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2

可以说，面对大数据的时代挑战，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更为明确和强势，目标在于处理纷至沓来的海量信息。仅以欧盟为例，每一分钟都在制造多达1700万亿字节的信息，这些信息如果储存在DVD光盘上，则需要36万张光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对挑战的能力则相对较弱，问题的重点在于缺乏或没有使用当地语言并符合当地需要的内容。生产不出立足当地的高质量的内容，不仅阻碍了“大数据”的增长，而且还会破坏“规模经济”，并进而影响兴起中的信息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说，大数据正在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一系列的挑战。

1.社会运行结构及其治理模式的新挑战。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日益进入公众视野，我们对其的关注也从技术、经济领域，拓展到更多的领域。在政治方面，大数据的发展程度和利用方式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促进网络政治、网络民主的全面升级，并直接导致现实政治的转型;在经济方面，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资源，备受企业界关注，也催生出了新的经济形态;在社会方面，大数据促进了社会结构转型，改变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对于社会阶层和结构的流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化方面，大数据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承载系统，促使文化生产、传播方式的彻底变革，促进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和事业性发展;在军事方面，现代军事发展越来越依赖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大数据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国防能力的关键要素;在科技方面，大数据的发掘和运用成为现代科技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大数据带来的变化日新月异。今天，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不同买家的信息和行为，就可以方便地找到买家，赋予那些准备花钱的人以优先权。这些问题，以后将不再是一个“技术或经济或社会”现象。对行为进行“为什么”的分析和比较，会产生新的社会研究成果，进而对整个社会建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直接的深远影响。

2.“社会治理思维”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数据、局部数据、片面数据。在无法获得“实证数据”的时候甚至纯粹依赖经验、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去探索未知领域的规律。许多研究认为，大数据、云计算对经济和社会运行的传统方法提出了挑战。因为经济学、社会学所运用的许多方法，往往只有在“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当社会结构不稳定，尤其是出现越来越多的流动性和碎片化问题时，传统的测量和控制工具、软件也就失灵了。例如，在消费者、参与者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况下，市场营销、社会抽样方法的误差率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无法保持应有的真实性、可靠性。社会结构模式的流动性、弱结构性、碎片化，使得抽样设计难免产生误差。只有不断扩大样本数量，才可能控制误差。因此，大数据、大样本逐渐成为社会统计、调查方法不断适应时代变革的一项新要求。

显然，这不仅仅是对研究方法、测量方法的挑战，更是对人类思维方式、认识方式、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最终将引发社会实践方式的变革。大数据的来临使得“数据”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更加重大。大数据使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和条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获得和使用更全面、更系统的数据，从而能够深入探索现实世界的规律，获取过去不可能获取的知识，得到过去无法企及的创新和发展机会。

3.“社会治理风险”的新挑战。

“大数据”带来无所不在的社会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哪些方面需要规制，哪些方面不需要规制？不同技术发展水平和不同思想观念的国家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行为。21世纪初，伊朗发生“震网”病毒事件，其基础核设施受到大面积破坏。这说明“关键基础领域”已经成为网络武器的专门攻击目标。斯诺登事件的发生揭示出，美国利用高新技术，大规模地实施网络监控，大量窃取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秘密，以及企业、个人的敏感信息，甚至远程控制其他国家、组织和个人的重要网络信息系统。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环境保护、天气预报，还是社会治安、海外反恐，大数据几乎无所不能。但是，“大数据”之“大”，并非“完全理性”所能预知、判断和决定，其中内涵了各种复杂、偶然现象和风险。大量数据泄漏风险和网络安全事件的处置难度增加，已有的网络应用在各种常见弱点及其防护方面应该积累更为丰富的知识，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适应新技术扩展和应用所产生的新需求。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运行（控制、管理）的复杂性、艰难性，要求我们对社会（包括网络社会）变化发展的风险加强预测和分析，建立监测灵敏的社会反应和治理体系。这对于当前处于全球化、大数据化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和谐社会的建构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重点内容而言，有针对性地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客观现象、崭新特征，构建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风险管控机制，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必要内容。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于网络虚拟社会及其惩戒机制的构建，仅仅是一种事后的管控和处理。“事前”的预判和解析则较为缺乏，而这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大数据时代开创了一个基于“数据计算”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融合的新时代，“大数据”的各种行为评价直接反映并影响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就此而言，基于现实生活的各种观察和判断，从现实生活入手，在整个反应体系下，解析大数据时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问题，是我们更为现实的“风控”思路。当然，这一思路的真正实施，还必须寻求大数据的各种证据进行证明和支持。

4.“社会治理主体”的新挑战。

“大数据”时代使得数据更为自由地流动和共享。这对传统的治理主体产生直接的挑战。社会治理最权威、最主要的主体就是政府。但是，随着信息资源、信息权力的共享化和普遍化，这种“治理主体”的权威性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反映出人们对于“云治理”模式的新诉求。“电子自由主义者”声称，网络以及相关技术将增强个人的力量，从而使得政府无足轻重，数字货币和电子商务将使政府收税和对经济的管制变得越来越困难，无法分割的因特网将使得政府无法防止许多非法的行为，包括逃税、幼儿色情、窃取商业秘密、窃取私人信息（如病历）等。其结果必然促使政府接受挑战转变职能。

纵观当下的“云治理”现实，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在不同地区这一过程的完成又是不一致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经济建设”与“公共服务”职能、角色常常会有矛盾和冲突。其中，社会治理主体也不再完全通过“行政控制”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通过服务的手段来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在治理行为模式上也不再是一个“权力支配”过程，而是努力塑造一种治理主体之间、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普遍合作的行为模式。

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建设成为全国各地政府共识和行动逻辑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直面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变压力为动力，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的力量，创新社会治理。

二、大数据条件下 “云治理”模式的价值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无疑是伴随着“数据”向“大数据”的转化进行的。虽然对大数据时代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概念和技术，而应该引申至文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但是无论如何引申和扩展，其本身所具有的“云技术”特征，依然是最稳固、最鲜明的核心根据。

1.“云治理”概念成立的前提。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非同小可，“大数据”将改变商业运作、政府管理、生活方式和信息的积累，促使整个社会发生伟大的变革。政论家认为，“大数据的民意和政治”将开启网络民主的新时代，执政者应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积极应对“快速自由”的民意，善于应对各种“民意事件”;媒体专家认为，大数据时代使得任何有关“民生问题”的信息传播，都有可能引发公共危机事件;信息技术专家认为，新的“移动革命”将产生“移动形态的大数据”，最终产生“移动性质的信息爆炸”。与传统的固定居所、固定空间的信息传播形式不同，真正的“流动性大浪”将把世界淹没，社交媒体公司的传统模式将出现衰退趋势;哲学家认为，大数据开启了一个新的流动性“时间坐标”，开启了一个“信息时间”无所不在、到处侵扰的新型的现代性存在形态。

表面上，“大数据”仅仅是对社会存在的“数据状态”的一种描述而已，本身谈不上什么更深刻的含义。如果使“大数据”真正得以应用，还必须与“云计算”相联系。传统的数据处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储存、检索、共享、分析等多重功能。倘若不加整理，所谓的大数据的网络空间就会成为“塞满垃圾信息的旷野”。显然，“大数据”的存在依据是技术信息的飞速膨胀。但是，这里的技术信息并非纯粹的技术性范畴，而是已经与全球化的生活、生产紧密地融为一体。从经济到文化、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治理、从政治到国际关系，“大数据”之所以能够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大数据背后所隐含的“云计算”。对海量的、多样化的“大数据”现象进行“云计算”，可以快速获得各自所需的有价值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大数据”是一种“资料前提”，更是一种“资源前提”。显然，“云治理”概念成立的前提，是网络化资源、服务的不断增加。其中，“计算机化”则是促使“云治理”走向社会、走近民间的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应用和操作概念。“计算机化”、“数字化”是网络化的技术前提与基本保证。

“大数据”的真实价值隐藏于各种各样、毫无规则的数据之下，要发掘数据价值、征服“数据海洋”，关键性动力就在于“云”的逻辑计算能力。随着数据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处理数据的技术将跨越式提升，“算法”会更加简明、高效，不仅软硬件升级，人类对数据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数据量扩展并不等于一个公司或机构具备拥有和利用大数据的前景，能够进行数据的深度发掘与关联性建构才能称得上拥有大数据。也就是说，在20世纪末，我们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现象时，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对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化、网络化现象的判断与反思。而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与移动通信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以PB（即1024TB，1TB=1024GB）为单位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各类“数据事实”的新时代。从“数字”到“数据”，再到“大数据”，本身已经不再专属于“技术发展”的范畴，而是能够反映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运行）方式变化的重要线索。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化存在、群体运动和社会运行诸多崭新的特征。

