行政复议是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层级监督的一种较规范的活动，是通信行政机关对通信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信行政复议，是解决通信行政机关在行使通信行政职权过程中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的关于权利义务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通信行政争议的产生是由于管理相对人对通信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序、目的产生疑义或不服。但是，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应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有一方是通信行政管理机关

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体制和现行的通信法律、法规规定，在我国履行通信管理职能的机构有两级，即中央通信行政管理机构和省级通信行政机构；地、市级的通信管理职能仍缺位。通信行政机关在履行通信管理职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纠纷，这里的管理相对人包括另一行政机关。但是纠纷当事人之中必须一方是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例如某通信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某公安机关擅自改变专用线路的使用范围，对该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50000元罚款，该公安机关认为处罚太重与通信行政执法机构发生争议，在这一因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中，两方当事人均为行政机关，但是公安机关是管理相对人，而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则是依法履行通信行政管理职能的具有通信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这是行政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一个显著特点。

2、争议的标的是通信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如果说通信行政主体是构成通信行政争议的形式要件，那么，通信行政行为是构成通信行政争议的实质要件。判断一个争议是否属通信行政争议，仅仅看争议当事人中是否有通信行政机关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争议的标的性质。只有争议标的是通信行政行为的，才是通信行政争议。例如某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因购买办公用品与另一方(供方)发生争议，就不属行政争议，道理很简单，他们发生争议的标的是购销行为。

综上所述，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除争议的当事人中一方必须是行使通信行政权力的组织外，争议的标的还必须是通信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明确了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要件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了明确的通信行政复议概念，即：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按照特定的程序和要求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这一概念。

1、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的活动。

通信行政机关是行使通信行政权力，执行国家通信法律、法规、规章，管理国家通信事务的机关。通信行政机关在通信行政复议过程中运用了行政机关的工作原则和方法，这是它的行政性，然而，通信行政机关在进行通信行政复议过程中，又拥有司法职权，例如，复议申请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复议必须向有管辖的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复议决定也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这表明，通信行政复议是集行政性和司法性于一体的。

有人曾担心，行政复议机关一方面拥有行政权，另一方面又拥有司法权，两权的结合是不公平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专制。笔者认为这一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这是因为，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行政机关只能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行使权力，这是民主和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一切权力具有多方面性质，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不良的结果。只有当行政权力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的时候，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否则必然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侵害。因此，依法行政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先决条件。实践中，通信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样，行政权力的行使就必须受到监督；行政权力逾大，监督的机制也必须随之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性的要求是很高的，致使行政争议的案件极为复杂，特别是通信行政争议案件，它涉及许多有关电信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电信业务知识。如果将这些行政争议案件都推给人民法院，那么法院定会力不从心，影响办案质量，同时给行政效率的提高也造成障碍。这样人们开始了寻求解决行政争议的新途径。行政争议的解决，法院具有法律上的优势，但它也有自己的不足，那就是行政管理的专业和技术，而这些正是行政机关的优势。并且，大量的行政争议发生在行政实践中，行政部门对这些争议的事实和背景更加了解。例如某单位未经申报开办了电话语音信息服务，通信行政机关依法对该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同时责令该单位向电信企业补交因开办电话信息服务所占用的中继线费用。然而，该用户不认为自己从事的业务属电话信息服务，也拒绝向电信企业补交中继线费用，这样就产生了争议。那么，要确定该单位是否违反了通信行政法规擅自开办电话信息服务，是否要补交中继线费用，首先要明确何为电话信息服务，何为中继线。这些电信业务的界定，正是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优势，这些争议的事实和背景也只有通信行政机关最为了解。这样将行政争议交由行政机关进行复议是最为恰当的。况且，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力是依法行使的，而且这种权力也不是最终的权力。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审查。人民法院才是解决行权争议的最终途径。

有关行政复议制度，各国的行政法都有类似的规定。例如，1951年韩国的《行政诉愿法》就是一部规定公民在行政领域中行使救济权的重要法律。这部法律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规定了“诉愿前置原则”，所谓“诉愿前置原则”，是指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时，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诉愿，只有对诉愿或裁决不服时，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行政纠纷尽可能弥息在行政过程中，从而减轻法院的负担。1962年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也确立了行政机关对行政案件的处理权。1991年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有行政复议前置的内容，这部行政程序法典尽管仅适用于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TheLouisianaState），但在立法模式上，它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和《各州标准行政程序法》颇为相似。《路易斯安娜州行政程序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适用司法审查穷尽所有行政救济手段原则。这个原则是美国司法审查的一项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受害人不服要将该决定提请法院司法审查前，应当先请求行政救济，只有在走完所有的行政救济途径后，才有权提起司法审查。由此看来，由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争议，实行行政复议前置原则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我国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也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中的地位。

2、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

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为既有行政行为，也有民事行为，两种行为产生的争议表现为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如何区别这两种争议，关键在于主张权利的人所针对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权机关，还是所针对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与主张权利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前者发生的争议为行政争议，后者发生的争议属民事争议。但是，在通信行政复议中，这种争议只能以行政争议出现，即主张权利的人只能以通信行政机关为另一方当事人。否则，就会出现复议机关对民事争议进行复议的情况。例如甲单位未申领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无线移动通信，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对甲单位作出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向电信企业赔偿所占中继线30万元的裁决，如果甲单位不服有关赔偿裁决，向上一级通信行权管理机关申诉，被申请人只能是原处分机关，上一级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复议解决的是甲单位与原通信行政处罚机关之间的关于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向电信企业赔偿的裁决，而不是甲单位与电信企业之间的赔偿争议。因为甲单位与电信企业之间的赔偿争议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争议，属民事争议；而通信行政复议解决的只是通信行政争议，即主张权利的人所针对的另一当事人是依法有权实施行政处罚的通信行政机关。因此，没有行政争议，就没有必要进行行政复议。

3、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解决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解决行政争议双方纠纷的活动。这一点和人民法院作为第三方解决各种争议的特点是一致的。行政复议的这一特性要求复议机关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分开，同时也要求行政复议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这就是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性。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性使行政复议和法院审判一样，有许多制度贯穿其中，例如申请制度、管辖制度、移送制度、回避制度、答辩制度等。但是行政复议程序的主要特点还是体现在行政性方面，行政性的基本要求就是高效原则，这一点在行政复议的程序上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例如行政复议制度，复议机关从收到复议申请书至作出决定止，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行政复议过程中证据的判断、收集也不象法院那样正式，这些都体现了行政复议的行政性。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活动，必须充分体现行政的效率原则，复议组织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迅速查清事实、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对解决行政争议来讲，行政复议程序比行政诉讼程序更经济、更具有效率。实践中，大量的行政争议都是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的。

行政复议已成为各国解决行政争议仿效的一种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挥行政复议机关业务上、技术上的优势，提高了解决行政争议的效率，另一方面引入了司法性程序，保证了复议的客观性、公正性，大大地推动了行政法治化的发展，把许多行政争议消灭在法院诉讼之前，这无论对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来说，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它可以减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必要的诉累。

4、通信行政复议是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的一种层级行政监督。

通信行政监督可以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采取，也可以在通信行政行为完成之后采取；可以由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主动采取，也可以由利害关系人请求作出通信行为机构的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构采取。行政复议就是有权的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复查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一种措施。复查时发现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就必须依法纠正。因此，这种复查的过程，就是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监督的过程。

通信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监督形式，意味着行政复议是基于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产生的，行政复议权是一种行政领导权，既不可转让，也不可委托。因此，行使行政复议权的，多数是享有行政领导权或层级监督权的行政机关。没有领导与被领导或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行政机关，不得行使行政复议权；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非行政机关和任何个人，更不能行使行政复议权。通过行政复议，上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下级通信行政部门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也可以发现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通信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这对改变目前存在的通信行政机关滥施处罚、无权处罚、自立章法的状况是非常有益的，它能有效地保证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令行禁止。

（二）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

通信行政复议的制度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程序群有机结合的统一体。这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是构成整个复议程序的基本要素。缺少其中一个程序群，行政复议程序就难以完成。这些相互独立的，紧密联系的程序群构成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是整个通信行政复议的基础。这些基本制度是通信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当然基本制度应该以基本原则为指导。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有：

1、合法原则

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首先必须遵循合法的原则，这是对行政机关最基本的要求。所谓合法的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照规定的程序，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全面审查，在此基础上，依法对既合法又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予以维持，对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予以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对不作为的可以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人提出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请求的，还要依照职权对该依据作出处理或者提请有权机关作出处理。合法原则应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行政复议机关自身必须合法。行政复议机关必须是依法负有行政复议职权的行政机关才能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第二，适用依据必须合法。目前有的通信行政机关受地方经济利益的趋动，了一些不符合法律和法规的文件，如果对此不加以判断和鉴别，一概地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予以适用，就会引起规范内部的冲突，同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保护也很不利。因此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前，应首先对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第三，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程序必须合法。目前，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中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十分普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关组织的重视。应该注意的是，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是实体问题的正确、合法的重要保证。我国《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的程序问题，诸如：行政复议的申请程序、受理程序、调查程序、证据程序、行政复议文书送达程序均作了严格的规定，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地遵守。

2、公正原则

行政复议的公正原则是对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质量要求。从具体行政复议活动的角度来看，公正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灵魂，是取得管理相对人信任的根本。公正原则的实现，主要是基于同类情形的对比，也就是讲，相对于基本相同的事实、情节和行为性质，行政复议的结果应当保持基本相同，不能过于悬殊。同时，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也应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应认真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或偏袒一方，尤其是不能偏袒被申请人。一定要使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始终处于平等地位。特别是由于在通信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管理相对人总是处于劣者的地位，行政复议机关尤其应当注意维护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权益，充分保障申请人享有公平地参加行政复议的权利。

3、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政复议案件的材料要公开。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中，行政复议机关收集的材料，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外，都应当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公开，允许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其委托人自由查阅；二是行政复议过程和结果要公开。行政复议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较灵活的办案方式，例如可以召集行政复议参加人到场进行公开审理，调查证据进行辩论等。对行政复议的结果要公开，这样便于人民群众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也有利于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教育。

4、及时原则

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活动，行政活动的基本特征必须体现现代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尽可能简便、迅速地处理行政争议。《行政复议法》的及时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审查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复议机关提出。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行政复议法》要求对行政复议机构受理或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都必须尽快作出判断。

(2)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资料。”《行政复议法》还对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及依法处理和依法移送的时限作了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了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及时原则。

(3)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作出复议决定。行政活动必须体现高效原则。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都希望尽快得到复议结果，以便决定是否采用司法救济。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5、便民原则

行政复议中的便民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行复议案件时，要尽力方便复议申请人，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提供便利的条件。具体应做到：

(1)要热情周到地接待前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耐心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不属于本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的机关申请复议。

(2)在行政复议的方式上，实行书面审查为主的办法。按照书面审查的办法，行政复议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申请人承担，不应要求申请人举证。

(3)对于被申请人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即便申请人没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应当依法一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行政复议申请人相应的赔偿。申请人没必要再走行政赔偿的请求程序，避免因请求行政赔偿而牵扯过的财力和精力。同时，《行政复议法》还规定了：“行权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这些均体现了行政复议的便民原则。

6、纠错原则

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履行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纠正被申请人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纠错原则，还应体现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集体讨论制的原则，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可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下列具体行政行为，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有权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根据以上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结合通信行政复议的实践，对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阐述如下：

