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
引言：
近年来，XX县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广农业科技，有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加，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发展，但目前仍存在许多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如何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全县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工作。
1.XX县农民增收现状
近年来，XX县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目标，深化农村改革，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长足进步，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增长。2006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23412.44万元，比上年增6075万元，增长17.47%；农民人均纯收入1399元，比上年的1256元增加143元，增长11.4%。
1.1种植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重要地位
从农民收入来源看，在全县农村经济收入中，农业收入9937.45万元，占42.45%，林业收入1050万元，占7.9%，牧业收入3574万元，占26.9%，服务行业收入2583万元，占19.08%。种植业收入在全县农村经济构成中仍占重要组成部分。
1.2农民收入增长平稳
从农民收入与上年对比来看，农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一是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明显增加，其主要原因是今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粮食总产增产达2%，随着粮价的上涨，畜禽产品价格也大幅上涨，全县肉产量2461吨，较上年的2255吨增9.1%,种植业和畜牧业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1.3农民外出劳务收入成为增收亮点
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增加比较明显，全县在外务工农民多达13012人次，全年共实现外出务工收入2438.87万元，占总收入的10.4%，为农民增收1434万元，农民外出务工涉及餐饮、服务、旅游、加工、修理、建筑等行业。
1.4中央农民增收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中央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各项政策（中央1号文）深入民心，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今年国家扶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农民从根本上得到了重视农业生产的实惠；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对增产粮食、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当前农民收入的几个重要来源
2.1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通过增加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等，有效提高了全县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在全县大小春生产中大力推广各种农业新技术措施，农业科技贡献率得到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增长较快，经济作物的产值明显增加。
2.2农民出售粮食收入
由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对粮食价格进行了调整，有效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加强了对粮食作物生产的田间管理，在粮食生产中虽然自然灾害严重，但仍取得了增产，2006年全年粮食总产达到55481吨，比上年增1.77%，农民出售粮食收入1137.65万元。
2.3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由州农牧局牵头的与香格里拉·藏秘酒厂的青稞订单生产经过三年来的实践，在XX县沿江河谷地区种植青稞比种植小麦收入要高得多，在粮食价格低的时期厂家仍按订单收购农民种植的合格青稞。桑蚕基地建设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到2006年底，全县蚕桑种植面积已发展到9451.4亩。通过有关部门对项目的扶持，该项目现已进一步的完善和成熟，全年农民出售蚕茧收入70.67万元，养蚕户户均增收达553.4元人均增收183.51。XX县种桑养蚕项目是一个以公司带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XX县目前在产业结构结构调整中效益较为显著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的发展为我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项目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2.4旅游产业的兴起
香格里拉旅游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随着XX县旅游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旅游业已逐渐成为XX县的又一个支柱产业，来自旅游业的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农民从旅游服务行业中得到的收入正明显增长。一方面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更多的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为地方特色农产品找到了销路，农民从旅游业中获得的收入正逐年增长。
2.5国家政策性扶持
国家政策性扶持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对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根据我县的情况对全县杂交玉米种植面积进行了补贴，上级下达的补贴资金直接兑现到种粮农户手中，有效促进了广大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为全县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提供了很好的政策依靠。
3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3.1农业结构不尽合理，农民收入来源窄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围绕农民增收，狠抓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运用行政手段的多，市场运作的少，农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的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特优产品比例低，缺乏竞争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农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相对突出，农产品供求矛盾由总量为主转向以结构为主，从而致使农产品出现“卖难”和价格下降。
3.2农业生产成本高致使农民增产不增收
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不断上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给农民带来的利益被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消，农业的收益与其他产业相比是不断下降之势。农业经营分散，经营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导致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低下，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导致采用农业适用技术率不高，生产成本加大，从而出现了农产品增产空间变小，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受到限制，使农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约。
3.3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低下影响农民增收
近年来，通过各级部门对全县广大农民开展一系列的农村适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广大农民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农村农业的发展，对农民生产技术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给农民增收增大了难度。
3.4劳动力转移困难约束农民增收
近年来，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村劳动力仍以就近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非农就业的机会减少,这必然导致收入渠道的狭窄。
4今后农民增收对策
农民增收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要切实处理好保护、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与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要继续抓好农民增收政策的落实，真正把扶持农业、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农民手中，确保让农民得到好处。
4.1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4.1.1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建设优质特色农产品基地
在稳定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向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不断开拓农业增效增收的空间，要加快实施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充分发挥各乡镇的区域优势，继续调整农业区域布局。根据XX县各乡镇区域特征和当前建设的特色农产品区域分布，使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加快特优农产品的基地建设步伐，在全县内形成沿江河谷区、山区半山区、高寒坝区三个不同农产品产业区域带。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在沿江河谷地区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抓好冬青稞种植和种桑养蚕，山区半山区以种植优质豆类、药材、林果为主，高寒坝区以发展优质春青稞、优质马铃薯、春油菜、反季无公害蔬菜、球根花卉为主。
4.1.2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全县粮食总量稳定增长
近年来粮食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但由于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粮食增产形势不容乐观，全县农业科技人员要进一步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加强田间管理，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粮食增产丰收，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为全县粮食总量稳定增长，切实贯彻落实好种粮补贴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应长期保持在23万亩，粮食总产保持5.5万吨以上。
4.1.3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
按照农产品生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尽快组织制定出我县特色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生产规程，用合同或订单形式引导农民按标准组织生产，以科学施肥、合理用药等，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安全监测和质量认证，在推行农产品原产地标记制度过程中创造香格里拉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的特色农产品品牌，组织投资购置相应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设备，在XX县城建设一个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检测中心及交易市场，严格检验检测，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树立良好的香格里拉农产品的品牌形象。
4.1.4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是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重要环节，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要按照“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要求，积极扶持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一要继续扶持有资源优势、市场前景好、能带动农民增收的青稞系列产品、畜产品、优质植物油、藏药、野生菌类、果汁果品、蔬菜、小杂粮等农产品加工农业龙头企业，为农业龙头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对列入省州级农业龙头企业的，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性支持，每年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和效益的州级农业龙头企业3户以上，其中争取1—2户成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4.1.5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鼓励外商以合资、合作、独资来我县兴办农产品生产、加工、旅游等领域的各类企业，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增加全县经济总量。合理利用和开发好我县境内的资源，使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我县经济健康、协调、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良好格局的形成。
4.1.6积极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以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行业协会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想办办不了，企业想做做不了的事，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连接起来，建立产前、产中、产后的联合服务组织，把农产品的规模化、优质化、上档次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行业协会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扶持广大农民，按照自愿互利、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群众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要求，构建服务领域宽、组织化程度高、经营机制灵活、带动能力强的各类专业协会网络体系。帮助农村专业协会创新管理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农村专业协会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产品交易市场、批发市场。
4.2搞好农业产业化经营
4.2.1大力发展农产品生产的集约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发展在XX县1998年起开始实施，但由于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引导和重视力度不够，靠农民自发行为难以实现农村产业化发展，这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农民的引导和龙头企业的带动，才能实现农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通过发展农村优势产业的发展，在拉开水果、蔬菜、农畜产品档次的同时，方便交易，为农产品的期货交易、网上交易等创造条件，方便采购者和运销商。不论是农业部门还是科技工作者、农民、龙头企业，在农产品的分级和包装、储藏等方面必须达成共识，足够重视。这是变农业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必须而关键的一步，对推动农业的标准化生产至关重要，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离不开农业产业的标准化生产经营。加强农产品的采收技术、包装技术、保鲜技术、储藏技术、运输技术、市场营销技术和加工技术的研究和改造，保证农产品的市场优质和消费优质，保证优质鲜销、优质转化，通过实现农产品的加工优质，实现产后优质和保质。
4.2.2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合同农业
搞好订单农业直接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必须使之规范化、市场化和法制化，要严格规范产购销合同，根据市场行情制定合理的收购价格。要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法律意识、价格意识、质量意识、履约意识。订单合同一经签订，产销双方都要履行合同条款的权利、义务，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避免个别农户出现“谁出的价格高，农产品就卖给谁”的现象，保证合同兑现；保证农产品的质价相符，确实维护农企双方的利益；加强合同履约监督，合同一旦签订，就具有了法律效力，产销双方必须按订单办事，发现问题要及时沟通，及早解决，对订单农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以期达到公平、公正和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的目的，确保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能取得较好的效益。大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发展订单农业和合同农业，引进和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农牧部门要做好为龙头企业提供优质原料的农产品基地，在基地建设中为农民提供优良品种，做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原料组织工作，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条件。
4.3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务输出工作
4.3.1加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就业。
进一步完善县农村劳务输出服务中心，使其成为县政府的临时机构，有效与县人才交易市场结合起来，做好农民工的就业及输出工作，县乡劳务输出机构要进一步做好各农村劳动力输出工作。进一步建设好县乡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探索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有效衔接机制，从体制、机制、组织方式、使用途径等方面进行研究，实现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服务管理的一体化和规范化，立足县内，提高输出率和使用率。
4.3.2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进一步总结探索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途径新办法，要以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百万民工培训工程”、“绿色证书”、“阳光工程”和“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知识培训工程”为契机，积极争取资金，结合州内外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州内旅游和服务行业、重点建设项目等用工的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和法律法规、政策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素质和法律法规、政策意识，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和满足用工市场的需求，更好地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4.3.3维护和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
要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积极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的条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降低进城和就业门槛，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切实解决拖欠工资、劳动环境差和劳动安全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建立和完善民工救助机制和救助体系，加强劳动仲裁、司法援助、舆论监督，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要与全县支柱产业的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多创办一些农副产品和食品加企业，使更多的乡镇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
4.4.1支持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进入各行业和领域，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经营面，并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和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农村流动性小商贩要免于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减轻农村个体经济的负担。
4.4.2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
以《XX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为依据，进一步加快农村小城镇的建设，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形成香格里拉人文景观旅游的着力点，带动和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把发展小城镇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抓实抓好，逐步推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把握好农村小城镇规模、功能的定位，以县城和建制镇为重点，积极争取资金，加快建设进度，使之尽快成为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为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聚集，鼓励农民发展餐饮、商贸、乡村旅游、中介服务等二三产业，鼓励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
4.5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增收条件
4.5.1继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XX县将以2003年本级财政支农资金为基础，每年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的增长幅度。县级各部门要进一步争取国家、省、州对我县的农业项目的投入，并积极整合农业资金，向优势区域和优势产业集中，保证重点项目资金的投入，集中财力，突出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强化支农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到位，充分发挥支农资金的效益。
