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1
一、《历史与社会》和《历史》两个学科之间的不同
《历史与社会》的本质是文综学科，涉及到地理、历史与政治的多科结合。学生通过初一地理，初二古代史、近代史，初三现代历史、政治三个阶段的学习，来掌握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历史》仅仅是一个单门学科，教学内容只涉及到历史的史实，不含有政治、地理等其他社会因素。学习社会学科，要区别开两门学科之间的差别，在避免混淆的情况下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二、激发学生学习社会学科的内在动力，借助情感调动学习兴趣
（一）激发内在动力
社会学科的学习与许多学科一样，学习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知识的理解难度，而在于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动力，为了改变学生学习的懈怠状态，要以“内因”为出发点，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自身为主体的学习意识，令学生意识到自身主动性在学习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学生通过鼓励自己、调节自己来激发知识求知欲与学习兴趣。其次，学生可以借助教师提供的情境来主动思考，通过教师的引导性提问与创造性意境发挥自身丰富的想象力，激发自身的思维活跃性。最后，学生要重视教师使用的探索性教学手段，教师组织学生参与讨论与提问，学生积极参与的同时不忘思索，加强知识的掌握深度。
以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最后一节《从地球仪上看世界》为例，地理知识本身是极为枯燥的，地理学科虽然是文科学科之一，其内容却偏向理科，比较单调乏味。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手段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播放纪录片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组织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如我们中国的经纬度是多少？中国在地球仪上的哪里？中国的面积有多大？中国的地形和气候是什么样的？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和观察，可以加深学生对地理知识的掌握。
（二）激感动力
情感因素可以推动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行为可以依靠教师使用情感手段来调节。《历史与社会》究其本质是人文学科，丰富的情感策略可以带动课堂气氛，学生的情绪受到感染，教学内容的传递目的也就达到了。以七年级第五单元的“中华各族人民的家园”为例，课堂上教师播放歌曲《爱我中华》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特色歌曲，学生倾听教师讲述的各个民族的传说故事，在情感上加深与各民族之间的感情，达到爱国感情的共鸣。
三、改变传统对结论的过分注重，并重知识与能力的体验过程
传统的学习目标片面注重知识的获得结果，而忽视了获取知识的过程体验。社会学科的学习，必须要重视知识和技能，过程与结论的双重满足。以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一方水土一方人”为例，在向学生传递我国南北东西各个地区的情况时，可以从整体角度学，通过小组形式安排学生进行详细探讨，使得学生既获得了足够的知识理论，多种社会能力也得到培养。
学生观看教师展示的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不同优美风光，注意力被大大吸引后，教师组织学生参与小组讨论，学生按不同分组选择不同的旅游区域设计个性化的旅游路线和旅游方案。制定好旅游方案后，由教师提供课堂进行演示，学生演示的手段不受限制，游记、日志、信件、影像图片、新闻报纸，各种形式均可。展示完成后，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与人文特征的巨大差距。
同时也可以采用洽谈会形式，以西线旅游为例，可以设定学生在西部旅游线路中遇到西部开发项目，学生通过模拟形式探讨如何进行人才招聘与贸易的投资，积极思考提出众多的“金点子”。
四、多加利用课外资源
校本学习资源的使用固然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社会学科的效果，校外的社会学习资源若被善加利用也可以提高学生社会学科的学习成绩。对比校本学习资源的单调枯燥，课外资源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吸引力，如学校所处城市的烈士陵园、名人故居、名胜古迹，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进行参观游览，在取得更加丰富、更有价值的学习素材的同时，学生也培养了自身的研究能力，在实践过程中解决了教师制定的课题。
信息课外资源与社会课外资源同样具有丰富的形式与数量，信息平台的建立使得社会学科题材的信息资源比以前更加容易获得。以《百家讲坛》为例，学生日常在家中就可以观看，在学校也可以以小组形式参与讨论。同时，学校建立电子图书室，学生可以自行查阅社会学科资料。
现代学科趋向综合发展方向，社会学科也可以借助他科的资源进行学习。学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浑天仪、土电话等模型，培养自身的创造意识，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
五、结语
初中阶段的社会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到史、地、政三个学科领域，学生若要提高学习成绩，需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既要从自身出发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要依靠教师的适当引导充分参与到教学过程中。科学的学习方法离不开教师的科学教学，学科学习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教师要从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手段辅助学生掌握学科的学习方式。
【参考文献】
[1]王克安.初一社会学科学习方法的指导研究[J].考试周刊，2008（34）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2
选题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选题并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问题，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科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一个科研选题比解决一个现实问题更困难。因为选到一个有价值有创造性的课题，既要懂得课题的来源，又要有相当的科学素养，要理解选题的价值意义，要富有想象力，对选题要有浓厚兴趣，有相当的知识储备等等。
选题是科研人员才能的体现。选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将产出什么样的成果，甚至关系到科研工作的成败。科学史表明，研究成功的影响因素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选题得当，研究者只有选出恰当的课题，才有成功的可能。由于选题得当，科研人员可以把自己的学识、智慧用到最有效的科研工作上。
从培养研究能力的意义上说，特别是新参加研究活动的青年科研人员，需要有意识地培训选题能力，这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项基本训练，科研人员的基本功。
二、科研选题的角度
发现有价值的科研选题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也是一项灵活的研究艺术。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各门学科中存在着大量可供选择的问题。科研选题有多种来源多条渠道。
1.从现实生活中选题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面广量大，选题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小至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用行，只要深入探索，不难发现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马克思就从人们司空见惯的商品中，研究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作为科研选题并不是那些表面的肤浅的问题，而是那些在一定深层上的价值的问题，这需要一定的思考甚至调查研究才会发现。
现实的需要，是科研课题的首选目标。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的最低潮，如何摆脱经济困境，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热门课题。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对经济理论的兴趣或研究，多数都是从30年代开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他从事经济学的学习研究，是“时代感召的结果”（《我的成功之路》辽宁大学出版社第82页）。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政治生活中许多使人困惑的问题也很值得研究。例如，为什么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是人心所向，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丰碑；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葬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市场经济体制下主宰中国命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却亏损严重；多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抓党风建设，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但腐败之风却有蔓延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2.从理论研究中选题
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理论的真理性只是相对的，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也不是永恒的。即便是曾经“结论”了的理论观点，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扩展和深化。因此，用探索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有的、传统的理论观点，常会从中发现新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理论中的继承发展问题，历史事件、人物评价中的问题。以疑古擅名于现代史学的“古史辩学派”创建者顾颉刚先生，1922年夏，在编写中学历史课本时，他从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及有关传说的演变，发现古史结构的层次，原是层累地造成的。他认为神农、黄帝、尧舜等历史人物被提出的时间与他们在历史中排列顺序的先后正好相反。1923年他正式向学术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引起了一场关于古史问题的学术论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许涤新是在30年代开始研究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当时以《资本论》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特别不能适应青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理解的需要，许涤新决心写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该书第一、二卷1949年出版、第三卷1954年问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对那些自相矛盾的理论问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课题，通过研究，分析为什么会产生矛盾，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后一个结论对前一个结论是发展还是修正。
3.从不同学派、观点的学术争论中选题。
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性思维，对同一观点、理论常会发生分歧和争论，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如人猿之间界河、界限之争，中国封建社会起点之争，经济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争，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之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与趋同论之争，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等。在争论中，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即便是基本正确，也会有不完备之处，争论的双方都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因此，关注学术之争，深入了解争论的历史、现状和争论焦点，是发现问题、选择研究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著名作家、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抓住了文艺理论界争论较多的一个理论问题，即艺术典型问题进行研究，他以理论家的胆识和勇气打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流行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即典型“共名”说。他说：“在实际的生活中，在文学的现象中，人物的性格和阶级性之间都并不能划一个数学上的全等号。”坚决反对文艺理论中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倾向。
4.从学科渗透、交叉中选题
