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

曹雪芹在绘画领域的观念主要是通过薛宝钗之口娓娓道来。这也与宝钗博学多闻的才情有关，从宝钗嘴里道出这炫技般的绘画理论也不会让读者觉得突兀。第四十二回众人商讨惜春画大观园的时候，宝钗的论述极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宝钗的话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绘画中的写意。宝钗道:“……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画诀》中道:“读万卷书，行也影响了曹雪芹，这是文中极为典型的一例。

三

画论之余，薛宝钗又谈到了绘画的材料工具。受禅宗影响，传统的文人山水画也有南北二宗。一般而言，南宗提倡笔情墨趣，气韵天成，因此重墨不重色，用纸不用绢。北宗画宗师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以青绿山水为特色。很显然，大观园的创作更倾向北宗画法，因此，“又大又托墨”、“禁得皴染”的雪浪纸决然不适合《大观园图》了。实际上，薛宝钗很明智地选择以建造大观园的图纸为原型，依传统的描摹法复制成《大观园图》。以建筑图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增删剪裁，添补人物，再以工细楼台之法制成即可。不得不说，薛宝钗的建议大大减轻了惜春的负担，也颇值得今人借鉴。薛宝钗随即又提出了具体的制作方法:“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也得他们配去。你们也得另爖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张粉油大案，铺上毡子。”⑦这是典型的工笔金碧山水的颜料和制法，惜春听罢犯难:“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笔就完了。”⑧惜春说的四种颜色的确是写意画的传统用色，但用于《大观园图》这类工笔兼写意的作品则显不足。由此引出了薛宝钗罗列画具的篇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曹雪芹在书中真真假假，古董摆设都是亦假亦真，这里列出的这张单子却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基本将工笔画的画具包含在内，甚至对用绢的矾制提出了要求。而且在忙里偷闲中，还穿插了黛玉的插科打诨:“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⑤这所谓的胸中“丘壑”自然是与创作者的阅历和知识素养相关的，宝钗此处用“丘壑”是指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整体的把握和认知。只有具备初步的领悟，才能方便下一步的构图创作。而所谓“看纸的地步远近……该露的要露”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切要因素之一———写意，也是构图的关键所在。正如宝钗所言，倘若完全按照现实来画，未免拘谨，形似而无神，唯有按照胸中“丘壑”分主宾、增添得当方能得其精髓，于画上造出意境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论”中就有“经营位置”这一重要法则。在传统的文人画中，尤其是山水画，位置的远近经营极为重要。曹雪芹论画，并非一味写意，尤其是大观园有很多亭台楼阁，并非纯粹的山水画作，因此又提出了“界划”问题。宝钗的原话是:“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⑥按，“界划”即“界画”，亦即陶宗仪《辍耕录》里“画家十三科”中的第十科“界画楼台”。界画需要用尺引笔，虽然工于细致，但不免近乎“死笔”，易成匠气。但若以写意为之，又难免如宝钗所言，可见画亭台楼阁之难。

在传统的文人画中，不但要求景物的写意，人物同样要气韵生动。这也是宝钗画论中的第三个要素———“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写意山水、飘渺楼阁，于大观园来讲是不够的，起码是不完整的，正如贾母所讲“成了房样子”，因此人物是必不可少的。总的说来，如果真要创作出一幅完整的《大观园图》，工笔界画，写意经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创作者要求是很严格的，无怪乎四姑娘犯难了。雍正时期，宫廷画家袁江、袁耀的青绿山水和楼阁界画正风一《红楼梦》里既有大段论画的篇章，如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论绘画、列画具，也有很多章回是名画、名家点缀其间，它们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由于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师，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因此他对创作主体也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要求。

在《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颠覆了传统儒家的大善大恶理论，如果粗暴地以善恶划分人性，那必然不能细致地认识和了解人性的意义所在。鉴于此，贾雨村提出了秉正邪之余气诞生的一类人。他列举的这些人物中，大都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有所成就者。仅书画领域就有宋徽宗、米芾、顾恺之、倪瓒、唐伯虎等。当然，曹雪芹举出这几个优秀人物，除了要展示人性的复杂多样外，也表明了自己对优秀艺术家的理解———“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①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②两者其实都在肯定只有保持人格的独立才有可能成为“善画者”，但曹雪芹侧重灵性，以秉正邪二气之余而淡妆浓抹总相宜惹得众女儿开怀大笑，行文显得极其活泼。宝钗也笑着解释:“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一经了火是要炸的。”⑨宝钗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无怪乎众人赞叹了。联系上文宝钗的“兰言解疑癖”，宝钗和黛玉此刻的关系很是亲密，较之前些章回两人的紧张关系，本回也是宝钗黛玉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因此此处插入黛玉的一番戏谑，既使得行文不至乏味，也推动了故事情节，深化了人物形象。让读者对宝钗的博学和黛玉雅谑的一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出曹雪芹对传统绘画的熟悉，以及明清以来文人画的盛行。

四

除了集中在第四十二回的绘画技法和材料的描述外，书中还有不少的画作穿插其间。然而，虽然创作者是实有的，大多数作品却是虚构的。第五回贾宝玉在秦可卿房内见到的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即是此种情况，有其人而无此作品。唐伯虎即唐寅，号称“江南第一才子”，以诗书画传世，擅长人物、仕女图。这里虚拟的《海棠春睡图》自然是为了渲染秦可卿屋内的奢靡，与贾宝玉在另一房中看到的劝人苦读的《燃藜图》恰成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海棠春睡图》旁边有一副秦太虚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按，对联要到明以后才盛行。秦观的这幅对联自然也是虚构的，秦观一字太虚，作者巧借他的名字来谐音“情太虚”，与屋内奢侈的摆设形成对比。也与本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的主旨相联系，行文处处有伏笔，无怪乎批评者赞叹文本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2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20世纪30年代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分别指讲话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和语言发生的实际环境。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指出语言是一整套讲话者可选择的系统，并认为语篇反映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决定语言的环境，语域实现情景语境，而情景语境则是对这一系统所作的某一具体选择的环境，韩礼德（Halliday）将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这两个概念同语言系统联系起来。1985年韩礼德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语域”理论框架，将“语域”理论概括为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层次，依次分别指语言活动操作的领域、交际场合中关系的作用和交际的方式。“语式”的基本原理在于口头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区分。韩礼德和哈桑后来用“交际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来等同于field。 （Halliday & Hasan，2001） “语场”、“语旨”和“语式”三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任何一项的改变都会引起所交流的意义的变化，从而引起语言的变异。

二、《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艺术及其在译文中的再现

《红楼梦》被誉为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曹雪芹把贾府描写成一个小社会，生动地刻画了众多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在小说里，在特定时间、地点、场合，不同的人物针对某一具体话题展开对话，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们的身份、职业、教养、性格等。

将“语域”理论引入到翻译实践和研究中很有必要，因为“语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在具体的文化和情景语境中使用的语言，它有机地结合语言的概念、人际及语篇意义，同时兼顾了语言内部的纯语言与语言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因此，本文从“语域”理论出发，赏析《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艺术，并把汉语原文与杨宪益夫妇的英译版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中相应的译文作比较研究，以此判断译文是否在达到“信”这个首要标准和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艺术特色。

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将以“语旨”为依据，把对话中人物的社会关系主要分成君臣关系、主仆关系、情敌关系三种，分别评析译者在创作译文时如何对等地描写这些人物在身处不同的“语场”即不同的场合和进行不同的活动时，是如何展开“语式”，即使用何种正式程度语言，从而表现他们各自的人物个性。

（一）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属于上下级关系，而上下级关系在等级森严的贾府随处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上。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元春省亲这一章，表现得尤其明显。元春虽是晚辈，但其贵为皇妃，因此，贾母、贾政夫妇等人在问安时，对其无不毕恭毕敬。曹雪芹在写这章时，用词极其考究。

