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盲目性理论，即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地道性文学作品中，也包含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论述从客观上留下宽广考虑空间、与话语空间，并构成多维度研讨。因而，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动身，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停止深化讨论与剖析，例如童庆炳教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理想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动身点，论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愈加科学的观念。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动身点，以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固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呈现很多超积聚研讨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厚，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而不会呈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自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时积聚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论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讨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期的差距和语境的隔膜，因而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构造，远比应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白；而应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剖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念论述得更到位、更深入。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办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办法都不是独一的，但能够发作共同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论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而，研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只是“学问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理想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用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讨十分注重。由于这种功用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因而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理想政治斗争中，并从中取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念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效劳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请求，并担负推进社会开展的历史重担。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理想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目标为动身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念，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饰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习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表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用。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厚的肉体文化遗产，促进人类经过对历史的理解而认识本身，并从中取得本身能量与进步。固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停止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拟等根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取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本身开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求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而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深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合理性。而将来的文学理论开展，也需求树立在历史的逻辑根底上，才干进步可行性与真实性。因而，当前盛行的只注重感官愉悦、疏忽深入的群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论述层面来看，都需求与历史亲密联络，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期、偶尔、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2
古代文学不但品类繁多，而且创作价值历史悠久，从诸子百家到骚赋，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小赋，再到明清的小说传记，真是不胜枚举。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古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人文社会和当时的生产水平，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操和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或者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和古代文化以及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古代文学对丰富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情操陶冶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以及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首先表现在文化价值，一部文学史就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文学就是对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反应，中国的文学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于世界的感受，因此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中国的灵魂和血脉，因为中国很多的文化、思想、风俗等都是通过历史史书和文学经典记载传承下来的。其次就是认识价值，阅读古代文学和史书，现代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认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的思想情感，并能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或者故事情节来联想现代社会和自己的遭遇等，常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对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最后是应用价值，古代文学作品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源价值，对当今的旅游事业具有深远的促进作用，古代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名胜古迹具有宣扬的作用，很多人慕名而来，大都是从文学作品而知道的。而且有的作品具有军事研究价值，有的作品具有医学价值或者农用研究价值等。所以，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今社会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4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玉宝.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冷”与“热”[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2]王兵.论古代文学选本的批评机制与理论价值[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3）.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5