2.“云治理”新模式的价值选择。

“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价值选择的逻辑依据在于：以超越社会传统治理的逻辑形式，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化，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实现更为高效地分享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的社会职能，促进解决社会资源闲置和无效的社会难题。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主控性的社会治理”成为最突出的特点，而大数据促进了公共信息、公共资源乃至私人闲置资源的分享与流动，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纯粹的“公私界限”分立的“治理模式”，尽管在逻辑上成立，但在“云治理”的视野下，将遭遇共治、共享的新价值观念和庞大社会需求的冲击。

三、“云治理”：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应用

讨论“云治理”的初衷在于其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代表着社会治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向。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条件下的“云治理”，本身的意义不在于拥有或显示“一大堆数据”，而是为了让社会运行更为有序，社会服务更为高效。

1.发挥政府在“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尽管政府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是，作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政府应在“云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仅就上海市而言，2010年上海制定了“云海计划”，通过应用示范的推动，把上海建设成亚太云计算中心。上海市“十二五”规划把“智慧城市”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强和推进城市管理、民生改善、经济发展。具体来讲，就是利用信息通用技术来感知、分析和整合，并智能地应用于交通安全、城市服务、民生等现代信息服务领域。“智慧城市”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竞争力的名片，更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名片。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云计算这种IT的形态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可以把资源充分整合，可以为企业、市民、个人提供灵活的应用，也可以节省资源、降低成本、激励创新。

政府应该把大数据条件下的“云治理”看成是社会更有效管理自身的工具，它不仅会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还能使公民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

2.拓展“云治理”的全球视野。

“云治理”的空间范围和逻辑特征，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国界，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全球治理”特征。尤其针对“流动性”、匿名性极强的违法犯罪行为，如跨国经济案件、刑事案件和恐怖主义等，特别需要全球治理的视野和手段。针对个体自由、个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网络解决方案，应该具有全球性，因为信息化的本质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国家、地域界限，不能仅仅用于维护某个国家、某一群体的利益。如，一个人在德国通过加拿大的网络服务商购买了一个美国软件，哪国的法律适用于该交易？如果购买者碰到问题又应该找谁呢？显然，要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注重网络技术的全球公益性和基础性，形成全球通用的网络安全观，构建一个基于全球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的“云治理”网络安全体系。

3.调动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参与“云治理”的积极性。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应该适时转变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城市治理的目标和机制，即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依靠现有经济基础和能力，反哺社会，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顺应全球社会公共管理新趋势，大力鼓励和引导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共同促进“云治理”的社会化发展。也就是说，“云治理”不再是纯粹的“政府治理”，而是要彻底改变政府集社会管理和兴办社会事业于一身的格局，鼓励非政府组织及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强化社会参与自我管理能力，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

例如，在司法治理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司法部门在信息装备上进行了大量投资（计算机系统、网络、无线通讯系统，等等），警察能够追踪和了解可能的犯罪行为。再如，寻找失散儿童的国家中心网站，是帮助寻找失散儿童的重要资源。如果缺乏个人和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云治理”依然不可能走出传统“中心控制”的模式。

4.从“云治理”走向“全面治理”和“微治理”。

政府部门应从经济、社会、政治转型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大数据的资源效能，为广大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尤其要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与平等竞争的条件，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

如在教育资源的拓展方面，大数据条件下的“云治理”不仅将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将对公立学校体系提出挑战。各种数据化的教学材料提供了一些老师在课堂中所不能讲授的东西。这些资源无论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还是在家里都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家里接受教育，这反映了新工具使父母在家教育孩子变得更容易。

这里所说的教育以及公众健康、疾病控制等公共服务，更具有私人定制的特点。这些公共服务是大数据时代“微治理”的重点所在。“微治理”不仅能建立市民利益的表达和反馈渠道，让市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发展权，更重要的是为“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不同”的服务内容。不同的人群面临完全不同的医疗、教育、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要及时、有针对性地为这些“不同人群”排忧解难。这是“云治理”走向“全面治理”、“微治理”的重要内容。显然，这里的“治理”本身就意味着“服务”，而且是“细致入微”的服务。这类性质和内容在缺乏“大数据”应用之前，不可能普遍化，而在大量运用了“大数据”之后，可以实现更精准、更便捷的服务。

5.发挥“云治理”的风险治理功能。

“大数据”条件下的“云治理”可以帮助公众抵抗没有预见到或无法预计的各种风险灾难，增强应急防控的效果。例如，美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网络站点是美国公众预防地震、洪水和飓风的重要信息来源，它为那些房屋或者个人财产遭到自然或人为灾难毁坏的人提供在线支持。站点将美联邦应急管理局的雇员、州和地方紧急事件预防办公室以及公众联系在一起。同样，针对社区工作而言，通过“大数据”条件下的“云治理”，可以及时发现并化解社会矛盾，以保持坚实的社会稳定基础和较强的社会预警及反应能力。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3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面临的新问题,进一步发掘“枫桥经验”在。。镇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实战价值,构建城乡社会环境综合治理新格局,今天综治办召集各位村主干和网格员、综治协管员一起学习“枫桥经验”。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枫桥经验”经毛泽东同志批示后在全国推广，55年来历久弥新、经久不衰，成为我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同志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03年在浙江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对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这些年来，镇各项治理工作，也遵循着相同的准则，全镇上下在基层治理中，努力发挥好“枫桥经验”的作用。总体而言报告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始终把党的领导与“枫桥经验”基本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贯穿于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全过程，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有效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积极创新“党建+”模式，探索基层党建新做法。坚持把党建作为引领发展、推进基层治理的“牛鼻子”，深入实施 “党建+乡村振兴” “党建+阵地建设”，使党的旗帜在每一个阵地高高飘扬，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基层工作中。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必须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个末梢，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即努力学习。我们上了大学不应该懈怠，而是应该更加努力。离开了高中时代的集体学习，大学学习就是每个人针对自己的特性学习。大学生应该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在图书馆学习与社会实践中去，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在最好的年华里做到青春无悔。

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我们在学习之余还要利用自己空余的时间去帮助其他同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建设文明的校园。身为学生干部就要做更多的贡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与老一代革命者相比，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青年，我们在老一辈的荫蔽下才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不断繁荣发展的祖国是我们展现青春，成长发展的最好舞台！然而，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要努力学习，做好学生的本职工作，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在时代潮流中，选择属于自己的位置和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如此才能服务祖国、奉献社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创造出无悔、永恒的青春！

未来还很漫长，青年人要奋斗在路上！

张亮的心得体会

党的之后，对党的十八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又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我们概括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通过观看和学习相关资料，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首先是“八个明确”在指导思想方面层面的表述以及“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在行动纲领层面的表述，这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我们已经逐渐了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场面。中国正在逐渐地站起来，富强起来。我还得知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鲜明主题，历史上的各个阶段和事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在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矛盾时，我们也要坚定我们的信念，用心去找到发展中的矛盾并且尽全力克服，这样才不能让我们多年来的努力白费。同时还阐明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所有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要让民族复兴更得坚持这个目标。同时我国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需要刻苦地学习知识，认真拓展专业技能，要有时代的荣辱感并使其化为自身的动力，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和坚定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指导我们的努力不会偏离方向。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通过锻炼加强身体素质，使自身得到全方面的发展，并成为新时代的优秀大学生。

孙晶妮的心得体会

对于青年一代的殷殷嘱托和深刻关怀让我这名正处于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深受感动、深感振奋。同时，我也充分认识到青年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系党的未来。所以我们应倍加珍惜今天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深切地认识到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会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青年篇章贡献青春力量，不忘初心跟党走，做一名合格的新青年。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从“年轻人不要老熬夜”的贴心关怀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的希望寄语；从“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要扣好”的语重心长到“青年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信心砥砺；从“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的谆谆教诲到“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的梦想号召。对青年的关怀浸润了每一位中国青年的心田，并在每一位中国青年的奋斗征程上深深地留下了烙印。历史的足迹因砥砺奋进而更加坚实，发展的丰碑因团结奋斗而愈加巍峨。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我，深受触动，因为国家的发展与我个人的发展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今天中国制度稳定、经济稳定和优越的国际地位，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舒适的大学学习环境，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定的生活。

如果我们当代青年的综合素质足够强大，国家就会愈来愈富强，那么离中国梦实现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当代青年不仅要作为时代的建设者，还要作历史的推动者。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我要时刻铭记为同学服务的理念，把为同学服务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宗旨，并要发挥自己的带有模范作为，为同学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同时，我们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在专注于学生工作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学习，只有我们拥有足够的理论知识，才能推动国家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担当绝不是空话，每个人的努力恰似一股子涓涓细流，凝聚在一起就会成为汪洋大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面对新时代新使命的千斤重担，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近一步，用新时代的标尺审视自己，在新征程的熔炉中锻炼自己，努力练就跟敏锐的眼光，更广阔的思维，更坚毅的品格，主动适应创新、绿色、开放、协调、共享的时代新要求，提高自己的学习本领，磨练本领，肩负起时代的重担！

