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历史篇1

本文打算从《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描述的事实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若干主要线索，联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材料，就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作正面的说明。

一

《红楼梦》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的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概括地说，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而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但是，这个时期韵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这就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除了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以外，还存在着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和封建统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还夹杂着民族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内容。

由于《红楼梦》是反映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一部伟大作品，它就不但揭露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残酷、暴虐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本来，清代以前的封建土地关系，已日益向两极发展，虽然在农民大起义中部分解决了土地关系上的尖锐矛盾，但是在清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矛盾又继续迅速发展。顾炎武《日知录》记载的“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现象正在逐渐严重化。明代统治者早已实行了“计亩征银”的一条鞭的赋税制度，货币地租逐渐发展，农产商品化趋势已经日益显著，国内市场扩大，全国有三十几个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出现了许多自由商人和独立手工业者；除官办的手工工场以外，还出现了带着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也开始增多；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新生的市民思想正在传播。特别是在东南地区，这种市民经济和市民思想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明代已有相当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市民社会势力的发展，曾极力加以抑制和摧残。但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并不符合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新兴的社会力量是消灭不了的。相反，由于清朝统治者依靠和纵容八旗贵族和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给以种种特权去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的结果，却引起了清代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农村中失去土地的人口大量游离出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加剧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快，手工业更多地为市场而生产；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国外贸易也比以前活跃；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在这种条件之下，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就进一步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这种情形。当时的市民社会中有城市的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主人、中小商人，以及住在城市的一部分经营地主和破产的贵族地主，还有代表市民思想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虽然还没有摆脱封建的束缚，但是它从经济上到思想上都表现了与封建主义相对抗的许多特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朝统治者不断地对汉族人民及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和战争，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外的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日渐动摇起来。

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分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间的历史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同志的正确论断。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带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兴的市民经济，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而当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逐步侵入了中国，阻碍中国新的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后来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且用战争的手段打开了封建的中国，就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奴役地位。但是，这并不能引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说：当初的资本主义因素既然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它的文学艺术作品。事实并不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论中教导我们：“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希腊人的艺术“在我们面前所显示的魅力，是与它生长于其上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它正是这个未成熟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麦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其理由就在这里。

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描写一个中小地主甄士隐的家庭遭遇一场火灾，他“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后来“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具体写照。

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丧失土地、大地主激烈兼并土地的血腥记录和农民的反抗事迹，充满了十八世纪的清代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

清代初年的圈地运动，曾经占去了大量肥沃的土地。当时有二十五万顷的圈地，八旗壮丁每人占地达三十六亩。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写道：“圈地每人六赏，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二人，该地七十亩夕人多者照数加增。”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新的土地兼并的风浪很快袭来，不仅汉族农民纷纷失地，而且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就连八旗壮丁圈占的土地也“大半典卖”了。《清朝经世文编》中载有乾隆十三年杨锡绂的奏疏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这就证明当时土地兼并是多么剧烈的了。兼并的结果是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清代全国耕地面积在康熙二十四年为六、0七八、四三0顷，雍正二年为六、八三七、九一四顷，乾隆十八年为七、0八一、一四二顷，而大地主阶级兼并的土地数目却很惊人。据昭??所作《啸亭续录》记载，直隶怀柔的一家姓郝的大地主就占有了“膏腴万顷”，皇帝出巡，借宿在他的家里，“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一日耗费十几万两银子。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一家大地主就占了一百万亩土地，那末，照上述全国耕地六百万顷或七百万顷来计算，如果有六百个或七百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都占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继续尖锐化是必然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了多年以后，零星的农民骚动又继续发生。最著名的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之乱”，攻破阳谷、堂邑等县城，就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所谓“盗贼蜂起”完全是事实。不过，这个时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没有马上爆发成为全面的起义。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这种情形就如同《红楼梦》第二回中作者借一个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嘴里说出的荣宁二府外强中干的情形一样，“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但是，这些大地主阶级却好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赵嬷嬷又说：“如今还有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世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他们的这么多银钱财产是从何而来的呢？

显然，当时地主阶级的大量银钱财产的来源，除了进行高利贷剥削和经营工商业赚来的以外，主要的还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残酷榨取得来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出宁国府交给乌进孝掌管的就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交给乌进孝的弟弟掌管的也有八处庄地，还有东省的屯地不算。老管家周瑞曾对贾珍说：“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收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往来。”这还只是他们对农民剥削的一个方面而已。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地租已有不少是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的。乌进孝交给贾珍的租子，主要的是二千五百两银子，其次是一千担常用米，其余是山珍野味。当时江南地区货币地租已经相当流行。如《松江府志》载，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奏称：“娄县知县王士瑾请将毕姓田产，每岁租银一千三百余两供廪食之需。”这类记载散见在许多文献中，可以证明有许多私人的田产，每年是收租银而不是收租谷的。货币地租的流行，同田赋征收中的银粮比例的变化也是一致的。按《清朝文献通考》所载，顺治十八年的田赋中，银赋为二一、五六七、OO六两，粮米为六、四七九，四六五石；而乾隆十一年的田赋中，银赋增至二九、六一一、二O一两，粮米则为八、四O六、四二二石。银赋是把农产品出卖换得货币来完纳的。银赋的增加不但说明了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而且说明了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

随着农产商品化的趋势而来的是棉花、烟叶等商品作物种植的加多。例如，棉花在明代就已在长江流域普遍种植，清代更为发达。康熙有御制木棉赋，赞扬种棉的利益；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编绘木棉图说十六条，说明棉花的播种和染织的全部过程，刻石树立在保定，于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在北方也普遍推广植棉了。又如烟叶的种植，这时候也比以前更多。王士祯在《香祖笔记》里说。“今世公卿士大夫无不嗜烟草者。……初漳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我们不必去讨论烟叶传入中国的途径，但要说明这种商品化作物日渐普遍的趋势，甚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安。雍正五年有一道上谕说：“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小民较量锱铢，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也。地方官遽然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农产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是法令所能够阻挡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当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卖。这就可见那时候的商品作物已经相当发达了。那时候的经营地主，首先也是种植商品作物的。明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所记载的金陵“城西一带最宜于蔬圃，近市而易于获利”的情形，在清代更加普遍。雍正五年的上谕中就曾谴责那些致富之家“舍本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饔飧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种植大批果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市场的需要。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时候农村中的雇工，也随着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发达而同时增多。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着许多农村雇工的情况。如《扬州府部》《汇考》中写道：“无田之农受田于人为佃户，无力受田者为雇工，多自食其力。”“力任播获，年可获中人资，为地佣。”《苏州府部》《汇考》中又写道。“吴农治田力穑。……雇工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虽然农业中的雇佣劳动也是很早就有的，可是这个时候却更加发展了。这只有在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产生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中描写探春兴利除弊，决定把大观园出产的笋、菜、鱼、虾、香草、花儿和稻子都包给能知园圃的老妈妈，一年可得四百银子的利息。这简直就是大经营地主的算盘了。第七十九回里写的“桂花夏家”“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也是一例。

这些大地主和高利贷、商业资本还结了不解之缘。请看《红楼梦》的第四回，那位葫芦庙的小沙弥出身的门子就说出了金陵的贾、史、王、薛四大家的关系，是“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贾赦、贾敬等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必说了。薛宝钗的哥哥，那个仗势欺人、抢走香菱、打死冯渊的薛蟠，不正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吗?薛姨妈不是还有好几处当铺吗？贾府被抄的时候不是查出两箱房地契文、一箱放债的借票吗？这些已够说明：他们不但是封建大官僚，而且又是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大高利贷者和大商人。

当时的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相结合的例证，在史籍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东华续录》引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的奏疏，其中说道：“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前面所举《啸亭续录》中还引述高士奇的“亲家陈元帅，伙计李开芳，开张绸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拥有田地千顷，商铺资金数百万，这在当时并不稀奇。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它并不愿意妨碍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倒反愿意让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据《东华录》引乾隆年间的一道上谕说：“山西等处富户夕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钱维城上疏也说：“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或入数万金。富者以数百万计，以一家而有数千百万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数千百万家失业也。”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方面地主阶级利用商业高利贷资本趁机加紧剥削农民，积累财富，并且把一部分财富投到城市工商业中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

三

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是封建农村中吐出大批劳动力和商品生产扩大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来考察这一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城市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情况，以便判断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一方面，曹雪芹的家庭就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材料的一个来源。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庭，从他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到他的伯父曹?、父亲曹?，世袭了江宁织造，历时六十年，有时还兼任苏州织造和两淮盐政。通过这个历史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怎样经营官办的工商业，它和民间的独立手工业者、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以及自由商人之间有那些联系和矛盾。

故宫的《文献丛编》中有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六月的一封奏摺，其中说到江宁织造府的“神帛、官诰两机房，自顺治二年间，案经内院臣洪承畴经定，除丝颜等料照时采买外，其一应匠作工价，因开织之初惟期撙节，所定工价甚寡，较之缎匹、倭缎仅十之二三。此各匠虽有工价名目，实皆民间各户雇觅应工。迄今六十余年，历任织臣无可动钱粮，惟一循旧例。若竟行革除，则穷匠星散谋食，不能束腹以待钦工。……臣等原议诰帛二项人匠约计三百七十名，岁需银二千七百两，即可赡活群工。”

这就说明：第一、官办的织造业自设机房，经常有几百个工人为它做工；第二、官办的机房往往向民间派定手工业工人按时应工；第三、官定的工价很低，不足以维持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第四、民间的许多手工业户随时都能够雇到自己所需要的许多工匠；第五、民间穷苦的手工业工匠平时是星散谋食的。