[作者简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思考的引发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古代文学课时被压缩，学习意义不明确。认为在当今社会，掌握实用性的知识更为必要，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太远，对个人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附庸风雅的声音时而有之。与国人忽视古代文学教学相反的是在“汉语热”的背景下，外国人对古代文学的向往。不少国家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传承体现在哪里，作为中国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这样看来，在当代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的思考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1]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
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2]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
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
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
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领悟真理
古代文学教学包含着对学生的人格、心灵、情感、审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学生的思想灵魂，使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学中很多优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帮人成才。古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他们关心社会、心系苍生、品德高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教师要通过教学，让学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确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对高远目标的追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在教学过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论的教学观念，才能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饮冰室合集：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81.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6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人们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融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内涵精髓的呈现，对我国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指中国上古时期至“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漫长文学发展时期，有古典诗词曲、散文、戏曲以及民间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的陶冶情操和艺术欣赏，同时也具有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史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历史的进步当中不断滋养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发挥着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当代价值发挥路径
（一）从文化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对一定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刻画呈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不仅涵盖了作品作者的个人思想，从中更能挖掘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时代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和正确思想构建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承载体，将古人卓越的智慧与优秀的思维传递至今，供当代人们汲取和学习，从而使人们更具智慧地投入到当代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当中。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可以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仅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观念形成，也影响着文化领域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依然具有璀璨的文化价值，对当今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力。
（二）从教育角度发挥价值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不仅能够发现古人文学艺术创作智慧，同时更能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厚内涵。中国是具有特殊文化气质的国家，这种文化气质的体现就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中，能够体会中国古人其气宇轩昂的东方文化特质、缜密而精巧的中国式文学逻辑思维以及包容天地的博大情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探究和欣赏的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创作技巧，更能使学习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得到质的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媒介开展教育活动，能够使得学习者的思想建构更加开阔，同时也使学习者的文化底蕴得到夯实。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不仅在中国深具影响力，也是在世界上阅读最为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在很多国家的教育课程中有所呈现，肩负着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光大的使命，同时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精神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从认知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是文化领域重要的艺术呈现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经久不衰的艺术形式。