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经济论文篇1

（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深入的推进改革开放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的主要职能已经从管理转变为服务。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成为了乡镇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目前在一些地区的乡镇政府中还存在政企不分的情况，这种职责不分的情况一旦蔓延，就可能会产生钱权交易，还可能产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工作中，乡镇政府在为民营经济发展搭建良好服务平台的同时，还应当积极的推进改革开放，一方面改革原有政策中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的措施，给企业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另一方面还要实施投资环境的优化，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工作方案，引进一批环保达标且投资数额较大的龙头民营企业，带动本地其他企业的发展。

（三）改革财政金融制度，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乡镇民营企业往往规模小，人员少，企业发展处在初期阶段，这使得企业在银行融资的过程中容易遇到很多困难。银行为了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往往选择那些规模大，发展较为成熟的企业进行放贷，而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乡镇民营企业往往不够重视，这无疑加大了乡镇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所以，资金也就成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改革现有的金融制度，使其向乡镇民营企业倾斜，让它们有足够的资金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的建立中小企业的投资担保的机构，支持乡镇民营经济的起步创业。另外要积极协调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助力中国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设计一些适合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产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获得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为乡村的小康和整个国家的共同小康做出金融企业应有的贡献。

乡镇经济论文篇2

乡镇企业要及时跟踪研究外部环境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必须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要认真分析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提供的机遇,培植自己的强项。因为乡镇企业走向国际经济大循环已经不是自己愿意不愿意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迫到临头的现实。据有关方面统计,世界500强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已有230多家,乡镇企业面对的现实是,在国内市场要与国有企业,国际强者竞争,在国际市场更要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所以乡镇企业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十分重要。如自己要进入或退出哪一市场,如何设定市场占有目标。主攻的市场区域是国内还是国际,是收缩战线壮大主业,还是战略扩张,多角经营;如何选择技术发展方向,如何确定新产品开发方案,是靠投资建设实现扩展,还是走兼并联合与协作之路,如何选择适宜的企业组织结构和财务管理体制,如何设定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主要融资方式是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做为一个决策者和经营者,如此等等众多的问题,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过程中,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不能到时再说市场不相信眼泪,更不同情弱者,如果到时候再说,以不变应万变,必然坐失商机,什么都晚了。

二、乡镇企业必须确立人才、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在企业中的基础地位

在短缺经济下,买方求卖主,市场营销没有作用;在供不应求情况下,产品可以几十年一贯制,技术开发和人才没有地位,在市场约束增强,企业竞争加剧之后。过去的一切全然变了。一些拥有巨型生产能力的企业竟出现亏损,一些曾填补过我国“空白”的企业也陷入困境。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幼稚企业”却如一匹匹黑马,频频争标夺魁。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条件下证明企业实力的是生产能力,而转向供需平衡之后,决定企业兴衰的则是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周期的大幅缩短,使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技术实力的竞争;用户越来越充分的选择性,使得企业营销能力,经营策略,服务水平已直接影响经营业绩,而决定这两者水平的是人才。

才的作用不可低估。今后若干年,人才的争夺战将会越来越激烈。乡镇企业先天人才不足,但是一些有远见的经营者却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上不惜花血本,下大功夫吸引到自己的企业,国内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发展深深地证明了这一点。广东省超亿元的乡镇企业已达437个,以1995年博士后落户佛山乡镇企业为标志。广东乡镇企业在技术最高领域开始了更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连技术带人才一起“抢”,使更多的人才汇集到乡镇企业旗下,成为广东省乡镇企业从人海战术到人才战略转型的标志。以科龙集团为例,1983年,靠9万元试制费起家,到1997年已成为世界冰箱十强之一,总部搬到了香港,还到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家电研究机构。还有1997年之后的美的集团,平均每五天就有一项专利申请这种让人佩服的发展举措,无不显示了各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聪明才智。我市乡镇企业中的有些企业也是人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南高营集团拥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组成的智囊团,专门为南高营的企业出谋划策,使企业及时抓住机遇,避免了走弯路和负出不必要的学费。东郊链轮总厂有一百多名大学本科生在厂里的各个关键岗位上。得人才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市场。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乡镇企业必须把发展的基点落实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人的素质上来,必须对自己可控制的资源(人、财、物)重新作出安排,着力壮大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实力。

三、乡镇企业必须搞好结构调整,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敲响两个市场的大门

在全球化经济中,乡镇企业靠什么来跻身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只能靠自己的产品。一般的产品是不行的,必须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所谓的“拳头”产品,包括名牌产品,特色产品,别人没有我有的产品等。拳头产品的诞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要求乡镇企业根据两个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本着“名、优、新、特”的原则,确定自己主攻产品的方向,找好自己的市场定位。

乡镇经济论文篇3

以上三种渠道虽然支撑了乡镇交通的快速发展，但仍然面临很大挑战，而不能迅速扩大融资，满足乡镇交通发展的全部需求。本文认为，以上渠道在融资过程中，存在以下困难。

2．1政府财政支持只能关注重点乡镇的交通建设

且往往要求地方财政配套。政府财政支持首先针对地方所辖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重点乡镇给予支持，不能覆盖普通农村地区的道路发展需求。因此，在某些国定贫困县内出现了个别乡镇交通便捷，经济发展领先，而普通边远乡镇始终得不到政府支持和资源，经济发展也始终难以加速。

2．2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利润低且风险高

导致银行不愿意放款给乡镇交通建设。银行为了追资金回报，避免坏账发生，更愿意支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地方特色与成熟产业。这将加剧上述第一条分析的情况，即能够获得资金支持的乡镇能够相对容易的继续获得支持，而不能获得支持的乡镇，越来越难以吸引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2．3社会融资的管理体系尚未完善

阻碍社会融资的健康发展。社会或民间融资渠道，形式灵活而成为非常受地方政府欢迎的资金来源之一。如上文所述，各地商会，海外华侨，和招商引资的开发商，有实力也有意愿对乡镇交通发展进行资金支持。但是，目前面对着一批“善意的资金”，如何有效管理，如何对出资人给予合理的表彰，甚至政策支持，尚没有系统的管理方案可以借鉴。

3、对于乡镇交通经济融资的初步建议

3．1建议地方政府与上级财政支持机构建立

更加公正的财政支持方案。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公平原则。建议地方政府将辖区内非重点产业乡镇道路发展，列入申请支持的范围内。也许非重点产业乡镇交通投资建设，并不能马上带来可见的经济效益，但是对于维持社会公正，促进平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2加大招商引资的渠道，通过开发带动交通

很多乡镇地区具有旅游开发、矿业开发，或者特色农产品开发的条件。地方政府要根据地方特点，分析现存优势，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比如独特的风景与保留完好的地方文化，进行招商引资。招商过程中，将修建道路，提高交通运输能力，作为招商要求。以此可以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源，支持乡镇交通发展。