周易尘的心得体会

青年者，国家未来之希望。国家者，安民固邦之根本。

欲强国先强民，而真正之强国，行事当有准则，真正之强民，民众当有觉悟。

现在虽不过二十出头，普通学生，不比他人聪慧，不过他人机敏，没有特殊才能，没有家庭背景。这样的学生，是你是我，也是绝大多数的同龄人。

然而，对于新时代的理解，对于未来的看法，却并不是某一些人或者某几个人应该去了解，应该去学习的。我们都知道，所谓的青年对国之重要。但是，知道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真正将这些理解当做一回事，真正将时代与社会与自身结合了起来。相反，以普通人自居，以逃避为方法，以多种理由浑噩度日，行为无度之人，并不少见。

青年如我们，虽然可能无法影响到国家，做出什么惊世之举动，但是青年如我们，也应该要关注国家关注时事，各方学习，增强自身多方面的知识，从而为未来在此刻打下坚实的基础。就我个人对于近期的理解与学习，切实得理解到了现在中国处于世界的地位，现在国家面临的问题，以及在问题中，实际存在于背后的一些东西，以及契机。

我们应当能去了解现在中国的情况，以及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做的对于中国的意义，因为未来是为我们而来的，而中国还在快速发展中，中国面临的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学习与努力都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当前的国情国事，都是我们无法干涉但必须去了解的。毕竟身为中国青年之一员，亦有志向，又如何能袖手旁观，浑噩度日，不知未来呢？

蔡禹治的心得体会

我会努力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时代潮流之中，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以自身行动跟随时代，以实现新时代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新青年，我们要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地跟随党的步伐，紧跟党的思想，不断学习进取、开拓创新，坚持以实践完善自身不足，以实践创造美好未来。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们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祖国，更应该坚定本民族的国家尊严与国人信心，以自身一点点的进取组成国家一步步的飞跃，完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任务，不仅仅是学习思想，更要体会内涵，并付之于社会实践。这样才能真正完成思想对于生活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不同往日，我国社会整体已迈过以前的坎，自温饱到小康，一步步地努力成就了当今时代的辉煌。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阶段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中，民之饱食不再是我们侧重的重点。换言之，我们应跟随时代潮流，重视经济生活质量。在日常消费中重视精神食粮，在学习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体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我们要用自身行动切实投入新时代中国的建设中去，不畏艰难困苦，与时代、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圆家之小梦，国之大梦。

夏诗楠的心得体会

我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由召开并主持，这是一次催人奋进的大会，会上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向党的作报告。我们从报告中看出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了的核心领导地位。

围绕党的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新举措以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内，结合自身所观所想，在此，我谈谈个人对在会上作的报告的学习心得体会。

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共和国迫切需要和积极培养新一代青年的决心。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中国人民的人伟大精神是一代一代中华儿女创造出来的，更需要我们一代代的新青年传承下去。我们身处新时代，建功立业的舞台无比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无比光明，我们应响应祖国的号召，为中华民族而奋斗，为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奋斗。通过的发言，我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影响之深。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我们应该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要将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用经典来涵养正气，指导实践！

马铭遥的心得体会

为响应共青团青年大学习的号召以及谋求自我提升发展，我作为青年学生，在近期重点学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并阅读了一些与专业知识和兴趣有关的书籍，丰富了知识，增长了见识，开拓了眼界，提高了融入时展的主动性。对于《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这本书，我有了一定的了解，党的报告用“八个明确”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该书对这些核心思想都有充分反映。核心思想强调“现代化”，“伟大复兴”，“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风格特点和作为大国领袖的风采。同时这些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

联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体会，讲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并引用历史典故，用深刻而生动的语言向大家讲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贯穿的坚定信仰信念，让我们更能体会这一思想的鲜明理论特色。我会把这些学习到的内容融入到生活的点滴中，并承担起青年对新时展的责任。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5

一、新时代人民政协的职能定位

在党的报告中关于“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1]的论述，是对人民政协职能的新定位，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

（一）新时代人民政协要有新作为。 70年来，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辉煌的历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人民政协朝着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共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这是新时代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人民政协站在新的起点上，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聚正能量，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再建历史功勋。

（二）社会治理是人民政协职能的重要组织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2]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治理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社会治理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来凝聚共识，而人民政协通过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利益表达、决策协商、社会疏导等功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

（三）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应聚集重点工作。基层人民政协担负着人民政协在地方的工作职能，为适应人民政协新职能的定位，基层人民政协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应努力做好“三个聚焦”，即努力聚焦党委的决策部署，力争做到党委、政府的部署有何要求，基层政协工作就作何响应；努力聚焦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力争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基层政协工作就铺到哪里；努力聚焦事关民生改善的重大问题，力争做到群众的愿景集中在哪里，协商工作就深入到哪里。

二、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良好的社会治理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党的报告提出，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社会治理面临的具体问题相对更为复杂，社会矛盾更为多发，社会治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四次变化。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基层人民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任何时候意义更为重大。

（二）我国社会治理重点的转向。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4]，说明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人民政协工作更是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要随着社会治理工作向基层下移认真履行好政协职责。

（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和社会治理方向的转变，体现在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和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其他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社会治理要紧跟时展，要以人民群众需求导向为方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使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治理成果。

三、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的政治论断对于基层人民政协而言，必须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贡献力量，而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基层人民政协参与其中并努力贡献“政协智慧”则是新时代对人民政协职能新定位提出的新要求。

（一）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符合中国国情。指出，“人民政协要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人民政协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其联系面广、包容性强，在社会治理方面可以有效调整社会各方面正确对待新形势下改革发展中的利益格局，可以有效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和参与改革，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

（二）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这一论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指南，关系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总钥匙”[5]，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新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正是顺应了新时展的新要求。

四、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面貌发生着深刻变化，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这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基层人民政协生活在基层群众身边，识民心、知民情，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能够充分顺应基层群众呼声。

（一）基层人民政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体。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叠加凸显，而基层首当其冲，各阶层群众反映意见、表达诉求的愿望强烈，迫切需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而人民政协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运用，可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和自身价值引领、利益整合、各方协调、社会疏导、凝聚共识等功能，在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二）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人民政协本身所具有的组织优势、结构优势、功能优势、智力优势等都决定了基层人民政协有条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协商优势。人民政协位置超脱，能有效拓宽诉求渠道，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有利于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广聚共识，有利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广泛性优势。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联系广泛，囊括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的代表人士，涵盖了社会各个界别。

3.人才优势。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社会精英多、各界名流多，在相关领域如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建言能建到点上，议政能议到关键处。

（三）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来进行。当前，基层政协可以通过“政协会议、民主监督、政协提案、专项提案、委员视察、调研报告”等来进行，可以聚焦扫黑除恶、精准扶贫、民生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人民群众关注关心的重点事项来开展协商和恳谈。基层政协更要立足“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近政协”，推动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充分发挥委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收集员、联系群众服务员、团结联谊联络员”的作用。基层政协要大力推进参与社会治理与互联网融合，做好“互联网+政协+社会治理”文章，运用网络、自媒体、融媒体等，让委员更加便捷地知情明政、履行职能。

五、充分发挥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基层人民政协扎根在基层，委员来源于基层，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基层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协商的特点。一是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人民政协人才荟萃，参与主体来自各党派、各团体，并且联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最大程度以集体智慧来形成科学决策。二是释疑解惑，形成共识。人民政协的职能定位可以更好地了解和阐释各方面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形成共识。三是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人民政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引导所联系的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发展凝智力、添助力、增合力，推动国家长治久安。

（二）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应遵循的原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基层人民政协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大政方针，才能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党中央方针一致、与政府工作一致、与社会脉搏一致，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才能更有成效，基层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凸显。

2.始终不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得到实惠，为了人民实现小康。特别是基层政协，只有时刻注重民生问题、关注群众的企盼，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配合。

3.始终不渝坚持与时俱进。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基层参与社会治理要紧随时代步伐，要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改变策略，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科技的手段多维度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6

一、治理现代化与政府领导力

“治理”理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和相关国际性组织中最早提出并使用。它是在对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公民的关系构建反思中产生的，现已成为公共管理活动领域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我国，“治理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提出的，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大课题。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为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指明了方向：从过于重视强制和命令向更加注重协调和合作转变，由着重政府管理社会向注重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协作治理社会转变。因此，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管理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治理弥补了原有管理内涵的不足，并使政府、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范式得到创新，政府领导力的空间得到提升与拓展。治理现代化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机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深刻影响着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从而为我国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领导力(Leadership)就是指在管辖的范围内，充分地利用人力和客观条件，在以最小的成本办成所需的事，提高整个团体的办事效率。所谓政府领导力，实质上是指政府有效地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与手段作用于领导客体与环境以实现既定目的所具备的能力。它以政府在领导活动中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所依凭的社会基础、所运用的行为方式以及所取得的社会认同为支撑，是政府能力的综合体现。政府领导力具有公共性、权威性、人民性和法理性的特征。政府领导力实质上是政府行政组织的影响力。政府领导行为关键的功能是协同社会各类主体对整个社会的引领功能。推进治理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展与进步的一个重大课题。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府领导力的建设与提升。

