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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1
1．2英国的药学教育
英国的医学与药学之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其招生、教育、就业都各不相同。医师负责诊断、开处方，药剂师负责审核，并确认患者是否适用、是否需要调整。在教育方面，英国所有的药学院都采用统一的学制，即4年制本硕连读。大一的学习基本上是学生启蒙教育，接受的课程教育几乎都是各类基础学科，包括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理学等。大二的教育直接进入专业课程，如临床药学、细胞治疗、药剂学等，不仅要求学生对药学原理的理解，也要接触一些药物临床应用的案例。大三的课程在大二的基础上增加了广度和深度，并设立了药物设计及选修课程，选修的内容与大四的研究项目息息相关。大四上半年，学生会跟随导师做课题，在学期末完成长达15000字的学术论文;下半年继续大四的课程，包括癌症治疗、工业制药、干细胞治疗等。在英国，每个药学院毕业想成为药剂师的人都必须在英国皇家药剂师协会规定培训地点工作1年，才能参加药剂师职业考试。只有通过了考试，才能被冠以药剂师的称号，且有资格负责各种药物零售及监管[3]。
1．3日本的药学教育
200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分别就高等药学教育和国家药剂师考试提交的法律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全国国立、公立大学药学院从2006年4月1日起，改革原药学4年制本科教育，设置6年制及新4年制两种独立的本科药学教育学制。6年制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在不断发展的医疗领域担任负责药物治疗的药剂师，从事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临床药学工作。6年制毕业生为本科学历，有参加国家药剂师考试的资格，也可以直接报考博士研究生。新4年制以培养活跃于药物研发及生命科学领域，能起带头作用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医药情报人员等多种多样的人才为目标，在学习物理、化学、生物领域的药学基础的同时，着重培养研究思维和研究能力。这种学制的学生被要求能一直攻读博士学位，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期待其能够在世界药物的研究和开发领域内大显身手[4]。
1．4法国的药学教育
法国目前有24所大学提供学制为6年的药学教育，其中规模较大、建院历史较长的药学院有7所。1937年的法令规定，药学教育的学制为5年，其中最后1年为药房实习。自1962年开始，法国对药学教育相继进行了3次较大的改革，不但确定了学习后期的专业化，而且规定了以药学博士国家文凭取代药剂师文凭，学制也由5年改为6～8年。法国的药学教育通常分为3个周期，每个周期为2年。第1、第2周期包括总共4年的理论教育，第3周期为实践阶段，其持续时间根据培养的专业方向而有所差异，并且非常注重药学教育在医院药房和工业界的实践，以及重视药学专业学生在药学领域的长期学习[5]。
2我国药学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药学院校数量增加迅速，专业设置及扩招存在盲目性
据统计，1950年全国招收高等药学专业的8所院校共有在校生1013人，1965年全国共有药学类专业在校生3807人[6]。到2000年底，有统计数据的高等药学院校(系)共47所，其中招收本科专业的院校(系)44所，共招收各专业本科生6895名，在校本科生20194名，毕业生3895名[7];2006年毕业的药学类本专科学生共计11104名，招收药学类各专业函授生7747名，招收药学、中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2944名，在校在读研究生8022名，毕业研究生1743名[8]。可以看出，我国现代高等药学教育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由于具有市场需求量大、毕业生容易就业等特点，许多高等院校纷纷开设了药学类专业。在高校扩招和自主设置专业的政策影响下，生存需求和趋同心理使得很多院校的扩招具有一定盲目性。大规模的扩大招生，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同时，很多新开设专业存在培养定位、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不成熟的现象，培养出的学生与市场需求存在着很大差距。
2．2高学历药学人才的培养规模不断增加
目前，我国药学教育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药学硕士、博士培养规模增加[9]，每年各高校半数以上的药学本科毕业生追求考研。“考研热”导致研究生培养规模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研究生培养条件和培养制度的改善却未跟上，研究生的教育和管理滞后;培养目标未体现出层次的差异性，考核制度陈旧，“严进宽出”的现象很普遍。许多研究生即使拿到了学位证，但缺乏创新能力，社会适应性差，偏离了我国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目标[10]。
2．3地区差异性大，各地办学质量良莠不齐
当前，我国存在不同地区药学水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药学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基本集中在高等教育基础较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及中、东部省、市，西部省、市的高等药学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青海、等西部地区教学设施、设备及专业人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不足，药学人才的培养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2．4缺少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药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实践性很强，药学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较高的操作水平、较强的动手能力，而不能纸上谈兵。目前，我国的药学教育总体上还是以学科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以课堂教学为主，实习环节中临床实践的机会较少。很多学生在实习中无法进入关键岗位，难以获得真正的锻炼机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必须先经过岗位培训才能开展工作。
3我国高等药学教育的发展对策
3．1加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政府应该组织力量对我国现有高等药学院校药学人才的数量、规格，以及各校药学教育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对于市场已趋于饱和的专业，在招生人数上采取适当的限制;对于某些新办专业办学条件不足的院校，政府应对其作出适当控制。同时，教育部应组织教育研究部门建立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对全国已开设药学类专业的院校进行评估，以评促建，使全国各药学院校在竞争中共同发展。
3．2加强高学历药学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
首先，招生是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教育质量的第一关，抓好研究生生源的质量和数量是研究生培养的基础，学校应该从提高生源质量，严把入学关做起。其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必须进行全面、全方位的质量管理，改善教学、科研条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按照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要求进行研究生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案。再次，学校应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师生共同努力，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高学历药学人才。
3．3重点扶持欠发达地区高等药学院校的发展
我国西部、边疆等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短缺，药学人才远远满足不了当地社会发展的需求。国家应制定相关的特殊政策，把支持西部地区发展药学教育列入国家基础设施工程之中，专项拨款，重点扶持。也可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高等药学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将学生送到中东部地区的学校实行定向培养，欠发达地区的院校集中自己的有限资源办自己的优势学科，走适合本地区需要和反映本地区实情的特色化发展之路。
3．4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保证足够数量的药学理论课的同时，学校应加强与医院的联系，让学生到药房与临床各科参加不同形式的实习;让学生走进企业，了解企业药物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流程，增加对药学的感性认识，了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和困难，并引导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使学生提前适应社会，为下一步找准职业方向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改进中国近20年来教育投资指数一直在2%左右徘徊，教育投资水平较低，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就是一个先天不足，再加之高等教育连续几年扩招的压力，对高等教育财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得严重短缺的高等教育财政雪上加霜。我国政府面对如此窘迫的教育财政状况，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在一定的层面上缓解了我国教育财政暂时困难。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仍然困难重重。为此，积极地改进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问题依然刻不容缓。本文试图从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金融杠杆、非政府投资方面提出一些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改进的设想。一、改进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由单一方式向综合方式发展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财政仅仅采用了一种单一的公式拨款方式。具体说，就是“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并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政策。实践证明，这种单一、粗线条的财政投资方式，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高等教育成本的变化规律，由于拨款数额与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成正比关系，由此导致各高校盲目地扩大办学规模，在十分有限的教育资源中以争取本单位的利益。结果高校发展是一种粗放型的模式，高校间专业重复设置或者极为相似，势必影响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事实上，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除了公式拨款还有协商拨款（或者叫合同拨款等），这两种财政拨款方式都很重要。公式拨款是以体现学校特征（如学生规模和人员配置结构）的公式确定拨款数额的一种方式，具有规范的拨款决策程序，有效地减少学校与拨款机构的冲突，减少人为因素对拨款决策的影响，为教育经费的公平分配提供了一个数量化的方法，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在这种方式下，拨款机构以学校教学活动的成本为资源配置的基础，通常的做法是以单位成本乘以数量规模。[1]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公式拨款方式，适应了教学方面项目的拨款，或者说适应了以教学为主的高校的拨款，但是，很难刺激高校的科学研究的发展，缺乏对高等教育的学术激励作用，更加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办学效率。因此，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大力倡导协商拨款的实施显得尤为重要。从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相似的法国来看，法国80年代实行的合同拨款的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种合同拨款类似我国的协商拨款），法国的合同拨款就是主要用于科研方面的拨款，与教学方面的拨款分开，此举极大地鼓舞了高等院校的科研积极性，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法国的合同拨款也制定了严格的程序，1984年制定的高等教育法为高等学校从事教学、科研方面的合同拨款提供了法律基础。合同拨款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中央政府与大学之间引进协商谈判机制，国家希望改进与大学的关系并更好地管理大学，因此改革不是为减少国家的干预。而是以新的行为方式取代原有行为方式。合同拨款制改变了高校资金配置的过程，大学不再是各项活动的简单相加，大学的各项活动是彼此相联系的，是内部一致的，有优先顺序的。预算的制定和实施更依赖于大学整体的战略。[2]由此可见，我国应该改进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方式，要重视协商拨款，形成高等教育财政综合拨款的模式。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式拨款为主，原因是操作更加方便，较具常规性和规律性，但是要增强拨款的灵活性和激励机制，协商拨款不可缺少。所以，今后政府仍然要兼容公式拨款和协商拨款两种方式，有效地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调控力度。这种兼容并包的拨款制度叫综合基金制度。为了体现公平目标、效益目标、效率目标、政策目标，高校综合基金制常需要增加机动条款，这样便于实行动态的预算管理。[3]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改进后，高等学校才有可能成为自主的办学实体，而且经费获得要通过他们的办学效益和质量来反映，由此高等教育财政处于良性的运转。二、改进教育财政的调控，增强金融杠杆的支持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建设的特殊产业，也离不开金融杠杆的支持。积极的高等教育财政策略必须要充分利用一切经济杠杆，充分发挥银行的功能，为高等教育产业发展开辟一条“绿色通道”。[4]首先，要抓紧建立高等教育银行。建立高等教育银行可以扩展教育财政经费的来源方式，利用教育银行具有发放债券的职能，可以为高等学校获得发展的资本基金。其次，可以利用国际银行组织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贷款，有了国际组织的银行贷款，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教育体系之外的大量资金为高等教育财政提供援助。按规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硬性贷款利率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但只发给会员国中低收入国家和政府以及由会员国政府担保的公、私立机构。如果能够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申请长期硬性贷款作为高等教育贷款基金，是提高教育投资指数的一个极佳的途径。据统计1979—1995年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8.18亿美元用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由此使本国的教育投资指数由1988年的3.3%提高到1998年的4.5%.[5]我国也争取了
