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篇1

教育启蒙目标的预设在人类的“启蒙”实践中，要达成“何种”目标是自在于人的本体价值的追问。作为一种“启蒙教化”的实践，“培养人”构成了制度化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也是其核心价值的集中表达。从本质上说，学校教育是培养人的主要场所，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教育目的，其根本上指向“使人成之为人”的启蒙使命。近代以来，为了便于教育实践的有效展开，“一般趋向于把‘教育目的’分解为若干的‘教育目标’”，“即索性以反映时代特点与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的更加概括的概念表示‘教育目的’，而以‘教育目标’表述教育目的的规定性”。可以通俗地说，“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基本目标的具体表述，是属于“价值”层面的限定。“人”是启蒙实践的一个永恒存在，而“使人成之为人”的启蒙实践实质就是使“未完成的人”实现“自由实践”、“独立思维”和“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在本体意义上促进人的自我跃升，并臻于“完满”、“澄明”。从启蒙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几种有关人的价值目标预设，似乎并没有脱离“启蒙”的范畴，而且它们基本上都频现现代教育的价值位系，实际上是“人的现代性转型”的基本实践趋向。

1．自由实践的人

在人类的总体实践中，自由占有优先性的价值地位，“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断言，未来的社会形态“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此而言，自由是人的内在本性和永恒追求，“是人必须具备的性质，所谓人的存在就是自由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只有个体是自由的，其实践才可能是自成目的的，唯其如此也才可能是合乎人性的，因为作为“人”的本质，“自由和存在一样都是各种价值的前提”，“只有在拥有自由的基础上才能追求各种值得追求的东西”，失去自由则表明失去了人本来所有的自决性。从人类实践史看，“启蒙时代”以来，自由逐渐被赋予了天然的合法性。近现代彰显的自由精神，体现的是人趋于“完善”的实践冲动:(1)“一种由自己开始一个相继诸物或诸状态的序列的能力”的自发性自由，是人实践自由的前提基础，但它必然要走向理性自由;(2)由外部规限的自由走向自律的自由，即形成自主支配的自由;(3)由实践自由和自律的自由走向至善的自由，最终成为自我完善、自我解放的“自由人”。可见，“(1)(3)”表现了上逐级发展的态势，与人类总体实践中“人”的发展阶段相一致:“一是，自然形成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二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三是‘建立在个人发展和他们共同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在这三个阶段中，历史发展的事实而非社会进化论的偏执，指证了自由的内在需要和发展的趋向。但是，根本地讲，这一跃升的过程不仅是“自为”的结果，也需要借助外部实践来达成。在相当程度上，人类的“启蒙”实践既内在包含着维护自由的倾向，也是为了自由的进一步生成。作为人类的总体实践，教育不仅赋予自由以本体论的承诺，也是对自由的目的论承诺。如果基于进步价值的判断，教育的“启蒙”实践对自由的维持与生成，具有以下意义:第一，自由自主的“人”生成，是人类实践的内在目标，而自由意味着人对原始状态的“背离”，教育的“启蒙”实践初衷就是使人脱离“蒙昧”，使人成之为“人”;第二，自由并非无限制的，教育所努力的是将人的自发性自由转向理性自由;第三，以“自发性自由”为前提，教育致力于培养“自由实践的人”，创造条件让个体接受理性自由的指导，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第四，在原有的“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培养“自由实践的人”，使人迈向更高更自由的阶段(乃至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因此，可以说，教育实际上是孕育“自由”的重要场所，它以自由为“始基”，以培养人的自由意识和自由的能力为内容，形成个体自主自决的可能性，并致力于将其转变为改善人的存在状况的现实可能，使人从“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相当程度上说，“自由实践的人”构成了教育启蒙的内在目标。

2．独立思维的人

人类的“启蒙”实践经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7－18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逐渐形成了统称为“启蒙精神”的精神传统。其中，独立批判精神较为集中体现“启蒙”的精神内核，它建立在理性与自由的基础上，是指善于独立思考、富于质疑精神、立足于现有思维的创新与超越的思维能力与精神品质，是人类总体思维高度技巧化和理论化的结果。对于个人而言，独立批判精神即是人的独立批判思维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更多地指向个体的思维水平和思维模式，但它并不是一种对于所有人都普遍存在的，极可能受到非理性思维和自由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经过个体独立批判思维的“普遍化”，就形成众多个体独立批判思维组成的社会批判精神。独立思维能在个体身上的“觉醒”，“会不可抗拒地向前挺进，去反对现存秩序，把它召唤到思想法庭上，向它的合法资格、它的真理性和有效性提出挑战”，推动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因而在阶级社会中，独立批判思维只能是私己的，并不为主流价值所容纳。值得指出，个体独立批判思维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精神，这意味着它需要经过长期提炼、反观事实、排除偏激与陈俗的过程。在倡导个性与民主的当代，培养“独立思维的人”，是社会对“人”的价值持之以普遍关注的实践落实。教育的“启蒙”实践，内在地包含着培养“独立思维的人”的基本目标。原因在于:(1)人的整体超越以个体的自由实践为前提，而“独立思维”是其超越精神的“底色”;(2)人的存在与思维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并不存在恒定的实践模型和实践思维，独立批判精神是保持个体实践理性的反身性思维，是实现个体思维跃升的“否定辩证法”，并为个体自由实践提供思维方式的纠偏;(3)民主社会的思想文化，对独立批判的个体精神保有宽容和支持;(4)培养“独立思维的人”，本质上是社会民主化的内在需要，以保持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平衡与和谐，获得较为长久的活力。在教育的“启蒙”实践中，培养“独立思维的人”的价值吁求，与人、社会现代性转型的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未来相当长期的阶段，教育都需要承担起培养具有反思与批判能力的独立个体的基本任务。

启蒙文学篇2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呻吟。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淫秽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纵欲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白痴》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烜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禁区、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色色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大胸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启蒙文学篇3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启蒙文学篇4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瞩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根源于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被认定为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因此，“唤醒青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驱者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⑤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鲁迅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对于“铁屋子”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⑥1939年，在评价“”时也对这一启蒙策略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由《安徽俗话报》时期面对广大民众的“运广长舌，开启民智”，到《新青年》时代瞩目于少数青年的思想觉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其根本动因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不断觉悟。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性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以“”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陈独秀洞见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飘摇期，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这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的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⑦。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却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的对象由普遍意义上的广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思想的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正是这次启蒙策略的调整也终于造成了文学的革命性变迁。

