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1
人口老龄化时期下，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社会保障的建设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我国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养老保险问题开始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认清这些存在的问题与纠正改进，并进一步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的改革策略，使之得到良好的发展，成为了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重任。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理论分析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的选择原则
1.安全有效原则。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部分是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中最为重要的险种即为养老保险。随着世界各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遵循的原则应从基金受益人的情况出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受益人都是抵抗风险能力弱，急需稳定的养老基金的退休老年人。从而，应当将安全放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上的第一位，这样才能保证养老基金不会发生贬值、挪用、流失等问题。此外，因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养老保险基金所承受的资金压力也较为集中，仅仅“安全”尚且不够，还需遵循“有效”的原则，才能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目标。“有效”与“安全”这两个原则不仅不互相矛盾，还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不可分割的一体，它们是养老基金管理过程中必备的核心工作，是在选择养老基金管理模式之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2.公开透明的原则。“资金”一词，即将许多零散的资金合集起来，采用大规模的资金模式效应集合投资，基金持有者一起共享收益，一起承担风险。养老保险基金从众多劳动者手里筹资起来，也用于保障众多劳动者的根本养老需求，从广义基金的特点上说，养老保险基金也是公共基金的一种。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确切而言是一项社会性公共基金，但同样也需要空开透明的原则。而“公开透明”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基金缴费者有权利了解自己所缴的运作情况，这是一种知情权，并对基金管理上有监督权；二是基金管理中的各种情况，诸如基金的投资与收支等情况，社会保险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地向参保人公开。这样才能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过程中的透明性，才能不出现因过程杂乱不清而带来的问题。
3.政资分开原则。养老保险基金政资不分的现状，在研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上，一定要认清并且彻底改变。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但养老保险基金所承担的资金压力巨大，并且巨额的资金带来许多诱惑。所以，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应当与行政管理分开，即养老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干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这也是认真落实好安全有效原则的一项措施。以往养老保险基金之所以时常被挪用、流失，与政资不分的弊端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决定重大事宜之时，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不应听行政部门的相关指令。因为，养老保险基金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管理上也应当合法独立的。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研究不断推进下，我国许多省份逐渐严格遵循政资分开的原则，从而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逐步走上了正轨。但是，还有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仍政资不分，仍受行政部门管辖，这种不规范的管理方式，今后必定给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带来一定的隐患。
（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1.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其可定义为经济研究领域上的非市场决策，抑或简单的定义为政治学上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能在行政部门与市场中灵活地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边界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行中，更趋于利用市场机制，这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公共选择。实际上，市场机制下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往往比行政部门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高，这促使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行政部门与市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两个重要主体，在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下，行政部门与市场的位置在养老保险制度中被不断地调整，而在不断的调整中，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也被不断的调整。如果，全权由行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市场所进行的交易与生产必定被排斥，从而造成许多弊端。当然，如果分开而论，没有万能的行政干预，也没有完美的市场机制，应当在不断权衡中，建立一种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2.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逻辑链条的关系，因产权可分解的性质，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了理论依据，为了实现高效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及保证利益者的利益，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治理结构。而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建立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有效的保证投资者与利益者的权益。在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中，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混合物。从产权的角度出发，养老保险基金包含着公共物品权与私人财产权，它是人们建立起来的权利经济关系，包含着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使用权、所有权。但从”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上看，个人账户基金与统筹账户基金的”五权“都分离。那么，就存在委托与的关系，因此将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中，对于建立互相制衡的制度体系起着有利作用，也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行过程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现状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001年12月，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托管银行，其后三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与北美信托银行、花旗银行签署了境外投资全球托管协议。随着全国社保基金的不断发展，于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被确定为境内第三家托管银行。而基金投资方面，嘉实、华夏、长盛、鹏华、南方、博时等六家管理有限公司于2001年末被确认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运作工程中，以“通过委托投资组合实现个股投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新股配售、以信托投资方式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三种方式为投资运营方式。时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负担。而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一个不能忽视的现状是“严管制，怠监督”。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不容乐观，而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部分累积制模式也存在许多不足。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收支不均，欠费严重。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都有较大的增幅，但仍出现赤字。我国养老保险结余多数在少数发达地区，其他地区并不如人意，全国许多企业出现严重拖欠养老金的现象，加之管理不善、投资渠道单一、养老金保值增值不力，部分累计的目的完全达不到。
2.管理混乱，监管角色模糊。时下，地方社保相关部门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与管理者，但在监管上却充当着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从而，养老保险费在收缴、管理、资金运用、基金发放等程序上杂乱无章，政资不分现象更令保险金的独立无从谈起。
3.缺乏承担责任与经营主体。当前，我国各个地区只设立一个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基金管理的相关专业人员缺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主体也缺少，加之行政管理部门存在权利与责任不挂钩的现象，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增值保值的任务很难实现。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对策
（一）弃“统账结合”用“统账分离”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采用的统账结合模式存在着空账的问题，导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问题上难以应对。从而，管理策略上，应当废除统账结合的制度，采用统账分离的管理模式。如此，在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力量下，个人账户得到完善的管理，资金支付缺口的问题也得到相应的解决。
（二）提高基金征缴工作管理水平
当前，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参保范围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证，更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论独资、外资、私企、国企、自由职业者，如果符合参保条件，都应当征缴养老金。提高养老金征缴工作的管理水平，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上的一个新方向。
（三）基金多元化投资
实践证明，多元化投资可分散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收益。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建议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如此一来，投资的主体增多，投资渠道增多，投资对象增多。从而，不仅可以提高效益，还能使资金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加突出，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需要进一步去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涉及较广，它与法制建设、市场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充分协调政府行政部门与市场的关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起独立的养老保险资金监管机构，并与其他相关制度不断地相结合，不断地加以改进，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勇.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 白全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及投资策略分析[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2
（一）筹集风险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是由专职管理机构采用社会保险费的形式来收取，由“收入户”和“财政专户”两部分主要构成，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基础组成。由此，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风险在于其征收形式，具体在：①企业的拖欠拒缴现象严重，导致征缴率偏低；②监管力度不足，缴费基数不清，企业存在瞒报、漏报现象；③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低，资金来源单一；④没有明确的融资渠道，资金问题无从解决，形成的恶性循环使企业的拖欠、拒缴行为更加频繁。以上所述均会构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风险。
（二）管理风险
现行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问题在于其管理层次低，环节复杂，管理主体过多并且效率低下。基金的运行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也无法调节。具体表现在①基金监管力度不足导致基金被挤占、挪用，除此还存在多次提取管理费、为贷款作担保、为以非正当理由提前退休者发放养老金等行为；②管理主体过多造成管理分散化，导致管理成本过高，多数省市调节比例较低，无明显作用；③管理制度落后，无法体现政府的职能作用，收支管理混乱，无法保障基金的安全。
（三）投资运行风险
现行基金投资管理体制不顺，经营主体的缺失导致无人承担责任，也没有对应的风险管理。社会保险局仅作为行政机构难以完成市场增值的目标。同时，虽然每年基金数量巨大，但因属地管理分散于全国各地，投资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收支难以长期平衡。按我国规定，地方基金只能进行银行存储和国债购买，虽然降低了投资风险，但也会造成基金的保值增值无从实现。无法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在市场投资运营。
