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实用13篇

启蒙写作论文篇1

自中世纪以来，宗教的蓬勃发展逐渐显现出了自身的弊端，它的消极影响逐渐被人察觉：对思维的禁锢，对人性的压抑；在庞大阴云的笼罩下，在上帝的独裁统治下，人逐渐丧失了自主自为的能力，思维的僵化带来精神生活的停滞不前。经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呼吁人们打破宗教独断、要求彰显人性的号角开始变得嘹亮。自16世纪以降，伴随着科学探索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新的科学成果促使世界观的转变，旧有的知识已无法解释新的现象，亦无法满足人的认知需求。16世纪盛行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黑幕的一角，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独立意识。人从幕后走到台前，充满人性的人开始成为绘画、书写的主角，人的情感、欲望也逐渐受到关注。但倚靠着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所提供的港湾，文艺复兴仍然无法将中世纪的雾霭涤荡殆尽。正如黎明前的报晓，文艺复兴的微弱之光历经近两百年的发展，终于迎来启蒙运动所点燃的火把。在自然科学领域，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对基督教神学提出巨大挑战，打破了天堂、地狱、人间的三层划分，一成不变的开始动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进一步增强了人们认识世间万物的信心，基督教的“一切皆由神主宰”的论调变得虚弱无力。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自然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不再受神的宰制，而是独立自主的存在。发现自然、认识自然并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带来了人文科学领域的变革。“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猛烈批判经院哲学，开始探索如何认识自然、如何探求真理的新哲学。摆脱了经院哲学的空谈，哲学的任务转向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康德于1784年发表了《答“何谓启蒙？”之问题》，对“启蒙”的内涵做了详细阐述。

二、康德对启蒙的论述

康德在《答“何谓启蒙？”之问题》中开宗明义，认为“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且“人的未成年状态”不在于人缺乏认识真理的能力，而在于缺少运用理性、探求真理的决心和勇气。他在首段结尾所说的“鼓起勇气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也成为启蒙运动响亮有力的号角。

在康德所属的时代，理性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理性需要发挥其作用，需要得到合理的运用。理性的自由、合理运用，意味着人们要摆脱权威的摆布和操纵，摆脱人性中贪图安逸的那一面，获得认知的勇气和能力。

三、福柯文章的写作背景

两百年之后，福柯再一次对“启蒙”主题作了深入探讨，但文章中所讨论的内容以及所体现的观点，已经与康德在《答“何谓启蒙？”之问题》一文中的论述大不相同。因为从笛卡尔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推崇理性、推崇人的大胆怀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开始，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理性的作用被不断放大。在笛卡尔那里，理性被视为人所具有的一种先天的能力；人们不断地运用理性的力量去挑战神的权威、去解构它，把神从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拉下来，但与此同时，理性悄悄地窃取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说，理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认识、信仰、道德等各个领域都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和检验。既然启蒙要求把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去审判，那么理性自身也不能逃避这种审判：理性裁断他者的同时，却无法裁断自己。这样就会陷入一种悖论，当理性成为一统天下的君主时，便遮蔽了启蒙所蕴含的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便是福柯写作《何为启蒙》一文的背景与契机。

四、福柯对启蒙的论述

相较于康德的《答“何谓启蒙？”之问题》一文，福柯的文章则显得隐秘、晦涩了许多。或许，这样的行文风格正好符合他的期望：不给“启蒙”下确切的定义，不去构建一个完美合理的知识框架；而恰恰是以这样的行文风格和阐释方式去体现他所理解的启蒙精神。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观点的一种创造性解读，他没有单纯的否定或肯定，接受或批判。福柯开篇便点明了文章的基调， “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现代哲学正是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哲学”。在这里就暗示我们，福柯不会给出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他看重的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韵。

康德在文章中说“启蒙是人摆脱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不断地与自我惰性与怯懦以及权威作斗争，获得自由使用理性的勇气和决心。总的来说，康德对启蒙的态度是乐观的。而福柯恰好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否定了康德的这种乐观理想。因此，福柯在文章末尾指出“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也就是说，启蒙不是需要我们去实现的一种既定的状态。

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理性化的过程，人们越来越有力地运用理性去控制自然和社会，同时也沦为理性的奴隶。启蒙的初衷是要用理性来摆脱一切专制，可启蒙后的理性反而使自身成了专制的暴君。正如福柯所言，“企图逃避现实的体系以制定出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世界观的总纲领，只能导致这种最危险的传统卷土重来。”

在福柯看来，康德对启蒙精神的解释是没有错的，他不能赞同的是由此而导致的对启蒙理性的无限放大。因为这么做，是同启蒙的批判精神相背离的。启蒙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批判精神，福柯在文章中说，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它应该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启蒙塑造了人的某种哲学气质，而这种气质就是启蒙所蕴含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也是启蒙的动力和源泉所在。我们要做的，不是要么接受理性，要么将它打入深渊、弃之不顾。而是要变革我们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启蒙，启蒙需要批判地存在。它处在一种永远被激活的状态。

五、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康德与福柯对同一问题所做的不同解释：在康德看来，启蒙是一种可以通过理性的合理运用而达到的理想状态；而在福柯看来，启蒙可以理解为一种生生不竭的批判精神。人们运用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对各种偶像权威进行去弊除魔。因为福柯所诠释的启蒙永远存在于对当下的追问中，它所关注的是现在，与现在性的“偶然、短暂、转瞬即逝”不谋而合。他从这种启蒙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气质出发，对现代性也做了新的解释：现代性是“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是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说，启蒙永远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对启蒙问题的回答是开放的，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福柯所看重的是在回答问题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福柯.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2] 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辉译，联经出版社，2002.

