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论文篇1
(二)数据收集方法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通过针对学生的问卷和针对雇主的访谈收集相关数据。问卷设计首先经过了15人小组的预备实验阶段，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了问卷上的15道题，具体包括:背景资料(第1～4题)、个人需求(第5～10题)、职业需求(第11～15题)。问卷共有13个选择题，两个问答题。对访谈问题的设计是先对一人进行电话访谈，最终确定访谈基本问题，分属期望、建议。分析方法属于群体描写和比较。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问卷对象为新疆六所院校英语和旅游管理专科三年级共六个班196名学生，其中男生39名，其余为女生。他们经历了暑假实习阶段并且正在经历求职，对旅游英语课和教材都有较为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访谈对象为当地七家旅行社人力资源专员或主管。
(四)问卷填写情况和访谈记录情况
本研究虽涉及人数多，但课题组成员亲自发放问卷，协同各班任课教师监督填写，学生填写问卷状况很好，发放196份，回收196份。在问卷主观题部分，超半数学生的答案字数在30字以上，有效率很高。访谈全程用录音笔录音，并由课题组成员对录音部分答案进行抄录。
二、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问卷调查
结果背景资料环节的设计旨在了解学生对本专业的态度和过去实习、兼职的工作经历。83%的学生有过担任景区讲解员或者导游助理的经历，9%的学生有过独立从事导游工作的经历，只有8%的学生无直接职业相关工作经历。但在对本专业未来就业方向的调查问题上，高达70%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会从事旅游方面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新疆旅游职业前景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24%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不愿意从事相关工作，仅有6%的学生态度不明确，不确定以后是否会从事这类工作。个人需求环节意在调查学生对现行旅游英语教材的态度。57%的学生认为现行教材涉及中国传统特色词汇面过大，比如:有多数学生在此环节的开放性问题的答案里提到，叉烧包、水灯等词汇和泼水节等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几乎不会在他们的从业生涯中遇到，因为多数人会选择在本地就业，因此，应该让教材突出本土化词汇，如抓饭、馕、拌面、古尔邦节等词汇和相关民族文化背景。36%的学生表示教材的课文里部分导游词过长，并且章节之间导游词的编排没有体现模板型特点，无法让他们对本土地理人文风情进行仿照改编或者加工，应该形成一定的“体”。职业需求环节则围绕学生对已经学到的旅游英语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以及教材欠缺但在实践中重要的知识展开调查。在这个环节中，仅有7%的学生认为以往的旅游英语教材学习对他们的实习工作或兼职工作有帮助，这个数据的有效性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因为学生在学习中的努力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对学习效果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并不完全可靠。不过，超过80%的学生表示应当强化教材的听说部分，尤其是听力部分。同时，面对“学生最希望的听力素材选择方面”这个问题，更多学生希望听力内容不要全部是标准的英音或美音，而应该加入新疆临边国家口音的英语听力。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发现，因为随着大学英语教学体制的改革，听力的比重在增加，但采用的多是标准音，这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英语非母语的人士说英语时自己却完全听不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学生自己可以很流利地说英语，交流依然是困难的。
(二)访谈结果
在1～3题“期望”这个环节，面对第二题“在招募雇员时，你最看重他们哪方面的英语能力”这一问题，受访者有很大程度上的共识，都重视毕业生对专属岗位具有较强的听说和书面翻译能力以及具有当地特色的英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可以流利地利用英语表达地域特产商品的能力。这一点与学生的职业需求不谋而合，可见在旅游英语教材中融入地域特色的重要性。在同样的环节，访谈结果差异较大的是第三题:“你期待新雇员非常熟悉与外国人交流的礼仪和禁忌吗?”相对大型的旅行社人力资源专员表示这一点很重要，会直接影响以后的国际接待，而小规模旅行社表示，与之合作的外籍游客比较固定，雇员在达到参与国外游客旅行项目资格时，首先会接受一定的培训，所以，是否熟悉与外国人交流的礼仪和禁忌就不那么重要了。在第二个环节访谈中，各旅行社人力资源专员所给的建议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熟悉新疆地理环境，可以用英语表达特色地貌特点;第二，导游词不要过于书面化，不能像背书一样给游客背出来，而应采用幽默风趣的方式;第三，新疆与中亚五国联系紧密，客源也相对充足，应该更熟悉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
三、结论
需求分析是评估教材效度以及决定是否开设一门课程的前提。学习者需求分析和雇主需求分析为教材制定的合理与否提供了实践基础。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学习者和雇主都强调旅游英语教材本土化的重要性。本土化的重点在于研究本土旅游文化，要结合本地英语导游典型工作任务来整合新疆旅游文化。此外，教材中的听说比例应该加大，尤其是要囊括边界国的口音听力，这同时也是学习者的诉求。本次调查研究的结论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
(一)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过度夸大了传统特色词汇的广度，忽视了其深度;
本土文化论文篇2
一、什么是文学的本土性？
文学的本土性，密切地关联着以下问题：首先是文学的目的。文学究竟是为什么目的，是为全人类写作，还是为具体的民族、地域甚至个人，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以为，文学的深远目的当然是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建设，体现为整个人类文化的财富，但是，在文化、民族多元的现实下，文学最基本的还是为民族和现实写作。因为其一，文学是社会的重要文化之一，它不可能拒绝与社会、民族、大众的密切关系，并且自然地承担着民族文化的基本功能；其二，受语言等因素的限制，文学的受众主要还是本民族大众，它的影响力也局限于此，作为民族大众之现实一员，作家也应该承担其基本的民族现实责任；其三，正如一个对周围现实生活冷漠的作家不可能具有深远的人类意识，文学作品所拥有的人类意识也不可能抽象实现，它只能通过民族、地域和个人的方式进行表达，需要立足于现实和民族生活之上。
其次是文学的特点。文学在思想、审美等方面具有许多共性的标准，但就世界文学氛围来说，个性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文学只有具备了充分的个性，才能拥有独特的魅力，才能在人类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缺乏独特个性和原创意义的写作是不具备很大价值的。文学的个性特点有多个重要来源，如作家的才华个性等。但最根本的只能是两个，一个是建立在民族和地域特征基础上的多彩生活，一个是具有独立个性和深邃价值的民族文化思想。这两者都离不开民族本土个性。因为只有深广的民族文化才能酿造丰富的思想，只有多元的民族个性才能造就生活的多样化。
正是建立在这一思考上，文学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看其关联是否密切，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独特，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现出其意义。具体说，它大致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容。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创作都是对创作者本民族生活的反映。对日常生活状貌、形态做出真实的展示，对生活流程、人物事件做细致的再现，以及对社会伦理情态、人物精神的揭示，都是其自然的任务和基本内容。这也是文学本土性的基本点。当然，文学本土性要求的决不只是题材，它更要求对生活的深度揭示。也就是说，本土化文学的深刻处应该反映生活自身的呼吁和要求，具有针对本土现实的问题意识，不是虚悬于现实上空、站在生活和民族外边发问。它应该能够超越生活表象，深入到生活背后，把握到生活中的潜流和暗礁，对生活做出比一般人更深入的认识、理解和表现，呈现出时代人们的深层精神世界，描画出他们的喜悦、痛苦、梦想和追求。在这一基础上，文学以自然而具体的状态抵达人性世界，对人性等理性世界进行揭示和思考。只有这样，它才能展示出别人看不到或者看不深刻之处，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深邃和独特。
其二是来源于本土的精神和思想。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本土文化传统。任何优秀作家作品的思想欲具有独特的深度，必定需要有深广的文化为内在资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资源主要来源于本民族文化，是依靠着深广的、具有独特性和延展性的文化来解释世界和表现世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流亡作家或文化流寓作家）。这当中包括整体上的思想文化传统，也包括以文学为中心的审美文化传统；二是与本土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联系。优秀文学作品对生活的表现不是浮浅的、麻木的，而是渗透了思想和感情因素，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深切关注。事实上，只有拥有了对于生活的感情，作家才能潜心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对生活作出切实的艺术表现。同时，考虑到文学接受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文学作品与接受者在民族文化和心理认同上的一致性，因此，作者与生活的情感联系，也是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感染其民族大众的重要前提。
其三是融入本土生活。真正成熟的文学应该是融入本土生活，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产生以精神陶冶为基本方式的社会影响，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方面。这就特别涉及到文学的接受问题。很多人轻视文学接受，其实文学接受对文学的成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作家个体，也许存在其天才超群、难以一时为大众所认识和接受的情况。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整体来说，能否为民族大众所接受应该是考察其是否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准，其顺利发展也不能缺少大众的认可。因为虽然文学接受的关联因素很多，但在正常情况下，真正表达现实生活关注、传达民族思想和审美精神，与民族大众之间形成密切的精神和现实联系，是文学接受的重要前提。而且，文学是一种成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文学代表着文明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参与着文化的进步和完善，有非常重要的滋养作用——就像哲学、数学等代表着文明的理性面，生产技术代表着文明的物质文化面一样。
从中外文学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作品都呈现出强烈的本土性特点，甚至可以说，都是依靠与本土的深刻联系，才得以实现文学的高峰。这些优秀创作大体无外乎这么几种情况：一、植根于本土的深厚文化，表现出蕴含民族独特思想个性的文化精神，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民族文化遥远的精神回声，从而构成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启迪和魅力；二、深刻揭示本民族生活，成为其时代和民族生活的深刻表现者——这类作品以具体深刻取胜，但由于文学个性化的原则，它们的价值往往并不局限于其时代和民族，而是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主要适用于这个意义上。三、以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地域特色的生活，以及个性化的艺术传统和表现方式，丰富了世界文学之林，并获得广泛认同。
二、新文学如何本土化？
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独特的文化环境，新文学的本土化问题更为特别也更为复杂。这首先是因为，对于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来说，现代化确实是其必需的选择，或者说是其必须完成的任务。在整个社会文化都亟待转型的情况下，文学不可避免要走上与社会文化一致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传统文学也亟需一个现代转型，完成对自己的蜕变。正因为这样，现代化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共识，也成为时代的主导思想潮流，并且取得出乎意料的顺利发展。但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学没有充分重视本土化的吁求，甚至是将之全盘忽略。