（四）给付风险
我国老龄化现象愈加明显，在90年代末，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由此带来的是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不仅会使养老保险基金的基数减少，还会使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增多。同时，国内的法定退休年龄相比国外会提前五至十年，但在此情况下，仍存在大量在职职工提前退休的情况。如此又会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基数，同时退休职工又需要支付退休费用。如此必会带来养老保险基金的给付风险。
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风险控制措施
（一）立足国情，合理选择管理模式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体系尚未健全，制度处于转型期。因此，为保障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性，应选择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原因如下：
1.集中式的管理模式更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当下中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也可适应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该模式明确投资管理职能和行政职能，实现分权而治，提高行政效率和投资营运效率；
3.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透明度，得到民众的认同感，也可得到来自民众的监督，增大民众的信任度；
4.该模式可以为当下并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中的养老金实现部分保值增值，也给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5.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收支平衡，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进步。
（二）制度建设，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管理混乱，部分个人账户被用作为退休职工支付退休金，导致新进账户和已有账户的管理混乱，出现个人账户空账的现象，造成养老基金的财务隐患。为此，相关部门不仅需要填补转型期遗留的旧账，还需要将个人账户进行合理分配，使其实现小补充向大补充的转变，从而使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结构合理化。降低由制度转变所带来的隐患，提高养老保险体系应对风险的协调能力，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也是养老保险风险防范控制的基础所在。
（三）加强监督，强化运行管理监督
对于基金监管模式，同样应当强调适合我国国情，建立相互制衡的监督模式。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权交由社保部门，将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监督交由基金监管委员会。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和法律，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和养老保险金投资组合规定。同时设立外部监察机构，对养老保险金进行全程监管，形成内外同时监管的局面。建立严格的养老保险基金准入和退出机制，确实执行相关标准和流程。强化过程监管，严禁相关工作人员出现违规操控现象，严惩投机者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提高监管透明度，自觉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管，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体系的建立提供妥善保障。
（四）法律制约，完善相关法律保障
针对我国基金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为此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国外职业基金管理者、基金投资公司的进入必将会使我国现行基金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接受新的改变。而完善的法制是基金行业正常运营的基础，这必会对我国养老基金的风险防范等相关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关部门应积极保证养老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确保适当的基金收益，提高公众对养老基金的信任度，同时也给养老基金运营者造成一定的压力，保障基金持有者的利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来临，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风险控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就现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存在的风险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风险控制措施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得出对养老保险基金风险控制措施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过立足国情，合理选择管理模式；制度建设，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监督，强化运行管理监督；法律制约，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四个方面来防范养老保险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平衡状态。为完善我国养老金保险体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做出一定贡献。（作者单位：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参考文献：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3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源于荷兰的反向抵押贷款的一种。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包括以下基本要素：投保人、保险人、住房所有权、房使用权、贷款费用、贷款期限、优先偿付、无追索权保护。美国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均走在世界前列。按照发行机构分类，美国市场上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主要有三种：1、房产价值转换抵押贷款HECM（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2、住房持有者贷款计划（the Home Keeper Program）；3、财务自由计划（Financial Freedom）。HECM的发起和实施机构是美国联邦抵押联合会（FNMA）；HECM是美国市场上唯一得到联邦政府担保的反向抵押贷款，具体担保机构是由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
一、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理论基础
生命周期理论、保险精算理论和金融资产定价模型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三大理论基础。
随着样本数量的不断增加，实际观察结果与客观存在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将越来越小，这个差异最终将趋于零。也就是说，集合的风险标的越多，风险就越分散，损失发生的概率也就越有规律性和相对稳定性，估计值也会越来越精确。保险机构虽然不能准确把握个别标的随机风险，但只要保险标的数量足够多，就可以将保险标的平均风险视同个别保险标的之预期风险。
在现实操作中，保险机构虽然不能准确估算出办理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具体某位老人的预期余命，但当参加该项业务的老人数量足够多时，他们的寿命分布符合“大数定律”。对于无赎回权的反向住房抵押养老保险产品，贷款期限结束后，房产完全由贷款人处置，可以视同借款人以远期的房产所有权作为为自己购买养老保险的趸缴保险费，保险机构向其提供养老保险的一项业务，因此对于无赎回权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完全可以采用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定价。
（三）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定价模型：国内外关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定价模型众多。其中Peter Chinloy和Isaac FMegbolugbe构建的支付因子定价模型得到较多关注，该模型中的支付系数包括了利率、通货膨胀率、贷款期限、房地产价格波动率和调整精算系数等。YKTse（1995） 提出的相关参数模拟模型要求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情境下，计算反映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利润指标。YKTse模型的计算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计算贷款机构损益两平年金期望值MBA（mean breakeven annuity），第二步是计算出预期利润现值和损失率两个指标。YKTse模型的重要假设包括：未来利率与历史平均利率相等；历史平均房价升值率等于未来房价升值率；用生命表计算平均剩余生命年限；贷款机构在贷款期限结束后4个月才可出售住房资产。Bardhan，Karapand a，and Urosevic （2006）的定价模型在风险中性的情境下，利用欧式看跌期权对抵押贷款保险定价。国内学者研究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定价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介绍并发展 HECM的定价模型；在OliviasMitchell，JohnPiggott （2004）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保险精算定价模型；利用Black-Scholes模型根据无套利均衡理论对有赎回权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进行定价；利率服从Markov链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一般定价模型。
二、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经济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选择南方Z市的数据，参考Tse，YK（1995）提出的预期损益两平金，计算分析在住房价值和利率水平变动的条件下，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提供的年金水准值及相应的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Income replacement ratio）指退休后平均每月可支配金额与退休当时的每月薪资的比例。一般认为维持70%以上所得替代率是老龄人退休后能否维持生活水平之关键。
（一）预期损益两平年金模式的假设
1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类型为HECM的tenure型产品，期初年（annuity-due），每月等额方式。借款人假定为60岁以上的城镇居民。2、期初住房价值，按照Z市统计局公布的城区户均面积与2010年二手房屋平均成交价格相乘计算。3、业务开办费并入贷款额度内；销售住房成本率为5%，住房销售价格减去交易成本后的剩余属于贷款机构所得。4、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合同生效日为1月1日，死亡事件只发生在年中6月30日，死亡后第4个月需偿还贷款。5、基本房价升值率按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Z市每年房价升值率替代。6、基本利率以2000年至2010年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样本平均数替代。7、Z市市民寿命以该市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为准。8、在计算替代率时忽略法定退休社保年金、企业年金以及其它由老年人购买的储蓄型保险带来的年金收入。
三、结论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很多老年人缺乏足够的养老现金，“以房养老”是重要解决途径之一；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又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生命周期理论、保险精算理论和金融资产定价模型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三大理论基础，不仅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已在许多发达国家实施。
在回顾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理论基础后，本研究以南方Z市的数据为例，分析了该市老年人使用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融资后，在住房价格本身和利率水平变动的情况下，能够提升多少幅度的退休后所得。数据表明：无论在那种情境下的所得替代率都足以吸引老年人接受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本研究采用的退休前所得、住房价格升值、等参数均是历史资料；计算的年金值结果，取决于房价升值率、利率、死亡率、期初房屋估计值等的参数资料，未来房市的行情、利率水平对反向住房抵押养老保险亦有相当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Bardhan，A，Karapand，R，and Urosevic，B，“Valuing Mortgage Insurance Contract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6（1），9-20
[2] 柴效武以房养老模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ISBN9-7873-0806-0240
[3] 陈珊，谭激扬，杨向群利率服从Markov链的倒按揭模型，湖南理工学院学报，2007（3）：13-15
[4] 范子文以房养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现实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ISBN-7504941034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4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两层次模式，社会统筹层次采取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层次在实际运行中大多数省份也采取了名义记账模式。在社会养老保险财务管理和风险预警方面，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定期的财务报告制度，从而很难看清制度的财务状况、偿付能力和财务可持续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政府必须重视制度的偿付能力和可持续性评估，重视从存量角度衡量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与负债。
