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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语言特征篇1
作者简介：卢军（1970-），女，山东莱芜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H0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150-01
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时就在小说文体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汪曾祺的这种探索最集中地体现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非常重视小说语言，曾直接地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具体来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实践追求如下美学特征：
1．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
“准确”是汪曾祺推崇的语言观，“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2]。小说语言中，俗人说俗语即是大雅。汪曾祺小说中的对话语言大都较短，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羊舍一夕》写山里来的放羊姓看到温室里的黄瓜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汪曾祺认为，如果稍微华丽一点，就不是这个放羊娃的感受了。而在《徒》里，汪曾祺又有意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因为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教员。“写《受戒》、《大淖记事》就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受戒》中写明海时，有这样一句：“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农民眼里的字好，用“很黑”二字就很传神，倘用工整、匀称、雄健之类，则脱离了语境的文化限制，就不是村里人夸他了。在汪曾祺眼里，语言中没有天然的“好词”或“坏词”，常用的、通俗的、不见特色的“俗词”、“俗字”，在恰当的上下文语境匹配下，照样能平字见奇、朴字见色，甚至大俗大雅，寻常词语显出极不寻常的生命力。
2．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
小说语言的暗示性和模糊性主要源于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的影响。《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梅尧臣阐发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3]。小说语言富有暗示性自然就使其能指产生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具有了模糊性。这种暗示性集中体现在汪曾祺小说诠释结尾方面。比如《异秉》，前部分只叙写卖卤味的王二的“发达”，药铺学徒陈相公的辛苦和忍气吞声。结尾写大家听到王二“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俩解大手的时候。”“卒章显其志”，原来，他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大小解分清”，他渴望王二那样的生活，竟把希望寄托在这样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还有《八千岁》结尾：“是晚茶的时候，儿子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叫一碗三鲜面！’”八千岁省俭一世，吃了数不清的草炉烧饼，省下的钱却变成了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因此，他大声地叫一碗三鲜面，实有万般滋味在里面。
3．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
汪曾祺小说能准确地把握语言的节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汪曾祺认为要注意语言的内在节奏、语言的流动感，唯此，词句之间才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4]看来，气韵生动的小说语言既是一种情感浓郁的语言，也是一种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汪曾祺对语言的运用表现为下面两方面：第一，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避免了节奏上的呆板单调，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达到文章的和谐美。第二，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
4、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
为表现一种神思妙悟，文学语言有时可以突破一般语法规则的约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俄国形式主义学说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和变形，汪曾祺称之为“诉诸直觉，忠于生活”。汪曾祺认为，“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类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载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5]。比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说，这段话语“如果逻辑紧严，合乎语法的散文写，也是可以的，但不易产生如此恬淡的意境”。汪曾祺小说语言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名词性词语和短小的非主谓句的运用。这种运用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表意简洁明快，在特定的语境中，另成一种格局和气象，形成了中国画中的“留白”，很有些像戏剧剧本中的背景语言，耐人品味。
5．语言的文化性
小说语言特征篇2
《低俗小说》的人物语言多用俚语，其中夹杂大量的粗话和典故，如“圣经”桥段、“牧羊人”桥段等观念是需要观者有一定的宗常识。当然，这无关紧要，重要之处在于导演没有鲜明的立场，高尚的主张等等，也无需让观众接受什么，这恰恰是《低俗小说》纯文本叙事手法的一种特点，这种境界已经到了纯抒情、纯叙事，不去刻意雕琢人物精神塑造。
·博士论坛郑海标：略论《低俗小说》的叙事语言的思想特征 应该说《低俗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性是很弱的，诉说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涵盖底层生活形态。但决非某些批评家所言的文化侵略地步，影片呈现并反映的矛盾、表现的暴力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种无立场的创作观念是纯粹的视觉语言的表达。在《低俗小说》中，不同观者有不同解读，正如昆汀的创造手法与科恩兄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这种冷眼看事，冷眼对人的态度贯穿电影叙述之中，这类拍摄手法更以为开创性。昆汀的叙事特色正是因此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先锋”速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方向。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和启迪，《低俗小说》的叙事风格才得以形成，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迅速地占领时代的叙事主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低俗小说》为代表的多元叙事结构已经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视野的拓展
在此之前，电影叙事语言对时空观念的塑造都会有些特定的印记和观念，《低俗小说》的出现对时空观念只是有了一个较为笼统和模糊的概念。并不是只重故事而不注重社会内容，其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戏剧巧合正是迎合电影观赏者的第一手段，但是在电影环形叙事结构和节奏上，情节被作为叙事语言的第一兴奋点，着实是研究者不愿去面对的。如《低俗小说》中角色一般在大的气氛下出现滑稽的窘态，但并不令人捧腹，如角色的正义，价值观都不从体现的情况下让观众站队，判定的一元观念由此产生颠覆，纯故事情节的取胜，大量的篇幅用来描写人物的善与恶，却以轻喜剧和幽默的手法来促成。如小甜心一角色可笑，反倒令人为之揪心，吸毒之后的休克使观众也有施救之心。社会意义在电影中基本被淡化和漠视，或者认为导演刻意回避又不见踪影。
在不断渲染故事的戏剧和转折中，主人公身份角色的突变和倒置。导演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来刻画角色之间的联系。如拳赛之前黑社会大哥的剪影化处理，杀手杀人后的朗诵，都是一种对现实善恶观念的不置可否。
二、打破封闭式的传统叙事结构
通常来看，电影无非就是讲故事，一个故事的好坏和一个讲述者综合起来的艺术。而《低俗小说》的叙事是将故事打乱之后随机整合起来，使之独立又有联系，这些关系又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跳跃式的，不可捉摸的怪诞之拼接。以昆汀的作品来看，他所代表的一种意识形态，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开放式，如将事物、事件、时空观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任其自由发酵，优点在于这样的故事很精彩，且有推理的喜感。缺点在于时空观念的错位使观众也有一种摸不到头脑的疑惑。当然，时下我们已然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视觉冲击，但是推到该片上映之初，我们的观念尚未改变之时，这种叙事手法使我们迷茫和无所适从。电影叙述若是沿此道路走下去，就会大大减少其可信性和故事趣味，所以打破封闭式的叙事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科恩兄弟和昆汀在电影叙事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电影艺术由“讲故事的人”到“听故事的人”有了角色的转变和互换，那就是导演和编剧正试图站在观众身边来分析角色之间的联系，故事的包袱如何安排，更注重观众猎奇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此点更多体现在《杀死比尔》中。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低俗小说》的开头本来是几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平行进行，绝于交叉的，但是每个故事都有“意外”的出现，才促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正如故事结构简单得难以置信，一切均靠意外事件来进行展开。这种潜在逻辑推理的暗线手法一直持续到故事结束。这类题材故事的叙事手法被日后的影片屡屡借鉴，仍旧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犯罪电影的固有观念。
在正统的封闭式黑帮电影中，的确缺乏喜剧和荒诞的成分，但也同样缺失逻辑和分析。如《教父》的情节并不引人入胜，而是靠演员的大量语言对白来征服观众，对性的描写少之又少，而在昆汀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调情场面和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很难肯定这究竟是受什么观念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性的成分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是观念和电影之间互相综合与社会接轨演讲所共同造成的结果。