以下是几例原文词语及相应的译文分析：

一方面，贾政称自己为“臣（Your subject）”、“政夫妇（my wife and myself）”， 称自己家族为“草莽寒门，鸠群鸦属（our flock of common pigeons and crows）”，而且让女儿不要牵挂“政夫妇（your aging parents）” 残年； 但另一方面，以“凤鸾（a phoenix）”、“贵人（Noble Highness）” 、“贵妃（Noble Highness）”等词语称呼自己的女儿，将贵妃省亲视作“天恩（the Imperial favor）”， 称呼女婿，即皇上为“我君（our sovereign）” 、“上（the Emperor， Majesty）”。

此外，贾政表达了要肝脑涂地以报皇恩的决心，他说：“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His Majesty， who manifests the great virtue of all creation， has shown us such extraordinary and hitherto unknown favour that even if we dashed out our brains we could not repay one-thousandth part of our debt of gratitude.） 此句原文是感叹句，但译文已经转换为陈述句，遵循了英语的语言表达规范。

最后，贾元春也只是嘱咐自己的父亲以国事为重。这些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礼教的庄严。原文“贾妃亦嘱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语”被译为：“Then it was Yuanchun’s turn to urge her father to devote himself to affairs of state， look after his health and dismiss all anxiety regarding her.”译文中“urge”一词常用于正式场合中，似乎不能用于表达女儿对父亲的关切之语，但它体现的是封建社会的阶级的差别、皇家的威严。以上几例分析表明，译文的遣词造句都忠实原文，原文的语场和语式等信息得到了很好的传达，都给人以庄重之感。

（二）主仆关系

在贾府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中，主仆关系是最常见的社会关系之一。主仆关系在《红楼梦》中或亲或疏，或好或坏，而且这主要取决于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红楼梦》中迎春、探春和惜春“三春”虽不是主角，但她们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鲜明。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迎春的胆小怕事、惜春的冷漠绝情、探春的果敢和担当都通过她们对待各自丫鬟的不同态度得以细致地呈现。例如《红楼梦》第七十四回中探春的一番不卑不亢的对贴身丫鬟保护性的辩解：

原文：

凤姐解释缘由后，探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头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

译文：

Tanchun laughed scornfully. “Naturally， all our maids are thieves and I’m their brigand chief. So search my cases first. They’ve given me all their stolen goods for safe-keeping.”

She ordered her maids to open up all her chests as well as her mirror-stand， dressing-case， bedding， wrappers and bundles large and small of Xifeng’s inspection.

“I’ll let you search my things， but not my maids，” Tanchun insisted. “As a matter of fact， being meaner than all the others， I know everything they’ve got and I’m keeping it for them here. They haven’t so much as a needle or thread themselves. So if search you must， search me. If you don’t agree， go and report to Her Ladyship that I won’t obey her orders， and I’ll accept any punishment she thinks fit.”

探春虽是庶出，但她并不巴结讨好王夫人、凤姐等人，她痛恨贾府里人心不齐，彼此钩心斗角。她的一番话似乎不符合她的身份和当时的场合，但细想之下，又是合情合理，她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奴仆，更是自家的脸面，是整个贾府的尊严。她的卓越见识和胆识恰恰因为这番痛快的怒骂而表现出来。译文的句式基本与原文一致，大都为短句和祈使句，如原文中那些有下划线的句子和相应的英语译文，都表现了探春的急促的语气和激动情绪，同时order，insist等词的使用又体现她的果敢与坚决，表现出她不屈服的态度。

（三）情敌关系

《红楼梦》中，读者最津津乐道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纠葛。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林黛玉和薛宝钗因为宝玉的情感相互留心，彼此较劲，在私下相处中，常常语带讥讽，情似。如第八回中，贾宝玉在薛姨妈家饮酒，他说他只爱吃冷酒，但薛宝钗说冷酒对五脏不利，劝贾宝玉不要喝冷的酒，宝玉觉得有理，便放下冷酒。林黛玉知道后就对他听从薛宝钗的话感到不爽，所以对丫鬟指桑骂槐，实则讥讽贾宝玉。

原文：

可巧这时雪雁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问：“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当雪雁说是紫鹃让他送的，黛玉便语意双关地说：“也亏你倒听她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原文字字句句都是林黛玉在讥讽贾宝玉对薛宝钗的言听计从，尤其最后一句感叹句，一语道破黛玉当时似怒似怨的心态和语气。但其实她对贾宝玉让丫鬟送来小手炉，对她的关心呵护内心感到还是欣喜的，所以她最终是接收了小手炉的。鉴于此，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增加了林黛玉说话时的动作信息“Nursing the stove in her arms。”因此，画线句子被译为：“Nursing the stove in her arms Daiyu retorted， “So you do whatever she asks， but let whatever I say go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You jump to obey her instructions faster than if they were an Imperial edict.”

此外，第三十回中，宝玉说，有人把宝钗比做杨贵妃，意思是宝钗是个“丰腴”的美人。贾宝玉当着林黛玉的面奚落薛宝钗，而且这时林黛玉也趁势取笑她，薛宝钗听了很是上火。看着情敌林黛玉的得意之态，她巧妙布局言辞，一步步引“大意失荆州”的宝黛入瓮，借机讽刺宝黛因“金玉之说”和提亲之事发生了口角，后来，宝玉又亲自向黛玉赔不是，以此来反击贾宝玉和林黛玉。以下是贾宝玉和薛宝钗唇枪舌剑的原文和相应的英语译文分析：

宝钗便笑道， “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One was that piece， in which Li Kui abuses Song Jiang and then apologizes.）” 之后，贾宝玉嬉笑地解释说：“姐姐通今博古，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儿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 这叫《负荆请罪》。”（Why， cousin， surely you’re sufficiently well versed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to know the title of that opera. Why do you have to describe it？ It’s called Abject Apologies. ）最终，薛宝钗又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 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是‘负荆请罪’。”（Abject Apologies， is it？ You two are the ones well versed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so of course you know all about ‘Abject Apologies’—— that’s something quite beyond me.）

在译文中， 虽然“原来这叫《负荆请罪》！”感叹句被译成了“Abject Apologies， is it？”反问句，但较好地传递了当时的场景和薛宝钗讥讽的语气，尤其是随后的“that’s something quite beyond me”，与原文的“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是‘负荆请罪’”挖苦讥讽的语气一致。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译者通过选用和原文同等正式程度的词汇体现会话的正式程度，使用和原文一致的句式、改变原文的句式或在译文中增加人物会话时的动作信息以传达人物的性格和会话时的语气和情绪。《红楼梦》意蕴无穷。笔者从“语域”的角度赏析《红楼梦》中君臣、主仆、情敌三种关系的人物的对话艺术及其在杨戴夫妇的译文中的再现。总体说来，译文较好地体现了原文人物对话时的语场、语旨、语式，进而突出了人物对话艺术以及人物形象，由此可见，“语域”理论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对话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沉香.语域理论对博士研究生英语听说教学的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8）：37-39.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3

[2]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

[3]徐定宝.《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造成贾母性格逻择混乱的主要原因[J].明清小说研究，2000.

[4]曾扬华.贾母的烦恼[J].红楼梦学刊，1995.

[5]周汝昌.周汝昌点评红楼梦[M].团结出版社，2004.

红楼梦论文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2］邸瑞平：红楼撷英［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3]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5]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6]李希凡.：传神文笔足千秋[CD2]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7]李论：《红楼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8]宋淇：红楼梦识要［M］，北京中国书店，2000.

［9］吴调公：从晴雯之死一节看曹雪芹的美学观［M］∥红楼梦研究辑刊，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M］，花山文艺出版社，1977.

[1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下册，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红楼梦论文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程乙本），作家出版社，2003.

[2]周昌汝《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9.

[3]周昌汝《红楼十二层》，书海出版社，2005.

