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论文篇1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金融体系论文篇2
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
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CPI）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
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对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金融体系，只要市场信心存在，而且只要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态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企业，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可以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也许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可以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可以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未来。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杂系统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对于台湾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结束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现在做起，改进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提问："谁能养活中国？"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提问都导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适应性反应，从而使得爆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台湾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适应性反应很可能使得台湾在春节以前不会发生本土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台湾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台湾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问题，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思。大陆，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征和经济模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如果说那些国家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管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办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救援(bail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如果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当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进，出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通过其他银行的学习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断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导致发生系统性崩溃。
如果纯粹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后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波及面有多大。只要波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引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可以优化市场结构。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有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范等办法。
台湾五年前就建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今年，台湾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范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一致的（market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一致的、因而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
（1）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段。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所有自己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已经多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
（2）台湾当局已考虑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中，已要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
（3）去年已将金融营业税有5%降至2%，最近计划继续降至零税率；
（4）新政府上台后，曾提高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协助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
（5）调降存款准备金；
（6）准备推出金融机构合并法，以促进银行合并；
（7）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台湾目前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如果人心涣散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台湾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已经较强，这一方面导致问题容易暴露出来，容易爆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惯做法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披露消息，在短期内通过化解措施保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长远的考虑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要从根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量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论民主理论"，载德国《明镜周刊》1987年第32期。
2．尼古拉斯·拉迪："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困难及改革的路径"，载《国外专家谈中国经济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
金融体系论文篇3
一、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在于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
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20多年里，金融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它的规模大约是真实经济的30-50倍。
金融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私营机构的金融创新决定的。
第一，1971年美国黄金窗口的关闭造成了储备货币与黄金的脱钩，这使得货币这一传统上真实而具体的财富变成了一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和新兴债务，从而使得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成为可能。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价值与黄金脱钩，这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而且拆散了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最后联系。
第二，货币这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或新兴债务脱离真实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创造，使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与背道而驰成为现实。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非常容易。创造货币的方式有大杠杆和小杠杆之分。大杠杆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小杠杆指中央银行改变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例和调节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间接增加或者减少进入经济体系的货币。
商业银行也有创造货币的巨大能力。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传统方式是贷出存款。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海还可以通过创造"近似货币"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最典型的"近似货币"是信用卡。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平均信用额度是2000美元，如果发行3000万张，花旗一家银行就可以创造600亿美元的近似货币。还有很多种近似货币，全部由私营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而且除了市场力量以外不受任何约束。
从国际方面来看，欧洲美元市场形成后的二十多年中，数以千亿计的欧洲美元在银行和银行间不断流转，反复贷出，随着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不过欧洲美元终究不是具体的纸币或金属货币，而是一种电子货币。虽然这些货币的创造过程与国内银行的货币创造遵守同样的规则，但在1987年以前，这种无国界的美元代表一种自治的货币，完全由民间控制，因此与它们的美国表亲相比更少受到限制。例如，欧洲美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就比国内银行要大的多。此外，在近20多年里，美国政府又通过巨大的贸易赤字把成堆的新美元送往国外。
第三，养老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崛起，金融期货与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布莱克－肖期权定价理论的完成使金融投机资本通过组织效率的提高、现论的指导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高杠杆率的运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第四，电子网络和电子结算系统的引入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或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潜力。科技的进步已使得每一笔交易的速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或资金可以以光的速度在属于全球市场组成部分的各地市场间流动。在金融经济和真实经济的距离不断扩大之时，科技更造成两者间迅速的疏离。
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示意图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的极度扭曲（如上图所示）。今天，世界经济巨大的财富价值，其形成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在底层是实际的物质和知识产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商业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复杂的债务、股票和商品期货，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衍生期货和其它虚拟资本。金字塔的维持和扩张，有赖于各层的适当比例以及上一层结构有多大能力从下一层汲取收入。在整个财富体系难以维持所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时，整个金字塔就会轰然解体。由于连锁反应，庞大的金融体系可能就要顷刻垮掉。