乡镇经济论文篇4

2．1大力发展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

乡镇经济能否得到快速发展与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水平有着直接关系，为确保城郊乡镇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并遵循以下几项原则:(1)发挥优势原则。在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过程中，应该在结合乡镇经济建设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优势，使乡镇建设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观念优势、信息优势、政策优势等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将这些优势转化为乡镇建设的经济优势。(2)服务为本原则。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要立足于城市市场的产品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质优价康产品服务。(3)市场导向原则。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市场，对其进行关注，根据市场的调研预测对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作进一步规划。(4)坚持特色原则。城郊乡镇要建设独具特色的工业链，以特色求市场、求发展。(5)对外开放原则。城郊乡镇要以开放的思想观念进行工业建设，对城市、周边农村开放，始终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建设方针。(6)坚持创新原则。城郊乡镇在工业建设工作开展过程中要以先进科学的观念、体制、技术、组织、政策指导工作，进行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政策创新，以新思维、新机制、新方法、新途径发展城郊乡镇经济。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基础上，为发展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明确城郊乡镇工业建设的定位，使城郊乡镇的工业建设服务于城市、农村发展。(2)明确城郊乡镇工业建设的方向，关注市场行情、把握市场发展方向，对工业组织结构进行优化改革。(3)城郊乡镇工业建设要立足于企业，大力发展企业建设，加强城郊乡镇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培养企业开拓进取的精神，采用现代化营销手段，支持中小企业、扶持主导企业建设。

2．2充分利用城镇资源，突出城镇特色

在城镇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培育特色经济的发展战略，城镇要结合自身产业结构、交通状况、资源分配等综合因素，充分利用城镇资源，突出城镇特色，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产业亮点，创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途径。农业作为城镇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区域应该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以此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农业，建立大规模农业园区。在城郊乡镇经济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建设方针，借鉴周边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打造品牌产业、特色产业。

2．3扩大乡镇的招商引资力度，壮大民营经济建设

乡镇应该进一步加强乡镇的招商引资力度，将推进招商引资作为城郊乡镇经济发展动力源泉，构建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招商团队，在产业招商上求创新、求突破，扩大招商范围，实现招商工作的良性循环。乡镇要注重突出自身的乡镇特色，深入挖掘自身的资源特色、文化特色、人文特色等乡镇特色，以此来增强外商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投资动力，打造品牌产业、特色产业。乡镇还应该建立完善的服务机制，为外商企业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此外，乡镇还应该壮大民营经济，大力拓展民间投资，鼓励务工能人返乡创业，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

2．4加强人才培养，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

乡镇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优秀人才的贡献，乡镇要加强人才培养，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对人才培养工作予以重视，通过以下诸多形式激励人们自主学习:对学习科技、求知识、崇尚文明的农民予以嘉奖、鼓励，对技术人才给予补贴，对人才培养工作贡献较大的人才服务站给予奖励等。

乡镇经济论文篇5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绝大多数乡镇农业都以快速的建设模式发展着，但少部分偏远地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中仍采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发展模式，甚至有些乡镇地区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经济的主要来源依然靠政府扶持。另外，大部分乡镇地区的人均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小富则安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发展缺少足够的进取心。同时，部分乡镇人均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深，从而使农业经济生产经营模式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除此之外，一些乡镇地区虽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但农业生产人员仍将注意力集中于作物的生产及现有土地的开发中，对以自然条件创造旅游业、餐饮业等完全忽视，大大浪费了诸多资源。另外，由于部分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经营理念接受能力较差，因此严重地制约着乡镇农业经济的发展。

2乡镇农业人员素质低下问题

农业生产人员的技术及综合素质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内对部分乡镇地区的农业生产人员综合素质及技术水平调查结果发现，在乡镇农业发展中，绝大多数人员都不具备专业的农业生产技能，并且多存在着文化素质低下问题。据该项调查表明，被调查乡镇区域内，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农业生产人员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而文盲、小学文化的人员却占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另外，随着乡镇形势的发展，大多数拥有农业生产技能的人员纷纷外出务工，而留守乡镇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使乡镇农业生产劳动力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在诸多结构体系因素下，使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3乡镇农业经济基建设施不足问题

乡镇农业生产设施不健全是直接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就目前来看，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及机械化产业十分落后，且用于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基础建设相对缓慢，使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初期阶段。另外，一些乡镇地区在农业产品经营时仍采用传统的直接销售原产品的经营模式，而没有经过深加工的产品相对来说在经营中处于劣势地位，使之乡镇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除此之外，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中仍延用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没有兴修水利设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

二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对促进全国性经济发展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建设的速度。

1转变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

针对于某些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的地区，首先要转变该地区农业生产人员的观念。打破农业生产人员经济靠政府的观念，积极引导其利用农产品的再次加工吸引外资，实现招商引资的目的，提高其经济发展能力。其次，农业生产人员要充分利用地区性资源进行开发，并将农业发展的注意力由农作物的种植及现有土地的开发利用转移到开发自然资源上去，扩大农业生产力，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能力。

2提高乡镇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决定农业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文化素质，同时在乡镇地区实行扫盲行动。另外，要在现有的农业生产人员中培养出多名优秀且具较高综合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并由这些技术人员带动全体乡镇人员进行农业生产及经营，从而实现乡镇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农业生产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培养，使自己成为综合性农业生产人才。

3加强乡镇农业基建建设

对于某些乡镇地区因基建不足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说，首先要加强该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兴建及购置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机械设备。其次，在农产品销售前，要进行再次的深加工，将普通的产品原材料加工成具有特色的精品产品，从而提高产品的价值，增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

乡镇经济论文篇6

三是技术革新常态化。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革新道路，不少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尝到了甜头，融泰化工与夏帆博士合作成立巨珩新材料，建设艾伦•黑格材料科技中国（宜兴）研究院，不仅在核心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突破，一举跻身世界科技前沿，还有效解决了一批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难题，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作出了示范，树立了标杆。广大企业要大胆出击、主动对接，千方百计吸引一批高素质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使他们在自主创新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要进一步增强专利、品牌意识，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做大做强自主品牌，在市场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二、合力攻坚、共克时艰

一是政府要主动作为。营造“暖冬”，不仅仅要为乡镇企业“量身”制定好的政策，关键是各项政策要“看着落实”，及时、精准、有效地为企业所用，用好用活，为企业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政府要立足职能，强化服务，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难，确保服务到需要处，帮扶到关键点，让各项举措真正显现实效。我们将通过外出参观考察，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等形式，为广大企业家提供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机会，使大家的思路更清晰、定位更精准，借它山之石，攻发展之玉；围绕企业的资金需求，我们将把举办政银企合作座谈会作为一项传统，为企业融资当好红娘、牵好红线；针对转贷难问题，我们要充分发挥总额2000万元的镇级转贷资金的作用，并积极协调市级平台资金，在宏观经济持续偏紧、企业资金较为紧张的严峻形势下，有效解决了企业资金困难，防范区域金融风险，保障经济健康运行；此外，我们还将分行业分层次组织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为企业发展体提供急需的创新资源，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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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企业必须确立人才、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在企业中的基础地位