1、一级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复议制度，即申请人申请复议后，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对复议裁决不服，只能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再申请复议。如果相应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复议裁决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为终局裁决。一级复议制度体现了及时、有效的基本原则。

通信行政复议与其他种类的行政复议一样也实行一级复议制度。一般的行政争议案件须经过三级审查，即一级复议审查和二级司法审查。从目前的期限看，完成这三级审查，至少得半年。这已经不适应于有关行政效率的原则，如果再增加复议的审级，就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当然，效率应该以公正、合法为基础，如果一个行政案件的审查，只讲效率而忽视了公正、合法，那么“效率”又有何价值可言。关于两级复议制，国外一些行政复议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就规定了一种再审查请求，即对属于经过审查请求的裁决以后又提出的一种审查请求。实行两级复议制度，除了给行政机关多一次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外，似乎没有多大的法律意义，如果坚持实行行政复议两级审查制，只会延长解决行政争议的时间，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没有多大好处。这里应注意的是，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审查制度的实质就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一次复议制度，这和复议机关本身的性质和级别无关。也就是讲，只要经过一次复议即为终结复议程序，不应考虑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机关的性质或级别。

2、纵向管理制度

我国的通信行政复议实行纵向管辖制度，即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通信行政案件，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通信行政机关管辖的法律制度。纵向管辖制度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

实践中，大量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都是由省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几乎没有。因此，纵向管辖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指对省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通信行政案件的管辖。通信行政案件的复议实行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级别管辖，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通信行政活动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涉及许多电信技术和业务知识，如固定网和移动网电话业务、卫星通信业务、因特网及其他数据业务、网络元素出租业务、网络接入和网络托管业务、电子数据交换、虚拟专用网、无线电寻呼业务、电话信息服务业务、电子信箱、可视图文业务等。所以由通信行政部门管辖，可以发挥通信行政部门的专业和技术优势，更好地体现专门化的管理，发挥通信行政部门拥有大量专业技术专家的作用，迅速有效地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第二，通信行政管辖部门实行层级指导或领导，一般讲，作出具体通信行为的省级通信行政管理机关与中央通信行政管理机关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也是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如果由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处理行政争议，能较好地保证通信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消除复议申请人的顾虑。

但是，根据原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除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纵向管辖外，也有一种例外情况，那就是，对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国家信息产业部）作出的具体通信行为不服及申请复议的，仍由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管辖。当然这样规定是考虑到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上级管理机关是国务院，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它不行使行政复议管辖权，不处理具体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条例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是因为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担负着全国行政管理的决策和领导职能，就整个行政系统来讲，国务院的职责主要是领导，而不是具体的执行。况且，国务院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就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在实践中，这一理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的同志认为，由本机关复议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是自己作自己的法官，难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具有最高的层级监督权，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由国务院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有利于发现和纠正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中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强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的监督，同时也能在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政府中起到有错必纠的示范作用，从行政管理的全体规模上推进依法行政。因此，《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按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由此，对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仍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中央通信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这里应注意的是，国务院的裁决是终局的，不能对此提起行政诉讼。

3、复议不调解制度

调解是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在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解决纠纷的方式。使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广泛应用于民事纠纷案件中，这是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复议时，只能依法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裁判，合法的予以维持，违法的予以撤销，不当的予以变更，不应进行调解，也不以调解方式结案。

那么，行政复议法规定这一否定判断，其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意在把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区别开来。民事纠纷之所以可以调解处理，是因为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一种处分。当事人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可以不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自己的处分决定。道理很简单，民事纠纷，作为民事权利纠纷，是一种私权利纠纷。私权利的享有人，可以放弃、转让、变更自己的部分权利和全部权利。例如侵权人未经申报擅自开办电子数据交换业务，给受害人电信企业造成损失（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属增值电信业务），法律不禁止受害人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但受害人在调解中就可以放弃部分或全部赔偿请求。行政争议则不同，其实质是一种公权力的争议，更确切地说，行政争议的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其特点为：第一，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它代表国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国家行政机关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总是居主导地位，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其权利义务关系不是在对等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对相对人可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追究其法律责任。第四，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办事，既要实施行政管理，又要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否则，相对人有权以各种形式申请救济。由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四个特点，决定了以下三个结论：

(1)通信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无权在行政复议中与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达成调解协议。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行使国家赋予它的权力，这种权力只能依法行使，不能自由处分，否则就是滥用国家权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复议中作为申请人，无权与作为被申请人的通信行政机关进行调解。在行政管理中，其法律义务是不能逃避的，不履行就得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绝对无进行调解的权利。

(3)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通信行政机关在对行政争议进行复议时，无权准予或主持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的调解。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绝对不是可以调解的，它只是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对既成的法律行为的评价。

笔者认为，不仅行政诉讼纠纷不适调解，就是有些民事纠纷适用调解也是有弊端的。例如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侵权人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受害人在调解中又放弃了赔偿的请求。这种调解的结果，不利于教育侵权人，不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更加上有些人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的效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更是严重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4、书面复议与其他方式复议相结合制度。

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书面复议制度，是指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时，仅就复议案件的书面材料进行审理的制度。这里的书面材料一般指复议申请书和复议答辩书。根据书面复议制度，复议机关在复议行政案件时，仅对申请人向行政机关递交的复议申请书和被申请人提交的答辩状，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复议，不传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证人和其他复议参加人也不必在场。

书面复议制是行政效率原则在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具体表现，也是行政复议中及时、便民原则的体现。但是书面复议制的方式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书面复议制有其一定的弊端。在书面复议制中，复议机关不传唤当事人，也不传唤证人和其他复议参加人，仅凭双方当事人的书面材料和复议机关调取的证据作出复议决定，很难查清争议的实质，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原则。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和有关司法原则，证据应当在当庭出示，经调查和双方当事人质证，核实无误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很难想象不经开庭调查和双方当事人质证的证据，就作为定案的依据，怎样才能体现出公正裁判争议的原则。因此，书面审理制度，对充分发挥复议机关公正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制。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国行政复议法在明确了行政复议实行书面复议制度的前提下，又规定了复议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审理复议案件。这里的其他方式，主要是指开庭复议。开庭复议，复议机关可以充分听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陈述的事实和申请人不服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通过开庭复议，不但可以排除申请人的疑虑，还可以起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法制教育的作用。行政复议实行书面复议与其他方式复议（开庭复议）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公正、效率的原则，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采用书面审理，而对于行政争议的基本事实不清且当事人坚持要求公开审理的行政争议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

5、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补救制度与行政诉讼在本质上是有共性的，其区别在于审查机关的性质不同和适用的程序的差异，行政复议的审查机关是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审查机关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政复议适用的程序具有非正式性，而行政诉讼的程序具有正式性。但在举证责任方面两者是共同的，即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根据一般举证责任规则，举证责任应当由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引起争议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这样有利于平息争端。在行政复议中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

(1)行政复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又是被申请人以单方面意见作出的。从整个行政法律关系来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被申请人；从行政程序全过程看，行政机关在以职权开始的行政行为中在事实上处于“主张者”的地位。因此，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仍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2)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一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行政管理的相对一方处于接受管理的地位。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基于行政机关的单方面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一要有事实根据，二要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作依据。因为，在行政复议中，审查的客体是具体行政行为，理所当然的应由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提供鉴于什么理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法定程序规则，即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必须有事实根据，不得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时候作出任何决定，如果不遵循这一规则，就是在程序上违法或。

(3)被申请人在取证方面具有比申请人更为优越的条件。申请人可能因管理制度上种种障碍，不可能全面收集证据；对于被申请人单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申请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另外，被申请人在行政程序中，作为国家执法机关，享有足够的行政权力收集和调取证据，在取证方面具有极大的优越地位，因此，让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弄清案件真实情况，使或然性更接近于真实性。

(4)实行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有利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切实做到先取证，后裁决。

因此，在行政复议中，被申请人不仅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依据，而且应对提供的材料加以证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不足以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应承担败诉的后果。当然，行政复议中，要求被申请人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并不因此否定了申请人的举证权利和义务。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也可以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申请人还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以求得赔偿。

确认被申请人全面履行了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得到满足；第二，每一个事实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第三，用来证实事实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可以是定案的证据。

（三）通信行政复议的范围

通信行政复议的范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哪些通信行政争议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说，通信行政机关对哪些通信行政争议拥有管辖权。行政复议一方面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无论是相对人的权利还是行政机关的权力都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它应当与行政诉讼所提供的司法救济有所区别，以体现它的独特价值。但是原《行政复议条例》中规定的复议范围比较窄，只限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涉及人身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大体相同。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依法行政，《行政复议法》扩大了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或者是不当的，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保护，这既是法制的进步，也体现了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救济制度的特殊价值。

1、对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的议审查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申请范围，是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和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现由为：

第一，从理论上讲，任何权利都需要保护和济救，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权利。既然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向公民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

第二，从行政复议的性质上来讲，它既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的形式，又是给行政相对人提供的行政救济手段。作为监督形式，行政复议应当是对制定规范性文件和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的全面监督。我国目前的通信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国务院颁布的通信行政法规；二是国务院批转的通信法规性文件；三是国务院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四是地方性通信法规、规章、决定。行政复议作为救济手段，应当贯穿行政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是对公民因某些违法和不当的行政活动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所应得到的全面救济。

第三，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上来讲，也应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作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宗旨和目的上相同。都是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制度的重复，二者有分工但必须协调。行政诉讼属司法监督，它受一国政治制制、法律传统和法制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广度和深度都受限制。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上的救济制度，它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价值，它应当能够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

但是有的学者也认为，不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其理由为：

第一、现行法律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已有具体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撤销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国务院还专门制定了《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各省级人民政府也建立了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的制度。只要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抽象行政行为中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监督制度执行不好的问题。对此，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是如何保障现有制度的执行，而不是在现有制度之外，再搞一套新的制度。即使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如果不去切实贯彻，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第二、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处理，情况十分复杂。例如，抽象行政行为问题的处理权，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的处理权不一样。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上一级行政机关都有权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处理；但是对国务院行政法规，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处理；对于部门规章，只有国务院有权处理；对于地方政府规章，只有国务院和规章制定机关的本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处理；对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只有对制定机关有关领导权的政府和制定机关的本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与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好在行政复议法中一并规定。

第三、抽象行政行为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它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实践中难以操作。例如，如何界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享有行政复议申请权的主体资格；如何确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如何处理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第四、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超出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行为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时，不能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理相对人就失去了司法救济的条件。

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通信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于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有其特殊性，情况更复杂些，目前不宜将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认为有关通信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给予他们要求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参与，启动现有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通信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推动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例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按照本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要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对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审查要求，必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为前提，也就是讲只有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身份，才有权利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要求。如果行政机关尚未依据某一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虽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与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存在利害关系，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无权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要求。

二是被要求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发生行政争议并引起行政复议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也就是讲，管理相对人不得对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要求进行审查。

三是被要求进行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能是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通信行政法规和有关地方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这是因为，通信行政法规、规章属于行政立法行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应当通过专门的立法监督程序，行政复议不宜对这类通信行政行为进行处理。

四是通信管理相对人应当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提出对有关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申请。这是因为，对通信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处理，情况比较复杂。作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可能是被申请人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也可能是被申请人的上级通信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这样，对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的处理，势必要经过通信行政机关之间的转送、批复等公文运转程序，需要耗费大量的工作时间。这与行政复议的及时原则存在矛盾的一面，如果通信行政复议因此久拖不决，也不利于通信行政争议的解决，因此，原则上要求通信管理相对人在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就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抽象行政行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要求审查的申请。