客观说，五四新文学的发端以西方文学为蓝本、对传统持颠覆性批判，有其时代必然之处，关键是它在此后的发展中应该逐渐割断与西方文化（文学）的模仿关系，立足于本土生活和文化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创新力。然而，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并没有成功地做出这一调整。虽然早在新文学诞生不久，胡适、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对新文学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表达了对文学本土化的要求，此后，也有“新格律诗”、“大众化讨论”等思想的继续，更有不少作家进行过创作上的实践，但是，就整体而言，新文学的本土化思想始终处于边缘和受压抑的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其成就也受到严重制约。
新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而是与整体上的政治、文化方向相密切关联。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文学与本土性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严重。从作家说，两方面的文学能力日渐退步。一是传统文学的功底。由于教育政策对传统因素的严重忽略和限制，建国前后出生的几代人的传统文化素养是越来越浅陋，作家与传统文化也是严重疏离；二是生活的功底。作家创作需要作家对生活潜心的深入和感悟，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详见下面的分析），作家们严重地轻视生活，导致其感受和表现生活的能力明显下降。这样的后果，一是新文学创作的成就缺乏不断上升和发展的趋势，而是呈现徘徊和停顿的态势；二是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是基本上离开了大众的视野。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文学急切地需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对未来发展方向做出适当的纠偏，更明确和自觉地回归本土和立足本土，进入到更自然和恰当的发展空间。结合新文学历史的影响和现实文学的格局，我以为，这两个方面是当前新文学在本土化方面最迫切需要做到的：
首先，真正创造性地认识和延续传统。五四文化对传统文化持全面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一点在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表示了反思，在如何去芜存菁、批判性地扬弃基础上做了许多思考。然而，对于新文学来说，比反思态度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是如何真正有效地利用和承接传统，也就是如何真正创造性地认识和延续传统。我以为，要真正创造性地唤醒传统，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在精神上继承与发展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认识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归常态，不是针对具体的体裁和方法，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精神。因为传统是发展的，而不是僵死的，它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独特的哲学文化精神。只有在发展和不断更新的前提上，传统才可能灵活而客观地面对现实，才能针对现实发出自己有价值的声音。在今天的时代，传统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简单地复活，它具有价值的只能是整体精神和价值观念。如果将传统局限于具体方式，只能让传统充分凸显其落伍和失效，只能使其停滞。比如文学审美，不是让传统语言、传统文学形式进行现代的复活，而是在进行现代整合和再造的基础上，对传统审美鉴赏作创造性的再生和发展。二是将传统与现实密切关联。文学是现实的产物。只有将传统内涵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使传统内涵自然地融贯于现实社会事件与背景当中，让传统精神与现实关注结合起来，才能让传统在现实中发出声音，在与现实生活的交流沟通中被激活，获得不断发展的生命力。如果只是简单追求对传统文学方法的还原，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停留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书写，甚至对传统文学场景和方法进行翻版式的模仿（当前确实有一些作品存在这方面的趋向），既不能引起大众的兴趣，也不能焕发传统文学精神的生命力。
其次，真正追求对生活的深度表现。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界似乎讳言文学与生活的关联，更讳言生活的深度。这中间有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原因。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的原因则更内在而深刻。如在特殊政治时期，对文学“只能歌颂不能暴露”的要求，以及对“现实主义”的简单理解和粗暴要求，既极大地局限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也严重了生活的深度内涵；此外，长期在中国文学界盛行的所谓“体验生活”方式，貌似重视生活，实是限制生活，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和仪式化特征。这些历史（当然不仅是历史），既局限了现实中作家追求生活深度的勇气和表现生活深度的力量，也促使后来的许多作家反感和拒绝生活，以规避的方式反抗人为的政治羁绊。作家们的意图是积极的，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观念长期局限着人们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人们在谈论作家处理生活时，经常有这样的认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意思是既要深入，更要开放和超越。这话听来似乎公允，但由于“外”所体现的是现代性的要求，符合时代文化的方向，所以这句话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外”的强调，也就是强调开放和超越，“内”只不过做个铺垫和陪衬而已。因此，这么些年来，我们真正能实现对生活深度表现的作品非常之少，追求与所表现的生活融为一体的作家也很少见。事实上，文学与生活关系具有前提和基本意义的应该是“内”，只有具备了内在深度，才可能进入外部的开放和超越。不具备自我深度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超越的。并且，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必然蕴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蕴含着对异质因素的寻求，从而实现自我超越。退一步说，具备了内在深度，即使不能实现有效超越，甚至走向片面乃至狭隘，但它始终会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依然有其价值。如果在自我深度匮乏的前提上盲目求取超越，既达不到超越的目的，也不能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三、如何协调文学现代化与本土化？
本土性不是固守自我，墨守过去，它与现代性之间不是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二者的差别是明显的：首先，较之现代性，本土性更强调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它认同文学是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但更关注其独特个性；其次，本土性虽然立足于现实，但并不局限于此，它更强调与传统的关系，将自己作为绵延不绝的文化（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它对传统的态度更注重继承而不是批判和否定。但是，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也有和谐共存的一面。最基本一点，文学本土性的内涵是随着时展而变化的，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它肯定要带上很多现代的因素，如社会的进化，思想的昌明，艺术的丰富和创新，都是文学本土性不可缺少的内容。其别是本土性的思想资源，它不可能是古代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要经过现代洗礼、熔铸了现代因素的再创造和再发现。所以，文学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本土性和现代性的共存互补，既符合现代性的基本方向（这里的“现代性”当然不是简单的发展现代性，而是蕴含着批判性思想在内的丰富现代性），又扎根于本土传统和现实，以本土精神为主导，它们的相互交织融会（当然也会有矛盾纠结，这也是交融不可缺少的因素），是文学不断深入开拓的重要基础。
新文学一直由现代性文化所主导，要回归到本土性本位、在现代性与本土性之间建立和谐协调的关系，显然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其中也必然会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复杂、尴尬困境，需要作家和理论家们付出艰辛的努力。我以为，要从现代性中心转移到本土性中心，需要调整的最基本之处有两点：
1.化中适度剥离，回归主体
这看起来似乎无关文学本土化问题，但实质上二者之间有密切关联。因为长期以来，正如新文学运动被当作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看待，新文学也基本上被当作一种文化工具，承担着文化（后面被政治所取代）的使命。如此，现代性才成为新文学的最基本准则，现代化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然而，文学其实应该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它不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它拥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和要求，其内涵和标准都不能简单以现代性来进行衡量。一方面，文学价值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超时代性。如对生存意义的探究，对未来希望的憧憬，对人类和自然的爱，对强权的谴责和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和谐自然的艺术表达等，都是文学的独立价值，也是其根本性的价值标准。它们与一般文化的现代因素有一定关系，但却绝不能与之等同；另一方面，文学的评判标准不像一般文化那样具有很强的时效特点，而是具有较强的恒定性，不是轻易随时代变迁而改变。所以，我们既不能说现代的文学就比古代文学有魅力，也不能说发达的政治经济就能诞生优秀的文学，更不能用现代与否来评判文学的价值高下（在现在的文学研究界，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即将所有的优点都以“现代”来概之。这其实已经将“现代”的内涵无限扩大化了）。《诗经》、“荷马史诗”是中西方最古老的文学创作，其魅力和价值完全可以与此后任何时段的文学相比。马克思曾经感叹过古希腊文学的美，认为其所表现的人类童年时代的纯真是后来者永远无法复制的。其缘由也在于此。
要让文学回归本土，建立（回到）其独立主体，不让其承担文化启蒙（当然更非政治）工具的职责，是其迫切而必要的转型。这并非让文学远离社会、逃避文学的社会职责。只是由于文学拥有自己更独特的意义，其方式也不一样，只有立足于自身独特性，才能充分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在1940年代，沈从文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思考，我以为对于今天文学的发展来说，依然具有启迪和针对意义。沈从文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经典应该“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文学对社会具有的作用不应该是急功近利，而只能是深远的、潜移默化的。
本土文化论文篇3
2加强本土元素、符号的深层次挖掘