这些工匠是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手工工人。《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纪事》中记载苏州织工的情形说：“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

这又说明：第一、当时的手工业已有相当细密的分工，手工业工人各有专能；第二、计日受值的雇佣制度已经流行；第三、雇主和雇工之间虽有经常的相对固定的关系，但已经是属于自由的契约关系了；第四、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已经以较大的规模出现，并且行头从中剥削很厉害，可以“左右为利”；第五、清朝的织造府所以要禁止这种行头的剥削，只是因为官办工业和民间工业有矛盾，如果取消了行头，就更便于织造府的机房直接招工。

从官办的织造工业来说，它直接控制着一部分手工业作坊主人、小手工业者和商人。如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巡抚郎廷极请以曹寅之子继任江宁织造的奏折中说：“今有江宁省会士民周文贞等，机户经纪王聘等，经纬行车户项子宁等，缎纱等项匠役蒋子宁等，丝行王楷如等，机户张恭生等，浙江杭嘉湖丝商邵鸣皋等，纷纷在奴才公馆环绕，具呈称颂曹寅善政多端。”这许多机户、匠役、丝行、丝商等等当然都是受织造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经常和织造府发生矛盾的。织造府“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织造批准纳税给文凭，然后敢织”。而机户则要求“减免额税”。这一类矛盾是日益明显地存在的。

但更重要的是，当时除了官办织造工业以外，民间的织造业也相当发达。这种民营的手工业是市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据陈作霖《凤麓小志》载，“金陵机业聚于城之西南隅。开机之家，总会计处谓之账房夕机户领机谓之代料，织成送缎，主人校其良???街?呕酢P??奚踝时荆???颜朔课??8骰?Ц唇?糠⒔蝗痉蝗旧??缓笫栈兀??啥衅ィ?偈塾氤穸幸怠K恼卟悴阆嘁颍?萜菹喙亍G迩?∑?瘢?ǔ嵌谢?匀?蚣啤I闯袢掮辈辉诖耸?V???に缀艋??印！

所谓“机户”一般地是指雇佣手工业工人的工场手工业的主人，“小机户”就是作坊主人，“机包子”就是独立手工业者，他们都直接和间接受着账房和绸缎业商人的层层剥削。当时的所谓“账房”就是商业资本家控制手工业生产和运销过程的组织形式。他们供给手工业生产者以原料或者同时供给生产工具，收买成品。这种制度是比较完备的商人雇主制。当时民间织造业的数量很大。陈作霖说这一座南京城里从乾隆以来就有三万架缎机，其他还不计算。这个数字也许是过高的估计，但它毕竟说明了在乾隆的时候，南京的民间机织业的发展，已经很有可观的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那些机包子等独立手工业者和机户等又跟账房、绸缎业商人经常有矛盾。他们的关系不是“层层相因、休戚相关”而是层层剥削、互相对立的。

由于城市中官办的和民营的两种手工业的影响，当时许多城市附近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九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中写道：“采办青蓝布三十万匹……此项布匹出在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三月奉部文发买，临期急迫，必需牙行经纪四散收买，所以价贵。”《古今图书集成》《松江府部》《汇考》中记载，“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从这些记载里，我们不难想见那时候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是多么发达的了。并且，上述松江府的记载中还写道：“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衣食全赖于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家庭手工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广大的市场而生产的。

当然，人们都还知道，中国城市工商业有很久的历史，手工业工场也早已出现了。从汉代说起，据《汉书》《食货志》所载，当时不但“举天下盐铁，作官府”，而且有东织室、西织室，设置“令丞”。后汉还有“甄官令丞”督造琉璃。后来两晋、南北朝和隋朝都有各种官办的手工工场。唐、宋、元的官办手工业的发达，几乎使全国的手工业者都变成了官府的“工奴”。在那些年代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同样已经产生，宋代城市还有相当数量的“土木杂作”等出现。但是，在那些年代里，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作为新工业发展的阶梯的、为广大市场而生产的民营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雇佣劳动的市场都很狭小。只是到了明代，城市的商业和民营的工场手工业及农村的手工业才逐渐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东南地区比较发达。清兵入关之初，这些工商业曾受了相当的打击，一度低落。但是，因为社会经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条件，这些工商业不久就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起来。

我们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许多城市的面貌上，首先就可以看到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盛。就以当时的金陵来说，这座城市显然已经成了当时江南工商业的中心城市。它不但保存了明代的钢铁坊，皮市、履鞋坊、帘箔市、伞市、木器街、木匠营、弓箭坊、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等，还增加了珠宝廊，书坊等新的市肆。《续板桥杂记》中说。“乾隆之世，利涉武定二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当时商贾水陆交通直达金陵的有十几路。这是金陵的情形。再举武昌的情形来看，据《古今图书集成》《武昌府部》《汇考》所载，当时“商贾之牙侩，丝帛之廛肆，鱼米之市魁，肥其妻子，雄视里闸，下至百家技艺、土木食工，以及俳优侏儒，趋利于寰?者，未尝不趾相错而踵相接也。”如果说夕这些都是南方的情形，那末，再举同书关于宣化府城的记载来看。 “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可见当时许多城市的工商业都很发达。

而且，清代康熙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引起社会风习的变化，也更加显著地表明了它比唐、宋、元、明各朝代还要深刻得多。康熙年间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的封建老爷们，叙述了武昌等城市百工商贾发达的情形之后，就不胜慨叹地写道：“土俗民风经百余年而未变，迨故明万历之季，风气浸薄。……今则贵贱无分，少长失序。”此等腐儒的叹息，在当时许多文字中本来也很平常，但它却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是。明代万历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到社会风习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万历以后变了，因为城市工商业发达了，而清代康熙年间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因为新兴的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了，这当然会使封建老爷们看不下去的。

这种工商业发达的情形，在当时究竟是不是相当普遍的呢？

当时其他地区的城市和其他工商业的全面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应该在这里得到简要的回答。许多历史的材料说明：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无论建筑业、采矿业、制盐业、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印刷业等在许多地区都十分发达，分工也很细密。如乾隆年间的建筑业在各处都有，其中分工的种类名目很多，有大木作、南木作、石作、瓦作、搭彩作、搭材作、土作、油作、裱作等等。

在采矿业方面，清朝统治者曾一度严令禁止，但后来也逐渐开放了。据《清史稿》所载，康熙年间山西应县、陕西临潼、山东莱阳各处银矿已经开采。雍正年间广东总督鄂尔达奏称：“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广东的采铁和冶铁工业发达的情形在鄂尔达的奏疏中记述得还很多。比如他描写“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可见是很发达的。乾隆年间陆续准许山东博山等地煤矿以及贵州思安、陕西哈拉山、甘肃扎马图等地金矿和银矿、两广和云南各地的铜、铁、铅矿，尽行开采。云南的铜矿历史很久，规模也很大。它在康熙、雍正的时候是“由官给工本”开采的，起初每年产铜只八九十万?，乾隆的时候虽然仍由官府“放本收铜”，却并不干涉生产过程，各矿厂可以独立经营，因此每年产铜增至一千二三百万?，矿区也扩大许多倍。《清史稿》载乾隆时“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再看阮元《云南通志稿》《食货志》的材料，云南铜矿在康熙年间常有十七八处在开采，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常有二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九年以后常有三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三十七年有四十六处在开采。王崧《厂矿?炼篇》记述各处的“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夕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可见连某些边远的矿区也逐渐变成新兴的工商业小城市了。

清代的制盐业在两淮、两浙、两广、福建、山东、长芦、四川等著名的产盐区同样是扩大生产的，盐利也是最大的。许多盐场又经过了裁并，就日益集中，每个大的盐场往往都有几千上万的盐民或“灶户”，许多盐场或盐井互相毗连，使产盐区的集镇也更加繁盛了。这些盐区不但是制盐的工业区，而且又是盐商集中的商业区。当时两淮等地的盐商获利最大，康熙、乾隆屡次到南方巡游，强迫盐商捐输的款项，动辄几百万两。即便是在边远的云南，当时盐井的数目也比以前增多，雍正年间由井、四十多小井增加到二十大井、九十多小井，乾隆年间又新开了两大井。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云南琅井在昆州，白盐井在姚州，黑盐井在楚雄，皆在万山中最下处溪河之中。环溪数千家，皆灶户也。每担咸水税若干。”各地盐业的发达可以概见。至于历史悠久的江西景德镇的瓷业，在明代就已经扩大了规模，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时候更进一步发展了，制作的技术也更加提高，分工协作的组织比以往也更加细密。在那里不但有规模十分可观的能够承担官局烧造任务的大窑，而且有许多为市场而生产的小窑。从那里出产的瓷器行销各地，因此景德镇更加成为“商贾云集”的地方了。据唐英的《陶冶图说》所载，当时“景德一镇……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以生”。这些大部分都是私窑，而在御窑，则只有“工匠役夫三百余人”，即便还有其他工人，也多不到那里去了。

各个地区的这许多官办工商业和民营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很尖锐的，斗争不断地爆发。因为清朝统治者对民间工商业的压迫日益加紧，激起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的反抗。他们进行斗争的方式更加复杂。他们有的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发动罢市。