二、从“旧调谱新词”到“文学革命”

启蒙运动与文学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动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景观，但是这种笼统的共识却遮盖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启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身兼革命家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担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因此，他们始终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觉悟、文学变革等多重内容作为整体救亡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来对待的，这也赋予了“启蒙”一种复杂而包容性的历史品格。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迫切的时代需求会凸显不同的维度，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物的不同启蒙阶段中，“文学”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启蒙方略却使文学从形质上到价值设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才使文学在《新青年》时代获得了革命的动力，独享了历史创生点的辉煌。

1.“开启民智”对旧有文学资源的倚重

清末以白话报为手段、以开启民智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浪潮，虽然也倚重“文学”对于启蒙的便利功效，但是面对见识短浅的中下层民众，必然调动能被民众理解、接受的旧有文学资源。《安徽俗话报》在“章程”中把第八门设置为小说，其定位是：“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设置为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这其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安徽俗话报》中所设计的文学性内容并没有区别于旧有的小说戏曲与民间小调，甚至有意与之接轨；二是以“有趣”相标榜，以赢得读者。标榜“娱乐和消闲”是白话报招徕读者的必然选择。要想切实收到启蒙效果，关键是要有人看，而要想使普通民众看得懂，就要使内容有趣，能够和底层民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取代他们既有的娱乐形式，诸如手中的鸦片烟，庙里的说书等等，但是又不能陈义过高，曲高和寡，白话报中的小说和诗词等文学类内容的设置正是力图起到这样一个替代性作用。

出现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小说和戏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白话章回体的通俗样式服务于当下鲜明的启蒙主旨——晓谕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激励爱国意识，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当时的日俄战争作为主要内容，连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如闵自强、朱先觉、张国威、扬国光、夏振武、华勃兴、宁立群、李自立、张阃权（女）、张无谓（女）等等。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借这些符号式的人物大讲爱国救亡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安徽俗话报》与稍前时期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从功能上毫无二致，文学几乎完全成了宣讲政治观念、批判时事的工具，小说的趣味性可想而知。而戏曲也是以皮黄戏为主的传统旧戏。与稍后《新青年》同仁对中国传统皮黄戏的彻底掊击截然相反，《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竭力为传统戏曲辩护：“现在的西皮二黄，通用当时的官话，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其实这番话并非表明陈独秀真心欣赏这些传统戏，不过是作为启蒙者看到了戏曲对民众的巨大感染力。与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对象和启蒙内容相对应，戏曲内容也多是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民族英雄的事迹来激励民众的爱国心。《安徽俗话报》中的第二类文学——“诗词”，更是一种“旧调谱新词”的民间俚俗样式。以“民间歌谣”为启蒙工具并不是陈独秀的首创，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就设有“杂歌谣”一栏，本着“弃史籍而采近事”的创作方针，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作了“新乐府”、“歌”、“行”、“粤讴”等多种形式的歌谣，借以宣扬启蒙思想，但是强烈的文人旨趣毕竟与原生态的民间歌谣相去颇远。《安徽俗话报》虽然以颇具文人色彩的“诗词”命名，但却与文人的创作大相径庭，基本是流行于当下民间的原生态的俚曲俗调，诸如五更调、十二月曲、十送郎君、十杯酒、梳妆台等，只不过都置换上了启蒙性的内容，却保留了原有的说唱形式，因此更接近民间艺人的时事说唱。可见，在开启民智的启蒙阶段，民间通俗文学样式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启蒙工具。综观《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全部都是以旧有的文学样式导人时代性救亡内容，启蒙者正是要借助这种民间传唱的通俗样式与普通民众相沟通，以达到启蒙的最大效果。但是面向民众的启蒙对于旧有文学样式的倚重，必然使文学自身受到禁锢，甚至使文学深陷于“准文学”的泥淖，无法获得革命性变革的契机和动力。

2.“思想革命”时代文学与民众的疏离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由时代所促成的启蒙理念的调整和启蒙策略的变迁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和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由这一代知识分子建构起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文化的现代图式，尤其催生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思想革命”构成了“文学革命”的内在动力，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思想革命”的同一表述方式。因此，从《安徽俗话报》时期专注于民众启蒙而采用的趋俗、悦俗的文学方式，到五四思想启蒙时期一变而为知识分子专意于营造个性化的艺术世界，致使“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五四“思想共同体”达成高度精神和谐的同时却疏离了普通民众。

在《新青年》创办者的最初构思中，“文学”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革命性”的话题出现的，尽管陈独秀也提及西方文流和作家，但所谈都非文学自身，而是意在抽绎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内涵，尤其是文学在“科学”的光照下所发生的精神巨变：“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可见，与“科学”相伴生的“写实主义”才是被强调的重点。在启蒙者眼中，“写实主义”主要不是被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或创作方法来对待的，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一再称道的现代三大文豪：左拉、易卜生、托尔斯泰，都是以“诚实描写世事人情”见称的自然主义大师。但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大文豪的文学艺术，而是其思想的力量：“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这一切都表明，陈独秀此时所谈及的文学，皆别有怀抱，文学不过是被拿来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有利佐证，“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五四“文学革命”显然是内生于“思想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思想者”达成精神共振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尽管五四新文学是以“引车卖浆”之流所使用的“白话”取代了传统士大夫认为“古今之至美”的文言，但是新文学并未就此弥合与贩夫走卒之间的鸿沟。“白话文”实际是把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导入了一个启蒙的思想共同体，这个思想共同体既疏离了口语白话的实际运用者，更抛弃了抱着古文字残骸的传统士大夫。作为启蒙思想共同体的一种表述方式，以白话创造的新文学显然也与底层社会的审美经验难以搭界。

