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医学论文篇1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medical ontology

WANG Hua-sheng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Baise533000,China)

[Abstract] Firstly, medical model contains medical ontology,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Medical ontology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Secondly, the medical history saw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the medical ontology from gods and spirits ontology to nature human ontology, theology ontology, human body ontology. However, it is said the essence of medical science is science of human being in contemporary medical modal.

[Key words] Medical modal; Medical ontology; Historic evolution

自1977年恩格尔提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理论界关于医学模式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却忽略了医学模式转变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医学模式中的医学本体论问题。因而，从历史上来追寻医学本体论思想的发展轨迹，对于当代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医学本体论

在哲学上，本体论是指“关于宇宙万物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医学本体论，是指“关于医学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它是医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简言之，是指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理论界一般认为，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观察、思考和处理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它包括认知和实践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医学科学自身内在的科学发展问题，即医学认识论；后者是指医学科学实践或医药实践活动的问题，即医学方法论。我们认为，在医学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模式，“关于医学的”思维范式，即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思维框架问题。这是对医学是什么进行的哲学追问，即医学本体论。“关于医学的”思想是“医学的”思想由以出发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因之，医学本体论，既是医学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医学模式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它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反之，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医学本体论发生变化。从医史上来看，医学本体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着量的扩张和变化；当医学本体论再也不能为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提供本质基础之时（表现为医学本体论不能诠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医学本体论就会发生革命性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医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2 神灵本体论

一切科学都发端于神话和传说。卡斯蒂廖尼认为：“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不是感官所能直接了解的，于是他们（远古时代的人―引者注）便将其归之于至大至远的神。”[1]远古时代各民族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的表述是不同的，如神灵、动物、祖先、生殖等。因之，史前巫术医学模式的本体论认为，人来源于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它以神灵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或生殖崇拜为表述。基于此，其医学认识论认为，生命与健康是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恩赐，而疾病与死亡则是魔鬼在作祟，或是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惩戒，对疾病的治疗主要依靠祈福与驱魔，从事这种仪式的人被称为巫婆或巫汉（巫医）。在神话和传说当中蕴育着巫术的医学和经验的医学。

3 自然人学本体论

在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中，关于医学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在于人即自然的一部分，人即自然人，因而医学在本质上是关于自然人的科学。古代自然哲学是对神学的否定，即以自然否定超自然的神灵，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自然的物质。如西方哲学始祖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人也是水产生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的本原同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此时的医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属于自然哲学的构成部分。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和生命由血、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构成，此四种液体配合正常时，身体处于健康状态；配合不当便生疾病，他在《论气、水和地区》一文中，把大宇宙（自然世界）和小宇宙（自然人）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联系起来。卡斯蒂廖尼指出，希波克拉底一方面使医学摆脱迷信，一方面使医学摆脱哲学的思辨而走向临床方面，其医学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直观性的特征。中医本体论来源于《周易》。《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叫“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世界周期性的矛盾运动。人法自然，人也是由其内在的阴阳矛盾构成的。《黄帝内经》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观作为指导思想，认为大小宇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体处在身体内环境与自然外环境息息相关的制约平衡状态中，人体的脏腑不仅与宇宙相通，而且局部与整体相通，机体的情况都可以反映到局部和体表来。因此，中医本体论是一种自然生态本体论，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4 神学本体论

在中世纪，医学与宗教思想再次融合，构成了神学医学模式。这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否定，形式上看似是向巫术医学模式的复归。神学医学本体论即“神创说”，即人是神所创造的。医学认识论为“原罪说”，人类的一切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苦痛都是人类所犯原罪之故，基督耶和华被看作是一切肉体和心灵苦痛的救世主。医学方法论为“赎罪说”，主要医疗方法为祈祷、行按手礼、涂圣油。虽然医学是神学院的四大课程（神学、法学、医学、文法）之一，但医学在本质上是神学的附庸（僧侣医学）。简言之，人类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而犯了“原罪”，疾病和痛苦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因而要向上帝忏悔和赎罪才能从根本上解脱肉体和心灵的疾病与痛苦。

5 人体学本体论

在近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人体学本体论是对神学本体论的否定。首先，人体学是医学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近代医学模式，是在反对神学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以人性（人的理性）反对神性，以科学反对神学，张扬人的理性精神，高扬科学旗帜。它的哲学基础是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身心二分、主客对立，无论是旧唯物主义把一切意识、精神现象归结于物质，还是唯心主义把一切存在、物质现象归结为意识或精神，都创设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其典型则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始祖，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类本体，即物质本体和心灵本体。物质的属性是广延，心灵的属性是思维，广延不能思维，思维没有广延。这种身心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本体论，为医学将人的心灵、精神、社会等因素从人中离析出来，着重研究人体――人的自然属性、生物生理属性方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事实上，近代医学在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时，首先就已经运思了可分性方法。然后，在运思可分性方法的基础上，运思着还原论方法。医生、哲学家拉美特利在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机器由零件组成，人由器官组成，只不过人这一机器比动物机器多几个齿轮，距离更为和谐而能思维。这种哲学观点，为生物医学模式把生物生命现象还原为机械、物理、化学现象提出了哲学理论基础。既然身心二元、主客对立，医学就可以排除人的心灵因素，着重研究人体；既然“人是机器”，医学就可采用机械、化学、物理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因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其次，基于这种医学本体论，其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将人的心理因素，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从医学中分离出去；重视人的生物属性、自然属性，重视人体器官之健全、身体之完整；健康也就意味着生理健康。正如姜柏生所说：“以桑克托、笛卡尔、鲍雷利等人为代表的医理学派，以西尔维为代表的医化学派就企图用物理和化学规律来解释生命和疾病现象。”[2]再次，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可分性方法、还原论方法和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仪器在医药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做到了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准确定位。但是，随着心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在医学中的广泛运用，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诞生，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