学科渗透、交叉是科学在广度、深度上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事物都在普遍联系之中，各门学科也在普遍联系中，以往人们注意从学科相对独立性上进行研究，现代科学注意了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研究，在学科渗透、交叉“地带”存在着大量的新课题供选择。这样的地带主要有，比较学科：对不同系统，通过比较分析，探索其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比如，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管理学中的课题；边缘学科：在二、三门学科的边缘地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中的课题；软科学：以管理和决策为中心问题的高度综合性，智能性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与国民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相关的复杂系统，比如管理科学、领导科学、决策科学、预测学、政策学、战略学、咨询学中的课题；综合学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从各不同方面进行立体研究的课题；横断学科：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各事物中的某种共同属性；超科学：从更高层次上研究一般规律，如科学学、哲学中的课题。
郭沫若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很注意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习研究。他为了把古代史研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用了很大的精力钻研中国的古文学，在古代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把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了美国经济的新模型。
5.从科研管理和规划中选题
国家、省市及各种学术团体也经常提出许多科研课题，如国家、部省市的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年度课题，这些课题一般都是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上比较重要的课题，应当是科研工作者选题的重要来源。这类课题属指南性选题，其中许多课题的难度、规模很大，选题时，科研人员应从自己的优势出发，把课题加以具体化，以保证其可行性。此外，在各级政府、科研部门制订的各种科研规划中，也提出许多研究课题，也都是选题的重要来源。
6.从直觉思维、意外发现中选题
科研人员对研究对象富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也是科研选题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量值得研究的选题，首先表现在各种社会现象中，科研的任务就是现象认识本质。现象问题是人们最容易感觉到的。这时，选题常常得益于科研人员的想象、灵感、直觉，以及对这些直觉思维、意外发现带来的机遇的捕捉。当然，这类选题开始时可能是幼稚的、肤浅的，尚需深入思考和论证。郭沫若在追踪调查有关郑成功的事迹中，意外发现了郑成功铸造的钱币，从而把中国自铸钱币的历史上推了将近200年，并进一步发现了郑成功的财政政策和复国宏图，从而推进了晚明史的研究。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常说，他对逻辑的兴趣是在“巴黎街头”产生的。1924年的一天，金岳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时，遇到一群人在激烈辩论，引起他的好奇，他想有没有一个可靠的（逻辑推理）的解决争论的办法。
以上概括的各项来源，仅是选题中可供参考的若干方向线索，并不能包罗所有研究方向和课题，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的课题层出不穷。能否选择恰当的课题，需要科研人员有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造才能。
三、科研选题的一般原则
科研工作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无穷无尽，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只能选择其中适当课题。如何选择，并无固定模式，总结科研选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概括出若干条原则：
1.目的性原则
科研选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目的性是选题工作的首要原则。
选题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三大曾明确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首要任务就是振兴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正以更大规模向着广度深度进军，需要解决和研究的课题越来越新、越多、越复杂和越困难。比如能源问题、交通问题、粮食问题、管理、贸易问题、就业问题、人口问题、人权问题等等，解决其中一现实问题，就是一种贡献。科研一定要满足社会需要，才会有真正前途。
与选题的目的性、需要性相联系的是课题的价值性。只有科研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价值的，比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等，才会达到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所以课题的价值性就成了衡量选题目的性、需要性的标准，在选题中，目的性原则、需要性原则、价值性原则是一致的。
在选题中，贯彻目的性原则、应当注意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一般选择实用较大课题。
第二、既要注重当务之急的课题，也要重视科学预测的课题，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相结合。
第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重要。
第四、充分利用本地区本部门的条件，同时注意利用外来条件。
第五、积极开展和承担协作课题，特别是官、产、学三结合的研究课题。
怎样才能使选题达到目的？在选题中充分贯彻创造性原则至关重要。
2.创新性原则
科研的本质就应当具有创造性，评审科研成果质量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看成果有无创新，因此，科研选题从一开始就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国家对学位论文有明确要求，其中硕士论文应当有新见解，表现作者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者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的能力。博士论文应当是创造性成果。科研选题切忌重复别人解决了的课题。
所谓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尚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预料经过研究可获得一定价值的新成果的课题。如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新设计、新概念、新理论、新手段、新产品、新质量、新效益等。创新性具有新颖性、探索性、先进性、风险性等特点。它进一步体现了课题的需要性、价值性。
选题中，贯彻创新性原则，关键在一个“新”字上。这种创新的课题在哪里？一般而言，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点上，尤其是新旧之间的矛盾点。比如新事实与旧理论的矛盾，新理论与旧理论的矛盾，不同学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地带、学科之间空白地带、不同理论观点、学派相争论的地带，研究工作遇到挫折失败的地带等等。这需要科研人员目光敏锐，抓住线索，跟踪追击，以求突破。
这些要求，对研究工作者来说，一般也是比较困难的。许多有经验的导师在指导学生科研时，常从这样三个方面入指导：第一、在局部性的课题上具有创新性。即解决一个多因素的大课题中的尚未解决的某一个因素，或者能作出深入透彻合理的分析见解；第二、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有自己的补充，新的见解或改进；第三、纠正别人的错误。总之，创新性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如何选题，根据各人具体条件而定。
选题需要有价值性、创新性，选择并完成这样的课题，不能想入非非，脱离实际，要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因此，选题需要遵循求实性的原则。
3.求实性原则
选题的求实性是指选题要有真实的可靠的依据，或者事实根据，或者科学理论根据，选题要事出有因。
任何新课题以至新成果，都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从事理论研究，要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从事应用研究，要有一定理论根据，正如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的那样，实事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实事，永远飞腾不起来。
坚持求实性原则就是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选题中，不能违背一定范围内由实践检验过的事实和规律，以科学理论为依据，实质上也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客观规律性为依据。然而，对事实和理论的理解也应当是辩证的。在选题时依据的事实和理论并不是全面的、彻底的，也有一定的局限，况且都是变化、发展的。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发明还会对已有事实和理论进行新的审查，所以，求实中的“实”字并不是僵化的、呆板的。因此，求实性原则要求在选题时，既要尊重事实，又不拘泥于事实，既要接受已有理论的指导，又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束缚，采取辩证的有分析的态度。
符合上述三原则的选题，是否就可以着手开题工作呢？还需要分析完成选题的主客观条件。还有一个现实可行性原则。
4.可行性原则
科研工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探索性、创造性活动，总要受到一定条件限制。正如恩格斯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可行性原则体现了条件性原则。如果选题不具备可以完成的主客观条件，再好的选题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因此，可行性原则是决定选题能否成功的关键。
选题，必须考虑将要遇到的困难。如理论方面的、技术主面的、资料方面的、各种人际关系方面的等等困难。应当均有解决这些困难的可能性。选题有难易不同，有工作量多少不同，一般常犯的错误是选题过大，试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项过大的课题。
选题中，应当充分分析估计以下条件：
第一、现实的主观条件。主要是指，科研人员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对课题兴趣、理解程度、责任心等。
第二、现实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资料、经费、时间、协作条件、导师条件等，对应用性课题，还应考虑到成果的开发、推广条件，用户采用接受条件。
第三、积极创造条件。所谓条件，除已具备的条件外，对那些暂不具备的条件，可以通过努力创造条件。如知识不足可以补充，设备经费不足，有的也可以艰苦奋斗克服一些困难，情况不明，可以先进行调查研究等。
选题时应根据已具备的、或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条件，扬长避短，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选择基本符合自己情况的研究课题。
上述选题原则，分别体现了选题的社会需要、社会贡献、科学依据、基本条件，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四条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对选题要从严要求，作出最佳选择，即作出最大的努力，完成最富有创造性、最有价值的课题。以此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奋斗目标。
四、课题的立项和评估
科研选题实质上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其结果有恰当、不妥、正确、错误之分。并不是一时的兴发，更不是随心所欲，特别是那些意义重大、难度大、代价高的课题。为了确保选题正确无误，需要认真对待。在课题选定之后，正式开题之前，尚需对选题作出科学论证和评估，就最佳方案作出决策。在评估决策中，以下程序不可少。
开题报告（即项目申请书）。包括课题来源，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课题的创新性及难度，主要研究方法、措施、步骤、阶段成果及最终达到的目标，研究人员的素质、水平，研究结果的先进性、效益、经费预算等。
论证评估。通常采用五种方法或步骤，即调查法、比较法、预测法、综合法、决策法。
历史比较 现状调查 未来预测
系统综合
优选决策
