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念论文篇1

教学是学校、学科落实教育目的的主要途径，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因此，教学过程必须要重视。那么，应该怎样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设计和安排才能使语文教学更科学、更高效呢？教育学理论在这方面也给了我们语文教师明确的指导。

（一）首先要明确教学的目的

教学共组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双向过程，而不仅仅是教师教，所以我们教师必须要把教和学统一起来，辩证地来看待。教学的目的除了要使学生通过语文学科的学习掌握语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技能技巧之外，还要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和心理品质。即要实现教学的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的提升。这样，我们语文教学才会真正突破应试教育思想的牢笼，切实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进而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坚持科学的教学原则

所谓教学的原则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要求，事实证明教学原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它对于我们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和实施教学手段起着决定性作用。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坚持这几个方面的原则：首先是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原则，这样才能符合教育规律；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样学生才能消化知识；要坚持直观性原则，降低学生学习难度；坚持循序渐进和巩固性原则，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吸收；要坚持统一要求和因材施教原则，这样才能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

（三）选择恰当取得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师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总称。所以，它应该既包括教师的讲授方法，又包括学生的学习方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这些教学方法。

1.问答法。

这是在语文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组织课堂教学的一种常用教法。教学中主要通过教师提问，学生答问，或学生质疑问难，教师引导学生解疑辨难的对话形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提问时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能力差异而相应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问题的深度可以函盖整体学生，因此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成就感，所以问答法也为大多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

2.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在现代教育培养全面型人才理论指导下创新的教学方法。新课程理念要求，在教学中强调要进行情境教育，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充分发挥语文课的教育功能。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感情，交融互渗于作品所描绘的客观景物之中，形成主观情思和客观景物相统一的审美情操，进而使学生思维水平不断提高。

3.讨论法

是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体对话和互学形式，进行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多向信息交流，借以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一种常用教法。

科学理念论文篇2

一、科学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

学习是一名学生提升自身能力的过程，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学习时间和空间．这就要求教师摒弃以往一味照本宣科、学生麻木接受的教学模式，而是要不断更新科学的教学理念，提倡让学生自主探究、动手实践、交流合作、阅读学习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积极探究学习．通过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可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例如，在教“排列组合”这一节教学内容时，教师可提出一个探究性较强且可以让学生动手实践探索答案的问题:中，双色球获得一等奖的可能性有几种?然后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自行讨论和探索，比赛看哪个小组可以又快又准确的探索出答案．学生通过自由讨论、自主探索，可以自主探索出答案，加深对“排列组合”这一内容的了解．教师通过让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教学模式，可以形成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科学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数学是一门开创思维的学科，也是一门实用的基础学科，对学生的基础知识积累与实践能力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因此，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好数学知识的传授，还应加强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培养学生观察发现、演绎证明、抽象概括、运算求解、空间想象、数据处理、归纳类比等数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可以对客观事物中蕴含的数学知识进行思考和判断．例如，在教“空间几何体”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学们可以发现多少种形状的建筑物?这些建筑有什么几何结构特征?引导学生回想所见过的建筑，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相互交流几何体的特征，并请学生举例回答．通过讨论后学生均会对几何体有所了解，此时教师应展示出台、锥、柱、球等结构特征的空间物体，并顺势提问学生:同学们刚才所举的建筑都是由这些几何体组合成的，那么谁能通过观察这些空间物体而将它们进行分类，并说出你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分类的?学生通过将所见过的建筑物和教师展示的空间物体进行对比思考后，会对其中的规律有所了解，此时教师可顺势导入“空间几何体”这节课的中心内容．通过引导对几何体联想的方式，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几何体知识的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空间想象的数学思维能力．

三、科学设计课堂教学方案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学习时需要较强的抽象思维，因而使得抽象思维较差的学生学习时难以掌握和理解，致使其失去学习数学的兴趣．同时，各种抽象的立体图形、无线循环的数字、复杂的公式等均让学生感觉索然无味，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与积极性．因此，教师要不断改变和更新陈旧的教学方法，科学设计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教学方案，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例如，在教“不等式运用”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播放一些五颜六色的礼物盒子照片，然后提出一个富有趣味的问题:去过礼品店的同学肯定知道，礼品店内的礼品都是用五颜六色、精美的包装纸包装的，现在店长遇到一个问题，她要包装一个特别的礼物，但是她只有一张长40cm、宽30cm的彩纸，她要用这张纸包装礼物，那么她可以做多大的礼物盒子呢?学生们联想到精美、漂亮的礼物盒子，而引起探究的兴趣，从而对问题进行思考，学生在思考未果时教师可导入这节课的学习内容，并教会学生使用不等式对问题进行运算，很快学生便能解答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答案．通过引起学生兴趣的教学模式，不仅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还可让学生深刻领会课堂教学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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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念论文篇4

科学发展观(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出发，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更好地把握和运用事物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人为本，遵循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把握中国特色，实现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速度过快，城市建设理念陈旧，脱离了城市发展的正常轨道，带来了诸多隐患，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城市化进程分析来看，198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20％，2001年达到40％。与世界各发达国家相比，各国城市化进程各不相同。从20％增长到40％所经历的时间，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1860-1900），前苏联是30年（1920-1950），日本是30年（1925-1955），我国是22年。相比之下，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现实，一方面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活力和态势，另一方面也快速积累了城市化过程中来不及解决的许多问题，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困难重重。从社会整体层面看，城市公共设施供给不足、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城市住房短缺和房地产市场失控、城市交通臃堵、城市环境污染加剧、农民工数量巨大等问题不断暴露，西方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患的“城市病”一一开始表现。由于进程速度加快，消除和解决“城市病”的难度加大。从城市建设和发展层面看，城市空间扩张失控，各地争建大广场、大马路、大雕塑、豪华行政中心等，在城市建设方面追求政绩工程、漠视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建设观念陈旧，各城市千城一面，城市内部功能失调，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到200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14亿人，其中城镇人口5.77亿人，城市化水平为43.9％。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16亿之际，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即城市人口会达到9.6亿左右。在这样一种发展局面和发展态势下，需要我们探讨这样一个命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城市理性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城市化的本质要求和城市建设的理念创新角度做些粗浅的探讨。

二、城市建设理念创新

（一）城市化发展要遵循其本质要求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是一种社会经济变化的地域空间过程。它有四个基本含义：（1）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2）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提高的过程；（3）是二、三产业向城市集中和发展的过程；（4）是城市对农村影响的传播过程，以及全社会人口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I和城市化II。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乡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者是可见的、物化了的或实体性的过程，而后者则是抽象的、精神上的过程。[1]可见，城市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统一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集聚是由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而带动的，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一般而言，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第二、三产业活动迅速向城市集聚，带动人口向城市集聚，又带动第三产业活动的集聚和发展，总体表现为二、三产业的集聚与发展和城市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人口城市化的不可逆特征，人口的集聚往往会脱离产业集聚的水平和要求，造成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过度城市化(注：过度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失控和城乡发展失调。过量的乡村人口盲目向大城市转移，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造成过度的人口迁移压力、城乡发展失调。)的特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有一个主导思想，即我国“工业化超过了城镇化，城镇化滞后了”，我国“农村人口太多，需要尽快解决城乡不合理的二元结构问题”这两点，都要求我国实行“快速城镇化”。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我国工业化进程长期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是改革开放前的片面重工业化，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在两个空间并行。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城市化水平是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工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所以，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主要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是因为服务业发展滞后，这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改革开放前由于片面重工业化导致吸纳劳动力数量有限，(注：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每亿元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约0.5万个）只及轻工业的1/3。)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以及抑制消费的社会导向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导致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人口集聚速度慢、水平低。改革开放后，相关制度的改革和松动使农村经济迸发出强劲的活力，但限于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完全打破，我国出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在两个地域空间并行发展的格局，乡村城市化发展模式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探索出了新的路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部地区在城市发展方面表现出无序的态势，造成部分区域分散化发展的局势。此现象一方面违背了集聚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因人口统计系统尚沿用传统体制下的模式，人口的集聚水平不能得到真实体现，因此，造成一种片面的认识，即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要加快城市化发展。实际上，据测算，1995-2005期间，全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达到1.44个百分点，远远超过每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的正常水平。[2]在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下，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重要资源过度消耗，城市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城镇空间规划建设出现无序乃至土地失控等问题不断显化，实质上已经属于冒进式的“过度城镇化”现象，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巨大的浪费。

西方国家城市建设与农村改造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原始积累，依靠掠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财富而起家的。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则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总人口规模小。我国现阶段13.14亿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所要求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发达国家相应进程中的要求高出5-10倍。

总理在2005年3月全国人大会上强调，我国13亿人口大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400万人，每年进城民工1.2亿人，还有贫困人口9000多万。因此，要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还得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所以，中国城市化发展“要尊重城镇化的发展规律，要特别警惕过度城镇化，要充分估计到中国城镇化过程的艰巨性，树立城镇化进程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的观念。城镇化要与经济增长、新增就业、资源、环境、生态保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关系。”“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2]这正是城市化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城市发展应遵循的基本路径。

（二）城市规划要重视城市布局及其调整与交通规划的结合

从城市发展的空间属性看，城市用地布局和交通骨架构成了城市的空间秩序，成为城市各种活动的载体。城市用地布局是指城市的大小和形态、各类用地性质、规模和空间分布，及其开发建设的密度、时序与强度。它决定了城市中人和物的空间分布情况，对城市的交通生成、分布、交通方式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反过来，城市交通“可达性”会影响城市的功能布局，一静一动，二者密不可分。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城市开发与建设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过于急功近利，尤其在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方面。同时，我国城市机动车辆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造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因此，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交通拥堵等问题，制约各城市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关键是城市规划中用地布局与交通规划长期脱节，在现实社会中，城市决策者也往往就局部用地进行调整而费尽心机，而忽略城市交通网络的整体协调发展。

城市用地布局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源”，在特定的城市交通设施供给条件下，用地布局的变化势必影响城市交通效率和城市空间秩序。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在时序、理论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相互独立，城市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大多分开编制。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规划为核心，城市交通与道路系统规划常作为一种配套性的规划依附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总是先考虑城市用地的布局，然后在用地的基础上，交通进行协调。本来两者是互动进行，但实际工作中很难做到这点。在“先城市规划，后城市交通规划”的模式下，城市交通规划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只能分析现状城市交通问题和提出近期或局部的城市交通设施调整改善规划，难以对城市规划目标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的城市交通规划论证并及时进行比较和信息反馈。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期间，土地用途的调整和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随意性较大，而且一般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分析，对城市交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当前城市用地功能置换的速度与频率明显加快，城市发展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城市用地发展面临多重选择，城市交通规划仅是在已有城市布局的基础上对城市交通进行规划组织，不能与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很好结合，必定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交通问题。