中国民族众多，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也存在差异，设计作品要具有其民族的典型特征必须对其民族有全面的认识。从目前学生创造的很多‘中国元素’作品来看，很多作品还缺乏深层次的特色与内涵。本土化设计的教学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必须在设计考察阶段对本土元素、符号作深层次的挖掘与研究。在本土化设计教学的课程体系中，计划部分时间来进行艺术采风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学生在做设计时，运用到的民族元素或了解民族的地域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从网络上“拿来”，之后模仿、套用。从这种现象上不难看出，在做本土化设计作品时，没有对本土化元素进行深入的考察与思考分析，缺乏对本土元素、符号的足够收集与整理是脱离设计目的的。因此，在本土化设计的教学中导入考察阶段的教学，让学生有一定的时间来分析考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图片资料的收集，结合文献资料的查阅，不仅对本土化元素、符号有了深层次的挖掘，也为设计创意的阶段性工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在设计考察环节，要求学生从多方面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挖掘：首先，要求学生通过网络、书籍查阅相关的资料，对所设计项目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等有一个相应的了解，通过网络、书籍的图片资料进行收集，从初步资料对设计项目的本土文化有一个大体的印象。其次，带领学生深入实地进行细致的学习研究。这个过程，根据项目的不同考察方面可以有选择，也会因设计项目的不同考察周期而有所区别。如面对VI设计项目，学生应从图像符号上面进行考察收集，让学生充分收集本土化的视觉元素资料并进行系统的管理，因为在民族视觉图像方面具有本土文化的视觉元素很多，如民族视觉图像的符号化有图腾符号、图案符号、文字符号、意象化符号等等，这些符号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当地具有典型代表的器物、生活用品、工艺品、绘画、建筑、服装等媒介上。通过元素、符号的实地考察与收集，形成重要的资料，用以创作阶段的取材与加工。最后，指导学生整理资料。这个过程是学生根据设计项目的考察与资料收集后，需要在众多的资料中反复比较分析，结合创意想法，找出自己认为具有可参考价值或能够运用的图像资料或文本资料，为设计作品的创作活动提供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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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电影生产者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国际上取得骄人战绩的影片，在国内却不被接受，全球化成功的同时是本土化失败。从早期那些被普遍认为是拍摄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以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的获奖影片，到最近已经是好莱坞导演的李安拍摄的、国外普遍认为是中国武侠电影、国内却称之为东方版《理智与情感》的《卧虎藏龙》，很少有影片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求得一个皆大欢喜的平衡点。《卧虎藏龙》被指责为丧失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成为“全球文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会被西方文化同化”观点的又一佐证；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有学者甚至提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以体现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缺乏“全球本土化”的有效佐证。对好莱坞来说，本土化和全球化是统一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一事实正意味着本土化与全球化是对立的。尽管一些真正体现本土文化内涵的影片，如李安早期的《喜宴》、《饮食男女》，成功进入了欧美精英文化圈，但与大众文化几乎绝缘，即使在国内也是如此。好莱坞的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一切有助于流行、有助于大众消费的要素，除了技术上和情节上，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上，极其注重迎合观众心理，突出表现那些人性中共有的东西，如浪漫、亲情、英雄主义，等等。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安早期的“父权三部曲”无法在西方引发共鸣，而迪斯尼拍摄的《花木兰》将木兰代父从军的动机阐释为荣耀门楣、追求自我和适度的女性主义。
用以上要素来考察国产新片《刮痧》，不难找到这部被迪斯尼等片商称为非常“好莱坞化”的影片在国内仍能以“主旋律”身份登场、又取得良好票房的理由。在展开分析之前，本文将对影片内容做一简介，然后再一一解读其中包含的文化要素，力图借助内容分析，对影片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探讨。当然，不同观众对于同一影片会有不同解读，本文的分析仅是一家之言，目的不在于褒贬任何影片，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借助对电影内容及其市场运作的结果，探讨不容回避的、受巨大的商业利润驱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
关于《刮痧》
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的圣路易斯，在美国奋斗了八年的许大同，获得了年度行业大奖。在颁奖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此时，他的儿子丹尼斯却同美国上司昆兰的儿子发生争执，尽管许大同很爱丹尼斯，他还是当众打了自己的儿子。随后，丹尼斯闹肚子发烧，他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传统的“刮痧”给孙子治病。一次意外事故后，刮痧留下的血痕引起儿童保护组织的关注。为保证父亲顺利拿到绿卡，许大同承担了给丹尼斯刮痧的责任，因而被控虐待儿童，最后被判剥夺监护权，禁止与儿子见面。为使儿子能留在家里得到妻子的照顾，许大同同意“分居”；老父亲决定回国。接连不断的打击使一个历经艰苦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平静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同时破碎的还有他们的美国梦。圣诞之夜，许大同思子心切，门卫却不准他进门，大同只好顺着公寓楼外的水管向位于十楼的家爬去。警车呼啸而至，大同险些坠落。幸好，老父亲临走前将真相告诉了昆兰，昆兰亲身试过刮痧后，与法官一起来到大同家宣布解禁令。关键时刻，昆兰拉起大同，一家人终于紧紧抱在一起。
好莱坞化及其公式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好莱坞化。好莱坞在多年的运作中早已形成一套几乎公式化的高效生产模式，稍具常识者都可以总结出其中若干要素：A、陷入重重困境的主人公竭尽所能，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愿望和抗争；B、围绕主线发生的感情纠葛（爱情、亲情、友情、对立）；C、冲突或惊险场面、良好的节奏感、搞笑的小插曲……
《刮痧》的导演郑晓龙坦承自己的拍摄是有意“带点好莱坞化的”。《刮痧》也的确借鉴了不少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手法。比如冲突或惊险场面的设置，像法庭上的激烈辩论，许大同夫妇到医院接孩子时，记者的闪光灯闪成一片，大同夫妇被警察牢牢捉住以及片尾大同爬水管等场面，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式风格。形式的好莱坞化无疑有助于全球观众对讯息的接受，进而才能谈到对影片内容的理解，文化产品全球化的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本土文化如果想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得以生存，必须借鉴其他文化的经验。尽管好莱坞的模式备受有识之士诟病，但无论其角色光彩与否，它在全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文化产品生产方面的经验也使其他文化模式望尘莫及。
但《刮痧》如果仅仅局限于在具体手法上一味模仿，也就不值得笔者花费笔墨分析了。透过好莱坞化的戏剧包装，《刮痧》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讨论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即文化冲突与沟通。应该说这是一个处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要关心的问题。因而影片外的“刮痧”本身，也成为分析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典型的例子。
法律的异化
毫无疑问，美国是个典型的法制化的国家，打官司几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严格而繁琐的法律程序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但有时也会因对法律真实的追求造成对现实真实的异化。近几年不少好莱坞大片都以这种异化为重要内容，包括近期同是取材于现实的《惊爆内幕》、《永不妥协》。而当“打官司”这件事发生在《刮痧》中显然从未尝过当“被告人”滋味的中国移民许大同夫妇身上，物化的法律程度与人的父子真情发生碰撞时，矛盾冲突显得格外激烈。尽管《刮痧》海外票房如何仍是未知数，但从好莱坞以往影片对法律异化问题的兴趣来看，这是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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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
《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数年前曾执导《北京人在纽约》，在谈及拍摄《刮痧》的最初动机时，郑晓龙认为，《北京人在纽约》描述的是移民初到美国的艰辛，是在生存层面上做文章，“但却缺乏对于不同文化碰撞的较为深刻的描述与剖析”，“后来再拍片子，就要去往深层次挖掘，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是如此。那些年去国外的一些人……在学有所成，或工作有所成就的同时，仍然面对文化的困惑”。
为了表现文化冲突，郑晓龙把拍摄地点选在了“以居民的顽固著称的密苏里州”，而不是自己熟悉的纽约或影视人才集中的洛杉矶，因为这两个城市“太国际化”，“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文化，在美国人眼中他们什么都不是”。其潜台词是，真正代表美国本土文化的地方，对外来文化是排斥的。而这也恰恰证明所谓的“文化冲突”绝不仅仅是外来文化者的主观感受，具体到《刮痧》这部影片，不仅中国本土观众会关注文化冲突这个主题，美国本土居民因其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感，也会对其有兴趣。
不仅如此。许大同夫妇的难题不仅仅是中国人在美国才会遇到，几乎任何背井离乡者都会面临文化背景相异的挑战：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城市……这是一个容易被各种文化观众理解的主题，从这个角度说，以反映文化冲突为主题是《刮痧》包含的又一个全球化的要素。
有冲突就必然有沟通与融合，影片中对沟通的处理是非常简单和戏剧化的，影片之外的一些小插曲倒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据郑晓龙介绍，尽管影片的英文名字叫《TREATMENT》（治疗），但在美国放映的时候，没有人叫它的英文名字，而是直称“刮痧”，当地报纸都说这是一个新的词汇。语言是文化的天然屏障，不同语言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乃至生存哲学。词汇的流动是文化转换中的重要现象：“刮痧”如果能如“饺子”一样成为西方文化中的又一来自东方的外来词汇，则证明如方式得当，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进入强势文化，进而使地区的变成全球的——同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一过程也意味着外国的变成当地的。
当然，影片对文化冲突的处理仍很浅显，缺少深度的文化思辨与批判色彩，过于偶然和突然的峰回路转是《刮痧》批评者的主要理由，但传世之作与好莱坞的确是两条路线，全球化的原则之一是“简单”，以便让最大多数的观众接受。
亲情
《刮痧》中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教子”这件事上，尽管东西方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父子之间的亲情是相同的。文化冲突毕竟是一个深层次的理性问题，要想调动观众感同身受的感性思维，还是要选择恰当的角度。而对美好亲情的向往与祝福、对家庭子女的责任感是人性中共通的，是“普遍的”和“感性的”。尽管许大同爱儿子的表现方式是东方式的，但父子分离的思念，大同面临儿子被夺走时的愤怒、焦虑及努力是任何文化的观众都能读懂的。
据截至2001年3月19日的资料显示，《刮痧》在二轮放映后，全国票房有望突破1300万。海外发行的情况尚不可知。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刮痧》虽然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但包含诸多全球化的要素。从国内现有评论看，褒大大多于贬，并未因为全球化触犯本土观众。因而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尝试。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其中得失也值得我们三思。
参考文献
陈韬文：《文化转移：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和全球化》
本土文化论文篇5
一、本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而艺术与科技，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而本土文化本身即是本国人民历代在实践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结、归纳。具有不可逆的传承性。曾经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设计师都企图摆脱传统文化的阴影，但本土文化还是如影随形。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传统文化都必然对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艺术与科技，都对现代设计产生连带的巨大作用。
在人类社会，各国的本土文化都在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在此我们仅以中国为例，以点窥面，从中发现其规律性。在当今世界里，像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也只有中华文化，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也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一脉相承，不曾中断。WWW.133229.coM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人对本土文化情有独钟。我们谈中国本土文化，大体离不开易学文化，离不开儒道，释文化，即儒学、道学、佛学。在东方，或者说主要在中国，各种文化相互通融，数千年相安无事，这本身就说明中华文化巨大的兼容性，也正是这种兼容性才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到了现代社会，中国的文化再传承，中国的设计也在延伸。