6 人学本体论

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学本体论是对人体学本体论的辩证否定，形式上似向自然人学本体论的复归。首先，现代医学模式，无论是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还是其他人提出的诸如整体医学模式、生态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医学模式等等，其医学本体论认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3]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实践构成了物质与意识的中介，因而克服了主客对立、身心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既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但其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作为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医学，就不仅要研究生物―生理因素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而且要研究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换言之，医学本质上是以社会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相应地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人文精神。同时，现代医学模式不是对近代医学模式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后者的扬弃，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精神构成了医学核心和基础。因此，现代医学模式视野中的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综合科学，它表征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同时，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与哲学以人为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比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更一般、更根本、更高，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哲学视域中的人学的基础，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医学视域中的人学的指导。其次，基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人既是系统，又是要素。人是系统，它由各要素组成，是认知、情感、意志的统一体，是生物（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体，是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人是要素，是社会系统之要素、环境系统之要素。因之，现代医学模式重视人的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再次，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在医学科学及其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但是，传统的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仍然构成了现代医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并在现代医学方法中得以放大。

7 结论

在医史上，医学本体论经历了从神灵本体论、自然人学本体论、神学本体论到人体学本体论，再到人学本体论的演变，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历经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医学本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因之，医学本体论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问题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只有在前提和基础方面，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医学模式的转变之中，其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必须实现革命性变革。如果仍然固守在医学即人体学视野里，就不可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因之，要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的本体论思想。

[参考文献]

[1][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

[2]姜柏生.两种医学模式的方法论问题评价[J].医学与哲学,2000,（8）:9.

自然医学论文篇2

目前，大科学时代是由信息时代逐渐向高概念与大数据技术演变。笔者理解的高概念首先是科学人文的融合，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人文互补互动；二是要研究复杂系统的相关性，要敢于突破原有学科的边界，提倡整合；三是对不同民族、地域的优秀文化中的科学概念进行诠释辐射与创新。大数据是针对复杂系统多学科、多元化研究的海量数据，包括着非线性、不确定性数据的综合集成技术。可见高概念大数据技术将为中医药学科理论框架与临床实践指南的构建更新创造良好的机遇。纵观20世纪医学科学发展的轨迹是以二元论和还原论为中心展开的纯生物性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代价是医学人文的失落，眼中只有“病”而忽略了主体的“人”，过度追逐“科学化”，以生物学的指标作为判别疗效的唯一标准的医学。虽然在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同时也发现了医学主体的人的复杂性、能动性与非线性、不确定性等特质，如何求解？新的自然哲学观引领下的健康新理念，主要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注重关系本体论的研究设计思路，注重人文关怀、人的道德和人的社会适应性，与医生患者成为道德共同体的培养。

有一个问题必须讨论，即在科学人文融合的大科学理念引导下，当今的中医学与西医学能以互补互动向趋同方向发展，为构建统一的新医药学奠基吗？有学者认为中西医之间从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两种医学的基础理论都具有不可通约性。先说具体对象中西医学依自然哲学原理应是“人”，人的存在的一切对象。只是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医学在一段历史时期将对象侧重在“病人”的病、追求的是生物学的指标，重技术重实证，必须可重复可复制。还原论盛行的20世纪，对人类物质文明的提髙功不可没。笔者作为中医学人对西医学出现的问题不言自明。晚近十数年间亲身观察医学方向在逐渐转变，重视人文关怀由“人的病”到“病的人”的情绪、感情、心理变化，逐步渗透出现叙事医学、发展医学心理学科，有学者明确提出循证医学叙事化。医学科学研究面对复杂系统的临床难治病，从“单疾病、单靶点、单药物”的医疗模式，正经历着多学科、多元化、多层面整合集成探索调控疾病的转变，研究思路上正发生从“还原性研究”转为“系统性研究”、从“描述性研究”转为“预测性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网络这一整体的视角来认识生命活动与药物治疗机制。尤其是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研究内容，朝向个体化医学、预测医学、预防医学、参与医学做出调整以适应转化医学与网络医学的发展。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罹三千年的历史始终是人，“以人为本”。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上溯孔孟仁学、老庄“重生”顺其自然的哲学，一贯以儒释道主体的国学为指导，国医国药不断融入外来医药又不断向外辐射传播，从来都是开放的系统。有鉴于本世纪二元论与还原论逐渐被多元的大科学的革新所取代，同时一元论与系统整体论的兴起，将“人”放在天地之间来看人的健康、来看人的疾病，物我一体、知行一体、精气神一体、象意形融通，历来主张科学人文互补互动，是具有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属性的学科。综合上述，从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影响和近代研究发展趋势看，从不同质不通约而朝向整合方向迈进。