例如，亚运村是北京现在最堵的路段，但是规划中的亚运村原本并没有规划成现在这种大型住宅区，由于当时良好的市政设施，吸引了大批房地产投资商，而政府的管理调控措施不力，使得土地用途和土地利用强度发生改变，而既有的交通骨架已经建成，新的大型住宅区形成巨大的交通需求，进而造成现在的交通瓶颈。又如，现在很多城市的主要商业区都布置于城市主干道两侧，使得主干道所承担的通过通与商业区所需要的到达通相互影响，产生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在交通主干线两侧建设的新的大型商业网点成为城市新的交通堵塞点的原因。到两者矛盾激化时，往往就是高架而过，使通过通与到达通分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者的矛盾，但是，对于商业区的景观破坏殆尽。对于老城区的改造更加是这样，临江、临主干道地段开发商都喜欢，拼命建高层，而交通影响评估一般都是事后评估，对建筑体量不可能有很大改动。有些地方政府，明知大型建筑物建成后对交通影响很大，仍一意孤行，对此重视不够，导致城市开发建设过度，已有的道路容量不能满足要求，或者道路性质与道路两侧的建设用地性质不协调，使城市中交通性干道“生活化”，甚至因为城市布局带来城市交通的“潮汐式”流动，造成新的城市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1999年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第二次修编，其经验获得建设部的肯定和推广，其优点和经验就是在总体规划中非常重视交通规划的作用，使土地使用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紧密结合，对多种土地使用调整方案产生的交通需求进行评价分析，提出反馈意见，使城市布局结构、复杂的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得到协调优化。在交通专项规划中，引入了先进的定量交通预测、分析方法，对各种城市布局和土地使用规划方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城市交通角度对城市结构和土地使用规划调整提出反馈意见，建立了土地使用与交通规划的联系。可见，科学的城市发展观就是要遵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城市建设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功能定位和功能开发

城市公共设施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事业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主要指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工程设施，城市事业设施主要指公共的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休闲等设施，它们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保障，直接和间接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各种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尤其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急速扩张时期，盲目照搬国外和其他城市的做法，城市建设表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尤其是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追求形式的美观，而忽略各类设施功能的定位和开发。例如，城市中心大拆大建，大马路、大广场修建攀比成风，新区开发大面积圈占土地，带来诸多城市问题，影响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所有基础设施中，交通设施的供求变化最为明显，需求快速增长，不同类型的交通设施的供给也在快速发展，立交桥就是发展最快的交通设施之一。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车辆日益增多，平面立交的道口造成车辆堵塞和拥挤不断加剧，需要通过修建立交桥和高架道路形成多层立体的布局，以提高车速和通过能力。建设立交桥的主要目的是满通功能的要求，由于立交桥功能的特点、空间的制约和设计理念的影响，多数立交桥的造型与主体构造都大体相同，不可能给美学设计留下太多的余地。所以，立交桥的修建不应过分追求造型和美观，而应注重其功能的定位和功能开发。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许多特大城市大力发展立交桥，以缓解城市交通臃堵问题，目前城市立交桥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许多城市立交桥修建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新的堵塞点，很多立交桥上面赫然耸立着双向红绿灯控制交通，令世人惊叹。例如，北京是国内最早修建立交桥的城市之一，北京的立交桥数量众多、形状各异，从空中看有不同的造型和图案，多种多样的立交桥虽然美化了首都，却让北京的驾驶者不知所措。立交桥设计的非常复杂，对于路况不熟的驾驶者来说，尤其是到北京办事的外地驾驶者，在立交桥上行车是件非常头痛的事情，经常发生上得去、下不来的现象。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片面追求立交桥的视觉效果和美观度，而忽略了立交桥的功能是提高车速和通过能力。一般而言，实现立交桥功能的根本途径就是让驾驶者快速学习和掌握通行方法。所以，立交桥的设计应当以行车人员为本，设计力求实用，通行方法要简单易学。因为对于驾驶者来说，简单的重复是最快的学习方法，不同的立交桥的通行方法越相似，行车通过的时间则越短。但是，现实生活中，北京众多的立交桥中，不同的立交桥左转、右转、直行、掉头走法都不相同，同一条环线光一个左转弯就能有三四种走法，再加上标志牌和行车指示不够完善和清楚，从而造成堵车严重的交通问题。另一方面，就一座立交桥而言，修建完成后，如何发挥该立交桥的功能呢，换句话说，如何将它的功能开发出来呢？清晰的标志和行程指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城市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立交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看似加快了，但城市交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另一个典型问题是交通岛的设计问题。交通岛的功能是为控制车辆行驶方向和保障行人安全，在车道之间设置的高出路面的岛状设施，包括导流岛、中心岛、安全岛等。由于交通岛占地面积大，如果是中央环岛的话，车辆绕行延误行车时间，车流量大的情况下，还会延误车辆通过时间，所以现在城市道路设计很少用中央岛、导流岛等交通岛做交叉口渠化了，一般采用平面画线式加以指示，这种措施可以达到两种效果：其一，起到了交通岛为驾驶员指明行车方向的同样效果；其二，交通流量大时可以压线行驶，可以临时停放交通事故车。但是，目前仍有很多城市仍然盲目学习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比如，在城市的入口处设计大的交通岛，并提供行人休闲的设施，进而演化成交通广场，人为地增加人车混流，埋设很多交通隐患。实际上，交通广场应当禁止行人通行和休闲。

（四）城市广场建设要以人为本，选址应与社区布局相结合

城市广场是城市环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柱。它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良好而具特色的休憩空间，主要包括有市、镇、区的中心广场、宗教广场、城市中的纪念性广场、建筑前庭广场等。城市广场是城市开放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空间内最具公共性的开放空间，它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享受空间和交往、娱乐、休闲和集会等活动的公共场所。而且，城市广场也是传递城市文化、弘扬城市历史的重要载体。它不但丰富了城市的风貌、文化内涵及景观特色,并且更能增强城市本身的内聚力和对外吸引力。所以，城市广场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一个热点，各地城市兴起了广场建设热潮。但是，我国很多城市在广场建设方面观念陈旧、追求奢华、追求面积、追求形象，广场设计缺乏与城市总体空间的联系，很多广场成为交通广场、政治集会型广场，缺乏对人的关怀。例如，武汉的洪山广场，位于一个六岔路口，总面积10.8万m2，是武汉最大的广场。它曾因是武汉最大面积的广场、拥有武汉最大面积的观赏草坪以及最大面积的楚文化铺底图案而被誉为中南地区一流的城市广场，广为其他城市效仿和学习。但是，从选址角度看，在一个道路交叉口设计一个城市广场，选址本身有误。一是行人在通向广场的路途中形成人车混流，影响通行车辆的车速，引起交通堵塞，并易发生交通事故；二是在交通闹市区，噪音和汽车尾气造成的空间污染极不适宜市民的休闲；三是广场远离市民生活区。从广场设计角度看，追求大尺度的广场空间缺乏亲切感和舒适感，同时，因片面追求视觉效果，绿化单调，广场使用效率不高，广场建设缺乏文化理念设计素材和根据，盲目追求图案化的表面化造型而缺乏文化交流活动的场所，最后陷入文化表现形态单一的僵局。[3]再如，武汉鲁巷光谷广场位于一个六岔路口，四周是人口密度很高的高校集聚区，往东一公里处是华中科技大学，两公里处是光谷腹地——关东科技园。往南，约三公里处，是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南湖。往西一公里处即到东湖，再走就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市区。往北两公里处是中国地质大学。据说若从天空俯视，那银色的布幕呈一只鸽子飞翔状，非常美观。广场内修建有各种健身休闲设施供居民使用。但是，地处交通要道和人口密集区的鲁巷光谷广场也是一个交通环岛，行人穿行其间干扰车辆运行，车辆绕行也延误通过时间。2005年，光谷广场建成地下通道，通道穿过珞喻路，并连接鲁巷购物广场地下超市，在广场上活动的市民人数更不断增加，2007年光谷步行街正在修建，其交通秩序及人流状况不容乐观。实际上，因缺乏便民的小型休闲广场，在很多交通要道附近，已经自发形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娱乐空间。如，鲁巷光谷广场之外的东北角、光谷大道与珞喻大道的交汇处已经成为附近市民集聚、休闲、娱乐的主要空间。然而，从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精神出发，一个城区的城市广场的选址尤为重要，环境安全、步行化、通达性、噪声小污染少应当是基本的选址原则，应当与社区布局相结合。应尽量避免在闹市区、在交通要道和交叉口修建大型广场；其次，要以人为本，坚持人性化、多样化原则，设计休闲空间和休闲设施，来更好地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高品质的文化生活需求。目前，很多中小城市都在修建城市广场，尤其是借新区开发之际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大广场，城市形象确实改变了，但是因广场远离居民生活区，人气聚集不足，广场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而居民需要的休闲空间又极度缺乏，“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等都成了一句空话，并为城市未来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总体而言，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不断膨胀要求人们提高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率。因此，理性认识城市广场建设的原则，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城市建设、城市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至关重要。

（五）城市雕塑要挖掘文化内涵，追求城市特色

城市雕塑是现代城市的公共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大致可以分为纪念性、主题性、装饰性、娱乐性、宗教性五类。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城市雕塑艺术作为城市特色构成的重要元素，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城市雕塑不仅成为美化市容的主题构件，最主要的是作为记载当地文化、历史延续的载体，它不仅传承历史、弘扬优秀文化，同时作为城市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而成为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经济投资点。

城市是一个空间实体，因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等因素影响，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间性格，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城市雕塑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当是城市个性的组成部分，成为彰显一个城市个性的重要途径。作为审美文化的构成部分，城市雕塑艺术代表了本城市、本地区的文化档次和精神风貌。某些城市的雕塑作品，由于反映了该城市或地区某些方面的特点，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艺术上又比较成功，受到公众的喜爱，从而被公认为该城市的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地标后，并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可极大地提升城市的形象和知名度，可为城市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城市雕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例如，哥本哈根的“海的女儿”，广州市的“五羊石刻”，纽约的“自由女神”、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童”等。可见，不同的城市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符合自己城市性格和文化特色的城雕艺术。[4]

与欧洲的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城市雕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很晚，但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的速度也不断加快，各级城市政府都认识到城市雕塑在城市形象建设中的作用，城市雕塑越来越受各级城市政府的重视，雕塑和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建设对象。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城市雕塑最多的国家，而且，雕塑建设的热潮仍很高涨。但是，许多城市雕塑形式放弃了对于艺术个性、格调、品位、深度和境界的追求，其外观形式不断标新立异，花样翻新，但其文化内涵却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肤浅，造成一种浮夸之风。例如，2006年7月12日，比自由女神还高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在郑州落成后，2007年5月底，又传出了河南永城市政府耗资3000万元建全国第一高历史人物雕塑——刘邦塑像的消息。花巨资让帝王将相争相复活的做法一时引发社会热议。在争论余波未平的时候，2007年9月又传出高邮要建世界之最的巨型尧帝青铜雕像的消息。这尊尧帝雕像为世界最高的青铜雕像，99米高，需要青铜2200吨。项目建设方还将在尧帝塑像体内设灯光隧道和观光电梯，可升至头顶，观众可在塑像体内的多层平台向外观景。根据设想，竣工后该雕像将成为扬州吸引2010年上海世博会海内外游客的文化地标。与此同时，很多市民在质问，“穿膛而过”的尧帝雕像是对始祖的祭奠还是蹂躏？与此相比，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童”的高度仅有50厘米高左右，占地不足10平方米，但因其凝聚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传说，使其三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国著名的旅游热点。所以，在城市的不同位置应选择城市雕塑的不同主题，分别表现城市的历史、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展望城市未来、表现城市特色等。这些主题可以表现伟大的题材，也可以表现细小的题材，应该因地制宜。

城市雕塑作为产生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城市形象的凝缩，更是城市文化品位不可或缺的象征。城市雕塑是社会需要的结果，有很强的公共性，应当体现社会的共同理念、共同需要和共同信仰。城市雕塑要讲究艺术性、要与环境协调、要有明确的文化定位、切忌在创作时不顾城市的文化历史、不顾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不顾城市独特的自然环境，不顾城市的文化定位，盲目追求“欧化风”、“广场风”、“大雕塑风”，似乎雕塑建得越大越好，如此下去，往往会弄巧成拙。而且，绝大多数城市雕塑都是政府出资建设，少则投资数十万，多则高达上千万，甚至上亿，变成所谓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结语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对于城市决策者和管理者而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应当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掌握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次要能认真吸取国际、国内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能深刻总结各国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成功经验；再次，要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竞争正变得日趋激烈。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交通秩序、城市形象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竞争力。各级城市政府在求新、求异、求快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真正把握城市化本质要求、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挖掘和培育城市特色和内涵，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城市和区域、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随着以快速城市化进程为特征的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耕地（特别是城郊高产良田）锐减、能源和资源的浪费、环境质量的恶化等问题已经日益凸现，部分城市化地区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在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人均资源）的国情背景下，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以科学的城市发展理念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冒进式发展而引起的资源环境问题和城市建设失控问题，建设宜居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彦琳.现代城市管理学[M].科学出版社,2005.25.