一些世界银行贷款基金，发展和建设我国一些高校的攻关研究项目，但是，贷款额度远远不够，而且多数为软贷款。所以，我国要利用教育银行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申请长期硬贷款额度，这是增加教育财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再次，教育银行能够有效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补充教育财政，集中用于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并不富裕，但我们具有节俭的美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后，居民的储蓄存款已经达到了6万亿，因此，利用教育银行来鼓励居民将部分存款转化成教育投资，并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居民的存款具有可行性。最后，发行高等教育也是当前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近年来，世界业十分火爆，涉及的范围也包括教育。我国业已悄然兴起，主要有福利和体育。但是，教育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若能够发行一些额度小、风险低的高等教育，可以增强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实力。三、改进非政府投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教育作为混合产品不仅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个人的投资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非政府的投入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非政府投入主要指的是学生家庭以学费的形式投入及社会的捐资和企业的支助。第一，学生的学费。学费的收取是世界各国为了解决教育财政短缺所做的最后抉择。尽管欧洲一些国家一直在抵制，但是，也无法回避这个敏感的问题。我国也是如此，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统包统分”的框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的一切费用，结果是穷国办大教育，越办越穷。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落后，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形成极大的反差和不平衡。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从国家计划外的学生收费入手，到1993年实行全面的收取学费的序幕拉开，我国实施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的学费收取，是高等教育财政资金筹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一个通行的做法。美国教育经济学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报告指出：“美国本科生教育成本中的25—50%由学生及其父母以学费的形式分担。90年代上半期，公立四年制学院或大学的学费上升了近50%.1994年公立学校全日制学生的学费和其他费用占中等家庭收入的14%.西欧是世界上免费上大学的最后‘堡垒’，也可能朝着同样的改革方向行进。英国仍在逐渐改变其对学生有利的生活费津贴制度，目前也倾向于曾令英国人感到恐惧的收取学费制度。1998—199年开始收学费1000英镑，并希望贷款能在英国高教财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尽管其学费部分地被毕业生税的宣传所掩盖，但它是实质性的收取学费制度，被称为‘高等教育贡献计划’”。[6]同时他还指出，在非洲，高等教育的学费收取也正在得到认可，不过是实行的比较缓慢而已。由此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学费收取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财政办法。从理论上说，学费的收取符合教育财政的理论。原因之一，高等教育是混合产品，混合产品就意味着享受其服务时，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特别是在我国高考这个“独木桥”极具排他性，高等教育产品的非公共性表现的十分显著。原因之二，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要求教育成本根据获益的多少进行分担，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大于社会收益率，个人理所当然地缴纳一定的费用，以保持公平合理的原则。每个个体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就需要社会提供相当多的教育机会。然而只有教育的效率较高时，才会提供给广大公民受教育机会。学费的收取其目的是提高效率，而且是为了更切实地保障公平。萨哈罗普勒斯认为，公平的教育投资恰恰是促进教育发展，而且是实现教育理想的重要手段。他把“教育是基本人权，因此教育应该免费提供”称为魔鬼的主张。就其本质来说，向学生征收学费恰恰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从国家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公平性看，征收学费除了对整个社会有利外，个人也获得了利益，所以是公平的。第二，资助学生。鉴于上述阐明学生及家庭应该增加负担高等教育成本，那么提供以家庭经济情况调查为基础的财政资助和贷款以保证学生入学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教委财务司1993年对19所高校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目前25%的城市学生支付学费有困难，县镇学生有30%支付学费困难，农村学生达60%，而申请贷款的学生均在25%以下。原定贷款限额仅能部分缓解学生吃的费用，贷款总金额只占总体消费的2.3%，80%以上的学生把贷款用于支付生活费中的伙食费。所以实行学生贷款制十分迫切。从理论上讲，学费的收取意味着高等教育版本转移是从纳税人转向父母，所以必须对家庭收入做预测，以确定资助的策略。一般地，要预测家庭收入、资产和特别开支以及家庭抚养指数等，这是长期实行收费的一些国家实施的一种有效办法。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征收收入税的习惯，难以核实和执行经济状况调查，那么，就采取向学生提供贷款或征收毕业生税的方法。学生贷款的一大弊端就是偿还问题。因为，学生无法用自身为自
己进行担保。约翰斯通根据美国学生贷款的经验提出了学生贷款的有效偿还决定于：（1）利率含利率补贴；（2）利率计算的时间，含不计息时限；（3）偿还率，一般较少拖欠要求合作担保的贷款，不需合作担保人的普及型贷款；（4）服务成本计算，含管理和催收欠款的费用，通过政府税务或养老金系统能降低回收工作成本。[7]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于1986年改革助学金制度，实施奖学金和贷款制相结合的制度。但目前高校学生贷款额度小，实施面窄，借贷期短，借贷法律关系不明确，没有建立严密的操作程序和制度、因此，尽快建立起我国的高等学校学生贷款制度是当务之急的任务。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的捐资和企业的资助。虽然社会的捐资和企业的资助的数量不固定，但也是增加教育财政的一个方面。社会团体和企业有为高等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如办私立教育，作为国家要大力支持，国家要提供税收优惠的财政支持，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几乎都享受免税的优惠。我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国家要采取扶持的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来源，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参考文献[1]王序坤。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的改进[j].浙江社会科学，1999，（11）。[2]杨明。论法国高等教育财政的改革[j].教育与经济，2001，（2）。[3]何佑祥。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理论与实践分析[j].江苏高教，1999，（2）。[4][5]胡久权。论积极的高等教育财政金融策略[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5）。[6][7]（美）布鲁斯·约翰斯通（陈云超，沈红译）。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世界改革现状报告[j].高等教育研究，1999，（6）。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3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1．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从43万人增长到200万人，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长到480万人。2003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24％，在校生占43．24％；2004年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5％。1998年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432所，2003则达到9o8所，占全国普通高校学校总数的58．5％。已基本形成各地市至少拥有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合理布局结构。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8％，到2003年则提高到17％，2004年则达到19％。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2．丰富和完善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结构体系和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类型、目标和模式比较单一，学科型的普通高校占高校的绝大多数，并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比较单一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学术型、工程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局面。现在，已基本形成了每个地市至少设置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格局，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得到了突破性进展，增强了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
确立了“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日益提高。2003年底，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87．6％；至2004年9月1日，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为6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部分省市高职毕业生整体就业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本科院校。
3．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高等职业教育战略发展思路。
教育部在2002年10月、2003年12月、2004年2月，先后在湖南永州、武汉、无锡召开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第一、二、三次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产学研结合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战线的共识。产生了“订单式”培养、“工学交替”、“2+l”等富有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同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不断提高，办学特色日益鲜明。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1．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质量之间存在矛盾。
据统计，2004年全国高技能人才占技术岗位人员的比重为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O一加％的比重。在仅有的4％高技能人才中，也存在年龄老化、学历偏低等问题。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还存在较大距离，因此，要加快对技师、高级技师的培养，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学历水平。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同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距离。
2．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高等职业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之间存在矛盾。
一是高职教育的投入机制不完善。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机制，国家、省市在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中的职责不明确，导致有些高职院校生均经费不足，发展困难；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取得同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的政府财政支持，更没有取得政府如“985工程”、“211工程”等财政支持。
二是国家在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税收政策不配套。由于企业对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上的经费支持、设备投入等无法在税前列支，影响了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深层次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三是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同高职教育相适应的教师评价标准。师资是办出一流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条件，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一支具有企业工作经验、实践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师资队伍。但目前国家的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使学校从企业引进需要的师资存在着困难；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起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师评价制度，如以学术性标准评定高职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不同的专业技术职务之问不能相互认定等。
3．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办学条件不足、人才培养模式不鲜明、就业率不高等问题。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数量的急剧扩张，办学条件不足、实训基地建设薄弱等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并直接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还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还不高，到2004年9月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3％，而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率只有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路