4.5.2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围绕建设人均一亩高稳产农田的目标加强中低产田地的改造，充分利用冬春农闲时期组织农民开展坡改梯、旱改水、客良、兴修田间水渠水窖等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耕地的质量和农田生产能力。大力实施灌区节水配套工程、牧区水利工程、农村“五小”水利工程和人畜饮水工程，不断提高农田灌溉保障，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加强对金沙江提灌工程和中型大沟等原有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和受损修复工作，确保有效利用。结合全县水能资源开发规划，确保农村小水电站的正常运行，加强对其投入改造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民营化经营管理。
4.5.3切实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农村经济发展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城镇，继续实施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重点工程。进一步实施好农业综合开发、小流域治理等项目的实施，切实保护和建设好香格里拉优美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6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农业科技创新是不断强化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使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针对目前农业生产成本居高难降的现实，必须加快科学技术应用步伐，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从而增强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益。
4.6.1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引入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实现这一转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建立起完善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服务体系，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把农业科技成果直接带到农民手中，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4.6.2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巩固当前的常规种植技术的同时一步加强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引进和应用。二是实施“种子工程”，推广优良农作物新品种。三是实施病虫综合防治技术，减少环境污染，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通过各种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
4.7切实抓好扶贫开发工作
4.7.1开展多种形式的开发扶贫
扶贫工作要以安居温饱、易地开发和劳务输出三项工作为重点，继续实施好重点扶持村和民族特困乡的扶贫综合开发，强化措施，加强协调和管理，巩固扶贫成果，进一步加强贫困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4.7.2落实好扶贫政策
要坚持开发式综合扶贫，探索新型扶贫帮扶机制，从“输血型”扶贫向“造血型”扶贫转变，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劳动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增强贫困群众外出务工的信心和能力，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摸清底数，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切实做到扶贫到村到户。
4.7.3开展挂钩扶贫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2
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要以自然资源优势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科技进步为保证，逐步实施战略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之上，发展有竞争力或潜在竞争力的农产品。要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品质结构和品种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种植业重点发展高油大豆、优质粳米、专用玉米和专用小麦，畜牧业重点发展肉牛和奶牛，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集中力量在几种产品上构筑产业优势。在不断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与国外市场接轨。要发挥农业的多样功能，在中心城市周围和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发展观光农业和旅游农业。一些发达省市的实践表明，观光农业经济效益高、发展潜力巨大。我省城郊型农业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发展观光农业和旅游农业具有一定优势。部分地区观光和旅游农业已经兴起，需要加以科学规划和引导。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要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就目前我省农村经济结构的现状而言，第一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二、三次产业比重较小。要在保证第一产业的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结构最优化。可以考虑优先发展农村第二产业，通过第一、二产业的协调发展来带动第三产业。目前，农村第二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农产品加工业。要充分发挥各地的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要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延长企业链条，增加企业的辐射面，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各类农业中介组织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二、三产业均发展较快。城市在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中介组织，有效拉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
三、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一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努力避免农村少年儿童的辍学现象。二是积极推进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发展农村继续教育。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努力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途径和方式，使农民在不离乡、不脱产的情况下受到高等教育。三是根据现实需要和农村未来发展的需求，发展多层次和多种类型的专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各项专业技能。中、小学教育、继续教育及专业技术教育，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农村教育体系，通过教育全面提高农业劳动者甚至全体农民的素质，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一是积极向国家呼吁，请求对欠发达且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的省区，给予减免的税收优惠。二是减轻农村集体债务负担。对于村级债务有关部门要认真进行普查，按照形成的原因进行分类，区别加以对待，对由于政府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村级债务，财政应给予补助。对我省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级债务，可考虑停息挂帐。三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摊派。四是加大机构改革的力度，精简乡镇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和村干部，降低管理费用。五是尽快实现费改税，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规范农民负担，提高农民负担的透明度。
五、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一是要加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小流域治理，农业环境保护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二是加快乡村公路网络建设，重点建设和改造村级公路，改善农村的交通条件，彻底改变交通对村级经济发展的制约。三是要加强对农业科研、农业技术推广、新品种选育的财力支持，加快提高农业的科技进步水平。四是加大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对农村公益事业投入要有重点，还要有持续性。五是要抓好国家已有的投入资金的落实，特别是“大豆振兴计划”、“奶业振兴计划”和农业开发资金，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要坚决杜绝挪用，对于出现的挪用问题，要严肃查处。建议省里要加大这方面的监控力度。
六、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程度
一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以省内实力较强的农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为核心，以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为基础，组建农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围绕农业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抓好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并面向国际标准的储备性项目研究。二是不断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继续稳定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完善县、乡、村三级农业推广体系，实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奖励措施，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培育、示范、推广，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三是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园区及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要按照高科技、高设施、高标准、高效率的要求，精心组织，切实抓好农业科技园区和示范基地的建设。四是建议省里应制定鼓励支持科研人员从事一线农业技术推广的政策，在职称评定、物质奖励、人才流动和社会荣誉等方面出台切实可行的可操作的措施，以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的进度，大幅度提高我省农业的科技含量。
七、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村人口流动。
要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切实消除不利于小城镇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小城镇发展要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与生产力布局相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要加快县城和中心城镇建设，扩大县城和中心城镇的规模、强化城市功能，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形成与大中城市协调配套的小城镇群体。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当前发展县域经济对缓解农民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重点是要规划好一批重点小城镇，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拓展空间。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实现要素市场自由流动。要改变传统观念，把农民利益放在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地位加以保护，切实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城乡间的障碍，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高农民的就业机会，以产业化为依托，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城市化的发展。
八、提供准确的信息导向，帮助农民与市场对接。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3
一、会泽县基本情况与农民收入现状
1、会泽县基本情况
会泽县，隶属云南省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东岸、曲靖市西北部，地处东经103°03′―103°55′、北纬25°48′―27°04′之间。全县占地面积6077平方公里，山区占95.7%，下辖7镇15乡，县政府驻金钟镇，素有“钱王之乡”之称。会泽县既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农业对于该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县的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一直在不断的提高，马铃薯、核桃、畜牧和蔬菜等主导产业初具规模，先后被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中国核桃之乡”等称号。
2、会泽县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1）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递增，但收入仍比较低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会泽县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加大对当地农业、农村、农民的投资力度，推进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数据表明，2003―2012年间，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80元，增长到4420元，差不多翻了一番。虽然在这十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所上升，但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且增长幅度很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
（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
会泽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7296元增长到2012年的1774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1180元增长到2012年的4420元。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得出：会泽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在不断增长，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左右，说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3）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全市相比增长缓慢
会泽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大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据数据表明：2004年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302元，2012年增长到4420元，增长了3118元；2004年曲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898元，2012年增长到5950元，增长了4052元；2004年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864元，2012年增长到5417元，增长了3553元。这说明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曲靖市、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二、会泽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1、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化程度不高
会泽县的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近几年，虽然会泽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大产业比例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大，第二产业次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比例最小；二是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种植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三是种植业内部比例不合理，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比例不当，粮食面积仍然偏大。
2、农业政策执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
会泽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国家的政策在其农业上的作用更加明显，虽然国家、政府一直关心农业，也给予会泽县一些补贴，如化肥补贴、良种补贴、医疗补贴等，但这些补贴在农民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不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支农惠农政策在农村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这些政策了解不到位，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3、农业资金投资力度不够，影响农民增收
首先，政府的投资重点都放在城镇，而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少，造成了会泽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其次，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够，农村经济发展不足，难以吸引大量的投资商对当地进行投资，特色产业难以发展起来，导致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最后，财政支农资金的不到位，农业生产率偏低，农民的积极性不高，阻碍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差
会泽县的农作物生产受自然灾害和基础设施的影响较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设施严重滞后，农民收入受到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虽然政府加大农业的投资力度，大力兴建农业基础设施，但由于受到资金分散且分配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很多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没能落到实处，农业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5、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偏低
农民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与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会泽县现有农业人口93.98万人，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低，导致农民小农经济意识较强，科学文化知识欠缺，接受新知识和新观念的能力较弱，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应用，获得市场信息较慢，农产品价格难以掌握。
三、促进会泽县农民增收的对策及建议
1、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就会泽县而言，90%以上的土地属于山地和林地，水田和平地占了不到总面积的10%，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十分必要的。一是按照会泽县县情，并结合市场的需求，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形成区域化发展的格局和专业化生产的产业布局；二是围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多户成规模、户户有项目”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会泽县第二产业，并坚持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2、严格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一方面，会泽县政府应全面落实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积极稳妥用好“一事一议”政策，把政策用足、用好、用到位，如按时足额发放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各类惠农补贴，减少农民支出；另一方面，在保证强农惠农政策全面实施的同时，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结合会泽县的实际情况，围绕马铃薯、核桃、蔬菜、水果等产业，尽快出台相应的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加大构建农业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
3、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增加农业资金投资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要缓解会泽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会泽县农业发展提供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如会泽县与云南农业大学成立了“3+3”校县联合，结合会泽县当地情况，引进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技术与科技人员，为会泽县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加大对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会泽县地势相对较高，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应根据会泽县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的管理和使用等，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5、大力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素质
要想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的素质。一是会泽县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农民现有的文化水平现状，加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力度，提高农民的整体知识水平；二是对会泽县农民大力宣传他人致富成功的案例，让农民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彻底改变小农思想，不断增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三是顺应会泽县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间的竞争力，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增收才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1] 李春玉：促进农民增收因素的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9.
[2] 黄邦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2010（10）.