二、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政府领导力的体现

1.协同力。协同力是指政府领导的各子系统之间在一定条件下非线性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以达到一种新的有序状态的过程。协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合作、协调、同步、互补。治理现代化时代，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治理社会需要以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不存在特权。政府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因此，政府首先要摒弃“独大”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参与治理主体以平等的身份协同治理社会，注重社会公众的公平参与，汲取公众智力资源，增强政府协同力。

2.决策力。决策力体现为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在多个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的活动能力。提升政府决策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作为治理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政策、制度构建、信息资源和工具，应有效与科学地利用公权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保持平衡。提升政府决策力的关键是要加大政府决策公开透明度，将政府整个决策过程置于阳光下运作。

3.创新力。创新力就是政府领导要打破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因时、因地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是最能提升政府领导成效、推进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政府的创新力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创新力既是政府领导的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价值诉求。政府领导创新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领导创新力来源于创新思维。政府要不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式进行创新，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激活社会各类创新主体，形成全社会创新氛围，增强政府社会治理成效。

4.回应力。政府回应力是政府领导力内涵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是治理现代化对政府公共组织的一项基本要求。以人为本关键需要政府能够对社会公众的诉求作出及时的、有效的回应，以展示政府施政领导的价值思维和方向，也即始终将社会公众利益作为政府公共行政的基点，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的出发点和归宿。提升政府的回应力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的关系，以现代化信息科技为载体和平台，建立以信任和互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三、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提升政府领导力的路径

1.塑造政府领导力的愿景文化。政府公共组织“硬实力”固然重要，但政府公共组织“软实力”更为重要。一个具有愿景文化的政府必定能够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愿景的价值取向。政府要对未来作出愿景规划，引导社会公众实现愿景蓝图目标，并将之作为政府施政的一种经常性行为，以内化为社会公众的责任感、使命感。大力宣传与教育，使全社会达成共识，充分发挥愿景文化的引导和激励功能，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强化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创新。良好的行政伦理与制度建设是治理现代化和政府领导力提升的重要保障。行政伦理与制度建设在政府领导力提升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但两者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正如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政府应该借助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创新，使得政府领导力具有合法的领导权威，建立良好的展现平台，并借助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引导、规范作用，使得政府领导力权威的发挥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加公益与更加可持续。基于伦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是推进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路径。

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和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有利于政府领导力的有效提升。政府职能体现了政府的职责和功能所在。要实现治理现代化，政府要准确定位自身职责，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协作共治社会。政府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聚集能量，发挥自身优势，将该做的事做好、将该管的事管好，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减少社会与市场成本，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当前政府要将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保护作为重要的职能，坚持治理方式创新，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领导力。

4.强化对政府领导力的评估。通过建立一套合理与科学的政府领导力评估体系，以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规范政府行为，能有效提升政府领导力。政府领导力评估体系通常包括理念、主体、方法、工具、制度等方面。政府领导力的评估要坚持价值和真理的原则，采用数据统计、问卷调查、访谈、网络等方法，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内容，以协同力、决策力、创新力、回应力等作为衡量指标，建构合理科学的政府领导力评估制度，鼓励具有独立性、专业化的第三方组织机构来进行评估。此外，强化对政府领导力的评估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领导力评估的反馈机制。

5.提高政府公务员素质。政府公务员是具体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是提高政府领导力的基础和关键。在持续变革时代，政府要创造条件鼓励公务员进行工作轮换、培训与开发，提高公务员的社会管理与应急管理能力。治理现代化中治理的工具之一即是新媒体工具。公务员需要深知新媒体的特征，提高运用能力；能够有效运用新媒体提升政府政务的透明度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接受公众的监督，获取公众的支持，以建立清正廉洁高效政府。提高公务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和职业奉献精神；加强对公务员的“进口”、“管理”、“出口”环节的规范，严格准入，考核、任职、晋升、薪酬、监督等环节内容。政府公务员要努力学习相关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强能力，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视野，注重理论与实践能力有机结合。建立健全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公平的晋升机制、合理的报酬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能上能下”的流动机制等，以提升政府公务员素质。

6.加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治理现代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政府要提升领导力，就必须学会分权，善于授权；坚持以公民、社会为本位的观点，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制定和规范社会“游戏规则”，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其重要职责，将培育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政府领导形式将愈来愈呈现出间接性、隐性化的特点。政府要进一步拓宽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府社会治理渠道，健全完善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参考文献

[1]麻宝斌.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苏晓哲，1984—，男，河南新乡人，硕士，新乡学院社科部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上班族的三大苦恼

台湾嘉义长庚医院主治医师张译仁表示，短暂的午休可补偿体力和脑力，但趴着午休却容易因睡姿不当，造成身体负担。建议这样午睡：1. 抱枕垫高，避免压迫双手。2. 趴着睡影响消化，建议午餐不要吃得太饱。

苦恼2：加班后想吃夜宵，又怕变胖。

张译仁认为，在外吃夜宵，普遍热量、糖分、脂肪含量较高，对于人体负担较大。建议这样吃夜宵：1.热量宜控制在150 千卡以下。2.吃完夜宵到睡觉，应间隔2～3 小时。3.习惯吃夜宵的人，晚餐分量要少一点，多吃果蔬。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7

随着人类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社会治理也必然要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以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也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理中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网络以及公民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国“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必然要与新媒体的发展运用相契合。如何在新媒体的发展语境中促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新媒体及其时代认知

媒体随着人类社会交往形式的多样化而不断更新，“新媒体”在人类传播史上是一个相对性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很难形成明确的定义，只能在当前语境中对新媒体进行界定。结合我们当下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认为数字化和互动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媒体的本质特征。“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如下特征：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化、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但是新媒体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1]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1.传播途径的多样性。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信息需求量的增加，各种各样的媒体不断涌现。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递平台，不仅依托于电视、广播等媒体形式，更要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印刷媒体为重要内容。例如，以手机为载体的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彰显。现在很多人称手机为第五媒体，特别是进入4G时代以来，人们可以更快捷、方便地掌握各地信息，加之于手机短信、手机报纸、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传播等新形式的出现，使人们接收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

2.信息的双向互动性。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性是新媒体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在传统媒体环境中，人们只能单向接收信息，而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尤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传播媒介，更加淡化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两者之间的角色可以相互转化，受传者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而且可能及时对信息作出反馈，进而影响到信息的最初发出者，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影响、即时沟通、角色互换已经成为现代信息传播的“新常态”。

3.受众群体的广泛性。在我国“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的发展蒸蒸日上，在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等方面优越于传统媒体。一方面，新媒体以海量信息和“零时差”的优势，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求，各领域的人们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这种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受众群体多样化。另一方面，受众群体的层次性决定了受众范围的广泛性。由于人们年龄、经验、地域等的差异，受众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人对信息的需求千差万别，而新媒体信息的海量化契合了受众群体的层次性，受众群体的层次性为新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者相辅相成，促进受众范围的大大扩展。

综合上述关于新媒体含义及特征的论述，为了可以更好地理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概念，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一，从时展来看，我们所理解的新媒体的“新”是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紧密契合的。从早期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产生，再到后来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的出现、现代新闻报业的崛起，直到晚近时期广播电视、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媒体概念的理解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因此，新媒体只是一个时间性、历史性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媒体新形态。当前，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微信、微博等新的媒体形态应运而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当然，我们也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交往形式的不断发展，在未来还会产生属于未来世代的“新媒体”。

第二，从技术条件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的“新”具有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鲜明特征。属于我们的新媒体离不开我们当下的网络信息技术，并以其为最重要的技术支撑和交往载体。“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等”[2]这种观点是在信息技术以及传播学的基础上所做的定论，表明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撑。

第三，从精神主旨来看，我们理解新媒体的“新”需要有一种内在批判性的价值诉求内涵其中。批判是以质疑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独特认知，并与生活中的他者形成协同互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必然要替代和超越原有纸质媒体所具有的简单、单向等线性特征，而呈现出信息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所具有的相互质疑、批判的网络化新样态。这其中内涵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合作生活共同体的出现，构成这种共同体的个体将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我鉴别意识的批判性个体，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媒体所开辟的交往场域中进行着和自我诉说和相互建构，最终将凝聚和形成属于我们这个的共识。

在呈现了新媒体及其时代特征以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新媒体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作为现代人类社会交往关系最重要调整的社会治理也不例外。“中国网民数量目前已超过6亿，已形成规模巨大、构成复杂、形态多元的网络社会。网民规模增大，活跃度提高，由此产生的网络文化传播促成了网民由自在群体向自为群体转变。这对于传统公共治理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3]