并且文学作品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化呈现方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历经千古沧桑依然深受人们热爱，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探究，其根本价值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以及自然认知层面的引导作用。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感悟到中国古人其卓越的人性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观。这些对人类根本价值的判断和哲学思维的体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人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了解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更使研读者找到了人类面对现实生活困境、内心困境时所做出的智慧选择，以及做出选择的智慧判断依据，进而找到了人生的要义。人的自我成长需要建立在对自我的批判之上，而这一过程是不能在导师的教诲中学得的，只有通过个人的感悟和思辨的过程来获得见解，并对见解进行理性的批判后才能真正习得人生要义。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研究，正是人们实现这一成长过程的有效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精华，对当今时代下乃至未来当中人们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要义的获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追求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发挥着智慧启迪的作用。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7
古代文人最大的关怀是人间秩序的整体，作为其思想载体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并使之成为教学的主线。
1 古代文学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渊源
中国最早的文人，也就是周秦诸子，诞生于“礼坏乐崩”的时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1]，以文载道，以道匡时救世，是他们的目的。
汉代，读经与为官相连在制度上的确立，文人以文救世有了保证。贾谊等便以统治者的身份，为了国家社会的安定和谐，积极针砭时弊，总结治国经验。
魏晋时期，文学日趋独立，玄学成为思想的主流，阮籍、嵇康等人荒诞的行为背后正体现了恶化的环境中其对理想的认真与执著。嵇康目的是“拯救这多灾多难的现实社会”[2]；阮籍也“始终没有放弃济世之志”[3]。
初唐，孔颖达面对经学的中衰，提出“诗人救世”说，这是“初唐儒者自信的张扬”[4]。正是因为这种自信，高适、岑参等不满足于以文救世，投笔从戎。纵观整个唐代，诗人不愿以职业诗人自居，自觉承担起救世的重负。
宋代，统治者感到天变不足畏。于是，文人创造出“天理”为以文救世作最后的挣扎。随着理学的僵化，阳明心学产生，其仍然“是一种具有强烈救世理想的学说”[5]。
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文人救世的热情空前高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忧心忡忡并促进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嘉道之际再度兴起。
可见，中国文人一直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文学作品作为文人表达思想的载体，充满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然而在教学中，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却很少被关注。
2 古代文学价值取向教学的反思与设想
目前，学生对古代文学缺乏学习兴趣，教学深陷困境。有人主张纠正教学内容的偏颇，注重知识性的同时注重审美性、艺术性。有人主张改变陈旧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实际上，我们在获取知识、审美感受的同时更需要寻求生命的安顿，这更是靠外部技巧的刺激难以达到的目标。当今学生不愿意学古代文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作品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忽略，古代文学作品传达的普世价值是“古今沟通内在精神，可以消除时空距离带来隔膜，是今天为什么学习古代文学的答案”[7]。
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在注重教学内容、形式改革的同时，回归古代文学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重视作品的普世价值，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具体设想如下：
其一，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成为人们的共识之后，科学便开始了对精神的侵占，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反映就是片面地强调知识性，采用看似科学的手段对古代文学分解、量化。当我们意识到科学的理念与手段并不完全适合于对古代文学的把握时，又一面转向重审美性、文学性。作为教育者，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和任务不仅是要学生掌握知识，学会审美，更要通过古代文学作品传达的普世价值，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善良的品行、担当的精神，只有达到这样的目标，才真正做到了“一身化作千百亿传播给社会并达到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8]。为此，我们必须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
其二，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贯穿教学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先后普遍使用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有两种，两本文学史的价值取向都带有时代的特点。游本文学史于20世纪50年代编著，注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作品突出人民性、阶级性，倾向性鲜明；袁本文学史于20世纪末出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时，反传统，倡导个性，肯定欲望，尊重自由是其价值取向。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已经出现道德缺席与价值迷失等一系列问题，这势必要求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价值取向作出适时的调整，笔者一向主张应该把终极关怀作为贯穿教学的主线。
古代文学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多变，价值取向就直接决定选什么样的作品进行教学，间接影响塑造学生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应该把研究与教学区别对待，在讲解作品的选择上要有利于终极关怀的体现与表达，消除古今时空的悬隔，使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到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一脉相承性，塑造学生的使命精神、责任意识。
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求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学到知识，学会审美，还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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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顾炎武.亭林文集・与人书三[A].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8.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8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按?髯苑痔澹?加诠乓荩?我院何耗媳背??我蕴啤L埔院蠹桃悦鳎?嗦纪?敝钊酥?鳎??患八巍⒃?8亲岳蠲窝舫?欢撂埔院笫橹?担?昂笃咦勇室源寺巯嗌小E柿?茄。?淌侵疽病！薄把?祷ヒ欤?酥泵?踔??H胫鞒雠??辉嫡嬗邢薅稀X屎竽∧庳馇粤鞅淄蚨耍?煊牍?病⒕沽晖?芎笕酥?咐鳌F穹歉咛甘⑵?幸约ぶ??熘脸龆?炊?酰咳幻骷韭凼??常?杏谄咦印F咦勇凼??迹?煌獯吮嗦级?嬷?R嘧阋约?缁岜淝ㄖ?省J欠欠淦鹬?桑?纯煞弦病！弊魑?捌咦优傻牧炀?宋铮?钆柿?蘩砺鄹倭煨孕?裕?耸?柩”静宦继拼罄?院蠹八卧??璧淖龇ǎ?晌?锤垂排晒セ鞯目谑怠K淙还攀?肜指??糠质苋粟覆〗仙伲?迫贲痰摹豆攀?狻费∈?嬉?取豆沤袷?尽饭愕枚唷！端目馊?樽苣刻嵋?肪硪话倬攀??乐有省⑻吩?骸妒?椤罚骸笆鞘榉补攀??寰恚?剖????怼4笾家韵斯钣拿煳?冢?愣阂欢?码h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I，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I，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9