启蒙写作论文篇2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启蒙写作论文篇3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 ”，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 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 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启蒙写作论文篇4

我国古代通行蒙学教本有《三仓篇》《急就篇》《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诗经》《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千字文》《国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千家诗》《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等。据《中国历史轶闻》一书中统计，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几十万字的书，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值得关注的是，古人所说的背诵不是机械记忆，绝非鹦鹉能言，而是辅之以精思、贵通、贵用之法。

华南师大附小陈琴老师致力于小学语文“素读”经典教学的探索。素读经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读经典内容的含义，纯粹地读。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科学的右脑教育法。其一二年级素读目标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三四年级素读目标为：《论语》《大学》《中庸》；五六年级年级素读目标为：《老子》，选读《史记》《资治通鉴》。她的学生在小学毕业达到“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手写千万言”的目标。每天识记100多字，还给学生硕果累累的六年。

作为高中老师虽未能在学生十六岁以前加以引导其大量背诵，但用心理学的观点指导学生吟诵，亡羊补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背诵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这是有识之士的远见，有独到的思考。熟读背诵，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之高，令世界为之咋舌。文学家灿若群星，哪一个不是背诵顶尖高手。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为美谈。读，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来。

读，还能有力促进学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清代学者崔学古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蒙学作文教学关注学生形成写作风格，何其高哉！纵观今日高中生写作现状，这个愿景难以实现，有遥不可及之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鉴古代蒙学诵读的要旨，有效指导高中生实现从读到写的涅槃，老师任重道远。这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总复习中，高三学子根据拼音写汉字，而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二年，学生读在何方呢？笔者忧思之切。每念及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文”，笔者扼腕长叹，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和古代蒙学弟子学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学应特别深入研究借鉴传统语文教育读对写的影响，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积方能薄发。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然并非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读，也非“精耕细作”的精读，恰是系统的“诵读”。刘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量变推动质变。读得不好，怎能写得好？阅读是吸收，其为主；写作是运化，是皈依。高中教师如不能意识到写作的根在阅读，高中作文教学当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二、闳中肆外的人文启蒙教育，蒙以养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学重视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蒙学教材文质兼美，充满饱满的人文精神，为弟子未来卓尔不群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

蒙学教材内容历史演变，简要概括如下：先秦时期，出现我国历史最早的儿童蒙学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学以“六艺”为基本学科，学生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农业、天文、历法、及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渗透蒙学；汉代《论语》《孝经》为最通用的经学教材，医学、史学也渗透到蒙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融入玄、黄、老、庄、释、文、史；隋朝科举制成为蒙学教育的指南针，经学化倾向明显；唐代振儒术，容佛道，蒙学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强调了道德启蒙和文化知识；元代蒙学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纳入了启蒙教育的范畴；清代鸦片战争后，蒙学领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识。1898年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已破地理上“中国中心论”，强调天外有天，开放胸怀，迎接西学。蒙童人文启蒙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闪光。

据徐梓《中国传统蒙学书目》统计，蒙学教材为一千三百多种，门类繁多。蒙学对儿童人文启蒙教育闳中肆外。思想内容博大浩瀚，语言表达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人文启蒙教育使蒙童通晓天下人伦事理，精谙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业。儿童为婴稚，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其践行“凡出言，信为先”；诫“诈与妄、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引导蒙童珍惜韶华、克尽求学之苦，正所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朱熹在《蒙学须知》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塑造童子“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天真纯朴的儿童天性最终发展为他日铸成大器的精神底蕴、一抹亮丽的人格底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人让蒙童在生活中快乐学习，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进性。蒙童练就的蒙学童子功具有可持续性，能良性发展，浸透人文启蒙思想基因，为其将来写作注入了思想和语言的博大动力。

时至今日，须指出的是，许多优秀高中生埋头数理化题海，分配给语文学科的yulu.cc时间又大量花在对高考满分作文的模仿上。虽苦苦耕耘，却一筹莫展，不得其法。没有阅读，高中生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神气基调。清初语文教育家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当代高中生会须痛饮一碗盛满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应格外注重学生阅读文本的选择，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学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学生的情操。否则，贻误无穷。

三、质朴的作文教学法，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古代蒙学对作文教学的认识质朴，但作文教学法科学有效。注重文道统一是传统蒙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人文启蒙教育客观上使蒙童在开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训练。古代蒙学作文训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属对、连珠、锤字基本功训练。古人通过语音、词汇训练，修辞、逻辑训练，帮助蒙童弄懂语音平仄、词汇词性、语法结构等写作知识。作文讲究声律和谐、形式美观。

其二，模仿和抄写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创造的成分。师名家名篇的神，不师其貌，最终自然纯熟；抄写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词造句。

其三，培养观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观察事物，体验事物上升到写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写天地人物情状，粱刘勰提到，“博见为馈贫之粮”。

其四，作文先“放”中“脱换”后“收”。欧阳修称，“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初写放胆文，抒发胸臆；“脱换”即稍加限制；“收”指终要胆小，文章精雕细刻。文章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到造平淡，其实乃绚烂之极。

其五，文章不厌改。古人善于保护学生才思，提出随学生立意而改；择精当处，细小笔削地改，以点铁成金：易日经时地改，则自解雌黄。

反思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法，我们要从中撷取吉光片羽，传承创新高中作文教学。

笔者认为小学初中直至高中语文必须实现教学一体化，要有一盘棋的思维，做好衔接工作。例如，古时蒙童属对，今天高中生做对联，但如何深入对联教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笔者要求高一学生恶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丰富典故知识、声律知识、自然常识。这种训练如果能提前到小学或初中阶段则更佳。

谈及古人写作模仿和抄写并用，高中老师大有可为。有些学生只看高考满分文章，这是误区。毕竟为考场仓促间所作，学生限于时间和才思，无法同前世和当代名家相比，故仅仅阅读此类文章收效甚微。笔者常年呼吁学生要看名家作品。学生读经书、读史书、读时文，融会变化，是为文的真诀。学生自觉向往酿花为蜜，蜜成不见花；当酿谷为酒，酒成而不见谷时，学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笔。语文老师必须设计生成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空间。高一高二时要多抄写文章。抄同题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扫除枯涩阻碍；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语、路脉，从而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乳交融之日，则是学生扬眉剑出鞘之时。