在短缺经济下,买方求卖主,市场营销没有作用;在供不应求情况下,产品可以几十年一贯制,技术开发和人才没有地位,在市场约束增强,企业竞争加剧之后。过去的一切全然变了。一些拥有巨型生产能力的企业竟出现亏损,一些曾填补过我国“空白”的企业也陷入困境。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幼稚企业”却如一匹匹黑马,频频争标夺魁。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条件下证明企业实力的是生产能力,而转向供需平衡之后,决定企业兴衰的则是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周期的大幅缩短,使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技术实力的竞争;用户越来越充分的选择性,使得企业营销能力,经营策略,服务水平已直接影响经营业绩,而决定这两者水平的是人才。

才的作用不可低估。今后若干年,人才的争夺战将会越来越激烈。乡镇企业先天人才不足,但是一些有远见的经营者却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上不惜花血本,下大功夫吸引到自己的企业,国内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发展深深地证明了这一点。广东省超亿元的乡镇企业已达437个,以1995年博士后落户佛山乡镇企业为标志。广东乡镇企业在技术最高领域开始了更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连技术带人才一起“抢”,使更多的人才汇集到乡镇企业旗下,成为广东省乡镇企业从人海战术到人才战略转型的标志。以科龙集团为例,1983年,靠9万元试制费起家,到1997年已成为世界冰箱十强之一,总部搬到了香港,还到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家电研究机构。还有1997年之后的美的集团,平均每五天就有一项专利申请这种让人佩服的发展举措,无不显示了各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聪明才智。我市乡镇企业中的有些企业也是人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南高营集团拥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组成的智囊团,专门为南高营的企业出谋划策,使企业及时抓住机遇,避免了走弯路和负出不必要的学费。东郊链轮总厂有一百多名大学本科生在厂里的各个关键岗位上。得人才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市场。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乡镇企业必须把发展的基点落实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人的素质上来,必须对自己可控制的资源(人、财、物)重新作出安排,着力壮大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实力。

三、乡镇企业必须搞好结构调整,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敲响两个市场的大门

在全球化经济中,乡镇企业靠什么来跻身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只能靠自己的产品。一般的产品是不行的,必须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所谓的“拳头”产品,包括名牌产品,特色产品,别人没有我有的产品等。拳头产品的诞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要求乡镇企业根据两个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本着“名、优、新、特”的原则,确定自己主攻产品的方向,找好自己的市场定位。

乡镇经济论文篇8

一、区域竞争力评价理论

（一）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DM）的定义是，一国或一个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较其竞争对手获得更多财富的能力，模型将区域竞争力分解为八个方面，包括企业管理、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国民素质、政府作用、基础设施和金融环境，其核心是企业竞争力，关键是可持续性。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定义是，一国能获得经济（以人均GDP衡量）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波特在其《国家竞争力》一书提出了区域竞争力模型，波特认为国家经济竞争力是指该国产业创新和升级能力，即该国获得生产力高水平及持续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四大要素是企业战略、企业组织、企业群体内竞争对手及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1998年波特又进一步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区域争力是指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竞争中，通过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相互配合而形成的能为区域的整体绩效带来实质性功效的竞争优势（周群艳等，2008）。区域竞争力为经济区域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有效配置资源，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其他同类区域）更多的财富、占领更大份额的国内外市场，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芦岩等，2006）。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指某个特定区域在国内经济竞争中形成并表现出来和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并由此获取收益的能力，是利益主体之间比较生产力的竞争，是该区域在国内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实力的强弱程度。其主体和核心是产业竞争力。同时受辅助或潜在竞争力的影响，通过区域之间的竞争过程，最终形成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综合实力。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包含对核心竞争力、辅助（基础、潜在）竞争力、现实综合竞争力以及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徐承红，2007）。区域竞争力是指在系统分析区域现状的基础上，一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在资源环境、经济实力、产业市场、对外开放、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管理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的综合能力，是一种通过比较所具有吸引、争夺、转化资源和控制、占领市场的能力，亦即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资源配置和市场导向功能的能力（高志刚，2006）。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区域竞争力是研究一个地区，主要是行政区域范围内，通过对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相比较其他地区更有优势的经济实力。

（二）行政区域经济

1.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国外有一些学者也在关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如澳大利亚学者奥德丽・唐尼索恩于1972年用“蜂窝状经济”概念分析中国经济的分割化趋势。美国学者托马斯・P・莱昂斯从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分割化，但他们没有提出关于中国行政区域经济的科学范畴和系统理论。在中国最早对行政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君德教授。刘君德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行政区经济（即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还有一些学者如鲁勇（2002）、朱舜（2003）、舒庆，周克渝（2003）等也提出了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由此可以把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简单概括为：受行政划分及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的特殊经济区域经济类型。对于行政区域经济理论的认识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拓展了区域经济理论研究领域。行政区域经济既是中国国民经济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类型，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界提出的一个新范畴和新理论思维。在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分为四个等级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乡镇经济。

2.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许多学者对行政区域经济研究时，都对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进行描述，如刘君德（1996），朱舜（2002），鲁勇（2002），舒庆，周克渝（2003）等学者，他们对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由此对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第一是行政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行政区划板块的特征。行政区域经济是受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具有明晰界面特征的区域经济。行政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行政区划体制的规定性。行政区划以政治因素为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所以一旦行政区划确定下来，行政区域经济的界面也就非常明显的确定下来。

第二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着行政区域经济的运行。行政区域经济是受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的区域经济。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都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且这种政府行为也强烈地渗透到企业的竞争中，重复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竞争的一种表现，但政府的参与往往扰乱了市场信号，各地竞相追逐价高、利大、税收高的产业。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企业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措施，这极大地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公平性，某种程度上维护了重复建设的原有格局，难以实现市场竞争下的规模经济。

第三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各行政区域经济的中心大都与行政中心是一致的，行政中心是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则是一国或某一区域的经济中心。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封闭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中心往往是一个地区性的经济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即发生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内的偏离现象。商品经济越发达，两个中心的偏离程度也越大。这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中国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却表现为高度的重合性。

第四是行政区边界经济的衰竭性。我国的省会乡镇一般都相对处于行政区偏中心地位，非省会的大乡镇、特大乡镇也大多远离边界地区，按空间相互作用原理和行政区经济运行下经济中心跨行政区作用的摩擦力原理，中心乡镇“经济能量”在辐射到边界地区时，已被大大削弱，边界地区往往成为区域经济的衰竭带；再加上边界地区地形复杂，交通闭塞，生产要素流通不畅，因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最终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或者是与经济中心的差距很大。

（三）乡镇经济竞争力

乡镇竞争力是指一个乡镇在发展与壮大过程中具有的与其他乡镇相比更强的创造财富、提高人民收入、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乡镇是农村最基层的单位，对其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有助于了解农村社会经济的实况，把握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乡镇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作为乡镇竞争力研究的应用领域之一，也越来越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者的关注。它可以发现与乡镇竞争力关联性最强、贡献度最大的因素，从而为乡镇规划者和管理者提高乡镇经济竞争力提供定量的科学决策依据。