本土文化可谓是一脉相承的器物和习惯，就像一个家庭的传家宝和日常行为，站在历史的角度，传统文化即是物质与精神的沉淀，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物质得到改进和创新，使人类有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表述情感的工具，物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在精神系统养成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设计，作为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活动，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一些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方面，都可以称之为设计，微观方面，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都包含其中。
设计是"以人为本"，其中的人我们又可以分为两种人：主观形态的人[设计师]和客观形态的人[大众群体]。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设计引导人"与"人引导社会"这本身就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就像法国印象派兴起的时候，连街头擦鞋的姑娘也会谈论莫奈的油画，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宋朝宋徽宗崇尚道教，导致了街上买烧饼的也回说道，这不也就说明了我们的设计在引导人的时候也在引导自己的方向，反过来，人引导设计的时候也在引导自己，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影响意识，意识也影响物质。当人们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向前发展了，这时候用什么作为语言呢？无疑，最好还是本土文化。毕竟本土文化离我们较近，就好像中国人用筷子用惯了叫他用刀叉反倒还不习惯。这就是人的一种情怀，设计师如果把握好了这种情怀，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陈汉民老师在设计王府井饭店的标志时，把传统的中国结与建筑墙壁上的装饰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看到这个标志时，既有中国情结，又具备现代设计的特点。
靳棣强老师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中国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肌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贝津铭先生更是世界公认的建筑大师，在做中国香山饭店运用江南水乡的青砖灰瓦白墙色调，使现代建筑加上文化情怀，形成一种共鸣。
他们这些大师自身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种韵致。
现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仅是设计师个人的问题，寻找相同切如点，那么传统文化的介入应该来说对当代设计文化具有推动作用，这也就是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最大意义了。
二、本土文化是现代设计的基石
之所以提出以上观点进行试析，其目的也就在于体现本土文化在现代设计所特有的分量，曾经全球十大营销公司世界伙伴公司的执行长说："本土文化的广告要比国际化的广告效果至少强百分之三十"。因此，他们从来都和当地的营销公司平均持股，使命是增加本地商的力量，使之与全球传播集团的商抗衡。屡获广告大奖的nike广告创意掌门人说："不管他们给不给你奖都别在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广告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惟有从自己的文化和角度出发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什么是你所认为的广告。
以上两个观点告诉我们，使用本土话语言进行创作与设计，向世界呈现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其所具有的广告效应，商业价值是国际化的设计所不能抗衡的。现今社会都笼罩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之下，可当文化也到了一体化的哪天，其实也就是文化的终结点，而设计作为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将遭遇其同等命运。可这一切的操纵者、传承者、发展者皆为人，以人为核心进行外延，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
人类最初的设计正是针对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需要展开的，几千年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的消费品蕴藏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产品本土化设计符合不同民族需要民族识别，民族认同的亲情感要求，是民族表现欲不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识别的要求表现为不同的精神生活方式，即不同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喜庆节日、信仰祭祀、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特点等等。民族认同表现为同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即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感觉到大家都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强烈而集中的体现在共同的风俗习惯、情感需求。
设计需要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世界将是一副模样，但创造是有基石的不同的地区有其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经济情况，人文思想，民族习惯等等不同，表现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法兰西民族，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良好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习惯，时尚成了这个迷人国度奉行的生活准则，时装、香水这些时尚的载体成了这个民族的代词，洛可可风格的延存与装饰艺术运动的渲染，形成一种华丽、经典的法国浪漫风格。德意志民族则不同，气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严谨的德国人。因而，德国的设计体现了严谨、重功能的品质，就连较为倾向艺术性的平面设计在这里也自由不起来，包豪斯是其代表，乌尔姆设计学院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从而形成重功能、技术缺乏艺术感的德国风格，与之相反，美利坚民族是个民族大融合，渴望自由的环境下造就了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
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设计本土化的问题，设计必须融如当地本土文化中去才能得到持续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处于东亚文化核心地位的国度里，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设计的本土化并不是对本土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即"形"的简单融如进去，香港设计师靳棣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将浸淫五千年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如设计中，儒家的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体现包容性，包容性必然衍生多样性，而多样性也是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上，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协调结合与造型的多样性。
综上所述，设计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的工作，设计就是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并加以实现，优秀的设计是真善美的体现，设计从过去对功能的满足进一步把人们上升到了对人的关怀，这是在设计中融如文化，增强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的根本所在，这是设计师的责任。
参考文献
本土文化论文篇6
本土化对小额信贷具有以下两方面意义。
（1）本土化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识别和规避风险。简单地说，农村贷款发放者不仅面对着一般性问题，还要面对因农村居民特性引起的许多额外问题。正确地预测偿还贷款是业务经营成功的关键。贷款技术是预测偿还贷款风险的方式。虽然目的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贷款者选择的贷款技术是不同的。比如，私人放贷者是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制度来保证贷款偿还，相反地，商业银行则是运用自身的技术通过正式制度来实现贷款偿还。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农村本土化的社会资源来解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较好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机构的风险。
（2）本土化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率。地区之间在历史渊源、生活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存在差异。首先，本土化要求员工主要来自当地，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并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他们掌握了当地农户的家庭背景和生产经营状况，对贷款申请者的品质和还款能力可以最快地做出较正确的判断。本土化减少了交易费用。其次，本土化要求引入外来信贷模式的同时，必须按照当地生产周期和生活习惯等情况，适当地调整小额贷款产品特征。即通过调整贷款对象、还款方式、贷款额度等产品特征以及调整抵押担保条件，尽可能地将小额信贷资源分配给低收入人群，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再次，本土化要求开发当地人力资源，这样不但为其所在农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还使得机构的利润留在了农村社区内部，从而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
3．我国小额信贷本土化调整
我们认为，小额信贷项目，特别是GB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应在以下三方面进行本土化调整。
（1）项目在设计之初就应该以本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生产经营模式等为出发点，进行制度调整。小额信贷项目既不能是纯商业活动，那样必定导致目标上移，也不能完全抛弃“市场”的运作手法，毕竟信贷是一种金融活动，要符合市场规律。
本土文化论文篇7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公司走上了跨国经营之路，成为跨国公司。在实践中，所有希望通过海外投资来获取高额回报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着如何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视这种差异，而照搬母公司的全套经营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正如戴维•利克斯所说：“凡是跨国公司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所招致的结果。”相反，那种完全抹去母公司的一切烙印，一味地迎合当地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跨国公司一方面需要保持母公司的经营特色，分享母公司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更需要尽快融入到当地的本土文化中，实现企业文化的本土化，从经营理念到经营方式都要适应所在国的国情、制度和传统。无数事实证明，跨国经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本土化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投资目的地选择在中国。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为了加强其设在中国的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纷纷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并不断加快步伐。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跨国公司在拓展业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更多学者从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和国内竞争伙伴带来的利弊进行分析。从文献方面看，国内关于企业文化和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层面。无论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还是本土化的利弊之辩，其研究思路大体如此。
