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论文篇1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瓶颈性制约（Mckinnon,1973;Shaw,1973）。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这一现象十分严重，并且近年来愈演愈烈，其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金融机构从机构设置、业务范围、贷款投向等方面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林毅夫，2003；那洪生、周庆海，2004）。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1997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县以下金融机构，导致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寥寥无几；二是1994年成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仅仅开展粮棉收购和贷款业务，未能较好发挥政策性金融应有作用；三是多年来农村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被形容为农村金融中的“抽水机”；四是由于自身问题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清算；五是1998年以来，国家规定了民间金融的非法地位，导致众多曾经十分活跃的合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消失或转入地下（李丹红，2000）；六是由于以上原因事实上形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中的垄断地位。但由于经营不善，农信社陷入亏损，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曹力群，2001）。虽然近年来特别是2003年6月农信社试点改革以来，当局加大了对农信社的扶持力度，并且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周小川，2004），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信社的“官办”性质而转为合作性质，农信社和整个农村金融的前途依然堪忧。
要解决上述问题，有许多具体层面上的工作要做，但从总体上看，制度供给不足或者说市场竞争主体的缺位是当前农村金融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章奇（2004）指出，必须提倡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包括数量和品种），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林毅夫（2003）也指出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提出发展发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来解决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问题。茅于轼（2004）指出目前金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政府管制，而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普遍放开，给地下金融以合法地位，让合理的地下金融转化为地上金融，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几乎成为解决当前农村金融问题的多方共识（马晓河、姜长云，2003；何广平，2003；谢平，2001）。从根本上看，上述措施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即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entry）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指的“进入”是广义上的，即农村实质金融服务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农村各种金融机构从无到有或现有金融机构逐步扩大存贷量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实际上是扩大农村金融竞争，从而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缓解农村金融抑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二、农村金融机构进入的博弈分析
Milgrom－Roberts模型告诉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其他企业进入是能够改进社会福利的。除非在混同均衡条件下，高成本和低成本在位者都限制价格从而隐藏成本信息，可能会产生因限制潜在企业进入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这就启示着我们，仅仅允许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是不够的，而必须实行有效的配套措施，保证潜在进入者拥有更多信息以打消其对进入市场的顾虑。在我国众多民间金融活跃的地方，这一点应被当局纳入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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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金融机构进入的模式选择：理论和实践
Patrick(1966)在分析不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时指出：存在两种金融发展模式，其一为供给引导型模式。该模式认为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应优先于需求，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其二为需求追随型，这种模式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金融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产生。并且他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引导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进入成熟阶段，需求追随型的金融模式将逐渐代替供给引导型金融而居于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提出用农村金融机构进入的方式解决棘手的农村金融问题，应该选择何种进入路径呢？这就需要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进行历史分析以克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并且需要对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准确把握。这里从主体行为的角度进行考察。
首先，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可以说是供给引导型进入模式。改革开放初期，农户重新成为农村经济主体，农村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众多信贷对象，国家于1979年2月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并改变了贷款对象，从以集体为主变为以农户为主；同时，改变传统的运作目标，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农业银行业务大量转移到城市，其支农作用发挥大打折扣。1985年农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以后，农产品收购资金短缺，“打白条”、压级压价和限收拒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加大了各级财政的负担。为了使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化和规范化，1994年国家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但如前所述，农发行的业务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并且随着粮棉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农发行的业务将大受影响。
其次，农村合作基金和农村民间借贷基本上属于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基金会的发展过程如下（李丹红，2000）：1983年，一些乡村为了有效管理和用活集体积累资金，清理整顿集体财产，将集体资金交由村或乡管理，并有偿使用而设立基金会；1984-1986年，基金会处于萌芽阶段；1987-1991年，处于改革实验阶段；1992年以后属于推广和稳步发展阶段；1999年由于基金会出现风险问题而被清理关闭。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一些实质成果，比如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制度的设立都产生于底层改革，即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基金会的设立也属于这种形式，但基金会为何最终会失败呢？除了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干预以及缺少有效监管和引导。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基金会曾经对农村个体私营经济提供了很多信贷支持，它服务热情、灵活方便，曾经获得了许多企业和农户的信赖，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农村民间借贷同样也属于需求追随型。民间金融的优点毋庸质疑，比如说海外华人利用轮转基金（Roscas）进行融资并获得成功。起初国家放开对民间金融的控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民间金融活动逐渐活跃，民间金融的范围和内容也逐渐扩大。但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当局又对民间金融进行压抑，如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颁布了关于整治金融“三乱”的方案，又如国务院1998年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使大部分民间金融（除了部分小额借贷、不计息的亲友借贷和企业团体借贷）丧失了合法地位，从此农村民间要么消失，要么转入地下，严重压抑了民间大量并且多样化的资金需求。
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立属于供给引导和需求追随交织型进入模式，并最终落脚于供给引导型金融。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决定了合作性金融在农村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民创办信用社，很快就做到了一区一社（曹力群，2001）。本来合作性金融应该满足自愿性、互助共济性、民主管理性和非营利性四大特征，然而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战略的影响，农信社逐渐演变为国家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派出机构。从1982年开始，开始推行以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民主性”为主要内容的信用社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众多原因，农信社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并且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信社的合作性质，人民银行对农信社的管理越来越多，使其“官办”色彩越来越浓，凸显出供给引导型金融的特征。时至今日，农信社改革仍在艰难进行，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仍是个未知数。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金融机构供给引导型进入的优点是进入阻力小因而能够迅速进入，其风险也容易控制；但其明显缺点在于提供金融服务的数量很有限，并且其资金投向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干预。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十分灵活，能满足大量并且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但其缺点在于风险较大，不易控制，且其吸纳大量农村剩余资金将影响国家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国有企业融资（林毅夫，2003）。
当前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金融和经济仍然十分薄弱，并且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因而我们认为，总体上我国仍然要实行供给引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仍然要以政府主导型金融为主，千万要避免出现农村金融服务的“真空”，以避免农民对农村金融丧失信心。与此同时，要发挥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的优势，特别是在经济较为活跃的农村地区，如江浙农村，要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四、结论性评论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村金融机构不断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压抑了农村的资金需求，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而当前国内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把注意力集中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但由于政府主导型金融存在的自身缺陷，改革成效十分值得怀疑，农村金融实际上已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通过对完全竞争条件下和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产量和价格竞争的博弈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竞争能够有效增进社会福利。垄断限价模型更是启示我们由于正规金融特别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处于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仅仅准许其他金融机构进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多种配套措施以保障进入能够顺利进行。最后，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进入模式的历史分析和现实考察，我们得出从总体上以供给引导型金融为主，但要充分发挥需求追随型金融进入模式优势的结论。本文简要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金融抑制论文篇2
一旦考虑到政府在金融抑制与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以下几个问题将不得不面对：第一，如果金融改革损害了政府的固有利益，那如何保证政府的改革动机呢?第二，如果金融改革切断了作为政府隐性财政收人的金融抑制租金，又如何能实现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呢?当前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是否能足够承担起金融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成本损失?