这是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独特形式。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八、十九两日，江宁、镇江、扬州的商民举行罢市，拒绝新任督抚到任，要求减轻税额。有的组织武装走私。如康熙年间山东、河南的“流棍”，往往“率党”一二百人，兴贩私盐，横行白昼，在泰州沈家渡等地杀死缉私官兵。有的率众反对抬高米价。如乾隆十三年春夏之交，米价骤涨，苏州有“市井贩夫顾尧年者倡言平抑米价，和者纷如蚁聚，势愈汹涌。”这一类事实只有在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以理解。

康熙年间有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三合会”出现，乾隆年间又有另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出现。这些秘密组织跟城市的行帮组织有密切关系，跟海外的华侨商人和苦力也有密切关系。就城市的行帮来说，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有许多城市的行会的内部关系，比起从前的行会大有不同。如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汉口米粮业的帮规中写道：“吾人若无团结集议之所，则无以整顿行规，且意见各殊，斗斛参差。……何以昭公溥而永保信用?”并规定“缴入帮费银十五两”、“公所之常费收取悉照账簿”、“有破坏帮规者，即开会议罚”。这种行会章程显然带着新的色彩。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相随而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对于清朝闭关的封建经济的侵蚀和瓦解的作用，也在日益加深。

自从康熙二十三年开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二十八年同帝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又订立恰克图条约以后，东南沿海四个关口，北方陆路一个关口，输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不断增加。康熙五十九年专门为了经营对外国商人的贸易而设立了广州十三行，它们和明代的三十六行的性质很不相同，应该说这时候买办资本也开始萌芽了。

看《红楼梦》的人都记得，《红楼梦》中有许多外国的货物，如洋漆、洋布、洋呢、金表、挂钟、西洋金自行船、玻璃灯、西洋珐琅、洋烟、西洋葡萄酒，波斯玩器、茶叶、止头痛的药膏“依弗哪”以及冯紫英夸称为“鲛绡帐”等四种洋货都是。王熙凤夸耀“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薛宝琴自称“八岁跟父亲到西海买洋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而俱来的，是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比明朝的时候更为增多。康熙皇帝曾任用了许多传教士为钦天监，当教授，到内地勘测，那些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增设教堂，吸收教徒，买土地，做生意。这些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倾向同样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四

由于当时从城市工商业的基础上兴起的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发展，清朝封建统治者就遇到了过去所没有遇到的新兴社会力量跟它相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已经超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对立的范畴，而带有新的社会意义。因此，有些人仅仅看到清代的农民斗争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而忽视或抹杀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农民斗争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的，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怎么能够抹杀的呢？

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由于这种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封建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农民的离村，由于西洋资本主义势力开始逐渐侵入，这才给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多方面的威胁。而在当时一部分经营官办的工商业的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中，也逐渐地产生了思想上和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分子，这也是很自然的。

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的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人物。人们都看到了《红楼梦》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曹雪芹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呢?应该说他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必须从这一点来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红楼梦》的历史意义。

人们大概都不否认，《红楼梦》里的许多正面人物，是代表着那些没落的封建贵族官僚地主的家庭中向往自由生活的一群青年人。他们一方面对于日趋腐败的封建制度发出了动人的控诉和强烈的反抗呼声，揭穿了以贾政、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为代表的行为伪善、实则残酷不仁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面目，另一方面也无情地揭露以贾珍、贾琏、凤姐、薛蟠等为代表的唯利是图、肆意暴虐的当权派的丑恶。作者的思想就是要反对这两方面戕贼个性自由的封建恶势力，而追求着符合于个性解放的目的的新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除了在许多文章中已经反复被引用的例子以外，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几个例子。从婚姻自由的问题上说，尤三姐对着贾珍、贾琏那一班人最尖锐地表示：“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要凭你们拣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在反对人对人压迫的问题上，春燕传述宝玉的话说：“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都要回明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对于一切向封建统治阶级的庙堂里爬去的人们，作者借宝玉的口中狠狠地骂道；“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处处痛骂封建的道德、功名、利禄和等级制度，痛骂那些虚伪的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痛骂那些别人的个性自由的残暴行为。

作者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受了当时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的影响。人们晓得，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铸万，刘继庄等人都曾提倡个性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对于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和这几位思想家的言论有许多相近之处。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论了“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曹雪芹也借宝玉的口里说“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唐铸万在《潜书》《大命篇》中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曹雪芹同样借宝玉的口里发出“不平则鸣”、“世法平等”的一类呼声。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说：“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曹雪芹世借宝玉的口里说道：“除了‘明明德’以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刘继庄还提倡看小说和看戏，认为这是“性天中之诗与乐也，书与春秋也，易与礼也。”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提倡看《西厢记》、《牡丹亭》等小说，看《醉打山门》等戏曲。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共鸣，难道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吗?

还应该提到的是，曹雪芹毕竟是汉人，他的祖上虽然入了旗籍，在清朝统治者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之下，这位充满着个性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作家，是不能无所感触的。《红楼梦》写成之后，清朝宗室弘?J评称；“《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弘?J所说的碍语，有人加以种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以下两方面的意思：一则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汉人大兴文字之狱，前后有十七起之多，并且到处搜集成千成万的“违碍书籍”，这当然会使弘?J对于曹雪芹的作品存着顾虑，二则是雍正以来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复杂化，阿其那、塞思黑的案子牵涉很广，曹家被抄与此不无关系，这同样使弘?J有所顾虑。但是，《红楼梦》并不因为当时的清朝宗室怕它有碍语而不得传世，相反的，它是不?而走和深入人心的伟大作品。

显然，《红楼梦》是描写了一整个时代的。这个意义并不因为它带有自传的性质而减弱。有不少伟大的作品也是自传性的，谁能否认它的价值呢?但是，《红楼梦》又毕竟不是家谱式的自传，而是刻划了一个时期社会的典型面貌的。

红楼梦的历史篇2

学术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每一个结论都需要大量考证的支撑，不能以个人的猜想和推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刘心武先先生所著的《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红楼望月》等书中，论证过程缺少严谨的逻辑，而论据又多有不实之处。例如，刘心武先生举证说，《红楼梦》中荣禧堂上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是根据王士G《居易录》中所记载的清废太子爱新觉罗・允i所作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一联改编的。 但是，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已经查出“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乃是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与清废太子胤i并无瓜葛。再如，刘心武先生在对贾元春年龄的推论上也自相矛盾，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刘心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结论产生怀疑。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虽然经不起专业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但是，它的出现在红学史上却是并非偶然的。

首先，从早期的红学研究来看，由于小说并非完本，其情节和人物诸多方面存在疑点。在传抄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谬误，在早期红学研究者中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声也而二歌，一手也而二牍”。作者使用“史家之曲笔”进行创作。一时间，“张侯家事说”“明珠家事说”“反清悼明说”“顺治与董小宛恋爱说”等，各执一理，曾经轰动一时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虽然索引的内容不同，且有肢解《红楼梦》的嫌疑，但是，它们几乎都围绕着《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做文章。其实，“秦学”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看，和以前的索引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索引的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可以说是索引红学的土壤孕育了刘心武先生的“秦学”。

其次，自王蒙倡议作家“学者化”之后，很多作家也在总结创作经验和探索文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其中，就有不少位作家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颇见功力和成果。作家将自己精湛的写作技巧和形象思维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就好像手持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严谨的学术研究带来不容小觑的伤害。作家往往要比学者更懂得如何调节读者的兴趣，更清楚如何让自己的观点引起民众的注意。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活跃的思维也很难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所以，在学术研究中，理解的成分有的还没有想象的成分多。

再次，从刘心武先生自身来看，作为作家的他在进行红学研究时，不是从他所熟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考证和探佚的角度展开研究。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对红学史和清史的了解要比专业的学者逊色得多，作家的惯性思维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依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的“秦学”理论往往忽视了历史实证的重要性。例如，刘心武先生在对“秦可卿原型”和“贾元春的原型”的论证中，不能在历史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只凭主观臆断进行猜想。这种“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无益的游戏。文学作品是通过具体来反映一般的，没有情感描写，]有人物命运，在《红楼梦》中就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理想的追求，就无法体现作家的历史认识和社会观念，因为作家既然无法直接将自己的政治见解抽象地摆出来，而只能通过塑造人物，展现一种人生、人生的爱情、婚姻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表达作家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社会、文化的看法，或者说，《红楼梦》的政治意义是附丽于人物命运的。

由此可见，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只能算是作家学者化与中国传统的索引红学结合下的畸形产物。但是，它使社会上的“红学热”再度升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秦学”是在借助《红楼梦》经典名著的地位进行炒作。而《红楼梦》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古时有“选学”之说，那是因为萧统所遗之《文选》备受后世推崇。唐代以后，《文选》更是与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文人士子必读之书。这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颇为相似。所以，钱钟书将“选学”与“红学”并称，赞之“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红学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正是因为《红楼梦》所拥有的广博精深的内蕴及其精致多维的表现形式。清代曾经有人以一句竹枝词“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惘然”来描述当时《红楼梦》的受众之多，影响之深。在国人心中，《红楼梦》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和品味是其他作品难以超越的。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的文化视野也越来越广阔，欣赏品味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自身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博取大众的关注。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征是其导致“红学热”再度升温的内因。特征之一就是“学术的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就是把学术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它巧妙地避开关于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与治学依据的讨论，把理论之争转变为价值争论，用草根红学之名转移学术争论的重点，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群众座谈会，不仅无需再陷入学理之争的漩涡，还可以获取人人参与的热度。而大多数人都是在对名著崇尚的民族心理意识下，以娱乐的心情去听刘心武先生的讲座，而未必会有人认真地研究《红楼梦》。你讲得热闹，我听得有趣就可以了。