1．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目的，以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的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目标，建设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2．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
到2010年，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办学思想指导下，高等职业教育要由主要注重规模扩张，全面转向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到2015年，形成规模巨大、结构完备、质量过硬、效益较高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3．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
(1)发展规模。
继续推进高职教育的稳步发展，并在全面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充分考虑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建设100所左右综合实力强、特色鲜明的部级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
(2)专业设置。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要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要面向市场设置专业，国家要建立专业设置公共信息平台，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急需的一、二、三产类专业。重点建设经济发展急需的大类专业和主干专业。
(3)课程设置。
建立综合化、模块化、弹性化为特征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国家课程三级课程体系，抓好省级和部级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在今后五年内，重点建设一批省级精品课程和部级精品课程。
(4)师资队伍。
要建设一支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双师型”比例合理的、数量上满足教学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到2010年，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研究生比达到50％以上专业教师的“双师型”比例达到80％以上，兼职教师占专业教师和实验实训教师的比例达到30％以上。培养1000名以上的高等职业教育的部级名师和技术能手。
改革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评聘制度，打破用学术性大学教师标准评聘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做法，建立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技术实践能力发展的教师评聘标准，并单独成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5)实训基地建设。
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加大对实训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未来五年，国家要集中财力建设一批区域性、资源共享程度高的公共实训基地和专业实训基地，增强实训基地面向市场的服务能力，提高实训基地的综合效益。
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措施
1．科学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长期以来比较单一，造成盲目追求高层次的“升格热”，这同高等教育的合理定位、科学分类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解决有较大关系。国家应该用新的思路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根据实际需要，在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构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制应当根据相应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复杂程度和综合素质的要素而定。可以考虑2年制、3年制为主，在发展成熟时期可以发展本科和研究性层次的应用型高等职业教育。
2．启动高等职业教育的部级示范工程建设。
(1)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已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我国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平均只有70％，由于工艺不精等原因，全国每年因不良产品而造成的损失近2000亿元，因此，要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培养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大力推行“订单式”培养，确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同步。教育部要加强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协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要为高职院校设立技能鉴定站、开展技能鉴定提供“绿色通道”；启动“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强化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培训，使高职毕业生具备“双证书”，提升就业能力；共同开展精品专业认定工作，对精品专业的毕业生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以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2)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要抓紧实施“职业院校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扩大参与培训的高职院校数量，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数控技术、汽车维修、计算机与软件技术、护理、建筑技术等专业，在300所左右高职院校建立高技能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基地和实训基地，为相关职业领域培养100万名以上毕业生，职业培训技能400万以上人次；积极参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50万技师培养工程，提升培养高技能紧缺人才服务胄色力。
(3)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工程。
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国家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高等职业院校的区域布局和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重点投资建设100所左右的全国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多数省份建设一所，重点省份建设二所。国家应启动高职院校建设的“211工程”，明确国家、地方政府在全国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中的职责，加大对示范性高职学院的投入力度，改善示范性高职学院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提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程。
进一步深化产学合作教育机制，完善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职院校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形成3～5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3．设立中央职业教育专项基金，积极发展西部高等职业教育。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在社会、经济、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上，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在校生人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学生就业率低于东部地区，这同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有限相关。因此，目前西部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还比较有限。我们认为，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发展，但要适度发展，其规模应小于东部地区；国家应加强对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这既是平衡东、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西部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水平的需要。
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保障条件
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应的保障条件，如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的财政投入等。
1．建立一种有效的政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善国家、省和市三级投入体制，使高等职业院校同普通大学一样，能获得稳定的政府投入资金。国家要督促地方政府、高职学院举办者给高职院校核定生均拨付经费标准，并足额拨付；国家要加大对高职院校举办者经费投入的监督，建立经费拨付定期公布制度。国家应启动部级高等职业教育示范工程，“十·五”期间由中央财政拿出50亿，省级财政按1：1配套，共计100亿，重点支持入选示范工程高职学院。
2．制定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深化育人模式改革。
教育部应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举办高等职业院校、捐资助学高等职业院校、捐赠实验实训设备等，对投入和捐赠的资金应在税前给予列支，提高企业家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从而深化产学研结合育人模式的改革，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
3．加强评估，实行分类指导。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4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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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用公共财政的理论分析，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准公共品”，教育投资一方面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额外的收益；另一方面又能够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带来“外溢”的社会效益。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核心，就是要求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逐步融入市场经济国家惯例的间接监督管理方式和手段，对高校的财政资金支出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控制，强化支出效益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支出效率，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财政资源，从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1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教育能使受教育的人，无论是从思想，学识还是技能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为受教育者提升了人力资本。作为一名财经类院校在校大学生，在享受学校的种种优惠政策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思考国家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资金以及这些资金是否发挥到了最大的作用。这也就是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 任何组织的运作目标都是要提高绩效，因此“绩效导向”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观念。“绩效”源于英文中的Performance。可见，“绩效”既涉及“执行”和“履行”的过程性行为，同时也包含“表现”和“成绩”等结果。受托经济责任理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财产所有权与财产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客观上导致了财产委托者对财产受托者进行经济监督的需要，这就直接导致了绩效评价的产生。高等教育绩效评价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能够反映和控制高校作为受托经济主体在受托责任上的具体履行过程，二是反映高校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最终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即要考虑资金运用的过程，也要考察资金运用的效果。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现了绩效评价和教育本质属性的统一，即都是旨在提高教育责任和效率。并且它是以国家教育政策为导向，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主要还是对高等教育的一种监督和提升，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从政府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中总结出了“3E”原则，即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作为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工作。 经济性原则是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必须首先考虑可操作性。评价的成本不能太高，不能只注重评价的结果而不注重评价的过程，要充分考虑评价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比如在不同高校的评比中，不能只注重最后的那个结果，还要考虑他们各自的成本和效率。 效率性原则是指效率是评价的核心，评价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让资金更充分的利用。