三、武侠因素的引入
黑帮和武侠本来都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体现某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虚构的偶像。在中国黑帮是和武侠有较大区别的，但在欧美文化圈，以“佐罗”为代表的侠客情怀已是深入人心，黑帮不是恶势力的代名词，相反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帮题材的故事叙事手法上更倾向讲其内心的善，而不是颂扬其做的恶。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和政客和警察的“对垒”与“角力”，在昆汀影片中，杀手即是杀手，不掺杂太多的崇高、梦想。在他的角色里，更多的是对“伪绅士”的嘲讽和戏弄。
小说语言特征篇3
方言特征词是指“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李如龙，2001）。研究汉语方言特征词可以为汉语方言分区提供依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有助于了解方言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复杂过程，也有助于汉语史和汉语词汇的深入研究。（李如龙，2001）
现有的方言特征词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某一方言区、方言片的视角出发的研究，这类成果已较为丰富，在特征词的提取方法和分级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研究对象涵盖“官话”（刘晓梅、李如龙，2003）“闽语”（李如龙，2002）“赣语”（曹廷玉，2001）以及“吴、粤、湘、客、徽、晋”等方言;一类是从某一义类词的视角出发的研究，但这类成果还较少，有待进一步扩展。
李如龙（2003）指出，从义类看，动作类和名物类是重点考察的对象，而名物类有约二分之一是称谓词、人体词、动植物的名称词。可见，从义类视角出发的研究中称谓类特征词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目前这类研究只涉及“长辈亲属”类称谓（苏新春，2000），“儿子的妻子”类称谓（吴剑安，2001）等。另外，郑张尚芳（2008）曾对方言中“孩子”类称谓词做了研究，但其研究仅选取七个表“孩子”义的词根进行语源探讨，一方面涉及的称谓词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并未探讨其构词与地域分布的特点。
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一般以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的42地分卷本为主要的语料来源。《大词典》为我们提供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42种方言为参照点，建立了一个方言词汇比较的平台，成为今后开展方言词汇比较的基本框架。采用这个框架，无论从某方言出发在本方言区作内部比较，还是与其他大方言作外部比较，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型比较，都可以避免条目选择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弊端（邢向东，2007）。我们认为，基于《大词典》对于“孩子”类称谓的穷尽性统计，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可靠、可供比较的语料系统。
本文将在定量统计和共时比较的基础上，对《大词典》收录的分属10个方言区的42个方言点的“孩子”类称谓词进行个体特征词语及关系特征词语的统计与分析，以期丰富义类特征词研究，并对现有的方言分区及方言亲疏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佐证。
“孩子”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中的释义为：①儿童;②子女。首先，本文研究的“孩子”类称谓词仅限于“儿童”这一义项;其次，个别方言点针对在性格、外貌、健康状况、行为举止等方面有显著特征的孩子还有相应的特指称谓词，如“小人精儿：特别聪明伶俐的小孩”（哈尔滨）“达痧精：多病的小孩”（长沙）。由于这类称谓词较为特殊且情况繁杂，本文暂不研究。依据这两条选词标准，本文选取415条“孩子”类称谓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取出22个特征词语。在分析中先以《汉语大字典》（第2版）（以下简称《大字典》）和《现汉》为参考，考察其基本语义，再探讨其构词状况与地域分布特点，最后列出部分典型词例。
二、特征词及方言亲疏关系
特征词分为两层，即个体特征词语和关系特征词语。个体特征词语只分布在一个方言区中，蕴含着排他性的区别意义，可体现方言区的区域特征。关系特征词语分布在几个方言区中，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方言亲疏远近关系。关系特征词语又根据交叉分布的方言区数量的不同分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和二级关系特征词语。但在关系特征词语的分级问题上，相关学者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我们这里借鉴沈益宇（2011）的划分标准，将在2～3个方言区交叉使用的词语归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将在4个方言区以上交叉使用的词语归为二级关系特征词语。根据以上标准，本文提取出方言“孩子”类称谓词的9个个体特征词语和13个关系特征词语，对其语义、构词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加以分析。
（一）个体特征词语
9个个体特征词语分别出现在吴语、闽语和官话等3个方言区，其构词与地域分布状况见表1。
表1：个体特征词语的构词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数量 例词 释义
蛋 官 3 孩子蛋、丫蛋儿、小骚狐蛋儿 作词尾，构词有轻蔑或戏谑的意味。《大字典》：“③詈词”。
妞 官 3 妞妞、妞儿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女孩子”。
碎 官 3 碎娃、碎子儿、碎女 《大字典》：“方言。谓年龄幼小。参见‘碎女’‘碎娃’”。
尕 官 10 尕肉儿、尕姑娘儿、尕娃、尕丫头、尕子儿 作小称词头。《大字典》：“方言。爱称。小”;《现汉》：“<方>小”。
顽 吴 3 顽、小顽、男小顽
干 吴 3 男小干、女小干、小干五
吴 5 谩阿谩谩枚、猛嵌
官 吴 6 小官、男小官、女小官、小官头子、阿弟官、小官人
唧 湘 8 妹唧、细唧、伢唧、细人唧 作小称词尾。
从表1可见，吴语中的“孩子”类称谓词的区域特征最为明显，排他性最强，仅分布在吴语区的特征词语数量最多，有4例。其中“干、谩⑼纭钡冉鲈谖庥锴某一个方言点（分别在苏州、温州、宁波）被广泛使用，“官”在吴语区的2个方言点（上海、崇明）被广泛使用。
（二）关系特征词语
在13个关系特征词语中，7个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6个为二级关系特征词语。
1.一级关系特征词语
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状况如表2所示。
表2：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数量 部分例词
囡、囝 吴、闽 48 小囡、囡囡、王囡儿、囝仔、妮囝、细囝
头 官、吴 34 丫头、小毛头、小囡头子、男囡头
娃 官、晋、平 56 娃娃、娃儿、女娃娃、小娃子
仔 闽、粤、赣 26 妹仔、乃仔、婴仔、细蚊仔、姑娘仔
娘 官、吴、闽 20 小娘、娘子、小姑娘、闺娘子
妮 官、吴、闽 14 妮儿、妮子、小堂妮儿、毛妮子
丫 官、晋、徽 19 丫头、丫花妹
下面我们将对一级关系特征词语作进一步的分析。
（1）“囡”和“囝”
《大词典》将“囡”和“囝”处理为2个不同的词语，分别用于吴方言和闽方言。但是，《现汉》将“囝”记为“囡”的异体字，释义为：①<方>小孩儿。《大字典》对“囝”释义为：“吴方言。小孩。也作‘囡’”。可见，“囡”和“囝”记录的是同一个语素，据此本文将两者予以合并。统计发现，这两个字作为中心语素共构成48个词，其中吴语的“囡”共构词14例，闽语的“囝”共构词34例。有研究指出，历史上第一批入闽的汉人可能是两汉间从吴地去的，并且闽语是从吴语分化而来的（游汝杰、邹嘉彦，2007），因此闽语区的“囝”很有可能是由吴语区的“囡”传入而产生的，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汉字来记录。这一发现也为前人的汉语方言分化观点提供了佐证。
（2）“头”
《大字典》和《现汉》中均释义为：①名词后缀。接于名词性词根之后。“头”广泛分布于官话区和吴语区，主要作后缀，共构词34个，如“丫头”“毛头”“毛毛头”等。“头”还结合“子”构成“头子”，多含轻蔑语气，或作骂称，如“丫头子”“小官头子”“小囡头子”“细峦纷印薄靶峦纷印薄靶硗纷印钡取
（3）“娃”
《大字典》释义为：④小孩，儿童;《现汉》解释为：①小孩儿②<方>特指男孩儿。“娃”分布在北方官话区、晋语区、平话区，由“娃”作为中心语素的构词在官话区有47例，在晋语区有8例，在平话区有1例。官话区除哈尔滨、牟平、济南三地以外均有分布，西北、中原、西南等地区均用“娃、娃儿、娃子、娃娃”等词来称呼小孩。
（4）“仔”
《大字典》释义为：“①方言。幼小的儿子;小孩子”;《现汉》：①同“崽”。“仔”分布在赣语区（5例）、粤语区（7例）和闽语区（14例），其中赣语区仅分布在萍乡一地。“仔”主要作词尾，东莞有“男仔、女仔”的说法，“细蚊仔”在东莞和广州均有使用，“妹仔”在广州和萍乡均有使用。除此之外，厦门有“囝仔婴、囝仔囝、囝仔人、囝仔崽”等作中缀的用法。
（5）“娘”
《大字典》释义为：①年轻女子。“娘”分布在官话区（仅烟台市牟平区）、闽语区和吴语区，共构词20例。“小娘”的说法均见于崇明和宁波两地，指称“小女孩”。宁波方言还把“女孩儿”称为“娘子”。但福州“娘哥、娘囝”是对“小孩儿”的通称，“娘”不再具有无性别意义。
（6）“妮”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指女孩儿”。“妮”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仅金华）、闽语区（仅福州），共构词14例。“妮子、妮儿”的说法最为常见，福州方言中有“妮囝”的说法，并在“妮囝”一词后加上不同的语素来划分小孩的年龄，如“妮囝囝”指婴儿，“妮囝痞”指三四岁的孩子，“妮囝蒂”指六七岁的孩子，“妮囝豚”指十三四岁的少年。
（7）“丫”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指女孩”。“丫”分布于官话区、晋语区、徽语区，共构词19例。其中官话区最为常见，主要作为词头构成“丫头”“丫蛋”等称谓词。
从上述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地域分布与使用状况中，我们发现，吴语与闽语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一方面“囡”在吴语区的使用及其异体字“囝”在闽语区的使用可作为“闽语是从吴语中分化而来”（游汝杰、邹嘉彦，2007）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娘”“妮”大量分布于官话、吴语、闽语中，也可证明吴语与闽语关系之密切。而晋语与官话交叉使用的关系特征词语最多，印证了“晋方言与官话的关系最密切”的观点。（刘玲玲，2010）
2.二级关系特征词
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状况如表3所示。
表3：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构词数量 部分词例
伢 官、湘、赣、客 28 男伢、女伢、奶伢、细伢子、伢妹子
崽 官、湘、赣、闽、平 25 崽崽、宝宝崽、伢崽儿、崽子
鬼 吴、湘、赣、客、徽 15 细鬼儿、鬼崽子、小鬼、小娘鬼
妹 粤、湘、赣、客、徽 12 妹唧、妹仔、细妹儿、妹子
毛 官、吴、湘、赣、客 24 毛毛、毛伢子、毛妮子、毛头、毛娃
细 粤、湘、赣、客、闽、平 33 琐细儿、细儿、细鬼、细家伙、细人子
下面我们将对二级关系特征词语作进一步的分析。