文学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实际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量度，只能做一种证据式推定。《青年杂志》1卷5号“国内大事记”栏目中曾经刊载了“教育部协办注音字母传习所”一事，公布了一项统计结果：“国之强弱文野，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衡，即以全国识字人民多寡为标准。据各国统计，以德居首，英法美日次之，大都逾百分之九十。我国则千人中仅得七人而已。”由此可以推断，以千分之七的识字人口，能于文学上有所造诣，再更进一步能够弃旧图新，勇于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显然都是社会中居于思想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分子”。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所体现出来的先锋性、探索性和思想冲击力，只能激动这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成为“存在着的无”。新文学与普通民众的疏离更可以通过启蒙对于旧戏的排抵乃至废弃作为另一有力反证。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戏曲之于民众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因此，从启蒙先驱梁启超到《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都不曾小觑戏曲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方式。而在五四启蒙时期，中国旧戏（主要是影响最大的“皮黄”）则遭到了彻底否定，而且这些新文学倡导者们都一再申明自己对这种大众通俗化的娱乐方式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精深的研究。最早主张旧戏改良的刘半农在提出改良方案后立即声明：“然余亦决非认皮黄为正当的文学艺术之人，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免之应酬外，未尝一人皮黄戏馆。”而另一批判旧戏的新文化人傅斯年也表明：“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由这些“门外汉”而倡导中国戏曲改革，当然只有否定一维。傅斯年认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价值”；钱玄同更是不容分说，直指旧戏为“野蛮”；就连曾经对于旧戏的启蒙效用极端看好的陈独秀也一改从前的言论，一方面自然表明了陈独秀文学观念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作为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们”的启蒙导师，本能地要远离这种浅俗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

可见，新文学倡导者是不屑与这些大众化的俗文学相沟通的，自然对于旧戏也毫无改良的诚意，只是一味要。新文学家们这种不容辩解的批判，显然是急于要为西方话剧的泊入清理场地，因此，几乎所有新文学倡导者都众口一词，建设的途径“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但是这一西方现代话剧究竟属于民众还是属于这些倡导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呢？演出便是最好的试金石。“上海新舞台开演《华伦夫人之职业》，狭义的说来，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广义的说来，竟是新文化底戏剧一部分与中国社会底第一次的接触”，而接触的结果则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演出失败的结局方使新剧家们重新认识到“娱乐性”——这一被指认为通俗文学的“堕落性”标志——应该在“新文学”领域重新得到认识。这一失败的尝试也显示，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钟情的“新文学”实际上与民众是颇为隔膜的。由此也可以反证，五四启蒙所催生的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创生的新文学，实际上是纯粹运行于知识阶层的一场运动。

自近代以来由“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所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新文学为新知识分子所拥有，而旧戏、通俗文学仍旧在最广大的民众阶层占据着市场。新剧家余上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近十年来旧剧尽管受着不断的打击，但毫无影响，虽则写实主义，也会光顾到我们程式化的剧场，无何，旧剧仍是屹立不动，纵使西方的戏剧，要想和我们苦战，也休想成功的。”新剧家颇为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国体的变换，固然容易，但艺术的兴趣是逐渐养成的。”启蒙者对于“旧戏”的废弃，同时对于西方话剧的引进，实际上使“戏剧”这一原先与普通民众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纯化、升格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新文学门类，同时也使之与民众严重疏离，这不仅仅是“戏剧”，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共同情状。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五四启蒙和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性价值，若以“脱离民众”的陈词滥调来判定五四启蒙的失败，更是对于历史的严重误解。

“启蒙”的长远目标和最终指向显然是最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但是从逻辑上讲，“启蒙”却首先应该在知识阶层展开，由他们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而后才能使启蒙的光芒逐渐照耀到整个社会。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这也正是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之所在。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调试过程，此后一浪接一浪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正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契合点的努力。

注释：

①《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在安徽芜湖出版，半月刊，每期40页。至1905年8月停刊，共发行了22期。

②林獬：《通信》，《中国白话报》第11期，1904年5月15日。

③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58页。

④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页。

启蒙文学篇5

1.音乐启蒙教育能提升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幼儿启蒙教育的音乐不同意其他的音乐种类，它是与幼儿本身气质相符合的一种纯真、活泼、可爱并且符合幼儿心理特征的旋律。美妙的音乐对幼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能够让幼儿对音乐更加融入、更易理解与接受，同时也影响幼儿的德智发育与创造能力的塑造。幼儿也能够对音乐中的美感与艺术形象进行活灵活现地展现，引起内心与音乐的共鸣。比如在《小老鼠上灯台》的儿童歌曲中，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创意性的表达，激发幼儿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与模仿能力，童真地来表达小老鼠上灯台的肢体动作，扩充幼儿的思维附着力与想象空间，这对幼儿双脑发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2.音乐启蒙教育能够提升幼儿语言能力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语言，它能够交流人内心的活动，因此，语言能力的发展在幼儿阶段很重要。音乐为父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式来提升幼儿的语言能力。例如：幼儿平时听到一些歌曲逐渐增多的时候，也许会无意间哼哼几句，父母或者幼师这时应该有意识地区鼓励和引导幼儿，而不是去打消他们的积极性。因为此时，幼儿的语言能力在随着提升，并且也使幼儿体会到运用语言的快乐，这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3.音乐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听力和记忆力的发展

幼儿在欣赏音乐时，对音乐的节奏、音高和音色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能够提升幼儿的听力。另外，幼儿在学习歌曲时，还需要记忆歌词，这又有效促进幼儿记忆力的发育。

（二）音乐启蒙教育可以陶冶幼儿情操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曾说：心灵的器官是音乐，心灵的艺术意识语言是音乐。培养幼儿审美能力，热爱音乐是孩子的天性，优美动听、欢快活泼的音乐是满足他们听觉需要最好的刺激。音乐抑扬顿挫的音高、张弛的节奏、起伏的力度以及或缓或急的速度都是来表达音乐的丰富情感。幼儿通过感觉，使音乐输入大脑，对其产生一种不同凡响的情感体验，给幼儿以兴奋情绪的动力。例如：当幼儿情绪烦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听轻音乐，不仅能够安抚情绪，还能增加食欲。因此，幼儿经常受音乐熏陶，可以让他们的心情舒畅，内心平静，情绪稳定。