如何更大程度的利用资金便是现在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收益，还可以对国家财政支出产生正的外部性。 有效性原则是指高校对资金的分配对将来是否会产生有利的影响。比如学校把资金奖励给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师，老师便会更加努力的做科研；学校把资金用于美化校园，学生便会从此受益，学校的口碑自然就会好起来；学校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学校的硬件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这便会提高学校自身的水平。 有了“3E”原则，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便有了合理可靠的理论依据。 2 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上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2.1 没有相关方面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虽然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建设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但目前有关我国高等教育财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法制建设却近乎空白，这极大影响了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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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比同期GDP增长速度高出约10个百分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2013年“两会”后，文化部部长蔡武提出“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要继续保持这一增速，而且文化产业增加值要占到GDP的5%左右。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文化创意人才成为紧俏资源。而各级政府颁布的文化产业规划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文化人才短缺的问题，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也在“主要任务”部分提出要强化人才支撑，以培养高素质文化经营管理人才为重点，鼓励高等院校开设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全面提高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为了贯彻党和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2012年7月2日，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该分类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为五层：第一层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两部分；第二层根据管理需要和文化生产活动的自身特点分为10个大类；第三层依照文化生产活动的相近性分为50个中类；第四层共有120个小类，是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具体活动类别；第五层为含有部分文化生产活动小类的延伸层。该分类同时又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7个大类，25个中类，65个小类，是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第二部分包括3个大类，25个中类，55个小类，是文化产业的相关部分。
2012年9月，教育部在时隔14年之后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相较于1998版本科专业目录，我国本科专业的专业类别由修订前的73个增加到92个，专业名称由修订前的635种调减到506种，其中新增了艺术学学科门类，特设专业154种。
那么，从本科专业设置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如何呢？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试图描述两个分类目录之间的对应关系，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探索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中文化创意类专业的设置情况，客观描述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门类的覆盖情况，以说明本科阶段高等教育对文化产业的支撑情况。通过发现尚未覆盖的盲点或覆盖不够精细的地方，从而为教育管理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提供参考，以利于专业方向、新建专业和专业培养层次的设置，从而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当然，教育层次是多样的，不同层次的教育为文化产业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本文只是从本科专业设置的角度来看本科层次教育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支撑情况进行描述，不能等同为整个高等教育界对文化产业的支撑情况。
三、研究方法
笔者深入学习《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最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三个文件，在深入了解相关行业和本科专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将文化产业的产业类别名称和本科专业专业名称逐一进行匹配；对难以匹配的专业，则辅以访谈法，询问该专业的专业人士以确定能否匹配及匹配程度。最后，再从多个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类别的覆盖情况。
四、研究发现
1.产业类别与本科专业的对应情况
整体来看，本科专业中共有86个专业与文化产业分类中的行业具有对应关系，即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等明确提到文化产业分类中的相关行业，或者该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知识技能是文化及相关产业对行业内人才素养的基本要求。但是其对应程度有强弱之别，对应数量有多寡之分。
从对应强度上来看，强对应指专业和行业的对应关系密切，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直接提到了文化产业分类中的相关行业领域，甚至在名称上的用字都是相似的；而一般对应则指名称虽不同，但是在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中与文化产业分类中行业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只是关联的程度弱于强对应关系。例如，与“新闻出版发行服务”这一文化产业类别的对应中，新闻学、编辑出版学、传播学、数字出版、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等专业是强对应；而市场营销则是一般对应甚至是弱对应，其对应的是“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的零售与批发业务”。
从对应数量来看，分为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类型。一对一指某行业唯一对应一个本科专业，而一对多则指某行业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本科专业相对应或者一个本科专业与多个行业相对应。如“文化艺术服务”中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中类下的“图书馆”小类与图书馆学专业一对一对应、“档案馆”小类与档案学专业一对一对应，“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中的“会议与展览服务”小类与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和文化与科技专业呈现一对二的对应关系，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中的“歌舞厅娱乐活动”小类与音乐表演、舞蹈表演、舞蹈编导、音乐学、舞蹈学等均有对应关系。再如工艺美术这一本科专业就对应了“工艺美术品生产”中的“金属工艺品制造”“漆器工艺品制造”“花画工艺品制造”“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制造”“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和“地毯、挂毯制造”等文化产业小类（表1）。
2.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行业的覆盖情况
覆盖情况用“覆盖率”这一指标来表示，即与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有对应关系的文化产业行业数目占文化产业行业类别总数的百分比。根据计算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大类覆盖率、中类覆盖率和小类覆盖率。覆盖率反映了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供给情况，其中小类覆盖率对此的刻画最为细腻和准确。根据统计发现，以只要本类别下有相关行业被本科专业覆盖，即作为本行业类别被覆盖的宽松标准计算，10个文化产业大类均被本科专业覆盖；中类中除“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两个大类下中类覆盖率为86%、“文化用品的生产”大类下中类覆盖率为38%外，其他中类均被相关专业覆盖；从整个中类来看，专业覆盖率达到80%（表2）。
从文化产业120个小类的角度来看，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类别的整体覆盖率为82%。其中除“文化艺术服务”下小类覆盖率为92%、“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下小类覆盖率为64%、“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 下小类覆盖率为87%、“文化用品的生产” 下小类覆盖率为53%、“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下小类覆盖率为90%外，其他大类下小类覆盖率均为100%。未能被相关专业覆盖或者覆盖专业不清晰的行业小类名称详见表3的最后一列。
三、结论
1.大多数文化产业类别有相应的本科专业与其对应
文化产业10个大类下大部分中类、小类均有相应的本科专业与其对应。整体来看，本科专业目录中共有86个专业与文化产业分类中的行业具有对应关系。而且对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对一、二对一，还有多对一的对应关系；在对应强度上有强对应和一般对应之分，这86个专业中近80%均为强对应。
2.本科专业设置对文化产业行业进行了较好的覆盖
文化产业10个大类均被本科专业覆盖，中类覆盖率达到80%，小类覆盖率达到82%。其中“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5个大类下的小类覆盖率达到了100%，“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两个大类下小类覆盖率超过90%，“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大类下小类覆盖率超过85%。
3.教育主管部门对服务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较为重视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本次专业目录调整中将艺术学从原来的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提升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门类，并对其下的一级学科和专业进行了详细合理的设置；二是在154个特设专业中共设置了12个与文化产业有关的专业，而且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形势需求的契合度较高。比如特设专业中的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文物保护技术、艺术与科技、知识产权等专业。
四、启发与建议
1.通过加强与文化产业的联系增强一般对应本科专业的特色与竞争力
比如市场营销这一专业与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工艺美术品的销售、文化出租服务、广播电视电影专用设备的批发、舞台照明设备的批发等多个文化产业中都有对应关系，其主要对应的是这些文化产品的发行、批发、销售等行业活动。因此，应当根据开设学校的整体环境重点培养文化产品的市场营销人才，招生时以“市场营销（文化产品营销）”，或者更细分的名称进行招生，从而增加该专业的独特性与吸引力。再比如“第二部分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中的“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贸易与拍卖服务”下的延伸行业“拍卖”部分，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就在经济管理系下的工商管理专业以增加“拍卖与典当方向”的名义，进行了专科和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
2.新开本科专业以覆盖目前尚未覆盖的文化产业类别
对于本科专业没有覆盖的文化产业类别，可以考虑开设相关专业或者将在高职高专中已经开设的相关专业提升到本科层次来办。比如“乐器制造”这个专业在本科目录中没有，勉强可以与其有所关联的是“产品设计”这个专业，但是当前这个专业主要培养的是玩具、文具、餐具、纪念品等与普通消费者紧密相关的产品的设计，对于物理知识、乐理知识要求较高的提琴、钢琴等乐器产品的设计却很少涉及。但是在高职高专目录中却有这一专业，而且一些高职学校还办出了特色。比如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首创了“乐器制造技术专业”这一高职院校特色专业，而且其学生设计的乐器还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
3.通过专业群协同培养实现对某些综合性强的文化产业类别的交叉覆盖
很多文化产业行业是综合性的行业，不是一两个专业就能够简单对应上的，需要通过系统的顶层设计为其培养适合的人才。可以通过将与该行业对应的多个专业结合成专业群，联合培养相关人才。比如近几年我国游艺行业发展迅速，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造需求较为突出，但是人才却相对缺乏，不得不通过进口等方式解决。而“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造”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机械制造、电子信息，还涉及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因此应该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将相关专业培养方向定为“游乐设备制造”，从而通过专业群协同培养的方式解决这些文化产业行业的人才需求问题。
（注：本文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3年度社科计划重点项目《高校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形成机理与运营机制研究》过程性成果，课题编号：SZ201310012007；北京服装学院《世界城市背景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学术创新团队过程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T-05）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周易军.论高校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作用[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2（2）.
