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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
一.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
首先，《红楼梦》是一部将神话与现世高度融合的章回体小说。小说中将宁、荣二府的故事与太虚幻境以及癞头和尚等情节多次穿插，给读者带来了虚实结合，玄幻奇妙的独特阅读体验。此外，小说的情节更是生动曲折，让读者欲罢不能。这样的写作方式及特点，在当时的文坛绝对是头一份，就算在现在也是极少的小说可以做到的。
二.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红楼梦》更是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就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历史”。虽然我们在《红楼梦》不能找到真实的朝代特征，然而，正是这关于朝代的不确定性，使得《红楼梦》的历史价值更加凸显出来。要知道，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盛行文字狱的封建年代，如果不是作者在创作时模糊了小说的朝代，我们又怎么能在今天看到它其中丰富的历史资料呢？《红楼梦》里涉及的有许多类的历史，在美食、诗书、器乐乃至建筑等多方面都有很详尽的内容与知识，这其中就有许多是多年来已经被时代逐渐遗忘的珍贵历史文化，因此，读《红楼梦》对我们了解这些方面的珍贵历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三.超前的价值诉求
然而，《红楼梦》的价值还远不止如此，书中更是充满了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的深刻批判，并且提出了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曹雪芹对于社会腐败的大胆控诉以及对于等级制度的全面否认是多么的坚决而珍贵，这在当时的社会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前卫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
四.女权主义视角
最后，还要提一下《红楼梦》中曹雪芹提出的关于女权主义的价值。在当时社会，女性绝对是属于被压迫的人群。而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女权主义却被很好的体现了出来。首先，小说中的主人公宝玉便是一位“女儿洁净论”的守护者，他把男人都看为浊物，认为只有女孩才可称得上“洁净”。而贾母更是家中的长辈更是家中的主心骨，这一点也体现了曹雪芹对于女权主义的倾向。小说中的王熙凤更不必说，她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能力却颇高，整个荣国府上上下下无不惧怕她，这更是作者重视女性的体现。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不得不说，《红楼梦》成为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名至实归，而我们读这部小说的理由也就显而易见了。这部小说不仅仅在文学方面有着极大的成就，影响了我国几百年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与文化方面更是举足轻重，为我国的许多传统文化增添的灿烂的光辉。
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读《红楼梦》，为的就是到这部永恒的经典之中去感受文字之美，沉浸于书中的文化历史之中，更要吸取到作者早在几百年前就为我们留下的藏在书中的精神与他对人生的感悟。这便是《红楼梦》最伟大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2
“红楼三钗”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树立的三个重要的年轻女性形象，按照出场顺序依次为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为了了解和分析三钗，不得不谈到贾宝玉，尤其是三钗与贾宝玉之间的情感关系。抓住这条主线，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红楼中代表女性青年背后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社会烙印。
首先，红楼三钗的才情不同。三人中最具备诗情的是林黛玉，在林黛玉的世界里，诗才能达情，只有在诗的意境中黛玉才能怒放其生命。著名的《葬花辞》是其一部经典的伤感之作，用落花无情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和坚持。“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悲观、痛苦的感情无处释放，用花的命运寄托自我的哀怨。薛宝钗博学多才，琴棋书画各方面精通，其知识涉猎面较广，可谓是多才多艺的旧时青年，但是她的才气带有夫子气。史湘云在红楼中被称作诗疯子，她的诗情与黛玉不同，才情豪放横溢不羁，展示了史湘云对自由、豪迈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三钗在个人价值观上存在本质性差异。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两人对未来之路的选择不同。薛宝钗起初的梦想是通过宫廷选才人，将其选入宫中，享受达官显贵的地位与荣华，而黛玉对宝玉的爱情让她初进贾府时就表达了嫁给宝玉的决心，黛玉追求自由和率真，对宝玉执着专一，宝钗希望走的是康庄大道，两个人在价值观取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薛宝钗看来，黛玉追求的是儿女私情，而其所向往的是仕途之路。
另外，黛玉与史湘云的不同在于对世间万事万物所持的态度不同。黛玉心生悲观，对人世间的事和物抱着残缺与悲悯之心，总是将自己放于贾府的寄人篱下之意，难免事事悲观丧气，难为自己。而史湘云则不然，从她的诗中不难看出其积极、乐观的心态，不会自寻烦恼，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史湘云真正地体会过作为下等人所受的苦，因此，她主张宝玉求取功名，这点与薛宝钗有些相似，但同时，史湘云把名与利看得很淡。在我看来，史湘云是处于薛宝钗和林黛玉中间的调剂人物，在《红楼梦》中是难得的一个人物形象。
最后，三钗在红楼梦中的命运不同。三钗无论才情如何横溢，青春如此照人，但最终都不能逃脱香消玉焚的命运。在当时男权时代，女性的命运完全无法实现自主，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薛宝钗作为大家闺秀，身负家族的众望，希望有朝一日凭借美貌和才情选入宫中，光宗耀祖。因此，宝钗与黛玉和史湘云相比，更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后来变得不再是她自我心甘情愿。虽然最终被迫与宝玉结为夫妻，在与黛玉的斗争中貌似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有谁能读懂其内心的挣扎和无奈，尤其是宝玉将自己的爱情和心灵都交给了林黛玉，只留给宝钗一尊躯体。两个人的悲惨命运在封建社会礼教思想中是那么的悲惨、凄凉。林黛玉对自己的爱情执着、自我，代表了当时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想。尽管黛玉最后得知宝玉的婚事之后，灵魂被抽走，但是她那颗倔强的心仍支撑着她的身体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相信自己的爱情，呼唤自己心爱的人，谱写了千古遗恨的篇章。宣泄出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悲情。才与情兼具的林黛玉的短暂一生值得我们当前女性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去研究。而史湘云最后的命运更为凄惨，这与史湘云的性格不无关系。湘云对于婚姻听从了叔婶安排，婚后努力迎合家庭妇女的要求，在性格和思想上已不再是史湘云。其丈夫死后，年轻的史湘云被迫守寡，在红楼中消失。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史湘云花一般的年纪就从一而终，再也不能嫁作他人妇，这是我国女性在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
二、红楼三钗的形象树立