二、新媒体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冲击

新媒体最大化地呈现了信息社会的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它在时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促进了我们便捷地了解我们想理解的一切，使传统社会生活的边界彻底的模糊化。铺天盖地的信息浪潮在引导也在冲击着我们的生活，作为我们社会生活重要调整和规范的现代社会治理在获得了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在时刻面对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1.社会负面效应扩大化，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新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公开发表各种言论。“现实社会表达空间的受限，促使人们将表达舞台转移到互联网空间。一旦进入虚拟空间，表达的强度、广度以及情绪性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掀起网络舆论风暴，形成网络，甚至与网下的社会运动结合，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压力。”[4]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使得传统的管理、控制与监管力不从心。公民个人可以以匿名身份随心所欲的评论公共事务，给蓄意危害社会秩序的人以可乘之机，借助新媒体的广阔平台肆意传播不实信息，而政治立场不坚定，识别力不强的公众容易被煽动，“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却走遍天下”的现象将层出不穷。媒体大量传播的信息尤其是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政府不作为的信息，还会具有轰动效应，极易滋生。一旦公民缺乏社会责任感，把歪曲事实引起关注作为提高知名度的手段，恶意制造谣言，新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迅速且具有增殖力，一经传播便呈倍加之势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当前公众的政治素养还远没有达到有序公民参与的高度，在虚假信息的蒙蔽中失去理性，这种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情绪化政治参与，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与稳定。再加之媒体的管理不规范以及控制力度不够，使得人们散播信息更加无拘无束，把负面信息的范围扩大化，效应恶劣化。

2.网络信息异化的日趋严重，影响现代公民的自觉理性判断。异化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原罪说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后由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加以引申发展。[5]20世纪“异化”一词得到广泛传播。我们讲人的信息异化是指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发生颠倒，人本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信息则是被人利用和共享的资源，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是不能失去人的情感与理性的。然而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新媒体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本身盲目依赖、崇拜，使人成为海量信息的寄生虫、附属品，改变了以往人利用的本质关系。信息膨胀与信息爆炸是信息异化的两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极易产生信息垃圾，致使无用的乃至虚假的信息广泛传播。面对这种信息过剩的局面，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够，使人的生活空间限于混沌状态，甚至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信息泛滥时代，人们每天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信息传播快以及更新周期短，人们往往来不及把握信息本身传递的内容，就会被新的信息覆盖。这种快节奏的信息更新导致人们很难找到生活的重点，致使对事物本身的认识泛化。正是由于信息异化乃至诱发的“信息疲劳症”，造成人们的问题意识弱化。

3.信息（参与）鸿沟的不断加剧，影响社会治理的平等化追求。信息（参与）鸿沟是原有的信息占有不平等在信息时代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信息社会进行地方治理要注重信息的平等性，然而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鸿沟加剧了传统治理中的信息不平等。新媒体传播信息主要以互联网为依托，那些网络富有地区明显掌握更多信息资源。虽然政府也在信息技术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但是信息鸿沟作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发展差距的顽疾很难根除。“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关于数字鸿沟的讨论都在强调获得渠道问题，主要是从技术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单是媒介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活动家们在寻求各种办法拓宽获得数字媒体的渠道的同时，他们也创造出了一大堆各式各样混杂在一起的参与机会。有些人已经可以在家使用这些资源，有些人则在学校和公众图书馆得到有限的、经过过滤和调整的资源使用机会。”[6]新媒体的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普遍社会关注的社会治理问题。针对我国当前情况来看，信息鸿沟在教育差距、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等方面都有体现。如受教育程度高者对新媒体技术运用娴熟，为掌握地方治理信息参与地方治理过程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由于基础设置建设的差距，农村网民显然要低于城市网民的数量，在占有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借助新媒体又可以掌握更多信息资源。而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很难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声音，这种信息的不平等性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程度。

三、新媒体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带来的契机

毋庸置疑，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信息浪潮给我们现在的社会带来的巨大的挑战，但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我们更加全面而辩证来看待新媒体及其冲击，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带给我们的发展契机。“从根本上来看，互联网络蕴含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在解决了人类信息之高速传递和即时瞬时传播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人类社会生活铺设了一个构建于电子网络世界的跨域平台，人们不仅可以自由进出，而且还能够即时互动和实时在场，由此而实现了人类行为活动空间的网络拓展、地理跨越和共时呈现。……最为突出的，是在行为主体层面，人们已经开始逐渐享有和践行自主、平等、多元、包容、互动、共享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同时还会进一步贯穿和融会在人们网络社会生活以及网下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侧面。”[7]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契机理解为新媒体及其发展的正向效应，理解了这种正向效应，才能更好的利用和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为促进我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服务。

1.新媒体为培育具有现代话语民主的形成提供了极大的可能。话语民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根基，也是现代民主得以真正实现的重要形式，突出了广大社会公众围绕社会治理的公共议题而展开的广泛对话、相互辩论和积极商讨，需要有一种适应时代特点的新型公共领域作为依托。新媒体以网络的形式极大促进了现代公共话语的多元化和丰富化，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公共领域，“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信息通讯技术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及其广泛使用，为人类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式；同时，人类的交往方式部分转向广阔的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为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新的环境，使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成为可能，从而也为话语民主的实现创造了新的平台。”[8]新媒体所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围绕公共话语而展开，将批判性的现代民主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充分展现了现代话语民主在社会治理各个领域中的积极作用。

2.新媒体为促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公共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公共组织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单位，具有自治型和扁平化的基本特点，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功用体现在对人的力量的整合上。然而，我们知道，一切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它的力量就是它本身，它除了它自身以外，是不可能借用、占有和整合出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力量来的。而人则不同，人往往能把个体的力量整合成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整体力量，并能把这种力量集中起来去由某个个体加以承载。”[9]现代社会组织就是这种人的个体力量凝聚的结果。新媒体的发展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公共旨趣充分表达出来，更多的原子化个体得以围绕一种公共纽带形成了社会整合性力量，并以现代社会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看到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公共组织形成，它们在不断表达着自己的公共诉求，也在不断维护这自己的公共利益，更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放大着属于我们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关注，并由此实现着对于社会治理现代的组织支持。

3.新媒体为规治现代政府的科学规范合理运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作为现代公共权力之集中体现的政府行政行为必须要得到规治才能实现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价值目标。传统的政府监督和规治力量包括公民个体、国家公共机关组织以及报纸等传统媒体，随着现代新媒体的发展，对政府及其行政行为的民主监督与民主规制也有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可以说，新媒体是规治现代政府行为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新媒体的民主潜力已经被许多人所赞扬；它将授予公民、消费者以及其他环境的使用者权力，并且它们许诺是一个充满活力、更加直接、每一个人都能够容易参与的民主类型。”[10]可以肯定地说，新媒体所具有的民主潜力已经成为促进现代政府科学规范合理运行的重要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充分利用新媒体及其蕴涵的民主监督和民主规治力量，已经成为促进现代政府建设与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新媒体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伟大而复杂的宏观社会课题。“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的时代还有许多具体的新特征，其中，‘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一提的新的社会特征。这些新的社会特征既存在于我们赖以生活的环境中，也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中，而且，也要求我们确立起与这些特征相适应的观念，甚至建构起相应的文化，特别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新的社会特征。”[11]面对新媒体对社会治理的巨大冲击，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优势，对新媒体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进行及时规制，从而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1.以新媒体酝酿社会民主意识，推进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发展。在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竞相发展的今天，政治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民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驱动力。然而社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不是一个顺利实施的简单活动，在不同的层面上，它要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向其他公民转移权力，这种情况会被认为是对政府统治的威胁，真正的公民参与应该体现的是一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推动政府与公民开展合作。一个现代化的治理形态必将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固化的。将社会治理单纯地寄托在政府身上是很不明智的甚至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于地方而言“失衡的治理结构必然造成政府权力向各个领域无界限的延伸，干扰市场和社会发育，破坏利益均衡，造成腐败愈演愈烈，决策专横随意和中央要求有令不行等各种治理难题。”[12]因而，打破传统的政府管控模式的束缚，用多元主体下的社会治理多元模式取而代之是必要的也是理性的。新媒体给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发展带来契机，充分利用新媒体带来的广开言路的渠道，做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推动政府垂直管理向共同治理转变，要控制政府独大的权力，让权于民，将我国的简政放权落到实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罗伯特・哈登特指出，在一个民主政体中，需要做的正确事情恰恰是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参与有助于强化政府责任，改进公共政策质量，提升政策执行成效，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度，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13]可见，对现代社会的民主治理，不仅可以提升公民个人的政治素养，还可以为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及“多掌舵少划桨”政府奠定基础。普遍而成熟的社会民主意识，是现代社会治理多元化发展的思想先导。