特征之二就是“探秘的趣味性”，“秦学”以学术的名义出现，但是其揭秘的解读方式可以制造大量悬念，而普通民众对于野史秘闻的猎奇心理正好因此得到满足。特别是对“宫闱秘事”的猜谜更深化了探秘的兴趣。 曾有人揶揄道，中国满清三百多年的历史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一批电视编辑，清宫戏是一个常青的主题，总能演绎一出又一出的故事，从《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到《皇太子秘史》，还有《西施秘史》和《武则天秘史》都因为迎合了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和想象，具备了争权、阴谋、秘闻、传奇等“畅销DNA”而大受欢迎。几千年的皇权政治使得国人对于宫闱秘史尤为热衷，而“秦学”恰恰恰恰拽住了通俗历史最大的这个卖点。那些发生在皇宫和深宅大院里的故事则统一成为话题的中心。 因为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最能普通民众产生无限遐想。 这样的一场“红学热”正体现出这个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畸形。

特征之三就是“受众的平面化”，在这场红学草根化的热潮中主要的观众是没有读过《红楼梦》或者对《红楼梦》了解不多的人，他们普遍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因此，刘心武先生以“文人说书”的风格，层层铺设悬念的讲述方式，通过对名著《红楼梦》的解读，娓娓道出骇人听闻的宫闱秘事，很容易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当刘心武先生打出“平民红学”的旗号，声称“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樊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并且大谈“学术空间共享”的时候，很容易在感情上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但是，这样一来，名著《红楼梦》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一部“谜语大全”， 而且作为文学小说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可能会受到忽视，也会影响他们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评定。

再次，媒介的宣传与炒作也大大提高了“秦学”的影响力。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纷纷介入学术研究，在文化推广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相对于阅读书籍的枯燥，试听宣传所具有的优势是阅读难以比拟的。《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与普通大众而言，与其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去阅读，不如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来观看一下相关的视频。而“秦学”正是借助《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媒介，用趣味性极强的揭秘方式来给大家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精彩的讲述，再配以形象的视频资料，令观者感觉与名著之间的距离瞬间就被拉近了。一直被高高地置于圣坛之上的经典似乎已经走下圣坛，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凡人，无需任何文化积淀，只需要一边休息，一边看看视频就可以轻轻松松了解一部经典名著隐藏的秘密，这对普通观众而言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同时，电视、网络等媒体本身也拥有大量的观众，以此为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想法，其受众之广泛是任何级别的学术会议都无法与之比肩的。而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又往往会为其构筑强大的宣传网，借助各种渠道来打造品牌效应，扩大影响力。而“秦学”正是借助电视播讲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变成了红学的电视代言人，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从书斋带进了电视媒体，而在观众的心中，也就成了颇具权威的红学代言人。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传统学术与新媒体结合后的一种异变。

最后，风起云涌的学术论争也是导致“红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红学家的公众担忧也日益加剧。但是，草根红学的提出拉近了“秦学”与观者之间的距离。而那些用严谨的考据资料和深奥的学术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也因此被放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普通观众的心中，这些学者是遥远的、模糊的，他们的理论和考据枯燥乏味，他们的形象都是皓首穷经的刻板的老学究，无法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所以，诸多t学研究者对于“秦学”的口诛笔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草根红学与精英红学之间的争论。支持不同学派的红楼迷也饶有兴趣地加入了这场论争，却在客观上扩大了“秦学”知名度。

《红楼梦》诞生了两百多年，一直倍受世人的关注，“红学热”更是长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滚滚红潮。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探秘历史政治的一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而由“刘心武现象”掀起的这场“红学热”则凸显了严重的商业化倾向。换言之，就是说红学这片肥沃的土壤不仅仅吸引了学者与政治家的目光，连商家也希望能在这里开辟自己的种植园。而至此以后，草根红学更是一次次被提起，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越来越生活化，通过《红楼梦》来解读职场风云，分析人际关系等，《红楼梦》和红学完全从学术圣坛走入公众生活圈，红楼迷也开始在微信，腾讯等社交平台上建立自己的讨论群组，或抒发阅读感想，或阐述自己偶然获取的研究灵感，各种言论异彩纷呈。甚至在网络原创文学平台上还产生了大量的红楼同人网文，为《红楼梦》续写结局，或为其中的某个人物改写故事，或为原书写番外故事。总之，红楼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部经典名著的喜爱，也借助这份喜爱来展示着新生代红楼迷的风采。传统红学在经历了“秦学”带来的草根红学风潮之后，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必须开始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要坚守学术研究的规范，还要紧跟时展的脚步，尝试将自身与各种新媒体想结合，以便更好地引导公众正确阅读名著。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带动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同时提升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大众的文化视野得到扩展，开始关注部分学术领域，这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进攻的第一块阵地就选择红学界，也并非偶然。《红楼梦》以一部并未完成的古典小说在历时两百多年间发展成一门学科，并衍生出诸多流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而《红楼梦》雅俗共赏的特点也使它不同于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红楼梦》在任何时代都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而不像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学科需要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才能读懂其经典著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会在两百多年后获得这么高关注度和推崇，他原是希望他创作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但是，未完本的《红楼梦》本身就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猜不出真像的谜团，而书中“草蛇灰线”“伏线千里”的写作方法也很容易触动阅读者的探索兴趣。另外《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名著，但是书中所描述的是世态炎凉、人生琐事以及各种人情世故，书中人物的生活形式与今日相去甚运，而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情冷暖似乎又与今时并无太多差别。也因此，红学会比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也更容易被文化所影响。而且，红学不像经学、佛学、诗学等学科那样拥有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牢不可摧的正统学术地位。再加上《红楼梦》与大众群体的紧密联系就使得红学处在大众文化和正统文化的边缘，在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碰撞中，它自然会首先受到冲击。因此，传统红学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发生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大势所趋的必然。

“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大众文化向传统学术界发起挑战。多年来，传统学术界如静卧雪山之巅的冰湖，孤立在世界的边缘，遥远而冷漠。所以，当一种将具有亲民性的学术范式出现后，就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因为对于传统的学术研究不甚了解，普通民众往往无法辨别学术研究的优劣，反而更容易被以通俗性和娱乐性为内质的伪学术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统学术研究仍旧固守书斋，不肯接受大众文化的检视，不愿走下学术圣坛，仍旧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不仅使得自己的学术研究缺少民众基础，也会使得自己的研究空间越来越狭窄。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先生抛出“平民红学”这块石斗，投向学术界的深潭，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在客观上使得埋首于书斋中的学者如梦初醒，开始正视大众文化来势汹汹的冲击。也就是说，学术界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而更加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就学术发展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件好事，风浪越大，才能促使人们建造更为坚固的行船，学术领域也是这样，只有不断经历各种学术纷争，其本身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变得更加完善。

红楼梦的历史篇3

根据红学家们的研究，我们都知道贾宝玉就曹雪芹。红楼现实到红楼梦首先可能是曹雪芹想自传的记录自己的经历。如甄宝玉住在江南。曹雪芹的家被抄前就住在南京。曹雪芹的暗示就是让人认为他是写他自己，同时记录贾家家族的历史，从兴到亡的历史。

反省家族败落的原因，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另一个原因，家族为什么败落，它曾经那么的繁华。这个家族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为什么堕落，从一点一点的事情上反思。从红楼梦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曹雪芹是怎么陈述和探究根源的。

红楼梦是红楼“现实”的忏悔。红楼梦是忏悔的书，在里面有曹雪芹借宝玉来表达童年的忏悔。红楼梦第三十回，金钏儿和宝玉的谈话被王夫人听到了，金钏儿就被王夫人打了一巴掌。宝玉特别没有道义感，一看自己惹了祸，只管一溜烟儿地跑了。宝玉肯定悔恨自己当时没有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体会到金钏儿会怎样。古代的穷孩子一旦卖到人家做丫头，如果被赶出去，就表示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可能老年的曹雪芹都在悔恨，当初就该勇敢的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的错。金钏儿是曹雪芹永远忘不了的痛，挥之不去的记忆，最想更改的记忆。

人们的人生都会有让一生遗憾的事情，曹雪芹也有人生的遗憾。他通过宝玉写出了对一些人没有关怀过的遗憾。《金刚经》有一句话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正是宝玉的本性，更是曹雪芹的本性，他们都怜爱着生命中的每个人。红楼梦中名字中带玉的都不是很简单，绝对是作者也就是曹雪芹重视的。红玉就是之一，通过写红玉表达以前从没注意过她的遗憾，宝玉以前怎么没有注意这个丫头呢，在写《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肯定在感叹。所以他要把有关她的都写下来。

曹雪芹把红楼现实写出红楼梦的另一原因是回忆童年的美好。在看了宝玉的童年精彩的经历后，不可否认，曹雪芹的童年确实很有趣。换做其他的人也会经常的回忆。现在苦，只能回忆以前的美好。根据心理学理论，人经历不好的境遇的时候会一遍一遍的回忆以前的美好的经历和生活，让自己少的感受现在的痛苦的生活，起到精神上麻痹自己从而得到片刻的愉悦。被抄家后曹雪芹回忆自己童年的美好，生活悠闲惬意，不会因生计苦恼，还有一群爱自己的人，还有一群经常吟诵诗歌的知己。想想现在的生活怎么不想回到过去。

把红楼现实变成红楼梦还旨在赞美生命中遇到的女子。生命中花一样的女子。歌颂记录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些美丽的女子。比起曹雪芹记录自己的历史，曹雪芹更想记录他生命中的女子存在过。那个葬花的黛玉、扑蝶的宝钗、睡卧石头上的湘云还有那个抱红梅的薛宝琴，这些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曹雪芹一生都会记得。

在曹雪芹编织的红楼“梦”中我们醒来，感悟着曹雪芹的红楼“现实现世”。感动着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感情，是那么的深情。人生没有重新开始，只有回忆。我们跟着曹雪芹去回忆、去反省、去感叹、去流泪亦或是去大笑。我们的人生在感悟了曹雪芹的人生后而变相的加长了，间接的、像是也同曹雪芹笔下的宝玉经历了一遭红楼“梦”。一个美丽的梦。

参考资料：

[1]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11（6）.