（三）音乐启蒙教育能够促进幼儿德育的发展

幼儿的思想品德教育离不开情感这一基础。因此，对幼儿进行音乐启蒙教育能为他们的德育发展提供良好的情感基础。这一过程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比如，幼儿都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安全教育儿歌》，用幼儿天真纯朴的语气、愉快的情绪唱出了歌曲的情节，塑造了鲜明的艺术形象，给儿童以教育启迪：红灯停、绿灯行，危险物品不能摸。这就让幼儿在音乐学习的同时接受了安全教育，使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以及形成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良好道德。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字，一把是文字，还有一把是音符。

启蒙文学篇6

1文学教育的意义与必然性

1.1进行文学教育的意义文学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属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所以文学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审美教育。阅读主体通过阅读感受文学的审美方式，从中受到熏陶，也使得文学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文学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的培养，让学生通过阅读、欣赏作品发现作品中的自然美、艺术美和人性美，达到唤起潜藏在学生心中的美感的目的。与此同时，也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增强他们对美的感受、鉴赏以及创造能力。文学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语言的魅力。语言造就了文学，文学的魅力源自语言的魅力，而文学作品的语言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推敲、锤炼成就的艺术语言，能够经受学生的反复思考与琢磨。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对其中的语言美寄予深厚的期许，希望感受到文学作品中通过语言所传递出的情感与人性的力量，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进行文学教育还可以使学生认识生活的能力得到提高。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让学生对各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解，使他们能够对各个阶段的文学进行思考，丰富他们的文学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文学艺术是一种诉诸人的情感的精神产品，所以文学教育又为学生提供一种精神价值观。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一般的人文素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而情感教育的作用，又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与作者形成感情上的共鸣，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1.2文学教育的必要性进行文学教育不仅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也是为了完善语文教育和促进文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所在。文学教育从实质上说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因为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性，强调“人”的作用，满足人的精神世界。而使学生了解当代文学，学习当代文学，能够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学生在文学中获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塑造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发展，就要重视文学事业，促进文学的发展、繁荣与兴盛。

2当代文学启蒙意义下的启示与策略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天然的、相互作用的。文学的教育功能需要借助语文教材来实现，教育的教学目标又要通过文学来获得完善。文学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而文学教育也推动着文学的发展。在文学繁荣的当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当代文学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21世纪的当代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让我们不禁想，要怎样做才能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呢？2.1重视文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审美文学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并不是单纯将文学作品用来进行读写训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要让文学作品成为传播爱与审美的源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净化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享受到精神世界的愉悦，情感得到慰藉。文学教育的审美功效就是让读者以审美的眼光阅读文学作品，获得这些精神上的感受。审美的属性让文学教育成为真正的人文教育，它让学生沉浸在彰显人文性的作品中，获得对人文知识的感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思想境界，让文学教育走进每个学生的心中，体现文学教育的价值。2.2以人为本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要求文学教育以人为本。文学本就是人学，它的价值追求就是以人为中心，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要具有人文关怀的情结，要将人文关怀的情结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责。但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以人文精神为主，寄予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主体是人这一角度来说，文学教育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所以文学教育实质上是人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文学教育应当充分认识到人是文学接受的主体，要充分调动文学的本体性与师生的主体性。文学教育以课堂为进行活动的场所，将文学作品作为师生共同欣赏的对象，使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对话，从而实现文学教育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在课堂上，教师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学生解读作品中的人性的光辉，感受其中的情感力量，使学生在学习作品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获得情感的愉悦与精神的享受，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思想境界。以人为本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体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学生进行创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综上所述，文学教育随着文学的产生而逐渐发展，它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改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的最终目标是使人变得更好，因此在当代文学的启蒙作用下，文学教育应该更加人性化、全民化。今天，文学教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绩，文学教育也在逐步展开，我们应该看到文学教育在当代文学启蒙下的光明前途，期待文学教育的美好未来。

作者：许华顺单位：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启蒙文学篇7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启蒙文学篇8

文学;启蒙;鲁迅;伤痕文学;主体性

启蒙运动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不仅推动了知识和学术的发展，更是和政治革命、主体解放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启蒙”一词的本源含义来自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内涵，英语词汇为“Enlightenment”，意为使之呈现“光明”的含义。后来引申为通过科学、文化等知识促使人民获得真理与智慧，并且确证自身存在的过程。启蒙最先的合法性来自柏拉图的“洞喻”理论。在长长的洞穴中有一批罪人被绑缚在洞中，他们必须面壁坐在洞内，不能扭头看洞口。而在罪人和洞口之间有一条横向的矮墙，矮墙后面有很多火把能够照亮整个洞穴。为了戏弄这些罪人，人们就在矮墙上唱歌跳舞，但与此同时罪人是不能回头观看的。罪人只能看到墙壁上演员的“影子”。

这些影子在罪人们看来也许就是“真实”。要真正能够把握住主体，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对世界进行认知。这一理论在黑暗的中世纪被湮没，宗教神学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最高工具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到了17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通过文学艺术上的改良以及恢复希腊感性的认知模式，思想家们纷纷寻求能够重新使主体获得完满生存的方式，启蒙运动就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脚步姗姗到来。可以说，自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之久。启蒙运动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宗教神权，以理性的原则重新树立起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自信。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肯定了理性的力量。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也纷纷出现了学术大师，他们突出了三权分立、民主自由、法律、天赋人权等等。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等等，都树立起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体系理念。由此同时，康德、卢梭、狄德罗等理论家也纷纷通过美学、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确立各自学科的合法性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语境中，西方全面展开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进程，所以启蒙思想也基本上可以视为“现代性”的话语内涵。由于西方现代性浪潮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态势，所以“启蒙”就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与含义。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焦虑同样来自于西方或者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思潮，并且先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启蒙浪潮。