林黛玉在红楼中被曹雪芹称作潇湘妃子，其前生是绛珠草。所谓绛珠草，就是红色的珠子，暗示着血泪，寓意黛玉好哭的性格和其悲惨的命运结局。林黛玉的爱情是用诗情和悲戚的眼泪共同孕育的，执着地追求爱情和真实表达自我的愿望，是黛玉生命中的旋律。同时，黛玉的才女形象，在《红楼梦》中也得以完美展现。其艺术形象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对当时封建社会主张“女人无才便是德”的最大暗讽。整部红楼著作，以主人翁贾宝玉的生活为主线，通过不同的女性对宝玉的情感和关系网络共同编织出红楼这部巨著。三位年轻女性对宝玉的态度，表达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从他们各自的不同结局，抒发了旧时期女性的悲哀和痛苦，进而向世人表达了发展中的中国女性观。
在封建社会，评价女人的标准与现代不同。女人主要依靠容貌和品德取胜。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反传统的手法将书中女生的形象阐释为德才兼备的新女性形象，并且在书中将三位女性有意无意地与男主人公进行比较，在各项才能上都比贾宝玉更胜一筹，这对当时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种无形的批判。
以积极的角度去看红楼巨著，是一部歌颂伟大女性，呼唤女性解放的一部史诗。几千年历史过程积淀下来的封建思想深深地烙在时代中每个人心里，尤其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牺牲了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机会，成为历史的悲剧。从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去研究红楼艺术，人的出生与入世作为当时社会文人的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三、“红楼三钗”形象的特殊意义与现代启示
曹公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内心充满了对民主思想的向往与追求，在男权当政的时代背景中，仍然不能抹杀掉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对于爱情，作为每个女性的信仰和追求，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找到自我，通过对男性的霸权的批判和藐视，将爱情和婚姻作为他笔下三钗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女性的内心思想和对自我解放的渴望来映射封建女性的凄凉。当时文人对女性的关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性关怀。期盼冲破封建黑暗思想的曹公，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投入到红楼巨著的写作中，成功地书写了一部历史巨著，并且被后人专门研究和学习。林黛玉的死，贾府的败，所有物质下的东西被层层挖掘出来，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悲剧人物的凄惨命运看到背后的有价值的东西，在人类心中引起共鸣和反思，因此，红楼引起了巨大的悲剧效应，同时构成对整个封建礼教思想的控诉。
虽然红楼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自红楼产生后带给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红楼的研究一直是整个社会的热点。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诸如黛玉、宝钗的女性人物，甚至存在众多模仿人物，足以说明红楼对当前女性在形象和思想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薛宝钗，我个人认为其身上拥有的众多的美德是当前女性所缺失的，她身上的很多特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谦和温柔是女人的利器，是家庭和生活中必备的美德，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薛宝钗的大家风范，在大是大非面前稳重、识大体的从容和坦诚，灵活处理人生的态度是女性学习的主要优点。
黛玉是曹公刻画最精致的人物形象，也是全文最受宠爱的角色，刻画得如仙子降临世间，不受世事的污染和沉淀，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爱情世界里，对自由和爱情拥有一份坚定而伟大甚至让人悲戚的执着，敢爱敢恨的大爱面前不去委曲求全，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最后的血和泪哀悼自己凄惨的命运和孤独的灵魂。将她和宝玉的爱情随着生命的逝去而随风飘荡，憾入每个人的心中，谱出一曲悲歌传唱世间。
史湘云的自由、豪放是其最大的优点，犹如新女性中的开心果形象，在哪个角落都能发光发亮，永远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带给周围的人欢乐和开心，同时给自己的人生带去多彩的生活阅历。同时，她的感恩之心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学习的宝贵品质，对生活中的失败与成功都保持感恩的平常心，用知恩图报去感受生命赐予的每种生活经历，用平常心面对挫折，看淡生活的得与失、名与利。
现代女性从林黛玉身上应该领悟到对爱情的执着和自主，拥有一份自己为之追求的勇气，为自己挣得一份美满的爱情，但无论在面对人生的晴天还是阴天的时候，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像薛宝钗那样为自己做好积极的准备，努力为自己寻找机会，更要从史湘云身上学会用感恩来报答生活，用自己的快乐感染生活中的每个人。三钗每个人都有让新时代女性学习的优点，每个人各有优缺点，不存在完美的人，只有不断进步和努力的魅力女性，才能在各个阶段感悟不同的生命历程。
新时代的女性拥有的新思想和其内外兼修的优秀品质，在柔美的性格下拥有坚强的心，最可贵的品质是拥有独立的人格和不断追求自我正当权益的意识，在当前职业化分工如此细微的时代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在事业和家庭中不断感悟生活，品读人生的四季变化，在多彩的人生中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拥有智慧而快乐的人生经历。现代女性应该是用知识打造的淑女，可以笑对人生的跌宕起伏，用灿烂的微笑面对人生的每个季节，能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绽放不同的个人魅力。
参考文献：
[1]李艳梅.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3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4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5
一、 历史背景
任何伟大艺术结晶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一部小说 所描述的人、事都必须置于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背景是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及其 命运更迭变迁的载体。《红楼梦》和《京华烟云》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是 分不开的。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这时候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走向 没落，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在走下坡路，封建制度走向灭亡已经是必然的趋势。这样的一个现 实在他的作品中，有着真实的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情形，就是当 时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满清贵族地主经济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满清贵族地主 经济的落没景象，也代表着中国整个封建地主的落没景象［1］73。这部作品淋漓尽致 地揭露了当时封建官僚地主的腐朽面目。某些反封建的因素，也在这部作品里流露出来。掩 饰不住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痴迷，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 现代生活的小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70万言的的长篇巨制《京华烟云》终于诞生了，它是《 红楼梦》的“近代版”［2］。