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际论文篇1
一、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
要建设服务政府，在逻辑上就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服务政府”。作为“政府”的一个修饰语和限制词，“服务”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握了“服务”这个词的准确含义，那么，对于什么是“服务政府”的政府职能自然也就能够准确定位了。
从管理的意义上说，政府只是国家的政体形式和机构，是代表着国家行驶对于社会的管理职能。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期是没有国家的，因此那时期也就没有所谓政府。当时的管理机构是什么，我们在此不讨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国家诞生了，政府也就随之出现。
二、政府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它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比如，对于边防的保护，对于生态的保护，发展文化，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等等。对于这些公共事业的服务是国家的本质，是政府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任何政府，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管制政府，都会寻找各种机会和方式以此标榜自己。但是，只有服务政府才把自己“所有活动的价值取向”都真正脚踏实地地定位在“服务于整合和优化”一切社会资源，“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服务政府才是名副其实的公共政府。
其次，它是为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服务的。所谓服务社会，当然是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如果阻碍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甚至由此而导致社会的停滞和落后，岂不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又何谈服务社会。因此，凡是有碍于社会发展的机构和设置都在服务政府的否定之列。凡是不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必然被服务政府反对和取消。从历史上看，专制政府和管制政府的主观愿望也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排除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它们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以“控制”社会作为自己的最终任务和最高目的。
第三，它是为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服务的。现在，人们一般将社会成员区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还有其他群体不是本文讨论范围。所谓强势群体，就是由于自然和社会等等因素的作用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充分掌握者资源，并因此而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反之，弱势群体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阶级社会里，国家“照例”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政府理所当然也“照例”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府。在现在的社会里，国家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强势群体的国家，政府也必不可免地只能是强势群体的政府。如果笼统地强调服务社会，很可能被强势群体占尽先机甚至占有一切，弱势群体则很可能被作为社会的“另类”而被排除在“服务”的对象之外。最终结果就是，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服务政府与专制政府和管制政府没有差别，至少是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三、政府的绩效评估问题
所谓绩效评估，就是对于政府用什么方式服务社会以及服务的效果如何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标准之一，服务政府必须是强力政府或有效政府。在现代社会，“国家（即政府，下同）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社会领域的发展当中。在经合组织的国家里，国家承担着为社会领域提供拨款的重要责任。整个社会支出的87%都由国家来承担”。事实已经充份地表明，“国家（指地域的国家——引者注）越发达，其中国家的作用就越大”。正如日本经济学家真田足教授所正确指出的：“国家在经济领域出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比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竞争更剧烈，从而越发增强了资本增殖的冲动。为此就必然要动员一切方法和手段，其中最有利的是实现对国家的动员”。可见，在现代社会，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政府都必须是强力的有效的政府。
标准之二，服务政府必须是微型政府或廉洁政府。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在服务于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用于自身机器运转的一切开支都必须而且只能来源于社会，都是使用的纳税人的钱。政府机构越庞大，使用纳税人的钱就越多，社会的负担也就因之越沉重。反之，政府越小，社会的负担相应的也就越轻。但是，所谓微型政府不仅仅是在量的方面考察的“小政府”，机构小不等于开支不大，人数少不意味着花费就一定不多。所谓微型政府，在本质上就是指廉洁政府，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
标准之三，服务政府必须是民主法制政府或责任法制政府。任何政府都必须是强有力的法制政府，否则就根本无法行政。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制政府才是真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政府。但是，现在人们所谈论的民主一般是指社会的民主而非政府的民主，只是要求政府治理社会的民主，而不是要求政府治理本身的民主。这当然就造成了误区，导致了专制政府或管制政府残喘甚至死灰复燃的空隙。所谓政府治理本身的民主，我们认为，就是要建立责任法制政府，就是要把政府的一切行为全部责任化、法制化，就是要通过法制而把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控制”在“责任”的范围内。从这种意义上说，协商民主的理论，无缝隙政府的理论，等等，对于建设服务政府都是极富启迪意义的思维。
我们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建设服务政府的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我们才可能少走弯路。尽可能地把改革的成本降低到最少。作为一种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治理理念，国外新公共管理主义关于“服务政府”设计对于我们建设服务政府虽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但是，我们在建设服务政府的过程中当然不能全盘照搬。总之，还是那句老话，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始终坚持科学发展。换言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具有中国特色，这既是我们建设服务政府的原则，也是我们建设服务政府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J].四川改革，2008，（3）.
[2]马恩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美]珍尼特.V.登哈特等.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社会实际论文篇2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社会实际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6-0038-02
中学思想政治课是在小学以“五爱”为中心内容的思想品德课教学基础上，对中学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中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人类社会发展总方向和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能够有正确的认识，逐步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社会责任感。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要坚持这一方向，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重视教学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基本教学方针。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内涵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理论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标准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有机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理论的飞跃与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都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社会开放程度较低，学生接受外界信息渠道有限，因此，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中只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使学生深刻理解和领会教材中的内容，这也是提高学生认识能力的基础。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以理论知识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决定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是这门课程的基本教学原则。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进行思想政治课教学还必须注意到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的阐述，二者是指导和被指导、推动和被推动的辩证关系，随着二者不断发展，它们的结合也要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使理论和实际实现高度统一。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内容
1.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思想政治课就是要将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给学生，尤其在民族地区，要抓住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来培养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这一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学生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密切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和民族地区发展现状，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党和国家在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民族地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等问题，引导学生明确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分析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解答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方针。
2.联系民族地区中学生实际。教的目的是为了学，教师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为学生的有效学习而服务的。教师要通过理论教育塑造学生完善的人格。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理解—选择—内化”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超越原有观念重构主观世界的创造性过程，这个创造性过程能否顺利完成以及最终的完成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学生实际，尤其是学生的思想实际，这样才能做到教学活动的有的放矢。教师要了解学生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认识以及对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法律、法规的认识，通过对这些实际问题的分析，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提高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
3.联系国际社会实际。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民族、国家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地域界限，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在繁荣和进步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诸如人口、环境、资源、地区冲突、恐怖活动等社会问题，但主要的还是政治问题，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并且进行激烈较量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利用经济贸易手段外，还加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利用大众传媒工具，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大肆宣传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价值观念”利用宗教进行思想渗透，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一些邪教组织，致使无辜的群众成为受害者。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具有信仰宗教的传统，民族地区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突破口，一些宗教信徒被其利用，成为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因此，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用事实说话，教育学生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对西方资本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认识这些问题，坚决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谨防被敌对势力利用。