科学理念论文篇5

三、立足务实抓管理，实现管理与创新的同步提高。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推进税收工作论文与中国新的发展实践有机结合的发展理念，它立足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税务机关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紧紧结合税收工作实际，立足查找税收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按照破解难题的思路，寻找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务实措施：一是要紧紧依托依法治税的思想，全面加强税收综合治理工作，使税收工作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和谐推进；二是要借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深挖问题致力破解，不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升级升位，使税收征收成本不断降低，社会满意程度不断提高；三是在工作中要树立细节意识，善于从小问题入手，解决大问题；善于用哲学的眼光，从正反两个方面思考工作；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要多考虑结果的负面影响，力求做深做透，不留后遗症；四是要加强税源管理工作。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核心，是组织收入的源泉。要紧紧围绕税源管理做文章，向税源管理要思路、要成绩、要效率。重点要加强户籍管理，强化征管基础；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强化内部责任；围绕数据分析评估，利用经济指标，分析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的关系，创新管理模式和考评奖惩机制，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要收入，更好更快地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四、立足工作抓队伍，实现税收工作与干部发展的相互促进。科学发展观充满科学精神，其中“以人为本”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这就要求我们自觉遵循运用客观规律，推进和谐社会有序向前。税务工作的宗旨是“聚财为国，执法为民”。“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所依托的内部是税务干部职工，外部是社会和纳税人主体。因此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前提是要使全体税务干部认真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自觉去实践。措施是推进人文管理，强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工作氛围。作为税务部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 间存在差异是难免的，但恰恰是有差异，才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作为税务机关推行人文管理的重要性，要以开展国税文化、廉政文化为抓手，深层次地发掘个体优势，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提高人，提炼具有地区特色的国税精神，形成个人的、团队的、集体的税务文化精神。对外要倡导团队服务意识，关心纳税人利益，用法律的武器构建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用服务的手段帮助纳税人在经营管理中创造最大的价值；在税收环境中推行互动式服务，角色互换式思维，努力塑造协调平和的税收环境。

科学理念论文篇6

一、问题的提出 新科学、新技术的迅速进步正在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危机。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计算机技术，天文科学、宇航科学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最直接地冲击着社会诸多重要伦理规范。这些重要伦理规范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诸如辈分、性关系等伦理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神之间的伦理关系。上述重要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新科学、新技术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大挑战。 例如，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克隆（生物复制）技术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克隆人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人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尽管克隆人甚至克隆其他动物的技术还远谈不上成熟，但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呼声已经是甚嚣尘上。虽然目前从实定法角度来看，各国对于克隆人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在美国、日本等国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了对人进行复制的行为。 那么，针对新技术和新科学的发展对人的伦理观念的冲击，作为调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科技立法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应禁止伤害人的伦理情感或引起人的厌恶的科学实验呢？对于上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行为所采取的立法态度必然直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脚步，同时也必然影响人们的态度的转化和演进，因此，这一问题十分值得思考。笔者以为，确定科技立法的立场，首先应该确定立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而后，以从人类历史进程来认识科技发展、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为基础，在逻辑地分析法律在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地位的过程中得出结论。 二、 对科学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分析 从科技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关系。 首先，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冲击人的伦理观念，并且引起伦理观念的改变。人类基本伦理价值之一——宗教伦理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的发展促使宗教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本身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包含着许多的信仰和表现形式。”在古代，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是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正是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演变成了现代一神教的。图腾崇拜的对象是某种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山等无生命之物。而人对自己上述崇拜对象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不断认识，这些崇拜对象逐步失去了作为人类心灵寄托的权威性。中世纪时期，作为一神教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督教中的核心价值——上帝，在客观世界中也拥有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天堂”。这一时期的天堂不仅是抽象的，不仅是人类心灵的归宿地，同时也是具体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人类赋予了“天堂”以客观认识上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人和上帝及“天堂”间是有可循的物理通道的。而随着天文学研究的进展，人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使上帝和“天堂”失去了在天上的存身之处，逐步演化为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归宿地。按照基督教代言人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就是：“正如这个世界承认教会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教会也明白它自己从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中得到益处。教会从以往世代的经验中，从科学的进步中，从隐藏在各种文化中的财富中得到益处，由此更强烈的光芒将照耀人性，通往真理的新的大道展现出来。” 从人类基本伦理之一的人人关系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传统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以生理关系为依据的，即父母之间的两性关系决定了父子、母子关系。父母之间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子女才是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同时也是法律所接受的。而主要是在人 工授精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这一伦理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出生的子女与其母亲的丈夫如何确定关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养育父亲”与“遗传父亲”之间，“哪一个是对他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以美国为例，“人工授精技术刚在美国开展时，该国法院对这类（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的出生裁定为非法。”而到了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则规定，凡由指定的开业医师进行的异源人工授精并且附有夫妻两人同意书的，子女出生即具有婚生子女身份，并且这一规定已被列入联邦法律。事实上，许多国家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关系的所谓“父亲”，不再与其所谓“子女”有任何关系和权利义务。 其次，历史也表明，人类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总是限制科学的发展。还以宗教伦理来考察，中世纪的西方有着著名的以宗教伦理的规范借助法律的力量制约科学研究的事例。欧洲被广泛接受的人神伦理的代表——罗马教皇及基督教会，为了维护上帝造人和人是上帝之子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也就是中世纪的核心宗教伦理）得以成立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在认识领域提出进化论和日心说的科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科学家们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审判，企图利用法律的力量阻止科学的发展。 经验的历史表明，以伦理规范限制科学研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可行性的，只有打破旧的伦理界限，科学研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事实上，尽管伦理规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但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最终会改变伦理规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伦理规范随着科技成果被接受的范围扩大而不断演变。应该看到，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只是暂时的、可变的，法律与伦理规范的一致性也必然是暂时的，而科学的发展是稳定的，具有恒常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在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关系中应扮演科学卫士的角色，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 三、 科学技术与伦理的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分析。 学者认为，“人是那种必须有某种善的标准的生灵。人如果不以自己所处的这种境况为前提，即不首先断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善“的，那么就不可能从这种境况中解脱出来。”伦理就是这样一种作为人的“善”的标准的社会规范。在“我们喜爱或选择一个东西——物质客体、行为方式、观念或理想、个人而不是选择另一个东西时，价值评价就出现了。”而“价值是既能令人满意又能使人完善的经验。”可以说，正是基于伦理的规范，人们得以对自己的行动作出预期，并在预期中获得安全感和情感上的满足感。 但是，伦理一旦成为既定的社会规范，它同时也必然是对人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束缚和制约。理由是，人类既有的伦理的规范都是基于经验、习惯和惯例形成的，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学者认为，“许多负责任的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主观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道德价值起源于人，其基础正是人的智慧和习惯。不存在可普遍使适用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的效用依赖于历史的、文化的或其他条件。”从社会表现形式上讲，虽然人们参与伦理观念的创造，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伦理价值只是其既定的生活环境，是其不得不接受的环境因素，其主动性往往只是选择，人们的伦理观念是选择的结果，被动接受的结果，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诺兰等认为，“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惊骇地发现人民群众是多么容易接受堕落的宗教、残忍的政府、偏执的家族以及自称的道德代言人所宣扬的价值标准。”“许多人事实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 在受别人价值观的影响与左右。”事实上，在新的社会现象面前，“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仍在受到不厌其烦的反复宣讲。”既定社会架构中的传统强势阶层往往通过制造推销自己的伦理观来保存自己的地位、抵抗社会革新的力量。 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人们基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是人解放自己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尽管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同样要继承前人的成果，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规律是统一的，因此，前人的科学成果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科学技术真理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因此，一方面，科技进步具有相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只有独立的理性思考才是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同时，科技史表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具有加速发展的特征。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技术进步是随着科技总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快前进的步伐的，尽管不是每个科技成果都是划时代的，但我们可以说，科技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另外，尽管人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和对方向的一定程度的把握，但由于世界规律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人的思维的复杂性和发散性，以复杂发散的人类思维来认识复杂繁复的世界规律，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往往就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在人类的未知世界面前，人的主观预测具有不稳定性，稳定的认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 分析表明，科学技术和伦理的关系是矛盾的。以稳定的、被动的、可预测的伦理为基础指导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是不符和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本身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法律以伦理为基础来确定立法的方向，其必然结果是制约科技发展。 四、科技和伦理的矛盾统一 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伦理道德的关系放到人性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二者矛盾的本质是人理智的一面和情感的一面的冲突造成的。作为心灵和智慧的统一体的人类，既有对未知世界无尽追求的渴望，又有无法把握命运时心灵寄托的需求。智慧的一面往往体现为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对哲学、历史以及社会现象的思考，体现为不懈的追求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而作为心灵的一面，人类又往往承认既定的现实，以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可预期的时间、空间，按照可预知的规范以可预知的方式活动，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和对自己命运的预测。从这一角度来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变化是人自身两面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人类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他的心灵随着他的智慧的增长而不断调整其归宿之地。对自然界一无所知的原始人类把动物、石头作为自己的来源和寄托，而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人又把自己的心灵寄托给了上帝、佛祖和真主，一旦上帝、佛祖和真主被科技发展赶出了天堂，人类又发现了现代的唯物主义，以自己为自己的上帝。这些都表明，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发展是在人类心智的统一体中矛盾地存在着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看，二者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革命力量和社会保守力量的冲突的体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相对于伦理规范来讲，科技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是活的生产力的表现，因此，科技发展不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科技进步是被统治阶级的福音。科技进步能够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必然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而伦理规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必然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并往往以法律的形式成为被统治阶级的枷锁。事实上，我国古代的礼法制度对既有秩序的维护和对新科技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奇技淫巧”的伦理判断不知断送了多少次中华民族的腾飞机会！ 而如果我们从哲学角 度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的矛盾是量的积累和质的界限的冲突。如前所述，既然科技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而伦理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那么，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科技的发展必然最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也必然导致伦理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的变化是恒常的，是生产力发展的量的积累，而伦理的变化则是生产力发展引起上层建筑质的变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统一性的基础是科学研究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从而引起伦理的变革。在新的伦理基础上，科技和伦理二者会达到暂时的统一。因此，科学技术是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形成过程中的革命因素之一，也是社会伦理规范渐进过程中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伦理的螺旋式上升。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会在新的社会伦理规范中达到统一。 五、立法的价值取向、可行性和具体态度 法学家一般认为，法律同其他社会秩序一样，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些价值一般包括自由、平等、社会福利等。尽管道德标准也是法律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作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道德标准要低得多。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分析基督教道德标准——“爱”与法律的关系时认为，“耶稣——表明，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起他（耶稣）所要求的低得多。”[11]由于科技发展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科技立法的角度来考虑法律追求的价值的话，作为立法者制定规范科技行为的法律，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应是加速科技发展，从而增加社会福利。我们应该也只能把社会福利作为科技立法的核心价值。 以法律手段促进科技发展的可行性在于，与伦理相比，法律更具备理性思考结果的特点，因此，法律比伦理更具有导向性和超前性的一面，从而立法采取和社会伦理不同的态度，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伦理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基于前文对立法价值取向、可行性以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论 述，笔者以为，科技立法应采取辨证统一而又有所侧重的的立法态度。针对引发伦理观念危机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开发行为，立法者首先应采取的立法态度是：法律应重点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不对科学研究进行干涉。当然，尽管法律和道德伦理不同，道德也不是法律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但人性尽管复杂，道德伦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法律具有一致性，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尊重人的伦理情感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并且，由于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对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必然进行伦理价值判断，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如果“不合俗”，完全不顾及伦理道德，其有效性是有限的，也不利于法律的施行。因此，法律的制定也要体现对人的伦理情感的尊重。 那么，我们从上述两个大原则应该引申出什么样的具体原则呢？ 笔者以为，具体来讲，要体现以下几个具体原则： 一：保障科学研究权利是科技立法的首要原则。我们应保障公民从事科研可技术改造的权利，但对于伤害人的伦理情感的科学研究不能用 政府资金予以支持。理由是：政府资金来自民间，是税收，人民群众不支持的科研当然不能用人民群众的钱来支付。同样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对民间资金只能采取采取不干涉主义。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预测性），某一领域的科研尽管现时可能伤害人们的伦理情感，但最终也有可能成为科学新成果，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同 时，对一种科研成果往往会有不同看法，作为国家主权机构应采自由主义，而不是横加干涉。就拿克隆人来讲，尽管许多人反对，但也有人认为，克隆人可以解决夫妻双方不育或有遗传性疾病或不愿意自己的后代有别人基因的问题。[12] 二：信息对称原则。对于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来讲，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将产品的形成和形状在市场范围内公诸于众，从而真正形成公众的选择权，保护其情感。由于知识产权是消极权利，是将科研成果公布和开发者收回投资的最佳途径。而人们既然有基于伦理价值判断的权利，因此，应该把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通过知识产权渠道公之于众，让人们通过货币投票来进行自主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或淘汰伤及情感的产品或形成新的伦理规范。同时，对于投入市场的科研产品应进行明确的生产方法、形状、后果的标注，以利人们进行判断，进行自主选择。 三：限制范围、消除后果和恶意承担责任原则。所谓限制范围、消除后果 原则是指为了尊重人的伦理情感，对于那些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实验应该严格限制在实验室范围内进行，而且要对环境污染等后果承担消除责任。对于无法消除的影响应采取恶意承担责任的原则。 —— 「注释 新技术、新科学当然是相对于已有技术、已有科学知识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技术、新科学是有特定内涵的。但同时，技术的进步是以不断的技术淘汰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也是以不断的深化认识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新技术、新科学事实上就是“技术”和“科学”，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这里之所以强调“新”字，是从历史和人的心理角度而言的，因为所谓对于人观念的冲击事实上是有着上述内涵的“新事物对人演变相对滞后的既有的”旧“观念的冲击。 这里“科技”一词的内涵同注1.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48页。 《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签署。转引自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288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版。 王志毅、姜展红，“人工授精技术的相关法律问题”。 爱德蒙德。拉。B.彻波尼亚，《冷酷的心》（纽约花园城：达布而迪，1955年），28页。转引自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3页。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6页。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14页。一般来讲，道德是伦理的同义词。 同上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505页。 [11]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5页，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2] 见“人体克隆与美国宪法中的合法程序”，《哈佛法学评论》1998年8期。韩建军译。