专家评审。是能否立题的最关键最重要的程序和依据。专家评审组主要评审项目申请书。对其中逐项评议，如有关键性条件不符合要求，即被淘汰。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3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这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论资源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在学科交叉、内在融合、科学实证与规范引导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构，同时也没有对西方哲学学术前沿问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与梳理。[1]其实，任何一种方法论研究，若割裂了自己与其他方法的内在关联，不仅极易脱离时代所需，而且会陷入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早已走出了固守单一方法论的绝对孤立的境地，并在共通融合之中激发了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的重新设计，认为只有海纳百川、相互借鉴，才能回到方法论研究自身、现实方法论上的理性自觉。[2]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存在本质区别又存在文化间距和理解误认，而且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样，无论外部实践抑或内部构建发生何种变化，其基本原则、根本立场、思想精髓始终保持学理一贯，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更替极其频繁、错综复杂，且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种时髦周期的短暂性和易变性内在映现了其方法论本质上的脆弱与危机。但是，这种本质差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就无足轻重或者原本就相互抵触，更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及其所蕴含的方法谋划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层通约与内在融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层结构中既固守一种社会实践本性，又固执于无产阶级文化品质的特殊申认，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它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只能采取拒斥的态度，只可接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浅表信念，一旦触及方法论深层，则极易采取逆向思维，伴随原有的方法论范式而顺向滑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所选择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碍它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实现内在联手，它们在方法论上的通约与认同总是多于、高于世界观上的有距离的肯认与接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确需要找到与其他方法论足够多的共同点并实现内在契合与同向构建。正基于此，笔者不避愚拙，愿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以往，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我们曾经长期固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一元独大”、唯我独尊的格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不仅在世界观上终结了一切旧的哲学形态，而且在方法论上取缔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谋略；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在实质上毫无相通之处，非但不能实现内在联手，犹如冰炭不能一炉，而且西方哲学方法论简直是一种“谬误的陈列馆”“通向诡辩的桥梁”“理性中最大的谬误”，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无论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无端干扰；西方哲学方法论早已日暮穷途，更遑论它能够喧宾夺主并独担重任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在思想界的大量引介，“中西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日见增多，以至于非比较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了。此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二者极端对立的结论，不仅不敢苟同而且多有诟病，甚至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隐性批评。
朱荣英：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作历史回顾。从古至今，西方哲学方法论设计不仅蔚为大观而且风格各异：一是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自知无知”的问答法（助产术），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理念论”所说的“回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形而上学”所讲的“四因法”，古希腊哲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上完成了方法论谋划的第一个小循环，奠定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二是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知识就是力量”旗帜下所开创的归纳法，到笛卡尔《方法谈》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中所主张的“理性主义方法”，再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经验主义方法”，西方近代哲学（为通达世界本体并为一切知识奠基）在认识论层面完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第2次循环，使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真正具有了方法论上的保证。三是从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陈述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之“主体论法”，到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之“绝对论法”，再到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实体即主体”之“唯心论法”，西方近代哲学晚期不仅在实践层面完成了方法论的新的跃迁，而且再次将辩证思维及其逻辑方法推向顶端，达到了以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为标志的第2个文化轴心期的高峰。四是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方法论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价值就是一切”，再到狄尔泰、柏格森生命哲学方法论对生活价值的直觉体认，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非理性方法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其特殊的方法论设计在价值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上得到了明确肯认，使西方辩证思维方法论谱系中自觉地融入了大量的非理性色彩。五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学派，从早期孔德、约翰・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其经验归纳法，到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实在论、实效主义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引入，再到科学哲学学派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历史分析的语言学分析方法的滥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至上主义”“经验实证高于一切”的科学分析方法一再得以张扬。六是随着西方哲学方法论重大转折的现象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兴起，介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学派之间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实现了一次大联盟、大融合，比如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方法、舍勒的人类学现象学方法、因伽尔登的美学现象学方法、利科的历史现象学方法、姚斯的接受美学现象学方法、阿伦特的反极权现象学方法、阿佩尔的实用现象学方法等；再比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方法论，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法论，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社会批判学派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布迪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促成并真正搭建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合流，从而催生了后现代主义解构方法的崛起以及新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建构―解构方法的普及。
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史表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悠久的历史，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微观层次和操作层面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3]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方法论研究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对许多重大方法论基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我们展开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性资源；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的错误，也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反科学的思想内容。西方哲学方法论不像自然科学方法论那样明晰而固定，它的发展史也不是知识或者信息的积累史，而是对永恒无解的哲学难题不断求解的历史，是各种不同求解方式与方法不断变更的历史，这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方法论运动史，各种方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具有平等的价值，对其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我们要自觉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缜密的思维，认真总结西方哲学史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经验教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直面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思维矛盾与逻辑问题、各种理论桎梏与方法困惑，通过对新思想、新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以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世界性视野。[4]将方法论研究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有机结合起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粗略陈述的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初步构想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加以对照，以马恩考察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那种融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一体的基本原则为标杆，树立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典范，更加注重社会实践的受动性和能动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创新，以确保其社会科学方法论能够持续不断地展示旺盛生命力。