4.联系一切文明成果实际。要让学生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需要引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文化成果来论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进步的过程，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和推动的过程。我们要学习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先辈们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一方面要对班级中主要的少数民族学生就本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进行宣传，另一方面还要介绍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引导学生走出只放眼于本民族或者本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的狭隘思想，培养其具有“开阔的眼界、面向世界的态度”，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文明成果。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方法
1.正确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是前提条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条件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不懂或者一知半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虽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理论知识的传授不是其主要目的，但是为了达到对学生思维能力、认识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目标，理论知识是重要的载体。教师在教学中选取的材料、例证要有针对性，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正确、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尽量不使用二、三手资料，不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一理论部分或者个别语句、概念的认识上，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准确理解相关概念和原理，防止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二是运用所学的间接经验认识直接经验，教师运用间接经验学习直接经验主要是对教材中理论知识的正确把握。教师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教材中的理论钻深、弄懂、将之融会贯通，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使学生掌握理论。
2.了解实际情况是重要条件。
一是了解社会实际。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将理论讲解清楚，教师必须运用实例讲解，但是在选择实例时既不能是街谈巷议的传闻也不应该是无中生有的社会消息，教师要通过报刊、书籍、新闻媒体、文献资料或亲自深入到民族地区去收集信息。
二是了解学生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受教育者思想中存在的模糊认识，教育者要了解受教育者在想什么，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学生在对于国家发展大是大非问题的理解上相对容易，但是一旦牵扯到民族、宗教、文化、语言等问题时学生的具体思想实际就会大不一样，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解比较困难，要联系实际解决学生思想认识问题把握起来难度较大，教师如果不了解学生思想的实际状况就很难达到思想疏通的效果。民族地区由于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学生的成长历程和生活体验具有特殊性，加之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学生思想观念保守，体现到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就是对新的信息接受慢、理解困难，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生活环境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选取教学案例能够符合学生生活和思维特点。
3.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是关键。对于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来说，理论联系实际关键要抓住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点，理论具有一般性而实际具有具体性。将抽象性的理论转化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实际之中，找到与一般理论相一致的具体实际，使教学中的理论与选取的案例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当抽象的理论与具体实际结合就能很好的解释学生遇到的现实问题。教学中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取教学案例的典型性。对于民族地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来说，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少数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个人成长与民族发展、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就要着眼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为载体，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分析和解决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二是组织实践活动的针对性。思想政治课根本教学目的是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理论认识转化为外在的行为方式，把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起来，需要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探索。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进一步深化学生借助于课堂学习获得的感性认识，锻炼他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廖良初,廖思伦.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4):46-49.
社会实际论文篇4
一、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
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一文中，科斯肯涅米主要谈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法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解释国际法的约束力；三是国际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四是规范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之间的冲突。为了全面描述每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情况，科斯肯涅米梳理了国际法理论的发展史，即从维多利亚、格劳修斯、普芬道夫论述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开始，一直到当今国际法学界采用的学科间多领域交叉式的研究模式，揭示了国际法存在的理论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冲突最终应当归咎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文中最后谈到了“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就是上述冲突的具体化。
科斯肯涅米在文中谈到，国际法的普遍性在国际法诞生之初就存在，例如16世纪关于西班牙对于印第安人统治合法性进行的讨论。为了证明荷兰争取海上权益的合法性，格劳修斯创立的“自然权利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法”指出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的特征，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他们都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这种普适性是论证国际法普遍性的理论基础，因而“自然主义”理论是支持普遍国际法的。“实证主义”强调国际法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实用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而二战之后多元化的国际法理论也可以佐证国际法的普遍性理论。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普遍性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增多，国家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日益增加，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在扩大。普遍适用国际法中的条约和习惯性规则是处理现代国家关系的前提，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国内稳定发展与国际和平和安全休戚相关，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遵守国际法下处理国际关系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科斯肯涅米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笔墨都在论述约束力的问题，既然国际法的普遍性已经得到了公认，那么国际法的约束力则是保证普遍性的关键所在。文中提到国际法约束力的依据依然存在着争议，最初是“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之争，而笔者根据科斯肯涅米的分析认为，这最终还是归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争，它承接着普遍性的两种主义之争。学界与实务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斯肯涅米认为上述之争不利于国际法学者在国际争端解决中解释约束力的问题，转而提出“合法性”解释的概念，但这仍然掩盖了争论的实质问题，因而关于国际法约束力解释的争论依然会持续下去。笔者认为这或许更有利于国际法的遵守和实行，因为随着国际法约束力的深入探讨，尽管各方仍统一解释问题未达成一致，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各国已经就处理国际关系所遵循的规则达成共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公然违背，否则就会受到制裁，例如《联合国》的颁布和实施。所具备的约束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国际社会也认可的约束力，因而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力的解释。
文章最后讨论了当代国际法理论中的趋势之一，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在评价这种争论时，笔者注重将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溯本清源，即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核心或者实质是什么。科斯肯涅米并没有进行具体的阐释，他只是指出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差异，规范性原则是关于法律渊源、法律的适用和解释的原则，而社会学原则是关于国际法的目标和影响的原则。笔者认为规范性原则强调规则的完整性，必须予以遵守，规则的多变性不利于规则的稳定和遵守，而社会化原则强调国际法要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文中提到的国际法宪法化，如有些学者和律师主张联合国的合法化，这就要求国内法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影响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国内法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都会影响国际法规则的确立，因此二者出现冲突也是必然。
二、国际法方法论
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在《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中论述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就论证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产生的争论，这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法方法论的应用，而理论和原则直接指导着国际法方法论的执行。笔者认为《国际法方法论》一文贯穿着“自然主义国际法”方法论和“实证主义国际法”方法论之争，科斯肯涅米指出国际法方法论有规范性和具体性之分，规范性包括正义规范性和渊源规范性，具体性则涵盖社会学、政策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等领域。文章最后主张两种方法的相互融合，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结合两种方法论的优势形成的方法论才会使论述国际法的法律依据富有说服力。