[3] 傅秀林：促进农民增收的意义及其战略措施[J].农业与技术，2004（6）.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4
二、云南省农民人力资源状况
云南省农民人力资源状况表现在农民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即农民劳动力数量乘以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在数据来源及处理问题上,由于云南省没有专门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方面的资料,所以我们就以云南省各州(市)6岁及6岁以上镇人口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近似的代替云南省各州(市)农民人均受教育程度。在数据的处理上,我们对未上过学的人口文化程度按0年处理,扫盲班按2年处理,以此类推小学为5年,初中为8年,高中(中专)为11年,大学专科为14年,大学本科为15年,研究生为18年,最后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云南省各州(市)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三、云南省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实证关系
(1)云南省农民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实证关系
1、分地州回归模型分析
上式中显示回归方程中的常数项为0.923,(常数项,即回归直线截距),回归方程系数为0.146,二者的t值分别为47.705、52.470。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查t分布表得出二者的t值为t0.975(14)=2.1448,显然47.705>2.1448,52.470>2.1448,即常数项和回归方程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表明用t统计计量检验假设"H0:回归系数和常数项等于零"成立的概率等于0.000,从而应该拒绝H0,同样说明了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显著。从显著性水平(sig)值来看,Sig=0.000也说明了此回归方程显著。
2、分区域回归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的分析云南各地区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我们将云南省16个州(市)按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大小分出五个区域来,然后再来分析这五个区域之间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五个区域分别是:一类地区(昆明市);二类地区(丽江地区、迪庆州、保山市、怒江州、楚雄州);三类地区(大理州、红河州、临沧地区、曲靖市、思茅地区、文山州、玉溪市);四类地区(昭通市、西双版纳州);五类地区(德宏州)。其受教育年限,一类地区(受教育年限为8.20年),二类地区(受教育年限在7.12年和7.55年之间);三类地区(受教育限在6.66年和6.99年之间);四类地区(受教育年限在6.53和6.54年之间);五类地区(受教育年限为5.59年)。
在数据的处理问题上,我们将各州(市)的镇人口除以其所在区域的镇总人口数作为各州(市)的权数,然后再将各州(市)的镇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乘以各自的权数,最后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区域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计算方法与上相同。
上表显示回归方程中的常数项为5.535,t值为10.737,回归方程系数为0.251,t值为3.373。在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的条件下,查t分布表得到t0.975(3)=3.14804,显然10.737>3.1804,3.373>3.1804,即常数项和回归议程数都通过了t检验,表明用t统计计量检验假设"H0:回归系数和常数项等于零"成立的概率等于0.000,从而应该拒绝H0,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比较显著。从显著性水平(sig)值来看,二者的sig值分别为0.002和0.0043也都低于显著性水平0.005,说明了此回归方程回归系数显著。
(2) 云南省各地区农村集体投资在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的金额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实证关系。
本部分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相关数据(2003年数据),借助于EVews3.1统计软件对自变量各地区农村集体投资在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金额和因变量各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作回归拟合分析,以期能找出促进农民素质提高的各项投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检验,表明用t统计计量检验假设"H0:回归系数和常数项等于零"成立的概率等于0.000,从而应该拒绝H0,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比较显著。从 检验的实际显著性水平(Prob)值来看,二者的Prob值分别为0.000和0.0533也都低于显著性水平0.01,说明了此回归方程回归系数比较显著。
通过以上两个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①教育对云南省农民增收作用是显著的,分州(市)来看,云南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州(市),其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分区域来看,云南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区域,其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因此提高云南农民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②云南省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之间也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而各州(市)农村集体投资在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上的支出可以明显提高农民素质,因此,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四、 提高云南省农民素质、促进云南农民增收的对策分析
(一)解放思想,加强对农民教育的再认识
当今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对一个国家,地区来说,提高综合竞争力,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广大农民来说,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立足之地,最终依赖的只能是自身的素质。对党委和政府来说,要想使广大农民脱贫至富,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素质的提高。只有农民素质提上去了农民增收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才能得到提高。实际上,我们在抓扶贫工作,抓农业农村发展工作中也切身体会到,要使农民真正摆脱贫困,使农业经济真正跨上新台阶,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提高农民素质上下功夫,否则,即使一时脱贫了,也很难持久。
(二)政府主导出资,加大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
农民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与其收入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性。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受教育年限每高出一年,寄回家的收入可以增加人民币149元,2000年增加额为198元,并且受教育基础越高增加的收入越多。从世界各国振兴史来看,每一次成功的经济追赶,都同时伴随着人力资本的先行追赶。根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的研究,1870年～1913年美国成功追赶英国,1953年～1992年日本成功追赶美国,1965年～1992年韩国成功追赶西欧,无一不是人力资本追赶先行,因此,增加云南省农民人力资本量,提高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不仅可以使农民运用科学知识种田,提高土地单位产出,而且能够使农民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改变由于自身信息不对称而所处的劣势地位,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中注重基础教育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因为发展农村教育能够为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人才支撑。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对农业的发展、农民素质的提高非常重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学教育投资收益率要高的多,而中学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大学教育投资收益率要高。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把重点放在初等教育普及上是最有利的教育战略。
(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
要大力加强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利用大量闲置的中小学校舍和农村各类科教人才,兴办农村成人教育学校,增强农民的市场经济观念、风险意识和文明意识。成人教育的目标不仅要帮助农民提高吸收和运用科技能力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更要帮助农民改变某些陋习和风俗,过上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
除了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 外,还应该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通过多种途径提供科技信息,以各级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龙头,由技术人员培训村干部,再由村干部培训农民,把农民增收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快实施绿色证书工程
云南省"绿色证书工程"实施几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九五"以来连年超额完成培训计划,到2003年12月底,已在16个地州、114个县(市)和1078个乡(镇)全面实施,累计培训绿色证书学员1309918人,理论考核合格结业931938人,有282672人经过生产实践和业务考核获得"绿色证书"。这些学员年推广科技项目450余个,推广面积达300余万亩,架起了广大农民与技术人员之间的桥梁,成为奔小康的"领头雁"。通过实施绿证工程,提高了农民素质,加快了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呈贡县自1993年列入国家绿证试点县后,到目前,已有5065名农民获得"绿色证书",达到平均每10户有1.35人获证。今后应该加快实施"绿色证书"工程,以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和家庭收入。
(六)加大在农村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上的支出
前述回归模型得出,云南省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之间也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而各州(市)农村集体投资在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上的支出可以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拓宽农民的知识面,可以使农民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自身所需的信息,从而可以明显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今后应该加大在农村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上的支出,提高农民素质,以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陶忠,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文化处副处长,"对云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省略 2006年02月27日,10.04,云南日报网。
[2]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编 《云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综合汇总分册上)[M],云南科技出版社。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5
2014年11月9号，在北京举办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主席在演讲过程中提出“我国现在的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深水区，我党要敢于突破，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以农业发展促进我国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而“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部分。农民增收关系到我国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等任务的全面落实及完成。因此，“农民群众增收”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地区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和重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切实解决好农民群众的增收问题。为此，本文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对策。
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优质高效的农、牧业
在发展种植业过程中，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适当地压缩“粮食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作物的种植，要稳定当地“畜牧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兼顾林业发展，重视林种、树种和林业结构的调整，大幅度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比如：在我国西南边疆山区的广大农村，多数是农、牧混合发展地区，有不少的“山坡地”都是在种植“小麦、玉米和薯类”等粮食作物，并且这些山地的“坡度”多数是在25度以上。近些年来的“退耕还林”已初见成效。西南边疆省份的这些山区农村，并不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这些“山坡地”上的粮食种植不利益“退耕还林”区域的“植被培育和对水土流失”的防治。因此，在退耕还林的同时，可以适度地发展畜牧业，不断开发和扩大“畜牧产品”的市场。从饮食方面，以一定数量的高质量、高能量“肉类和奶类”等食品来替代或减少人们对“粮食类炭水化合物”过多的食用和依赖。这样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减少粮食的需求量和粮食作物的种植，以保护和保持这些山区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发展平衡。
二、发展外向型的农业，积极应对世界贸易的挑战
在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地开展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积极树立和培育有效的民族农业品牌，并将其拓展到国外市场。同时还需要极大地加快“动物检疫”基地建设，为当地的畜牧业发展和畜牧产品的出口创汇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还要对现有的产品加工技术、包装技术以及水产品保险技术进行改进，实现由原来的低质量的原料或者初级加工品种向着高级产品和高级的商品转变。在农村地区的农产品出口过程中，要加大“大米、花生、蔬菜和水果”等本地区优势产业的出口力度。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力度，不断扩大本地区农产品国际市场的覆盖面积。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抓住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时机，想尽一切办法对有关农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科学化的管理，加强农业投入的合作和融资。
三、调整农业结构，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输出工作
在农村地区可以积极地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解放出一大批的农村社会富余劳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劳动力转移”工作，积极鼓励农民向着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重点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创业问题。同时还应该完善农民群众户口“城镇化”过程中缺失的措施，解决好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解除“农民出让土地后，进城打工或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能否有长期正常生活保障”的忧虑。真正地使农民群众在“土地流转”之后，能够实现农村户口城镇化，切实提高农村土地的经营效率，不断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
四、加快发展乡镇和民营经济，为农民增收提供帮助
在农村地区应当积极地创建一批大型的骨干特色农业民营企业，创建一批高新技术示范带头企业即龙头企业，创建一批具有自身特色的名牌企业及其产品。同时还需要积极的推进乡镇企业的集群建设，特别是要建设一批功能性较强，服务水平较高的乡镇企业示范区。在乡镇还应当积极地发展第三产业，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可以重点发展农村旅游产业、饮食餐饮业以及运输和商品流通行业， 不断扩展农村地区的产业领域。同时还需要建立一批具有一定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的专业化市场。此外，发展乡镇企业应当与提高农村“农业结构调整”水平结合起来，加快农村地区“中心集镇”建设，集中力量和精力将农村的各个产业做强做大。
五、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实现农业技术不断创新发展
首先，积极地加强培育和推广杂交农作物新品种，例如：积极推广抗虫类的玉米、抗虫类棉花以及抗病害水稻、抗寒耐旱等抗逆性较高的杂交新品种；其次，大力普及和推广新型的农业技术新成果；最后，在引进“技术、管理、资金筹集以及设施建设”等几个方面开展全方位的交流和合作，重点引进“生物物种资源、现代化农业技术、环境与生态建设和保护”等几个方面的技术，通过引资促进科技创新和相应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积极地改善农村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同时应当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农业生产素质，大力加强农村科技骨干队伍的建设，并通过“科技骨干”带动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应用新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和能力，最终达到增收致富的目的。
六、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的国家化和市场化程度
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统筹兼顾，积极组织并加快农民群众进入“市场”的步伐，在一些重点“产业区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农产品”交易市场，并逐渐形成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种经济合作组织，积极地培育农产品的“批发商和商”。首先，要加强农民合作组织与商家的联手合作，做好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对接，加快农村地区交易信息网络的建设，把交易的范围延伸到乡村和农业生产大户中，把最新的农产品交易信息送到农民的手中，真正的做到农民足不出户信息就可到家；其次，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逐渐按照相应的质量标准开展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再次，要完善农产品质量检验、监督体系建设，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种子、农药、化肥”以及“农业环境保护”作为质量检验、监督的重要对象，对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进行严格的质量监督和检查，确保农业生产各个环节都能够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进行组织和生产，切实解决好“农副产品”中“农药和化肥残留超标”的问题；最后，要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用新科技指导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加强农业质量监督、监测，不断强化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种植意识，真正发挥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承录. 走出“多多少少”的误区――漫谈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J]. 甘肃农业. 2010（06）
[2]吴雪珍.加快科技进步 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J]. 山东农业（农村经济版）. 2010（11）
[3]邓夫勤.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构筑农场经济新优势[J]. 农场经济管理. 2011（06）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6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环节，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目标之一。对于四川省来说，由于其地形、气候等因素的关系，农业发展步伐较缓慢，农民的收入缓慢增长，不但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还影响粮食生产以及农产品供给，直接制约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四川省应如何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扩大农民的增收空间，解决农民的增收难题， 实现农民长期增收， 是四川省当前的首要任务。本文首先对当前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相关具体体现做阐释，进而对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解决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对策。
2. 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具体体现
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具体体现有：首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当前，由于农民最看重既得利益，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农民表现出很大的忧虑。如，害怕进入市场后，怕受损失、怕担风险等。其次，土地的流转机会不大。传统以来，农民把土地视为生命，长期过分地以来土地，固守土地。农民的土地是一家一户经营式，很分散，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发展，因此难以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再者，资金积累难度大。目前，四川省的农民大多数仅仅是依靠土地带来的微薄收入生活，难以积累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量，使得科技的推广示范工作难以深入开展。最后，农民就业难。由于四川省农民的土地是分散经营的，与农民地少人多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劳动力产生剩余，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无技术、缺信息，导致就业难度加大，剩余的劳动力形成较为庞大的失业群体。