当我们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我们还必须认真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未来走向。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作为其思想表现和理论支撑，而且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和关注比我们早很多、深很多、丰富很多，因此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西方社会文明进步是有它的社会科学理论表现和人文学科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当有足够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自觉地向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无论在精神领域抑或在事实领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成为其远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正当理由，更不应该放弃西方哲学方法论有价值的巧妙设计，相反，它不同寻常的优越之处恰恰在于竭尽所能地予以扬弃并实现视界交融。在方法论上正如在世界观上一样，唯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走向“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与西方社会进步和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具有合理性。但是有时候西方人喜欢追求一种“片面的深刻”，把彼此相互关联的东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问题推向极端。比如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性与人本性完全是可以整合的东西，而他们却要将其对立起来，致使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学派都只能在极端上进行思维，各自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又如个体和整体可以也应当在辩证的思维当中结合起来，可是他们却要将其分开来，致使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二水分流，互不相干。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有所警示。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应发挥主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灵魂，我们必须自觉地加以坚持与捍卫。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实践不停顿，方法论创新显然也不能停顿；社会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与方法创新就要及时跟进一步。如果我们期盼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找到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一定会失望，甚至还会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怎么坚持、怎么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自觉地走入当代中国，走入当代实践，坚持实践的研究方法而非纯粹理论的研究方法，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5]
二、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厘清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这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它得以实际展开的关键步骤。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继承西方哲学方法而创立的、并由后人不断继承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方法论原理，也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指导大纲，那么，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应内在地表现为3个层次结构，即理念层次上的方法论、制度层次上的方法论和策略层次上的方法论，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结构。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则恰恰相反，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继而进入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步步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推演顺序之所以是从策略到制度再到理念，这主要取决于它当时所致力于解决的时代课题及其所蕴涵的历史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未来理想社会如何建立。基于这种历史性求解而形成的三大论域――社会主义实践方法论、资本主义批判方法论、未来社会发展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主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着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终孜孜以求、着力阐述的重大方法论原则。而注重批判功能与建设功能自觉结合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相一致的开放性特征，一再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的实效性，并主要通过其方法论上的“中西马合一”而获得了检验与证明。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6]，故而常常缺乏在高端引领方法论软实力的那种内在融通机制，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科际整合力度，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世界视野与中国视野的内在融通水平与视域整合能力，借助西方各种方法论框架大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当代旨趣，在实践基础上全面展开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引介与嫁接。同时应积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推向学术最前沿，不断增强其全球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普世有效性。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合璧，早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自觉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功能定位与批判分析，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汲取与升华，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立异相竞和协同展开，更未能充分实现两大方法论传统的问答逻辑与效果历史。因此，正视目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需要从方法论高度既加强内在超越与理性重建，又注重中西方法论上“重叠共识”的当代拓展，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理性自觉与成熟。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运动总体上反应了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适应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它所刻意选择并主动保留的方法论原则，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理性思维逻辑的演进，它在方法论上对许多新领域、新问题的探讨，也不无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不仅其巨大的进步意义、即使其明显的失足之处都曾带给我们以很大的方法论启迪。的确，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不再像西方哲学方法论那样，仅仅从纯粹的或者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来构建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体系，而是直面社会化了的人类及其实践运动，因而通过对实践方法论意义的深刻考察，彻底地实现了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内在超越并揭示了未来方法论发展的新方向。然而，这种“超越”非但不是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颠覆或者终结，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是在“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支配下完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虑到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不仅增添了适合于目前时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维，而且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开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总体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则。因而，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与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同向建构大大高于它们的异质背反，这无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及其未来发展的严重影响。[7]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未来设想
众所周知，“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3个基本原则。我国当代社会科学论坛基于此而形成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也大致分为3类：一是总体方法论（体系方法论）范式，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和当代人学方法论范式；二是分支方法论（部门方法论）范式，包括本体方法论范式（分为物质本体方法论、实践本体方法论、物质―实践本体方法论等）、认识方法论范式（分为主体性方法论、价值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等）、历史方法论范式（包括发展方法论、社会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技术方法论、制度方法论等）；三是个别方法论（具体方法论）范式，实际又可划分为文化方法论、生活方法论、生存方法论、语言方法论、人类学方法论、诠释学方法论等范式。这种方法论范式上的粗略划分，一方面，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既有对其研究策略、制度安排、理念选择上的理性固恋，也有对其框架结构、基本图式上的简单比附，更有对其方法论原则和思想路线上的顶礼膜拜等；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我国社会深层次变革的理性回应，是对传统西方方法论框架与原则的自觉扬弃和内在超越。各种方法论范式之间虽然论争不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宣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高度集中地体现在其特殊的实践方法论范式上，只有固守这一特殊方法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各种分歧才能消除，才能打通各种方法论之间的壁垒并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种统领天下、归并各派的方法论奢望，极力主张特殊的实践性研究方法为唯一的科学性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都应当悬置并应投靠到自己的实践派麾下。显然，这种以偏概全、归化各派的非分之想，虽然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具有的某种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然而，这却是以歪曲、割裂、抽象性的态度对待它原本有机性的方法论体系，会使它脱离辩证整合而不能成为当代方法论的思想精华。
事实上，当代“中西马”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融通，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无论在功能上或特性上，无论在西方视域或在中国视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纵横交叉的趋势。[8]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如果只注目于当代中国实践变革的现实需要而一味固守原有的基本方法，而不能不失时机地将蕴含于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智慧汲取并集中到自身上来，这样无论如何不能开拓与活化其原有的方法论空间，更遑论获得使当代方法论研究向高层跃进和深度发展的可能方案。如果只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并试图以之取代其他所有方法论精神资源，不仅其归化奢望最终只能成为泡影，而且还会在方法论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桎梏。这表明，实践方法论只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分支和局部，虽然它是最主要的领域和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它无论怎样不能替代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而存在与发展，唯有以上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三大基本要义为共同的时代立场，才能打通各个方法论研究视界，实现多元方法的和谐共进与界外联手。诚然，即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真的出现了多元取向的“差序格局”，实质上也根本不会妨碍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当代使命。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不可能被某一特定方法论范式和独特框架所支配，终会并存各种方法论探索并协同推进它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外众多方法论论域的文化合力将奋力引领它走向方法论研究的高端。