（一）文物古建筑的历史价值
古建筑是与现代建筑相对而言的，泛指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建筑物，但按照传统习惯，如果民国初的建筑在用材、形式、艺术和结构上如果与古建筑类同，也会被称为古建筑。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主要从社会、政治、文物考古、史料记载等方面进行见证。在历史信息系统中文物古建筑占有重要地位。《威尼斯》第一节明确指出，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能够反映当时的各种信息，也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的见证，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如保定淮军公所就是很明显的历史见证，它是李鸿章为纪念阵亡的淮军将士而建的昭忠祠，后来改为李公祠堂。再如古城保定具有2300多年的历史，自古就属于京畿重地，元朝时期设为郡，明朝时期建为府，清朝设为直隶总督署。古建筑颇多，有大慈阁、古莲花池、钟楼、老城根、清西陵、清东陵等等，都是了解古城保定的实物依据，更是了解其历史变化的重要根据，各种变化也反应当下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是记录历史的无声语言。文物古建筑成为判断历史实证、补充记载历史缺失不可或缺的铁证。因此，文物古建筑反应的是一部活生生历史，通过人们在游览过程中对古建筑的审美体验，感受历史长河的流逝与人世兴衰。文物古建筑的历史性在于能够反应历史的本来面貌。研究某一时代的科技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除了翻阅遗留的资料文献外，离不开对那一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的研究。古建筑是记录历史的铁证，如果一旦毁坏或拆除，就不可能再得到。即使通过查阅资料或文献重建，得到的也只是个复制品，一个仿古建筑，其历史价值将大大降低。文物古建筑是历史时刻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晶，能够较全反应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活动和文化特点。其历史代表性强，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多样，因此，被我国作为特殊的不动产，具有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双重价值。
（二）文物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古建筑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它融合了材料、建筑技术、美术、雕塑等为一体的造型艺术，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有美的享受。文物古建筑的艺术价值主要通过空间造型、装饰美；名胜古迹景观艺术；塑像、壁画等造型艺术和不同时代的题材、独特工艺等体现出来的。这些美的景象能够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文物古建筑借所用材料，塑造形象，畅情达意；利用有限的空间表达无限的造型美，立体空间结构表达人们的审美需求；如果仔细赏析古建筑，会发现建筑构件和单元凑成美妙的音符，有明显的节奏感。古建筑被视为无声的音乐、无言的诗词、立体的画卷。文物古建筑能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从建筑造型、装饰和环境设计直接讲述给人们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情感伦理和审美情趣。从审美价值或欣赏价值来看都能给人美的享受，给人艺术启迪，陶冶人的情操。对于现代建筑，可以应用和借鉴其精华以表现创新手法技巧。文物古建筑所体现的艺术价值，古代普通人们建造建筑为了满足起居之用；而皇宫的建造是不仅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方便起居之用，并要求权利和生活相一致，从用材、布局装饰等艺术方面体现威严。艺术表达成了建筑的重要的环节。美术品与工艺品种类繁多，用于建筑的大多是书画或雕塑之类，其艺术价值丰富，既具有观赏性，又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性。古代匠师在建筑装饰中善于利用色彩搭配，因为古建筑多用木质材料，为了防腐，匠师采用刷涂漆和桐油的办法，已达到美观耐用。后又用彩绘于建筑中表达了人们对美的需求。人们对古建筑的参观旅游过程中，最先感知的就是文物的艺术美的视觉受宴，也最先意识到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三）文物古建筑的科学价值
从文物古建筑的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文物古建筑的科学价值主要指技术史和科学史的价值。任何科学技术的展现都反映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都会受到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各类古建筑都蕴含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科技信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创造出超当时科技的产物。因此，从古建筑的科学技术水平可以反映出新发明的还是稳定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也能反映是否是科技衰退时期的水平。都需要通过对古建筑的细致研究才能知道。不同的文物古建筑可能产生的年代不同，不同类型的文物古建筑又是不同时代的象征，从古建筑的科技水平能够很清楚的描绘出当时时代城市建筑发展的轨迹，也证明了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水平。如直王家大院无论从布局、材料和结构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它的科学价值。古建筑的营造技术是人类科技的发展与智慧的结晶。不同类型的古建筑，其结构、风格和设计手法，均体现了科技发展水平。如古典园林的构建，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它利用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等技术营造出有机的整体。筑园技术是人类科技进步的缩影，也是时代文明发展的标志。对于文物古建筑的判断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即具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来判断，但是真正的判断一座古建筑是否是文物古建筑，是否值得保护和利用，却是有一定的复杂性。而且由于人们价值观的不同，判断是否文物古建筑更是很大的难度。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尺度去判断。文物古建筑的判断也受当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也就是当下时期的衡量尺度受科技的发展，反之判断尺度也能证明当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对文物古建筑的评价尺度和认识深浅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只能用一般方法来进行。一旦有新的科技出现，对文物古建筑的确定就容易些，对文物古建筑的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二、文物古建筑的外在价值
如果说文物古建筑的自身内在的价值或其绝对价值在于历史的、艺术的和科学的价值。那么被人们忽视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则属于文物古建筑的外在价值或相对价值。