3.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3.1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农业四川省在农业方面的财政收入严重缺乏，这就直接阻碍可农业的发展进程。具体表现在：首先，四川省对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土壤改良以及低产田改造等相关基础性工程的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农业的抗旱能力不强。其次，四川对一些新产品、新技术的相关引进经费及农业科技知识宣传剖析等费用的投入远远不够，使得农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
3.2 产业结构调整过于迟缓
当前，四川省对农业的整体结构调整过于迟缓，还停留在起始阶段，尚未得以深化开展，各产业之间结构的不合理配置，难以适应当前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经济，对动态产业结构的发展需求。具体体现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不稳固，技术创新能力较低，难以摆脱靠人吃饭的局面以及拉动农村的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农业发展严重滞后。
3.3低质量农业负重发展
由于四川省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农产品的增长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着。如：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业经济收入的不断递减等。种植业的各种成本，大幅度地增长，导致农民无利可图，自然失去种植的积极性。农业耕地不断被占用，过度放牧、环境恶化、工业污染、洪涝灾害、生态破坏等，使大量的耕地及草场越来越少，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各种负担的加重。
4. 解决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对策
4.1合理地流转土地，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
当前，四川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如外出打工、创业的，使得土地度多数被荒废了，四川省政府可通过转租、转包以及入股等形式将这些土地流转给有别的农户种植，这样就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适度的将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增加农民大的收入。由于四川省多以丘陵为主，平地作业难以开展，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得土地分散，许多大型的规模作业无法开展。因此，四川省农业部可以借鉴日本山地农业机械化性的事例，以小型折叠式农业机械进行农业耕种。四川省还可修建蓄水池和水窖等积蓄雨水，修理渠道，引水入田。应用滴灌和喷灌等技术，可节约灌溉的用水量，使农业的抗旱能力加强，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4.2 合理精简机构及减免税收
据相关资料统计，虽然已经有相关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出来，但是当前四川省的农业税仍占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因此，通过减免税收所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四川省更应该把精力放在精简各地区的乡镇机构上，这就可裁掉冗员，节约了可观的金额，利于四川农民的收入增长。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支持村民自治，实行村务的透明化、公开化；整顿农村领带班子，删减部分次要的村干部职位；进行迁村并点，利于村级规模的发展严厉打击村干部无端进村“吃喝拿要”的行为。
4.3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及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四川省农产品科技含量的不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四川省应把对农民的教育及培训工作做好，建立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及多种种类的农业教育体系。首先，应加强对各地区农村中有经营能力的中央大户和范运大户等人的引导、扶持及培训，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使农村基层的农民收益。其次，四川省应实施农科教相结合，以办学质量高的学校为依托，建立一个农科教培训中心，开展各类的农业技术培训以及各类农业政策的宣传等，利于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最后，还应加强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以更多的优惠来吸引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与农民进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5.总结
四川省要使农民增收，除了上诉提到的几点对策外，依靠科技技术进步，通过改造传统的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卡机含量，重视发展名牌产品等，均能实现农民的增收。
【参考文献】
[1]宫希魁.我国 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考[J] .战略与管理， 2002.( 6) .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7
1.1有关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是随着学术界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公共”问题的研究而引入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大卫•休谟(DavidHume)1739年提出，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AnthonySamuelson)加以规范的。萨缪尔森提出现实的市场经济即非单纯的私人经济，也非单纯的公共经济，而是一种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理论的产生，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突破，到20世纪60年代己成为现代财政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分析》一文，将物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公共支出理论的图解》一文，将“集体消费品”改为“公共消费品”。因此，物品就分为“公共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两种。从理论上来讲，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财政理论之一，是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支农的重要理论基础。西方学者认为，农产品生产与分配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但农业生产本身又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所带来的效益不仅是农业自身受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会带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建设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带来的社会进步等。所以，农业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属于政府财政支持范畴。
1.2有关财政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1961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出版了《经济增长与农业贡献》一书。库兹涅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外汇收入的贡献。196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且，这个农业必须是现代农业，因为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莫塞•塞尔昆(MoisesSyrquin)等人根据1950～1970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经济长期变化趋势，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到12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10%、40%和24%。里克•安特尔(RickAntle)1993年估计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投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研究所需费用无不依赖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汉斯•宾斯万格(HansP．Binswanger)等1993年估计了印度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应该投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
2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主要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研究的。二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2.1全国视角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焕章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数据，验证1986～2000年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2)肖新成和曹子坚利用灰度综合关联度，分析1990～2003年的数据，检验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得出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各税收收入关联度由高到低，分别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和财政价格补贴。(3)王敏对我国1981～2005年的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次之，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4)魏朗［1］对1999～2003年西部各省份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5)刘革、邓庆彪通过对我国1994～2004年财政支农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中的4年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其余6年规模收益不变。影响国家财政支农绩效最重要的投入因素是支农支出的规模，其次是农村救济费的投入。(6)王文普、陈伟采用VAR模型和VEC模型，选取1978～2005年为样本数据，得到的结论是财政支农总支出对农业增加值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2.2各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玉萍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93～2003年山西省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额逐年上升，但是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偏低;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农业投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明显。(2)孙美玉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双对数模型，对1990～2004对甘肃省的财政农业投入进行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比较分析，同时还进行了结构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3)胡春香以1990～2005年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来探讨甘肃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动态关系，得出了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能带来农民纯收入的显著提高，说明甘肃农业财政支出效果并不显著。(4)杨林娟、戴亨对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5)陈其清［2］利用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对湖北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财政农业投入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也存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2.3最优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研究
(1)松山公纪(MatsuyamaKiminori)［3］通过财政支出在不同领域内的比较优势，给出了农业领域内的最优投入规模实证结果，并分析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同投入其他领域相比的竞争优势。(2)常(Chang，音译)指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来说有双重影响，既有可能通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速度减慢，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又有可能通过增加农业产出增加所得税和政府支出，从而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由此他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应该有一个最优规模，但他只是给出了定性分析，并没有得出定量结论。(3)侯石安析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目标选择和政策优化问题，结论是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规模，使未来财政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由4%上升至10%左右的水平。(4)郭玉清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81～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5)何振国［4］结合巴罗的分析，政府财政支出G为最优时，MPG=1，类似地，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加入财政支农因素并分解，使用1990～2003年的数据对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为农业GDP的47.2%，即此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1。
2.4财政支农资金绩效方面的研究
(1)沈琼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0～2001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长，支出的相对规模却在不断下降，分析了原因，同时预测未来十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运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析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效益情况。(2)李江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4～2003年使用定量模型对新疆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结构效益进行分析，并对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绩效进行评价;将新疆农业财政投入纳入WTO框架下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3)吴建南利用逻辑模型从投入－产出－中短期结果－长期结果，四个层面构建了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李星、王艺明运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和边际收益法剖析了2000～2007年中国26个省际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出的关系，发现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不同的边际收益。
2.5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的研究
(1)廖红丰等在深入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农政策现实优化建议。(2)杜玉红等选取1980～2002年财政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5个变量，运用OLS法分析了其与农民年纯收入的关系，认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救济费是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则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3)刘旦运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从长期角度看，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比较大，其次是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最小。(4)王敏等对我国1981～2005年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和短期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位。从短期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以及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投入增长对于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长期显著。(5)王力等从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了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得出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政策性建议。(6)刘宏杰、李素娜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2.6农业支持和农业保护政策的研究
(1)陈根长提出:外部政策调整和机制转轨的核心是财政支持，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和机制问题，国家正在进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2)苏明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持续发展对资金需求加大，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当务之急。(3)财政部农业司通过考察意大利、希腊的农业财政政策，提出“三个效益”和“四个依靠”，即环境效益、社会经济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依靠政策、依靠科技、依靠投入和依靠制度创新。(4)苏晓艳、范兆斌通过分析，指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多年来不仅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还呈现出不断缩减和恶化的趋势，并直接导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扬，通货膨胀压力大。今后必须从城乡统筹发展、粮食战略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等事关我国改革与发展大局问题的角度出发，重新调整和构建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5)陈锡文、韩俊、赵阳通过制度的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县乡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表现和如何治理农村公共财政危机。(6)何菊芳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政府应当承担财政责任，打破城乡分割的财政政策，对“三农”多予少取，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现行的农村财政体制，充分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2.7从国际比较角度研究
(1)郭玉清从不同国家横向比较情况来看，我国当前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甚至比有些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投入规模还要低，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不同国家产业结构不一样，决定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也不同，但数据比较结果仍然说明我国这一指标值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张彩彬［5］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农业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和农业财政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3)陶学荣分析法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特色，提出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政策应突出支农重点，利用低息，贴息等有效支农方法。(4)秦富等对国外农业支持的政策进行了研究。(5)柯柄生研究了国外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做法、原因及意义。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8
1. 1 PerPinstrup-Andersenr的研究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PerPinstrup-Andersenr（2002）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食物政策问题，他在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贫困问题后指出，过去政府对灌溉的投资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现在这一作用却不显著。所以，政府要首先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来提高灌溉的投资回报率。
1. 3 FanShenggen的研究
FanShenggen等人则从乡村民主化角度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社区统治结构的民主化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有关键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在中国乡村数以万计的村庄举行了直选，调查发现，民主化对农村公共事业的供应水平有重要影响，与任命的干部相比，选举的官员倾向于向选民征较少的税费，并且为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事业。
2 国内研究
我国专家、学者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2. 1 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
2 .2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与问题
2 .3 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思路及对策