[9]鉴于此，笔者这里提出一个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初步设想，以征询于学界：一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元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集中回答什么是方法、方法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学习目的与要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性质如何。二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在思维方式、逻辑层级、基本范式、主要原则等方面异同的比较研究，旨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各自在思维方式上的合理性、通约性与同向性。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面临的诸多困难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庸俗化局限问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理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处理好的各种关系，如文本图式、问题图式与实践图式的关系，研究方法、表述方法与讲授方法的关系，知性方法、理解方法与操作方法的关系，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等。四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注意的时代立场问题、中国方向问题、方法论史研究中的问题，与各门具体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何比较的问题等，旨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找寻到多点支撑与多方点化，通过激活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融通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域，以全面消弥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内在冲突。[10]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保持我们的主流价值取向和科学实践观在方法论研究上的正确引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要想让它在方法借鉴和领域拓展中不断得到跃迁，当然就要研究前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方法和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主要成就与缺陷，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性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变历程，探讨它们如何在方法论上确保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朴素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说明它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化的关节点与基本点。[11]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要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分析其方法论的实践性本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是内在统一的，二者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实践性本质就是通过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表现出来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是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对象出发，从客观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这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最根本的要求。社会历史活动中既有客观的物质的方面，也有主观的目的的方面，只有全面客观地加以反映，弄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客观性的根本要求。二是主体性原则。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作为主体的人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以主体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首先应当注意到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还要注意到研究者所具有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含着求真、向善、达美，真善美的统一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三是整体性原则。在研究社会发展时，在观察各种社会要素、现象、个别事件时，头脑中要有整体思维方式，要把它们作为整体、内在的有机部分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认识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的研究方法、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相统一的方法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整体性原则的具体阐述。四是具体性原则。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抑或列宁都曾经讲过，真理是具体的，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适用于非常广袤的领域不一样，所有社会真理与适用性适用于特定对象、条件、场景、时区等。一旦脱离了这些具体条件，它们的真理性与适用性就会转化或者消失。对于社会的具体真理需要我们做定性、定量和定时的具体探索。五是发展性原则。马克思认为，以过程性方式来看世界，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进化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前进也可能包含着倒退与曲折，正如人的某些机能在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一定也会带来相关机能的弱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发展的成本、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遵循的上述基本原则，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关涉的，而是内在统一、紧密相关的，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将它们分割开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是否具有实践指向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历史唯心主义主张从观念出发，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12]。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因此必须把对社会的认识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确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可靠性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人们要生存，就要吃穿住行，为此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即生产人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具有双重意义：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即使是思想观念领域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理论的问题，本质上也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实践的需要决定理论的产生，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体现。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适应了实践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真正的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4]（P284）实践的状况规定理论的任务，人们只能提出自己时代的课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表明，每一代人只能提出和完成自己所处时代的任务，而不可能超越时代，完成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任务。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还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段。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不仅提供了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创造了理论研究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使理论研究成为可能。
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必须从问题出发。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对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作为对社会生活考察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确立，决不是在观念中寻找，而应是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历史唯心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从人的观念出发研究社会。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在现实中寻求研究的课题。当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是多样的。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力戒平均使用力量。要从大量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中，选择影响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问题，选择制约整体和系统的关键性问题。另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占有充分材料，而不能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从纯粹的思维出发，反对从观念出发，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又一本质区别。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不同于“价值中立”的方法。“价值中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带有唯客观主义色彩的一种方法论原则。“价值中立”者主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旦选择了研究的课题，就必须放弃任何价值观念。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不等同于“价值中立”。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是社会的主体，无视主体的价值选择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14]（P258）。可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群众立场与实践指向的内在一致。弄清这一点，对批判“普世价值论”抑或“价值中立论”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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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4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5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三、结论
古已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就是说送人一条鱼，不如教会人钓鱼的方法。这里的“授人以渔”，应该诠释为一种“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随着社会科学成果的丰富，受来自社会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通过考察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历程，分析其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基础，实现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研究程序、规则以及哲学基础，把握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主义实质，为更好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打下方法论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 蒋逸民 社会科学方法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7-29.