一、“五四”时期的启蒙浪潮

在20世纪早期，中国处在经济社会的严重忧患之中，政治格局的动荡、经济社会的落后以及文化和民众的愚昧等等，都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焦虑感”，尤其是经历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诸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鲁迅等人，他们立足于文化启蒙的视角，赋予了文学和美学的启蒙价值。正如西方社会是以理性对抗神性，最终取得主体性话语权的确立。而中国的文化启蒙则是通过感性的张扬和审美的弥补，试图对抗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所以文学和审美就构成了重要维度。而此时也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审美独立性价值，试图从政治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视角集中在人的生存、人的反思和人在社会制度的压抑场景之中。表现在文学中则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加强;表现在文论和美学中则是对西方“人学”理论的译介和重视。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斗士”，从文学到文论都体现了其强烈的审美“介入性”和“反思性”价值。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诸如闰土、祥林嫂、阿Q等，体现了主体在生存中的无奈和面向生活的妥协，此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视角也完成了“封建人”向“现代人”的转换。而杂文则更加凸显了强烈的情感指向和对市政的反思，《记念刘和珍君》《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都是直接针砭时弊，给人以震惊的效果。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在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鲁迅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启蒙意识。一直以来，鲁迅对西方注入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思想都体会颇深，他接受了西方理论界对个体存在的重视，并且将“悲剧”的力量转化成为积极进取的时代启蒙精神。在《摩罗诗力说》等文论著述中首先肯定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艺的启蒙功能，仅能认为摩罗诗人正是试图揭示真理的历程。在鲁迅看来，文学首先要集中于表现个体的反思能力，进而实现对社会的介入和对整个民族精神的体察。不仅是现实层面的审美启蒙，还有超越性和人性论的启蒙文学观。西方学者卡西尔曾经论述:“启蒙运动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它摒弃信仰，而在于它宣告的新信仰形式，在于它包含的新宗教形式。”［1］

所以启蒙不仅仅在于现实领域，更是内蕴于文学和艺术的神性与超越性之中。中国现代以“京派”为代表的学者就试图建构一个与世隔绝的“精神乌托邦”，在“神话小庙”中重新找到失落已久的人文信仰。朱光潜和梁宗岱就是明显的代表。朱光潜在建国前的美学研究中一直强调“审美即直觉”“审美即距离”，在吸收尼采、克罗齐的理论资源之后希望建构文学和审美的独立场域。这种文学不关涉政治，也不是直接地作用于社会，而是首先使主体的精神得到升华、信仰得以完满。此种论调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算是独特的尝试，而且在审美自律论和审美现代性的进程中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而京派的著名学者梁宗岱则更加凸显了象征主义诗学的神秘性和独特性。在他看来，文艺就如同“神性”的信仰产物，是具有使人灵魂净化的魅力。所谓纯诗，主要指涉的是破除了一切外来干扰和影响，只是通过文学自身的象征系统、隐喻系统以及审美系统完成的自我满足的文本。

“纯诗”放逐了现实社会的宏大政治、激进革命论的呼吁以及介入现实的努力，而是放在了微观个体的人生超越和美的吟咏之上。“快乐的境界”和“不朽的宇宙”成为其主要的价值指向。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积极的政治审美启蒙论，主要是以“左联”等为代表的作为革命斗争的美学。比如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中就直接指出，共产主义者虽然也有自己的花前月下的小资情调，但是依然要被统摄纳入宏大的革命事业之中。文学和艺术仅仅是革命的“工具”与“螺丝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世界概括了文艺的创作原则，正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号召中国的文艺家要深入到广阔的生活场景之中，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中找到创作的灵感。由此，文学和美学就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此种文艺理论在当代备受质疑，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通过审美对整体社会的精神改造，广大民众在革命的激情中获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从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社会。这也可以视为启蒙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1980年代的新启蒙

进入1980年代以来，面对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文学和美学领域同样进入了一个高潮期。面对“”极左的政治思潮，文学家和美学家纷纷从审美的视角试图弥合分裂的人性，完成自上而下的启蒙任务。而启蒙的核心则是重新恢复“人”的感性力量和道德水准，重新解决人的精神生存问题。一方面，知识分子以“焦虑”的情结试图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话语介入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广大民众也掀起了热爱美和学习美学的浪潮。比如伤痕文学就将视角集中在对“”的反思之上。而这种反思又不是仅仅停留在控诉的层面，是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探究时代给主体留下的精神创伤，并且进一步复活“五四”以来的个体解放精神传统。巴金、冰心、萧乾等作家在其散文和杂文创作中就表现了强烈的审美反思特质。巴金在《随想录》中就表达了强烈的启蒙意识和反思意识。

启蒙文学篇9

一是教学过程设置不合理。教师在进行文学启蒙教育的时候，应该根据教学对象设置相应的教学计划，明确教学目的，要在心里预测学生通过这次教学有着什么样的接受状态，思想上有何变化，以此来保证教学目的的达成，保证教学状况稳定。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把学生当做一个完全一样的集体，老师只有一种教学教案，忽略了教学对象的接受程度，教学过程设置过于笼统。二是过分重视应试教育。在新课改下的教学大纲中有对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的新要求，不管是教学目的还是教学目标，都体现教学的最终结果。在实际教学中，很多学校并没有把文学启蒙教育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往往把重心放在了应试教育上。三是照本宣科，依赖参考资料。在教学中，教师过分重视课本的知识，为了让学生掌握文学作品的情况，总结成一些话语直接让学生背诵，学生理解不了相关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有些教师在教学中的课堂讲解全部照搬参考书的内容，缺乏自己的理解，没有自己的观点。

（二）学生学习中体现出的问题。

一是缺乏读书兴趣。现代社会色彩斑斓的文化对人们的冲击好和影响越来越大，导致学生对读书提不起兴趣，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阅读，使得学生对一些文化艺术的理解只停留在表层，很难有深入的想象和理解。学生一般会在教师和家长的要求下去阅读一些文学作品，这样就会被学生理解为强迫式的学习，学生缺乏兴趣，自然达不到学习效果。二是阅读量不够，难以理解作品内容。学生的阅读量不够，对文学作品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有在教师的要求下才会去阅读。平时各科的课程学习任务繁重，周末时间还要选择性去补课，基本上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进行课外阅读。学生对一些文学作品存在一定的阅读障碍，学生一般在阅读中遇到障碍都会选择跳过，不会对难以理解的地方过多的思索。