在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好的思路和对策，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格局；二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革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时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三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民主表达机制，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四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职责，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品给予资助，建立并加大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五是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六是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权力腐败行为。
3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的研究
3 .1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税费改革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品的短缺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亟需探求破解之策。成世荣（2002）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好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因此，要将农村公共品纳入国家制定政策、分配资金的盘子，从国家到地方切块给农村，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公共工程投入向县乡延伸。熊巍（2003）在其题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税费改革》的博士论文中给出了我国农村公共品成本的弥补规则：尽量减少公共品成本的公共收费弥补方式，彻底取消不公平的农业税制，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以促进农业经济并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和债券的筹资作用，补充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不足。此外，他还通过对我国现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实践的总结，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以及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其他税费改革措施。邹江涛（2004）认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对原本已处于贫血状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改变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缺位状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林霞、刘鸿渊（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的分税制框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出现了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无论是现行农业税制还是“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都明显存在着设计欠合理和难操作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杨晓黎（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税费改革给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三是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要继续推进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3. 2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
3.3 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3. 4 农村公共品与农村贫困、地区增长的研究樊胜根、张林秀等（2003）利用分省和分县数据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和程度；利用乡村调查数据，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分析不同的选举结果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投资增长率的差异已成为导致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也是影响农民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秉龙等（2003）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分品种、分地区、分赤字程度，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公共物品中财政赤字风险最大的承担者。彭代彦（2002）的研究表明，乡镇道路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应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李成贵（2002）从多角度透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详实地论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启动内需的重要性。刘伦武（2002）则认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
此外，李秉龙等（2003）、吴朝阳（2004）研究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影响；廖清成（2004）研究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问题；刘汉屏（2004）在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重点研究了我国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李春根（2005）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问题，提出了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渐进式推进的思路。史玲（2005）研究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问题等。
参考文献：
〔2〕方宁 中部地区乡镇财政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3〕曾业松 新农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4〕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Z〕 .
〔5〕贾康，白景明 乡镇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 财税与会计，2002，（5） .
〔7〕谭秋成 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J〕 中国农村观察，2002，（2） .
〔8〕樊纲 论公共支出的新规范———我国乡镇“非规范收入”若干个案的研究与思考〔J〕 经济研究，1995，（6） .
〔9〕温铁军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
〔11〕张军，何寒熙 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J〕 改革后的变迁 改革，1996，（5） .
〔14〕王绍光 分权的底限〔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 .
〔20〕刘斌等 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4） .
〔22〕陆学艺 三农论〔M〕 北京：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
〔23〕朱钢，张元红，张军等 聚集中国农村财政———格局机理与政策选择〔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
〔24〕当前农业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与对策〔J〕 管理世界，1999，（4） .
〔26〕国家税务总局课题组 农民负担与农业税制改革问题〔J〕 税务研究，2000，（4） .
〔27〕朱钢 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缺口〔J〕 中国农村观察，2002，（2） .
〔28〕樊胜根，张林秀 WTO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9〕胡拓坪 乡镇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探析〔J〕 财政研究，2001，（7） .
〔30〕叶兴庆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J〕 经济研究，1997，（6） .
〔32〕魏建 “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与农民负担的谈判制度〔J〕 南开经济研究，1998，（1） .
〔33〕熊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7） .
〔34〕陶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J〕 财贸经济，2001，（10） .
〔35〕林万龙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1，（4） .
〔36〕林万龙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7） .
〔37〕李秉龙等 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
〔38〕张军，蒋琳琦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理论视角〔J〕 世界经济文汇，1997，（5） .
〔39〕张军，蒋维 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1998，（1） .
〔40〕刘书明 统一城乡税制与调整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新论〔J〕 经济研究，2001，（6） .
〔41〕雷原 农民负担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J〕 财经问题研究，1999，（6） .
〔42〕赵丙奇 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 经济问题探索，2002，（11） .
〔43〕苏晓艳，范兆斌 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J〕 管理现代化，2004，（4） .
〔44〕李燕凌，李立清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
〔45〕葛云伦，王学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增加农民收入〔J〕，天府新论，2005，（2） .
〔47〕张忠潮，刘德敏 论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J〕 经济体制改革，1999，（1） .
〔48〕彭代彦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J〕 经济学家，2002，（5）
〔49〕吴朝阳，万方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5） .
〔50〕徐秋慧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J〕 经济与管理，2004，（2） .
〔52〕刘汉屏 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研究〔Z〕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报告，2004 .
〔53〕Samuelson，PA “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 tur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4，（36） .
〔54〕Mursgrave，RAandMursgrave，PB “Publicfinanceintheory and practice”，McGraw-HillBookCompany，（1984，FourthEdition），1959 .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9
一、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有较多学者主要从单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相关研究。 关于农民收入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杨灿明和郭慧芳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与构成特点入手,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认为应该从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农业增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建设、重视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这几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稳定增收[1]。 杨灿明等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加强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等措施多管齐下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加[2]。 张凤龙和臧良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进行研究后发现,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在 2004年个别省份的农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因政策性因素略有回升,但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结构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他们认为应从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突破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瓶颈、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这五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增收[3]。 周雪松和刘颖对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两者之间的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对我国 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把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变动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在对各省(区)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近 10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模拟,以期为处于追赶状态的后发省份提供借鉴。 同时,他们提出了从巩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力拓展工资性收入和不断增加转移性投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4]。 刘传华从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划分、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从国家、农业和农民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如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产业结构等),同时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四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5]。 孙华臣和王晓霞利用 1987年至 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 20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迁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指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我国的经济体制。 同时,他们还发现 20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农民的收入来源更加丰富[6]。 马凌等对 1978年到 2010年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后发现,非农收入已成为江苏省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受到产业比较优势转换、城市化水平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等经济规律的影响。 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不尽合理,政府部门应在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7]。
此外,诸多学者就我国农民收入波动情况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研究。 江观伙对 1978 年至1994年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趋势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明确改革方向,把提高农民收人作为农村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改变单纯依赖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实际收人的传统思路,减少农业资金的对外流失[8]。 刘荣利采用 HP滤波的方法对 1978年至 2007年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农民人均收入波动可划分为三个增长周期:1978年至 1991年为第一个周期,1992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周期,2004年以来开始进入第三个周期[9]。 曹跃群等运用小波变换法对 1976年至2006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 7年和 40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存在着 7年和 40年两个主要周期振荡保持一致[10]。徐增海利用 1990年至 2008年我国 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农民收入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城乡就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的工业化程度、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和教育的投资等因素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当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越高。 因此,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途径[11]。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只是单独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研究,而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为此,本文将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相结合,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由此直观判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揭示出农民收入与收入结构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最后依据实证研究结果,从收入来源角度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政策建议。
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波动变化情况
从 1978年到 2010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 6 元增加到2010年的 5919元。 农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显着性变化,1983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全面推行,结束了长期以来生产经营上的“大锅饭”,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这段时期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远远超过工资性收入并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1983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高达 73 49%,2010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虽然下降至 47 86%,但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已经不再占有绝对地位。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1983年的 18 56%增至2010年的 41 07%,这虽然仍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已经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强劲动力。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 11%增至 2010 年的11 07%,这虽然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也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来源。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与增长率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以看出,在 1978年至 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显着增加,而农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显着下降。 1984年以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逐步增加。 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虽略有波动,但基本稳定在 10%左右。
由图 1还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97 年以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频率较高,波动幅度相对较大;1997 年之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波动相对趋缓,波动幅度明显减小,波动频率也明显降低,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逐渐趋于稳定。 从整体来看,我国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波动幅度较大、频率较高,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则相对比较稳定。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波动较为一致,工资性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形相近。 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 由此可以判断,农民总收入的波动与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存在一定的关系,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各部分收入增长的波动共同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 那么,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增长波动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 本文将通过模型推导及实证分析来揭示这种关系。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0