正义的规范性是指要重新回归正义、神的意志或者假设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观、或者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如人权），这显然是“自然法”的思想，但是往往较为抽象，无法具体言明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的具体含义，而且不同的国家在国际交往时会根据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决定自身的正义理念、需要和价值观。这显然会造成国际法规则的随意性，一国按照本国的意志和利益实施的行为在他国看来很有可能是违背国际法的。尽管国际社会就国际正义、人类享有的权利有着一定的共识，但是“自然法”的不足之一在于概念的模糊性，这很容易造成国际法理论依据的分歧，削弱论据的说服力。而作为补充，科斯肯涅米提出渊源规范性的命题，这是对于正义规范性的补充，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国际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其他辅法律渊源，笔者认为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作为主要的国际法渊源，清晰地指出国际法的规范依据，这是正义规范性的具体化和补充。国际条约规定了缔约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规则，具有约束力。如科斯肯涅米所言，国际习惯是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实践，而任何时间都必须包含同意的方面——法律确信，法律确信的存在保证具有规范性效力，国际法论据的约束力得到更明确的保证。然而，科斯肯涅米也指出渊源规范性存在的问题，这让论证更加的严密。
就具体规范性而言，它凸显了“实用主义法学”对于国际法方法论的影响，如国际法与社会学的结合，运用社会学原则理解国际法的论据，而以政策为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的理解模式扩展了证明国际法依据说服力的途径。笔者认为美国以政策为导向的国际法模式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国际法学者在争端解决中更好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科斯肯涅米看来，工具主义则是减少了法律的规范性效力，因而它容易瓦解成为现存制度性权力宣传的工具。笔者觉得这种担心也是存在的，因为国际法在工具主义下会成为一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法律工具，而不再是维护国际法律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坚持法律的工具化，那么国家在实施国家行为时完全可以不顾及国际共识、他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对笔者而言，国际法规范性的工具主义会导致国际法规范理解的简单化，国际法规范不只是用来维护本国的利益，还要促进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幸福，单纯采用工具主义显然会片面地将国际法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国家意志利益的体现，这与《联合国》的规定也是背道而驰的，国际法方法论模式的选择应当对这种方法论的解释予以警惕。
社会实际论文篇5
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一文中，科斯肯涅米主要谈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法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解释国际法的约束力；三是国际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四是规范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之间的冲突。为了全面描述每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情况，科斯肯涅米梳理了国际法理论的发展史，即从维多利亚、格劳修斯、普芬道夫论述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开始，一直到当今国际法学界采用的学科间多领域交叉式的研究模式，揭示了国际法存在的理论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冲突最终应当归咎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文中最后谈到了“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就是上述冲突的具体化。
科斯肯涅米在文中谈到，国际法的普遍性在国际法诞生之初就存在，例如16世纪关于西班牙对于印第安人统治合法性进行的讨论。为了证明荷兰争取海上权益的合法性，格劳修斯创立的“自然权利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法”指出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的特征，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他们都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这种普适性是论证国际法普遍性的理论基础，因而“自然主义”理论是支持普遍国际法的。“实证主义”强调国际法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实用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而二战之后多元化的国际法理论也可以佐证国际法的普遍性理论。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普遍性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增多，国家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日益增加，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在扩大。普遍适用国际法中的条约和习惯性规则是处理现代国家关系的前提，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国内稳定发展与国际和平和安全休戚相关，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遵守国际法下处理国际关系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科斯肯涅米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笔墨都在论述约束力的问题，既然国际法的普遍性已经得到了公认，那么国际法的约束力则是保证普遍性的关键所在。文中提到国际法约束力的依据依然存在着争议，最初是“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之争，而笔者根据科斯肯涅米的分析认为，这最终还是归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争，它承接着普遍性的两种主义之争。学界与实务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斯肯涅米认为上述之争不利于国际法学者在国际争端解决中解释约束力的问题，转而提出“合法性”解释的概念，但这仍然掩盖了争论的实质问题，因而关于国际法约束力解释的争论依然会持续下去。笔者认为这或许更有利于国际法的遵守和实行，因为随着国际法约束力的深入探讨，尽管各方仍统一解释问题未达成一致，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各国已经就处理国际关系所遵循的规则达成共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公然违背，否则就会受到制裁，例如《联合国》的颁布和实施。所具备的约束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国际社会也认可的约束力，因而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力的解释。
文章最后讨论了当代国际法理论中的趋势之一，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在评价这种争论时，笔者注重将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溯本清源，即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核心或者实质是什么。科斯肯涅米并没有进行具体的阐释，他只是指出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差异，规范性原则是关于法律渊源、法律的适用和解释的原则，而社会学原则是关于国际法的目标和影响的原则。笔者认为规范性原则强调规则的完整性，必须予以遵守，规则的多变性不利于规则的稳定和遵守，而社会化原则强调国际法要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文中提到的国际法宪法化，如有些学者和律师主张联合国的合法化，这就要求国内法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影响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国内法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都会影响国际法规则的确立，因此二者出现冲突也是必然。
二、国际法方法论
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在《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中论述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就论证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产生的争论，这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法方法论的应用，而理论和原则直接指导着国际法方法论的执行。笔者认为《国际法方法论》一文贯穿着“自然主义国际法”方法论和“实证主义国际法”方法论之争，科斯肯涅米指出国际法方法论有规范性和具体性之分，规范性包括正义规范性和渊源规范性，具体性则涵盖社会学、政策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等领域。文章最后主张两种方法的相互融合，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结合两种方法论的优势形成的方法论才会使论述国际法的法律依据富有说服力。
正义的规范性是指要重新回归正义、神的意志或者假设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观、或者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如人权），这显然是“自然法”的思想，但是往往较为抽象，无法具体言明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的具体含义，而且不同的国家在国际交往时会根据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决定自身的正义理念、需要和价值观。这显然会造成国际法规则的随意性，一国按照本国的意志和利益实施的行为在他国看来很有可能是违背国际法的。尽管国际社会就国际正义、人类享有的权利有着一定的共识，但是“自然法”的不足之一在于概念的模糊性，这很容易造成国际法理论依据的分歧，削弱论据的说服力。而作为补充，科斯肯涅米提出渊源规范性的命题，这是对于正义规范性的补充，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国际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其他辅法律渊源，笔者认为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作为主要的国际法渊源，清晰地指出国际法的规范依据，这是正义规范性的具体化和补充。国际条约规定了缔约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规则，具有约束力。如科斯肯涅米所言，国际习惯是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实践，而任何时间都必须包含同意的方面——法律确信，法律确信的存在保证具有规范性效力，国际法论据的约束力得到更明确的保证。然而，科斯肯涅米也指出渊源规范性存在的问题，这让论证更加的严密。
就具体规范性而言，它凸显了“实用主义法学”对于国际法方法论的影响，如国际法与社会学的结合，运用社会学原则理解国际法的论据，而以政策为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的理解模式扩展了证明国际法依据说服力的途径。笔者认为美国以政策为导向的国际法模式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国际法学者在争端解决中更好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科斯肯涅米看来，工具主义则是减少了法律的规范性效力，因而它容易瓦解成为现存制度性权力宣传的工具。笔者觉得这种担心也是存在的，因为国际法在工具主义下会成为一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法律工具，而不再是维护国际法律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坚持法律的工具化，那么国家在实施国家行为时完全可以不顾及国际共识、他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对笔者而言，国际法规范性的工具主义会导致国际法规范理解的简单化，国际法规范不只是用来维护本国的利益，还要促进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幸福，单纯采用工具主义显然会片面地将国际法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国家意志利益的体现，这与《联合国》的规定也是背道而驰的，国际法方法论模式的选择应当对这种方法论的解释予以警惕。
社会实际论文篇6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社会实际论文篇7
商务英语写作作为国际商务往来经常使用的书面沟通方式，是开展国际交流和商务活动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英语写作尤其是商务英语写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商务英语写作既涉及英语写作知识与技能，又涉及一定的商务知识与技能，还与跨文化交际、国际商务沟通、国际商务礼仪等有一定联系。无疑，商务英语写作这种跨学科性、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必然加大该门课程的教学难度。目前我国商务英语写作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实施评价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事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共同努力，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和人际交流互动等视角，对语言学习尤其是二语/外语的学习提出全新的诠释。同样，该理论也为创新商务英语写作课程改革带来了全新的非常重要的启示。本文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所倡导的语言观、学习观和评估观，对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教学实施及评估作了全面系统的探究。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也叫维果茨基文化心理学或文化———历史心理学，在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常被称为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因强调个体心智发展的社会来源和文化中介而得名。社会文化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十八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学、经济学，但主要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社会文化理论包含了维果茨基本人的思想及其同事在他去世后对其理论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西方后所形成的体系。社会文化理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文化理论包含维果茨基文化心理学、语言社会化、情景学习理论、批判话语和社会关联理论等。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主要是指维果茨基的文化心理学。社会文化理论主要包含中介(mediation)、控制(regul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支架(scaffo1ding)、私语(privatespeech)/内语(innerspeech)、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以及心理发展研究方法(ge-neticmethod)等核心概念和思想。其中，与语言学习(含二语/外语学习)密切相关的概念有中介、内化、最近发展区、支架、活动理论。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认为语言的学习是由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决定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语言学习过程中，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的重要性。这为语言习得(含二语/外语学习)及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非同寻常的理论视角。