本文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力图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对中国金融抑制租金的估计，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Keynes,1936;Tobin,1965)的反动，金融抑制理论由麦金农和肖在1970年代初最先提出(MCKhm〇n，1973;Shaw，1973)。他们认为，政府对利率的人为压低不利于储蓄和资本的积累①。在麦金农(McKinnon,1973)的“外部货币”分析框架中，企业生产主要依靠内部融资，因而在投资之前企业需要积累足够的货币;此时，在货币需求和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低利率将会降低企业的货币需求，并减少企业的投资行为。肖(Shaw,1973)则强调金融中介的作用，指出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中介通过期限转换、风险混合、规模经济等渠道可以增加储蓄者的回报，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从而增加储蓄和投资。同时，McKinnon(1973)、Shaw(1973)均指出，当利率被压低到市场均衡利率之下时，将会出现信贷配给，此时的资金不是按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而是按照其他方式进行配置，比如政治影响、抵押品的质量、信贷官员的利益等，这将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Eschenbach，2004)。
在麦金农和肖之后，卡普尔、加尔比斯、弗莱、马西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对麦金农一肖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Kapur，1976;Galbis，1977;Fry，1978;Mathieson，1980)。Kapur(1976)、MathieS〇n(1980)等人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关注，并指出在贷款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的要求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存款需求，抑制了金融部门的扩张。Galbis(1977)构建了两部门模型，指出金融抑制阻碍了流动性资金从低回报率的传统部门向髙回报率的现代部门的流向趋势;增加存款利率将增加传统部门的货币需求，促进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转移到现代部门。
按照麦金农一肖假说，金融抑制国家如果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将向高处的均衡利率移动;而高的实际利率将增加储蓄和投资，并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再次增长。遗憾的是，之后的大多数实证研究并没有支持高利率刺激投资的这一论断(Ostry和Reinhart,1992;Jappelli和Pagano，1994;Bandiera，Caprio,Honohan和Schiantarelli，2000)。Ostry和Reinhart(1992)指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受到生存性消费水平的约束，在接近生存性消费水平的低收人国家,居民的储蓄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Campbell和Mankiw(1990)也指出，在金融欠发达地区，普通家庭往往缺乏进人信贷市场的必要通道,从而面临着流动性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并没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从而会出现非自愿性的消费约束。金融改革放松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和经济实证，可发现:金融抑制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减少投资的数量，而在于降低了这些投资的效率(Fry，1997)。金融自由化可以在不减少消费的基础上，提升投资的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因此，从上述理论分析出发，一且认识到金融抑制的危害性，那么金融改革将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Battil〇ssi(2003)在考察了欧洲各国在资本自由化进程中的反复态度之后，询问道：为什么金融抑制如此难以破除呢?为什么在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被广泛认识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仍然长期坚持这个次优的政策工具呢?Battilossi(2003)认为,公共财政的分析方法(PublicFinanceApproach)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绝妙的答案: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一种隐性的财政收人，这可以延迟政府为了平衡预算所需要进行的痛苦改革;尤其是当政治架构不合理的时候，当前政府没有完全内部化未来债务偿付的成本，往往会产生过度的借贷行为，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未来政府。金融抑制的收入越高，金融自由化的争议和阻力也就会越大(Alesina，Grilli和Milesi-Ferretti，1994;Bartolini和Drazen,1997)。
VanRiet(2013)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抑制，发达国家也实行金融抑制，只是在程度上存在不同而已。关于政府实行金融抑制的动机，目前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公共利益观点(Honohan和Stiglitz，2001)和财政观点(Giovannini和DeMelo，1993;Dooley，1995;Wyplosz，2001;Battilossi，2003)。前者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保护金融的稳定，便利货币管理，获得信贷的正当配置，产生合意的收人和财富分配，以保护经济免受外部的冲击。后者则认为，金融抑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政府的金融特权，使其能逃避市场纪律的约束，从而减轻政府的预算约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抑制将会损害金融市场发送关于经济基本面和财政头寸合理性训诫信号的能力，对经济发展和收人分配产生严重的扭曲。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文献也对金融抑制收人和税收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Giovannini和DeMelo(1993)指出，相对其他税收形式，金融抑制税可能具有如下几个优点：第一，其他形式税收存在一定的行政成本;为了征税，政府需要建立必要的官僚机构，并对税收进行管理和监督(Gordon和Levinsohn，1990)p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税收(如收人税和增值税)的行政成本可能太高，以至于不值得征收。第二，金融抑制税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生产性扭曲，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的再分配目标:使收入从资本家向工薪阶层转移(Diamond和Mirrlees,1971)。第三，金融抑制税的隐蔽性，有利于减少政府面临的各种政治压力。
很显然，从上述的理论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仅仅考虑金融抑制的危害性，对于当前的金融改革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政府纳入这一分析框架，综合考虑金融抑制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政府财政平衡的能力以及其他形式税收的成本，才能对当前金融改革的内在动机、财政基础以及现实路径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些，李广众(2001)的研究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财政税收改革滞后，贸然进行金融改革可能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相当的负面冲击。因此，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分析框架，对金融抑制租金进行研究和估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金融抑制租金作为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成本，其消解和承担需要有一定的政府财政能力作为支持;而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人的认识之后，才能准确判断政府财政是否已具有支持金融改革的能力，即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已具备。
三、结论
本文引入一个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框架，对金融抑制、政府财政和金融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在正规财政税收体系不完善的国家，金融抑制政策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以维持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在这一框架下，金融改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各种资金，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效率,也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福利;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将限制政府的金融特权，并切断政府的金融抑制收入，对政府的利益和正常运行造成损害。因此，金融改革并不像“一般经济分析模型”所揭示的那样简单——在传统的分析模型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利益中立方，主要任务是权衡金融改革的效率收益和风险成本，为金融改革提供合理的制度框架。
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方，而金融改革需要考虑的成本除了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金融改革中将要失去的金融抑制租金。这一改革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内在动机和现实可行性：金融抑制租金越高，改革的成本就越大，阻力和难度也就越大^只有当政府具备基本完善的财政税收体系时，金融改革才可能具备现实的内在动机和财政基础。因此，估计金融抑制收人规模对于金融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判断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具备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系统化改革政策。
有鉴于此，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金融抑制租金的四种类型：传统铸币税、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在1994年之前，传统铸币税的规模比较大(平均GDP占比为5.25%);随着央行角色的转变，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发展，传统铸币税的规模逐渐减少，其他三种金融抑制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大，2000年之后，传统铸币税降低到0%左右，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的00?占比分别在2%、8%和1.5%左右。®