虽然目前从官方层面建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负债表存在困难，但掌握前沿理论和技术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鉴于此，本文对构建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研究作了全面回顾，以期为更好地理解资产和负债构成、资产和负债评估中的技术难点等问题提供参考，为探索适用于我国制度的编制方法奠定基础。 二、 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起源与发展
资产负债表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中的应用，始于瑞典首席经济学家Settergren Ole（2001-2005）的相关研究成果。Settergren（2001）介绍了瑞典公共养老金系统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原理，为以后其他学者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Settergren（2003，2004）指出与基于单式记账法的现金流量预测方法相比，由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语言已被广大的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人员和有关参保者所熟知，因此在复式记账法原理下建立的资产负债表在评估系统财务可持续性和偿付能力方面具有优势；Jackson（2004）阐述了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建立社会保障计划的资产负债表，能够从存量角度展示每年计划的支付缺口情况，体现未来世代的财务负担逐年变化情况，其评估结果比现金流量方法更客观，更能为政策制定者和参保者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Settergren（2005）论述了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资产负债表建立的理论基础，构建了稳态时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系统缴费资产的计算公式，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公式无法在实践中直接应用。
对于缴费确定型的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计划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集中于瑞典NDC计划的历年财务报告（Social Pension Agency，2001-2014）中，这14份报告不但编制了瑞典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提供了资产负债表每个科目的定义和实际的测算公式，是Settergren（2005）理论研究的直接应用。此外，Settergren（2009）展示了瑞典从2002年到2008年NDC养老金计划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分析了历年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情况与变化原因。Settergren（2012）系统论证了采用类似于基金积累制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来评估瑞典NDC计划财务状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反驳了现实中对瑞典资产评估理论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对于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的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开始于Boado-Penas（2007，2008），其在Settergren（2005）的基础上建立了稳态离散时间下现收现付待遇确定型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资产计算公式。Vidal-Meliá（2009）基于对西班牙公共养老金体系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引入了自动平衡机制。Boado-Penas（2010）认为瑞典资产负债比率模型和美国长期精算平衡模型是当前世界上各国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评估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财务状况的两种重要的模型，并从方法论、精算原理和结果角度对两个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Boado-Penas（2010）指出名义账户制、资产负债表以及自动平衡机制是提高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公平性、透明度和偿付能力的三种有效方法，瑞典是世界上唯一将三种方法同时应用于养老金系统财务管理中的国家，其实践经验值得各国借鉴。Vidal-Meliá（2011，2013a）基于公式推导，概括了缴费周转期的性质，加深了对缴费资产方法的理解。
2012年国际精算协会（International Actuarial Asso-ciation）提出了社会保险计划财务评估的精算实务标准，该标准明确指出构建公共养老金计划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受养老金制度融资模式的制约。Billig（2013）以加拿大公共养老金计划为例，阐述了不同融资方式的社会养老金制度应如何选取建立资产负债表的方法。
国内涉及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研究多是对瑞典NDC计划缴费资产概念、负债概念、养老金计划的精算要素、资产负债模型的简单介绍和评析。房连泉（2008）基于对瑞典名义账户制资产、负债、以及平衡率概念的描述，阐述了自动平衡机制的运行机理。杨植强等（2011）简述了瑞典名义账户养老金计划的缴费和领取环节的指数化规则、年金除数、偿付能力比率、平衡指数、自动平衡机制、继承所得等精算要素的概念，不足之处在于对缴费周转期概念理解上存在错误。王晓军（2012）对瑞典的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模型进行了描述，评述了其与美国社会保障长期精算平衡模型的异同，提出了对建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偿付能力评估系统的相关启示。马骏（2012）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运用与资产负债表概念相关的方法和模型对养老金缺口和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俞惠君（2012）利用经济数理模型理论，构建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型，并分三个阶段进行了实证分析。
王述珍与王晓军（2013）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系统的资产负债表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以瑞典为例，阐述了资产负债表在评估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方面的重要价值，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建立提供了合理化建议。王晓军与米海杰（2013）系统分析了计算公共养老金制度支付缺口的现金流量折现法与瑞典资产负债表法的差异和等价条件，为后续采用资产负债表这种存量方法研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综上所述，在国外，关于现收现社会养老保险计划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已经从理论探讨发展到了实际应用，成为了政府部门构建并定期对养老金体系的财务状况做出评估的重要方法。但是，国内学者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三、 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评估研究
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评估研究始于Lee（1994），文中将其定义为转移资产（Transfer Asset）。Settergren（2004）指出由于现收现付制下当期参保职工的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因此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下与负债相对应的缴费资产在本质上是抽象的，在评估上存在复杂性。Dorfman（2013）指出评估未来缴费流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瑞典的缴费资产法和隐性资产法。
瑞典的缴费资产法利用缴费周转期乘以年度缴费收入进行计算，其中缴费周转期是测算的关键，其研究成果包括Arthur和McNicoll（1978），Lee（1994），Devesa （2000，2002），以及Settergren的相关文献。在特定条件下，周转期可直观理解为养老金领取者的加权平均年龄与缴费者加权平均年龄的差值。
隐性资产的概念源于Valdés-Prieto（2002）的研究，是指当前和未来所有缴费者在未来无限期内缴费现值与养老金现值之差。Valdés-Prieto（2005）指出隐性资产概念的引入为编制非积累制计划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可行性，并基于隐性资产的评估方法，提出将现收现付制计划的资产证券化的建议，用以应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所面临的支付危机。
除此之外，不少学者为分析不同世代间养老金计划的公平性、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等问题，提出了“隐性税收（Implicit Tax）”、“准资产（Quasi Asset）”、“现收现付资产（PAYG asset）”等概念，它们的含义与隐性资产基本一致。Sinn（2000）指出隐性税收是为获取未来相同的养老金，现收现付制比基金积累制需要多缴纳的缴费或税收，并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证明了纯现收现付制计划的第一批待遇领取者的收益现值等于未来参保者缴纳的隐含税收的现值。Fenge（2004）利用隐性税收比率指标分析了非积累制公共养老金计划代际间的公平性。
Jackson（2004）提出了“准资产”的概念，并将计划的“准资产”和结余基金作为资产科目，将对当前工作者和退休者的应计负债作为负债科目，构建了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资产负债表。Robalino（2006，2009）利用“现收现付资产”的概念分析了收入关联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内涵回报率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更稳定的回报率指数。
综上所述，对于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研究主要出自国外学者，国内研究基本空白。总体来看，这方面的文献还不多，需要进一步深入。 四、 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负债的评估研究
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负债评估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较多，通常其研究目的是为制度改革提供参考，而不是为构建资产负债表。实践中，传统的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负债一般被称为隐性负债（Implicit Pension Debt，简记为IPD），通常将其定义为：养老保险制度向已退休和在职参保者做出的未来养老金承诺所对应的债务。
所谓“隐性”的债务，一方面是由于隐性债务的数额是隐蔽的，只有当所有债务偿还完毕才能确定其实际的数额，与参保职工寿命长短有关（王晓军，2011）；另一方面，在没有制度改革时，隐性债务通常不会被定期评估，因为如果制度保持现收现付制，只要当期职工缴费收入总是大于或等于当期退休者的待遇支出，则计划在财务上就是平衡的，此时没有必要讨论和测算制度积累了多少负债；最后，由于制度通常不存在任何可见的有形资产与这种负债对应，因此它是一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确保兑现的无形承诺（申曙光与彭浩然，2009）。
由于对养老保险隐性负债概念理解的不一致，学术界对其定义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定义：应计负债、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开放系统负债等（Holzmann，1998）。在具体计算每种负债时，又分为累计权益负债ABO（Accumulated Benefit Obligation）、预计权益负债PBO（Projected Benefit Obligation）和指数化权益负债IBO（Indexed Benefit Obilgation）等三种（王晓军与米海杰，2013）。其中，ABO与PBO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目前工资进行计算，PBO基于预期的工资增长率进行计算，IBO则是在PBO的基础上考虑退休后养老金的指数化调整，负债的定义和评估方法的选择依赖于评估目标的设定。
Hagemann（1989）测算了德国、日本、瑞典和美国等四个国家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封闭人群在ABO口径下的养老保险债务，并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负债的影响；Noord（1993）在当前参保者负债定义下和ABO的评估口径下，对七个主要经济体在1990年的养老保险隐性负债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在113%～242%之间波动。Kane（1996）采用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的口径，测算了多个国家现收现付制计划的隐性负债，对比发现那些制度运行时间较长，且人口结构变化较大的国家，其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占GDP的比重通常较高。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银行开始持续关注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对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和转轨成本方面的测算主要的代表文献有两篇：Dorfman（2005）和Sin（2005）先后利用世界银行开发出来的PROST（Pension Reform Option Simulation Toolkit）模型估算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和基金收支平衡等。
Holzmann（2004）进一步归纳总结了已有的隐性债务的三种定义，指出这三种隐性债务的定义和测算口径各有用处，不同的隐性债务定义、评估方法和精算假设下的结果存在较大不同，应该根据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确定隐性债务的测算口径。
基于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隐性负债的测算主要采用了第二种隐性负债的定义，即当前参保人口预计负债。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采用精算方法。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5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6