本文不同于以往关于企业文化简单价值判断的逻辑，而把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设计、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等各种技术因素视为一类，它们都属于企业经营中的技术因子。正如企业管理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的那样，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中不仅发挥着理念、信仰和道德规范作用，而且是一个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因子，可以影响和制约企业的投资效益。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企业文化的技术含量在母公司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差异。本土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在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企业中的“人”来实现。这就是企业文化本土化中的人力资源同化现象。本土化是一个长期、渐进而持续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实施本土化的跨国企业完全不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而纯粹把本土化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
文化因子及其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像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准则一样可以被企业经营者或员工掌握的实用技术，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文化因子扎根于企业的管理理念之中。无论人们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存在多大差距，作为实用技术的文化因子始终与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种核心价值观反过来又影响着企业的具体决策和经营行为。实际上，所有有实力拓展海外业务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或者说有一种体现在企业经营者和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行为，比如如何对待顾客，如何确立规范，如何创新等，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一）文化因子的度量
文化因子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等方面加以观察，如图1所示。
由于与文化因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因素具有可测性，因此，文化因子是可以度量的。第一，市场拓展能力的衡量。对待客户的态度和方式可以看作是衡量企业市场拓展能力的一把标尺。第二，内部凝聚能力的衡量。对待企业内部员工或人力资本的态度和方式又是一把衡量企业内部凝聚能力的标尺。第三，经营标准化能力的衡量。对待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的态度和方式可以被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标准化能力的一把标尺。第四，全面责任能力的衡量。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企业财务状况同时也以负责的态度承担社会责任，利己又利人，这是企业具备全面责任能力的表现，可以作为衡量企业全面责任能力的标尺。
（二）文化因子的特征
以上四个方面是衡量文化因子这种实用技术的几个维度。另一方面，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文化因子本身还存在一些可以观测和评价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由文化因子作为可操作的实用技术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
寄生性。文化因子可以看作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素质的体现，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过企业中的经营者和员工来体现；兼容性。在一个企业组织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文化因子A和文化因子B）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共存；滞后性。文化因子的效用只能通过一段时间以后的投资效益来证明，而不能以现有的会计数据直接反映出来；差异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由于它们的渊源、规则和实践者（即它们的寄生体或宿主）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可比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事后的效用的不同，它们对投资效益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是可以相互比较的；长效性。和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因素一样，文化因子也可以产生投资收益，只不过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比较显著的效果。
在文化因子的上述几个特征中，寄生性和兼容性是文化因子的基本存在形式；差异性和可比性是文化因子所以能够度量的前提条件；滞后性和长效性则是文化因子生命力的表现。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公司与东道国之间不同文化的兼容性。这种文化兼容，使得文化因子得以顺利跨越输出资本的母公司和吸收资本的东道国之间的障碍。
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都是文化因子的生命载体。其中，企业经营者主要是指企业的投资者或所有者，而企业员工则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它们是企业具体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实施者和执行者。就投资战略而言，企业经营者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文化因子对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力。不过，就一般规模的企业而言，员工在企业总人数中占大多数，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都需要通过他们来实现。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是企业文化因子的主要载体。为了研究方便，在本文中，我们把文化因子看作寄生在跨国公司员工身上的一项特定技术，简称为“文化因子－技术”。员工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之后，在投入生产活动过程中，可以发挥更高的效率，从而间接地促使企业经营者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相反，缺乏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将面临企业的淘汰。借助这个淘汰机制企业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
本文假定，跨国公司已经决定将资本投资在中国（东道国），它需要在中国的劳动市场找到能够实现其投资战略的具有“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由于文化因子的兼容性和差异性，跨国公司内部需要在母公司企业文化和东道国企业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和谐共存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因子。
许多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并不是选择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实施企业文化的本土化，而是采取分步到位的本土化策略，让不同文化因子分期进入。假定在一个投资周期中，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企业文化主要是母公司文化，可以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A”；第二期，企业文化由母公司文化向东道国文化转化，即本土化，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B”。在本土化过程中，寄生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在不同时期将有不同表现。
（一）第一期
t=1，跨国公司实施母公司企业文化，本土化还没有提上日程。这时期，跨国公司的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本国雇用员工，将他们外派到公司投资目的地中国。由于人力资源缺乏，跨国公司外派员工未必都很熟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对母公司企业文化很熟悉，则可以认定他们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A”；不熟悉者，自然就不具备这种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来自本国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劳动可以创造的收益为R，而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所创造的收益就是r+ΔA，且ΔAf0。显然，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能够创造更多投资收益。
2.如果跨国公司鼓励边干边学，那些已经受雇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就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素养，并最终成为“文化因子-技术A”的拥有者。假定他们的努力水平为a∈[0,1]，则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概率为s-(1-s)a，其中，s是当a=0时本国员工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自然概率。
3.在人力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某种甄别技术来识别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假定跨国公司不允许外派员工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那么，对于那些即使通过努力也无法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企业将不得不淘汰他们。因此，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通过淘汰机制确保那些来自本国的员工具备企业所要求的文化素质。
（二）第二期
t=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这时期，跨国公司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投资目的地中国雇用本地员工，这些中国员工可能熟悉跨国公司业务又熟悉当地情况并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也可能不具备这一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本地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那么，那些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或者称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ΔB，且ΔBf0。
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前提条件是本土化较之非本土化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掌握“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大于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即r+ΔBfr+ΔA。或者ΔBfΔA。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来自母公司的员工可能有一部分将要被本土化员工所取代。