回首本世纪初叶，我承担了国家“973”与自然基金委重大科研项目，对中医方剂配伍着手研究组建了多学科的团队，不仅有中西医药专家，还广泛吸收引进了化学、物理学、数学计算、信息与天文学专家的参加与指导。中医方剂有中药配伍组合的物质基础又体现治疗效应，是中医理论的载体。届时，我提出“方剂的潜能蕴藏于整合之中，不同饮片、不同组分、不同化合物的不同配伍具有不同的效应，诠释多组分与多靶点的相关性，针对全息病证，融合对抗、补充、调节于一体，发挥增效减毒与减毒增效的和谐效应”。整合效应包括药效物质与生物效应的整合，药物实体与表征信息的整合，药物功效与人体功能的整合。通过实验认识到“网络”可以看作是整体与系统的构建基础和关键技术。譬如“网络药理学”中的网络，在宏观与微观的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型等不同层次，有基因调控网络、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信息传导网络、代谢网络、表型网络等各种生物网络，“网络”作为复杂系统分析的关键，代表了一种符合中医药整体特色的研究新理念与新方法，我国学者无分中西展开的复方网络药理学研究与国际基本同步，中医方药研究有望跻身当代科技前沿，为源头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中医药学历来以临床医学为核心，在具体的内容上首先朝向个体化医学。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快速发展，如何基于药物遗传学的发现而发展个体化医学，已受到医药科技界的重视。中医诊疗从整体出发，如治疗同一种病，因遗传背景体质禀赋的差异等，出现“证候”不同而治疗方药与剂量亦不相同。当然，还有医学模式中心理情感与社会、环境等也是个体化医学体现人文关怀的重要方面。显然辨证论治的理念与技术将在个体化医学的发展的时空中发挥主导的作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践行预测医学与预防医学，应将重点放在病前的早期监测。中医治未病与五运六气学说是其代表，积极辨识健康状态及演变趋势，适应各种气候、物候，各种环境的变化，又要调心身怡情养性。

中医作为整体系统医学有明确的内在标准，如“气脉常通”“积精全神”“阴平阳秘”等；具体干预方法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恬淡虚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等为实践证实有效的身心调摄的理念和方法。至于参与医学，倡导每个人主动参加到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和维护健康的全过程中去。历来重视人的智慧和能力，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所欲、皆得所愿”，以调制承平，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自然医学论文篇3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自然医学论文篇4

 

1 何谓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首先需要对“中医”、“原创”、“思维”和“模式”做出符合命题本意的说明，不可望文生义地随意发挥。这里所说的中医，其主体是狭义的，是在汉文化背景下生成、发展、演化而来的医学知识体系，不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回医学等广义中医学范畴的民族医学，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文化背景与实践环境有所不同，若不加区分，势必造成新的混乱。

 

原创也有 2 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基于医者个体实践的，不同于传统，也有异于同时代其他医者的个性化创造; 另一种则是基于中医传统整体的、不同于其他医学体系的差异化创造，后一种理解符合命题本意。思维在此处的含义不是局限于严格意义的概念、判断、推理范围内的形式逻辑，而是综合性的认识过程，更接近于“认识论”和“认知”。模式不是对一种或一类具体中医学认知方法的说明，而是对中医学知识积累中带有共性的普适规范的概括。

 

在上述 4 个概念中，最重要且争论最多的是模式，共有 3 种代表性意见: 一种认为中医不存在模式，只有灵活机动、因时随势的各种方法，充其量可以说是方法体系; 另一种主张模式在中医学中存在多种形式，是一系列类似武术套路的程式，属于技术范畴; 第 3 种观点认为中医学尽管个性化色彩较为明显，看起来缺少一个共同的标准化基础，但实则形散神不散，共同的基础其实是存在的。如同风筝在天空中看似随意飞舞，但有一条线始终掌握在操控者手中，只是这条线是柔性的，不是一条刚性的铁丝罢了。

 

笔者倾向于第 3 种意见，也曾经思索过为何中医学的标准是柔性的，而非西医那样的刚性标准。与中医放风筝模式相比，西医的模式可以看做牵引式航空模型，它有两个特点，其一牵引线是铁丝，其二它靠自身动力，不受环境中风的影响。显然，尽管风筝与航模的运动形式不同，但两者间的共性是存在的，一方面都是飞行器，另一方面都受人操控。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风筝的动力由环境风力提供，故受环境影响较大，而航模动力则由自带的发动机提供，受环境风力影响较小。所以结论是，两者本性相同，都是由人操控的飞行器，但类型不同，一种是环境动力型，另一种是自身动力型，故技术标准不同，前者是柔性棉线，后者则是刚性铁丝。