[3]国家统计局设管司.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2-7-31.
[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1-7-31.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7
（二）苏联工程教育模式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中东铁路的俄国侨民越来越多，铁路职工子女也亟须进入高等院校深造，1920年春，随着负责中东铁路监管的美英技术专家撤离，中东铁路及其管辖地区的工程技术人才不足的矛盾突显出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大批俄国学者来到哈尔滨，哈工大作为高等技术学校应运而生。在建校伊始，哈工大就把目标制定为“为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建校之初，只有铁路建设和电气机械工程两个学科建校，旨在培养中俄铁路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建筑铁路课旨在培养建筑工程师，电气机械工程科旨在培养机械工程师。这样的办学理念，决定了当时的哈工大面向社会需求，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与学生所学到的课程与市场和中东铁路建设更为紧密。这使得当时中东铁路周围的建筑物与工厂成为学生进行实践的大课堂。1951年，教育部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要仿照苏联工程教育的具体办法：即培养重工业部门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专业的高校理工科教师，并决定每年选拔200名优秀的一线教师，参加苏联工程教育研修班，在苏联师资的帮助与指导下，加强对高等理工科知识的掌握，促进国内理工科教师的整体水平的提升[4]。自此，哈尔滨工业大学正式成为了我国践行苏联工程教育经验的高等工科院校，也因此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春天。1952—1957年的五年间，苏联专家大力对哈工大进行支援与建设，先后有69位苏联高级工程师被聘作我校教师。到1961年，受聘的苏联工程师人数达到78人。这一阶段，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主要靠苏联供给，这些技术人员主要从事勘察、机械、建筑等方面的工作，而在那个时候，苏联工程教育的显著特点是：重视教授系统理论知识；重视基本工程实践活动与实际操作能力；以培养高级工程师为宗旨。这种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对哈工大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那一阶段，哈工大成为了极具特色的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之典范。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工程教育政策
1955-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要求。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政府下决心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集中人力增设新技术专业。新设专业主要集中在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机、遥感技术等。如1955年清华大学增设了工程物理、远距离自动控制、水动力装置等新专业。总之，从1952—1957年，经过院系调整、增加学科、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新中国工程教育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1956年1月，总理宣布国务院将组织编制《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指出在这12年，我国要注重把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应用到我们国家科技建设中最需要的部门中来，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更加健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位科学技术专家制定我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1年前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必要的压缩，纠正了1958年后出现的“左”的做法，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拟定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十六条”），它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高等工程教育建设的经验，强调高校要以教学为主，建立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6]。然而在这一时期，工程教育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并未得到根本的认识和转变。
二“、改革开放前后”的调整时期
（一）改革开放前后的“供不应求”
“”的混乱局面，使中国科技人才在那段时期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状态。1966-1978年间，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数比照1949-1965年这段时期有减无增，仅为138.21万人（而1949-1965年的累计数为152.34万人）其中，工科毕业生累计数为52.39万人，理科毕业生累计数为11.7万人，对上一时期基本没有任何进展；1978年，全国工科研究生“毕业生数量”甚至戏剧性地骤降至7人，工程人才发展停顿的恶果直接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基本也陷于瘫痪状态。“”期间，工程教育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许多高等工业学校被撤销或被合并搬迁，教学工作完全背离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造成了学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8年以后，工程技术教育进入了一个改革与发展的新时期。高等学校拨乱反正，进行了初步调整、整顿，有了恢复和发展。高等工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也不断地做了局部调整。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高等工业院校与学生数量的增加。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到1990年，全国的高等工业院校已经达到了288所，约占高校总数的28%，我国内地和边远省份都建立了高等工业院校，布局趋于合理。工科大学生人数也大大增长，1990年工科在校大学生74.6万人，毕业生19.7万人，招生20.9万人。综上所述，新中国的工程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有经验，也有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体系，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二）“中间大，两头小”的工程人才结构
随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培养模式和结构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在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进程中，也有一些高校在教育改革中迷失了办学的方向，很多高校为了盲目攀比，无所不用其极，追求所谓的“扩建，扩招、综合化”。其中高等工科院校更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严重威胁，有些工科院校为了加快“综合性”大学建设的进程，在专业的设置和学科发展上盲目地追求“前瞻性”而忽视了自身的传统优势，造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性专业被忽视，造成了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潜在人才的大量流失。其后果十分严重，首先，导致了这些高校办学特色的消退，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与社会的真正需求；其次，造成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的严重失调，人才队伍状况呈明显的“中间大，两头小”趋势，与国家的产业结构严重不符，在工科毕业生群体中，具备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与中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奇缺，而大量不具备研发能力的中间部分毕业生数众多，这就造成了当今我国毕业生社会性的就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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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办学经费短缺
因为教学经费投入不足，使得学校很难置办先进的教学设备，使得实践教学受到了影响，严重的影响到了教育教学的质量。随着高职院校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足，使学校补录时无论在师资力量方面还是人才培养方案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很难有效的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管理质量。
2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管理质量的方法
2.1更新教学质量管理理念
想要提高教学管理质量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对质量管理理念进行不断的更新，所以，教师就必须要对相关的质量管理理论有着明确的认识，对于高等职业学校的本质很规律有着明确的认识。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高等职业学校的立校根本就是对人才进行培养，而教学质量就是学校发展的根本，要坚决将教学质量作为教学发展的中心，对教学管理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的制度，正确处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第二点，强化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识，建立一套比较健全的工作认知制度，在全体教师的心中树立起正确的教学质量意识，对教学质量进行掌控，保证教学质量的责任在教学过程中得到贯彻落实。
2.2对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进行完善
教学质量评价和监控体系直接关乎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所以学校应该对现有的规章制度和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进行不断的完善，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和监控，以此发挥其最大的效果。为了能够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一定要对教师素质、专业设置、时间环节考核、教材建设以及学业评价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同时在对人才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还要与实际的社会生产生活相结合，因此在选择教材时一定要慎重，选择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以及连续性的教材。
2.3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
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从而对高职院校教师素质进行全面的提升。师资队伍的力量直接影响着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和教学质量，为此应该从各个方面着手，增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招聘具有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的教师。同时，学校对教师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让教师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信息动态以及技能操作要求。同时，与企业进行商讨，让企业将优秀的技术人员派遣到学校当中兼职教师，将最新的操作方法和工作经验传授给学生，做到合作办学，将学生按期的送到企业当中进行实习，更多的参与到实际的工作之中。
2.4加大办学经费的投入
就我国目前的高等职业教学来说，基本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但是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学校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政府的财政很难进行支撑，如果想要使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国家就必须要调整经费投入的比例，确保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有着足够的资金支撑。同时，政府还可以鼓励企业和个人对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投资，改变传统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拓宽融资的渠道，使学校的资金得到有效的保障，保证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正常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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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由“基数十发展”改为“综合定额+专项补助”
所谓“基数+发展”。即由政府财政或高校主管部门根据各学校规模及日常开支的需要，核定一个拨款基数，此后各财政年度的经费开支预算即在上年基数上，根据财力状况增加本年度的发展经费。这种拨款方式简便，但不易科学、合理地确定各校的拨款基数，也不利于纠正不当开支行为。因此，从1986年起，高校拨款改为“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方式。“综合定额”是根据上年度生均成本费和本年度在校生规模(包括本年度计划招生数)核定的，“专项补助”则根据学校的特殊需要，经学校申请，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拨给。
1.2高校经费由政府包办向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体制过渡
1978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98％来自国家财政拨款。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
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构成可知，国家财政性资金逐渐减少，由1998年的64.16％减少到最低为2005年的42.77％，虽然2006年所占比例又略增至48.96％，但整体发展趋势说明政府逐渐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格局，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财政性经费变化趋势相反，学费和杂费比重逐渐提高，从1998年的14.29％增加至2006年的33.33％，日渐成为高校经费中除财政性经费以为的另一重要来源，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也上升了9个百分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及其他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下降。
2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问题分析
(1)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与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形成尖锐的矛盾。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过1999年以来的连续几年的大幅度扩招，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招生与1998年相比增长了4倍。各类高校的在校生达到1738.8万人，也比1998年增加了4倍}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全日制本专科生)达到9313人，比1998年增长约1.8倍，普通高校生师比达到16.16：1，比1998年提高了92％以上。这种发展速度，一方面使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同时也使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近十年来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净增约1398万人，但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的《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06年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01％；与2002年公布的3，41％相比，减少了0.4个百分点。教育部长周济在2005年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如果按照每增加100万在校生、生均4万元基础设施投人要求计算，仅因规模增长所需的高等教育建设性投入10年累计就要4000亿元，今后10年高等教育发展性投入的经费缺口至少在1500亿元以上。
(2)经费筹措中政府与个人两个主渠道再拓展的潜力已不大。
首先，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增加的潜力已不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发展，教育发展不可能逾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当前，社会保障体系欠账很多。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资金短缺，需要大量财政资金弥补；基础设施薄弱，需要财政大规模投资；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短缺，急需政府加大投入。相对于上述各方面，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并不经常居于优先地位。
其次，自从198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等教育部分学校收费制度以来，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中，学杂费占的比例快速提高。1990年为4.6％，2006年达到33.33％。从国际来看，国外公立和国立大学的学费水平一般没有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20～25％。
3高等教育在财政教育经费分配中的差异分析
在公共教育经费既定的条件下，如何确定经费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问的比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各级教育的适龄人口，教育结构规模等。
3.1我国三级教育公共财政经费的差异
(1)财政性教育经费在高等教育分配：从政府高等教育一个可行的视角。