[4]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4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 、《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 历史 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 社会 ”，如着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 经济 ”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 , 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 现代 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 哲学 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着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 方法 ，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 56 年（ 1791 年），高鹗续成了 120 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 1954 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 : 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 故将真事隐去 , 而借 " 通灵 " 之说 , 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 ? 自又云 : ‘今风尘碌碌 , 一事无成 ,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 一一细考较去 , 觉其行止见识 , 皆出于我之上 . 何我堂堂须眉 , 诚不若彼裙钗哉 ? 实愧则有余 , 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 当此 ,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 教育 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 : 我之罪固不免 , 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 自护己短 , 一并使其泯灭也 .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 , 瓦灶绳床 , 其晨夕风露 , 阶柳庭花 , 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 . 虽我未学 , 下笔无文 , 又何妨用假语村言 , 敷演出一段故事来 , 亦可使闺阁昭传 , 复可悦世之目 , 破人愁闷 , 不亦宜乎 ? ’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 , 是提醒阅者眼目 , 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教育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写作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 中国 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 政治 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 影响 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 自然 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 艺术 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 研究 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 时代 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 发展 。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 社会 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 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 1 、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 2 、阶级论； 3 、作者亲身体验论； 4 、挽歌论； 5 、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着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 哲学 。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 agape ）原胜于‘爱’ eros ，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意淫”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 分析 ，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着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 目前 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 文献 ：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9 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 319 页，中华书局出版社 1963 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8 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1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5

北京已经进入夏天，大陆新版《红楼梦》与朝鲜的《红楼梦》几乎在同时集纳了观众的眼球，但是双方的有关负责人却感觉“冰火两重天”。急匆匆的挂掉电话之前，王俊对记者说：“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在参与这个事情，时代不同，艺术的表现方式不同，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

在天津，雷鸣的掌声之后，有老人来到后台握住童女士的手：“感谢你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情天情海幻情身一曲红楼多少梦

5月9日晚，北京BTV剧场，900名观众沉浸在难以言喻的伤感之中，他们从这出朝鲜歌剧中，体会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红楼梦》。

初夏时节，北京南城那处被冠名为“大观园”的园子里，移步换景，每一步都踏在了大陆87版电视剧《红楼梦》婉转的音符上。

此时的大观园，平静的湖面上见不到一丝波澜，园子外面就是均价超过两万元一平米的现代化楼宇，恍惚于旧时空与新天地的纠葛中，这个园子以沉默的姿态厮守着一场几百年的梦。

从叙事上讲，还有一场大梦正在上演：一个名叫李少红的女导演以及她手下的团队，此前刚刚通过媒体以盛大的方式宣告――由中影集团投资、北京电视台摄制、李小婉制片、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还有100天就将走上荧屏，接受十几亿双眼睛的审视，或者挑剔。

李少红们能否为观众奉献崭新的形象、唯美的气质?

――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

北京已经进入夏天，大陆新版《红楼梦》与朝鲜的《红楼梦》几乎在同时集纳了观众的眼球，但是双方的有关负责人却感觉“冰火两重天”。

CCN记者从新版《红楼梦》制片人李小婉名下的影视公司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他们接受新版“红楼”运作之后，组织了包括红学、建筑、昆曲、民俗、古典礼仪、民俗等方面庞大的专家团队参与到《红楼梦》的准备与摄制过程中。

新版《红楼梦》试播这些天，针对网上大量观众的指责与不满，电话那端的影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了他的无奈：时代不同，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接受心理不同，艺术发展的水平不同，观众的知识储备也不同，具体的软硬件条件也不同，这个时侯再拿87版的《红楼梦》与当前的新《红楼梦》相比，实在是不具可比性。

那么，《红楼梦》该如何演绎呢?

一曲红楼多少梦?情天情海幻情身。5月的若干个中国城市里，歌舞剧《红楼梦》完成了它生动的诠释与注脚。不过，这场诠释的塑造者，来自于大陆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

此前，朝鲜版歌舞剧《红楼梦》在北京已经完成了公演，媒体对朝鲜血海歌剧团的演出不吝溢美之词――“真挚的问候，传统的友谊；中国的古典精髓，朝鲜特色的诠释……”、“5月9日晚，北京BTV剧场，900名观众沉浸在难以言喻的伤感之中，他们从这出朝鲜歌剧中。体会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红楼梦》。”

大公报记者郭婷观看了血海歌舞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演出，她这样为记者描述了她看到的演出：“舞台场景的更换和布置让人震撼，华丽又不繁琐，古朴透着高雅。演员的唱腔非常优美，连续演出还可以保持那样的水准让人佩服。”

6月的北京，已经入夏，两个《红楼梦》，一方在炭火上煎熬，一方在收获清凉的期待。

冰火两重天。

这是曹雪芹们的《红楼梦》，这是李少红们的《红楼梦》，这是平壤的《红楼梦》，正如判词中所述，若说无奇缘，红楼梦究竟还是与那么多的人扯上了千丝万缕的干系。

我的红楼我的梦此梦无关风与月

朝鲜版《红楼梦》，似乎无愧于它所负载的使命。反观大陆与《红楼梦》有关的一切，大陆民众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以亲密而浓烈的姿态，表述了对以及这部歌剧的印象。该刊的标题分别显示为：《革命家庭的艺术天才》，《40年歌剧情缘》，《超级电影“导演”》，《领袖诗人的情怀》，《繁荣了朝鲜文化艺术》。

而大陆的一些学者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或直接或委婉的指出，朝鲜此举(指《红楼梦》歌舞剧来华演出)，很大部分“存在献媚的成分”。朝鲜对于传统的盟友――中国有着不可割舍的利益诉求。而朝鲜处于自身需求向中国谋求经济援助及相关支持，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此次朝鲜版《红楼梦》巡演中方具体运营机构、有大陆文化部背景的中演公司负责外宣的童女士在接受CCN记者采访时表示，应中国总理邀请，血海歌剧团来华演出。并把这个戏作为“2009中朝友好年”的闭幕式。“作为中朝两个国家交流项目，反映的还是中国的《红楼梦》。所以就带有一定政治意义，中方又是以一个市场运作方式的形式来运作，因此可以说是为两国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正所谓“开辟鸿蒙”，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版《红楼梦》，似乎无愧于它所负载的使命。反观大陆与《红楼梦》有关的一切，大陆民众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

这样的狂欢，在近期集中体现于新版的电视剧《红楼梦》。早在新版《红楼梦》投拍之初，面对各类指摘，李少红即表示，这样的指摘没有意义。

而《红楼梦》研究人员汪洪华在电话中表示了他对李少红的《红楼梦》的不屑：“她有资本，有利益驱动，现在这个世道你也知道，上不上中央台也没关系，可能地方台花更多的钱买首映权啊。”

“对于我来说它是小学生的水平”――因为“专家已经不说真话了，还是专家么?(专家)都是拿钱请”。汪洪华曾经受邀参加李少红新版《红楼梦》的“专家会”。“现在的电视剧组心态浮躁，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削减成本，追求短平快。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电视剧艺术，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此前，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中，大陆87版《红楼梦》导演王扶林提到“大陆87版《红楼梦》，我的总结是毁誉参半。”

新版《红楼梦》是否也会收到毁誉参半的结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楼梦》，而这样的梦，已经无关风与月。

怀金悼玉红楼梦一帆风雨路三千

新版《红楼梦》，能给新生代演

员一个什么样的江湖呢?

2007年，87版《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出家。此后不久，陈晓旭辞世。“一代经典林妹妹”，就此成为永恒的符号。陈晓旭当年从浩如烟海的自荐信中成为唯一雀屏中选者，后来选择一袭袈裟，洗尽铅华。正所谓“万朵红云连旧府，一轮明月照前川”。一位导演曾经感慨：“二十年内。不会再出现陈晓旭第二!”