金融抑制论文篇3
金融抑制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1973年提出的。他们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诸如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以及外汇市场管制等抑制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金融深化理论核心观点即是要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一切管制与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我国金融深化进程
（一）我国金融抑制现状
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同样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这种金融抑制的存在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也放慢经济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如下：
1.利率管制
近几年，除了2007年央行为应对流动性过剩、抑制通货膨胀等原因对利率实行加息政策外，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2002年一年期利率曾低到1.98%，目前利率一直保持2.25%。低利率降低储蓄的愿望，降低投资的货币供给，导致有效投资不足；低利率刺激低收益投资的增加，降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与投资缺口又会引起国际收支顺差。
表1：我国储蓄率与投资率状况（2000-2009年）
消费率
储蓄率
投资率
储蓄率-投资率
2000
62.3
37.7
35.3
2.4
2001
61.4
38.6
36.5
2.1
2002
59.6
40.4
37.9
2.5
2003
56.8
43.2
41.0
2.2
2004
54.3
45.7
43.2
2.5
2005
51.9
48.1
42.6
5.5
2006
49.9
50.1
42.5
7.6
2007
49.7
50.3
40.7
9.6
2008
49.2
50.8
41.7
金融抑制论文篇4
爱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试图对金融抑制的逻辑作出解释：他认为，在落后国家一个普遍的倾向是对高利率的反感，一般认为高利率是具有剥削性的，因此要保护弱势群体不受垄断力量的剥削，国家就有义务限制利率水平。而利率限制只是金融抑制的一个方面，政府的金融抑制手段是非常复杂的，除了设置利率上限之外，还有汇率管制、信贷配给、对于直接融资市场的抑制、对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不同性质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界限的严格限制（业界隔离），以及对于某些金融工具和中介机构的交易限制甚至取缔等，这些复杂的金融抑制措施是肖的理论无法圆满解释的，所以需要继续探求所有金融抑制工具之间所包含的内在的逻辑关系。
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金融抑制的内在逻辑。金融抑制政策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有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共同采取的金融政策，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却选择了共同的金融战略，这恐怕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因而我们要探求隐藏在“金融抑制”后面的经济逻辑，揭示这些国家在政策选择上的共同规律。为什么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介入资金配置甚至实行资金的政府配给？将疑问放到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赶超战略中，考察在执行赶超战略中政府面临的具体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就可以探求出结论：发展中国家一旦制定了赶超战略，其面临的目标函数也就随之确定，那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条件下的资金积累最大化。重工业本身的产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目标函数是资金积累最大化，可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是非常苛刻的：资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十分稀缺的要素，资金的稀缺性导致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率呈现偏高的趋势；由于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发展中国家政府资金动员的能力普遍较差，不能够满足重工业迅速动员资金的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但稀缺而且分散，而为了保证赶超战略的实现，资金就必须有序的地流动，而不能没有秩序地流动。这些约束条件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要实现经济赶超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做到：
一，为保证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有必要对利率水平进行限制；
二，为克服资金的分散性的缺陷，就必须设计一种最大限度筹集资金的金融体系；
三，为克服国家资金动员能力弱的缺陷，就必须设计一种对金融体系有效的控制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动员资金；
四，为克服外汇短缺的矛盾，必须对汇率进行严格管制，对对外贸易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
五，为保证资金按照政府的战略目标有序地流动，就必须对金融体系的市场机制进行严格的限制，以保证金融体系不偏离国家的总体发展轨道。“金融抑制”战略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应运而生了。
金融抑制的政策工具是一个彼此联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价格性和结构性的金融抑制是最基本的形式。金融体系中利率管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存款和贷款利率的限制扭曲了金融市场中价格信号、经济中的资金稀缺状况得不到准确的反映，这使得金融体系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金融中介的作用被削弱、经济中资本化程度降低。结构性金融抑制手段则阻碍了各金融产业内资产组合的多样化，破坏了各金融产业的风险分散机制，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内部的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影响了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
然而，对金融抑制的历史性评价应该用历史性的眼光去衡量，应该严格区分金融抑制政策的短期效果和长期绩效。从金融抑制的短期效果来看，金融抑制确实可以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政府的金融监管，有助于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资金流动和风险，而且在某些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金融抑制措施确实取得了若干成功，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在经济赶超和经济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作用是毋庸置疑不能抹杀的。但是从长期绩效来看，金融抑制政策却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降低了国内金融资源的流动性，使得金融体系内的结构扭曲，难以达到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对金融抑制的批评并不是一概否定金融抑制的历史性作用，也不是一概否定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所有的管制措施。对金融措施的全面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原因和局限，理解在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之间保持均衡的必要性。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在历史上一直出于彼此消长的状态之中，在某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会占据主流，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形式的变迁，某些时候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又会卷土重来，基于以上的体会，我们在考察金融抑制理论的时候，就会多一点全面观点少一些片面观点 ，多一些历史意识少一些绝对意识，就会对金融抑制有更准确的把握。
参考文献：
[1]《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冉光和
[2]《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第二版）王曙光
[3]《推开金融之窗》李国平
[4]《金融学》（第二版）兹维・博迪、罗伯特・C・默顿、戴维・L・克利顿
[5]《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爱德华・肖
[6]《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向文华
[7]《货币金融学》殷孟波
[8]《金融：契约、结构与发展》董裕平
金融抑制论文篇5
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长期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弊端日益显现，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2015年5月27日主席在浙江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首次阐述了“十三五”规划总体框架。提出了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的“十大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由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都经历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相似路径。各国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都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改革等，而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逐渐成为经济转型的焦点所在。然而，由于与发达国家体制存在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注定要有所区别。总体看来，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而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业绩而形成区域间竞争。竞争优势主要通过金融体系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来体现。