（一）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是人自身通过实践活动来满足社会或其他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所做的贡献。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就是就是文物古建筑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即对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两种影响。从物质层面上讲文物古建筑具有科研价值，即我们能够通过对古建筑科学技术的研究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科技水平，文物古建筑还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旅游上，旅游不仅可以发展地方经济，还可以提升地方形象；从精神层面讲文物古建筑不仅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它已经成为社会群体心理的组成要素。因此，社会群体一旦对文物古建筑形成成熟完备的价值观，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或社会的建筑遗产的发展，从而提高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或对各民族的认同感。由于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没有精确的量化标准，而且社会群体的阅历、文化程度都不尽相同，由文物古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内容也会不尽相同。文物古建筑的这种社会或情感的价值已逐渐成为古建筑遗产保护的新观念之一。古建筑遗产也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丰富的源泉。比如圆明园，首先会让人们联想到八国联军进北京，对圆明园造成的破坏，从而激发人们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二）文物古建筑的经济价值
古建筑就我们城市发展来说，往往对它的价值认识存在着一种偏差,一般的注重其内在的价值即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总会忽略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学者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艺术品和艺术所产生的效应，除了知识活动、发展文化和赢得他人尊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外，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来源，这一点是得到普遍承认的。”[1]文物古建筑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使用价值和旅游开发等方面，它的开发和利用可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文物古建筑社会价值的形成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可以给相邻地段带来增值。旅游业的开发带动其他产业链的发展，比如商业、服务业等。旅游业多以门票的形式直接实现其经济价值，由此带动起来其它效益则是一种间接的收益。直接实现的经济效益则是有限的，是可以估算的。间接地收益是无限的，不可估量的。如洛阳古代建筑带来的经济价值非常可观，每年大约有4000万人次国内外旅游者去洛阳参观游览，具统计仅仅2013年，洛阳市全年共接待旅游人数860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5.02亿元。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如此客观的经济收入数字，既是文化的消费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这是洛阳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条件。[2]这旅游所带来的间接收入是无法估量。
三、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
（一）古建筑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了外在价值
这一类文物古建筑大多属于部级重点保护对象，或者是因为这类古建筑应用到的科学技术无法复制，或者是因其文化内涵丰富，艺术价值巨大，无法比拟。如果在继续使用或开发，会严重破坏到文物古建筑的保存和遗留，并且会加速其老化或损毁。这一类建筑只能对其保护而不能充分利用，或者只能变换其原有的职能，而降低了其实用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不成比例关系。
（二）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都很高
这类古建筑一方面其内在价值为外在价值带来可观的收入，通过外在价值体现出其内在的价值，一方面通过其使用价值来实现经济效益。因此，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也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类古建筑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再加以开发和利用，使其外在价值的实现得到最大化。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0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1
一、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价值本体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系统庞大、思想深远,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价值论文化。中国古代园林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具有十分完整的精神价值体系,其精神价值本体是探索和追求人生的理想、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信仰。因此,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园林也必然具有其精神价值本体深层的精神本体,这就是中国古代园林的灵魂所在。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本体的核心是人生价值论,集中强调人的修身养性,倡导追求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德性”,教育人们按照儒家“仁德性善”的道德规范言行,去实现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的人的最高境界。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形而上者谓之道”,所谓道就是伦理道德,就是传统文化价值的最高境界,就是其精神价值的本体。同理,中国古代园林本身也就是一种物化了的价值文化,它注重精神内蕴在建园设计创意上的指导作用,重视人文精神在园林建构中的包藏与蕴涵,重视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它的建园理念、它的建造风格和特色以物化的形式展示出历代中国人民人生价值的探索、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其精神本体就是园林建园理念、建园风格和艺术特色所蕴涵的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探索。
二、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价值的生成
中国古代园林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人们探索人生价值、探索自然、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接近与窥探,也可以从内心体悟、静心思考。中国古代先民世世代代都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依天靠地,尊天重地,祈望可以生存和发展。这种原始的心态只是由动物想要生存的本能催发出来的,因为中国的先民对于自然界的心态非常的纠结:他们对自然界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是大自然哺育了他们,大自然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是同时他们又对自然界感到害怕,害怕那频发的天灾人难。所以从人的生存生活出发去认识对象的本质,便是中国古代园林造园设计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构成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价值观的重要支点。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古代的先民们,由于对外界事物认识肤浅,就将精神与现象世界混为一体,形成了浑茫不分的独特文化特征。他们将精神视作宇宙间普存的始基,即元气的一种形式,实际是清气,布于天故名精神,而且他们把人的精神意识看做是这种清气的禀赋。庄子在寓言《逍遥游》中以具体化的譬喻彰显了“精神的自由,超越主客,物我合一”的思想,将精神作为宇宙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加以考虑,即是“天人不分,物我一体”的思想,这便是泛神论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古代人精神价值观的特点之原因了。这种“天人不分,物我一体”思维的精神价值观与中国古代先民对园林建造的审美心态相符合。依山造型、邻水建园,顺应自然,融入自然,天人不分、物我一体的建园思想既可使人们躲避自然界频发的灾难,又可使人们与自然界和谐相伴,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优美环境,即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价值生成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价值的呈现