二、语文教学中实施文学启蒙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全方位介绍作家作品。

在教学中教师在给学生介绍作家作品时，一般会照着书上的注释去念一遍，不会做过多的解释，比如在介绍杜甫时，基本上都是杜甫，字子美，唐代诗人，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教师应该简要地描述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被称为诗圣的原因，讲述诗人的生活遭遇，多角度全方位地去讲述杜甫，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只有这样，学生对相关文学作品才有更大的兴趣。学生加深了对文学作品的认知，才会主动去了解文学作品，了解文学大师，走近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

（二）多方面解读文学形象。

教师在解读文学形象的时候比较呆板，传递给学生的人物形象就是书本上的定论。要加深学生对人物的理解，就必须让学生有想象力和情感化的空间，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比如曹操这个角色，有的作品说他是政治家，有的定论是奸雄，还有的说是伟大的诗人，教师应该发挥引导的作用，不要给学生直接灌输定论，让学生对这个角色进行分析，表达自己的意见，给他们思考的空间，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

（三）设置情境感受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往往会通过人物角色和故事情境表现出来，在阅读的同时能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初中生人生经历还很少，对于有些文学作品还很难理解，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营造一种真实的情境让学生切身感受到文学作品体现的情感。现代多媒体在教学中应用的越来越多，在教学中运用相关图片和音效，让学生融入到文学情境中去，体会人物情感，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启蒙文学篇10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启蒙作文教学是指小学三年级的作文写作教学，而这也是小学生学习写作的起始阶段。在前期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语文教师对基础性语文知识的教学较为重视，却忽略了写作方面的教学，以至于当小学生开始学习写作后，部分学生将写作看作是难度较大的学习内容，进而导致该部分学生对作文学习产生畏惧心理。针对这种问题，小学语文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教学方法开展启蒙作文教学，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进而提升启蒙作文教学的水平，确保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可以得到增强。本文从写作兴趣、文本模仿、作文评价等方面分析了小学启蒙作文的教学方法，以期能够为小学启蒙作文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

一、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是对兴趣在各行各业中的重要性的体现，特别是在教育教学中。在小学启蒙作文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培养小学生的作文兴趣，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促使学生自主自觉地练习写作，这样小学生的作文水平才能得到提升，写作能力才能得到增强。观察是作文写作的基础，若学生对事物缺乏细致观察，则其也无法描述、评论这一事件或事物。在小学启蒙作文教学中，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去仔细观察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可以使学生积累到一定的写作资料，也能够使学生写出的作文更加生动、形象，而这也体现了观察在写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文的写作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在小学启蒙作文教学中，语文教师应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设置一些激发想象的情境，激发学生的想象思维，以便在此基础上增强学生的想象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创新作文教学方法

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和能力还不够成熟，正是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和学习能力的黄金时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教师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小学启蒙作文教学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提升作文教学效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语文教师需要对启蒙作文教学应从思想上予以重视，对作文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或改良。传统作文教学背景下，小学启蒙作文教学的重心是写作框架教学，但对写作内容及精髓的教学却不够重视，进而导致学生对学习写作缺乏兴趣，无法把握到写作的主题与核心，致使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出现偏题、跑题等问题。对作文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或改良，在启蒙作文教学中，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予以全方位的培养，促使学生在掌握写作框架的基础上，也能够使学生了解一些写作手法以及内容，而这不仅能够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升，也有利于提升作文教学的效率。

例如，在小学启蒙作文教学中，语文教师每周可以预留一段时间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给学生设定一个主题，让学生根据主题自拟题目进行独立写作，以使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如“朋友”这种主题，朋友不仅是指人，也可能是物，在学生写作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写作思路进行引导，使其从多个角度思考这一主题，发散自身思维和想象力，从不同角度诠释“朋友”这一主题。在学生完成写作后，教师可对学生的作文进行点评，也可让学生之间进行相互交流，以便让学生能够互相吸取优势，取长补短。利用这种方法开展启蒙教学，对学生的写作手法及写作框架予以指导，对学生的写作思路进行引导，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融入自身感悟，将自身代入写作情境中，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也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对学生写作水平的全面提升极为有利。

三、培养学生写日记的习惯

小学三年级的语文作文教学是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启蒙作文教学，代表着学生已经迈入写作门槛。事实上，写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写作素材积累非常重要，只有平时重视对写作素材的积累，在写作的时候才能做到“下笔如有神”，写作思路才能更加清晰。日记是学生对生活中发生的有意思事件的记录，而这也是学生积累写作素材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学生练习写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写日记的时候，将所掌握的好词佳句、精彩语句等运用到日记写作中，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也能够使学生对语句的使用更加准确。学生写日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写作，内容可以是写实、联想，可以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自己想象的虚构内容。日记的内容与字数一般没有限制，但要想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学生应每天坚持写日记，重要的是持之以恒，而这就需要教师培养学生的写日记习惯，只有形成一种习惯，才能坚持完成。

由于小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还比较匮乏，对一些生字、生词不会写，所以在写日记的时候经常会使用拼音代替。例如：“今天在家帮妈妈做家务，被妈妈biaoyang了。”在写日记的时候，学生可能会受自身语文知识储备量的限制，用拼音代替一些生字、生词，也有可能出现大量的错别字，会导致整篇日记读起来很吃力，但仍然不妨碍学生通过日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亦或是描述自己所见到的真人真事。

四、作文评价

启蒙文学篇11

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 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启蒙文学篇12

一、给学生树立信心

成功的前提就是自信。对于刚刚进入小学的儿童来说，树立习作自信就是引领学生成功迈入作文殿堂的第一步。作为教师，必须在教学中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少语文老师在第一次习作教学课上有意夸大习作难度，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却适得其反。但也有不少教师善于引导学生树立自信，如某位教师的第一节作文课，她是这样教学的：“说话同学们会吧？”学生听到老师问这样幼稚的问题随即哄堂大笑，这谁能不会呢。教师顺势又对学生说：“同学们都会用嘴巴来说话，这一节课，我们要用笔来说话，看谁说得好。”导入有趣、机智，由浅入深，在学生的脑海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写作文就是用“笔”来说话。学生轻松地接受了习作课，没有产生恐惧心理。