而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往往会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因为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隐性的财政收人，通过抑制本地区弱势行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将金融资源更多地分配给具有传统发展优势的行业，以实现完成经济业绩的目的，从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就是金融抑制不断降低、金融扭曲不断减少的过程，而分析其背后的财政原因，并将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相结合来考察，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McKinnon指出，具体的金融抑制措施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活动进行过多的强制干A，人为控制金融资产价格，控制利率和汇率等。McKinnon随后又提出，发展中国家政府大多通过制定和实施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这些政策会给金融深化及金融发展形成阻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也有同样的发展经历，俞静文的研究发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金融抑制仍活跃于经济发展中，这直接限制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张Z和沈坤荣指出，这种负面影响尤其给经济结构转型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为什么在了解金融抑制带来的不利影响之后，政府仍要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呢？国外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Honohan和stigutz的公共利益观点。由于市场失灵会对金融的稳定带来威胁。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便于对货币进行管理，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使经济免受来自外部的冲击。从而实现收入及财富的合理分配。二是Battilossi的财政观点。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抑制建立自己的金融特权，以此减轻预算压力，为规避市场约束创造条件。这样的结果是，金融市场用以反映经济基本面情况及为财政收支状况发送信号的能力将由于金融抑制而遭受损害，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状况将因此而产生严重扭曲。
针对中国的现状，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国有企业补贴观点。刘瑞明指出，政府采取金融抑制措施主要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方式从直接补贴改变为依靠银行信贷。通过对金融进行干预。使得国有企业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更易从银行获得融资。由于官方利率一般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因而这种金融抑制使国有企业变相获得大量的政府补贴。二是政府收益观点。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抑制获得大量隐性收益。李广众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通过金融抑制所获得的隐性收益大约占GDP的0.71%，占各项税收总和的6%。三是发展战略观点。陈斌开和林毅夫指出，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金融抑制产生的历史原因。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压低了资金使用成本，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得以保障。四是财政分权体制观点。张军洲提出，中国实行的分权让利财政管理体制是从1980年开始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及责任，提高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识。由于金融抑制可以带来隐性的财政收入。因而政府迫于政绩及财政压力往往会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可见，财政分权体制说是从中国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论述的。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体制背景存在着本质不同。袁洁和王业斌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体制的刺激之下，中国地方政府肩负着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公平分配收入和公共物品提供等重大职责。当地方政府财政人不敷出时，就会极力寻找替代品以弥补缺口，而干预金融资源就是其重要选择之一。周立指出，在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改革后，由于财政分权体制及地方政府业绩考核压力的共同影响。金融发展路径逐渐扭曲为地方政府逐步进入而中央政府逐步退出的过程。Greenwood和Jovanovic认为，地方政府迫于政绩及财政压力，会通过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获取收入，获取的收人越高则金融抑制对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张Z和沈坤则认为，地区间竞争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愈加激烈，地方政府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会以大量投入低价格要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地方经济，以实现短期增长的考核目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但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投入要素价格含量高而不被采用，从而促使落后地区以更加粗放型的方式加速增长。
尽管上述文献对政府体制、金融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论证并得出了相关结论，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专门探讨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压力是否通过金融抑制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特别是没有用实证方法分析金融抑制背后的财政成因。以及二者对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产生的影响。本文从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试图对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难做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四）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LLC和ADF-Fisher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及回归结果的有效性，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gq）、国有银行垄断程度与财政压力交叉项（monopoly×press）、银行资本利用率与财政压力交叉项（capitalxpress）、贸易开放程度（trade）、人口抚养比（age）及资本增长率（gk）指标通过检验得出的P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他指标也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本文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式（6）-式（10）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笔者认为更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拟回归方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对各变量存在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地方财政压力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说明地方财政压力越大，地区金融受到的抑制程度也就越高。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GDP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越多，因而金融受到抑制的程度越低：人口抚养比对金融抑制各变量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会逐渐减少；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抑制的影响并不很显著，这与现实状况也较为相符，经济的开发程度越高，要素流动相对自由，同时促进了本地区企业间的竞争，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金融的发展与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对金融抑制不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2）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劳动力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通过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干预，重点利用金融资源支持地方关键行业的l展，以期维持业绩水平及保持就业率稳定，这就会对劳动力增长率有正向的影响；地方财政压力和金融抑制各变量对资本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金融抑制通过改变储蓄率、贷款利率等方式造成金融扭曲，使资产重新配置于不同的资本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及资本积累速度；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虽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及资本积累速度，却阻碍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会固化地方政府依靠资本积累速度带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将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人口抚养比对上述三个被解释变量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及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政府对金融及要素市场的干预与管制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研究结果与中国现实情况一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对金融及要素市场逐渐放宽管制。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速度也在逐渐加快。
金融抑制论文篇6