二、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理论构建

（一）构建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理论的原则

构建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理论时，尽可能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设计必须从乡镇经济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出发，科学而又系统地反映乡镇经济竞争能力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表明乡镇经济运行的特点和乡镇经济的运行规律，即指标能够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乡镇经济竞争力的内涵。而且同时，要指标概念准确、计算范围明确、计算方法科学、操作过程方便，既能系统科学地反映乡镇经济竞争力的全貌，又能在某一方面揭示对乡镇经济竞争力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即要求指标设置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突出重点，尽量少而精。科学性和客观性相结合。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遵循乡镇经济发展规律，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乡镇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态势，在设计乡镇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注意指标的客观性，要选取那些便于收集和计算分析、且对乡镇经济发展研究具有实用价值的指标。指标既不能过多过细，使指标之间相互重叠；又不能过少过简，使指标信息遗漏。同时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客观地反映待评价乡镇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潜力，以及演变趋势，揭示内在发展规律。

2.可操作性原则。各评价指标应信息集中数据容易获得，计算方法简明易懂。要求指标体系要以现实统计数据作为基础，要容易获取，易于分析计算。尽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同时尽可能选择可量化的指标，定性指标应尽量少用，对于在评价分析中确实有重要性的定性指标应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其赋值，保证其可信度，以减少主观臆断中的误差。

3.可比性原则。指标能在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乡镇之间进行比较和评价。可比性和适用性相结合评价，指标要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就没有适用性。如果指标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可比性，就无法对乡镇经济进行比较。可比性要求有三个涵义，一是在不同乡镇空间范围上具有可比性，如以货币为单位的指标（GDP、人均收入等）必须扣除价格因素；二是在不同乡镇之间进行比较时，除指标的口径、范围必须一致外，一般用相对数、比例数、指数和平均数等进行比较；三是在进行具体评价时，为了防止大数“吞噬”小数的现象发生，有时必须进行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归一化和极大化或极小化等方面的处理，使数据在无量纲的条件下可比。可比性要求评价结果在时间上能保持现状与过去的可比性，通过纵向比较反映各乡镇经济发展的演进轨迹；可比性还要求评价结果在空间上能保持不同乡镇之间可比性，通过比较反映各乡镇之间的优势与缺陷，因地制宜提出对策措施。

4.系统性原则。系统性是指在指标体系内部各个指标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罗列。因此，对乡镇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时，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把握乡镇经济竞争力系统的整体特征和性能，以期对乡镇经济竞争力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价。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统一，构建乡镇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指标体系应能反映乡镇经济竞争力的各个方面，不应有任何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孤立指标，必须全面真实反映各乡镇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各个侧面的基本特征。同时，应根据系统的结构分出层次，并将指标分类，使指标体系结构清楚，便于实施。设置具体指标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各个系统、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独立，以形成一个有机的乡镇经济竞争力体系。

5.目的性原则。指标必须与建立乡镇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的目的相一致。评价指标要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目的设置的指标体系是不同的。研究乡镇经济竞争力目的在于了解乡镇经济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能力，以及影响乡镇经济发展的各要素在促进乡镇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通过对这些指标的研究，衡量乡镇经济竞争力的状况，找出乡镇经济竞争力弱的原因所在，指出改善乡镇经济竞争力的手段和方法，最终增强乡镇经济的竞争实力。

（二）主要内容

乡镇经济属于应用经济学中区域经济学的分支，是和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综合概念。乡镇竞争力主要包括乡村经济实力和乡镇社会环境。乡镇经济应既包括乡镇中的主要经济支柱――乡镇企业，也包括乡镇中的农业及服务业。乡村经济实力主要包括人口、居民收入、乡镇可持续发展、财政收入等内容。乡镇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乡镇的教育、治安和生活等方面。

三、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

（一）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方法

目前，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有数十种之多，每种评价方法各具特点。大体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赋权，如主观权数法、特尔菲法（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等；一类是客观赋权，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聚类分析法等。

（二）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乡镇是农村最基层的单位，对其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有助于了解农村社会经济的实况，把握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系统性和目的性5项原则，参照“十二五”规划要求，选取一系列相应的指标，构建了乡镇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6个一级子系统、21个二级子系统、40个评价主指标构成，具体见表1。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指标数据的获得以及处理数据中的遇到的实际问题，比较能够体现乡镇竞争力的指标是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各项储蓄存款余额；出口产品交货额；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支出；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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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经济论文篇9

一、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

许多研究农村问题专家、学者就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提出了以下四种改革思路和方案。

1.精简论。即维持现行乡镇政府体制不变，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调整机构，精简人员，因地制宜，撤并乡镇，建立适应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乡镇机构。［1，2］提出的措施：一是撤销规模小的乡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二是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因地制宜，不搞上下对口，应根据本地实际需要进行，对一些作用发挥小，可有可无的机构予以合并，设置一些老百姓最需要的机构部门；三是加强政府职能转换，弱化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自治论。要彻底改变目前乡镇财政现状，缓解债务危机要从长计议，应建立与村自治对等的自治体制。［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这一级仍然保留，但在权力来源上形成至下而上的机制，自治乡镇政府与自治村的区别只是居民点的不同，由于权力产生的机制发生变化，将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政府因债务财政危机而重新向农民征收不合理税费的情况，乱收费问题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3.撤销论。即撤销乡镇建制，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公所）。持这种观点学者认为当前乡镇财政危机和职能危机已使乡镇政府生存的合法性面临质疑，乡镇财政已不是一级政府财政，乡镇财政内容也不完备，乡镇政府体制条块严重分割和职能的极度缺乏已不具备一级政府的最基本条件。更有学者鲜明指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80%工作量没有了［4］，乡镇政府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撤销乡镇后，可以彻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机构臃肿，新的机构完全满足市场经济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5］

4.分区论。即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状况乡镇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乡镇体制改革。［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按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乡镇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工商业比较发达，并在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二类是工商业有一定基础，但农业仍是乡镇经济中最主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三类是农业为主导产业或基本上是纯农业的乡镇；四类是少数民族的乡镇。第一类乡镇可以考虑撤销改设城市街道办事处。第二、三类乡镇可考虑维持现行乡镇体制不变，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第四类乡镇可考虑结合地方自治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改革模式。

二、对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以上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当前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1.对于“精简论”而言，它为我们描绘了乡镇改革的美好蓝图，但理论的设计有待实践检验。近几年来，湖北、四川等一些省份先后实施了以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乡镇体制改革，但从运行的结果来看，改革仍然没有走出机构简单撤并的老套，改革后的乡镇仍然具有改革前乡镇行政的鲜明特征——行政越权越位，表现为乡镇干部继续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包办和政府指令在农村的强制执行。乡镇独立的法人主体权力的膨胀性促使其经常运用行政资源对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或“搭车收费”，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基于财政和其它行政压力导致政府乱作为，阻碍了行政职能的根本转变。