2供给学派的研究范式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流派，提出了减税减支、增加供给、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主张。其政策核心是减税，具体分析了减税的效应、原则、时机、规模和方式等内容。毋庸置疑，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的效应在于供给边即商品与劳务的供给数量和效率。扩大固定资产抵扣范围的增值税转型将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成本将会刺激新的投资进入和促进固定生产设备的更新，较高的投资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支出指标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公共经费规模逐年增长，由1998年的356.7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259.57亿元；从三级教育在公共财政经费中的比重来看，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在公共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21.54％增长到2006年的24.18％。从这个变化看，笔者认为，公共财政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在25％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较为稳定的，指望继续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2)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中等教育分配：1998年我国用于中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为599.26亿元，2006年增长到1259.57亿元，其分配比例在37.61％～35.18％这个很小的区间上下浮动，近几年又呈慢速上升，笔者以为这个趋势是合理的，因为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受到中等以上教育的学生也会更多。需要提高财政预性教育经费对中等教育的分配比例。2006年我国将37.61％的公共教育经费分配给中等教育，与中等水平国家38％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3)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初等教育分配比例：1998年，我国用于普通小学的财政性经费为699.99亿元。到2006年达到了1990.07亿元，增加了1290亿元。1998年～2006年，初等教育的比重从42.27％下降到38.21％。这些年我国新生人口减少，小学学龄人口下降，导致了小学总体教育规模下降趋势，与我国小学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趋势是相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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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研究可追溯到清末时期。那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等对传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之后从到新中国成立，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都是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幸运的是改革开放迎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1978年，潘懋元先生《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两篇文章揭开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在潘先生的号召下，各种研究高等教育的著作、刊物等不断涌现。1984年，潘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正式确立，从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以学科建制开展的，我们的疑惑是：普通教育理论的研究难道不足以指导高等教育的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一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它立足于普通教育而又超越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即对高等教育现象和理论有意识、有目的的反思与探究。其理论研究旨在揭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普通教育学有明确的教育对象、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的研究方法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普通教育的基础研究在教育的本质、共产主义教育目的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然而，“高等专业教育有许多特殊问题要研究，是教育理论工作重要与广阔的园地。它的研究工作是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以普通学校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概括的。”它涉及许多普通教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这种区别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忽视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潘先生指出：“许多教育科学工作者形成了这样的传统观念：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才需要教育理论。”
二 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潘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从“三个方面”、“三个维度”、“两大特征”揭示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区别，进而论证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1.“三个方面”
潘懋元先生认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智、德、体三方面存在不同。（1）在智育方面，高等教育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它的“专”与“高”。普通教育传授的是基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旨在提高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而高等教育传授的则是更为高深的专门知识，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各种专业人才。（2）在德育方面，普通教育一般是通过思想政治课、班会等来开展的，主要是让学生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高等教育一般是通过公共政治课、社会实践活动等进行的，它注重指导学生从接受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变，对学生的自主性和反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在体育方面，普通教育通过体育课的开设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一般无法兼顾到学生的个性需要。而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要加深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需要选修不同的体育课。
2.“三个维度”
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除了在德、智、体三方面存在不同，潘先生还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区分。（1）从人才培养类型的维度讲，高等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建设以及无产阶级各个部门需要的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社会的专业问题，而普通教育是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的。（2）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的维度看，根据高等教育培养专才的目标，其教材内容也要随之调整。此外，要正确处理好许多关系，如专业课与必修课的关系、公共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普通教育中是不需要考虑的。（3）从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的维度分析，普通中小学的课程门类相对大学而言少许多，分科教学方法比较简单。而在高等教育中，课程门类成百上千，教学方法也千差万别。另外，在高等教育的授课中，教师一般只传授相关知识的重点、难点，而在普通教育中，教师讲得较多。
3.“两大特征”
为了更进一步地指出两者的区别，潘先生还从大学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两方面来进行分析。高等教育的对象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他们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或基本成熟，能够担负起艰难的、深刻的脑力劳动。另外，高等教育中学生的中枢神经活动和大脑皮质的发育已经成熟，学生的感觉和知觉要比中小学的学生精密和深刻，逻辑记忆能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大学生的定向注意力可以持续很久，因此课堂时间可以持续3～4个小时。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科学要比普通教育科学复杂许多，普通教育学理论显然不完全适合指导以专业教育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从而论证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三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策略
不可否认，我国至今为止在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还不完善。鉴于此，我们需在今后对教育实践不断积累、反思、总结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完善；另一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理论脱离实践。针对后者，潘懋元先生在1997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就犀利地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如果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走入死胡同。倡导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因而，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必须紧密地围绕高等教育的改革来进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要直视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为教育改革与实践服务。例如，如何捍卫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如何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如何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校长职业化”是否等于“去学术化”；如何完善大学教师的聘任制度和升迁制度（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谁来监管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如何处理专业课与公共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还有一些当前更急需解决的问题，如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大学生就业等。这些问题都希望能够从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潘先生认为，“对于教育实践中的这些问题，科研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教改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症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意见、建议”。他自身对高等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大都是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等。与此同时，潘先生强调，教育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对于有利于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 立足于学科范式，进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国外一直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以学科的姿态开展的。然而国外甚至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研究除了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其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都是不成熟的，因而不能称之为学科。对此，潘先生指出，高等教育是一门多学科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国内一些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把国外的研究视为“真理”，出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现象。于是，有人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笼统归结为“依附性发展”，提出了“依附理论”。
对这种归结的认识，我们首先应对“依附理论”有大致的了解。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和指导拉美和“”地区经济成长的一种发展理论。也就是说，“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指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对经济强权国家的依附，之后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经济领域的“依附理论”套用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是否合理这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认为，依附含有被动的意义，是一种丧失主体意识的现象。起初我们的许多研究是通过翻译外国的著作、照搬移植过来的，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这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近代化的总体特征，用“依附理论”对其进行概括有失偏颇。可以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摆脱依附、民族性和本土性日益增强的过程。对于“依附理论”，我们除了批判，还应加以反思。尽管我国建立了高等教育学科，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不够、创新不足。潘先生就指出：“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只能仰仗于西方理论的‘辐射’，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只能被边缘化，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笔者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坚决摆脱“依附理论”，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自主意识和文化自觉，坚持立足学科发展范式，发展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但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不断地发展、壮大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扩大其在国际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中的话语空间，与各国展开平等的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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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其关键是要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可以极大地促进科技发展,改善技术贸易条件,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效益。要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一支庞大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至关重要,高等教育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必然要求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目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这标志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从民间的讨论、学术界的研究变成了政府行为。在第18次直属高校咨询会议上,一些校长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应建设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念体系。这个观点,在近两年的高等教育强国的讨论中大家取得了共识,都希望加快建设步伐。我认为,建设这个思想体系也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
第二,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需要。《教育规划纲要》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对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我曾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念,也提出了很重要的目标。《高等教育专题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走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之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国高等教育崇高庄严的历史使命。”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教育研究者去研究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更好地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同时,在贯彻和实践过程中也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升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所以,《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以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