观察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总会导致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先上升而后下降，并且导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政府总会倾向于发展工业经济。所以，政府将通过采取金融抑制政策进行服务业发展的抑制，继而影响了经济结构的正常转型。因此，有必要对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便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继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理论分析
在分析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的问题时，可以进行非平衡增长模型的构建。首先，在部门技术水平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将逐渐提高，而部门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渐放缓。而服务业技术进步较快，所以生产要素将逐渐流入该部门。但在金融抑制的影响下，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又将受到抑制，继而使资源向服务业的流动受到阻碍。因此，两个部门产出比将与就业比相等，所以政府可以利用金融抑制政策进行工业部门的保护。其次，在取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和产出都会降低，服务业的份额则将上升，继而形成产业间的不平衡增长。而金融抑制的出现会导致服务业比重相对工业部门有所降低，继而使产业结构转型受到抑制。
2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偏好方面的影响因素，从而避免重要的解释变量遭到遗漏。所以，可以根据上述理论建立如下式（1）的计量模型，以便利用该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识别。式中，STRUCTUREit为国家i在时间t内的GDP中服务业份额与工业部门份额的比例，可以进行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衡量。而FREPit为这段时间国家的金融抑制程度指标，Xit为与偏好有关的一组影响结构转型的控制变量。此外，αi指的是国家特定效应，γi指的是时间特定效应，ζit指的是随国家和时间变化的误差项，而这三种效应或误差都是未观测到的。
在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逐渐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会逐渐增加，继而使服务业相对工业的份额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而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近20年内的主要变量的简均值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更高，贸易开发程度也更高。在人均实际GDP方面，发达国家的GDP更高，而实际利率水平也相对较高。从总体上来看，工业部门的比例与收入水平呈现出了倒U型的关系，而服务业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所以，相较于工业比重，服务业与人均实际GDP呈现出U型曲线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程度则更高，继而使经济中的服务业的比重受到了抑制，并影响了经济中的产业结构的正常转型。
3分析结果
3.1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完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在金融抑制不存在的情况下，资源将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从工业流向服务业。而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的产出在经济中的比例将会下降，服务业的比例则会上升，继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正常转型。但金融抑制的出现，使资源的流动受到了阻碍。而这样的阻碍将形成一种机制，对产业间的就业和产出产生影响，继而对经济结构转型过程造成影响。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受到金融抑制的影响更为显著。具体来讲，就是在金融抑制阻碍效果为1%的水平时，发展中国家就会受到显著影响。而在金融抑制阻碍效果为10%时，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才会受到显著影响。但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转型都会受到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此外，从产业就业比的角度来看，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也能够被体现出来。因为，金融抑制的出现将对劳动从工业向服务业流动的过程形成阻碍，继而导致服务业就业比例的降低。而服务业与工业的就业比变化过程遭到了阻碍，则将导致经济结构转型遭受阻碍。因此，通过影响就业比变化，金融抑制将给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
3.2金融抑制政策成为了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手段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金融抑制政策成为了金融抑制给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影响的重要手段。这些具有约束性的政策的制定，可以使有限金融资源得到直接配置，继而使市场失灵的问题得到解决，并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这样的政策的实行也将达成帕累托改进的效果，继而使金融的自由发展受到抑制。具体来讲，就是政府通过采取政策管制资本账户、限制银行业的进入和实现资本市场的管制，继而可以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流向工业部门中的关键行业。而在这种情况下，上下游产业链都将被带动，继而使整工业部门得到发展。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金融抑制政策为偏好的行业发展提供支持，继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市场机制得到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金融抑制政策实行带来的金融资源扭曲效应会逐渐凸显出来，继而使金融效率损失和成本不断增加。
4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要素必将从工业流向服务业。所以，政府通过制定金融抑制政策阻碍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将导致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还将使国民经济承受一定的结构性风险。因此，政府需要实现金融改革，并推动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发展，以便使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得到解决，继而在实现经济结构的正常转型的同时，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金融抑制论文篇7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稳定经济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资源是中小企业成长的基础，而融资能力则是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受产出规模小、资本和技术构成低以及传统体制和外部宏观经济影响大等因素制约，外源性融资受到抑制，中小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内源性融资；而单纯依靠内源融资已经无法保持企业的持续成长，从某种程度上讲，资金外源融资困难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二、金融抑制对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分析
（一）信贷市场利率管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首先，预期通货膨胀的升高造成居民储蓄的实际购买力缩水，居民更倾向于储存实物或投资资本市场；其次，名义利率的提高能够刺激储蓄增多，但是储蓄对实际利率相比于名义利率的弹性更大。近二十年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多为负值，实际贷款利率也有4年为负值，这吻合了金融抑制理论。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利率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从而导致利率无法发挥辨别投资、实现资金优化配置的作用，对中介机构的过度贷款需求只能依靠配给办法来解决，我国持续增加的居民储蓄并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储蓄配置的低效率削弱了企业融资能力，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
（二）资本市场抑制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
资本市场是企业从事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筹资，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而且股票及债券发行要求较高，对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都有一定限制，加之创业投资机制不健全，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期望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也就更加困难。
（三）金融抑制放松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本文根据不同时间利率、五年以上贷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汇率（元/美元）等历史数据，选择样本的区间为1994年到2012年，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化，提取适合下文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对衡量金融抑制的数据进行KMO检验与Barlett球形检验，得KMO值=0.685>0.5，数据可以用做主成分分析。然后对样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提取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的部分，笔者发现有两个主成份，累积贡献率97.287%，综合了序列数据中绝大部分的经济信息。
本文从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偿债能力以及成长能力四个方面选取中小企业资产规模、企业个数、生产总值、资产利润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资产增长率以及利润增长率八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两个主成分，综合得分如图1，结果显示，在2003年以前随着金融改革推进，金融抑制指数大大降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也大幅提高，2005年至2008年期间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保持相对较低水平，一方面是由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压低了实际利率，金融抑制指数上升，限制了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下半年后次贷危机影响，尤其是出口受阻，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企业发展缓慢。