世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含知识和信息）。但是，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并且还在不断繁衍。目前美国对金融和房地产投资的新信贷是制造业的3倍，美国实物贸易额不到期货贸易额的一半。跨国债券和股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51.51%、196.8%、690%和120%。其中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1987年以来，每2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要翻一番。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在11个国家67家银行的调查，这些机构手中持有的衍生交易合同总值在1995年以来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GDP的总和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持有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GDP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世界真实的实物生产，不论人均和地均计算，均比过去20年有实际的缩减，而实物生产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服务于虚拟经济的运作。美国劳动生产率近20年来仅为1%左右，即使是在经济最为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仅为1.1%，为战后甚至1870年（至1970年为2.3%）以来的最低水平。
金融体系论文篇4
在VAR模型中，在做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确定滞后阶数的目的是要消除误差项中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AIC和SC两种检验标准，确定出合理的滞后阶数是二阶。
1.协整检验
本文基于回归系数，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各变量做协整检验。在做检验前，对RGDP、RI、FIR和LDR分别取对数，取滞后阶数2。通过Johanse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至多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得出的协整系数：
β=(1.000000，1.286866，0.284633，0.122563)
RGDP=1.286866RI+0.284633FIR+0.122563LDR+1.665646
标准差：(0.01227)(0.02087)(0.01323)(0.2364)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相关率和信贷比之间达到了长期均衡状态。其中，金融发展规模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变动0.284633个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最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会变动1.286866个点，而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值，农村经济就会增长12.25%的比例。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考察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就是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之间是否是因为受到滞后变量影响而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10%的显著水平下，FIR是农村GDP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能提高农村金融相关率。检验结果显示LDR和RGDP增长之间不能相互解释，农村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效率的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也不能解释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解释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3.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在短期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内生变量不在均衡的水平上，而是在均衡水平上下波动。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衡量其他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值，这一贡献值用方差来表示，方差越大，一个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贡献值较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陕西金融发展效率低下，不仅不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结论与建议
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金融相关率及存贷比,通过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方差分析等实证检验，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相关率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农村存贷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能互相解释，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短期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农村经济发展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但长期作用衰退。各向量回归结果表明，陕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方差分解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值达到38.5%，但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在第4期后就归于0，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
金融体系论文篇5
（1）相当审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阐发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夸大，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据率太高了，华尔街的阐发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生长中国家的银行。”这会低落银行在市场上的价钱，这不是股东们所乐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特别资银行只会开心做幸亏中国的、其市场定位领域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寻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余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搪塞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划定上就可见一斑。
（2）审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研究陈诉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陈诉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据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凭据该陈诉的预测，倘使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到达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据率。现在，外资银行在中国要地本地的贷款市场占据率仍低，停止2001年玄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要地本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普遍继承的预测。现在经济界被较为普遍继承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均匀会到达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率。
（4）乐观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现在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凭据上述较为乐观的预测的速率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急呢？现实上，搪塞银行体系来说，只要不孕育发生支付危急，只要活动性连结较好状态，纵然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或数额较大亏损，也能在相当的时期内维持正常的运营场所局面，这是为列国的银行体系所证明的。因此，纵然外资银行以上述速率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在某种临界状态下，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纵然失去一大批存贷款客户，也未必孕育发生支付危急，而且，在这种限定的条件下，我们所能收到的一定是银行类金融服务得以改进的效果。这里所说的临界状态，是国有银行体系议决拓展业务带来的相对稳固的增量欠债来支持包罗肯定比率的不良资产的活动性资产及总资产。凭据现有的现实数据和经验比例，这是不难测算出来的，而且国有银行也是不难餍足和到达这一临界指标的。因在此条件下，所谓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发金融危急基本上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中国的分步骤市场开放战略更是疏散了外资银行迅速进入可能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打击和危害。
虽然，在保证不停拓展业务、而且不孕育发生支付危急的临界状态以下，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有前进营运效益才气不停补足焦点资本，前进自身的抗危害本事，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会导致部分优良客户的流失，但是我们的阐发和预测不能静态地看待中资银行的谋划行为，由于在这个历程中，中资银行既有坐以待毙的可能，更有能发挥自身的比力上风、在外资银行压力下加快内部市场化革新、并维持和争取业务份额的可能。
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相比阐发
现实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率，取决于差异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相对的竞争上风。
一样平常来说，外资银行在谋划机制方面的上风现在来看是显着的。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际荣誉、薪报答酬、勉励制度等方面比中资银行有较大的上风，可能会导致肯定水平的国内银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以盈余为导向的谋划目的，外资银行通常会看重高端市场的开拓，看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业务，这一部分业务在整个市场份额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时，外资银行为外资企业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所促进的优质企业的生长，业能够发动总体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屈从。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市场定位和中国金融监禁政府搪塞外资银行设立网点的束缚，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对吸取住民储备存款的兴趣有限，搪塞企业存款的竞争会相对猛烈。