[2] 周汝昌著，周伦苓编.《周汝昌梦解红楼》[M].漓江出版社出版，2005，1（1）.

[3]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红楼梦学刊》[M].红楼梦学刊杂志社出版，2015，1.

红楼梦的历史篇4

一、影视红楼梦创作及特点

1924年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京剧黑白默片《黛玉葬花》，梅兰芳演林黛玉。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拍摄时装黑白默片《红楼梦》，周空空演刘姥姥。1928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拍摄古装黑白默片《红楼梦》。1936年上海大华影片公司拍摄古装有声歌唱片《黛玉葬花》，李雪芳演林黛玉。1939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顾兰君演王熙凤。1944年上海中华联合影片公司拍摄黑白有声故事片《红楼梦》，卜万仓导演，周璇等人主演，演员阵容强大。1951年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现代时装片《新红楼梦》，李萍倩导演，李丽华等人主演，是红楼梦现代版。1961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版《红楼梦》，袁秋枫导演，是黄梅戏经典版。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越剧电影版《红楼梦》，岑范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是越剧经典版。197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6年香港丽的电视台拍摄剧《红楼梦》，林家声等人主演。1977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古装歌舞彩《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等人主演，是香港十佳华语电影。1977年香港思远影业公司拍摄《红楼春上春》，金鑫导演，张国荣等人主演，是。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8年香港今日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新红楼梦》，金汉导演，李菁演等人主演，演员阵容豪华。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王扶林导演，欧阳奋强、陈晓旭等人主演。是电视剧经典版，198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楼梦》，谢铁骊导演，夏钦、刘晓庆等人主演，票房不佳。20世纪90年代台湾中华电视台拍摄73集《红楼梦》，张玉燕等人主演，收视率不高。2003年泰国正大集团、上海电视台拍摄数字高清电视舞台艺术片新版越剧《红楼梦》，钱惠丽、单仰萍主演。

本人认为：“红楼梦的多指向隐义结构决定了红楼梦主题的无正解性。红楼梦的未完成性更是促成了这个谜局的形成”。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艺术偏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见解，重拍红楼梦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综观红楼梦影视史，概括出几个特点。1　拍摄频率高，在短短80年时间里，红楼梦影视版有近20个版本。2　科技进步带动影视发展。黑白到彩色，无声到有声，长镜头到蒙太奇，红楼梦拍摄在不断进步。3　篇幅越来越长。单本剧到多本剧，红楼梦故事越来越完整。4　主题日趋复杂，从塑造人物形象，到敷演人物故事，最后是演绎全本红楼梦。5　艺术形式多样。戏剧片就有京剧、越剧、黄梅戏、粤剧之分。6　艺术风格多样。有古装、时装，有传统、现代，有高雅、低俗。7　演员多用明星。影视创作培养和成就了大批演职人员。8　横向看，成败参半；纵向看，失败居多。

二、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风险

从红楼梦影视史角度分析，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一次创作风险较小。尊重原著，实现艺术形式转变，基本上就会成功。红楼梦影视版早期作品原创多，相对地位较高。如：京剧版、越剧版、黄梅戏版、粤剧版。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二次创作风险相对比较大。第二次创作往往是在第一次创作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创作已经转变了艺术形式，第二次创作如果不能在内涵上有所创新，失败概率较大。新版如果要突破旧版的水平，必须从内涵的全、新、深、广的某一个角度上做文章。

三、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程序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分三个步骤，包括从文学到剧本的再创作，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

剧本是影视的灵魂，它关系到影视的艺术定位，非常关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选择角度小的某个特定主题进行创作，是单本剧创作。一种是采取多角度、多主题创作，是多本剧创作。这中间主要是新版对旧版的创新问题，如：2003年新版越剧是在1962年旧版越剧基础上，只能在结构和台词上进行创新，就其艺术成就，即使不分伯仲，也是稍有逊色。新版电视剧要突破1987年央视版的高度，可以创新的是开头和结尾，而开头的神话故事是虚幻的思维性的哲理性的内容，对文学有意义，对影视则毫无意义，新版创新空间有限，唯一出路是撇开尊重原著的原则，拓宽创新空间。

剧本搭建故事框架，编写人物台词，把文学红楼梦重组为适合影视制作的影视红楼梦，但它仍然是文字。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是将语言文字转化为声音和画面，这需要导演、编剧、摄影、演员、化妆、布景等通力合作。把富于想象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具体可见的声画形象。影视是综合艺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作品质量，所以，团队建设很重要。

影视是遗憾的艺术，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虽然影视在设置剧情时尽量考虑大多数观众的要求，但是，一部作品能完全满足观众是不现实的。观众构成情况非常复杂，他们认知水平有高低之分，感悟能力有深浅之别，艺术趣味有雅俗之异，加上受前人创作成果的影响，部分观众挑剔在所难免。在观众实现再创作的时候，优秀作品被追捧，拙劣作品被鄙夷。上帝面前没有光环，要想成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四、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

许多人以文学红楼梦为标准评价影视红楼梦，把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艺术作比较，往往不会有结论。文学和影视彼此特征明显，有很大的异质性，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再创作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从创作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创作工具四方面存在差异。小说历来都是野官稗史，曹雪芹花一生精力写小说，以致“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但他发扬古人发愤著书的优良传统，用语言文字将自己的生命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记录真实的社会人生，诉说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目的不 是留名青史。红楼梦成为文学名著是历史的选择。影视选择精品题材，选择历史，选择红楼梦，有功利目的。影视发挥群体创作优势，综合利用多种艺术元素，将抽象转化为具象，将静态转化为动态，将间接转化为直接，让观众真切感受红楼梦世界，但它不能完全复原红楼梦。如果没有新点或亮点，不能出彩，成败也是变数。综观红楼梦影视史，几十部只有几部精品，想拍精品不一定就是精品。其实，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如果没有越剧演员千锤百炼的唱腔身段来发挥越剧长于抒情的特点，就不可能成功。好莱坞大片模式固然好，近年从功利出发而拍摄的形式创新内容空泛的只给评委看的作品，观众是不认可的。香港影视的地位，得益于香港影视界对影视的清醒认识：速度、产量、娱乐、大众是影视的灵魂。

从作品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作品内容、作品形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红楼梦具有隐性的特点，容量大，角度多，视野宽。透过文本，读者凭借思维和想象，将红楼梦的意义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家庭、伦理、道德等层面，影视红楼梦具有显性的特点，容量小，角度小，视野窄。通过镜头，观众看到的是真实生活的有限画面，流动的画面不允许观众过多的停留和思考，如：文学用“爬灰”一词交代秦可卿死因，抽象、含蓄、富有文化意味，影视则用真实画面。如：宝玉的玉，文学用模糊概念，影视则具体到20个版本各不相同。一部具有恒久影响的文学因历史产生距离而拓宽了审美空间，这是文字间接性造成的。一部具有大众娱乐特点的影视将名著意义定格在某一个特定时代，满足时尚需求，只能造成短期轰动效应。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实际是中西方文化观念的比较，文学红楼梦符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视红楼梦符合西方传统美学思想。

从接受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接受对象、接受方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是精英艺术，需要读者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调动他们的思维展开想象，它的受众比较少，影视是大众艺术，对观众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视听能力就可以欣赏，它的受众就比较多。在这一点上，影视红楼梦对普及红楼梦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对于许多没有读过文学红楼梦的观众来说，影视大胆直露的镜头语言可能会造成误导甚至是伤害。在改革开放发展振兴的大背景下，影视红楼梦应该改造文学红楼梦，去除其封建糟粕，赋予其时代精神。

五、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的建议

1　影视红楼梦的主题创新。

高鹗续书体现出20世纪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为红楼梦增添不少色彩，但是，身处2l世纪就应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高鹗笔下的丫鬟大多奴性十足，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稍加润色，使之更加合乎现代女性的要求呢?1987年央视版尊重原著这个缺陷，并且结尾仓促而悲观，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在贾兰等人身上体现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使之更加符合人类成长模式呢?剧组可以先尝试单主题小容量创新，检验一下能力和效果，再进行多主题大容量创新，走在时代前列。

2　影视红楼梦的结构创新。

利用蒙太奇手法，调整文学叙事顺序，使情节衔接更自然更生活化，使画面构成更富有诗情画意，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1987年央视版从甄士隐开始，引出贾雨村，再引出林黛玉，结构比较好。如果当时用电脑特技制作太虚幻，宣扬一些似懂非懂的大道理，反而会以辞害义，弄巧成拙。但1987年央视版在背景处理上有许多不足，江南景色不够灵秀，北方景物不够厚重，许多镜头借助花花草菜遮遮掩掩不够大气。