2、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复议监督

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的实践，按照《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通信管理相对人不服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可以申请通信行政复议：

(1)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通信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我国对经营通信业务实行许可证制度，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通信业务。关于通信业务的种类目录和相应的经营许可证的数量，由国务院通信主管部门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需要进行确定并公布。经营基础电信业务，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0亿元人民币；

（二）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

申请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二）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技术方案；

（三）有必要的场地和设施；

（四）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

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向通信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颁发许可证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在接到相对人的申请后，应在法定的时限内进行审查，只要符合法定条件，通信行政机关必须颁发、审批或登记；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也必须在法定时限内给予答复。如果在此期间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审批或登记也不给予答复，那么申请人可以据此向不予颁发许可证或者不予登记、审批有关事项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申请复议，如果不于颁发的决定是中央通信行政部门作出的，申请人可请求国务院法制部门裁决。

(2)对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通信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通信行政机关保障通信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手段。通信管理相对人通过依法申请获得通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进网许可证、资质证书、认证书、认证标志等，取得了从事通信行业经营和生产活动的资格和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取得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认证书的相对人在其经营和生产活动中有违反通信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通信行政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通信行政管理职责，对相对人的违法活动进行查处并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现行的中央通信法规和地方性通信法规的规定，通信行政处罚的具体种类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撤销批准文件。通信行政主管门作出的警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的谴责和告诫，其目的是通过对违反通信法律、法规的行为人精神上的惩戒，以申明其有违法行为，并使其不再违法；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罚款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强迫违法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处罚形式，这是一种限制和剥夺通信违法行为人财产权利的处罚，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通信行政主管门作出的没收非法所得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依法将违反通信法律、法规的行为人的非法收入和所得收归公有的处罚形式；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停业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要求从事违反通信法律、法规进行通信经营活动的组织停止经营的处罚形式。这种处罚形式是限制和剥夺通信违法行为人特定行为能力的一种处罚，与吊销许可证合称为能力罚或行为罚。在现行的中央通信法规和地方性通信法规中，责令停业处罚的形式一般为“责令停业”或“责令停止经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撤销批准文件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撤销通信违法行为人已获得的从事通信生产或经营活动的权利或者资格证书，剥夺被处罚人从事通信特许活动的权利和资格的处罚形式。许可证是通信行政机关依申请核发和批准的，允许相对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文件，未领取许可证从事通信产品生产或经营通信业务的，通信行政机关应依法取缔。对于已经取得许可证的相对人，通信行政机关有权监督其依法从事各项许可活动。如果发现许可证持有人违反有关通信法律、法规从事许可活动，通信行政机关可以吊销其许可证，剥夺其从事被许可活动的权利和资格。

对许可证的吊销，势必带来剥夺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后果，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非常之大。实践中，有的地方通信行政机关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发放《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随意性很大，存在侵犯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的可能。因此，通信行权管理相对人对于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立即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作出决定的通信行政机关实施复议监督。

（四）通信行政复议的程序

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裁决通信行政争议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通信复议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依法对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经查明发现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时，有权撤销、变更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或确认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违法，这样使得违法或不当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在通信行政系统内部得到纠正，从而有利于促进并维护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了保证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实现，通信行政复议机构在进行复议时必须遵循法定的方式和步骤。在通信行政复议活动时，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所遵循的方式和步骤的总称叫作通信行政复议程序。从我国行政复议的立法和实践来看，通信行政复议应主要经过申请、受理、审理和决定四个步骤。

1、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

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利，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要求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对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查并要求改变或撤销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申请人的申请，是引起通信行政复议的必要前提。没有申请，通信复议机关不会主动进行行政复议，但是申请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行政复议的发生，还必须经过复议机关的审查。经复查申请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复议申请，才是引起通信行政复议的必要前提。

(1)申请通信复议的期限

通信行政复议集行政性和司法性于一体，是一种通信行政司法活动，因此，必须有严格的期限规定。期限就是提出申请的时间限制，也是复议申请权的有效时间段。如果申请人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希望得到行政上的补救和监督，就应在法定的申请期限内提出复议申请，超过法定申请期限，这种权利即不存在。

《行政复议法》第九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根据这一规定，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一般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这一规定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一般情况下，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统一按照六十日执行。在行政复议法制定以前，多数规定为十五日。根据几年的行政复议实践，十五天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过短，许多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逾期申请而被拒之于行政复议大门之外，丧失了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条件。二是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这里所讲的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法定渠道，确切地了解到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内容的事实。一般讲以下几种情况应认定为“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1)具体行政行为是当场作出的，书面决定注明的日期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2)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决定是送达的，送达书面决定的日期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3)具体行政行为是通过公告送达的，公告之日起规定的一定时间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4)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办批准文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规定的答复期届满的次日起的适当期限，均可作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三是为了充分体现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单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超过六十日的，则要按照单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超过六十日的行政复议期限执行。为了保护申请人的权利，《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重新计算”。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测、不能抗拒也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如：地震、火灾、海啸、洪水、战争等；其他正常理由的范围较广，一般包括存在非因行政复议申请人故意导致的障碍而影响行政复议权行使的情况。如：公民疾病、法人改组阶段等。但是无论是因不可抗力还是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当事人应提出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延长的时间，等于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讲，申请期限延长的这段时间应扣除在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之外，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形成的障碍消除时起，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才继续进行。

(2)申请通信复议的条件

申请通信行政复议是申请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否则不能必然引起行政复议活动的发生。为了防止滥用复议申请权，《行政复议法》对申请复议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对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同样适用。

第一、申请人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是对提出复议申请主体资格的要求。首先，《行政复议法》中的公民是否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如果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最好使用“自然人”这一概念。因为公民从严格的概念上讲，是公法上概念，是政治概念，不是私法概念，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虽然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是为了与公法上的公民概念相区别，在“公民”概念后还加上了“自然人”的表述，这是为了将公民概念等同于和私法上的自然人概念；而《合同法》正式使用了自然人的概念。这样一来，《行政复议法》中的“公民”在表述上就有些限制。但是无论公民还是自然人作为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还必须具有《民法通则》规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次，《行政复议法》中的法人是指《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其他组织主要指法人以外的组织，如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等。

除符合复议申请主体资格外，同时还必须是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不是直接侵犯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不能成为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第二，有明确的复议被申请人。申请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必须明确指出实施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是哪一个。如果没有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不明确，行政复议机关就无法开始复议活动。

第三，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具体的复议请求，是指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主张和要求通信复议机关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具体内容。如要求撤销、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的通信行政处罚决定；要求颁发许可证、批准文件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事实根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机关已经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如通信处罚决定书、罚款收据等。

第四，属于申请复议范围。申请人向通信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应当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有关内容，超出第六条的规定范围，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范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通信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二是对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第五，属于管理复议机关管辖。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必须按照《行政复议法》关于复议管辖的规定，向有复议管辖权的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如果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复议案件，应及时地移交有管辖权的机关或告知申请人向有复议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3)申请通信行政复议的方式及内容

通信行政复议是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根本宗旨的法律制度。因此，对行政复议申请方式的规定，要有利于充分实现这一根本宗旨。《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根据这条的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的方式既包括书面申请，也包括口头申请。但笔者认为，通信行政复议采用书面形式比较严肃、郑重，既有利于全面、具体地表达管理相对人行政复议请求的目的，阐述申请行政复议的事由及有关根据，也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准确地掌握申请人的要求及其理由，从而更为方便地查明案情和及时结案。

行政复议申请书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在内容上应明确、具体地表达申请人的意思。一般而言，行政复议申请书的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二是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三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要求和理由；四是接受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的名称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日期。以上四项内容是复议申请书的必备内容，其中“申请行政复议的要求和理由”是核心部分，是申请人通过复议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提出这种要求应具备的事实法律依据。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标志着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了相对人的怀疑从而引起外部行政争议的产生，是可能引起行政复议程序开始的一种行为。所以制作通信行政复议申请书一定要认真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事项叙述清楚，要忠于事实、合理合法，以便于复议机关审阅。

2、通信行政复议的受理

《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复议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复议条件的，但是不属于通信行政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除以上两种情况，通信行政复议机构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起即为受理。

根据以上内容，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后，应在程序上作出以下行为：

(1)审查复议申请

第一，审查复议申请书的期限应在接到行政复议申请后五日内进行。这样规定体现了行政行为的高效原则，对促使行政机关及时对复议申请书进行审查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

第二，审查复议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主要包括：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受案范围；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是否属于本通信行政机关管辖；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的复议条件；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申请人在提出申请之前是否已向人民法院提讼。

(2)处理复议申请

经过对复议申请的审查后，通信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第一，对于符合法定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机关收到之日起为受理。这时通信行政机关应制作《通信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分别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二，对于不符合法定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依法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载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对于符合法定条件，但不属于本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3)受理过程中的行政监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向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通信行政复议申请，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法定权利。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通信管理一直处于政企合一的局面，以致出现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怕惹火烧身或者官官相护等原因，随意拖延受理通信行政复议申请，甚至拒绝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这种状态，既偏离了通信行政机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宗旨，也偏离了促进通信发展的原则。因此，如果不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加强监督机制，势必影响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通信行政复议制度作用的发挥。在这方面，《行政复议法》对以前的《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作了相当大的完善。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人选择了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可通过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干预和监督获得解决。这里讲的“正当理由”，应理解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条件。凡是符合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条件的，除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应告之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外，都应当无条件的受理，绝不能以“正当理由”为由而拒绝受理或不予受理。

3、通信行政复议的审理

通信行政复议的审理原则上采用书面审理的原则，即不传唤申请人、被申请人、证人或其他复议参加人到复议机关。由于书面审理只能通过书面材料及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来进行分析、审理，因此，要求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要尽量详细全面。《行政复议法》之所以规定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以书面审理为主，主要是考虑到：(1)行政复议遵循效率原则，要求整个过程都体现便民、及时的特点，这就不能使复议活动完全适用类拟于司法程序的审理方式；(2)行政复议活动是行政系统内部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作为同一系统的复议机关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争议问题较容易沟通，一般无需从外面聘请证人及技术人员来证明、鉴定等，因此，往往无需通过复杂的审理方式来求得对具体问题的认定和把握；(3)行政复议以书面审理为主不同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书面审理，后者必须以事实清楚为条件，前者不一定以事实清楚为前提条件，而是审理复议案件最一般的法定方式。

但是，书面复议有利也有弊，例如遇有重大、复杂的案件时，无法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为此，《行政复议法》在规定了以书面复议为主的前提下，又规定了直接审理复议的情形，一般情况适用直接审理复议的情况主要有：(1)申请复议的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影响较大；(2)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要求或者一方要求到复议机关来说明情况，复议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3)要求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有关人员到复议机关说明情况较为方便的。例如有关人员和复议机关在同一地点；(4)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书面复议确实难以正确作出复议决定的情况。

无论是书面审理还是直接审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复议案件，开始采用书面形式审理，但随着对案情的逐步深入了解，发现情况复杂，需要请有关人员调查，也可以转为直接审理复议。因此，是采用书面形式还是采取直接方式，应根据申请人的请求以及各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决定。但基本的原则，要体现“以书面审理为主，以直接审理为辅”的原则。尤其是我目前实行两级通信行政执法体系，大量的具体行政行为由省级通信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因此，行政复议的直接审理，是很难实现的。