3.在这个时期，由于人力资源比较充裕，跨国公司对于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就业竞争促使所有希望获得工作岗位的员工在入职前就应该完善自己的职业技术条件，而不是在入职以后再通过自己努力来提高其文化技术素养。这样，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跨国公司将能够获得它所需要的本土化员工，从而实现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
4.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程度。假定跨国公司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找到前者的概率是Pr[Am]=s，找到后者的概率是Pr[Bm]=s+(1-s)sμ。其中，s是员工入职前已经具备企业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素养的概率，μ是衡量跨国公司母公司文化与本土化文化相近程度的参数。如果μ的值较大，则意味着两种文化较为接近，此时，母公司员工也能在本土化文化中表现出色；相反，如果μ的值很小，则意味着两种文化差距太大，母公司员工将不能适应本土化文化。
为了方便起见，假定每个员工入职后都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资w，那么，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要达到效益最大化目标，必须使每个员工创造的收益大于其工资成本，即使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条件的员工也不例外。因此，跨国公司雇用的员工创造的收益必须满足最低条件rfw。在此前提下，那些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员工自然能够为跨国公司带来更多投资收益。
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条件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其投资策略，而不是相反。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时，对于母公司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从来都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以企业的战略利益为导向的。
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放弃其从母公司所传承下来的企业文化，它所放弃的仅仅是那些不利于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文化技术形式。其次，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迎合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它只是利用东道国的便利条件和比较优势来达到最大化其投资收益的目的。最后，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接受东道国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它所奉行的仍然是母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宁可把本土化看作是其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向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的范围和深度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投资策略。
根据前面的假定，本土化员工之所以受器重，是因为他们承载着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东道国转化的“文化因子-技术B”，而且，ΔBfΔA，他们所创造的投资收益比单纯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要多。假定跨国公司以同一标准支付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无论是来自母公司的员工还是当地员工，他们得到的工资都是w，而且除非被雇用，否则他们的工资为零。那么，一个母公司员工给企业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A，而一个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B。所有母公司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N是母公司员工总数；所有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M是本土化员工总数。
本土化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跨国公司企业文化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特别是人力资源方面。
跨国公司的目标是要追求更多的投资收益，本土化战略也要服从这一目标。因此，本土化的实施必须获得超过其成本的收益。假定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为C，从员工本土化中获得的总收益为R，则跨国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必要条件是：
R-Cf0
或者，
上述必要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满足这一必要条件，跨国公司才会采取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也不得不实施本土化，否则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失去优势地位。
跨国公司本土化优势与投资效益
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实践来看，本土化的优势是中外不同文化因子在企业经营中的比较、适应和选择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因子必然能够带来更好的投资收益，因而更符合企业经营者（投资者）的利益。
在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中，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的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的概率为Pr[Am]=s，包括在本土化第一期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其概率为s-(1-s)a]在内，具备母公司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企业中所占比例为：
LA=Pr[A]+Pr[A]×Pr[Am]
=s+(1-s)a+(1-s)(1-a)s
=s(2-s)+a(1-2)2
如果跨国公司不采取本土化策略，而是完全依靠母公司员工以及母公司文化，那么，到第二期，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
ΠA=(R-w)+LAΔA。
如果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它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的概率为Pr[Bm]=s+(1-s)sμ，而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在企业所占比例为：LB=s+(1-s)sμ+(1-s)2sμ+a(1-s)3μ。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ΠB=2(R-w)+[s+(1-s)sμ+LB[2-s-(1-s)sμ]ΔB。
根据ΔBfΔA的假定，显然，ΠBfΠA，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创造的投资收益更大。如果把本土化员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考虑在内，修正跨国公司对本国员工与本土化员工的同工同酬假定，那么，本土化的投资效益将更加明显。
本土文化论文篇8
在欧美，人们早已经习惯于文件中心提供的各种服务， 目前 关注的是数字化信息技术以及文件中心档案馆化等新情况对现有文件中心的管理 方法 和管理模式带来的新挑战；而在我国，文件中心仍未得到推广和普及，原因在于许多人认为文件中心的诸多优势都是在国外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由于中外国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担心文件中心在移植 中国 的过程中会出现南桔北枳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但踯躅不前也不可取，关键是要作好文件中心的“本土化”工作。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 社会 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 理论 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完全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最先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 经济 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 企业 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 工业 经济 时代 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 自然 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 内容 不同，但它们的整理方法却是相似的，装具和各种设施也可以统一；另一方面，档案工作也出现了讲求效益的倾向，在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各个部门绩效的重要标准。企业领导人普遍承认档案资料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但是单独设立档案室，投入的成本又太大，企业档案工作处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两难境地。还有，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 发展 ，许多单位建立了 计算 机辅助管理信息系统，档案部门怎样参与到整个机构的信息系统中，成为摆在档案工作人员面前的难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规模经济理论对于档案管理工作尚未过时。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
本土文化论文篇9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但它们的整理方法却是相似的，装具和各种设施也可以统一；另一方面，档案工作也出现了讲求效益的倾向，在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各个部门绩效的重要标准。企业领导人普遍承认档案资料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但是单独设立档案室，投入的成本又太大，企业档案工作处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两难境地。还有，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许多单位建立了计算机辅助管理信息系统，档案部门怎样参与到整个机构的信息系统中，成为摆在档案工作人员面前的难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规模经济理论对于档案管理工作尚未过时。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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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邯郸博物馆的发展对于当地企业文化的影响
近几年，邯郸博物馆在领导们的带领下，以邓小平理论思想为指导，全力建设。始终把博物馆能够产生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应用各种手段，保存文物，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精神，并致力于不断扩大这种民族文化，对本地区人民，企业产生良好的影响。
2.1爱国主义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博物馆领导始终坚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通过对磁山文化，夏文化，商文化，赵文化，汉文化等文化进行整合，始终将一种对爱国主义的弘扬放在首位，对当地的企业，人民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于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乃至由热爱引发的理解，指导行动，都使得邯郸本地企业文化中深深地有着爱国主义的烙印，使得企业在向外部发展的过程，始终能带带有一种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并且，在于当地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能保留有本地文化的特色，从而创造出，更加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对于吸引合作者及创造一个内涵丰富的品牌，有着重要意义！
2.2临时性展出的影响