[2] David Bloor.Wittgenstein，rules and institutions.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7.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6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要坚持以实践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要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毛泽东指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不再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作为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从知之不够正确到知之比较正确的过程。世界的变化与发展永无止境，人们在实践中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永无止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原则与方法，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从而不断对世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不断前进。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主体活动
社会历史的过程是通过社会主体――人的活动而实现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由现实的人构成，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条件，研究社会必须关注人及其活动。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其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来看，每一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都具有其作用，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而社会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建起来的，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既有认知活动，也有价值活动。揭示客观真理是社会认知的任务，确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评价的任务。研究社会历史必须重视研究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方法，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与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把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有机的统一起来，正确把握社会认知的方法与途径以及社会评价的客观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辩证思维
恩格斯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必须坚持辩证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了社会系统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演变等一系列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原则，为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指明了道路与方向。
马克思主义将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研究，把对立统一的观点贯穿于社会领域和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形成了社会矛盾研究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社会生产实践出发，把人类社会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系统、上层建筑系统、自然环境系统等若干系统。不同的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态和特征，社会的诸系统之间及系统的诸要素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时，还要重视利益矛盾和阶级矛盾，“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而“阶级斗争也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追求物质利益，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恿?和原始动因，只有把利益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起来，着重研究矛盾特殊性，把握矛盾规律性，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才能正确认识社会的变迁与现状，才能正确探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方法。
社会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展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内容、实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恩格斯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运用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要求正确把握阶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握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辩证统一规律。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系统、全面、科学的方法论。是在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吸收、借鉴和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积极成果并加以革命性建构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对于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正确处理人与世界的联系、正确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基本准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也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当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合理途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的根本标志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从而推进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7
一、女性主义定义
“女性主义”一词可能让人们联想到Gloria Steinem， Betty Friedan， 以及二十世纪70年代街头游行告示上所写的“同工同酬”、“个人的就是是政治”和“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而这些联想传达了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领导者与一些关键事件，而不是评价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尽管二十世纪70年代的激进主义已有所缓和，但女性主义作为学术焦点仍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分繁荣。女性主义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定义清楚什么是女性主义以及它是怎样影响人文与社科学科的研究的。通常人们认为“女性主义”术语仅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而事实上它包含了诸多女性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聚焦于女性的生活经验和女性在社会文化中历经压迫。而它们的差异性在于怎样将女性的边缘化进行概念化。
对于研究的重新定义需要重根本上审视科学的基础：什么是知识，知识是如何获得的？社会科学研究始于常常未能阐明的对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假设。在我们能够探索女性主义如何解决这些认识论的关键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回顾在科学哲学中的核心的专业术语和经典争论。
二、认识论
什么是知识，怎么获得知识以及认识者与被认识对象之间有何关系？（see Guba & Lincoln， 1994）。认识论与本体论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如果认识者接受了本体论客观现实的概念，那么认识者（或科学家）必须假设独立的客观性，抛开偏见以便能够准确的捕捉到现实。相比之下，如果一位研究者拒绝客观性的概念，那么就没有必要以一种独立冷静的方式进行研究。为了理解现实是怎么被构建和解释的，社会科学家和他/她内在的主观性（e.g价值观，信仰，情绪）都参杂在研究过程之中。
在社会科学中，现存有四种主要的认识理论，阐明了知识的本质：实证主义，现实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理论的传统区别在于它们如何解决本体论对于现实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和对于现实我们能了解到什么的辩论。
（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理论基于本体论的客观现实假设（see Guba & Lincoln， 1994）。因此，科学的目标是解释，预测和控制现实。对于客观现实的假设主要通过实验的方法产生，测试和检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必须保持客观的立场以便能免除在获得知识的时候免于偏见。对于实证主义而言，对于“认知者”（或科学家）的身份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任何人使用科学的方法都能捕捉到客观的现实。研究者个人信仰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对于客观现实的评估；因此，这些人为的主观因素不能进入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
（二）后实证主义/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认为存在客观现实，但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它指出对于真正纯粹，毫无偏见的现实的捕捉是不可能的（see Guba & Lincoln， 1994）。换而言之，因为人类固有的缺陷，科学家们无法绝对精确的捕捉到纯粹，真正的社会现实和物质世界。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实验的方法进行假设五与测试），科学家必须试图识别和移除偏见的来源。
（三）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
批判主义学家认为“现实”是通过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价值观来解读的，因而没有一个客观性的现实（see Guba & Lincoln， 1994）。我们所认为的知识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滤过这些不同的镜头。因此，研究的目的是理解研究者与实验参与者的价值观如何解释现实世界。而通过这一假设---主观价值观渗透在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家们不能完全客观的参与研究。因此，认知者的身份至关重要，因为价值观，信仰以及生活经验影响着研究问题的形成，数据的收集和最终对于数据的解释。因为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必须在研究报告中清楚的描述他们个人的经验是如何影响研究发现。