 

中西医也可如此类比，功能相同，类型不同，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医建立在自然主义文化基础之上，而西医则建立在技术主义文化基础之上。

 

可见，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性规范，不是个性表现。中医的存在形式有两个，一个是文献知识，一个是职业实践。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些文献将无法组织成为体系，供人们学习与传承; 如果缺少公认的规范，中医也无法以职业形态存在于现代社会，得到患者的信任与选择。因此，问题不是中医有无模式，而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中医自身成长在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环境中，模式意识不强，经验、多元倾向明显，因此没有强烈的标准与规范需求。

 

在以西医为主导的技术主义文化氛围中，标准与规范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同道教遇到佛教后，为适应社会需求，将自己也规范为相似模式一样，这是一种面对强势文明的自我发现与调整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要注意在形式上可以借鉴，在内容上不可异化，否则道教也就成了佛教。冯友兰用“新瓶装旧酒”对这种文化更新活动做出了适当的方法论说明，既生动又准确。中医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说明自己的模式，并要意识到这种说明是必要的，是对发展中医有利的，不要觉得委屈，也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异化。

 

2 为什么要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百年来，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文化整体衰落了。尤其是其中的自然国学部分更是损失惨重，到目前为止，曾经独领世界学术风骚数千年的天学、地学、农学、工学、算学、兵学等学科成体系地被西方科学替换，惟有中医学一支仅存。但在西方近代还原论科学的大环境中，整体论的中医学处境艰难，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形形色色的不合理质疑，或者不断边缘化到民间领地，或者在体制内被迫异化以适应狭义的还原论科学规范。久而久之，不仅中医学的学术和实践功力弱化，而且渐渐迷失自我，失去明确的方向和学科的立身之本。通过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揭示，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是中医学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之务。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关系到对中医学知识的属性定位，而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涉及对中医学知识类型的定性。如果认定存在一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医学是有理论体系框架与方法论支撑的、高质量的知识系统，而非没有内在联系的、难以传承的经验性知识碎片。而进一步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可以凸显中医学知识的独特性，强调其主体性，在弱势情况下有效捍卫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创造性，从而增强行业内的信心和公众的信任，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学术建设与社会健康服务。

 

一个直接的重要结果，就是对长期以来纠缠不休的中医科学性问题给出清晰的回答，即中医学是探索生命活动机制与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虽然与西医的还原论模式不同，但依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与还原论科学等价的整体论科学类型。两者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适用范围有差异，应该互补、而非互斥。

 

中医学有其整体论模式的自身发展规律，不可以用还原论模式改造，那样势必导致毁灭性后果。中医学自身的规律集中体现在它独特的、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基础的方法论上，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原创思维模式。中医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完善自我，现代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在方法上将中医学的临床诊疗与病理学命题建立在西医以细胞、分子、线性关系为标志的还原论生理学基础之上，那将导致全面的异化。而应在系统、信息、非线性这些与传统中医学理论通约的复杂性科学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中医学在现代大科学环境中的恰当位置。这样不仅可以强有力地促进中医学自身的发展，摆脱被动、孤立的处境，而且能够推动新的广义科学观的建立与深化，可能发挥引领科学新一轮变革的积极作用。

 

3 如何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从这里开始涉及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的角度及核心问题，总体而言，宜在医学、哲学、史学 3 个角度展开讨论。医学角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有何不同? 另一个是为什么中医界认识问题的个性化倾向如此明显，以致难以找到普适规范的基础? 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也有两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如何体现? 以及如何理解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 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还是两个: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是稳定存在的，还是动态变化的? 在西方医学传统中有否类似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相应形态，如果有，它与中医学的关系如何?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会自然而然地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因为方法不是僵死的，而是伴随问题而生的。可以不夸张地说，问题是一切研究工作的灵魂与原动力。

 

比较中西医的思维模式，需要确定相同的时间截面，这里所说的中西医是当下并存于世的两个医学体系，而非过去的两者。概括而言，西医的思维模式是还原论，中医则是整体论。还原论的观念基础是“天人两分”，观察视角为“实体本体”，研究对象为“局部结构”，分析方法是“主客相分”; 而整体论的观念基础则是“天人合一”，观察视角为“关系本体”，研究对象为“整体信息”，分析方法是“主客合一”。与还原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形式逻辑，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清晰、抽象、线性、刚性与排中; 而与整体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辩证逻辑，也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模糊、意象、非线性、柔性与守中。正是因为整体论模式的辩证逻辑特点，采用此模式的中医学个性化色彩明显，规范性基础不强。

 

这里导致非均一性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心理。西医知识的起点，近代以来以实验室为主，作为研究对象的细胞系和实验动物可通过近交系培育实现均一化，但中医学知识的起点则是临床人体，无法均一化，因此个性化诊疗无可避免。个体性最突出的便是患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最终中医的特长所在也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心理与环境动力的医疗作用了。