在对古代文明的发掘的同时，邯郸博物馆还不断地引进许多临时性展览。这些展览，深具教育意义，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香港回归图片展》，《中日美术作品展》，《恐龙科普展》等等，包括各种方面，各种文化，极大的活跃了本地文化舞台，为本地文化输送了大量的新鲜活血。
这些活动的举办，对于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知识面眼界的开阔，更重要的是，在接触各种各样文明的过程中，一方面，企业本身通过展览，丰富了自己的内涵，了解到相关地区的文明文化，对于向此地区的发展，做好了先头准备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更重要的是，再向企业传达着一种观念，一种视角，时刻关注外界，或许只是一个本地的中小企业，但是，仍然要具有，国际视野，通过展览，了解的世界文明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如古人所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必然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时刻关注世界，更新自我，如展览所示那样，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取之有益，防之有害，提炼百家，最终形成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从而，立足于不败之地。
2.3文化弘扬的影响
另一方面，博物馆的发展，与之相伴的必然有文化的弘扬，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华夏的土地上，产生了无数灿烂辉煌的文化。这种发展和弘扬，带来的必然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回归。在企业主们一次次的出国考察，学习，访问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复兴，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文化构建者们迷茫的心，使他们将头转回到自己所站的华夏土地上，深挖这种深蕴的东方哲理文化。这样，当企业文化的构建从外国文化的皮毛中回过头来，构建起具有中华特色的企业文化时，才可能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占得优势。同样，中华文明的魅力，更会深深吸引其他的企业，这些企业气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博物馆的发展，对于企业文化构建时，回归本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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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成为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它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因此,得到了学界和官方的广泛认同。
但是,还没一个完全得到公认的社会资本概念。正如“有多少个社会学家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的定义”一样,“有多少个社会资本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
一、社会资本含义的纷争与批判
国内有人将这些不同的定义简洁明了的归纳为五种类型。通过较为详细归纳和总结,可以发现资源说还是处于主导地位,下面简单梳理一下它们的具体表述。
1.资源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这种观点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林南(2001)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有人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力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2.能力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亚历詹德罗•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所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3.功能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能为人的行动带来便利的社会资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根据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由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法人参加者)的某些行动。”
4.网络说。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张其仔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他无疑忽视了信任、规范以及制度等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5.文化规范说。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和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
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将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义概括为三种主要观点,认为帕特南提供了最严格的定义,把社会资本看做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纳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科尔曼提供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把社会资本看做支配人们行动的所有横向和纵向的社会结构和准则;后来其他学者提供了更加宽泛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除包括前两种观点的内容外,还包括使准则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然而,正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必然会引起争论和批评一样,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肯尼思•阿罗甚至主张放弃,因为“度量社会相互影响的概念或许是一种错觉、一个陷阱。不是考虑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问题”因此极力主张放弃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本土化对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所奉行的关系说和所践行的关系网,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滥觞和实践。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梁认为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是通过“关系”体现出来的:“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着重指出,这种“差序格局”发生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这种乡土社会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等。从以上这些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血缘特性、熟人特性和差序格局是其基本特征。
居延安教授在《关系管理》一书中指出,关系价值包含人文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确,在中国这样特殊的人文社会里,对于关系资本的认识要兼顾其经济特征和人文特征。其实,这对于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无论他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有体会并深知其妙,都或多或少为自己、家庭、朋友和单位等等建构关系网。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关系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杨光飞认为,社会资本蕴含着一种公共性,是对市场和政府功能缺失的有益补充,而关系资本的建构则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是在规避正式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特殊主义”的秘密渠道获得的;并进而认为关系资本的升格会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在总体上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同时也不利于一种普遍主义制度的建构,而且也不利于现实制度、政策的选择。由此可见,关系资本既有利也有弊。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与结构的重要表征,正确地认识关系资本,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关系资本,规避其不足,更重要的是,要适时向现代化转型,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必须学习的一门新课程。
三、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现代化转型
怎样从为个人、小团体和小圈子所拥有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群体、社会所拥有的准公共产品和甚至纯粹公共产品,是社会资本在完成本土化对接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结合学者们的论述,本人认为,社会资本从群体的角度和一般意义来讲,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这种有价值的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既能促进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又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社会资本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能避免自身供给的不足。尽管社会资本是群体共享的资源,但对于个人来说,也有着内在的驱动力,个体不仅能以成员资格共享组织内的各种资源,而且能凭借组织平台分享组织外的各种资源,从而每个人都有着建构社会资本的动力。因此,作为特殊公共产品的社会资本是可以内生的。当然,内生是有条件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资源不能处于一种结构锁定状态之中。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资源,社会资本既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又从本质上来说能满足社会群体共同需要。因此,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当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本身蕴含着共建、共享和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在群体内部和之间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微妙而伟大的机制,如互惠机制、转换机制、共建机制和共享机制。
每个人、群体或组织都拥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每个人、群体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对于社会来说,多样化的群体或组织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群体或组织的视角来探讨社会资本就显得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尽管也更有难度。
尽管个体拥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但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个体的个人资源要远远小于个体的社会资源,而个体的社会资源更远远小于群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源,也因此,更多的个人和组织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当今这个网络社会之中,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更深更广的融入当今的全球化之中。
只拥有有限资源的个体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只有融入各种群体或组织之中,在群体和组织内外进行资源交换和投资,互惠互利。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长期互动中,更多的资源融入其中,并得到了长期的互惠和转换,人们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共建机制,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共享意识。而这种共建机制与共享机制是息息相关的,有共建才有共享的可能,共享也能进一步推动共建,如果只有共建没有共享,那么共建迟早会瓦解。