2.对于“自治论”而言，从长远来看实行乡镇自治是一个大趋势，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又一次伟大的实践，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体现。从理论上看，实行乡镇自治第一次真正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产生的新的机制，但笔者看来，实行乡镇自治时机不够成熟，目前村民自治仅停留在民主选举阶段，这种草根民主以一种非常微弱的方式生长着，民主意识十分缺乏，若强行推行乡镇自治，以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意识一厢情愿来构建一个比村民自治更高层次的民主，恐怕难以实现。基层民主的发展应有其规律，其中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当然，它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但归根结蒂是市场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这一点在当前农村不具备。

3.对于撤销论而言，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可行，建立乡镇公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考虑中国农村的村情、域情的特点，不能一刀切。知名学者贺雪峰也认为，对乡镇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我国地域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没有系统考虑政治体制、民族习惯和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提出撤销乡镇改设乡镇公所这个方案在具体实施上必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因而有待于修正完善。

4.对于分区论来言，笔者以为其改革思路比较切合我国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实际可行性。但它只是初步提出了改革路径和方向，缺少理论论证和数据支撑，尤其是没有很好论证为什么在经济发达区域要撤销乡镇改设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在经济不发达区域要保留乡镇建制，精简机构，“扩乡精县”。总之，理论虽有创新，但说服力不足。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分区论”较好地结合了我国乡镇地域、经济状况、农民组织化程度、、民族习惯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地域的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考虑政治体制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分区论”理论的论证较为缺乏，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探讨。

（一）理论论证

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内学者紧紧围绕现行乡镇政府是否撤销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始终没有提出影响撤销或者不撤销乡镇政府的主要影响因素。大量实践表明，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直接影响了乡镇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村民自治能力的高低关系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农村全面发展，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农民增收致富和良好内生机制的形成。从图1可以看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自身都负有实现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责任。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本着资源优化利用的目的，它们的作用在总体目标实现这个方面总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村民自治能力越强，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就越能从乡村社会的内生机制中予以解决，乡镇政府的负担由此极大减轻，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彻底，政府体制改革越顺利。反之，在缺乏内生机制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代替内生机制功能的角色，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困难，体制改革越不容易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乡镇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两个极为重要因素。然而，不同区域的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各有不同，因此笔者拟将乡镇划分为经济发达乡镇和经济不发达乡镇。前者指工商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类乡镇通常指县驻地乡镇及部分城乡结合部乡镇。后者是指农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为了比较这两个区域村委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笔者设计了村民自治能力指标体系（见表1），抽样选取四川省宜宾市4乡镇20余村进行考察，收集数据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统计法量化结果，统计发现乡镇经济发展水平与辖区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显著相关，宜宾市区、县城所在的乡镇其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明显高于偏远地区的乡镇（计算略）。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至少就四川宜宾市的乡镇而言)，乡村内生机制较完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乡村内生机制缺乏，这直接影响到不同区域乡镇体制变革的程度和性质。因此在发达区域乡镇，经济发展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较好，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高，可考虑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对于不发达乡镇，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良，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很低，村民自治能力较低，农村社会不稳定。该类地区不仅不能撤消乡镇，而且还要精乡（镇）强乡（镇）。

（二）不同区域改革思路

1.对于发达区域乡镇改设乡镇公所，总体上可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一是从职能上看：改设后的乡镇公所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市场引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二是从公共品供给来看，要彻底改革以往不合时宜的供给机制，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产权明晰的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的新型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新模式。三是从机构变革来看，机构设置应体现公共服务性和运转高效性，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剥离“七站八所”的职能，组成中介服务站所并推向市场；另外要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乡镇公所设三个办公室。即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各司其责；最后要做好人员分流工作，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应合理政策，加大资金倾斜力度，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真正做到无情下岗，有情分流。

2.对于不发达区域实施精乡(镇)强乡(镇)战略，总体上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一是在机构设置上，乡镇财政编制实行总量控制，领导职数要精简，不搞分设，提倡兼职。将现有的机构科学合理设置为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发展办公室等三个内设机构和一个财政所，取消乡镇自行设置的机构。县延伸派驻乡镇机构的七站八所，实行区域设置，不搞乡乡设立（派出所、国土、税务、工商等部门除外）。要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夯实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二是在政府运作上，切实改变过去全能政府的做法，采取政府主导，市场提供，群众消费的市场化手段，努力实现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相结合，真正走出“事业单位转制，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路子，提高政府绩效和服务效率，从而加快建设落后地区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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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经济论文篇10

从统计数据来看，重庆的乡镇企业中98%是非公有经济，是农村的经济主体。到2007年底为 止，非公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53．1%，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达到75．7%，非公有经 济 就业人数达605万，吸收了70％以上的城镇下岗职工，实现劳动报酬660亿元。①非公有经 济 在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人民的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因此，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鼓励人们自主创业，创造就业岗位，形成农村经济新的 增长点，实现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同步发展，将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方向。[2］

本文从鼓励人们自主创业、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 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实证分析非公有经济创业和统筹城乡之间的关联关系，分析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这对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一)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

关于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总体还不多见，相关的研究有：刘易斯、[3] 迈克尔•托达罗[4］［5]等人认为，城乡统筹遵循着城市带动乡村发展的规律。当 城市和工 商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时，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居民变成城 市 居民，城乡发展差距变小。另外，霍华德(E．Howard)[6]的田园城市理论、赫尔希 曼[7]非均 衡增长理论等等，基本上都是强调以城市为中心、资源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来带动乡村 发展。这些理论没有考虑乡村自主创业，形成新的增长极，然后和城市融合的情况。重庆的 乡村经济主体，即乡镇企业在上个世纪末的国有企业改制后，基本都变成了非公有经济或者 是私有经济。这种环境下，依靠城乡居民的自主创业，形成乡村经济新的增长点，缩小城乡 的差距将成为可能。因此，下面采用Kanbur[8］［9]的私有制下职位选择和收入分 配模型，探讨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

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非公有经济部门的经济主体的职位选择和收入分配 过程：第一步，每个人在做创业者和做职员两者之间选择。当创业的收益效用大于当职 员的工资效用时，人们选择创业；否则选择当职员。第二步，创业者做市场研究确定创业项 目的可行性之后，进行项目产品设计、生产的组织。第三步，被雇佣的职员被分配到创业项 目中生产。第四步，生产完成，分配收入。每个单元产品都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生产成功 时，创业者有利润；亏损和生产组织失败时，创业者将破产，并对自己的创业负全部责任。 所以，项目的生产完成后，创业者可能有产出或赢利，也可能没有产出或亏损；赢利或亏损 都由创业者承担。而职员在进入创业项目的生产之前，和创业者签订合同，获得确定性工资 。