二、社会文化理论语言观与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包含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信息，语言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相互渗透，互为一体，无法分离。每个国家、民族、地区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色都与其对应的语言息息相关。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存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人类语言的认知与学习是他们和自身所处的环境，尤其是社会文化历史环境通过中介持续不断互动的结果。因此，中介在人类语言的认知与学习以及社会环境交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介一般通过调节工具如文化制品、概念和活动等发挥作用，文化制品含物质工具如笔、电脑和心理工具/符号如语言等，其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心理工具。社会文化理论学者指出，物质工具和符号工具如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活动”。据此，他们提出了“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活动理论强调社会活动是人的认知学习和心理发展的最重要形式。中介和活动理论告诉我们，语言的认知与学习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语言学习者(二语/外语学习者)借助中介工具展开的认识外部物质世界和调节内部心理世界的一系列活动及过程。中介和活动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学习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传统的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通常为:培养商务背景下学生五项语言技能中的写作能力，培养学生掌握商务英语写作字词句段篇以及商务文体的写作规范，在国际商务背景下运用英语成功进行书面沟通的能力。显然，该目标背后的理据是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的语言观。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语言是由语音、词汇、短语、句子、段落、篇章等语言结构单位组成的一套符号系统，认为各语言结构单位互为基础，呈层级关系，是抽象的，静止不变的。结构主义学派把语言当作一套由不同层级结构组成的符号系统有其合理之处，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便于教师开展教学。但是，随着人类对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发现语言并不完全是由一套脱离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抽象的符号系统组成，语言是活生生的，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存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语言是具体的，会不断发生变化。由此，根据社会文化理论，按下述来确立商务英语写作课程似乎更为科学合理:商务英语写作是以商务书面英语为中介，以国际商务活动为载体，主要培养学生撰写语词准确、格式规范、结构清晰的商务英语文书的能力，培养学生在跨文化商务环境中运用英语成功进行书面沟通的能力，培养学生在商务英语写作过程中关注写作对象的商业心理和心理接受程度的思想意识。
三、社会文化理论学习观与商务英语写作教学
社会文化理论学者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心理内化的过程，Lantolf(2006)将学习定义为:“社区成员通过交际活动获得交际需要的符号工具，继而转化为心理活动工具，作为心理活动中介的过程”。Lantolf指出内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际交流(Interpsychological)，即学习者在社会活动中通过与社会各成员的互动习得社会文化符号工具———主要是语言;第二阶段为人内交流(Intra-psychological)，即学习者通过自身探索学习，将社会文化符号工具如语言转换为个人内部心理交流的工具。Swain(2006)认为语言产出是人内交流活动与人际交流活动的接口，是促进语言学习者思维发展，帮助他们理解复杂概念的重要媒介。也就是说，语言产出使得语言学习者个人内部的心理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相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中介和活动(包括个人内部心理活动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活动)进行。由此可见，语言产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听说读写四项语言基本技能中，写作属于语言产出技能，是一项能够反映出语言学习者语言综合能力的重要输出技能。写作是一项高级思维活动，是写作者内部心理和外部社会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通过写作，语言学习者把内部活动与人际交流联系起来，并达到向他人传达自己意图的目的。商务英语写作主要是在跨文化商务环境中，结合相关商务知识和商务礼仪，在掌握和了解对方商业心理情况下开展的一项书面沟通方式。纵观目前商务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过于注重单项写作技能如词句选择、句子仿写、段落重构等写作基础知识讲解与训练，写作任务设置脱离真实社会文化语境，写作课堂成了教师一言堂，师生、生生之间互动很少甚至近乎没有。鉴于此，有必要以社会文化理论为依据，改革商务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创新商务英语写作教学方法。具体如下:1．基于任务驱动开展教学从社会文化理论可知，商务英语写作既是学习的对象也是学习的工具。而任务型教学法倡导通过用语言做事，在完成相关任务过程中掌握习得语言技巧，即“做中学，学中做，学做合一”。因此，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可虚拟真实商务环境，布置相关英语写作任务，要求小组合作完成。这样，学生在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过程中、在与他人讨论协商过程中、在与他人不断互动过程中，学会商务英语写作技能。2．基于案例分析开展教学商务英语写作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灵活运用书面英语在涉外商务环境下与国外客商进行有效的商务沟通，处理国际商务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首先把跨国公司或涉外企业真实的写作案例，作为写作教学素材分发给学生，并要求学生通过分析、归纳、总结案例内容，撰写出相关商务英语写作作品。案例分析过程本质就是个人与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与自身内部心理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过程，这一点与社会文化理论所倡导的语言学习观不谋而合。3．基于网络平台创设学习情境如前所述，商务英语写作既涉及语言又涉及商务，还与跨文化交际、商务沟通与务礼仪等有一定联系。课程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在各种商务环境下熟练使用英语成功进行书面沟通的能力，商务英语写作跨学科性、实践性和情景性的特点需要教师模拟或创设真实商务文化情景和国际商务工作环境。基于网络平台的数字化资源如网络课程、微课视频等可为教师模拟或创设真实商务文化背景和国际商务环境。另外，教师还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仿真商务工作场景，培养学生商务英语写作能力。
四、社会文化理论评估观与商务英语写作评价
社会文化理论学者指出，影响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文化环境和人际间的动态互动;认为人的语言认知与发展的过程实质就是他们与社会互动的动态历程，学习障碍学习者是社会互动环境不佳所致，经由教学介入与引导，可予以克服。由此，社会文化理论倡导者对语言学习效果评价提出动态评估观。动态评估观核心思想是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论和“支架论”。维果茨基认为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在有经验的成年人指引下或与能力高的同伴合作解决问题时所体现出的潜在较高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个体的最近发展区。“支架”，是指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在父母、老师或有经验的同伴引导下不断发展自己的认知能力;随着自身经验的逐步积累，他人给予的协助便越来越少，直至儿童最终形成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期以来，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主要以课堂小测、期中(期末)考试、水平测试(考证)如BEC资格证书等静态性评价为主。这种评价存在着评价内容不全面、评价方式单一、评价标准机械、评价环境脱真、评价主体一元、评价结果不科学等弊端。另外，这种静态性评价因过份强调写作结果、过份关注学生写作能力在其群体中所处的水平，忽略了学生的写作学习过程，忽略了学生在写作学习过程中认知行为和内部心理方面的变化，一直以来广受诟病。因此，有必要依据社会文化理论动态评估观，改革商务英语写作课程教学评价方式。第一，评价内容要全面。依据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商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内包含对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评价。(1)知识评价主要指对学生商务英语写作知识如商务词汇、基本句型、段落篇章等掌握情况进行评价。(2)能力评价主要指对学生商务英语写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评价。(3)素质评价主要指对学生学习态度、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团队精神、职业素养、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评价。第二，评价主体多元化。商务英语写作评价主体除写作专任教师外，还必须含有学生本人、教学督导、学生家长、企业人士、第三方专业写作评价机构等。在评价实施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发挥学生参与评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提高商务英语写作教学效果服务。第三，寓评于教，评教相融。社会文化理论评估观认为评估与教学是一个以促进学生发展为中心任务的辩证统一体。换而言之，教学即评估，评估即教学，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各种反应，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并及时予以评估，必要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社会实际论文篇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来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这与其在中国的伟大地位和历史意义分不开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指引中国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毛泽东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在不同时期的鲜明旗帜，正是因为有这一面旗帜，才使得中国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难现实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顺利，迈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顺利步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过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所以，在高校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所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奠定了它在思想政治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因此，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各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其现实意义，对于大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大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意义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 (P29)一个人的一生，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里，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社会现状，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历史使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正确把握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前提，只有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清楚认识时代特征，才能保证大学生将来能够适应社会，使大学生能够科学、客观地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来规划自己的成才之路。