本土化对接后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那些机制的有效运行,而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组织间的力量的大体均衡、各种组织目标的互补与兼容以及组织体系中主导力量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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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论文篇12
论文摘要：制度变迁有首造式制度变迁，也有跟进式制度变迁。我国中西部地区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试点成功后随之跟进的。所以中西部地区属于跟进式制度变迁。但是中西部地区在跟进东部地区的制度时，在本土化改造方面做得不够。这就导致跟进制度的效益难以达到设计标准。要使跟进制度最大化的发挥预期作用，必须大力推进跟制度本土化。这必须从二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改造跟进制度，使之主动与本地制度环境相适应，另一方面，必须改造和调整本地的制度环境，使之与跟进制度兼容。 论文关键词：跟进制度 本土地化 制度环境 笔者将制度变迁分为首创式制度变迁和跟进式制度变迁。首创性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完全创新，设计和安排的制度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而跟进式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地区跟进另一地区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跟进可能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的，本文假定跟进制度变迁是正确的跟进，即制度安排滞后的地区，跟进、模仿、移植其他地区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成功制度的过程。这种制度安排活动，从全国来讲，或者从该制度整体上看，不是制度的创新，但是对跟进的地区来讲是一种制度创新，即用跟进制度替代旧制度。对于首创性制度变迁其创新的制度本身就是内生的，所以不存在所谓本土化的 问题 。但是跟进式制度变迁因为目标制度是移植过来的，具有外生性。所以跟进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有把跟进制度本土化。这是跟进式制度变迁最重要的 内容 。 一、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内涵与程序 （一）跟进式制度本土化的内涵 向外地跟进制度并不是跟进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先进的制度，使其取代本地的落后的旧制度，最终实现跟进制度本地化。所以在跟进制度后，要将跟进制度本地化。所谓跟进制度本土化就是使跟进制度适应为跟进地区的微观主体所接受，并发挥制度应有的作用的过程。跟进制度的实质就 学习 、引进制度知识，就是制度变迁知识的本地化。所以跟进制度本地化是制度知识的本地化。具体来说本地化的涵义有三种： 1、使跟进制度为本地的微观主体所接受。跟进制度能否成功，取于能否为微观主体所接受。只要目标为微观主体接受，本土化就迈进了一大步。 2、使跟进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为一体，成为地区制度的一部分。跟进制度能否本土化，最大的难关就是能否与非正式制度互相兼容，或者通过新制度来改造或者修正非正式制度，使之更好的为跟进制度服务。 3、跟进制度能够发挥制度设计的预期作用。跟进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跟进制度发生应有的作用。只有当跟进制度能够达到制度安排的预期作用。或者说跟进制度的效率达到了设计效率。就表示跟进制度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二）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原则 1、跟进制度本土化的拿来性。跟进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外地的先进的制度，既然是学习外地的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就必然把所跟进的制度拿过来，为我所用。当然拿过来，可以是整体拿过来，也可以是部分拿过来。不管是整体拿过来，还是部分拿过来，都必须要有原制度的精髓。只有把精髓拿过来，才能达到跟进的目的。所以跟进制度本土化，必须把跟进的制度的精髓引进来。汪丁丁认为，制度一定是“本地化”的，但是最终制度的本地化，并不意味着制度知识必须本地的。他的意思是制度变迁必须立足于本地的具体的制度环境，但是并不表明制度知识也要本地的。他也主张制度知识是可以拿来的。 2、跟进制度本土化的超前性。跟进制度在进行本土化的安排时，既使是模仿也必须要考虑长远点，首先要对外地先进制度本身的 发展 进行充分的估计，以避免再次落后于外地先进制度；其次是要对制度本身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通过这些 分析 预测就能使跟进制度保持一定的超前性。 3、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动态性。跟进制度本土化时，不能只对最先跟的模式进行本土化，还要不断的观察外地类似制度的发展状况，及时的外地发展状况融进跟进制度，一起进行本土化。 4、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发展性和创造性。如果仅仅是把跟进制度原样的模仿。这不是跟进式制度变迁的目的。跟进制度是为了学习、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跨跃。所以跟进制度本土化的还必须对跟进制度进行再创新、再发展，使跟进制度不仅仅能够跟上外地制度创新的步伐，而且还有可能超跃跟进的目标制度。 5、跟进制度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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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在我国，“民本思想”历来有之，例如儒家思想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民本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虽然实行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但是也不乏一些平等的思想的出现，像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就与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意。这些“民本思想”和平等的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2．消极影响
除了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消极的不利的因素掺杂在其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向来就缺乏民主的传统。在我国封建制度下，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并且在封建制度下还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往往被分为三六九等，至于所标榜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在封建等级制度极其严密的封建社会，它的现实性还是很小的。
在我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从汉唐建立以来一直到明清封建制度的结束，它的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它应当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然而，在中国几乎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法律却没有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千年不变的法律制度理所当然的会不适应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
在我国古代社会，倡导的更多地是道德的约束，而很少提及诉讼的理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还认为打官司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用法律之外的方法来加以解决。这种种思想的影响很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的。
二、西方优秀成果的借鉴作用
相对于中国，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很多民主的传统。其实，“民主”一词最早就是由古希腊人创造的。在奴隶社会时期，在雅典就创建了奴隶制度下的民主制度，在古罗马帝国，即使是权利比较集中的情况下，也不是由某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权利，而是由几个人组成的元老院来共同治理古罗马帝国。虽然这种民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传统思想中的民主观念对于后来的法制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影响，相较于中国，在西方，法制建设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到如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在我国只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而已。在西方，很多法制方面的建设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其中有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像是西方的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就有有着很丰富的经验和较为完备的制度。
其实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已经也有相当一段时期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落后的大门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以后，中国就开始踏上了漫漫的学习西方的征程之中，这其中就包括学习西方的法制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过程中，我国对于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都进行了一些借鉴，如现在企业当中实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就是借鉴了英美法系中的内容。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时候对于法律制度的建设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也更多地借鉴了一些西方法治建设中的优秀成果，这些有意义的借鉴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正确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单纯的本土化或西方化，都太过于绝对化，为了建设法治社会，要打破地域观念和一些思维定势，秉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只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只要能为我所用，都可以大胆的吸收进来。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国情，甚至是糟粕的内容我们要大胆舍弃。就像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里“重刑轻民”的观点就应当被舍弃，还有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封建礼教、三六九等的思想都与我国现如今的发展格格不入，这些都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应当被剔除，而一些精华的部分，像是“民贵君轻”“平等”的思想就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为今天所用。
同样道理，在西方文化里，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是，借鉴并不等于照搬西方的法制建设套路，我们一定要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吸收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努力把西方几百年的法制建设的精华部分吸收进来，这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将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我国目前正处于法制建设的初始阶段，很多东西都需要摸索着学习。如今，我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在进行法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带着鉴别的目光去学习，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之路。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