当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众多，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包括众多方面。如龚中纯（2005）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梅瑞江（2008）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出路研究》、吴岩峰，陈晨，富仲羽（2004）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及对策》、张宝清（2005）的《试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等。这些研究著述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原因、对策、出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往往各有侧重，并且多从大的层次和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进行分析，而关注具体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结合睢宁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情况，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出路，以期对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2 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贯彻执行重视不足。尽管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义重大，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显然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重视不足；二是农民自己也不够重视。从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轻视心理，甚至还有少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观念势必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造成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2）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对于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有力支持也是一项严峻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难以真正贯彻实施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客观上也加剧了领导干部对于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消极怠慢的情况，从而不利于这一制度的有效推进。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7
当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众多，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包括众多方面。如龚中纯（2005）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梅瑞江（2008）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出路研究》、吴岩峰，陈晨，富仲羽（2004）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及对策》、张宝清（2005）的《试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等。这些研究著述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原因、对策、出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往往各有侧重，并且多从大的层次和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进行分析，而关注具体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结合睢宁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情况，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出路，以期对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2 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贯彻执行重视不足。尽管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义重大，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显然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重视不足；二是农民自己也不够重视。从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轻视心理，甚至还有少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观念势必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造成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2）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对于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有力支持也是一项严峻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难以真正贯彻实施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客观上也加剧了领导干部对于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消极怠慢的情况，从而不利于这一制度的有效推进。
（3）保险资金筹集困难，且资金运作不合理。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然而，当前很多地区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措方面存在问题。由于这一制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其收入水平往往影响着农民参保养老保险的意愿。一方面，农民由于收入较低从而不愿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财政支持往往又捉襟见肘。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匮乏的现实情况。此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上，往往只能将其用于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投资渠道十分单一。这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时期，显然也不利于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4）养老保险的覆盖对象也有失公平。从当前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对象方面也存在一定不合理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参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遵循的是自愿原则，而很多生活条件较为贫困的农民群众或者不愿投保，或者无力投保。因此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多数都在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然而，从未来的社会发展的趋势看，真正需要得到养老保险覆盖的却恰恰是那些生活贫困的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
3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出路
（1）切实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对于稳定农村社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使其成为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推动者和执行者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下大力气宣传，使农村广大劳动者改变过去对于参保养老保险制度的错误观念，使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对其自身的保障作用。相信一旦有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则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而言也必然会水到渠成。
（2）提高政策和法规体系的支持力度。一旦有了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法规体系的约束，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也就有了充足的法律保障。这也必然会给那些消极怠慢的领导干部带来压力，使他们更加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工作中去。此外，在相关政策规范的执行方面，也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能将政策规范视同虚设。另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方面也要加强监督，对于其中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予以坚决处罚。
（3）开拓资金来源，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作。从根本上说，增加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渠道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最重要的资金保障在于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持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保证这一部分财政资金落实到位，并坚决杜绝将保险资金截留或挪作他用的违规行为。此外，还可以开拓新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渠道，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保险事业中来，并逐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都能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8
1 前言及文献综述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稳定、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现实城乡统筹发展和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根本体现。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各地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对于类似睢宁这样地处苏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区域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对于稳定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更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睢宁县位于江苏省北部，隶属徐州市。全县总面积1773平方公里，人口132.51万人，耕地150万亩，辖16个镇、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县内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农副业非常发达，已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基地县和生态农业示范县。然而，具体到该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而言，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不少地区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还面临着种种问题，从而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未来的发展出路，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当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众多，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包括众多方面。如龚中纯（2005）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梅瑞江（2008）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出路研究》、吴岩峰，陈晨，富仲羽（2004）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及对策》、张宝清（2005）的《试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等。这些研究著述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原因、对策、出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往往各有侧重，并且多从大的层次和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进行分析，而关注具体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结合睢宁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情况，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出路，以期对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2 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贯彻执行重视不足。尽管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义重大，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显然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重视不足；二是农民自己也不够重视。从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轻视心理，甚至还有少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观念势必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造成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2）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对于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有力支持也是一项严峻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难以真正贯彻实施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客观上也加剧了领导干部对于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消极怠慢的情况，从而不利于这一制度的有效推进。