毛泽东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 “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三位一体’的结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新的高度民主辩证地勾画出一个科学完整的党建体系。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体布局出发，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以上理论说明，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
各个年代的有识之士，必然是在看清了时代的特征，洞察社会的根本问题后，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来大展宏图的。选定自己的目标，坚定信念，不懈努力，必然会有骄人的成绩。在讲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时，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证明。如在抗日战争时，对于抗战的三种看法亡国论、速战论和持久战，哪种是正确的?毛泽东在透彻分析了革命形势后，撰写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持久战论才是正确的。亡国论、速战论都是由于对中国问题没有正确分析而产生的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必然会带来错误的世界观，对抗 日战争必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样，既将要求掌握 的内容介绍了，又点拨了学生正确的世界观的树立对人生的重要意义。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成长也不能忽视国家和社会对于人的要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了我国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我国各个时期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根本指南。只有深刻领会、掌握其基本思想和科学含义，才能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人才需求做到心中有数，在这样的基础上设计的人生，才是科学的人生。在科学的人生观的指导下才能创造出辉煌人生价值。所以说，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其基本内容，对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为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所谓精髓，对于某一理论而言，指的是能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其始终，同时又体现这一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中的最本质的东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正确的理论原则，才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同时，这个精髓又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理论基本内容和各个方面。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前提和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际”包含了三层内容：一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即客体；二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客体间的相互联系；三是指人们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了解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际”的内容后，重点是怎样做到从实际出发。首先，要承认实际，尊重客观事物；其次，要认识实际；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依照客观规律办事。在这三步中，正确认识实际是关键。具体的认识规律和方法有：全面地看问题，从事物的全部情况出发，决不能见木不见林；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停留在现象表面；用发展的观点对事物作动态考察，不能静止不变地看问题；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等。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际”，主要指人们正在进行着的实践活动，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统一的根本途径。理论联系实际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实践活动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南；二是科学理论只有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验证条件和目的。要判断是不是做到了实事求是，是不是达到了真理性的认识，“社会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真理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大学阶段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就那么几步，大学期间是大学生为以后的健康成长和事业腾飞打下基础的关键时期，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决定了他将如何看待人生中的问题和怎样处理所遇到的问题，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决定了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和科学的人生目标的实现。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想路线，它是科学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可以从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以及基本内容的解读中看到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哲学方法对大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如何看待问题、如何处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原理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从实际出发，是遵循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开始设计自己的成才目标。如何设计人生，如何规划目标，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从生活的社会环境出发，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实际，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自我规划是合理的、科学的，是能够被社会接受的，是具备成功条件的。尊重实际，不带主观随意性，用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问题，反对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等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最大的分歧，大学生在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时，应该掌握辩证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是科学的、正确的。
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们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这些声音有的可以借鉴，有的则不能。因为，人生目标有合理的，也有非合理的。合理的目标，会极大地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使之不断地取得成就；非合理的目标，会使大学生丧失信心，一蹶不振。对此，必须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指导。从实际出发确立目标后，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目标，不断进行总结和调整，以期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实际，最客观、最有成功可能性的成长道路。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伟大的意义奠定了它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可动摇的地位，探索其现实意义，使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认识它的同时体会到它的强大生命力，深切感受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是丰富的，灵魂是活的，生命力是旺盛的，这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积极影响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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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际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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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标准化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标准化实际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是国际化发展的主题，量化和实证是主要研究方法，客观描述是其主要的实验记录手段，突出研究的专业技巧性和工具性是主要特点，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和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程序是其基本要求，创造新的方法论是研究的价值目的。
就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看，主张质化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统一，它也是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方法，但是，其包括很多具体的质化和量化方法。我们对质化方法很熟悉也普遍使用，依靠逻辑过程或悟性过程等抽象提炼方法获得研究结论，但是，主观成分很大，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发挥主观能动性”。量化方法依据数据和定量经验等的推演、分析和验证得出研究结论，客观性很强，少有主观悟性参与，它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国内仅限于个别学科的使用，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但是，使用的程度非常浅显，特别是存在着研究方法服务于假定结论的普遍倾向。没有做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定量把握。这是我们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主要差距所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坐而论道者多，会做实验的少。
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看，目前的研究工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突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选题没有新意，重复研究是国内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有时忽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同时，也存在另一个极端，不顾质量，仓促抢先发表，“占山为王”的现象。内容上多是主观分析的结果，很少有通过量化实证建立的原创性。因此，选题和内容上的原创性是研究必须首要注意的问题。
（2）选题普适性问题。研究选题立意要有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没有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称其是社会科学。因此，不论研究的对象具有什么特殊性和地域性，都要透过特殊揭示其蕴藏的一般规律。反映规律就是科学，科学也就是具备普遍适用性。
（3）研究的持续性问题。反映规律的同时，还要对其做持续研究，不断验证规律。国内对很多问题研究，发表了论文就好似解决了问题，以后就不再探讨了，一劳永逸，这是机械研究的态度。科学研究要跟踪研究和持续研究，把一个问题搞透，彻底把握它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这样也才能形成专业化的学者。国外很多学者终生就研究一个问题，成为专家。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髦研究什么的现象。
（4）量化文献考察。对研究问题从纵横两个向度做最大限度的文献穷尽考察，是确定研究问题可信度的关键前提。历史上或者是别人如何关注和论述这个选题；完成到什么程度（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本项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解决什么新问题；如何延续研究成就，等等，这是任何研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和遵循的研究方法。这既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对文明成就的继承，更是寻求研究的科学起点。
（5）选择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设定选择已经验证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研究工具。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检测手段，收集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数据，特别是问卷是数据的主要来源，必须首先检测问卷的科学可靠性，科学问卷是研究问题的主要标准依据。