（1）“伢”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小孩”。“伢”分布在官话区（仅哈尔滨、武汉）、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28例。其中以湘语区的长沙最为典型，有6例;“伢”字主要沿长江分布，从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到下游的南昌、扬州、杭州。其中扬州使用的形式为“霞子”，“霞”是“小伢”的合音。
（2）“崽”
《大字典》释义为：①<方>儿子、“②詈词”;《现汉》释义为：<方>儿子。“崽”分布在官话区、湘语区、赣语区、平话区、闽语区，共构词25例。其中以西南官话区的柳州最为典型，该地6例“孩子”类称谓词均由“崽”作为后缀构成。“崽”多用于指男孩，还有“崽崽”的重叠形式，而以“崽子”形式出现时多用于蔑称或骂称。
（3）“鬼”
《大字典》释义为：⑥对人的蔑称;⑦对人的昵称。《现汉》释义为：⑦对人的昵称，多用于小孩儿。“鬼”分布在吴语区、徽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15例。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鬼”有时有亲昵或喜爱的感彩，用称;有时含轻蔑或戏谑的意味，用作戏称或骂称，如扬州的“小鬼豆子”带有喜爱或贬斥两种意味;丹阳的“小鬼头子”带有轻蔑或亲昵两种意味;长沙的“鬼崽子”、宁波的“小娘鬼”和上海的“小鬼丫头”既可作詈称又可作昵称。
（4）“妹”
《大字典》释义为：②少女，女子。《现汉》释义为：③年轻女子;女孩子。“妹”分布在徽语区、湘语区、赣语区、粤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12例。“妹”在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粤语区均表示女孩;但在徽语区的绩溪话中，“妹”还可以指男孩，为小孩的通称，如“妹”“细妹”“丫花妹”等均不具有性别意义。
（5）“毛”
《大字典》释义为：j小，微不足道。多用于贬义。《现汉》释义为：⑦细，小。毛孩子。“毛”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24例。“毛”主要充当小称词头，也多以重叠形式出现，“毛头”“毛娃”“毛伢子”等分布较广，建瓯有“开毛阵”这样比较罕见的说法。由“毛”构成的称谓词大多用于指称婴儿。
（6）“细”
《大字典》释义为：①微小。与大相对。k引申指小儿。《现汉》释义为：⑧<方>年龄小。“细”分布在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粤语区、平话区、闽语区，共构词33例。其中以梅县和绩溪两地最为典型，均有4例。“细人子”的说法较为常见，在赣语区的萍乡和南昌、湘语区的长沙、客家话区的于都均有使用。温州话“琐细儿”中的“琐”字与“细”同义。
从上述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地理分布与使用状况中可以发现，湘语、赣语、客家话这三个方言区交叉使用的关系特征词语数量最多，有“伢”“鬼”“妹”“毛”“细”这5例。这也与“湘语与官话的关系最近，其次是赣语和客家话”的观点相符（李康澄，2005）。具体而言，湘语和赣语是直接从官话分化出来的，客家话则是从赣语分化出来的。（游汝杰、邹嘉彦，2007）
三、结语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孩子”类称谓的方言特征词进行了分层研究。我们发现，在个体特征词方面，吴语区“孩子”类称谓词的区域特征最明显，排他性最强。在关系特征词方面，对于进一步深化前人有关吴闽两地密切关系和湘赣客三地密切关系的观点均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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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语言特征篇4
小说语言特征篇5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著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 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 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 “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情色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 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 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zz(z]很古典[zz)]的氛围中跳入[zz(z]很现代[zz)]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zz(z]很耐性[zz)]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zz(z]最内行[zz)]，应付英国人你[zz(]最本事[zz)]。”（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西藏、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zz(z]太奶油[zz)]了。”
b.“她长得[zz(z]相当狐狸[zz)]。”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著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小说语言特征篇6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著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 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 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 “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情色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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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 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 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ZZ(Z]很古典[ZZ)]的氛围中跳入[ZZ(Z]很现代[ZZ)]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ZZ(Z]很耐性[ZZ)]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ZZ(Z]最内行[ZZ)]，应付英国人你[ZZ(]最本事[ZZ)]。”（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西藏、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ZZ(Z]太奶油[ZZ)]了。”
b.“她长得[ZZ(Z]相当狐狸[ZZ)]。”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著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小说语言特征篇7
在汉语中,主谓短语做宾语的情况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做宾语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判断一个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此试图解决下列几个问题;a、小旬的标准是什么?b、汉语中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c、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与宾语类型有什么关系?
二、小句的标准
1、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汉语中最早注意小句层面并提出小句之说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是在他的重要的语法着作《中国文法要略》(1942)首次使用“小句”这个术语的。他此时使用小句这个名称是为了“述说的时候方便些”,并没有把小句当作一级语法单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语法着作《汉语语法问题分析》(1979)中,认为小句是语言中基本的动态单位,小句的作用在于“可以沟通单句和复句,说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1995、1997)近年来在语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邢先生认为:“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在具有表述性的语法单位中,小句是最小的语法单位。随后,储泽祥(2004)认为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可见,小句也是应该具有句子的特征的。
2,句子的特征。句子的特征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的内容来自于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投射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句子。句子不仅反映事态的客观属性,如参与者、时间、空间、进程、方式等,而且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情感,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预期、要求等,从而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体现了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特定功能。因此,我们主要考察五种句子特征:构件单位的完备性(即完整的论元结构),认知情态(在语言层面上就通过一些表示情态的词体现出来,如:可能、或许、必须等),体标记(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事态发展的正在进行性、完成性和经验性等,如:着,了、过等)、语气(语气在汉语中有时是通过语气词来体现出来的,如:吗、呢、啊、吧、的、了等)和独立成分(称呼语、某些插入语、感叹语等)。
3、小句的判断标准,因为小句具有句子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以一个结构是否具有上述句子特征,从而判断它是否是小句。所以,小句的判断标准是:
首先具有完备的论元结构,其次要有语气。这两条是必有的标准。认知情态、体标记和独立成分,则随小句的独立性的强弱可能带多带少。
4、小句宾语的判断标准。小句宾语就是指在句子中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小句。因为小句宾语是嵌入在一个句子的内部,是降格的内嵌小句。虽然这样的小句因为受到其前后某些特定词语的支配,成为特定的句法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丢失句子单用时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但是,它仍然是小句。因此,小句的判断标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小句宾语。
三、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
1、小句宾语。首先我们来讨论处于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看下面的句子:
(1)他私下寻思:老伙计,我这次一定能赢你!