 

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以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技术环境中建立适合中医的规范，其要点是 “弹性”，即刚性(共性) 要素一半，柔性(个体) 要素一半。既不像西医那样过度排除个性化因素的刚性“铅球”规范，也避免传统中医过度强调个性化因素的柔性“面团”规范，建立一个既能体现现代社会的普适规范要求，也能保留传统中医个体化诊疗优势的弹性“皮球”规范。皮球的优势便是兼备了铅球的常态固形，以及面团的动态变形的双重特性。

 

有学者主张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中务必区分中医与中国哲学，其实这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传统的学问中，哲学与科学是无法分割的，而在现代科学环境中，像思维模式这样的方法论问题，往往属于科学哲学范畴，更是不能分开。因此，要找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只能到中国哲学中去。认识论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如同人的两只手，或者是左撇子，或者是右撇子。那么纷繁的人类认识活动，说到底基本类型也不外乎“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这两个。

 

中国哲学中这两型均有，但后者是主流类型。西方哲学中也有这两型，与中国哲学相反，主流类型是前者。天人合一便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的体现，也是其自身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引申出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包括视角、对象、方法三个要素。目前已经形成分别从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角度提出的两个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表述，即刘长林的“以时为正”、“道法自然”和“立象尽意”，以及王琦的“形神一体”、“气为一元”和“取象运数”。两者之间的对应点在于时空关系中的“重时”与形神关系中的“重神”，本体论中的“自然”与“气”，认识论中的“意”与“数”。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提法虽新，但其存在却已十分久远，至少在《黄帝内经》中已经成型。模式的本质是方法论，它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组织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中医学知识才会不断地自组织，在历史长河中适时强化其理论内核，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在演化中逐渐完善。除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内部的自组织机制，还有两种外部力量时刻影响着它的发展进程，一个是人类学因素，另一个是社会学因素。

 

人类学因素带有根本性、源头性特征，社会学因素则带有过程性、即时性属性。可见，人类学因素相对稳定，与常说的“道”接近，和文化精神相通; 而社会学因素则时时变动，与通常意义的“术”吻合，和技术形态一致。由此可见，更多反映观念与民族气质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内涵上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外在表现则会因时随势发生对自身有利的嬗变。西医的历史相对于中医较为复杂，它包含了除印度医学和中国医学之外的几乎所有世界上主要的医学体系，如埃及医学、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希腊罗马医学、阿拉伯医学等，这些医学体系的类型呈多样性，既有整体论也有还原论，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凸显了以还原论为基本模式的近代西医学风貌。就是在现代，受生物学中实验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两个传统的影响，医学领域依然存在还原论的实验传统以及整体论的观察传统之别。其中实验传统为主流，但伴随转化医学理念的兴起，两个传统之间的融合已经开始。可见，整体论科学非中医学所独有，在西方古已有之，今天也依然存在。至于它是否受到中医学的影响，则是一个难于简单回答的问题。

 

近代以前，通过阿拉伯医学的少量间接影响是有的，直接影响则缺少证据。近代之后可以明确地说几乎没有对西医主流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一些非主流医者则有一些点滴影响。较大的影响始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带来的针灸热，之后中医学以替代医学与补充医学的身份持续对西医影响至今，且渐渐深入。较为合理的说法是，中西医均有整体论与还原论两种类型，但中医以整体论为主流，西医以还原论为主流，两个医学体系独立发展，相互影响不大，两者的整体论类型表现形式也各有其自身文化与技术特点。

 

参考文献:

 

[1] 邢玉瑞. 中医思维方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孙关龙，宋正海.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自然国学[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4] 潘永祥.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自然医学论文篇5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教学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教学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教学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教学

  　[1]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4-13.

[2] 刑玉瑞.中医思维研究与中医思维方法学[J].中医药学刊，2003，21(11)：1832.

[3]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10-12.

自然医学论文篇6

一个怀揣梦想的莘莘学子，三十年前只身前往美国闯天下；步入花甲之年时回国报效。陈厚琦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将西方国家先进的医学理念、技术和个人30多年的成功经验带回祖国，为我国的医学发展输入新鲜血液，植入先进技术，为民众的健康撑起“保护伞”。

据统计，中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350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就意味着如不采取干预行动，心脑血管疾病将会成为人们健康最大的威胁。面对如此紧迫的问题，陈厚琦焚膏继晷，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逆转动脉血管粥样硬化的酶治疗法和酶制剂”。此项成果可谓重大的医学突破，因其显著的疗效而被称为“奇迹酶法”。

“心脑血管疾病和一些慢性病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所研发的酶制剂和酶疗法，能够清除动脉血管内部的硬化斑块。从而让许多患者摆脱心梗、脑梗的威胁，远离高血压的折磨，也能够有效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陈厚琦说。目前，自然医学的这一疗法正在被用于深度临床研究，效果明显。