为了保证审理工作合法、顺利地进行，复议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开始审理前，应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将申请复议副本或者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是复议机关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完成这一工作。这里需要提出的是，申请笔录复印件实际上是就口头申请而言的，这是《行政复议法》对于方便广大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使行政复议权，而特别设立的一种申请方式。为了保证复议的效率和质量，让被申请人尽早收到申请书，以便其准备有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和证据，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复录印件3日起10日内，向通信复议机关提交答辩书以及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有关材料。

关于通信行政复议中的举证责任，《行政复议法》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32条中有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应适用于行政复议中，这是因为：

(1)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一个最基本规则是先取证后裁决，也就是讲被申请人作为行政机关，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即构成违法。因此，当通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被申请复议时，其首先应当举出充分的事实材料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

(2)在通信行政法律关系中，通信行政机关居于主动地位，申请人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申请人通常无法知晓被申请人是依据哪些事实和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申请人将无法或很难收集到证据和有关通信规范性文。

(3)在通信行政法法关系中，通信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申请人要强，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申请人几乎没有举证的能力，有的通信行政案件的证据需要很强的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才能取得，而这些申请人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关于EDI（电子数据交换业务）的认定，目前我国没确切统一的界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把EDI描述为：“将商业或行政事务的处理按照一个共识的标准，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或报文数据格式，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输方法”；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曾把EDI定义为：“从计算机到计算机之间结构化的事务数据互换”。而我国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在综合以上两种定义后，将EDI解释为：“一种把贸易或其他行政事务处理的信息和数据按统一规定的格式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数据，通过公用电信网在有关用户计算机之间进行交换和自动处理完成贸易或其它行政事务处理的全过程”。象这些规定都是申请人很难收集到的。

要求被申请人负主要举证责任，并不排除申请人举证的权利，作为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证明自己的主张，是申请人的权利，应依法得到保护。申请人起码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通信行为以及由于被申请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给申请人造成损害的事实进行举证。关于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已在“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中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举证规则，应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为准。

通信复议机关在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时，应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依据。这里所讲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的效力仅低于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第二层次。法律一经通过一定方式颁布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机关、团体、单位、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有关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规的总称。制定行政法规，是宪法赋予国务院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职权和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地方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通信行政规章是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机关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目前，在我国《电信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电信条例》及中央信息产业部门的通信行政规章是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主要依据。但有一点应特别注意，目前大量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依照通信行政规章作出的。然而，通信行政规章作为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是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作为依据的，这要求通信行政规章本身必须合法。如果规章规定的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其规章无效，不得作为执法的依据。

4、通信行政复议的决定

通信行政复议的决定，是通信行政复议监督的必然结果，也是通信行政复议的最终阶段。

由于被复议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有争议的，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适当的，也可能是违法的或部分违法的，也有可能是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决定内容是合法的，但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因此，就要求通信行政复议机关严格依法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根据具体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可依法作出通信行政复议决定。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复议决定可分为以下四种：

(1)决定维持具体行政行为

通信行政复议机构作出维持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决定的条件是：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衡量事实清楚与否，应当主要看主要事实是否清楚，如果主要事实清楚，并有足够的相应证据，就应当认定事实清楚。例如，判断“网间通信严重不畅”的标准，是网间接通率（应答试呼比）低于20%，以及用户有明显感知的时延、断话、杂音等情况。

证据确凿是指证明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是确定的。例如，确定网间通信严重不畅，接通率（应答试呼比）低于20%，应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有关证据，以证明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与适当，例如通过视听资料对用户使用的电话号码进行拨叫，记录应答试呼比。

适用依据正确是指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正确地适用了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由于通信行政管理涉及许多通信技术和业务规范，因此，通信行政机关在作出某种具体的通信行政行为时，应首先依照有关通信业务的规定，对管理相对人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后，方可适用有关依据作出处理。例如判断管理相对人双方（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是否按有关规定签定互联互通协议，应根据《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查明双方签定的互联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否包括：签订协议的依据、互联工程进度时间表、互通的业务、互联技术方案（包括互联点的设置、互联点两侧的设备设置、拨号方式、路由组织、中继容量，以及信令、计费、同步、传输质量等）、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及通信设施的提供、与互联相关的设备配置、互联费用的分摊、互联后的网络管理（包括互联双方维护范围、网间通信质量相互通报制度、网间通信障碍处理制度、网间通信重大障碍报告制度、网间通信应急方案等）、网间结算、违约责任等。互联协议是要式合同，双方必须按《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的内容执行。

关于程序合法是指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时间、地点、形式、权限等符合法律和通信行政机关运作的有关规定。内容适当是指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和符合普遍承认的道理。

(2)决定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有相当一部分既是权利，又是义务。通信复议机关对于因被申请人不作为的拒绝履行职责而引起的通信行政争议，经过审理，应决定其在一定时期限内履行应尽的职责。例如，颁发《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既是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利，即其有权决定予以颁发或不予颁发，又是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义务，因对符合国家通信主管部门关于通信终端设备进网管理有关规定的申请单位不予颁发进网许可证而引起的通信行政复议，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应决定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颁发许可证的职责。

(3)决定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审理，认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撤销：

第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主要事实是指通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最基本的事实根据，它是通信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处理的前提和基础。主要事实是否清楚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充分与否，以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依法不能成立的。

第二，适用依据错误。此类错误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将已经废止或未依法修订的规范性文件仍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例如：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如果通信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法》施行后，仍按照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原邮电部颁布的《通信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有关内容对违反通信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作出行政制裁，就属适用依据错误（现行的《通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于2001年5月10日施行）；二是将尚未或已经，但尚未施行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处罚依据。例如：某省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通过并公布了《通信市场管理条例》，该条例自二000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如果在二000年一月一日前，通信行政部门以该条例为依据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则应当认定其适用依据错误；三是应适用甲规范性文件的某条款，却适用了甲规范性文件的其他条款。例如，按照某省《通信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未经通信企业委托代办公用电话、公用传真的，而擅自经营以上两种通信附属业务的行为，应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但是通信行政部门却适用了该条例中的“利用专用网、用户交换机进行经营活动”的处罚条款，对该用户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应认定适用依据错误。除以上情形外，还有应适用甲规范性文件，却适用了乙规范性文件以及适用了对本区域无效的规范性文件等。

第三，违反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规则，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保证。实践中，多数通信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执法时，常常是重实体，轻程序，有的甚至把程序是否合法看作无关紧要，这种观念必须予以彻底纠正，同时也是行政复议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通信行政主体在对公民违反通信法规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时，应适用当场处罚程序，《行政处罚法》称之为简易程序。在适用这一程序时，起码要进行三个阶段，即：表明身份、说明理由以及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而实际操作时，大多数行政机关一般只表明一下身份，简单说明理由，就对相对人进行处罚，这显然是违法行为。

第四，超越或者。通信行政机关的职权是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权限范围，履行行政执法职责，不得超越或。超越职权一般有两种情况，即纵向越权和横向越权，前者指下级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行使了专属于上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后者是通信行政部门行使了同级另一行政部门的职权。例如，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取得通信主管部门的经营许可证后，还必须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如果通信行政机关吊销了某通信管理相对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这个决定显然超越了权限，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是指通信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职能的范围内，不依照法定程序、权限和要求行使行权职权。如通信行政机关有权对在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时播发封建迷信或者色情的通信业务经营者处以吊销经营许可证；但如个别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出于个人目的，对经营公用电话未按规定安装自动计费设备的行为也处以吊销经营许可证处罚，就属于。

第五，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是指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了明显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了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防止自由裁量权转化为任意、随意裁量权，必须对这种权利予以限制，否则会经常出现对违法行为轻微的给予重罚，对违法行为严重的却给予轻罚的违背公平原则的现象。

(4)决定变更具体行政行为。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经审理，确认通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有明显不当之处，可以决定改变被申请人的全部或者部分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用复议决定代替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而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主要适用于被申请人作出的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也不排除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至于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变更还是撤销的决定，主要应确认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是否作出非常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非常不合理，则应予以撤销。

行政监督论文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开始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参与是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风建设的有效手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保证，对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公民参与制度化保障还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等。

(一)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

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表现在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冷漠心理和依附顺从态度上。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文化，“官本位”强调官吏只向上级负责，而不受下属和人民的制约。权威型行政文化导致了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管理与决策被看作只是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力内的事，普通行政人员及广大社会公众实际上被排除于管理、决策过程之外。在行政系统内部，为保证政令统一，强调上下级之间严格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行政系统外部，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主体对社会公众发号施令，作为管理对象的公众总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及行政官员们居高临下的姿态，破坏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大部分民众还是选择了消极的服从政府权办，忽视自身的权力，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集权式行政文化片面强调政府的统治性、公民的服从性，使得政府与作为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公民双方地位不平等，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至今为止，一些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的公民参与行为还不多，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参与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宏观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很难真正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公民参与‘的效果不理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公民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权威盲目崇拜，把自己的政治和政治命运要求寄托在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部分“清官”身上，而不能依法对其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投诉；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应有的政策权益不敢或不愿去主动争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人治型和专制型政治文化的顽固不化。再加上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贫乏，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经验相对较少，素质和能力偏低，这些都导致了公民参与不足。

无论是公众还是一般行政人员，甚至是一些行政领导，对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意识淡薄，监督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来看，很少真正撤销或改变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公民参与监督还没有形成风气，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

(二)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全

1．监督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监督的合力

目前，我国监督体系的基本架构是内部行政监督体制和外部行政监督体制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约束体系。但是，现在的行政监督体制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这些不足影响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也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我国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任命。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的监督，上级监察机关处于“管得着”但“看不见”的状态，本级监察机关是“看得见”但“管不着”。目前对这部分监察对象的监督，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揭发。然而这些人身居庙堂之高，一般群众很难了解其违法违纪的事实详情，由此造成了一个监察黑洞。其原因在于监察机构设置于政府内部，在政府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来看，虽然处于执行机构的地位却没有实际上的独立性，所以对政府首长的监督显得责大权小，位卑言轻，结果是同级监察机关对行政首长的违法违纪行为无可奈何，有心监督但力不从心，甚至唯首长之命是从，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

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员编制、经费拨付、劳动工资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这就为行政领导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活动进行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局部利益，从本位主义和个人私利出发，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对该立案的不立案，该清查的不清查，该处理的不处理；或者千方百计阻挠监察工作，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严肃的查处。

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由于监察部门和其他部门平起平坐，本身不具有而且上级也未赋予其综合管理的职权，在涉及财务开支、计划立项、物资分配、土地征管、房产管理等方面的不廉洁问题时，也无从干涉。

2．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行政行为监督不够，监督行为缺乏精细的标准，随意性大；监督有名无实、不到位，不到出现大问题就不予以处理。

3．决策层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缺失，公民参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监督行为滞后

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处理，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以后才去追究。这种监督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打击腐败和惩罚失职具有一定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有时难以弥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决策中政府行为缺乏全程监督。

知情才能议政，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的参与度或不能及时参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一方面，一些官员受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忘记自己公仆身份，拒绝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和吸收公民意见，公民参与权和决策权无从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不够，在政务公开的程序、内容真实性方面没有做到规范，有些政府公布的信息不全或避重就轻甚至故意隐瞒事实，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不能及时全面地对政策制定进行有效监督。

4．缺乏公民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首先，由于对官员的考核一直是“官考官”，就形成了公务员“唯上”的工作思维方法，一个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方向常常随领导人的变动或兴趣转移而变动。其次，传统的考核标准具有零散性、随机性特点，人为因素很大。再者，传统考核缺乏延续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民考官”没有得到重视，很少吸收公众的意见。