因此，在当前搪塞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市场后的影响的讨论中，一些金融机构现实上故意无疑地夸大了外资银行搪塞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一夸大可能会形成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对促进金融机构推进革新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误导金融界搪塞外资银行的政策措施。纵然不思量当前外资银行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搪塞外资银行竞争力的浮夸现实上也低估了中资银行自己具有的竞争力和相对上风。近10年来，中资银行业的管理职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技能装备具有国际水平，分支机构网点更是普遍天下，而且在五年的准备期里，中资银行还有许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国市场上拓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同样面临许多谋划危害，相比之下还缺乏国内银行所具有的种种上风。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月初期放开外资银行在华睁开业务的时机，但真正的市场开放，是在20世纪90年月初与一连串金融革新齐头并进的。外资银行在华谋划既有跨国投资的一样平常危害特点，也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域差异的中国特色的危害。首先是品行危害。由于中国市场还缺乏完满的勉励束缚机制和良好的信誉情况，导致一些企业谋划者滥用和挪用贷款，这会直接或间接增长外资银行的危害，这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配合面临的。其次是市场危害。由于中国的非经常项目还没有对外开放，肯定水平上也对外资银行深化业务形成了束缚。再次是名誉危害。由于中国企业的资信水平还较低，企业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连带影响贷款的送还本事，这是西方银行体系不常见的征象。从资金源头方面，现实上人民币资金源头题目始终困扰着外资银行，加上没有一个果然、有用的终极贷款者制度，致使外资银行负担着较高的活动性危害。还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信息技能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资银行凌驾跨过许多。中资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检验，在信息技能支持等方面虽然与国际著名银行尚有差距，但间隔并不大，而且外资银行无论投入几多资金和物力，在网点规模上仍无法与中资银行平分秋色，在人文情况上，外资银行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抗衡。
因此，更为务实的看法，可能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竞争中相助，配合前进金融服务水温和金融资源的配置屈从，配合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则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从香港市场的银行竞争款式看中国要地本地银行市场的演变趋向
市场的开放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吗？不光国内家电等行业的开放不能证明这个结论，以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中国香港为例，外资银行的机动收支和高度竞争，现实上推动了相当银行体系的完满和生长，而且到现在为止，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月可以说是香港银行业的黄金时期。香港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外国银行最多的第三大银行中心，全世界资产排名表前50名的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开有分支机构。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来，香港取消限定，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金融政策渐渐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蜂拥而至。香港金融业因此生长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域之一。
现在，香港银行市场重要由三大银行团体主导，即中银团体、汇丰-恒生团体及渣打银行香港分行。三大银行团体占香港整个银行贷款市场50%以上，处于第二条理的东亚银行占4.5%，道亨银行占3.5%，其他中小型银行份额不高，均匀市场占据率仅1%-2%。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月的香港银行市场开放前可以说是英资使用市场，如今历经风雨后的的香港银行业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资银行，它在香港银行体系中一度居于使用职位地方，重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二则是中银团体系的中资银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陪同中国革新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变。其三则是其它20多个国家和地域的100多家外资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富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中排在前100位。重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列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壮大。剩下的一股气力即是本地银行也称华资银行，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它的黄金时期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规模小、分支数目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级和中小企业中独具竞争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月后或被外资大银行及其它机构参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受，真正独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猛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下，差异的银行有差异的市场定位和自身的盈余空间，配合促进香港金融体系的生长。现在，香港的银行业的资本富足比率高达18.8%，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且香港银行的均匀盈余水平为亚太区内最高，股本回报率达15%，开?藕途赫愀垡幸荡吹墓灿庖坏愣杂诘鼻爸泄诘匕盐胀庾室锌沤碳捌溆跋煊邢嗟钡慕杓庖濉?/P>
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性相助会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运作屈从的前进
如前所述，由于外资银行与其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差异，所具有的相相比力上风也存在差异，因而只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中资银行的谋划形成相当的压力，但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同样存在普遍的相助空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率是渐次推进的，因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容易引发银行危急大概金融危急。在这个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真正可能导致金融危急的，是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谋划压力下，不能实时完满公司治理结构，前进谋划屈从，有用控制谋划危害。
可以预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重组进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开放银行市场将增长银行的收购与合并活动，而且并不限于大陆银行之间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资银行。特别是思量到部份外资银行有兴趣与要地本地银行相助，从而沾恩于要地本地银行现有的网络及市场荣誉，这种购并活动会趋于生动，而且使得中国要地本地的银行业的竞争更为猛烈，从而促使银行体系运作屈从的总体前进。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性相助，能够配合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作大。现实上，外资银行能够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生长分不开。在这个不停扩张的市场中，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由于谋划上风的差异，选择服务的市场区间自然会有差异。比喻，从现在有限的几家外资银行看，由于这些外资银行的运营资本高，只能把注意力会集在大客户上，比喻，花旗银行要求理财的客户每个星期存款帐户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户每月日均匀总存款额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则将收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则要求客户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额为2000美元，活期存款虽然不设起存点，但如果客户每半年的账户均匀金额低于2000美元，则要收取每6个月20美元的服务费。与此形成比力的而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资银行则更多地是使用普遍的网络结构服务于更多的平凡客户。在这个竞争性相助的历程中，中外银行之间是竞争对手，也是战略同伴。而银行市场的竞争将使得企业和住民等金融服务的终极消耗者得到利益，他们将确切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空间。
金融体系论文篇6
（二）日本农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有着特殊的组织结构，其基本组成为三级组织结构，三级机构分别为农、渔和森协会。农林中央金库作为其最高机构，负责监管其资金，并以信农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农协的贷款和还贷，信渔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渔协的贷款和还贷，单位森协只贷不收，因而不设中枢机构。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法》，于1948年颁布了《水产业生产合作法》，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法》，并将小规模基层农协合并为大型农协，加强了其执行能力。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适应农业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加强农业金融体系的金融基础，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农协的合并速度。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并不是作为独立运行的系统，其以独特的三级组织机构，并以农协为载体，以信农联为中枢机构，组成其合作金融组织机构。其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农业合作金融体系机构。其以行政区划分为基础，建立农协系统，并在农协内建立金融融资部门和拓展融资渠道。其独特的三级机构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属关系，但其在金融资金的管理上严格执行独立管理，独立运算，上级只起到指导的作用。日本几乎所有农村地区覆盖在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之下，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体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农业存款流向农业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金融资金支持，帮助农业生产人员拓宽融资渠道，加速农业经济发展，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贷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因而其贷款去向应严格控制其资金去向，农业金融体系部门应保证其资金总额的90％用于农业经济建设，且不需要农业生产人员进行金融担保。在1978年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已与其他金融体系的贷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已拥有营业网点8 578家，金融资金余额881 963亿日元，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219 824亿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剧膨胀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农企业对金融信息的管理面临更高的要求，很多发达国家的涉农企业都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日本涉农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有的跨行业经营，有的在全国都有子公司。据调查，日本涉农企业通过信息化管理减少了盲目性投资14％，提高判断决策正确率16％，提高业务处理准确度25％，文件简化率10％，提高内部信息畅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它既可以作为涉农企业计划与决策的依据，又可以对涉农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一）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内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型学科，由人和计算机网络集成，以人为主导，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以企业战略竞优、提高效益和效率为目的，支持企业的高层决策、中层控制、基层运作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信息的储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维护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个方面组成，功能包括经营管理、资产管理、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统维护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利用过去的金融数据预测未来，为有效管理和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内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结合涉农企业金融信息数据的特点，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相融合，建立涉农企业的农业资源配置数据库，完成涉农企业数据分析和系统开发，为涉农企业生产与决策提供支持的系统。