三、金融抑制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协整检验
金融抑制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使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受到所有制歧视，降低了市场对中小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而金融抑制的放松依赖于金融深化，本文金融相关率采用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对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思路是：由于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应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在同阶单整的基础上对数据是否具有长期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确定各变量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首先使用ADF序列稳定性检验工作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Schwarz信息准则，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约翰森协整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可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但是由于本文中金融抑制以及企业融资能力综合得分存在负值，因此仅对金融深化指数进行了对数处理，检验结果如下：
协整方程估计结果如下：
通过迹检验以及最大特征根检验都可以看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金融深化能够有效地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而金融抑制则会阻碍中小企业发展。因此不断放松利率管制，放宽企业融资约束，完善金融体制，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能够有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企业发展。
为了更好地研究金融抑制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本文根据赤池信息准则，选择滞后1期，对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与中小企业融资具有单向因果关系，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都是企业融资能力的格兰杰原因。政府部门对利率的管制阻碍中小企业融资，放松金融抑制，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金融发展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增加企业产值，推动企业发展。
四、结论
本文旨在基于金融抑制视角，探求中小企业融资的的影响因素和路径，从影响中小企业的各层面因素尤其是国家经济政策角度为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寻求对策。所得结论概述如下：
第一，金融机构的规模歧视以及所有制歧视，中小银行发育不足仅是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表层原因，理想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应该由商业性中小银行和合作性贷款金融机构等地方性金融机构组成，各金融机构应该充分竞争，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需有一个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
第二，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引起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浅层原因，而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产出规模较小，信息不透明，资本构成及偿债能力较低，不能提供充分的担保或抵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担保体系以及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善。
第三，金融抑制下的信贷利率管制以及资本市场较高门槛限制才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根本原因，通过协整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金融抑制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负相关，金融深化则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正相关，且因果关系显著。
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8.
[2]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
[3]Abiad，A.，E.Detragiache and T.Tressel，“A New Database of Financial Reforms.”IMF Working Paper，2008.
金融抑制论文篇8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抑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以金融抑制指数为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为更好识别金融抑制对TFP的影响，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根据非平衡增长理论的文献，模型中包括影响TFP的控制变量（Arizala，Francisco；Cavallo，Eduardo；Galindo， Arturo，2009），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TFPi，t为国家i在时间t的全要素生产率，FIi，t为国家i在时间t的金融抑制程度指标，Xi，t为一组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LPi，t，用于衡量国家的生产效率；CPIi，t指数用来衡量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以及GBi，t，即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i是未观测到的国家特定效应，ηi是未观测到的时间特定效应，εi，t是未观测到的既随国家又随时间改变的误差项。
二、金融抑制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
本文以等式（1）为基准模型。首先只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抑制的关系。然后在基准模型加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劳动生产率、CPI指数、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与GDP的比例。考虑金融抑制指数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表2列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效果。前2个模型中解释变量只有金融抑制变量，而后2个模型中估计结果加入影响TFP的控制变量。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改变，在后2个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较随机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有效。
以固定模型为基础并考虑到国家特定效应和时间特定效应，进行回归结果分析。金融抑制对国家全要生产率具有负向的影响，并且在1%水平显著，金融抑制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融抑制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低，金融抑制不利于金融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阻碍TFP提高和经济增长。在控制变量中，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生产率对TFP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与预期是相符的。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为负意味着通货膨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技术的热情；同时，高通货膨胀水平会削弱金融机构辨别高盈利部门或生产活动的能力。而劳动生产率对TFP的正效应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培训教育以及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支出占GDP比例对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政府支出国家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当期造成的损失超过其对公共服务支出带来的好处，进而对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效应。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效应。因此，本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1.坚持审慎原则，有机协调资本管制和汇兑管制，逐步放开金融账户的证券投资出入限制引导国外资本流入技术创新和研发领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金融改革对内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稳妥的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资金的合理流动，解决当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和信贷控制的问题；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结构，切实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继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结构，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资源整合和改革，发展多层次的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融资金的作用。
参考文献：
金融抑制论文篇9
一、 引言
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当前，我国农村领域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以及金融深化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20世纪70年代初，以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而所谓金融抑制是指一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生活中存在过多的金融管制措施，而受到压制的金融反过来又阻滞着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金融抑制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我国农村经济具有的“分割性”：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分散于零散的经济单位之中，国内市场也处在割裂状态，无法发挥其合理配置要素的功能，市场价格千差万别，这种“分割经济”也就决定了金融体制的割裂与脆弱。