2.以新媒体激励公民知情权诉求，推进社会治理的透明化发展。现代社会智力要求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共问题、公共事务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引起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关注。公民知情权是现代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透明化发展的重要根据。2004年，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政府信息公开”也称公众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赋予公民掌握、共享政府信息的权利，是政府透明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形势下，公众有权获知政府如何运作，如何行使权力。“他们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共福利为限。”[14]因此，公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程度是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公民知情权的表达诉求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对于规范和治理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这种便捷途径，充分激发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并自觉将这种热情和积极性运用到理性参与现代社会治理之中。因此，新媒体所激励和培育的现代公民知情权，将规范和引导现代政府在法治化的轨道内运行，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透明化发展。健全的公民知情权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现代社会治理透明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3.以新媒体促进法律体系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发展。“法治中国”的提出就是要强调，政府各项工作的运行都要坚持以法律为基本依据，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在治理过程中，法治政府才更有公信力与说服力，为开展政府工作树立权威。“构建法治政府就是要让法治精神贯穿于政府运作机制之中，严格约束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膨胀，积极吸纳广泛社会力量来强化监督问责机制，实现依法行政（可能造成简单化、形式化、抽象化的行政行为）向法治行政（有助于促成全面化、实质化、具体化的行政实践）的提升。”[15]结合目前发展实际，我们要依法优化新媒体环境。新媒体的互动性允许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发表信息、传播信息。由于新媒体管理的局限性，很多受众肆意传播负面信息，使得整个新媒体环境乌烟瘴气。优化新媒体环境，首先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建设与管理，使之成为弘扬主旋律的坚强阵地。法律要发挥强制性作用，加强引导，以形成积极的媒体环境。其次要引导公众对舆论的评析与监督，引导新媒体加强自律，努力避免舆论导向偏离社会要求和公共利益，使新媒体能够为地方治理服务。推进新媒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使各种媒体都依法运行，成为传统治理方式的有效补充。第三要提高公民权利意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针对公共权力运作，应构建以人大监督体系为中枢的权力监督体系，形成自上而下的人大法律监督，自下而上的社会以及公民监督，集广大群众的参与性、政府的人民性于一体，形成良性互动的监督体系。政府行政的规范化运行，是现代社会治理法治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4.以新媒体培育现代社会网络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的协同化发展。当前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一个离不开网络的社会，将网络与地方治理相结合，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网路参与是推动地方治理创新的有效因素，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对于公民而言，网络参与增加了公众参与的渠道，提升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影响力。首先，协调网络舆论与敏感群体的关系。互联网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在网络这个鱼龙混杂的虚拟世界里，各种舆论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如果一些不良舆论不加以正确引导，很可能被敏感群体利用，造成社会动乱。所谓敏感群体，是指网络生活中容易激发社会情绪，激化社会矛盾并形成网络的某类群体或由个人所代表的群体符号。[16]他们极易被煽动，扰乱整个网络环境的秩序。网民要提高法律意识，较高的法律意识能够有效辨别新媒体所传播的各类信息，不盲从，不起哄。协调网络舆论与敏感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地方治理的有序运行意义重大。两者良好而和谐的关系，为网络参与社会治理开辟道路。其次，网络要为群众参与治理广开言路。可通过构建“电子人大”，通过“人大网”、建立微信公众号、参与微博互动、网上评议等建设群众参政议政的信息高速公路，直接反映人民群众最切实的根本问题，推进塑造公正、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网络体系的形成蕴涵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这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协同化发展的重要根基。

新媒体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也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观念领域的全面革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仅要从社会结构形式上进行调整，更要在广大社会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思想启蒙和公共教育，新媒体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普遍社会效应为我们当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而残酷的生活境域。新媒体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冲击中积极理性应对，才能真正确保我们的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

[2]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14―15.

[3]陈华.文化自觉之路――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

[4]张涛甫.新媒体语境下大众政治勃兴与协商民主建设[J].南京社会科学，2014，（7）.

[5]苏宏元.网络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3.

[6]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72-373.

[7]李一.网络社会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5.

[8]熊光清.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影响：话语民主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3）.

[9]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9.

[10]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M].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99-100.

[11]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5.

[12]陈朋.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4）.

[13]杨宏山.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J].新视野，2015，（3）.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8

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的困境和挑战。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全球化并没有像西方承诺的那样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贫富两极世界。同时，作为全球化发起者的西方世界，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和民主危机，不仅宣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罪行，而且具象地展示出资本主义整体性衰落的特征。当历史终结论还言犹在耳，福山又发出了美国政治衰败的无奈感叹。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微小的、短暂的起伏。从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到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短短20多年间，世界历史进程已经处于一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分水岭上，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在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就在于直面这个重大的转折时刻，揭示时代特征发生的重大深刻变化，阐明解决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中国软实力的相对薄弱，是增强理论自信需要面对的第二个突出问题

一个经验性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的奇迹获得全世界的广泛认同，但中国软实力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之间还存在鲜明的“落差”。如果联系苏联解体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的背景，平心而论，这个“落差”的形成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并由此决定了，中国软实力与中国硬实力之间的协调是一项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工程。理论是文化的核心，是软实力的基础和根本。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当然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但是应着重指出的是，将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全面而深刻地提升为中国理论，阐明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优势，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指导和帮助。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总结中国经验和全面阐释中国问题，在此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新文明类型的方向，才能在国际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等方面有效地改变硬实力与软实力不相协调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在个别领域被边缘化，是增强理论自信需要面对的第三个突出问题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坦率地说，这种反差折射出，中国道路取得巨大成功，但在思想领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肯定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之相对，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的社会思潮不仅反映在思想理论领域，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实践中也有一定的表现。理论自信不能沦为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之间的P系。两者关系阐释得不彻底，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遭受挑战的重要原因。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理论创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理论的彻底性，拒斥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才能拥有理直气壮地宣扬理论自信的底气。

许耀桐：理论自信必须具备“三力”

包含理论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是提出来的。他指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他还说，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我们要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增强自信，在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继续开拓，按照党的十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由此可见，自信尤其是理论自信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怎样才能做到理论自信呢？我认为必须具备“三力”。一是“定力”，定力就是理论的坚定性，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绝不为任何的诱惑所动摇；二是“功力”，功力就是理论的坚实性，要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学习，系统掌握，夯实牢固的理论基础，而决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一知半解上；三是“引力”，引力就是理论的指导性、引导性，要自觉地坚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南，不搞经验主义，不搞以干代学。只要具备了这样的“三力”，就会对中国理论有更好的认识和坚持，就能更好地确立起理论自信来。

陈志刚：要坚持党建理论的创新性亮色、人民性本色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针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任务，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在理论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党建理论的鲜明特征和优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底色，也是确保党的先进性的理论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坚定不移地以最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区别于西方政党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不为外物所惑的思想前提。在革命战争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把农民打造成了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了“三座大山”，避免了封建王朝中农民起义的弊病，建立了光明的新中国。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而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的严峻考验，避免了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悲惨命运。不仅如此，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我们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其相反，西方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广泛奉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即使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仍不免左支右绌，在经历短暂的繁华后最终难以摆脱经济危机的魔咒。甚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至今都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正如所总结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着眼于不断发展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创新性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亮色。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成就了一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创造出一个个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就在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自觉，不断根据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情况，推进党的理论的系统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重大飞跃，形成了两个重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新挑战，围绕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开拓了党的建设新局面。在党的建设的内容上，我们党不断丰富和拓展，从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拓展到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的主题和主线上，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了“保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了“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而党的十报告又进一步丰富拓展，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党的建设方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要管党”，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再到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其认识水平不断深化。在党的建设的整体规律上，从提出的思想建党，到邓小平提出的制度治党，再到十以后提出的“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不断创新，确保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建理论的价值追求，以坚持批判继承作为党建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本色。是否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非马克思主x政党的试金石。九十多年来，我们党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把人民解放、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价值追求。据此，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强调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观。与西方政党理论坚持抽象人性论，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党”，模糊、淡化阶级性，维护所谓的“普适价值”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阶级性，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强调自己除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人民取向，使得党的理论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拥护，确保了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推进理论创新，除了必须总结当代生动发展的实践创新成果外，还必须从历史传统和人类文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的政党，九十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方针，既深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理政的优秀思想，又敢于借鉴西方政党的一些合理观点，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如中国共产党积极吸收历史上的御史监察理念和制度，推动了党的巡视监察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还借鉴西方政党的权力监督思想，提出了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权力监督新观念。坚持党建理论的批判继承，为我们党观察国内国际问题提供了开阔、开放、辩证的视野。