（3）保险资金筹集困难，且资金运作不合理。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然而，当前很多地区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措方面存在问题。由于这一制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其收入水平往往影响着农民参保养老保险的意愿。一方面，农民由于收入较低从而不愿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财政支持往往又捉襟见肘。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匮乏的现实情况。此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上，往往只能将其用于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投资渠道十分单一。这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时期，显然也不利于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9
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设计良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养老保险为劳动者提供了规避老年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较快，预计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这势必会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问题，加里•贝克尔发展了关于生育率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质量的影响，因此，他从孩子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学家还提出了“代际财富转移”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家庭合同”假说、临界值假说等学说研究生育率问题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如鲍思顿等（2005）；[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效应，如李军（2006）；[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如杜鹏等（2005）。[3]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养老保险制度形式的选择。系统地阐述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论是通过生命周期理论、风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展开的，例如David（2001）[4]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基金累积制及包含现收现付和基金累积的部分累积制。现收现付制是各国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对于这种改革是否合理，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6]等，反对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尔（2003）[8]等。通过文献回顾可知，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现有文献很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康传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描述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养老保险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2011年开始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而来的；2015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工作人员实行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组成。在补充性养老保险方面，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而言，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认识的加深，其发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国寿险保费收入达到9425.14亿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参保人提供的资助，“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并分别纳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进行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规定在职职工的缴费率为8%，企业缴费率为20%，合计缴费率为28%。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养老金亏空问题严重，根据财政部2014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2014年养老保险费收入17554亿元，支出19117亿元，结余为负1563亿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亏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欠账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应该进行有效的投资，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货膨胀，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难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有较为稳定的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就不够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龄化究竟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数增加，养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养老金供给相对减少，老龄化也意味着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越来越少，缴费人数也会越来越少，养老金的供给减少；其三，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养老金支付的数额，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养老金的供给，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双重压力，使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尚无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世界各国究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呢？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问题。
四、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21世纪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情况及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简要介绍。人口老龄化现象最早出现于发达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50年欧洲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此后，欧美各国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北欧国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30年英国、德国几乎同时迈入老龄化的门槛，美国也于194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此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国家还包括瑞士、荷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等十几个国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发达国家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5%，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以中国为例，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6.1%，预计2050年将达到31%。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主要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李通屏对此做出了归纳总结，主要措施如下：其一，开源节流，改革传统的养老金计划；其二，延迟退休，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励迁移，增加移民劳动力供给；其四，鼓励生育，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其五，积极老龄化，减轻老年照顾的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相同，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阶段（1889年德国建立《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扩张与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三是调整与改革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国家主导的程度与方式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型（如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福利国家型（如英联邦国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欧国家）、部分储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完全储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国家）。养老保险的上述四种模式各有利弊，尚无一种模式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的国家采用多支柱式的养老保险框架，以更多地发挥各种模式的优点，尽量地减少其弊端。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各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各国都试图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期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无一种模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仍在探索当中。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10
本书内容丰富、系统，几乎涵盖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未来发展的各个方面，是我国理论学术界集体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其发展描绘的全景式战略蓝图，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指导性、针对性，被誉为“中国式贝弗里奇报告”。
本书立足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从全局与长远的发展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形势、挑战与任务，系统诠释了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需要处理好的相关关系，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进行了宏观规划。同时，立足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四大支柱性制度安排顶层设计，以实现“人人老有所养”、“人人病有所医”和“人人享有健康”、国民平等的社会救助权与通过福利制度安排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为战略目标，分析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与任务，阐述改革与发展的宏观思路与目标体系，从理论上规划渐进的发展阶段与推进步骤，对诸多关键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回应。
《总论卷》
本卷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核心成果，是数百位专家学者与各级官员参与研讨后的集体智慧结晶。
全书立足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从全局与长远的发展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形势、挑战与任务，系统诠释了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需要处理好的相关关系，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进行了宏观规划，从理论上厘清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标、城乡一体化与均等化进程、经办机制与信息化建设、政府财政责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同时，亦将有关军人保险、失业保险发展战略报告与战略研究过程纪实收入本书。
《养老保险卷》
本卷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十位从事养老保险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结晶。全书立足于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以实现“人人老有所养”为战略目标，从全局与长远的发展视角，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与任务，阐述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宏观思路与目标体系，从理论上规划了养老保险制度渐进的发展阶段与推进步骤，对关键性问题做出了理论回应。内容包括老有所养及其实现路径、覆盖城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农民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投入、养老保险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退休年龄延长方案等。