（四）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者将批判主义进一步推进，认为“现实”是社会建构的（see Guba & Lincoln， 1994）。性别，种族，阶层，文化和经济等社会因素不仅仅是过滤现实的镜头，它们代表了如何构造个人的现实。没有所谓“真正”的现实，没有单一的真理，多个个体构造出多种版本的真理。对于评估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现实，研究者必须参与交互式的对话以发现这些社会上的现实建构。类似于批判主义，在研究中“认知者”的身份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科学家参与在研究现实的社会建构中。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本质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三、女性主义认识论
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是从女性视角（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妇女主义）出发重新阐释了以上几种不同的认识论（实证主义，现实主义，批判主义，建构主义）。因而，一些女性主义认识论并未在本质上重新定义科学的实践，但有些确实是从根本上重构了我们如何构建知识。
（一）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反应了现实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的结合。因为它并不呼吁对于科学或是社会的结构改革，这一认识论的框架侧重于如何使我们的理论知识较少的受到主观性别偏见的影响。（下转第171页） （上接第169页）女性主义经验论是基于本体论的假设--世界的客观存在，因此研究者的研究目标是如何用没有性别偏见的方式捕捉和解释客观存在的世界。Denmark et al. （1988）指出，性别歧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了研究的过程中，并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制定研究问题时，研究者应该检查性别歧视问题以确保性别的刻板印象不会影响实验假设。其次，在实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寻则适当的样本（e.g， 研究参与者不能以“方便”为原因而限制为一种性别）并且应采用公平的研究方法。（e.g，性别刻板印象的方法不应该被采纳使用）。第三，在数据的分析与解释过程中，偶尔出现的性别差异不应该被过度强调，而性别结果的相似之处也不应该被忽视。最后，研究结论必须依循研究方法。例如，研究者不能随意将研究概括为两性研究除非该研究确实对两性进行了认真考究。事实上，女性主义经验论是通过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争对识别和消除性别歧视根源的实验设计而被定位的（e.g，实验法，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s，调查法）。
（二）女性主义立场论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8
下面就以逻辑悖论和模糊性问题处理为例，简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运用及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运用
作为哲学学科，逻辑学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本文将从对立统一规律、社会过程分析方法对逻辑悖论、含糊性问题处理的产生、发展等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特殊性与含糊性问题处理
含糊性，又称模糊性，是指一种表达“边界模糊”的词语或命题时所具有的性质。含糊性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几乎每天都运用具有这样性质的词语来进行交流，比如我们用“高矮胖瘦”来描述一个人的外部形象等。尽管模糊性词语通常被语言学者认为是人类语言所不足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认它在我们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成功交流的重要成分之一。
含糊性表达会造成累积悖论。例如我们普遍认为当一个人（假设这个人身高170公分）的体重达到100千克时，这个人是胖的。如果100千克是胖的，那么减少1千克，99千克也应该是胖的，那么98千克也被人们认为是胖的，照此依次类推下去就很容易得出，如果41千克是胖的，那么40千克也是胖的。而在生活中人们不会认为这个人40千克是胖的，这就让我们陷入了悖论中。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哲学家提出了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之一，著名的超赋值理论，但是该理论引入新概念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让人们不得不探求更好的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
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是解决含糊性表达所带来的累积悖论问题的更有效途径之一。矛盾的特殊性原则要求我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可以把一些具有含糊性的词语放置到一定的语境中。如对身高的描述，对于篮球运动员来说175公分是矮的，但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175公分是高的。我们需要将词语的取值范围限制在一定的区间内，在限定的范围内，对词语所表达内容的真假进行判断。
因此，我们在关注词语或命题表达内容的普遍性的同时，还要关注词语或命题表达的个性。根据同一词语的不同的个性来划定范围，确定词语使用的具体语境，创造一个精确化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含糊性表达所导致的累积悖论。并且，根据含糊性问题的最新研究方向，运用基于模态可精确化理论的布尔多值解决含糊性问题的方法也采用了创造精确化空间的方法，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矛盾的特殊性来尝试解决累积悖论是可行的。
（二）社会过程研究方法与逻辑悖论
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过程，那么处在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或者说由人类社会的文明产生的一系列事物，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它们都是正在经历事物本身的创造，发展甚至消失的过程，即从零到一到零的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不是从一到零的返回过程，而是从一到零的发展过程。
人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面对事物，特别是新生事物时，人们并不能从一开始就很好的把握事物的全部，特别是事物的本质。因此，人们需要结合自己的正确实践，不断对同一事物进行反复的逐渐深入的认识，然后再反馈给之后的实践活动如此反复，最终找到真理。
逻辑悖论的出现，源自于两千多年前著名的“说谎者悖论”，而悖论的产生，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们认为悖论，即逻辑矛盾，等同于辩证矛盾。在我国，自从悖论研究开始在哲学、逻辑学圈范围内兴起，大家便开始争论逻辑悖论到底从属于哪个矛盾之中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矛盾是否符合同一律是判断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哪里存在不同的重要指标。但实际上，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之间的相似性仅仅归因于自然语言处理命题的方式，这种方式误导了人们。
人们首先根据之前的自我实践和对语言上的自我理解，先验地将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混为一谈，认为矛盾就是矛盾，不存在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分裂，那么逻辑悖论就是矛盾。后来，经过认识在实践之后的反馈，人们慢慢认识到，逻辑中的逻辑矛盾是非常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矛盾的。现在，人们更偏向于悖论是一种逻辑矛盾，逻辑矛盾是以辩证矛盾为基础的，辩证矛盾比起逻辑矛盾，更多地推進人类社会的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价值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通过对逻辑悖论、含糊性问题处理方法的介绍和分析，具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两种具体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逻辑研究中。而其对逻辑学研究的价值便可以从运用中见微知著的表现出来，其价值主要可以体现在西方逻辑学史的背景研究、逻辑学的内容研究两个方面的价值。
（一）西方逻辑学史背景研究
自从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阐述了一些有关逻辑推理、判断的内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逻辑的研究，都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没有进行大型的创新，从14世纪中期开始，往后的五百多年，对逻辑学的研究都处于“休眠状态”。虽然处在那段时期的莱布尼茨也做出了成就，但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期才有学者从他的手稿中发现了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19世纪中末期，逻辑学逐渐复兴，这是由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所导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达到一种热忱的状态，西方科学在这种状态下逐渐发展成熟，成熟到自然科学家开始反过头来反思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理性基础是否正确。
科学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的观点，使逻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模式，对旧的逻辑学观点进行批判，但不是全然否定，而是一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否定那些错的，并在那些对的观点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更新的观点，从而让逻辑学不断适应客观现实世界。正如人们对亚里士多德三格三段论不断批判反思中，慢慢建立了现有四个格的三段论体系。
（二）逻辑学的内容研究
逻辑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在形式的方面研究思维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找寻一种用符号等形式语言来表达命题，并把从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演变成一种和数学相像的计算，如此一来，就可以消除人们因对语言的理解差异造成的各种偏差和误会。
而即使逻辑学只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也依然会受到研究当时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内容研究。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不能空洞的探索脱离环境的事物，而是要结合所背景描绘真实发展过程，特别是生产力关系和经济基础关系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同时，由于对逻辑学若干问题的处理都不尽相同，比如每个逻辑悖论的处理解决方式都不一樣，所以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对于传统和现代逻辑，要以一种动态的和立体的观念去认识，而不是静止片面，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中。
三、结语
全文通过对逻辑悖论和含糊性问题处理方法的分析，从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过程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同时，通过对西方逻辑的背景和逻辑内容的研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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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立英.含糊性及累积悖论研究[J].哲学动态，2013（10）：109-112.