（二）日本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特点
首先，日本农业金融信息化建设的背景对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给予了强大支持。其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集成度比较高，模块之间在设计时通盘考虑，无缝联接，使得数据交换无障碍。再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的针对性强、涉及面广，针对日本涉农企业业务划分不同的模块，涉及生产管理、资源计划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最后，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大企业的资源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条件。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启示
（一）构建自下而上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虽然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却具有完全的独立运行权，在行政级别上不隶属于各级地方职能部门，行政法规上不受任何地方职能部门干涉，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三级金融机构。日本合作性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既可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受干扰可独立执行其职能，又便于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结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中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同时，政府也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农业金融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一直通过各级金融职能部门对农业金融体系提供政策性和资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据信贷补贴理论和市场竞争不完全性理论，保障其农业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持续的注入大量资金，并不断出台扶持性政策，为其现代化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以农业、农民为服务对象
农业金融体系的建设务必要以始终为农业及农业生产相关人员服务为宗旨的立场，对非农业和非农业人员进行严格限制。各职能部门要与农协紧密配合，保证所有金融资金均在农业企业或农业职能部门内运转，并保证其资金运转流通顺畅。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机构，严格控制金融资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农业金融资金受趋利性影响而流入非农业用途或非农业生产部门。
（四）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双重监管机制是保障农业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保障。日本为防止金融犯罪等问题，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誉制度和灾补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风险。
金融体系论文篇7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金融体系论文篇8
一、金融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的重要性
(一)是对金融学专业理论课程的有益补充
现阶段，我国财经类高等院校都设置了金融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可见它在教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进入金融领域工作会接受岗前培训，但是培训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学生要真正能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大学四年对理论知识的积累与足够多有效的实验、实训课程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金融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能够接纳学生实习的机会不多，因此实验课程更多采用实验室教学的方式。
(二)是适应金融领域高度竞争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金融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日益增多。对现有金融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而言，已经不仅仅需要扎实的金融学专业理论知识，学科交叉已经在所难免。因此加快实验课程体系的改革与设计，将会使现有的实验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学生交叉运用金融、市场营销等学科的知识。
(三)是高校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要
复合型金融人才是指在具备金融学基本知识和能力之外，还具备其它学科较高相关技能的人才。例如，随着网络金融的发展，IT技术技术经完全融入银行、保险、证券业务之中，复合型金融人才将在未来几年内显得十分紧缺。因此高校金融学及相关领域基础课程的实验必不可少。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金融业将不断吸收国外金融企业的先进经验，从国外引入高端人才，这会加剧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竞争程度，没有相应技能的学生将很难脱颖而出。
二、当前实验课程体系的局限性
(一)实验教学理念有待更新
当前许多高校对于实验课程的定位存在一定的偏差，不像一般高职院校实验课程体系那样完备。教师在教学思想上对实验课程不如理论课程重视，对于教学方式、手段等的革新认识不足，固有模式的教学往往使实验课不能吸引学生。另外就是学生不够重视实验课程，从学生调查问卷显示:在经过专业方向选择后，学生往往只对感兴趣的实验课程认真完成职。例如选择银行方向的学生消极对待证券实验课程，选择证券方向的学生又会消极对待银行课程等。
(二)实验课程安排与实际有脱节
从课题组发放问卷的统计情况来看，金融学专业学生认为实验课程体系设计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参加金融机构岗前培训时，感到学校实验课程设置不足，有的课程未开设实验课，有的课程实验课时太少，对于提高学生技能的作用不明显。二是当前高校金融学专业的实验课程主要采取实验室教学的模式，校外实训、校企合作的方式非常少，实验课程的设置容易受到市场上金融教学软件开发的限制。三是许多高校实验软件都是从软件开发公司购置的，软件开发公司与金融企业的实际业务脱节，影响了软件的实践可操作性。
(三)未能结合社会需求设计实验课程
现在高校实验课程体系主要围绕理论课程体系来设置。按照教育部的整体规划思路，首先设置专业核心课程，再设置非核心课程。实验课程的课时安排及设计不是根据金融企业的需求来进行设计，而更多的是根据课程的安排来设计。例如，很多高校取消了银行信贷管理课程，它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相关实验课程也被边缘化了。而对于商业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来说，信贷仍旧是最主要的、对商业银行利润贡献占绝对优势的业务。
(四)实验教学方式单一
我国高校对实验教学采取的基本模式是:先学习理论知识，然后进实验室做实验;或者单独设置某些实验课程，加大课时量，变成单独的实训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验课程指导教材，因此需要教师先熟悉软件操作再对学生进行指导，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很难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兴趣也难调动起来。此外因为文科类实验课程固有的缺陷，学生的实验结果很难用一个好的方式来评价，教学方式的创新也就无法实现。
三、构建新的实验课程体系的建议
(一)实验课程设置要体现社会需求
高等院校应转变思路，加强与金融企业的合作，围绕金融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目标，设计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实验课程体系。为了解决知识更新速度快的难题，高院可以根据需求变化灵活组合实验课程，综合考虑学生的就业实际，供学生根据个性特点自由选择。实验授课教师要积极寻找企业需求信息，力争在实验教学方式上突破现有模式，把学生吸引到实验中去。而学生则可以在完成基础性实验课层次后，选择增加综合性实验层次的课程。
(二)加强实验软件系统建设
高校需要改变过去实验软件针对性不强的选购方式，要多进行比较，反复对各个实验软件进行运行测试，选择与教学结合紧密的、能够真正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实验软件。另外，高校可以利用自身信息技术力量的优势，督促教师关注金融形势的发展，关注金融创新力量的发展，自主开发研制部分实验软件。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结合现有软件设计出新的程序，以便使实验软件更加适应学生理论课程的学习。在软件设计中可以积极调动学生，选拔优秀学生参与到软件设计中去，提高学生动脑、动手的能力。
(三)改进实验教学模式
高等院校要充分利用产、学、研相结合的优势，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进入金融企业参观或是组织部分学生进入企业实习，让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有更加感性的认识，这是加强实验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步骤。具体的设计可以是这样的:实验室实验+企业实训+假期实习的方式。高校要积极与金融企业联系，设计出校外实训课程的内容，并布置学生做好实训报告。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金融企业的暑期工实习，在实习过程中跟随指导教师写出实习心得，并要求提交实习报告。
(四)加强实验教师素质的培养
实验教师队伍的素质将决定实验课程体系改革是否成功。可以单独选送实验教师到企业再学习，以便积累实践经验，贯穿到课堂教学中去。也可以由实验教师带领学生共同到企业进行学习，在实践中既可以提高自身素养，又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困难。另外还要求实验教师必须拥有金融专业的技能证书，从而提高教师的业务技能，以适应不断更新的实验课程变化。
金融体系论文篇9
一、金融监管中的法价值追求
在金融体系结构和运行方面，我国选择了银行主导型，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导致了多年全局性的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就是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越来越紧迫。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它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有两个：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二是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障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两个法价值追求：安全与效率。