（6）量化检测手段问题。我们经常提倡创新理论，但是理论的创新历来缺少一个理论检测环节，现行的检测职能是由实践来完成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验证和检测理论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理论还需要技术性的检测手段，依靠技术性手段科学验证理论的真伪，这是科学探索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哲学社会科学光有指导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本学科的专业技术手段，这是学科成熟发展的标志。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看，这些检测手段有很多种，常用的有5种：（1）三角稳定结构方法；（2）可信度测试法；（3）内在关联度测试法；（4）差异性检测法；（5）因素分析方法；等等。通过这些基本检测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一般性、可借鉴性和科学性。可以成为衡定类似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模式，也意味着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应用方法。科学模式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模式测试（社会科学的AMOS平衡理论）［1］得出的定论。目前在国内采用上述手段反复检测研究结果的学者很少。
以上几点只是创立规律性社会科学结论的十几个科学步骤中的基本要求。依据这几点基本要求，就能做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基本要求。
3．国内研究方法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种类繁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一是以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主的研究方法；三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哲学“综合创新”方法。
3.1国内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及其弊端
现行国内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基本和原始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五大类方法：
（1）逻辑研究方法。这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里总结的古代人的逻辑研究方法，后来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普遍使用。
（2）经验归纳法。培根在其《新工具》（1620年）提出了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这是近代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诞生。
（3）假设演绎法。培根提出其方法的同时，笛卡儿在《论方法》（1637年）则提出了其理性化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的二元论［2］。
（4）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三大哲学研究方法——先验研究方法（康德）、辨证研究方法（黑格尔）和现象研究方法（胡塞尔），也是国内研究借鉴的三大现代方法。
（5）其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经典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补充的研究方法，例如，休谟和夏夫滋伯利等就提出过怀疑论的质疑研究方法，现在也广为使用。一些著名经典哲学家如赫舍尔、穆勒、孔德、耶方斯和现代的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等基于经典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方法，广泛为人们运用。
上述方法都是目前我国学者普遍借鉴使用的西方研究方法，比于当代西方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这些研究方法还都属于经典的基本方法，特点是重宏观抽象，缺少微观把握；理性分析较多，实证特点不很鲜明，往往是总结和归纳的思维过程是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过程，弊端是思维序列往往与实际序列不符。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3.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哲学方法，被作为科学（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在广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是一般的科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最大的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也存在发展和创新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普遍使用的量化、考证研究方法引入唯物辨证方法中，在突出对事物质的定性功能作用（质性分析）的同时，强化定量的功能作用（量化分析）。量化研究方法本来是辨证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非常明确地认为，数学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
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现实方法论意义实质就是要以科学量化的手段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和和谐发展等思想观点做量的内涵规定，强化这些科学理论的量的转变功能和工具操作性。量化理论观点内涵便于实践操作，实际上是增加了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从而在操作中能真正实现以量的积累带来质变的科学方法的确立，避免以往方法论的缺陷而导致的空洞和操作离位。理论是从无数量的现象中总结提升（抽象出质的定性）出来的，在返回实践的指导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量的规定，这样的理论内容才丰富。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各门科学，运用了数学，可以严格化，可以数量化，成为定量的科学，能够进行严格的推断和预测。因此，只有恢复和重建量化研究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才能解决。
3.3中国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
这是指张岱年等学辈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4］研究方法观。它是中国哲学研究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依据中国哲学的性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任务，以我为主，从中国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取舍、融贯、综合、创造，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综合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中西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综合创新”被认为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这个方法的缺憾就是综合的过程要人来把握，因此主观综合分析色彩突出。传统的“正言若反”和“执两用中”作为认识和操作方法，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的思维特点、认知主观化和操作主观化的特点。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三大类研究方法总体上看，需要突出解决的是增强客观量化分析环节和考证研究环节，即不能简单地通过概念推演和思维过程获得质的结论，而应该通过展示和考证事物的量的实际客观积累推导出质的结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每年的成果甚丰，在国际学术领域很有影响，但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可归为如下几点：
（1）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代表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需求热点不同，惟一交叉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这在很多国家社科研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从客观发展水平上看，国外的发展需要与我们的社科研究成就不很匹配。
（2）我国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中国自己的特殊问题上；或者是从特殊性的研究上还没有总结提升出一般性的普适规律，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就还不具备普遍意义和全人类价值。
（3）意识形态的差异太大，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加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相互借鉴难度较大。
（4）中国大多数学者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存在着语言障碍。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还无法用国际认可语言写作，加上社会科学产业化环节不健全，直接影响了我们研究成果向国际世界转译和进入国际学术领域。
（5）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国内研究方法主要以主观定性为主，方法为体系建立服务；国外以实证定量为主，方法是研究的终极价值。尤其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以及使用的工具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规范。这直接影响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问题。
（6）全国缺少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职业或专业机构，监督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没有明晰的统一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以及监督机制，特别是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对研究成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现象很多，导致学术浮躁，研究成果科学含量低。
上述原因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而是当成意识形态问题对待，所以，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历来不受重视，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追求建立体系和论证体系，而不是为社会和文明发展提供创新方法论。研究方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方式和产出结果，目前关于研究方法在学界没有任何明确的、强制性的行业和职业规范要求，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完全是学者自己学术修养和道德水准所决定的，不是学术行业的法律规范约束。因此，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成为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陈旧的研究方法或者不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化标准相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符合国际化和标准化，因此学术成果的产出方式也就不科学。所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容易被谨慎对待，甚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是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开启价值，但是，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研究热点与国际匹配不上，研究方法再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统一认可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成果交流的共同参照尺度和评价依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开启价值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借鉴。如果不规范研究方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很多都会是徒劳无益，这不仅浪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劳作，也使我国对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很微薄。在当今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只有通过使用国际上公认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视为是科学的活动和研究结果。学术研究是为全人类工作的伟大活动，必须依据全人类认可的普遍标准进行。
4．国际化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采用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这表明理论探索既是方法运用，也是方法的创造。理论只有验证（以往方法）和提供（新的）方法，让人们把握和运用所创新的方法，才能付诸实践。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其功能作用，首先要由体系本位意识转向方法本位理念，同时强化实证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这是研究方法国际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采用国际认可的统一研究方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意识形态原因。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往往不是学术观点的交流，而是研究方法的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关键就是运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手段和程序，“首先创造方法”［5］；并且，黑格尔也提出过“方法有时比体系更重要”的阐述。无论什么意识形态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理论是否为人类认识自然、协调自然提供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人们操作和有助于人们改善处境，这是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因此，研究方法就成为国际学术成果价值评价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交流和借鉴的关键衡量尺度之一。