晋代陆机《文赋》提出“玄览”一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学生伫中区，颐情志，激起写作精神内驱力，这是足贵的。笔者认识到随物赋形能力对学生来说太难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学生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丧失了观察事物、体验事物的审美需求。倘能赏“万类霜天竞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高中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兴趣。老师改文章不能将学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强改，要改出学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笔者深以为是。若能将以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则更有意义。这样的老师难能可贵。学生随写随丢，对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为意，这不可取。总之，学生文章多改则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谓沿根讨叶，思自转圆。

启蒙写作论文篇5

王国维高扬精神主体的拯救。呼唤生命意识的复苏，其意识形态的主旨是对个体价值、个性发展的思考。理论阐发的原点维系着王国维的个体心灵体验。王国维生性忧郁悲观。当其正值青春年少时，便写下“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诗词中流露出悲恸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是其生命历程的推衍，他的人生由家贫、体弱、位卑和乱世诸因素构成，幼年家境的贫寒。无力资助他去海外游学：“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之东文学社”：“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可见其境遇之坎坷，而他偏偏又以天才自况，天才情结与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所构成的巨大反差酿成了王国维的灵魂痛苦，心灵在忍受焦灼的煎熬，在桎梏的世界中，王国维将视点聚焦于情感的慰藉，他的启蒙之路就是沿着舒缓情感痛苦之路前行的。他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生存的动力：叔本华“天才即痛苦”的定式成为他衡量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尺。并获得了精神拯救。一种精神存在的优越感缓解了灵魂之苦。并在瞬间获得了生命的慰藉。王国维启蒙思想的书写始终是和对自我生命的探索相伴相随，启蒙的目的是为了安放自我灵魂，缓解生命焦虑，澄清人生苦恼。他能在超越本土的宇宙人生背景下关照生命存在，追寻人生形而上的终极意义，其人生痛苦是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物化形态而深入到灵魂与人本价值终极关怀的层面，他对启蒙问题的探寻是朝向自我生命内心的。是一种对个体人生意义和生命归属的灵魂叩问。

王国维情感启蒙的言说基点在于他对自我生命的珍重与关爱以及由此激起的强烈的自我实现欲。追踪王国维的生命历程，可以看到，在启蒙之路中，他饱受的灵魂痛苦唤醒了他为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而探询人本意义，这是一种近代人文水平上的个体本位，与政治体制、社稷本位等经世致用的功利因素毫不相干。王国维人文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建立文化自身的独立价值、学者独立的文化人格。王国维信奉文学必须反应作为目的的人本身，如康德所言：“这个根源只能是使人类超越自己的那种东西，只能是把他同唯有知性才能加以思议的一个事物秩序结合起来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人格。”在深刻的历史转型中，王国维鄙弃塑造群体人格的政治启蒙家重任，以天才的智慧洞见人世欲望。思考与个体生命休戚相关的情感空间。视焦集中于。个体人格”的塑造和言说。

个体人格的素质和文学的境界直接相关，“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家，殆未之有也”，王国维纠结干文本中个性思想的传达，他的文论基础凝聚在意境论中，意境论的立论基点即是“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特人生之主观方面”“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1902年他对叔本华哲学做人本主义解读，用悲剧来消除社会的精神疾患，1907年割舍叔本华哲学选择文学则是为了角色的自期。其目的是耍让自己从观念到行为皆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他注重的是缓解精神的饥荒，充塞灵魂的空虚，护持心神的安宁。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下。他高扬非功利的诗性人生与价值自觉，超越了生存之苦与灵魂之痛，通过人本意义的践履来提升人格的价值取向。王国维忠于生命，坚守个体人格的价值，追求纯正的学术意义。给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迪。

启蒙写作论文篇6

在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迅速成为样板，成为延安红色政权在文艺界树立起的“方向”。“赵树理方向”所推崇的传播形式是“大众化”、“通俗化”，赵树理自己也这样总结过。然而在解析“赵树理方向”的创作动机时，许多评论者认为，赵树理文学创作具有启蒙主义倾向，以此来肯定赵树理的价值，甚至以此来抵消赵树理作品的过于通俗的弱点。

那么，“启蒙动机说”是否适合赵树理呢?为什么赵树理在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非常受欢迎，而在建国初期以至到1950年代后期，他就遭到了质疑和批判?1980年代虽重提“赵树理方向”，但在1990年代，赵树理为什么又遭到了众多的不屑和贬低?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的写作动机不是启蒙，而是教化。赵树理的被批判，与国家政权的教化重心的转移有关。而赵树理的被贬低则与中国“大众”的城市化转向有关。

一、是“启蒙”还是“教化”

启蒙，就是开启蒙昧、促人成长，在中国本属教育活动。然而，随着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人，启蒙的含义又增加了新的义项。呼应着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国思想界也在酝酿一场中国的启蒙大潮。这时的启蒙，就有了变革时代精神的内涵。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败、帝国主义的侵扰、国力的积贫积弱以及国民的萎靡怠惰等现实，引发了部分先觉者的思考，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震荡国魂的运动。在中国，这场运动叫做新文化运动。

在李泽厚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救亡，二是启蒙。最初的启蒙是为了救亡，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后来，救亡的主题又压倒了启蒙，启蒙话语受到了排挤和打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结果是产生新文学。“新文学”从一个短语变为一个词汇，是凝聚了五四以来几代作家、学者的巨大心血的。新文学的启蒙主义色彩在众多作品中有着显著的体现，其代表作家当属鲁迅。然而当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主题时，革命文学就兴盛起来。而这时对文学的要求不再是启蒙，而是教化。

由启蒙文学而教化文学的过程是：从1917到1937这20年间，启蒙思潮和实践具有“宽松”的时代环境。在政局动荡、群龙无首的时代，思想空间的话语权力自然就落在了学者和作家的肩上。他们也就有了站在高处为大众指点迷津的启蒙者的身份。1937年后，在新兴的延安苏区，学者、作家们的身份就遭受了一种尴尬——原来的启蒙者转而变为被启蒙者。何以至此呢?显然，思想领域的话语权被新政权所掌控了或者说收回了。赵树理虽然曾经历过启蒙、救亡和教化这三个时代，但他真正参与其中的是教化的时代。赵树理显然受过启蒙思想的熏染，但他身在延安解放区的时空之下，他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文学创作放到了维护新兴的政权制度和新型的社会关系上了，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教化文学”的代表作家。