(2)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闺女,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部分在形式上有独立语,有着完整的论元结构,在语义上主谓短语都各自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第(1)句还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第(2)句带有语气词。这两个宾语具有几个句子特征,单说起来也几乎不成问题,它们都应当是小句,所以这两个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都是小句宾语。
(3)姜维估计魏国的兵马夜里可能要来踹营。
(4)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今年年底每个员工的工资大概能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句的宾语各自含有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而且中心动词不缺少论元,有着完整的语义,可以断定它们都是小句。
(5)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巧巧考上了大学。
(6)中学生们抱怨他们过着比驴子还辛苦的生活。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虽然没有独立语、语气词,也没有反映认知情态的副词,但是它们都带有体标记,论元结构完整,表示了一个完整的语义,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带的也是小句宾语。
(7)党的纪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进行商业活动。
(8)你不能断言他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是有步骤的引诱。
可以看出这两个句子的宾语丢失了不只一个句子特征,不仅没有独立语、语气词和体标记,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认知情态。但是,它们的中心动词该带的论元都带了,结合本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它们表示的语义相对完整,因此它们也是小句,只不过单说起来有些困难。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主谓短语在宾语位置上由于受到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支配,成为动词的论元后,就被动词分配了一定的论元角色,从而成为小句宾语。
在此,要注意小句宾语中的主语省略。例如:
(9)老通宝打算￠再多赊几担桑叶来。
这句的宾语“再多赊几担桑叶来”中的动词“赊”的施事主语与主句的主语同指,并且在句子的表层形式中强制性缺省,也就是说,宾语位置上仍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于小主语与大主语所指相同,小主语不可补出。这样的谓词性短语可以看作主谓短语的缩略形式,受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影响,它也是小句。
那么,是不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所有的主谓短语都可以被句子化,从而成为小句宾语的呢?
2、主谓短语宾语
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并不总是小句,例如:
(10)这个计划要经过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11)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这两句中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不是宾语小句。显而易见,宾语部分没有独立语和语气词,也没有认知情态。主谓短语的动词的受事论元被指派作了主句的主语,使得宾语的论元结构不完整,整个宾语部分不能表述一个完整的语义,从而失去了作为内嵌小句的最基本的特征,故而,这两句宾语部分的主谓短语不是小句。再如:
(12)我军阵地猛烈的炮火延缓了敌人进攻,(为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3)他把公家的材料用于自己家装修。
这两句的宾语也是主谓短语充当的,不是小句宾语。因为“敌人进攻”在作了主句谓语动词“延缓”的宾语后,“进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导致了宾语动词受事论元的缺失,从而使得宾语部分的语义表述不完整,因此,“敌人进攻”不是小句。
通过分析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有的可以被句化为小句,成为小句宾语,有的只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能否成为小句宾语,取决于主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即半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该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四、谓语动词的语义对宾语内容的制约
无论是小句宾语还是主谓短语宾语,它们都是主句谓语动词所指派的论元,都要受到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也就是说,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宾语的结构形式。
能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都是具以下两个语义:体验性和呈现性。体验性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态就是语言的表达对象;呈现性就是能展示出一个事态内容。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心理活动动词、言说动词等。
这样的心理活动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感知类,例如,看见、听见、望见、闻、观察、碰见、撞见、想、猜、寻思、琢磨、意识、考虑、估计、推想、盘算、感觉、明白、渴望、希望、忘掉、等;另一类是情绪类,例如,爱、恨、嫉妒、羡慕、佩服、喜欢、讨厌等。那些不具备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心里活动动词不能带小句作宾语,例如,激动、惊吓、骚扰等,这类心理活动动词只反映施动者心里活动的某种情绪体验,不反映心理活动内容。
在语言层面上,心理活动动词具有将一个外在事态的意识内容反映出来的能力。这种反映只是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身体验。人类还有将意识内容进行交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语言层面上就离不开言说类的动词。所以,那些能够反映一个事态整体过程的言说类动词也需要带小句作宾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言说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先将意识内容转化为言说内容,然后表述出来,因此,言说类的动词实际上在语义上也具有体验性和反映性两个特征。人类的言说活动不限于口头表达,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意识内容,故而,能带小句宾语的言说类动词包括典型的言说类动词,也包括引申过来的言说类动词,例如:说、问、告诉、命令、邀请、责备、讽刺、通知、断言、抱怨、表扬、称赞、答应、透露、描写、强调、商量、建议等。
其他语义类的动词只要具有体验性和呈现性的语义特征都能带小句宾语。因此,我们通过对一定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语义类。因为汉语动词的语义类无法穷尽,在此我们只统计出一些普通的语义类。
除了上面所列的心理活动类和言说类动词外,还有下列语义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
规定类:规定、注明、约定、暂定、禁止、限制、停止、制止等。
标志类:标志、代表、意味、指、等于、表明等。
求证类:测量、调查、比较、比赛、预计、预测、称、量、鉴定等。
小说语言特征篇8
在汉语中,主谓短语做宾语的情况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做宾语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判断一个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此试图解决下列几个问题;a、小旬的标准是什么?b、汉语中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c、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与宾语类型有什么关系?
二、小句的标准
1、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汉语中最早注意小句层面并提出小句之说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是在他的重要的语法着作《中国文法要略》(1942)首次使用“小句”这个术语的。他此时使用小句这个名称是为了“述说的时候方便些”,并没有把小句当作一级语法单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语法着作《汉语语法问题分析》(1979)中,认为小句是语言中基本的动态单位,小句的作用在于“可以沟通单句和复句,说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1995、1997)近年来在语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邢先生认为:“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在具有表述性的语法单位中,小句是最小的语法单位。随后,储泽祥(2004)认为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可见,小句也是应该具有句子的特征的。
2,句子的特征。句子的特征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的内容来自于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投射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句子。句子不仅反映事态的客观属性,如参与者、时间、空间、进程、方式等,而且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情感,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预期、要求等,从而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体现了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特定功能。因此,我们主要考察五种句子特征:构件单位的完备性(即完整的论元结构),认知情态(在语言层面上就通过一些表示情态的词体现出来,如:可能、或许、必须等),体标记(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事态发展的正在进行性、完成性和经验性等,如:着,了、过等)、语气(语气在汉语中有时是通过语气词来体现出来的,如:吗、呢、啊、吧、的、了等)和独立成分(称呼语、某些插入语、感叹语等)。
3、小句的判断标准,因为小句具有句子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以一个结构是否具有上述句子特征,从而判断它是否是小句。所以,小句的判断标准是:
首先具有完备的论元结构,其次要有语气。这两条是必有的标准。认知情态、体标记和独立成分,则随小句的独立性的强弱可能带多带少。
4、小句宾语的判断标准。小句宾语就是指在句子中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小句。因为小句宾语是嵌入在一个句子的内部,是降格的内嵌小句。虽然这样的小句因为受到其前后某些特定词语的支配,成为特定的句法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丢失句子单用时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但是,它仍然是小句。因此,小句的判断标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小句宾语。
三、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
1、小句宾语。首先我们来讨论处于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看下面的句子:
(1)他私下寻思:老伙计,我这次一定能赢你!
