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探究式教学的实施策略

内容提要 ：探究式课堂教学是以探究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教学活动形式。而初中自然科学是以科学探索、实验为知识获取的手段为特点的学科，故在初中自然科学课堂教学中科学运用探究式教学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具备一定可操作性的教学策略与步骤：示标引题-自学探究-合作探究-实验、实践探究-归纳、矫正-训练反馈内化。关键词 ：探究式 课堂教学 学生主体 自学 合作

自然科学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实施策略

探究式课堂教学是以探究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教学活动形式，就是以探究为主的教学。由于它顺应了“学生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苏霍姆林斯基）的心理需求，因此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实用性和高效性。特别把它与初中自然科学这样一科本身以科学探索、实验为知识获取的手段的学科有机的融合，更能体现它的优越性。但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如何避免让“探究式”成为一种形式、“摆设”，也就是如何使“探究式”的内涵真正落实，切实提高教学的效度，让学生发展以较大的空间？应该是很多教师在思考和摸索的急需解决的课题。笔者就探究式教学在自然科学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实施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做法。

一、理论的界定

1、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内容。它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身边的事物或事物的运动变化和生活实际为参照物，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来获取新的知识并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

2、探究式课堂教学的目的。开发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自学能力，力图通过自我探究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为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堂实施的策略与步骤

基本思路是：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学生主动参与为前提，自主学习为途径，合作讨论为形式，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构建教师导、学生学的教学程序。具体操作程序和要求，可分为四步进行。

及时步：示标引题

示标引题是指教师的课堂导人，这一环节起着影响全局、辐射全课的作用。教师一堂课的开头用一两分钟时间，通过小黑板或投影仪清楚地向学生展示课堂教学目标，以使学生带着明确的任务参与教学过程。学习目标力求具体明确，切忌出现抽象的词语。如在《焦耳定律》教学中，可把目标定位在：1、理解焦耳定律的内容和公式；2、能运用学过的焦耳定律计算一个导体通电发热的问题；3、学会“研究电流产生热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方法。同时注意要尽量挖掘德育培养目标，并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提出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如“我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和老师一起顺利完成目标！”等语言，以激发学生勇敢地追求目标，为下一阶段自学探究作铺垫，学生就会积极主动地进人自学探究阶段。

第二步 自学探究 自学探究的目标是挖掘学生心力，发挥其自主性，培养自主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使其终身受益。本步可分为自学前指导（1分钟）和自学探究（6-8分钟）两部分。自学前的指导使学生明确自学的内容、方法、要求和时间。自学探究部分让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感悟，在读中接受情感熏陶。它是由学、思、疑、问四个相互联系的学习要素组成的，学生在自学探究中，能把学、思、疑、问连结在一起，就会给自学探究增添无限的乐趣和动力。因此，不必担心学生有没有自学探究能力，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重要的是教师相信不相信学生，给不给学生自学探究的权利。能相信学生，也能给权利，学生自学探究水平肯定会迅速提高。当然，教师要特别注意帮助自学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自学，同时通过巡视、对话、查看自学练习等形式了解学生（中下生为主）在自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分析归类，作为下一步解疑导拨作准备。

第三步：解疑导拨合作探究

学生的一般问题均可以在边学边探中自行解决，不理解或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可集中在这一阶段解决，这一步可安排5－8分钟时间，让学生简要表述各自探究中的难点，要求不提重复性、与主题无关的问题。对学生的疑问，教师不必过早解释，只要综合大家的提问，提出一两个重点问题组织学生合作探究。合作探究的形式有三种，教师可根据需要确定选用哪一种更好。这三种形式：一是生生合作探究。即让同桌学生发挥各自的学探优势，就相关疑难问题，相互启发，相互研讨，然后四人小组再交流一下相互探讨的结果；二是小组合作探究。合作小组可以是四个、六个人。合作探究是利用学生集思广益、思维互补、思路开阔、分析透彻、各抒己见的特点，使获得的概念更清楚、结论更；三是大班集体探究。即抓住中心议题或关键性问题，让学生各自发表见解，集中解决难点。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与学生面对面，切不可搞成问答或对话形式，要让学生与学生之间对话、答辩、争论、教师只需在关键处加以指点或导拨。合作探究能促进学生思想情感交流，培养团结协作精神，构建民主和谐气氛，养成良好个性品质。以往组织课堂讨论，主题不明确，时间不充分，气氛不和谐，图形式走过场多，讨论探究效果很不理想，这需要尽力避免的。学生合作探究教师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巡视指导工作，不断点拨强化学生的合作探究。

第四步：实验、实践探究

这一步通过学生的实验操作或对与知识紧密联系的实际问题的探索，既是对知识探究的巩固，又是对知识探究效果的检验，其作用在于帮助学生学会方法。教师要根据学习目标和学生合作探究情况，简要归纳、概括讨论要点，掌握什么方法，理清什么概念，几句画龙点睛的话，就给学生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交待。然后，要求学生运用自学和讨论探究获得的知识，学会举一反三，解决类似或相关的问题。学生实践探究是巩固和扩大知识，同时也是吸收、内化知识为能力的过程。实践探究是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有利时机，方法形式一定要灵活多样，只要有利于学生扩大知识和发展能力，怎么有利就怎么做。

第五步：归纳、矫正（后教）

这一阶段既要归纳总结前三步探究活动的基本收获，对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探究给予充分肯定，又要根据教学目标得出科学结论，对学生在探究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矫正，为学生今后解决类

似或相关问题导向指路。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这是影响探究式课堂教学成败的关键的一步，其作用一方面在于进一步让学生牢记探究的方法，养成自主探究的习惯，把学习探究变成自己生活的及时乐趣；另一方面要使学生达到教学目标要求，该理解的，讲清一个为什么，该掌握的则要指导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学会运用，并且知道在运用使应避免出现哪些错误。这一步激励评价可由教师进行，也可以让学生自评、互评，大家总结，教师补充。第六步 训练反馈内化

通过当堂练习，巩固知识和形成能力，活化即使反馈机制，及时调控教学。这一步至少安排10分钟时间，训练内容紧扣教学目标，重在方法和能力培养，要求学生独立、快速、当堂完成，教师通过巡视或当堂批改及时发现具有共性的问题，力求当堂解决。

运用探究式要控制教师讲话时间，一般不要超过10分钟，这样可给学生30分钟活动时间，这样的探究式课堂教学才算真正摆正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探究式课堂教学是否能取得实效，归根到底是以学生是否参与、怎样参与、参与多少来决定的，同时只有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才能改变课堂教学机械、沉闷的现状，让课堂充满生机。

以上就是笔者在自然科学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探究式教学方法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特别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如何发挥探究式教学的较大优越性，还需不断地实践，在实践中提高。

参考书目：《洋思教学模式-洋思初中的教学理念与实践》

主编：李如齐

《教育发展研究》2002年第4期〈关于研究性学习〉

自然科学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原因

【摘要】中国有着的古代科学,却在近代远远落后与欧洲,最终没有自发的产生近代自然科学。本文从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对古代科学的继承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等多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也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中国近代近代自然科学封建社会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世界上处于经验丰富地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近代,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展走过中世纪黑夜时期的欧洲近代科学迅速崛起。欧洲成为了近代科学的发祥地。近代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着重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对古代科学的继承

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光辉灿烂,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和发展模式。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发达的农业,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很高,数学在秦汉时期就取得了辉煌成就,产生了十大数学名着,我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科学发展到了近代,由于封建统治的影响,以往的成果并为人们很好的利用。我们仍然以四大发明为例,指南针传入欧洲,于是有了航海技术,但在发明了指南针的中国,受封建迷信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指南针只是用来看风水的道具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火药是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重要的科学技术,有了火药,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而在中国,火药的实际用途不过是烟花爆竹,一闪而逝,多年以后欧洲列强竟然凭借着中国发明的火药打到了中国本土。造纸术、印刷术本是传播科学技术的良好的媒介,然而,在中国却只能用于宣传伦理纲常及封建思想,印刷经文。同样的所有的这些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阿拉伯等国为媒介传向了欧洲,并为欧洲科学所借鉴推动了欧洲科学的快速崛起。

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程度的大小影响着这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专制和独裁是旧中国政治的突出表现,因而中国科技的发展缓慢是可想而知的。

探索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我认为应从近代科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开始分析。近代科学产生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取得统治地位打着恢复古希腊罗马等古典文化的旗号,创立资产阶级新文化的空前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近代科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从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向自然科学提出了大量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经验材料,提供了以往不可能有的新的科学实验条件,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及时次成为可能。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科学,而近代科学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下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

封建制度限制科学的发展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封建专制不允许科学的发展

在封建时期的旧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十分鄙视科学技术。对从事科学技术探索的人,不仅没有社会地位,而且还受到种种责难。孔子就十分轻视生产和体力劳动,在儒家眼里,凡以“奇技奇器以疑,杀”。明清封建统治者对于有革命、革新和反抗者所施加的刑罚都十分残酷。清代的文字狱使当时的文人学士谈虎色变,在文字狱的威慑下,何以谈得上科学发现与发明呢。在采取高压政策的同时,明清的封建统治者又以儒术来治人。他们大力提倡朱理学,把四书五经定位读书人的必修课。他们强调道德观念、伦理纲常,而对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不但不闻不问,还要竭力阻止和扼杀。

中国封建统治者在许多科技部门也采取了垄断政策,如天文学,历代统治者都规定,只有政府有权研究。明朝曾下“圣旨”,严厉禁止民间从事天文研究。科技的官方垄断将大批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这必然大大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封建社会还长期实行官学合一的制度。明朝曾明文规定“非科第者,毋得与官。”采取科举取仕的办法。考试采用的是“八股文”,要求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都必须以《四书》、《五经》及《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在这种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往往思想僵化,只会咬文嚼字,不可能成为有用的科学技术人才。而且,在官学合一的制度下,许多学者不得不终日忙于政务,没有机会、没有条件从事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难以发挥他们的科学特长,埋没了大批的科学人才。然而欧洲的教育要比中国活跃得多,欧洲出现了许多着名的大学,这些大学虽然主要讲授宗教神学,但也讲授一些被列为宗教教义的自然科学知识,多少给人提供了一个接触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机会,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自然经济以及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没能产生资本主义,缺乏改进和发展技术的社会经济动力。缺乏强大的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中国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这种社会的生产形式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更多的剩余产品用来交换,工商业缺乏发展所需要的广大市场。同时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农民只能以农业作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致使工商业缺乏广大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缺乏发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广大农民受到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只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无力对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技术进行改良和改革。剥削阶级提高收入的办法是增加剥削率,而不是应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这必然造成技术发展的停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没有产生具有生长和发展能力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种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一 直把“重农抑商”奉为国策,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就阻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大。重农抑商政策不仅保护了自然经济结构,而且使中国社会不能产生强大的、能与封建地主阶级分庭抗礼的市民阶层,从而遏制了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力量的增长。

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东西文化交流

17世纪至18世纪初,即清朝的前期,虽然中国的科学技术业已落后,但也仍在发展,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欧洲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传统科学吸取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从而使自己获得了发展。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中西文化交流却中断了。从此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清王朝顽固地推行闭关政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采取了掩耳不闻,闭目不视,盲目自大的态度。人们对欧洲科学技术的新进展,以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新潮流、新手段,茫然无知,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三、科学研究的方法

在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科学基本上仍处于现象描述、经验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阶段,并没有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上发生变革。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缺乏哲学的正确指导、缺乏科学的实验方法。中国哲学一贯重视伦理轻自然、忽视逻辑。这种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古代科学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反叛神学而取得独立的地位,之所以能够大踏步前进,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实验和归纳为主的科学方法。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实验是从观察发展而来,以观察为基础,又高于观察,具有观察方法所不具有的优点,从观察到实验是科学认识方法和手段上的一次大飞跃。实验科学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形态。因此,科学方法的落后也是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近代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中国封建主义的长期存在。随着封建主义覆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研究近代科学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科技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然科学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的撰写攻略

一、标书如人

标书如人,而标题和摘要就像漂亮的脸蛋,要言简意赅,突出研究意义,给评委以清晰、深刻的及时印象;正文就像一个人的躯体,要“曲线分明”,该简练的地方就不要啰嗦,该详述的地方就要把事情说仔细、说清楚了。

只有充分回答了“你要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要让你来做?”这三个问题,才能说是完整;而标书的细节,比如语法、文字、排版等就如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躯体之下的内涵体现。

虽然是容易让人忽视的细节,但却能反映出申请人的性格和行事作风,比如是否细心,是否有条理,是否有责任感等。这一点,很重要,却经常为申请者所忽视。如果你做到了以上的这几点,那就等于塑造了一个丰满立体又充满魅力的形象,获得评委的垂青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三、宝典之具体步骤

1.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应该填写的是“领域”或者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不少人却填写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名称,这显然不合适。

2.摘要

摘要只可以填写400个字,所以需要仔细斟酌,凝练成句。经常发现一些申请者浪费这一珍贵的空间,用过半甚至大半的篇幅来阐述背景资料。切记,评委大都很忙,有时候“摘要”成为部分评委了解申请书全部亮点的主要途径,应该在这部分尽可能多地谈论自己的东西。

通常用及时句话来简介最精要的立论依据,用一句话来阐述研究的学术意义,中间的大部分文字则用来介绍申请项目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最容易打动评委的那些亮点。

3.项目组成员

应该只列入那些对所申请的项目“有用”之人,千万不要将上了年纪而没有相关学术积累的行政领导硬拉进来。行政领导或许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如果离开其所在的科室或单位,认识他们的同行并不多,被认可的可能就更稀少了。