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非公有经济主体在选择职位和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经济主体是否创业取决于创业的收益效用 是否大于职员的工资效用。创业风险和创业的利润决定创业效用的大小，利润增加效用增加 ，而风险增加效用减少。确定性工资决定职工的效用大小。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者人数增加 ，导致非公有经济的增长，创业项目雇佣剩余劳动力，乡村和集镇的经济增长，城乡差距缩 小。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时，剩余劳动力消失，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二元 经 济结构逐渐消失。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原理如图1所示。该原理可归纳为：非公有经济创 业越多，城乡差距越小；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多，城乡差距越小。

(二)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变化和劳动力转移趋势

根据重庆2007年的数据，②农民经营净收入1541元/人，年总平均收入2809元/人，而 重庆城镇居民工薪收入9266元/人(工资)，即农民在家创业的收入远远小于城镇居民工薪 收入，显然，根据以上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原理，农民将选择进城镇打工 （当职员），农村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人数将减少，说明农村劳动力有转移到城镇的趋势 ，城镇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整个重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来看，重庆 的非公有制经济每个创业者2006年平均创造的价值为308500元，③简单地按10%的利润估 算， 每个创业者年平均利润为30850元，而重庆非公有制经济职工的年平均报酬为10909元/人。 ④考 虑创业风险，当创业的成功概率小于30%以下时，重庆创业者年平均利润才小于非公有制经 济职工的工资收入。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环境良好，风险逐步降低，创业的成功概率 高，创业获得利润的效用远远高于职工获得工资收入的效用。因此，城镇中非公有经济的创 业人数将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有利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

三、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根据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非公有经济的创业、非公有经济就业人口及其吸收乡村劳动力的数量，对城乡收 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2：非公有经济的创业、就业人口、吸收乡村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城 乡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考虑统筹城乡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本文采用收入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两个指标衡量重庆统 筹城乡发展情况；非公有经济创业的水平采用非公有经济的组织个数来衡量；采用乡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数量来衡量非公有经济吸收乡村劳动力的情况；本文建立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与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联经济模型如下：

为了获得以上数据，作者采用文献调研的办法，对重庆市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农村居 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城乡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分布情况进行了调研，有关的数据如表1、表2、 表3所示。由于受数据收集的困难和实际观测值的个数限制，目前只有10组观测值，样本的 个数较少，需对数据进行处理。

模型(3)中，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x3t）显著，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x1t ）和非公有经济组 织个数（x2t）不显著，表明影响城镇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 在城镇的非公有经济中的就业越多，收入差距越大。模型(4)中，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 （x3t）与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x1t）显著，与非公有经济组织个数（x1 t ）不显著，表明劳动力转移数量和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越大，非 公有经济组织个数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差距没 有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乡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对收入和经济的贡献接近城市的水 平。正是因为剩余劳动力的收入和经济贡献在城市，导致了模型测算城乡收入和经济发展差 距扩大。但是，如果这部分劳动力的劳动在乡村，其收入和经济贡献在乡村，则会导致城乡 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当城镇化率较高，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遍及乡村和小集镇，城乡的 收入将同步发展。

模型(3) 模型(4) 中都不显著，表明非公有经济组织的个数对城乡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影响 不明显，由于我市非公有企业分散经营普遍、普遍规模不大、单个小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 限。而少数非公有企业创造了大部分非公有经济价值，吸纳大部分劳动力。例如2006年，全 市非公有经济产值规模10亿元以上的15户企业总产值达200亿元以上，占全市70%多。个体经 营尽管数量多，但是吸纳劳动力有限，创造的非公有经济价值比重较小，导致了非公有经济 组织的个数对城乡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影响不明显。

由以上分析，本文发现重庆市目前不满足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差距越小；非公有经济创业 越多，城乡差距越小的规律。要发挥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作用，目前的重 点还应该放在对主要的规模以上的非公企业发展上，注重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城乡布局，平 衡城乡发展。鼓励规模以下的非公企业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上，增加单个企业对城乡收入和 经济发展差距影响能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重庆统筹城乡的发展中，第二、第三产业分布集中在城镇，劳动力的转移还会扩大城乡差距 ， 农村劳动力有转移到城镇的趋势，城镇非公有经济创业还会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重庆统 筹城乡发展的促进因素，规模以上的非公企业发展和城乡布局，对平衡城乡发展有重要影响 。根据目前重庆经济状况和布局情况，西方经济理论演绎而来的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机制 ，还不能很好的描述重庆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律。主要原因是重庆短期的非公企业的城 乡布局不平衡和规模小的企业很多。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当统筹城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 重庆的发展进程将呈现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原理的规律。

根据重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重庆应 采取以下措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统筹城乡发展：

1．鼓励和引导非公有经济主体抓住发展机遇，迅速成长。 中央“314”总体部署、重庆的城乡统筹试验、交通环境大大改善，使得重庆正处于非公有 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政府应该鼓励非公有经济主体抓住机遇，促使经济总量快速增加，加 速乡镇的城市化进程，为统筹城乡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继续扶持城镇非公有经济创业，增加就业岗位。 重庆的就业面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国有企业体制性冗员大量排出和大学生毕业就业三重 压力，依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就业岗位增加，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比较困难。发达国家的经 验证明，非公有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鼓励 和支持重庆农民的自主经营和城镇非公有经济的做大、做强，才能有效减少城乡的差距。

3．注重平衡非公有经济的城乡布局，打破城乡经济布局的分割状态。 重庆的城乡差距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布局城乡分割，要缩小城乡差距， 需 要使得更多的第二、第三产业向乡村和小集镇扩展，加快城镇化的进程。鼓励非公有制经济 到乡村和小集镇创业，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和城镇向乡村扩展，以提高城镇化率来推进统筹城 乡发展。

4．开辟中小企业创业基地，鼓励非公有经济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 在乡村和小城镇开辟中小企业创业基地，狠抓城乡关联的非公有经济，通过建设创业基地， 打造连接城乡的非公有经济产业链，引导重庆城镇非公有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围绕“一 小时经济圈”的建设，尽快在经济圈内形成一批市场覆盖面大、竞争力强的产品群和企业群 ，使这些产品群和企业群积聚市场集群效应，引导资金流、技术信息流、人才流和物流向乡 村辐射，达到以大规模非公有企业带动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

5．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 切实做好重庆已有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并对落实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新的形势，对已经 颁布实施的文件规定进行修改完善。通过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行业协会等中介 服务机构，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社会。

注 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各年度的数据整理。

②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各年度的数据整理。

③非公有经济平均创造的价值=非公有经济年增加值/非公有经济组织个数=1851亿/60万。

④非公有制经济城镇职工平均报酬=非公有制经济城镇职工总报酬/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 人数=660亿/605万。

⑤因为重庆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集中在城镇，第二、第三产业也主要集中在城镇，而且重庆 市整 体非公有制经济的报酬都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更加接近，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采用第一产业和 第二、第三产业人均GDP的差表示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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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ous urban-rual development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enture of non-public economyXu Aidong1 Long Yong2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couraging non-public ventu re establishment,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ransferring surplus lab or in rural are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rule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Chon gqing non-public venture establishment and sets up an empirical model for non-pu blic venture establishment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 he contribution made by Chongqing non-public venture for the urban-rural develop ment lies in absorbing surplus labor and has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 pment of Chongqing non-public ventures, layout of urban-rural area and balancing