(一)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安全
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首先，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成分复杂。为了维护公平、公正、公开、健康的市场秩序，使金融市场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欺诈、垄断和不合程序的内幕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排除、抵御市场波动风险。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再次，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非常高的行业。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金融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也决定了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是金融安全。
(二)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之一：效率
金融市场作为市场机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能否具有较高的效率，需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及必要的引导、干预和调控。金融监管正是在金融市场失灵(如脆弱性、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及垄断等)的情况下而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关于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一原因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金融监管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道德风险是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个人或集体)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道德风险的监督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提高金融效率，克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由此，金融监管所追求的恰恰是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
二、金融监管应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
安全与效率是法价值内的一对矛盾。在金融监管中，如何处理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关系，金融监管的价值目标究竟应当以效率为本位，还是立足于安全的保障，是当下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金融监管应立足于金融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资金在融通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注重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最优化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对市场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很大。在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通过自己的效率组合减少其“个别风险”，市场通过高效运作减少其“系统风险”，以使收益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低效率的金融市场上，市场剔除系统风险的能力很弱，易受外来因素的冲击，投资者也因找不到或不能及时找到效率组合而缺乏抵御个别风险的能力，致使收益与风险波动很大。金融市场剔除风险能力的高低就成为市场效率的主要衡量标准。
其次，金融监管应兼顾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要追求的是金融业的稳定发展。稳定的金融环境使微观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可以准确分析和预测；各交易主体，可以准确评估交易风险和收益。安全与稳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排斥效率与竞争。事实上，有序竞争和不断提高的效率可以增强银行业抗击风险的能力。为此，监管者应致力于为银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市场机会。金融安全正是为提高效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而，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三、金融监管法价值追求的现实归依
人对法的价值追求，即人通过法这种中介手段所要追求的理想和愿望。就法律的价值而言，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金融监管法的价值，就是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因此，我们应尽量从客观出发，以达到主观上美好的理想追求，给主观以现实的依托，使二者能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统一起来。要实现金融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就应当在金融监管的实务中找到其现实依托，以使法的价值追求与法的本身价值统一。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监管往往立足于运用法律、政策的力量，通过采取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从外部规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应当说这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和相对的，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它不仅束缚了银行的自主性。而且大大损害了银行的创造性和竞争力，其结果往往是“风险防范力度加大了，但金融效率降低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正处于转型和开放时期，安全与效率协调并重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为此，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要切实转变监管理念，调整过去那种只注重风险防范而忽视效率的做法，使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具体讲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在监管目标上，要以效率的提高为着眼点，坚持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相兼顾。只有提高了效率，得到了发展，才能谈得上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才有金融稳定的基础。
2．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目前我国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对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完善也未予重视，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此外，我国尽管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我国应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会计规则、对资产和投资等方面来构建。
3．要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事实上是会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要素的。一方面，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难以保障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监管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效率仍然是低下的。因此，信息披露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尚未制定一套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信息披露规定。应尽快建立一套既能体现巴塞尔要求精神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披露指引。披露指引应特别注意加强对资本充足率、资本结构、贷款质量、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披露。并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此外，还应特别注意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的披露，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
4．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理是由参与保险的各金融机构向监管当局交纳一定数量的资金，当银行失败或挤兑现象发生时，这批资金即被用于偿付存款。根据传统理论，传染性不是特例，它在任何没有存款保险或独立央行的银行体系中都可能发生。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危机，当局必须对每一银行倒闭提供保护，或通过向存款人提供广泛的保险来避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扩散，否则个别银行的倒闭将最终导致整个货币和信用体系的崩溃。
因此，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增强金融企业、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企业。
5．完善金融市场的退出监管制度。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稳定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金融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机构倒闭，个体金融机构的退出可能是金融效率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金融个体的市场退出，从本质上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市场退出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最后一种处理方式，市场退出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一个健全、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会最大限度减少金融企业市场退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是我国金融企业市场退出问题的最主要的金融背景。目前中国缺乏市场的退出机制，对于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要该清算的清算，该破产的破产，不能政府一味买单，应使金融风险处于有效的处置体系之下，从而为有效控制风险，实现金融安全与效率奠定基础。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及时清理金融体系中的不健康肌体，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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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论文篇10
本文借鉴信贷配给理论，运用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农村金融理论等，采取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功能分析与机构分析相结合，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金融特征，对中国农村的信贷配给现象、原因和为解决此问题而需进行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思路作一些探讨。