二、让学生模仿文本

提高学生启蒙作文水平的方法之一便是让学生从模仿文本开始。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积累课文中的好词好句和优美片段。一是要把这些好词语好句子摘抄在专门的笔记本上，二是要把课文中精美的语段熟读成诵，记在脑子里，进而在习作的时候有话可说、有词可用。笔者又一次在语文测试卷上设计了一道半命题作文“我爱家乡的_____”，有一个学生以“我爱家乡的果树林”，文中有些片段写道：“春天的家乡美丽极了，柳树抽出了嫩嫩的新芽，葱郁的树叶密密层层，就像一把天然的伞把树林遮挡得严严实实……夏天，果林的叶子绿得苍郁，那绿简直就要往下滴，使人垂涎三尺……秋天，果林的叶子渐渐变黄了，丰收的季节来到了，苹果、梨、桃子等果子一个个像涨红了脸的婴儿，可爱极了……冬天的雪花飘飘洒洒在果林的树梢上，好像给果树林盖了一床薄薄的羽绒被，美丽极了。”从学生所用的语句来看，不少来自于已经学过的课文，由于平时的不断积累，已经形成了知识储备。

三、每天训练日记

勤于习作，笔耕不辍。让小学生学会写日记，对于启蒙作文教学有益无害。笔者有一次检查日记时发现一个孩子写道：我今天上课开小差、不认真听讲，被老师批评了。“批评”二字学生不会写，用的是拼音代替，还有不少没有标点，读起来不顺口。尽管如此，学生还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表达出来，写出了真情实感。教师每天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日记，让爱读书的孩子站在讲台前读给学生听，让学生的习作拥有更多的听众。

四、个性评价习作

评价是启蒙作文教学的关键环节。教师要善于捕捉学生习作中的闪光点，要善于放大学生的优点。作文评讲的过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评讲活动的设计要得当，要积极鼓励学生善于阅读自己的文章和别人的文章，勇敢地做作文的“第一个读者”。教师还要因材施教，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如笔者班级中一个成绩不是太好的学生在描写秋天的习作中，准确地用了“飘散”，于是有这样的批语：这个词语用得非常好，全文因为有这样的词语存在而美丽，如果能多一些这样的词语，你的作文老师将更加爱读！

启蒙文学篇13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瞩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根源于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被认定为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因此，“唤醒青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驱者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⑤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鲁迅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对于“铁屋子”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⑥1939年，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时也对这一启蒙策略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由《安徽俗话报》时期面对广大民众的“运广长舌，开启民智”，到《新青年》时代瞩目于少数青年的思想觉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其根本动因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不断觉悟。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性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以“戊戌变法”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陈独秀洞见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飘摇期，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这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的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⑦。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却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的对象由普遍意义上的广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思想的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正是这次启蒙策略的调整也终于造成了文学的革命性变迁。

二、从“旧调谱新词”到“文学革命”

启蒙运动与文学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动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景观，但是这种笼统的共识却遮盖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启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身兼革命家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担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因此，他们始终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觉悟、文学变革等多重内容作为整体救亡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来对待的，这也赋予了“启蒙”一种复杂而包容性的历史品格。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迫切的时代需求会凸显不同的维度，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物的不同启蒙阶段中，“文学”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启蒙方略却使文学从形质上到价值设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才使文学在《新青年》时代获得了革命的动力，独享了历史创生点的辉煌。

1.“开启民智”对旧有文学资源的倚重

清末以白话报为手段、以开启民智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浪潮，虽然也倚重“文学”对于启蒙的便利功效，但是面对见识短浅的中下层民众，必然调动能被民众理解、接受的旧有文学资源。《安徽俗话报》在“章程”中把第八门设置为小说，其定位是：“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设置为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这其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安徽俗话报》中所设计的文学性内容并没有区别于旧有的小说戏曲与民间小调，甚至有意与之接轨；二是以“有趣”相标榜，以赢得读者。标榜“娱乐和消闲”是白话报招徕读者的必然选择。要想切实收到启蒙效果，关键是要有人看，而要想使普通民众看得懂，就要使内容有趣，能够和底层民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取代他们既有的娱乐形式，诸如手中的鸦片烟，庙里的说书等等，但是又不能陈义过高，曲高和寡，白话报中的小说和诗词等文学类内容的设置正是力图起到这样一个替代性作用。转贴于

出现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小说和戏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白话章回体的通俗样式服务于当下鲜明的启蒙主旨——晓谕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激励爱国意识，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当时的日俄战争作为主要内容，连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如闵自强、朱先觉、张国威、扬国光、夏振武、华勃兴、宁立群、李自立、张阃权（女）、张无谓（女）等等。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借这些符号式的人物大讲爱国救亡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安徽俗话报》与稍前时期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从功能上毫无二致，文学几乎完全成了宣讲政治观念、批判时事的工具，小说的趣味性可想而知。而戏曲也是以皮黄戏为主的传统旧戏。与稍后《新青年》同仁对中国传统皮黄戏的彻底掊击截然相反，《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竭力为传统戏曲辩护：“现在的西皮二黄，通用当时的官话，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其实这番话并非表明陈独秀真心欣赏这些传统戏，不过是作为启蒙者看到了戏曲对民众的巨大感染力。与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对象和启蒙内容相对应，戏曲内容也多是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民族英雄的事迹来激励民众的爱国心。　《安徽俗话报》中的第二类文学——“诗词”，更是一种“旧调谱新词”的民间俚俗样式。以“民间歌谣”为启蒙工具并不是陈独秀的首创，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就设有“杂歌谣”一栏，本着“弃史籍而采近事”的创作方针，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作了“新乐府”、“歌”、“行”、“粤讴”等多种形式的歌谣，借以宣扬启蒙思想，但是强烈的文人旨趣毕竟与原生态的民间歌谣相去颇远。《安徽俗话报》虽然以颇具文人色彩的“诗词”命名，但却与文人的创作大相径庭，基本是流行于当下民间的原生态的俚曲俗调，诸如五更调、十二月曲、十送郎君、十杯酒、梳妆台等，只不过都置换上了启蒙性的内容，却保留了原有的说唱形式，因此更接近民间艺人的时事说唱。可见，在开启民智的启蒙阶段，民间通俗文学样式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启蒙工具。综观《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全部都是以旧有的文学样式导人时代性救亡内容，启蒙者正是要借助这种民间传唱的通俗样式与普通民众相沟通，以达到启蒙的最大效果。但是面向民众的启蒙对于旧有文学样式的倚重，必然使文学自身受到禁锢，甚至使文学深陷于“准文学”的泥淖，无法获得革命性变革的契机和动力。