《京华烟云》的整个故事就是处于近代中国风云变 换、改朝换代的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整部书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变迁为纬，详述 了北平姚、曾、牛三大家庭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从侧 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 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 发等历史事件，或褒或贬地描写了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国特色人物。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 的全景描写［1］73。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者思想载体的话，那么《京华烟云》可以 说是林语堂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体验与认知。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乱世与老庄的生活背 景有着相似之处。如何在一个时代中体现人与宇宙万物共同生存的价值，这就是作者一直想 要寻求的答案。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解放的烽火点燃了林语堂的爱国主义火种。他在给郁达夫的信中 坦露了《京华烟云》的创作动机:“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做也 。”［1］72这句话明确地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且在文中有多处反映，“不到山 河重光，誓不回家乡”。这是《京华烟云》结尾时军民所唱的一段歌词，也是林语堂写作时的 心声。作者难能可贵的是把爱国精神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以 升华，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林语堂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应该把 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去。但作为一个作 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他认为要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必须借助小说这种手段来表 达。这些就构成了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的初衷。
二、 人物设置
《京华烟云》在人物设置和造型方面借鉴《红楼梦》的地方有很多，林语堂认为《红楼梦》 、《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哪一部成功不在于复杂人物之描写?所以《京华烟云 》体裁，也是故意如此”［3］273。
《京华烟云》人物众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小说 中人物设置作了这样的说明:“至故事人物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 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 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 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3］273
对创作而言，《红楼梦》这部小说留给林语堂的记忆和表象，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审美 心理，进而影响到了《京华烟云》中两位主要女性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塑造。对于《京华烟云 》的主要女性形象姚木兰与姚莫愁的创作渊源，林语堂巧妙地借鉴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 塑造出了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将自己心目 中理想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木兰。而作者笔下的姚莫愁这个人物形象则从《红楼梦》中 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作品中摒弃了薛宝钗性 格中伪善的一面，塑造了莫愁为人实际、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这些 成为《京华烟云》中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创作最初的来源。
《京华烟云》中的木兰继承了史湘云性格中爽朗乐观、豁达大度的一面。面对生活的种种沉 浮，木兰始终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心境，胸襟开阔又自然洒脱。木兰生性活泼，写起文章来才思 敏捷，在日常的谈吐之间，她又多诙谐风趣，对人对己都是不拘小节。人们常说人如其字，木兰 的字就像男人的字，“笔力遒健，不太像出诸女人之手。字有半寸多大，字体庄严大方，笔法奔 放，字与字间，时有连笔，足见写信人潇洒豪迈”［4］。
林语堂曾说:“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易的办法，是问他在黛玉和宝钗之间更喜欢哪个，如果 喜欢黛玉，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喜欢宝钗，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5］ 从《京华烟云》的对话中便可知道，木兰是欣赏黛玉的，而莫愁刚好喜欢宝钗。《红楼梦》中 的薛宝钗，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资质聪颖，既会对上逢迎，又会对下安抚，博得上下的一片 赞扬。宝钗的思想观念和举手投足均迎合封建时代大家闺秀的审美观念。莫愁在外形上和性 格上都和《红楼梦》中的宝钗有相似之处，莫愁为人实际，性格稳健。莫愁在日常生活的为人 处事中总是大方得体，只在偶尔时会发表一下自己的见地，若心里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在无法 抑制之下，也不过嘴角边流露一丝微笑而已，这些细节方面像极了宝钗。就像林语堂所说，木 兰是“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莫愁则愿意“以豪华为表，以淳朴自然为里” 。
三、 哲学精神
在哲学精神方面，《京华烟云》以庄周哲学统领全书，要表达“一切人生浮华皆如烟云”的道 学思想，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认为，《京华烟云》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主要创造了哪些艺术形 象，而在于传递了这样一种哲学思想－“浮生若梦”［6］。这是林语堂赋予小说 的主旨。林语堂根据庄子的哲学精神强调了人的永生是种族的延绵，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永 恒的真谛。
在《红楼梦》中，儒道佛三种传统文化都有所反映，我们感觉到“红楼角色”与传统文化的关 系问题，即在“宝—黛—钗”三个主角身上看到了与“佛—道—儒”三种传统 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佛家文化在贾宝玉那里反映的情况，宝玉最后看 透红尘俗世的纷繁，皈依佛门;道家文化在黛玉身上的反映，如道家讲求修养身心，由身及心， 林黛玉身体羸弱，因而心情欠佳，总是心怀悲戚，吟唱苦词;以及儒家文化在薛宝钗身上的反映 ，如宝钗重视传统的仕途观念，一直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而真正支配贾宝玉和林黛玉 二人生活的精神因素，则是由庄子所阐明的道家思想，或者说，庄子的道家思想在《红楼梦》 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一个主导的核心地位。