现在看来，赵树理的文学理念无一不体现着教化的动机。比如他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愿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无疑是要宣传新型道德关系。赵树理的这些主张，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很鲜明。比如《小二黑结婚》，其实是宣传解放区新的婚姻制度，是在“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中的三纲五常的阵地。《李有才板话》是在鼓动农民敢于向地主进行斗争的精神。

于是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启蒙文学的代表，而赵树理则是教化文学的代表。不过，他们的人文追求仍然是一致的，那就是让大众的精神面貌和生存质量都有明显的改观。

二、赵树理的被批判——英雄和中闻人物之争

赵树理的教化文学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同于以往的封建时代的作家，人云亦云，成为封建道德的维护者；也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为革命进程作宣传鼓动，或做政策图解。赵树理的教化文学，除了受传统文艺的滋养外，还受了启蒙文学的涵育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的召唤，因而赵树理的教化文学创作，是一种新时代的教化文学。

李泽厚说，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使得鲁迅不只是一个思想者，还是一个关注生命本体的文学家。对于赵树理来说，赵树理是一个教化者，但他并不只站在官方的立场，他还为老百姓代言，事实上赵树理也超越了教化，而成为一个全心关爱新生政权的务实的作家。

在文学的创作和艺术的创新上，赵树理本人是真诚而执著的。赵树理始终在关注着农村天地和农民大众，始终守持着“问题意识”，关注百姓的历史命运。所以，1958年他创作的《锻炼锻炼》，敢于对农村中的落后群众以及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进行自然主义的揭示。1960年代后他写出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之类反潮流的“顶风”式的作品。

其实，教化文学的写作至少有两种方式：“从反映社会现实方式看，文学教化论主要立足于歌颂(美)和批判(刺)两个方面。赵树理选择了批判。那么，他的这种“不识时务”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的坚守其实是他对自己教化立场的坚守。他似乎觉得一个作家怀着教化的动机，总是不会错的。他是无私的、为公益的。所以，他在作品中也从来“不是直接‘图解’某一政治观念或政策，而是尽力地试图从是否有益于农民(被理解为‘人民利益’)这一核心准则中寻找这一主题的合法性因素”。那么，为什么到头来赵树理还是被批判了呢?笔者认为，这与国家政权的教化重心发生了转移有关。

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文艺界要塑造社会主义英雄的创作方向。“一体化”的要求便在文艺领域也呈现出来。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实这些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十分浓厚)的作品成为主流，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成为文艺作品的中心人物。借典型人物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其实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而此时的赵树理依然在坚持自己的写作初衷，他要把农村的具体问题推上前台。在他笔下，“中间人物”往往写的更为真实丰满，这虽然来源于赵树理的真诚的教化动机，但显然被视为“偏离”了主流。

然而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中间人物写作，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如同鲁迅的国民批判一样，都是不朽的。不熟悉中国大众，尤其是不了解农村、农民和贫穷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赵树理的深刻的焦虑的。

三、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市民的兴起

众所周知，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始终坚持“大众化”，赵树理所说的大众显然主要是指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承担者，赵树理当然会服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方向，所以为农民大众写作也就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赵树理在延安解放区，农村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空间和基础，文艺当然主要为农民服务。

然而，中国的大众其实不只是农民，还包括市民。所以赵树理一定不会被所有人喜欢。比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赵树理的创作时，表达了他的鄙夷和不屑：“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夏志清对赵树理的不喜欢，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也与他的艺术本位的理念有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夏志清贬低赵树理的观点在九十年代会获得较多的认同呢?我觉得这跟现代人的城市视角也有很大关系。从文学的接受群——大众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解读也许会焕然一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的享誉文界之时，张爱玲在国统区也是声名不小。事实上，他们代表了大众的城乡两极。面对大众，必然要求通俗。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显然，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各自的读者群合二为一就是当时的大众整体。不过，中国的大众群落的构成及其地位是随历史而改变的。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城乡只存在空间的差异，而少精神气质的隔膜。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和商业殖民地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乡差异甚至对立也就出现了。这直接导致城乡之间的道德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歧变。

那么，对两位作家的批评指向为什么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显然，赵树理的时代，对农民大众的文学书写由于共产党的胜利而得到认可，而张爱玲的市民写作必然会受到遮蔽。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的普及，市民的声威已经远远盖过了农民，农民也开始主动向城市靠拢，大众化和市民化的含义也逐渐接近。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树理的被贬低与张爱玲的被抬爱也就不可避免了。

启蒙写作论文篇7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1] [2] [3]

。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启蒙写作论文篇8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启蒙写作论文篇9

一、注重培养小学生启蒙阶段的写作兴趣

写作是一种需要小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学习活动，对于处于写作启蒙阶段的小学生来说，写作无疑是令他们头疼的一项课业，许多小学生甚至惧怕写作。为此，语文教师需要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来培养启蒙阶段小学生的写作兴趣，积极鼓励小学生进行写作，并让小学生乐于写作，从而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采取榜样激励策略，调动学生对写作的兴趣。由于每一个学生都存在认知能力的差异化，因而有些小学生在写作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天赋与能力。同时，由于小学生认知水平还不高，他们极易受到周围环境与人物的影响，于是乎语文教师可以采取榜样激励策略，通过挑选学生作文当中优秀的部分作为典范，以此来调动小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如语文教师可以专门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设置一个优秀作文展览专栏，将学生作文中优美的语句或段落标识出来，从而为学生之间提供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以榜样激励的方式为小学生营造一个良好氛围的写作环境，以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采取评语激励策略，激发学生对写作的动机。教师的点评对小学生影响非常大，学生受到老师的鼓励与表扬都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为此，语文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可以采取评语激烈策略，以鼓励与表扬学生写作为主，对学生的作文予以正面的评价，从而激励小学生对写作的信心。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应当根据学生个人的能力差异进行不同层次的点评，及时发现学生写作中的进步与长处，积极鼓励与肯定学生的努力，使鼓励与表扬评语成为催化剂，以激发作文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对写作的积极动机。