此话其实可以适用于观众对于旧版《红楼梦》的回忆以及对新版《红楼梦》的怀疑。李少红的《红楼梦》，在经历了诸多风雨后，不知是否会重塑一个时代经典的传奇?

2008年10月，李少红与王扶林曾在杭州机缘相会，王扶林对于李少红面临的压力表示感同身受，并相信新版一定会超过旧版。

而87版电视剧中的诸多角色，在二十年的风霜雨雪中，也先后完成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转身，陈晓旭“质本洁来还洁去”，陈以及她所代表的87版《红楼梦》，在历经二十余年的风霜雨雪后，还给普罗大众一场现实版的大梦。而今大梦已醒，曾经的大观园人去楼空。

新版《红楼梦》制片人李小婉曾如此阐述：新版红楼的小演员是未来20年娱乐圈的新生力量，是会改变现在娱乐圈格局的。《红楼梦》是他们的敲门砖，之后才是他们真正闯荡江湖的时候。

而新版《红楼梦》，能给新生代演员一个什么样的江湖呢?

从现在开始，他们作为娱乐圈的新人，将会经历这里的光环与梦想，名利与丑闻，流言与绯闻，交易与规则，在同一起跑线的他们，将会走上一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路――制片方如是说。

是文化还是娱乐，就看人怎么去衡量了。当然，学者们更愿意讨论文化，商人更喜欢利润，而艺术家们正在文化的大旗下拍摄一场娱乐的秀场，背后，还有商业化的利益。

20年前拍《红楼梦》，大陆有关方面给了剧组75万元置景费，∞年后新《红楼梦》剧组运营的资金将近1个亿。

蟒袍玉带终化土，江湖落魄自飘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判词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于《红楼梦》的争议，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各种题材的改编，都无法摆脱最终被化为一场宏大叙事背景下的终极归宿，这个归宿不是白茫茫的大地，而是――娱乐，这个词正被世人当做主题词。既然是娱乐，就无关责任，无关文化，无关历史，无关政治。

政治的艺术艺术的政治

关于政治的艺术，还要去看朝鲜版的《红楼梦》。

相比国内娱乐界对于新版《红楼梦》的争吵，来自朝鲜的《红楼梦》似乎很安静。

据了解，朝鲜《红楼梦》也经过大规模的海选，而饰演贾宝玉的演员亦有祖孙同饰一角的经历，这在大陆官媒的表述中被阐释为两国之间深情厚谊的具体体现。

据有大陆文化部背景的中演公司内部消息，目前，演出运作团队已经接到了很多城市要求前往演出的邀请，而曾经演出的部分城市也将举行加演。

大陆方面相关人士认为，此次来华演出的朝鲜版《红楼梦》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时空意义上的交流途径。让很多人认为难得的是，这种交流在剥离了附属的政治背景后，仍能就艺术的本体色彩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针对它所引发的轰动，汪洪华称：从专业的角度讲，舞台剧本身高度集中浓缩的艺术呈现力为它的成功做了有利铺垫，此外，“我相信朝鲜有更多的人没看过《红楼梦》，但我相信朝鲜有一部分专家在做这些事情，他们把事情做成了。不在于做了多少，而在于做事的质量。”

汪洪华觉得，朝鲜的《红楼梦》除了舞台剧艺术效果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外国人搞艺术的时候要比中国人投入一些。中国很多事情说得太多了，已经成为仪式化的态度，没有什么真情投入进去，更多的是作秀的成分，”汪洪华在电话那端以急促的口气向CCN记者阐述。

中演公司的童女士也表示：“很少有演出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国家演员本身不投入，表演不真实，没有完全投入角色，为什么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精品了，就是因为没有那么投入和纯粹。”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6

1976到1979年，随着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不少红学研究的文章还没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及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张毕来的《漫说红楼》，1979年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1979年台湾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i同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将红学的范畴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谁家的事，即“本事”，认为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红学学科范畴的讨论，如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讨论引发学者们对于文学何以谓之为文学的思考：纯文学，文学性，艺术性，文学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红学界逐渐趋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的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一.传统方法与文学工具化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其中以《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表现出层层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年）、周中明《红梦楼艺术论》（1980年）、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贾宝玉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又将围绕主要矛盾冲突的其它矛盾冲突归纳为：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转化性矛盾冲突四种。最后，总结出王夫人和贾宝玉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实现的悲剧。作者提出的“钗正黛次说”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人民网、新浪网、学术交流网等多家网站都予以转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舒芜《说梦录》（1982年）、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1985年）、白盾《红楼梦新评》（1986年）、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体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1990年的刘梦溪的《红学》、2002年杜景华的《红学风雨》等。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方面，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结构论》（1990年）《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来探讨《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索之中，出现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

对这类研究，当代文论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思维呢？回到文学文本“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也可能出现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形成“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并为政治所利用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想斗争工具，这就是文学工具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工具论思维模式不仅是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服务，也包括将文学作为经济或其他现实功利服务的工具。

文学工具化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悲歌在于审美被遗忘，“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诗的完整与纯粹。那些弃绝此目的的‘军团’代表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倾向，即总是要避开审美领域；如柏拉图的道德主义和亚里氏多德的社会科学。对诗的攻击往往因其对社会福址的破坏而要驱逐它，或者容其苟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执行社会净化的任务，在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表象之下，柏拉图主义的古老论题和同样过时的亚里氏多德式社会疗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认为，上述这些观念和一直受困的审美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永无竟时。”ii西方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审美者构成冲突，这种冲突永远存在、相互对立，从而显现文学的独特性。但是中国并不能构成这种冲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对立，中国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与观念对抗的纯审美，历史轮回上演的是短暂的多元混乱之后，“文以载道”总是一统天下，只是载的“道”变化了而已。“载道”思维的文学工具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把文学不当作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被忽略。

文学该不该载道、如何载道以及载什么道的问题，学界一直都有讨论，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对“载道说”的分析值得关注：“从‘文以载道’始，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导，对文学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学观已经一无是处了――在我们对‘载道说’的局限进行反思批判的时候，这一点犹为应该注意。这一是因为：由于中国文化精神不相信现实以外的现实，所以文学与政治和道德均在一个现实中，它们的密切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建立与政治和道德教化无关的‘纯文学’，在中国可能就永远不切实际。所以批判‘文以载道’，不等于文学与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不发生关系。”iii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怎样与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发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又该如何看看待这种关系？当代文论对这些问题应深入思考研究，建构基于中国经典文学载什么道，怎么载道问题的文学理论。

二.西方理论与非文学性批评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楼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运用西方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学术范式。当时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

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后现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等如走马灯似的在中国理论界轮番上演，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以《红楼梦》的研究则是叙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还有李庆信等是以专著形式来专门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对《红楼梦》的精神文化阐释，物质文化阐释、制度文化阐释、哲学阐释等等。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到t学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红楼梦符号解读》（1996年），用符号学来系统地研析《红楼梦》，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年），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后现代情境、性别文化、解构性质、狂欢化、互文性等各种角度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研究有多少是适合文学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随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理论选择的热潮而随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学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红学研究中，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比如随着文化批评热的兴起，很多学者意识到文学性被文化忽略、排挤问题。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iv他认为文学固然包含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内容，但我们应该关注文学“如何表现这些内容”这样的属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吴炫将反思范围扩大了，“今天文化批评中所蕴含的问题，不仅在过去的社会学批评中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批评中，也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从文学的文学性角度来切入文化的问题， 从而也不能区分文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之不同质。”v他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文论称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倡导以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进而提出文学性内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风格、修辞、技巧的层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断’、‘回归原生性的现实’的框架中，而是‘文学突破文化观念束缚’的‘文学性程度’研究。并且他还指出，中西方文学性有差异，也不能用西方文学性理论直接解读中国经典。