为了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抑制所造成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麦金农和肖金比系统地提出“金融深化”理论，指出了金融抑制的危害，并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投资及经济增长的正相关。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可以用以下这个函数来表达：
其中，表示实际货币需求；Y代表收入；I指投资；I/Y为投资占收入之比；D是各类存款名义利率的加权平均数；P*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麦金农认为，金融深化政策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持一个较高的“货币存款的实际收益”，以此来刺激人们对实际货币余额M/P的需求。
三、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状
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金融抑制问题。具体表现为：储蓄利率、贷款利率和规模由国家决定，金融机构网点较少，金融品种单一；多数农民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大量金融资源流出农村等。
（一） 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虽已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这种分工结构突出表现为“金融的二元性”，即规范的金融部门与众多不规范的金融部门并存。规范的金融部门为了化解金融风险，强化自我约束，逐渐显露出按规模经济和利润最大化行事的“嫌贫爱富”本性，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不足。民间金融组织虽然具备金融深化的一些特征，但由于不具备法律地位，管理不够规范，发展受阻。
（二） 农村金融运行效率低下
农村金融机构种类相对单一，地区割据现象严重，无法展开有效竞争，缺乏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提高运营效率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致使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整体上制度创新不强，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使得资源的配置与运用因缺少激励和约束而处于一种低效率的状态，加之自身服务条件、员工业务水平的落后，已不能适应农村金融创新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运行的低效率。
（三） 单一的金融产品不能满足产业化发展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破了行业界限、地区界限，而且经营规模迅速扩大，从而需要从贷款融资、货款结算到保险、咨询、服务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是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提供农业贷款、结算服务，而不能提供其他业务，缺乏较为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对策
第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以金融需求为导向，构建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层次、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这个市场的培育必将有助于改变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局面，完善现有的金融体系，缓解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主要措施有：积极推进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转型、强化农村信用社的“主力军”作用、改革和完善商业性金融支农方式、规范并引导民间金融。
第二，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形式。首先，设计与开发新型金融工具。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供需媒介，新型融资工具的设计与开发能够拓宽资金的融通渠道。其次，创新农村金融担保形式。各地可结合信用村镇建设，由政府牵头，按照联保贷款的形式，组建业主联保贷款协会；也可以由县、乡（镇）两级政府财政出资为主，以龙头企业、经营业主筹资为辅，组成农业担保基金，主要为农户和经营业主服务，切实解决大额贷款融资担保难的“瓶颈”问题。
第三，发展农村保险市场。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和经营模式，在防范和化解农业风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险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金融抑制论文篇10
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金融危机频发以来，一直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经济动荡、金融危机的发生大多与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贷款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银行占据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而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攀升明显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绊脚石。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 59%，较2014年年末增加了0. 24个百分点。不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危机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3年的欧债危机的经验，都显示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大幅攀升均会与金融危机相生相伴。因此，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进程中，针对居高不下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我国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降低金融风险，预防危机发生。从十八大以来，金融改革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外汇管理和还是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后对人民币兑换的试行都为金融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也对商业银行体制进行了改革，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信贷审批干预程度大幅下降，然而在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干预并不会立刻消失，金融抑制也仍会继续存在。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是否能够降低不良贷款率，有效地能起到资金融通中枢的作用?从政府角度来看，是否能够协调直接干预和金融抑制的程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在理论上提升对金融改革的认识，在实践上也对中国金融深化和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回顾
金融抑制论文篇11
一、金融抑制以及消极影响
（一）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它并不是促进金融界的发展，相反，这一理论是与促进金融发展所对立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要在市场运作中，运用金融的影响力来抑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货币和物质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做了相应的改变，该理论把实际货币与物质资本互补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增加实际的货币余额就能使最后的总资产也有所增加。而能够降低实际货币余额的就是低或者是负的银行存贷利率。一般来说，国家政策对货币体系的影响相对较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使政策能够真正的影响到货币体系的发展，就要求一些私营部门对存贷利率的调整要有及时的反应。
如果市场上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那么银行的存贷利率就会很低，那么对于储蓄者来说他们的收益也会很低；虽然存款利率会影响储蓄者的投资意愿，但是同样低贷款率也吸引了很多的低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项目，相对于那些贷款率高昂的时期来说，这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但是银行也必须要考虑这些项目的风险性，从中选择一些风险较低的项目进行合作。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得到银行的贷款也并非容易的事，因为银行需要对他们的资信进行审核，所以很多资信不算很好的企业就必须借助一些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因此，很多非正式的信贷市场也就因此产生了。
（二）企业融资能力受金融抑制的影响
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有启动资金和长期的资金来源。如果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收到了非正常的人为干预，那么企业的资金链或者是价格表就会受到破坏，如果企业没有能够及时的作出调整使其回到正常，那么就会阻碍企业的正常发展。我国也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表现在资金的供给和资金的流动等方面，从而使企业的融资能力受到影响。
首先，政府通过抑制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居民的储蓄不受银行利率变化的影响，但是这种以金融抑制的方式也造成了居民的储蓄行为对银行利率的调整缺乏弹性。在改革开放的这么多年里，我国的存款和贷款利率有多年是处在负水平，但是居民的储蓄行为却一直在增长。这是因为这是因为政府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使资本市场也受到了影响，资本市场受到金融抑制之后投资渠道大量减少，居民失去投资方向不得不选择了储蓄。
其次，政府对信贷市场上资金和价格的管制严重的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资本市场也就是证券市场，是融资最直接的场所，如果政府对资本商场管制过多，使资本市场失去了对资金和价格的主动权，那么必然就会导致该市场的各个环节受到扭曲，最终影响到这个市场的融资能力。以我国的资本市场为例，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
1.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影响企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上市公司的直接来源就是我国的国有企业，而企业主要是受到股份的控制，如果企业的股份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导致股份的结构发生变化，股票的流通性就会受到影响，那么企业的效益也会受影响，那么企业的融资能力必然也会受到影响。