(三)参与渠道不完善

选举制度、听证会制度、制度、民意调查制度、与人大代表接触这些能够引起广泛参与的方式是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只是一种形式，其具体功效还有待提高。而那些相对比较正式的渠道又大多是官方的，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严重不足。

(四)公民社会大环境的缺失

公民社会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公民社会到近代才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公民社会处于缺失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和民主法治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但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公民社会完备的制度设计；组织化程度不高，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不强，还带有官方色彩；社会普遍的平等观念没有确立，对弱势群体及社会底层成员的歧视依然存在；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对权威服从甚于对法律的敬威等等。

三、转型期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下的公民参与的路径选择

针对目前中国行政监督方面存在的以上种种问题，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转换和优化行政监督机制。

(一)培育公民参与意识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首先，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生活，民主建设过程包括公民参与的发展缓慢，从领导阶层到一般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轻视公民参与。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主体地位和意识不断加强，公民越来越注重和保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影响那些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断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发言的机会。对公民的这种思想意识要积极引导。其次，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自身素质。“一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从小培养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是政治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育人们认知政府的法律、制度，并且学习如何实际操作这些制度。”通过培育，使公民具备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观念。

(二)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1．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公众和舆论监督

第一，注意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针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协调的弱点，应该建立简化的行政监督体制统一的领导机制。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行政监督机制完善也应该以此为目标，要进一步调整监督体系，对监督主体功能重组协调，依法建立立体的社会监督网络。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党的监督这些主要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各种监督主体形成合力。要明确每一种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责、权限以及具体规范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要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总理在谈到民主监督时借用了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句话：我们要自觉地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经常地听取派和党外人士的意见，也听取专家学者各方面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听取民间的意见。

只有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为此，应该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提升其地位，赋予其相应的职权，监督同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首长。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是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部门只受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级进行，并只对上级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的约束。要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充分的自，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至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建立相对独立监督机构后，要把该机构作为整合整个行政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由它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各种行政监督力量。这样就可避免监督主体多、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力量分散的缺点，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

第二，加强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公民监督是指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公民监督是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通过举报、控告和检举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侵权等行为，公民还可以通过等渠道实行监督。从我国近年来反腐败工作实践看，监察机关办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举报。这说明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对政府的行政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平常的百姓对政府的工作进行同步监督，就会使行政机关人员心无旁鹜地投入本职工作中，无暇顾及不必要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事件的发生，从而提高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

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以其置身于事外而具有公正性。它以其信息传递上的公开、迅速、广泛，对监督客体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效应。马克思称新闻舆论监督为“第三种权力”，足见其重要作用。

强化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及搞不正之风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将其错误和罪恶公布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让社会各界的群众积极参与行政监督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监督政府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帮助政府纠正工作失误，预防失职、擅权、腐败现象。

2．健全行政监督法规，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

要保证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使公共政策更加合理科学，避免和减少重大的失误，就应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将公共政策过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健全法规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行政监督工作既需要基本法规，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既要制定实体法规，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统一立法，尽快制定一系列互相配套、覆盖范围广、操作性强的法规体系。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行政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使，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3．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加强决策层和社会各阶级的联系，倾听社会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政务信息的公开，就没有社会大众的知情权的落实；而没有知情权的落实，参政议政的权利的行使也就无从谈起。在不危及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近年来，我国在政务公开上开始进行探索，并取得较大的突破，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要采取相应对策加以解决，要实现政务公开法制化；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优势，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化的义务主体范围，提升信息公开的广度。

公民参与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一个过程，它同时也应该表现出一种结果。公民参与只有以能够让他们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让公民行使权利，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情民意被尊重和重视，才能最终保障和调动公众参与政务及一切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我们不仅强调要保证公民的参与权，而且还要保证公民的有效参与，即公民参与后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参与的作用。要确保公民参与有实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参与代表的选择应更具有科学性。二是明确公民参与的权利和义务，让公民理性参与。既明确参与代表调查研究和收集信息的权利、与主管部门沟通协商的权利、调查研究和意见表达受保护的权利，又明确其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三是有序参与，规范公民参与程序。通过制定必要的规定、办法，使公民参与有章可循。四是尽可能多地安排交流对话的时间，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

以往的行政监督体制偏重于权力运行后果的监督，而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相当薄弱。实践证明仅靠事后监督，无法彻底解决政府及职能部门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渎职现象，而且事后监督只能应付既成事实。要防止重大决策的失误，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必须由目前的事后检查；惩戒为主的监督，转向注重行为因果、事件始终的全过程监督，建立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机制。不仅要对行政决策行为的可行性的监督，而且也要注意对实施过程的监督。做好事前的防范性监督、事中控制性监督和事后的查处性监督，真正实现把问题禁于未萌，把恶果止于未果的最佳监督功效。

4．建立和健全公民参与对官员的评估机制。

科学的评估体系，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在对行政官员绩效考核时，要吸纳群众的意见，要把群众意见、“公民满意度”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砝码。一个地方的民众，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水平最有发言权，以多数人的立场对被评定者予以观察评价的话，可获得对被考评人更客观、真实的评价。对官员的评估一旦有了足够的公众参与度，就会使政府公务员变“唯上”为“唯民众”。

当然，让民意成为导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民意表达的程度与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形成压力的要求，显然还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官威不可犯”之类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民意的评价将越来越重要。公众声音的充分表达，不仅有助于纠正行政决策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强化公众的民主和参与意识，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因此，必须重视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干部考察工作要注重运用民主这个武器，坚持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

近年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主要有：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议程，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还有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公示制度、旁听制度等，也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太少，很大程度上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这些活动只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作风、塑造党的形象而开设的。可见，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还需要拓宽，已经形成公民参政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监督形式的多样化就是要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结合、主动监察和被动监察并举。特别要拓宽自下而上监察的途径，加强主动监察。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仅可以加强监察官的权威，排除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对监察工作的干扰，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和揭露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防止腐败蔓延。通过派员巡察的方式，主动获取监察情报，及时发现行政偏差和失误，采取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有利于克服坐镇接受检举的被动监察局面。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工作主动性，尤其应该建立常规的主动监察制度。实行常规主动监察可以促进廉政，同时也可以促进勤政。

(四)积极营造公民社会

行政监督论文篇10

抽象和具体总是相对而言的，因此，抽象行政行为也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学术概念。目前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定义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普遍规范的行为，其范围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和其他一般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具体是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为。这一行政行为相对于行政机关针对某特定对象采取的行为，具有对象非特定性、效力的未来性和规范的反复适用性三个特征，因此被称为抽象行政行为。

一、当前我国是如何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对于因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7条就纳入行政复议申请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和方法作出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均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诉讼和复议的受案范围之外，因此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的自身监督两种方式。这两种形式的监督是我国目前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最主要形式，至于说要群众监督和代表监督等也是形式上的监督，而没有以必要的形式确定下来。

(一)人大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

从宪法、组织法的规定来看，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其次，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再次，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决定、规章；最后，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这是目前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一个主要方式，也是从法律上确定下来，规定了具体进行监督的形式和办法。

(二)备案审查、法规清理和诉讼监督

从具体做法上看，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国务院通过备案审查可以发现规章中存在的不当或违法问题，从而加以纠止。有些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也要求其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将其规范性文什上报备案。此外，国务院在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可以发现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也可以解决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

这些看似完备的监督制度实际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上述监督几乎都是机关之间或者关内部的监督，由于缺少有效的程序规则，因而无法顺利进行。也就是说这些监督也就是机关对机关、上级对下级的要求而已，但没有具体的措施和细节上的要求，特别是在程序上没有详细的规定，比如什么时间报、报到哪一级等等。二是在这些监督形式中，没有行政行为的利害相关人参与，同时缺少程序的发动者，无法沟通行政行为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制定行政行为的主体缺乏与相对人的沟通，制定者总是占主导和主要地位，也就是说，制定方说了算，相对人也就是服从和执行，没有其它的权利，因此，使得上述监督形式有名无实。

二、目前我们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有效机制

有权力就要有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种现象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已显露得十分明显，缺乏监督的特权，使有些部门和个别人尽显特权思想，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使国家的尊严和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损害，其结果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越少，产生腐败可能性就越大。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无一不与权力缺乏有效限制有关。现代法治的内涵要求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均应守法，均应置于法律的有效监督之下抽象行政行为由于其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较之其他行政行为而言，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显得更为突出和必要。概括起来，对抽象行政行为有效监督的必要性有以下几方面：

(一)抽象行政行为本身性质的需要

具体行政行为毕竟是针对个别人的，即使违法，对相对人造成的损火也是局部的。但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同，它是针对普遍对象作出的，适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只有反复性、层次多、范围广，因而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从抽象行政行为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可以看出它造成的影响是不特定的人，并具有反复性，因此，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

(二)改变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现状的需要

由于立法排除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和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义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义务工等。还有—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只考虑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不顾大局，不顾群众的疾苦，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有的单位和部门更是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法制、政令的统一，干扰了执法，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扭转这种形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

(三)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行政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救济法。抽象行政行为既然比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可能还要大，影响还要广，理应对这一行为加以更严格的监督。但是，现实的情况恰恰是相反的，相对人在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运川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通过复议和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在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时，却无能为力，只能以举报、上访的形式提出。但这两种形式又是如此的无力和无奈，相对人的举报要私是被相互推诿，要么是置之不理，特别是我国目前的上访渠道看是畅通，其实也是抚慰相对人的一种手段，有的时候，部门的语言显得十分可有可无，相对人是欲哭无泪，投诉无门，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其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一个有效地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制度，这是极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保护。有的结果可能造成对相对人一生的伤害，或对相对人的经济和家庭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侵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在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三、其它国家是如何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鉴于抽象行政行为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如何保证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既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又不至于威胁公民的利益，就成为各国行政法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实践，各国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这些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不无可资借鉴之处。概括起来，这些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司法审查和听证制度。

(一)行政复议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复议中，是很多国家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第五项的规定，“各行政机关应给予有利害关系的人申请、修改或废除某项规章的权利。”意味着公民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时，有权要求该机关修改或废除规章。法国的行政救济制度事实上也是一种复议制度，依据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不服行政机关的条例，可以申请复议。

(二)司法审查

法院作为当代社会中权力的监测器和权利的卫士，没有理由在对普通公民的权利最直接最经常产生威胁的行政权力面前有所保留或残缺。诉讼监督被认为是最公正也是最具监督力量的方式，因此许多国家都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齐的监督范围中。如法国在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公民享有的议会救济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以诉讼救济手段作为最终保护公民权利利监督行政机关的方式，即对行政扭关制定的条例不服，可向行政法院提出诉讼。在英国，只有女王和议会的立法可以作为例外免受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规，由于其属于从属立法的范畴，因此不具有这种特权，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有权审查齐其合法性，并有权对违法的条规宣布无效。美国从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则出发，规定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并且把法院对立法是否违宪的审查原则和制度适用到了对行政或执行机关的立法审查活动中。