如前所述，中国是载道思维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不存在纯审美与非审美的冲突和对抗，我们没有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非审美者“总是会站在高处去思索着相同的体验，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学解释成是阶级体制所催生的。”vi吴炫认为由于中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拿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经典是错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谈文学的文学性，便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学自律的形式批评’和‘纯文学’，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那种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当这种‘纯文学’不能在不纯的中国文化现实落根之后，‘文化批评’、‘反本质主义’这些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就又作为对‘纯文学’、‘纯粹形式’的话语纠偏而出场。但无论是在西方实体性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文学性’和‘文学本质’，还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均错位于‘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更错位于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创性经验。”吴炫认为西方纯粹意义的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解读中国经典，即便是审美的、文学性的理论，直接拿来解读中国经典也有隔靴搔痒、盲人摸象之感，因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不同于中国一元文化的整体性穿透性特质，他从而提出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因此运用西方现代后现论研究《红楼梦》，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种理论在中国的一阵热潮，因而疏离和隔膜于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学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中国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原创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一些学者意识到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经典的隔靴搔痒，转而又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方法。如刘再复2009年出版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就是在海外兜兜转转一圈，发现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理论思潮并不适用于文学，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学，从而回归中国禅宗“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释和解读《红楼梦》哲学思想、文学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这种悟的阅读方式触动受西方学院派浸染的刘剑梅进行反思：“这些年读了太多西方学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几乎离开了文学。不仅是我，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事们谈论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反殖民扩张’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没有真正关注文学的。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越来越来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也就不需要具备任何文学直觉，只要会运用西方理论，即使再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讲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来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进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国也从事文学教育，但是到了后来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讲述文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vii刘剑梅发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刘再复说：“我读《红楼箩》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是喜欢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我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我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宅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viii刘再复从生命、灵魂的需要出发阅读、体悟《红楼梦》，强调文学本身魅力和价值，这样的阅读值得赞赏，也是经典阅读与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哪些是文学性，哪些不是文学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学性不只是方法论，回归传统方法能不能解决当代文学问题？刘再复从安身立命的灵魂归属感审视西方学院派理论，悟证《红楼梦》，特别是对人物“心灵和性情”的阐释，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是俞平伯所说的从“文艺的范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但是“悟证”作为一种阅读、探讨和写作的方法论，其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观、美学观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论命题、概念和范畴的根子在哲学，由于‘意境’、‘气韵’这样的古代文论范畴离开‘玄学’和‘禅宗’就不可能成为文学观念，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哲学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化概念进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国任何古代文论范畴就都难以具有‘现代之用’――那种就文艺理论本身来完成现代转换的做法，已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的只是在‘多年呼唤’所证明其难有实际成效。”也就是说，刘再复是否对“妙悟说”有批判和改造？“悟证”作为不同于“考证”和“论证”的第三种方法论，是否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还是古代一直就有，现在只是将其引入了《红楼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刘再复没有明说，或许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刘再复悟读、悟说、悟证《红楼梦》非常精彩，展现了《红楼梦》浩瀚深广的文学意境与魅力，但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仍然只能选择前人的理论进行当代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阻碍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刘再复的思维方式和眼光不是现代的平视，仍是古代的仰视，对待经典的态度不是平视、尊重和创造，仍是仰视、膜拜和学习。

从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原创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创新来说，刘再复式的红学研究仍然处在创新程度不高的学术创新的层面，即用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既定理论套用《红楼梦》的思维模式，把既定理论作符合时代的新解释，还未达到理论创新（对理论问题进行改造）和理论原创（创造新的理论问题）。吴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或坚守传统，或引用西方，或从传统到西方、从西方到传统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创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理论的问题，而只是选择中西方既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文学文本。“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为不能面对中国自己的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自娱”、“批评自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独创性问题影响力的丧失，就会是历史的必然。”他进而提出“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开辟了一条理论原创道路，不失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原创之范示。

“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揭示经典之为经典的文学性、独创性问题。文学性即独创性，“所谓独创性问题研究，是要揭示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贡献，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种贡献的原因。”ix《红楼梦》是不是经典以及为什么是经典？《红楼梦》凭什么成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为经典中经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哪？《红楼梦》的独创性高在哪？独创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点？后来的作家如何超越《红楼梦》，创作出独创性程度较高的作品？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论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和帮助，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和建构的基本目标；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作出理论创新和理论原创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与建构更高一级的追求。

注 释

i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鲁迅等.名家正解红楼梦[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J].文艺争鸣. 2011（01）

iv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J].天涯，2003（5）.

v吴炫.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v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三联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7

王国维对《红楼梦》意义的阐释究竟具有多少反传统的、标新立异的成分?这要从一代代对《红楼梦》的阐释中意义的生成过程进行观察。

《红楼梦》第一回讲到《红楼梦》的主旨可以用“色”与“空”这一对源自佛教的概念来解释：故事的兴趣首先在“色”，即五光十色的、感性的大千世界；而后“由色生情”，生出无穷烦恼；最后则是“自色悟空”，证悟了万法皆空的哲理。事实上从脂砚斋以来的红学研究中，除了索隐派或历史一社会学批评等从外部进行实证研究的红学流派之外，大多数研究者从作品本文中所认识到的主旨大体不出“色”、“空”两端——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情趣的精细描绘，另一方面则是对世界本质的悲观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诸种评论都与《红楼梦》第一回所阐释的作品主旨相去不远，同时似乎也与王国维的观点大同小异。

然而，脂砚斋、戚蓼生乃至后来的许许多多评论家毕竟与王国维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前者对故事中所描绘的“色”，即感性的现实生活更感兴趣。至于“自色悟空”而及的哲理层，则大半是被当作前面繁花似锦的生活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一种反转和映照。“色”与“空”的对立性质使得这种批评在趣味上产生了分裂：批评家们尽管在道理上承认万法皆空的哲理，而真正的兴趣却是在那应当被放弃的感性现实当中。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见解却与上述观点不同。他的美学观念受到康德的影响，认为艺术美本质上是超功利的，他按照传统的二分方式把艺术美分为“优美”与“壮美”两种。在他看来，无论优美还是壮美，都会使人脱离物欲。而《红楼梦》则更是壮美多于优美。王国维所说的壮美实际上是各种悲剧美感的总称。他认为《红楼梦》中壮美多于优美，是因为这部作品整体上所具有的悲剧氛围。不同于大多数评论者，他没有兴趣对故事中描绘的花团锦簇的生活和诗情画意的氛围给予过多的注意和欣赏。因为在他看来，《红楼梦》故事的主旨不是表现这种生活的感性意味，恰恰相反，表现的是生活的感性意味背后的痛苦本质。

显然，王国维所体验到的悲剧性不同于一般评论者所说的那种所谓盛衰无常、乐极生悲的感伤，而是贯穿在《红楼梦》故事过程中的对于人生痛苦本质的体验。王国维看到的《红楼梦》不是花团锦簇的生活场景描写，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他看来，这些冲突的实质不是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矛盾，也不是意外遭遇非常变故的问题，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这种观点不是王国维自己的创造，是他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王国维之所以要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也正是在于他对人生的认识具有与中国传统人生观很不相同的悲观主义色彩。

他虽没有正面对传统的乐天的人生观予以批判，但通过对《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的肯定而否定了那种传统的乐天精神的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对《红楼梦》的阐释是否合理，不能仅从它使用了什么人的哲学概念来判断，而应当注意这种阐释与《红楼梦》本文意义的关系。

王国维的阐释能否成立，系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王国维所借用的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否符合《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思想；二、王国维的这一理论是否可以解释《红楼梦》的客观意义及其文化影响。

首先来看第一点。那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是否是作者写作《红楼梦》的主旨?从故事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人物所经历的相似的悲剧性结局来看，大体上如同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曲最后一支“飞鸟各投林”所预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看不到传统叙事所应当显示的天道循环的法则或伦理正义扬善惩恶的力量，而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痛苦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哲学并没有违背作者的本意。

第二个问题：《红楼梦》的客观意义究竟应当怎样判断。书中的悲观主义如何产生，又如何为社会所理解呢?