3　影视红楼梦的人物创新。

红楼梦的历史篇5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的女儿。曹家与胤?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著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妇??杈持?婷睿?富爸??赖取2淮酥?瘢??锌贾ぃ?岜局鹉??嫖锷ブ荆?诩和嚼停?谌讼室妗！狈肫溆瓜壬?裁魅分赋觯骸鞍选逗炻ッ巍纷魑?徊烤哂蟹岣坏乃枷肽诤?蜕缁崮诤?奈难ё髌沸∷道囱芯浚???皇前阉?弊觥?骞?厥贰?颉?沼锎笕???难Ь褪俏难А！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红楼梦的历史篇6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熟读《红楼梦》，对书中的诗可谓烂熟于心。据说他常让人用手遮住红楼诗中任意一字，由他来猜该用什么字，基本上屡试不爽。当日本学者问他学诗师于何人时，他说：“我写诗不曾拜过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可见他对红楼诗的用功之深。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与同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教授为讲《红楼梦》“大摆擂台”，掀起了联大的“红楼热”。特别是吴宓，竟为一家名曰“潇湘馆”的餐馆大动干戈，并勒令其改名，其痴若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的历史篇7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红楼梦的历史篇8

海淀西山是曹雪芹当年创作红楼梦的主要居住地。现在，北京植物园内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就是按照曹雪芹当年生活居住的环境保留下来的。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和北京植物园十分重视对曹雪芹及《红楼梦》的文化传承和开发。在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的支持下，在市规划委的指导下，“曹雪芹西山故里文化景区规划”已经经过了专家的论证，即将获得批准并启动实施。这个项目既是北京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具体体现，又是北京“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重要补充和提升。

由于历史的变迁，今天的曹雪芹纪念馆被围在有“植物王国”之称的北京植物园内。主办方经过精心研究，将《红楼梦》各章节提到的植物原型一一成列，促成了“曹雪芹游园：红楼植物展”。

除此之外，本届曹雪芹艺术节还开设了文化讲座、主题展览、艺术表演、小学生故事会、主题演出等活动。有十余个雅俗共赏的节目，如“与曹雪芹赏秋：黄叶村雅集”、“与曹雪芹知音：来自台湾的花园音乐沙龙”等。这些节目全部紧扣主题，并以“曹雪芹”的名字命名。吸引了杨志刚、孙桂田、徐敏、扈耀之、陈彩璇、高宝宝等数十位影视明星的热情参与，他们纷纷吟诵诗词向曹雪芹致敬；舞台上还精彩上演了“红楼十二钗”乐舞表演；歌手戴妮演唱了专门为本届文化艺术节作词的歌曲《红楼风筝》。

相传当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都要经过一条山中小道，去寻亲访友。如今，这条小道上还有木石前盟、元宝石等惟妙惟肖的风景。文化艺术节期间，主办方特邀著名影视明星傅艺伟，带领群众从曹雪芹纪念馆门前出发，沿着曹雪芹小道，亲身体会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心路历程。

曹雪芹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他曾身杂优伶而被钥空房，常以阮籍自比；他出身在一个名门望族，又经历了家庭的由盛转衰，饱尝了人生的辛酸；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历经十年创作了影响世界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他是一位诗人，其友郭成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他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他医术高明，还精通园林、中医、工艺、饮食……

由此可见，《红楼梦》所以能成为一部皇皇大观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其中诗、词、曲、赋、杂记、书法等等，皆信手拈来，曲尽其妙，与曹雪芹的学识宏博，多才多艺是紧密联系的。

曹雪芹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不因祸变而消沉，不因穷困而潦倒，反而更激发他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入思考。他的遭遇正是他思想升华的契机。曹雪芹饱尝辛酸，历尽屈辱，生活境域一落千丈，这不但没有摧毁他，反而使他有机会接触底层社会，扩大他的视野，把狭隘的牢骚和感慨逐渐变成对整个社会、时代以及家庭的冷静审视。他对历史、对人生，乃至对爱情的深入探求，使他的思想性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升华。《红楼梦》也因此而具有划时代的思想意义、成为流传千古名著的根本所在。

红楼梦的历史篇9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 、《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 历史 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 社会 ”，如着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 经济 ”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 , 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 现代 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 哲学 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着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 方法 ，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 56 年（ 1791 年），高鹗续成了 120 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 1954 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 : 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 故将真事隐去 , 而借 " 通灵 " 之说 , 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 ? 自又云 : ‘今风尘碌碌 , 一事无成 ,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 一一细考较去 , 觉其行止见识 , 皆出于我之上 . 何我堂堂须眉 , 诚不若彼裙钗哉 ? 实愧则有余 , 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 当此 ,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 教育 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 : 我之罪固不免 , 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 自护己短 , 一并使其泯灭也 .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 , 瓦灶绳床 , 其晨夕风露 , 阶柳庭花 , 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 . 虽我未学 , 下笔无文 , 又何妨用假语村言 , 敷演出一段故事来 , 亦可使闺阁昭传 , 复可悦世之目 , 破人愁闷 , 不亦宜乎 ? ’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 , 是提醒阅者眼目 , 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教育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写作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 中国 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 政治 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 影响 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 自然 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 艺术 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 研究 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 时代 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 发展 。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 社会 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 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 1 、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 2 、阶级论； 3 、作者亲身体验论； 4 、挽歌论； 5 、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着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 哲学 。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 agape ）原胜于‘爱’ eros ，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意淫”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 分析 ，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着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 目前 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 文献 ：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9 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 319 页，中华书局出版社 1963 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8 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1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红楼梦的历史篇1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文化领域也逐渐开放活跃，对于《红楼梦》和《金瓶梅》这样的不轻易触碰的书籍，也开始有学者尝试进行深度的解析，但是在国内的文化领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相较而言更多一些，甚至形成了以一本书为基础的“红学”科目，但是反观《金瓶梅》却乏人问津被遗落在故纸堆中，本文试图分析《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内在联系，让人们知晓《红楼梦》是对同样优秀的《金瓶梅》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从而说明《红楼梦》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品位。

1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

1.1 在题材选择上，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俗人俗事

《金瓶梅》是一部以一个家庭的世俗生活牵扯出广泛的社会生活的，以小见大的小说题材，在《金瓶梅》中虽然是以一个市井中的小人物起笔，但是你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晚明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了解当时各个阶层的现状和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小说的中心人物是集商人、官僚、恶霸于一身的西门庆，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围绕着他，《金瓶梅》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几乎所有人物，从皇帝、权奸、太监，到僧尼道姑、巫医媒婆、流氓无赖……当时社会存在的行业、人物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在《金瓶梅》的写作过程中，其中描写的人物并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是主宰国运的帝王将相，不像《水浒传》那样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不像《西游记》那样是光怪陆离的神仙魔怪，甚至不是我们茶余饭后的才子佳人的故事，《金瓶梅》中描写的人物就是切切实实存在于当时生活中的人物，而且《金瓶梅》在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中没有掺入一点超越现实的艺术手法，对人物的描写没有一点高于生活的夸张，整篇小说的叙述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历史画卷，是晚明的《清明上河图》，所有的人物都如实地展现让你身在其中。《红楼梦》的开头虽然像是一部神话，但是我们深入其中却发现并不如此，红楼梦那些神话部分并不是小说的主旨，只不过是小说开头的引言和小说结尾姻缘宿命的一个推诿借口，小说的开头贾宝玉那“衔玉而生”的神奇出场方式和在当时礼教下如狂似傻的行状，还有众多佳人的非凡才情，似乎给作品增加一些明亮的颜色，但是整部小说读过之后，那些诗词歌赋的浪漫欢乐只是让衰败的历史必然看起来更加悲伤而已，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写作过程中“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正因为《红楼梦》所选择的题材是人们最常经历的家庭生活题材，而且毫不矫揉造作地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坐吃山空，最后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所以胡适才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

两部小说都取材于俗人俗事，写作中艺术夸张较少，但是对当时的生活描写却极富质感。

1.2 在构思立意上，两部小说都旨在通过一个家庭反映一个社会，都是悲剧结局

《金瓶梅》托名于宋，却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了作者所生活的晚明时期的腐败社会，在对腐败堕落的旧社会的描写中也显露出一些新的正在萌芽的东西，小说的主人公是西门庆，作为西门家的一家之主，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官商”，在官僚中他是商人，不讲律法、只讲利益，匪气十足；在商人中他是官僚，经商过程中毫不讲商人的信誉行规，依靠权奸，由官而商、以官经商，只追求自己的泼天富贵。在对西门庆的描写过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社会晚期的腐化堕落，看到封建制度崩坏之后产生的权柄与商人相结合，由权为牟利，牟利后攫取更大的权利的周而复始的权利与利益的运作模式，同时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崩坏的时期，我们在《金瓶梅》中也看到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势头，而西门庆就是典型的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形象，由此可见《金瓶梅》由一个典型社会中的典型家庭，反映出了一个时代社会的特点。

《红楼梦》虽然描写了四大家族，但是主要写的就是贾家，小说的一个主线就是，描写贾府这样一个士家大族是如何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描写了封建士族在礼仪文明之下是怎样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环境，揭露了封建社会在文明嘴脸下掩盖的贪婪、虚伪、荒淫等等罪恶，尤其在贾府开始衰败的过程中，封建家庭中的人是如何挣扎、如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一线希望之中希望将封建制度延续下去，又如何从希望走向幻灭，总之在《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由盛转衰的过程，但是在那样的社会中，贾府就是当时封建社会的缩影，贾府的覆灭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自身的腐败堕落和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以及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1.3 在人物塑造上，两部小说都写了一个有追求的女性世界