(二)举行听证

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的一项民主制度，也被一些国家应用于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预先监督之中。典刑的代表是美国的听证会和英国的调查会。(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章除特别规定外一般都应经过听证程序。听证分为非正式程序和审判型的正式程序两种，其中非正式程序被广泛采用，而正式程序只在法律特别规定时才被运用。非正式程序是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之前，先要将其所要制定的规章草案或其主要内容予以通告公布，供公众了解和评论，公众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提供意见，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磋商、会谈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行政机关在通过以上方式获取公众意见并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制定规章。向公众通告是制定规章的法定程序，未经这一过程而制定的规章，将因程序上的严重缺陷而不能生效。正式听证程序更类似于司法审判制度，它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前，向公众予以通告，并举行专门的审判型听证会，由有关当事人提出意见和证据并与行政机关进行口头辩论，听证所作的记录将是制定规章唯一的依据。在英国“听取那些可能受到规则和条例影响的人和组织的意见，是得以最有力和最认真执行的惯例之—。”某些特定的规则或条例通常要向特定的利害关系人进行咨洵，或依照法律的规定设立一个由各方利益代表组成的的咨询委员会，以广泛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如果咨询成为一种法定的义务，未进行咨询通常将被视为一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而导致该命令无效。日本也有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应经过听证程序。

四、对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构想

目前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还很不完善，为此我提出如下构想：

（—)完善权力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尽管我国宪法赋予了权力机关有审查行政机关法规、规章的权力，但由于没有规定一套完整、具体的监督程序，这一监督实难发挥作用。今后应重点从权限和程序上予以加强和完善。笔者认为：第一，权力机关应当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行政机关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前，应将文件草案连同可行性实施意见一并报送权力机关的该专门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进行审查。第二，权力机关必须对其他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一旦发现该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应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及时予以撤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能。第二，在程序上应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制定抽象行政行为时应接受本级立法机关的询问，及时向立法机关备案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立法机关的质询和询问予以答复。最后，还应提高人人代表的素质和法律意识，增强其监督的责任。

(二)设立听证程序

抽象行政行为通常门为单方，是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产物，行政机关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制定与相对人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其民主性存在严重缺陷。正是由于以上原冈，很多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听证程序以弥补抽象行政行为在制定中缺乏民主性的不足。为从根本上保证抽象行政行为在制定时的合法性利民主性，我国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有益的经验建立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

(三)赋予相对人对所有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请求权

现行的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相对人不能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行政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大多数局限于由自身启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上。而这种反省和自我约束有时显得那么无力和无奈，因为有些部门和单位的政绩和面子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显得比相对人的个人利益更重要，他们有的时候是不会自我反省和自我改正的。缺少来自于外部相对人的发动和参与，相信依靠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就能达到监督的目的，这种思想不仅显得比较幼稚，实践中也是极不现实的。赋予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权，使监督来自于相对人，是极为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也是对行政部门的一个重要的监督措施和手段，相对人在不服时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有这种权益也是对相对人的一种保护，也是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重要体现。

(四)逐步确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判监督权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复议中，还不能说已对其实施了最有效的监督。因为行政复议虽然是由相对人提起和参与，避免了仅由行政机关自我启动的缺陷，但从行政复议的性质上看，这仍然是同一系统内部的监督，仍然克服不了自我监督的局限性。而权力机关的着眼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调控立法工作上，很难顾及到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加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使其同样存在着监督不力的缺陷。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许多国家都将法院的司法审查作为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的最彻底和最有效边手段。我国应由人民法院作为专门的法律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行使审判监督权，对保护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利腐败，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高鸿著：《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

3胡建淼著：《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

4姜明安著：《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行政监督论文篇11

【关键词】：行政；监督；行政执法；

“监督”一词，根据我国《辞源》的解释，是指监察督促之意。在现代社会监督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的实质是指权利的制约、督导、防止权利的滥用和腐败。国家如无必要的监督机制，就很难正常的运作和发展。因此，现代国家都把监督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机制之一。在这里我们所讲的行政执法监督不是对行政执法行为零碎的具体事务的监督，而是要对行政主体所作的因执法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一些特定抽象行政行为的体制化，一般化的监督，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法制的重要内容。

关于行政执法监督，需要明确以下内容：

一、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之界定

1、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以及根据法律、法规授权或受有权国家机关委托，行使相关行政执法权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是法的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实现方式。在我国，行政执法主体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渠道：（1）根据法律规定依法产生和获得；（2）根据法定授权产生和获得。具体而言，我国的行政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中央和地方和各级政府；第二，各级人民政府中享有执法权的下属机构；第三，因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按照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授权的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2、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各类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及有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实行监察、督促、督导活动。这与行政监督检察不同，后者是指行政机关或国家公务员对企事业单位或公民，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等情况进行监督，它包括如工商、税务等部门对个人、组织的监督，稽查特派员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监督等等，行政执法监督主体一般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权利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它所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工致人员的法律活动所实施的监督，权利机关监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监督；二是工作监督；第二，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隶属关系。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执行法律和守法活动的监督；第三，司法机关的监督。分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审判机关的监督；第四，社会组织的监督；第五，舆论的监督。第六，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理论的分析。

1、行政执法与“权利”的关系。有史以来行政一直是权利的代名词，行政执法是权利最形象逼真的表现。权利具有双重性，它不仅代表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意味着某个人的便利和地位。权利在使用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两种效果：正效应和负效应。权利的正效应是指权利发挥其正常的应有的正面和职能。权利的负效应，指权利的拥有者假公济私，滥用权力，因而对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造成危害。行政执法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是纷繁具体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其具有自由裁量性、单方意志性、直接效力性和直接强制性，且其具有国家强制性，该强制性是由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因而行政执法便具有了权利的负面效应。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就时刻有滥用权利的可能，故而其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

2、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最难监督之点即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最能侵犯个人、组织正当权益的也是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现代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执法依法办事，而且要求行政执法根据公认的合理性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各种监督主体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困难之处也在于此，对一个国家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研究，可以制止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对权利的滥用，从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行政主体滥用权利的侵害。

三、我国现行行政执法机制反思

1、现行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我国历来十分重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一个主体众多，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从主体来看，包括权利机关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他组织和社会的监督；以监督的范围来看，既包括对国家各级、各类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监督，也包括对国家公务员是否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实行监督；从监督的内容来看，既包括各级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2、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及不足。目前我国虽初步形成了内外结合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发挥了较为全面功能，但仍存在一系列的明显缺陷。从法理上讲，我国“议行合一”国家体系中，行政机关只是执法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行政机关发挥着非常活跃的管理功能，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等执法功能。行政机关在从事大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行政权也在授权立法，行政部分准司法权，行政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表现出广泛性，主动性的特点。这些事实的存在和发展与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落后与不足是不相适应的，为此我们必须要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在社会转型期内认真了解我国现行行政执法监督的缺陷。我国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问题（1）监督的主、客体错位。群众对行政执法、各监督机构对所监督机构、同级机构之间总是关系牵制，致使监督无力；（2）监督的职权混同。目前我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仍存，表现在监督机制上就显得党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和包揽了其他主体的监督；（3）监督主体上的监督意识淡薄；（4）监督的运行方式单一，监督体制则多而无序；（5）监督与制裁衔接不紧凑，后者往往软弱无力；（6）监督法制程度低，制度不健全。

四、面对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之现状，就有必要重塑我国执法监督之体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我们必须明确其重构之前提条件。

（1）其依据须法律化。行政执法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并且这些法律在形式上要具有规范性，具备法的特征。从整体上，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文件应具有的外在形式和特征，不同内容之间应该互相联系，形成统一的体系；从微观上讲，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的用词及整个条文构造应当严密，使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2）立法必须重视行政执法所依据法律的实施，如果立法者只作为一种政治标榜，这些法律的实施状况则可想而知了；（3）建立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保障机制。因为行政执法所依据法律无论怎么完备，但普通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任意被违反而不承担任何相应后果的话，相关法律的权威便无法建立起来，行政执法的效果也不会见好；（4）培养行政执法监督意识。由于权利绝对私有制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与之相联系的心里积淀、习惯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传统还会延续，这些东西有可能会以新的面貌出现，要清除这种可能性，需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人民应懂得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某个利益集团和个人，每个公民都应当清除传统的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非平等思想，树立起平等意识，再者要有参与意识，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发表言论，更重要的参政议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各种途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可以说没有参与意识，别的一切都等于零，有了这些民主意识，行政执法监督意识就有了基础，可以说行政执法监督意识只是民主意识的一部分，在这种意识的培养中教育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能起到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作用，并对人精神风貌和良好素养起到长期的巨大作用，潜化地影响其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正确、合理地履行指责奠定坚实地基础，使行政执法监督主体能在法制领域依法监督。

2、须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主体。我们需要深入细致地分析研讨行政监督主体本身的优劣得失，以求对症下药，健全和完善等。健全和完善人大监督，首先要坚持人大在对行政执法监督职权中的统一性，其次是要提高权利机关监督的权威性。为此我们需从如下几方面做工作：

（1）要深刻意识人大监督是最权威的监督，别的监督都从属于人大监督。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宪法，让每个人都了解人大的作用，了解人大监督的特点。从而行成一种强大的思想趋势，凝聚为一种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障人大监督的行使，明确各种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使人大监督在实际上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

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行政法论文（2）改善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党对人大的领导属政治、组织、思想的领导，人大监督是最高监督，故而人大绝对可以对党的成员进行监督，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并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这样，一个国家的机构运转才能正常进行。

（3）加强人大监督的监督力度。首先要认真全面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其次人大应充分运用质询和询问，时刻监督政府在行政执法中的违法和不合法行为，使行政执法行为公布于众。

（4）尽快制定一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以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大监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以明文形式公诸于众，使人大的监督具有针对的操作性，使之有效地运行。

（5）完善人大各组成部门。首先，应进一步提高现有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素质，要吸收既懂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和较高政策水平的人进入专门委员会，以提高其整体工作效力。其次，必须十分重视现有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人员的配置；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在我国，司法监督包括检察院的监督和法院的监督，要健全完善司法监督，首先需扩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范围，强化司法监督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功能，改革司法监督体系的用人制度和财务制度。

（6）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包括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一般监督指行政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专门监督是行政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首先对行政监察，我们应朝以下各方面着力加强行政监督制度。第一，职能分离。行政监察监督的职能必须独立化，并与其他监督方式有明确的区别；第二，加强行政监察的透明度，制度化、法律化；第三，集中力量促使行政监察机关监察任务的完成。其次对审计监督，我们应加深和拓展审计监督的作用范围，搞好对固定资产投资缓建项目的跟踪审计，加强对流通活动、消费基金、财政金融等部门的审计，抓好对发展农业和扶贫专项资金的审计，另外还要实现审计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

行政监督论文篇12

本文通过分析，界定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含义，并通过对行政执法监督理论的分析，反思了我过现状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提出了必须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执法监督主体，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执法监督主体自由裁量权

“监督”一词，根据我国《辞源》的解释，是指监察督促之意。在现代社会监督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的实质是指权力的制约、督导、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国家如无必要的监督机制，就很难正常的运作和发展。因此，现代国家都把监督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机制之一。在这里我们所讲的行政执法监督不是对行政执法的行为零碎的，仅仅对一些具体事务的监督，而是要对行政主体所作的因执法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一些特定的抽象行政行为的体制化，一般化的监督，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一、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之界定

（1）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受有权国家机关委托，行使相关行政执法权力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包括行政许可、确认、检查、处罚、强制等各种行为方式。在我国，行政执法主体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渠道：1、根据法律规定依法产生和获得；2、根据法定授权产生和获得。具体而言，我国的行政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1、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2、各级人民政府中享有执法权的下属机构；3、因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按照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授权的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2）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各类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及有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实行监察、督促、督导活动。这与行政监察监督不同，后者是指行政机关或国家公务员对企事业单位或公民，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等情况进行监督，它包括如工商、税务等部门对个人、组织的监督，稽查特派员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监督等等，行政执法监督主体一般包括以下几类：1、权力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它所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律活动所实施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监督；二是工作监督；2、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依照隶属关系，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执行法律和守法活动的监督；3、司法机关的监督，分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审判机关的监督；4、社会组织的监督；5、舆论的监督；6、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理论的分析