俗话说：生命仅有一次。然而陈厚琦却给了许多人“第二次生命”，让他们“与死神接吻”后获得重生。事实胜于雄辩。企业家吴先生曾有严重的肠道问题，几年来每天要有7次至8次不定时、不成形的大便。同时，该患者在夜里出现过许多次危及生命的瞬间脑缺血造成的脑梗前兆问题。在遍访全国许多医院和专家治疗无效后，酶治疗法不仅使他的肠道问题得到解决，而且夜间因瞬间脑缺血带来的恐怖再未发生。重庆教育学院杨姓退休教授有颈部动脉硬化斑块，使用酶疗法不久，症状便有所改善；一年多后，颈部动脉硬化斑块全部清除干净。扬州著名书画家陆先生前年因脑卒中轻度致残，双手发抖。他的艺术生命因而也就完结了。奇迹酶法却让他重新拿起画笔，获得新生。

陈厚琦教授积极推广与交流新医疗理念和技术。他曾应邀参加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衰老国际医学论坛”大会。他的论文《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逆转》获得优秀论文奖。2009年他曾受邀参加“第三届自然医学国际学术大会”，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演讲。在此次大会上，他获得“杰出自然医学专家奖”和“医圣勋章”。在多次国际性的健康产业和医学大会上，他的论文被誉为导向性的重要文献。应邀参加2013年4月北京的国际健康产业会议，他发表的论文后来被民政部主管医学杂志《中国民康医学》接受并刊登（2013年第七期）。论文题目是《二十一世纪医学变革主旋律：西医创新与中医回归》。

他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具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理念。他在一首诗里写道：“生物工程，癌症攻关。杏林探索，冲波推浪。康复病患的欢欣笑语，抚慰着经久磨难的翅膀。取真经，驱逐病魔；化腐朽，成为神奇。谈笑间，还你健康”。他在美国芝加哥自然康复中心，用自然医学的方法和手段帮助患者康复取得很好效果。“将可怕的病情变得轻松，能够缓解患者对病魔的恐惧，有助于患者恢复健康。”陈厚琦如是说。

今天，陈厚琦博士在心脑血管和癌症两大领域崭露头角。然而，“自然医学”在许多年前却很不起眼。他独具慧眼，看准自然医学是西方医学的前沿领域。“西医创新，中医回归，是解决当前泛滥成灾的慢性疾病之最佳方法。西医创新就是自然医学，包括分子医学和量子医学。中医回归就是回到古中医学。”陈厚琦说。他不仅将西医的前沿领域自然医学向国内医学界介绍，而且建立了自然医学独特的理论和用药系统，在逆转慢性疾病的临床实践中取得成功经验。

以现代系统科学为指导，他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基本原理研究生命科学和医学，提出了“人体自稳定调控系统的生物控制论”。这一理论对未来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认为：医学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恢复人体自愈力。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在物质、能量和信息层面上各具特征：A） 以神经系统为主导的生物化学调控机制（物质层面）； B） 以人体电磁场为背景的生物电磁波同谱共振机制（能量层面）； C） 以意识调控为核心的信息调控机制（信息层面）。 上工治未病，就是借助于各种手段，让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得以恢复，实现人体新陈代谢的动态平衡。此外，他提出：能量医学是古中医学的本质特征。中医只有走出化学医学的阴影，才能够真正振兴。

自然医学论文篇7

中医药学是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合称，其侧重反映的是中医和中药两者是共同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医药学不仅是我国的三大国粹之一，在肿瘤、病毒性疾病、老年病、疑难杂症等疾病的治疗领域保持优势。

1.1中医药学的起源发展史

中医药的起源是由于人类生存的本能需要，自从人类诞生之后，随之而来的疾病和伤痛自然就需要医药知识和医学技能来治疗伤痛和疾病，那么就有了后来的中医药学。有了中国人，当然就有了中医药学，中医药学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远古时代是中医学的萌芽阶段，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则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阶段，而晋至隋唐，则是中医学分化、融合和发展阶段，宋至金、元时期，则是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后来的明、清时期，则是综合集成和深化阶段，到了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是中医学从低谷中向更高的地方飞去。历经远古时代、春秋战国、秦、汉、唐、明、清等时期，中医药学无论是在人体结构、生理、诊法、辨证等基础理论方面，还是中药在临床运用等各个领域都有着令人羡慕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最早的医学巨著就是《黄帝内经》，而最早的药学巨著则是《神农本草经》。

1.2中医药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所谓的整体观念也就是整体思维方法在中医学理论中的体现，即强调人们在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时刻注重事物本身所存在的统一性、完整性和关联性。普遍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与社会密不可分，这种机体的自身整体性和内外环境的统一性的思想，称为整体观念。这一整体观念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等各个方面。所谓的辨证论治也就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就是辨证论治的过程。

2.中医药文化

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哲学、天文、地理、数学、历史、军事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2.1中医文化

中医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中国文化最早就是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的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和发扬。如此强烈的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当中，这种寓创作于解释，寓创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中医文化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满足于对事物的笼统的模糊的整体直观的把握，中医学是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中医理论的发展总是随着临床医学的进步而进步。中医文化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有机的自然主义即“天人合一”，这种有机的自然观使得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经久不衰。