（2）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原因。比于自然学科，哲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科，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人文主观因素参与较多，在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和交流学术观点容易出现不分伯仲、相持不下的结果，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则更容易形成共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3）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社会科学产品）国际规范化的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符合国际统一认可的ISO系列标准，否则不被认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产品走向世界，也有统一的国际规范化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产品的诞生过程（即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要求。这个工艺流程就是操作方法体系。使用国际认可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和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4）要拥有知识产权，首先要拥有符合国际规范化要求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必须首先是符合国际要求、得到国际认可的产品，然后才能成为全球性的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品考核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产生的手段和过程是否科学，特别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新理论方法才会有产权价值。
以上4点表明，作为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因为，“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6］。研究方法是目的也是手段。重视方法的价值意义和采用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切入点，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接的首要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意义：
（1）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可使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可和借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就。采用国际统一的学术研究衡量标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就与国际接轨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才能实现为人类探求真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贡献的目的。
（2）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有利于规范和调控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管理，使哲学社会科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的功能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科学操作，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行业规定，特别是普遍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的要求，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研究成果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当务之急必须要实行研究方法的国际标准化，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过程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是形成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契机、前提和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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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际论文篇11
一、“原理”课教师缘何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既是党和国家对“思政课”教师的高层次总体要求，也是对“原理”课教师的具体要求；更是“原理”课本身所需要的重要教学方法。首先，“原理”课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是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的必然要求。“05方案”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思政课”“要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论武器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等。切实解决“思政课”的实效性问题，就要加强“思政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增强“思政课”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其次，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是“原理”课教师实现教学期望的关键。“原理”课作为“思政课”四门必修课中基础性、学理性最强的一门课程，对教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就更高，因为，“原理”课既不像“纲要”课和“概论”课那样以史实和现实的形态呈现，又不像“基础”课简单易懂、案例丰富。这就要求“原理”课教师既要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要勤奋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关心的实际问题，更要有高超的教学方法和艺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原理”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的教学总期望。最后，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原理”课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针对这样一门产生于实践、发展于实践、以实践为理论品质和基本原则的课程来说，最好的学习方法只能是理论联系实际。为此“原理”课教材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方法”。要很好地运用这一方法，关键在于提高“原理”课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二、“原理”课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要想切实提高“原理”课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必须首先厘清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意。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定义：“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大局，联系社会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实际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也是我们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基础……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另一方面要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从定义本身来看，理论联系实际好像只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学以致用，有的放矢”，即联系国际国内的大局，联系社会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如果不进一步分析，必然会导致对这一定义的误读。许多人没有深入分析和理解“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仅仅停留在表面，把理论和实际看成是两个静止的方面，它们所谓的“联系”就是将理论直接与实际照面，在“原理”课教学中就是将“现成的理论”即原理、规律转达给学生。这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真实要求。深刻理解理论联系实际，重点是关照“联系”这一中间环节，即阐明联系的中介作用。其实，马克思、列宁、等思想家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时，也都对联系——这一中介做了表述，是指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要素之间等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际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联系作为相互作用，必然包含两条理路，一条理路是用理论去联系、解释实际，满足实际需要；另一条理路是实际对理论的校正或确认。不论是哪一条理路都要求实施者必须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能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就是具备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主观条件。在“原理”课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必然包括“教”和“学”两方面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从教的方面来说，就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从学的方面来说，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在此，我们着重分析“原理”课教师在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程中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因为这是进行教学设计、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关键。
“原理”课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主观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原理”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点是做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和基础。要想用理论去指导实际，或者用实际诠释确证理论，首先必要对理论深刻透彻地掌握和理解。今天的“原理”课甚至整个“思政课”没有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教师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05方案”规定了“原理”课要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明确了“原理”课教学要把握“一个主题”，贯穿“一条主线”，突出“一个重点”。这一内容实质上对“原理”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要求“原理”课教师既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个组成部分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又要融会贯通从整体上、从有机统一上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现实却是“原理”课教师尽管能够从整体上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但是就某一方面、某一部分而言不如专业课老师掌握得深刻。“原理”课教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理论水平普遍不如哲学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水平高；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水平普遍不如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的水平高，等等。加上历史原因，有许多学哲学的“05方案”后开始通讲“原理”课，对于哲学部分还可以拓展，但到了“政治经济学”部分就只能照本宣科，机械地向学生转达原理和规律，更不用说“学以致用”联系实际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彻底，而是教师的理论功底不过硬，所以不能做到以理服人，更难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第二，“原理”课教师了解实际的水平，即了解国际国内大局、社会实际、学生思想实际等水平。实际就是“有的放矢”的“的”、目标、靶子，如果“原理”课教师只知道或掌握自己的“矢”和理论，而不了解实际，没有目标和靶子，这样“原理”课只能在由教师自己铸就的理论的空中楼阁中独自徜徉、自我陶醉。不了解学生的需要、不解决现实问题，“原理”课必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更不能打动和改变学生，不使学生改变就是没有作用，就是无效。第三，“原理”课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拥有理论、把握实际还不够，还要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里的“联系”能力既不是简单地用现成的理论去直接套用实际，也不是用实际去机械地证明理论，而是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或从实际中提升理论。这种能力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后，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素质，在分析实际问题时彰显出来的主观条件。“原理”课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就是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全面了解国内外大局、社会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的基础上，如何从实际案例中抽出原理和如何运用理论分析、说明、解释实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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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际论文篇12