1、行政执法与“权力”的关系。有史以来行政一直是权力的代名词，行政执法是权力最形象逼真的化身。权力具有双重性，它不仅代表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意味着某个人的便利和地位。权力在使用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两种效果：正效应和负效应。权利的正效应指权力发挥其正常的应有的正面和职能。权力的负效应，指权力的拥有着假公济私、滥用权力，因而对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造成危害。行政执法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是纷繁具体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其具有自由裁量性、单方意志性、直接效力性和直接强制性，且其具有国家强制性，该强制性是由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因而行政执法便具有了权力的负面效应。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就时刻有滥用权力的可能，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行、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的相当突出。

2、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我国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需要通过经过科学分工的各个国家机关来行使权力。每个行政机关的权限应经过合理配置，其权限都必须是特定的、受到限制的，权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而不受限制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每一个机关及其公务员都必须在法定的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自觉接受来自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对行政机关有效地监督，是保障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

3、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最难监督之点即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最能侵犯个人、组织、正当权益的也是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现代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执法依法办事，而且行政执法根据公认的合理性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看到行政机关本身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行政管理采取首长负责制，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的必要性都给依法行政带来了困难。各种监督主体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困难之处也在于此。国家应对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进行研究，从而防止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对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的侵害。

三、我国现行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反思

1、现行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我国历来十分重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一个主体众多，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从主体来看，包括权力机关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他组织和社会的监督；以监督的范围来看，既包括对国家各级，各类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监督，也包括对国家公务员是否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实行监督；从监督的内容来看，既包括各级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2、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及不足。目前我国虽初步形成了内外结合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发挥了较为全面功能，但仍存在一系列的明显缺陷。主要表现为：不少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偏低、权力不足、权威性差；一些监督部门职能重复、交叉过多，监督权责关系未理顺；监督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对行政执法部门尚未形成应有的监督合力；等等。这些事实的存在与发展与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落后与不足是不相适应的，为此我们必须要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在社会转型期内认真了解我国现行行政执法监督的缺陷。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体制的主要问题（一）监督的主、客体错位。群众对行政执法、各监督机构对所监督机构、同级机构之间总是关系牵制，致监督无力；（二）监督职权混同，目前我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仍存，表现在监督机制上就显得党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和包揽了其他主体的监督；（三）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淡漠；（四）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力度不够；（五）监督与制裁衔接不紧凑，后者往往软弱无力；（六）监督法治程度底，制度不健全。

四、我国执法监督体制的重构

（一）我们须明确其重构之前提条件

第一、其依据须法律化。行政执法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并且这些法律在形式上要具有规范性，具备法的特征，从整体上，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文件应具有的外在形式和特征，不同内容之间应该互相联系，形式统一的体系；从微观上讲，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的用词及整个条文构造应当严密，使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第二、制定和完善关于行政（执法）程序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更有效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行政程序规范不完备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目前行政法制的一个重大缺陷。第三、建立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保障机制。因为行政执法所依据法律无论怎么完备，因普通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任意被违反而不承担任何相应后果的话。相关法律的权威边无法建立起来，行政执法的效果也不会见好；第四、培养行政执法监督意识。由于权力绝对私有制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与之相联系的心理积淀、习惯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传统还会延续，这些东西有可能会以新的面貌出现，要清除这种可能性，需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人民应懂得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某个利益集团和个人，每个公民都应当清除传统的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非平等思想，树立起平等意识。再者要有参与意识，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发表言论，更主要的参政议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各种途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可以说没有参与意识，别的一切都等于零，有了这些民主意识，行政执法监督意识就有了基础，可以说行政执法监督意识只是民主意识的一部分，在该种意识的培养中，教育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能起到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作用，并对人精神风貌和良好素养起长期的巨大使用，潜化地影响其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正确、合理地履行职责奠定坚实的基础，使行政执法监督主体能在法制领域依法监督。

（二）须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主体。我们需要深入细致地分析研讨行政监督主体本身的优劣得失，以求对症下药，健全和完善等。健全和完善人大监督。首先要坚持人大在对行政执法监督职权中的统一性，其次是要提高权力机关监督的权威性。为此我们需从如下几方面做工作：

第一、要深刻意识人大监督是最权威的监督，别的监督都从属于人大监督。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宪法，让每个人都了解人大的作用，了解人大监督的特点。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趋势，凝聚为一种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障人大监督的行使，明确各种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使人大监督在实际上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

第二、改善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党对人大的领导属政治、组织、思想的领导，人大监督是最高监督，故而人大绝对可以对党的成员进行监督，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并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这样，一个国家的机构运转才能正常进行；

第三、加强人大监督的监督力度。首先要认真全面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其次人大应充分运用质询和询问，时刻监督政府在行政执法中的违法和不合法行为，使行政执法行为公布于众。要加强各种形式的行政执法监督，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在行政执法监督中的作用，维护法制统一正确实施，坚决杜绝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现象。

第四、尽快制定一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以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大监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以明文形式公诸于众，使人大的监督具有针对的操作性，使之有效地运行。

第五、完善人大各组成部门。首先，应进一步提高现有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素质，要吸收既懂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和较高政策水平的人进入专门委员会，以提高其整体工作效力。其次，必须十分重视有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人员的配置。

第六，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在我国，司法监督包括检察院的监督和法院监督，要健全完善司法监督，首先须扩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范围，强化司法监督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功能。

第七，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包括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一般监督指行政体系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专门监督是行政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首先对行政监察，我们应朝以下各方面着力加强行政监督制度。1、职能分离，行政监察监督的职能必须独化，并与其它监督方式有明确的区别；2、加强行政监察的透明度，制度化、法律化；3、集中力量促使行政监察机关监察任务的完成。其次对审计监督，我们应加深和拓展审计监督的作用范围，搞好对固定资产投资缓建项目的跟踪审计，加强对流通活动、消费基金、财政金融等部门的审计，抓好对发展农业和扶贫专项资金的审计，另外还要实现审计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

第八、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这是一种最能体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监督形式，故而这种监督方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巨大意义。要健全和完善这种监督，首先应健全和完善各派的监督，各派的监督主要是通过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进行的。通过政治协商对执法监督起着重大作用，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并感觉到各派的理想监督状态和实际监督效果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所以要继续努力使各民主学派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并且还要进一步扩大各派代表人物在各级人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名额，使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另外也要加强派的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议政素质。在组织选拔上，选拔品学兼优有组织能力的新人进入各级领导机构。其次还要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监督的愿望应该是很热烈的，国家为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开辟了各种通道，有，举报、申诉、控告、建议等等。当前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愿望与地方政府个别领导的利益的冲突，中央希望人民群众中存在的问题能得以及时、迅速地解决，但地方部分为一己之私，不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呼声，害怕把矛盾公开化，影响自己的政绩，造成很多群众越级上访，申诉等等，但这些问题有时并不是上级部门所能直接解决，甚至间接也不能解决，故而，中央应重视政策的执行问题，地方也应深刻明白，这是对本身长远利益的考虑，如果有这个观念的转变，那么人民群众的、举报、申诉等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别的都不是问题，这样就可以从最根本上稳固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人民群众。

最后，还要健全和完善舆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舆论是一种公众意见，舆论监督，尤其是新舆论监督具有全民公审的强大威力，它能及时地把和违法乱纪行为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产生无可抵御的批判力量。我国的舆论监督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缺乏对舆论理论的形容，故而我们只把舆论看成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舆论监督功能却没有被提到桌面上来。目前舆论监督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所以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要认识到新闻舆论必须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它必须深入生活，言言有物，有的放矢，为群众说话，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新闻舆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在我国，此方面的改革要比政治、经济领域内改革更为困难和复杂。还要认识到新闻舆论监督要法制化，我国新闻舆论方面的立法比起其他方面的立法是比较滞后，但现实中许多新闻单位代表正又对非正义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时，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对舆论的管理方面，暂时处理的情况多，人治的色彩比较浓，在可能面临社会诸多压力的情况下，新闻机构的一些领导不得不时刻观察上面的态度，仔细应对各种情况，这样政治就领导了舆论界，政治上的黑幕被遮将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因此，应允许新闻界经常披露有关问题，并发表评论，展开讨论。在提倡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定案”的现象。

总之，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大的课题，它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深刻分析才会实际有所增益，才能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确保依法行政，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以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刘海年等编：《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治出版社1996年8月版。

3、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

4、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1996年《法学》第11期。

5、郑成良：《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1996年第4期《吉林大许学社会科学学报》。

6、王宝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张民锋、傅斯来：《当前行政执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第51页。

行政监督论文篇13

一、关于行政责任

（一）关于行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于行政责任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如某些行政管理学者是将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也包括在行政责任范畴内的。即使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此也见解各异。例如，前苏联行政法学者的如下“权威”定义在我国行政法学初创阶段译介进来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行政责任意味着行政处分的适用和实现。它是法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狭义理解或是广义理解，行政责任毕竟是行政强制的一部分。”〔1〕按此说法，行政责任是仅由相对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传统的“管理论”的观点，尽管早已过时，但它带来的影响现在仍不可忽视。

又如，在我国曾影响很大的《法学词典》甚至将违反企事业单位内部规章的后果也纳入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责任既包括法律责任又包括纪律责任，将行政责任定义为“实施法律或企业事业单位规章禁止的行为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性质属于轻微违法失职或违反内务纪律，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能从行政上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2〕这种将私人行政与公共行政混同一体的早期做法，现在看来太过宽泛，显然不当。

有的学者借用西方某些行政法著述的观点，将行政责任单纯视为国家赔偿责任。〔3〕这种定义显然过于狭窄，也不符合实际。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行政责任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看：就内涵来看，是指行政违法即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外延来看，行政责任的行为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即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因此行政责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行政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同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4〕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一种广义的理解。

也有不少学者持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5〕这种观点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和较多赞同者。

按上述狭义理解的行政责任，其主要特征有：1行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或其他什么责任。它不是基于道义或约定产生的，而是由法律（行政法）单方设定的。2行政责任是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它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特征。3行政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有其相对特殊的内容和承责条件。行政责任不能代替其他责任，其他责任也不能取代行政责任。4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外部责任，它不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如接受行政处罚），也不包括行政主体内部的责任（如受到政纪处分）。

（二）关于行政责任的构成、种类和形式

探讨行政责任的构成，旨在便于确认行政违法的后果及其性质，解决应否追究和追究哪种行政责任的问题。为此，需要着重考察行政责任的如下4个构成要件：1已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包括某些行政不当行为）；2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3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是由行政违法行为（包括部分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的；4必须是法定的应予以追究的由该行为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的种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已取得较多共识的有如下三种划分方法：

1划分为国家（行政）侵权责任和国家（行政）合同责任

这是英国行政法对行政责任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英国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当局及其雇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被诉后都应由普通法院管辖且确定有责任后由国家承担责任，行政当局违反行政合同应负赔偿责任，如因社会公益而单方改变行政合同条款则应予以补偿。简言之，行政责任通常因行政当局的侵权或违约而产生且应由国家予以赔偿或补偿。此种划分方法也为许多国家行政法学者所普遍接受。〔6〕

2划分为惩罚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前者是指针对具体实施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者的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责令承担一定赔偿额等等，它通过惩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后者是指对因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各种有效补救，它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方面。