科学理念论文篇7

虽然我们是科学老师,但每一个小学老师都有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培养尽义务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时,也要充分把握住学生们在这方面的不足,来激发学生的环保之情。比如,在上课时,如果教师发现了教室的地面上有纸,教师就可以从纸的来历,对环境的破坏方面对其加以论述,使学生们知道纸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一定要珍惜用纸,防止出现浪费的局面,以至于使环境的负担加重。再有,比如我们在看到学生吃零食时,我们也要从这些食品的危害和对环境的破坏方面对学生们加强教育,防止他们对金钱的浪费,使学生们能够从小就培养起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要浪费资源,同时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在节水、节电方面,任何教师都有责任来告诫学生,尤其是我们科学教师,要让学生们知道水电的来之不易。让学生明白,世界的淡水资源的缺乏和电力产生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持,让学生培养起好的生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3实验课方面

在小学科学课上,有很多实验的课程,我们在进行实验教学的同时,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对科学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也要培养学生的节俭之风,防止对实验材料的浪费,更要主要不要随便扔掉实验废弃物,以免对环境造成破坏。比如,我们在进行水溶解的实验时,我们一定要事先安排好实验的过程,让学生在应有的步骤中进行,防止他们浪费实验的材料,同时,我们也要告诫他们,在实验完成后,一定要把废液集中处理,不要随意扔弃,以免对环境造成不经意的破坏。还有,在进行小苏打和白醋的实验时,我们一方面要对整个实验过程做好演示,并详细讲解每个步骤的过程,让学生们能够争取一次到位的完成实验,同时我们也要向学生渗透酸液对土壤的危害,防止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土壤的污染。因此,实验废液一定要集中处理。

4观察课方面

小学科学课程有许多是关于动物方面的,我们科学老师在按照教学大纲对学生们进行教学的同时,一定也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生们进行环保方面知识的渗透,使其能够从小就能够养成爱护动物的习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渗透动物对自然界的巨大贡献,比如,我们都知道苍蝇是人们讨厌的东西,它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但自然界里离开苍蝇行么？不行,因为苍蝇在动物尸体腐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苍蝇产生的蛆对动物的分解,才使我们的自然界变得无限循环,否则,我们的世界将被尸体堆满,让现有的动物无落脚之地。再有我们也要让学生体会到动植物生态链的重要性,引导学生们了解每一种动植物在地球上的生存都有其生存的依据的,不是随便就可以以人为的方式消除的。拿澳大利亚来说,先是由于狼多消灭了狼,而狼没了,兔子就没有了天敌,结果兔子又泛滥了,人们又不得不去消灭兔子,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科学老师再教学中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让学生们感受到生物生存的正确性,以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培养。

科学理念论文篇8

我们知道，很多科学现象和实验过程不是短时间能看得见的，有的实验内容需要几天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一课时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为使学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到实验现象或者是实验的全过程，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课件辅助实验教学。课前对全程实验进行录制，实验过程可以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也可以是学生自己操作。通过专用软件进行编辑形成科学课件，辅助课堂教学，大大节省了课堂上实验过程的等待时间，具有很强的实效性，能够全面提高科学教学的效率。比如，在进行“小苗的诞生”的教学中，一般种子萌发的时间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如大豆、小麦、水稻等。还有一些多种子的萌发需要更长时间，如猪笼草、栗子等种子等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节课要做完“小苗的诞生”全过程是不可能的。这样，教师就可以利用家庭DV摄制每个环节的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小苗诞生的过程，每一天的情况都用视频记录下来，上课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每一阶段的情况。这样教学大大优化了课堂时间，将课内外的知识进行了有机的融合，综合提高了实验教学效率。再如，在进行“动物的食物”的教学时，教师可根据学生喜欢看电影的特点，课上为学生出示动物世界的视频画面。学生通过对视频的观察，了解了很多身边没有的动物的进食特点。在丰富知识视野的同时，使学生掌握的知识更系统、更全面，能综合提高科学教学效率。

三、为学生搭建自主创新学习平台，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价青少年综合素养的关键因素。这就说明科学素养的培养对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十分重要。我们科学教师应从学生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大胆放手，为学生创设尽可能多的自主创新学习平台。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与探索，掌握相应的实验操作技能，从中发现问题，学会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综合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比如，在进行“传热比赛”的教学中，教师除了利用教材上的几种方法进行实验探究，还要动员学生在家进行实验探索，在家长的帮助下进行探究性学习。很多学生在课上汇报时，说出了自己的创新做法。有的学生自制了“传热比赛”学具，利用身边的金属、豆子等材料进行实验探究，收到很好的实验效果。这样教学，教师为学生搭建很好的自主创新学习平台，将教材上的知识搬到生活中来，将课堂进行有效延伸，使学生亲身体验科学知识，创新实验思维方式，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丰富了学生的科学素养。

科学理念论文篇9

世界第一个医用内窥镜的诞生距今已过去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而我国引入妇科微创理念仅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微创技术的优势就是微创、效果确切。对于医生来说，合格的医生不能只依靠教科书行医。医生需要通过实践获得知识，但要想成为一名全面的医生，则必须懂得临床与理论并重，并且在现在这个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与时俱进同样也是对妇产科医生的要求。将腹腔镜引入妇科的临床应用是常规腹腔镜使用的一个里程碑。随着妇科微创技术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已经有将近60％的妇科手术由腹腔镜完成。目前，在大部分使用腹腔镜的妇科手术中，大大的降低了发病率和并发症，促进了患者早日康复。为了降低内窥镜手术可能的创伤，传统的内窥镜装置逐渐向微型化发展。同传统的开腹手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腔镜手术需要非常扎实的解剖基础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巧。腔镜下的解剖是一个从三维立体视觉转变成屏幕上的二维定位，仅这一点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有着不小的难度，只有在掌握腔镜外科手术的基本操作原则和技巧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腔镜手术得以顺利进行，而这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逐渐适应提高。在这个信息技术十分发达的年代，许多患者在就医前会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获取诊疗信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就是通过最小的创伤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妇科患者由于其性别原因，更加注重美观，所以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希望能够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病痛，这也反映了微创理念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鉴于当前中国总体的医疗环境较差，而妇产科又是最容易产生纠纷的科室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研究生的教育要更加严格，在选择治疗方案的时候将微创理念渗透其中。对于医院来说，微创诊疗技术的科技含量高，虽然前期需要财力、物力支持，特别是各种微创诊疗器械，但当微创诊疗的规模扩大以后，微创技术由于其创伤小、患者恢复快、周转快、患者认可度高的优势，在医院床位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医院床位的周转率。中国目前的医疗大环境较差，临床医生执业的难度不断增加，开展微创技术也是医院和科室规避医疗风险的有效措施。在PBL教学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的基础上，学生更容易接受PBL讨论的这种课堂氛围。PBL的教学效果与传统教育方式相比，优势不明显，但鉴于学生对于PBL接受程度较高，在PBL中加入微创理念的效果会更好。

3在PBL教学中渗透微创理念的方法

为了更好的将课程贴近临床，我们借鉴了目前常用的“一站式教学”模式：问诊－查体－讨论－操作。根据科室和研究生的实际情况，灌输微创理念，将这个模式进行了几点改动与提高。

3．1拓展完善PBL病例

有研究表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例的选择。我们在教师准备PBL问题的时候，保留了最常见的子宫肌瘤、宫颈肿瘤、卵巢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内膜癌，而为了更好地进行微创理念的教学，在设计病例讨论时加入了子宫粘膜下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子宫纵隔和PCOS这几种现在发病率很高并且可以通过微创手段治疗的疾病。对问题材料的重点也进行了调整，将重点放在了“最优诊断方法”和“最佳治疗方法的选择”上。同时，为了更加贴近临床，借鉴了现在临床上开展较多的“一站式教学”模式：案例会根据科室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在事先和患者沟通好，经过患者本人及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在讨论开始前让学生亲自走到病床前，同患者见面采集病史。采集病史后再通过“圆桌会议”的讨论形式进行病例讨论。在设计案例的过程中并没有用SP病人，主要是考虑到让学生直接和患者接触，更有助于学生锻炼和患者的沟通能力。国内有学者报道称，这种结合真实患者的PBL教学，较之以前完全基于教案的PBL教学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促使他们对各种学习资源加以利用，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理论知识。