(2)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闺女,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部分在形式上有独立语,有着完整的论元结构,在语义上主谓短语都各自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第(1)句还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第(2)句带有语气词。这两个宾语具有几个句子特征,单说起来也几乎不成问题,它们都应当是小句,所以这两个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都是小句宾语。
(3)姜维估计魏国的兵马夜里可能要来踹营。
(4)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今年年底每个员工的工资大概能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句的宾语各自含有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而且中心动词不缺少论元,有着完整的语义,可以断定它们都是小句。
(5)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巧巧考上了大学。
(6)中学生们抱怨他们过着比驴子还辛苦的生活。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虽然没有独立语、语气词,也没有反映认知情态的副词,但是它们都带有体标记,论元结构完整,表示了一个完整的语义,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带的也是小句宾语。
(7)党的纪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进行商业活动。
(8)你不能断言他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是有步骤的引诱。
可以看出这两个句子的宾语丢失了不只一个句子特征,不仅没有独立语、语气词和体标记,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认知情态。但是,它们的中心动词该带的论元都带了,结合本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它们表示的语义相对完整,因此它们也是小句,只不过单说起来有些困难。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主谓短语在宾语位置上由于受到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支配,成为动词的论元后,就被动词分配了一定的论元角色,从而成为小句宾语。
在此,要注意小句宾语中的主语省略。例如:
(9)老通宝打算￠再多赊几担桑叶来。
这句的宾语“再多赊几担桑叶来”中的动词“赊”的施事主语与主句的主语同指,并且在句子的表层形式中强制性缺省,也就是说,宾语位置上仍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于小主语与大主语所指相同,小主语不可补出。这样的谓词性短语可以看作主谓短语的缩略形式,受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影响,它也是小句。
那么,是不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所有的主谓短语都可以被句子化,从而成为小句宾语的呢?
2、主谓短语宾语
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并不总是小句,例如:
(10)这个计划要经过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11)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这两句中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不是宾语小句。显而易见,宾语部分没有独立语和语气词,也没有认知情态。主谓短语的动词的受事论元被指派作了主句的主语,使得宾语的论元结构不完整,整个宾语部分不能表述一个完整的语义,从而失去了作为内嵌小句的最基本的特征,故而,这两句宾语部分的主谓短语不是小句。再如:
(12)我军阵地猛烈的炮火延缓了敌人进攻,(为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3)他把公家的材料用于自己家装修。
这两句的宾语也是主谓短语充当的,不是小句宾语。因为“敌人进攻”在作了主句谓语动词“延缓”的宾语后,“进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导致了宾语动词受事论元的缺失,从而使得宾语部分的语义表述不完整,因此,“敌人进攻”不是小句。
通过分析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有的可以被句化为小句,成为小句宾语,有的只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能否成为小句宾语,取决于主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即半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该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四、谓语动词的语义对宾语内容的制约
无论是小句宾语还是主谓短语宾语,它们都是主句谓语动词所指派的论元,都要受到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也就是说,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宾语的结构形式。
能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都是具以下两个语义:体验性和呈现性。体验性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态就是语言的表达对象;呈现性就是能展示出一个事态内容。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心理活动动词、言说动词等。
这样的心理活动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感知类,例如,看见、听见、望见、闻、观察、碰见、撞见、想、猜、寻思、琢磨、意识、考虑、估计、推想、盘算、感觉、明白、渴望、希望、忘掉、等;另一类是情绪类,例如,爱、恨、嫉妒、羡慕、佩服、喜欢、讨厌等。那些不具备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心里活动动词不能带小句作宾语,例如,激动、惊吓、骚扰等,这类心理活动动词只反映施动者心里活动的某种情绪体验,不反映心理活动内容。
在语言层面上,心理活动动词具有将一个外在事态的意识内容反映出来的能力。这种反映只是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身体验。人类还有将意识内容进行交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语言层面上就离不开言说类的动词。所以,那些能够反映一个事态整体过程的言说类动词也需要带小句作宾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言说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先将意识内容转化为言说内容,然后表述出来,因此,言说类的动词实际上在语义上也具有体验性和反映性两个特征。人类的言说活动不限于口头表达,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意识内容,故而,能带小句宾语的言说类动词包括典型的言说类动词,也包括引申过来的言说类动词,例如:说、问、告诉、命令、邀请、责备、讽刺、通知、断言、抱怨、表扬、称赞、答应、透露、描写、强调、商量、建议等。
其他语义类的动词只要具有体验性和呈现性的语义特征都能带小句宾语。因此,我们通过对一定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语义类。因为汉语动词的语义类无法穷尽,在此我们只统计出一些普通的语义类。
除了上面所列的心理活动类和言说类动词外,还有下列语义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
小说语言特征篇9
在汉语中,主谓短语做宾语的情况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做宾语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判断一个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此试图解决下列几个问题;a、小旬的标准是什么?b、汉语中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c、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与宾语类型有什么关系?
二、小句的标准
1、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汉语中最早注意小句层面并提出小句之说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是在他的重要的语法着作《中国文法要略》(1942)首次使用“小句”这个术语的。他此时使用小句这个名称是为了“述说的时候方便些”,并没有把小句当作一级语法单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语法着作《汉语语法问题分析》(1979)中,认为小句是语言中基本的动态单位,小句的作用在于“可以沟通单句和复句,说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1995、1997)近年来在语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邢先生认为:“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在具有表述性的语法单位中,小句是最小的语法单位。随后,储泽祥(2004)认为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可见,小句也是应该具有句子的特征的。
2,句子的特征。句子的特征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的内容来自于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投射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句子。句子不仅反映事态的客观属性,如参与者、时间、空间、进程、方式等,而且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情感,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预期、要求等,从而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体现了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特定功能。因此,我们主要考察五种句子特征:构件单位的完备性(即完整的论元结构),认知情态(在语言层面上就通过一些表示情态的词体现出来,如:可能、或许、必须等),体标记(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事态发展的正在进行性、完成性和经验性等,如:着,了、过等)、语气(语气在汉语中有时是通过语气词来体现出来的,如:吗、呢、啊、吧、的、了等)和独立成分(称呼语、某些插入语、感叹语等)。
3、小句的判断标准,因为小句具有句子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以一个结构是否具有上述句子特征,从而判断它是否是小句。所以,小句的判断标准是:
首先具有完备的论元结构,其次要有语气。这两条是必有的标准。认知情态、体标记和独立成分,则随小句的独立性的强弱可能带多带少。
4、小句宾语的判断标准。小句宾语就是指在句子中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小句。因为小句宾语是嵌入在一个句子的内部,是降格的内嵌小句。虽然这样的小句因为受到其前后某些特定词语的支配,成为特定的句法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丢失句子单用时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但是,它仍然是小句。因此,小句的判断标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小句宾语。
三、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
1、小句宾语。首先我们来讨论处于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看下面的句子:
(1)他私下寻思:老伙计,我这次一定能赢你!
(2)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闺女,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部分在形式上有独立语,有着完整的论元结构,在语义上主谓短语都各自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第(1)句还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第(2)句带有语气词。这两个宾语具有几个句子特征,单说起来也几乎不成问题,它们都应当是小句,所以这两个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都是小句宾语。
(3)姜维估计魏国的兵马夜里可能要来踹营。
(4)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今年年底每个员工的工资大概能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句的宾语各自含有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而且中心动词不缺少论元,有着完整的语义,可以断定它们都是小句。
(5)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巧巧考上了大学。
(6)中学生们抱怨他们过着比驴子还辛苦的生活。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虽然没有独立语、语气词,也没有反映认知情态的副词,但是它们都带有体标记,论元结构完整,表示了一个完整的语义,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带的也是小句宾语。
(7)党的纪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进行商业活动。
(8)你不能断言他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是有步骤的引诱。
可以看出这两个句子的宾语丢失了不只一个句子特征,不仅没有独立语、语气词和体标记,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认知情态。但是,它们的中心动词该带的论元都带了,结合本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它们表示的语义相对完整,因此它们也是小句,只不过单说起来有些困难。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主谓短语在宾语位置上由于受到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支配,成为动词的论元后,就被动词分配了一定的论元角色,从而成为小句宾语。
在此,要注意小句宾语中的主语省略。例如:
(9)老通宝打算￠再多赊几担桑叶来。
这句的宾语“再多赊几担桑叶来”中的动词“赊”的施事主语与主句的主语同指,并且在句子的表层形式中强制性缺省,也就是说,宾语位置上仍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于小主语与大主语所指相同,小主语不可补出。这样的谓词性短语可以看作主谓短语的缩略形式,受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影响,它也是小句。
那么,是不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所有的主谓短语都可以被句子化,从而成为小句宾语的呢?