2.“思想革命”时代文学与民众的疏离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由时代所促成的启蒙理念的调整和启蒙策略的变迁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和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由这一代知识分子建构起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文化的现代图式，尤其催生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思想革命”构成了“文学革命”的内在动力，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思想革命”的同一表述方式。因此，从《安徽俗话报》时期专注于民众启蒙而采用的趋俗、悦俗的文学方式，到五四思想启蒙时期一变而为知识分子专意于营造个性化的艺术世界，致使“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五四“思想共同体”达成高度精神和谐的同时却疏离了普通民众。

在《新青年》创办者的最初构思中，　“文学”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革命性”的话题出现的，尽管陈独秀也提及西方文学潮流和作家，但所谈都非文学自身，而是意在抽绎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内涵，尤其是文学在“科学”的光照下所发生的精神巨变：“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可见，与“科学”相伴生的“写实主义”才是被强调的重点。在启蒙者眼中，“写实主义”主要不是被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或创作方法来对待的，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一再称道的现代三大文豪：左拉、易卜生、托尔斯泰，都是以“诚实描写世事人情”见称的自然主义大师。但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大文豪的文学艺术，而是其思想的力量：“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这一切都表明，陈独秀此时所谈及的文学，皆别有怀抱，文学不过是被拿来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有利佐证，“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五四“文学革命”显然是内生于“思想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革命后的　“新文学”在与“思想者”达成精神共振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尽管五四新文学是以“引车卖浆”之流所使用的“白话”取代了传统士大夫认为“古今之至美”的文言，但是新文学并未就此弥合与贩夫走卒之间的鸿沟。“白话文”实际是把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导入了一个启蒙的思想共同体，这个思想共同体既疏离了口语白话的实际运用者，更抛弃了抱着古文字残骸的传统士大夫。作为启蒙思想共同体的一种表述方式，以白话创造的新文学显然也与底层社会的审美经验难以搭界。

文学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实际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量度，只能做一种证据式推定。《青年杂志》1卷5号“国内大事记”栏目中曾经刊载了“教育部协办注音字母传习所”一事，公布了一项统计结果：“国之强弱文野，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衡，即以全国识字人民多寡为标准。据各国统计，以德居首，英法美日次之，大都逾百分之九十。我国则千人中仅得七人而已。”由此可以推断，以千分之七的识字人口，能于文学上有所造诣，再更进一步能够弃旧图新，勇于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显然都是社会中居于思想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分子”。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所体现出来的先锋性、探索性和思想冲击力，只能激动这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成为“存在着的无”。新文学与普通民众的疏离更可以通过启蒙对于旧戏的排抵乃至废弃作为另一有力反证。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戏曲之于民众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因此，从启蒙先驱梁启超到《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都不曾小觑戏曲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方式。而在五四启蒙时期，中国旧戏（主要是影响最大的“皮黄”）则遭到了彻底否定，而且这些新文学倡导者们都一再申明自己对这种大众通俗化的娱乐方式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精深的研究。最早主张旧戏改良的刘半农在提出改良方案后立即声明：“然余亦决非认皮黄为正当的文学艺术之人，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免之应酬外，未尝一人皮黄戏馆。”而另一批判旧戏的新文化人傅斯年也表明：“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由这些“门外汉”而倡导中国戏曲改革，当然只有否定一维。傅斯年认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价值”；钱玄同更是不容分说，直指旧戏为“野蛮”；就连曾经对于旧戏的启蒙效用极端看好的陈独秀也一改从前的言论，一方面自然表明了陈独秀文学观念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作为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们”的启蒙导师，本能地要远离这种浅俗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

可见，新文学倡导者是不屑与这些大众化的俗文学相沟通的，自然对于旧戏也毫无改良的诚意，只是一味要推翻。新文学家们这种不容辩解的批判，显然是急于要为西方话剧的泊入清理场地，因此，几乎所有新文学倡导者都众口一词，建设的途径“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但是这一西方现代话剧究竟属于民众还是属于这些倡导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呢？演出便是最好的试金石。“上海新舞台开演《华伦夫人之职业》，狭义的说来，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广义的说来，竟是新文化底戏剧一部分与中国社会底第一次的接触”，而接触的结果则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演出失败的结局方使新剧家们重新认识到“娱乐性”——这一被指认为通俗文学的“堕落性”标志——应该在“新文学”领域重新得到认识。这一失败的尝试也显示，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钟情的“新文学”实际上与民众是颇为隔膜的。由此也可以反证，五四启蒙所催生的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创生的新文学，实际上是纯粹运行于知识阶层的一场运动。

自近代以来由“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所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新文学为新知识分子所拥有，而旧戏、通俗文学仍旧在最广大的民众阶层占据着市场。新剧家余上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近十年来旧剧尽管受着不断的打击，但毫无影响，虽则写实主义，也会光顾到我们程式化的剧场，无何，旧剧仍是屹立不动，纵使西方的戏剧，要想和我们苦战，也休想成功的。”新剧家颇为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国体的变换，固然容易，但艺术的兴趣是逐渐养成的。”启蒙者对于“旧戏”的废弃，同时对于西方话剧的引进，实际上使“戏剧”这一原先与普通民众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纯化、升格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新文学门类，同时也使之与民众严重疏离，这不仅仅是“戏剧”，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共同情状。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五四启蒙和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性价值，若以“脱离民众”的陈词滥调来判定五四启蒙的失败，更是对于历史的严重误解。

“启蒙”的长远目标和最终指向显然是最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但是从逻辑上讲，“启蒙”却首先应该在知识阶层展开，由他们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而后才能使启蒙的光芒逐渐照耀到整个社会。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这也正是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之所在。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调试过程，此后一浪接一浪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正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契合点的努力。

注释：

①《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在安徽芜湖出版，半月刊，每期40页。至1905年8月停刊，共发行了22期。

②林獬：《通信》，《中国白话报》第11期，1904年5月15日。

③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58页。

④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