乡镇经济论文篇11

1 乡镇企业的困境

随着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乡镇企业自身产权结构的内在缺陷逐渐显露。

（1）政企不分。乡镇企业的控制权由当地行政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控制，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由行政组织的负责人掌握，厂长、经理主要由他们控制。这就使得集体企业中行政权力介入企业内部，造成企业与社区在“一个大盘子里吃饭”，支农建农、公共产品、社区福利乃至精神文明创建，随意向企业伸手，基层政府政绩目标都压在企业身上，导致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企业失血太多，原经营机制渐渐退化。

（2）缺乏产权激励机制。由于集体企业的产权是抽象的集体所有，因而个人无明确的份额产权，也不能按产权多寡获取利益，更重要的缺少了其产权的退出机制，因而不能形成对财产的保值增殖的关心，更不会激励其对经营者的监督；再加上集体产权的非继承性和非转让性，使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

（3）产权结构单一。企业新的发展需要明确产权，从而为产权主体多元化创造条件。集体(社区社员)所有难以利用外来资本（与社区福利相联系，有一定的地方目的），自身积累与当地银行信用又有限，从而难以获得充足的企业发展资金。要优先安排本地劳动力，导致资本替代劳力，使配置失优。有劳动力的人大流动与转移，迫切要求将自身集体产权的部分转为股份,使其具有可转让性、可收益性、可计量性。

2 文献综述

乡镇企业的产权及其改革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广泛兴趣。

（1）关于乡镇企业的产权。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曾经认定，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接近西方的职工所有制企业（史密斯，1993）。但是，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的控制，或者由乡镇政府和企业经理之间的一个联盟控制（张春和王一江，1993）。与上述见解都不同，威茨曼和许成钢（1993）认为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名义归社区全体成员，实际由乡镇政府执行，但无论名义所有者还是执行所有者，都不是企业资产的股份持有人，他们与企业资产的关系并没有界定清楚，各自享有的剩余分配权也并不与相应的资本投入份额相对应，同时名义所有人与执行所有人也并不是合约式的委托关系。因此，乡镇企业既不是经典的私人企业，也不是传统的合作企业，而是一种所有权结构实质上“界定模糊的合作组织”。按照经典的产权理论，界定模糊的产权必定损害经济效率。然而与现实相反的是，“产权界定模糊”的企业“反常地”获得了长足的增长。威茨曼和许成钢的答案是：在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里，私人产权的清楚界定是每个个人努力工作的制度保证。

（2）关于产权改革。邱成利、冯杰（2000）、冉棋文，张岚东（2003）、邹耀平、江飞涛（2003）等人分别从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等角度出发，探讨了我国比较典型的苏南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中的问题。孙文锴（1998）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宏观制度约束条件与有关当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理之间的竞争合作结果。毛泽盛、晋世海（2001）通过比较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方式及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异同，认为一是应继续加快企业制度变迁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产权改革手段；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尽快使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式由政府供给强制性向需求诱改性转变；四是界定政府经济职能、塑造企业制度创新主体。刘东（2003）认为乡镇企业改制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集体企业中信息、决策和承担风险能力三者分离引起的决策效率问题，也可以归结为经营权交易中产权界定的困难。

3 理论分析

（1）产权安排。德姆塞茨在他的“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对产权的定义是：“所谓产权，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诺思也从与德姆塞茨基本一致的角度给产权下了定义：“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权利”。在交易费用为正的市场中，为了使资源能够有效配置，避免“外部化”和“搭便车”等不利因素的出现,应对产权进行清楚的界定。“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科斯，1959）。当产权得不到有力保障时，个人就无法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无法在经济上做出长期规划，就没有积累和保护资源的激励，浪费和破坏行为就会发生。虽然“产权界定模糊”的乡镇企业在我国曾经蓬勃发展，但是萨克斯（1993）和李稻葵（1994）的看法是：乡镇企业的产权选择离不开其发生的制度环境。非公有制企业制度在时期被长期禁止，产品和要素市场得不到发展以及主流的社会意识和观念对非公有制的歧视，使得乡镇政府创办并控制乡镇企业得到的合法化承认和保护比“清晰的产权”有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上述约束条件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取消，“模糊产权”的早期有效性就要改变，清晰的私有产权就会变得更加必要和有效。根据这种见解，制度环境的变迁导致了产权有效性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见解包含了一个日后得到证实的预测：随着非市场制度约束的解体，早期有效的乡镇企业必定要经历重新界定产权的变革（周其仁，1998）。

（2）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逐渐演变而存活下来”。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在既有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外部利润。利益主体要获取外部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使存在于现存制度安排结构外的利润内部化。因此，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1在我国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其初始产权的“模糊性”，使得乡镇企业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企业产品必然要走向市场，这就使企业的整体运作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竞争的要求，必须抛弃以往的乡镇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使控制权逐渐向企业的经理层转移，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他们为了使企业能够走向市场进一步发展，为了能够得到企业的剩余追索权，积极要求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向着更为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后来乡镇企业的控制权逐渐向经理层转移，经理层的收入与企业的剩余挂钩。

（3）路径依赖理论。诺斯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化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路径依赖的理论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一种模式、制度或者运行机制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但任何制度、模式或者机制的形成与其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其所在的环境。环境条件一旦发生根本性变化，而这种制度、模式或者机制由于其自我强化而与环境之间的不适应性就会逐渐暴露，并最终反过来制约其发展。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苏南地区由于具有良好基础的社队企业资本积累、区位上毗邻沪宁等大城市，具有较强技术储备、国有企业体制相对不够灵活、中央政府的所有制偏好、卖方市场以及苏南特有的发展实业的传统文化等等，乡镇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此而形成极具特色了“苏南模式”。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来“苏南模式”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竞争不断加剧，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外资企业不断涌入，技术进步在竞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等等，乡镇企业的劣势逐渐暴露。社区政府试图通过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固化既有利益格局，将其对企业的控制和索取权以另一种形式制度化、合法化，推进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体制创新，对于苏南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几点启示

制度变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为的制度设计、过多的行政干预、缺乏充分整合不同信息的机制等原因常常阻碍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甚至使之陷入“制度悖论”难以自拔。乡镇企业要在现阶段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其改革方向必然是走市场化的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1）产权清晰化、产权经济性质纯粹化的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制度发展的必然。从集体企业制度（实质上产权性质属于社区政府所有制）到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公司制选择，是一个产权清晰化、产权经济性质纯粹化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对企业产权的基本要求。从改制后的效果来看，企业制度越是能满足市场经济对企业产权的基本要求，企业就越有活力，越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2）对于选择公司制还是政府推崇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革不应预设任何模式。企业把选择合适企业制度的权力交给群众，群众在考虑自身利益前提下自由选择的企业制度就是有效的企业制度形式。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府职能”不断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从对企业管理的直接参与和干预中退出，而转向对市场公平竞争的维护及对企业的服务与引导，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3）产权制度改革离不开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在乡镇企业产生的初期，国有企业体制相对不够灵活、中央政府的所有制偏好、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控制着部分资源的乡镇政府创办一个企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时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安排就是对当时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环境的剧变，使得企业面对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必然会通过市场的传导机制传递到企业内部。企业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压力，就必须有有能力的主体和有效的机制来认识和应对这种压力。因此，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社会条件。