当中国文学发展到18世纪的清代，《红楼梦》的出现真正让我们看到了庄子的艺术精神在文 学领域的发扬光大。《红楼梦》的艺术创作真正体现了中国人追求艺术的人生的崇高理想。 作者就为我们开列了许多历史名人名录，这些古人或为逸士高人，或为情痴情种，他们在实现 了艺术人生的同时，还成就了文学艺术的事业。
《京华烟云》主要反映的也是道学精神，小说中对木兰父亲姚思安给予了详尽地描写，他的 生活形式以及人生感悟也构成了小说的整体基调，这就是那种浑然天成、顺应天道，遵从自 然，怡然随和的生活艺术。姚思安正是在乱世中倡导老庄学说的代表人物。他潜心研读道家 书籍，收集古玩，修心养性;他乐于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如一个悠然自得的哲人，将世间万 物淡然地化于胸怀。如果说一个人的思想是决定其行为的主要因素，那么外在的行为活动正 是人物思想的体现。然而“道可道，非常道”。作者将自己的体悟倾注在他所钟爱的人物姚 思安和姚木兰身上，让他们在四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在庸庸扰扰的俗尘俗事间自己去面对。
书中第三部题为“秋之歌”，取庄周“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之周而复始，由平淡之 至趋向绚丽，再由绚丽之极归于平淡的循环过程［1］74，秋季的歌声象征着“树叶衰 落之时，春天已经开始”。生命由沧海中的一粟到最后的融合，是由闭塞走向开阔，由单薄走 向浑圆，由狭小走向博大，这一过程，就是老庄哲学中所谓的“道”，是一种过渡的力量，是一 种由旧到新的演化的力量，也是一切事物的宏观趋向。这是把古老的道家哲学与现实的社会 相联系，将中国悠久的道家文化与世界的客观发展规律相联系而得出的伟大预言。正如林 语堂先生所说，“道”是中国人的科学，科学即是世界的“道”。道家遵从神秘化了的科学， 科学探索日趋浅显的“道”，本质上是共通的。
四、 历史文化
从《京华烟云》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来看，《京华烟云》以艺术形象来向外国人全面地描述中 国的历史文化。林语堂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国当时社会 的风土人情。林语堂的初衷是把《京华烟云》当做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 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这扇大门里了解进而熟悉中国社会。小说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游，引导外 国读者跟随作者一起观赏各种景致，同中国人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一起感同书中 人物的喜怒哀乐。
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评价《京华烟云》时说:“此书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 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得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7］这 里所说的“哲学意义”，不应仅笼统地概述为“道家哲学”，而几乎可以看做是人物心灵成长 和完善的历史。这也是《京华烟云》的精妙所在:它所讲的文化，是灌注着生命灵性的文化。
《京华烟云》叙述特点上明显借鉴了《红楼梦》。因为作者设定的阅读对象是“洋人”，所 以小说中许多对于中国人来讲，不必详细说明的内容，作者也予以详细地说明和讲解。比如， 姚木兰的婚礼，写出了木兰丰富的陪嫁，各种珠宝玉器的名称、数量均有详细的记载。与此 相对应的是，《红楼梦》中对秦可卿葬礼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王公贵族极为 奢侈的排场，从而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木兰的婚礼也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富有家 庭婚嫁的场面，从而满足了他们对那个时期中国一个富贵人家婚礼排场的好奇心。
《红楼梦》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饮食方面的描写，例如许多节日中的宴会，林语堂对此也非 常感兴趣。因此在《京华烟云》中，他所描写的大家族的饮食文化已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味觉 方面的要求，而且他还把饮食和药物联系起来，饮食可以用于健身治病，却又不像西药那样 有副作用。不仅如此，饮食文化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情趣。《京华 烟云》一书中除所描写的中国饮食习惯与西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之外，还有对居住、休憩等最 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描写。这对生活在充满现代气息的“人为”环境中的西方读者来 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西方读者可以在此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
从两者所反映出的文化价值观来看，《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其中 表现得非常丰富。从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它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 因子来说，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作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红楼梦》 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巨大宝库。
《京华烟云》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从文中的人物反映出来，如林语堂赋予了主人公姚木 兰“中西方合璧”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姚木兰，不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理想组合，而且也是 中西文化思想的辩证统一，在她身上体现了作家中西融合的女性观。作家让木兰在婚恋生活 中扮演了一个难演的“双重角色”［1］76，一方面她顺从地接受了父母之命，并力图 进入贤妻良母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在心目中深藏着自己所爱的人孔立夫，甘愿任何时候为爱 情赴汤蹈火。书中既显出她的理性及与世俗的融洽一面，又流露了她的任性与坦荡，小说将姚 木兰性情中的矛盾调和成一个统一体，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无形中流露出作者特有的文化价值 观。
总的说来，《红楼梦》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经典小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所传达的思想对后世文学 作品的产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 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作为一部近代版的《红楼梦》， 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以及传达出的庄周哲 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其艺术的独特性及丰富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 的小说开辟了道路，为中国艺术创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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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立国.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 北京:蓝天出版 社， 2004:45.