只有坚持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人民性、批判性，我们党才能坚定理论自信，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才能更好地建设一个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肖金明：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有助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思想基础支撑和实践理论指南。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尤其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重大课题，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定位、内涵外延、理论内核、实践逻辑、现实路径等展开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成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条根本主线。这一战略定位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超越，是涵括四个现代化的“全面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侧面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府组织治理、市场组织治理、社会组织治理三个基本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关联，反映了治理与制度关系的内在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文化制度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生态文明制度现代化、党的建设制度现代化、法律制度现代化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组织）现代化等重大主题，体现了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逻辑。通常来说，政党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党的治理现代化为前提。党的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现代化，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执政制度以及党内治理制度法规化、法治化，是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需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有关治理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法与国家学说的创新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全球治理理论的推介，现代管理制度和治理结构基础理论研究，大国治理与地方治理规律研究，基层民主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生态治理、网络治理等新兴领域治理应用理论研究，等等。这对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视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成为进一步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内容、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的重要支撑。

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别。相比较而言，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较多，对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的研究相对偏少，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再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完整概念内含着党的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大主题。相比较来说，党的治理尤其是党内治理现代化研究和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研究较弱，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内容存在平衡性不足。

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必须依循十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关联。第一个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期目标的实现，将为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期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制胜法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逐步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必须坚持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出发点，着眼于突破以下重点难点。

一是要创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在党政关系理论上取得突破。科学阐释领导与执政关系的逻辑，推进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与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有机结合，形成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和国家民主、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和社会法治的民主法治新常态，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和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二是要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在政权理论体系上取得突破。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突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载体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心枢纽，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主要通道和支撑。

三是要创新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理论，在协商政治和党派政治理论上取得突破。推进政党政治理论创新，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汇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资源，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促进协商政治与监督政治相统一，促进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与科学民主依法参政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建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举世瞩目，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教育、医疗、购房、就业、养老、食品安全等领域的社会问题引人关注，道德迷失、文化失范、价值虚无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令人深思，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了各种社会风险因素。劳资矛盾、贫富差距以及因人口流动和征地拆迁带来的矛盾凸显，各种“群体性事件”冲击人们的视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对民主法治、公共服务和文明风尚有更高的需求，这就要求社会治理理念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时代性，要求社会治理实践体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社会和谐创设基本的条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探索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对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和优势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应洋溢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反映了超越西方治理理论的观念独创性，体现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这项改善公共权力运行模式的探索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利民惠民的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建立多方联动的利益协调机制。达此宏愿，需要在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缓解社会矛盾、消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着力探索。

首先，实现社会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形成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多角度探索。社会治理是一项统筹协调的系统工程，促进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既要注重依法治理，以法律保障社会治理规范有效；又要注重源头治理，将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防。既要体现政府主导，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又要实现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既要顺应信息化和网络化趋势，建立社会治理的信息系统；又要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为此，应以系统的观点和整体的观点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既要激活“齐心协力办大事”的传统优势，也要汲取国际社会的先进治理经验；既要把握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也要在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综合治理；既要让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也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现社会善治的常态化。

其次，社会治理是理念见之于实践的过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大量有效的调查研究，增强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在深入调查中充分认识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走向，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情，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治理经验和治理文化，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协同与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激活社会治理的活力，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多种能力。例如，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能力和政府简政放权之后的监管能力，整合多种社会资源的能力和获得公众有效回应的能力，拓宽公共参与途径并提升社会组织有序表达功能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应着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响应相结合，使长期性目标和阶段性政策相结合，使社会治理的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相结合，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相结合。

再次，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构建矛盾化解平台，培育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我们知道，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在发展中产生的矛盾一定比以往更多，发展中的问题终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社会矛盾通常表现为人们的利益矛盾，利益差别过大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物质利益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状况。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社会矛盾归根结底与人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利益关系格局，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差距、利益关切和利益冲突，由此形成协调利益关系的策略，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使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最终达到使社会更和谐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国家治理、怎样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怎样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5]深入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用辩证的、发展的、矛盾的、系统的观点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为此，必须在社会实?`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具体有效地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化解因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正当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探索制定符合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广泛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积极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有效机制，通过恰当的社会治理方式呈现理想的社会治理愿景，进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二、分析矛盾的辩证法与社会治理之道

社会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些矛盾通常体现在不同利益所有者之间和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的持有者之间，这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持久有效的思路。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不是孤立的，因而要以总体性的全局观念对各种社会矛盾作有联系的综合分析，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结成的“关系”中考察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整体研究的系统观念和历史辩证法全面研究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分析不仅要一分为二，还要有整体的和发展的观念，对整体分析矛盾的辩证法的掌握程度反映了人们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理想的成就。“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6]正是因为激发了社会各方面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人的创造意识，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质，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也推动了改革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呼唤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由平面转为立体，以动态化的系统思维更新传统管理模式。现代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行业协会、NGO、基层自治组织等方面，治理对象反映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生态治理、网络治理等维度。因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倡导社会整合共治，强调善治与法治并举，社会各界协调互动、广泛参与，增强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活力。为此应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实现公平、公开、公正、协商、诚信的规范治理，塑造民主、法治、科学、文化的现代治理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各领域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打破传统管理的界限与壁垒，更好地处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

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念解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节奏和步伐，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形成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为此，应健全包括人民调解、社团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横向调解系统，建立国家、省、市、区县、乡镇、社区相互衔接的纵向调解格局。同时，推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创业就业、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有效抵制商业欺诈、妥善处理公共事件、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等突如其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这一愿望，需要统筹兼顾，改变不适应时展要求的管理观念，构建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培育社会组织和慈善团体并发挥其正能量，加强宏观调控的能力，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呈现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发展愿景。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信念体系，这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的根本。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需要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使人们更好地以商谈、选举、传播等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民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以最大的诚意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增进公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进而合理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并从中培育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信念，制定和践行合宜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将其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自如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整合，构建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平台，进一步凝聚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此举旨在从矛盾中求和谐，使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得到历史的、具体的解决，由此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切实解决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使人们共享改革创新的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综合审视社会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辩证看待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为此必须秉持辩证的矛盾分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7]。对任何具体的社会矛盾而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内在统一的，以整体性思维综合分析社会矛盾所得出的结论既要透彻指明具体矛盾的个别特征，又要兼顾各种矛盾变化发展的一般状态。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应充分考虑影响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分析各种因素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找准其中的关键环节，无此不足以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转换社会治理思维。

概言之，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深入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实现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在汇聚民智的过程中尽可能满足民意，整合社会治理的资源和力量，以辩证系统的思维把握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为此应深刻认识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关注社会发展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把握社会发展的现时态及其未来趋势，审慎做出着眼于长远的理性选择。促?M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治理的先进经验，又要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在取长补短中综合创新，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体系，切实增强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具体的、有条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更新社会治理思路与方法，更好地完成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规划和价值目的。

三、以现代治理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中国经验日益丰富，从中凝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形成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8]这时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基于实际的国情，“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9]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初见成效，开始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而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唯意志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盛行，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不仅没能很好地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因而必须回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中作调查研究，归纳以实践为唯一检验标准的发展观，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推动社会改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这个论断表明，实事求是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实际解决具体的社会矛盾，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自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显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社会矛盾也变得错综复杂，它不是更隐晦而是更凸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等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道德、文化、思想观念等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0] 2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不断要求人们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十八?萌?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中国社会开始深思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治理问题。实现这一令人瞩目的改革目标，要建立有效疏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更加公平正义地分配改革的成就，更好地实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认真审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深刻的利益成因。利益差别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研究社会矛盾，就要分析利益差别，遵循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要素，减少社会发展的代价。此举并非要消除所有社会矛盾，实际上处于运动变化中的社会各要素时刻都在变化发展着。“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当平衡“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11]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尽管我们力图理性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但我们的理性思考始终伴随着问题和矛盾此起彼伏，此乃社会发展的常态。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0

二、法治思想是同志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理念、观点、论断的集大成者，是对中国特色法治建设规律的理性认识和准确把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1

“治理”理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和相关国际性组织中最早提出并使用。它是在对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公民的关系构建反思中产生的，现已成为公共管理活动领域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我国，“治理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提出的，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大课题。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为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指明了方向：从过于重视强制和命令向更加注重协调和合作转变，由着重政府管理社会向注重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协作治理社会转变。因此，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管理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治理弥补了原有管理内涵的不足，并使政府、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范式得到创新，政府领导力的空间得到提升与拓展。治理现代化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机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深刻影响着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从而为我国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领导力（Leadership）就是指在管辖的范围内，充分地利用人力和客观条件，在以最小的成本办成所需的事，提高整个团体的办事效率。所谓政府领导力，实质上是指政府有效地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与手段作用于领导客体与环境以实现既定目的所具备的能力。它以政府在领导活动中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所依凭的社会基础、所运用的行为方式以及所取得的社会认同为支撑，是政府能力的综合体现。政府领导力具有公共性、权威性、人民性和法理性的特征。政府领导力实质上是政府行政组织的影响力。政府领导行为关键的功能是协同社会各类主体对整个社会的引领功能。推进治理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展与进步的一个重大课题。