其实，《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早在《红楼梦》之前百年的明代晚期，叙事艺术观念已在产生微妙的变化。明末清初的重要文艺理论家金圣叹的文艺观念就显露出悲观主义色彩。从明末到清初，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在此前后的叙事作品中，承袭了传统风格的作品不在少数，然而另一方面，真正比较厚重、深刻的叙事作品如洪昇的《长生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却与《桃花扇》、《红楼梦》一样，普遍表现出悲观色彩。由此可见，自17世纪以后叙事艺术的发展中，悲观主义的精神已成为有意抗俗的激进的艺术精神，它体现出在这一特定时代，代表着社会的智慧和良心的文人精英阶层对社会、人生的更深刻的认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哲学应当说与《红楼梦》所体现的17世纪以来的悲观主义艺术思潮是合拍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王国维的观点会显得与众不同，甚至被认为是牵强附会呢?这一点应当从艺术思潮发展的背景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在《红楼梦》诞生前后，清代的文艺思潮已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后来的各种各样的补书、续书的普遍倾向是企图淡化乃至彻底改变原作的悲观主义色彩。至于批评方面，大都关注于作品的感性的、具体的生活描绘，而对作品的哲理意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淡漠的态度。

这当然不仅仅是对《红楼梦》一部作品的看法问题。从文艺思潮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即所谓康、乾盛世，文艺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的诗文理论，共同构成了近古时期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然而与曹雪芹等人的创作精神相比，这些文艺理论尽管对艺术的认识更加深化和细致了，但是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却较少有更新鲜深刻的见解。相形之下，曹雪芹等人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不仅不合传统哲学，而且更不合统治秩序的要求。因此在这一时期，叙事艺术离经叛道的思想性与文艺理论家们在哲学上的保守形成了微妙的对比。

乐天的世界观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似乎都是无害的；而悲观主义则滋养着怀疑、否定的精神，对社会和个人的生活多多少少起着瓦解、销蚀的作用。因而人们总是倾向于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然而乐天的精神也可能掩盖着内在的矛盾和危机。有清二百年中，乐天的哲学与艺术精神并没有能够使社会得以长治久安，近古中国社会在乐天的精神中走向了衰颓。处在清末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中，王国维痛感到中国人的苦痛及空虚之感更深于他国之民，乐天精神亦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因而求助于鸦片以慰藉空虚的心灵。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蔡元培相似，都是通过美育来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而他尤其强调文学的意义。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8

2013年11月，中国红学会曾在河北廊坊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的200多位红学家聚集一堂。

几十年前，类似的红学聚会并不少见。1979年5月，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出面，召集茅盾、林默涵、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学者集会，庆贺中国红学会和《红楼梦学刊》的成立。那是1954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之后，慑于政治风向而曾生死论战的红学名家们的首次大聚会。

这或许是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而开创“新红学”以来，《红楼梦》不仅养活了无数的人，也使红学成为观察中国学术思潮的风向标之一。

“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这一切的根源是喜欢《红楼梦》。他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并始终坚持将《红楼梦》当做社会政治小说来读。

1954年5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红楼梦简论》的作者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文章引起了的重视，他借此向党内发出《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由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改造高潮。

在信中赞许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自此两人被卷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潮。

对于他这个刚毕业的山东大学学生而言，“很快就傻眼了。”60年后，李希凡向《望东方周刊》忆及当年时说。

自那以后，在学术研究中是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否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作为理论工具，成为评判文艺作品的关键标准。

“我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未动摇。”李希凡坚定地表示，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未改变，依然认为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

在6月21日的座谈会上，坐着轮椅赶到会场的冯其庸赞誉李希凡开辟出新中国文艺批评的新天地。“用唯物主义的研究取代唯心主义的研究，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政治激荡年代的红学

李希凡晚年被糖尿病困扰，但身体仍很康健。此次座谈会前几天，本刊记者应约赴其在北京青年路的家中探访，一套七卷、400余万字的《李希凡全集》刚刚摆进客厅书柜。

对于突然卷入60年前的那场思想批判运动，李希凡说是“偶然”。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搞文艺评论的，远远称不上红学家。

李希凡坐在客厅的一把靠背椅上，边摇折扇边感叹：“回顾这60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搞运动。当年我的文章不过是个由头，实质是要发起一场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运动。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此前，李希凡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深恶痛绝，对“”深恶痛绝，对“”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那场运动，《红楼梦》在政治激荡的年代持续被关注。

1963年，一场名为“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大型展览在故宫文华殿举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刘世德是那场展览的组织者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展览持续了3个月，观者如潮，不少人甚至数十次参观，边看边记。

刘世德介绍，那次展览会是为举办“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做准备的。虽然《红楼梦》自1954年后就受到空前关注，但关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却没有什么推进，除去对思想艺术的阶级分析外，红学界所能依赖的仅是胡适、蔡元培以及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考证文章。

为筹备这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人的领导下，先是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掀起有关曹雪芹生卒年讨论的学术热潮，又通过《北京晚报》等媒体发动寻找曹雪芹墓地的全民运动。

至此，曾长期政治挂帅的红学研究多少得以回归学术范畴。

热闹背后是否远离学术研究

过去30年被红学界称为红学研究新时期，但能拿得出手、足以和前辈大师媲美的研究乏善可陈。

2012年5月，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曾感慨：“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

然而，社会对《红楼梦》的热情，尤其是地方政府、商业力量对《红楼梦》价值的开发却从未停歇。近年来，刘心武的“红楼解密”，“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以及多地争当曹雪芹祖籍、故居和大观园“原型”，热闹背后已远离学术研究。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表示，如今研究《红楼梦》、曹雪芹的学术中坚力量还能守住阵地，但社会乱象越来越多，毫无根据、信口开河、否定一切的思想在蔓延。

作为“红学正统”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些年也陷入了冯其庸与周汝昌的激烈论争之中。一度倾力打造的《红楼梦学刊》每年出刊6辑，但发行量只有几千册。

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新时期红学成就的重要标志是红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学刊的创办；最重要的是观念认知的革新，有了更开放的视野，能突破以往的禁锢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9

早在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对于文艺，除掉赏金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三……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趣味的）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木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个闹着顽亦可。这种不严肃的没有科学观点的“闹着顽”的研究态度，正充分地表明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封建意识较浓厚的知识分子，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在一九五四年，俞平伯先生所作的“红楼梦简论”一文的结尾，他虽然宣称对待这一古典巨著“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还它的卢山真面，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同时减少它的流弊的发生。”但我们检验一下他的研究实践，就不能不说他的研究实践和他这一段话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从他在一九五0年把“红楼梦辨”修订出版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从他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若干近著，特既是从他说出这一段话的那篇“红楼梦简论”中，我们仍然看到：他研究“红楼梦”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三十年以前“闹着顽”的态度，他那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不但是原封末动，而且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的。

二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底态度”那一章里，牵强附会地根据所谓“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和所谓“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历史”认定“红楼梦”纯粹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底思想内容只是：（1）感叹自己身世；（2）情场忏悔；（3）为十二钗作本传。在“红楼梦简论”里，他自己依然批判了“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的错误看法，认为这有三种不妥当处，认为“虽有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文学的手腕修饰以后，却巳大大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但这是由于他经过多年的考证工夫之后，觉得如果死抱住“红楼梦”是自传小说的观点，就有许多地方发生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才下了“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曹雪芹也不等于贾宝玉”的新判断。是从“小说恐怕不好写”的文章家的眼光着眼的。他仍然认为“红楼梦”是作者“自从生平”的书。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极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每一典型人物都系由作者高度地综合了作为社会的人的无限丰富的内容而创造出来的。由于俞平伯先生对于现实主义的无知，更由于他那半封建半殖民地所孵育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底软弱性，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认识到这部深刻地暴露了并批判了了整整一个社会制度——封建制度底一切缺点和弱点，并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制度再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和必然崩溃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对于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教育作用。他只能把它理解为描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个人穷通的，供人“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作品。虽然在某些地方，他也说到：“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和“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均见“红楼梦底风格”）。但他所说的革命精神，是指的曹雪芹敢于在文章风格上打破能人的里臼，“他（指曹雪芹）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挑玷”的。而这部问题小说所揭露的究意是些什么社合同题呢？从事“红楼梦”研究三十年的俞平伯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0