在分析中国农村信贷配给问题时，多数学者侧重于分析宏观层面，分析政府约束和制度性问题，如政府的偏向城市和工业化的宏观政策导向、规定利率上限及资金短缺等。但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情况是：在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和扩大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强调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却是农村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一方面政府发放支农再贷款，另一方面农村资金却通过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大量流出；一方面是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另一方面却是金融机构难贷款，大量信贷资金闲置甚至亏损。这说明仅从宏观层面分析不能解释农村信贷配给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信贷交易系统的内部出发，以不完全信息理论和信贷配给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行为特征为基础，将产生并影响信贷配给的各种因素融入一个模型，分析银行信贷配给的原因、配给的标准和方法，及市场竞争结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基础设施等因素对信贷配给程度和范围的影响。
在对中国农村信贷配给现象及配给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上述模型说明中国农村信贷配给虽然根源于信息不均衡使商业银行只能用一定的标准来分配贷款，而中国转型时期的“二元经济”导致的信贷市场分化使农户和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银行信贷配给的目标。但中国农村信贷配给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还在于金融体系本身的不完善导致的信贷资源配置功能的失效，包括金融机构由于内、外因素导致的对经营目标的偏离,中国银行业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近似完全垄断的农村信贷市场，金融风险补偿、分担和转移机制欠缺，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农村信贷配给的程度和范围。因此，要解决农村信贷配给问题，必须在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其信贷资源配置功能。
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现象，但这个问题已经在一些国家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他们的做法可以为农村金融体系重构提供经验和借鉴。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思路是：运用机构观和功能观相结合的方法，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多层次信贷需求，构建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其他形式农村金融组织各有定位、功能互补、产权明晰、监管有力、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的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有限，以间接性融资为主且绝大部分农村经济主体不具备直接融资条件的情况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具体包括：通过国家信用的退出、建立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打破信用社地域和业务限制等来建立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以增加信贷供给总量；通过深化商业银行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建立良好公司治理来加强利润的激励和约束力，提高以高风险获取高收益的积极性，增强对风险较大的农村信贷市场提供信贷的能力。采用税收和补贴等经济手段，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对农村的信贷供给；通过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信用社支持农村信贷的能力；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除了直接发放政策性贷款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农业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金融机构风险，以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村信贷的积极性；通过确立稳定与效率并重的银行监管目标，减少监管对银行竞争的限制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副作用，增强对信贷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信贷市场的规模和深度。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一是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分析中国农村信贷难问题时，侧重于宏观层面，分析政府约束和制度性问题，本文试图从信贷交易系统的内部出发，以信贷配给的微观基础——主要是信贷市场非均衡信息下金融机构的行为特征为基础，来解释中国农村的信贷配给现象。
二是已有的信贷配给理论在解释信贷配给原因时，基本上都只从一个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将产生并影响信贷配给的各种因素融入一个模型，阐述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以微观基础分析为重点，同时分析宏观环境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
三是首次对信贷配给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分析了信贷配给的标准和方法，抵押物、银企关系、资产规模、社会信用、贷款利率管制、法律制度、信息共享机制等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在分析农村金融机构的行为时不是就现象而分析现象，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如商业银行限制对基层机构的授权、上存资金、“惜贷”等行为。
四是运用一些方法如部门分析法、调查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农村信贷配给现象和配给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
金融体系论文篇11
（二）具体目标
1.在教育理念上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办学方向，转变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相脱离、实践与理论相脱离、教学模式滞后的状况。以够用、需要为原则进行课程体系改革，以工作任务为引领，按照岗位实际需要进行课程建设，构建以能力为本位、以金融实践活动为主线、以学习者为中心、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会计课程体系。
2.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技能兴趣，并结合金融领域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和变化，实行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模式，并根据金融人才市场的需求适时调整方案。
二、课程改革内容
（一）明确课程定位
为适应辽沈装备制造业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金融专业课程应从以下三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使学生熟练掌握与装备制造业岗位需求密切相关的金融知识与技能；第二，使学生正确理解金融现象、国家政策和金融动态；第三，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增强其专业知识和为企业服务能力。
（二）优化课程设计
在课程设计上，应以岗位能力要求为标准设计课程能力目标，以岗位工作流程为依据设计课程项目，以典型岗位任务为载体设计教、学、做一体化活动，做到深入浅出，并与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和实例相结合。
（三）建设教学队伍
为专业教师创造更多到装备制造业顶岗实习的机会，积累实际工作经历和教学素材，提高其实践教学能力。聘请企业的专业人才到学校开办讲座或担任兼职教师等。
（四）完善教学内容
在课程设置上，应针对装备制造业不同岗位对于金融职业素质的要求进行设置。
（五）课程设置
1.以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典型企业金融职工工作过程为主体序化课程体系。通过对辽宁多家企业深入调研，进行行动领域分析，归纳岗位能力，形成典型工作任务，并以此为依据确定课程内容，在课程体系设计过程中注重专业框架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的系统化衔接，建立专业桥梁课程，各个专业核心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内容有效衔接。
2.建设金融实践教学体系。为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达到培养目标，借助对各种金融交易环境的模拟，同时利用金融分析中的图、表等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感性认识。
3.课程体系。本专业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课程为中心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模块具体包括：①计算机应用基础，统设必修课，4学分；②英语，统设必修课，分二学期学习，共6学分；930西方经济学，统设必修课，4学分；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具体包括：①货币金融学，统设必修课，3学分；②财政与税收，统设选修课，4学分；专业课模块具体包括：①金融信托与租赁，非统设选修课，2学分；②资产评估，非统设选修课，4学分；③公司资本运营，统设必修课，3学分；④公司财务，统设必修课，2学分；⑤金融法规，统设必修课，2学分；⑥证券投资分析，统设必修课，4学分。通识课模块课程包括：①经济学与生活，非统设选修课，2学分；②终身学习与职业发展，非统设选修课，2学分；专业拓展课模块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统设选修课，2学分。综合实践课模块包括：①毕业论文，统设必修课，6学分；②金融模拟交易，统设必修课，6学分。
金融体系论文篇12
一、交叉监管明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
各州和联邦分别对在州和联邦注册的银行进行监管，注册地成为界定银行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对于在联邦注册的银行，成立于1870年的财政部下属OCC对非联邦储备银行（PED）的会员银行进行监管，其主要运行不是依靠财政资金，而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支付服务和收取监管对象费用获得收入。而成立于1929年大危机中的联邦储备银行则对其会员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它主要利用会员银行的资本金提供贷款获取利息，并从FEDWIRE的银行间大额支付及ACH零售支付服务中收取费用。美洲银行（BOA）每年就向OCC支付4000多万美元的监管费。上述两类银行大多是大银行。而对于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由各州的银行厅监管。
由于银行具有是否加邦储备银行的权利，实际上也就获得了选择监管部门的权利。OCC与FED之间的这种平行结构造成二者之间的监管竞争，从而争相讨好金融界，单方面给银行松绑，以吸引银行加入或不加入FED的会员。如FED按照巴塞尔协议Ⅱ进行监管，而OCC和FDIC则按巴塞尔协议I监管。大通银行就曾因为FED的管制严格而脱离FED会员而转向OCC。FED与OCC在进一步紧缩还是开放银行管制上不断发生政策冲突。尽管FED、OCC可能长期在银行驻守，但如非必要，并不经常打扰银行的日常工作，甚至可能在银行下班后独立工作。
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在各州注册的非FED会员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主要是一些中小银行。储蓄机构监管署则负责监管在联邦注册的储蓄机构和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办公室（09S）负责监管联邦注册和州注册且加入其保险系统的信用社。
至于证券业、基金业、保险业及期货业的监管，则分别由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SEC）、联邦保险署（SIC）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负责。正如FED将稳定货币及支付体系的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一样，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SEC对证券业监管的主要目标，因此它并不管理证券经营机构的具体业务，也不管理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而只要求投资银行、上市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提供连续的年度财务报告，监督其信息披露，并且只监管证券经纪业务，不管其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的监管则主要由州政府负责。