项目分工要尽可能明确,切不可使用“参与实验”之类模糊的语言。特别注意不要留下“理论指导”或者“实验指导类”这样的字眼。作为申请者,还需要别人来给予理论指导,这就等于告诉评委:申请人还不具备主持研究项目的能力。

4.项目的立论依据

绝非越长越好,切不可写成一篇面面俱到的综述,不会有太多人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那些与自己工作关系不大而又不得要领的长篇大论,建议好别超过1500字。有人喜欢从外文杂志下载和剪裁一两幅标满英文符号和单词的示意图附在这部分,其实并没有此必要,除非那些示意图是申请人自己画的,是基于自己工作的总结。

5.参考文献

列出10-20余条足矣,申请人没有必要告诉别人自己已经阅读了浩瀚的文库。这些文献如果有一两条是申请人自己所发表的论文那将是好不过的事情;但又不能太多,否则评委有可能认为除了申请人本身,其他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6.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可以各列出2-3条,不能罗列太多,更不可大段描述。

7.研究方案

研究方案是整份申请书的灵魂,许多认真的评议人和评审专家就是主要依据该部分来判断一份申请书优劣的。申请者应该将技术路线和方法仔细阐述清楚,不可因为所谓的“保密”需要而有意省略一些必不可少的实验步骤。不然,评委有可能认为申请人填表不认真或者不得要领。

8.可行性分析以及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这实际上是给申请人一个机会说明自己的能力和思想论.文.服.务.QQ:81995535,不能装斯文扮低调,更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自己的业绩通常都逃不过评议人的眼睛。

9.预期研究成果

有些人喜欢在“预期研究成果”中表决心要发表SCI论文若干篇,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果申请书的其他部分有硬货,不提SCI,别人也会相信申请人能出好东西;如果申请人从无SCI论文,这会儿不说也罢,以免弄巧成拙。

10.申请人简介

在“申请人简介”中应把最能说明申请人具有主持项目能力的全部学术积累简单的填写出来。一些评委拿到一份申请书首先就直接翻到这一页,看看申请人有没有相关的研究背景。如果没有,那是很不好说话的;相反,如果申请人有充分的资料显示自己有能力完成所申请的项目,其他部分受关注的程度则可能会降低。

的清单尽可能选取那些与拟开展工作相关的文章,切不可为了充数将一些与所申请主题不相干的文章也拉进来,这不会有什么好处。论文清单应参照本学科主流期刊的格式,如医学领域好符合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的格式。值得指出的是,列出的论文作者中必须要有申请人的名字。

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同样重要,尤其是他们发表的论文清单。总之,申请人必须实事求是地提供资料,显示出自己是一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正在领导一个奋发向上的科研团队。

填写一份申请书实际上是一个严密地完善科研设计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文书工作。申请书的每一部分都重要,因为任何一部分填写不恰当都有可能导致胎死腹中。在填表之前应该大量阅读相关的近期文献资料,认真梳理科研思路,尽可能成就一份简洁明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申请书!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 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较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 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bull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障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加强自然科学基金管理促进学科建设

关键词： 医院；科学基金；自然；管理

摘要　文章介绍了综合性医院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验。提出加强科研管理机构建设，做好服务宣传工作是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管理的前提；营造科学创新环境，加强前期申报管理力度是提高资助率的关键；抓好科学基金的中、后期管理是提高科学基金的整体效益，促进医院学科发展的核心。

我院集医疗、科研、保健、教学于一体，是全军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医院。科研工作是我院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已成为我院基础医学研究的主体和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九五”以来我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8项，经费666万元。1998年度受资助20项含有联合主持重点课题1项，经费254万元，居全国医院前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有效支持，使我院的基础性研究充满活力，保持和发展了我院的特色和优势，提高了我院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促进了我院的学科建设。医院每年数量连续8年列全国医院之首。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实践中，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2］：

一、加强科研管理机构建设，做好服务宣传工作

我国实行科学基金制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12年，我院许多人仍然不了解有关政策和科学基金制的内涵。原因是科学基金委员会面向全国，但与任何单位都没有隶属关系，每年通过项目指南、申请公告，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编写各种汇编材料等方法组织项目的申请实施工作，因此，管理人员的服务宣传工作要贯穿于申请立项和项目实施全过程之中。为此，我院专门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咨询办公室”，长年为大家提供多方位、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并采取多种形式，对科学基金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熟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各项管理业务，以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我们还注重了对我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带全局性、政策性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加强管理的新政策、新办法，不断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管理。

二、营造科学创新环境以加强前期申报管理力度和提高资助率

创新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3］。国家自然科学项目学术水平高、难度大、评审严格、竞争激烈，能否获得资助、资助率高低，选题是关键，只有创新性的工作才有竞争力。我院每年的申请项目数基本稳定在70～80项左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资助项目，必须提高资助率。为此，我们在“九五”期间，增加了人才引进力度，设立了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专门设立科研处，加强了科研管理的力度；在原有院长科研基金基础上设立了“解放军总医院东亚青年医学研究基金”和“解放军总医院人才基金”，资助有创新性学术思想的课题研究，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打基础；同时还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和知识更新，医院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国际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联系，每年派出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出国学习、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项目的选题上，我们注意发现、选择、组织有创新性研究前景的课题申请国家科学基金，结合自身和我院的优势，选准研究方向，瞄准国际前沿，提出有新的学术见解和独到之处的申请项目，并采取情报检索查询、同行专家及学术委员会把关等措施，力求申请项目能以新取胜，以优取胜，从而增强了申请项目的竞争力。

三、抓好科学基金的中、后期管理，提高科学基金的整体效益以促进学科发展

科学、规范的管理是提高管理工作效益质量关键，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是加强科学基金管理的保障。我们重点抓好基金项目管理过程中关键环节的管理，注重强化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等报表的及时性、性和严肃性；采取措施，提高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学术论文的标注率；选择取得高水平成果项目进行重点跟踪。此外，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全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会议，分析总结本年度国家科学基金申请、执行、结题的情况，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动员下一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从而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有关规定、管理办法为大家所了解、接受，密切了管理部门与科学基金申请者受资助者的相互沟通和配合，加强了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管理，使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做到了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对保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课题实施阶段，不仅提出严格要求，而且从人员和物质上为完成研究任务创造良好条件。各级领导将课题的实施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加强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保障了课题计划的顺利实施。我院从紧缺的经费中拨出专款，购买一些科研急需的大型设备，以确保课题按期完成。实行了科室主任领导下的课(专)题负责人责任制。课题负责人向主管部门负责，专题负责人向课题负责人负责，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经费到位。全院同志把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当做全院的任务，相互支持，协力攻关。实验仪器中心、医学动物中心、科研试剂供应中心等科研服务部门积极主动提供服务，优先保障国家科研基金课(专)题研究工作的需要。医学情报中心优先为中标课题组进行追踪查新，《军医进修学院学报》对基金课题实行倾斜政策，以确保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时发表。在管理规定中强调了保持课题负责人的相对稳定，凡承担国家研究课题的主要人员，在课题研究期间原则上不予办理长期出国手续，与国外共同研究或协作的课题例外。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稳定的资助，促使了我院原有优势学科得以充实和发展。目前我院有国家重点学科1个，全军重点建设学科1个，全军医学专科中心10个，全军重点实验室4个；医院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570多名，中国工程院院士4名；有耳鼻咽喉、骨科、基础医学、老年医学、老年心血管病、神经病学、普通外科 7个研究所。在人工关节、传导性耳聋、周围神经损伤、多器官功能衰竭、肾移植、眼外伤、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脑肿瘤、口腔外科修复、旋磨术治疗冠脉斑块、肿瘤内辐射治疗肝癌、激光心肌再血管化的研究和诊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回顾过去，我院科研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较大差距。我院将不断强化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竞争和国家基金课题招标，争取多渠道获得科研经费资助；进一步加强对科研工作的组织、指导，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协作攻关，确保受资助课题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对重点研究方向，特别是能形成特色和优势的课题，在学科间协作的基础上，选准结合点与突破口，争取在一些领域内取得重大进展。同时要充分发挥研究生、临床医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回国人员在我院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努力改善科研支撑条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为提高医学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做出新贡献。

自然科学论文:《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远景蔚然可观

一、引言

而有 社会有隆替，学术有兴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怎样顺应此规律，才能促进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割断历史，单纯追求全新的所谓“学术”，只是徒劳而已。当今全世界所面临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出现危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一致要求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藕合。墨西哥地需求学家龙尼兹1982年在北就大陆寺震活动和地震预报国际会议上撰文急呼：“现在西方科学特别擅长于解决几个简单点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对理解大的复杂系统的性质就显得格外无能了。……中国科学包括了一些能描述复杂系统动力学我的古老方法。”德国《易经》符号逻辑专家斐德烈博士近来在德国Semiotic（符号学）杂志上（1991年1-2期）以“《易经》符号逻辑”为题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和建立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告别是对于正在相互渗透中的演化科学可以理解的符号学来说，易卦符号系统为它开辟了一个机关报的远景。”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并非出自偶然，从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波尔，直到近来国内外若干世界上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有类似的评价，有的已把《周易》和《老子》的思想应用于其科学实践中，并取得可观的效果。因此，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周易》热应当加以盯导，使其步入正轨，沿着自然科学持续发展需要结合东方思维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人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有的正在结合，有的尚待研究。关于这些内容本人拟在今后逐一撰文阐述，不拟在此讨论。

二、东方思维用于现代自然科学之重要实例

70到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召开了不少次《周易》学术会议，1989、1990、1991在河南连续召开了三次国内和国际《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一次叫《周易》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论文玉器有不少涉及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论文中讨论应用的多，探索赔东西方科学思维怎样藕合的少，以东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撰写的专著少。兹选择其中思想性强的少数专门著作及论文作一下介绍：

1.刘绍光的《一元数理论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刘绍光40年代曾在法国巴黎爱因斯担实验室工作过，爱因斯坦对其一元数学思想评价较高但认为自己现在（因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研究。刘绍光研究一无数学四十年，于1984年才发表了《一元数理论初探》。该书是把几何图象（易象）、数（易数）、物理（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肥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幔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见刘绍光，“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华北地震科学》，1988，1期）。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本人认为，一元数学应当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

2.郭增建《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第二章“灾害物理学方法论”详细讨论了东方灾异观，其中包括：《周易》的象数结合；象数理关系论；内象个象论（邵雍《皇极经世》）；阴阳结合论；《内经》“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论；八卦数；倍九论；祸福相随观；《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论等。特别是《周易》象数和邵雍内象旬象论，对于近年来现代非线性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象数与非线性物理学的结合，将对不定期灾害预测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3.焦蔚芳《洛书数学》：美藉学者焦蔚芳在《周易》三阶幻方洛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学已发表三篇文章：焦氏《洛书矩阵》学说（上海《世界科学》，1987年，5期）；焦氏《洛书数字几何学》导论（世界科学》，1991，3期）；《洛书数论原理》（《世界科学》，待刊）。焦氏拟在此基础上写成《洛书数学》一书（1992-1993可望出版）。《洛书数学》与《一元数理论初探》的性质相近，都是铁数与现代数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概念和原理为现代数学中所缺少的，如洛书空间是无限的，但亦可变成有限的；洛书空间为连续的，但亦可被数学运算划分成许多互不连续的组合；洛书空间可由实数和虚数、无理和有理娄组成；洛书空间可以重复膨胀和收缩；洛书空间能作周期性运动或永不休止地变化；洛书空间具有量子化的特点。洛书数学由于采用矩阵形式，故与现代计算机的运算及力学张量（由9个量组成）密切相关，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其发展前途是远大的。

4.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刘子华40年代留学法国，1940年以《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把论文整理成书发表。该书内容是用《易经》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十在行星木王星的典弄著作，已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正如作者在其书结论中旨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一颗主要星球。”为什么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能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并且能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八卦系统合乎现代浑沌理论分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原理的一套卦系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合乎现论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状态和扬的概念，并以此理业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而西洋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仪器观测、计算扒导出为根据的。东西方思维相结合研究天文的事实吻合，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子华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八卦宇宙论之就用范围很广，吾人仅以本书用于天体方面作为其他研究之张本”。

本人认为同《周易》八卦推衍谁出的八卦宇宙论既适用于太阳系的研究，亦实用于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全球变化、灾害学以及更微观的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遗传密码为核心向外推衍和开拓）等研究。因为这些学问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和自相似性、对称性、全息性等特征。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分维、分形理论的研究，很快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分维、分形数学主要为幂函数，其正反演都很容易，应用时则属于反演，故近几年迅速得到扒广。“大易以逆为用”的原理在这里又一资助得到证明。近提召开的全国及时届（1989）和第二届（1991）分形理论及应用讨论会，以及地震系统召开的地震科学整体观（1988）和几次非线性物理学讨论会（昌黎，1991；保定，1992）的论文中有不少篇的内容与《周易》象数理论相通。特别是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可看成是《周易》象数理论的同构物或《周易》象数理论通向现代自然科学殿堂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对《周易》用于现代自然科学特怀疑的反对态度的同志们，能静下来研究一下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前缘的科学问题以及国内外走在最前列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西方科学方法危机感和向往东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及呼声，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三、自然易的实质何在？