曹雪芹创造了文学的不朽圣经《红楼梦》，使我赢得了对美的衷心信仰，并由此明白了该如何守护生命本真状态而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不但具有最精彩的审美形式，而且具有最深广的精神内涵。以往分析《红楼梦》的文字虽多，但从哲学上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却几乎没有。本文专门讲《红楼梦》的哲学，包括讲曹雪芹的哲学观与浸透于《红楼梦》文本中的哲学意蕴。

198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会议（此会由笔者主持），俞先生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红学近作《旧时月色》和《评〈好了歌〉》。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希望大家多从哲学、文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同年11月，他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邀请，又作了《索引派与自传说闲评》的演讲，再次主张研究《红楼梦》应着眼于它的文学与哲学方面。[注:萧悄的《俞平伯传》(正题为《古槐树下的学者》)，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记载此事。俞平伯先生一辈子都在考证《红楼梦》，但他并不希望人们继续他的学术道路，而是表达了另一种期待，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期待。可是20年过去了，仍然看不到关于《红楼梦》哲学的专题研究论著。

在纪念活动之前80年，27岁的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并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在此。”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宇宙的，是指作品的无限自由时空，不是《桃花扇》那种现实的有限时空。相应的，便是《红楼梦》具有一个大于家园境界的宇宙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哲学的也”，即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哲学。为什么？王国维虽然引用叔本华哲学来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与伦理意义，但没有直接说明、阐释《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他之后100年也没有人充分说明。事实上，《红楼梦》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性宝藏、文学宝藏，而且拥有最丰富的哲学宝藏、思想宝藏、精神宝藏。中国文化最精华的东西，中国文学、哲学最精彩的元素都蕴含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

哲学有理性哲学与悟性哲学之分。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概念、范畴的运作，而是浸透在作品中的哲学意蕴。冯友兰先生到西方深造之后回头再治中国哲学，便在方法上从一变为二：正方法与负方法同时进行。所谓正方法，便是理性哲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所谓负方法，则是感悟与直观的方法。前者是西方哲学的长项，后者是中国哲学的长项。禅把直观、感悟的方法发展到极致。禅宗六祖慧能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方法，便是放下概念范畴直达事物核心的方法。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天才思想家，他给哲学、给思想展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无须逻辑、无须论证分析而思想的可能，这是另一种哲学方式得以实现的可能。作此划分后，可以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与此相关，笔者还想作另一种区分，提出另一种概念，这就是哲学家哲学和艺术家哲学的区分。哲学家哲学是抽象的、思辨的，与艺术实践是相脱离的；而艺术家哲学则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紧密相连的，甚至是直接由艺术实践呈现出来的。《红楼梦》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虽然精神指向相同，但哲学形态却有很大区别。老子是思辨性的“哲学家哲学”，庄子则是意象性的艺术家哲学。庄子的文章可称作散文，庄子也可视为大散文家，老子则不能，但谁也否认不了庄子又是哲学家。一般地说，艺术家哲学与悟性哲学家较为相近，但也不能说悟性哲学家就是艺术家哲学，例如慧能的哲学可界定为悟性哲学，却不可以说它是艺术家哲学，因为它固然可以影响作家的艺术实践，但本身却与艺术实践无关，其形态也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性。

《红楼梦》的哲学形态类似庄子，其巨大的哲学意蕴寓于精彩的文学形式与审美形式中，寓于丰富的寓言与意象中。所以既可称庄子是文学家，也可称庄子为哲学家，曹雪芹也是如此，两者兼得。但迄今为止，曹雪芹还没有庄子的幸运，即还没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上有《红楼梦》的崇高位置，在哲学史上曹雪芹则一直是缺席者。

把大作家的“艺术家哲学”列入哲学史并不唐突。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早被列入；在西方哲学史上，拜伦也早被列入。拜伦是英国的大诗人，也是举世公认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特别开辟了“拜伦”一章［1］，论证拜伦时代的反叛哲学与贵族哲学，区别了贵族性反叛与农民性反叛的不同哲学内涵。与拜伦相比，《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丰富得多。若与《水浒传》相比，则也有贵族哲学与农民哲学的巨大差别。农民的反叛与贵族的反叛都对现存秩序和现存理念有所质疑或有所破坏，但贵族的反叛是有理想的，农民的反叛则往往缺乏理想。曹雪芹的哲学带有永远保留青春生命之真之美的理想。当然，这不是说《水浒传》和其他一些含有某些哲学颗粒的作品就可以进入哲学史，例如《金瓶梅》就说不上什么哲学。《金瓶梅》是很杰出的、很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把世俗生活的原生态，特别是人性的原生态呈现得如此真实，如此淋漓尽致，处处可以见到生活与生命的肌理。这部小说大胆描写，但不对做出价值判断，在当时也不简单。然而，《金瓶梅》没有哲学。小说结尾那点因果报应，只是小因小果，出了一个禅师，也谈不上什么禅性，这一画蛇添足的结尾，实际上是一大败笔。从哲学上说，《金瓶梅》完全不能和《红楼梦》同日而语。

正因为《红楼梦》属于悟性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所以它没有用思辨代替审美，没有以理性代替艺术，不像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只有口号、主义、观念，却没有真艺术。所以《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伟大文学作品。

一、《红楼梦》的哲学视角

探讨《红楼梦》哲学，首先应注意体现于全书的哲学视角，这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也是哲学观。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审美形式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所以作品总是除了艺术性之外又带思想性。但是具有思想并不等于具有哲学。这里所不同的是思想不一定具备特别的视角，而哲学则一定具有某种视角，即某种特别的观照宇宙人生的方法。这种视角，带有独立价值，甚至带有思想所没有的永恒价值（思想一般只带有时代性、当下性）。没有视角，就没有哲学。视角一变，哲学的形态与内涵就跟着变。《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以说它很有思想（对科举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及人性困境的思索），但不能说它很有哲学，因为整部作品并不具备哲学视角。《红楼梦》的哲学属性，首先是它具有自身的哲学视角。

《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而“大观”正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哲学视角，我们可称之为大观视角或大观眼睛。所谓大观眼睛，用现代的寓言表述，便是哲学性的宏观眼睛，或称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境眼睛。《红楼梦》中帮助主人公贾宝玉“通灵”入世的一僧一道，就拥有这种眼睛，即具有天眼与佛眼。《金刚经》把眼睛分为天眼、佛眼、法眼、慧眼、肉眼五种，其中的天眼、佛眼、法眼、慧眼都属大观眼睛。与《金刚经》不约而同，《南华经》（庄子）也把眼睛分为多种，其最高的“道眼”，也是大观视角。《庄子》的开篇《逍遥游》，其大鹏的眼睛，也近似“天眼”、“道眼”，从九万里高空上俯瞰人间，便看出“大知”与“小知”的区别。大鹏的视角，也正是庄子的哲学视角。庄子在《秋水》中让北海若说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禾弟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以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而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庄子在这里提出了“道观”、“物观”、“俗观”、“差观”、“功观”、“趣观”6种视角，除了其道观属于“大观”眼睛并可与天眼、佛眼同日而语之外，其他5种规则只能归为世俗眼睛。庄子用道观物，正是用大观的眼睛观物，这就打破了世俗眼睛对万有万物的人为分类分割，抵达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的“齐物”境界。老子也是用道眼看世界万物，因此也打破俗眼下的各种差别对峙，而抵达“大制不割”的宇宙生命境界。