王松奇评价了中国人民银行近十年的改革，认为在周小川主政的十年间，央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方式出现新变化。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央行及时将稳健的货币政策改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经济企稳后，又将货币政策适时恢复为稳健状态。在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上，央行通过对销政策，成功遏制了资本流入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 但也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 央行十年改革无法忽视的遗憾有三：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央行等金融部门没有一人向中央财政发出示警， 央行缺少足够的敏感性;二是在推进中国金融改革方面，央行积极推动小贷公司设立，但这不是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正确之道; 三是15年来的历史业已证明，央行大区行制度基本失败。 [1]
潘英丽认为，中国金融改革与转型，就是要退出实施了近6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金融抑制政策具有推进工业化战略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成功的渐进经济改革过程中也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时过境迁，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时退出，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一是信贷需求和供给的急剧膨胀以及融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二是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向国家财政集中转嫁;三是资本市场功能的扭曲和瘫痪;四是银行体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受到威胁; 五是社会资本“脱实入虚”导致产业空心化趋势明显。促进金融成功转型已刻不容缓。 [2]
郭梅亮从金融功能视角分析了国有银行的效率， 认为国有银行具有市场金融功能与财政替代功能双重属性， 两种功能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国有银行在不同阶段的效率。 中国国有银行从产生开始就充满了政府因素， 只要国家对国有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需求依然存在，就会有其发挥财政替代功能的社会基础。这决定了国有银行制度转变将是一个渐进式过程。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国有银行财政替代功能下的效率就一定劣于金融功能下的效率，而要结合所处的制度条件具体分析。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也不应仅局限于短期提高国有银行的自身绩效上，而应重视国有银行功能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的藕合性。 [3]
在民间金融改革研究上，温州金融改革成为研究焦点与切入点。徐军辉认为，中国的民间金融是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产物。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4]
一些学者则关注温州金融风波对民间金融管理改革的影响。唐岫立认为，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与欧美金融危机有相似之处。一是存贷比高企;二是民间金融机构众多;三是获贷相对容易，抵押物倾向于房地产，抵押资产评估机构虚高评估资产价值，企业“资金链”断裂后，“担保链”也变得很脆弱;四是民间借贷缺乏监管。 [5]
唐高平认为，温州的民间借贷是自发秩序在中国金融领域内的演进和扩展。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过程，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在经济体系内部的型构与扩展。但金融领域的演进秩序仍然是政府严格管制下的人造秩序，自发秩序处于金融压制状态中，使得中国民营经济生存、创新、转型升级面临自发秩序自身难以克服的金融困境。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发秩序最先、最完整地演进和扩展的地区，其所表现出的经济现象，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预示。 [6]
许经勇指出，爆发于2011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标志着传统的以血缘、亲友关系为纽带的民间借贷已经走到尽头。高利贷是搞垮温州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高利贷之所以具有生存与发展空间，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允许民营资本创办银行，未能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民间借贷只能潜伏在地下钱庄。始于2012年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民间金融改革滞后的问题，旨在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制度化。当前在温州地区、珠三角地区、闽南地区试行的增量式金融改革，是我国增量式经济改革模式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但是，由于这种增量式改革是在不触动存量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就导致存量体制与增量体制的运行规则明显不同，两种体制不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使得增量体制很难健康成长，更谈不上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对二元结构约束下的温州金融改革的制度绩效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7] 的确，如中国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的调研所言，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以来， 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一些关键领域面临政策瓶颈，改革进展弱于预期。 [8]
学者们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乔瑞从政策演进看农村金融改革的进程，认为，中共中央先后的13个文件涉及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支持“三农”的发展。一是从单一的农村信贷服务向全方位金融服务转变; 二是从单一农信社向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转变; 三是从机构功能建设向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转变; 四是从自我发展向政策扶持与法律约束相结合转变; 五是从单兵独进向农村金融总体改革转变。 [9]
田学思、高连水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6年)和第二阶段(1997～2002年)改革的总体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
--------- ，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的改革则具有明显的理性推进色彩。 第一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农信社为基础的合作制金融、 以农业银行为主体的商业性金融以及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的政策性金融的“三足鼎立”组织架构。第二阶段，“三足鼎立”存量机构组织体系不变，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遭受政策限制，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第三阶段，存量组织机构之外的增量机构改革开始起步， 新的金融组织形式再次出现。总体看，农村金融改革重机构改革而轻体制建设，市场化进程中行政干预始终显著。 [10]
陆磊重点评价了近十年中国农村的金融改革。他认为，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经历过两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一是1996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了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组织构成农村金融“三大支柱”的金融改革;二是200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合作制” 金融退出历史舞台，农村金融改革重点是解决农村信用社的财务困难。第一轮改革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试图通过规划蓝图设计一个一揽子的农村金融格局， 第二轮改革则明显具有现实主义痕迹，即以突破农村金融机构的现实经营困境为主题。2006年以来，农村金融从传统意义上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创新期，第一从存量改革转为增量创新，第二从传统产品转为服务创新。但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在于该向谁、以怎样的服务半径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这些问题仍然处于探索中。未来十年中，必须解决如何构建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和管理体系，如何构建与中国特色农村经济要素流动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11]
二、金融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
在金融发展研究方面，学术界仍然沿袭前人的研究思路，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地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讨论金融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的关系。
在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2013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在研究方法与基本结论上，并没有突破已有研究成果。如，赵小克、李惠蓉将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贡献率和金融发展效率作为解释变量， 运用1978～2011年的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再检验。 结论是：(1)金融贡献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金融规模的扩大会加速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发展属于“供给导向”模式。(2)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受阻。(3)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12] 此类文章还有许多。
另外，一些学者借鉴学界的成果，从区域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赖娟运用1952～2011年的年度数据，分析江西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三点结论：(1)影响江西经济增长的不仅仅是金融发展规模， 还有金融发展效率;(2) 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江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3)江西金融发展效率的低下，抑制了江西经济的发展。 [13] 晋阳秋、 郭春霞、 黄甜甜以四川为例， 以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 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认为，四川省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相关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但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不为因果关系。 [14] 张丽娜等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实际情况， 使用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的引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 [15]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王颖华、王静实证研究中国29个省区1995～2010年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金融效率的提高都能缩小收入差距， 但金融规模的扩张会扩大收入差距， 且金融规模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金融效率对其的影响程度。[16] 吴锦运用1990～2010年31个省(区、市)的分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结论是：从全国的总体来看，1990～2010年金融规模拉大了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所不同。[17] 徐汝峰利用1978～2009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 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衡量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18] 蒲茜、余敬文利用1978～2008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 指出农村金融发展有助于减少农村贫困，农业贷款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就会下降0.39个百分点。 [19] 张全红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1978～2011年广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 发现广东省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 广东省金融发展规模显著地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以存贷比衡量的广东省金融效率的提高却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严重抑制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0]
农村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又是重点研究问题。
胡振华、陈恒智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农村金融规模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则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1] 胡帮勇、郎永建认为，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各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结构、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减弱。 [22] 张丽娜、王静检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23]
一些学者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华志远指出，山东省农业贷款的增加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而农村居
--------- 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则对农民增收起到抑制作用。但却无法得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影响方向，也就是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尚需进一步分析。 [24] 崔晓东认为，江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江苏农村金融相关率每增加1%，江苏农民的收入将会增长近35%。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虽然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25] 金晓燕、徐立平得出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与农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民收入的提高会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结构和效率。 [26] 高新、车明诚指出哈尔滨市农村金融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投资效率提高未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27] 司燕翔、王媛等人指出，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与农民纯收入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8] 潘海英、宋焕认为，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带来的是负效应;短期内，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变化能有效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但具有滞后性。 [29]
王定祥、吴代红等基于金融资本视角，讨论了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 认为，1952～2010年，金融结构与效率的变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但金融规模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并且中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和时滞性。1978～2010年， 金融规模扩大、结构改善和效率变化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无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生互动发展机制尚未形成。 [30]
此外，李青原、李江冰、江春等人从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层面，探讨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以及政府干预可能产生的影响。 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改善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信贷干预会显著地导致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 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31]
三、货币政策的研究
对于货币政策的研究，集中于研究近10年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影响因素、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方面。
周小川总结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特点。认为，在过去十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表现出了走热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对称特征，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 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多重目标：一是维护低通胀;二是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三是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维持相对低的失业率;四是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其中，防通胀在货币政策中分量最大。 传统上以CPI稳定为单一目标的主流货币政策框架面临巨大挑战，在应对挑战过程中，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兼顾改革和转型需要，保持了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从过去十多年的经验看，由于对行政手段比较熟悉，有时仍会出现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与一些行政手段并用的情况。经济与行政手段并用可以产生政策合力， 有时它是一种优势，但也会产生政策效果不易把握、政策力度波动过大和制度安排不稳定等问题。 [32]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1
粮食是关乎国家民生的一种战略物资，如果粮食产量没有提高，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不能得到持续发展。近几年来，国家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粮食的相关政策措施，其中有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等来提高我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的收入。虽然粮食补贴政策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却不十分显著，尤其是关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影响的研究观点一直存在分歧。
2.国内研究动态
目前在研究国内对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种粮积极性两方面的内容很多，其中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关于粮食补贴政策理论的国内研究
根据我国的政策实施状况来分，我们将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统购统销的阶段；二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三是粮食的商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已经“异化”。（杨有孝2006）第二阶段是粮食订购价、保护价和自然形成的市场价并存阶段。第三阶段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鲁礼新2007）。对不同阶段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保护价收购，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最低限价收购粮食。虽然这项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是它的消极作用却比较明显，比如它会使社会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失（杨有孝，罗安军，2007）。
（2） 认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影响不大的国内研究