2、主谓短语宾语
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并不总是小句,例如:
(10)这个计划要经过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11)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这两句中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不是宾语小句。显而易见,宾语部分没有独立语和语气词,也没有认知情态。主谓短语的动词的受事论元被指派作了主句的主语,使得宾语的论元结构不完整,整个宾语部分不能表述一个完整的语义,从而失去了作为内嵌小句的最基本的特征,故而,这两句宾语部分的主谓短语不是小句。再如:
(12)我军阵地猛烈的炮火延缓了敌人进攻,(为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3)他把公家的材料用于自己家装修。
这两句的宾语也是主谓短语充当的,不是小句宾语。因为“敌人进攻”在作了主句谓语动词“延缓”的宾语后,“进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导致了宾语动词受事论元的缺失,从而使得宾语部分的语义表述不完整,因此,“敌人进攻”不是小句。
通过分析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有的可以被句化为小句,成为小句宾语,有的只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能否成为小句宾语,取决于主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即半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该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四、谓语动词的语义对宾语内容的制约
无论是小句宾语还是主谓短语宾语,它们都是主句谓语动词所指派的论元,都要受到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也就是说,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宾语的结构形式。
能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都是具以下两个语义:体验性和呈现性。体验性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态就是语言的表达对象;呈现性就是能展示出一个事态内容。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心理活动动词、言说动词等。
这样的心理活动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感知类,例如,看见、听见、望见、闻、观察、碰见、撞见、想、猜、寻思、琢磨、意识、考虑、估计、推想、盘算、感觉、明白、渴望、希望、忘掉、等;另一类是情绪类,例如,爱、恨、嫉妒、羡慕、佩服、喜欢、讨厌等。那些不具备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心里活动动词不能带小句作宾语,例如,激动、惊吓、骚扰等,这类心理活动动词只反映施动者心里活动的某种情绪体验,不反映心理活动内容。
在语言层面上,心理活动动词具有将一个外在事态的意识内容反映出来的能力。这种反映只是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身体验。人类还有将意识内容进行交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语言层面上就离不开言说类的动词。所以,那些能够反映一个事态整体过程的言说类动词也需要带小句作宾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言说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先将意识内容转化为言说内容,然后表述出来,因此,言说类的动词实际上在语义上也具有体验性和反映性两个特征。人类的言说活动不限于口头表达,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意识内容,故而,能带小句宾语的言说类动词包括典型的言说类动词,也包括引申过来的言说类动词,例如:说、问、告诉、命令、邀请、责备、讽刺、通知、断言、抱怨、表扬、称赞、答应、透露、描写、强调、商量、建议等。
其他语义类的动词只要具有体验性和呈现性的语义特征都能带小句宾语。因此,我们通过对一定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语义类。因为汉语动词的语义类无法穷尽,在此我们只统计出一些普通的语义类。
除了上面所列的心理活动类和言说类动词外,还有下列语义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
规定类:规定、注明、约定、暂定、禁止、限制、停止、制止等。
标志类:标志、代表、意味、指、等于、表明等。
求证类:测量、调查、比较、比赛、预计、预测、称、量、鉴定等。
小说语言特征篇10
一、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是基于关联理论发展出来的，格特（Gutt，1991）在其《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中将关联理论与翻译紧密结合起来，他对翻译的解释几乎可以刷新人们对翻译的宏观认识。格特主张用关联理论研究翻译，因为“关联理论从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行为（behaviour）的角度来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1]p20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受体；第二轮：译者是交际者，译语接受者是受体。可见，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是信息传递的中转者。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Gutt指出：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expectation）相吻合。[1]p195
二、直接翻译
（一）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直接翻译相对于间接翻译，是Gutt在其《关联翻译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是在Sperber和Wilson关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对重要概念。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理论，直接引语保留了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superficial linguistic properties）[1]p133，而间接引语则仅仅意在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在直接引语中，除了原说话者的语音无法复制以外，说话者必须保留原话的每一个词，甚至句子的重音和语调，让听话者觉得仿佛是原说话者自己在说话。而且说话者可以不必理解原话也可以进行转述交际线索，如一个7岁的小孩子也可以用直接引语来转述非常深奥的古诗，而听话者可根据他的转述来理解古诗的意思，这也就是Sperber和Wilson所说的保留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杂志网。因此，直接引语是语言的一种描写性用法（descriptive use）。而间接引语则不同，他注重的是语言的阐释性用法，如在一定的语境中，英语的修辞性疑问句“Don’t you knowhim?”可以转述为陈述句“He said that he thought she knew the man”。总之，间接引语是对原话的一种阐释，是在保留原话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改变话语的表面语言特征，以达到原话的认知效果。
Gutt认为，间接翻译相当于间接引语，对原文的语言特征有较大的改动，一再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直接翻译则与直接引语相像，它有赖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 linguistic properties）。但是，问题在于表达话语的风格特征的语言特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语言特征不但因语言而异，而且同样的语言结构（如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并部电影具有同样的风格特征。所以Gutt认为，在直接翻译中，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1]p134
直接翻译的核心就是在于保留原文风格。当然，直接翻译意味着读者将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推断出原文的风格特征，但这与关联理论关于读者用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认知效果并不矛盾。因为Gutt强调的只是，必须让读者的收获“超过他们多付出的认知努力”[1]p148。
小说翻译是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于一身，更多的是用间接翻译来达到语义的传达。但小说的风格特征则有赖于直接翻译，通过保留表现原语语言特征的“交际线索”，来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独特风格。
（二）交际线索
“交际线索”这一概念是Gutt在论述直接翻译时提出的，他认为，交际线索指的是在翻译中，我们不能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而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线索。[1]p134例如：
（1）（a）The DEALERstole the money.
（b）The dealer STOLE the money.
这两句子通过强调了不同的句子成分表达了不同的隐含意义。在一些没有同样的表达手段的语言中，只能译成相当于下面的句子：
（2）（a）It is thedealer who stole the money.
（b）What the dealer did was stealing the money.