有的同志提出：研究科学易先要知道什么是《周易》，不了解这一点其他都谈不上。我们认为应当先了解的是“易”，因易有《三易》，《三易》之前不有画卦及重卦等问题，这些都与易有关。对“易”理解最深刻者莫如宋学家，宋学家把易划分为画（卦）前易与画（卦）后易。画前易指在伏羲画卦之前在自然界然界就存在有易之结构。画前易的观念由现代遗传学的生物遗传密码符合64卦的卦画结构而得到证实。《易传》“生生之谓易”，同样适合于无机自然然界的地球。现代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能过洋底矿物中水的交换，海水约10亿年全部更新一次。此类规律在人类社会以前的地球内部和表部的物质同交换中就已存在。故《易传》“生生之谓易”可谓之画前易理。这类实例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因此，本人参加1987年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提出以“现代自然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为题目的论文曾引起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的强烈反响，时至今日，仍陆续有学者来访问这一问题，企图从中吸取启发，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易是自然界的化身或同构物”。《易》《老》同源：《易》为自然界的同构物与《老子》法自然的思想息息相通。《易传》“制器尚象”说也是法自然然的典型总结，现代仿生学亦应视为《易传》“制器尚象”的同构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易”到底是什么。至于易理用于社会科学那是由易的自然属性引伸、开拓到社会方面去的结果，是流不是源。故想把《周易》与社会科学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先懂易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易与社会的关系是流不是源，自然界存在的画前易结构是指自然易而言。

由于有画前易与画后易的划分，又由于理解画后易的为数不鑫，那么理解画前易并能用此思想来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者就更少。然而，如果一旦胆明了这一道理，下一番功夫，亦会到达“画前易”的境地界的，我们在这进而估且把画前易谓之“大成易”，画后易谓之“小成易”（这里指在大成小成与《易传》“八卦而小成”之义不同）。那么，以前有些学乾所反对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牵强附会的研究方法属于“小成易”范畴。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者亦指此。我们要遵照《无纪律子》“道貌岸然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的思想实质来理解《周易》象数理论，则《周易》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可以列上一层楼！

四、结语

近年来，本人由于发起并参加了若干国内外《周易》与现代自然然科学讨论会，发表了不少篇论文，并与有关同志探讨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济览了国内外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论文和专著，特别是深入探索了现代浑沌理论、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在国内外科学领域迅速得到推广的理论基础和科学发展背景，同进更进一步探讨了宋了提出的“画前易”和“画后易”的论点，以及研究了德国易学家斐德烈博士1991年在德国“符号学”（Semiotik)杂志上发表的“《易经》的符号逻辑”一文的内容之后，更加巩固了本人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信心。本人拟在近年来把多年来积累的资料和经验，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总结成书，为把东方思维作到古为今用而努力。本文错误不当之处，愿就正于方家。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

现代思想拥有大量的杰出著作。然而依然还有 一个 文本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在现代哲学的奠基性的文献中，有一部著作如此地突出，以至于它就意味着这一基础。这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它甚至是“曾在欧洲写下的最重要的书”。下面的评价至少对于现代哲学来说是切中实际的：不论人们想到的是理性的自我批判，还是主体的转向，抑或是那些数不尽的论断（从关于先验“我思”及数学作为自然科学语言的先天综合到对于所有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只要他研读康德的《批判》， 他就对自那时以来的哲学的根源了然于心。

上述这些论断不仅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它们也符合普遍流行的正统的教程，这些教程只是将康德的这一著作归入理论哲学。众所周知，这位柯尼斯贝格的哲学家写下了三大批判。此外，他还宣称，理性的全部关切归结为三个问题：“ 1. 我能够知道什么？ 2. 我应该做什么？ 3. 我可以希望什么？”（ b 832 以下）。显然，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的批判探讨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实践理性涉及的是应当。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及时批判只是与追问知识的及时个问题相关的。然而，第三批判，即判断力的批判也只是在限定的意义上适合于第三个问题，因为它的有机体和美的哲学是与希望毫无干系的。因此，我提出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的非正统的解读：及时批判针对的是所有三个问题，这部著作因而就是一种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但是，与法国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详解辞典》（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不同，它不是由一个近 150 名作者组成的“文人学会”（ société de gens des lettres ）撰写的，而是由一位思想家写就的。道德在此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纯粹理性批判》诚然探究知识，此外还有希望，但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将我的非正统的解读极端化，就是这样一种异端的解读。

这样一种抱负对于西方思想来说虽然意味着一个极端重大的事件，然而并不是一场纯粹的革命。因为近代早期的哲学厌倦了经院哲学毫无益处的吹毛求疵，试图更新科学与艺术，并将这种更新服务于实践。弗兰西斯 · 培根的《科学的伟大复兴》（ instauratio magna scientiarium ）已经将人类的福祉当作自己的责任。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将此责任上升为这样一种期待：即全部的知识将会使“我们的子孙不但变得更有教养，而且同时还会变得更加善良与幸福”。康德自己证实，卢梭对于这种期待的尖锐的抨击使他摆脱了最初对于科学的过高估价（ 《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的评论》， xx 44 ）。但是，就此意义来说，与几乎所有解释者的期待相反，《批判》开始于一种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关切。这一点在置于第二版之前的拉丁文题辞中清晰可见，可惜人们大多忽略了这段文字。

康德摘取的这段文字不是来自卢梭，而是引自先知式的科学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因为与卢梭相反，康德并没有将他对实践的关切与对于科学的抨击联系在一起，而是像培根那样，将之与对科学的敬重联系起来。但是，培根只是以实践的名义对科学的复兴进行了规划，康德则将其实际地付诸实施。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也是由于自培根以来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康德因而将他的伟大复兴限制在科学的一个小的分支上，即限制在哲学上，并把其基础的部分称为“形而上学”。

像培根一样，康德打算终结一个无休止的错误。但是，他首先将此意图与“一切反对道德与宗教的异议”联系起来，他要“通过最清晰地证明对手无知而在所有未来的时代结束”这些异议（ b xxxi ）。培根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对于利益与声望的关心，与之相反，康德则是从严格的道德意义上来领会的。这是及时项创新。

《批判》的这一道德的中心目标绝不是在第二版中后加上去的，而是在及时版中就已经是统领一切的了。但是，由于康德是在接近著作的尾声、即“法规”和“建筑术”中才强调这一目标的，所以它依然常常不被人重视。为了避免放在一部长篇巨制的结尾而为人忽略的危险，这一目标在第二版的一开始就得到了强调。然而，这样一来，康德的这部著作似乎是在服侍两位主人：一方面是在“题辞”和“法规”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对象，即知识，另一方面是“法规”与“建筑术”的附加的主题，即行动，在此也就是道德。

这种表面上的双重服侍许可了两种说辞：要么是这位主人优先，要么是另一位主人优先。按照正统的、理论及时性的解读，康德首先力图效力于知识；但是，他满意地认识到，此种效力也有助于道德——这就补充上了非正统的解读。按照及时种解读，为道德效力是第二位的和补充性的。因为这种解读说，《批判》用数百页的篇幅来探究纯粹理论性的课题，它们是关于客观认识与哲学作为科学的分析与辩护的课题。但是，理性最终探讨的“终极意图” 涉及到三个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康德明确认为理论的关切对于这些对象是十分无足轻重的（ b 826 ）。相反，那些要连根铲除像唯物论、宿命论和无神论这样的普遍有害的学说（ b xxxiv ）的实践的、乃至公共的关切才是伟大的。因此，第二种解读，并不是仅仅把实践看作是补充性的，而是将实践视为至上的。恰恰是这一异端的解读具有优越性。按照这种解读，效力于知识对于那个实践的根本目的、即“道德”来说只是手段（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那个目的本身“在建构我们的理性时才是真正”有效的（ b 829 ）。

虽然是一种手段，不论是知识还是知识的理论的确都可以被工具化；但是，撇开道德所具有优先地位不说，知识的严格概念、即科学依然保持着其自身的价值。抛开康德的定言命令，它从来不单单是手段，而且也总是目的。《批判》是从哲学的认识论着手的，它不但地、而且还以迄今堪称典范的严格和彻底，详尽阐述了导言和全部四个部分的前两个部分，即“感性论”和“分析论”，这两个部分探究了任何一种客观的认识一般得以可能的条件。第三个部分，即“辩证论”，展示了探求客观知识的条件，即任何一种研究的原则。即使是第四部分，即“方法论”，虽然探讨了道德，但只用了几乎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余则都围绕着认识理论。

让我们粗略地回忆一下这一认识理论：康德分析了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几乎从哲学的开端直到今天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斗争。首先，他站在经验论这条路线的基础之上。带着对另一条路线、即唯理论的嘲讽，他声称，至少从时间上来说，“我们所有的认识都开始于经验”（ b 1 ）。但是，这一时间上的开端并不是与实际的起源同时发生的。针对经验论专断的要求，康德断言：“即使是我们的经验认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仅仅受感性印象的诱发）从自身提供的东西所组成的一种复合物”（ b 1 ）。《批判》通过这一论断开辟了一条超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道路。这第三条道路是受这样一种思想决定的，即所有的知识都需要一种在先的知识（ vorwissen ）、即先天的东西，而且不是单纯下述这种相对的在先的知识：“谁若挖他房子的地基，他事先就会料到，这房子会倒。”康德的第二项创新同时也是与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认识理论的对立之点：所有的经验都受制于 前经验的条件，受制于先天的东西。

在这种先天的东西之内，康德区分了无争议的分析的部分与有争议的综合的部分。一个分析性陈述，比如说，任何单身汉都是未婚的，其优点就在于真值性标准。真值性只有借助于逻辑规律和语言的意义规则才能得到决定。其缺点在于：人们只能对认识进行说明。相反，在先天综合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扩展认识。但是，这种可能性原则上是有争议的。唯理论（对于康德来说尤其是指莱布尼茨）认为先天的理性真理是分析性的；与此相反，经验论（如休谟）只认识事实：即“实际的事情”（ matters of fact ）与“观念之间的关系” （ relations of ideas ，《人类理智研究》 iv 1 ）。康德消除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决不是通过妥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他的第二项创新，即先天综合这一崭新的、同时也是非同寻常的认识方式来实现的。

为了说服怀疑论者信服这一不同寻常的认识方式，康德解释说，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它存在于那些得到高度认同的科学之中。《批判》中对应于数学的及时部分与对应于物理学的第二部分表明，如果没有先天综合，二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康德的第三项创新和又一个对立之点。但是，上述的主导动机、即道德在此又保留在何处呢？正统的教程仅仅把先天综合视为一种（认识）理论的概念。实际上，它也具有实践的意义。原因在于，按照康德的说法，诸如助人为乐这样的道德命令的有效性是独立于这里起关键作用的经验的，是独立于感性冲动的。而且，由于这些道德命令教导我们以新的东西，道德——这是康德的第四项创新——从方法上来看就具有了先天综合的名分；康德的第二项伟大创新因而进入到道德中。

但是，康德首先探讨数学这门一直对哲学具有独特魔力的科学。以演绎的方式从少数的公理或定理推导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几何学原理”（ mos geometricus ），这样一种尝试在康德之前的时代甚至成为较高的理想。康德并不屈从于这种唯理论的迷惑，也不因此追随严格的经验论而将数学视为一门经验的科学，即使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科学。然而，他把数学看作是一门成功科学的楷模，此外它还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本语言，特别是与经验论相对，是地地道道的理性认识。但是，数学特定的形态则是哲学所不接受的，因为：“哲学认识是由概念构成的理性认识，数学认识则是由概念的建构所构成的理性知识”（ b 741 ）。

对于认识来说，第五项创新的基础形成了康德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对于感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康德革命性的、更加新颖的数学理论。众所周知，《批判》由以开始的“感性论”探讨的并不是美的艺术，而是 aisthēsis ，即感性或直观。在这个理论中，康德彻底反对迄今仍占统治地位的唯理论对于数学的理解。也就是说，他首先不是将数学纳入概念的世界，而是纳入直观的世界。正如他在下面这个数理几何学的例子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例子肯定是纯粹的、严格的前经验的直观：我身外环绕的空的空间。

康德承认，几何学中存在着分析性的（“同一性的”）命题，“例如 a=a ，即全体与自身相等，或者是 (a+b)>a ，即全体大于其部分”。但是，这些命题只是形式的推论规则，因而并不是几何学所特有的。相反，真正的、几何学特有的命题是这样一种命题：“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b 16 ）。

显然，康德通过这样一些范例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领域。如他所说的那样，空间只有三个维度（ b 41 ），两点之间只能有一条直线（ b 204 ），三个点在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平面上（ b 761 ），然而这些范例适用的是欧几里德几何学。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就已经知道，这些命题在其他几何学中是无效的。康德的几何哲学是否证明其自身已经无可挽回地过时了？由此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尽管《批判》声称拥有永恒的真理，但其永恒性的资格已经因科学的进步而归于破灭。

人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的方法将《批判》从这种令人失望的评估中“拯救”出来，即首先区分开两种空间：一种是直观给予的、欧几里德的三维空间，一种是“更加复杂的”新的数学与物理学的诸空间，然后宣称欧氏几何占据着一种哲学的特殊地位。但是，这样一种拯救的尝试既没有公正地对待康德，也没有公正地对待事情本身。

对于康德的公正的辩护是不同的。及时步，它放弃这一当时所知的一种几何学在哲学上的特殊地位。第二步，它在评估这一放弃中发现了放弃的好处，它是一个重要的解脱：空间哲学摆脱了对其进行的科学的研究，不论是数学的，还是物理学的。第三步、也是一步则以这一放弃为测锤来检测“感性论”，看看文本是否与之相符。因为康德尽管力图普遍地证明他的断言，但是他从未以列出方程的方式证明任何一个欧几里德的公理。相反，在其及时篇真正的出版物（《关于正确测算活力的想法》， 1746 ： §§ 9-11 ）中，他就认为非欧几里德空间是可能的，这比高斯（ c. f. gau? ， 1777-1855 ）、波尔约（ j. bolyai ， 1802-1860 ）和罗巴切夫斯基（ n.j. lobatschewsky ， 1792-1856 ） 的非欧几里德理论至少早了三代人。