*区委对这个班高度重视，区委组织部和街道出资16万作为学员学费（其中区委组织部出资占75%），学员个人在上学期间只出500元。区委党校对该班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考试。学习期间，党校出资组织他们到井冈山、扬州、上海等地考察学习社区建设的先进经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党性锻炼。来自*各社区的41名学员学习目标明确，态度端正，每学期到课率达到95%，每门课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弘扬了党校良好的学风和考风。
二、创新论文指导模式，论文工作呈现新特点
目前，该班的15门主要课程已经学完，本学期的重点任务是要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毕业论文是学员完成学业的重要的必修科目。对于学员来说，这是调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某一论题研究，从中获得研究能力的一次科研训练；从我校来说，是对学员两年来学习成果的全面考察和衡量，是促使学员学以致用，提高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的教育环节。为了使学员们运用所学得的知识，紧密结合当前工作重心，联系工作实际写出较高水平的毕业论文，区委党校专门制定《社区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工作实施意见》、《毕业论文实施计划》、《毕业论文工作规定》，并创新举措狠抓落实。专门成立由区委副书记陶世贤、组织部长纪增龙担任组长、党校常务校长王天喜、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校柠担任副组长的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周密制定论文写作计划。
1、组建阵容强大的指导老师队伍。省委党校副校长、省社区研究会会长唐建中高度重视论文指导工作，对论文指导工作的各个环节均作出明确指示，并亲自指导一名学员。另外，我们还邀请了省民政厅刘广忠副厅长、基层政权处王元刚处长、仲锦副处长、法规处夏青春处长等4位领导。我们还邀请了省委党校行政教研部主任黄菡教授、李阳教授、宁凌教授，社会学教研部主任冯必扬教授、严翅君教授、尤佳教授、倪洪兰教授，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董连翔教授，市委党校教育长王玉珍教授、副教育长吴抒教授、管怀伦教授等11位知名教授指导学员论文，同时，我们也邀请我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姚坚、组织部长纪增龙等领导，另外还邀请了区、街中层具有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素养的21位干部作为指导老师。为了保证论文质量，每个指导老师原则上只指导一名学员，最多不超过2名学员。
2、论文指导采取双导师制。即每位学员选配两位指导老师，一位是来自由省、市委党校专家和省民政厅的领导，区委领导、区委、区政府中层领导、街道领导等37人组成的外聘指导老师队伍，另一位由区委党校教师担任。双导师制对论文写作有着积极意义：一是有效地弥补了区委党校师资限制。区委党校目前只有11名教师，专业结构也有限制，研究社区问题的老师较少。专家、学者、领导的加入，给学员提供了专业对口，造诣深的指导老师，为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提供了智力保证。通过论文指导，省民政厅领导将在全国、全省社区建设大背景下，为*社区发展提供新思路；省、市党校专家、教授将为*社区建设灌输新理念；区委、各部门、各街道参与论文指导的同志也将在指导学员论文写作过程中深入研究社区民生、民主、民和等问题，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理论水平，达到教学相长的目标；二是扎扎实实地提高学员的素质。这些学员当初都是通过海选担任社区主任、书记岗位，语言表达能力较好，但文字表达较弱。通过论文写作将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为宣传*社区建设成果提供条件；三是区委党校将通过精心组织好论文写作工作，进一步深化社区研究成果，为社区培养高素质人才，并以此树立函授质量品牌，切实提高全体学员素质。
三、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为学员提供相对明确的选题
社会实际论文篇13
1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发展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经济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中国必须增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要与西方跨国传媒展开长期博弈。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实力，当前要重点抓好一下工作：
积极营造国际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
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形下，在涉外活动中，我们应该通过搞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争取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第一，要充分发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良好的文化形象。
对外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维度和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和深入宣传，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美誉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我们不仅要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还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理论创新和实际宣传相结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充分发掘和依凭自身的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循序渐进，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第二，要谙熟国家对外宣传的策略与技巧，提升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面对现代传媒带来的媒介化社会的新环境，要更加有效地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对外宣传工作要“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因为只有更加贴近外国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结构，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
因此，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塑造中国充满活力、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国家形象的策略问题。具体要把握以下几点：
对于价值观冲突，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努力做到既坚持自己的标准，同时也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为了有效、恰当地进行交流，就需要对对方的文化背景尽可能多地加以了解，避免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行为方式，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要合理吸收乃至扬弃，在跨文化交流中要相互理解、相互适应、求同存异。对于文化竞争，面对文化弱势地位，要面向主流社会主动出击，营造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文化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宣扬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求同存异，增加共识。我们要主动利用各种涉外活动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要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和背景，从而使国际社会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理念，使我国能更广泛和更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影响国际对华舆论。同时，我们也应当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认识、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积极开展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对话等，增信释疑，为搞好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筑就更坚实广泛的基础。
讲究策略，改进对外宣传的方法，要针对西方主要媒体不断地“妖魔化中国”拿出对策，以有效化解其负面影响要提高宣传技巧，以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宣传风格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中国和平崛起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现状传达到普通大众的心中，以消除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心理，逐步压缩“中国”的市场。
另外，在提倡爱国主义的同时，要提倡国际主义，使人民认识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义，支持对外战略和政策。相信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定能走向普遍化，从而为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3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从对“文明冲突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是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最顽固的屏障，所谓的“全球性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集中各不同文明存在交集的较浅层面上，例如政治意识形态层，以及大众文化或者消费文化层。这给我们振兴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中国的大众媒介文化产业政策，以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众媒介文化产品作为先锋。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集，从而突破国际传播“文明的藩篱”呢?
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指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书刊杂志、流行音乐以及快餐食品等等，经济性和娱乐性是其两个最基本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时展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必然。它不仅为促进文化生产与消费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明显地丰富了文化景观，扩大了文化辐射，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大众文化本身的娱乐性与消费性具有的普世效应，使之更容易被国际传播受众接受，不容易引起文化反感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因此，大力扶持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出，是扩大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在国际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极好切入点。
4提升华文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地位
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主导地位，除了积极与世界接轨、采取多语传播这样开放的心态外，加强汉语本身在世界的地位，打破英语媒体垄断性的强势地位，使汉语媒体成为世界主要媒体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正如程曼丽教授谈到的一样。目前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本国语言的振兴运动，以希打破英语的垄断地位。例如：法国现在正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也在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没有断层过的文明，而作为其传承载体的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却并不能算强势语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究其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汉语或中文标准，包括所谓的法律语言本地化等，都是以粤语为主而在国外华人社区，则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并作为通用的标准。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融合，也直接影响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今天，在促进汉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方面，中国政府有必要进行长远规划，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不断提升汉语以及华文媒体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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