［3］万平近. 林语堂评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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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价值篇6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7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8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英国人讲，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不愿失去莎士比亚。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一样，用文学的火把给人以真情，给人以温暖，给人以诀别旧制度的勇气。《红楼梦》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已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中注入了代代相承的历史基因。民族的大师与经典，是我们文化生生不息的创新之源，值得我们牺牲一切去珍视和呵护。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沈治钧谈道，在一些场合同外宾交谈，发现他们对曹雪芹知之甚少。即使在中国，许多人对曹雪芹也是一知半解。比如，人们都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但很少有人知道曹雪芹另一部不朽著作《废艺斋集稿》，更罕有人了解曹雪芹为了帮助黄叶村百姓脱贫，发明并指导村民制作曹氏风筝的故事。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今年举办的纪念曹雪芹250周年系列活动特别突显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界文学大师纪念馆所的国际交流，发动遍布全国的24家曹雪芹红楼文化发展联盟成员全国联动开展纪念活动，同时通过红楼主题传统戏曲演出及100万人的中国经典图书漂流等活动增强群众参与度，充分挖掘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能量。
作为第四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的重头戏，10月15日至16日来自英国、法国和俄国的世界文豪故居的管理者、研究者以及国内红学、曹学知名学者齐聚曹雪芹纪念馆附近的卧佛山庄，参加“大师与经典：文化遗产的国内传承与国际传播”国际研讨活动。
本届艺术节在曹雪芹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首开其道，从国际视野角度出发，借艺术节良机，广邀世界知名文学家及研究学者齐聚北京，围炉共话，让不同文化在东方文化圣地进行碰撞。
此次研讨活动围绕“大师与经典：文化遗产的国内传承与国际传播”的主题，就以下三个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一是曹雪芹及其文学创作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二是“大师文化遗产的本国传承与国际传播经验交流”；三是“他者视野中的文化大师及其文化遗产”。今年特别邀请到了英国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俄国托尔斯泰纪念馆、法国巴尔扎克纪念馆和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等机构负责人参与讨论。探讨中，各国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异域文化大师的研究与接受历程的研究，进而为本国的文化建构提供参考。
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长李明新表示：“在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界级作家纷纷降生。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用天才的创作，为人类奉献了不朽的文学经典，奉献了光明与温暖。作为他们的研究者，作为他们故居的管理者，作为他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传播者，我们肩负着薪火相传的责任。因此，从英国、从法国、从俄罗斯，今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与大师们围坐一席，今天也因此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文豪故居维护
如何打好“文化牌”
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促进民族身份的提升。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文化提供新的空间，让人们表达自己，建立信任、建立对话，还促进我们形成政治联盟。
——戴安娜·欧文（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
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主席戴安娜·欧文博士在演讲中阐述了怎样才能把莎士比亚打造成一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并开发相关的文化产业。她指出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从160年前起就把莎士比亚出生地当作文化基地来建设，对老宅进行翻修，帮助它发展。
她还提到，莎士比亚出生地保护工作一直遵循固定的指导原则和手册，怎样保护莎士比亚故居建筑，包括游客数量，老宅当中的温度、湿度和人流，在维护的管理细节当中都把它列出来。“但我想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做文物的收藏，更重要的意图是建立这样的博物馆、建筑物帮助读者来了解作家的伟大，他当年生活的各种细节，基于这些原则我想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分级别去做，有的可以通过继承、购买、翻新复建的方式来进行。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原则，东西还是要为我们的目的来服务。”
“我们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很多文字，让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各地，我们把用全世界各国的语言翻译出来的作品，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莎翁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也很广，出版的作品文本包括普通话版、广东话版。我们的图书馆中有非常强的翻译团队，这就为确保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从实体上传入其他的国家，也对我们的传播有一个物质上的保证。”
托尔斯泰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国际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主席加琳娜·阿列克赛耶娃表示：“我们现在正在纪念的是125年托尔斯泰先生的诞辰，我们一直在纪念着托尔斯泰先生，他有着一个伟大的地位，因为他在历史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支持很多的学者对于列夫·托尔斯泰先生的研究，我们不光是研究他的生平史记，也研究他的文学作品，也研究他当时的历史时代和整个世界的联系，同时也研究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的影响。”
“我们也搞了很多天才学习营的项目，我们会邀请美国、德国等很多国家年轻的学生或者相关的年轻学者来参加我们这种活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给他们搞很多的活动，但更多的是对他们进行关于托尔斯泰的教育，保证学生在课外活动开心之余能够了解到托尔斯泰的很多事迹、很多的文学作品，引起未来对研究的兴趣。”
演讲的最后，她引用亚历山大的评论说：“托尔斯泰就像碎成片的镜子，这个镜子的构建可以描述他的一生，在任何一个破碎的碎片上都可以展现托尔斯泰的真实的生命。我们希望在所有工作的各个方面，能够通过各种各样多功能的活动来点燃一盏灯，照亮他整个的生活。”