《医疗保障卷》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11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分析，各自总结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养老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经济关系成为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国内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疲软、内需不足及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已引起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研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侧重于使用全国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观点是认为养老保险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减少储蓄，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樊纲、王小鲁采用实证分析法，结合养老保险覆盖率、交通、城市化等因素构建了消费模型，最终的研究结论是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其对消费的影响率在0.4%左右［3］。张继海采用2002～2003年针对辽宁省居民(城镇户口)开展的家计调查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对其自身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其消费支出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与许多学者提出的试图通过完善养老保障体制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主张相符［4］。虞斌、姚晓垒采用2001～2009年我国近30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建立生命周期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论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其消费支出会随着个人养老金账户数额的增加而增加［5］。李晓颖、陈梦真分别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建了计量模型，定性分析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性正向影响［6－7］。谷雪通过建立反馈动态模型分析指出，我国当前的养老金赤字问题将使居民平均消费率由40%持续下降至32%［8］。何立新、封进、佐藤宏采用倍差法排除了其他改革的影响，通过我国1995～1999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效应，结果也证明了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9］。蒋云赟通过代际核算方法研究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储蓄具有不太明显的挤出效应，即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促进影响，建议通过完善我国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来促进其消费［10］。
(二)国外文献综述
随着消费函数理论的完善及研究方法的精化，国外学者在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上也不断积累了很多研究经验，与此有关的研究多是在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开展的。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得出了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的结论，也有少量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生命周期假说不符或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Melvin研究了1972年美国养老金增加对消费的影响后指出，居民的消费支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易耗品的消费，其支出会随着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而显著增加;另一种是非易耗品的消费，其支出与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无显著关系［11］。Barro曾在1974年指出，子女从老人手中获得的部分遗产会抵消养老保险基金对消费的影响效应。5年后Barro又通过1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的结果却表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太确定，研究数据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表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确定［12］，即Barro在前一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补充新的数据及资料又延伸出了新的结论。Hubbard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居民的跨期消费模型(20岁工作—65岁退休—80岁死亡)分析了居民消费与其自身退休金、养老保险税率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指出养老保险税会因其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在居民不同的消费阶段内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即从侧面反映出养老保险基金能促进中老年居民的消费，但会抑制年轻居民的消费［13］。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上观点还未统一，一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能起到显著的促进效应，另一部分学者却持相反意见，认为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因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会产生不同的关系。而国内学者主要观点是养老保险能促进居民消费。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社会背景的区别。国外的研究多基于经济发达、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完善的社会背景，而我国处于经济发展中且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二是方法与数据的有效性差异。国内研究多是基于现成的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而国外研究多是基于连续的、大型的面板数据。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借鉴了国外学者积累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但基于我国国内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加之我国居民的消费意识、储蓄动机与国外居民有很大差异，所以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无法为我国今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
三、数据分析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笔者所用数据为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研究目标是考察养老保险变量对城镇老人消费产生的影响效应，研究对象是50岁以上老人。考虑到调查数据中可能有部分高龄老人因无法准确回答与本问题相关的情况如家庭年收入、消费支出、养老保险费缴纳等数据，会影响实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所以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删除了部分资料不完整的样本数据。最后，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后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430户家庭的2579人。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调查数据依据老年人是否在岗而分成了劳动老人和退休老人两个小样本，目的是分别考察养老保险变量对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老人的家庭消费产生的影响及其差异。其中样本1的主体是劳动老人，主要是指有工资收入来源的老人家庭(不包含个体私营户)，可用样本数量为230户;样本2的主体是退休老人，主要是指已正式退休且能享受养老金的老人家庭，可用样本数量为200户。样本1选取家庭消费支出(量化为货币)作为研究的因变量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日常消费支出、耐用品等非连续性购买消费支出;选取养老保险类型、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家庭资产、现金、房产价值、家庭规模)和社会特征(所在省份、城区类型)作为自变量。根据上述变量，可以建立因变量Ct与各自变量Xt(t=1，2，3，…，n)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Ct=β0+Σβ1npendn+Σβ2nagen+β3Xt+ε(1)式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参数，β0为回归常数，β1～β3为非标准化条件下的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pendn为一组参保类型虚拟变量，以未参保家庭为对照组，分析拥有不同养老保险家庭消费的区别;agen为一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Xt为个人、家庭及社会特征，代表所有可能影响到消费的变量。样本2中被调查老人主要以退休后的养老金为收入来源，其消费模式及与养老保障的关系与劳动者有所不同，同时参考样本一中的回归结论减少了变量个数。因变量仍然为家庭消费支出(量化为货币)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日常消费支出、耐用品等非连续性购买消费支出;自变量包括养老金水平、退休类型、年龄、健康状况及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资产、房产价值、家庭规模)。根据上述变量设定回归方程为:Ct=β0+β1pensiont+β2retirementt+Σβ3nagen+β3healtht+β4Xt+ε(2)其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参数，β0为回归常数，β1～β4为非标准化条件下的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pensiont为养老金水平;retirementt为退休类型;agen为一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healtht为健康水平;Xt为家庭特征。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养老保险对劳动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方程(1)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选全部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一，从回归结果可知，不同的养老保险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明显，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次之，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无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相比，享受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显著较高，参加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无明显差别。其原因可能在于劳动者认为现有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不知能否保证未来的养老消费，而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保障水平。第二，年龄对劳动老人的家庭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除年龄段在56岁～60岁老人的家庭消费显著下降外，其他年龄段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未对老人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原因可能是56岁～60岁的老人刚好处于退休前后，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从事家庭生产活动，从而减少了在外的消费活动。第三，家庭资产、家庭规模显著促进了劳动老人家庭消费支出，与之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资产代表家庭收入水平，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消费支出越多;家庭规模代表家庭成员的数量，家庭成员越多，家庭消费量越大，这与实际生活是相符合的。而健康状况与老人家庭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人家庭消费支出，原因可能是老人健康状况不好会导致长期的医疗支出增加，相应地老人会节省日常消费支出。房产价值对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及家庭资产和家庭规模产生的影响大，而其他变量暂对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未产生影响。
(二)养老保险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方程(2)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选全部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一，从回归结果可知，养老金水平、家庭资产、家庭规模与退休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养老金水平越高、家庭资产越多、家庭规模越大，其家庭消费支出就越高。年龄、房产价值这两个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未对退休老人的家庭消费支出产生影响。第二，不同的养老保险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只有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他类型养老保险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据调查统计可知，享受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老人的养老金水平最高，稳定有保障，能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退休类型对老人家庭消费有显著性影响，提前退休或内退的老人家庭消费高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消费，原因可能是提前退休和内退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优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他们在生活上更享受一些。第三，健康状况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劳动老人家庭消费支出相反。这与目前的社会状况是相符合的。随着夕阳产业的发展，退休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在保健、医疗项目上的选择也很多，这些都会促进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支出。