参考文献

［1］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金晓斌．产权、制度变迁理论与乡镇企业发展［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9，(1)．

［4］毛泽盛，晋世海．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J］．唯实，2001，(3)．

［5］邱成利，冯杰．“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其路径依赖［J］．中国工业经济，2000，(7)．

乡镇经济论文篇12

引言

1978年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引起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一方面促进城镇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在1980年至201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比由1.8上升至2.97，并于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3。尽管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村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该比率出现下降。但中科院报告显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仍在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有减小却存在反弹的风险。

经济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演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如刘易斯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证明城镇化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1]。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较为复杂，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陆铭[2]、许秀川[3]、杨志海[4]、杨国安[5]、姚耀军[6]等认为城镇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伴随城镇化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问题导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确定的，如吴先华[7]，梁文凤[8]，周少甫[9]等。上述研究对探讨城镇化演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极具参考价值，但大多数文献均将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单单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率的上升，还表现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等的转变，因此该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衡量因素，并不能全面的反映。鉴于此，文章采用多个经济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通过实证分析为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一、指标选择、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

不考虑收入水平层次的影响，采用通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Y）作为被解释变量，比值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城镇化进程导致经济社会发生各个方面的变化，例如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民生保障措施、经济市场的要素流动等都有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变量包括，以非农人口占总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城镇化率（U）;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表示产业结构水平（S1、S2、S3）;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重表示外商投资水平（F）;用外贸进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进口依存度（IM），用外贸出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出口依存度（EX）;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表示城镇投资水平（I）;用政府支农支出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表示政府支农水平（A）;用当年金融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规模（FS），用金融存款额与金融贷款额表示金融发展效率（FE）;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E）[10]。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由于解释变量众多，且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找出上述解释变量的几个主成分，并将其因子得分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拟合回归方程，通过主成分与解释变量之间的代换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程度。模型中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5）。

二、实证分析过程

（一）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将中国1990-2014年整理后的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水平，外商投资水平，外贸进口、出口依存度，城镇投资水平，政府支农水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城乡教育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除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教育水平以外，其余数据皆以百分数表示。

公因子方差表结果显示除人均GDP增长率与外商投资水平损失较大以外，提取的主成分包含了其余11个解释变量均在75%以上的信息。在默认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情况下，分析结果最终提取了2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13个解释变量83.811%的信息。对提取的两个主成份进行成分旋转，可知第一个主要因子主要由人口城镇化率U，第一产业结构水平S1，第三产业结构水平S3，外商投资水平F，城镇投资水平I，政府支农水平A，金融发展规模FS，金融发展效率FE，城乡教育水平E决定;第二个主成分主要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第二产业结构水平S2，外贸进口依存度IM，外贸出口依存度EX决定。由此，结合主成份分析解释的总方差，可写出用原始解释变量表示的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即：

F1=■・（0.985U-0.399R-0.906S1+0.041S2+0.976S3-0.703F+0.557IM+0.602EX+0.906I-0.935A+0.975FS+0.884FE+0.894E） （1）

F2=■・（0.126U+0.559R-0.368S1+0.889S2+0.069S3+0.436F+0.691IM+0.648EX+0.090I-0.083A+0.052FS+0.418FE-0.242E） （2）

（二）城乡收入差距与综合变量的最小二乘分析

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上述得到的2个主成分的综合变量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分析，结果如式（3）所示：

Y=2.914+0.245F1+0.197F2 （3）

t值 （118.980） （9.807） （7.888）

模型校正的判定系数为0.867，表明该模型可拟合86.7%的数据，效果较好，F值为79.201，模型F检验与参数的t检验均通过，整体显著。

将式（1）、式（2）代入式（3），整理如下：

Y=2.914+0.735U-0.104R-0.756S1+0.312S2+0.711S3-0.358F+0.613M+0.631EX+0.668I-0.686A+0.705FS+0.757FE+0.554E （4）

回归方程表明，依据中国1990-2014年经济数据，在城镇化演进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13个因素中，U、S2、S3、IM、EX、I、FS、FE和E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效应;R、S1、F和A的回归系数都为负，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效应。

尽管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符号为正，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结论与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相反。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现象，人口城镇化率只是一方面的表现。而且数据选用的时间年限较短，因此该结果只能反映人口城镇化率在这短时间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此外，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因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会首先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随之缩小。

人均GDP增长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为负，经济的发展能够在全社会平衡要素分配，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但其影响系数仅为0.104，在全部13个因素中作用力最小。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的结构比重上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三产业的结构上升则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与一般的经济理论或结论是相符的。农业发展直接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而在工业化道路和技术进步等过程总城镇居民则具有更多优势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从投资和经济开放的角度分析，尽管出于国际分工角度外商投资给更多的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外商投资的影响因子明显小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而且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较强的城镇偏向，使得城镇经济的繁荣速度远远快于农村经济，另外，外贸依存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表明经济开放主要对城镇经济发展起作用，以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财政支农政策明显有利于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且其影响力系数较大，表明城乡支农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较为显著。

与社会投资效果相似，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也具有城镇偏向，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这种金融发展的二元性就会从一定程度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也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现为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致使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多个城镇化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得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支农。因此，在制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时，不能片面考虑某一影响因素，以至于以偏概全、顾此失彼，而应当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教育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教育是根本，加强农村教育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观的战略性任务。第二，以发展理念扶持现代农业。农业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由于城镇化演进过程中，农业基础薄弱、质量效益低、竞争力差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第三，摒弃城镇偏向政策体系。在重点发展城镇的同时兼顾农村发展，将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农村上来，建立城乡兼顾的包容性政策，改善城乡二元格局，加大对农村的发展建设投资，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收益，渐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四，稳定城镇化建设。不以人口城镇化率单一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注重城镇化建设的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从实际意义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参 考 文 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2]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3]许秀川，王钊.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7）：116-125

[4]杨志海，刘雪芬，王雅鹏.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2-48

[5]杨国安，徐勇.中国西部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的关系检验――以青海省为例[J].地理科学发展，2010（8）：961-967

[6]姚耀军.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05（2）：34-39

[7]吴先华.城镇化、市民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及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2011（1）：68-73

乡镇经济论文篇13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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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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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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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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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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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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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费孝通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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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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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Chu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Backus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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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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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Faure)和刘陶陶(taotao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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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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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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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