二、运用阅读策略，引导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写作

古语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此足以说明阅读与写作的紧密关联。于是乎，在小学生写作的启蒙阶段，语文教师应当积极运用阅读策略来引导小学生进行写作，教育小学生多多阅读相关的书籍或优秀作文，从而培养小学生的语感。同时，让小学生尝试着进行仿写训练，以锻炼小学生的文字功底。

（一）重视语言积累，培养学生的语感。语言的积累实际上也是一种基本功的锻炼，教师在进行启蒙阶段的写作教学时需要引导小学生多阅读文章、诗词等，有必要时还可以摘抄或背诵优美的语句或段落，从而为小学生的后期写作积累丰富的语言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小学生的语感。写作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表达，因而语言是写作的基础，而语言的积累可以为写作提供资源，如此小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不会因词汇量或语言匮乏而困扰，他们能够轻松的表达心中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

（二）实行仿写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类与生俱来拥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尤其是对于二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记忆力最佳时期，因而这一阶段他们的模仿能力也是非常惊人的，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小学生将这种模仿能力用于写作中，通过仿写训练来提高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是一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活动，作者将其在生活中所发现、体验到的一切美的事物融入到写作里，从而描写出动人的美词佳句。如此，小学生可以在这些美词佳句的基础上进行仿写，根据自己所观察与体会到的美好感受投放到写作中，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也能写作优美的语句。

三、合理利用课堂时间，训练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写作

现今，随着语文教学对写作教学的越来越重视，在学期的教学大纲中也安排了写作的课堂教学时间，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写作课堂教学可谓教学大纲中的重中之重。为此，语文教师应当抓住启蒙阶段的有利时机，合理利用课堂时间对小学生进行有效的写作训练，以提高小学生的写作兴趣与写作能力。

（一）创设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鼓励学生表达与写作。语文教师为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十分有必要，传统的写作课堂教学过于古板、约束，不利于学生畅所欲言、自由表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写作空间。而创设自由、开放的写作课堂情境，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氛围，在这里教师鼓励与引导学生自由表达与创作，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或是与同学之间进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而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也有利于学生的写作。

（二）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写作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再造想象，写作者常常以生活为源泉，通过细心、敏锐的观察来积累写作素材，而后在已有素材基础上进行无限的想象，想象是写作的剂，能够丰富作文的可读性。而学生想象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眼界与拓展能力，这些都会在其写作中体现出来，从而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写作水平。因此，语文教师在对启蒙阶段小学生进行课堂写作教学时，需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想象能力，学生想象能力的提高也是促进其写作水平提高的一大途径。

参考文献

启蒙写作论文篇10

欧洲大陆的十八世纪，是注重“稳定”与“和谐”的时期，是人们对自然探索的萌芽阶段。在这一百年里，爆发了一场以法国为中心的席卷欧洲并影响全球至今的运动――启蒙运动。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走出他的未成年状态。”启蒙运动的发展给予了不同学科不同的历史发展机遇：宗教神学遭到批判，物理、化学、天文学、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得到空前发展，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的概念。除上述的科学精神，建立一个符合人道的理想社会也成为其主要特点。

在启蒙思想的笼罩之下，谈起十八世纪的76年，在北美大陆无疑是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在大不列颠岛上，无疑要谈起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作为经典流传至今。在斯密的上述两本著作以及在他的早期著作《天文学史》中，均出现了“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本文力图通过对斯密上述三部著作中的“看不见的手”的含义进行对比研究，试讨论为何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之下，斯密仍用这些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隐喻进行论述等问题。

二、文献综述

“看不见的手”首次出现在《天文学史》中，用于反讽当时异教徒和蛮族人对罗马神的盲目崇拜；第二次是在1759年首版的《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富人会不自觉地帮助穷人，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第四卷，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部分，提出了商人们会在“看不见的手”的驱使下，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由斯密发明的。除此之外，这种关于自然法则的模糊概念，也不是开端于斯密，在此之前的曼德维尔医生（1670―1733）就曾创作了《蜜蜂的寓言》一书，比喻地说到，“嫉妒和虚荣激发起勤劳之风，而嫉妒和虚荣的产生，是因为衣、食、住的花样不断翻新，这一奇怪而可笑的恶习竟成了推动商业的最重要的力量。”并且，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论、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契约论”等，都可以看做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源泉。

中外的经济学家、学者们对“看不见的手”原理进行各种角度的分析。Kennedy站在隐喻与神话的角度以及Mark Thornton讨论了“看不见的手”在Richard Cantillon分立财产模型中的经济解释。在国内，很多学者建立起了其与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之间的联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健全提供建议。这些多角度的论述，充分表现了它的生命力。然而，鲜有学者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对斯密仍假借上帝之手论述理论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这也就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三、“看不见的手”的三次出现

（一）《天文学史》中的“看不见的手”

《天文学史》作为斯密的早期著作，是在其逝世之后的1795年首次出版的。他在书中描述到，“烈火燃烧，地水涌出；重物下落，轻物上扬，都是他们自身属性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些现象意施法的结果”。这里的朱庇特，也就说人们所熟知的众神之王宙斯。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以宙斯之手出现的，没有隐喻的色彩，仅就是对当时异教徒与蛮族人的无知进行批判。

（二）《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道德情操论》中虽仅有一次涉及“看不见的手”，却频繁地出现诸如上帝、神的存在等词汇，多次提到宗教的安抚力量。“看不见的手”出现在此书中的第四卷，论效用对赞许感的意义中的第一章，主要描述的是“看不见的手”引导富人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这里，斯密作为一名语言大师，对其进行了隐喻的修辞手法，形象地假借一只无形的手，刻画了人们“自我欺骗”的天性，也揭示了某种令富人们不得不如此行事的实体制度的存在。