法国巴尔扎克纪念馆馆长伊夫·卡涅围绕会议主题讲述了巴尔扎克故居是如何变成一个博物馆来展示世界性能的，并介绍了巴尔扎克纪念馆发展的三个阶段。他指出，巴尔扎克纪念馆最初展出相关的展品、纪念品来展示作者的生活，接着精简展品，以及突出巴尔扎克的作品，到后来利用各种文化的形式来呈现巴尔扎克作品的世界性，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巴尔扎克本人，更好地了解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对法国人而言，对世界而言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想展示的是，巴尔扎克不仅仅是古代的作家，也是现代的作家。从最早的巴尔扎克这个人的博物馆慢慢转换成关于作品的博物馆，来展现他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你只记得巴尔扎克是一个永垂不朽的人，他的风格怎么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让你要掌握，要加深印象。我们看到巴尔扎克，作家的普世性、世界性，不仅是说要超越国界，而是要使所有的人来了解当时作家他那个年代所表达的东西，并和我们今天相结合。”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北京曹雪芹学会副会长吴世民介绍曹雪芹学会主要进行了一下几项工作：组织推广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努力打造曹雪芹文化研究最广泛的交流平台；组织北京的学者定期交流，搭建在北京曹雪芹文化研究与研究人之间的桥梁；组织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奠定曹雪芹文化传承发展的群众基础。创建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构建学会与基金会互动和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创办发行文化刊物，即《曹雪芹研究》，打造曹雪芹文化研究最前沿的学术阵地。发起成立《红楼梦》文化发展联盟，构筑曹雪芹文化研究协作互助和资源共享的平台。
本届国际文化艺术节在北京海淀区的植物园内举办，这是曹雪芹先生最后生活创作《红楼梦》的地方，这也是北京市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这里搞活动有利于曹雪芹的长期推广，有利于这里成为北京一个文化代表符号。
故居管理者
如何传承传播名人文化遗产
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集体记忆”，认为一个民族的记忆主要是靠集体记忆来传承的，而集体记忆传承的过程主要是文化传承的过程。
——金元浦（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在论坛上提到，人们文化上的需要反映了人们在精神方面个性对共性的需求。人们在精神方面，形成的共性也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现在的世界成为地球村，是人们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人们在文化中共同的基因、共同的追求是一致的，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共性，比如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共性和个性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他还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法国巴尔扎克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们认为从人间戏剧中了解的法国，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提供的内容更全面、更丰富，中外文化比较学的生命力和亲和力是旺盛有力的，他为我们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开放、透明、合作共赢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软实力。”
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研究部主任保罗·埃特蒙森表示，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因为网络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近年来游客不断增长。
“我们不是重新建一个跟莎士比亚住的房子一模一样的仿造的房子，我们是想通过重建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当时的房子是什么样，有多大、有多重要。这个地方将在2016年开放，我们希望它成为莎士比亚朝圣的另一个焦点。我们展示了莎士比亚出生地国际信托基金会是如何注意文化保护和文化的呈现、交流。”
“我们和来自20多个国家的编辑人士在一起用英语评论莎士比亚系列相关作品，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评价，让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听众和观众所分享。”“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经验，通过给大家看莎士比亚的房子，大家更能够了解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一直有能力通过对话把大家聚在一起，他也知道戏剧性的对话可以挑战个性、形成个性，可以增长知识，莎士比亚出生基金会就是想继续这种对话，我们希望总是能够学习其他人，就像他们能够从我们这儿学到一些东西一样。”
“我们的前辈们在1873年建立了这个机构，拯救了莎士比亚出生地，进行了修缮，建立了莎士比亚重要的纪念地，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已经购买并且拯救了四座其他的房屋，这些都是和莎士比亚的生命及其家庭有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机构是斯特拉福小镇的保护者，通过保护物理性的变化来帮助保护精神，所有的文化遗址地都能够让我们打开进入历史的莎士比亚的大门。”
托尔斯泰国际基金会副主席安德罗·科茨胡比博士指出，亚历山大·托尔斯泰不光教书，也非常关注年迈的人。通过基金会，包括乌干达、印度、亚洲等很多地区的贫困人群都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道义上的领导人，需要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精神来指令着我们，否则我们会越来越累。托尔斯泰的女儿和托尔斯泰夫人一九七几年的时候跟我们大家一起见面，制定了很多工作的方针，我们不断地贯彻托尔斯泰的想法，在这种指引之下每个人做小小的事情来做一些奉献。”
安德尔·卢瓦尔省古迹与博物馆处处长、博物馆总馆长朱莉·佩里金指出纪念馆的工作之一是让年轻一代人读懂巴尔扎克的作品。首先要让青少年来博物馆，对巴尔扎克的作品感兴趣，要有国际视野，“要让更年轻的人来热爱博物馆，年轻人越是热爱博物馆，这个国家才越有希望。” 我们做有趣的事情，吸引他们的兴趣。“要特别重视孩子们的参与，孩子们来这儿并不仅仅是接受知识，是要在自然中接受知识。主要让孩子们意识不到来这儿是为了学知识，所以说要让他们成为参与者，要互动，要发挥创造，通过漫画，来吸引孩子们，比如说巴尔扎克那个时代的情景，还有作品里边的情节、人物，做成漫画，让小朋友们组成一组来进行研究、给出判断。”
“总之，我们要考虑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能够阅读和理解巴尔扎克，就像巴尔扎克所做的很多努力一样，我们也要努力地使阅读成为有教育意义的。”
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就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践行问题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中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当代世界有了文化多样性之后，“我们还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对话是这个时代文化与文化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合作共赢的必由之路。”
同时，他指出，所有历史都必须和当代相结合，“只有和当代结合，只有和当代的青少年结合，它才有当下，才有未来。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集体记忆”，认为一个民族的记忆主要是靠集体记忆来传承的，而集体记忆传承的过程主要是文化传承的过程。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要通过学习代代相传的。” 纪念曹雪芹不仅仅是赞誉曹雪芹，也不仅仅是赞誉红楼梦，而是赞誉一个民族的故事。“我们所应该做的，第一是多样化，第二是沟通交流，第三是寻找文化间的共同认可的东西，同时保持你自身的独立性。”
“我们纪念曹雪芹，除了回望过去，还要展望未来。今天我们纪念曹雪芹，办纪念馆，其实是为中华文化的未来买一张入场券。文化传承的未来在于青年，曹雪芹西山传说的故事是请小学生们来讲的，目的就在于让一代一代中国人传承文化遗产，体验文学大师在西山故里度过的苍凉岁月。”
中国的曹雪芹
世界的《红楼梦》
真正的文学经典给我们带来过去所没有的新的东西，是民族和文化的发展的重要基调，曹雪芹就是这样的文学大师，《红楼梦》就是这样的经典。《红楼梦》对人生的深刻反映和剖析，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其伟大的成就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树立起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典范。