五、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第一，回归结果表明，养老保险类型、家庭资产、家庭规模及健康状况对老人家庭消费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能促进老年家庭消费支出;部分变量如年龄、房产价值对不同类型的老人家庭消费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部分变量未对老人家庭消费产生影响。第二，年龄和房产价值主要对劳动老人的家庭消费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对退休老人的家庭消费无明显影响。这表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目前只存在劳动期的老人身上，而退休老人仍保持传统的消费观念。第三，养老保险类型对劳动老人和退休老人家庭消费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不同种类养老保险产生的影响又有显著差异。除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对老人家庭消费的促进效果较明显外，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险基本对家庭消费无影响;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其对劳动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即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确实起到了“养老保障”的作用，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还有待提升。这种具有等级性的养老保障水平对老年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被保障水平低的这一阶层“稀释”掉了一部分，显示出老人家庭消费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退休消费困境”。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12
当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众多，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包括众多方面。如龚中纯（2005）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梅瑞江（2008）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出路研究》、吴岩峰，陈晨，富仲羽（2004）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及对策》、张宝清（2005）的《试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等。这些研究著述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原因、对策、出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往往各有侧重，并且多从大的层次和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进行分析，而关注具体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结合睢宁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情况，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出路，以期对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2 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贯彻执行重视不足。尽管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义重大，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显然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重视不足；二是农民自己也不够重视。从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轻视心理，甚至还有少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观念势必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造成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2）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对于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有力支持也是一项严峻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难以真正贯彻实施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客观上也加剧了领导干部对于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消极怠慢的情况，从而不利于这一制度的有效推进。
（3）保险资金筹集困难，且资金运作不合理。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然而，当前很多地区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措方面存在问题。由于这一制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其收入水平往往影响着农民参保养老保险的意愿。一方面，农民由于收入较低从而不愿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财政支持往往又捉襟见肘。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匮乏的现实情况。此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上，往往只能将其用于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投资渠道十分单一。这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时期，显然也不利于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4）养老保险的覆盖对象也有失公平。从当前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对象方面也存在一定不合理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参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遵循的是自愿原则，而很多生活条件较为贫困的农民群众或者不愿投保，或者无力投保。因此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多数都在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然而，从未来的社会发展的趋势看，真正需要得到养老保险覆盖的却恰恰是那些生活贫困的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
3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出路
（1）切实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对于稳定农村社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使其成为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推动者和执行者。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下大力气宣传，使农村广大劳动者改变过去对于参保养老保险制度的错误观念，使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对其自身的保障作用。相信一旦有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则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而言也必然会水到渠成。
（2）提高政策和法规体系的支持力度。一旦有了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法规体系的约束，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也就有了充足的法律保障。这也必然会给那些消极怠慢的领导干部带来压力，使他们更加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工作中去。此外，在相关政策规范的执行方面，也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能将政策规范视同虚设。另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方面也要加强监督，对于其中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予以坚决处罚。
（3）开拓资金来源，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作。从根本上说，增加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渠道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最重要的资金保障在于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持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保证这一部分财政资金落实到位，并坚决杜绝将保险资金截留或挪作他用的违规行为。此外，还可以开拓新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渠道，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保险事业中来，并逐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都能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
养老保险相关理论篇13
1.待遇类材料。
一起工伤工亡事故，从发生到申报，工伤认定，医疗待遇核定，一次或多次住院、转院治疗，伤残鉴定，伤残工亡待遇核定，待遇领取全过程，往往跨越几个年度，而且材料的种类繁多。在归档时，如果强调以材料形成年度，或材料的种类来归档势必造成一起工伤工亡事故的整体材料被人为分割到了各个年度或各个种类的情况，不便于材料管理、归档和查找利用。笔者认为：参照人民法院、公安刑侦治安、审计等案件材料归档管理经验，拟采取以每一起工伤材料作为“一件”的管理办法，将每一起工伤认定事件全过程、全方面产生的各种材料分类，按固定顺序进行排列，编制页码，打印件内材料清单(样式见表一)，制作封皮，按件装订。工伤保险待遇类材料的归档年度拟以《决定书》的发文年度为准，每一年中则以《决定书》的文号为件的排列顺序，每个档案盒中可存放多件，盒号每年独立编制。下一年度在归档时，对以往年度《决定书》所产生的新增材料，原则上不再附加到原有的归档材料之中去，而是以《决定书》复印件为依据，新增材料附后，装订成件入盒，件号和盒号依《决定书》所在年度顺延。工伤待遇类材料大部分的保管期限为50年，但工伤备案材料、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材料、工伤预防费用核定材料这三种保管期限为10年，为保证同一事件材料的完整性，建议统一升级为保管期限50年。
2.财务统计类材料。
在《规定》中，征缴类有工伤保险费收款凭证、账簿、报表；待遇类中有工伤保险付款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统计报表；统计报表类中有统计报表、分析报告、月度/季度报表。对县级工伤保险管理来讲，分类方法相对复杂，保管期限众多，给材料管理造成较大不便。由于县级工伤管理部门人员较少，在现行的县级财政结算方式下，工伤保险费的收支是合二为一的，归档时也不可能分开。建议将征缴类、待遇类中的财务资料划归到统计报表类中归档，类别设置为财务统计类。
二、工伤保险业务档案归档中的规范化
1.原始资料的标准化。
一是页面的标准化。需要归档的各项原始材料，要严格以A4页面为标准，在各种材料的设计印刷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不规范页面的产生，便于装订、编写页码、保管和查阅。二是避免复写件存档。一式几联的复写材料应将第一页设计成归档页，而不应该将其他页次作为归档页，避免因时间较长，字迹模糊褪化，失去保存价值。在参保类材料中，页面不规范的是参保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一个县工伤参保人员约在1-2万人，如果均需要在归档时进行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的整理，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经办机构可以统一设计参保人员身份证、照片粘贴表，要求参保单位在上交参保材料时，规范粘贴到位。在待遇类材料中，页面不规范的原始材料主要为身份证复印件、住院诊断证明、住院发票、入院证、出院证、住院费用清单、工伤待遇结算单等材料。在待遇领取前，可以要求当事人将这些不规范材料分类粘贴到A4纸上。复写件归档不规范的主要是工伤认定审批表、事故快报表、事故调查表、询问笔录等，因此类材料第一联由市级经办机构存档，县级经办机构可将第二联作为存档联，对于复写效果不好的，在存档时应进行复印，一同存档。
2.检索工具的实用化。
业务档案的归档目录，应以便于电脑检索为首要目标。因此，归档目录没有必要按照文书档案目录的格式，而是将业务档案的关键查找要素体现出来，便于电脑检索和手工检索，提高查阅速度。对于参保类档案，关键要素是参保单位代码、单位名称。对于待遇类档案，关键要素是工伤人姓名、工伤人所在单位、认定工伤决定书文号、认定工伤时间等。归档文件的电子版可以复制到各职能股室，方便电脑检索。
保险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二：养老保险对城镇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国内需求增长缓慢和居民储蓄水平居高不下，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人口和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我国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为继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将扩增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从而促使我国市场总体规模上升至世界前列[1]。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多方因素中，养老保险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是使其成为一种平衡公民生命周期内福利水平的手段，其对居民消费、居民储蓄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一位65岁以上老人的人均开支是年轻人的3倍。2000年，日本老年人消费占其总消费市场的24%，美国和法国的老年人消费也均占其本国总消费市场的20%左右。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虽然有限，但城镇老人的工资收入、赡养费、退休金等在2000年也已达4000亿元。据保守估计，我国仅退休金一项2020年将达28150亿元，2030年将达73200亿元，体现出相当可观的购买力。老人的需求和整体购买力将构成未来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部分[2]。在老年消费已开始启动并逐渐升温的情况下，老年人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老年消费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研究老年人的养老保险与其消费的关系，探索养老保险对老年消费的影响，从而有效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对于满足老年人有效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及促进老年产业的有序发展等都将产生重要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分析，各自总结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养老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经济关系成为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国内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疲软、内需不足及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已引起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研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侧重于使用全国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观点是认为养老保险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减少储蓄，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樊纲、王小鲁采用实证分析法，结合养老保险覆盖率、交通、城市化等因素构建了消费模型，最终的研究结论是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其对消费的影响率在0.4%左右[3]。