由于《批判》的“感性论”探讨的只是所有外直观的基础，即单纯的“空间性”，因而不论是欧氏几何学还是非欧几何学都不构成它的一个部分。对于康德的规划起关键作用的纯粹哲学的空间并没有任何更为详细的规定。作为一个内容上未定的表象，作为单纯的空间性，它不外就是由那种我之外、包围着我的东西组成的，所有空间的表象都是以此为根据的。选择一种确定的空间表象而非任何其他的空间表象根本无需借助于哲学的空间进行。这种空间表象并不是人们可以从中推导出数学定理的数学前提。它只是构成了这样一种视域，在其中数学通过建构具有某些结构特性的空间而得以产生。

按照康德的看法，认识归功于两种能力的共同作用：一种是接受印象的能力，另一种则是对接受的这些印象进行加工的能力。被动的感性准备了一种未被规定的质料，主动的知性则赋予其统一性和规定性。一百多年后，一种颇有影响的哲学——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存在着纯粹的观察材料。然而它经历了两代人的激烈争论，直至放弃了这一“所与的神话”。若是人们已经仔细读过《批判》，那么哲学史就会避开这段歧路。因为按照康德的理解，认识诚然依赖于一种在先的规定，但是它始终只出现在与知性的能动性作用这一附加物的结合之中。上述的纯粹观察实际上总是已经交织着概念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经验性质的，但是，正如《批判》的第二部分所证明的那样，这些要素又是以严格的前经验的要素为基础的。诸范畴，此外还“我思”和原理——这些一起构成了第六项伟大的创新——它们还是先天综合。

和今天一样，康德首先将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并且将物理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典范。物理学研究事件发生的顺序，比如：先是气温骤降，然后水才结冰；或者是先有太阳照射，石凳才变热。我们习惯上把及时个事件看作是第二个事件的原因。我们由此不但断定了随之而来的事件：比如，先有寒冷，然后才出现结冰，而且还断定了原因：因为天变冷了，所以水才结冰。但是，人们无法观察到这一“因为”，即因果关联，勿宁说，人将其作为思维模式已经一道带入观察之中了。这一单一的事件的发生顺序“自然”是经验性的，同样也是经验性的还有产生这一顺序的力量，特别是自然的规律性，在此也就是热力学或热能学的自然规律性。但是，这一因果性的思想，即人们首先借助于这些力和起基础作用的规律才将这一事件的发生顺序看作是客观的这一思想，是一个先天综合。

然而，康德似乎是在用这一思想从另一面来否定自己，也就是说，拿他的道德的中心目标来冒险。因为，正如他所肯定的那样，道德是以自由为前提的。但是，如果周遭的自然是受因果性决定的，那么就没有给道德和自由留下空间。比如，当今就有这样一些神经科学家，他们自利贝特（ libet ） 实验以来就宣布了一条重大的消息：因果性与自由是相互对立的。可是，我们作为哲学家对于这一重大消息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消息老早就以各种不同的改头换面的方式被公布出来了。

康德既是一位真诚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思想家。虽然他最终关注的是道德，并认识到道德是系于自由之上的，但他一开始就申明了自由与因果性的矛盾。他不是去掩盖这一矛盾，而是诚实地承认它。他甚至在理性本身中发现了矛盾的根源——他的彻底性就在于此。这一发现——第 七 项创新——无疑意味着对于人类的贬低。因为人在宇宙中由以享有特殊地位的理性证明自身是自相矛盾的。从前的诸科学的女王，即也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哲学，证明自己不过是无休无止的争吵的战场（ a viii ） 。

争论在哲学中并不新鲜，而且还是有益的，因为它不止出现在暂时性的观点之间，甚至也出现在深思熟虑的看法之中。因此，人们既不能指责其犯了一种错误或中了语言的魔法——康德在此比分析的语言哲学更加彻底——，也不能通过完善这些看法来平息冲突。有关的争论根植于一种内在于理性中的断裂性，根植于一场充斥于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理性的内战。

在《批判》的第三部分“辩证论”中，康德还发现了进一步的矛盾，并将其置于一种系统的关联中，最终听凭现在是多重矛盾的内战在理性的范围内自行发展。众所周知，在当今的哲学中，除了分析的思想之外，大致还有解释学和后现代性理论。这些哲学，比如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以解构迄今汇总知识的宏大叙事为自豪。关于人类不断解放的思想被揭露是一种谬误。一般说来，对于多数认同的一的渴望应当消失。

实际上，这种解构并不是由后现论发明的，也不是由其榜样尼采发明的。勿宁说，在很久以前，在启蒙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转折时期，它就已经由康德开始了。因为他的《批判》摧毁了全部特殊的形而上学，即那种流传已久的关于灵魂、自由和上帝的哲学。与后现代性理论相比，尽管康德是建设性的，但他表明自己甚至更具革命性。因为他并不满足于一种（的）解构，勿宁说，他最终将流传已久的哲学转换为了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理论，此二者不论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激情还是对于其基本的界限都能予以公允的对待。同时他又消除了后现代性理论肤浅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是一，要么是多。理性所统辖的研究寻求的是两者：按照同质性原则的一和按照特殊分类的多，此外还根据连续性原则寻求一与多的联系。康德的第八项创新就在于对这种向三个维度开放的自然研究进行辩护，此外这一研究还给道德理性保留了权利，甚至使之以某种方式成为必不可少的。

然而，如此这般的一个论证目标不禁让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最终取决于道德，并在第三部分为其腾出了位置，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甚或是穿越及时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弯路呢？对于这一问题要分为两个部分来回答：如果没有因果性理论，即第二部分，人们认识不到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如果没有感性理论，即及时部分，人们就不知道，感性对于所有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了感性，人们根本无法前后一贯地思维。但是，并不存在仅仅是关于被思考的对象的认识；谁若接受相反的立场，他便受一种幻象、甚至是一种海市蜃楼的蒙蔽：他认为要在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认识的地方去认识。

让我们以最简略的方式回顾一下自然的因果性与自由的对立：一方面，根据经验论的看法，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与之相反，唯理论宣称，除了自然规律的因果性用来说明现象之外，必定还存在着第二种因果性，即自由的因果性。因为要将某一给定的结果认作是客观的，人们必须查找其原因。但是这个结果只能被看作是客观的，即使人们找到了它的原因，人们又得去认识这一原因的原因，这样一来，说明就在无限中延续。既然人们无法贯穿无限的序列，因而给定的结果依然不能得到完满的说明，从严格意义上说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客观的”。

如果因此反过来设想第二种因果性，即自由的因果性，那么人们就在诉诸某种存在于经验之外、甚至是原则上存在于经验之外的东西。如此一来，人们就是在诉诸一种“空洞的思想之物”（ b 475 ）；原因在于，由于缺少任何直观的可能性，自由在世界中没有相对应的对象。作为一种自身没有原因的原因来理解，自由并不出现在经验的范围内。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等同于经验论者的断言。这并不表明那样一种独断的决定论是正确的，像当今的一些脑科学家所主张的这种决定论那样，宣称自由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方法论的决定论才是合理的，根据这种决定论，每一个事件，包括每一种行为，都要求追问背后的原因。即使是前不久脑科学家们所说的所谓意志冲动也在此之列。因而康德不会对据说是颇具革命性的利贝特实验感到惊奇。但是，人们自身既不能摆脱原因问题，也不能证明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种情况只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实际的决定作用。首先，这种决定作用只适用于可能经验的范围。在此范围之外，在非经验的领域，自由依然是可以设想的——这就是康德的第九项创新。

《批判》的第四部分连同道德哲学一道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之上。第三部分还详细阐述了体现人之特性的自由这一概念：正如在动物那里一样，在人的自由这里也存在着感性冲动；但是，人并不是以必然性来行动的，因为人能够产生出善与有用性的表象。按照这种善的表象涉及的范围不同，可以将（实践）的自由区分为三个阶段。虽然并不总是以下面的表达式，但《批判》中的这些逐渐截断感性影响的阶段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

在关于善的技术表象和技术的自由那里，摆脱感性冲动的独立性局限在目的 - 手段的关系上。比如说，谁要想变得富有，他的收入就需要远远地大于支出。在实用的自由及与其相应的表象中，独立性涉及的也是与自然的中心目的的关系：财富有助于真正的福祉、即幸福吗？只有在较高的阶段，人们才能使自己独立于这一目的：目前所说的这一“道德的自由”能够弃幸福的部分于不顾。作为证明，康德并不是诉诸哲学家的特别洞见，而是诉诸 “每个人的伦理判断”（ b 83 5 ），它使道德再一次成为关注的中心；理论则相反，确切地说，不仅是认识的理论，而且还有道德的理论都被驱赶到背景中去了。每个人的伦理判断也都渴望财富，只要人们确实是光明正大、而非心存欺瞒地努力去赢取财富，此外还试图去帮助穷人，或许还力图按照伟大的赞助者的准则去行事：“谁若为富而死，谁就死于耻辱。”

康德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给予着眼于道德来探究知识的哲学以这样一种资格，这种资格我们通常是留给实践、尤其是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他称此种资格为“世界公民的”。他由此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异端性的导读：“世界公民的”意味着哲学，但不是因为一种跨时代、跨文化的有效性。在一种彻底的哲学那里，哲学的有效性是自明的。这种哲学被称为是“世界公民的”，因为它展示出那种道德 - 实践的益处，这种益处使《批判》成为自然科学时代的一种实践哲学。哲学的学院概念、规范概念既没有因这一道德 - 实践的益处被削弱，也没有与外界产生些许的疏离。但是，理论理性也许超出了自身，并且只有由此才能达到完成。康德不仅反对他本人早年赞同的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观点，而且也不接受许多启蒙主义者的那种乐观主义，因为这些启蒙主义者认为，人类的道德状况会通过更多的知识得到改善。第十项创新：理论理性将国王的宝座让给了纯粹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让给了道德及奠定其基础的自由。知识的优先性要给道德的至上性让路。

如果将《批判》的这些创新与其他创新总括起来，那么人们 不妨借用荷尔德林的激情，将他的话（《书信》 ， 235）转用到哲学上来：《纯粹理性批判》是“你必须加以研究的，那时你将没有足够的钱去购置一盏灯与灯油，从午夜到鸡鸣的时间也嫌不够。”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新社会哲学范式的构想

论文 关键词：量子效应　整合　可能域　选择　关系实在　构建

论文摘要：此文在梳理人类对客观 规律 探索、研究基础上，从 现代 科学 成就及现实出发补充马克思经典 历史 唯物主义理论，尝试为社会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模式。

一、 机械决定论的产生和终结

远古时代，人类匍匐在 自然 强制之下，必须得克服的生存困境推动他们去认识世界，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人们发现在事物联系、变化中，总可找出稳定重复的联系方式，总可确定变化前后不变的基元，于是把具有某一共性事物归于一类，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特质逐渐形成。随时间推移、经验累积，纷繁复杂的现象不可能采取一一对应方式来记忆识别。一方面人类具有天然惰性和抽象概括能力，渴望以小搏大，提纲契领，举一反三；另一方面，客观世界的确具有某种普遍共性，受制一些简洁数学规则。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任何事物总有量之分，其变化无非是数量增减，于是他们称数为万物本原，用数学关系法则可推演万物变化。现代数学证明，就某一层次物质而言，它的存在方式无非是数量关系和空间构造变化而已，“代数、几何”，就是研究客观世界可能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甚至它超越了实际客观世界局限具有更普遍意义。

论述仅此而已，现在问题是如何解释人的主体自由意志的物理机制，又如何防患虽然偶然但攸关人类整体命运的随机事件，下面从 现代 科学 成果出发来深入审视 规律 样式，从人类在宇宙大系统的定位来看待生命的脆弱和局限，再进而抽象出一套适应现实的理论模式。

四、 现代科学的 哲学 启示

20世纪以来，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不仅在更深广的尺度上揭示了宇宙本来面目，尤其大大解放了人的思想，从实证角度阐明了辩证思维这种天才理性，思辩的自洽与合理，甚至逼近主体思维机理的神秘内核。相对论前夜，人们习以为常并执着相信时空是的，物质是孤立的实体，空间是宇宙本身具有的无边际的空框，时间是无始无终均匀流逝不可逆转的参照系。当时的实践对这些不证自明的假想并不能构成冲击，尽管有些非凡的哲学家从理性思辨出发大胆抨击时空观，如德国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然曲高和寡，社会的整体科技水平未达到否定它的程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亦深深排斥时空的孤立性，但逻辑上自圆其说未必为实证所验明。当 自然 科学以牛顿精典力学占统治地位处于颠峰时，也就意味它的末日来临。19世纪末，物 理学 家们自信科学的大厦已经垒成，后辈的学者只能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和装潢，或使数学的 计算 更而已。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汤姆逊在新世纪元旦献辞中宣称物理学的天空一切明朗洁净，只剩下两朵乌云有待驱除，一朵是“以太幽灵”，另一朵是“黑体辐射”。恰是这两朵乌云掀起20世纪新物理学的革命狂飚，相对论与早期量子理论接连诞生，为迎合实验事实，消除以太幽灵，确定光速不变原理，保留惯性系等价原则，利用洛沦兹变换导出狭义相对论，于是时间与空间紧密联系起来，质量和运动(能量)也是相关的，后来广义相对论导出证明引力无非是宇宙质量分布的几何排列；量子理论最初是为解释黑体辐射的紫外灾变与光电效应，不得不假想能量子是可分割非连续的，摒弃精典理论依赖的连续微积分原理，这个理论不悖于事实也确证没有什么孤立不可入的实体和混沌的无原则连续，在一定尺度下物质总是可分的，总有个关节点。