就粮食补贴政策影响效率看，当前主流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观点认为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 另一类观点认为粮食补贴政策效果并不十分显著。马彦丽、刘小春、翁贞林等（2008）对江西省的农户进行了一项调查，并且调查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基本不会影响农户种粮的种植面积，粮食价格上涨才是多数农户选择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主要原因。周清明（2009）的一份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在对农民的收入提高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补贴政策的增加带给农民的受益也不足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张建杰、乔旭华（2008）做的一份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现行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激励效应是有限的。蒋和平、吴桢培（2009）对我省汨罗市的农户进行了调查，基于这份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现行的粮食补贴模式对农户的激励作用不大，也不能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刘俊杰（2008）通过建立函数模型，得出粮食直接直接补贴对农民收入有正的影响，但增加幅度不是很大。杨晓静等（20lO）运用logit模型，基于河北省37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农户所处地理位置、农户收入水平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会影响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3）认为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行为有影响的国内研究
张冬平、赵翠萍（2005）研究认为，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会受粮食补贴政策的相应影响，而对于粮食种植面积也会在往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陈薇（2006）基于河北省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农户都会预想政府会倾向于支持未来粮食生产的发展，所以他们还是会选择扩大种粮面积。张红玉、赵俊兰（2008）基于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粮食非主产区，直接补贴政策无疑会影响农户的种粮行为，而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主产区，同时也存在于非主产区，粮食补贴政策也会对土地资源的投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说明补贴政策会激励农户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黄季煜等（2011）基于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6个省份的1000多户农户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补贴既不会影响市场，也不会影响农资的投入和粮食的生产效率。
3.国外研究现状
农业补贴作为农业保护主义的有力手段，在这方面国外学者在理论的研究方面亦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取消农业补贴等相关保护措施，从而实现农产品的自由化贸易，而我们所实施的农业保护政策会对整个农业的贸易造成市场扭曲。代表人物是Ian M.Sheldon，Daniel H.PickSteVe，Mc.Corriston，C1aireGodev。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它会保障粮食的安全、保护生态自然环境等。
Kathryn B. Bicknell（1999）认为，一些直接支付措施，比如农业直接收入补贴措施。它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保证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而Pablo C.Benitezetal.在2006年通过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生产者的风险偏好和土地分配都会影响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会使政策目标得到较好的实现。Fraser（1991）在农业生产者和价格支持政策方面对粮食生产决策的影响做了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农业生产者越害怕风险，价格支持政策对他们产生福利的作用就会越大，而农业生产者就越愿意支持保护价政策的实施。
国外研究表明，国外学者对农业补贴的研究内容的基本脉络为：由农业补贴对国际农业贸易的影响转变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效果和执行机制。农业补贴政策所引起的农业结构生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等效果并不显著。目前为止，学者更多的关注点则是农业直补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业生产和贸易的扭曲。（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肖国安.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3）
[2]肖海峰，李瑞峰，王姣.农民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与期望[J].中国农村经济，2005，（3）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2
早在19世纪，意大利财政学派就已开始公共品的研究。林达尔（Lindahl，1919）提出“林达尔均衡”的概念，并首先用局部均衡方法求解公共收入最优水平。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最早用分析的方法定义公共品，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推导出公共品的最优配置条件。之后，许多研究都沿着萨缪尔森把公共品纳入由价格和产出水平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进行的。马斯格雷夫（Mursgrave，1959）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进消费者偏好重新构造“林达尔均衡”；弗利（Foley，1967）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提出“林达尔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公共品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模型化，使之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关于公共品分层供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地方公共品理论。蒂布特（Tiebout，1956）贡献了经典的理论模型，通过“以脚投票”机制解决公共品偏好显示和供给问题；1965年，布坎南（Buchanan）正式提出了俱乐部理论，指出在自愿提供公共品的前提下，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是拥挤成本与新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围绕着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品在地方政府层次的最优供给问题，麦奎尔（Mcquire，1969）贡献了类聚分隔和最优辖区规模模型；奥兹（Oates，1972）就政府层级与公共品供给分工，提出了着名的“分散化定理”。关于公共品供给主体的研究，发展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Olson（1965），Schmitz（1978），Becker（1981），Laffont（1982），Roberts（1984）等。公共品的实证研究是多方面的，如Barro等人（1995）研究了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andler等人（1999）研究了公共品对地区发展的影响；Durlauf（1996），Nechyba（2000）研究了公共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而近期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为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方法与途径。公共品的实验研究主要是研究“搭便车”行为，但由于人的特性，研究结果不稳定。1981年Marwell和Ames的公共品实验研究与1984年Allman所做的实验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后所进行的大量相关实验研究也并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Stevens，1993）。
据前可知，国外学者对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国外学者有关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目前尚不多，目前能检索到的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 1 PerPinstrup-Andersenr的研究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PerPinstrup-Andersenr（2002）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食物政策问题，他在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贫困问题后指出，过去政府对灌溉的投资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现在这一作用却不显着。所以，政府要首先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来提高灌溉的投资回报率。
1 .2 LiLyLeeTsai的研究
LiLyLeeTsai是位美籍华人，她长期关注我国的农村宗族及农村治理结构问题，为此于1999年至2001年，前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陕西、河北、福建、江西、湖南和浙江等省分别对316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在其发表在澳大利亚TheChinaJournal（No 48，July2002）的调查报告中专门分析了农村公共品问题，指出，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村干部是依靠社区习俗来筹集和管理公共事务。此外，当乡镇和县政府为发展项目征税时，所征之税只用于乡镇及县里的项目，如修路、建电厂等，公共基金难得流向农村。村委会负责村里的道路建设、灌溉工程、垃圾处理等。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主要依靠农民“自给自足”这么一个现实。
3 FanShenggen的研究
FanShenggen等人则从乡村民主化角度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社区统治结构的民主化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有关键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在中国乡村数以万计的村庄举行了直选，调查发现，民主化对农村公共事业的供应水平有重要影响，与任命的干部相比，选举的官员倾向于向选民征较少的税费，并且为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事业。
2 国内研究
我国专家、学者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2. 1 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
关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制度经济学显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张军等（1996）比较早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叶兴庆（1997）认为，现行的农村公共品具有制度外供给、自上而下的决策、分摊机制具有累退效应等特点，并认为改革应统筹考虑制度内外的成本分摊，更新农村公共品供求的衔接机制，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农村公共品资源筹集制度。林万龙（2000）通过案例分析证明，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至少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发生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即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出现了民间供给主体，主要由他们承担变迁成本，并享有变迁收益。林万龙（2001）还通过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刘保平等（2003）则指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度的施行并没有给公共品供给提供有效地制度安排。从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运行过程来看，其仍然是公社时期供给体制的延续。徐小青（2002）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制度本身的典型变化是从原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发展到现在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其基本特征是供给主体不再局限于农村基层政府，而呈多元化发展趋势，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叶文辉（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用3章的篇幅分别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乡村社会税收体制变迁、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等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和改革问题。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责任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另外，卢鸿鹏（2003）从交易成本方面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予以了说明。
2 .2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与问题
在说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问题时，由于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或概括，尽管说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吴士健等（2002）、熊巍（2002）、刘保平等（2003）均认为，现行体制包括以下两种机制：第一，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筹资机制；第二，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是我国农村公共供给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包括非预算融资、非政府融资。前者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收入等，后者主要指民间捐款、集资、摊派等。可见，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研究课题。许多学者从研究财政制度改革入手系统分析了农村公共品制度供给问题。制度外财政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财政“特色”。不过，最早公开提出“制度外财政”这一概念的是孙潭镇和朱钢（1993）。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乡镇一级的非规范收入问题，对乡镇制度外财政的成因，乡镇制度外财政收入的来源、特点以及乡镇制度外财政支出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制度外财政即指非预算收入。“制度外财政”概念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为研究我国地方财政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切入点。樊纲（1995）也对非规范收入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非规范公共收入是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情况下乡镇政府为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创新，乡镇制度外财政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极为不规范，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之纳入“新的规范”。李彬（2004）专门研究了乡镇公共品制度外供给问题，指出，不管是在公社财政还是在乡镇政府一级财政下，我国的基层政府一直处于公共财政缺位状态之中。在制度内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大多数乡镇政府甚至无力完成一般性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能为社会及时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公共品，从而极大地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大地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乡镇政府不得不寻求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其结果必然导致乡镇政府和社会运行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刘保平等（2003）指出，由于这两种体制，再加上乡镇制度内财政的财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低下和地区间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我国城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各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公共品负担成本的不公平性（熊巍，2002）。陈小梅（2004）还指出，农村公共品供给还存在结构失调、资金使用不透明和管理制度不科学问题。
2 .3 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思路及对策
学术理论界公认，相对于农民需求的变化而言，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必须积极进行供给体制的创新。黄志冲（2000）认为，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出现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原因在于供给机制出现了失衡。黎炳盛（2001）认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不可推却的责任。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并非由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还必须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系的新冲突。李文（2002）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相对城市而言严重不足，但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却存在严重的财政困难，其原因即在于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违背了公共品供给的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最优原则。我国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来优化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王国华，李克强（2003）认为，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因此，必须重新构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体制，增加政府投资，激活民间资本供给公共品。雷晓康（2003）认为，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矛盾重重，应多渠道供给公共品，改革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引入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徐增阳、杨翠萍（2004）认为，解决农村公共短缺问题要靠供给制度创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上，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在农村公共品资金筹措上加大上级政府财政转移的力度，同时用市场化手段吸引民间投资，拓宽筹资渠道。杨震林、吴毅（2004）认为，农民应该通过某种组织（协会）来直接参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选择与偏好。
在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好的思路和对策，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格局；二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革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时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三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民主表达机制，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四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职责，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品给予资助，建立并加大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五是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六是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权力****行为。
3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的研究
3 .1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税费改革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品的短缺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亟需探求破解之策。成世荣（2002）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好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因此，要将农村公共品纳入国家制定政策、分配资金的盘子，从国家到地方切块给农村，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公共工程投入向县乡延伸。熊巍（2003）在其题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税费改革》的博士论文中给出了我国农村公共品成本的弥补规则：尽量减少公共品成本的公共收费弥补方式，彻底取消不公平的农业税制，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以促进农业经济并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和债券的筹资作用，补充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不足。此外，他还通过对我国现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实践的总结，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以及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其他税费改革措施。邹江涛（2004）认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对原本已处于贫血状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改变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缺位状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林霞、刘鸿渊（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的分税制框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出现了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无论是现行农业税制还是“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都明显存在着设计欠合理和难操作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杨晓黎（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税费改革给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三是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要继续推进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3. 2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