3．2改变教师的引导方向

相对于本科阶段的PBL教学而言，由于研究生通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临床上学习和工作，所以这也就要求带教教师在引导的时候要更贴近于临床。在一个PBL小组采集完病史后，带教教师首先引导同学们从发病的病因开始，简略讨论疾病所涉及的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病理学知识。然后讨论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和体征，哪些是在这个患者身上出现的，哪些没有出现。随后教师引导学生从基础转到临床方向，并且让同学们将讨论重点放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在讨论治疗方案时，带教教师将同学们往微创理念的方向引导，比如提示同学们讨论有没有可能采用期待疗法？有没有可能药物治疗避免手术？如何通过最小的损伤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传统的开腹手术的优势与劣势？微创手术的优势和劣势？在小组内讨论得出一个同学们认为最好的治疗方案以后，带教教师要向同学们介绍这个患者在实际临床中采取的治疗方式，让同学们能对自己讨论出的结果同临床有个比较，更有助于学生在临床中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另外，对于带教教师的讲话技巧也有很高的要求，要求必须能够充分调动和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PBL教学过程清晰，设计合理，教师和学生双方受益。为了更好的将微创理念融入PBL教学中，要求带教教师自己选择合适的时间向小组成员提供帮助，比如当学生得到了非常有用的信息而自己还没意识到，或者是当讨论的主题远离案例设计的讨论点的时候。总体来说，PBL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更高。

3．3加强微创技术模拟训练

鉴于我国目前总体医疗环境较差的形势和妇产科患者的特殊性，妇产科研究生想要掌握基本的微创手术知识和技巧，仅仅依靠通过患者获得临床经验是很难完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要更加丰富同时效率更高。我们之所以在研究生PBL教学后进行腔镜的模拟训练，就是为了让研究生在讨论案例时将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操作，可以让学生的学习有一个连贯的过程，这样保证了学习效率，让研究生能够带着讨论中的问题参与到技能培训当中去，更好的体会妇产科微创理念。在设计模拟训练课程的时候也是根据讨论的案例来设定。比如讨论“子宫内膜息肉”这个案例的时候，会安排宫腔镜的模拟训练，而讨论到“子宫肌瘤”这个案例的时候则会安排腹腔镜的模拟训练。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并且借鉴国内外其他学者的教学经验，在进行技能培训之前会先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只有理解了微创技术的基本理论，并且进行过微创技能模拟训练以后，才能对于微创治疗的理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训练中将训练重点放在三维立体思维向二维平面思维转化的过程。而对于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转化能力有限，这就造成了很多研究生在参与手术时无法通过屏幕图像定位手术位置，严重影响了工作和学习效率。应用我科腔镜中心的模拟操作箱完成培训，培训方法主要是移绳练习和拾豆练习，这两种方法主要是训练研究生的屏幕定位能力和手眼配合能力。在经过两项训练以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切开、缝合、打结和剪线的训练。这样研究生在参与手术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和术者配合完成手术，也为工作后进行微创手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整个操作培训的过程中，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很高，应该在课前加强自身理论知识和手术技巧的积累，能够全面的把握教学内容，并且要在带教的过程中向学生讲授微创理念的内涵，在培训过程中同样要做到操作精确，减少副损伤。经过我们的改良，提出应将妇产科微创理念与PBL课程结合起来。在带教教师设计问题时，增加了微创相关的疾病问题讨论，并且在与患者提前沟通的前提下，让研究生自己去患者床前采集病史。同时在PBL讨论课上教师引导讨论组将微创理念融入讨论中。讨论结束后根据讨论课的中心问题进行微创技术模拟训练，用腹腔镜和宫腔镜模拟训练器对学生进行从器械组装到基本操作要领的培训。在对35名妇产科研究生进行完一轮完整的教学培训后，调查显示，全部学生对这种“先讨论再操作”的教学模式表示非常感兴趣，并且认可教学效果，对于微创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科学理念论文篇10

在学习化学时，每个学生的潜能都会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去发掘个体学生的学习差异，在发现的基础上加以指导，让学生在学习化学上尽可能的做到发挥出自身的全部学习潜能，让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化学知识。教师在课堂上也要尽量活跃学习气氛，使学生对化学课体充满兴趣并主动地投入到化学知识的学习当中去，从而培养学生素养，使之不断提高。

三、化学实验在化学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

化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学科，进行化学实验是十分重要的。在实验过程中可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获取一些化学知识，也可培养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和动手能力。注重化学实验的进行，一方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对我国未来化学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在化学实验过程中，学生对实验现象的研究，发现问题并结合课本的知识去解释这些问题，从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从实验中体验学习的快乐。在中学时代学生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化学实验过程始终离不开思维，学生通过实验现象进行观察并联系所学的知识，这是一个实验与课本知识联系的过程，这过程可不断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提高。化学实验也可培养学生对化学的学习态度，化学实验要求做到细心、耐心、精益求精和严谨操作，在实验过程中学生的这些品质也不断地得到提升和锻炼，为学习化学奠定良好习惯基础。

四、对学生知识的考察

在新的教育改革当中，重要的学习方向还是要看高考的考察内容。考察的内容不仅仅是注重对学生的基础知识的考察，更要求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这就要求学生要能准确地提取考卷中的信息并进行整理、分析、发现问题、联系原有知识进行思考解决等步骤。学生在能够运用灵活的运用知识方可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成绩，让学生认识到死读书已不适合当代的化学知识的接收。学生在这样的意识上在平时的学习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时才会更加积极的进行思考学习并对知识进行不断的分析、了解，通过学生的不断动脑思考使学生的思维能力、自学能力、自身素养、人生价值观在不断往更高的一个层次提升。正因为考察题目的灵活性，让各地高校的选拔人才更加方便、准确。

科学理念论文篇11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 of art，法文Sciencede 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i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resisting intellectuai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科学理念论文篇12

自从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特别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并用于科学观察以来，对已有知识和人们感觉经验的怀疑逐渐成为科学的基本精神。任何所谓的真理都要接受人类理性的审判和实践的检验，能够生存者才能被保留，其余的则被抛弃，这似乎已成为获得真理的安全之路。而信念通常被认为是宗教的专利，在科学中没有位置。那么在科学中究竟能否排除信念？在科学中又有哪些信念？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有何表现和作用？科学中的信念是如何形成和怎样起作用的？人们应如何正确看待科学中的信念？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在科学中能否排除信念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信念是一种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而不需要有充分的智力知识来保证这一主张的真实性。其他各种定义也大同小异。信念的基本含义在于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给予肯定的接受。

自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力图把信念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理性主义是想通过寻找人类知识的坚实基础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其先驱者笛卡尔，想通过利用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而使知识系统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使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对知识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最后，他认为他的这种理想在数学中找到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里的每个知识要素都是意义确定和清晰的，各种知识要素之间都以逻辑一贯的方式连接起来，并且是人类理性能够把握的〔1〕。但问题是， 这是否能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呢？

首先，对知识的坚实基础是什么进行考查本身就有信念。在这一过程开始之前有什么理由使考查者确信知识有坚实的基础呢？很显然，提出知识的坚实基础本身就有信念。

其次，即使找到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作为知识确定无疑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也只是在思维内是坚实的，而一旦这些词、概念和观点离开笛卡尔的思维火炉，而与现实接触，这个基础就变得不那么坚实了。作为笛卡尔理想知识的数学，其坚实性也只限定在人类思维构造的范围之内，正像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只要数学的陈述与实在相联系，它们是不肯定的；只要它们是肯定的，它们就没有与实在相联系”〔2〕。一旦用数学陈述表达现实，就变得不那么肯定了。而知识， 特别是科学知识，本身就要对现实进行描述和阐述。因此，力图通过寻找知识坚实基础来排除信念是不现实的，不能实现的。

再次，笛卡尔所谓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是否存在呢？正像语言分析学所指出的，如果词是有用的，其词意就不是确定的，因为如果要求词意是完全确实和清晰的，就需要有像宇宙中的事物一样多的词，而且如果某种语言的词意是完全确定的，那么其语句就将是同义反复了。人们使用的每个词之所以是有用的，是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一部分，而每种语言都是用此语言的人们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和整理他们的经验，每个词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其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并且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正由于词意的抽象性，不那么固定性以及语意的语境性，它才能被用来表达现实和人们的经验。笛卡尔所需要的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理性主义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的努力是行不通的。

经验主义则是要通过建立一种系统的怀疑论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经验主义怀疑论者休谟认为，人的感觉印象是可靠知识的唯一基础，而人脑只是对感觉资料进行记录，重新安排和比较，科学理论或规律只是对各个观察进行方便的总结和相互关联，因果关系只是人们的思维习惯和事件重复出现给人们的心理预期。因此，“自然规律”不是对必定要发生事件的描述，科学知识也绝不具有普遍的或肯定的意义。休谟强调科学只寻求有限过程的答案，而不寻求事件的次序和结构的全过程或起源问题的答案，任何超过这种科学限制的陈述都是可疑的。休谟不相信人类理性有认识现实的能力，他断言从个别观察不能得出普遍规律并主张必然性只能归结为逻辑关系而不是现实关系。然而，休谟也认识到他这种对客体存在、自我能力和因果关系的怀疑只存在于他进行研究的时候，一旦离开研究，他就又回到了“常识”和“自然信念”因为人类生活是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3〕。然而， 科学研究是否能建立在他这种“绝对怀疑论”的基础上呢？是否能排除信念呢？我们不妨对科学研究过程做简要的分析。

科学研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观察有意义的事实；二是根据事实提出假说；三是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而这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信念。第一，所谓观察有意义的事实就是科学家从大量的事实中寻找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事实。而作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的重要标志在于，在其观察开始之前就能通过直觉意识到沿某一方向或用某一方式能找到所需要的事实。很显然，在观察之前科学家不能证明其直觉是否正确，这就需要信念。第二，根据事实提出假说。正像科学史所展示的，从事实到假说没有固定的逻辑规则，这更需要科学家的直觉和想象，需要科学家的创造性的概括能力。在这一阶段科学家也不能证明其直觉和想象或概念是否正确，这仍然需要信念。第三，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某一实验或一些实验往往不能证伪一个假说或理论。在没有更好的假说或理论产生之前，原假说或理论尽管有不少反例但仍被人们接受。这里仍存在信念。因此，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建立在“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科学不能排除信念。

二、科学中有哪些信念

信念之所以不能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是因为科学不仅是由资料、理论和逻辑等所构成的知识，而且是人们对实在和自然进行认识的实践活动。在科学中除了需要资料、理论和逻辑以外，还有许多“超经验”和“超逻辑”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属于本文前面所定义的信念。这些因素大体可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可以概括为“常识”，包括外部世界的独立存在性、外部世界的有秩序性、外部世界的可知性、人类感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逻辑和人的智力规则的存在性、概念分类的相关性和逻辑一致性、人类认知智慧的适当性、理论与实在的一致性，等等。之所以称这些因素为“常识”是因为它们不仅是科学的前提，而且也存在于普通人的意识之中。

第二种可以概括为“科学见识”，即在科学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包括科学的基本解释模型是机器还是有机体（或其它），用接触力还是超距作用理解因果作用，解释某一现象是说明引起该现象的因素还是进行演绎推理，自然物质最终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另外还有：哪些概念是一个理论能正当地使用的，什么样的解释是真实的，某一理论是否有足够的解释能力，怎样区分好理论与差理论，怎样的准确度才是足够的，理论形式的优雅、美感和简单性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科学见识”不仅随着科学发展的进程而变化，而且同代科学家之间对此也可能持不同的观点。尽管科学家的经验过程或逻辑推理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每个科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相当稳定的观点，否则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的。