2.2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及其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是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代表的养生学，以易学为代表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以及各种传统理论融合而成的其他理论。这些理论共同形成了中医药学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基础。而中医文化背景和现实临床结合，便产生了独特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由此可见，中医药学体系是由中医文化、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构成。这其中的中医文化是基础，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致中和、道法自然和以人为本。

3.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背景下翻译人才教学的创新模式

中医走出去的方向是，立足国学、走向科学。中医一方面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不能故步自封，要努力和现代科学相融合，将中医放入现代化科技发展的大平台中，这样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医药走向世界，极大地提升了中医药在海外的影响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人才教学创新的模式有哪些呢？

3.1自学――指导式

主要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辩证统一的教学观，主要步骤：第一步，提出要求，根据教学要求，教师对自学的范围、重点和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要求，让学生有目的的学习；第二步，开展自学；第三步，讨论启发；第四步，练习运用；第五步，及时评价；第六步，系统小结。这种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教师要设计出要求明确的自学提纲，提供必要的参考书，学习工具，如字典、词典等。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具备一定阅读能力的学生。

3.2目标――导控式

主要是设计一个由低到高的一个程序化目标，通过学生对目标所达到的水平，合理安排学习条件和学习时间，让每个学生都发挥到最好。主要步骤：第一步，前提诊断，对将要学习的内容所涉及的基础知识点，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简要的提示、复习和回顾，为学生学会新知识做铺垫；第二步，明确目标；第三步，达标教学，通过讲课，使同学们掌握所学内容；第四步，达标评价；第五步，根据评价结果，查漏补缺。这种模式下，教师要提前充分的备课，分析每个知识点，让学生牢记。

3.3传递――接受式

主要传授系统知识、培养基本技能为目标，比较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主要步骤：第一步，复习所学知识；第二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第三步，教师讲授新课；第四步，巩固练习，提高熟悉程度；第五步，检查评价；第六步，间隔性复习。这种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知识，但相反的，学生对所学知识并不能完全掌握，不能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学生的创新思维。

3.4问题――探究式

自然医学论文篇8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自然医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8－0195－03

自然辩证法是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一门学位必修课，其教学目标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研创新素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目前，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着重阐述自然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轻结合研究生专业实际进行讲解、重理论讲授轻实际运用的倾向。如何把具有思辨性、抽象性和理论性的教材内容内化为研究生的科学素养、科研方法、创新思维；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需要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中，结合研究生专业特点，联系各门具体学科特点，创造性地开展自然辩证法教学，这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针对中医药院校的具体特点，结合研究生的专业实际，我们以“医哲结合”为特色，创新自然辩证法教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加强具备医哲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建设；更新教材内容、增加医学辩证法的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初步实现了中医院校研究生自然辩证法的教学目的。

一、建设一支具备医哲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为创新自然辩证法教学奠定师资基础

师资队伍是否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对于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而言更是如此。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自然辩证法教师应该从多方面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储备，了解医学科技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对于大多数是文科学历背景的教师来说，特别要补上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尤其是与医学相关的知识，才能真正驾驭这门课程。其次，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师还要具备一定的中医哲学、中医方法论、中医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具体做法是，对非医学专业毕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师进行医学知识方面的培训，而对医学专业毕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应强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哲学等方面知识的学习。最后，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师还应加强科研，并正确处理好科研和教学的关系，以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把教学过程中的难点、疑点作为科研的方向，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事实上，合格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应该是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的统一体，这样才能使自然辩证法教学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二、更新教材，增加医学辩证法内容，为创新自然辩证法教学提供教学蓝本

由于自然辩证法面对的研究生学科背景不同，专业特点相异，因此，使用全国统一的教材、采用统一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展要求与研究生创新素质提升的需要。针对不同专业研究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更新教材内容，创造性开展教学活动成为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的重点。对于如何结合研究生专业特点更新教材内容，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即在遵循教育部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的特点，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引导中医药研究生运用自然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探讨中医药学的学科性质、思维特征与发展规律，从而提高中医药研究生专业理论思维水平与创新素质。为此，更新教材内容在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可读性的同时，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首先，突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每章后增加“中医问题与思考”阅读内容，启发与引导研究生在掌握自然辩证法一般原理基础上，联系中医药专业实际，提出与思考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次，突出医药科技发展的历史及其与医学观的联系，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原则，便于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中西方传统医学观的差异以及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最后，融入教师中医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突出科学技术方法论的比重，以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思维素质。

三、改进教学方法

传统的自然辩证法教学一般采取单一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这已经不能适应自然辩证法教学的需要。事实上，自然辩证法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学科本身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使教学活动显得更为复杂。在影响教学效果的众多因素中，以什么为中心来组织这项复杂的活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教学的理念、方法、过程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对教学效果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此，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我们将教材内容专业化、专业专题化、专题问题化。同时，在教学方法层面，我们从独自式的封闭式教学转向开放式的研讨式教学，从静态的PPT走向动态的视频多媒体，从理论世界走向现实世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专题讨论法、问题启示法、网络互动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多媒体和网络资源进行教学，从而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创新意识，提高其理论思维和创新素质。