众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负担之所以过重，增收困难，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不合理。何振一和阎坤（1997）认为“七五”以来，在农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农民负担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为制止这
种不正之风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曾三令五申，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总是抓一阵好一阵，过后又出现反弹。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并不能将其归因于各级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搞一些超越农民负担能力的达标升级活动，和一些单位以权谋私，巧立名目，私征乱摊，用于滥发奖金和挥霍浪费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不顺，乡镇财政制度不健全。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无从规范化，农民负担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切实减轻。雷原（1999）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农民负担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公共品分配问题，而在本质上是公共品的供给体制问题。因此，只有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进行系统的制度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陶勇（2001）认为，要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一是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二是调整财政支农结构，为广大农民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品。赵丙奇（2002）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发的农村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任晓（2002）认为，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的膨胀内生于目前农村公共品稀缺的现实，然而，这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事实上，农民负担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并界定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合法性及与农村公共品的区别，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公正。侯江红（2002）认为，当前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明显提高，但供给则严重短缺，结构失衡，供给责任不清，农民及乡村负担过重。
3.3 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多数工业品都出现了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而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的消费能力太弱，消费能力与公共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林毅夫（1999）认为，政府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公共品如电力、通讯、自来水等的投入，通过发动“新农村运动”，既可以刺激内需，又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姚洋、荣昭等（2000）研究了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结果表明，作为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电器决策有下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供电越稳定，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消费有显着影响。姚洋、荣昭（2001）认为，解决内需方法之一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能持续较长时间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之间趋于平衡。他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9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以及1998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的有关部分。在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后，从专项调查的2万多户的数据中选取了18769户作为最后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利用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廖清成（2004）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充分启动蕴藏巨大消费潜能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启动则有赖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苏晓艳、范兆斌（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随着这种供给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对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加深。葛云伦、王学钊（2005）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农民不再交纳“三提五统”，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共产品短缺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郭锦墉（2004）也认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因其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造成财力不足，决定着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岳军（2004）更进一步认为，公共产品同时是一种中间投入品，或者说是一种生产要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可以减少生产成本的。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其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李燕凌，李立清（2005）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的不同认识，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模型。研究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如：公共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东部地区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影响作用不显着；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事业费财政支出，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都有明显相关性；政府在农村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农民家庭储蓄、农村文化娱乐消费有较强的相关性。
3. 4 农村公共品与农村贫困、地区增长的研究樊胜根、张林秀等（2003）利用分省和分县数据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和程度；利用乡村调查数据，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分析不同的选举结果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投资增长率的差异已成为导致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也是影响农民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秉龙等（2003）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分品种、分地区、分赤字程度，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公共物品中财政赤字风险最大的承担者。彭代彦（2002）的研究表明，乡镇道路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着作用，因此，应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李成贵（2002）从多角度透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详实地论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启动内需的重要性。刘伦武（2002）则认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
把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很多相关文献都有所涉及。如财政制度方面，张军、何寒熙（1996）研究了乡镇财政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地位，朱钢（2000）探讨了乡镇财政在发展农业和农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张军（2002）分析了乡镇财政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刘汉屏（2005）研究了基层财政与农民增收的关联性；户籍制度方面，张启明（1998）研究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张忠潮（1999）分析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王璨等（2002）则探讨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等。另外，章辉美（2005）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社会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社会转移，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夏文超（2003）研究了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姜长云（2003）研究了农村金融制度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不适应性等等。
此外，李秉龙等（2003）、吴朝阳（2004）研究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影响；廖清成（2004）研究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问题；刘汉屏（2004）在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重点研究了我国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李春根（2005）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问题，提出了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渐进式推进的思路。史玲（2005）研究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问题等。
参考文献：
〔1〕刘汉屏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 .
〔2〕方宁 中部地区乡镇财政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3〕曾业松 新农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4〕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Z〕 .
〔5〕贾康，白景明 乡镇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 财税与会计，2002，（5） .
〔7〕谭秋成 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J〕 中国农村观察，2002，（2） .
〔8〕樊纲 论公共支出的新规范———我国乡镇“非规范收入”若干个案的研究与思考〔J〕 经济研究，1995，（6） .
〔9〕温铁军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
〔10〕党国英 以市场化为目标改造农村社会经济制度〔EB/OL〕 中评网，2001 .
〔11〕张军，何寒熙 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J〕 改革后的变迁 改革，1996，（5） .
〔12〕张军 乡镇财政制度缺陷与农民负担〔J〕 中国农村观察，2002，（4）。
〔13〕刘云龙 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
〔14〕王绍光 分权的底限〔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 .
〔15〕李剑阁，韩俊 解决我国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J〕 改革，2004，（2） .
〔16〕陈锡文 农民致富的脚步为何越走越慢〔J〕 人大复印资料，2002 12 .
〔17〕邓大才 论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特征和求解路径〔J〕 社会科学前沿，2003，（2）。
〔18〕马晓河 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措施〔J〕农业经济问题，2003，（2） .
〔19〕赵树凯 农村基层组织 运行机制与内部冲突〔J〕 经济要参，2001，（32） .
〔20〕刘斌等 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4） .
〔21〕顾益康，邵峰 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M〕 中国农村经济，2003，（1） .
〔22〕陆学艺 三农论〔M〕 北京：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
〔23〕朱钢，张元红，张军等 聚集中国农村财政———格局机理与政策选择〔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
〔24〕当前农业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与对策〔J〕 管理世界，1999，（4） .
〔25〕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01，（24） .
〔26〕国家税务总局课题组 农民负担与农业税制改革问题〔J〕 税务研究，2000，（4） .
〔27〕朱钢 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缺口〔J〕 中国农村观察，2002，（2） .
〔28〕樊胜根，张林秀 WTO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9〕胡拓坪 乡镇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探析〔J〕 财政研究，2001，（7） .
〔30〕叶兴庆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J〕 经济研究，1997，（6） .
〔31〕黄志冲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2000，（10） .
〔32〕魏建 “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与农民负担的谈判制度〔J〕 南开经济研究，1998，（1） .
〔33〕熊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7） .
〔34〕陶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J〕 财贸经济，2001，（10） .
〔35〕林万龙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1，（4） .
〔36〕林万龙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7） .
〔37〕李秉龙等 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
〔38〕张军，蒋琳琦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理论视角〔J〕 世界经济文汇，1997，（5） .
〔39〕张军，蒋维 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1998，（1） .
〔40〕刘书明 统一城乡税制与调整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新论〔J〕 经济研究，2001，（6） .
〔41〕雷原 农民负担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J〕 财经问题研究，1999，（6） .
〔42〕赵丙奇 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 经济问题探索，2002，（11） .
〔43〕苏晓艳，范兆斌 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J〕 管理现代化，2004，（4） .
〔44〕李燕凌，李立清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
〔45〕葛云伦，王学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增加农民收入〔J〕，天府新论，2005，（2） .
〔46〕张启明 论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J〕 财贸研究，1998，（2）。
〔47〕张忠潮，刘德敏 论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J〕 经济体制改革，1999，（1） .
〔48〕彭代彦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J〕 经济学家，2002，（5）
〔49〕吴朝阳，万方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5） .
〔50〕徐秋慧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J〕 经济与管理，2004，（2） .
〔51〕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
〔52〕刘汉屏 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研究〔Z〕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报告，2004 .
〔53〕Samuelson，PA “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 tur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4，（36） .
〔54〕Mursgrave，RAandMursgrave，PB “Publicfinanceintheory and practice”，McGraw-HillBookCompany，（1984，FourthEdition），1959 .
〔55〕Tiebout，C M “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5） .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3
1退耕还林理论国内相关研究及评述
综观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内方面，随着1999年秋退耕还林的政策措施的提出，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开展，极大地带动了我国林业经济界对退耕还林还草的研究，产生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国家有关部门也先后组织了对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武素功等研究了我国退耕还林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武素功，2003）；国家林业局造林经营司李怒云在阐明退耕还林经济补偿的理论基础上，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部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李怒云，2004）；“退耕还林问题”课题组2005年通过对陕西、黑龙江省退耕还林问题调查，对退耕还林绩效进行了评价；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和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退耕还林过程中陕北粮食问题初探（国家重点实验室，2005）；国家统计局课题调研组2004年退耕在对还林工程的基本情况掌握的基础上，研究了退耕还林对西部地区粮食生产及供求的影响。北京林业大学刘丽萍,高岚教授在对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民收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退耕还林中农民收入分类研究。近年对我国生态林业特别是退耕还林的分析研究更是成为研究的热点。
通过这些富有成效的研究，已基本探明了我国退耕还林工程运行的现状等，对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是在这些研究中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中国退耕还林工程的角度来探讨其本身运行的问题，而鲜见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后续产业发展、后续政策的研究。另外，对中国退耕还林工程的研究中，有关农民增收、退耕还林成果方面的研究甚少，这更需要我们细致剖析研究。加之对退耕还林后失地农民的就业上缺乏更深的把握，往往只停留在对退耕还林过程中粮食问题研究的层面上，难于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2退耕还林理论国内相关研究及评述
在国际研究方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进行退耕还林的国家主要有中国和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时间较中国早许多,亦因此环境问题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较中国早许多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和相关研究也比较早。美国从2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执行退耕还林政策,至今已经有几个轮回,相应的也对其退耕还林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30年代实施的5休依特法案6,50~60年代自愿退耕计划(1956年土壤银行计划,1961年紧急饲料谷物计划,1965年有偿转耕计划),1985年保护计划,逐步实现了其政策的持续性。而欧洲相对人口少,农产品过剩,收益低而弃耕,退耕以无计划的自发方式出现,政府乘机还林,比如英国政府连续给予农民30年补偿金,相对来说退耕还林政策推行和实现持续性相对容易。同时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水平高,收入和生活水平高,对环境质量要求也较高,退耕还林、提高环境质量的社会呼声高,内在动力大以及国家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进行退耕还林,这也是其退耕还林得以持续的原因之一。不管如何,他们适时通过适当的政策或政策转换,保持了退耕还林的持续性,实现了政策的最初目标。