（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国富论》，原名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最早由严几道先生更名为《原富》引入中国。“看不见的手”出现在第四卷论及政治经济学中，斯密通过对商人们谨慎行事的理由的理解和论述，引入了“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而现在更多的人将其看作是经济社会中的市场制度、市场规律。斯密认为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应该做一个“守夜人”，放心地让这只“看不见的手”去指引。

四、“看不见的手”的时代背景

（一）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通常指十八世纪初期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遍及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事实上，它的中心至少有两个，一个在法国，另一个在苏格兰。苏格兰启蒙运动从十八世纪初开始，到中叶达到高潮，当时作为苏格兰文化中心的爱丁堡因此被赋予了“大不列颠的雅典”的美名。启蒙运动因为其代表思想家及社会背景的不同，在不同的地区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

1、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法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积极倡导运用科学理性，以自然神论与无神论向以罗马天主教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发起猛烈攻击，矛头直指天主教会和君权神授论。当我们在强调那个时代精神领袖，诸如伏尔泰等自然神论者一样对教会进行抨击时，我们也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存在着以卢梭为代表的密切关注基督宗教精神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对自由的描述，与德国同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康德十分类似，是一种宗教认识论。在他的宗教思想中的理性，不是狭隘的与宗教的对立，更不是对传统宗教进行辩护，而是如康德所推崇的一样，是“实践理性”。

2、以苏格兰为中心的启蒙运动的特点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成为新的大不列颠王国，同时，英格兰的君主立宪制在苏格兰确立。较之法国封建君主专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环境是较为宽松的，言论自由使得思想家们有更大的空间，更高的热情，更直白的方式发表新观点，质疑旧理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较少地对现实政治进行批评，而将更多的热忱投放于对社会问题与科学领域的探究。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其独到的特点：虽重视理性，但他们不相信单凭理性本身即可创造出一个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强调经验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充分占有材料的情况下得出结论。本文的研究对象，亚当・斯密就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主要代表人物。

由于以法国和以苏格兰分别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具有着不同的特点，于是，将前者的特点作为斯密“看不见的手”隐喻的社会背景加以研究就是不恰当的。在启蒙运动背景下，斯密仍运用隐喻上帝之手来向世人展示人性道德与市场规律的力量，不能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相反，斯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也对宗教迷信进行批评。与法国思想家相同，斯密也是嘲讽迷信的，正如他在《天文学史》中对朱庇特之手的描述。其次，这个“精明的苏格兰人”更加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法国般狂暴的革命。《道德情操论》中更多的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说服教育，而《国富论》中则是劝谏政府仅作为“守夜人”。

（二）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十八世纪前半叶，以启蒙主义理性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思潮统治着英国文坛；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新古典主义思潮开始衰落，继而开始流行感伤主义、哥特式小说等文学形式。各文学风格特点分明，本文将通过对斯密的三部著作的描述手法、修辞手法和语言风格进行分析，阐述与之相关的文学风格的特点并进而讨论“看不见的手”的这种隐喻形式的运用问题。

1、新古典主义思潮

英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原则，贬抑情感，强调创作时要模仿自然和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大师和文学作品，同时运用讽刺手法，强调文学作品的道德和教育功能。斯威夫特是文坛界的讽刺高手，他的代表作《格列夫游记》就是用奇幻的文笔写成的讽刺寓言。这种讽刺的文学风格对斯密的写作风格有很大的影响。在《天文学史》中，对于那些罗马宗教信奉者而言，“看不见的手”是切实的存在而非他人的比喻。斯密在牛津研究自然哲学时期，十分崇拜牛顿的学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并受到新古典主义思潮中讽刺手法与理性原则的影响，他坦率地指责异教徒们放弃对知识的探索而归功于神物，认为这是一种“懦弱可鄙的迷信”。此处“看不见的手”是斯密用来嘲讽的，意在说明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实践去理解认识世界，而非以神明之手敷衍了事。

2、哥特式写作风格的影响

十八世纪中后期，文学风格向想象与神秘方向发展，出现了哥特式小说。其对超自然力的夸张表达，对斯密隐喻“看不见的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多次提到上帝的存在。如第二卷中论正义与仁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一定要对那些不义行为马上施以报复，有时我们会把这种惩罚寄托在来世让犯罪遭受报应。因此，我们认为，神的存在是必要的”。人们将上帝人格化，认为上帝也有手、足之类的器官。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手来劳作一样，上帝之手也推动着资源的分配。第四卷中“看不见的手”的出现，也就是斯密运用这一写作特点，将这种自我欺骗的天性比喻成隐形的手，去推动人合宜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样，在《国富论》中，斯密将市场规律这种抽象的概念比喻成为上帝之手，运用优美的辞藻与通俗易懂的案例，更广泛地被十八世纪的贫民、商人与政府所接受。

五、结论

本文简述亚当・斯密三部代表作中出现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内容，通过对研究斯密著作的时代背景，创新地讨论了为何在对宗教强烈抨击的十八世纪欧洲大陆，斯密仍然运用隐喻的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向不同阶级的人们发表自己的新观点。结论可简化为以下几点。

（一）与法国启蒙运动一致，斯密抨击的是迷信，而非所有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观念。

（二）苏格兰已经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人们更多地专注于改革而非革命。

（三）新古典主义思潮的讽刺手法影响了斯密的写作风格。

（四）哥特式小说中对超自然力的描写，对斯密进行假借上帝之手的隐喻产生一定影响。

（五）更加生动形象，同时由于上帝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思想更易被接受。

参考文献：

[1]Kennedy，G.，“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s From Metaphor to Myth，”Econ Journal Watch，Vol.2，No.6

[2]Smith，A.，“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Physics”，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80（1795）

[3]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1976b（1776）

[4]Smith，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TMS），1759（1976）

[5]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楠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