如果说相对论与早期量子理论以不可辩驳事实告诉人们没什么、静止、孤立的机械决定论，世界是普遍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实在，不存在冥冥中操纵万物的幽灵。那么导致现实中那么多随机突变，令人捉摸不定的幽灵真正来了，即;混沌效应，非线性突变，量子力学。为针对起见只阐述思维内核原初动因量子效应。量子力学论述了微观粒子神秘莫测的本性，依据大量实验，玻尔无奈宣称量子的行踪的确不可捉摸，并且它似乎挣脱了因果链条是无因之果，但在一定区间遵守统计规律；海森堡进一步确证对于一个微粒子，你不可能既测定他的位置又确定他的动量（速度），微观粒子波粒二向性无法分割;薛定锷提出更令人惊诧结论量子领域同时潜伏各种可能性，他形象的引喻，同一只猫死态与生态可能同时存在，然一旦主体干预观察时又显示某一稳定状态。量子力学观点提出后，在自然哲学方面有相当造诣和的爱因斯坦给予猛烈反击，尽管他是早期量子理论提出者，但他决不相信上帝掷骰子，强烈反对在微观领域存在不明不白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为此提出是否因认识的局限性不知道比量子更基本区间的隐秩序，或者因为在微观领域观测时，观测的工具对观测对象的影响不可忽略，但作为客体本身还是受清晰的线性规律支配，慑于爱因斯坦崇高威望，以波尔为领袖的量子理论开拓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求证，仍无法找到支配量子效应的隐秩序，无法确证微观粒子的运动受线性规律支配，只能确认存在另一样式的规律即统计规律。后来贝尔定理的证明从理论上剔除爱因斯坦关于隐秩序设想，持续几十年的玻尔—爱因斯坦之争以爱因斯坦失败告终。

五、 新社会哲学范式的构想及哲学基础

行文至此，鉴于 历史 事实，遵照现代科学理论，可否在保留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合理内核前提下作适当补充，建构新的历史哲学，更真实、有效指导人类行为？

理论的构想：（1）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由于自由意志的量子效应具有随心所欲主动权，故然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被打上社会印记，受客观外在秩序限制，但独有的个性抹杀不掉，任何人可能会作出各种举措，无论是野蛮、崇高、理性、非理性。（2）一旦个人显意识产生作出抉断，思维量子效应呈现稳态付诸实践时就受制于与之联系的客观诸要素，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契和，现实世界允许发生的事件都可因人的引发而引发，显而易见再反常，再不可思议事件都可能存在。（3）各种可能性事件中，它们的概率是不均衡的，有的事件会发生，但可能性微乎其微；有的秩序是主导的，会很大程度上反复起作用决定社会主流走势，现实中，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理性的，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规律是真实的，是主导秩序。因此，社会 发展 规律可看作是趋势，是必然的，过程是随机的，其取决于真实实践。需要强调的是，应给予过程是随机的以解释，我们无法从神经、细胞结构、分子、 电子 、夸克基本粒子角度阐述思维的细节机制，但在主观上应确认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选择，人类无法更改宇宙本质规律，但可左右具体运行，因为不同规律元的组合具有不同结果，而各种组合涵盖规律容许的一切可能性，没有什么是注定不变的，命运掌握在“主体”手中。（4）具体社会中，应把眼光投向适当的近期，确定可行的远景后，应不间断调控过程逼近目标。在观照所在的影响自身的大系统前提下，致力对具体微观秩序研究，国际社会应形成有效遏止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机制，对掌握大规模杀伤性力量的实体，应加强信息、情报的实时收集跟踪，尽可能使其控制不受个人意志决断，对可能的星际与地球灾变，应加强全球合作进行预警性观测和有效干预，尽可能呵护人类这个宇宙的奇迹，危如累卵的生命之舟航行到时空的未来，实现人类本应有的坎坷而布满风险的生命意义。（5）新的理论实质，即建立一种综合性、适时理论，其要义是类似于建立一种开放性的多元方程对影响社会走向的所有因素都纳入考察视野，依据其具体作用划分主次层次，对所有因素进行实时监控，从而依据预期目的进行调控、干预，其开放性体现为随人类认识深入，控制愈，这和马克思关于真理的阐述是一致的。

哲学基础：社会学的基础是人，社会哲学应阐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潜能及其依据，即人的主体性与把握无限的方法论。人的主体性，即人的意志自由与认识能力的无穷性；把握无限的方法论即人认识无限性的可行途径。谈人的主体性不能仅仅局限于人的意志的自由性，而是提供人认识、改造自然和自身能力足够性的论据。笔者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人”以有限把握无限的哲学途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论证：一是采取运动形式分类法，最简单的运动归根结底只能是对立统一基原在空间上的吸引与排斥；二是采取无限穷尽划分法，设想即便找到事物最小的层次不变的基原，可追问，最小基原内部总可分裂（分裂为同类基原），现在问题是他们如何结合的，如果只有引力，则归于无，如果只有斥力，则无法统一，亦归于无；采取无穷归纳推理可证，宇宙最一般规律是对立统一，可表述为，无生有（两种对立统一本原，当然只能假设有这么一对本原，我们是无法真正寻求到的，但却可无限逼近，这也体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继而生万物。由此，再复杂的事物，总可通过矛盾分析法，追踪到其最小层次的载体的运动，通过数学处理，就可把握其体系状态。即便是再小层次的状态，总可通过对立面控制达到改变整体系统状态。把握了“自在之物”与外在的联系方式，就把握了其本身，认识某物，即认识其与他物的联系样式，事物的存在价值是以其对他物的作用体现的。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及时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近期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自然科学论文: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

摘要：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未必就是自然科学诠释学，也未必认可自然科学诠释学；但，自然科学诠释学一定是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自然科学诠释学有哲学的和非哲学的；属于哲学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又有存在论上的和方法论上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解读 自然科学诠释学

在讨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或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人们有时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就自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持一种肯定态度。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这两个表述都可以是多义的。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个表述。

1、“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三种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是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也可以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还可以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

首先，“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指“把自然科学看作是诠释学的”。

这种含义所表示的实际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是诠释学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等同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

但是，在以下的另外两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都未必就肯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第二种含义：指一种方法，即，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

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这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科学一定就被看作是诠释学的了，正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并不因此就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了一样。

但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可以意味着还能够用其它非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而诠释学的解读只是其中的解读方式之一。当然，“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作为方法表述，也可以是有所偏向的，即，虽然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但诠释学的解读是好的一种解读方式。

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认为其本身不能是自然科学式的，而应该是属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式。由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又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或者说，诠释学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都被看作是诠释学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虽然数学式的计算无法把握数学这门科学的本质，物理实验方法也不能把握物理学的本质，但我们不能先天地拒数学的数学式研究，不能先天地拒物理学的物理学式的研究，更不能先天地拒绝以所有自然科学都共用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以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研究自然科学是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方式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在根本上排除在诠释学解读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诠释学解读”只看作是解读自然科学的方式之一，哪怕是看作好的一种解读方式，这都可能是成问题的。因为严格说来，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将是诠释学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即使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或说明方法，也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样的说法也就因此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就方法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展示着一种真理，即，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种说法的第三种重要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都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一种解读，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解读，都隶属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因而也注定隶属于对存在的理解和解释，隶属于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它必定是人生视域的融合，必定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必定属于诠释学的经验。它肯定也是对ereignis之“音信”的一种“引出”和“保存”。总之，它注定都是诠释学的。

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因而会随同存在的命运，随同ereignis，而经历种种变化。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就有可能变成以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来进行，以近现代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或者说以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是这样，对自然科学的“引出”（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式的解读就会变成“逼出”（herausfordern，challenging forth）式的解读，对自然科学的“看护”式的解蔽就会变成强硬的“设置”（stellen，to set up），对自然科学的逗留式的“保存”就会变成“常备储存”（bestand，standing-reserve）。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就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正在蜕变为这种解读。

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存在的命运，但又无视和拒斥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哲学，从而不承认自然科学诠释学。所以，当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沦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式的时候，虽然它的解读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诠释学的，但它否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又由于这是存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禁止这种解读，也无法禁止这种解读。我们只能“虚怀若谷”、“泰然任之”，让存在的造化或ereignis自行化之。

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解读自然科学”这种事情本身的自行显现，自行解蔽，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真理。任何科学哲学家、任何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家、任何科学社会学家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任何科学诠释学家，都跳不出诠释学的范围。即使对诠释学抱有敌意的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科学进行着诠释学地解读。

2、为什么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也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看作是标准的科学哲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一直被看作是标准的解读，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一般人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在常人看来，自然科学就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就连努力以诠释学来为人文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争得一席之地的狄尔泰，在自然科学观上也实际成了实证主义的俘虏。

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也就是说，科学是对观察材料的归纳，是能够被观察实验所检验或已经被观察实验所检验过的正确结论。即使一个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证实，它至少也是能够被确证或已经被确证了的，否则就不是科学。自伽利略以来被公认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科学。

这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客观的”科学，是与主观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的，“实证科学”中没有任何幻想的、感情的、愿望的东西，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没有任何关系，它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存在论，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由此，实证主义者必然都象狄尔泰一样，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对自然界的“说明”，是把具体的观察事实归属到一般规律之下，用普遍必然的数理规律来说明有关自然界的具体事实，因而与诠释学的“理解”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因而与人文科学所理解的精神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实证主义把“实证的”自然科学看作是的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较高阶段，把人文科学连同诠释学、形而上学、存在论等都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前科学的低级认识，仅仅比神话和宗教略高一筹。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实证主义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为什么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在本质上却是诠释学的呢？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现成的结果而忽视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所采用的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现成方式。自然科学把自然物看成是现成的，实证主义由于把这样的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较高形式，因而也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科学本身看作是现成的。当它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难以现成化的时候，它甚至就把“科学发现”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而专注于对自然科学现成结论的辩护或逻辑分析。

那么，这种现成的解读或对象化的说明还是诠释学的吗？

由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正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方式，所以，“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诠释学的，那么，我们也必定同时承认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诠释学的。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变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我们要说的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在本质上”的意思指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因而，我们的意思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那么，为什么“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呢？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作为现成的认识方式，都是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源始的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源始的理解和解释显然是诠释学的，但是，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作为“说明”，这种现成的认识如何还是诠释学的呢？

如果按照狄尔泰的说法，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不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诠释学”这个概念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所要讨论的是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这样，无论是源始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都属于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尽管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已经蜕变了的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另外，正因为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源始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才表明它是来自于理解和解释的，它因而在本质上归属于理解和解释。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所有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必定与理解和解释一样，最终都是诠释学的。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后期的说法，那么，诠释学就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音信的引出和保存。由此，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虽然不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引出”和“看护”，但无论如何也仍然属于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保存”，尽管是非本真的、强制性的“保存”。

近现代科学的现成的认识方式又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对象化的认识方式，也就是把被认识者看作是可以被操控、被预置、被占有的对象，让被认识者始终处于被设置的对象化状态。由此，对象化的认识方式在本质上也就是近现代的技术方式，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一样，都是这种对象化的、近现代技术的方式。但是，这种对象化的技术方式同时也是以人——实证主义者——为主体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而这种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又必定始终是以其原有的基本方案或前结构为指导的。实证主义者就是以实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自然科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因而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超然和中立的。这种解读注定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是伴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它一方面影响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影响。它因而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一种结果，是视域融合的一种结果。当这种“视域融合”大致定型的时候，也就是当实证主义开始成熟的时候，它对自然科学本身的再“阅读”就正式形成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或自然科学观。

实证主义者解读自然科学的“先见”就是实证主义哲学，而实证主义哲学的要害就是排斥人的其它的认识形式和理性形式，把人的认识甚至人的生存简化为“实证认识”，把“实证认识”当作人类认识的较高的、合理的认识形式。实证主义者就用这种实证主义哲学来强求自然科学，并把被公认的自然科学都看作是这种“实证认识”，而不管自然科学本身究竟是不是纯粹的“实证认识”，也不管在本质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实证认识”。

3、“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

在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已经表明自然科学本身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鉴别出实证主义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需要生存论-存在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追思，实证主义天生缺乏这种反思和追思的能力，所以它既不知道自身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也不知道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它因而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除了实证主义者以外，其它科学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比如，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库恩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等。但是，即使在认可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这些学者中，他们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理解也是极其不同的。

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不同理解与对诠释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诠释学经历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诠释学，所以今天在我们谈及诠释学的时候，会出现不同意义上的诠释学。大致说来，诠释学的主要类型有：古代赫尔默斯意义上的诠释学、中世纪圣经诠释学、近代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和20世纪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古代的诠释学直接来自于作为诸神信使的赫尔默斯，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来传达神的消息和旨意，也包括占卜术。中世纪的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但由于自然被看作是由上帝所书写的大书，所以对圣经的解读也包括了对自然的解读。如果我们就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来讨论问题，那么，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是不成问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诠释学，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在今天讨论自然科学和诠释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一般已经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了，我们所说的诠释学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当我们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自然科学，这一点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当我们在今天提到诠释学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东西可能仍然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对“诠释学”这个词还会有极其不同的用法。

原因就在于，虽然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已经把诠释学推进到了生存论-存在论的层次上，但与他们二人同时代的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仍然不了解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诠释学哲学，仍然顽固地把诠释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晦涩和艰深阻碍了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的传播，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工作又主要借助于人文科学和哲学史来进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狄尔泰在诠释学领域的影响太大了，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已经长久地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使得新的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在许多人的心中一时还难以赢得其地盘。