张继海采用2002～2003年针对辽宁省居民(城镇户口)开展的家计调查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对其自身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其消费支出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与许多学者提出的试图通过完善养老保障体制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主张相符[4]。虞斌、姚晓垒采用2001～2009年我国近30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建立生命周期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论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其消费支出会随着个人养老金账户数额的增加而增加[5]。李晓颖、陈梦真分别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建了计量模型，定性分析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性正向影响[6-7]。谷雪通过建立反馈动态模型分析指出，我国当前的养老金赤字问题将使居民平均消费率由40%持续下降至32%[8]。何立新、封进、佐藤宏采用倍差法排除了其他改革的影响，通过我国1995～1999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效应，结果也证明了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9]。蒋云赟通过代际核算方法研究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储蓄具有不太明显的挤出效应，即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促进影响，建议通过完善我国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来促进其消费[10]。
(二)国外文献综述
随着消费函数理论的完善及研究方法的精化，国外学者在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上也不断积累了很多研究经验，与此有关的研究多是在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开展的。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得出了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的结论，也有少量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生命周期假说不符或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Melvin研究了1972年美国养老金增加对消费的影响后指出，居民的消费支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易耗品的消费，其支出会随着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而显著增加；另一种是非易耗品的消费，其支出与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无显著关系[11]。Barro曾在1974年指出，子女从老人手中获得的部分遗产会抵消养老保险基金对消费的影响效应。5年后Barro又通过1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的结果却表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太确定，研究数据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表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确定[12]，即Barro在前一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补充新的数据及资料又延伸出了新的结论。Hubbard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居民的跨期消费模型(20岁工作—65岁退休—80岁死亡)分析了居民消费与其自身退休金、养老保险税率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指出养老保险税会因其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在居民不同的消费阶段内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即从侧面反映出养老保险基金能促进中老年居民的消费，但会抑制年轻居民的消费[13]。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上观点还未统一，一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能起到显著的促进效应，另一部分学者却持相反意见，认为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因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会产生不同的关系。而国内学者主要观点是养老保险能促进居民消费。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社会背景的区别。国外的研究多基于经济发达、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完善的社会背景，而我国处于经济发展中且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二是方法与数据的有效性差异。国内研究多是基于现成的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而国外研究多是基于连续的、大型的面板数据。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借鉴了国外学者积累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但基于我国国内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加之我国居民的消费意识、储蓄动机与国外居民有很大差异，所以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无法为我国今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
三、数据分析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笔者所用数据为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研究目标是考察养老保险变量对城镇老人消费产生的影响效应，研究对象是50岁以上老人。考虑到调查数据中可能有部分高龄老人因无法准确回答与本问题相关的情况如家庭年收入、消费支出、养老保险费缴纳等数据，会影响实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所以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删除了部分资料不完整的样本数据。最后，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后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430户家庭的2579人。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调查数据依据老年人是否在岗而分成了劳动老人和退休老人两个小样本，目的是分别考察养老保险变量对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老人的家庭消费产生的影响及其差异。其中样本1的主体是劳动老人，主要是指有工资收入来源的老人家庭(不包含个体私营户)，可用样本数量为230户；样本2的主体是退休老人，主要是指已正式退休且能享受养老金的老人家庭，可用样本数量为200户。样本1选取家庭消费支出(量化为货币)作为研究的因变量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日常消费支出、耐用品等非连续性购买消费支出；选取养老保险类型、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家庭资产、现金、房产价值、家庭规模)和社会特征(所在省份、城区类型)作为自变量。根据上述变量，可以建立因变量Ct与各自变量Xt(t=1，2，3，…，n)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Ct=β0+Σβ1npendn+Σβ2nagen+β3Xt+ε(1)式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参数，β0为回归常数，β1～β3为非标准化条件下的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pendn为一组参保类型虚拟变量，以未参保家庭为对照组，分析拥有不同养老保险家庭消费的区别；agen为一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Xt为个人、家庭及社会特征，代表所有可能影响到消费的变量。样本2中被调查老人主要以退休后的养老金为收入来源，其消费模式及与养老保障的关系与劳动者有所不同，同时参考样本一中的回归结论减少了变量个数。因变量仍然为家庭消费支出(量化为货币)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日常消费支出、耐用品等非连续性购买消费支出；自变量包括养老金水平、退休类型、年龄、健康状况及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资产、房产价值、家庭规模)。根据上述变量设定回归方程为：Ct=β0+β1pensiont+β2retirementt+Σβ3nagen+β3healtht+β4Xt+ε(2)其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参数，β0为回归常数，β1～β4为非标准化条件下的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pensiont为养老金水平；retirementt为退休类型；agen为一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healtht为健康水平；Xt为家庭特征。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养老保险对劳动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方程(1)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选全部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一，从回归结果可知，不同的养老保险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明显，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次之，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无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相比，享受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显著较高，参加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无明显差别。其原因可能在于劳动者认为现有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不知能否保证未来的养老消费，而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保障水平。第二，年龄对劳动老人的家庭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除年龄段在56岁～60岁老人的家庭消费显著下降外，其他年龄段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未对老人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原因可能是56岁～60岁的老人刚好处于退休前后，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从事家庭生产活动，从而减少了在外的消费活动。第三，家庭资产、家庭规模显著促进了劳动老人家庭消费支出，与之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资产代表家庭收入水平，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消费支出越多；家庭规模代表家庭成员的数量，家庭成员越多，家庭消费量越大，这与实际生活是相符合的。而健康状况与老人家庭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人家庭消费支出，原因可能是老人健康状况不好会导致长期的医疗支出增加，相应地老人会节省日常消费支出。房产价值对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及家庭资产和家庭规模产生的影响大，而其他变量暂对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未产生影响。
(二)养老保险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方程(2)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选全部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一，从回归结果可知，养老金水平、家庭资产、家庭规模与退休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养老金水平越高、家庭资产越多、家庭规模越大，其家庭消费支出就越高。年龄、房产价值这两个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未对退休老人的家庭消费支出产生影响。第二，不同的养老保险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只有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他类型养老保险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据调查统计可知，享受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老人的养老金水平最高，稳定有保障，能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退休类型对老人家庭消费有显著性影响，提前退休或内退的老人家庭消费高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消费，原因可能是提前退休和内退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优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他们在生活上更享受一些。第三，健康状况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劳动老人家庭消费支出相反。这与目前的社会状况是相符合的。随着夕阳产业的发展，退休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在保健、医疗项目上的选择也很多，这些都会促进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支出。
五、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