[4]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381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9
一、客观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体现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这是舞蹈编导需要严格遵循的根本原则。“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条件。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段。
舞蹈编创要把握时代的精神，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舞蹈编创要反映人民的愿望。艺术家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选择重大问题、根本问题，前沿问题。任何脱离了时代、缺乏现实观照、回避现实问题的作品，是难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留下深刻印象、树立良好口碑、确立经典地位的[2]。是时代的声音，赋予了舞蹈作品大格局、高境界、感染力。否则难免沦为舞蹈编创者的自说自话、无病生吟。
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方法，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的编创，一定是编创人员深入实际、精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提炼生活的艰苦过程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赋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则显得苍白、空洞。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的编创，一定是编创人员深入实际、精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提炼生活的艰苦过程的产物[3]。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赋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则显得苍白、空洞。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20世纪末被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该剧女一号首演舞者白淑湘成功地塑造了吴琼花的形象。在回忆海南采风的经历时，白淑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为了体验娘子军的生活，她曾光着脚在沙滩上行走，结果不一会儿，脚底就被烫得不行了。“而当年红色娘子军们大多数都是光着脚打仗的。”白淑湘说，实地体验生活对舞剧的创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一名女战士手持手榴弹的舞蹈，就是根据连长冯增敏的介绍而创作的。而且通过和老战士们的共同生活，让白淑湘对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成功塑造角色打下了基础。人民是舞蹈创作的源头活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舞蹈编导要创作出反映新时代中国人民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面貌、同心勠力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追求，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二、主体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应用
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唯一的。而认识历史却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方法。历史常常是跳跃的、曲折的，逻辑对历史的反映不是机械的、照镜子的，这种反映是按照真实的历史过程经过科学抽象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创作要高于生活。艺术作品不是简单地白描，如何以艺术化的形式将人的现实生活呈现出来，需要舞蹈编导的创造性智慧，需要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也需要艺术的灵感。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反映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4]。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是取材于中国特色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将静态的壁画艺术转变为动态的舞蹈艺术，该剧主题思想鲜明、戏剧情节矛盾尖锐反映中国人民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民族情感，形成特有的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它的音乐优美动听、舞蹈形象鲜明饱满，舞蹈风格独特多样，完美地体现了舞蹈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无疑是当代舞蹈创作的优秀范本。
艺术贵在创新。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唯有坚守理想，勇于创新，才能出精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需要舞蹈编创者沉下心来、凝神定气，全情投入，调动一切灵感、智慧，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艺术的光芒。在舞蹈创作方面，以舞蹈编导技法理论支撑创作舞蹈作品，也存在着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三、系统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反映
（一）整體性原则
社会系统是整体，整体不等于、大于部分之和，社会科学必须重视对社会的整体研究，在整体的视野中考察具体问题、部分、要素、结构、相互联系等，统筹兼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舞蹈编创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创中必须考虑到舞者、灯光、音效、道具等诸要素的配合、衔接。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都可能破坏整个作品的效果。统筹兼顾、协调整合，是舞蹈编创者的能力之一[5]。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员均选自当时的上海舞蹈学校，演员阵容强大，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结合的典范，演员、服装、灯光、音响等选择的角度符合整体性原则。
（二）结构性原则
结构是系统中要素间相互联系、作用的方式。结构决定了社会系统的功能。社会科学研究要重视社会结构，通过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同理，舞蹈作品——芭蕾舞剧《睡美人》的结构根据童话故事结构：序幕：《洗礼》；第一幕《恶咒》；第二幕《幻影》；第三幕《婚礼》。层次分明的将剧情娓娓道来。构思精巧，逻辑缜密，结构严谨合理，不冲突，有呼应，是舞蹈作品质量的保证。（三）层次性原则
系统中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层次关系。每一层次的系统与构成它的子系统都存在系统与部分的关系。不同层次系统活动规律不同；既有共同规律，又有子系统特殊规律。舞蹈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与细节的具体表现之间的张力的表现是民族舞剧《大梦敦煌》可圈可点之处。舞剧编排颇具独到之处，群舞表现鲜明的地域特色，独舞、双人舞形成鲜明的对比，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四）开放性原则
保持系统具有活力，否则系统就会僵化、封闭，导致消亡。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选用国际舞种——芭蕾结合我国地方民族民间舞蹈特色，多样性多元性的传统文化色彩，着眼于京剧、麻将、灯笼等中国元素。舞蹈编导在该作品的表演呈现中留给演员的自由发挥空间、留给观众的自我解读空间……
四、发展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呈现
社会历史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即渐进与飞跃、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正确对待社会发展的基本性质与状态，采取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问题。成功的舞蹈编导在舞蹈创作方面，以舞蹈编导技法理论支撑创作优秀舞蹈作品，也存在着有舞蹈作品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舞剧《一把酸枣》舞蹈编导在编创中的以山西常见的酸枣为故事发展的线索，酸枣不仅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与小伙计相爱的见证与定情之物。人物形象塑造了晋商艰苦创业的艰辛和悲欢的形象，“团扇舞”“伞头舞”“盘鼓舞”“驼队舞”等使舞剧情节气势宏大，展现了民族文化，点点滴滴逐步积累、最终完整呈现；作品思想紧扣反映晋商文及其爱情生活的主题通过细节的铺陈最后达致高潮，具有丰富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舞蹈编创而言，处理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一种艺术，需要智慧。如果过于注重细节、甚至拘泥于细节，容易流于琐碎、平淡，削弱了宏观主旨的感召力，失之于平庸。如果忽视细节，不注重点滴的累积，不仅容易使作品的高潮显得突兀，也会留下硬伤，直接影响作品的可信度、说服力。
五、具体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表现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10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11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江泽民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12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篇13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领域，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通过哲学提供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与解释本身，这是哲学的功能和价值。虽然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学科，但是从它的研究对象与功能上来说，它又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抽象概括，其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到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唯物论到辩证法，从认识论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角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要求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做是“万能的教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其进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宏观的方法、把握大的方向或确立一定的立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时时处处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流于形式，盲目追求形式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其内涵，活学活用，将其作为工具，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与被指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就能把握社会科学发展正确的方向，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如果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验工具和科学依据，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毕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与实践中，具有抽象性，是“弱于具体操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