在自然科学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文科学学者或主要讨论人文科学的学者在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往往沿袭狄尔泰的说法，在对自然科学还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自然科学看作“实证科学”，从而“先天地”否定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倒是象波普尔和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首先破解了实证主义的迷思，主张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即使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他们虽然否定了狄尔泰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却仍然没有能够超越狄尔泰的诠释学范畴。他们所说的诠释学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只不过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解”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者自然科学的基础与人文科学在“理解”的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但是他们的诠释学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说，他想对诠释学做点贡献 。但是他的所谓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把适应于人文科学中的诠释学，经过改造以后再引申到自然科学领域。而他的改造也不是把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改造成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而是用他的“客观知识”或“世界3”来克服狄尔泰们对“世界2”的迷恋，使主观的诠释学变成客观的诠释学。客观的诠释学以“世界3”为中心，而不是以“世界2”为中心。然而，波普尔的做法不仅仅是远离了主观心理活动，它在本质上更是远离了人的生存本身。更地说，波普尔甚至根本就没有达到人的生存的层次，也没有触及到物的源始存在。虽然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存在论，但由于他的朴素实在论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存在论”在20世纪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存在论哲学。就他的整个思想而言，他的朴素实在论只是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非批判性的前提，而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连同其整个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与此相应，他的客观诠释学以及他对“诠释学”这个概念的使用等也都是方法论上的。

对于库恩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应该的。在科学哲学界，正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鲜明地展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虽然他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提到“科学诠释学”这个术语；另外，这本书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作，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但是，库恩对于欧洲大陆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或现象学的诠释学也的的确确是非常陌生的。他是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的，而且在他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以后，他也一直没有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存在论哲学。当库恩在晚年明确地讨论诠释学问题的时候，他的诠释学概念令人遗憾地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仅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不承认常规科学研究是诠释学的原因。

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那里，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诠释学终于受到了重视，而且他们也正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才明确提出自然科学诠释学概念的。由于超越了方法论的幽禁，他们不是象库恩那样保守和谨慎，而是宣称自然科学自始至终都完全地是诠释学的。不过，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前者在分析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的时候，也经常地援引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甚至有使科学诠释学演变成科学文化学、科学政治学或科学社会学的趋势。劳斯（joseph rouse）就把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看作是“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总之，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这里，虽然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被吸收了过来，但他们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都是纯哲学的诠释学，而是具有多种不同意义的诠释学。

4、自然科学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和不同用法容易引起混乱，尤其容易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与科学方法论所讨论的自然科学的实际研究方法混淆在一起，从而使得一般的自然科学家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与他们实际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或者使他们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是胡扯。所以，有必要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含义和用法加以澄清，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适用范围加以界定。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强调对精神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强调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在前者那里，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是必须从生命和精神出发的；在后者那里，则明确展示出了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概念。所以，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显然既超越了前者，又在某种意义上包容了前者。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来说，在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对宇宙理性、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解释和说明；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科学在理解、解释和说明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具有自身的前结构，存在着诠释学循环，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也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同样也既超越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又包容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

但是，对于常规自然科学研究来说，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必然蕴涵着方法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自然科学研究不是对宇宙理性和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和解释，甚至越是规范的常规科学研究越是缺乏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常规科学只是遵循固有的独优方法来解决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难题，它必须把原有的理解和解释无形化，并在方法上杜绝新的理解和解释。它更在原则上要求科学家不能搀杂个人的“主观成见”和“感情色彩”，要求科学家严格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常规科学研究只是在面临困境或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重新激起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但这个时候的科学研究也已经不是常规科学研究了。

借用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来分析，常规科学研究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来观察两个截然不同且与外部隔绝的科学共同体，就会发现每一个共同体的人都从自己共同体的信念和先见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形成不同的认识。他们的所有认识无疑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从未接触过其他的共同体或其它的信念和先见，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的认识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他只是诚实地按照自己共同体的准则和方法去认识所有的事物。作为第三方的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认识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都不是有意识地以诠释学的方式来认识的，相反，他们都是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主观的干扰”或“个人成见”，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客观的”、“中立的”认识。对于忠诚的、的共同体成员来说，他们的“有意识地避免”是诚实的，而决不是虚伪的和做作的。也就是说，以“实证的”、非诠释学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们认识活动的“实事”本身。

所以，如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常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任意妄为”，就意味着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卡尔会戏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为什么许多科学家甚至非科学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表现出厌恶和愤怒。

说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这决不意味着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也是诠释学的。相反，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恰恰不是诠释学的。越是标准的常规科学家，越是的、杰出的常规科学家，越是在常规研究中远离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虽然在生存论-存在论上他的研究活动百分之百地是诠释学的。

今天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是多种多样的。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看，这种解读的多种多样性正对应着人的生存的丰富多样性。另外，只要不是纯粹的误读或过度的诠释，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解读，还是批判理性主义的解读、历史主义的解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读等，也不管是以自然科学本身的方式进行解读，还是进行文化学的解读、政治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解读、修辞学的解读、神学的解读等，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都多多少少、早早晚晚地会影响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和演变。

但是，每一种解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存解读，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生存解读等同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更不能用某种生存解读来强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来强制自然科学，同样也不能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强制自然科学，也就是说，不能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对常规科学研究的诠释学解读等同于常规科学研究的实际方法。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可以把自然科学看作是社会的建构，可以把科学知识看作是地域性的知识，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自然科学家的常规研究就是自觉地按照社会建构的方式来进行的，就是明确地以地域性的知识为目的的。神学家和宗教徒可以用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来证明上帝的伟大，可以用自然科学来为宗教的布道服务，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就是为解决宗教问题的。大卫•格里芬可以批判近现代科学的祛魅性，也可以在基础自然科学的层次上通过某种方式实施科学的“返魅”，但是他无法以外在的力量让常规科学研究变成“返魅的和自由的科学”。

总之，不管如何地对自然科学进行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解读，都必须与自然科学事实上的研究方法加以适当地区分，尤其不能把常规科学研究方法简单地看作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更不能为了克服科学主义而试图以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来代替现行的常规科学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试论国外高等教育自然科学类教材特色初探

论文关键词：　国外高等教育　自然科学类教材　教材特色

论文摘要：就高校自然科学类教材如何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进而培养其自觉学习、勤于探索的良好习惯展开论述。以美国大学理工科基础物理学教材《波动学》为例，分析并探讨国外高等教育自然科学类教材在撰写、编排方面激发学生探求自然科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道德及科学素养等方面的特色及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相信中国的为人父母者普遍会同意这个说法: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或许莫不过于让小孩好好读书;而让孩子认认真真地学习钻研自然科学，就更难了。这个说法对大多数大学生也适用。那么如何才能引起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进而培养其自觉学习、勤于探索的良好习惯呢?国外高等教育自然科学类教材在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主要以《波动学》( f. s. crawford著.mcgraw- hill出版，1968年;科学出版社，1968年;科学出版社中文版，1981年)为例，试图探讨其特色。该书是供大学理工科学生头两年使用的基础物理学教材。

1.界面友好，便于自学

这可以从下述几个事实看出来:

(1)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文字和示意图占了绝大多数，公式很少。即使有，只是列出一些公式，绝少公式推导。

(2)行文更显散文味。如第7章第3节讲述“水波”。文中开头是这样写的:“水波是很容易看到的，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在澡盆、湖和海里看到过水波了，毫无疑问，观看美丽而复杂的水波时，你一定体验到伟大的美的乐趣。现在我们希望享受理解它们的智慧的乐趣”。

(3)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入手，引导学生逐步迈人探求智慧的抽象的王国。例如，在讲解驻波这个物理概念时，该书描述怎样用一个矩形金鱼缸或某种容器来形成水驻波并观察之，采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

教材如上述组织和行文，给大学生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从实际生活中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作及时步抽象(用数字语言)定量描述问题的训练和启发。这才是科学研究所本应遵循的认识路线，因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既是科学研究的源头，又是科研为之服务的对象。如此编写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教材，既能激发学生探求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又便于学生自学，有了探求钻研的兴趣，才有后续的艰苦科研的动力源泉。能够自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教师授课的依赖性以及改变日积月累沉淀的思维定势和心理依赖，这样才能开启创新思维之门。

2.学以致用，激发学生探求智蔽的兴趣

例如，在第8章讲解光学的偏振概念时，则在课后补充了一个课外实验:“虹的偏振:它是偏振的吗?你可用花园水龙头中喷出的蒙蒙水雾来代替雨(做这个虹的实验)。”这样的课外实验其好处是明显的，既可以让学生真正掌握已学的书本知识，又可以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如是，则创新思维萌芽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对于自然科学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教材如此处理，也能启发学生从各个角度和路径去体会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发散思维，有利于摆脱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单一性，也有利于创新。

3.破解神话，培养学生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的科学素养

例如，在第8章讲述光的偏振时，引述了下面一个传说:“九世纪的北欧海盗既没有罗盘也没有偏振片可供航海导航。晚上他们用恒星。白天，当太阳不被云层遮蔽时他们用太阳。(该传说前面还附有一个说明:在高纬度区如北极圈内，磁罗盘不再了。太阳也很难用于航海，甚至在中午它也有可能低于地平线)。根据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北欧的航海者采用的是不可思议的‘太阳石’，甚至当太阳被挡在云层后面时，也总是能够定出太阳的位置。这种太阳石是什么?长期以来是个谜”。接着作者介绍了一个10岁的小孩，如何在父亲的帮助下，破解了这个谜。问题到此还没有完结，著书者又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传说中不管天气怎样，太阳位置永远可以被不可思议的‘太阳石’所确定。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写到此处，笔者有些感触，应该说中国政府和国内出版同仁在坚持科学、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和工作。但奇怪的是，居然会出现水变油的“发明创造”?该场闹剧牵涉范围之广也令人费解。或许国外同仁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4.提示惯性思维的误区

例如，((光缆》一书(福富秀雄编著·李先源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1989年)在谈到光缆传输损耗时，“现在已经可以制作0. 2 db/km的低损耗光纤，这一损耗值相当于能分辨100 km远处的特体的大气透明度，即相当于从日本东京市看到富士山时的大气透明度。”国外教材一般在谈到一个抽象的概念时，总是想办法找到一个生活中的常识性知识以加深读者的理解，这似乎是他们的一个惯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人类及时次试爆原子弹时，物理学家费米向空中洒一些纸片，就粗略知道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多少吨常规tnt炸药。

引述这个例子，笔者更想描述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感触:

(1)原来大气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光传播媒介，物像能传播那么远!

(2)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能够只凭肉眼就观察到许多天文现象。

(3)人类科技在进步在发展，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不但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形成了我们的惯性思维定势。

(4)为什么现代医生诊断疾病都越来越离不开仪器设备，有些本可以靠“望、闻、问、切”等传统手段就可诊断的小病，借助仪器设备却越弄越糊涂了。

乘坐过飞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会:当飞机冲破云层，在蓝天白云之间飞行时，视野为之一新，心情为之一振。但愿读者诸君:即便在大多数情形下，天空上飘浮的是灰云，却不要错误地认为天空本来就是灰色的;而能够大胆地设想，或许其后面有一片无遮无挡的广阔的蓝天白云。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新社会哲学范式的构想

论文 关键词：量子效应　整合　可能域　选择　关系实在　构建

论文摘要：此文在梳理人类对客观 规律 探索、研究基础上，从 现代 科学 成就及现实出发补充马克思经典 历史 唯物主义理论，尝试为社会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模式。

一、 机械决定论的产生和终结

远古时代，人类匍匐在 自然 强制之下，必须得克服的生存困境推动他们去认识世界，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人们发现在事物联系、变化中，总可找出稳定重复的联系方式，总可确定变化前后不变的基元，于是把具有某一共性事物归于一类，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特质逐渐形成。随时间推移、经验累积，纷繁复杂的现象不可能采取一一对应方式来记忆识别。一方面人类具有天然惰性和抽象概括能力，渴望以小搏大，提纲契领，举一反三；另一方面，客观世界的确具有某种普遍共性，受制一些简洁数学规则。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任何事物总有量之分，其变化无非是数量增减，于是他们称数为万物本原，用数学关系法则可推演万物变化。现代数学证明，就某一层次物质而言，它的存在方式无非是数量关系和空间构造变化而已，“代数、几何”，就是研究客观世界可能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甚至它超越了实际客观世界局限具有更普遍意义。

论述仅此而已，现在问题是如何解释人的主体自由意志的物理机制，又如何防患虽然偶然但攸关人类整体命运的随机事件，下面从 现代 科学 成果出发来深入审视 规律 样式，从人类在宇宙大系统的定位来看待生命的脆弱和局限，再进而抽象出一套适应现实的理论模式。