第三,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念,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思想、理念的改革是先导”。十多年前,我曾在一次100多人的校长会上提出,一场教育思想观念的讨论悄然兴起。后来,在已提出的“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这两句话后加了一句,即“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是先导”。这不是随意加的一句话,而是在跨世纪的改革进程中,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
在1992年第4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我们感到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宏观研究。1993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成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课题组,汇聚了有关省市教委和有关高校领导、知名的教育理论研究专家,如潘懋元、顾明远、刘一凡、王冀生、陈祖福,还包括在座的许多专家等,以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3路研究力量,共300多人,历时5年,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研讨工作,先后召开了3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三部论文集以及一部专著。研究成果概括提炼了14大理论要点。这项研究成果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这项研究及其成果,对当时及其后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又组织研究了大型课题“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作为理论要点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念。从1993年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到2001年开始的“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再到2008年开展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2001年以来持续召开了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推进教育理念研究的不断深化。十年来论坛的主题本身就是对“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探索。历届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创新”、“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创新型国家与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应该说历届论坛的主题都紧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抓住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带有宏观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难点和热点问题。我们从论坛主题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思想观念变革的轨迹和不断深入的探索历程。今天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是有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的,现在进一步加快研究、建设,我个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特色”。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原因有几点:
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须。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是一以贯之地紧紧抓住和体现这个主题和灵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论断写入了。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今天,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已经成为13亿中国人民的坚定共识。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越来越显示出“中国道路”的作用。国外不少专家学者、政界人士、新闻媒体对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予以高度的评价。评价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世界的敬意;由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备受瞩目。在今年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些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说:“中国及其政策建议得到广泛关注,中国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有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这些经验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均会有帮助。”有舆论认为,中国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启示。反映到高等教育领域,我们今天应该更加坚定地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刘延东同志在2010年7月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0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之必须。《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需要加大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但还有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意义。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首先要有国际视野,要站在世界的高度,面向世界来观察和考虑我们的教育;其次要经常关注和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动向,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第三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派出的留学生很多的是去国外学习科技、专业知识,而去学习高等教育教学的很少,去研究所在国文化的更少。其实,国际交流最根本的是学习和引进世界优秀文化,并使之与中国文化融合起来。从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看,国际化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体系,因为我们的教育首先必须是中国化的,然后才能是国际化的。其实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基本是一样的,就是希望通过大学的课程来增加学生的知识,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能将所学用以解决问题,成为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各国的培养方式各具特色,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文化来形成自己的方式。中国需要研究建立的就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世界主要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借鉴别国先进理念后,坚持自主创新,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莫不如此。美国先后学习英国、法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在学习法、英、德等欧洲国家的基础上,自主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理念,走出自己的道路;德国也走上了有别于法国、英国的道路;日本的教育虽然吸收美国、欧洲教育的许多有益经验,但是仍有自己的道路。世界上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没有共同的发展模式,无法共轨。
第三,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必须。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的祖先以他们的聪明智慧、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生活阅历创造了优秀的精神文化。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中蕴涵着高尚的爱国思想、崇高的人生理念、浓厚的人文精神;同样不乏因材施教等丰富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等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是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2010年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指出,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的适应性,这句话就是说各个国家的教育模式要与文化相适应。在谈论通识教育、回答中国校长的问题时,他指出,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在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模式,对中国而言,是在异域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加变动而全部照搬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是很难成功的。莱文的这句话应该说讲得比较到位,教育模式要与本国的文化相适应。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要与中国深厚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相适应,这一点,中外很多校长都有共识,都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谈到。比如说,京都大学校长松本竑说,现代社会,人们的渴望欲求无极限,由此造成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科技的发展是不够,需要仰仗哲学和人文的支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节制、廉耻心、感激之心、知足之心等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亚洲共享的价值观念,中国的汉字中代表“和平”、“知足”、“感谢”的这些字,在亚洲文化圈中都能够理解和赞同。所以,我们中国的教育更应该体现国人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也是说为什么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第四,总结中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之必须。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从第一所大学算起,才100多年的时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60多年的时间,但其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也出现过较大的失误,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高等教育也步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最好阶段。经过拨乱反正,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进行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等大改革后,迎来了教育的大发展。这期间也涌进了各种思潮,但当时我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仅学习别国成熟成功的经验。由此可见,教育创新,必须认真总结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这应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五,总结提炼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经验之必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改革、大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和教育思想。如素质教育,现在有不少同志都认为这是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当然还有其他,如我们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教育,高度重视本科教育;还有刚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很多的教育思想,值得大家认真地学习研究。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总结提炼这些特色,树立信心,博采各国所长,吸收成熟经验,高校领导、教育专家也应把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加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加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研究和建设。我们的大学不仅要出人才、出科研成果,也应当出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出教育理论。几十年以后,我想我们的后来人,特别是后来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专家、教育家就会更多地去回忆、去了解、去讨论你、也包括你所领导的大学在这方面所做的成绩和贡献。
三、国际视野,中国道路如何开展这项研究,我提出“国际视野,中国道路”与大家探讨。
第一,虚心学习外国成熟的经验。对于外国的经验,要下功夫认真地去了解、去探索,也应该尽可能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不能只从杂志上找文章,人云亦云。一方面,不了解情况容易片面理解,把不全面的东西引进来;另一方面,对于别国真正好的东西,也要有选择地学习。这里提一个问题:别国成功的经验移植到另一国家是否就会成功?或者说别国成功的就一定要学?对这个问题,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回答中国校长的提问时说得很有智慧。汉密尔顿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的教务长,也在世界很多著名的大学担任过校长。有中国校长问,如果您到了北京大学,会不会按照北京大学的规则来做校长?他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都是好大学,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这样的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特别有优势的一个传统,但导师制很昂贵,而且我们现在也遇到了财政方面的困难,可是,我们宁愿放弃投资楼盘、停止设备投资,但永远不会放弃导师制。因为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但我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时候,是不是把“导师制”引进耶鲁了呢,没有!哈佛大学也没有推广导师制。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教育系统长期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劣势,没有一个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必须因地制宜。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12
依附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本土化
一、依附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依附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用来诠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经济欠发达的一种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现代化学派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方面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以安德烈•弗兰克和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依附论学派彻底批判了现代化学派的主张。依附论学派抨击现代化学派主张的现代与传统的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太过笼统、模糊而无法诠释现实的世界。因为当下备受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而非现代化学派研究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1］依附论学派认为依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处于被西方国家剥削、控制的地位。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2］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统治地位。依附论学派初期提出的观点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铁铮铮的事实冲击了他们的观点：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很快跻身到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地区)工业化。［3］依附论以拉美为倚重研究对象确实给当时的理论界带来独特的价值，但他们忽视了对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实证考察和研究，这种理论与实际偏离的研究方法注定让依附论学派陷入自圆其说的境地。早期的依附论学派用普遍归纳的方法去研究外界力量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却不分析落后国家的内部结构。就在古典依附理论招致四面夹击的时候，以社会学家卡多佐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要重点研究落后国家具体的历史发展特点，［4］与“经典依附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依附和发展可以同时进行。新观点倡导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历史特点、民族特色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但依附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时候依附派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依附论那模糊、笼统的概念，松散的论证过程，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总之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高等教育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依附与自主的斗争之路