在《金瓶梅》中围绕西门庆这一个主人公，描写了很多的女性。例如，金、瓶、梅以及王六儿、林太太等，她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但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分析，我们不能用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去进行评价，也不能用今天的道德礼仪观念去要求她们，在特定的环境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下，她们追求的满足被视为一种罪恶，但是她们不惜一切地去追求了，这样一种放荡应该被看做对当时封建礼教束缚的最直接和最本质的挑战，在艺术创作中作者这样的描写只是对传统礼教的一种挑战，而且是对传统礼教中最不能容忍的的挑战，可以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本质上的挑战。

《红楼梦》中也是围绕一个主人公描写了众多的女性，最有代表性的是金陵十二钗。在与《金瓶梅》中女性的对比中，《红楼梦》中的女性没有了一点的表现，但是却仍然存在着自己“人欲”的要求，个性的张扬、才华的表现、追求自己的幸福等等，可以说《红楼梦》中的女性一样反抗礼教追求自我，只是她们的方式不同，人物直接表达自我意识的强烈程度不同。

2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与发展

2.1 《红楼梦》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思想底蕴

《红楼梦》虽然和《金瓶梅》一样描写俗人俗物，但是《红楼梦》的写作并没有像《金瓶梅》一样在写作过程中，将小说的内容停留在对社会现状刻画和真实反映上，《红楼梦》作者利用他高超的写作技艺将对封建家庭的描写与对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大势的描写结合起来，在描写微观的封建家族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向人们展示了封建社会的倾颓趋势，我们比较两部小说的结局就可以看出，西门庆家族的衰亡是因为西门庆的暴亡，西门家因为家主的暴毙一夜之间崩溃，表现出了一种偶然性，但是贾府的衰败是一个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贾府中的中坚人物不断去世、贾府不断失势、家境每况愈下，是人们可以看到的一种衰败，甚至是贾府中人都深刻感受到的衰败，这种衰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样一个对衰败过程的描写，不仅是一个封建家族的毁灭，也在事实上动摇了封建社会与日同存的人们心中的固有观念，人们开始对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衰败，在这一点上《红楼梦》要比《金瓶梅》广泛得多也要深刻得多。

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世界文学史上，《红楼梦》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就在于作者曹雪芹的超凡才华，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有如此渊博的杂学知识，正像周汝昌说的一样：曹雪芹是古今罕见的一个奇妙的复合构成体，他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大服装、陈设学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作者本人的知识令人恐怖的广博，所以在作品《红楼梦》中对于当时社会的描写几乎无所不包，而且都极为深刻，很多红楼梦中的诗和词在现代还有传唱，可以说《红楼梦》超越、发展《金瓶梅》的根本就在于此。

2.2 《红楼梦》具有更为深厚和精湛的艺术功力

《红楼梦》虽然在选题和人物刻画上有不少借鉴《金瓶梅》的地方，但是对于《红楼梦》这样的百科全书似的小说来说，小说中更多的是作者原创的东西，如果说《金瓶梅》是从世俗事件中用一种对抗的方法，以描写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人物和人物行为的方式，来表达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对人性的从反面的疯狂歌颂，那么《红楼梦》中的那些“水做的骨肉”那些美女佳人就是从正面的，符合礼教的角度出发，用那些在礼教下勇敢追求自我的女孩们的悲剧经历，来诉说如此人物、如此才情的佳人即使顺应礼教要求，也不会实现自我、不能得到好的结果，用这样一个个鲜活的正面人物的悲剧，抨击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指出了封建礼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即使只是生活在礼教之下也会让人失去自（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我。

2.3 《红楼梦》“蝉蜕于秽”，具有更高的境界和艺术品位

如果说从单纯的到情爱是一种感情的发展，那么从《金瓶梅》的“肌肤”到《红楼梦》的“”，则是作者和小说追求的一种升华，在《红楼梦》中脂批“”为“体贴”，实际上是对文中描写的那些美好女子形象的一种体贴和近似怜爱的同情，是一种完全祛除了的纯粹的尊重与爱护。小说全文都遵循了这样一个主旨，并不是因为作者不可以写，因为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就必然要涉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作者从全文的角度出发，从更高的审美视角出发，为小说选择了一个更加透彻纯洁的角度，所以《红楼梦》中贾府的那些追腥逐臭的事情都经过作者的润色变得含蓄起来，而不是像《金瓶梅》那样将裸的欲望展现在人们面前，相比较而言人们还是愿意接受这样修饰过得更显含蓄的表达方式，所以在《红楼梦》中本可以写的放肆露骨的情节变得可喻可观了：贾瑞被凤姐毒设相思局害死，并无多少淫邪笔墨；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写完之后又删去了；贾宝玉只身来到午睡的黛玉身旁，也并没有任何不轨之心，《红楼梦》对这些事物的处理可以说显示了作者的高雅情趣和超越《金瓶梅》的审美追求。

3 结论

《红楼梦》作为封建时期创作的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它并不是基于一个时代创作的，而是站在一个时代的尾巴上对旧时代的腐败堕落进行了深刻入骨的刻画，对新的时代从反面进行了揭示，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现代文学界“红学”的兴起，可以说既是对《红楼梦》作品的肯定也是对《红楼梦》的继承与发展，希望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承和发展红（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楼梦精神，在它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红楼梦的历史篇11

翻开《红楼梦》，似乎是打开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窗口。它自问世200多年来，已赢得国内外亿万读者的欣赏和赞誉。外国人读《红楼梦》，可以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以至人们认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国维称其为“宇宙一大著述”。学者林语堂言：“《红楼梦》不愧为世界名著，优秀小说该具备的它都具备。”在国外，人们形成这样的看法：“不了解《红楼梦》，就几乎等于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

《红楼梦》是博大的、深厚的。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可以容得下一部二十四史。或计正因为其博大，所以不同的人从中看到了不同的景象。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表现的是宝黛爱情的千古绝唱；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隐喻的是康熙朝政；也有人说它暗藏的是董小婉的故事；有人说这是作者的自叙传；有人说这是一部宣传色空观念的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所说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红楼梦》的人物画廊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性格命运的浸染，这在林黛玉和薛宝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赢弱的林黛玉，貌若西子，多疑刻薄，清高孤傲，任情任性，弄得众人相背；康健的薛宝钗，艳冠群芳，知情达理，宽容随和，稳重和平，深得上下欢迎。林黛玉多情无邪，率真单纯；薛宝钗理智藏奸，心有城府。对于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在失意时能深刻地理解林黛玉，而得意时又由衷地爱慕薛宝钗。对于一个社会，在专制压抑的时候，林黛玉备受推崇；而国泰民安的状态下，薛宝钗会被大加褒扬。王蒙先生说过一句话?quot;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王先生显然指的是在今天，不过，即使在《红楼梦》中，宝黛的命运也是大致如此。这也从一个侧面么映了文化传统的内在相承性吧。

从文化的角度，透过《红楼梦》这扇窗，看到的是一座古老而浩大的花园。

红楼梦的历史篇12

(一)激情导入

同学们,从小到大,我们学过不少文章,读过不少小说,从书中学到不少知识。但是,有一部中外闻名的古典小说,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恐怕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读过,它就是声誉之高,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奇书――《红楼梦》。

(二)知识链接

课件一:奇书《红楼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

1.天下奇书《红接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这部书历来被列为四大名著之首。其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表现艺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巨著,现实主义的光辉典范,达到了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峰。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它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到建筑园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家具器皿、典章礼仪、饮食烹调、服饰、医药等,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涉猎之广,表现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文化积淀之厚,储存信息之大,无所能及。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自问世后,大量文人进行研究,并形成一门专业的学问《红学》,有很多学者一生倾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并成为红学家。从清朝的脂砚斋评《红楼梦》至今200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已超过1000多万字,是《红楼梦》本身的10多倍。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大英百科》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欧洲。《美国百科全书》把《红楼梦》评述为世界文学无与伦比的伟大巨著。有评论家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假如我们只有一部《红楼梦》,它的光辉也足以照亮古今中外。

这一展示立刻在课堂上引起了一番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普遍反映就是一种震惊,就连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伸直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在看在听。“想不到”“真厉害”是他们最多的议论。紧接着我就向他们展示课件二,我说,刚才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想不到,那个说真厉害,但更让你想不到的是作者非同寻常的身世。

2.非同寻常曹雪芹

课件二:曹雪芹家世表

曹雪芹:名藩,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出身贵族世家,从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开始,经祖父曹寅到父辈曹、曹,三代四人相继连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江宁织造,名义上是给皇室采办绸缎的官员,实际上控制着江南丝织业,并且充当皇帝的耳目,要经常密奏江南地区的情况,很被皇帝重视。

曹家全盛时期是在曹寅任职期间,曹寅的母亲孙氏当过康熙的奶妈,曹寅自己又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曾经六次下江南,其中四次是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南制造府为行宫。曹寅死后,南他儿子曹承袭江宁织造,但不久死去,于是康熙又让曹寅的侄子曹过继至曹寅门下,继续任职,可谓关怀备至。但是,等到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后,对自己的弟兄和康熙的亲信横加打击迫害,曹家也牵连期间,从此就衰落下来。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十二、三岁时,其父曹被革去江宁织造,家产也被抄没,刚刚懂事的他从此也就失去了风光繁华的富贵生活。第二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从此曹家一蹶不振,日渐衰落。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几年,竟然流落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生活更加困顿,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由贵公子降为“寒士”,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痛定思痛,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揭示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没落的旷世巨著――《红楼梦》。