第三种可以概括为“世界观”，即以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经过“形而上学”的过程（不是严格的经验过程和逻辑推理）而形成的对世界的本源，基本结构和根本规律等的基本观点。例如，唯物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相信世界的本源是物质，不存在超自然的领域，自然界本身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性，等等；再如，基督教神学论者相信上帝的存在，在宇宙间存在超自然的活动，世界是由上帝创造和维持的，等等。

把信念划分为上述三类不是绝对的。例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对一些科学家是“常识”，而对另一些科学家可能是经过深思而形成的“世界观”。但上述信仰及其分类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能在广泛的科学领域达成共识，而对某些理论或观点又有分歧，原因可能在于两者有相同的“常识”和“科学见识”，而又有不同的“世界观”；为什么某些无神论科学家和某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同一学派，而另一些无神论科学家和另一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另一学派，原因可能在于此时“科学见识”对学派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说，在科学家中“常识”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有相同“科学见识”的科学家们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观”，而有相同“世界观”的科学家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科学见识”。

三、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的作用

不管是“常识”层次的信念，“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还是“世界观”层次的信念，都涉及人的主观性和个人的选择。“常识”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的，“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选择是在一定的科学背景和科学训练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经过个人的深刻思考而进行的。因此，“常识”层次的信念个人色彩较小，不同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在某一科学共同体内经过一定的过程不同主体之间也基本上能达成共识，但“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不同主体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这三个层次的信念是同时存在的；对整个科学而言，“常识”层次的信念，具有普通的和基础性的意义，“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的过程中起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起明显的作用。

具体说来，对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并运用数学的和逻辑的方法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经验”学科，“常识”层次的信仰起着较为普遍和突出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没有明显的作用。例如，对物质的重量、体积或数量等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结果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归纳概括而得出经验定律的初级物理学，或对动植物标本进行采集，比较和分类等而形成的动植物分类学，就属于这种经验学科。

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寻求经验定律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科学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科学知识的综合化和体系化的过程及学科中，“常识”层次的信念虽然还起着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作用也显露出来。例如，从物质的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当量定律和定比定律等经验定律过渡到道尔顿的原子论，进而过渡到阿佛伽德罗的分子论，就属于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更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说“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还要以经验定律和观察实验等经验科学为基础。之所以说“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起着更突出的作用，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提出的科学假说或理论的本质与经验定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或必然的，也不是唯一的，这里涉及到理论或假说的选择，好坏理论的标准，以及理论形式本身的优雅或简单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发挥更大的作用。之所以说“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在这种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的过程中，涉及到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和结构或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即涉及到“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因此，这个层次的信念不能不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

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由于涉及宇宙的产生、物质深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随机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连续性与离散性的关系、生物进化的动因、人类智慧的本质等问题，这些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这样，“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会起更突出的作用。与此同时，“常识”层次信念起一定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仍起突出的作用。例如，数学基础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或空间与数是否能完全对应），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者对物质的描述（或解释）哪个更根本，关于宇宙起源的所谓“人类学原理”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社会生物学关于物种基因延续与利他主义的关系是否站得住脚，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对接和融合，等等，科学高度理论化阶段的问题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及建立相关的理论都会明显地受到“世界观”层次信念的影响。

四、科学中信念怎样形成和发挥作用

前面把科学中的信念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并阐述了每个层次的信念对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科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这有助于对科学中的信念及其作用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但要进一步理解科学中的信念，还要对其具体的形成和怎样在实际的科学中发挥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20世纪科学哲学在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是认为观察和实验资料渗透理论，理论渗透规范，而规范渗透文化和价值。科学既有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这里的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就包含信念。

从科学规范的角度来看，科学中的信念是在科学家的学术背景及科学教育和研究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二版的附言中指出：规范包括一种研究传统，能够传达传统的一些关键的历史范例，暗含在传统基本概念中的形而上学的假定。这些关键的历史范例，如牛顿的力学研究工作，隐含地限定了后来的科学家应该寻找的解释类型。这些范例还包含一定的假定，如世界的实体或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适合于研究它们，什么样的资料是可靠的，等等。一个规范为现存的科学共同体提供“常规科学”的工作框架。显然，库恩规范中的研究传统、历史范例和形而上学假定有很强的信念色彩，既包含“常识”和“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又包含“世界观”层次的信念。规范的形成过程同时伴随着科学中相应的信念的形成过程；规范的扩展和延续过程也是相应信念的扩展和延续过程；规范的转变（即库恩的“科学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科学中信念的转变。可以这样说，科学规范是科学中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信念与科学的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统一体。科学中的信念与科学理论和事实，与科学经验和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从科学理论的评价来看，大体要考虎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与观察资料是否一致。由于资料渗透理论，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不能证实某一理论，因为可能存在更适合这些资料的理论没有被提出和发展起来；理论与这些资料不一致也不能证伪某一理论，因为可以提出辅助性假说来解决或缓解不一致性或作为暂时不能说明的反例来处理。尽管如此，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特别是理论能够预见新奇现象的存在，仍然是评价理论的最重要标准。很显然，这里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主观的和信念（主要是“常识”和“科学见识”）的作用。二是新旧理论之间的包容性和理论内部的逻辑性和简单性。一个新理论应该与已经被接受的理论不相矛盾，甚至与这些理论有概念上的内在联系。理论的形式结构应该有简单性，独立的或辅助性的假说的数目应该尽量少，形式优美和对称性，等等。很显然，这里仍然有信念（主要是“科学见识”）在起作用。三是理论的综合概括能力。在理论（或假说）的竞争中，如果某一理论能把不同的领域统一起来，能得到更多方面证据的支持或能适合更广泛的领域，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层次的信念在起作用。四是理论的有效性和指导性。理论的优劣不只看其过去的成就，更主要地看其解决目前问题和对未来研究的指导能力。如果某一理论更有利于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更有利于提出新假说和新实验，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同样，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价值观）层次的信念仍起着明显的作用。

因此，在科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中，科学中的信念是与经验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当然，有时由于不同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的信念不同，而导致对某些理论的评价和接受的不同，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从本质上说，科学中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争论是由科学家的不同信念所造成的，因为科学中的经验因素（如观察和实验资料）和逻辑因素（如演绎法和归纳法及有关的数学方法）在科学家中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例如，哥白尼日心说提出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主要是由信念的不同引起的。因为不管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基本上用相同的天文观测资料。在这个争论中，既有“常识”层次信念的不同，又有“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不同，还有“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首先，在怎样看待太阳东升西落，物体垂直抛上而又垂直降落等经验常识上出现了不同，日心说和地心说对这些经验常识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很显然，这是“常识”层次的信念出现了不同。第二，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地心说也能解释所观测到的各种天文现象，特别是也能解释和预测行星的逆行。但在哥白尼看来，由于地心说加了太多的辅助性的理论装置（即本轮），因而很异常和缺乏理性，而把太阳放到中心的位置，让地球和其它行星围绕它运行，更合乎用匀速圆周运动解释观测现象的古想，更能“娱悦心灵的眼睛”（pleasing to the mind's eye），同时也使观测到的天文现象更可理解。很显然，日心说和地心说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出现了不同。第三，日心说和地心说在宇宙的真实结构、人类和上帝的上帝的位置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这显然是“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再如，赖尔的地质渐变论和居维叶的灾变论的争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创世说的争论，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客观实在性和决定论问题的争论，等等，主要是由于信念的不同所引起的。

从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方面来看，科学中的信念对科学及其发展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例如，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把科学作为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建制，社会的、文化的和信念的因素不会不对科学共同体产生影响；知识社会学认为，观念的偏见、智力的假定、甚至政治力量在所有研究中都起作用。因此，各种信念因素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科学共同体，影响科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包含科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活动最终都要受到经济的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这样，与人们的经济和阶级利益及社会历史观相关的信念也会进入科学过程。

五、怎样看待科学中的信念

科学作为人类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认知活动，之所以离不开信念是因为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信念就没有认知。那种所有的信念在没有被彻底证明之前都应该被怀疑的普遍怀疑论，到头来只能导致虚无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科学中排除怀疑。信念与怀疑在科学中各有各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就是在信念和怀疑的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为什么说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认为，人类理解实在的认知活动只有用词汇、语言、概念等工具才能进行，或者说只有戴上“透镜”才能理解现实。这些带有其语言、形象、概念、理解和行动方式乃至整个文化的“透镜”是随着人的成长而形成的，成为人的一部分，甚至人们感觉不到其存在。当人们用这些“工具”和“透镜”进行认知的时候，只得无批判地依赖它们，相信它们。同时认知活动还是带有个人的意愿和责任的活动，这就一定会有个人的价值和信念〔5〕。

科学作为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认知活动，往往要求人们有如下信念：自然界由可信赖的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能被人类的考察活动所发现；人类探索自然的逻辑之所以是可靠的，是因为自然本身是逻辑的人；人类的逻辑依赖于自然的逻辑，并且最终能理解自然规律。其次，对于为了解决困难问题而夜以继日地长期工作的科学家来说，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其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或她的心智能读懂大自然固有的逻辑。爱因斯坦的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特别是其后半生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其研究动机的前提是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表现为自然界规律的逻辑简单性，他能够发现某种形式的理论统一解释自然界的规律。这种信念支配他成功地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但他最终没有达到统一场论的研究目标。然而即便他没有达到目标，依然说明信念与科学研究有内在联系。

之所以说普遍的怀疑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是无法得到彻底证明的。数学家哥德尔（Godel）已经证明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 不确定性）是我们人类逻辑的固有本性。因此，即使在纯数学里人们也无法彻底证明其理论前提的可靠性，也就是说，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即使在纯数学里也将一无所获。

而正像前面已经阐述的，如果让这些纯数学的概念和理论与人们的实际经验和科学观察接触，就又会增加新的不确定性。显然，如果把普遍怀疑论用于人类实际的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就会使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难以进行。特别是科学研究活动不仅需要经验、资料和逻辑，而且需要科学家的直觉、想象、类比、创造性、主观动机，等等，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

然而，认识到人类的认知活动离不开信念，普遍怀疑论在科学中行不通，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从科学中彻底排除怀疑。怀疑在科学中有自己独特的作用，正象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的确是从对《圣经》和古希腊的某些学说的怀疑为起点的。在此之前欧洲人通过另一套观念和信念，即波兰尼所说的“透镜”来看世界。这个世界被看做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类）各有各的位置和意义并与上帝相联系，是一个和谐和统一的世界。而在此后通过对这套传统观念和信念的怀疑，人们逐渐建立起一套非常不同的宇宙观或信念，或者说又有了新的“透镜”来认识世界。这时上帝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学会了理解事物的新的方式，即把事物分解为其最小的组成部分，并最终由基本的物理规律控制，偶然性和因果性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但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量子力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宇宙学、分子生物学、非线性科学、以及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又对上述“解释”事物的方式和信念产生了怀疑，人们又试图建立一套不同的观念和信念来认识事物，这套观念和信念是要把事物看做“有干扰”和“有价值”的。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套“透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怀疑不仅是放弃旧观念和信念所必须的，而且也是建立新观念和新信念的前提。在科学中怀疑和信念是交替出现的。信念是建立在人们一定的认识水平基础上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知识的积累，已经建立起来的信念就会难以理解不断增多的新事实，从而导致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并逐渐建立起新的信念，来更好地认识世界。