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附论被广泛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我国学者展开了对中国高等教育依附问题的激烈讨论。回顾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正视那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史，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下，我国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作为“后来者”国家，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一度模仿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比如清末以来的“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等。其中，中国在50年代对苏联的模仿给我国高等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依附的消极方面来看，引进苏联模式加剧了我国教育的中央集权，［5］比如在学科设置方面强调单一性，以致理工分离；在人才培养上一味追求对专业精英的栽培而忽视了通才教育；教育的职能目标太窄等。然而，当时中国的“依附之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依附”和“自主”之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理清概念。所谓“借鉴”，是指积极地、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学习，［6］即我们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与发达国家沟通、交流；“依附”则是完全被动地照搬别国经验，这样的“依附”最终只会形成畸形的教育体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美、日等国竞相借鉴它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7］它们是在适应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借鉴，最终它们的大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比如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州立大学，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意义的借鉴是可以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重新审视中国近百年来的高等教育之路，我们可以发现无奈“依附”背后的创新与变革。比如“壬寅•癸卯”学制，乍一看确实模仿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但依附论者没有看到的是，它也结合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需要，在开设的八科里面经科是最大的一科，这在日本学制里是看不到的；“壬戌学制”从构思到颁布经历了八年的准备阶段，在这期间，学术界、教育界的学者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陶行知先生评价说：“颇有独到之处。”廖世承先生说：“不是好学时髦，或盲从美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入了WTO，国际地位日益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在获得新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重新审视大学与政府的依附关系
政府、社会、大学三者始终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最备受争议的，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主与控制这个话题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政府的依附，同时大学又渴望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以便实现学术与科研的自由。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高等院校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包括教育决策的制定、教育经费的划拨、行政管理人员的选聘、专业教师的任用以及高考制度改革事务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全权管辖。实践证明，大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同样政府也期望大学的发展能带来可观的回报，二者就是这样处在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8］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大学要想脱离政府而获得完全的学术、文化独立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依附，将被动依附转向主动依附，将无限依附转向有限依附。大学要积极地投身到国家高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努力创建自己的高校特色品牌以打造核心竞争力。笔者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也能推进大学的自主化，不同于宪法和法律的是，大学章程的效力仅限于大学的组织者和相关主体，不具备普遍约束力。大学章程允许学校的举办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地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规范法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政府，而社会捐赠的数目相比于发达国家则是微乎其微，总之，我国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及捐赠意识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发动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海内外人士对高等教育进行捐助，鼓励政府创办社会型的慈善机构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强大后盾。
（二）发扬本土文化精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本土化等同于民族化，更通俗地讲也是国家化。本土化是指一个国家无论怎样发展都能保持民族特色。本土化要求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是任何时候都要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的。［9］没有本土化就没有国际化，正是本土文化才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发扬本土文化固然重要，但若盲目地崇拜、信仰民族文化而固步自封，漠视其他异域、民族的文化，这就违背了本土化的真谛。
（三）以国际化的视角来推动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国际化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实现了跨国家、跨地域、跨民族的深度交流与合作，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资源共享平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各个国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国际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10］主动地汲取别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以便谋求本国高等教育更高层次的发展，同时也能提高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只要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国际化大洪流中，我国高等教育定会进入良性的螺旋式发展模式。
（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离不开对其他国家的优秀教育经验的借鉴学习，但这种借鉴和学习是建立在平等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的。我们要合理地整合利用资源，取长补短，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在这种开放、包容的交流与合作中得以传播发扬的。实践证明，借鉴从来都不只是存在于后来者与先行者之间单向的活动，很多时候它是多向的。［11］
（五）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的国际化学术人才
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的优秀学术成果几乎都是以英文呈现的，学术成果是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领域的科研能力的最主要的标准，由此可见，熟练掌握英语是多么重要。所以，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强英语教学，争取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总之，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四、结语
笔者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最初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学术和文化的“边缘”地位，时至今日我国也未能跻身高等教育强国之列。“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复制、模仿高等教育经验和理念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任何事物在其成长的最初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依附强大的事物而获得发展。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我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至此，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依附理论，从而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发展决策。为了能早日跻身高等教育强国之列，我们必须在发扬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国际化洪流，努力提高我国学术、科研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加大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合理地利用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作者：舒展 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白玫.依附理论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和未来［J］.高教探索，2010（03）.
［2］劳尔•普雷维什.边缘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陈兴德.由传统走向现代：嬗变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反思［J］.集美大学学报，2004（03）.
［4］何晓芳，张贵新.对比较教育中的依附问题的反思［J］.外国教育研究，2006（09）.
［5］刘志文.自主与依附的抗争：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道路［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03）.
［6］尚明翠，杨素萍.论比较教育依附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05）.
［7］陈兴德，潘懋元.“依附发展”与“借鉴—超越”——高等教育两种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9（07）.
［8］童锋.现代中国大学依附政府发展模式的归因与建构——基于依附发展的视角［J］.暨南学报，2013（06）.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13
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教育理论研究一直诟病颇多,一直在进行着全面而深入的反省。而一种以理论形态的教育知识为对象的研究以独特的陈述方式形成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元教育学。我国关于元教育学的研究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元教育学热”,而如今却陷入沉寂。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历程以及对其陷入沉寂的原因进行反思,探讨元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
一、元教育学解读
元教育学是一种对教育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它不同于对教育学研究的反思与回顾,它是把教育学及其研究状态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的教育学的元理论,即把元教育学界定在教育学的认识论范围内,是对教育学的认识 论[1]。一般来说,元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区别见下表:
元教育学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动因:其一,研究者的自我学科意识。西方教育理论产生发展于不同体系和学术流派的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这种持续争论必然导致研究者返回到教育理论体系的原点来不断反思“教育学是什么”等元理论立场问题。将这些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认识论上加以系统反思,是西方近代科学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推动包括教育在内的各学科领域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反映了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对教育研究的重大影响[2]。其二,各种“元性质”学科的兴起催生了元教育学。近几十年来,国外以反思为特征的各种“元性质”学科相继问世,诸如元数学、元逻辑学、元社会学、元物理学和元心理学等。用“元”的概念来修饰“理论”,突出表现了相关理论的“在什么之上是怎么样”的功能特征,即理论的超越性。“元理论”并不是一种面对某一现象的理论体系,而是针对众多理论体系的更高的理论体系[3],它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萌动”,是反省、是超越、是系统化和形式化的。如此热烈而宏大的科学反思场面,强烈地震动了教育学。反思科学文化激发了声势浩大的科学自我反思热潮,以至于教育学不得不加入其中。
二、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始有学者尝试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认识教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把教育学的概念和命题等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进行元教育学研究,但是研究触角已经超越了传统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元教育学领域,这意味着我国的元教育学已经处于孕育中[4]。
相对于西方的研究来说,我国元教育学研究起步晚,但我国研究者的兴趣与视角颇具特点。由于我国教育学是在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的碰撞中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考察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教育学产生的影响之后,发现教育学理论研究“本土化”似乎成为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最大主题。另一个特点是在西方教育学史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注重对教育学理论的整体的和历史进程的把握,其结果有一定的历史感和透视力。
但是,近年来元教育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式微,鲜见相关论文和著作发表。笔者认为,造成如今的窘境有如下原因:第一,研究方法失当。人们对于教育研究不客观及不科学使得一些元教育学研究者期望用自然科学追求客观性和精确性的实证方法解决教育学的问题,导致在元教育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了自然科学化倾向,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存在冲突。同时,西方元教育学研究方法与我国学术界一贯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差异。西方学者十分重视逻辑学和思辨术,它与我国的整体论和辩证法有显著不同,而我国学者感悟式的研究方法很难被国外研究者承认。研究方法的差异使我国元教育学发展困难重重。第二,研究资源和研究对象的匮乏。元教育学以教育学而不是以教育现象为对象,目的是解释教育学自身。元教育学是对教育学理论的研究,但教育学是否成熟尚存在争议,因此元教育学难以建成自己的体系。第三,研究问题常有偏差。元教育学以对即存的教育理论和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论证为任务,深究教育学的概念和理论成为其主要研究的问题。因此,元教育学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咬文嚼字的困境,对于工具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于对象的兴趣,“以至于一些教育的关键问题逃逸了它的注意范围”[5]。因此,使研究者或是公众都很难持续保持兴趣和关注。第四,研究范式的差异。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范式上的显著差异使得我国研究者很难融入以西方研究者为主的这一研究领域里。元教育学完全植根于西方的学术文化,与分析哲学息息相关。但是,分析哲学的研究范式与我国思想和文化迥异,这就“决定了西方的元教育学与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别”[6],也使得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被西方学者接纳和认可,无法拥有这一领域的学术话语权。第五,研究者稀少。元教育学领域从建立伊始就是一个“少数人的俱乐部”,这里充满了一般教育学研究者陌生的语句,哲学(而且主要是西方各派哲学观点)、科学学、语言学、语义学等学科知识成为研究者的困境。同时,这类研究本来就具有形而上学研究的特点,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深的鸿沟,涉足其中的、进行长期研究的学者数量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