中国古代园林中的精神价值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精神价值的特殊感受方式之上的,是通过园林建筑、园林景观、园林题刻、园林诗画等物质形态将其园林的精神内涵呈现给人们,即通过人们游园居住眼观园中美丽景观、耳听林园中鸟蝉啼鸣、游览园中无限风光、鉴赏诗画楹联题刻、体验领悟人生真谛。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2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至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于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着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3
我国古代的文学为当代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自从党的十召开以来，我国就对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高度重视起来，下面就对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做详细的分析。
二、我国的古代文学和当代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相关分析
第一，古代文学体现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生活的向往。富强，民主和和谐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谐作为我国经典传统文化的主要理念，和谐既有协和之意，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古代的孔子经常教育他的学生要懂得谦让，平和待人，他在教育学生的时候，积极营造出了一种祥和的教育环境，体现出和睦的气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与掌握，和谐的社会美景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孟子也是如此，他在教育中主张人性化、生动化的引导模式。还有大诗人杜甫，他的诗大多数都表现的是田园的景象，主要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述从而表达出自己对和谐社会的期盼与向往，他的诗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和谐社会和美好幸福生活的共同期盼成为人们心里真实想法的形象化体现。在如今这个比较和谐的社会，仍旧将和谐作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保障。我国也正在努力向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作出奋斗，并且把和平与幸福作为我国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1]。第二，自觉尊重各种生命在我国当代的价值体现。人们一直期待的幸福生活概括来说，也就是平等和自由，在古代文学中提倡的平等和自由也是当代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理念的基本理解。古代文学中通常把自由表述为自然，但这个自然并不是当代人们所说的自然界，它其实是非人为的意思，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情况下产生的。自由主要是体现在意志自由上，同样也包括个人顺其自然生长的意思，是指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例如古代的《世说新语》，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出一种空旷和豁达的意境，表现出自然环境下人们的率真，读过之后，不禁眼前呈现出一副祥和，怡然自得的自然情境。大家对论语的印象应当比较深些吧，一句“匹夫不可夺志也”将大丈夫的形象表述的多么高大，顿时涌出一种阳刚浩然之大气，还有李白的好多诗词，句句都表现出自信，顽强。在当代这个环境不断变好的基础上，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懂得了以人为本，知道了和平共处，尤其是我国的领导人时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尊重人们的主体地位，对百姓的要求也尽力去满足，一切决定都以人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特别是在近年来更多的关注了人们的德、智、体等全面的发展，大力促进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2]。第三，对当代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处理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爱国和诚信应当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也是必须要具备的良好品质，它是从行为层面进行当代核心价值观理念的最好凝练。古代文学和当代的核心价值观都要求我们要热爱祖国，爱国已经成为古代诗词内容的永恒主题[3]。
三、怎样在古代文学中践行当代核心的价值观
第一，找到乐趣所在，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搭建有利的桥梁。由于多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在消费中更注重档次。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盲目的追求影视剧，这些影视剧中也存在趣味低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网络剧都是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更好传播的，例如，古代文学的一些经典文化也时常在当代的言情小说中体现出来，让经常看言情小说的人更多的感受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利于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层次延伸。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古诗词的朗诵和意境的感触，情感和内心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更生动的体验到自由，从而追求精神层面的独立，这正是对当代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践行。第二，弘扬古代文化的精神，达到知识和实践的统一。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中提出，传统文化精神是当代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灵魂，因此，对古代文化的弘扬，也是对我国精神的坚持，更是当代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文化体现出的精神其实是人们对大自然和世间万物发表的观点，是人们的一致看法。古代中的《女娲补天》告诉当代人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仍旧可以为更多人的利益奉献自己，可想而知，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处于美好生活环境下的我们无法体会奥林匹斯众神在万分危急时刻同猛兽作斗争的那种顾全大家的意识。为更多人利益着想的这种中国精神已经深深的累积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里。虽然如今我们青少年面临的就业压力很大，一时的迷茫会造成心灵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是仍旧不能妄自菲薄，需要好好体会古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把握中国精神，努力的做好每一步，扎实基础，实实在在做人，从而将当代的核心价值观转化成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将文化语言变为实际行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学成为经典文化，不仅包含有文字知识，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丰富的诗情画意，作为当代社会的一员，应当大力的弘扬古代文化，力争将中国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参考文献：
[1]胡乃文.爱国: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价值观[J].文教资料,2016(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