Gutt认为，所谓保留原文的风格，就是保留这种交际线索，译语读者在原文设定的语境中取得与原文完全相似的阐释，从而取得最佳关联。
根据Gutt关于直接翻译的理论，原文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s）、句法特征（Syntactic Properties）、音韵特征（Phonetic Properties）、客套语语体（FormulaicExpressions）、拟声词（Onomatopoeia）、风格词语（theStylistic Value of Words）等都提供了表现其风格特征的交际线索。
三、小说风格的可译性
风格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风格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风格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有人认为风格是实实在在、通过语言显现在作品中的东西。在文学翻译中，风格是否可译又是翻译界多年来争论的问题之一。风格问题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译出风格是文学翻译的全部指归。[2]p81亚历山大泰德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中说道：“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入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交际线索，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3]p105
在我国，茅盾是可译论的代表，1954年他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4]p511
在关联翻译理论中，风格可以通过直接翻译保留交际线索的方法得到保留。通过保留原作中的所有交际线索，只要译语读者能利用源语作者所期望的语境假设，直接翻译可以让他们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阅读效果。
四、《呐喊》译例分析
下面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Willam Lyell的《呐喊》两译本中个别案例进行分析。
例1：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杂志网。[5]p24
Version 1: He couldn’ t squeeze anything out of him; he was already good andangry， and then the young fool would “scratch the tiger’s head”， so he gave him a couple of slaps.[6]p64
Version 2: …couldn’t squeeze a single copperout of him. Now that means Ah-yi is pissed off to begin with， right? Then the Xia kid’s gotta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g’ that kindastuff. Well Ah-yi gave him a couple good ones.[7]p55
从这两个译文来看，杨戴译属于直接翻译，在他们的译文中没有出现勃然大怒、胆大妄为等解释性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无法保留原文作者 “老虎头上瘙痒”的语义表征。虽然scratch the tiger’s head可能不会一下子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一样的感受，但结合上下文，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可以根据明示推理而进一步扩大，通过保留原文的语义，译语读者既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付出少量的推导努力，又可以了解中文成语“老虎头上瘙痒”的内涵意义，而威廉译则稍逊一筹，而威廉译为“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 that kinda stuff”则用一种阐释性的方法抹杀了原文的意象，将原本鲁迅先生对于红眼睛阿义这一人物愚昧的同情与讽刺夹杂之情化为乌有，因而在此译中，William的译文则失色不少。
例2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5]p6
Version 1: The fierceness ofa lion， the timidity of a rabbit， the craftiness of a fox…[6]p45
Version 2: Savage as a lion， timid as a rabbit， crafty as afox…[7]p6
在例2中，鲁迅先生用了三个连续的比较手法，实际上就描述了反动统治者的三种特征。他们像狮子一样凶残，像兔子一样胆怯，像狐狸一样狡猾。将统治阶级比作狮子就表现了他们“吃人”的本性；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兔子，表明了是他们纸老虎，外表强硬，内心胆小；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狐狸，则表明他们总是花样百出，阴险狡诈。但文中的语境告诉译者这句话语是狂人的内心活动交际线索，而不是普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狮子似的凶心”则完全是一个成功的明喻，而后面“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又变成了暗喻，表明了狂人说话并不像普通人一样很有逻辑性，作者通过明喻与暗喻的交替，将狂人的“狂”栩栩如生地显示在读者面前。译者就需要把握这种明示推理，将原语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以及表现狂人思想非逻辑性的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传递给译文读者，达到最大关联。杨戴译和威廉译都不愧为佳作，基本保留了原文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但在保留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上似乎有所欠缺。笔者在杨戴译的基础上，大胆将此句子译为：Savage as a lion， timid a rabbit， crafty a fox.目的是既保留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又保留其语义表征的交际线索，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像原语读者一样领略到原语的所有风格意义。
五、结语
关联翻译理论的直接翻译为小说翻译中风格再现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译者在翻译前应充分考虑原语的语言环境以及文化因素，体会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保留原语中的交际线索为译语读者提供与原语读者基本一致的认知空间，译语读者可通过付出一定程度的推理努力，享受到与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感受。当然很多时候准确把握原文的交际线索并非易事，因而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原语表达法与原文语言环境、所处的时代背景、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方面，将这些因素整合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原语的交际线索，从而在译文中再现原作风格。
[参考文献]
[1]Gutt， Ern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4]罗新璋.翻译论集[M]. 商务印书馆，1984.
[5]鲁迅.呐喊[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Yang， Xianyi &Gladys Yang (Trans). 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Press， 1985.
小说语言特征篇11
一、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是基于关联理论发展出来的，格特（Gutt，1991）在其《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中将关联理论与翻译紧密结合起来，他对翻译的解释几乎可以刷新人们对翻译的宏观认识。格特主张用关联理论研究翻译，因为“关联理论从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行为（behaviour）的角度来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1]p20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受体；第二轮：译者是交际者，译语接受者是受体。可见，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是信息传递的中转者。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交际线索，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Gutt指出：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expectation）相吻合。[1]p195
二、直接翻译
（一）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直接翻译相对于间接翻译，是Gutt在其《关联翻译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是在Sperber和Wilson关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对重要概念。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理论，直接引语保留了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superficiallinguistic properties）[1]p133，而间接引语则仅仅意在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在直接引语中，除了原说话者的语音无法复制以外，说话者必须保留原话的每一个词，甚至句子的重音和语调，让听话者觉得仿佛是原说话者自己在说话。而且说话者可以不必理解原话也可以进行转述，如一个7岁的小孩子也可以用直接引语来转述非常深奥的古诗，而听话者可根据他的转述来理解古诗的意思，这也就是Sperber和Wilson所说的保留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论文服务。因此，直接引语是语言的一种描写性用法（descriptive use）。而间接引语则不同，他注重的是语言的阐释性用法，如在一定的语境中，英语的修辞性疑问句“Don’t you know him?”可以转述为陈述句“He said that he thought she knew the man”。总之，间接引语是对原话的一种阐释，是在保留原话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改变话语的表面语言特征，以达到原话的认知效果。
Gutt认为，间接翻译相当于间接引语，对原文的语言特征有较大的改动，一再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直接翻译则与直接引语相像交际线索，它有赖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linguistic properties）。但是，问题在于表达话语的风格特征的语言特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语言特征不但因语言而异，而且同样的语言结构（如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并部电影具有同样的风格特征。所以Gutt认为，在直接翻译中，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1]p134
直接翻译的核心就是在于保留原文风格。当然，直接翻译意味着读者将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推断出原文的风格特征，但这与关联理论关于读者用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认知效果并不矛盾。因为Gutt强调的只是，必须让读者的收获“超过他们多付出的认知努力”[1]p148。
小说翻译是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于一身，更多的是用间接翻译来达到语义的传达。但小说的风格特征则有赖于直接翻译，通过保留表现原语语言特征的“交际线索”，来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独特风格。
（二）交际线索
“交际线索”这一概念是Gutt在论述直接翻译时提出的，他认为，交际线索指的是在翻译中，我们不能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而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线索。[1]p134例如：
（1）（a）The DEALER stole the money.
（b）Thedealer STOLE the money.
这两句子通过强调了不同的句子成分表达了不同的隐含意义。在一些没有同样的表达手段的语言中，只能译成相当于下面的句子：
（2）（a）It is the dealer who stole themoney.
（b）Whatthe dealer did was stealing the money.
Gutt认为，所谓保留原文的风格，就是保留这种交际线索，译语读者在原文设定的语境中取得与原文完全相似的阐释，从而取得最佳关联。
根据Gutt关于直接翻译的理论，原文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s）、句法特征（Syntactic Properties）、音韵特征（Phonetic Properties）、客套语语体（Formulaic Expressions）、拟声词（Onomatopoeia）、风格词语（the Stylistic Value of Words）等都提供了表现其风格特征的交际线索。
三、小说风格的可译性
风格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风格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风格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有人认为风格是实实在在、通过语言显现在作品中的东西。在文学翻译中交际线索，风格是否可译又是翻译界多年来争论的问题之一。风格问题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译出风格是文学翻译的全部指归。[2]p81亚历山大泰德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中说道：“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入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3]p105
在我国，茅盾是可译论的代表，1954年他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4]p511
在关联翻译理论中，风格可以通过直接翻译保留交际线索的方法得到保留。通过保留原作中的所有交际线索，只要译语读者能利用源语作者所期望的语境假设，直接翻译可以让他们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阅读效果。
四、《呐喊》译例分析
下面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Willam Lyell的《呐喊》两译本中个别案例进行分析。
例1：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论文服务。[5]p24
Version 1: He couldn’ t squeeze anything out of him; he was already good andangry, and then the young fool would “scratch the tiger’s head”, so he gave hima couple of slaps.[6] p64
Version 2: …couldn’t squeeze a singlecopper out of him. Now that means Ah-yi is pissed off to begin with, right?Then the Xia kid’s g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g’ that kinda stuff.Well Ah-yi gave him a couple good ones.[7]p55
从这两个译文来看，杨戴译属于直接翻译，在他们的译文中没有出现勃然大怒、胆大妄为等解释性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无法保留原文作者“老虎头上瘙痒”的语义表征。虽然scratchthe tiger’s head可能不会一下子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一样的感受，但结合上下文，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可以根据明示推理而进一步扩大，通过保留原文的语义，译语读者既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付出少量的推导努力，又可以了解中文成语“老虎头上瘙痒”的内涵意义，而威廉译则稍逊一筹交际线索，而威廉译为“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 that kinda stuff”则用一种阐释性的方法抹杀了原文的意象，将原本鲁迅先生对于红眼睛阿义这一人物愚昧的同情与讽刺夹杂之情化为乌有，因而在此译中，William的译文则失色不少。
例2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5] p6
Version 1: The fierceness of a lion, the timidity of a rabbit, the craftinessof a fox…[6]p45
Version 2: Savage as a lion, timid as a rabbit, crafty as a fox…[7]p6
在例2中，鲁迅先生用了三个连续的比较手法，实际上就描述了反动统治者的三种特征。他们像狮子一样凶残，像兔子一样胆怯，像狐狸一样狡猾。将统治阶级比作狮子就表现了他们“吃人”的本性；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兔子，表明了是他们纸老虎，外表强硬，内心胆小；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狐狸，则表明他们总是花样百出，阴险狡诈。但文中的语境告诉译者这句话语是狂人的内心活动，而不是普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狮子似的凶心”则完全是一个成功的明喻，而后面“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又变成了暗喻，表明了狂人说话并不像普通人一样很有逻辑性，作者通过明喻与暗喻的交替，将狂人的“狂”栩栩如生地显示在读者面前。译者就需要把握这种明示推理，将原语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以及表现狂人思想非逻辑性的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传递给译文读者，达到最大关联。杨戴译和威廉译都不愧为佳作交际线索，基本保留了原文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但在保留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上似乎有所欠缺。笔者在杨戴译的基础上，大胆将此句子译为：Savage as a lion, timid a rabbit, crafty a fox. 目的是既保留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又保留其语义表征的交际线索，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像原语读者一样领略到原语的所有风格意义。
五、结语
关联翻译理论的直接翻译为小说翻译中风格再现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译者在翻译前应充分考虑原语的语言环境以及文化因素，体会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保留原语中的交际线索为译语读者提供与原语读者基本一致的认知空间，译语读者可通过付出一定程度的推理努力，享受到与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感受。当然很多时候准确把握原文的交际线索并非易事，因而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原语表达法与原文语言环境、所处的时代背景、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方面，将这些因素整合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原语的交际线索，从而在译文中再现原作风格。
参考文献
[1]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 2004.