四、 现代科学的 哲学 启示

20世纪以来，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不仅在更深广的尺度上揭示了宇宙本来面目，尤其大大解放了人的思想，从实证角度阐明了辩证思维这种天才理性，思辩的自洽与合理，甚至逼近主体思维机理的神秘内核。相对论前夜，人们习以为常并执着相信时空是的，物质是孤立的实体，空间是宇宙本身具有的无边际的空框，时间是无始无终均匀流逝不可逆转的参照系。当时的实践对这些不证自明的假想并不能构成冲击，尽管有些非凡的哲学家从理性思辨出发大胆抨击时空观，如德国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然曲高和寡，社会的整体科技水平未达到否定它的程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亦深深排斥时空的孤立性，但逻辑上自圆其说未必为实证所验明。当 自然 科学以牛顿精典力学占统治地位处于颠峰时，也就意味它的末日来临。19世纪末，物 理学 家们自信科学的大厦已经垒成，后辈的学者只能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和装潢，或使数学的 计算 更而已。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汤姆逊在新世纪元旦献辞中宣称物理学的天空一切明朗洁净，只剩下两朵乌云有待驱除，一朵是“以太幽灵”，另一朵是“黑体辐射”。恰是这两朵乌云掀起20世纪新物理学的革命狂飚，相对论与早期量子理论接连诞生，为迎合实验事实，消除以太幽灵，确定光速不变原理，保留惯性系等价原则，利用洛沦兹变换导出狭义相对论，于是时间与空间紧密联系起来，质量和运动(能量)也是相关的，后来广义相对论导出证明引力无非是宇宙质量分布的几何排列；量子理论最初是为解释黑体辐射的紫外灾变与光电效应，不得不假想能量子是可分割非连续的，摒弃精典理论依赖的连续微积分原理，这个理论不悖于事实也确证没有什么孤立不可入的实体和混沌的无原则连续，在一定尺度下物质总是可分的，总有个关节点。

如果说相对论与早期量子理论以不可辩驳事实告诉人们没什么、静止、孤立的机械决定论，世界是普遍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实在，不存在冥冥中操纵万物的幽灵。那么导致现实中那么多随机突变，令人捉摸不定的幽灵真正来了，即;混沌效应，非线性突变，量子力学。为针对起见只阐述思维内核原初动因量子效应。量子力学论述了微观粒子神秘莫测的本性，依据大量实验，玻尔无奈宣称量子的行踪的确不可捉摸，并且它似乎挣脱了因果链条是无因之果，但在一定区间遵守统计规律；海森堡进一步确证对于一个微粒子，你不可能既测定他的位置又确定他的动量（速度），微观粒子波粒二向性无法分割;薛定锷提出更令人惊诧结论量子领域同时潜伏各种可能性，他形象的引喻，同一只猫死态与生态可能同时存在，然一旦主体干预观察时又显示某一稳定状态。量子力学观点提出后，在自然哲学方面有相当造诣和的爱因斯坦给予猛烈反击，尽管他是早期量子理论提出者，但他决不相信上帝掷骰子，强烈反对在微观领域存在不明不白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为此提出是否因认识的局限性不知道比量子更基本区间的隐秩序，或者因为在微观领域观测时，观测的工具对观测对象的影响不可忽略，但作为客体本身还是受清晰的线性规律支配，慑于爱因斯坦崇高威望，以波尔为领袖的量子理论开拓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求证，仍无法找到支配量子效应的隐秩序，无法确证微观粒子的运动受线性规律支配，只能确认存在另一样式的规律即统计规律。后来贝尔定理的证明从理论上剔除爱因斯坦关于隐秩序设想，持续几十年的玻尔—爱因斯坦之争以爱因斯坦失败告终。

五、 新社会哲学范式的构想及哲学基础

行文至此，鉴于 历史 事实，遵照现代科学理论，可否在保留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合理内核前提下作适当补充，建构新的历史哲学，更真实、有效指导人类行为？

理论的构想：（1）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由于自由意志的量子效应具有随心所欲主动权，故然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被打上社会印记，受客观外在秩序限制，但独有的个性抹杀不掉，任何人可能会作出各种举措，无论是野蛮、崇高、理性、非理性。（2）一旦个人显意识产生作出抉断，思维量子效应呈现稳态付诸实践时就受制于与之联系的客观诸要素，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契和，现实世界允许发生的事件都可因人的引发而引发，显而易见再反常，再不可思议事件都可能存在。（3）各种可能性事件中，它们的概率是不均衡的，有的事件会发生，但可能性微乎其微；有的秩序是主导的，会很大程度上反复起作用决定社会主流走势，现实中，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理性的，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规律是真实的，是主导秩序。因此，社会 发展 规律可看作是趋势，是必然的，过程是随机的，其取决于真实实践。需要强调的是，应给予过程是随机的以解释，我们无法从神经、细胞结构、分子、 电子 、夸克基本粒子角度阐述思维的细节机制，但在主观上应确认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选择，人类无法更改宇宙本质规律，但可左右具体运行，因为不同规律元的组合具有不同结果，而各种组合涵盖规律容许的一切可能性，没有什么是注定不变的，命运掌握在“主体”手中。（4）具体社会中，应把眼光投向适当的近期，确定可行的远景后，应不间断调控过程逼近目标。在观照所在的影响自身的大系统前提下，致力对具体微观秩序研究，国际社会应形成有效遏止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机制，对掌握大规模杀伤性力量的实体，应加强信息、情报的实时收集跟踪，尽可能使其控制不受个人意志决断，对可能的星际与地球灾变，应加强全球合作进行预警性观测和有效干预，尽可能呵护人类这个宇宙的奇迹，危如累卵的生命之舟航行到时空的未来，实现人类本应有的坎坷而布满风险的生命意义。（5）新的理论实质，即建立一种综合性、适时理论，其要义是类似于建立一种开放性的多元方程对影响社会走向的所有因素都纳入考察视野，依据其具体作用划分主次层次，对所有因素进行实时监控，从而依据预期目的进行调控、干预，其开放性体现为随人类认识深入，控制愈，这和马克思关于真理的阐述是一致的。

哲学基础：社会学的基础是人，社会哲学应阐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潜能及其依据，即人的主体性与把握无限的方法论。人的主体性，即人的意志自由与认识能力的无穷性；把握无限的方法论即人认识无限性的可行途径。谈人的主体性不能仅仅局限于人的意志的自由性，而是提供人认识、改造自然和自身能力足够性的论据。笔者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人”以有限把握无限的哲学途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论证：一是采取运动形式分类法，最简单的运动归根结底只能是对立统一基原在空间上的吸引与排斥；二是采取无限穷尽划分法，设想即便找到事物最小的层次不变的基原，可追问，最小基原内部总可分裂（分裂为同类基原），现在问题是他们如何结合的，如果只有引力，则归于无，如果只有斥力，则无法统一，亦归于无；采取无穷归纳推理可证，宇宙最一般规律是对立统一，可表述为，无生有（两种对立统一本原，当然只能假设有这么一对本原，我们是无法真正寻求到的，但却可无限逼近，这也体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继而生万物。由此，再复杂的事物，总可通过矛盾分析法，追踪到其最小层次的载体的运动，通过数学处理，就可把握其体系状态。即便是再小层次的状态，总可通过对立面控制达到改变整体系统状态。把握了“自在之物”与外在的联系方式，就把握了其本身，认识某物，即认识其与他物的联系样式，事物的存在价值是以其对他物的作用体现的。

自然科学论文:世界观自然科学管理

一、引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或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和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1863—1936）是这股思潮的理论中坚。

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二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都截然有别。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类精神作用之外而存在的实在，即自然界——它要受制于因果律；而精神科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精神及其产物，是社会的、历史的实在，即精神世界——它是由体验构成的，不受制于因果律。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是因果解释（说明），是归纳或演绎的论证；而精神科学的认识方法则只能是理解，即通过外在的生命表现（Lebensuβerungen）来把握内在的体验内容的过程，实即对他人的体验内容的重新体验（nacherleben）、重现（nachbilden）或复活（nachleben）过程。狄尔泰将历史、国民经济学、法学、政治科学、宗教学、文学与诗的研究、艺术与音乐的研究、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心理学等都算作精神科学之列。在他看来，所有精神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

和狄尔泰一样，文德尔班也严格地区分开了两类不同的科学。不过，他不太喜欢“精神科学”这个称呼，而代之以“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因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精神”这个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验性的“灵魂”或象生理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大脑功能”，要不然就让人联想到德国的精神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则”（“规律”），历史及其他文化科学的目的则在于寻求“形态”（Gestalt）。换言之，自然科学就是力求达到对合乎法则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和其他文化科学则力求达到对个别性的、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前者是建立法则的科学（nomothetischeWissenschaften），后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idiographischeWissenschaften）；前者从特殊开始上升到普遍关系，具有抽象性，由诸全称必然判断组成，后者则把握特殊事物的特性，具有直观性，由诸单称或然判断组成。文德尔班认为，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根据历史素材重新复活或重新体验过去的真实面目，使过去的言语、各民族的信仰、权利、自由、斗争、诗艺、思维等等，“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研究者或读者的“心”中。因而他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是相似的。

李凯尔特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文德尔班的上述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也更趋极端。他认为，在自然科学里，概念被用来组织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科学概念却非经验实在的完整的表达，相反，在经由抽象的方式而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实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被牺牲掉了。自然科学概念的真正本质乃是对物质世界的过度简化，实在界的两大特征——连续性和异质性——是科学概念所无法完善地加以表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则是关于实在的真正科学，可以说它们深入到了事物的最为内在的本性，因为它们并不盲目地追求普遍的法则，而只以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为对象，因而能充分地照顾到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和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坚信，只有独特的、不可能重现的个性才具有本身固有的价值。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二者除了在概念形成方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采取普遍化的方法，一个是采取个别化的方法——之外，它们在概念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因此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一个文化现象却都必有价值意义，因此文化科学非谈价值不可，“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1〕，第76页）。据此，李凯尔特认为我们可以将“评价的思维模式”和“非评价的思维模式”作为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由于个别的文化对象、一次性的文化事件数目繁多、千差万别，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价值，这样在究竟将什么样的对象或事件选取出来作为探究的对象的问题上便会有陷于相对主义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坚持认为，文化科学必须以一种的、普遍的价值哲学或先验的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为基础，而绝不能以心理学、人类学或任何其他的事实科学为基础。在这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还进一步断言，心理学不仅不能为整个文化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科学。这与狄尔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

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石里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他看来，科学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是由本质上相同的知识构成的。为了深入地论证他的这个断言，石里克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学说。

石里克所谓的形式结构就是指构成一个事实或一个表达的诸要素的结合方式或排列次序。而他所谓的内容就是指实在（事物、事实）的本然的当下状态，特别是主体对这种状态的当下的直接经验、体验或感受状态，即主体所具有的一切意识材料或意识内容（如颜色、声音、软硬、香臭等感觉性质以及快乐、悲伤、失望等情感体验）。

石里克认为，只有形式才是可表达、可传达的，而内容是不可表达、不可传达的。“内容不可谈及、不可表达”（〔2〕，第209页）。“每种传达都总是结构而非其他东西的传达”（〔3〕，第153页）。而且，内容的表达或传达的这种不可能性是一种逻辑的不可能性，是内容的本质和表达的本质使然，而并非人类的表达或传达能力的局限性所致。“表达就是要将内容排除于考虑之外。原物借以与它的所有可能的图象、复制或表示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它的内容。如果我们要用过时的哲学术语来表示它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它比作经院哲学家们的‘haecceitas’（即‘thisness’，个体性，‘此’性，殊性）或者将它称为‘principium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一个图象〔即表达〕如果不是原物本身，那么它就不能具有与之相同的内容……，而如果它是原物本身，它也就不再是它的表达了。”（〔2〕，第301页）

由于内容不可表达、不可传达，只有结构（形式）才可表达、才可传达，但另一方面；我们人类彼此之间事实上又能相互理解，互相知道对方所要表达或传达的意义，由此石里克断言：意义、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而与内容无涉。“我们的语词的意义被包含在直观内容的结构之中”（〔2〕，第322页），“即使在人们的心灵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能相互理解，我们断言：理解和意义独立于内容，与它没有任何关系”（〔2〕，第298页）。

在石里克看来，虽然任何表达（命题）都只是结构之事，它们能够向人们传达的只是事实的结构，但它们却能在理解了它们的人那里引起或唤起内容意识，促使他们为它们传达给他人的结构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当作曲家们将他们心中想到的优美旋律以乐谱的形式构写出来以后，看到乐谱的人或者听到演奏者的演奏的人就会从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出发给其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

由于按照石里克的观点，所有的知识（认识）都是表达，而所有的表达又都只是结构（形式）之事而非内容之事，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知识按其本性就是关于形式和关系的知识，除此而外别无其他种类的知识”（〔4〕，第151页），“认识从本性上说就是针对于纯形式的”（〔4〕，第150页）。这也就是说，只有形式（结构）才是可以认识的，而内容是不可认识的。“谈论什么关于自然的内容的知识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短语毫无意义可言”（〔2〕，第336页），“……认识实在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的分析的知识概念的本质部分”（〔3〕，第164页）。

在石里克看来，对于事物的结构的认识也就等于对于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认识角度看，结构和事物的真正本性是一样的，两者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在研究引力的本性，那么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便对你关于引力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了解答——你当然不能期待比这更多的东西，你不能指望人们会对你提出的不可能的、无意义的问题作出解答。针对于引力的‘内在’本性——它不同于爱因斯坦方程式（它们当然是纯粹形式的）所揭示的那些性质——而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意义的。所谓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外在’本性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电的本性’的好的表达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方程式……”（〔2〕，第385页）。

石里克宣称，内容虽不可表达（不可传达）、不可认识，但却可以体验、可以直观（直觉），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与内容都有最为直接的关系。石里克将这种关系特称为“理会”（Kennen），以与“认识”（Erkennen）区别开来。