启蒙写作论文篇11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秽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禁区、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色色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大胸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启蒙写作论文篇12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邨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邨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政府。钱杏邨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启蒙写作论文篇13

现代性作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历史文化变革中形成的新时代意识。“自18世纪后期开始，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在基督教的西方，‘新时代’指末日审判才会出现的未来，自18世纪开始，‘现代’意味着一个人自己的时代，一种现在。”[1](P27)这种现代性意识表明，“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方案亦有意将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些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2](P17)在编年史上，人们往往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然而在社会思想史上，学者通常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在启蒙思想中，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才正式被确立下来。

现代性启蒙理想主要是由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来共同奠基的，它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以之为支撑牢固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即所有呈现在理智总体中的本质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存在的权利。”[3](P43)这一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原则，是经由笛卡尔开启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后，通过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对现代性启蒙思想加以批判总结而得以确立。福柯在分析“何为启蒙”时指出，康德的批判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哈贝马斯在关于现代性的演讲中也指出：“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典型形式的实体理性，并相信程序合理性以及它能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的智慧和审美判断等三个领域观念的可信性和能力为标志的。”[4](P40)主体性原则是人类走向觉醒和自由解放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升华凝结成的现代性总的启蒙理想，它一方面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高扬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人的理性取代了传统权威成为真理与正义的最高法庭；另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而高扬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规范。

归结起来说，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是近代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中提升出来的时代精神，它以主体性为总原则，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两大支柱，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愿望与政治诉求，为开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社会奠定了文化启蒙的基础。然而，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毕竟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概括，总有着那个特定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后来的社会思想家在继承这一启蒙遗产的同时，又不断地从不同立场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重建。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向。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法国政治革命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现代性启蒙思想，立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批判，深刻阐述了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异化及其扬弃，并开启了以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批判重建。稍后的尼采开创了一条现代性的反话语路向，对现代性启蒙理想进行了非理性主义批判，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本身，并由此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两条解构现代性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海德格尔到巴塔耶和福柯，另一条是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后期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和利奥塔。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解构重写。马克思与尼采从不同立场开启的这两条路向，形成了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主义批判重建派与反理性主义的解构重写派，从而奠定了今日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思想格局。

现代性话语的歧路与分流直接源自现代性启蒙理想在其现代化历史展开中出现的危机与悖论。现代性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模式下不仅未能兑现其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禁锢了现代性的解放潜能，致使其走向新的异化与蒙昧。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赖性，使解放性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5](P28)这种现代性的危机与悖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未能兑现资产阶级许诺的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异化”中出现了新的奴役、片面化及资本对人的统治，导致了“物质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P4)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合理化形成的社会结构与官僚制日益成为束缚现代人的“铁牢笼”；用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造成人的普遍“物化”与“异化”；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压抑人性的“管制社会”；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性的异化导致了“单向度的人”与“单面社会”；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统治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上帝死了”来宣告西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启蒙理想的破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技术社会导致人的“家园的失却”与“存在的遗忘”；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继“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预示西方现代性的终结；用贝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经济冲动力取代了新教伦理的冲动力与约束，引发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此外，吉登斯的后传统社会理论、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理论都从不同视角表征了现代性发展的困境与危机。

现代性的危机表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出现了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悖论，即现代性并未在现代化中兑现其启蒙理想，反而走向了其对立面，成为新的异化、压制与蒙昧。具体展开来说，作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总原则的“主体性”，由于主客二元对立走向了极端化与绝对化，主体性变成了统治性，人的解放走向新的奴役，从“主体性的凯旋”走向“主体性的黄昏”；关于历史进步的现代性价值理想并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反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人道主义异化膨胀为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正在对环境和他人的征服中蜕变为“人道主义的僭妄”；特别是作为现代性支柱的理性主义，正在异化为科学主义的独裁与技术乐观主义的狂妄，“有限理性”的揭示使理性万能的神话日趋破产，工具理性的独断遗忘了交往理性的意义，使以金钱化和官僚化为特征的经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构成了殖民，以及这一切所引发的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失落……总之，现代性启蒙理想遭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作为现代化价值理想的现代性与其现代化历史结果相背反。这不仅未能释放出现代性又应有的解放潜能，使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规划”，更意味着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框架和全球化体系中陷入了危机与困境——这就是现代性启蒙理想在其现代化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悖论。

导致现代性危机与悖论的原因，根本上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进程中。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方案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的确起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伟大的启蒙与解放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统治牢固确立并扩展形成全球体系的进程中，由于其内在矛盾致使现代性发生扭曲，蜕变成异己力量来反对自身。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至今，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扩展至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危机也随之蔓延全球。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困境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中已无法容纳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必须对之进行反省、批判与超越，从而实现全球化情势下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写。

二、全球化的冲击与现代性的转向

现代性的危机与悖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才得以全面集中显现。全球化的变革对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何种命运？全球化在哪些方面对现代性发起冲击并导致其发生转向？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当代社会理论家的高度关切。

全球化的来临是与各种以“后”字命名的术语相关联的：如后工业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现代社会、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种“后”字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新的全球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究竟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还是重建，目前学术界正在论争。笔者认为，全球化的冲击导致现代性的路径发生复杂的走向，既有着传统现代性的某种断裂又有着新现代性的生成，是终结与承续、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全球化为现代性的解构、变异、跃迁、重写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使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之间进行新一轮的交锋与融合，达到分化重组。虽然目前我们尚无法清楚描述这种分合的明确态势，但全球化正在改写着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为现代性的多向度发展与创新注入着新质。全球化的变革在如下几个方面对现代性形成冲击力，引发着现代性的路径转向：

1、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往与普遍联系，促使现代性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开始超越民族—国家或某一文明圈的界限，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新格局。其实全球化并非始于当代，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向全球拓展时就已经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P254-255)按马、恩的分析思路，“物质的”（经济的）与“精神的”（文化的）的全球化使现代性不再只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而是形成一种“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特别是有望突破和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特定模式，创造出一种适应全球时代的多元一体的新现代性。当然，这种新现代性就与多元一体的全球性相交融了，它将在多元文明的全球交锋与融合中才能最终生成。