(一)专题讨论法。在通常情况下，研究生已经历了大学本科的完整教育，具备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自学能力，在信息的获取、问题的理解和观念的形成上具有自主性。对多元知识摄取和自身创造力发挥的需要，使他们渴望超越传统教学的授课模式，真正实现个性的张扬。因此，在课堂上开展专题讨论，有利于研究生获得合理的和正确的思维模式，并为他们观点交锋、思想碰撞提供良好平台。经过专题讨论的训练，有利于实现其思维方式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变、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转变。事实上，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中，对某个问题给出答案或结论，远不如让学生自己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并去寻求解决的方法更好，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远比书本上或老师给出的结论印象深刻，也更有意义。

组织好专题讨论的关键就是要选好讨论主题。首先主题的选择要结合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在教学大纲的规定范围内，结合课堂教学、根据课程进度、遴选相关的主题。专题设计与研究生的专业相结合，有助于研究生从自身专业出发深入讨论问题。根据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的专业特点，我们选择与设计的专题一般都是与中医药发展实际相结合，如在“自然观”、“方法论”和“科技观”三篇中，我们分别设计了“中西传统自然观差异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中西医方法论之辩：在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之间”和“中西医文化与中西医发展”等三个讨论专题。其次，主题的选择应结合社会热点。如前段时间的“张悟本事件”，我们就设计了“张悟本事件与中医”的专题讨论。通过专题讨论，学生上课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提高。同时，学生课前准备充分、课堂讨论热烈、课后还在继续。专题讨论

的教学方式不仅增强了自然辩证法课堂的教学效果，而且也增强了他们对自身所学专业和社会现象的理解。

(二)问题启发法。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因此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首先应从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开始。其实，疑问最能引发研究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学习自然辩证法的兴趣，变被动听课为主动参与、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

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问题的设计一般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专业性。问题的设计一定要贴近研究生所学的专业或与他们所学专业相关，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参与回答问题的热情。如在讲授科学技术的性质时，可联系中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在讲到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时候，可结合中西医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等问题。由于问题选择密切结合研究生所学专业，可以启发学生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相关原理和方法去思考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同时，也加深了研究生对自身专业的认识，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新颖性。教材中已提出的问题，引导研究生自学理解就行，关键在于教师提出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新颖，或虽是老问题，但是分析或理解的视角比较新，这同样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如关于中医的科学性问题，这是一个争论很久的老问题，但如果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视角来分析并加以理解，就是一个新问题。三是时代性。问题的设计要与时俱进，要努力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及其带来的影响，努力反映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需要完善的地方。只有选择的问题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学生生活、贴近时代，才具有说服力，才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网络互动法。传统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多采取课堂讲授法，但由于受课时等因素限制，有些教师在结合学生专业问题开展教学活动时，单向灌输偏多，缺少与学生的交流、互动，没有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性与参与性。结果导致教学效果不太好，经常是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干自己的事情，教的过程与学的过程出现了脱节现象。专题讨论法可以激发研究生的求知热情，调动他们学习自然辩证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如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往往采取大班教学，人数多达一两百人，虽然能成功地组织专题讨论，但要让每个同学都有发言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问题启发法固然可以启发每一位研究生的独立思考，激发其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但自然辩证法的教学活动从头至尾都运用问题启示法比较困难，因为并非每一章节都能找到合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实践中，尝试运用网络互动法来弥补其他教学方法存在的不足，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自然医学论文篇10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自然医学论文篇11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菊花、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自然医学论文篇12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著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著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 结语

综上，西方医学文化从古代希伯来文化中的经典医学模式发展而来，经过近代哲学思想引导，逐渐嬗变为以解剖和实验研究的医学模式，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以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对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等优势，为人类医学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对于整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关注不够，成为西方医学文化的缺陷，有待于在哲学层面和科技层面，进一步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医学创新，中国医学文化在很多方面的优势值得西方医学文化理性借鉴，这也是世界未来新型医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昝加禄，昝旺，刘萍.开设医学文化概论课程的体会[J].中国医药导2010， 7（22）：167-168.

[2]马月兰.《圣经》中希伯来医学文化探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8，29（12）：56-57.

[3]沐涛，季惠. 失落的文明： 犹太王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37.

[4]余谋昌，西医和中医：两种哲学和两种医学文化[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3）：7-12.

[5]叶峻.论生物科学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6（2）：33.

[6]匡调元，试探21世纪西方医学发展趋势[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6）：1-4.

[7]王一方，听大师演讲去[N]，健康报，2007，2，16（4）.

[8] Prigogine I.从存在到演化 [J].自然杂志，1980（3）：1.

自然医学论文篇13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 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苎逑怠5澜陶苎П砻?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 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 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 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迓垡宦鱿喑械摹L教直嬷な斡氡娌∈蔚墓叵?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