上述联邦监管机构的组成人员均由国会任命，任期大多与总统任期错开，只对国会负责。如FED并非美国政府的内阁组成机构，与财政部之间也没有任何人事任免关系，但其社会地位和公众威望却高于财政部。一方面，其政策制定主要依赖公开市场委员会，无需总统和政府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中任何人批准；另一方面，FED最高管理机关的联储理事任期14年，理事会主席、副主席任期4年，虽然理事由总统任命，主席、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由于与政府换届错开，使得行政部门对其施加影响的空间大为缩小。FED作为中央银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基本上届于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对速发展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SEC仅掌握部分自愿登记的对冲基金情况，对于大多数以私人公司形式设立的对冲基金则毫无办法；而FED也只能基于稳定金融体系的考虑，要求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方如银行等提供相应的数据。对于国会一再试图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入股权基金的做法，FED内部中立的十人专家委员会在2007年6月最新的一次内部听证会上却不予以支持，至今仍无任何专门监管此类基金的法规。至于此类基金对新兴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危及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稳定性的行为，无论是FED还是SEC或OCC都缺乏基本的国际间监管协调上的考虑。目前，它们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也局限于对各自所在国家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且局限于一年一次，缺乏经常换机制和应急救援机制。而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救援显然缺乏适应危机的应急作用，反而造成极大的困扰。这一缺陷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得尤为充分。
此外，1991年，还设立了独立、中立的总统金融工作委员会，由FED、财政部及各类专家组成，为行政当局的金融决策更好地理解金融行业，监督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专业性的咨询意见。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前些年，以美国为主要样本而实行金融分业监管，其目的在于通过分业经营，促进金融各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往相对落后部门的发展进程，同时避免风险的相互传递。经过几年的实践，金融业得到一定发展，金融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监管的目标逐步明确，监管方法也有所改进。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境外金融机构进入，其混业经营的模式以及在母国接受的混业监管与中国分业监管极不适应。一是境外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受到制约，不同机构、不同的业务受不同部门的监管，重复监管，监管过度突出，创新的效率下降；二是国内金融机构因受分业经营的限制，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业务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也逐步开始向混业经营转化，但仍因金融监管部门的分歧，而常常陷入困惑；三是不同监管部门对于同一机构的不同业务，以及不同机构的同一业务理解存在差异，各自出台政策、规章，为金融机构利用政策进行套利提供丁空间，这就暴露出监管上的空白。
美国FED、SEC、OCC等部门及花旗集团、美林集团、高盛集团、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富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业界机构的专家均表示，各国金融业发展情况完全不同，金融体制、政治体制差异很大，金融监管体制也不应照搬照抄，而应从本国实情出发，适时地根据金融发展的特点，调整金融监管的模式及功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及方法等。他们均认为，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不主张中国模仿其体制特点，而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一）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由通过限制竞争来维护金融稳定
转向追求金融稳定、市场效率与监管成本收益的有机结合。英、德等国改革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这从英国迅速上升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海外公司股票发行地和基金最发达的地区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而日本等则是危机推动下适应金融全球化竞争的产物。监管机构的设立既非一成不变的模式，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其核心是协助金融业的发展，敦促金融机构控制风险，为满足市场对外部监管的需求而提供监管服务，通过效率改进来维护金融的系统稳定。那种将监管作为外生变量，视为金融发展的成本而非风险的管理者、效率改进推动者的看法显然已不适应新的金融全球化与创新的形势。将监管作为服务，直接决定监管体制的内涵将发生根本变化，也是应对金融全球化与创新加速的挑战的积极反应，主动地为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提供信息服务、政策支持和支付结算服务等，而不仅仅是监督、管制和制约。
（二）重复监管与部门博弈不仅给金融机构造成过多的负担，而且也导致监管效率下降，拖延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
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特点及最新的动态来看，各部门也开始意识到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基本信息的及时、全面收集，还是对市场波动的随机应变，都因体制缺陷而可能导致风险事件甚至冲击金融稳定性。因此，应试图在现行体制下，通过对信息收集的统一、共享，提高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除英、德、日等十四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监管，现在已有四十八国采取行动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
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形成的"三会一行"式的监管框架经过五年左右的实践，显现出与上述美国监管体制中极为相似的现象，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三会"之间通过联席会议实现协调、磋商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是每次会议间隔时间太长，丧失了及时交流、沟通的意义。二是对于会议议题由谁提出并主导，如对无法协调或协调结果得不到执行如何处理等事项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约束，尤其是对一些边界模糊的新兴业务监管存在分歧，缺乏牵头和协调机构，很多事情不了了之，从而达不到协调的目的。三是金融领域的诸多业务如企业债券的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境外机构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境内机构发行境外债券、私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零售支付结算服务等的管理却分别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这些部门并不在上述"三会"的联席会议范围之内。这些部门显然在实际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等方面都明显优于上述三个监管机构，而协调这些部门已经不是目前联席会议的功能所能解决的，仅仅依靠部门间联席会议解决监管部门间的争端难以取得成效。
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可借鉴英、日等国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从体制上解决现行监管结构和监管理念的矛盾。在机构设置上，则可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或日本的金融服务厅的模式。在操作上，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分步骤进行操作。针对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组织结构上，借鉴德国经验，考虑部门差异，对于金融市场跨部门的任务由专门的交叉部门负责，如交叉业务部门负责处理涉及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集团的交叉监管问题；负责处理涉及交叉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立法问题，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此外，专设内部考核及预算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各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水平，提出意见和建议，编制部门预算等。此外，针对不同目的，设立多个不同的专业咨询委员会，集中民智，体现专业性特点，由金融市场各领域的专业机构人士、消费者代表和学者组成，为金融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咨询意见，并对各监管部门的执行状况提出评估意见。
（三）基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独立于国务院的领导都不现实
中央银行内设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由于其行政部门的特点，无法保证其完全地代表市场和社会各方的利益，其职能事实上仅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层议事机构。因此，较为现实的是增加主要金融机构和专家的代表，逐步提高其独立性，增强运作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的理性预期。同时，借鉴十国集团的经验，设立跨部门的支付结算委员会，将建立标准统一、系统互联、转换有效的支付结算体系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促进支付结算体系的稳定。
（四）金融监管毕竟是来自外部的风险约束，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从内部有效地控制风险
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充实改善内控设施，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输的自动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实现快速、准确、合理的预测和分析，提供内部控制的信息来源和最终决策支持。修改完善内控制度，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动态地适应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金融体系论文篇13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世界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也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显出其多样性。处于金融创新的大潮中，金融衍生工具有其特有的含义以及发展历程。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FinaneialDerivatives)，也称金融衍生工具、衍生证券，是从传统的金融工具衍生变化出来的，通常指某种具有流通性的票据、证券化的契约或者代表一定资产的所有权凭证。我们将其基础的金融工具称为基础性金融工具或原生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的概念在实务中更为宽泛，指根据某种相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定值的金融工具。
(二)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1，杠杆性
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博大，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值，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但这种杠杆效虚使收益扩大的同时也可以同比例地放大风险。这种特性容易诱发过度投机和巨额亏损事件，正如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我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2，虚拟性
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衍生工具市场的规模有可能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有时会脱离原生市场膨胀，形成经济的倒三角，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造成金融动荡或危机。