2、全球化引发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文明模式的碰撞，使现代性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单一的现代性转向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全球化使传统社会形态解构开始向后传统社会转变，在此变迁过程中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呈现错综交叉的全球并存局面。各种社会形态与文明模式既相互碰撞又彼此交融，使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历时的方式而同时共存。这样，一方面就使现代性的内涵更趋丰富多元，能够摆脱由工业化造就的单向度、单一性的现代化模式，为现代性的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受限于西方文明的固定模式，扩大了现代性向其他文明对话、交流、融合的机遇与空间。当然，此间肯定充满着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的冲击、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震荡以及亨廷顿所说的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但现代性由此不再是某一种特定的形态。由单向度走向多向度、由单调性走向复调性，将是全球化冲击下现代性转向的必然趋势。

3、全球化也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与风险，使现代性由一种确定性的规划变成不确定性的探险，这也要求实现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转变。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与风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各个层面。这些全球性问题中最关切人类利益的就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和平问题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战争冲突，而是涉及整个“地球村”居民的生存安全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发展问题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贫富分化，而是牵挂全人类命运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全球社会中的扩张，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还由于现代消费社会病态的生存状态与工业主义破坏性的实践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风险性，现代社会成为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8](P50)高风险性与人为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品质：“一个普遍性的阴影现代，即工业化的世界性后果的社会，捣毁了旧的工业社会的生活秩序。”[9](P51)因此，面对全球性问题与高风险社会，必须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必须从传统的现代化转向“自反性现代化”。[10](P6)

4、全球化针对现代性的后果还促进了人类共同体的全球主义意识，使现代性由“独白”走向“对话”，由“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走向“交往合理性”的共识。全球主义意识是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时所达成的理解与共识，以全球视野通过对话达到协调与和解。阿尔布劳认为全球主义是“把50亿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关注对象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作为世界公民生活着……都在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全球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11](P50)罗伯森则把全球主义概括为“把世界作为单一整体的共同意识”。[12](P50)全球主义意识主要包括如下要点：整体地考虑我们自己；多元文化与跨民族意识的增长；社会行动者反思性意识的强化；认同的拓展。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全球主义意识，激发现代性从狭隘封闭的自我独白转向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也使现代性从“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转向通过重视“交往合理性”来重建共识的基础。无论是哈贝马斯精心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极力倡导的差异哲学，还是吉登斯所主张的对话民主理论，都共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所应具有的宽容性、多样性、差异性、主体间性与可对话性等品格。惟有如此，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才不至于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与文化霸权主义的狂妄，应以谦逊的理性与倾听的姿态吸纳全球多元文明，从而在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实现现代性的重写。

当然，全球化的舞台上必定充满着诸多现代性之间的交锋与融汇，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路向必将受到新的检视与挑战，必将使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发展和自我完善获得崭新丰富的内涵与前所未有的空间。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全球化一方面使传统现代性得以解构与转向，另一方面使多元一体的新现代性得以重构与生成。这样就使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改变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传统社会的基质又吸收后传统社会的新质，既有着与全球化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有着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因充满张力而出现一种辩证的互动。当代社会理论家正是在二者的矛盾冲突与互动交融中开始着手“重写现代性”。

三、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的重写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的重写主要有如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1981年，哈贝马斯为批评后现代主义而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的文章，表明了对现代性启蒙理想和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与重建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未能兑现现代性启蒙理想，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使工具合理性得以膨胀而使交往合理性遭到压抑，以金钱化与官僚化为特征的社会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侵蚀与殖民，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不仅未能释放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反而出现了“合法化危机”。为此，他立足于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重建理性主义的规范基础和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拯救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他明确宣称“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13](P56)坚决捍卫西方现代性思想传统，认为“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14](P87)因此他认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引导”，[15](P89)以完成现代性这一未竟之事业。

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的确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某些症候，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如果只是诉诸西方理性主义自身的批判重建，不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全球化体系的不合理性，现代性的重建就无法摆脱时代的困境而找到现实的出路。

2、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1986年，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在题为“重写现代性”的演讲中指出，“重写现代性”这一表述“比通常人们进行这类思考时所使用的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更可取”。[16](P25)他认为，“无论是现代性还是上述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认定和定义为界限明确的历史实体，后现代性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力。现代性不仅能在时间中自我超越，而且还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种有很大限度的稳定性，比如追求某种乌托邦的计划，或者解放事业的大叙事中包含的简单的政治计划。现代性是从构成上，不间断地受孕于后现代性的。”[17](P26)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的序言中高度概括说：“用极简要的话说，我把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18](P3)这种对启蒙以来现代性所建构的科学知识、思辨理性和人性解放三位一体的“元叙事”的怀疑与解构，是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相适应的后现代意识。这种后现代意识并非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反现代主义”与“反启蒙”，而是基于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批判解构与当代重写。“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19](P59)

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冲动，与其说是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和超越，还不如说是现代性的自我矫正和完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性在全球化新时代的某种转向与创新。后现代话语对现代性的“重写”，其旨趣在于以解构为建构、以扫清障碍为重建使命，但其结果是破有余而立不足，也引发了现代性价值理想的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失落与文化虚无主义的盛行。

3、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20](P1)这种现代性制度与模式包括四种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拓展，就相应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拓展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风险的过程。吉登斯指出，“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先前年代中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21](P4)他指出这些严重的风险主要是生态的恶化、全球经济的崩溃、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核大战的爆发。吉登斯断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处于“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时期。因此，他强调“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22](P153)为此，他提出了“反思的现代性”或“自反的现代化”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或“简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是因为全球化制造了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促使社会反思性在不断增强，“产生了多样性的要求”，“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反过来影响全球化”。[23](P53)

与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和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相比，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从制度维度深入反思了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后果，体现了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自觉：只有通过反思现代性才能达到重建和重写现代性。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来思考现代性的命运，都充分意识到全球化的冲击力带来的现代性的重大转向，从而为现代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重写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起点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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