然而，对旧信念的怀疑和新信念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上述有关整个科学和人类认识有重大的基本意义的信念的转变不容易（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能够说明这一点），即使某一学科中的某些信念的转变也不容易，这是由信念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的“普朗克定律”就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况。20世纪初面对量子理论及其带来的新的物理观念，普朗克不无感叹地说，不要指望通过说服能使老的物理学家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只有等老的物理学家们死了，年轻的物理学家就会自然地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

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则生动地说明，由于信念的不同，面对科学研究的进展，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的获得和新的理论的提出所导致的对已有物理观念和信念的怀疑，或新的物理观念和信念的产生，科学家甚至可能因而形成不同的学派。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其概念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爱因斯坦坚持自牛顿力学以来形成的经典的实在论，如对一个原子系统的完全描述要求详尽说明能客观地和清晰地定义原子状态的经典的时空变量。量子理论不能到达这个要求，因而是不完全的，最终将被能满足经典期望的理论所取代。玻尔则认为量子力学只能（也应该）描写观察到的物理实在，即原子系统与观察系统相互作用所得到的实在；量子理论达到了这个要求，因而是完全的理论。爱因斯坦和玻尔在此出现了信念的不同：爱因斯坦确信理论应该描述排除干扰的、经典的物理实在，而玻尔则相信理论应该描述观察到的物理实在。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经典的因果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哪一个更根本。爱因斯坦坚信宇宙有秩序性和可预测性，而量子力学只能预测单个事件的概率，这种不确定性是由我们现在的无知所造成的，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决定性的规律而能对单个事件做准确的预测。玻尔则相信建立在统计决定论基础上的量子力学是根本性的理论，对微观粒子只能给出某种概率，而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单个粒子的状态。

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延续了几十年，尽管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但爱因斯坦的上述信念至死未变。从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来看，科研的进展的确能改变人们的有关信念；但从爱因斯坦的有关信念至死未变来看，要改变信念很难。这一争论还说明科学中信念的形成和转变既需要客观条件，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或新的理论等，又是个人的选择，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的作用。

爱因斯坦和玻尔各自的哲学观念在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爱因斯坦深受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关于世界的秩序性、统一性、简单性和理性的影响，因而使他坚持“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类似宗教感情，支撑所有高层次科学研究工作”（〔2〕，p.262），而玻尔则更崇尚有关阴阳关系的中国道家哲学。

总之，科学中的信念是建立在已有的科学知识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基础上的，同时受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观念的影响；科学中信念的形成过程也是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的选择过程；科学中的信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随着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进展会出现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出现新旧信念的竞争，新信念可能最终取代或包容旧信念，这又会反过来改进人们的认识能力，推动科学的发展。另外，随着科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知识和科学中的信念对人们的其它观念和信念也越来越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出现某些信念的“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Rene 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New York:liberal Arts press，1976.

〔2〕　Albert Einstein，Ideas and Opinions，London: SourenirPress，1973，Page 233.

〔3〕　John　J. Jenking， Understanding　Hume， Landham，　MD:Barnes & Noble，1992.

科学理念论文篇13

自从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特别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并用于科学观察以来，对已有知识和人们感觉经验的怀疑逐渐成为科学的基本精神。任何所谓的真理都要接受人类理性的审判和实践的检验，能够生存者才能被保留，其余的则被抛弃，这似乎已成为获得真理的安全之路。而信念通常被认为是宗教的专利，在科学中没有位置。那么在科学中究竟能否排除信念？在科学中又有哪些信念？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有何表现和作用？科学中的信念是如何形成和怎样起作用的？人们应如何正确看待科学中的信念？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在科学中能否排除信念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信念是一种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而不需要有充分的智力知识来保证这一主张的真实性。其他各种定义也大同小异。信念的基本含义在于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给予肯定的接受。

自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力图把信念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理性主义是想通过寻找人类知识的坚实基础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其先驱者笛卡尔，想通过利用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而使知识系统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使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对知识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最后，他认为他的这种理想在数学中找到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里的每个知识要素都是意义确定和清晰的，各种知识要素之间都以逻辑一贯的方式连接起来，并且是人类理性能够把握的〔1〕。但问题是， 这是否能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呢？

首先，对知识的坚实基础是什么进行考查本身就有信念。在这一过程开始之前有什么理由使考查者确信知识有坚实的基础呢？很显然，提出知识的坚实基础本身就有信念。

其次，即使找到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作为知识确定无疑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也只是在思维内是坚实的，而一旦这些词、概念和观点离开笛卡尔的思维火炉，而与现实接触，这个基础就变得不那么坚实了。作为笛卡尔理想知识的数学，其坚实性也只限定在人类思维构造的范围之内，正像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只要数学的陈述与实在相联系，它们是不肯定的；只要它们是肯定的，它们就没有与实在相联系”〔2〕。一旦用数学陈述表达现实，就变得不那么肯定了。而知识， 特别是科学知识，本身就要对现实进行描述和阐述。因此，力图通过寻找知识坚实基础来排除信念是不现实的，不能实现的。

再次，笛卡尔所谓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是否存在呢？正像语言分析学所指出的，如果词是有用的，其词意就不是确定的，因为如果要求词意是完全确实和清晰的，就需要有像宇宙中的事物一样多的词，而且如果某种语言的词意是完全确定的，那么其语句就将是同义反复了。人们使用的每个词之所以是有用的，是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一部分，而每种语言都是用此语言的人们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和整理他们的经验，每个词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其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并且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正由于词意的抽象性，不那么固定性以及语意的语境性，它才能被用来表达现实和人们的经验。笛卡尔所需要的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理性主义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的努力是行不通的。

经验主义则是要通过建立一种系统的怀疑论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经验主义怀疑论者休谟认为，人的感觉印象是可靠知识的唯一基础，而人脑只是对感觉资料进行记录，重新安排和比较，科学理论或规律只是对各个观察进行方便的总结和相互关联，因果关系只是人们的思维习惯和事件重复出现给人们的心理预期。因此，“自然规律”不是对必定要发生事件的描述，科学知识也绝不具有普遍的或肯定的意义。休谟强调科学只寻求有限过程的答案，而不寻求事件的次序和结构的全过程或起源问题的答案，任何超过这种科学限制的陈述都是可疑的。休谟不相信人类理性有认识现实的能力，他断言从个别观察不能得出普遍规律并主张必然性只能归结为逻辑关系而不是现实关系。然而，休谟也认识到他这种对客体存在、自我能力和因果关系的怀疑只存在于他进行研究的时候，一旦离开研究，他就又回到了“常识”和“自然信念”因为人类生活是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3〕。然而， 科学研究是否能建立在他这种“绝对怀疑论”的基础上呢？是否能排除信念呢？我们不妨对科学研究过程做简要的分析。

科学研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观察有意义的事实；二是根据事实提出假说；三是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而这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信念。第一，所谓观察有意义的事实就是科学家从大量的事实中寻找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事实。而作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的重要标志在于，在其观察开始之前就能通过直觉意识到沿某一方向或用某一方式能找到所需要的事实。很显然，在观察之前科学家不能证明其直觉是否正确，这就需要信念。第二，根据事实提出假说。正像科学史所展示的，从事实到假说没有固定的逻辑规则，这更需要科学家的直觉和想象，需要科学家的创造性的概括能力。在这一阶段科学家也不能证明其直觉和想象或概念是否正确，这仍然需要信念。第三，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某一实验或一些实验往往不能证伪一个假说或理论。在没有更好的假说或理论产生之前，原假说或理论尽管有不少反例但仍被人们接受。这里仍存在信念。因此，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建立在“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科学不能排除信念。

二、科学中有哪些信念

信念之所以不能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是因为科学不仅是由资料、理论和逻辑等所构成的知识，而且是人们对实在和自然进行认识的实践活动。在科学中除了需要资料、理论和逻辑以外，还有许多“超经验”和“超逻辑”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属于本文前面所定义的信念。这些因素大体可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可以概括为“常识”，包括外部世界的独立存在性、外部世界的有秩序性、外部世界的可知性、人类感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逻辑和人的智力规则的存在性、概念分类的相关性和逻辑一致性、人类认知智慧的适当性、理论与实在的一致性，等等。之所以称这些因素为“常识”是因为它们不仅是科学的前提，而且也存在于普通人的意识之中。

第二种可以概括为“科学见识”，即在科学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包括科学的基本解释模型是机器还是有机体（或其它），用接触力还是超距作用理解因果作用，解释某一现象是说明引起该现象的因素还是进行演绎推理，自然物质最终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另外还有：哪些概念是一个理论能正当地使用的，什么样的解释是真实的，某一理论是否有足够的解释能力，怎样区分好理论与差理论，怎样的准确度才是足够的，理论形式的优雅、美感和简单性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科学见识”不仅随着科学发展的进程而变化，而且同代科学家之间对此也可能持不同的观点。尽管科学家的经验过程或逻辑推理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每个科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相当稳定的观点，否则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的。

第三种可以概括为“世界观”，即以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经过“形而上学”的过程（不是严格的经验过程和逻辑推理）而形成的对世界的本源，基本结构和根本规律等的基本观点。例如，唯物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相信世界的本源是物质，不存在超自然的领域，自然界本身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性，等等；再如，基督教神学论者相信上帝的存在，在宇宙间存在超自然的活动，世界是由上帝创造和维持的，等等。

把信念划分为上述三类不是绝对的。例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对一些科学家是“常识”，而对另一些科学家可能是经过深思而形成的“世界观”。但上述信仰及其分类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能在广泛的科学领域达成共识，而对某些理论或观点又有分歧，原因可能在于两者有相同的“常识”和“科学见识”，而又有不同的“世界观”；为什么某些无神论科学家和某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同一学派，而另一些无神论科学家和另一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另一学派，原因可能在于此时“科学见识”对学派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说，在科学家中“常识”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有相同“科学见识”的科学家们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观”，而有相同“世界观”的科学家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科学见识”。

三、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的作用

不管是“常识”层次的信念，“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还是“世界观”层次的信念，都涉及人的主观性和个人的选择。“常识”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的，“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选择是在一定的科学背景和科学训练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经过个人的深刻思考而进行的。因此，“常识”层次的信念个人色彩较小，不同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在某一科学共同体内经过一定的过程不同主体之间也基本上能达成共识，但“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不同主体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这三个层次的信念是同时存在的；对整个科学而言，“常识”层次的信念，具有普通的和基础性的意义，“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的过程中起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起明显的作用。

具体说来，对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并运用数学的和逻辑的方法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经验”学科，“常识”层次的信仰起着较为普遍和突出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没有明显的作用。例如，对物质的重量、体积或数量等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结果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归纳概括而得出经验定律的初级物理学，或对动植物标本进行采集，比较和分类等而形成的动植物分类学，就属于这种经验学科。

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寻求经验定律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科学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科学知识的综合化和体系化的过程及学科中，“常识”层次的信念虽然还起着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作用也显露出来。例如，从物质的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当量定律和定比定律等经验定律过渡到道尔顿的原子论，进而过渡到阿佛伽德罗的分子论，就属于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更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说“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还要以经验定律和观察实验等经验科学为基础。之所以说“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起着更突出的作用，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提出的科学假说或理论的本质与经验定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或必然的，也不是唯一的，这里涉及到理论或假说的选择，好坏理论的标准，以及理论形式本身的优雅或简单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发挥更大的作用。之所以说“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在这种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的过程中，涉及到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和结构或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即涉及到“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因此，这个层次的信念不能不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