2.股票证券的融资能力好坏关键是看对股票的定价，然而我国股票的定价是受到监证会的直接干预的，这就导致我国股票的票价在低水平徘徊，而这种低价的股票发行就直接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那么企业就不能健康的发展。
综合上面的情况，金融抑制不仅仅对经济的发展带来负影响，同时也限制着资本的积累和发展，这也就给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坚持以自由化为特征，来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发展。
二、金融自由化以及消极影响
（一）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是指在80年代初期，很多西方国家对金融管制普遍的放松，形成一个在金融市场上公平、自由发展的现象。这一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价格自由化。国家和政府不再对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取消了对信贷利率的管制，同时本国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国外市场，充分地体现了市场调节的作用。
2.业务自由化。金融机构的业务不再受到限制，可以跨行业进行业务来往。
3.市场自由化。金融市场的门槛降低，各类金融企业可以自由进入金融机构。
4.资本流动自由化。不再紧闭国门，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
在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金融信息不再是秘密，它将被公开给大众，让大众更好的了解市场里的供求关系，更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是资金流动更加自由，减少了资金在流动过程中的障碍，使资源能到更好地优化配置。所以从这里来看，实行金融自由化可以促进金融市场更好地发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资本市场的经济发展的更加健康稳健。
（二）盲目实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金融自由化的实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而实行的过程中稍有差池就会影响到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负担，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粗线衰退的情况。
泰国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最好的例子，从1989年到现在，泰国进行了多次的金融体制改革，具体的措施有如下几点：取消利率管理制，由市场自由对利率进行定价；降低对商业银行的门槛，拓宽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使银行的职能更加全面；促进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对外汇的使用标准，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泰国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很多非金融机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些非金融机构不能直接的获得资金，所以他们就可以通过向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金融机构借款来缓解自己在资金上的困难。但是当这种情况快速的发展时就会造成汇率的风险和资金流动的风险，从而可能带来金融危机。由于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拓宽了银行的业务范围，但是在改革时央行并没有在金融监管上有所加强，从而导致在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流入，所以质量就大大下降，形成很多的不良资产。同时由于央行对外资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就导致外汇无限制的流入本国市场，国内外资的数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
结果，到了1997年迫于无奈泰国只能取消与美元的联系，而这一措施使得泰铢的价值一落千丈。在泰铢崩溃之后，影响并没有停止，随之带来的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货币的严重贬值，到这里影响还没有停止，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各国股市开始崩溃，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是国家陷入动乱之中。
这一事件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是国家在实行自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央不可以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其次是市场机制在失灵的状况下，企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改变金融企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实现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必须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有发展的基础。
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对策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金融业的各环节还比较薄弱。如果完全开放金融市场，那么必然会引起国内金融界的动荡，但是如果关闭金融市场，又会是的市场经济崩溃，所以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一）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要与市场的发展相适应
如果金融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超越了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必要的措施，如果产生一些拖延措施，就会造成金融改革与市场产生不同步，这就可能造成金融风险；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管或者是监管力度不够，就会导致金融企业产生各种不公平的竞争，使金融业的秩序大乱。所以只有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考虑市场的因素，再加上适当的监管，才能让金融市场发展得更加健康。
（二）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要保证自由化和规范化一致
如果在改革中出现超前发展，发展步伐超出了风险抵御的能力之外，那么就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所以只有在体制改革中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金融体制改革更加规范化，才能金融发展更具活力。
（三）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过程
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金融一直到现在的金融自由化之间必须要先经历金融约束的过程，所谓金融约束是指政府出台金融政策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加以影响，它凸显了政府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金融约束可以根据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适当的减轻，直到真正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在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还需要政策和制度的进一步支持，让金融体制的改革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让大家从心底接受金融体制的改革，让革的道路更加顺利。
四、结语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席卷之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金融抑制的出现，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我国现在的金融界迫切的面临着改革，而且在改革中还要坚持自由化的原则。但是金融改革自由化不能随性而行，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如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要与市场的发展相适应；金融体制改革自由化的过程中要保证自由化和规范化一致；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过程等，只有做到这些，我国的金融业改革才能更加彻底，才能使金融业发展的更加健康更加稳定。
参考文献
[1] 王爱俭.关于优化国际金融学科体系的思考[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1）.
金融抑制论文篇12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提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应确定以金融深化为改革的终极目标，以金融约束为必要手段，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论文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 EVOLUTION THEORETICS AND OUR FINANCIAL SYSTEM'S REFORMATIONCHEN Liu_qin(Tianjin Economic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 Tianjin 300202,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finance control and its localization, finance deepen and its disfigurement inherently, finance restrain and its tropism on the policy, put forward that our financial system 's reformation should confirm the finance deepen as an ultimate goal of the reformation, take the finance restrain as an essential measure, and harmon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cy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Key words: Finance control; Finance deepen; Finance restrain; Financial system;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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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
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
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
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
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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