——张庆善（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指出：“曹雪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红楼梦》毫无疑问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经典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像《红楼梦》这样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产生这么长久的影响，形成这么专业的学问的著作是十分罕见的。”
教授金元浦在演讲中说道：“《红楼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库，这里隐藏着封建时代中华文化的基因，这里有伟大的政治。《红楼梦》有一种寓言式的东西，它提到了中华文明必然败亡的一个历史悲剧。《红楼梦》在中国无疑是传播最广泛的经典。”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北京曹雪芹学会副会长吴世民也特别地指出，“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因为一本书的研究而产生一门学问的作品，即‘红学’。因为一个人的研究而产生一门专门学问的情况也不多见，曹学亦其一也。”
“进入红学、曹学圈的人，上至政府主要领导、国学大家、著名作家、社会名流，下到普通百姓，从耄耋老人到少年学生，大都喜欢《红楼梦》。喜欢中国文学的各国的朋友没有不喜欢《红楼梦》的。毋庸置疑，《红楼梦》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曹雪芹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古代朴素的思想，观察社会民生，用他的如椽巨笔，创作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描述了那个时代生动的感人故事，全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人生和社会的风俗，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美的艺术世界。《红楼梦》创造了一个充满以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理世界，使《红楼梦》这本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起来。”
曹雪芹及红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
我们希望把曹雪芹红文化和曹雪芹西山故里这个文化品牌、文化符号好好做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三年的努力，把曹雪芹的故事讲好、把红文化传播好。
——陈名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指出，尽管人们对《红楼梦》研究了200多年，但《红楼梦》在今天仍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探究。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我们期待新的发现。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创造《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不懂得《红楼梦》版本的流传情况，就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当然，《红楼梦》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发现《红楼梦》对社会、人性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是研究《红楼梦》的终极目的。对《红楼梦》的研究不是回归文本的问题，而是立足文本的问题，立足文本，深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是红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任务。”
“今年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既是对文学大师的缅怀，也是为了文化的发展，更有着弘扬文化传统的责任，文学大师和红学宝典是民族文化的旗帜，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文学大师不仅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名杰表示，北京市海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曹雪芹红文化，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曹雪芹红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在世界闻名体系中间非常重要、顶天立地的文化符号，国际知名度很高。他还指出通过三种路径弘扬曹雪芹红文化，首先是从曹雪芹人出发，而不是从作品出发；其次由产业入手促进文化事业的新生；最后将曹雪芹红文化传播放在世界平台上推动。最后，“希望越来越多关心热心曹雪芹红文化的国际国内各个方面的人、机构、单位都参与进来，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全方面了解曹雪芹，欣赏、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场所，并逐步打造成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传统文化地标。”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9
红学研究的热浪已经过去了。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定不下来，普遍的说法是“形象的封建社会的没落史”，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多主题的，又有人说是无主题的，鲁迅说“才子见了淫，革命家见了排满”也是这个意思。总之，红楼梦是百科全书，他的主题也就很难概括。
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人不多了：不论他是什么主题，与我的生活毫无关系。“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那是遥远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事了。
毛泽东对红楼梦到是情有独锺，评价极高，他的一家之言同时也一锤定音，红楼梦的主题也就基本按毛泽东的调子定了。大红大紫于红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瓴，就是论证了毛泽东的看法。俞平伯、周汝昌这些红学家的观点则扫地出门。
新历史的发展能发现旧历史的漏洞，并能纠正历史的某些偏差。现在流行一个学科，叫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教育比较研究，等等，这是横向的比较。一比较，差异和雷同就发现了，问题就暴露了。如果我们就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做一个纵向的比较，也可发现雷同和差异，从而比较出一个事物的真相。
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划分，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个性问题是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残酷地压迫奴隶；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土地，地主残酷地剥削农民；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共性问题是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矛盾。现在需要对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与当权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否完全消除？生产关系是否完全平等，政治关系是否完全合理，上层建筑是否完全适应经济基础？如果完全合理和谐，社会为什么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不完全合理、和谐，肯定有以往任何历史形态的矛盾存在残余。事实上，国家领导人也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那么，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奴隶社会的阴影，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阴影，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尚无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的阴影是不可避免的。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0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红学，有“”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1