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府领导力的建设与提升。

二、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政府领导力的体现

1.协同力。协同力是指政府领导的各子系统之间在一定条件下非线性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以达到一种新的有序状态的过程。协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合作、协调、同步、互补。治理现代化时代，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治理社会需要以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不存在特权。政府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因此，政府首先要摒弃“独大”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参与治理主体以平等的身份协同治理社会，注重社会公众的公平参与，汲取公众智力资源，增强政府协同力。

2.决策力。决策力体现为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在多个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的活动能力。提升政府决策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作为治理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政策、制度构建、信息资源和工具，应有效与科学地利用公权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保持平衡。提升政府决策力的关键是要加大政府决策公开透明度，将政府整个决策过程置于阳光下运作。

3.创新力。创新力就是政府领导要打破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因时、因地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是最能提升政府领导成效、推进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政府的创新力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创新力既是政府领导的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价值诉求。政府领导创新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领导创新力来源于创新思维。政府要不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式进行创新，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激活社会各类创新主体，形成全社会创新氛围，增强政府社会治理成效。

4.回应力。政府回应力是政府领导力内涵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是治理现代化对政府公共组织的一项基本要求。以人为本关键需要政府能够对社会公众的诉求作出及时的、有效的回应，以展示政府施政领导的价值思维和方向，也即始终将社会公众利益作为政府公共行政的基点，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的出发点和归宿。提升政府的回应力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的关系，以现代化信息科技为载体和平台，建立以信任和互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三、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提升政府领导力的路径

1.塑造政府领导力的愿景文化。政府公共组织“硬实力”固然重要，但政府公共组织“软实力”更为重要。一个具有愿景文化的政府必定能够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愿景的价值取向。政府要对未来作出愿景规划，引导社会公众实现愿景蓝图目标，并将之作为政府施政的一种经常，以内化为社会公众的责任感、使命感。大力宣传与教育，使全社会达成共识，充分发挥愿景文化的引导和激励功能，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强化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创新。良好的行政伦理与制度建设是治理现代化和政府领导力提升的重要保障。行政伦理与制度建设在政府领导力提升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但两者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正如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政府应该借助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创新，使得政府领导力具有合法的领导权威，建立良好的展现平台，并借助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引导、规范作用，使得政府领导力权威的发挥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加公益与更加可持续。基于伦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是推进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路径。

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和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有利于政府领导力的有效提升。政府职能体现了政府的职责和功能所在。要实现治理现代化，政府要准确定位自身职责，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协作共治社会。政府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聚集能量，发挥自身优势，将该做的事做好、将该管的事管好，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减少社会与市场成本，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当前政府要将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保护作为重要的职能，坚持治理方式创新，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领导力。

4.强化对政府领导力的评估。通过建立一套合理与科学的政府领导力评估体系，以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规范政府行为，能有效提升政府领导力。政府领导力评估体系通常包括理念、主体、方法、工具、制度等方面。政府领导力的评估要坚持价值和真理的原则，采用数据统计、问卷调查、访谈、网络等方法，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内容，以协同力、决策力、创新力、回应力等作为衡量指标，建构合理科学的政府领导力评估制度，鼓励具有独立性、专业化的第三方组织机构来进行评估。此外，强化对政府领导力的评估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领导力评估的反馈机制。

5.提高政府公务员素质。政府公务员是具体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是提高政府领导力的基础和关键。在持续变革时代，政府要创造条件鼓励公务员进行工作轮换、培训与开发，提高公务员的社会管理与应急管理能力。治理现代化中治理的工具之一即是新媒体工具。公务员需要深知新媒体的特征，提高运用能力;能够有效运用新媒体提升政府政务的透明度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接受公众的监督，获取公众的支持，以建立清正廉洁高效政府。提高公务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和职业奉献精神;加强对公务员的“进口”、“管理”、“出口”环节的规范，严格准入，考核、任职、晋升、薪酬、监督等环节内容。政府公务员要努力学习相关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强能力，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视野，注重理论与实践能力有机结合。建立健全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公平的晋升机制、合理的报酬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能上能下”的流动机制等，以提升政府公务员素质。

6.加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治理现代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政府要提升领导力，就必须学会分权，善于授权;坚持以公民、社会为本位的观点，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制定和规范社会“游戏规则”，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其重要职责，将培育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政府领导形式将愈来愈呈现出间接性、隐性化的特点。政府要进一步拓宽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府社会治理渠道，健全完善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参考文献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2

法治化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考察现代化演进的动力特征，法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历史，而制度创新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法治正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结晶。目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法治化建设形成了更为深刻、更为迫切的要求。从经济层面来看，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期，也是我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以法治进一步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江苏经济的第三次转型。从社会建设的层面来看，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不断突破传统的理念思维、条框束缚、行为规制的历史过程。为社会管理创新注入更多的法治理性，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将更加有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建设的良性局面，更好地促进现代化进程。从人自身发展的层面来看，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以法治建设提升民众的法律素养，使人民能根据法治精神表达意愿，引导人民更加积极主动有序地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将更加激发民众的创造力，最终以人的发展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传统生活方式及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及其体制的历史跃进。

法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来看，法治通过维系社会秩序，能妥善处理稳定与改革的关系。就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推进现代化建设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将促使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趋多样，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治诉求不断增多，社会领域将产生深刻变革，一些深层次矛盾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将会进一步凸显，大量民生类、发展类的新问题、新矛盾将进一步显现。这就亟需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国家、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和利益，在维护社会公正、关注困难群体、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地消弭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创造和保持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从而保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进程得到稳步有序推进。

准确把握司法行政在推进法治化、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职能定位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3

如何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实现良性协调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社会治理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在下一阶段开展社会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

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发展，具体而言，创新社会治理不仅是党和国家遵从人类政治发展规律办事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新时期有效应对社会发展问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保证。

（一）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简而言之就是从强硬的统治走向共同的治理。从理论上来讲统治和治理的概念有所不同，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强调单一性，多以政府为代表；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政府以外还包括公民个人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二是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则更多强调协商、对话和共治。三是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以国家法律为坚强后盾；治理的来源除了国家法律以外，还包括各种彼此双方或多方签署的具有公平和平等性质的契约。四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则更多是平行的。“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成为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主要特征。

就我国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政治发展规律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促进社会治理与时俱进、协调发展，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相关社会问题，促进整个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为人民谋取更大福祉与利益。

（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对社会权力运行进行适当规范，从而达到维护正常公共秩序目的的一系列制度与程序的总和。治理能力，则是制度执行能力高低的一种直接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优化与升级，从而提高其整体效能。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包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和问题比较突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有所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加重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代价和成本，同时延缓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因此，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已成必然。

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路径探析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已迫在眉睫，党和政府在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也积极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路径探索，其要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与社会管理不同，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鼓励各类治理主体发挥积极作用并着力构建多元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

1.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级党组织建设，提升引领、组织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功能和作用。

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升官员素质

毫无疑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仍然是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火车头”。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不是要限制政府权力，虚化政府功能，而是要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管理模式，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参与的平行管理模式，更好的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进行制度建设，对政府权力的运行进行合理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其次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工作机制，保障政府工作顺利、有效开展，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最后要明确政府责任，积极进行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还权与于社会，调动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除此之外，人才选拔机制和官员素质也是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要建立一套公正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将优秀的人才筛选出来，授予其权力，明确其责任，使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要对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与评估，并根据时展的变化，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提升官员素质和能力。

3.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

伴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切实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他们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去，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社会组织通过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积极为组织成员提供服务，促进组织自身合理、健康发展，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其次，社会组织还承担了提供部分公共服务的职责和功能。最后，社会组织也是促进社会治理实现良好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和有力监督者。

4.培养现代公民

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政府治理理念进行变革与创新，而且更需要具有公民精神的广大公众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可以说，没有公民有序的参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幻化为泡影。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小学生、大学生的公民精神教育，培养德才兼备、有主见、有责任心的现代公民；另一方面要疏通广大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路径和通道，鼓励广大公民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为促进社会治理实现良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言献策。

（二）协同合作化治理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传统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间价值观念分歧、治理手段单一、治理方式僵化等诸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建立一套稳定有效的社会协同合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1.信任基础

在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单靠政府一己之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想要获得成效，必然离不开横向和纵向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更离不开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当今社会是一个极具个体性、包容性且多元的社会，只有不断通过彼此交流协商，才能消除隔阂、共同行动、促进社会不断发展。而信任是促使协作关系顺利产生的重要纽带。因此，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一定要注重加强自身信任增量建设。以政府为例，必须牢记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进一步明确职责，心系广大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政府公信力。

2.利益激励

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合作，而不同参与主体间协作关系达成的关键则建立在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如果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合作意愿就更强，合作行为和协同效应也就更容易实现。但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表现得日益明?@。因此，这就需要协调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实现主体间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平衡。为各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实现协同、合作化治理提供动力和保障。

（三）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民主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