无论是《红楼梦》的天眼、佛眼，还是庄子的道眼，都是比一般眼睛更高的宇宙眼睛。这种眼睛最大的特点是视野无限开阔，如同宇宙一样没有边界，不知边界。王国维的天才在于他发现《红楼梦》的语境乃是没有边界的宇宙语境，而《桃花扇》则是具有现实时限的家国历史语境。所以《红楼梦》中的生命（角色），其本质并非家国中人，而是宇宙中人。他（她）们并不以为自己此时此刻的生存之所就是故乡。《红楼梦》一开篇就重新定义故乡，嘲笑世俗的常人“反识他乡是故乡”。那么，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他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全然不可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是《葬花词》中林黛玉的问题，也是曹雪芹笔下的无边语境。《红楼梦》第87回有一个重要细节，我们不妨重温一下：

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两个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说，进来也不言语，这么使促狭唬人。你多早晚进来的？”宝玉道：“我头里就进来了，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畸角儿’。”说着，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头一件心是静的。静则灵，灵则慧。”宝玉尚未说完，只见妙玉微微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讪讪的旁边坐了。惜春还要下子，妙玉半日说道：“再下罢。”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问着宝玉道：“你从何处来？”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头的话，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锋？”转红了脸答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说话。惜春也笑道：“二哥哥，这有什么难答的，你没的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似的。”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家，心上一动，脸上一热，必然也是红的，倒觉不好意思起来。在大观眼睛之下，生命并非生灭于世间地图上的固定点，而是在大宇宙往往返返的自由点，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生命正是具有这种神秘，这种无定与无常，才显得空旷广阔。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1

1987年，大陆第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由中央电视台摄制并播出，此片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87版《红楼梦》所奠定的大陆最具影响力的红楼影视作品的地位之牢固，使其没有受到任何改编作品的威胁和影响。此剧由王扶林任导演一职，周蕾、周岭、刘耕路担当编剧。剧本改编的基本原则是忠于原著，80回以后的情节更是摒弃了高鹦续书的内容，结合红学研究、前80回中埋下的伏笔以及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注等内容，对《红楼梦》的故事结局进行了重新的论释和剧本创作。该电视剧的播出使《红楼梦》得到了盛况空前的关注度，不夸张的说，许多当代观众是从这部电视剧才开始真正了解《红楼梦》。该电视剧不再局限于宝黛爱情的主题，而是将其与贾府兴衰一起作为两条主线齐头并进，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小说蕴涵的反封建精神。

该电视剧成为红楼影视改编史上的经典之作，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之高至今鲜有任何一部红楼梦影视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剧中描述的红楼情节、塑造的人物形象一直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其中由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和邓婕饰演的王熙凤，更在互联网上被网名评选为中国影视艺术史上无法超越的银幕形象，可见其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87版上映十载后的1996年，一部长达73集篇幅的《红楼梦》电视剧的诞生，使其至今依旧保持着《红楼梦》影视作品篇幅之最的头衔。台湾华视为观众呈现的这篇巨幅之作，相比较36集版《红楼梦》，不难发现73集版的主创人员力图更全面的将《红楼梦》的全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对原著的内容和细节交待的也更为具体，对于即使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而言也会更易接受和理解。

第二章《红楼梦》的影视表现

《红楼梦》从筹划拍摄开始，话题不断，声势浩大的演员选秀，胡玫导演退出李少红接棒，经费一度告缺几欲停拍，可谓一波三折热点十足。而剧中人物套用戏曲的额妆造型一经问世，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剧更是邀请曾获奥斯卡奖的叶锦添担任总造型师，然而实际取得的效果，似乎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期望相去甚远。导演李少红曾表示:这些造型的确与我们当初希望赋予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新意，做到曹雪芹原著亦真亦幻、在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中创造艺术化氛围这一初衷是吻合的。

从导演和造型设计师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者的最终目的，是想借额妆这一造型来突出剧中人物的虚幻色彩和朦胧美感。额妆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昆曲，导演和造型师也是想借昆曲华美的东风吹起《红楼梦》的虚幻之气。

但昆曲的梦幻不是靠额妆一个元素完成的，戏曲的唯美境界要靠舞台、布景、曲调、演员等元素的共同结合才能得以展现。可能正如叶锦添所言:我拉了昆曲最浮面的那一层皮，那一层美感，来做红楼。他是拉了一层皮，但他也只拉到了一层皮，那薄薄的一层皮掩盖不了皮下灵魂的血肉，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的。《红楼梦》的梦和幻，是由太虚幻境、通灵宝玉、女蜗补天、黛玉葬花、，是远非一个额妆就能展现的。相反的，额妆不仅不能美化剧中的人物形象，还对刻画人物个性起到了模糊的作用。

小说中曹雪芹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这也是《红楼梦》最摄人心扉之处。试问，谁会由纤细瘦弱、敏感心尖联想到薛宝钗?谁会认为剔透丰腆、藏拙守愚的是林黛玉?刁钻狠毒、机灵泼辣更是除了王熙凤还会有哪个第二人选?所有的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只有这一个，认真欣赏《红楼梦》的人绝不会混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形象。而额妆却将这份独一无二性大大的削弱了。额妆在戏曲中的运用主要是修饰人物脸型，特别在男性旦角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很好的弥补作用。

现在人人头上都顶了几片铜钱装，让人挑花了眼看晕了头，纵然演员的表演再到位，个性的独特还是被模糊了几分。人物的个性塑造是否成功的评判关键，不在于她穿了什么衣服化了什么妆，最重要的是演员的表演是否神形兼备。当然令人悦目的外在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些许掩盖表演的不足，但新版《红楼梦》中部分演员的演技本己惹来不少质疑的声音，创作者还给每个人贴上程式化的额妆，无疑是抹煞人物的个性化设计。与其费尽周章搞一些外在的累赘物，还不如在演员的表演功力上多下点苦功。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2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文革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强暴，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著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3

1.3第三个高潮进入21世纪，随着国外新潮的书籍装帧设计思想的影响，随着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随着设计师设计理念的不断创新，《红楼梦》封面设计翻开了新的篇章。图7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的插图本《红楼梦》，封面也是黛玉葬花。该书一函十册，函套采用了扬州漆器工艺，吝用色彩、笔墨单纯，从颜色到材料再到工艺，都较为考究。图8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红楼梦》。该版《红楼梦》用由我国书籍装帧设计师速泰熙先生设计。封面上创造性地采用了纯文字设计的手法，烫金书名上下分别是“好了歌”和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释诗歌，概括了红楼梦全书从“好”到“了”的故事情节。腰封在封面和封底的垂直对应位置分别画了一块玉和一块石，很好地解释了补天石变贾宝玉的故事，同时也暗喻了《红楼梦》原名《石头记》。21世纪以来制书材料和工艺的发展，为《红楼梦》封面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红楼梦》封面设计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新材料新工艺。同时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重视《红楼梦》文本主旨的提炼，力求让文本与封面更完美的呼应。然而先进的技术是把双刃剑，它丰富了设计的工艺和形式却也衍生出了一批印着大字、装饰的花花绿绿的《红楼梦》。这些书虽然起到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但是却没有体现人文气质和文化内涵，反而使读者产生了视觉疲劳和烦躁感。近年来的《红楼梦》封面设计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为了适应“眼球经济”，一些封面过分强调视觉冲击力，导致封面十分艳俗；又如一些封面插图的选取不具有代表性甚至与文本内容、作者立意脱节；再比如一些设计师过分依赖于软件，使得封面看上去缺少书卷气缺少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