顿时,新鲜而又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曹雪芹身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课堂炸开了锅,“老师,是真的吗?”“老师,曹雪芹见过皇帝吗?”“曹雪芹可真牛!”也许是同学们看多了康熙、乾隆的清官电视剧,略知一二的清帝史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学生猎新、猎奇的欲望更加强烈。议论声此起彼伏,一时难以平静。“别吵了,让老师讲。”“老师,还有啥,你快讲吧!”望着同学们急切的眼神,激动的情绪,我打开课件三。

同学们,包括许多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凡读过或听说过的,有不少人说,《红楼梦》就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谈情说爱,家长里短,没劲儿,没意思。我要说,你们只说对了一点点儿,其实,这正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它既没有《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金戈铁马,也没有《水浒传》的刀光剑影、英雄豪气,更没有《西游记》的斩妖除魔,天地驰骋。作者却用他的生花妙笔,打破传统写法,不以离奇、曲折、跌宕、热闹取胜,而是通过大量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把众多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并且把高度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红楼梦》成为我国古典小说历史上的空前高峰,并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主题。那么,《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3,各抒己见《红搂梦》

课件三:各抒己见《红楼梦》

1.自叙说　2.政治说　3.反封建说

4.封建家族衰亡说　5.爱情说　6.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众多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

①自叙说。这部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就是描写他们家由富贵变成贫穷而衰落的家族史。

②政治说。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书的本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③反封建说。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认为,该书描绘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恶的书。

④封建家族衰亡说。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本意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

⑤爱情说。红学家蒋和森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首挽歌,而且还是一首颂歌,它歌颂了反封建的年青一代,以及他们在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因此,《红楼梦》是一首反封建爱情的颂歌。

⑥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红学家舒芜认为,该书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

好了,关于《红楼梦》的主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介绍。一部天下奇书,200多年来,无数的人还在不断地不舍不弃地研究它,因为它仍有太多的谜没有揭开。今天,我们也只是微微的打开了《红楼梦》的一扇窗,课文节选第三回,也只是全书序幕的一个部分,要了解《红楼梦》庞大缜密,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引人人胜,变幻发展的故事情节,为数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你们就必须先从我们课文的节选《林黛玉进贾府》开始,然后抽点时间,耐下心来,深入原著,反复阅读,才会有所收获。最后,请让我用曾任我国文化部部长的现代作家王蒙的一句话作为这节课的结束语:“《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至此,这一套关于《红楼梦》的饕餮大餐,让学生们似乎醉了。下课铃声响起,意料不到的是大家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是意犹未尽,学生们是兴致勃勃,一些人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老师,这课听着真过瘾。”“老师,下节课你还给我们讲这吧。”“老师,曹雪芹最后咋死了?“老师,再播《红楼梦》,我一定好好看看!”场面热烈,令人难以招架。“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红楼梦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你们还是先把《林黛玉进贾府》预习好了再说。”最后艰难脱身。

三、教学反思

《林黛玉进贾府》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回,是全书序幕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学习本课对于了解书中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几个代表性人物性格及语言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着一群对此书很懵懂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为一般的学生,无论是宏观大略,还是微观细致的教学方式,都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一则,有关《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鸿门宴》以及《雷雨》、《茶馆》等节选作品,涉及的相关知识很多,信息量很大。二则,现在,从上到下教学改革力度都在加大,课堂上增强学生的参一与性,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方式,很受师生的欢迎。但是,这种方式却因为诸多因素,使教学的进度在这些大课上,很难按照教学参考书上建议的课时完成。因此,吊起胃口,激发兴趣,千方百计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成为教学中的一个关键。《林黛玉进贾府》这一课之所以链接了这么多《红楼梦》的相关知识,也是基于这种思考。

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逢类似小说、戏剧这样的大课,我都会补充相当量的知识,借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唤起他们对名著的渴望。比如经典话剧《雷雨》的节选,介绍作家曹禺,必有曹禺封建官僚家庭的出身和好学的品质,因为这与曹禺先生23岁大学期间就能写出中外闻名的久演不衰的处女作《雷雨》有关。分析到周朴园和鲁侍萍,必然联系到剧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繁漪。因为,没有繁漪就没有鲁侍萍30多年后重回周公馆,没有繁漪就没有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矛盾冲突,没有繁漪就不好理解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真情还是假意,没有繁漪也就无法全面理解周朴园的人物形象特征。每每补充的这些东西,学生们常常听得是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课外预习课文,上网查资料,看视频,看书,也就为后面教学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的课看似占用了一些课时,但是,它对学生兴趣的激发,潜能的激发是不可低估的,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红楼梦的历史篇13

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雨的文明古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着许许多多令人感叹的传奇,它们就像一颗颗明亮的珍珠串起中国的灿烂。其中也包括了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第一奇书的《红楼梦》。

《红楼梦》写于清康乾盛世,盛传于乾(隆)嘉(庆)年间。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世人的欢迎和广泛的关注。当它还是手抄本时,得到当时京师广大士大夫辈的接纳。郝懿行《晒书堂笔录》有如下记载:“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与高鹗同时期的作家程伟元的《红楼梦序》说,有的人还以此来谋利,“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记载:至“乾隆八旬盛典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

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了一部《红楼梦人物谱》,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传,字数长短不一,此书中又收《红楼梦》所述及的古代帝王、古人、后妃、列女、仙女、神佛、等,每人略考其生平及传说。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等,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一部世界名著,它在国内外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以宝、黛爱情悲剧为线索,以其精湛的文学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它又像一部史书,通过贾府这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兴衰过程,深刻地描绘了封建社会的没落史;它又是一部哲学书,从总结人生的哲理出发,反映出十八世纪中叶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中华大地出现的萌芽;它又是一部诗集,近百首脍炙人口的诗词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结合的维妙维肖。它还在建筑、中医药、烹调等诸方面蕴藏着无限知识。总之,它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艺术和知识的宝库。

二

《红楼梦》是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悲剧结构。全书一百二十回,上半部“备记凤月繁华之盛”,下半部写“树倒猢狲散”的衰败局面,其中第五十四至第五十五回之间是个转折,由喜转悲,由盛转衰,由荣转枯,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的顶点,第五十五回便开始急转直下。大体说来,全书按贾府的衰败阶段分为四大段落:第一部分(前5回):序幕。对于全书有着纲领性作用。第二部分(第6-55回):是贾府的全盛时期。第三部分(第66回-104回):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时期。第四部分(第105回-120回):是彻底衰落时期。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百万巨著。在这蔚为大观的历史长廊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始末,两者相互穿插交织,是支撑这座艺术大厦的栋梁。此处每一人物又几乎自成起讫的故事线索,又有如斗拱短柱。条条线索、错落编织,所以《红楼梦》又有网状形式的艺术结构的美称。

当红学研究最初把视野聚焦在《红楼梦》叙事结构时,其破璞见玉的功力都倾注在“《红楼梦》的主线是什么?”这是论及《红楼梦》艺术结构时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尽管多数人主张用一条主线, 多条副线涵盖之, 但具体到每一位学者所概括的内涵又不尽相同。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何其芳先生,他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 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后又有蒋和森先生详细阐释。他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情节故事。当然,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它与前一条线索互相穿插地交织在《红楼梦》里。”持贾政与宝玉的卫道与叛逆的矛盾和冲突为主线的,代表学者则有马国权、张锦池等先生。马国权在《〈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是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批判处于‘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末世’的封建贵族社会,并宣判它的必然死亡,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要表达的重大历史主题。而表现在贾政和宝玉父子间的卫道与叛逆的激烈冲突, 则是曹雪芹为表现这个重大历史主题而构思的庞大艺术结构中的情节主线。”

三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在描写人物不以奇取胜,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和人物一般的日常活动来刻画人物性格。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表现人物性格,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表现人物性格的成熟过程。这个创造典型的民族特点,就具体作品不同的内容而表现不一样。《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写人物采取浪漫主义方法,加以夸张、理想化,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场景下,显示英雄性格,从描写现实生活的深度上,《水浒传》要比《三国演义》高。到《金瓶梅》而变,完全通过生活细节,通过人物一般的日常生活,来刻划人物性格。但《金瓶梅》所写的生细节,欠选择提炼,更严重的是,人物性格前后分裂,矛盾不统一,这又大大落在《水浒传》后边。曹雪芹吸取了《金瓶梅》以来失败的教训,继承了前代小说的传统写法,再加上他对诗、词、戏曲、绘画及各种杂艺的综合利用,创造了描写人物的丰富多彩的方法。

一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而且也引起了文学界不少爱好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了“红学派”。伟人、文学家还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也给《红楼梦》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伟人对《红楼梦》又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所描写的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红楼梦》。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

现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他:“《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是以爱情悲剧为线索来写出封建大家庭由盛而衰的经过,从而真实的刻画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成为反封建社会的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巨著。”更为奇特的是,从古至今还没一部小说能象《红楼梦》传诵不衰,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也还没有一部小说象它那样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以至形成了“红学”这样的特殊现象。因此,要学习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读《红楼梦》。

上述是对《红楼梦》认识和评价:《红楼梦》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所具备的精湛的文学表现手段、丰富的社会思想内容,渊博的生活百科知识证明它不愧为古今中外的一本奇书。《红楼梦》,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书,它就像一坛陈年老酒,越喝越香。如果有可能,我将用我一生的时间来细细地品味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参考文献:

1、 胡适 鲁迅 王国维解读《红楼梦》 张国星 辽海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