基于以上考察，石里克断言道：包含在精神科学中的真正的知识和包含在自然科学中的知识从本性上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结构的重复（复制）来表达事实。因而，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精神科学中，只要我们达到了对事物的结构的认识，那么我们也就达到了对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精神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是一样的，哪一个也不比另一个更“内在”、更“深刻”。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来认识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为描述一切人类事物所必需的概念事实上绝不是历史性的，或为精神科学所独有的，它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业已使用过的，而且当我们思考它们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它们最终都能被归约为自然科学的概念——描写外在的东西的概念可以归约为物理概念，而描写内在的东西（精神性东西）的概念最终都可以归约为心理学概念。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根本就没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基本概念都是从其他的知识阶段、知识领域（自然科学）借用而来的。它们自己只处理从这些基本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只要精神科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质、进而关于世界本质的深刻的洞见，那么就总是通过包含在它们之内的心理学而完成的。所有历史学科总是有意识地使用着心理学，而它们又反过来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而旨在通过人类的行为去认识人类精神生活规律的心理学在这里当然应该被看作是属于自然科学。

当然，石里克也不否认精神科学确有其独特之处。研究精神科学的人的最终目的常常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某种激情，最终说来，它们“根本就不是纯理论性的，它们的主旨不是为了获得纯粹的知识，而是为了最终成为体验的手段。而自然科学的真正目的则只在于满足人们的求知渴望”（〔5〕，第393页）。如就历史科学而言，尽管“对于真正的历史家而言，他的努力的主要目的或许经常是对于事件的因果解释，在这种范围内我们说他的努力是科学的，但在他的心目中也存有另外一种意图，即内在地体验一下他认为历史英雄们曾经体验过的情绪和思想，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想象一下过去的人们所亲眼目睹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多数人和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他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2〕，第339页）。石里克认为，狄尔泰等人所谓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指精神科学所独具的这种唤醒作用——它们能唤醒某些情绪和想象的图景，也即内容。但很明显，这种唤醒作用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认识”——“精神科学的认识”，它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知识，严格说来，它只是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的一种结果。它是一种体验（理会、直观），而绝不是什么理解，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真正的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只有通过对因果结构的认识才能达到。

总而言之，科学作为知识系统，作为关于实在的真命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统一体。“它不是镶嵌图案，不是由众多不同种类的树组成的小树林，而是一棵具有很多枝杈和树叶的大树，它为人们提供关于一个世界的知识。这个世界也同样没有分化为不同的实在，比如，没有分化为自然之域和精神之域，因为借助于这些语词所表示的那个区别并不是事物的本质上的区别，也只是研究实践（Forschungsbetriebe）上的区别，也即所谓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Verfahrungsweise）上的区别”。（〔5〕，第382页）。

三、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

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Weltbild）。石里克认为，通过对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从世界图景到世界观的过渡是经由下述简单的过程而发生的：弄清楚世界图景的意义，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人们借助于它而传达的东西，正如对一件艺术品的‘观赏’（Anschauen）——这不同于对它的简单的知觉——在于它的个别的颜色和形状都具有了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了某种东西，向观赏者叙说了某种东西一样。换言之，世界图景之成为世界观并不是因为新思想的附加，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5〕，第384页）

在这里，石里克还作出了如下一般性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更为地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5〕，第384页）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5〕，第396页）。那么，这样的断言的根据何在？石里克认为，它的根据在于：其一，恰恰是自然科学决定了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它们的分析可以说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极深处；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概念的形成（Bearbeitung）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借助于它我们便能获得精致无比的概念，达到无与伦比的性，因此它也就能够较大程度地促进关于实在的断言的终极意义的发现过程。

石里克认为，他的上述断言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在人类思想史中，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人类对于世界的精神态度的重大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的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比如，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宇宙的一份子。再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也曾极大震动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或加深）了人类对自身与周围世界、与其他的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动物进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始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和每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然的解释关联之中和数学性的氛围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氛围之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柏拉图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著名警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有与柏拉图的世界观正相反对的世界观的德谟克里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数学家。而比他们稍后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科学建树绝不比他的哲学建树逊色，现代科学的很多学科都源起于他的真知灼见。到了中世纪，哲学家们一般只关心怎样去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没有作出什么创造性的哲学贡献，而这恰恰是他们没有进行独立的自然研究、没有进行科学概念的重新构造活动的结果。独立的哲学活动在近代的再次觉醒和近代科学的崛起不仅仅是一并发生的，它们也不仅仅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的表达，根本说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那个天才的时代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是不能被排除于科学史之外的，同样，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名字也不能被排除于哲学史之外。比如，可以正当地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同时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建者，他的著作不仅是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巨著。笛卡尔自己就曾经说过：“对于我来说，一切事情都变成为数学的了”。在斯宾诺莎那里，数学—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构成了他哲学研究活动的驱动力和源泉，这一点甚至从他的写作风格上即可看出。近代哲学的另一个主要代表莱布尼茨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和牛顿共同享有微积分发明者的荣誉），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他向人们充分地证明了下述真理：性精神是哲学活动的父亲，对自然的思考是它的母亲。在康德哲学中，对自然的思考也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般都承认，他的整个哲学的中心是《纯粹理性批判》，而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康德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努力澄清牛顿的自然科学系统的基本概念，以期达到对时间、空间、实体和因果性等概念的真正意义的体认和切实的把握，并由此而勾勒出一个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康德曾写过许多专门的科学著作，其中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普通自然史和天体理论》（AllgemeineNaturgeschichteundTheoriedesHimmels）在科学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如果康德不曾具备他所具备的良好的数学—自然科学素养，那么他的哲学就不复存在了。，石里克断言，在哲学史中是不存在他的断言的反例的。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休谟就是一个绝好的反例，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他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历史科学方面他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石里克看来，休谟并不构成他的断言的真正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断言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的哲学探究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他并不是从历史那里达到他的世界观的。作为因果性概念和自我概念的批评者，他并没有探究历史过程的任何因果性（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没有谈论过这种因果性），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个体的概念。他的一切例证和思考的材料都取自于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后二者则可以说分别企图以的概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获得其哲学的刺激力的。另外，人们也许还会将苏格拉底抬出来作为石里克上述断言的反例，因为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以“自然思考的敌人”而闻名于世的。但石里克认为，即使苏格拉底也不就构成了他的断言的反例，因为他也是非常欣赏数学的，而他之所以不满意于当时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的概念处理宇宙问题。他为自己确立的终身目标就是努力用的概念去认识人的本性。

石里克的上述断言——自然科学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作为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观点的反对而提出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之所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截然割裂开来，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不性、浮表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更应（甚至只应）从所谓的精神科学中吸取营养或材料，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只有精神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对这些观点，石里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及时，在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因此，就与世界观的相关性而言，我们至多可以问：通过对精神科学的程序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全新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否比通过对自然科学概念构造的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更为深入？对这个问题石里克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性回答。比如，通过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义意义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关于实体、空间、时间、因果性等概念——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要以它们为构成材料——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但在历史学科中，我们却找不到能够与此相媲美的事实。

第二，按照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观点，历史的文化科学所关心的只是确定一次性的事实，而自然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则是一般的规律。石里克认为，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说。但他同时认为，正是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这个特点使得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世界观的大大小小的特征都只是由世界图景的一般特征、由制约着事件的规律决定的。一个单个的日期、任意一个特定的个体（即使他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是不能在世界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通过在他身上所展现的一般规律，他才具有了某种世界观意义。世界观只与“本质”相关，而个别的东西的本质是通过它所服从的一般规律的展示而给出的。由此，我们可立即引出如下结论：只有自然科学才向我们提供了构建世界观的材料。相反，精神科学的方法则在世界的个别的多样性面前止步不前了，它们的目标不在一般，而在于个别。

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相反，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即使历史科学也以建立一般的规律为旨归。但石里克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科学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作用。因为每当历史科学企图建立一般规律的时候，它们就必须在它们自己的领地之内使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必须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必须努力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由诸多原因和诸多结果组成的混合体，并且努力从来自于气候和环境方面的物理的影响以及来自于领导者的心理方面的影响推断出各民族的命运。

第三，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之所以认为在构建世界观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科学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化科学才从价值评估的角度考察事物或事件，而世界观当然是价值评估的结果。但石里克认为，价值评估上的考虑并不能向人们提供任何世界图景，它至多能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图景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只有理智才能描画这个图景，可以说理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描画能力。而为了尽可能地描画它，理智就必须使用那些被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并且为了达到较大程度的一般性，它还必须使用数学的形式。正因如此，说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是片面的、不的，在借助于它构建世界观之前我们必须用精神科学的世界图景对其加以补充、甚至于加以取代也就无意义了。同样，说存在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意义的，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存在着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正确说来，只存在的一种世界观，它是经由如下途径而形成的：对理智借助于自然的知识所描画的世界图景进行哲学的解释。

四、结论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和科学之别。在那时，科学是统而为一的。后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不同门类的具体科学相继获得了“独立”地位。由于个人精力的局限性、研究兴趣的不同，等等非本质的原因造成了研究分工的不同。正是这种分工的不同致使一些人认为在不同门类的科学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则更欲从理论层面上将这种区别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两相对立。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哲学家都作出过尖锐的批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过它，并力图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相抗衡。但除石里克外，该学派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深层的理论根据。石里克虽然没有象卡尔纳普等人那样具体地实施过“统一科学纲题”，但他通过他的形式和内容、认识和体验的双重区分为之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根据。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运用教学管理

【论文关键词】：研究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

【论文摘要】：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应结合实际，实施教育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课题的开放性、实践性，注重实践与理论联系，充分发挥教师的角色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课教学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学反思自然科学课

论文摘要：教学反思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思维活动和再学习方式，每一位教师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学反思。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怎样进行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思维活动和再学习方式，每一位教师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学反思。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是有“3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30次重复”叶澜教授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反思教学”就是教师自觉地把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来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的得失与成败，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审视，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我监控的能力，不断丰富自我素养，进一步充实自己，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优化教学，不断对自己的教育实践的有效补充活动。简单地说，教学反思就是研究自己如何教、如何学；别人如何教、如何学；如何在教中学、学中教的问题，为此，怎样进行教学反思呢？，我想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去进行。

一、写成功之处

写自己的教学机智。一节课结束后，回顾教学过程，体会学生学习的成功之处，教师总有得意之处：或启发得当，或例证精辟，或情境创设成功，或过渡语言生动，或“灵感”顿悟……，不论是哪方面的收获，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归类整理，势必对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将大有益处。教师一定能从中受到启发，总结成功的经验，如能及时记录，可作为日后教学工作的借鉴，有助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课堂教学中，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师生的思维发展及情感交流的融洽，往往会因为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瞬间灵感，这些“智慧的火花”常常是不由自主、突然而至，若不及时利用课后反思去捕捉，便会因时过境迁而烟消云散，令人遗憾不已。

写学生创新和独到之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总会有“创新的灵感”在闪烁，教师应当充分肯定学生在课堂上迸发出的一些独特的见解、精彩的问答、创新的思维，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好方法、好思路得以推广，而且对学生也是一种赞赏和激励。同时，这些难能可贵的见解也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完善，可以拓宽教师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水平。因此，将其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以后丰富教学的宝贵材料，供以后教学时参考使用，也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完善、推陈出新，达到教学峰点。

二、记教学中的“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成功的课堂教学也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何况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边活动的过程，教学中难免会出现教材因素处理不当、偶发事件估计不足、课堂气氛调控不好等情况。所以我们只有及时、客观地予以记载，系统的回顾、梳理，并对其作深刻的反思、探究和剖析，并分析出问题原因，研究解决的方法，才能避免在以后的教学中重蹈覆辙。因此，课堂教学中有所得也必定会有所失，学生的性格各异，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参差不齐，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实际教学过程总会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教法的运用，知识的讲解，例题的选择，板书的设计，学生的反应等方面，课后都会觉得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教学工作的不足，要反复思考，仔细琢磨，采取措施，及时补救。如课堂中问题情景的创设有没有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学习活动的组织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小组自主学习有没有流于形式？有没有关注身边的边缘生？学生学习的兴趣是否浓厚？教学行为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是否“沟通”和合作？是否创造性地使用了教材？教学过程是否存在着内伤？教学过程是否存在“伪探究”和做秀现象。通过侧重审视自己课堂教学的失误之处，找到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教学新思路，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和对策。

三、写出“再教设计”

一节课下来或24小时的教学任务完成后，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细细想想：这节课呈现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识规律，总体设计是否恰当，教学环节安排是否合理，教学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学生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是否得到了富有成效的训练，教学手段的运用是否充分，重点、难点是否突出；今天我有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教法上有哪些创新；知识点上有什么发现，组织教学方面有何新招；解题的诸多误区有无突破；哪些做得还不够好，哪些地方需要调整、改进；启迪是否得当；训练是否到位，学生的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了，学生学得是否愉快，我教得是否愉快，其成败得失的原因何在?还有什么困惑?等等。及时记下这些得失，并进行必要的归类与取舍，考虑一下再教这部分内容时应该如何做，写出“再教设计”，这样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这样就为今后的教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经过长期积累，我们必将获得一笔宝贵的教学财富。

四、养成反思习惯

教师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不断反思、重构自己对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基本掌握的过程。让教师真正意识到并切身体验到反思对其专业发展的作用，对于督促教师自觉进行反思、养成良好的反思习惯具有重要意义。教师自身也应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培养持之以恒的精神、创造良好的反思氛围，养成自觉反思的好习惯。因此，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教师的整个教学生涯，而不是某一阶段的特殊任务。不单单是教学经验、教训的总结，它是伴随整个教学过程的监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动。就一节课而言，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而不应只是课后才做的事。课前反思可以明确目标，加强自觉实践；课中反思可以调控教学，提高教学效益；课后反思可以使教学经验理论化，促进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一句话，时时、是反思之时，处处、更是反思之地。可见养成习惯在反思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只有在教学工作中多多反思，总结发扬教学的成功经验，改正弥补教学中的缺点与不足，只有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经常写好教学反思，以写促思，以思促教。长期积累，必有“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