3划分为制裁性行政责任、强制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这三类法律责任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和有所区别的。其中的强制性行政责任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和执行罚。

行政责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形式（其中有一些例外也作为民事责任形式）。具体而言，可采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如下八类：1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是非财产性质的最轻微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2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也是非财产性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3履行职务。这种责任由行政失职者具体承担。4撤消违法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本身有义务撤消，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撤消，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撤消。5纠正不当。此即行政不当行为要予以矫正的责任。6返还权益。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被非法或不当剥夺，因而撤消或变更该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时，必须返还相对方的权益。7恢复原状，在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相对人的物品损坏时，行为人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8行政赔偿。行政侵权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纯粹的财产责任；而且这也是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形下给予该相对人权利补救的一种形式。〔7〕

（三）关于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

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是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实务中大量存在和较有难度的问题，但在学界争论较小。对此，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

>行政责任的追究，是指在确定行政责任的基础上，有权机关强制负有责任的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在我国，法定有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国家机关有三类，即：1权力机关。例如，它可用“撤消”的手段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的责任。2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权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表现在上级行政机关有权追究下级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的行政责任，监督职能机关有权追究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等等，而且适用各种责任形式。3司法机关。例如，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有权通过裁判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的实践来看，追究行政责任必须坚持如下四项原则：其一，责任法定原则。必须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才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且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其二，责任自负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其三，法律责任与违法程度相适应原则。有的学者也将这项原则称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认为追究责任应与该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相一致，还应考虑是否具有从轻、从重或免除的条件。其四，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这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行政责任的免除，是指虽然符合行政责任的构成条件，但根据某些法定条件或理由，追究机关决定不追究作出该行为者的行政责任。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免除；另一种是特定免除（又称豁免），其条件是法定的，其性质是强制的。

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指在法定条件下行政责任主体的更换，即行政责任从一个主体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身上，原责任者的行政责任为另一主体所继受。这种转继关系实为转移人与继受人之间的行政责任转换关系。对此，需要明确如下几点：1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法定的，不是由行为人擅自决定的。2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有条件的，只能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发生行政责任的转继。从主体条件上看，行政责任的转移人和继受人限于行政主体，而不发生在个人之间；从时间条件上看，处于行政责任已被确定，但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之际；从客观条件上看，出现了导致行政责任转继的某些法律事实，例如该行政主体被撤消、合并。3行政责任的转继应当公开明确，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监督，不利于确保有关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补救。

行政责任的消灭，是指行政责任被确定后，因某些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例如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撤消）。它与行政责任的免除、行政责任的转继比较，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区别在于：一是行政责任的免除发生在责任确定过程中，而行政责任的消灭发生在责任被确定以后；二是行政责任的转继发生在责任确定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之时，而导致责任消灭的法律事实之一却是行政责任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监督行政

（一）关于监督行政的概念与特征

在我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一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上谈到监督问题：其一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行政执法者进行的关于监督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而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进行的监督检查，这实际上就是指的那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之一的行政监督检查，它显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范畴；其二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监督者对行政进行的监督，即有监督权的组织和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它是现代行政法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范畴。

在上述后一种理解的基础上，行政法学者又按自己对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等要素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题目的侧重，而对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和表述。例如，从对监督主体范围的理解之角度看，除了“行政监督”这个概念已约定俗成地被理解为仅指“由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内部监督”而较少歧见以外〔8〕，学者们对行政法上的监督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监督主体的角度来看，可大致分为五种：1最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2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按此种理解，罗豪才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行为”、应松年教授近著称之为“对行政的监督”）；3较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4较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5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按此种理解，王连昌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皮纯协教授主编书称之为“行政法制监督”、朱维究教授主编书称之为“政府法制监督”）。〔9〕

笔者认为，作广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而其中“监督行政”的表述比较简明，其实际含义就是“对行政的监督”（但其中应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的监督）。对此试作如下简要分析：1与行政（关系）相对应的互补范畴乃是监督行政（关系），它们构成了行政法的一对基础性范畴；2监督行政的行为实施者包括行政外部监督者和行政内部监督者，它们完整地构成了对行政的监督主体框架；3行政内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内部监督，或者说行政机关对其内部的监督）也常常约定俗成地简称行政监督，是一种外延较窄的概念，它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行政外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外部监督，或者说外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一种外延较宽的概念，它既包括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的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又包括非国家权力性监督的政党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等等。从现代行政法的实践看，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也程度不同地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许多原先属于所谓事实现象的监督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的进程（如公民对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督行为随着新的环保立法出台）而开始演变为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可说是此类监督纳入现代行政法研究范畴的原因之一。〔10〕从上述广义理解的角度，笔者赞同将监督行政定义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过程的监督。〔11〕

按上述定义，监督行政主要有五个特征：1从性质上看，监督行政是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监督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监督主体多元多样化，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二是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3监督对象比较确定，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包括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4监督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主体活动的全过程，又包括行政主体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各方面。5从行为程序来看，监督行为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权力性监督行为）须严格遵行某些法定程序，属于要式监督行为。

（二）关于监督行政的法治意义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促进依法行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积极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已加入该公约）。〔12〕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权力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人民，故其应当对人民负责；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国家机关依法实施、以及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从根本上说也体现了宪法规定的民主监督权。行政权力是一种范围广、影响大的公权力，既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可能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或作出其他违法失职行为而致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即监督行政法制，对行政进行有效监督。其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故监督行政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行政权力的失衡、失控和异化，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强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实现监督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效能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多重的深远意义，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监督行政的原则

监督行政的原则是指导监督行政行为全过程的。对此，我国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例如，有学者就监督行政提出如下十项基本原则：1经常性原则；2普遍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4公正性原则；5具体性原则；6明确性原则；7有效性原则；8实际性原则；9灵活性原则；10公开性原则。〔13〕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在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如下八项原则：1高位原则，即应通过立法赋予监督职能机构以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职权，增强其权威性；2强效原则，即应使监督职能机构拥有强硬、高效和完备的监督手段；3专职原则，即应切实做到监督机构必须专司监督之职，不要兼司他职；4独立原则，即应使监督者在人、财、物和监督工作等方面具有必要的自主独立性，不因这方面因素受制于被监督者；5网络原则，即形成以人大监督委员会牵头的网络化监督组织体系；6民主原则，即充分发挥派、人民团体、各种社会组织、传媒和人民群众在监督工作中的特殊作用；7责任原则，即从制度上、组织上明确规定对某一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由谁负责及其失职责任，做到“监督者受监督”；8保障原则，即从各个方面对监督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对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予以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保障。〔14〕这些原则的覆盖面广、涵括性强，对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监督行政行为的分类

监督行政行为是多元化、多样化、按一定方式有机结合而成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可对其作不同的分类，其中有些分类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例如，可从主体、对象、范围、内容、程序、效力等角度作出如下分类：

-按监督的主体，可分为：1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2非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执政党、参政党和统战组织的监督，社团组织的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的监督，中介组织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公民的监督。

-按监督的对象，可分为：1侧重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2侧重于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财产申报；3既对行政机关又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行政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

-按监督的范围，可分为：1对抽象行为的监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宪法第67条第七项的规定）；2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如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中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撤消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

-按监督的内容，可分为：1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2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理性监督；3对行政主体行为合目的性的监督。

-按监督程序（顺序、时间），可分为：1事前预防性监督，如设立专门行政程序，权力机关组织人民代表视察行政机关的工作并提出建议，等等；2事后纠错性和补救性监督，如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行政赔偿，等等；3行为全过程监督，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的各种监督措施。

-按监督行为的法律效力，可分为：1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如机力机关作出的撤消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撤消判决，等等；2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但会产生政治影响力等其作用，且经转化也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如政党、社团、传媒、民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评价、批评和建议，等等。〔15〕

三、关于行政救济

从已经介绍进来的外国行政法（学）文献来看，人们对于行政救济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救济概念在各国行政法学中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情况是：

在英国，“权利依赖救济”（威廉。韦德《行政法》第六编开篇语）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救济制度已成为当代英国行政法的重要制度，救济概念也是其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代英国法中的救济分为三大类：一是普通私法救济，包括损害赔偿、禁制令（Injunciton）、宣告令（Declaration）等救济措施；二是公法上的特别救济（Prerogativeremedies），主要有人身保护令、调卷令（Cdrtiorari）、禁令（Prohibition）、强制令（Mandamus）等救济措施；三是特殊的法定救济，它有时排除所有其他的救济。这些救济措施都有其特殊的程序，它们分别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措施。例如，强制令就相当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的履行职责判决，它专门用来对付行政机关的错误的不作为（相比之下，调卷令和禁令则用来对付错误的作为）。在英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往往都用较多的篇章讨论救济问题，而一般不使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之类概念（如前述威廉。韦德的《行政法》、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等权威著作均如此）。

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深入人心，行政程序法在美国行政法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行政程序实际上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行政程序与行政法上的权力（即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司法审查（也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已并列为美国当代行政法的三大组成部分。从一些重要的美国行政法学教科书来看，当代美国行政法学大致包括“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和“监督行政制度”这样两大部分内容（有的也将行政程序从后者中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而形成三大部分内容），一般也不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司法审查这个概念为题列出专门章节进行讨论。简言之，在美国行政法中，监督概念已涵括了狭义的救济概念，监督行政制度是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重点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

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监督（其实际含义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行政的概念）是一个普遍使用和含义广泛的重要范畴，它“首先是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行政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行政监督不仅是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同时也考查行政行为的目的性”，“监督的目的是保障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而存在和运作”，它“因监督执行者的不同分为内部或外部监督”：“行政内部监督首先是对人和物的监督，……另一种方式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管”：“行政外部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各种法律救济，同时包括议会监督，在地方上则是地方代表监督，……还可以包括由审计署进行的预算监督和由公众进行的监督”。〔16〕此外，197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共有8章，其中第6章就是法律救济程序。可见，德国行政法中的救济概念是与监督概念密切联系且与后者相比较少使用和较为狭义的概念，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救济已涵括于行政监督范畴之内了。

在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大都很少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也鲜有著述列出行政救济的专题章节进行讨论。目前较有影响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专著、综述和词典中，都未列专门章节论述行政救济，而一般是各有侧重和取舍地采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对行政的监督等概念以专章甚至专编进行论述，其具体内容大致有行政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行政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与补偿等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教科书和专著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已有一些中青年行政法学者借鉴英、法等国行政法学理论，在自己的著述中开始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且专题论述行政救济的论文和著作也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若干篇（本），行政救济范畴的使用和研究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从已出专著来看，所论述的行政救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三大部分，大致涵括在广义的监督行政的范畴之内。

由上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现代日本行政法已兼具两大法系的特点）和我国的行政法学中，各国学者对行政救济与监督行政（或曰监督行政行为、对行政的监督、行政法制监督）这两个用语的理解和使用都有所不同，但总的看它们是密切联系、含义相近、交叉很大、重点不同、常可通用的概念。例如，从狭义上说，监督行政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偏差的预防和纠正，它犹如“事前、事中审查”；而行政救济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偏差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结果的恢复和补救，它犹如“事后审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有所区别和各有侧重的。大体而言，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我国行政法学与德国行政法学最为接近，许多行政法学著述也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来使用救济与监督之概念的。

参考文献：

〔1〕B.M.马诺辛。苏维埃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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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607.

〔4〕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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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应松年。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朱维究。政府法制监督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0〕刘光兴。中德行政法现状-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审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19-121.

〔11〕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568-571.

〔12〕通讯员[N].人民日报1998-10-6（1）

〔13〕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575-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