3，复杂性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是“火箭科学家们”匠心独具的成果，由多种组合技术构成，很复杂，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很复杂。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难以理解它，明白它的风险所在，再加上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使得它更神秘莫测。
4，未来性
与传统金融交易不同，金融衍生交易的定义我们可知它是对未来的权利和义务做价，合约的订立和资产的实际交割是分离的。市场中的投机者正是利用这种分寓间通过判断市场行情而获利的。
二、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风险
1994年，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及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对衍生商品涉及的风险作了权威性论述。认为衍生商品涉及以下6种风险：
1，市场风险。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风险。
2，信用风险。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场外交易中尤为突出。因为交易所会员制制度保证了进行交易的交易商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信用，风险转嫁到结算公司。而交易所的保证金制度，持仓限制等都使信用风险降低。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合约的期限长短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合约的期限越长，信用风险就越大。
3，流动性风险。一方当事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出货或平仓机会所造成的风险。
4，操作风险。因人为错误、系统故障造成的风险。
5，结算风险。属于广义的信用风险的一种，指在结算日交易时对手未能根据舍约履行责任而引起亏损的风险。因其关系到交易目的能否实现，影响重大，故予以单列。
6，交易目的无法实现带来的损失。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政府监管指政府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政府监管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制中的宏观层面，是对一国金融市场整体实施监管的重要力量。各国均从促进本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目的出发，选择并建立起一套适应本国或地区特点的政府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特点。强制性表现在监管机构的设立、职权的取得等都以相关法律为依据，代表国家履行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职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提讼。广泛性表现在各国的政府监管机构都有权对整个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不仅包括境内交易，也包括境外交易，监管对象不仅包括各类主体如期货交易所、经纪商、结算所、投资者及行业自律组织，同时还包括上市合钧各品种及期货市场的交易活动。此外随着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加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逐步加强监管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1，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实行专职分离型的多头监管体制。由联邦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市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证券市场，对商业银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活动则按这些银行市场准人的审批权限分别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负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是独立于一般行政部门之外行使职权的机关。他们具有行政执行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除在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品种上有所区别外，这两个委员会在基本职能湘工作手段上大体相同。
其基本职能是：(1)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经营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所及行业组织的活动。(2)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各项法规。(3)管理金融衍生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活动。(4)审批各种交易机构提出的申请。(5)协助发展衍生品交易的教育，使衍生品的交易知识和信息能普及于生产者、市场交易者和一般大众。(6)对违反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1)审批可以进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交易品种，决定交易所可以经营的衍生品交易合约的种类。(2)批准交易所的开办以及会员、经纪人资格，批准和确认各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行为规范标准细则，并对交易所和经纪人进行严掐的监督。(3)分析、检查市场交易秩序，防止垄断、操纵行为，避免因价格暴涨暴跌致使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为此委员会有权随时查阅有关交易的账目、文件。被查者必须配合，并接受委员会的相关处罚决定。
由上可知。美国当前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美国人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利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利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规则描述过于细致，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太慢和滞后，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例如控股公司的监管，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得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投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
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以经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反思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种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抨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英国自我监管核心过去是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证券期货管理局等非政府机构。为适应监管一体化趋势：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对市场的敏感度，英国政府于1997年10月将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改组为金融服务局，并根据《金融服务法案》吸收了许多原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和其他监管组织及其监管职能。此外它还接收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查职，能等。《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授权金融服务局从2001年12月1日起全面行使监管职权，从而使金融服务局成为直接负责监管吸收存款、保险和投资业的惟一法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但客观上向财政部门负责，履行了相当于政府机构的职责。这一特色是英国传统上重视行业自律，又适应现代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要求的反映。相比较于美国的多监管机构并存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而导致的监管方式不同，监管法律法规不一致，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各异等问题而造成的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竞争，调和监管冲突，明确监管责任，降低监管成本，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但由于缺乏管理监管权力可能过于强大，容易孽生、垄断和权力滥用。单一监管机构可能因规模过大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也可能因规模过小而实现不了应有的效率。
3，日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承袭欧美模式，就政府监管而言，与英国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日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是按衍生工具的不同类型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实质上是多头监管，即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由大藏省监管，其中与证券相关的期货、期权是由大藏省证券局主管，金融期货商品交易由大藏省银行局_主管，其法律依据是《证券交易法》；农副产品期货期权与工业品期货期权则分别由农林局和通产省管理，其法律依据是《商品交易法》。这种“三省归口”政府监管模式有利于明确各部门职能，容易协调部门内部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配合市场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模式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对部门之间产生的矛盾难以协调。
四、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
(一)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创设了数以千计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是对国外产品的模仿和引进。如果说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金融业便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金融创新更成为了“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经历了1989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大的变革，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五个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建立对于提高金融专业化监管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甩。但是，面对金融业综合经营加快推进的新形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为复杂的新挑战，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在运作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推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对跨行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职，责界定不清晰，协调监管难度大，存在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容易出现逃避监管现象。特别是在现代金融活动全球化、交叉化、信息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监管和稳定(调控)，需要系统性的考虑和迅速的应对。分业监管体系对于涉及系统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管、救助和调控等往往难以形成迅速有效的应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
(二)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