[2]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Trans).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5.
小说语言特征篇12
一、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当代文学史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汪曾祺强调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很深，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因此他的小说风格比较鲜明，他更倾向于将小说当成散文来写，把散文式的小说当成抒情诗来写。这与他自身的文学素养是息息相关的。汪曾祺个人比较偏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尤其是宋人的笔记名篇或类似于“笔记”的小品。因而，在创作方面，汪曾祺的作品就更倾向于“笔记”、“随笔”、“散文”的文体特征。
从小说的结构方面来说，汪曾祺的小说更倾向于“散文”、“笔记”的结构方式，力求冲决传统小说的概念，不去刻意地“编故事”，追求小说结构方面的艺术特色，而是极尽简单、质朴，不用过多的艺术技巧去经营自己的作品；从内容方面来说，他的小说更像散文一样，可以没有人物，只谈人生感受或生活琐碎，也可以有人物而无故事。总之，他的小说追求的是一种“生活化”，一种“苦心经营”后的随便与简单，而不是刻意的“创造”。
汪曾祺的这种小说形态除了与他自身的文学素养有关，同时，也受沈从文等人的影响。作为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在小说题材的选用、小说的叙述风格方面与沈从文一脉相承，有很多的相似性，因而，沈从文的这种小说形态具有80年代中国文学的典型特征；同时，汪曾祺的这种小说由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中国抒情小说传统断层的一个链接。因而，他的小说形态也影响着当代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如贾平凹等。所以，可以说汪曾祺的小说特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文化，突出了小说原本的文化特征，同时，又对后来的作家创作以及“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兴起起到了推进作用。
二、小说的“语言特色”――对当代小说语言的影响
汪曾祺个人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不同于小说的结构形式，语言对于小说来说，是灵魂所在，它是小说的本体。作家通过语言来描绘小说的具体情节，因此，语言是作家文笔技巧的集中体现。
汪曾祺善于将小说当成散文来写，将“散文式”的小说当成抒情诗来写。因此，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力求打破散文、诗与小说的界限。同时，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不是很欧化，没有明显的“翻译体”所具备的强烈的欧式语法形态特征，如《复仇》这篇作品中的开篇有一段：“人看远处如烟/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这种语言明显地更具“诗化”特征，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欧化语言的限制，这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口语化”特征。在语言运用方面，他总是用最简实的字眼组成最通俗易懂的句子，这样的语言使读者在小说内容方面的理解是极为容易的。他的这种语言特征与前文提到过的“欧化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我们将汪曾祺的语言与“欧化语言”的主要代表者――朱自清的语言来进行对比分析。
例如：汪曾祺――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再看一个例子：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
朱自清――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
可以看出，朱自清的语言是欧化味儿很浓的白话文，而汪曾祺的语言却极尽平实、简单，使人耳目一新，对白话文的表达运用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三、小说在写作观念与叙事方式上的变化
（一）小说题材
从小说题材方面来说，汪曾祺的选材多是比较平和、温馨的，鲜少涉及人性中的阴暗。他并不习惯通过阴暗的揭示来给予人们人生方面的感悟与思考，而是旨在以一些温馨乐观的人和事来表现生活、传达人生感悟。
汪曾祺倾向于写旧题材。前文提到过汪曾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生活化”，而他本人对此的解释是，对于旧题材，他的了解要更全面、更熟悉一些，只有熟悉的好像自己的生活一样，才能将“生活化”这个特征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
同时，汪曾祺的题材中，描写童年经历的比较多。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以描写童年、回归童年来挽救沉溺的过去种种。如他本人所说，只有对所写题材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其“生活化”特征呈现出来，这也是他的作品中童年回忆题材居多的原因。
（二）表现手法
汪曾祺的小说更偏向于“无技巧化”，通过最平淡的字眼来组成最平淡的句子，不去追求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的技巧，这便是汪曾祺小说的一个亮点――以“苦心经营”的随便来表现小说的主旨和其中的思想感情。
汪曾祺的小说追求“生活化”，因此，他的笔下多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再现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这种平淡与真实恰恰是生活深刻的浓缩，是艺术的最真实流露，是小说意境表现方面的最高境界。
四、写小说即是写“气氛”
汪曾祺的小说可有人物而无故事，更可无人物而只谈人生感悟与生活琐碎。对他来说，写小说并不等于写故事，更不等于编故事。他并不刻意去拿捏句法，也不去费心经营故事情节，他更倾向于去书写一种气氛、一种情绪。
他的“散文化”小说重在写气氛，这也是他要“冲决”小说传统概念的一个体现。在他看来，写气氛即是写人物，写气氛即是写小说，这也是他的小说一个别致新颖的地方。如前文提到的，汪曾祺既不着力于故事情节的构思与经营，那么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善于表现和渲染气氛，以气氛的烘托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例如在作品《八月骄阳》中，写到老舍被逼投湖的这一幕：
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张百顺把螺狮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汪曾祺并未下太多笔墨去描写周遭景物如何、人物神态如何等细节，而是通过一段排比来将悲怆的气氛推到极致，也将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反复地强调“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这一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当时的压抑气氛。可见，在气氛的表现上，汪曾祺是十分到位的，这也是他小说表现上的一个重要手段。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语言特色、写作观念与叙事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气氛的营造等方面的文体特色进行具体分析，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汪曾祺与其作品的同时，也揭示出其文体特色带给当代小说的影响及意义。他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80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学方式，又对后来的小说作家在创作上给予了深远影响；他的“口语化”语言特色也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别致之处，同时，这种口语化特征也使人们的耳目一新――白话文原来可以这样写；而在写作观念与叙事方式方面，一个是取材――温馨而贴近生活，并以童年视角为叙事策略，另一个是表现技巧的“无技巧化”，以“苦心经营”的随便来表达小说要旨；最后，汪曾祺的“写气氛”也对当代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意义――故事情节的推动并不单单局限于环境、人物神态等的细节描写，气氛的营造与烘托也同样是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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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小说语言特征篇13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着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 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 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 “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情色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 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 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ZZ(Z]很古典[ZZ)]的氛围中跳入[ZZ(Z]很现代[ZZ)]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ZZ(Z]很耐性[ZZ)]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ZZ(Z]最内行[ZZ)],应付英国人你[ZZ(]最本事[ZZ)]。”(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西藏、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ZZ(Z]太奶油[ZZ)]了。”
b.“她长得[ZZ(Z]相当狐狸[ZZ)]。”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着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