我国的四大名著，不仅是我国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虽然不至于说动一字就能影响名著的价值，但乱改、Q化、恶搞名著的行为，无疑是在糟蹋名著，是在丑化我国的文化经典。时下，风行的解构名著，颠覆正史，戏说人生，制造流行之风，令人深思。据介绍，舞台剧《红楼梦》融合话剧、舞蹈、歌曲、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该剧聚集了近三十位影视、戏剧、歌舞明星扮演主角，演员阵容堪称不凡。然而，由于这样的《红楼梦》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去甚远，与观众心目中的《红楼梦》相去甚远，观众根本不买帐――“那衣服好像布袋啊!”“简直是自娱自乐的恶搞啊!”以至于演出开场时的七成上座率，到《红楼梦》曲终人散时，只有两三成观众。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2
影视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必然具有商业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为迎合高收视带来的高收益,降低新剧本创作带来的风险,许多影视剧创作者开始翻拍经典,拍摄了众多的名着改编题材影视剧,例如以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笑傲江湖》(2013)等。在电视荧屏狂轰滥炸的包围下,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形式的名着改编进行审视。随着电视剧领域市场化的深入,影视剧创作逐渐显示出脱离精英化趋向娱乐化的趋势。刘彬彬在其《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一书中曾提出,当前的电视剧改编应归纳为三类:“照编法”、“整编法”和“创编法”。“创编法”电视剧比较着名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宰相刘罗锅》等,虽为“戏说”,却是大众文化的优秀产物,传播健康向上的大众审美。“创编”虽有戏说的成分,但这不代表所有脱离原着精神的戏说作品都有艺术价值,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之首,历年来不乏对其进行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戏曲,都演绎出了対《红楼梦》不同的审美。为更全面的分析影视剧改编过程中的得与失,笔者选取了影视剧改编中最经典的87版《红楼梦》和2010年的新版《红楼梦》为比较研究对象,试图从经典入手,观照当代影视剧改编中的不足,窥见名着题材影视剧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87版《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摄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吸收众多红学家的思想精华,历时三年拍摄完成。在内容上,87版红楼梦仅选择以曹雪芹所着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为蓝本,创作了电视剧的前29集,而后7集则是根据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所着的伏笔、脂砚斋的点评以及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的研究进行创作的。导演王扶林将主流思想及个人的创作风格与《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相融合,创作出了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电视剧作品。在演员选定上,87版《红楼梦》更是举全国之力,创大规模海选的先河,这些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演员,在电视剧播出后,因他们深入人心的形象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87版红楼梦凭借优秀的创作思想和演职员的共同努力及卓越的后期制作,成为观众心目中《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中不可超越的经典。
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着,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着,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着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和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内容的影视表达需要借助一定水平的特效技术,但在当时八十年代的影视剧制作条件下,电视剧制作还不具备这种先进的技术,并且这些章节的浪漫主义风格有悖于八十年代我国总体的历史环境。另外,有关秦钟的章节也被认为涉及情色以及封建的文化糟粕,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但最可惜的删改内容莫过于“海棠诗社”———“海棠诗社”的有关章节是大观园最繁盛时期的章节,也正处于林黛玉文采诗情的顶峰时期。“海棠诗社”的内容最终还是因资金和技术等因素被迫撤出了电视剧的拍摄计划。但对于87版《红楼梦》,最为观众期待和关注的还是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解读。87版《红楼梦》抛弃高鹗所着的后四十回,采用了众多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结局的安排上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高鹗所着《红楼梦》后四十中,探春远嫁镇海总制;黛玉听闻金玉成姻,焚稿断情悲痛而死;金玉成姻是贾母等人在宝玉疯癫的情况下施掉包计所致;宁府虽遭抄家流放,但最终两府却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大团圆结局;而宝玉最终是在中魁之后随僧道出世。而在87版《红楼梦》中,探春是作为北静王的义女远嫁和亲的;黛玉是梦见宝玉客死他乡伤心惊惧而死的;金玉成姻是奉元妃旨意而行的;荣宁两府最后落得满门抄家,家破人亡;宝玉在被救出铁槛寺后归于“白茫茫厚地高天”的精神放逐……这些情节都与高鹗所着后四十回有较大差距。编剧周岭先生曾说,87版《红楼梦》是“根据人物发展、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根据原着前八十回正文的伏线,根据现在能看到的脂砚斋批点的版本,根据《红楼梦》学术界多年研究成果,尽可能合理地把八十回以后部分构想出来。
黛玉“焚稿断痴情”的缺失,使得87版《红楼梦》还是使观众觉得若有所思。可见,忠实于原着,不仅仅在乎他的内容,还要重视继承原着中深刻的民族文化,不能将名着的影视剧改编视作一场学术盛宴,太过追求学术研究还是会脱离群众的审美要求,得不偿失。相比之下,2010版《红楼梦》在内容上相对于87版《红楼梦》更加符合原着的内容设置,但缺少了87版《红楼梦》对原着的思考与探索。2010年《红楼梦》完整地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实现影视剧整体的情节紧凑与连贯,只在少数情节上略作调整。李少红也曾指出她的拍摄原则是“只有删减,没有杜撰”。2010年版《红楼梦》一经上演,被许多红学家赞为是“非常忠于原着”的影视剧改编版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比87版《红楼梦》与2010版《红楼梦》的结尾之后,观众更加倾向于老版《红楼梦》对结尾的诠释,认为这其中蕴含着众多红学家的智慧,更加贴近曹雪芹先生对《红楼梦》的结尾。新版《红楼梦》这种照搬原着的方式不免使观众产生肤浅之感,并且高鹗所着后四十回中的大团圆结局确实不符合曹雪芹先生在前八十回中的描述,从这一方面来看,新版《红楼梦》对后四十回的解读确实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思考。何为名着之“忠诚”?刘彬彬在《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中,对“忠实于原着”的内涵有具体的界定,即“忠实于改编者对原着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着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对于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来说,还应忠实于电视连续剧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另外,改编还应当忠实于改编者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意向,使作品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的生命活力,以此促使改编题材影视剧的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