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由于涉及宇宙的产生、物质深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随机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连续性与离散性的关系、生物进化的动因、人类智慧的本质等问题，这些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这样，“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会起更突出的作用。与此同时，“常识”层次信念起一定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仍起突出的作用。例如，数学基础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或空间与数是否能完全对应），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者对物质的描述（或解释）哪个更根本，关于宇宙起源的所谓“人类学原理”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社会生物学关于物种基因延续与利他主义的关系是否站得住脚，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对接和融合，等等，科学高度理论化阶段的问题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及建立相关的理论都会明显地受到“世界观”层次信念的影响。

四、科学中信念怎样形成和发挥作用

前面把科学中的信念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并阐述了每个层次的信念对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科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这有助于对科学中的信念及其作用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但要进一步理解科学中的信念，还要对其具体的形成和怎样在实际的科学中发挥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20世纪科学哲学在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是认为观察和实验资料渗透理论，理论渗透规范，而规范渗透文化和价值。科学既有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这里的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就包含信念。

从科学规范的角度来看，科学中的信念是在科学家的学术背景及科学教育和研究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二版的附言中指出：规范包括一种研究传统，能够传达传统的一些关键的历史范例，暗含在传统基本概念中的形而上学的假定。这些关键的历史范例，如牛顿的力学研究工作，隐含地限定了后来的科学家应该寻找的解释类型。这些范例还包含一定的假定，如世界的实体或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适合于研究它们，什么样的资料是可靠的，等等。一个规范为现存的科学共同体提供“常规科学”的工作框架。显然，库恩规范中的研究传统、历史范例和形而上学假定有很强的信念色彩，既包含“常识”和“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又包含“世界观”层次的信念。规范的形成过程同时伴随着科学中相应的信念的形成过程；规范的扩展和延续过程也是相应信念的扩展和延续过程；规范的转变（即库恩的“科学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科学中信念的转变。可以这样说，科学规范是科学中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信念与科学的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统一体。科学中的信念与科学理论和事实，与科学经验和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从科学理论的评价来看，大体要考虎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与观察资料是否一致。由于资料渗透理论，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不能证实某一理论，因为可能存在更适合这些资料的理论没有被提出和发展起来；理论与这些资料不一致也不能证伪某一理论，因为可以提出辅助性假说来解决或缓解不一致性或作为暂时不能说明的反例来处理。尽管如此，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特别是理论能够预见新奇现象的存在，仍然是评价理论的最重要标准。很显然，这里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主观的和信念（主要是“常识”和“科学见识”）的作用。二是新旧理论之间的包容性和理论内部的逻辑性和简单性。一个新理论应该与已经被接受的理论不相矛盾，甚至与这些理论有概念上的内在联系。理论的形式结构应该有简单性，独立的或辅助性的假说的数目应该尽量少，形式优美和对称性，等等。很显然，这里仍然有信念（主要是“科学见识”）在起作用。三是理论的综合概括能力。在理论（或假说）的竞争中，如果某一理论能把不同的领域统一起来，能得到更多方面证据的支持或能适合更广泛的领域，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层次的信念在起作用。四是理论的有效性和指导性。理论的优劣不只看其过去的成就，更主要地看其解决目前问题和对未来研究的指导能力。如果某一理论更有利于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更有利于提出新假说和新实验，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同样，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价值观）层次的信念仍起着明显的作用。

因此，在科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中，科学中的信念是与经验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当然，有时由于不同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的信念不同，而导致对某些理论的评价和接受的不同，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从本质上说，科学中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争论是由科学家的不同信念所造成的，因为科学中的经验因素（如观察和实验资料）和逻辑因素（如演绎法和归纳法及有关的数学方法）在科学家中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例如，哥白尼日心说提出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主要是由信念的不同引起的。因为不管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基本上用相同的天文观测资料。在这个争论中，既有“常识”层次信念的不同，又有“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不同，还有“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首先，在怎样看待太阳东升西落，物体垂直抛上而又垂直降落等经验常识上出现了不同，日心说和地心说对这些经验常识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很显然，这是“常识”层次的信念出现了不同。第二，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地心说也能解释所观测到的各种天文现象，特别是也能解释和预测行星的逆行。但在哥白尼看来，由于地心说加了太多的辅助性的理论装置（即本轮），因而很异常和缺乏理性，而把太阳放到中心的位置，让地球和其它行星围绕它运行，更合乎用匀速圆周运动解释观测现象的古想，更能“娱悦心灵的眼睛”（pleasing to the mind's eye），同时也使观测到的天文现象更可理解。很显然，日心说和地心说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出现了不同。第三，日心说和地心说在宇宙的真实结构、人类和上帝的上帝的位置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这显然是“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再如，赖尔的地质渐变论和居维叶的灾变论的争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创世说的争论，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客观实在性和决定论问题的争论，等等，主要是由于信念的不同所引起的。

从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方面来看，科学中的信念对科学及其发展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例如，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把科学作为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建制，社会的、文化的和信念的因素不会不对科学共同体产生影响；知识社会学认为，观念的偏见、智力的假定、甚至政治力量在所有研究中都起作用。因此，各种信念因素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科学共同体，影响科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包含科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活动最终都要受到经济的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这样，与人们的经济和阶级利益及社会历史观相关的信念也会进入科学过程。

五、怎样看待科学中的信念

科学作为人类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认知活动，之所以离不开信念是因为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信念就没有认知。那种所有的信念在没有被彻底证明之前都应该被怀疑的普遍怀疑论，到头来只能导致虚无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科学中排除怀疑。信念与怀疑在科学中各有各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就是在信念和怀疑的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为什么说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认为，人类理解实在的认知活动只有用词汇、语言、概念等工具才能进行，或者说只有戴上“透镜”才能理解现实。这些带有其语言、形象、概念、理解和行动方式乃至整个文化的“透镜”是随着人的成长而形成的，成为人的一部分，甚至人们感觉不到其存在。当人们用这些“工具”和“透镜”进行认知的时候，只得无批判地依赖它们，相信它们。同时认知活动还是带有个人的意愿和责任的活动，这就一定会有个人的价值和信念〔5〕。

科学作为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认知活动，往往要求人们有如下信念：自然界由可信赖的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能被人类的考察活动所发现；人类探索自然的逻辑之所以是可靠的，是因为自然本身是逻辑的人；人类的逻辑依赖于自然的逻辑，并且最终能理解自然规律。其次，对于为了解决困难问题而夜以继日地长期工作的科学家来说，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其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或她的心智能读懂大自然固有的逻辑。爱因斯坦的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特别是其后半生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其研究动机的前提是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表现为自然界规律的逻辑简单性，他能够发现某种形式的理论统一解释自然界的规律。这种信念支配他成功地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但他最终没有达到统一场论的研究目标。然而即便他没有达到目标，依然说明信念与科学研究有内在联系。

之所以说普遍的怀疑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是无法得到彻底证明的。数学家哥德尔（godel）已经证明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 不确定性）是我们人类逻辑的固有本性。因此，即使在纯数学里人们也无法彻底证明其理论前提的可靠性，也就是说，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即使在纯数学里也将一无所获。

而正像前面已经阐述的，如果让这些纯数学的概念和理论与人们的实际经验和科学观察接触，就又会增加新的不确定性。显然，如果把普遍怀疑论用于人类实际的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就会使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难以进行。特别是科学研究活动不仅需要经验、资料和逻辑，而且需要科学家的直觉、想象、类比、创造性、主观动机，等等，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

然而，认识到人类的认知活动离不开信念，普遍怀疑论在科学中行不通，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从科学中彻底排除怀疑。怀疑在科学中有自己独特的作用，正象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的确是从对《圣经》和古希腊的某些学说的怀疑为起点的。在此之前欧洲人通过另一套观念和信念，即波兰尼所说的“透镜”来看世界。这个世界被看做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类）各有各的位置和意义并与上帝相联系，是一个和谐和统一的世界。而在此后通过对这套传统观念和信念的怀疑，人们逐渐建立起一套非常不同的宇宙观或信念，或者说又有了新的“透镜”来认识世界。这时上帝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学会了理解事物的新的方式，即把事物分解为其最小的组成部分，并最终由基本的物理规律控制，偶然性和因果性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但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量子力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宇宙学、分子生物学、非线性科学、以及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又对上述“解释”事物的方式和信念产生了怀疑，人们又试图建立一套不同的观念和信念来认识事物，这套观念和信念是要把事物看做“有干扰”和“有价值”的。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套“透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怀疑不仅是放弃旧观念和信念所必须的，而且也是建立新观念和新信念的前提。在科学中怀疑和信念是交替出现的。信念是建立在人们一定的认识水平基础上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知识的积累，已经建立起来的信念就会难以理解不断增多的新事实，从而导致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并逐渐建立起新的信念，来更好地认识世界。

然而，对旧信念的怀疑和新信念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上述有关整个科学和人类认识有重大的基本意义的信念的转变不容易（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能够说明这一点），即使某一学科中的某些信念的转变也不容易，这是由信念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的“普朗克定律”就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况。20世纪初面对量子理论及其带来的新的物理观念，普朗克不无感叹地说，不要指望通过说服能使老的物理学家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只有等老的物理学家们死了，年轻的物理学家就会自然地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

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则生动地说明，由于信念的不同，面对科学研究的进展，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的获得和新的理论的提出所导致的对已有物理观念和信念的怀疑，或新的物理观念和信念的产生，科学家甚至可能因而形成不同的学派。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其概念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爱因斯坦坚持自牛顿力学以来形成的经典的实在论，如对一个原子系统的完全描述要求详尽说明能客观地和清晰地定义原子状态的经典的时空变量。量子理论不能到达这个要求，因而是不完全的，最终将被能满足经典期望的理论所取代。玻尔则认为量子力学只能（也应该）描写观察到的物理实在，即原子系统与观察系统相互作用所得到的实在；量子理论达到了这个要求，因而是完全的理论。爱因斯坦和玻尔在此出现了信念的不同：爱因斯坦确信理论应该描述排除干扰的、经典的物理实在，而玻尔则相信理论应该描述观察到的物理实在。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经典的因果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哪一个更根本。爱因斯坦坚信宇宙有秩序性和可预测性，而量子力学只能预测单个事件的概率，这种不确定性是由我们现在的无知所造成的，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决定性的规律而能对单个事件做准确的预测。玻尔则相信建立在统计决定论基础上的量子力学是根本性的理论，对微观粒子只能给出某种概率，而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单个粒子的状态。

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延续了几十年，尽管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但爱因斯坦的上述信念至死未变。从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来看，科研的进展的确能改变人们的有关信念；但从爱因斯坦的有关信念至死未变来看，要改变信念很难。这一争论还说明科学中信念的形成和转变既需要客观条件，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或新的理论等，又是个人的选择，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的作用。

爱因斯坦和玻尔各自的哲学观念在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爱因斯坦深受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关于世界的秩序性、统一性、简单性和理性的影响，因而使他坚持“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类似宗教感情，支撑所有高层次科学研究工作”（〔2〕，p.262），而玻尔则更崇尚有关阴阳关系的中国道家哲学。

总之，科学中的信念是建立在已有的科学知识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基础上的，同时受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观念的影响；科学中信念的形成过程也是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的选择过程；科学中的信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随着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进展会出现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出现新旧信念的竞争，新信念可能最终取代或包容旧信念，这又会反过来改进人们的认识能力，推动科学的发展。另外，随着科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知识和科学中的信念对人们的其它观念和信念也越来越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出现某些信念的“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rene 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new york:liberal arts press,1976.

〔2〕　albert einstein,ideas and opinions,london: sourenirpress,1973,page 233.

〔3〕　john　j. jenking, understanding　hume, landham,　md:barnes & noble,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